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1
[关键词]广东政治发展30年历史定位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1-0005-05
从1978年到2008年，广东政治发展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其历史定位何在？展望未来，其演变的趋势是什么？它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何关系？笔者尝试从评价其成就、分析其特征和总结其经验入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成就
评价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成就首先需要确立评价标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为确立评价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指南，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p322-323）“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p213）综合这些论述，结合学界的观点，同时采取学术的用语，笔者把评价标准确定为有效性（主要指政治系统在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效用，如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等）、合理性（主要指政治系统自身理性化的程度，涉及政治系统内部的机构设置、规则制定、运作机制、权力边界等）和合法性（主要指民众对政权统治的自愿服从、认同和支持等）。基于这三个评价标准，笔者认为，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从有效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一方面，政治权威的重构、法制框架的搭建为广东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改革的举措、宽松的政策和制度的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广东政治发展富有成效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换言之，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广东从贫穷落后的省份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极大地得益于广东30年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说，没有广东30年的政治发展，也就没有广东3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合理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随着政权组织架构的搭建与运作机制的完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结构的持续分化（如政企分开等）、政府机构的多次改革、政府角色的渐进转变，一个分工有序、有法可依、权力范围趋于有限、权力运转日渐有效、具有理性化特征的公共权力系统基本形成，这一权力系统不仅为广东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而且为广东政治向更完善的民主转型准备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一个有效的政权系统及其官僚组织（statebureaucracy）。因为“现代民主需要施行有效的命令、管制和提取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和国家官僚体系”。[3]（p10）如果缺乏这样的政权机构和官僚系统，即使民主的制度得以建立，它也不可能正常运转。
从合法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一方面，随着广东立法程序日渐公开化、民主化和科学化以及立法质量的不断提高、执法部门不断强化依法行政和司法体制的逐渐改革，广东政治运行中的法治特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随着执政党倡导思想解放、力主改革开放、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推行党内民主、广东人大制度的逐渐健全和强势运作、广东政协日趋活跃、基层群众多元自治、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媒体舆论空间相对开放等，广东已经成为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自治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实验地，公共权力运作中的民主元素渐渐增加。正是随着法治与民主的逐步推进，公民的各种宪法性权利获得了更多的制度保障，由此，广东民众对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的认同度与支持度进一步得到提高，这在很大程度增强了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二、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基本特征
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不仅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而且在中国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的探索上具有先行、实验、示范的特征。具体说，这一特征可以演绎为以下几点。
先行性。30年来，相对于全国的其他省市，广东不仅在经济建设、经济改革上先行一步，而且在政治建设、政治改革上也先行一步：从思想解放到法规出台，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广东通常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以立法为例，无论新法规的出台，还是立法形式的改进，广东省人大的作为在全国确实称得上先行一步。再以行政体制来说，无论实行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还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广东（尤其是深圳）始终都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
实验性。在30年来的政治发展中，无论在制度创新上，还是实践操作上，广东都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探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验地”或“试验田”。对此笔者以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故事为例来加以说明。所谓“行政三分制”是指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2003年，深圳计划全面实行“行政三分制”的改革方案。但就在大家期待“行政三分制”浮出水面之时，“行政三分制”的字眼却悄然从政府的文件和会议中消失。时隔三年之后，在正式公布的《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也已见不到“行政三分制”的用语。“行政三分制”虽以“流产”告终，但它说明，广东在推进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实在大胆实验、探索。尽管某些实验、探索最初的设计方案可能存在漏洞，或者在推行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甚至实验还在计划、准备过程中就已“流产”或夭折，但所有这些恰好印证了一点：广东在实验、在探索。
示范性。30年来，广东通过其先行一步的实验探索，示范如何走向以法治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文明。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近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大课题，面对这一新课题，广东在摸索之中着力推行的“四个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为全国示范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完善以基础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实现从经济目标优先向社会目标优先的转变；通过将财力主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以实现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型财政体制的转变；通过创新公共服务流程，以实现从封闭型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型行政体制的转变；通过建立和完善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以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的转变。
三、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主要经验
正是在此先行一步的实验、示范中，广东30年的政治发展不仅展现了广东特色，成就了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广东现象”（如思想解放的精神氛围、强势作为的人大代表、积极有序参与的公民、活跃的民间公民组织、竞争的大众传媒、开放的舆论环境等），而且积累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广东经验。当然，广东经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系统的归纳、概括也很少。在笔者看来，政治发展上的广东经验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在微观层面，广东经验涉及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如“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运行机制，人大代表部门预算询问会，“教育、监督、惩治”三位一体的腐败惩防体系，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观察员制度等等，这些经验可能是点滴的、琐碎的，但其内容丰富而具体，需要细致地清理和总结。从宏观上看，广东经验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除了党委统揽全局、发挥领导作用这一重要经验外，笔者把其他内容概括为六条：一是平衡国家性与地方性：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广东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努力向中央争取相对的地方自，以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二是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广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脱离经济改革孤立地进行政治改革，而是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交织于一体，在经济改革中推进政治改革，通过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活力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政府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及时转型：在政府角色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广东持续不断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角色，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四是把民主政治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关系上，广东以法律法规规范民主政治的发展，确保各种形式的民主实验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通过法治建设为民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程序约束；五是在多元平台上实验混合民主：在民主发展的模式选择上，广东不以选举民主作为民主的唯一模式，而是实验集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于一体的混合民主，同时不把民主实验的平台单一化，而是让民主的实验在人大和政协、行政和司法、乡村和社区、党内和党外等多种平台上广泛展开，其中尤其把乡村村民自治作为在乡村实现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六是构造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政治文化的建构上，广东的党政政权系统推动思想不断解放，允许媒体相对自主，适度开放舆论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中所积累的广东经验虽然有微观和宏观之分，但却程度不同地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其普遍性的意义指向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制度层面。在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进程中，面对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广东不满足于微观上的个案处理，而是着眼于宏观上的制度建设，以制度创新来回应来自实践中的挑战。30年来，广东在政治建设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人大代表直通车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观察员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创新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广东，而是具有辐射、影响全国的意义。如广东人大于1999年在立法过程中率先采用的立法听证会就为全国人大所肯定，被纳入了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这表明，广东的某些制度创新确实富有全国性的意义。
