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并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为开启一个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树立了风向标。
由于特殊的国情，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全能型国家管理”和“总体性社会治理”的重叠并行，致使社会严重依附于国家，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高度一体化和政治化。基于此而建构的“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单线条的社会治理格局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维控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势，但也同时窒息了应有的社会活力。改革开放后30多年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群体的深度分化，我国社会结构已由“总体性社会”演变成了“多元化社会”，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再次构建起较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更新管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拓宽公共服务领域，对我国当前及未来的社会建设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管理实践向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既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积累，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阶段性与能动性。通过回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制社会时期，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管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而做出重大的管理布局，最终导致一直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来处理社会领域的新问题成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惯习”。而即使是在利益分化的单位制社会解体时期，由于诸种因素的羁绊，国家也未能建构起较为系统而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治理实际上被长期淹没在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治理从“总体-支配型”的管制模式向“技术-治理型”共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的显著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往突出强调的“社会管理”改为了“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了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变化。“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1）从主体构成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家，一般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2）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一般都以带有行政性的管制方式为主，而“社会治理”的方式除了行政方式以外还强调法律、市场、社会自助互助、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倡导公开、透明、法治化的管理活动；（3）从方向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是单向式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比较多，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4）从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多以行政管控的内容为主，而“社会治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5）从目的来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维稳”几乎成了其最终归宿和最高要求，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培育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和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6）从权利配置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多是以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为主，以单纯的强制性秩序维持为核心目标，而“社会治理”则强调政府管理要多给社会放权，并为公民的增权提供机会和便利。针对社会治理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关的策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实现“为民服务”思维向“与民服务”理念的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自身的优势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以基层社区为例，可尝试改变以往的“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需求模式”，而替代以社区优势或社区强项为取向的“优势模式”，强调应该用一种“优势视角”或“能力镜片”去了解基层居民的实际需求。
二是寻求社会治理方式的柔性化转变。社会稳定的“刚性”思维必定会导致“刚性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缺陷在于无法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而柔性社会治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客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其主题是“规律、非强制、潜在以及自觉”，即治理依据是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方式方法是非强制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以及最终目标是让民众自觉行动。
三是以“协同政府论”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化。基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运用“协同政府论”，至少可以达成四种目标：一是综合考虑消除治理体制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提升治理系统的整体效能；二是通过消除不同治理项目方案的重复与冲突来更科学地使用各种资源；三是在相关治理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传递优秀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协同性”或更加明智的治理方式；四是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更为完整或“无缝隙”的服务方式。
四是努力提高广大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投入度。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参与相关决策过程能够赋予参与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向和周围环境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助于参与者成为负责任的行动者，并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就当前我国社会建设而言，社会治理多依靠政府的宣传与推动，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的参与，社会参与始终处于浅层化的初级阶段。对此，必须予以改变。
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2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简政放权；政府效能；市场活力；社会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04-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1]简政放权可以说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此前几轮简政放权不断暴露出动力不足的弊端呢？相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长期所依赖的“一元管理结构”与传统管理方式具有制度锁定性和惯性作用，这导致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很难收到真正成效。党的十以来，在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也随之相应发生现代转型，这个转型过程便是简政放权持续推进的切入点。
一、简政放权的主要目标：政府效能、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不断提升
从治理主体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经历了自治――官治――共治三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领域形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政治系统（政党与政府）、市场系统（包括国企）和社会系统（社会组织与公民），这三个子系统的协同共治是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随着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不断成长，还“利、效、权”于市场与社会，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简政放权的直接目的便是通过对政治系统所占的权力做“减法”，对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所获的权力做“乘法”，以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进而提升政府、市场和社会等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从根本上推进治理现代化。
（一）简政放权是提高政府效能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朝着良性方向协调互动。但从总体上看，在监管市场和管理社会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继续将简政放权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着力点。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主要载体，只有通过简政放权，对政府“做减法”，不断削权，才能使其卸下多余包袱，真正提高政府效能。一方面，精简机构和工作人员；另一方面，还权于市场和社会。“简政”为外在表现，“放权”是实质。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只有通过取消和下放权力，政府才能谋全局、抓长远，有效提升自身治理能力，促进全面正确履职，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的迫切需要
经济运作方式至少需要三个要素，即市场平台、市场角色以及交易规则。由此，经济要得到充分发展，合理搭建市场平台是关键，明确而独立的所有权是市场平台最基本的构造。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使政府更好发挥效能呢？从根本上讲，这便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出发点便是解决政府所承担的组织和信息成本过高、公务员积极性过低等问题。如果交易费用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2]24这恰恰是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逻辑结果。由于当前我国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范围仍没有缩小，这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活动空间，抑制了市场主体内在活力的有效发挥。有效市场竞争的形成需要市场自身运作执行规则机制，从而回归市场经济本质。由此，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政府权力减法换取市场活力“乘法”，一方面可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激活市场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可以优化配置市场资源，促进技术创新进步和人力资本累积，从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三）简政放权是提升社会创造力的必然选择
从政治角度看，简政放权涉及向社会系统放权，这可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度，提升保护个人权利。从经济角度看，政府向社会让权意味着推动政府控制的企业民营化，从而保护私人产权。由于过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范围有限，并缺乏对政府的问责手段；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又缺乏规范管理，这导致很多问题需要依靠政府解决，政府疲于奔命，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却不高。从整体上看，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大包大揽限制了社会组织发育空间和公民参与政治渠道的扩宽；另一方面，规范管理方面配套措施仍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社会创造力发挥。由此，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对政府权力“做减法”、责任“做加法”，明晰“模糊的权力”，明确“模糊的边界”，交出可以由社会系统自身处理的事务，减轻政府负担，从而为社会系统提供不断发育的土壤。
二、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政治系统在向社会和市场放权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在向市场放权过程中，由于采取下放国企控制权，地方政府成为国企的产权所有人，各地官员展开GDp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化进程，但同时也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各种类型的寻租行为。在向社会放权过程中，相关改革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既定效果，社会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不高。总体来看，简政放权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管理思维和利益固化等因素影响，依然存在政府职能定位与权力边界划分不清等难题。如何解决简政放权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这便需要准确把握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以此保证简政放权路径选择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一）简政放权与治理结构现代化
建国初期，计划体制和“职能同构”条件下，我国治理结构呈现行政发包模式。作为单一制国家，维持着政治上的集权结构，也可以称其为全能主义治理结构，这种结构治理主体单一化，即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这个唯一的权力机构是各级党委或党支部，管理国家各领域事务。可以说，它是适应客观时空条件下，动员并集中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选择，这种“行政主导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组织部分”。[3]167然而，任何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绩效上，何况这种带有强势主导特征的治理结构，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专权和管理上的低效，治理主体的部分创造性和自主性被抑制，从而未来某个时期将会呈现经济效用递减趋势。可以说，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渐累积了奇高无比的运行成本，[3]179导致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凭借权力的强制性，政府短期可能取得成效，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来临，社会智力含量增加，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等因素不断呈现，各领域呈现出一系列悖论性现象，不妨称之为“转型悖论”。在此背景下，当改革一旦触及到权力，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方面所呈现的种种弊端就会充分暴露。
改革开放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全能主义治理结构发生转型，这个转型过程始于党政分开。随着党政适度分离，执政党作为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主要承担政治领导责任，政府官员作为“这条政治列车的驾驶员”，则承担着相应的行政事务责任。与此同时，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继启动，改革主要围绕政府职能转变，以放松对市场和社会干预为主要内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体制改革开始施行，党和政府更少直接管理城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事务。
纵观向市场系统放权过程，1984年12月，国营企业厂长（经理）开始实行新的任期制度。从1985年开始，连续几次的价格改革意味着物价放开由市场决定。1993年11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契机，政府不再是企业的治理主体，企业成为自主管理的法人治理结构。[4]在整个放权过程中，我国产权制度也呈现出一个不断展开过程，即通过承包划出私有使用权，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
纵观向社会系统放权过程，80年代末，先后推行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从而迈出社会分权的重要一步。90年代开始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以一些政府机构被改造为行业协会为契机，政府管理职能开始移交给行业管理组织，如轻工业部变为轻工总会、纺织工业部变为纺织总会，这是职业自治的重要步骤。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除原有的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外，各种民间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并获得政府认可。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职能，并且开始让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从而将部分权力下放给特定的社会组织。[5]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治理变革轨迹，可以清晰看出，通过不断向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放权，其呈现由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由集权转向分权的趋势。然而，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动力不足，每当某些矛盾面临激化时，往往通过收权和再次强化管制方式来应付困局，这便导致政府职能再次扩大。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推行的五次行政审批改革使简政放权处于“放与收”的循环怪圈中。由于转型过程呈现这种疲软趋势，加之改革形式化、缺位化和非规范化带来改革成果碎片化，这便导致市场和社会活力难以真正释放。可见，过去的政府治理结构转型部分失灵使经济遭遇下行压力，社会创造力也未能得到有效提升。党的十以来所推进的治理现代化为简政放权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即通过真正实现治理结构转型，充分释放治理现代化的巨大潜能，使权力真正下放到位。
（二）简政放权与治理方式现代化
新一轮的简政放权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治理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理应以治理方式现代化为逻辑基础，变革过去一切不相适应的思想方式、管理方式和活动方式等。
1.从管制方式转向服务方式。根据福山的政治发展三大组件，即“现代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责任制”，追溯我国历史，现代国家建构排在我国政治发展优先序列。建国之初，王权统治方式被彻底根除，管制方式取而代之，通过更多关注规范社会生活，构成一种对公民政治行为的约束，以及对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管制。改革开放以来，管制成分日益减少，服务理念被提出。1998年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首次将“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服务公民、市场和社会的基本职能。[6]2004年，“建立服务型政府”目标被确立，政府权力下放成为管制方式向服务方式转型的必然趋势。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开始，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容和配套制度体系被进一步明确。党的十以来，治理方式真正实现从管制转向服务，这也是简政放权所应遵循的治理方式现代化逻辑基础。市场和社会各自坚守所发挥作用的合法权力边界，政府更大程度上努力扮演好参与治理主体和“元治理”角色，不再施行垄断或强制性管制方式。可以说，管制方式的权威来源是法规命令，服务方式则以一种认同和共识的合作网络式权威为基础。前者主张强制，后者以自愿为主。二者权力运行的向度也不同，管制方式主要通过制定政策或发号施令等来完成单一向度管理目标，权力运行方向则主要是自上而下。与此不同，服务方式更多的是通过伙伴、协商、合作的关系来确立认同目标，由此，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呈现一个上下互动合作过程，即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这便契合简政放权的实质。
2.从“礼治”转向“法治”。在中国这个拥有几千年礼治传统的带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乡土社会中，社会范围是一个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7]38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7]79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建国初期，在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展开过程中，礼治这种传统仍占据一席之地。改革开放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被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被正式提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法制”，即严格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党的领导人也不能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8]90年代后，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后法律作为最高统治权威被不断强调。党的十六大以后，“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被提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诉求，法治成为善治的最高准则。在只有“礼治”而较少法治传统的情况下，法治的确立也要更多靠自上而下的权力推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许多规律中天然带有悖论。依靠政治制度去建立法治，是一个历史存在，也是一种现实逻辑。[9]
与未来简政放权改革联系紧密的关键词便是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在定义上就是说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断事件未来发生的概率。[2]277例如，高度竞争性的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便要求比赛规则高度的确定性与明确性。同理，简政放权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便需要简政放权改革过程的确定性，那么，如何保障简政放权过程所遵循规则的确定性呢？法治方式作为一种稳定性和规则性的治理方式，便具有很高的确定性。根据上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方式变迁分析，可以发现，治理方式经历了“礼治――法制――法治”的演变过程。法治作为可以保证确定性方式获得普遍需求。这种对法治的需求不是来自传统的立法政治，或阶级和利益集团政治，而“主要来自对现代城市深化秩序的认同，属于第三产业时代的‘认同政治’”。[10]它可以改变过去官僚体系的审批管理方式的弊端，通过法治方式厘清各部门权力、破解政策性路径依赖惯性和封闭化推进的传统模式局限，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把简政放权改革推向深入，有效破除简政放权中的随意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
3.民主治理方式转型。治理包含多元主体参与含义，例如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公民主体等。实现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治理，必然需要以赋予其一定权力或权利为依托。简政放权过程涉及将权力下放到社会系统，这必然与一个国家的民主治理进程息息相关。可以说，作为一种现代治理方式，民主是推进简政放权的应有之义。纵观我国民主实践演进过程，近代有过三次短暂的民主思潮，即发生在前后、辛亥革命前后和新文化运动。三次民主浪潮大体都是由知识分子通过自上而下方式推动。在半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经历短期民主浪潮后必然又回到统治模式。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即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框架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逐渐解体，村委会这一村民自治组织形成，被称为“草根民主”。村级民主逐渐向乡镇传播，逐步形成乡镇党委的直选试点，社会内生的民主需求又逐步扩展到城市社区。随着社会自治推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开始发生转变，主要表现为地方自治、社区自治、社会组织自治、城乡居民自治、行业或职业自治，以上这些构成了还权于社会系统的基本形式。
