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特征篇1
关键词：美国社区学院治理；特征；政府；社会
作者简介：卢洁莹，女，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和高职教育政策；马庆发，男，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课程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高职院校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1JCJY14YB）”、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城乡统筹背景下杭州市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B11JY07）”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共同体与办学模式改革”（项目编号:12ZS043）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6－0083－04
在美国,社区学院管理逐步形成一种精巧、科学和高效的治理结构。其社区教育因此以其实用、多样化和人性化而闻名。揭示美国社区学院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保障机制及其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尔文主义神学”：社区学院治理的“合法性”（legitimacy）基础
具有“合法性”是美国社区学院治理的首要特征。“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认同的权威和秩序，这种秩序和权威被自觉遵从。“合法性”不同于法律规范，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代表具有必然合法性。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治理”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人性的普适性基础上，并且这种人性论能取得公民的共识和认同。揭示美国社区学院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可以追溯其生成和发展的原初形态或雏形。因为，“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中找到解释”[1]。美国社区学院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加尔文主义神学自由观和政治观。
加尔文宗的自由观和政治观源于加尔文主义神学。加尔文主义神学，是指由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所发展出的神学，又称为改革宗神学。加尔文的神学，则深受教父奥古斯丁（St.augustineofHippo）和另一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影响。除奥古斯丁之外，加尔文最常引用的教父为屈梭多模（Chrysostom）。加尔文也深受他在史特拉斯堡牧会时的领袖马丁布塞珥（martinBucer）影响。加尔文主义神学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发展出清教徒神学，是一种基于《圣经》启示的、国度和圣约之下的价值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F.凯利（DouglasF.Kelly）在《自由的崛起》一书中，论述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新教改革的加尔文主义遗产如何塑造、演变和更新了英美的观。最生动贴切的例子体现在两个对话里：第一个对话发生在1560年代，苏格兰长老会之父、新教领袖诺克斯牧师四次会晤镇压新教徒的玛丽女王。在最后一次会晤中，玛丽女王傲慢地斥责这个曾经做过奴隶的人：“在这个国家，你以为你是谁？”敢如此对君王说话。诺克斯回答道：“尊贵的女士，我和你一样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尽管我既不是伯爵，也不是子爵和男爵，但上帝使我成为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无论在你的眼里我是多么卑微）。是的，女士，如果我预见到一些会损害国家的事，我就会像那些贵族一样，全力阻止这样的事发生”[2]，第二个对话发生在第一个对话的36年后，玛丽的弟弟詹姆士六世与诺克斯的继承人梅尔维尔再次会晤，詹姆士六世在会谈中拂袖而去，梅尔维尔追上去，拉住国王的衣袖，呼喊他为“上帝的子民”。他说：“在苏格兰，有两个国度和两个国王。耶稣基督是苏格兰教会的头，苏格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地上的国王詹姆士六世，是耶稣基督的臣民。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詹姆士六世不是国王，而是上帝的子民”[3]。诺克斯和梅尔维尔同君王的两次会晤，所彰显的是圣约之下的自由观和政治观。国王和平民他们同样处在上帝的至高无上之下，他们的灵魂是平等的。一方面，他们都被圈在罪性里，人人都败坏到一种无法自救的地步，所以世上没有道德和人格意义上的贵族可言，“精神贵族”和“道德贵族”都是对一部分人的偶像化。另一方面，他们都被赋予了人的尊贵（上帝的形像）和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也就是说，他们都活在上帝与人的圣约中，上帝的公义是一切世俗法律的源头。这种思想源流从德国和瑞士发轫，在法国和荷兰短暂停留，随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形成伟大的传统，直到西渡北美，在那里发芽结果。17世纪初，英国清教徒纷纷移民其北美殖民地，他们在母国受到宗教迫害，他们怀揣着对于上帝、人类和社会，以及信仰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一整套价值观来到这里。随着加尔文主义在新大陆的广泛传播，加尔文主义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成为这个新兴民族的主导性精神资源。
加尔文主义神学蕴含了丰富教育、天职和财富等的价值观。在教育上，他们认为，为了认识上帝，感受上帝的教诲，所有人都应该自己读《圣经》。他们就把教育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把建立学校作为国家与教会存续的条件。他们认为，教育可以增强人们的理解力，培养“有教养的公民”，从而更好地领会上帝的意图。“有教养的公民”指的是恪守上帝戒律、尽忠尽责的人。他尊重权威，恪守法令，而且勇于接受自己的责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管家，使家人衣食无忧。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孩子如何成为有教养的人。在他们看来，要想后代不成为野蛮人，就要更用心地教育他，教他读和写，给他适合的工作做。对待天职的态度，清教徒们努力在世界这所修道院里、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找到自己崇高而神圣的召唤、从事每一个圣洁的职业，他们推崇严肃、节俭、勤勉、诚实和虔诚等德行。在财富上，清教徒认为，财富是荣耀上帝的途径。每一个人必须紧紧抓住上帝赐予的每一个发财机会，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以经济的成功来荣耀上帝。总之，清教徒认为，所有人都拥有一些天生的权利，即享有生命和自由，拥有获得和占有财产的工具，追求和得到幸福和安全的权利；同时，任何契约都不能剥夺或废除任何人的这些权利。这种教育观、天职观和财富观成为每一个美国先民的信仰和追求，因此也为美国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社区学院治理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二、“法治（ruleoflaw）”：社区学院治理的制度保障
法治的基本内涵，指的是法律是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与人治相对立，一方面它规范公民的行为,另一方面更是制约政府行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只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才能建立起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才是真正的“善治”。美国以教育管理法制化而出名，社区学院治理机制的运行一直受到宪法、法律以及判例的监督与调控。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社区教育管理归属于各州；政府和社会参与社区教育的治理严格遵循宪法规定的诸如“正当法律程序”、“言论自由”、“平等保护”原则。这既是美国法律文化传统，也是《美国宪法》的基本要求。
在美国，“法治”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17世纪初期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始，英国的法律传统也逐步移植到这片新大陆。殖民地居民的信仰及其价值观体现在各殖民地的教育法律中。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儿童是没有技术的劳动力，许多人出生于贫困家庭。1642年，马萨诸塞州海湾殖民地由于“许多家长和师傅忽视了儿童的学习和劳动，以及其他可能对联邦有力的雇佣工作。”随即通过一条法律，要求政府官员“要经常地重视儿童的价值和师傅及儿童自己，特别要重视儿童阅读和理解宗教原理及国家主要法律原理的能力”。并且规定，无论何时发现忽略这些事，政府就会把儿童从其父母或师傅那里领走，让他们跟别人学徒。如果学徒对师傅的教导不满，可以把对师傅的不满提交法庭，听后判决。据普利茅斯市档案中记载，布里格斯（JonathanBriggs）曾经因海尔斯通（williamHailstone）没有遵守教他如何裁剪的契约而判海尔斯通赔偿给他15英镑[4]。基于“共和政体”的需要，马萨诸塞坚持对所有市镇和村庄的儿童的学徒训练的权力。1647年，马萨诸塞通过了一项被称为“老骗子撒旦法”的法令。法令要求“凡是满50户人家的城镇，必须立即任命一个教师来教本镇所有儿童读书写字，他的薪俸或由儿童的父母，或由儿童的雇主，或由城镇全体居民开支。凡有100户人家的城镇必须设立一所文法学校，以便于教师教导青年使他们有机会入大学深造。如有城镇无视此项法令逾一年以上者，当处以5英镑罚金，并将其交付邻近学校直至履行这项法令之日为止”[5]。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大议会颁布了“工匠和劳动者法令”，法令规定“治安官可以随意让儿童遵守同农民或商人的合同，使他们具有某一好的合法职业”。父母有义务保证儿童接受贸易和职业等方面的读、写、宗教等训练。如果父母忽略这种义务或无力尽这份责任，政府就出面干涉。这些关于教育的法律是加尔文教派基督徒的信仰的体现，也是北美殖民地自治成功实践的一部分，他们促使北美十三殖民地要求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在民的国家，以保障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
1787年5月，来自十三殖民地的55名代表，经过四个月的激烈讨论，在充分考量“民主”的多数原则或少数原则的基础上举行制宪会议。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宪法》（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其核心是以公民权利来限制政府权力。为了防止权力本身带来必然腐化的诱惑，防止立法、行政、司法官官相护、等腐败现象，提出公开监督是对政府总体最好的制约。《美国宪法》用宪法所保障的言论、结社、请愿和出版自由来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构建了用权力制衡权力、借舆论监督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的制衡、监督和限制权力的体制。为防止几种权力逐渐集中于一个部门，给予每个部门的领导以必要的宪法手段和个人动机来阻止其他部门做出超出其职权范围的事情，即必须以野心对付野心[6]，“1787年制宪会议采纳分权原则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其目的不在于避免摩擦，而在于通过在三个部门之间分配权力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摩擦来保护人民免受独裁”[7]。《美国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成为美国一切发展的基础。在建国初期，美国很多州根据《宪法》制定出一些保护教育的条款，如，规定在乡镇设立学校，责成居民出资办学，对不出资者给予巨额罚款；在人口多的县份，以同样方式设立高一级的学校；城市的行政当局应当督促家长送子女入学，并有权对违抗者处以罚款；如果继续违抗，社会便承担起家长的责任，强制收容和教育儿童，并剥夺其天赋父亲的、但被他用于不良目的的权利。又如，1810年代，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受托人委员会与校长龃龉，受托人委员会辞退了校长。在美国革命中立过战功的校长，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促使州议会通过法律，以学校乃属“公益事业”为由，将学校改为公立。受托人委员会以州议会违反宪法中的契约条款（政府“不得通过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为由，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终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宪法的保护而免于政府的政治干预，成为美国唯一一所不接受政府捐赠的私立大学。当然，法治更多的是指依法治理的精神，而非事无巨细的立法。美国的基本做法是立法部门授权执法部门建立众多专业性较强、反应灵活的行政机构来行使规范和监管教育市场[8]。由此形成美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的“法治”特征：美国公立大学和学院是高度自治的社团法人组织，联邦政府不干预大学内部的事务；社团法人组织分别采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等手段，通过运用法律把政府行政机关的社区教育行政权限、方式和程序固定下来，把政府与社区学院、社会与社区学院之间的权力及责任用法律固定下来。