其二，操作层面。30年来，广东在政治发展的实验、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不仅在制度建设上有创新之意义，而且在实践操作上有可供借鉴之功效。在30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广东摸索了多种多样的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如“人大代表工作站模式”、财政预算实时在线监督机制、社区治理中的“盐田模式”、舆论监督中的“南方报业”模式等。虽然这些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并非每一项都可在全国普遍推广，但其中不少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可借鉴、可参考的意义。深圳创立的有关社区治理的“盐田模式”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盐田模式”涉及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其具体内容是根据“议行分设”的理念，把原来长期由居委会承担基层的行政、自治和服务三种功能进行分化，把政府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通过创建与居委会平行的政府组织――社区工作站来执行政府的行政事务，通过居委会的下属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服务站来承担社区的公共服务，同时把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成议事机构，履行社区自治功能。[4]（p2-3）在一定程度上，“盐田模式”理顺了政府与社区、管理与自治的关系，实现了政府与社区的交叉互动、资源共享，解决了其他社区治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近年来，全国各地已有数十批次的党政考察团去深圳盐田调研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他们回到工作地后已不同程度地借鉴和推广了“盐田模式”的理念和方式。[3]（p247）尽管“盐田模式”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模式，不具有终极性的意义，而且它的经验也很不成熟，然而，它所蕴涵的一些基本原则确实“对于国家具有重要的结构性的全面的政治意义”。[3]（p246）这是其在实践操作上具有借鉴、参照价值的根源所在。
其三，理论层面。30年来，广东在政治发展的实验、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从而富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国家制度建构与引入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先后次序如何选择？①这不仅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尽管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了“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的重要命题，但学界一直并未就此形成共识。然而，广东以其30年政治建设的实践对此重大问题给予了经验性的回答：在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之前，执政者要优先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即首先强化政权机构建设（如搭建政权的组织架构、完善其运作规则、组织其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转变政府的角色）、建立法制框架、实行依法治理、惩治腐败、推行问责制等等。换言之，广东的经验是国家制度建构优先于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引入。这一经验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与国际政治学界近年来的一项研究成果相呼应。国际政治学术界晚近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和引入竞争性选举民主之间，不同的发展次序选择会有极不相同的后果：一种选择是先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后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即先建立法治、公民社会和问责制等，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和扩大选举的范围，由此，民主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和巩固。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大都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选择相对于第一种被称为“反向的民主化”，即在现代国家制度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就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断背民主”，社会将为这种不完善的民主支付巨大的代价，如政党的恶性竞争、严重的选举动荡等等。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不少属于这种情形。[5]国际政治学术界的这一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在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之前，必须优先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否则，“断背民主”的代价是巨大的。对此国内也早有学者指出：“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要先行一步，因为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否则民主化就可能演化为泛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6]（p380）就此而言，来自广东的实践可以被视为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经验支持。
四、广东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的未来
上述分析表明，30年来的广东政治发展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地方性的探索实验和全国性的普遍意义于一体。其“三位一体”的价值确立了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定位，这就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探路、实验、示范。如果说在经过30年的历史实践之后，这种探索、实验、示范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那么，广东政治发展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和着力点是什么？这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有何关系？2008年上半年深圳推出的一个近期改革方案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关于深圳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要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争取为全国树立样板的指示，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于2008年5月颁布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并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公众咨询；中共深圳市委全会于2008年6月一致通过了《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按照上述《纲要》和《意见》所设计的改革方案，深圳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力争走在全国前列，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制度模式。因此，这两份文件不仅拉开了深圳新一轮改革的序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广东乃至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体走向。
目前，深圳的改革方案仍停留于文本状态或处于探讨之中，尚未进入实践操作的阶段。不过，这一改革方案触及到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建设的诸多关键点位――从党内改革到人大政协改革、从依法行政到司法公正、从公共服务到社会自治、从舆论监督到廉正建设，展示了深圳为中国政治文明示范的三大基本方向――走向良法之治、推进混合民主、扩展社会自治。换言之，深圳将要进一步示范的就是法治、民主、自治。由此，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率先进一步示范法治、民主，自治的城市为什么是广东的深圳而不是其他地方？其答案首先来自深圳本身：深圳扮演示范者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一方面，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已先于全国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的水平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整个深圳的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开放，市民的公民权利意识相对更加强烈，加上拥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所有这些都为深圳承担示范者的角色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另一方面，在近30年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中，无论推行法治、实验民主，还是尝试社区自治，深圳都进行了持久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实验选举民主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蛇口管委会试行差额直选、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大鹏镇进行“三轮两票制选举镇长”到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深圳推进选举民主的实验虽然时断时续、具有点滴试验的性质，但这种实验却具有先后呼应、一脉相承的逻辑连贯性和历史延续性，因而，在先前实验的基础上，把选举民主继续往前推进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这也表明，示范法治民主自治，深圳具有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深圳之所以扮演法治民主自治的示范者，其答案当然也来自广东。这不仅因为深圳在行政区划上是广东的一部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30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验地和“示范田”，深圳不过是这块实验地和“示范田”中优先种植“新品种”的一块小实验地、一个小示范区而已。从这一角度看，广东为深圳的先行实验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而深圳的先行实验则提升了广东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验地、“示范田”的价值和地位。正是由于深圳与广东的内在关联，深圳的示范在广东不是孤立的：它不仅是广东示范的一部分，而且它与广东其他城市的试点、示范形成了相互支撑、彼此互动的格局。因此，如果把深圳视为一个法治民主自治的示范点，那么，首先在广东范围内，深圳这一示范点就可以与其他的实验“点”――广州、珠海、佛山等连接成为一条线，这样，“点”与“点”的连接、“线”与“线”的交织，不仅会把广东的示范连成一片，而且会将其示范的影响放大，使之越过岭南，辐射全国，以致最终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局面――共和国法治民主自治的局面。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广东的政治发展预示了中国政治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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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伊莎.激活和谐社会的细胞――“盐田模式”制度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2