我国基层民主呈现由下至上推进趋势，与此协同推进的党内民主则呈现由核心向推进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所取得的进程如下：20世纪70年代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80年代，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开始由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党代会常任制和干部任期制开始试行；90年代，党员权利保障得到重视，乡镇党政领导开始通过公推公选方式产生，保护人权的条款进入宪法；[11]21世纪以后，重大事务的党委票决制被普遍推行，党内监督开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得到大范围推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权力以法律的形式被确立，[12]重大立法和政策的听证普遍得到推广，政府信息开始逐渐公开。党的十六大确立发展党内民主，并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可以说，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符合中国政治发展实践逻辑。由于过去“党国同构”体制影响，作为聚集大量社会精英并掌握政治权力的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由此，党内民主意味着核心权力层的民主，党内民主进程直接决定国家民主治理进程，从而影响简政放权推进过程。可以说，治理现代化为进一步推进民主开拓更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应义无反顾推进民主治理方式转型，以此作为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
三、简政放权的路径选择：治理新思维、保障机制与制度体系
权力范围大小与治理能力高低并不呈正相关关系。治理能力提升依赖于权力的有效运行，即在权力边界受限前提下仍发挥最大有效性。在治理现代化框架内，如何真正实现简政放权呢？以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现代化为逻辑基础，实现简政放权的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和有序落实，迫切需要树立治理新思维，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保障机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体系。
（一）树立治理新思维，统筹规划简政放权战略部署
“善政必简”，突破传统思维障碍，树立治理新思维，即系统思维、整体思维、法治思维与参与思维，通过协调有序落实简政放权相关各项举措，方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向市场与社会释放空间与能量。
简政放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其推进过程中应树立系统性思维。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不可以沿用经济体制改革所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惯性，而是应该既“改”，也要“革”，革除过去基于政府治理能力水平不高而存在的认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等一系列错误思维。发挥顶层设计作用，明确改革的方向及程序，统筹协调并监督落实。增强简政放权全过程的组合性、结构性和整体性，明确权力“下放”的时间节点，保证各项权力按计划有序下放，通过循序渐进地“放权”与“还权”，使市场有更大的缓冲力来承载“下放”的权力的空间。
树立整体性思维，避免过去所出现的各领域改革不平衡弊病。保证各部门或各领域协同推进，例如，税收政策应与司法部门或外资准入等领域改革协调推进，避免产生短板。各层级间的权力下放过程也要配套协调，如审批权与监管权的配套。总之，突破传统改革惯性思维，树立全局观，方案设计要提突破各部门利益阻碍，关键要做到分权、分责、分利一体化，有效处理“发散的信息流”，利用科学的学习机制及时纠错，确保各项改革真正到位并见效。
树立依法“确权”思维，使权力下放过程有法可依，规范政府行为。同时，下放的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约束。政府放权给市场，并不意味着市场主体不受限制，市场活动还应受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的约束。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也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作为，政府还需要有效激发社会活力，维持社会秩序，创造社会福利，保障公民权利。放权以后，产权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约束，但放出来的行政权力要靠法治才可以有效约束。[2]69由此，应有效运用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政府在法律的框架内因地因时制宜，从而形成“人民授权――权力运行――服务权利――权利惠民――公共权利再次让渡为权力”的良性循环。
树立“互联网+群众参与”思维，转变过去政府主导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来提升群众参与性。由于处于社会与市场领域中的行政相对人对取消或下放的事项更具有发言权，可以通过扩大宣传和公开信息等方式主动及时回应企业和百姓，引导其积极参与，发挥社会与市场两个主体作用。畅通信息获取渠道，保证市场主体真正可以了解并清楚相关政策以及自己所承接的各项权力；通过互联网使信息对称，保证相关信息多层次和多维度地呈现给大众；借助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平台公开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避免“放虚不放实”，使简政放权真正“落地”。
（二）构建治理保障机制，协调推进简政放权系统工程
以治理结构转型为契机，真正推进简政放权，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协调治理机制。其一，构建党政协同治理机制。由于执政党在治理结构中处于总揽全局地位，并拥有整合资源的强大优势，一直以来，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面临困境时，便经常凭借党的领导体制的这种优势，重新干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是简政放权的当务之急，即实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相统一。关键是通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等确立党与政府的权力边界。其二，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协调治理机制。一方面，由于顶层设计的缺陷，导致各个地方政府简政放权举措参差不齐，呈现不均衡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简政放权涉及地方政府切身利益，很容易出现简政放权的隐性化现象，即存在“权力截留”或“改头换面”。例如，非行政许可审批或第三方“中介服务”等。因此，需要探索政府间新型合作模式，科学配置公共资源，合理各地方政府权力与职责分工，增强推动简政放权的积极性。其三，构建部门间的协调治理机制。政府治理结构依赖于政府职能定位，并体现在政府机构框架的设计之中。由于政府机构设置具有“机构锁定”惯性，政府部门往往会患“帕金森症”，也就是，只要政府机构存在便必然为自身寻求职能，从而出现简政放权的形式化或隐性化倾向，即“放虚不放实”或者“放责不放权”。因此，简政放权的关键是加强大部门体制改革，整合机构职责，增强简政放权过程的匹配效应。
在推进简政放权过程中，还要合理构建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相关机制，统筹配套改革，消除“中梗阻”，避免截留改革红利。其一，完善简政放权长效运行机制。通过延伸改革配套措施，放管结合，完善改革相关举措的落实程序，严格落实相关部门各项任务。其二，建立治理主体参与机制。将利益相关方引入简政放权全过程，充分调动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简政放权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参与度；将推进改革的依据、过程、结果公开，保证企业或市场“听得懂”“信得过”，使改革过程公开透明。其三，完善考评机制。依照工作程序，招标第三方机构，聘请各领域专家，制定各类“简政”事项以及“放权”进程的审核标准和编制标准，并对简政放权改革过程进行科学合理评估。综合第三方评估结果，并参照社会公众参与过程的相关评价，及时解决所存在问题。其四，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在完善权力清单同时，配套责任清单，明确权力主体的职责权限，把其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对落实不力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其五，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加大督查力度，创新督查方式，推进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监管常态化和精细化，努力做到放活与监管同步到位。
（三）完善治理制度体系，有序落实简政放权相关举措
简政放权改革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是关键。通过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过程，即构建改革制度框架、规范改革流程、完善配套制度等一系列相关举措，使简政放权走出“人治魔咒”，避免经历以往的“放――乱――收”周期性重演。
首先，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改革制度框架，以确定性的制度设计应对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在时间上，制定简政放权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将其调整以及推进过程制度化，避免执行过程的随机性。在此过程中，相关保障法律法规起草、修订、审核、清理等工作应具备及时性，保证法律法规的修订与简政放权改革同步进行。具体来说，全面清理失效或不适宜新时期客观条件的相关文件；按照改革推进时间节点，及时将保留或者下放的权力关进密闭的制度之笼中。在空间上，构建各领域间、部门间或层级间的协作制度框架，保证各改革部门之间及时共享相关信息。对简政放权过程中所应起草或者修订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要严格把关，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发现问题及时抄告或移送相关部门或领导，并对接下来的情况进行跟踪。
其次，实现简政放权实施流程以及运行程序法治化，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条件。一是简政放权的实施流程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在职权范围内具体实施，严禁法律范围之外的扩权设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放权，并通过及时调整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各项相关改革措施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具有指引性和可操作性，以此保证地方政府有规可循。二是以法律授权为依据，完善“三张清单”制度，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使政府各部门明确权力与义务，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做到“清单之外无”，避免出现借“清单”规避应尽义务情形。三是及时将县级“清单”试点所总结出的经验，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低位阶规章成熟后可以上升为法律，避免法律滞后，将维护保障秩序和激发释放活力有机统一起来。
最后，完善各项配套制度，真正系统推进简政放权。简政放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仅着眼于审批的财政支付或者工资福利等方面，则会缺乏长期实效性。例如，相比作为“权力过分集中”派生物的庞大党政系统，行政系统却负担着更多的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运转事务。因此，通过改革人事权，扩充财权、下放事权，使地方政府的人权、财权和事权合理匹配，减少消耗简政放权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不断优化部门编制资源配置。将编制合理配置到重点领域，通过编制的只减不增来形成倒逼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有力地推进简政放权。此外，及时调整和完善其他配套制度，形成互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而不仅仅是零碎的制度要素，使诸多制度配套协调有序施行。例如，建立企业“黑名单”或异常名录等制度，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从而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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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治理；治理成本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12―0024一03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模式，是西方国家在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基本关系明确定位的前提下诞生出来的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支配社会的模式，缓解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来自于国家的顽强阻力；同时，培育了社会的自主性、自治性。社会治理打破了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垄断，使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创新。
一、社会治理理念与中国现实境况的逻辑契合
社会治理作为超越于新公共管理的一种理念，是在各国寻求公共管理新模式的进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构想。社会治理根植于治理理论。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公认的民主政治较为成熟的国家，民主政治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政治背景。民主政治意味着民众与政府之间不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而是委托人与人的关系，即民众是公共权力的主人，民众作为委托人将公共权力托付给政府，使其代行公共管理的职责，政府的权力及其相应职责均来自于民众的这种委托一契约。这一经典的民主理论预设是治理理论得以兴起的基本理论前提。正因为如此，社会治理对于尚未开启民主化进程的国家而言只能是一件后现代的奢侈品。
社会治理体现了一种还权于民的努力方向。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理论也提请人们注意私营和志愿机构之愈来愈多地提供服务以及参与战略性决策这一事实”。政府一词往往指合法垄断社会强制性权力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而治理认为社会的权威应当多元化，强调除了政府以外的其它组织(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是对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置疑。如果说追问统治者占有权力的理由构成了近代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那么治理理论追问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理由则成为民主政治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逻辑起点。如果民众能从政府以外的组织获得公共产品，那么更多的具备自组织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将为民众提供更加广阔而真切的实现自我管理的民主思想的历史舞台。而这其实不过是使公众拥有选择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权利，不过是公众的自的拓展而已。因此，“社会治理蕴涵了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公众参与、民主、社会公正等等理念，以共同治理为本，谋求政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等多种社会管理主体之间沟通与交流，通过共同参与、协同解决、公共责任机制，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社会治理契合了人类实现自我管理的民主理想，它为民主政治的生长与完善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开始转变职能，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努力实现由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变，由宏观经济的“控制者”、“计划者”向“指导者”、“引导者”转变。中国在国家法治化建设中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化进程也有目共睹，社会公正的理念也正在得到张扬。《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也提出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社会”，“要适合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与此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也由过去政府管理更多地突出特殊集团的意志向更多地突出社会公众的意志转变；由突出政府管理活动以政府主体的规则为导向向突出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依归转变；由突出政府管理是直接进行统治的工具性作用向突出政府管理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作用转变；由突出对上级负责向突出对社会公众负责，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制转变。这一切意味着政府职能从重政治统治向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换。因此，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中国依托迅速发展的经济与已有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完全可能形成“后发态势”，在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进入先行探索的行列。所以，逻辑地说，当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治理得到实际运用的条件和空间。
二、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权威结构的变迁，为中国推进社会治理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国具有强政府的传统。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日趋深刻，依法治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公共生活中原有的权威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依托市场而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主个人的大量出现，使政府包揽社会事务处理的积极性和能力都大为减弱，主动转变职能和创新政府履行职能的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自身的要求。
中国自1978年开始了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权力结构的调整，由此为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基础。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经济改革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是以“下放权力”为特征的。如邓小平所说，“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主要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将作为农村公共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经营权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又推动了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合一”的体制向政企分开的体制转变，企业开始成为独立经营的法人团体。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目标是推动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逐步落实人民的民利并以法的方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社会自治组织的出现。如个体私营工商业者协会、商会、消费者协会、各种学会、研究会、基金会、职业协会、兴趣组织等。而且大众传播也开始作为群众喉舌反映民众意见和要求，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参与讨论公共事务。
以上这些变化说明中国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自治性组织相对于国家具有自主性或非官方性特征，但在一定范围行使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公共决策。如消费者协会代表参与政府价格政策的听证会。公共权力的配置开始由政府一极向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分享权力转变，决定公共事务的主体不仅有政府(在中国语境下指广义政府，包括执政党、人大等)，而且有各种国家法定权威认可的自治性组织。公共权力的运作开始由单一的自上而下运用向政府自上而下和公民通过其组织自下而上的双向运用。由此也意味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型。
如果围绕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利益卷入者能够有序而且有效地协商解决社会事务，则将不仅对于公共管理的效果和效率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推动，对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一个促进。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治理不但不构成对政府权威和职能的挑战，而且有利于政府找到新的发挥调控作用的载体和方式。因此，即使在仍然保有强政府色彩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也可能找到现实的空间，获得有效推进。
三、对消解社会问题和降低治理成本而言，社会治理不失是一种较理想的治理模式选择
社会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模式，但不是唯一的模式，更不是一种试图解决所有公共管理问题的模式。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其本身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缝隙”中萌发生成的。社会治理虽然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社会治理有自己的活动领域，也有自己的内在局限：它结合了国家的管理，但不能代替国家依法行使强制力；它利用了市场运作的机制，但也无法代替市场对各类资源自发进行有效的配置。社会治理是以国家和市场为基础的，是作为公共领域的政府、作为私人领域的企业和作为第三领域的社会或社群彼此结合而形成的共同管理，是对单纯国家或市场手段的辅助和补充。就社会资源配置而言，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同样也存在着社会治理的失灵。就其现实生活中适用的范围而言，社会治理的真正空间在于涉及具体群体利益的各类社会问题及其解决。
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由政府包揽社会一切事务显然十分困难，而且治理成本也很大。传统体制之所以需要改革正说明这一政府行为的“失败”。而当政府难以有效及时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时，社会成员自我组织满足自身特定的需要，显然可以弥补政府行为的不足，且所需治理成本也较低。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不可能考虑公共利益，对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也不可能负责。在对弱者的保护，对社会福利的追求方面，市场不仅会“失灵”，而且本身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社会治理坚持利益的多元化，制定社会政策、方针、对策、措施考虑各种不同社会利益需求，并且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取向，尤其注重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和体现。
科学消解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方法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四个多样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在原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他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发生了具体利益的分化，相互之间存在利益的差异、矛盾以至冲突。要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必须采取新的矛盾解决方法，即要使矛盾诸方各得其所，和谐结合，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阶层和群体所拥有的多寡不同、种类不同的社会资源能充分调动起来，相互补充，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
创新和开发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将成为全社会包括政府和卷入矛盾冲突的各方的共同要求。社会治理不但注重问题的解决，而且注重问题解决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得到社会和相关主体的认可。通过引入多方力量特别是主要利益相关方，协商解决问题，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各方解决问题的愿望和积极性，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案可以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可，在解决问题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利益结构可以具有最高的认同度，而不至于随便发生被否定或推倒，这样的结果符合现代公共管理关于“长效”的要求，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避免矛盾的延续和扩大。