三、“共同治理（sharedgovernence）”：社区学院治理的主要形式
美国的教育属社会公共事务，在共同的信仰和的保障下，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形式是“共同治理”。“共同治理”体现在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各自以平等的身份权力分立、责任分担和权利共享。
首先，政府之间的权力分立，责任分担。美国政府有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所在地区政府参与社区学院的治理采用分权制：联邦政府没有社区学院管辖权，州政府对其有绝对的管辖权；联邦和州政府及社区之间各自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各自依照州宪法对受教育者直接负责。
美国联邦政府对社区学院治理的参与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1918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对初级学院关注和支持，联邦政府教育总署（U.S.officeofeducation）在其出版的《两年一度的报告（BiennialReport）》中，开始包括初级学院的统计计划。1914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职业教育国家补助委员会”，制定职业教育自主规划，有计划地实施对各州职业教育的拨款。1917年，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国会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theSmith–Hughesact）规定各州用于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由每年的100万美元加到700万美元；规定职业技术教育的门类为农、工、商、家政和师范等专业；并首次确定设立联邦职业教育局来治理全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此后，联邦政府通过法案促进社区学院服务社会措施，如，1925年《乔治—里德法》、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1974年颁布的《生计教育法》、1990年的《帕金斯法案》和2010年的《医保与教育协调法》等，一直采取针对性和连续性的有效措施参与社区教育治理。联邦教育部的职责是通过促进优质教育和确保平等机会来提升学生学习成绩，以提升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其具体工作有四项：制定联邦教育资金分配的相关政策，管理资金并监督其使用；收集数据和监督美国社区学院研究；确定社区教育重大问题，以便及时解决；禁止取得联邦基金过程中的歧视，执行联邦法律[9]。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管理权力在各州，各州社区学院发展政策制定都要符合联邦政府的相关法律。州政府掌管着社区教育决策和行政主要权力，州政府拥有社区教育的绝对管理权，各州对社区学院治理主要通过受托人委员会进行。受托人委员会是美国社区学院的法定代表机构、核心治理机构和最高决策权威,是致力于维护社区学院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及内部管理层之间关系的高校治理结构的保护机制。如，纽约州教育委员会（newYoRKStateeDUCationDepaRtment）是纽约州大学系统（theUniversityoftheStateofnewYork)的一部分。其教育委员会下设生涯教育和继续教育办公室和职业办公室涉及社区学院管理事务。纽约州教育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是：受托人委员会（BoardofRegents）,秘书1人；受托人委员会设总监1人，法律顾问1人。总监下设执行副总监和财务总监1人，同时设有政府之间事务协调主任1人。纽约州受托人委员会（newYorkStateBoardofRegents）负责本州所有教育事务的管理。受托人委员会共有17名成员，其中13名来自本州13个司法区各区1名，其他4人为本州行政长官[10]。美国社区学院受托人可以分为由任命产生的受托人和由选举产生的受托人。州政府通过对社区学院受托人的遴选参与社区学院治理。受托人是社区学院办学资源的提供者，政府官员、商业界、法律界人士等在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这种参与治理的方式使美国50个州政府各自参与社区学院治理以其实用、多样化和人性化而闻名。
其次，社会全面参与社区学院治理。社会参与美国社区学院治理体现在社会组织、团体对社区教育的参与。社会参与社区学院治理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早期的平民教育就由教会管理。新英格兰的公理会（CongregationalChurch）与城镇当局合作共同开办学校，以公认的宗教原理教育人们。英国教会资助它的慈善团体，在美国为贫苦儿童开办免费学校。国外福音宣传协会（theS.p.G-theSocietyforthepropagationofGospelinForeignparts）在圣公会的赞助下为全部13个殖民地州开办学校。到十八世纪，随着传统教会组织以及在美国扎下根了的新教徒们赞助的教会学校的大量出现，所有教派纷纷自由地办学，自由地争夺赞助人和学生。19世纪初，美国开始产业革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生产的兴起，美国第一批职业技术学校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30年代，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资本和发达科学文化给社区学院的发展及其治理带来新的背景，社会参与社区学院治理的形式及组织逐步形成。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学院治理，具有同政府参与治理的平等身份，并且受到政府、社会、学校的普遍认可，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参与社区学院治理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如下三个类型：（1）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CommunityCollege，简称aaCC）通过对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专业资料收集和、相关信息传播等多种方式，提高社区学院的影响力，为社区学院争取权益，影响社区学院的相关立法等不断监督、平衡社区学院发展，提高社区学院影响力。（2）美国大学和学院受托人委员会协会(associationofGoverningBoardofUniversitiesandColleges,简称aGB)在美国社区学院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aGB是美国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引导者和领导者,提供美国大学受托人委员会的发展政策、评价标准以及受托人培训,提高受托人委员会及受托人参与社区学院治理的水平。（3）各类行业协会或评估组织承担具体的咨询、评估、监督等管理任务，以评估报告的形式影响各级政府的资金分配、学校水准的衡量、学生选择学校和专业、被评估学校制定活动方针和采取具体措施。作为社会组织的美国教育认证机构，如社区学院认证委员会和专业认证委员会，它们分别通过对学院和专业进行认证的形式参与社区学院治理。从参与社区学院治理的认证组织分布范围来看，有全国性认证机构和地区性认证机构；从认证内容看，有院校认证机构和专业认证机构。这些社会组织都是教育界或专门职业界自己组织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民间组织，各组织按照相应的组织法律规范自己参与社区学院治理的行为。在美国，社区学院与初级学院认证委员会是专门评价和认证提供两年教育计划和颁发副学士学位的公立或私立的中学后教育机构，它们分别是新英格兰院校协会、中部各州院校协会、南部院校协会、中北部院校协会、西北部院校协会和西部院校协会[11]。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学院治理使社区教育与广泛的社会相联系，把职业教育与国家需要、社区需要和个人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区学院获得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美国社区学院治理可谓“善治”，即以“加尔文主义神学”为其合法性基础，“成文宪法”为其制度保障，“共同治理”为主要形式[12]。在这种治理架构中，政府参与社区学院管理的权力得到限制，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区学院治理的积极性得到发挥，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得到体现。美国健全的政府、社会和个人参与社区学院治理机制，使社区教育成为真正的社会公共事务，社区教育的公益性也得到了真正实现，从而避免了因某些组织或个人的权力过度集中而挤占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职业教育公共事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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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特征篇2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的想象力；贫困治理；多重视角；政策自觉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112-06
伴随着我国贫困治理总体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新阶段”的基本内涵。首先，从贫困人口的总体规模来看，经过二十余年的贫困治理实践，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幅缩减。参照国家农村扶贫标准，我国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从2000年的9422万人，下降为2010年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更是下降到2.8%。〔1〕然而，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绝对贫困人口的总体规模有了大幅度的缩减，但如此重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实施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总体形势，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发展，新千年，中央政府出台的一揽子惠农政策的颁布更是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强劲支持。然而，步入新阶段，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继续为贫困问题的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撑，贫困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迫切需要创新。其次，绝对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新阶段，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据统计，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农民人均纯收入267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全国综合排名最低的600个县中，有521个在片区内，占86.8%。〔2〕所谓“连片特困地区”，不仅是指这些地区贫困的范围广、程度深、扶贫开发工作难度巨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转换，既往的减贫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此类地区的贫困治理事业，迫切需要完成理论视角的转换。同时，“连片特困地区”多具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文化多元性并存的特征，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同质化”贫困治理方案，不仅难以实现减贫的目标，反而会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和文化风险。最后，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为“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此类地区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约束。中国扶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性倾斜，新阶段国家财政能力大幅增强，在“连片特困地区”减贫与发展的国家投入能力也将获得相应的提升。然而，也需要看到，“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减贫与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此外，随着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明确，和生态治理目标的提出，此类地区的发展道路面临着诸多的现实约束。