2010年是“五五”普法的总结验收年。认真做好2010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对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级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立足开发区实际，制定2010年普法工作实施意见如下：
2010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务实创新，全面完成“五五”普法规划和人大决议的各项工作任务，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全面推动开发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整体发展，全面提升普法工作水平，推进法治街道创建，促进我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为建设平安开发区、法治开发区、和谐开发区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一、坚持服务科学发展、服务大局、服务民生，切实加强重点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1、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和开发与经济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全面法治意识、法律素质，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注重法制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弘扬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3、积极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专题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二、扎实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全面带动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4、切实加强对“法律六进”工作的指导，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发挥专业法部门的作用，协调指导各专业部门深入机关、园区、企业、社区、单位、学校开展专业法专项宣传和主题宣传。
5、充分发挥法治宣传平台作用。继续依托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重点加强2010年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宣传，充分调动各方面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创新宣传模式，巩固和发展普法阵地。
6、进一步深化“双千百日”活动，扎实推进“法律进企业”。抓好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培训，促进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的能力。
7、进一步加强社区普法，积极推行社区主任法律助理制度，开展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工作，进一步提高园区、社区民主法治水平，力争全年社区创建市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比例达到85%以上。
8、进一步加强新市民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新市民法制宣传教育基地”教育功能，继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
三、认真做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
9、制定“五五”普法检查验收方案，抓好动员部署，明确检查验收工作的要求和安排，确保检查验收工作规范有序、客观全面，高标准、高质量迎接实际检查验收。
10、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认真开展检查验收工作。社区及各有关单位要在3月20日前完成自查工作。
11、认真做好迎接市区检查验收工作。社区及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五五“普法工作总结汇报、档案资料整理、示范点的确定等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客观地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普法成果，迎接市区的检查验收。
12、加强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组织领导。
13、认真总结推广“五五”普法工作的先进经验，做好“五五”普法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评选推荐表彰工作。
四、创新法制宣传方式方法，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14、进一步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法治文化建设水平。进一步完善法治文化社区、广场、长廊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法治亮点，同时开展好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
15、建立园区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以园区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为公共平台，开展各类法制讲座、演讲、知识竞赛、咨询服务等，促进园区法治建设。
五、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推动法制宣传教育新发展
16、认真总结普法工作的成功经验，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经验交流活动，探索工作规律，为“六五”普法规划的制定提供实践基础。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3
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两个统筹全国领先
到2011年年底，宁夏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全区组织实施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各险种累计参保人次突破了千万，达1046万人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与全国相比，宁夏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统筹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试点。 2011年，两项试点工作在全区全面推开，全区统一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统一了经办管理标准，消除了城乡居民在参保缴费、待遇享受等社会保险权益方面的差别，农村和城市的居民均可按同样的标准缴费，按同样的报销政策看病住院。城乡60岁以上的老人按月领上了“工资”，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自信心，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评价：“在全区范围内做到了城乡统筹，这在省一级是第一家，特别是在新农保的推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不仅做得比较快，而且做得比较好，积累了一些经验。”
加强经办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大力实施社保一卡通工程，基本建立起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社保网络”，全区所有社保经办机构、二级以上协议医院、协议药店、乡镇卫生院和33%以上的村全部实现了联网；通过加强社会保险基础信息的采集和数据清理工作，逐步建立起全区居民基础数据库，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职工与居民养老保险信息 “同人、同城、同库” 的管理目标；实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决算管理，财务集中监管，在全区统一使用财务监管软件，可实施远程监管；社会保险基金连续多年接受审计，今年经受了国务院全国大审计的考验，社保基金管理规范，安全运行，基金积累快速增长，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达标验收工作，全区上下齐抓共管、密切配合、上下协调、同步推进，采取工作事项、具体任务、责任单位、完成时限、督办人“五明确”措施，实行销号制，按天督促，限时办结，及时销号。2012年9月，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组的验收，国家验收组给予宁夏“令人感到惊讶、震撼”的评价。因我区工作有创新性，在全国有带动示范效应，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被国家社保中心评为医疗保险经办先进单位、新农保工作先进单位、全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先进单位等荣誉，多次在全国大会上介绍经验。
提高社会保险待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关注民生，以人为本，通过调整社会保险政策、增加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参保扩面、扩大覆盖面、向山区倾斜、提高参保率，普惠山川群众，让更多的群众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增加了人民收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自2005年以来，宁夏已经连续8年调增了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月人均养老金水平达1785元；4次提高了冬季取暖费，正常参保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冬季取暖费已达2440元；离退休人员高龄津贴标准在原来基础上分别增加了20元、30元、40元；城乡居民养老金在全国55元基础上，2012年提高到70元，银川地区增加到95元，石嘴山市、中卫市增加到100元。城镇职工住院政策内报销比例达到了75%，最高支付额提高银川市到19万元（吴忠市为24万元）；城乡居民住院政策内报销比例总体达到了70%，一、二、三档最高支付额分别提高到5万元、10万元和14万元。工伤保险方面，提高了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六至一级，增加了300元～450元不等，较原标准增长了28.5%；提高了供养亲属抚恤金，增加了150元，较原标准增长了30%。
建立医保监控体系让群众在医疗消费上更公平实惠
2012年，在自治区领导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的关怀下，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筹备，自治区医疗保险监控中心组建完毕，部颁医保监控系统软件通过调试正常运行。一是高起点建设。医保监控中心建设，立足于高起点，按照“顶层设计、分级管理、统一平台、重点监控”的监控理念，完成了自治区医疗保险监控系统《本地化需求分析说明书》的编写，主要就监控数据、监控规则、方案规划、前台界面提出了本地化需求；针对13种门诊大病，梳理出22种重点监控药物；梳理出Ct、彩超等5大类诊疗检查项目，实施重点监控；按大类，对活血类269种药物进行比对，先期对169种注射类活血药物实行重点监控；确定了7种监控类型、14个监控规则，并对阈值进行初步讨论设置。二是“阳光招考”“阳光采购”。严格按照的要求，采取专项公开招考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了医保监控中心领导和工作人员。三是建章立制，加强队伍建设。医保监控中心制定了工作规程、流程、内部岗位职责、工作纪律等多项内部制度，印发了《自治区医疗保险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自治区医保监控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医保监控工作规程》等。医保监控新机制建立以来，监控系统自动筛查出各类疑似违规问题3.5万余条，在系统筛查的基础上，监控人员复核确认574起，向市县医保经办机构转办26起，现场向22家医疗机构下达了整改意见书，确定违规金额100余万元。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有效规范了协议医疗机构的诊治行为，保障了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权益。