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4
关键词：社会治理；制度变迁；新形势；创新途径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67-03
一、社会治理制度化相关概念
（一）社会治理的含义
社会治理在指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政治制度框架下，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和基本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新模式打破了社会公共管理的垄断地位，它强调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方，多元化的提供有利于公共服务多样化，创新化。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政府、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现在的社会事务的合作治理。
（二）制度化的含义
给“制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研究视角不同，制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制度”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那些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这个用法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1]。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制度”的经典含义：“制度指的是社会博弈的规则，简而言之，制度是一部分人为设计、塑造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约束。”[2]制度学派的其他学者也基本上是从这一定义进行延伸的。舒尔茨在他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文章中将制度定义成管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要求[3]。柯武刚、史漫飞进一步指出，“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理解为制度安排[4]。”林毅夫则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要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持续存在的家庭的、企业及企业间交易的、政府的组织方式等，均为“制度”[5]。本文所讨论的社会管理制度，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那些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
二、社会治理制度发展历程
社会治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国社会管理早期服务于经济建设，而改革攻击时期的社会治理则蕴含多元主体协同参加治理的意思。回顾我国改期开放以后社会治理变迁过程，将对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提供一些理论指导[6]。
（一）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管理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在80年代时期没有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论述，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是低水平的探索阶段。这时期的社会管理以政府为主导，更准确的是个人的大部分行为，如衣、食、住、行等方面基本以其所在的工作单位负责，这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有较强的单位属性。
（二）90年代伊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强调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
97年，党的十五提出要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生活等要素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另外，这时的社会管理开始吸收社会力量，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打破了政府管理的垄断地位。
（三）20世纪以来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进入20世纪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成绩令人振奋，但同时东西部，城市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发展不协调现象越来越大。党中央为了解决经济社会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问题，于党的十六三中全会提出将“社会建设和管理”列入现如今社会发展的“五个统筹”之中，这样的举措也是当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十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从这一次次的会议提法中，从格局到体制的变化，体现了我们社会管理体制正在逐步的完善当中。
（四）2013年提倡以社会多元主体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提高社会发展的生命力，要提高现在的社会治理的水平，改进现如今的治理方式，走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的模式。现在所强调的社会治理与以前提出的社会管理有本质的区别，现在的社会治理更加突出了以多元的主体协作治理的意思，这样理念的变化有着其深刻的时代烙印。传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的经济结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让社会矛盾更加的凸显。所以政府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的角色，扩大基层民众、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参与度[7]。
三、新时期多维度制度化社会治理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看，社会管理已由统治走向了治理。但是传统的社会治理已经跟不上全面深化改革下的社会发展。那怎么样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呢？我认为应该从实际社会发出，从以下五个维度制度化来进行社会治理才是符合当下社会治理的实情[8]。
（一）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打破传统社会管理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与民众等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模式。我国政府管理的垄断地位是有其历史原因，在建国后的无序的社会秩序中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力。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当中会优先想到用“公权”解决问题，这样其他的治理机制就会处于劣势当中，没有竞争优势。而现在市场竞争机制正在完善中、公民社会也在发展中，如果还依靠单一政府治理方式，政府将会存在缺位与越位的风险，政府职能转变不适应社会时代的进步，那治理的成效将不会让大部分民众满意。所以政府要创新社会治理的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打破传统政府治理的垄断地位，建立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9]：首先，适度权力下放。这样的瘦身运动不仅是政府改革的长期目标，还应该将简政放机通过法律保护的方式实践下来。再次，培养多元主体协作治理。传统的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存在诸多的问题，社会管理单一、僵硬、缺乏活力，这样的管理与现在公民社会所提倡的公民参与管理国家有一定的矛盾，如果引入多方的治理机制有利于解决现在的治理矛盾，社会也会更加的和谐。最后，引入市场机制。党的十确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其实现在许多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的治理也可以吸收市场机制的合理做法，通过公共服务的创投购买，不仅让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决断，招投标的方式也可以使服务效益的最大化[10]。
（二）社会治理的方式由平面化向网络立体化转变
由社会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彰显了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的创新。现在强调的社会治理是在强调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基础中，提倡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利用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实现治理效益的最优化[11]。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公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路径，通过健全参与机制，形成人人参加社会治理的好局面。而多元中心的治理提供，使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依存，这样我国的社会治理由平面走向立体的网络化模式。D・凯特指出：“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合作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由定义我们可知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网络化合作，虽然行动部门可能不同，但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通过调整相互的目标，共同解决好矛盾冲突，实现利益最大化。如现在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这样工作可以通过从家庭、社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共同协作工作，通过确定各自的角色确定职责形成无缝对接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12]。
（三）社会治理的形式由经验化向法制化转变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达到善治。而好的治理必须有规则，因此善治离不开法律规范。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法治的意识、没有合法的程序，就会没有社会治理的底线，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虽然其社会治理讲究多元、自由，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管理相对宽松。但是，不得不提西方发达国家会集中资源、力量打击与处理违法犯罪，僭越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对于没有违反法律、没有严重触犯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干预[13]。因此，现阶段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的水平，就要解决社会矛盾与现行的法治机制的冲突。以前我国社会治理更多强调人治，现在我认为法治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依靠常态的制度化手段。所以，创新现行的社会治理，就必须依靠法治意识与治理机制来处理社会事务。“我国正进入法制建设的关键时期，各项法律在逐渐完善，以努力实现法制化，实现依法治国。”[14]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一部分的成绩。但是随着现在社会治理工作相连的领域多、工作量大、问题性质复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现在有部分落后的法律不足以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部分社会治理领域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如现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度很高，但在管理社会组织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律，有的社会治理问题虽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但缺乏位阶高法律规范。这一些问题，都需进一步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加强立法工作，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推动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15]。
（四）社会治理的模式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和“社会管理”概念相比，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表明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变化。确实，和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概涵盖的内容更加的丰富，社会治理讲究治理方式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因此要正确明确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要发挥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不仅需要社会本身的成长和成熟外，更要求政府能够践行自己的改革诺言，实现政府自己的的角色与功能转型。可是，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治理制度化道路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理清国家与政府的权力边线、怎么样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可以真正做到让社会问题回到社会自身当中来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通过全面建立有效的权力清单制度，划好政府权力运作的制度框架，确定在社会治理过程当中政府与社会的分工问题。在《决定》中，明确相关的权力清单的制度要求，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依法公开权力运行的流程，通过“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现有的治理活动决策、管理、服务、结果公开”。这样的要求则让政府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提供了可能[16]。
（五）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转变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为效率，更重要的在效率中体现社会公正，以人的全面实现为最终目的。我们知道当前治理的重点是民生问题，关键环节是发展社会事业，做好现有的公共服务。依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努力实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最联系人民群众的根本问题，重点方面是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推进社会的事业改革与创新，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社会治理方面，各级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不仅要GDp的增长，也要确保社会公共服务优质化。
因此，各部门要增进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治理制度体系，克服在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制度上从根源解决政府在现阶段发展社会事业的动力问题与持续力问题[17]。
四、结语
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命题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想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就要形成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少不了理论的支持，但在实践中防止治理的失效，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人手，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在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不断加强源头治理的制度化保障，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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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5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青年
中图分类号：d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22-02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1]诚然，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文化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中国营造了心向改革、开拓创新的思想氛围，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是中国全方位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提供能够合理运行的政治机制和制度保障，为各领域的改革供应了充足的政治能量，创造和优化了畅通的政治环境。所以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然而，一些西方大国的媒体或政客通过各种媒介蓄意丑化、歪曲、污蔑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对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这种别有用心的宣传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特别是我国青年群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型，他们受到的影响更大。政治体制改革属于上层建筑，其改革成果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起到推动其他领域改革的作用的。一般来说，老百姓包括青年人的理论水平不是很高，很难对问题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也很难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因此也很容易忽视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多成果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立刻清晰地感受到、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好处。当今社会的青年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体改方向、方式、道路的决心尤为重要。因此，青年人应用科学的眼光、视角来分析我国政体改渐进式道路的正确性，决不被某些西方大国的宣传所蒙蔽。
一、要善于运用科学理论来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援引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的内容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总是能够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个本质。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必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上层建筑出现剧烈动荡，基于其下的组织结构就像是失去了“领头羊”，自然会迷失方向，继而崩溃瓦解。因此，单兵突进式的政治革命只能是适得其反。
国外某些学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忠告里有这样一句话：可以预期，未来的政治变革仍将以稳健和缓进为特色，积小步为大步。亨廷顿通过多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类型、政治稳定等系数的比较，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循环体系：不断发展的经济使得人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教育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发生嬗变，价值观念的转变能够促使政治制度或者政治体制的革新。然而如果这个循环体系是一个良性、科学的政治生态系统，那它取得的结果过程必须是缓和的、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革新过程，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才是代价最小、效率最高的实现现代化政治的必由之路。
长期致力于政治理论和国家发展研究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在主题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论坛的讲话中提出：“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政治改革的战略选择必须考虑国家治理能力的延续和提升。当遇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危机时，维持治理系统的结构性稳定和体制性变革的平衡是政治转型所付社会成本最低的一种途径。”[3]也就是说，要想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护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利益因素，不能以牺牲国家的稳定大局和百姓的根本利益来换取体现民主平等观念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总之，我们必须以付出最小限度的社会代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要善于从政治发展变革的历史经验中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堕三都之战便是在封建制度时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惨烈教训。时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为了削弱三桓的庞大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同时三桓因家臣势力日益膨胀，遂同意孔子“堕三都”之战，正好借孔子之手铲除后患。其结果却是三桓家臣被肃清，孔子反倒被迫离开鲁国，三桓势力重新得到巩固。“堕三都”之战中的孔子冒着敌国可能进攻鲁国的危险，牺牲国家安全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实质上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清鲁国国情的本质，企图通过一场“堕三都”之战来一次彻底清除地方大夫的势力，建立和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没有认真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急于求成，最终酿成了我国古代史上一场狂飙突进式改革的悲剧。
发生在中国上世纪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这种试图通过一场革命，以激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变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和平时期面临的问题，以期达到某种令人陶醉的美好目标的做法，结果都失败了。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容违背的，美好的愿望终究不能代替客观规律，如果人类的政策、措施和计划脱离了实际，不符合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定性，那它一定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颜色革命、中东北非政治剧变是新近发生在21世纪的血淋淋的事实，值得我们反思。西方大国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性考虑，利用科技、经济等手段拉近与青年人的距离，通过大财团建立科研机构，以资金赞助的方式暗地培植当地国家的反政府势力，包括送青年人留学以改变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当地建立出版社和印刷厂等进行反政府的宣传、利用互联网散播宣扬西方民主的纪录片、影视剧等方式，总之是以全民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和标语来吸引青年人的眼球，通过颜色革命和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政权更迭和政治发展方向的转变。其实，很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贵们大多是与美国和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往往是与其承诺相反的社会现实，民生问题日益严峻，社会动荡依然存在，执政党严重腐败，这些问题与人民大众的生存状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民主化浪潮带给这些国家的是比改革之前更为糟糕的社会现实，普通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试想，如果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发生在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矛盾众多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就都将毁于一旦，最终只会走上改旗易帜甚至是国家四分五裂的邪路上去。所以，要想在现有成就和成绩的基础上实现美丽的中国梦，只有通过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而别无他路。三、要善于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中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有些人总是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其实，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相辅相成、并行前进的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4]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未停歇过，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看，本着行政权力更加科学配置、行政效率更加廉洁有效、行政部门更加精兵简政的目的出发，从1982年至今，国务院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从1982年的100多个精简到2013年的25个，大大实现了行政资源的合理整合、政府职能的科学转变，使各行政部门真正做到花费最小限度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发挥出服务人民的最大功效。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立法程序更加阳光透明，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公职人员得到严惩，依法执政得到有效推进，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法律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我国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我国人民民主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从公