可见，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主战场的转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命题。破题新阶段扶贫开发事业的关键，在于“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理论创新。鉴于此，本文聚焦于“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从认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入手，分析既往扶贫开发模式的基本成就和局限，从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视角，尝试阐述新阶段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政策创新的问题。
一、迈向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
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知识界而言，“连片特困地区”均属于较新的概念。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概念的理论界定。这种状况，很大的原因在于“连片特困地区”自身的复杂性。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连片特困地区”散布于我国广大的地理版图之内，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所谓“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是一个集合名词，具有较高的抽象层次，很难具体到对每一个地区特征的描述。当然，这一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地区的某些共性问题。例如，这些地区均是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扶贫开发工作难度巨大的区域；同时，这些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和生态高度脆弱的地区，既往的贫困治理模式，在这些地区很难奏效。
社区治理的特征篇3
关键词：社会学视角；滥用问题；社会良性运行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01-02
近年来，我国滥用人数增长迅速，滥用呈现加剧态势。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其中2014年新发现吸毒人员48万名。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全国涉毒县市区增至3048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9成以上，其中吸毒人员百人以下县市区754个、百人以上千人以下县市区1545个、千人以上县市区749个。2015年，全国共查处有吸毒行为人员106.2万人次，其中新发现吸毒人员53.1万名，同比分别上升20%和14.6%。同时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件多发趋势明@。滥用不仅威胁人类健康，同时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社会风险。目前我国滥用问题的治理还远远不够，因此，不断加强和深入滥用问题的治理研究意义十分重大。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我国滥用问题的研究热点进行概要式梳理。
一、对以往研究热点的综述
国内学者对滥用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社会学视角对滥用问题开展实证调查研究，则是最近十余年才开始的。目前，我国学者对滥用问题的社会学研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滥用人员群体特征的调查研究
国内学者对滥用人员群体特征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有对青少年吸毒人群和女性吸毒人群等的调查研究。唐斌通过分析青少年吸毒群体特征时发现，亚文化的传递是青少年吸毒群体的主要特征，同时他调查研究了亚文化如何是在群体中得以习得与传承及群体成员的相互认同[1]。随着女性滥用者的增加，学者们对女性吸毒群体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刘晖等从女性社会学视角出发研究了女性滥用的特征，并认为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吸毒更有“被动吸食”和带有男性吸毒助“性”的受害者特点[2]。万志红通过云南青少年吸毒群体的调查发现，边疆地区青少年吸毒群体存在与内地滥用者不同的特征，其中包括年龄更加低龄化、受教育程度更低、民族多样化等特点[3]。随着新型滥用加剧，一些学者研究了新型滥用人员的群体特征。沈康荣首次对我国吸食新型的滥用者的群体特征进行调查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滥用人群凸显“三多”――男性众多，低学历人员多，无业人员多；滥用种类相同――主要是冰毒、和；滥用人数增长迅速[4]。
（二）滥用人员染毒成因及复吸归因的调查研究
段伟、祝小慧从社会心理动机理论研究青少年的染毒原因，认为青少年不良的个体心理如不加以正当引导，则可能会成为导致青少年染毒的重要内在心理因素[5]。廖龙辉在对青少年吸毒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青少年滥用行为的成因进行了“社会-心理”因素的综合[6]。夏国美在调查的基础上从更深的文化和制度层次分析了青少年吸毒问题背后的原因[7]。莫关耀等通过云南滥用严重的八个州市的调查和访问，分析了云南省新型滥用的朋辈群体因素，指出交友不慎成为35岁以下青少年滥用新型的主要外因[8]。杨玲等通过对吸毒者回归社会后的认同感、归属感及复吸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戒毒人员回归社会之后普遍缺乏亲密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互动。不利的社会处境、社会支持的缺乏、归属感的缺乏等是导致复吸的重要原因[9]。
（三）滥用的社会危害的调查研究
国内研究者对滥用社会危害的研究主要从个人、家庭及社会等层面展开论述。秦和平的《西南民族地区的危害及其对策》一书是目前国内系统地认识西南民族地区的危害及禁毒对策的专门著作，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系统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害，并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了积极的建议[10]。夏国美、杨秀石等人所著的《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一书，对新时期出现的新型滥用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新型吸食者与传统吸食者的人口学特征、滥用特征以及风险的对比研究后，发现新型存在传播快、心理成瘾性高、治理难度大等社会危害性[11]。
（四）滥用的防治措施及禁毒政策实证研究
这类研究有的从总体上探索吸毒行为的防治对策，而有的注重研究地方特色的防治策略。冯丽平经调查分析认为，戒毒人员复吸问题和后续生存教育问题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她对如何降低复吸率，如何营造一个“洁净”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社区戒毒管理模式来巩固戒毒成效等进行了研究[12]。钱宁借鉴了社会支持网络的概念，调查访问了昆明在戒毒帮教、创建无毒社区活动中所采取的一些举措，从社会工作层面研究社区戒毒方法――即“金碧模式”[13]。韩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江苏吸毒人群进行调查，提出“生理――心理――社会”为一体的社区戒毒综合模式，从生理、心理、社会三重维度构建了吸毒人群的社会支持体系，以此有效干预和治疗海洛因人群的成瘾问题[14]。陈曦、何咏梅研究了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禁毒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了探索具有民族化、本土化特色的禁毒教育的一些对策[15]。钟莹、梁国勋研究了如何运用个案管理方法在社区戒毒人员中开展工作，如何整合社区资源，提升社区禁毒的专业化服务水平[16]。刘爱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昆明强制戒毒所经验，提出了包括脱毒治疗、教育管理等九个第一的“昆明戒毒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戒毒工作的特色之路[17]。
二、研究现状评析及展望
近十余年来我国滥用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已取得了不菲的成果。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与访问，分析了滥用者的群体特征、吸食原因、滥用危害，提出了一些对吸毒人员的社会干预政策。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存在如下缺陷。
一是国内学者多采用“现状、特点与趋势分析成因分析影响分析应对策略与结论”这一研究路径，研究模式较为局限。二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的严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等方面还存在欠缺。目前国内大部分的问题研究都以定量调查研究为主，滥用问题调查多采用简单问卷数据调查，在问卷的设计科学性与时效性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对吸毒人员的吸毒史、生命史进行深入持续性的参与观察、访问及行动研究等的质性研究还比较欠缺。三是我国学者的滥用问题研究缺乏对滥用问题进行社会学学理的探讨，应加强从社学学理的角度出发，加强社会文化层面分析解决滥用问题的研究，通过多视角、多层次对滥用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找到滥用行为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从而为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有益的借鉴。四是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关于滥用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吸毒人群现状、成因、滥用影响、防治干预措施等方面，例如吸毒人群的家庭研究、新型相关领域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滥用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信息技术的进步，滥用问题不断演化与变异。滥用问题涉及政策、经济、文化、社会、伦理等诸多方面，为进一步减少问题的社会代价，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根据国内外毒情的变化，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利用社会学的学科在社会问题研究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滥用问题的专题实证研究，同时不断深化拓展滥用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行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逐渐深化符合地方特色且有可操作性的滥用问题治理的社会政策研究，逐步构建我国的滥用的防治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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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冯丽平.对吸毒人员后续教育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1）.
[13]钱宁.社区戒毒的控制与支持网络――昆明市创建无毒社区活动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
[14]韩丹.吸毒与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以江苏吸毒人群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陈曦，何咏梅.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禁毒教育的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8（1）.