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到温暖与踏实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4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党建创新；非公经济组织；党建联动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4）11-0058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自贸试验区的范围涵盖了上海原综合保税区覆盖的区域范围，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区内集聚了2万多家企业，其中80%以上为外资企业，涉及9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类人员27万，涵盖外籍员工、白领人才、普通蓝领以及农民工群体。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面临的新课题。
一、逻辑起点：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一）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应对改革开放新形势，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一方面，要求在参与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党的建设必须自觉遵循党的执政规律，转变领导方式，优化组织设置和管理模式，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优势，使自贸试验区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二）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自贸试验区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沿阵地。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及其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作为特殊监管区，自贸试验区实行经济发展导向型的管委会领导体制，更要求党建工作不断加强自身功能的转型和调适，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行先试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蓝本。
（三）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自贸试验区要创造出自由开放、符合国际惯例、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促进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倒逼政府职能转变。面对经济社会结构和公共权力转变以及大量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必须以更加灵活的形式提升组织功能，不断扩大覆盖，更好地凝聚人心和社会。
（四）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加快推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背景下党建工作与先进生产力有机结合的重要课题。随着试验区内更多的新业态形成、新经济增长、新组织孵化，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并通过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投资管理、服务业开放、金融、航运、贸易等多个层面先行先试和制度创新，把党的组织建在经济社会最活跃的细胞上，使党的工作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生态环境：新形势下的挑战
一是全面市场化。自贸试验区实行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新模式，营造了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党建工作应遵循党的执政规律，改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加快自身功能转型，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不依托行政权力的新途径和新手段。
二是日益国际化。一方面，园区内外资企业星罗棋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荟萃；另一方面，试验区按照国际规则运作，国际化人才集聚，其周边地区呈点状分布。党建工作应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更为开放的思维和勇于担当的勇气，增强前瞻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三是高度法治化。自贸试验区一经诞生，其营商环境就按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不断完善，形成了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党建工作应坚持法治精神，积极探索在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环境中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四是快速信息化。自贸试验区不仅仅是简政放权理念创新，也是技术创新，现代信息技术为创新党建工作提供新的载体和工作平台。面对网络虚拟世界及其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党建工作既要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工具性作用，又要强化阵地建设，加强价值引领。
三、实践探索：直面新情况新问题
自贸试验区综合党委的前身――综合保税区综合党委，建于2009年12月，其工作基础源于浦东新区四大部级开发区之一――外高桥保税区综合党委。自贸试验区“两新”组织现有106个基层党支部，党员总数3100余人，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党组织68个，外资企业党员2850多名，分别占自贸试验区党组织总数和党员总数的68.7%和93%。自贸试验区启动后，党建工作积极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新思路新载体新模式。
（一）坚持条块联动，探索形成区域化、枢纽型大党建联动发展新格局。试验区行政和监管单位、开发公司众多，企业数以万计，“体制有别、条线不一、律属各异”。应对资源配置全球化新趋势，面对发展快、分布散、变动大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综合党委着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建工作网络体系，由管委会机关党委、机关工会、机关团委及综合党委、区域工会“五位一体”党群工作联动推进网络架构，全面融入和充分整合各类社会组织与利益群体，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协调好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在区域层面，以管委会领导的区域化党建工作联席会议为平台，构建由综合党委牵头、以行业党总支为分拨、网格党建综合服务站为辐射、企业党组织为作用点的党群工作联动纵向架构。针对驻区单位涉及面广、管理条线多的特点，将不同隶属关系的共建单位和工作区域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了以“洋山、外高桥和浦东机场‘三片’联动为基础的“区域”党建工作全覆盖模式。
（二）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形成“服务型”党组织新模式。区内80%以上的企业为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云集了众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应对试验区内外资成分多的新情况，党建工作加快功能转型，积极推进“服务型”组织建设。综合党委依托区域化党建，以“阳光驿站”、党员服务中心等为载体，在党员中开展“三型四亮五争先”活动，要求“党员亮身份、支部亮牌子、活动亮品牌、党建亮工作”。针对外资企业高层管理不理解自贸试验区建党组织的疑惑，综合党委倡导开展“组织生活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高层管理参加，介绍党建工作，组织党员围绕企业发展建言献策，使企业经营方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服务。针对驻区单位涉及面广、管理条线多，党的组织难以全面覆盖的情况，综合党委开展“走百家企业、访百名党员”大走访活动。随机选择100家企业、100名党员开展调研，对急需解决的问题，直接向有关部门反馈，理清了许多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中的观念问题、程序问题以及相关的技术问题。
（三）坚持组织优化，探索形成以“区域不变”应对“单位万变”，“支部建在连上”新形式。试验区流动党员流动频繁，分布范围散、类型多，小微企业多，注册地与经营地相分离的情况突出，应对社会流动性增强新特点，党建工作突破原有的地域、产业和行业的狭隘局限，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和活动方式，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多渠道、多途径设置党组织。主要有：区域企业合并组建。将在一定区域内不具备独立组建党组织的企业合并起来，组建联合党组织。楼宇企业联合组建。如在鲁能大厦建立了楼宇联合党支部，将楼宇内及周边数十家企业的党员纳入党组织管理。选派支部书记过渡组建。对党员人数不足以组建独立支部的企业，选派独立党组织书记担任联合党支部书记，再通过支部书记所在的独立党支部与联合党支部开展共建联建活动，进而孵化出新的党组织。行业总支归口组建。即组建行业党总支，创设“枢纽型”党建模式，对党员进行归口管理，条件具备后再组建独立党组织。区域网格组建。对不具备建党条件、行业特征不明显的小微企业，尝试建立小微企业联合党总支，将这部分企业纳入网格党建工作范畴。
（四）坚持以文化人，探索形成以文化为引擎的党建工作新载体。试验区的显著特点就是国际化程度高，文化价值多元化，且党员队伍利益诉求多样化，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应对自贸试验区人员结构复杂，多元特征强新问题，综合党委以区域多元文化为载体，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打造企业软实力。一是开展以“高效、诚信、服务、和谐”为内涵的廉洁文化建设。通过联合海关、国检、边检、海事、工商、税务、公安等行政和监管单位，组织开展“同在保税区，通力优环境”主题竞赛活动；通过开展党员示范岗、“关长接待”现场办公、上门宣传优化服务，主动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效能。二是大力传播先进文化。由综合党委和联合工会共同举办“职工读书文化节”，“红帆船”文学读书沙龙等，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开展“百名职场榜样人物”评选活动，加强职工群众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组织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加强跨文化交流，凝聚职工群众。
（五）坚持以党建带群建，探索形成党群同步运作新机制。自贸试验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对新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要善于应用法治精神，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法治化营运环境。由于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不在经济组织的权力框架之中，工作难以延伸。综合党委与联合工会按照“机构同步设置、人员交叉任职、工作同步开展”的要求，构建党群工作同步运作机制。综合党委与联合工会合力推出了区域“服务企业和职工的十件实事”，建立了劳资纠纷矛盾处置机制、与企业高层管理沟通机制等，对突发事件，都迅速反应、及时介入、通力调处。党群工作同步运作机制，为党建工作不依托行政权力，依法融入经济组织提供了有效载体。
（六）坚持人才优先，探索形成促进人才发展新思路。试验区作为外资“新高地”在融通资本同时，也是人才汇聚的“自由港”，应对新产业、新业态集聚新优势，要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在促进人才信息共享，实现高端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对企业高层管理，开展以“高效、诚信、服务、和谐”为内涵的廉洁文化建设，增强诚信、服务和责任意识。对党员骨干，开展“百名党员访谈”、“百名职场榜样人物展示”、“百名青年党员素质登高”等12项“百字品牌”活动，对党员在企业稳定、技能素质文化需求、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要求。对海归人才、境外人才，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在出入境方面存在的不便利，居住证办理周期过长，以及与社保接口不合理等问题，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对各类“白领”、“蓝领”人才，以双向培养为目标，即“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回顾总结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是，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大开放，高度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进程中去思考，使党建工作始终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