民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得到明显完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道路上获得了改革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正是因为祖国的强大才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回归，这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观念理解的开拓创新，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环境氛围的包容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成功抗击非典、雪灾、地震、金融危机等天灾人祸，中国人民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正是因为我国政治制度的这一巨大优势，才使得我国人民能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30多年那么短的时间内，共同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的经济神话。由此可见，正是我国不遗余力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实现了我国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总之，实践说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成绩和功绩也是不容否定的。
青年人在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诱惑和挑战，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正确的政治道路，学会科学看待我国的实际国情，掌握分析复杂国内外环境的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要能有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能力来科学看待和理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这是新时期青年人所应必备的政治素质。
参考文献：
[1]《温家宝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3-03-05/105326432797.shtml.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6
【关键词】社会治理网络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网络信息社会已经成为人们面对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事业的变革与创新离不开对于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因而应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当前，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有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自我国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社会治理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备受学界关注。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推进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
网络化信息时代，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向，权力也日渐分散，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化社会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社会信息化和多样化发展。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出现回应了当前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跨越组织职能和界限能够实现信息的更快速传播。由于当前信息分享渠道的多种多样，社会发展也日益趋向平衡，因而社会组织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强，各级组织的协调需要公共和个人的共同参与来实现。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而言，移动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奠定了实践基础，而当代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因而在结合我国原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应开拓新的农村治理形式，实现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建立网络化治理的新形态。
传统治理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出现各种棘手问题，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下，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实施都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来实现的，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广泛程度不高。随着社会日益多元化，社会组织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时政府治理社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的重要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为农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农村建设提供更多的保障，为农业发展提供经济、技术等支持。政府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网络社会在我国农村的发展时间较短，因而对于网络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评价还十分有限，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仅仅是运用网络技术开展治理工作，或是将网络群体的行动作为监控的对象。
从组织化到网络化。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表现出从村庄化到社区化，从组织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趋向，各地针对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工作创建社区化和网络化治理模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模式。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面临农村社会治理环境改变、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治理能力下降、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方式单一等困难
农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改变，社会治理难度增加。首先，国家大力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大量农村人口随着城镇化建设逐渐向城镇转移，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当前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速，人口快速流动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和欠发达地区农村向城市流动两大特征。大量人口流动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缺乏，大量“空心村”出现；另一方面，城市劳动人口数量激增。此外，由于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网络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网络开放性、超时空性，加之自媒体的出现，很多民众都将网络传播作为发泄情绪、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形式，这也给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治理能力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农业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带来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变，传统的制度逐渐走向瓦解，被乡政村治模式所代替，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组织的基本形式。随着乡镇机构改革和“合村并组”改革的有序推进，原有的大量基层政府组织被大量缩减。乡镇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服罩柿浚但在改革过程中，虽然机构有所减少，但编制和原有人员很难进行分流，同样都在消耗本就微薄的基层财政经费。由于经费问题，很多日常公共服务很难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弱化了县、乡、村基层组织的管理权威性。同时，由于国家赋予了民众更多权利，加之农民素质正在不断提升，对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多数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村民代表会议都很难召开，村民自治能力进一步弱化，在群众中的权威性也进一步下降。
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方式较为单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治理方式。但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主要是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程度有限。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发展应培育网络化治理主体、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形成层级化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网络作为新型公共管理方式，其价值实现主要体现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要相互合作、利益协调和包容发展。通过社会治理网络化发展，建立信任机制和利益共享协调机制，进而培养公众的公民意识。
培育网络化治理主体。一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历久弥新的课题，已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尝试，但从实践效果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还要进一步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中来，同时要进一步鼓励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基层政权组织服务意识，真正地将公民的公共精神培养起来。二是建立农村社区共同体。顺应国家农业农村改革浪潮，积极培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增强村民致富能力，通过激活农民自治活力来提升其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积极性，从共同致富和合作管理的角度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
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构建社区与社会成员联动机制，提升社区居民认同感，增加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其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网络化治理关键在于构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不仅需要建立在利益协调分配之上，更需要建立在共同价值和认同之中。从长远看，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只有在更高层次信任水平之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可能性才会增加。因此，要想实现公民在价值和心理层面的价值认同，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形成层级化治理格局。多层级治理格局的优势在于赋予村民更多活动空间和话语权。村民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以“幸福村落”为例，在多层级组织结构中，村落理事会在工作和为村民服务上要比村两委更具有说服力，这就无形之中给村两委带来压力。同时，这种村屯之间的社会治理“比、超、赶”精神也会对乡镇干部有所触动，带动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转变。特别是这种倒逼机制能够让村两委充分认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倒逼其改变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总之，要进一步构建以农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转变基层政权组织服务方式和态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从根本上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
（作者分别为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教授；陕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参考文献】
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结果，标志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而政治文明则是人们在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关政治文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则较多。但笔者认为，要给政治文明以定义，必须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代，政治总是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p176)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人们就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建立、改造或治理国家，建立和改革相应的制度，形成或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获得理想的生活秩序。因此，政治文明可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方面。
政治文明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为什么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有其时代性。在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社会，资源有限，为争取和占有有限的资源，政治更多的是以暴力、专制、强权、野蛮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的富裕和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是应有之义。正是在由贫困走向充裕的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换言之，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理念主要是“道德国家观”，即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好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为了过上幸福生活，需要建立国家，有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君主，因为君主秉承“天意”管理人事。君主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为君主所垄断，根据君主的意志运行。国家根据道德规范治理，即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政，身正也”。统治者只有身正，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治理国家。
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形态发生了飞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契约国家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首先撕开了盖在政治外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政治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因此是没有道德的。君主应如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猾。法国的布丹进一步将国家统治权归纳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具有绝对性和排它性。西方的思想家进一步认为，在民而不在君。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为此，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这种权力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通过一定方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为了保证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根据功能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相互制衡。为了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以表达，实行政党竞争。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制执掌权力，进行公共治理。政府、政党及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法治。
由此可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种政治文明形态作以下比较：
专制政治：天赋君权在君绝对权力
政治垄断道德治国
民主政治：天赋人权在民权力制衡
政治竞争依法治国
近代以来产生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对由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政治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p170)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资产阶级统治，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突破了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局限性，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统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是，任何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任何一种本质要求都必须通过一定形式加以反映和表达。
1949年，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经历数千年的专制历史，民主政治的传统极度缺乏，特别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加上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出现曲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制度方面尚存在不少弊端，不仅难以保障、甚至会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某些方面甚至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认为，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自上而下授权，对权力缺乏制约，家长制，个人指定接班人，领导职务终身制，，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为此，他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才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目标和重要任务。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提供了基础，而要实现这一理念，则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观点，更加突出了发展性和建设性。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是要改革，二是要发展。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发展就是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求，完善国家体制和运用新的治理方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得以逐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处于重要地位，取得了重要发展。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有所改变；恢复和重建监督监察机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制度，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发展基层民主。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有政治改革相配合，经济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因为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以制度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能够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巩固。为此，邓小平甚至认为50年后实行全国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而又风险性相当大的工程。20世纪80年代两次启动的政治改革都因学生运动而中断。其重要原因，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二是受20世纪一直延续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其特点是，不考虑条件，缺乏规则和程序，只有抽象的理念没有明确的目标，强调冲突不讲妥协，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经历重大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沿着以下三条路径运行：政治稳定先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先于民主政治。在这种经济优先的战略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突破，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与此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及成效则显得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
领导和组织体制不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政治路线的贯彻必须依靠领导和组织体制作为保障。与政治路线的要求相比，领导和组织体制还不相适应，难以为领导人坚定并卓有成效地贯彻政治路线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主要原因还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体制的影响，民主集中制往往成为集中民主制，权力来源于上方，造成跟上不跟下，甚至人身依附和跑官要官。
政府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计划经济时代是全能全权政府。实行市场经济，仍然以全权全能的方式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以政治运动和政治承包制的方式发展经济。如发展乡镇企业，“逼民致富”。特别是政府管制权进一步扩张。从形式上看，政府不直接管理微观经济，但经过政府审批和管制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从土地、价格、出口、资金、贷款、项目等，都得层层审批。