社区治理的特征篇4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为宗旨，紧紧围绕“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方针，保护合法经营，促进公平竞争，加强税源管理，堵塞税收漏洞，全面构建规范、集约、高效的税收社会化征管机制，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促进开发区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在开发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整合有关部门管理资源，集中管理，统一征管模式，成立个体税收社会化征管机构，依托社会综合治税网络，有效防止税收流失，实现个体税收征管效能最大化。
三、实施原则
（一）依法管理原则。
在严格执行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推进个体税收社会化征管工作。
（二）集约高效的原则。
充分整合各部门、各单位管理资源，依托税收信息化管理平台，简化和优化个体税收管理流程，降低征纳成本，提高管理质效。
（三）优化服务的原则。
创新管理模式，保障纳税人权益，方便纳税，提高服务质效。
（四）积极稳妥原则。
先试点，后推开，边探索，边规范，积极稳妥地建立社会综合治税机构，完善征管的体制和机制，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
四、工作范围
个体税收社会化征管范围包括所有个体工商户（含有证和无证）、发票代开业务（不含单位纳税人）和临时户，即固定个体工商户、临时个体经营户、流动个体经营户、私有经济等个体零散经营活动。征收项目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一并纳入社会综合治税征管范围
五、组织机构
（一）机构设置。调整充实社会综合治税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经济开发区财税局。指定城东街道办事处财政所具体负责个体委托的开展落实工作。
（二）人员配置。根据综合治税办公室机构设置情况及工作实际，按程序调入或招用相关人员。
六、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职责权限
1、研究制定开发区社会综合治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研究制定社会综合治税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3、建立健全个体税源协税护税网络体系;
4、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和符合相关职能业务处理需要的业务流程，组织开展税收宣传活动。
5、协同税务部门研究解决个体税收社会化征管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6、受税务部门委托，负责对个体工商户的税务登记、税款征收、发票管理、税款结报及税源调查等工作；协助税务部门开展个体工商户典型调查、民主评税及定额公示、日常催报催缴、送达税务文书等工作；条件成熟时开展为个体工商户代开发票工作；
7、协助税务部门开展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核定工作;
8、协调税务部门对综合治税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9、负责涉税信息的汇集、梳理及传递工作，发现纳税人有违法违章行为的，及时传递税务机关处理；
10、及时取得上级专项补助资金，保证综合治税工作的正常运转；
11、根据工作需要，负责工作人员的统一调配，按照税务部门对实际业务工作的要求，对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发放工资及其它福利待遇，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12、承办开发区管委会、县国税局交办的其它事项。
七、收入划分及经费保障
综合治税办公室的征收收入按照行政区划、投资主体、项目单位及现行财政体制，确定收入级次，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其征收经费按照财行字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实际入库收入为准，按税款属性分别确定计提比例（1-5%）,由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统一掌握使用，主要用于人员、机构运转经费开支。经济开发区根据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经费。
八、实施步骤
（一）第一阶段：部署准备阶段（4月30日前）
1、调整充实开发区社会综合治税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协调经济开发区内的社会综合治税工作。领导小组由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兼任组长。
2、组建开发区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办公地点由经济开发区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有利于控管和方便纳税的原则自行确定，县国税局相关业务部门统一进驻合署办公。开发区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主任由开发区财税局负责人兼任，设副主任两名。其它工作人员根据辖区内个体工商数量及征管业务量，通过公开招聘解决，招聘人员工资待遇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制度。
（二）第二阶段：调查摸底及制度完善阶段（5月1日至6月30日）
经济开发区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开展建章立制，调查摸底、核定纳税定额等工作
1、确定个体工商户税费征收标准，、
2、做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办理信息和税务登记信息比对工作。了解掌握应办未办税务登记证的个体工商户情况。5月10-日前完成。
3、成立税费定额核定小组，同时设立调查摸底小组，小组成员从县国税、经济开发区抽调，具体负责税费定额核定工作。5月10日前完成。
4、开展个体工商户调查摸底及税费定额核定工作，调查摸底小组负责区域内定额核的申报受理、实地调查等，采集纳税人的经营区域、经营内容、行业特点、费用项目、从业人数、经营面积、设备情况、摊位门面、开票情况等数据，初步审核后上报，定额核定小组负责设定出科学合理的参数、系数，并将调查摸底小组采集上报的数据录入个体定额核定软件，计算核定定额，将核定的定额审核报批；社会综合治税领导小组对上报定额进行审批，确定税费定额（个体工商户税费定额执行期最长不超过1年）。6月1日前完成。
5、定额公示、下达、公布。定额核定后，由定额核定小组以税务机关的名义进行公示，并对有疑义的问题进行解答，若发现定额与实际经营情况差距较大的，安排人员重新进行调查，重新核定定额，公示完成后，由定额核定小组以国税局名义下达，公布税费定额。6月15日前完成。
6、做好个体工商户税收委托工作。县国税局为税收征管的法定机构和主体，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为个体税收受托单位。县国税局要与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签订委托协议，同时，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要为社会综合治税工作人员监制、颁发协税护税工作证件。6月20日前完成7、建立内部制度，将主要制度公开，确定工作人员工作岗位及职责分工。6月30日前完成。8、进一步组织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三）第三阶段：运行阶段（年7月1日起）
自年7月1日起，在经济开发区内对个体税收社会化征管进行试运行，并逐步规范完善管理机制。
九、工作措施
（一）健全工作机制，确保顺利运行。定期召开社会综合治税联席会议，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综合治税的实施情况，研究解决社会综合治税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探索和创新社会综合治税的措施、办法和对策，提高社会综合治税工作质效。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工作氛围，社会综合治税办公室要加大宣传力度，借助各种新闻媒体，将社会综合治税的有关精神、要求和重大现实意义向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个体工商户进行广泛宣传，进一步扩大社会综合治税的影响力，努力营造浓厚的社会综合治税工作氛围。
社区治理的特征篇5
关键词：住宅小区；治理模式；参与合作
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空间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多，一处处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在居民居住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的同时，助推了城镇化。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城镇小区治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住宅小区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方式陈旧滞后、治理碎片化等问题比较突出，对建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1住宅小区的类型及特征
考察住宅小区治理问题，首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住宅小区形式进行类型划分和特征归纳，以便于制定科学可行的治理策略。
（一）单位小区
单位职工住宅小区，俗称为单位小区，单位小区主要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是我国市场化住房制度改革前形成的独特的住宅样态，本质上都是由城市企事业单位为解决本单位职工住房而建成的职工住宅小区。调查资料显示，就合肥主城区的情况看，这类小区主要集中在老城区。随着老城区改造更新的推进，许多单位小区被重新规划、拆迁重建。
单位小区的治理特征是，小区具体事务由单位或从属于单位的家属委员会管理。由于这类小区建设时间较长，规划标准低，其基础设施配套不全，社区管理制度滞后，社区组织体系不健全，社区治理资本匮乏，社区记忆断裂，小区治理陷入困境。
（二）拆迁安置小区
拆迁安置小区是在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住宅小区。这类小区主要是指在城镇化推进中城镇周边的农村土地被征用、村民居住空间被政府重新规划拆迁重建成一种住宅小区。进入21世纪以后，合肥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城市框架的快速延展，众多农村居住区被纳入城市空间，因此，一大批农村居住区被规划、拆迁和整合，形成了为数不少的拆迁安置小区。
拆迁安置小区的治理呈现出城乡二元特征，兼具农村村落居住区与城市小区治理的双重管理服务色彩，虽然这些小区在服务硬件设施上与城市商品房小区基本接轨，但其组织结构、资产形式、管理模式及居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仍然保留着农村的部分传统特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这类小区要融入城市，可能要经历较长的转型期。
（三）商品房小区
商品房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型的城镇小区。这是一种以特定规划区域为地域特性、以业主购置的房屋及共有财产为共同利益、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法理基础、以居住生活为主要取向的新型的城镇住宅小区。即是说，目前的城镇商品房住宅小区“更加具备了社区的主要属性”。
商品房小区治理特征是，小区中既有政府的基层办事机构、居民自治性组织、基层党组织等具官方色彩的组织，也有“物业公司”等商业性组织，还有居民自发组建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然，小区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主体还是小区居民。从治理功能上看，各类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承担着不同职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2住宅小区治理的问题及其成因
（一）治理理念模糊及治理目标不确定
小区治理作为城镇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场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治理方式，而转变治理方式的前提条件是转变治理理念。实地调查发现，有些小区虽然其外观面貌非常现代化，但是其小区自治组织的治理理念依旧延存着传统的小区管理观念。
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强调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程序的民主化，治理方式的协作化，也就是说，在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共同积极参与，为社会公共事务出谋划策，以促进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如果治理理念的模糊将会导致治理目标不确定，缺失明确的治理目标的小区治理将会陷入混乱失序。