体会之一，自贸试验区建设肩负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必须加强价值引领。面对利益多元化的人群和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党组织显然已无法依托行政权力实行动员与控制，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从行政权力的结合中分离出来，回归政党的社会化。自贸区综合党委从国家战略高度，遵循基层党建工作规律，创新党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系，优化组织设置。
体会之二，在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必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变革和社会形态变化。试验区的影响力在于制度改革和创新，党建工作在区内难以依托传统的组织框架，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突破了原有的地域、产业和行业的狭隘局限，从战略上调整自身的组织体系、工作方式与策略，加强区域联动，推进自身的转型升级。
体会之三，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必须贴近各主体实际需要，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在传统的体制下，党通过基层组织对社会采取自上而下的直接领导，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整合。而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的面对园区内外各类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党组织要加强服务型组织建设，以贴近各主体的实际需要，维护各主体的利益，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
体会之四，自贸试验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党建工作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精神，改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自贸试验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更好地推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执政党能够掌握和利用的权力空间正逐步缩小，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必须坚持法治思维，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不依托行政权力的新途径和新手段。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5
为此，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第四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专题调研组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天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权威专家赴武汉市汉阳区进行实地采访调研，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
“村改居”：从渔业村到江欣苑的华丽转身
从一个贫苦落后的渔业村到现在居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社区，江欣苑的华丽转身，凝聚了社区党委、全体居民的创新、探索和努力。
2004年9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正式拉开全市“城中村”综合改造序幕。当时的渔业村党支部深入研究、统筹谋划，利用半年多时间，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宣讲政策，发放征求意见表，了解掌握思想动态，做好解疑释惑和思想疏导等工作，赢得了广大村民对改造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005年7月，原渔业村正式启动“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成立新的武汉龙洲置业有限公司，完成村集体经济改制。2006年3月，621户渔业村村民农业户口改登为城市居民户口。2007年7月26日，第一批失地农民入住江欣苑。2009年12月20日，原渔业村党支部、村委会撤销，挂牌成立江欣苑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2010年4月，启动村湾整体改造拆迁，历时48天，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创造了全市“城中村”拆迁“第一速度”。2012年6月，江欣苑社区党支部升格为社区党委，下设7个党支部、4个中心党小组、41个楼栋党联小组，218名党员。
短短几年时间，这个由特殊环境、特殊地理区位、特殊居住人群、特殊管理团队造就特殊管理模式的“五特”小区，成功实现了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文明形象、组织形态的巨变，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城乡社区治理新路，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和谐示范社区”、“全国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社区”，被中组部誉为全国“村改居”成功转型的样本，社区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江欣苑社区走出了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
直面“村改居”以后社区如何治理、如何发展的问题，江欣苑社区党委带领居民探索了“一核引领、四元共治”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方共治的格局，走出了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
“一核引领”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实保障。和许多“村改居”新社区一样，江欣苑面临着原有管理辖区改变、管理对象改变、管理事务改变、管理模式改变、管理环境改变等一系列问题和困难。面对实际工作中的困难，江欣苑始终把握依靠党组织、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一主线，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和专业能力逐渐增强。在“村改居”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经济建设、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引领作用。在思想政治上，凝聚社区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城市社区的合力；在经济建设上，平衡社区企业等各类社区经济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助力社区公益服务；在社会服务上，党员干部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助推多元主体服务社区居民；在文化建设上，充分挖掘社区民俗文化，引领居民打造社区文化品牌，提高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江欣苑社区党委坚持把选准“头雁”、配强班子、带好队伍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党委书记胡明荣及其带领的党委班子和骨干团队，既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能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又善于做社区“婆婆妈妈”的工作，热心为群众服务。在江欣苑，每天早上6点，就能看到社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身影，为的是让居民能及时反映困难，及时发现每个家庭、每位居民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在江欣苑，过去居民要跑很多部门才能办好的事，如今在“一站式”服务大厅全部都能办结；居民群众有了急事、难事、烦心事，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找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居民王凤云原来是个老上访户，社区对她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她找到了生平第一份工作，使她思想上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仅不再上访，还成为一名志愿者，积极从事志愿服务活动。2016年“七一”前夕，她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四元共治”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资源。为更好地推进“村改居”治理工作，江欣苑在党委领导下，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元社区治理主体。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积极组织社区各主体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社区企业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提高了社区公益服务水平，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动力来源；社会力量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多元的外部资源。
六级管理模式是江欣苑社区治理的一大亮点：把社区划分为4个片区、41个楼栋、128个单元、868个网络，形成了“党委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党员――楼栋联系员――单元观察员”的六级组织管理体系，挑选41名楼栋联系员、128名单元观察员和868名志愿网格员，分配到六级管理链条的各个节点，使社区党组织和党的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同时有效整合了社区治理资源，让居民能够共享善治红利。
现代化社区治理最突出的特色，是要充分发挥人的自治作用。江欣苑在社区居民转型、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城市化方面，取得了尤为宝贵的经验。积极推进社区民主，拆迁安置、资产处置、产业发展、选举换届、社会管理等所有重大事务全部向群众公开征求意见，实行村民表决，开通“民情直通车”、“书记直通车”，坚持让群众走上前台，健全共建自治体系，实现“群众的事群众办，群众说了算”；支持居民群众成立18个类型各异的社区民间协会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最大限度地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为了帮助居民更快地找到方向、适应新生活，成立了羽毛球协会、乒乓球协会、高龙表演艺术团、农民秧歌舞协会、社区老年艺术团等18个群众性文娱活动团体，不间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每个居民都参与进来、融合进来，真正实现安居乐业。
为提升居民素质，真正实现从“村民”到“市民”的转变，江欣苑开办了市民学校，开展社区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教育以及各类技能培训，转变居民生活观念，提高居民就业能力。现在，走进江欣苑社区，听不到过去的麻将声、吵架声，所见所闻到处是健身、唱戏、谈笑的幸福景象。走访的群众代表罗大清表示：“现在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江欣苑的老百姓有所居、有所业、有所乐，人人有事做，人人都开心，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产业转型为社区发展注入活力。2003年前，江欣苑社区前身渔业村村级集体经济负债200多万元。“村改居”后，成立了龙洲置业集团公司，公司下设7家子公司，涉及房地产、文化产业、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建筑装饰等多个行业，跻身汉阳区村级公司“第一方阵”。产业项目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群众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费及福利分红由2000年人均600元增加到6万余元，整整增长了100倍。