权力制约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一方面管制权愈来愈大，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制约。传统的制约机制失效。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依靠“三严”：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严密的思想政治体系；严厉的群众政治运动。导致“不能、不想、不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能、想、敢有了主客观条件。能，就是经济社会多样化，如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出现，政府管制的东西愈来愈多；想，即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意识支配，导致公共权力的资本化意识增强；敢，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权力资本化的行为不仅得以实现，而且得不到相应惩罚。成本小，收益大；风险小，利润大。腐败的深层影响是造成统治的“信用危机”，即民众对领导的不信任，并由于社会不公正造就分子。
民主参与机制不适应利益变化和政治整合的要求。改革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参与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能够有效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形成公共政策，以协调各方利益。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不承认利益的特殊性，缺乏利益表达的民主参与机制，政治整合困难，公共政策难以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越是社会底层，利益表达越困难。由于社会底层人数多，其利益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表达，则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即来自底层的冲击。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当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一样，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转变过程。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转变：
其一，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传统政治是个人统治，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但人民统治并不是每个人执政。这就需要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组成政党，代表人民利益执政。因此，现代政治本质上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又分为多党政治和一党政治。在中国是多党参政，这是由中国政党的特点所决定的。“党”在英语里是“party”，带有“聚会”的意思，如同俱乐部，具有开放性。这是在民主架构下产生的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如“会党”，这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党是在以暴力革命方式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的特点是由少数先进分子代表一定的阶级，领导革命，并为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具有强烈的集团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一种主义性政党。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政党因此成为社会的当然执政党。由于社会基本体制尚没有定型，革命胜利后仍然需要通过为社会指明方向并保证社会稳定发展，这就要经历一个“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到“以党领国”的阶段。所以，一党领导有其历史客观基础。这与西方不同。西方政党是在政治与经济基本分离以后产生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载体。各政党在基本意识形态，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分歧的只是具体政策，因此是一种政策性政党。在制度下，多党政治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反而是维护多样化统一的条件，因此，多党政治的存在有一定条件，不可照搬。但在一党制条件下，更需要政党及时实现自身的转换，这就是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即由统治秩序的者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其政党的功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一是进行制度设计，推动社会发展；二是提供精英人才，保证制度运作；三是协调不同利益，进行政治整合；四是社会动员，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就要随着社会发展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既将社会的精英分子纳入其中，避免其成为体制外力量，又通过其制度和政策设计，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以满足。
随着政党功能的转换，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要转换。在革命时期，没有取得政权，由党直接领导。革命后，由于巩固政权，党仍然直接执掌权力，直至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好处是能够顺利的贯彻党的意志。但在政权巩固后，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直接执掌权力存在许多弊端。一是党直接面对各种社会矛盾，二是容易受到权力和利益的腐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充分发挥党在制度设计、提供人才、协调利益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直接执掌权力；坚持依法执政，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里，有必要将政治统治与公共治理加以区分。政治统治指哪个阶级居统治地位，引导社会向什么方向前进，决定政策，是操舵手、政治家；公共治理指对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过程，按一定目标行使相应的权力，执行政策，是划桨手，是事务官。党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为前者。
其二，从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在经过革命建立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待建立，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治国。但是，随着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方式也应该由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这是因为，执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设计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架构，将党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因为国家法律是针对所有人的，并具有明确的预期性和规范性，由此可避免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可以更有效的促进党的自身转变，使其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制度设计和落实；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并避免党成为少数人谋取特权的工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法治必须置于优先地位。一是可以防止特权和领导人随意性，二是可以防止所谓的“大民主”，从而有利于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行法治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即司法独立。
其三，由精英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在由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有一个主要依靠少数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的阶段，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低或者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但是，随着利益分化和依法治国的实施，社会大众将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政治将会成为大众参与角逐的公共领域，这就是民主化进程。邓小平认为，与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要一步步地前进。现阶段主要是抓两头，上头抓人大，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因为实施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人大立法和监督。现在将人大作为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部门，人大代表主要是各级领导代表的情况，不利于人大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立法是一门专门学问。这就需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扩大群众代表数额，完善人大选举制度。下头抓基层直接民主，通过基层直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培育民众的民主意识，训练其民主技能，养成规则和程序习惯，为民主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
其四，从封闭性体制向开放竞争机制转变。中国特色的政治不模仿西方，但在政治运行机制方面应该改变封闭的体制，引进竞争机制，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党是领导者，本应该在民主方面走在社会前面。但由于政党体制没有及时转变，致使政党民主反而落后于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又落后于社会民主。这种情况与党的地位和民主化进程是不相适应的。苏共解散值得深思的是党在危机面前没有党员维护，反而站在党的对立面。深层次原因是党的封闭体制造成权力逐级垄断，一般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必然造成一般党员与党的高层离心离德。一旦党的最高层领导出现问题，党就处在危险之中。这就需要加快党内民主化，开放权力资源，引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第一步就是事务官逢官必考，扩大政务官的差额选举比率。十六大报告对此有许多新的论述。强调以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8
abstract:inreformandopenpolicy'sadvancement,Chinacivilsocietyisborngraduallyanddevelops.thecivilsocietyemergedchangedtheChinesecountryandthesocialrelationspattern,causedthecountrytofacefromsociety'smanypressures;Butindealswiththesepressuresintheprocess,Chinaisrealizingnationalgovernmentreforminggradually.isfollowingthesocialbenefitpatterncomplication,howwillrealizetheeffectivenationalgovernmentwillbetheimportanttopicwhichChinawilldevelopinthefuture.
关键词:公民社会社会压力利益治理转型
keyword:CivilsocietySocialpressureBenefitthegovernmentreforms
作者简介:韩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张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政治,民族政治。
一、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动力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一个相对自主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发展并成长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改变了时代中国政治的图景。在时代,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领域实际上被国家权力所控制和主导。借助于这种特殊的模式,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了有史以来的强大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工业化和社会的整合。然而,时代这种国家取代社会的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之后,这种治理模式的弊病更加显露无疑。首先,政治的动荡导致了经济的混乱和社会的失序,从而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其次,由于社会各个领域被国家权力所吞噬和主宰,社会的活力难以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尤其是在经历了高强度的政治动员之后,社会的活力将难以为继;最后,这种治理模式将导致整个社会严重的官僚化取向,社会的流动性和多元性大大降低。在之后,原有的这种治理模式的各种弊病已经充分证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这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
在改革时代中,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两方面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在中国改革时代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逐步获得了国家的承认。作为一种新的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开始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重要特点是其增量改革,即在保持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在国家的计划范围之外发展增量的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壮大和其对于原有计划经济部分的“挤压”,从而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的逐步壮大在社会层面也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即一个有着相对自主性的社会领域兴起和发展起来。在新兴的社会领域中,公民通过投身于市场中的各种活动能够获得原来由国家控制的各种稀缺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出现和社会领域的兴起为公民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也是政治领导人改革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国社会呈现出广泛的泛政治化趋向。社会普遍的政治化和国家对于社会的替代增加了改革的阻力,也增加了国家治理的成本,因此,通过有选择的收缩国家权力,赋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性,无论是对于经济改革还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而言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改革进程中,政治领导人选择性地收缩国家的范围,使得公民的个人生活领域,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性。社会的去政治化消除了时代中国社会中所弥漫的紧张的政治氛围,较少了改革政策推行中所面临的政治阻力。同时国家的选择性退出也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的有效途径。相比于时代国家所承担的诸多的治理任务和贫乏的治理手段之间的差距,退出性的策略将是现有技术条件下提升治理水平的有效选择。
总而言之,经济层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层面政治领导人采取的选择性退出策略共同构成了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动力。在这两种动力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公民社会的出现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果,这其中既有意料之中的结果,也有意料之外的结果。如何应对这些结果将是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课题。
二、公民社会兴起与社会压力的产生
自主公民社会的兴起既带来了预期之中的结果,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结果。随着自主公民社会兴起和壮大,国家也面临着来自于社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压力构成了中国治理转型的动力。因此,分析中国不断增加的社会压力的来源及其特点,并分析中国国家在回应这些压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治理转型的基础。
市场经济在带来中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逐步展现出市场体制自身的局限和弊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也经历了市场发展所带来的诸多的社会问题。不容否认,在市场发展的同时,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的社会变成了一个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社会,在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逐步从社会生活中淡出的同时,巨大的经济差异和社会地位差异迅速成为了新的割裂社会的因素。在当前,中国诸多的社会矛盾中,市场的因素构成了重要的诱因。同时,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带来的诸多弊端,导致了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市场经济模式的引入和建立将有效地解决中国发展的困局。对于市场体制过于乐观的估计和其局限的认知不足也使得中国将市场秩序扩张到了诸多的非市场领域中。在这种乐观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本应由国家承担有关公共服务的领域中推行了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市场的过度扩张,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尤其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匮乏,民众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和负担,积累了普遍的社会不满。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导致了诸多的社会不满的产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压力。
随着改革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新的财富拥有者逐步诞生并且壮大起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是改革时代的产物。随着民营经济在国家整体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逐步增加,这个新的阶层也在中国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要求国家在保护私人产权,维护市场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透明化和规则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改革的过程中,自主公民社会在带来一系列预料之中的结果的同时,更给中国的政治体系带来了强所未有的压力。改革所催生的复杂利益格局使得国家面临着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不同的压力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传导进入政治领域,而为了应对这些社会压力,中国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实现有效的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构成了国家治理转型的动力。
三、压力驱动下的中国治理转型
来自于社会的压力通过各种方式传导进入政治领域,国家在回应和疏解这些社会压力中逐步实现了治理的转型。概括起来说,中国治理实现了如下方面的转型:首先,国家更新了其对于社会利益格局的认知,改革所催生的一系列新的利益开始进入国家政治议程,并在很大程度上进入政策过程。国家对于利益格局的认识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在较长的时期内,国家仍然是在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利益格局来认知改革时代的利益格局,但是由于改革产生的新利益在传统的认识框架下并没有清晰地定位,所以这些利益在相当时间内并没有得到认识,比如农民工的利益。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尤其是社会的各种压力不断传导进入政治领域,国家逐步认识到了各种利益的存在,并在政治议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加以考量。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以及带来的国家认知观念的更新构成了中国治理转型的基础。
其次,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所带来的压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治理的行为特征,使得国家在治理活动中越来越重视与社会的协商与合作。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领域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在推行其意志时,需要更多诉诸于协商的手段,尊重社会的各种利益。为此,国家改变了原来的依靠命令或者道德灌输来赢得社会服从的传统做法,逐步探索并发展基于利益合作与协商基础上的新方法来赢得社会的服从,实现治理目标。在改革的过程中,自主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承担着一系列社会的功能,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国家与这些独立的社会组织进行着越来越多的协商与合作,并且逐步奠定了制度化的渠道。
再次,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于国家行为的透明化和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公民社会的兴起过程中,国家需要不断地就各种问题与社会进行互动,因此国家行为的透明化和规范化将有效地提升国家治理水平,降低二者互动中的成本。为此,国家积极进行行政法治建设,指定了一系列法律规章,以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同时国家也积极推进政务公开,网上办公等制度创新,以满足社会不断增加的对于国家行为的透明化要求。
最后,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将迫使国家关注社会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治理重心的转变。长期以来,国家治理的中心任务放在了推进经济发展方面,为此国家投身于大到宏观经济规划,小到具体项目或工程的建设等经济领域。经济取向的治理活动是后发展中国家治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于我国而言,公共服务取向的治理活动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忽视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服务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而逐步瓦解,但是新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却步履维艰。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公共服务体系的缺乏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积蓄了大量的社会压力。自主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于国家施加的压力构成了中国公共服务体系重建的推动力。为了回应这些越来越大的压力,国家逐步重视其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在近些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四、结语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更带来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成长。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对于国家的压力推动了中国治理的转型。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社会利益格局将更加复杂,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也将大大增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化解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将是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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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9
「英文摘要China'spoliticalreform，likeitseconomicreform，isfollowingaprogressiveway.SinceChinaisnowintheperiodofpoliticaltransformationfromanomnipotentpoliticalsystemtoanauthoritativeoneandfinallytoademocraticone，itisurgentforittocarryoutaresearchonreformpolitics，thestressofwhichshouldbelaidonsuchsignificantissuesasthebasicguideline，optimumapproach，motivemechanism，historicalcourseanddevelopmentprospectofChina'spoliticalsystemreform，inwhichthisarticlemakessomepreliminaryexploration.