（二）治理结构不合理及治理效能低下
小区治理结构是小区治理的承载和平台，小区治理必须在治理结构的支持下才能运转。没有赖以支撑的治理结构，小区治理就失去了稳定基础。许多住宅小区治理结构不完善，不少住宅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或者有业主委员会之名没有业主委员会之实，甚至有的社区居委会承担起业主委员会的职责。特别是一些回迁安置小区治理结构不合理问题更加凸显，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基本空缺，而且，小区治理基本上延续着村落聚居区的管理的结构模式。
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小区治理功能难以发挥最优效率。小区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相互掣肘，导致了多元主体难以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进行合作治理，以至于多元主体的治理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一旦出现矛盾冲突，没有有效化解矛盾冲突的机制。
（三）小区居民间的疏离化及治理创新意识缺乏
小区治理创新需要充分激发广大业主的共同参与热情，发挥业主们的智慧和力量。从目前情况看，大多数住宅小区居民间关系基本上呈现原子化的疏离状态，以至于在小区治理过程中很难激发出共同参与小区治理创新的热情。处于原子化疏离状态的小区居民很难形成凝聚力，也不可能为小区治理献良谋出良策。有些小区居民对小区公共事务比较冷淡，人虽住在小区，心不在小区，但是一旦遇到小区管理服务不到位，往往是牢骚抱怨，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
3构建城镇住宅小区治理新模式
（一）转变治理理念，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原则，推动小区治理体系化
住宅小区是社会治理的微型场域，需要确立共生、共享、共治的治理理念。在小区治理中，应当确立共建理念，促成各治理主体之间认识到并重视彼此之间应实现并去实现共建关系，对保障各治理主体的权益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各主体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而在小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和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成为小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区治理中坚持各治理主体间联动融合、开放共治，发挥各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达成共同治理目标，并形成共享资源，彼此依赖、互惠和相互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将治理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各治理主体。
（二）建构小区治理的法规体系，搭建制度平台，推进小区治理法治化
小区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环节。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切实保障小区治理和谐稳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理小区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这既要做好顶层设计，也要进行中层规划，才能保障微观治理的可持续性。
因此，制定出台有关小区治理的相关法规，构建起小区治理的法规体系，以此来规范小区治理场域中各治理主体的行为，进一步建构和创新小区治理的制度化平台或交流机制，完善相关程序与环节；通过制度化建设保障协商合作治理结果的落实，以保障小区治理沿着有序稳定的轨道运行。
（三）优化治理结构，理顺治理主体间关系，推动小区治理精细化
社区治理的特征篇6
[关键词]：网络民主特征民主政治影响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媒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流载体和社会联系形式。由于人进入网络后成为“电子人”，其社会心理意识和思维行为方式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由“电子人”组成的虚拟“网络社区”必然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点，这就决定了在“网络社区”特殊环境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网络民主”自然也就会表现出特殊性，并以各种形式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呈加强趋势。因此，及时研究、准确把握网络民主的形式、特点及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对于引导和把握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及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民主”特征分析
“网络民主”是伴随网络政治(Virtualpolitics)概念而生的，后者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markSlouka)提出，可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即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这一工具而实现的“电子民主”、“数字民主”等新渠道、新形式。也就是说，“网络民主”可以视为“电子人”以网络为载体和媒介形成“网络社区”，依托“网络社区”进行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新兴民主形式。由于“网络民主”所凭依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形式所具有的非物质性、非接触性、隐匿性、分散性，导致作为“网络民主”主体的“电子人”在主体意识和行为样式等多方面发生转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网络民主”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特征。
（一）“虚拟化”：“网络民主”的形式特征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形式，总有相对固定的“公共空间”作为社会活动和相互交流的领域和场所。而在“网络社区”的社会关系中则缺乏那种曾是民主化政治的母体的交互式实践的基本层次：如集会、办公室、报告厅、公共广场等诸如此类的场所和形式。“网络社区”联系媒介是“电子网络”，没有具体有形的活动空间或场所。互动方式是以媒介为载体的电子传播方式，不仅把公民们彼此分开了，而且还取代了老式的政治场所。“电子人”之间“没有出现面对面的互动交流，而只有屏幕上的电子符号的闪烁”，(1)将“电子人”联结成为因特网上的“虚拟社区”。网络空间上像过眼云烟一样记载的是一种无形的政治。“网络社区”的“电子人群”也是处于分散、隐匿、不固定状态。这种“网络空间”所形成的“网络民主”只能是“虚拟的”。它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人与人、人与物质以及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关系模式，界定或概括借助因特网的技术作用所形成的“网络民主”最显著的特征只能是“虚拟化”，只有这样，才能“让参与建立一个电子世界的各种关系全部到位”。
（二）去权威化：网络社区的秩序特征
从结构上看，因特网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传播系统，就像电话网或广播系统一样，每一个接通因特网的人，都可以上网并发出自己的讯息。也就是说，可能会把一条讯息同时发给很多个接收者，是被非中心化的。从实质上看，在这种公共空间观念中，活动主体的扩大化、多样化冲破了传统主体由社会职务地位、职业等阶层形成的社会秩序结构，形成了“电子人”之间话语权上的相对平等，也就是说，“网络社区”基础上的“网络民主”排除了传统意义的社会中心结构，形成的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结构、非中心结构，还表现出话语的多元化和异位化。因特网的“魔力”还在于它使言论、出版、电影、广播和电视这些文化生产机构的地位彻底地非中心化了。
（三）非正式化：“网络民主”的组织特征
传统民主形式总要依循一定的正式组织结构或社会群体才能实现，如以工厂、机关为单位建立起来机构群体，或以某种政治属性为依据建立的社会组织，如工会、青联、妇联，还可以职业划分成立各种协会社团。这些社会正式群体依照组织属性形成一定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序列。而“网络社区”则没有这种组织结构特征，“网络社区”成员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的，从身份、职业和阶层来看也不以现实生活的信息模式作为记载、识别或标明表征，不存在某种标准、标志或共同特征，只要具有把电脑与网络连接起来这一前提条件，就可以随意进入网络社区，自由地进行定向不定向的交流。进入网络的时间没有规律也不固定，网络社区主体群体处于流动状态，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分散化、不稳定性特征。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主体本身没有传统社区所具有的那种可以依循的组织建制或地理区域标志，所以，作为网络社区参与者的这些电子人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没有任何必然的一致倾向(2)。电子人的自我发言也具有较多的自发性和较少的监督性，主体意识方面也不具备确定性特征。在这里，几乎没有等级制度或组织机构及其影响。
（四）交互性：“网络民主”的属性特征
“网络民主”与社会现实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现象的形成又是由“网络民主”的主体状况决定的，因为作为“网络民主”主体，“电子人”的身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现实社会关系的主体，是真正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现实的人，以其本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从事社会活动，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意志。这样，参与“网络民主”的“电子人”对社会问题的观点、主张也就非常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反映他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意识。“电子人”其属性特征是以其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为基础的，始终摆脱不了社会关系对其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民主”中的“电子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各个计算机终端，似乎是“无形地”存在着，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公告板、聊天室、论坛、BBS等多种场所进行交流，其身份、性别、职业等无法证实和认知，甚至是虚拟编造的。屏蔽了真实身份的交流者脱离了社会身份意识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他们可能更自由地、更自主、更真实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张，特别是囿于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不敢或不便发表的观点，传播网上得到的理论、观点也大胆、直接甚至不负责任，这些信息、观点、理论的传播和交流又必然对其观点、主张的产生、变化发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作用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也许更让人信服，效力更经常持久些。“网络民主”主要依靠这种相互渗透、交互作用的模式发生影响。二、“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广泛推进，网络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程度迅速提高，如果就此断言，人类已进入网络化社会尚嫌武断的话，而对于随网络发展所而出现的“网络民主”，以及其对各国民主政治发展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则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从主体、内容及形式三个层面来看，目前的网络民主还只是一种不健全的有限民主，其作用尚未充分显示。但是伴随着“网络政治”的演进和电子政府的全面推进，“网络民主”在未来会朝着厚实的方向发展，其作用的性质和范围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势必对民主政治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实质性影响。从影响效应来看，既有积极、正面方面的，也消极、负面方面的。总体上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实的有限性与发展空间的广阔性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网络民主”尚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是萌芽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程度的有限性，表现为有限民主。从主体来看，尽管进入网络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从形式上看，“网络民主”依附于现实民主，间接地隐藏在现实之后；从内容和作用程度上也决定于、取决于现实民主的发展状况。在严格意义上说，“网络民主”还不能说是一种完全或独立意义的民主形式。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形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占主导地位。由不健全的“网络政治”带来的“网络民主”无论是表现形式、活动范围还是民主内容及其实现程度都表现出有限性。