2004年，属于村集体的下马湖再生资源回收市场被国家征用，获得补偿款1723万元，村集体顶住90%村民要将补偿款分光的压力，将发放村民生活费、购买村民社保后剩余的部分，全部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先后成立了武汉龙洲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龙洲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多家公司，承接武汉国际博览中心46万平方米综合物业服务，兴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配送中心和千亩大型现代苗圃基地，实现了集体经济的滚动式发展。到2015年底，集团公司资产过20亿元，年收入达5000多万元。现如今，不仅村民变股民，能够享受福利分红，社区还为全体居民办理了社保和医保，每位居民能按月领到生活费、过节费，天热有降温费，天冷有采暖费，保证居民生有所养、老有所依。
伴随汉阳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社区借助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探索产业转型，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以打造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龙为契机，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提炼形成“高龙精神”，并依托“高龙”品牌引入50余项非遗项目进社区，建成了全国首个1.2万平方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传承园和高龙文化博物馆，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龙文化产业链。
江欣苑的产业转型，不仅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最重要的是为社区的健康永续发展开辟了创新路径，使居民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价值。从事汉秀的妇女这样形容自己的变化：“我们都是丢下锄头，拿起绣花针。”她们用双手经营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江欣苑城乡社区治理的价值
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场域，是积累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素材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江欣苑党建引领下的“村改居”实践，是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场景和城乡社区治理的鲜活样本。
第一，江欣苑“村改居”工作，为解答“城中村”的现代化难题与城市化挑战提供了答案，对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其探索的六级管理模式，是破解现实问题，实现社区治理上下联通、纵横联结的创新治理路径；其村民自治模式，一方面化解了实际生活中的矛盾纠纷，另一方面通过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了自治在现代社区治理中的促进作用。
第二，江欣苑在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凝聚党心民心，通过文化与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社区认同方面的经验值得关注，为有效破解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重构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这一难题提供了答案。正如社区党委书记胡明荣所说：“世界上最难写的字是什么？就是‘共产党员’四个字，其他的字是用笔墨纸来写，而‘共产党员’这四个字是用毕生的心血以及对党的信念、信仰和忠诚来书写。”江欣苑的党组织、每个党员都在“村改居”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且形成了群众认同的社区文化和党群一心的良好氛围，这对完善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形成良性共治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纵观其他国家的社区建设，江欣苑的社区建设在社区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它所取得的经验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它在资本重组、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结构系统化方面的探索，均对全国各省市地方的城乡社区治理有借鉴意义，值得关注、提升、推广。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6
[关键词]基层自治;党组织;城市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1-0037-03
一、中国基层社会民主自治的历史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久远,从秦汉至明清,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就一直在基层社会实行一定程度的乡村自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基层社会主要表现为单位而不是社区,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基层社会被党政一体化领导,行政性占主导,城市基层缺乏基本的自治空间和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单位制式微和瓦解,强国家、弱社会局面改观。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也由单位制结构转向社区制结构。社会的发育给社会管理和整合带来了新的问题,城市基层社区的居民自治的实质性发展正是源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后,原来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必然要回归社区。同时,单位体制外的社会空间急剧膨胀,个体户、私营企业都需要社区来管理,外来民工、流动人口更给社区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难题。
中国城市社会由单位制结构向社区制结构转变,对于以传统的单位为基层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临着如何调整和适应新的形势的问题。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党建还是在新时期的社区党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党对社会层的领导。党对社会层的工作要解决执政深度和稳度的问题。执政深度取决于政党能够在社会上获得多少支持,这种支持基于何种原因,是否能够可持续。执政的稳度与深度有密切关系,取决于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政党支持人群在社会中的分布和比例等等。所以社区党建是党的社会层领导的根基和实现方式。在社区党建中如何保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具有挑战性。
同时,社区自治需要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和引导,因此对党的建设也是机遇。首先,党的基层组织是国家协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其次,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基层自治的主体是社会个体,但是,社会个体的结构是多元的,社会关系也是比较松散的,自治组织与自治活动要在这种社会中发展,就需要有一个主导性的力量。因此,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需要有效的政治力量支撑。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这个主导力量自然是党的基层组织。从一定意义上讲,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内在要求。
二、新华街道的案例分析和典型经验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的基层民主自治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基层党建在基层自治中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获得过全国明星街道称号。
1.小区物业自治。新华小区是老式弄堂,由于缺乏物业公司管理,长期以来存在脏乱差的局面,治安环境也不好。居民虽然都有改善的愿望,但一直苦于没有有威望的、具合法性的个人或组织来把大家组织起来。后来新一届新华居委会党总支书记,从建立与大家的信任开始,最终把小区的物业自治小组建立起来了,小区的综合环境改善非常大。新华小区党总支和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意防止自治小组成为一个脱离民意基础的组织,无论大事小事,都引导自治小组去征询每一户居民的意见。每次碰到需要解决的社区问题,小组成员都会事先开会讨论,设想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再去征询其他居民的意见。凡有重要决议,必须开“听证会”。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区物业自治,是缘于社区治理的需要。社区管理出了问题,政府无法包办,因为资金不足,物业公司也不会来管理了,那就只能居民自己管理;需要居民自治并不必然产生居民自治。小区以前的脏乱差状况有很长时间了,苦于没有人来组织他们进行自治。基层党组织及时组织开展自治小组工作,获得了居民的赞赏和支持;基层党组织是通过做群众工作获得居民信任后才组织自治小组的;自治小组本身的持续和发展需要有一套规范,规范的原则是民主协商。自治的本质在于民主而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断,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自治才会是长久的。
2.突发事件处理。2007年10月,地铁10号线要在新华街道陈家巷居委的2068弄登云公寓附近施工,需要占用一个大花园将近三分之二的面积。陈家巷的党总支书记在接到通知之后,先在党内形成了统一意见。然后党总支把登云公寓的居民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经济条件好、政治觉悟高的老干部;二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家庭;三是经常需要依靠政府救济的弱势群体。党总支把楼组里所有的党员都召集起来,负责上门给居民做工作。在这起事件中,党总支和居委会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保证居民不要上访,一方面,他们主动与施工单位沟通,帮助居民争取权利。他们估算了施工对于居民的各种损失,代表居民与施工部门商谈补偿的费用。另一方面还联系了上海市房屋质量监测中心,实地测量施工对于居民住宅安全的影响,为今后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收集证据。最后,居民的情绪保持了稳定,施工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以上对地铁施工事件的处理,体现出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策略,有的方法和策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有的是新时期的创新。具体分析如下:接到通知后,基层党组织保持镇定,并首先在党组织内部民主形成意见,分析处理对象的特点,最后提出解决方案。根据居民对象不同,说服工作讲究的策略不同:对于老干部,如果平时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和他们讲市政工程建设的道理,他们是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由于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救济比较多,平时也多和居委会和基层党组织打交道,因此对党组织和居委会具有某种情感性和依靠性,他们也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对于最难说服的那一部分居民,党组织的策略是解决他们目前的实际困难以及尽量争取满足他们的要求,让沟通力强的党员去做工作,发动群众去做群众工作等等。
说服工作的效果如何,不在于说服工作本身,而在于:党组织平时与居民的关系如何,是否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党组织平时是否关心居民、公正维护居民利益;在修建地铁的事件中,基层党组织处于什么样的立场,是处在极力保障工程施工的政府立场,还是为减少施工单位损失,抑或是公正、切实地维护相对弱势的居民的实际利益?基层党组织需要发挥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真正做到公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做合理而艺术的调停人,而不要盲目卷入利益冲突中。