「关键词改革政治学/混合民主政体/渐进政治改革/双轨政治体制/reformpolitics/compounddemocraticpoliticalsystem/progressivepoliticalreform/double-trackpoliticalsystem
政治发展的实现方式主要有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政治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过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走向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型政治体制或二元政治体制，它兼具集权体制和威权体制的特征并含有民主体制的某些因素，其中尤以官僚权威主义体制特征为主，因此又被称为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国正处于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权威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政治转型期，转型政治学或改革政治学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改革政治学应当重点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路径选择、动力机制、历史进程、发展前景等。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混合民主政体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模式，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改革思路。
一是咨询型法治政体说。潘维认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二者总有先有后，世界上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够二者同时兼得。民主与法治是可以兼容的，但民主化和法治化两个过程却从未共生，因为二者的操作方向不同，无法兼容。……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特点。”[1]他高度推崇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模式并将其概括为“缺民主的法治政体”，并认为未来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咨询型法治政体，后者是一个由五大支柱构成的制度安排。这五大支柱是：中立的文官系统，自主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他将这种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1）强调“法律”作主（ruleoflaw），拒绝“人民”做主（ruleofthepeople）；（2）强调法的正义性，因而特别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强调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刻意增加立法的难度；（4）强调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规模，造就有限政府，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从而鼓励民族的创造力；（5）强调追求符合中华传统的秩序和自由。[2]二是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康晓光提出了建设合作主义国家模式的设想，指出合作主义国家的基本公式是：权威主义政治+自由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现代阶级分权体制，合作主义国家奉行“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等“四项基本原则”。合作主义国家的首要原则是权力、资本、知识与劳动都实行自治。所谓“权力自治”就是实行权威主义政治，统治集团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主观上只对自己利益负责，客观上对全民和国家负责；官僚队伍的成员主要来自知识阶级，通过考试制度连接知识阶级和统治阶级。所谓“资本自治”就是市场经济加法治，即通过市场机制和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法治建立资本自治。所谓“知识自治”就是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所谓“劳动自治”就是在自由结社的基础上，组建具有垄断性代表权的功能性社团，劳动者通过这些组织参政。“自治”是为了有效的合作。合作的政治模式是多方协商或谈判体制，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共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以中立的态度主持阶级谈判，通过谈判解决社会冲突。实行权威主义政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钱对权力的控制，制衡资本专断的权力。共享的核心内容是公平地分享财富和机会，通过建立福利国家节制资本的经济权利，通过权威主义和法团主义节制资本的政治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合作主义国家理论希望促成自由与平等的妥协与均衡。[3]三是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王绍光、胡鞍钢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换句话说，应当将现有国家机器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大力加强国家制度的薄弱环节，建立一个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当围绕国家能力进行，即：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制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汲取能力）；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的能力（濡化能力）；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监管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能力（统领能力）；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再分配能力）；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纳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简言之，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战略，即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4]四是增量民主说。俞可平提出增量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这一思路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强调民主的程序和实现程序民主；二是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和公民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推崇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四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五是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5]五是民主的法治型体制说。王贵秀认为，原有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委过分集权”、“中央过分集权”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体制，建立起“民主的法治型体制”。[6]这五种改革思路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第一种强调的是法治化的优先性，第二种强调的是权威主义国家和功能性社团之间的合作协商，第三种强调的是国家能力建设的基础性作用，第四种强调的是公民社会和国家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五种强调的是实行党内民主以解决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但这五种改革思路却包含着一些共同的要素。首先，他们都高度重视法治，将建设法治国家确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其次，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可以实现新旧政治体制的平稳过渡和衔接，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最后，他们都对选举民主特别是全国普选持非常谨慎甚或坚决反对的态度。
不过，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将民主化和法治化看作是两个无法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过程，这不仅与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并举且相互促进的现实相悖，而且因其刻意拒斥民主而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此外，在排斥一般民主的同时，咨询型法治政体已经将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某些基本要素如自主的司法系统、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列为自己的主要制度支柱，因此其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将权威主义国家看作是一种恒常的政体形式，而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更加倾向于将权威主义政治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和过渡性的政体形式，它终归要走向民主政体。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强调国家能力建设优先，具有国家中心论的倾向，对公民社会的能力建设及公民社会与国家协商合作等民主治理理念重视不够。增量民主说对协商民主也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民主的法治型体制强调党内民主而对人民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建设重视不够。
笔者在借鉴上述五种改革思路基础上，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念指导下建立混合民主政体。自由社会主义倡导自由优先兼顾社会公正的政治理念，是一种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兼容的政治价值体系。混合民主政体是一种力求体现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政治制度设计，是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一种政体形式。所谓选举民主是指各级政治领导人通过普遍的、自由的和竞争性的选举产生，选举民主是程序民主的主要内容，选举民主是建立政治问责制的制度保障。自由民主由民主、法治国家、有限政府、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和新闻自由等制度要件构成，其核心是推进法治化进程。自由民主制度是公民政治自由和权利以及公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制度保障。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它通过精英吸纳、决策咨询、公开听证、协商对话、媒体讨论、公众审议等多种形式将功能性社团与国家之间的协商决策制度化，目的在于保证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过程中倾听社会弱势群体声音，保证社会公正。自下而上地推进选举民主与自上而下地推进法治化进程相结合，同时努力实现协商民主从大中城市的中间突破并向上向下延伸，是建立混合民主政体的基本路径。混合民主政体说吸收了民主治理的理念，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深化民主，促进法治，保障人权，提高政府效能，推动廉政建设。它既关注国家能力建设，又关注公民社会能力建设；既注重民主化建设，又注重法治化建设；既重视政治自由，又重视社会公正；既重视党内民主，又重视人民民主；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又强调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和衔接。因此，混合民主政体是一种比较合意和可行的政治选择。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渐进政治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走的也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近些年来，国际国内过渡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政治学界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改革政治学角度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特征进行了思考，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过渡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特征及其利弊得失的分析往往都是从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开始的。主流的观点是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俄罗斯则实行“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是通过试点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通过对中俄两国改革绩效的比较研究，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渐进式改革优越于激进式改革。一些学者对该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认为有利的初始条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目标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7].支持渐进改革的一种理论来源于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演进主义。美国经济学家缪瑞尔（murell）认为对渐进改革理论的哲学支持可以来自两个理论流派，即“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它们都反对制度变迁上“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提倡“演进的理性主义”。演进主义经济学把社会视为一个信息处理机制，社会的变迁是一个信息和知识存量累积性发展的过程，演进主义者将之比喻为“攀着石头爬山”（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改革是一个“边学边干”的过程。演进主义重视局部的实验和试验以及由此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存量，反对那些规模大、速度快、可逆性小的方案设计。渐进式改革既要适当保留现有的制度，又要鼓励新体制的发育与扩张，由此会导致“双轨体制”的形成[8].另一种支持渐进改革的理论来自于对改革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分析。不少学者指出激进改革迅速但却昂贵，渐进改革缓慢但成本较低。如樊纲将改革的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认为前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后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渐进式改革的实施成本高于激进改革，但它的摩擦成本却低于激进改革，是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9].林毅夫等人则强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着眼于扩大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使人们普遍受益，而不去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10].中国和前苏联东欧改革模式还有一个区别是：渐进式改革强调“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先从微观改革、局部试验、体制外增量改革开始，逐步过渡到宏观改革、全面推广和体制内存量改革，其优点在于将大震化为小震，减少社会大震荡的风险。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如改革的累计成本和后摊成本日益增加，会增大进一步改革的阻力等[11].这种改革由于缺乏科学的总体制度设计，因此改革措施之间衔接配套不够，新旧体制和新体制各个部分之间的摩擦成本比较大。
受过渡经济学的启发，一些政治学者也开始从改革政治学角度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特征和基本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如郑永年曾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通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表现出渐进主义的特征[12].徐湘林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种渐进的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改革的推动者在有限的已知条件下对改革后果缺乏了解时根据其现实目标作出的一种理性的、稳妥的决策，并保持随时调整既定决策的余地；渐进改革的累积效应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究其原因在于，改革的推动者一开始就以务实的目标为指导，自始至终坚持了渐进的改革模式，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是理性的和审慎的，对旧体制的改革始终保持了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13].他还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为领导人、执行者和大众提供了从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的机会，同时使改革的政策选择可以根据改革的结果加以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从而减少了改革落入陷阱的可能性并有助于应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14].俞可平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如同经济改革一样，也是一种增量改革。他除了强调增量政治改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外，还强调保持既有的存量和创造新的“增量”。同时，他还认为增量政治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在不损害公民已有政治利益的情况下，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力求实现政治改革的稳定、有序和效益[15].（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对政治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本身就是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不可能不触及原有利益和损害一部分人利益，关键是要对利益受损害者做出必要的补偿。）康晓光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做出的应急性反应；也就是说，改革作为一种学习过程，是对危机的被动的反应，但由于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各种可行方案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危机应对机制方案，因而能够不断克服各种危机，同时实现“成功的变革”和“成功的保守”[16].综合过渡经济学和改革政治学对中国改革的路径特征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渐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其具体特点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过程是一个通过试点试错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改革进程是先易后难、先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的进程。之所以说渐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原因包括：首先，改革的发动者能够始终保持对改革的领导权，在综合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从容而又理性地选择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其次，它自觉地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力求化一次大震为若干次小震，尽量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因此比激进政治改革更容易实现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有机统一；再次，渐进式政治改革强调局部试验、实践检验并根据改革结果对有关改革方案随时加以修正调整，从而将制度创新和解决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有机结合起来，避免改革陷入不可自拔的陷阱；最后，渐进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政治转型成果更加巩固，改革方案建立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因而成功的把握更大，改革的速度适应了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文化演进的速度，政治制度转型建立在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因而更加坚实可靠。
三、政治转型中的创造性体制转换：双轨政治体制
渐进政治改革要求政治转型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新旧政治体制的双轨并存与此消彼长成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态。价格双轨制被许多经济学家誉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发明。从计划价格这一轨过渡到计划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再过渡到市场价格这一轨，是市场化改革平稳过渡的关键因素。在政治改革中，能否创造出既与旧政治体制兼容又能逐步取代旧政治体制的新体制成为体制转换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双轨政治体制是政治改革实现软着陆的重要保证。
在从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兼有新旧体制特征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双轨政治体制成为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时具备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的特征，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集权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无所不在，国家职能无所不包，社会为国家所吞没。从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是无法一步到位直接建立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后者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支持。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确定的核心内容是实行权力下放，以实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和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经过长期的改革努力，中国逐渐形成一套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保障了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发育成熟，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和包办，初步形成了从权力一元走向有限多元的政治格局。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党的领导、中央的权威、国家的主导权与政府的效能、地方的活力和社会的自治自律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动态的平衡。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为进一步向民主主义体制的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壮大，公民社会悄然崛起，利益集团日趋多样化，公民政治文化日益普及。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只有建立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巩固。
如前所述，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应当是一种混合民主政体，它力求实现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铺设双轨政治体制是最终走向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重要过渡桥梁。
在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的过渡过程中，选拔政治与选举政治因素并存的双轨体制架起了必要的桥梁。传统的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拔任命体制。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如“两票制”选举农村党支部书记，“公推公选”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民主推荐”、“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上级讨论、任前公示相结合的干部考察任用程序以及党委讨论表决干部任免实行“票决制”等。这些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结合的问题，扩大了干部任用工作中的群众参与程度，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党管干部等基本原则，寻找到了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推选的契合点，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双轨体制。同时，这些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还具有进一步向选举政治过渡的势能和潜力，为从双轨进一步向新的单轨体制转变创造了条件。因此，在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的转轨过程中，应当大力鼓励和全面推广这类制度创新。
人治与法治因素并存的双轨体制为人治向法治的渐进转型铺平了道路。中国在“”时期，曾经出现过没有法制的人治的局面，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受到践踏，政治动荡长期不止。改革开放以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重点加强法制建设，实际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它是一种有法制的人治。党的十五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日益强调依法治国，重点转向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司法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从人治走向法治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十六大以后，学术界积极倡议依法治党、依法选举执政以及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等，这表明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又酝酿着新的突破。
在从独断决策走向协商决策的过程中，存在着决策权垄断和决策权分享并存的双轨或二元决策体制。在政权系统内部横向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党政作为行政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决策过程中的审议、咨询、协商的功能，就属于一种双轨决策体制。在政权系统内部纵向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实行分税制，建议赋予各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人大的财经委员会中以平等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同时保留中央的资源分配权和人事任免权，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一种双轨决策体制的制度设计。在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倡导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保持国家的主导权，同时建立功能性社团与国家的协商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轨决策体制。这些双轨决策体制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协商民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这是走向协商民主的重要步骤。一些地方所创造的“市民与市府”对话节目、民主恳谈会、协商对话、政府首长向人大述职并接受评议、网络媒体开办公共论坛等都为公民参与讨论和审议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危机推动加利益驱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何以会发生，又何以会持续？这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生和持续机理，需要研究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笔者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制度创新的过程，政治改革是一个政治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如果按照经济学的通行做法把制度变迁区分为由个人或群体自发发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发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话[17]，政治改革显然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各级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和旧制度的改革者。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改革旧制度、供给新制度呢？这是因为政府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性经济人，要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做出对自身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只有在制度需求方坚决拒绝旧制度而呼吁新制度、旧制度的实施成本过大难以为继、改革的发动者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时，改革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旧的制度均衡才会被打破。换言之，只有旧制度面临强大挑战、遭遇严重危机时，改革的发动者才会感觉到改革的压力和必要性。只有在确定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的供给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制度创新以供给新制度，否则就会出现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短缺状态。简单地说就是，危机意识推动体制改革，利益预期驱动制度创新。