但是，社会的信息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程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发展，伴随着“网络政治”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形式、范围、程度将越来越扩大。尽管由于“网络社区”的发育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它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非独立性，但是，由于网络强大的技术能力和网络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在“网络社区”信息交流、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等方面可以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其未来发展具有很广阔的潜在空间，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作用方式的无形和作用效果愈益显著
“网络民主”的非正式性、渗透性特征决定了“网络民主”作用形式的隐形化。由于“电子人”没有形成正式组织群体，也没有形成利益集团，不能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沿着正式的组织体制参与政治过程，它只能是通过传播有关信息、政治意见、政治观点产生联系互动、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社会舆论形成、充当舆论监督中介等，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参与中的人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从而影响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与状况，但其作用是间接的、无形的、渗透的、有限的。
但是，随着电子政府建设和电子政务的迅速推进并成为政府未来发展和建设的趋势和方向，在深入推进到政府服务职能的改变和政府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如选举、政府人员组成、行政决策等重大方面，就逐步建立起政府部门与公众的信息反馈和互动机制。伴随这样一个进程，“网络民主”不仅将对现实民主政治发挥重大影响作用，而且极有可能会朝着现实民主形式方向开始实质性突破。
（三）作用效应上鲜明的“双刃性”
“网络民主”可以充分实现人民参与政治过程的直接性、真实性、平等性。这些特性主要表现在沟通、对话的双向性，公民之间、公民与领导沟通交流的平等性、畅通性；通过网上论坛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真实性和自由度；对行政决策或行政过程造成影响和压力和对行政制度体制产生冲击。特别是各级决策者与社会公众有可能建立许多新的多向度的联系渠道，减少信息衰减。迅速、直接、真实地掌握、了解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真实情况，大大增强行政过程的透明性、互动性，从而增加行政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扩大了社会公众参与体制内民主的范围和形式。
但是，“网络民主”也有其相对性甚至是破坏性、欺骗性的一面。由于拥有信息的不均衡性，进入“网络社区”的“电子人群”受生活环境和活动范围的限制，他们对历史和国情的了解，对文化传统的抗拒，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与“圈外的”大多数人未必相符，可能会进一步疏远(3)。网络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在提供一些真实、有效信息的同时，还会掺杂有许多无效、虚假甚至恶意信息，信息失真可能会误导公众，公众为失真的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来自于信息形成者、传播者所带有的主观色彩，浸染着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特征无不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而且无论是一般公众还是政府都存在恶意误导的可能性，“网络民主”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假性、欺骗性。
另外，“网络社区”中经常蔓延的“情绪式民主”又使“网络民主”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失真、过滥的信息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所制造的肤浅的、虚假的民主，可能让决策者在人声鼎沸的公众情绪面前无法保持理性，极大地影响社会公平和公正以及行政决策的效率。“即时的和过度的民意测验可能导致政府官员的决策仅仅根据可能对老百姓造成的影响进行”(4)，国家决策一旦为大众情绪左右，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从而损坏国家的整体利益。“刘涌案”、“沈阳宝马案”一方面表现了公众参与对司法过程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说明了“情绪式民主”对司法程序公正的干扰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
（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不一致性
以互联网为平台发展起来的“网络民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能够导致公众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从形式上这种民主或许是最公正、最文明的民主形式。但从实质上看却未必是这样的。“所谓的直接民主，并不是人民做主，而充其量只是少数人做主，直接民主假定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须由民众做主，这是一个假命题。事实是，不是一切都可以由民众做主，也没有必要都由民众做主。(5)”换言之,只有数量缺乏质量的广泛参与并不一定会是件好事，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和巴黎公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直接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即使在它不可多得的实验场中，也被证明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实验场就是城邦。”（6）“以言论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了永远洗不清的污点。”（7）事实证明，这种民主参与的人越多，参与的效力也就愈具破坏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21世纪网络在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会被美好的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各国的政治现代化程度不同，在发展中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转三、“网络民主”建设进程中的对策思考
客观地说，“网络民主”较传统民主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具有有限性、破坏性。从未来发展看，“网络民主”要成为一种有效、有序、有形的民主形式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如何引导“网络民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积极推行“电子政府”建设，主导“网络民主”发展方向与进程
从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来看，随着网络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网络民主”所标志的直接民主形式作用的范围必然会持续扩大，作用程度也会愈益提高，这符合民主发展的方向。而从“网络民主”的特性来看，其作用的性质和方向呈现一定程度的非正向性，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民主”建设的引导，通过“电子政府”建设去整合、主导“网络民主”发展。首先，要加快“电子政府”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为建立政府与公众制度化互动机制提供前提。正视并满足公众参与民主和行政过程的愿望和需求，为政务公开和依法执政创造条件。其次，实行政务公开，建立制度化信息交流机制，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依法执政。将公民参与纳入决策全过程，从决策目的、决策目标的设定、决策方案的选择到决策的执行过程、结果状况等都要广泛吸收公众参与，反映公众愿望和要求。同时为公众实现民主决策和当家作主提供途径。还可以主导舆论导向，有效消除公众非理性民主、情绪式民主带来的消极后果。
（二）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主流网络媒体培植，占领“网络舆论”阵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在信息和传播中的地位愈发不可替代，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增强，而且由于网络边界的无限性、模糊性，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参杂在一起，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当然也包括一些敌意的、不健康的信息和宣传，直接威胁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这样一个趋势和状况，我们必须采取应急对策，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培养自己的主流媒体，改善宣传方式和手段，扩大宣传范围和影响，来主导“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为经济建设就政治文明建设创造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三）实行必要的网络管制，保证网络健康发展
由于“网络社区”的无边界性、渗透性、隐匿性、失控性，“电子人”屏蔽了其社会身份后其网络意识和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法律规制力和道德约束力大大弱化，网络信息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控制。因此一些恶意信息、虚假信息、垃圾信息在网络中肆意泛滥，网络上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屡屡发生，各种掩盖事实真相，丑化、诽谤、攻击政府的谣言也大行其道，必然损害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网络进行适度规制。在形式、内容、观点等方面设置栅栏进行管制，管制发表言论的形式、发表言论的内容主题、发表言论的内容观点。以维护网络正常秩序和“网络民主”的健康运行。
（四）加快网络道德建设和网络立法进程，建立网络法治秩序
言论自由是自由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主的基本前提。而民主和自由都存在着来自于自身的悖论，民主和自由的实现不可避免地要以对自由和民主的某种限定为条件，因而民主和自由不可能无限发展，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将这样一种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理念内化为网络道德的基本要求，增强“网络社区”的道德约束和“电子人”的个人约束，强化网络行为的责任意识，以防止和抑制“网络民主”的负面甚至破坏性效应。