3.社区专业工作室。俞静工作室,是主要针对当前各居民区新老交替、新进的社区工作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现状而建立的,旨在培养社区社会工作者。正式人员共3人,负责人为泰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君慧心理咨询服务工作室,是为满足社区各类人群心灵沟通、心理咨询、心理服务而建立的。负责人为陈家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蓉之林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室,是针对近年来因小区物业管理矛盾和争议不断增多、上级业务部门人力不足而建立的。负责人为左家宅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社区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一些变化,包括群众利益诉求、民主诉求的新变化,维权意识、精神文化的新需求。专业工作室具有针对性,能有效地解决基层社会和居民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使得基层党组织和居民群众有了更多的沟通互动。同样在党的工作方法上,工作室探讨了如何将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与专业化、社会化工作方法相结合,与专业性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工作新路。例如,工作室心理咨询人员认为,很多居民的问题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如果没有心理学的知识,而按照传统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做工作肯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工作室源自于哪里?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党的基层干部的智慧与作用,是他们首先在解决各自社区的问题中积累了经验,然后寻求其他力量的帮助把工作室建立起来,也是这些基层干部负责工作室的主要工作,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工作室的工作确实给基层群众自治以及社区群众带来了成效。首先,工作室具有教育的功能,比如俞静工作室已先后为街道培养了两批社区工作者,君慧心理咨询服务工作室开展心理知识培训,蓉之林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室开展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其次,真正化解了许多社区矛盾,为社区提供了免费的服务;最后,它们本身作为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存在,同时它们也促进了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良性发展,比如蓉之林工作室协助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帮助其有序开展工作等等。
三、新华经验与启示
新华街道的基层群众自治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工作理念和思路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1.基层群众自治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也必然是一种共治。所谓应该是指,从群众的概念分析来看,生活在基层社区中的党员是社区群众的一员,社区的基层党组织除了具有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它本身也应该是群众自治中的一股重要的群众力量。因此,群众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应该是共治的。所谓必然是基于以下的分析:首先,中国基层社会群众缺乏民主自治的传统,基层群众自身自治观念较弱,难以自发形成自治组织来治理社区。新华小区物业自治小组的个案告诉我们,基层社会尤其是城市基层社会缺乏具有威望的群众组织者,这样的状况下谈基层自治和基层民主无疑是口号上的。因此,其他力量包括党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来推动社区自治的发展就是必然了。其次,基层社区是一个开放式的社会系统,社区自治必定不是封闭于社区的范围内。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来看,群众自治要依法自治,法制的制定与完善离不开国家力量的影响。党和政府要领导社会,它们的政治方针在基层社会必有体现,也就必然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商业组织对社区自治的影响从物业公司可见一斑。因此基层群众自治不能仅仅从民主选举的角度封闭地看问题,也不能把自治与党的领导和政府的行政对立,而应从社区治理的视角来看共治的应然性和必然性。
2.基层自治要采取组织的形式,走专业化道路。基层群众自治需要采取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组织的制度化、程式化、权威性等等是自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组织的这些特点使得基层自治具有稳定性和极强的操作性。没有经过组织化的群众是很难有战斗力的。但组织的这些特点并不能保证组织运作的有效性,组织也可能流于形式,成为自治的摆设,甚至染上官僚的作风。因此,成立某种基层自治组织不是来自于党政的命令,而是来自于自治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形成于社区。像新华小区的物业小组、社区的专业工作室等等都是源于社区的需要,党组织加以引导推动而成,并不是空降而来的。组织成效的大小取决于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成员与组织外人员的沟通、协作的程度。基层自治组织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是因为:首先,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基层群众的需要或者说基层存在的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笼统的说教或者一刀切的模式能解决,它需要专门的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的知识来解决。比如新华街道的三个工作室,它们解决的是社区的专业性的问题,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就拿心理咨询来说,没有基本的心理学素养,基层群众的心理问题就没法解决。其次,基层社会包罗万象,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分化的服务和分化的组织。作为基层的自治组织,它也应该多元化和专业化。另外从组织的效能来看,越是层级少的、技术性高的组织一般越具有效能。
3.基层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应发挥引领、服务作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应如何在基层自治中体现?从新华街道的经验看来,他们把领导一词作了很好的诠释,也很好地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领导”一般的是带领、导向、管理的含义,具有上级的俯视的感觉。基层党组织如果是以一种在上的、领导者、被服务者的姿态去领导基层自治无疑是会被边缘化的。其实,在新华街道,服务与引领的语词比领导的语词更合适。基层的领导就是引领与服务,领导与服务在这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新华街道处理建地铁产生的突发事件中可以看出,平时服务了、引领了,关键时刻才能领导与组织,才能实现基层自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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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尚立.社区党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3)
[3]王琳,宋晓辉.发达国家(地区)和中国广东城市社区建设与基层民主之比较[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6,(9)
[4]林尚立.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7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引导全体人员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本质要求和科学内涵，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队伍思想政治素质，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政治理念武装头脑，从根本上解决在执法理念和执法行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发挥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和法律宣传的职能作用，为顺利实现我区“十一五”规划的宏伟目标，促进我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全体人员在思想上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等根本问题，做到执法理念进一步端正，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群众对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和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二、组织领导和教育内容
区局成立法治理念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王伟，副组长：张海燕、成员：李建平、陈淑英、林旭、许有光。领导小组对全区司法行政系统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进行统一部署、统筹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局综合科，负责教育活动的具体安排部署、综合汇报和其它与活动有关事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五个方面的内容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反映和坚持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和坚持了人民民主的国体，反映和坚持了党的领导，反映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映和坚持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反映和坚持了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
三、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
上级政法委、司法行政机关对这次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人人通读一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人人收看或听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专题报告，人人联系自己的执法工作实际理清执法思想，人人参加一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考试”。本着这一要求，采取如下步骤：
(一)启动阶段(6月10日前)。各单位要按照此项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全体人员学习hjt总书记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批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通过学习讨论，深化对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学习教育阶段(6月底至9月底)。本着集中学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专题辅导与座谈讨论相结合、理论引导与现实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组织重点培训与普遍教育。
1、重点培训。重点培训的人员是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培训时间每期不少于10天。
2、普遍教育。普遍教育要保证全区司法行政系统人员参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活动。普遍教育原则上每月一个专题。集中培训有困难的，在岗学习要保证每周不少于×××个小时。
培训和普遍教育要以中央政法委编写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为范本，在通读教材的基础上，每名人员要根据自己的岗位精读有关内容。学习过程中，要对五个专题逐一进行讨论，引导干部紧密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本质要求”、“价值追求”、“重要使命”、“根本保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狠下工夫，认真清理出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习惯认识和做法，切实把广大干部的思想观念统一到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上来。培训班和普遍教育每一个专题结束，各单位都要自行组织一次出题、考试。同时，人人都要写出自己的思想总结，包括思想认识、学习收获和对清理出的问题的整改措施。各单位对清理出的问题要认真梳理，及时整改，并将梳理出的问题和整改情况于9月20日前上报区局活动领导小组。区局教育活动办公室9月底将会同有关人员进行督促检查。