中国政治改革的发生机理是这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对外开放和全球化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面临着激烈的外部竞争的严峻挑战和外来体制示范效应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这种挑战和压力。“”的惨痛教训使深受其害的人们认识到旧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根本弊端而普遍产生厌弃心理。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从革命的合法性转向经济建设的合法性，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政绩表现成为赢得民众支持等政治收益的主要手段。发展型国家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的基本特征。能否推动经济发展，能否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成为改革的发动者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优先顺序的首要动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政治改革是一种适应性改革，为什么行政改革在政治改革中居于优先地位的原因。其原因就在于，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获得较大的预期政治收益，而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中最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而又不危及政治稳定和政治领导权的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呈现出波浪式推进的特征。进入改革中期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新的压力，政治腐败的猖獗，国家能力的弱化，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浪潮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加入世贸组织，所有这些都对现有政治体制形成沉重的压力，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政绩合法性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在经济发展遭遇瓶颈、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权力更迭的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建立长效的、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遏止日益猖獗的政治腐败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一道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走向选举民主制和法治化的政治改革成为缓解日益逼近的政治压力和获得预期政治收益方面合乎理性的政策选择。新一轮政治改革的发生条件已经具备。
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是否具有生命力和持续性取决于什么条件呢？或者说，成功的制度创新的条件是什么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成功的制度创新应当实现各方报酬递增，使受制度影响的各方均能从新的制度安排中受益，实现多赢或共赢的博弈结局，或者至少能够满足卡尔多标准（注：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的补偿。同样，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估计最高愿意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这样的改革要获得社会的支持，得以进行下去，改革的受益者或改革的发动者在不损坏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对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足够的补偿。），使利益受损害者获得足够的补偿，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同时还应当实现制度实施成本的递减，使新制度的成本效益比优于旧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新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有关各方的支持并能持续下去和推广开来。此外，对新制度的意识形态支持也很重要。人们对制度的支持，既有利益的考量，也有对制度公正性的评价。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引导人们意识到特定制度的公正性从而自觉地予以支持，这样可以节约制度实施的成本。
徐湘林教授对政治改革得以持续进行的条件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具体的分析。他指出，政治改革持续进行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首先，政治改革必须能够解决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其次，政治改革必须能够维持和巩固执政者（党）的政治地位，为其增加政治资源和合法性；第三，政治改革必须能够维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和继承性；第四，现行政治体制必须具有相对的自我调整能力；最后，执政者必须具有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和新的知识，并能够认识和把握政治改革的成果。他认为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同时满足了以上五个条件，因而能够顺利实施和持续进行[18].康晓光认为，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保守能力，能够同时实现“成功的变化”和“成功的保守”，这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19].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构成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在政府改革与创新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因与中央政府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来自其他地区的外部竞争和先进制度的示范效应，旧制度安排困难重重难以为继，这些外部的压力足够大就会推动相关的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推进改革所面临的预期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的内容不尽相同。中央政府预期政治收益主要是增强政治合法性，实现长治久安。地方政府预期的政治收益和成本都来自上级政府，这是因为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升降奖惩取决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所规定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各种“一票否决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起着引导作用。招商引资数量、经济发展总量和速度等经济考核指标决定着官员的仕途升迁，治安和上访等“一票否决制”、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等则对官员起着惩戒作用。政绩和仕途升迁考虑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减少政治腐败，促进社会公正，而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革。与此相联系，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上级政府如果支持、奖励勇于改革创新的地方官员并积极推广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反之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就会日益萎缩。
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阶段、进展和问题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第26个春秋。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阶段划分，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四阶段说”，黄卫平、王贵秀、王怀超均持此种看法，尽管他们对这四个阶段的具体分期和基本内容概括不尽相同。黄卫平认为，从1978年底到1985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奠定基础期，重点是进行机构改革和重建农村基层政权；从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热点期，重点是解决党政分开问题和继续进行机构改革；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转折期，重点是保持政治稳定；从1992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入隐性发展期，重点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实行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20].王贵秀的四个阶段划分是，第一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十三大规划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第三阶段是从十三大到十四大在曲折中前进，第四阶段是从十五大到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有了新的突破[21].王怀超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政治体制改革总结经验调整思路阶段，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期[22].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这四个阶段中先后进行了四轮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基层民主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保持了改革内容的某种连续性。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也做出了重大调整，不再强调解决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也不再强调“党政分开”，重点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但同时加快了公务员制度建设步伐，并逐步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引入了群众参与机制，还接受了“法治”、“人权”和“权力监督制约”等概念并加强了相关的制度建设。
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前所述，改革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是一种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相交织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是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权力下放，实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中央和地方适度分权、国家和社会分开。经过20多年的政治改革，政企分开、政经分开和社会自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经济管理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机构改革，基本上实现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分开，同时也保持了政府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必要的距离，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分开。随着基层民主建设的逐步深入，村民自治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城市基层社区居民自治也开始起步。随着国家职能的收缩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和社团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国家对公民社会仍然保持着强控制，后者同时兼有官方和民间的双重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下放立法权、财权和事权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调控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央政府通过实行分税制、人事任免和强化职能部门的垂直领导，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但与此同时压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建立起能够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的政府间管理体制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党政不分和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了集体领导体制，领导者个人的权力受到领导集体一定的约束，但如何从民主授权机制上加强对领导者的约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发展党内民主显得日益迫切。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绕不开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逐步实现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职能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需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在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和进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相比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战阶段[23].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是一种根据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而有选择地进行的适应性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各部分之间进展很不平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较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在曲折中前进，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决策机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相对滞后，选举民主仍停留在村级自治组织层次，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不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群体上访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日益频繁化和激进化，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日趋紧张，“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和公贿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有增无减，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迅速流失。未来中国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走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关。[24]
六、渐进政治改革的发展前景：改革与革命赛跑
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既是公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政治领导层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当代政治转型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两种理论模式就是公民社会理论模式和战略选择理论模式[25].这两种理论模式互为补充，共同揭示了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政治转型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机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初具雏形。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各类民间组织和社团日趋活跃并逐步学会自我管理，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力量不断成长壮大，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在逐步发生改变。政治国家、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命令服从式政府管理方式，强调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合作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的民主治理成为政治发展的潮流。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和公民社会对民主治理的追求成为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的强大动力。面对来自公民社会要求民主化改革的强大压力，政治领导层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一味拖延或拒绝政治改革，则将坐失改革的有利时机；如果贸然推行多党制和普选制等激进政治改革，则又很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将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而这既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求稳求富的普遍心理，更不符合政治领导集团追求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因此，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逐步开放公民政治参与，成为政治领导层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
中国渐进政治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学术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主张，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基层民主特别是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生长点；还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法治先行，民主化应当让位于法治化；也有人主张，应当重点建设功能性社团与国家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还有人提出，以强化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建设应当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而先行一步。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哲学基础之上，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对未来的政治制度进行设计和规划，而渐进政治改革则是建立在演进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后者强调的是“边干边学”。从20多年渐进政治改革的历史轨迹来看，渐进政治改革走的是一条“一元多线多点突破”的发展道路。选举民主首先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取得突破，并引发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重大制度创新，进而推动了“公推公选”、“三轮两票制”和“直选”等乡镇领导选举方式的重大改革。自由民主从加强法制建设和转变政府职能开始，逐步向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和建立廉洁效能政府深入，并将以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为目标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协商民主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入手，正在向协商决策制度化方向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应当是在巩固上述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具体来说，选举民主应当重点发展乡镇一级民主选举，包括乡镇长民主选举和乡镇党委书记“两票制”选举，并在条件成熟时实行二选联动。自由民主应当重点加强宪法权威并进一步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协商民主应当致力于在大中城市实现协商决策的制度化，并逐步向上和向下延伸。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上，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命运多舛[26].中国这次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这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和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首先，我们说中国的渐进改革是危机推动的，是指危机的规模和烈度尚处在领导集团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同时领导集团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认识到改革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能够适时推进改革化解危机。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流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正如朱学勤所说，但凡还能爬坡的地方，当然慎言革命；不过，革命总是跟在改良后头，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27].因此，领导集团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能够适时推进政治改革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至关重要。其次，正如徐湘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是以制度化程度非常低为起点的，同时现行政治制度规范与实际政治运作机制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差距，这些都为渐进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当大的合法性制度空间[28].康晓光指出，中国的未来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能否成功，取决于问题发展的速度和解决问题的速度的竞赛，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创造能力。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显示出很强的学习能力，中国的创造力绝不会低于新加坡[29].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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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篇10
现代中国的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发展人民民主，受到一些论者的质疑。本文总结中国政治改革的历程和人民民主的成就，从历史和逻辑的结合上给出回答：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既突破西方政治制度与发展逻辑的框架，又立足于国情，代表人民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成功开拓了民主政治新形态、发展新道路；历史展现了人民民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和优势；全面深化政治改革，发展人民民主，将为人类世界民主政治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
西方政治逻辑；现代中国政治逻辑；中国政治改革；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005-08
现代中国政治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先导、组成部分和根本保证。十以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政治发展也进入新常态，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人民民主取得很大发展。对此有些论者产生了一些误读和猜疑，甚至把进步理解为倒退。这里，笔者尝试从回顾与总结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与成就的视角，做一些讨论与辨析。
一、用“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治发展
围绕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出现的误读和争论，源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观。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改革，不能墨守西方政治逻辑，复制它们的制度模式，而应当在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创造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人们知道，西方学界适应工业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批判神学专制主义政治观，总结资本执掌国家权力实践与经验，阐述其政治模式与发展逻辑，建立了现代西方政治学说，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发展和完善奠定学理基础。封建专制统治、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变革中国古典的政治思想和传统，建设中国现代的政治体系，不能不研究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发展实践，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一百多年来，这种学习和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坚持研究和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先入为主、习以为常，路径依赖，耽于学理、脱离实际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一些学人以西方政治发展逻辑作为普遍规律，视西方民主模式为判断标准，无视、错解甚至否定中国人创造的人民民主制度与理论。
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需要根本改变的理解与误读，也不符合人类政治发展规律。
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学理表现，现代西方政治学说不能不深刻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和带有很大历史局限性，坚持西方中心论，适应资本统治和扩张需要，把欧美政治的发展逻辑，宣扬为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把西方的议会选举、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政治制度模式，鼓吹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宣称为“政治科学”，并把它强加给东方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欧美国家，它遭到劳动阶级及其思想政治代表的揭露与批判。近年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越来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弊病丛生、呈现衰败迹象，陷入种种困境。西方政治学说，有需要研究和借鉴的东西，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的指导原理。
人类社会不是按一种蓝图制造的机器，而是现实的人群历史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共同体。各个国家、民族，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群构成、文化积淀、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同，其国家权力的结构、特征、发展逻辑和运行规制必然存在很大差别。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都是自己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的产物，不会一模一样，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抄来搬去。美、英、法、德、日的政治形式就各有不同。20世纪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国家发展屡屡遭遇挫折和败落；中国人在清朝灭亡之后曾搬来西方议会选举、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结果陷入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日本入侵的危局；近年一些“”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陷入严重动乱和内战结局。所谓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政治发展灵丹妙药的神话正在破灭。