同时，加快网络立法，构建互联网法治体系。网络空间是一个与物理空间不相同的新空间，原有的法律规则在网络空间完全不适用，在原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上，针对网络空间的特点完善法律体系，十分必要。近年来我国制定的《统计法》、《档案法》、《测绘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在各自领域内对信息活动的局部问题作出了法律回应，新《刑法》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加入了制裁计算机犯罪的条款，新的《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电子合同和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信息立法也取得了可喜进展，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为我国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总体来说，我国目前并没有规制互联网的统一法律。因此必须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构建互联网法治机制，保障互联网安全，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促进交易以及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效打击计算机犯罪，公正救济在互联网上遭受侵害的权利，保证“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为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创造条件和途径。转贴注释：
〔1〕参见n·凯瑟琳·海利斯：《虚拟的团体与闪烁的能指》，1993年秋季号，69～91页。
〔2〕《虚拟的世界：文化和想象力》，见史蒂夫·琼斯编：《网络社会》，164～183页，纽约，萨格出版社，1994年。
〔3〕李永刚：《网络扩张对后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J］，政治学,2000，（2）：54。
〔4〕〔德〕迈克尔·德图佐斯：《未来的社会》（中译本）［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260页。
〔5〕刘军宁：《共和·民主·》［m］，上海三联书店，1998．208。
〔6〕〔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东方出版社，1998．315。
〔7〕〔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m］，三联书店，1998．10。
参考文献：
〔1〕赵晖：《电子政府———廉洁、高效与民主相统一的政府组织形态》〔J〕，《行政与法》，2000年第2期。
〔2〕点击民主［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8期。
〔3〕刘昌雄：《网络化社会中的行政决策主体：大众化？官僚化？》〔J〕，《公共行政》2001年第2期。
社区治理的特征篇7
一、我区违法建设的现状及涉及征地的四大类型
（一）我区违法建设的现状
违法建设是指未经国土、规划等部门审批而擅自搭建的非法建筑。我区的违法建设种类复杂，性质各有不同，有自用的、有出租的、有用于生活的住房、有用于生产的厂房、有征地拆迁的过渡房、有为获取征地拆迁费的乱搭乱占房、有新（扩）建的、有改建的。
（二）征地拆迁中涉及的四大类型违法建设
1、未取得规划管理部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擅自施工的工程。
2、应取得施工许可证而未取得或者虽有施工许可证，但未按批准范围、内容施工的工程。
3、在临建手续批准期满后仍不拆除的一切临时性建筑物和构筑物。
4、占用国有土地和在农村非法占有集体土地新建、修建和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我区拆违专项整治工作的成功作法
（一）成立拆违领导小组，多部门联合执法推动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20__年7月，我区成立了以区长龙华为组长，区委政法委书记及区政府3位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为副组长、区办、监察局、规划分局、国土分局、执法局、街镇等二十余个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拆违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杨春畅局长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并从执法局、国土分局、规划分局、公安分局抽调了近20名精英骨干集中办公，开展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征地拆违工作例会，及时研究征地过程中拆违工作中难点、重点问题。各部门依法履职，国土、规划、执法局等部门分别依据《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共同对违法建设实施管理，各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加强部门联动，以强大的执法合力确保了拆违工作顺利开展：各街镇拆违办利用地利人合及属地管辖的优势提供相关的准确信息情报；区国土、规划分局的同志利用熟悉政策法规的优势确保每一个法律环节不出纰漏，为我们依法整治提供了业务指导与专业保障；公安分局的民警的参与在精神上对当事人起到威慑作用并对专项整治工作提供了安全保障。各单位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地处理了十余起专项整治工作中涉及征地工作难度较大的案例，强大的执法合力确保了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二）坚持专项整治工作与“双创”工作有机结合，推动两项工作协调发展
20__年是我区“创建文明城区、卫生城区”的关键之年，区拆违办结合我区违法建设的特点，按照“双创”工作“城区内无乱搭建”的具体工作要求，借政府实现“双创”之决心;借“双创”工作之声势;借“双创”工作之人力、物力、财力，以“双创”推进专项整治工作，以专项整治工作促进“双创”工作，使我区的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向背街小巷和社区延伸，同时有效地清除了部分涉及征地工作的影响市容市貌的违法搭建的亭、遮阳棚、伞以及其它违法建构筑物。
（三）以专项整治工作促进征地拆迁，确保“四大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区拆违办紧紧围绕我区中心工作——“四大工程”建设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在20__年涉及“四大工程”征地拆迁工作中，通过专项整治工作促使多家钉子户实现拆迁：如八桥镇凤阳村1、2社涉及6户
企业的征地拆迁、建桥工业园区涉及26户企业的征地拆迁、八桥镇鑫康路扩建道路涉及17户企业及农户的征地拆迁等；以20__年全年为例，区拆违办共计六十余次介入重点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发放相关法律文书四十余份，拆除违法建设面积近七万平方米，按征地拆迁成本计算，为我区节约发展成本近一千六百余万元。（四）打好挂牌督办牌，实行市、区两级挂牌督办制
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实行挂牌督办制度，是我区开展此项工作的动力,也是解决困难的钥匙。去年，为更好地发挥挂牌督办制度的作用，除市级挂牌督办项目外，我区还特别针对征地拆迁工作中个别典型的拒绝拆除、影响较大的违法建筑进行了区级挂牌督办，全部按时拆除完毕，成功打开重点项目征地的突破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以20__年的挂牌督办项目之一的淳味羊肉馆为例，该违法建筑地属扩建双山公路征地拆迁范围，曾经进行司法强拆，但是迟迟未能拆除，成为该地区的拆迁“钉子户”，违法当事人是我区一名退休领导干部，在今年的征地过程中要求拆除其违法建筑，但当事人一直存在观望心理,对政府态度进行观望,挂牌督办制度是表明政府态度的最有效方式,是解除违法当事人观望心理的有效途径。区拆违办及时把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督办情况通报给该违建当事人，让当事人明确了解市、区政府的态度和政策，使其克服了观望心理，走上了自拆之路，顺利地将该违法建筑按期自拆完毕。
三、拆违为征地服务的建议
1、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多管齐下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优化投资环境、改善市容市貌、降低拆违成本、加快建设速度为目标，坚持自拆助拆为主，强拆为辅和属地管理、标本兼治的原则，党纪监督、行政监管、行政执法三管齐下，有效遏制顶风违建，逐步解决历史违建。
2、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村社区干部的作用
在征地过程中，加强规划、土地/:请记住我站域名/法律法规的普及教育，通过媒体、网络、送法下乡等活动，宣传政府对拆违的决心和力度，建议街镇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按照制违巡查挂片包村责任制要求，定期入户访视重点征地片区群众，着重宣传《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违法建设的危害性及拆违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充分发挥村社区干部的优势和堡垒作用，利用他们对基层情况熟，与群众关系亲密，具备本乡本土优势的特点，让他们做好群众的思想协调沟通工作；针对在征地拆迁中抢搭违建、企图骗取拆迁补偿费的违建户，通过基层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舆论引导，让干群形成共识；启动违建责任追究机制：对不作为的村社干部，实行过错追究；镇与村签订整治违建目标责任书，实行一票否决；村社领导包村入户，责任到人。
3、以人为本，无情拆违，有情操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征地拆迁应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无情拆违、有情操作”，树立“让利于民”的理念，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拆迁户的意见，让利益攸关者的心声能在具体政策制定前表达出来，以民为本、细节关怀，遵照大政策原则并结合工作实际，从维护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出发，制定在规定时限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拆迁户有关奖励、补助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以起到催化作用，减少拆违阻力，加快拆迁进程。
4、在征地拆违中，讲究方式方法，做到疏堵结合
坚持攻心为上。在全面了解违建当事人各方面情况的前提下，有的放矢，坚持以理服人，以诚感人，以情动人，以促成拆迁户态度的转变。建议采取边对征地中违法建设进行强势综合整治，边商谈拆迁签约，对其外来暂住人员进行集中清退，对重点违章户进行集中拆违，对外来无证经营户进行集中清查三管齐下，全方位推动拆迁工作的进度；注重建立疏堵结合的行政强拆机制，逐步减少存量的违法建设：非农业建设项目的征地拆迁，采取先拆违，再拆迁的办法。对自愿拆除的违法建设按低于其造价进行补偿，保证违法建设者无利可图，对不自愿拆除的违法建设，实行无偿强拆。拆违费用纳入征地成本，这样既可节约征地成本，又起警示教育作用。
5、建立违建监管网络，实行拆违目标管理
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监督有力、问责到位、激励有效、各司其责、齐抓共管”的要求，建立健区、街道（镇）和社区（村）三级违建监管网络。对征地过程中出现的原有房屋上加层修建，或横向延伸修建，或占用空地突击修建等违法建设行为，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制止，发现一处，查处一处，加强并完善违建监控巡查长效管理机制，做到打防结合，以防为主。加强对各街镇业务上的指导,推广监控巡查机制走在我区前列的八桥镇、建胜镇成功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扩大监控巡查网络覆盖面，力争监控网络覆盖全区所有镇、街、社区、村。我区各街镇围绕本年征地过程中，违建拆除重点对象，制订限期拆除计划表，拆违对象明确到户。计划拆除对象登记造册后移交国土、规划部门鉴定，经国土、规划、执法部门认定确属违建的统一汇总后报区拆违办，由区拆违办牵头、完善相关法律程序，由街镇组织实施拆除。
6、强化督查机制与激励机制
区拆违办负责征地拆违任务的分解，每周（月）定期督查并通报征地拆违任务落实情况及存在问题。区监察局、区政府督查室全过程介入，围绕拆违专项整治工作开展行政效能监察，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激励机制，一是对认真落实监管职责，及时完成督拆、自拆任务的单位，由新闻媒体予以优先报道，并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物资或精神奖励；二是开展无违建社区活动中，被评为无违建社区示范点，建议全区通报表扬，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并适当给予物质奖励；三是对大力支持征地拆违工作，及时自拆违建的个人，给予表扬，新闻媒体正面宣传报道。
社区治理的特征篇8
关键词：社区内科疾病；心理情绪；心理护理
中图分类号：R395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005-0515（2013）10-143-01
不同疾病患者的各种自身条件不同（年龄、社会地位、家庭、职业、环境、个性特征及文化背景等）均可引起不同的不良心理情绪反应。社区内科疾病患者大多存在着病情重、复杂、病程较长、病情反复等，极易产生多种负性情绪（焦虑、恐惧、抑郁、孤独及依赖等）即不良心理情绪，长期持续的不良心理情绪可阻碍疾病的治疗，加重疾病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社区心理干预（包括健康教育）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与疾病治疗效果存在相关性，其可减轻或消除或转化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从而获得更好的疾病治疗效果。为了观察分析社区内科疾病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特征，探讨社区心理干预措施，本文对168例患者实施了社区心理干预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2年1月―2012年11月选择我社区内科疾病患者168例，均经医院严格按照各种疾病的诊断标准确诊。168例均为内科常见疾病患者，其中高血压68例、糖尿病44例、冠心病35例、慢性支气管炎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21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50例）和观察组（118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疾病分类、等）具有可比性。
1.2社区干预方法及随访
所有患者分组后加强不良心理情绪特征的观察与分析。对照组常规应
用药物治疗，常规进行疾病知识教育，发放健康教育资料。观察组增加包括心理护理的社区心理干预措施，主要包括：社区疾病健康教育、心理护理干预、饮食干预、运动干预、药物治疗干预、自我监测干预、家庭访视及防治并发症。随访方法为电话随访、入户干预及凭卡就医。两组患者均建立完整的病历档案及通讯联络方式，每个患者都持有一张“社区内科疾病防治”就诊卡，凭卡就诊，每1周随访1次，随访至12周。
1.3观察与评价指标
干预前后均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治疗信心、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值，以及对社区医疗工作的满意度。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12周后进行评价。社区心理干预后明显好转判定标准：焦虑恐惧转变为安定放心，抑郁转变为高兴，孤独者转变为感到温暖，依赖转变为能够自理，无治疗信心或信心不足转变为充满信心。发生以上转变者为干预后好转。焦虑和抑郁评估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40分值为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SDS，≥41分值为抑郁），由社区医护人员或患者填写自评量表。
2结果
2.1两组患者心理干预前后不良心理及治疗信心比较
心理干预前两组患者不良心理及治疗信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干预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心理干预前后SaS评分及SDS评分比较心理干预前两组患者SaS评分及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干预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患者对社区医疗工作的满意度
社区心理干预12周后，观察组患者对社区医疗工作的满意度为98.3%（116/118），对照组患者对社区医疗工作的满意度为76.0%（38/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3.1社区内科疾病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特征
不良心理情绪包括：焦虑恐惧，表现为过分紧张、担心、忧愁、心神不定、难以入眠及注意力不集中等；抑郁表现为性格内向、悲观、绝望、失助及缺乏自尊自信等；孤独表现为失眠、烦躁等；依赖表现为过分顺从、被动、意志脆弱、犹豫、畏缩等。
3.2社区心理干预措施
主要包括：社区医护人员应向患者和/或家属进行相关疾病知识的宣教，家属的积极参与可提高疾病治疗效果，也是重视家庭和谐与健康；本文从把患者随机分组开始针对不同的不良心理情绪，采取有效可行的个性化心理干预措施，使其正确认知自己的不良心理问题，接受并采取积极态度正确对待疾病，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焦虑恐惧可影响患者机体的神经调节，导致代谢障碍。社区医护人员应及时采取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施，使焦虑恐惧情绪转变为安定放心；应让抑郁心理患者看到社区治疗的各种有利因素，增强信心及发挥积极因素，使抑郁心理转变为兴奋状态；社区医护人员应及时主动关心孤独心理者，使其感到温暖；社区医护人员应多指导依赖心理者，以提高自理能力及调节心身平衡，使依赖转变为自理。社区医疗干预是临床工作的延续，应针对社区内科疾病患者进行原发疾病的积极治疗，在坚持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实施个性化的社区心理干预措施，对稳定病情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要针对社区内科疾病患者不同的不良心里情绪变化，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本研究观察组患者采取了有效的个性化的社区心理干预措施后，不良心理情绪明显好转、治疗信心显著提高、SaS分值及SDS分值显著降低，患者对社区医疗工作的满意度也显著提高。说明，社区内科疾病患者有着各种具体的不良心理情绪，个性化的社区心理干预措施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及对社区医疗工作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薄磊，杨文东.降压药联合应用及护理干预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疗效观察[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1（09）
[2]宫玲.心理社会因素对疾病影响的研究[J].齐鲁护理杂志.2011（10）
社区治理的特征篇9
［征文内容］
1．农村常见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文章要求具有20例以上的临床治疗心得(或诊疗经验)。
2．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3例以上的心得。
［征文要求］
1．文章内容侧重于临床实践。
2．写作规范参见《中国社区医师》杂志稿约规定，论文要求2000字内，并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和科室、联系电话、地址和邮编，要求采用word格式打印。
［征文截止日期］
2007年10月31日(以邮戳为准)。
［评奖方法］
1.本次征文活动由《中国社区医师》杂志社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从参加活动的文章中评选出100篇优秀文章。由《中国社区医师》杂志出版《全国百名优秀乡村医师临床心得汇编》。其中部分稿件将于2008年陆续刊登在杂志上。
2．奖项设置：
1)一等奖：3名，各获3000元人民币的进修奖金。
2)二等奖：8名，各获1500元人民币的进修奖金。3)三等奖：15名，各获800元人民币的进修奖金。4)参与者：参与征文者均赠送《全国百名优秀乡村医师临床心得汇编》。
我们将用专函通知所有获奖人员，并在获奖文章中筛选优秀文章刊登在《中国社区医师》杂志上。
［投稿方式］
邮寄：100052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小区15-18号底商a222《中国社区医师》杂志社收。请在信封上注明“百洋杯2007年度有奖征文”。
电子信箱：web@sq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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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性消化不良请用泌特
消化不良是内科的常见病，它的主要表现是：食欲不振、腹胀、上腹疼痛、腹部不适、恶心、嗳气、早饱、腹泻，大便中有未被消化的食物残渣等。据统计，消化不良发病率在20％一49％之间，并随年龄增长而增高，是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由于消化不良可由多种原因引起，而胰酶分泌减少或活性下降及胆汁分泌不足是消化不良产生的根源，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化学性消化不良，因此补充胰酶和促进胆汁分泌是治疗消化不良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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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纤维素酶25单位)
社区治理的特征篇10
一、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最早由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也就或多或少的真正的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的基础上的。”[1]“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短期内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然后将这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关系（如邻居、同事邓甚至某些亲戚关系等）通过‘象征性的建构’，转变为一种双方都从主观上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2]98这个理论后来经过詹姆斯?科尔曼的完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其后罗伯特?帕特南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
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制度化的建构。其应用于社会环境则是由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理解及合作等态度和价值观构成，将社会群体的亲情、友情、邻里关系等公私关系联接起来，以此推动整个乡村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实现行动目标的特性。”[4]
二、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被村民自治制度所取代，逐渐形成“乡政村治”所谓治理局面。在近30余年的实践中，这种治理模式并为达到预期的效果，广大乡村地区仍然问题重重，“从全国来看，发展好的或较好的发展型‘乡政村治’，仅占全国的‘乡政村治’模式的15%；维持型的即一般的或比较差的乡村治理占65%；瘫痪或半瘫痪的占20%。这说明85%左右的中国村组织建建设还有待于加强，只有15%的村级治理现状良好。”[5]（56）人民公社体制从乡村社会退出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威在乡村地区明显受到了削弱，其权利高度集中到乡镇一级的政府。而乡镇一级政府又是我国四级政府体系的末端，受到巨大的行政压力，各级政府的行政责任一层层的下放，最后集中于乡镇一级，众多的村民委员会成为乡镇一级政府分派上级各种经济、文化及社会任务的对象，因此村民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变相的成为乡镇一级政府的派出执行机构，乡镇一级政府有一种逐渐对村民委员会强化影响和控制的趋势。
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参差不齐，人民公社体制退出后其组织性与纪律性大幅度下降，民主意识显得较为淡薄，随着国家政府，包括经济发展、文化支持等的不断倾向农村地区，这种国家权利及其利益资源成为乡村地区“竞争”的对象。改革开放近30余年来几大类人物及方面势力成为这种资源的竞争者。人民公社改制后，乡村地区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致富者”，在本村的经济发展处于领头羊的位置，在这批人中有一部分的致富方式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村民自治委员会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广大的村民没有能有力的参与关乎自身切身利益的建设事业及提议建设权等。这样造成了一些之前村庄集体建设的诸如水利沟渠、道路等公共工程年久失修而被废弃，全指望乡镇一级甚至国家扶贫政策拨款支持建设，村民对此行成逃避或对抗的极端态度，这是目前乡村治理中最为棘手的困境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