所有这些，都推动人们对政治发展逻辑与民主形式，进行21世纪的思考与变革。近年来，欧美一些政治学家面对新的历史挑战，也在进行思考与探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讨论过亚洲是“不自由的民主”的老家、民主被用来“促进和谐与稳定”的观点。〔1〕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独特的国情、丰厚的政治文明遗产、人民民主革命成果和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等等条件决定，现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遵循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吸收消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走一条突破西方政治逻辑、创新政治制度模式的变革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为本、与时俱进、变革创新、独立自主的原则与方法，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创新优秀传统，适应中国发展和时代潮流的要求，历尽数十年之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起一套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人民民主制度。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这个崭新民主制度，突破西方政治发展逻辑和制度模式，需要做出历史的学术的界定和阐明。中国学人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提升学术自信心和政治定力，开展政治学术理论的变革创新。历史上中国人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宝贵的成果，当下要把中国人民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和宝贵经验总结提升起来，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阐明人民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发展规律、独特创造、制度优势，建设一个弘扬中国精神、充满中国智慧、展现中国气派，形成中国话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理论体系，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积极参与世界治理、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提供理论学术支撑。
在当今人类世界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多元化的时代，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融合的时代、中国人在世界东方全面崛起的时代，认同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按照中国传统与发展逻辑理解人民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正在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从上个世纪德国社会领袖施密特，到美国政治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到21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新加坡的中国学家郑永年，都在自己的著述里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解析中国。中国学人更要深入地认识自己的学术使命，作出历史担当。
二、中国共产党为民主政治奋斗昨天的回望
民主政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把民主作为纲领目标、走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的民主理念、民主纲领和实践，是在实践进程和政治文化互动中，不断深化、不断完善、愈益坚定的。1922年党的二大，正式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纲领。到抗日战争新时期，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思想和纲领。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一文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设想。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做出了系统的论述。阐明在今日谁能够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就要失败的；有了民主我们一定会胜利。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纲领，就是“人民共和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它的国体是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它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共和国政权形式的设想，并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乃至豆选方式。强调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与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泼、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武器。要针对民主生活不足情况，在党内实行民主生活教育，推进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发展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的民主生活。党的七大提出，领导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可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主的纲领，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地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民主。1939年在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参政会，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
1949年6-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和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地域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交通信息不畅，发展很不平衡，刚刚经过多年战乱，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党从这个国情出发，继承中华政治优秀传统、吸取世界政治文明成果，创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全新的政治民主形式，迈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统一和强盛新国家的征程。通过民主平等、讨论协商，推选中国共产党等各党派、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等660多位代表共商民主建国大计。会议选出了由为主席的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建设发展的根本方针，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成为中国人民的大，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民主选举了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6人为政府委员，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独立和平民主建国的历史伟业，创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翻开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我们以人民政协的政治形式，凝聚和动员全国各个党派、民族、团体、阶层和海外华侨人士的愿意和力量，发扬民主、广集民意、制定纲领，建设国家，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人的方案和经验，是现代人类民主形态的创新，载入20世纪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史册，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矢志不渝地带领中国人民发展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在实现恢复经济、改善民生、完善治理、巩固政权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的情况与经验，于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逐级地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宪法规定，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宪法规定，大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从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全国范围确立起来。同时把全国政协建设为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政治形式。于是，一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制度、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升起在世界地平线上。
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大会要求继续加强人民民主，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斗争，加强各民族团结，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则，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求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定地执行中央关于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得到贯彻执行；新作出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的规定，酝酿了废除事实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大会开得民主、生动团结，与会代表1026人，除了几位报告人，、陈云、董必武等一百多位代表还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宝贵经验，对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发展党内民主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很好发扬。
上面简要叙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为实现争得民主，建设人民共和国的目标而奋斗。我们创造了全新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们阐明，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应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方面代表人民意愿、体现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利、实行人民管理。我们创造的“豆选”、“三三制”民主政权、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等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政治形式表明，民主形式应当符合国情、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丰富多彩。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民主核心力量的必要条件。人民民主的实践成果和宝贵经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
党对中国民主政治及其发展逻辑的科学认识、对民主政治制度、形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打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摸索、逐步总结、日益完善的。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曾经搬用过俄国人的形式如“苏维埃”“红军”等等，在批评独裁专制统治中，也对西方政治民主理论与模式作过许多的研究、界说和肯定。我们创造了“三三制”政权、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中国人民这些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体制与形式。有论者对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的理论思考、纲领完善和形式探索，采取一种机械主义史观，主张一成不变、一字不差地照套下来。这种固化的阶段性认识、不允许按照国情与时代进步改革创新，违背社会政治发展逻辑，是不可取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视域下的当代中国政治改革
任何突破前人的思维、创造新制度的道路都是不平坦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对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估计出现偏差，发生了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倾向，乃至出现了“”那样极大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民主集中制的严重错误。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彻底崩溃，更使我们痛切认识到推进政治改革、发展人民民主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事关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推进政治改革，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翻开了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新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迈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决定性步伐。首要的是为实现解放思想这个重大政治任务提供保障条件，坚决纠正“”的严重错误，克服它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巨大破坏，以适应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工作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以及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入手，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行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改革；实行简政放权，恢复乡镇建制、废除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各级组织焕发生机活力；修改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政治体制的概念，破除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僵化理解；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十四大阐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基本纲领；十六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十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重大命题，阐明了实现更广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确定了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和路径。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新举措，对腐败这个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展开了系统的、深入的、持续的斗争，全面部署和推进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快政府简政放权、职能转变，建立中央深改领导小组、推进群团政治改革、加强法治中国建设，从严治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基本任务。
现今中国政治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方面极大加强，代表结构更趋合理，代表更加充分行使权利。第二，在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备基础上，独创性地迈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创新探索。第三，改革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与干部人事制度，全面实行了职务任期制和领导干部退休的制度，形成了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正常换届和领导人有序更替的机制。第四，建设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管理体制，按照选贤任能原则制定和完善了干部选拔、培养和考核等比较系统完备的制度、办法、措施。第五，大力推进全面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密切结合，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六，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取得巨大进展。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建设之中，特别是大刀阔斧的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体制支撑。第七，一个社会主义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在建设、健全起来。廉政建设和肃贪反腐工作在坚定扎实深入、富有成效地进行，成就卓越。第八，加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从严治党的政治战略。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科学、民主、依法的轨道上进取创新，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进程中不断提高，为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提供了扎实保障。
上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为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治而探索创新。这个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提高、文化进步、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国力增强的有力制度保证和强劲政治动力，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活力，推动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环顾当今世界，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最体现人民意愿、最对人类和历史负责、最富有治国理政效益的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式。
党总结发展民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新的实践成果，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中国民主政治观与发展战略。我们阐明，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谐社会的建设，民生的不断提高，先进文化的发展，公平正义的维护，人民福祉的实现，都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支撑和保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有机结合，中国经济改革是以政治体制改革破题的，政治改革是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目标与标准的，政治改革适应经济发展与改革深化的要求，两者统一于现代化进程。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做主是民主的本质与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们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治国方略，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我们植根中国现实，反映人民意愿，弘扬中华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有益成果，适应中国发展和时代潮流要求，独立自主地开拓了让人民民主制度广阔的发展道路。这些表明人民民主的发展，将为人类世界民主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有论者按西方政治学观点，把我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体制，即由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民主政治体制，界定为“新权威主义”“专制独裁体制”，认为只有到现代化完成实行了多党竞争、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的西方政治形式，才算是民主。这种按西方政治逻辑，把权威和民主、集中和民主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完全否定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人民民主本质、否定社会主义民主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观点，违反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现代化需要权威，社会主义变革和建设需要权威，权威与社会主义、集中和民主，在现代化实践中从来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坚持实行民主和集中的互相结合，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根本路线的组织领导制度，形成了一套以先进科学理论战略为指导、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完备结合的集中统一的、权威的党的领导体制。实践表明，这是一种既保持人民民主制度优势又具有强大高效的集中领导权威的政治体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法宝。这是中国人高度政治智慧的结晶，不必戴上西方政治学的帽子。相反，应当总结这个政治改革的成果和经验，阐明它的本质与逻辑，使之更加发展完善，丰富人类民主政治文明。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前瞻
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这些回顾和总结，让我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未来，形成新的视角，获得新的智慧，充满期许和信心，有定力、有能力走得更高更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民主的新形态。在中国，民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实践。按照西方逻辑来讨论政治发展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学人要敢于超越、勇于创新民主制度与形式，不再跟着别人后面走，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脱离中国民主发展进程，空论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如何面对西方政治文明”，搬用美国哈佛大学“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方式推进民主。而应当以建设性的态度、主体性的思维，吸收世界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民主发展的丰富实践，总结它的成果，阐明它的经验，研究它的问题，开掘新的资源，形成新的观点，探索新的答案，把人民民主政治推到新境界。
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政治改革还在路上，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成绩很大，但是同扩大人民民主的任务、同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攻坚克难、破解难题需要还有不适应的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规范、程序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着不少欠完善、不到位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利、发挥人民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方面还有诸多的不足，我们在治国理政的思维、理念、知识和能力上都有需要补齐的短板，还会遇到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课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发展战略为我们的政治改革指明了正确目标、发展规划和前进道路。解决发展中的复杂艰巨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战略布局、不断开拓新路径、探索新方法、积极稳妥持续推进政治改革。
十以来，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和组织安排，为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明晰的路径指引和广阔的创新空间。各地方各部门在具体落实、探索创新中已多有进展。像发展协商民主，广东、福建有“乡贤理事会”、“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浙江有“乡贤参议会”等创造性的民主形式。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路径，是从各方面更有效地调动广大干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改革促进派真正壮大起来，把改革抓在手上，创新理念、机制、方法、手段，及时总结经验，把各项改革真正地落地，变为广泛的具体行动，逐步地化解改革空转的情况。
必须懂得，中国政治改革的成败进退，关键在党。这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主要经验。苏共根本上说就是党的领导蜕化变质。在今天国内外发展的复杂形势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面对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等，如果党不能正确坚定应对，解决党内突出问题，那就会失去执政资格，被历史淘汰。因此，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展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党正在义无反顾地推进一系列重要工作：信仰缺失是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坚持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从中央开始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开展“三严三实”活动和“两学一做”教育，把提高民生摆在首位，坚决克服脱离群众、违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不良表现与风气；以长远的全局的眼光规划与打造好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好一套培养、选拔和管理干部的制度体制、一套治党、管权、治吏的完备制度，实行党内的监督问责制度，解决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问题，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把十以来进行的重拳反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斗争，毫不动摇地进行到底，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倡廉反腐规律，制定标本兼治的路子；认真破解党内存在的组织观念薄弱、组织涣散的问题，抓好基层组织，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中央权威，确保全党意志统一，步调一致。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都要提高认识、凝心聚力、祛病疗伤、激浊扬清，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法治化，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全面扎实完成这个改革任务，是取得全面深化政治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和可靠路径。
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干部是政治改革关键的关键。深刻提出，必须抓好“关键的少数”。党深切地懂得，真正培养和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干部队伍，是一个极其艰巨又必须很好完成的关键核心任务。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机构创新、法规完备；还需要抓实学习型政党建设，抓好党员干部治国理政知识与能力现代化提升，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这是关系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千秋大计，必须警钟长鸣。
要提高贯彻依法以德治国、依规以德治党方针的自觉性。我国是个吏制完备的国家，吏治文化发达。历代统治集团遵循儒家以文化育人、经世致用的传统，坚持对皇族官宦人文的、道德礼义和治国理政能力的系统培育和严谨规范，培养出不少贤能兼具、忠诚履职的官吏。要以史为鉴，获取滋养与智慧，弘扬优秀传统，创新现代吏制。官吏阶层将长期存在。存在决定意识。官本位思维滋生不可避免，在许多地方可以说达到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程度。这种理念，同党的根本宗旨和人民民主本质格格不入，泛化膨胀起来危害极大。会破坏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会追求升官晋级、大搞特权、，滋长腐败；会高高在上、罔顾民意、命令群众、丧失民心；会腐蚀群众意识、毒化社会风气、等级人际关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必须以长远的全局的眼光，自觉自警、常抓不辍，批评纠正；要以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坚持党的宗旨教育，人民公仆教育，执政为民教育，群众路线教育。这些必须落实在干部教育、培养和考核的体系之中，列入学校和社会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之中，从思想文化源头上，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思想基础。
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浩瀚社会工程。它不能不是一个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性与选择性、客观性和主体性、现实条件和社会人群等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中国政治改革的正确目标、发展逻辑和战略部署，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上下结合、渐进有序推进，我们必定能到达成功的彼岸。任何固化模式、不思创新、一成不变的思维，任何超越现实、盲目蛮干、急于求成的思维，都是不能成功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