(三)考试验收阶段(第四季度)。组织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全体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知识考试，主要考查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的掌握程度。11月初，区局将对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通过听汇报、抽查、考试等形式，看各单位对此次教育活动组织是否积极，教育效果是否扎实，清理思想是否深刻，重点培训是否彻底，解决问题是否有力。对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单位和考试不合格的个人，要限期进行补课。
各单位要于11月10日前，将开展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总结报区局教育活动办公室，区局于11月20日前分别向市局和区委政法委报告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情况。
四、工作要求
这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一项新的思想政治建设，各单位要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高度、确保司法行政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高度、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高度，把教育活动抓实、抓好。
(一)要提高认识，摆上位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质就是司法行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各单位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把这次教育活动纳入全年工作之中，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适时掌握活动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活动健康有序发展。
(二)要领导带头，务求实效。领导干部要保证有足够的精力投身到教育活动中去，带头参加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制定整改措施，带头落实。区局领导班子成员要确定联系点，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具体指导，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开展，切实把联系点建设成为开展教育活动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规范执法的示范点。
(三)要认真总结经验，建立长效机制。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单位必须注意总结经验，不但要确保这次教育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而且要保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作为每个司法行政干部和法律工作者的必修课，纳入教育培训计划，增强教育针对性，坚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入、持久、扎实地进行下去。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8
[关键词]契约化共建;社区党建;绍兴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18-02
“从身份到契约”,这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一般规律的经典概括。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和行为方式,契约是现代社会有效运转,实现多元良序这一核心价值的基本工具。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双重推动,社会发展的自主化和个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契约精神亦被运用于社会治理过程中,甚至包括党的建设领域。自2008年起,绍兴市越城区在社区党建实践中,尝试将契约精神融入其中,探索实施“契约化共建”,初步建立起区域化党建新格局,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以契约精神指导党建工作,既符合社区自治的客观要求,也符合提高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内在需要。
一、绍兴社区党建“契约化共建”的基本实践
“契约化共建”的起因,直接来源于社区党建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传统单线性的党建模式,导致驻区单位和组织主体意识不强,参与动力不足。为了有效破解这一难题,绍兴市越城区积极创新党建共建机制,探索建立社区党建“契约化共建”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以契约为纽带,规范党建流程。整个“契约化共建”以“五约”为基本流程,分布实施,有序推进。一是“谈约”。社区党组织通过走访驻区单位、发放《驻社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等方式,掌握驻区单位情况,了解其签约意愿,确定签约单位,商定契约内容。二是“签约”。社区党组织牵头召开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签订《社区党建共建契约》,制定《年度社区党建共建工作计划》,明确职责任务。三是“亮约”。将契约文本在社区居务公开栏和社区网站上公示,接受社区居民监督。四是“履约”。社区党组织和各成员单位根据契约内容,各自组织开展共建活动。定期召开社区议事协商会议,分析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对策措施,明确下阶段工作目标和具体任务。五是“评约”。履约期满,召开社区党建议事协商会议,相互交流履约情况,征求开展“契约化”党建共建工作的意见建议,评选社区党建共建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并进行表彰和宣传。
2.以服务为中心,找准党建支点。服务是社区党组织的基本功能,也是调动驻区单位参与共建积极性的重要支点。在服务社区的原则导向下,社区党组织根据实际,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优势,以“菜单”方式,列出绿化美化、治安联防、体育健身等40余项为驻区单位所欢迎的服务项目和内容,服务驻区单位。驻社区单位自主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内容,同时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自主推出为社区服务的相应项目,从而实现共驻共建共享的原始初衷。
3.以共建为重点,增强党建合力。一是党建工作共促。社区党组织和驻区单位党组织定期交流研讨,相互学习、借鉴党建工作做法经验,共同提高党建工作水平。二是党建资源共享。社区党组织利用社区党员活动场所、社区党员服务站、社区远程教育站点等资源,为驻区单位提供服务。驻区单位最大程度地开放本单位阵地资源,为社区居民开展活动提供方便。三是社区服务共搞。把服务社区、服务居民、服务党员作为社区和驻区单位党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党日活动、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和党员联系户等多种形式联系服务群众。四是和谐社区共创。社区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研究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工作,做到思想工作联做、辖区治安联防、基础设施联建、公益事业联办、群众文化联兴、发展难题联解、公益活动联办,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4.以制度为保障,增进党建实效。一是制定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章程,明确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的性质、组成人员、任务和运行方式,确保社区党建共建工作高效、有序运行。二是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以社区共建议事协商会议例会为平台,社区内各党组织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和成员单位会议,及时沟通反馈信息,共同解决共建工作难题。三是建立激励机制。建立以精神和物质相结合的社区党建共建工作激励机制,定期评选表彰社区党建共建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四是建立考核督查机制。区委把“契约化共建”工作列入对区级机关部门(单位)和各街道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和“星级和谐社区”考核的重要内容,各街道也相应把其列入社区工作的考核内容。
二、“契约化共建”的有效性支撑:基于契约结构的分析
近两年来的探索实践显示,“契约化共建”是富有成效的。对于一项创新行为而言,这是令人鼓舞的结果,但却不是思考的终点。为了进一步深化此项工作,我们必须要问:“契约化共建”何以有效?这种积极的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契约化共建”试验中最重要的支撑――契约来寻找答案。将契约精神运用于社区党建,是“契约化共建”试验最大的创新点,各驻区单位和组织遵守并履行契约则成为影响试验成败的关键因素,那么,为什么会信守契约?一般而言,人们遵守契约源于其内在和外在各种习惯的支持,这里我们着重从契约的内在结构作一剖析。
首先,内容是契约的关键,它决定着契约的达成。无论契约方案的提出者是谁,最终契约达成的关键是内容,因为内容背后体现着契约双方的利益关注点乃至契合点。不切实际的契约内容,不会促成契约的达成。契约不同于法律,不具有强制性,契约双方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样,在社区党建领域,虽然这项工作是党扩大执政基础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区的建设,但不是各驻区单位和组织应尽的义务或者是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更多是思想政治层面的软要求。因此,要想契约达成,唯一的途径就是契约内容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在越城区开展的“契约化共建”试验中,契约内容以40余项社区服务为切入口,找到了社区党建与驻区单位组织的利益“桥梁”,得到了驻区单位组织的积极反馈与回应,为党建共建的推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其次,守约是契约的底线,它促使着契约的履行。契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契约的履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上常讲的“事实与价值”的难题。契约的形成,表示双方对契约内容予以认同并允诺,允诺是基于内容的一个事实判断,而信守允诺则是一个价值判断,是对允诺的积极履行。那么,人们为什么守约?什么因素在保证守约?可能更多的人会想到道德,但事实上契约精神本身就蕴藏着推动守约的自律机制。信守契约的立足点是对方而不是自己,它不是兑现自己的陈述,而是要兑现你在他人身上的期望。长久失信,在损害对方的同时,最终也将影响社会共存,而共存却是双方共同的利益。因此,“失约最终伤害自己”的生活常规转化为推动守约的主观精神。正如罗尔斯所言,“信守允诺本身不是一个道德原则,而是一个基本常规,是一个社会规则。”[1]
最后,形式是契约的表象,它抑制着违约的动念。守约是人们基于社会共存的需要而采取的自律行为,是人性善的表现。但是,人的行为又是综合因素博弈的继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恶”的成分,违约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就需要自律之外他律的介入,以此来抑制违约的消极因素。守约是契约内生的自律机制,而形式则是契约自有的“他律”机制。形式是契约内容的外在表象,来自于人们的共识,承载着具体的契约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强加”,即通过言语的方式将社会压力潜在的植入契约双方,以扼制人心中诸如机会主义等恶性。对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形式,从心理上看,他们是习惯;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们是做事的惯常方式;从伦理角度来看,他们就像耶利内克说的是事实性的规则力量――即他们通过创造一个责任标准或我们的感觉要受约束的模式来控制我们的行为。”[2]
综上,契约结构的三要素:内容、守约和形式,它们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其综合作用力为契约产生和维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稳定的结构性支持,而这种支持正是“契约化共建”试验主要的有效性来源。
三、“契约化共建”的实践价值
“契约化共建”是绍兴越城区探索社区党建的地方经验。经验的价值,首先体现为“特殊性”,即符合当地的需要,进而体现为“一般性”,即符合各地的需要。中国发展的非均衡性,使得相当多的经验主要停留在“特殊性”层面,尚不具备服务于“一般性”的条件。那么,“契约化共建”是否具备推广的实践价值?大体来讲,我们认为“契约化共建”符合社区党建的一般规律性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契约化共建”符合社区自治的基本方向。自治是社区发展的主导方向,任何有关社区发展的制度设计都不能干扰和违背这一方向,即便是执政党基于政治领导和社会整合的需要而主观推动的社区党建也不例外。社区党建必须在尊重社区自治的前提下寻找空间、扩散影响。按照国家政策层面的要求,社区自治主要体现为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其自治权主要体现在财产自治、选举自治、组织与管理自治、教育自治和服务自治。“契约化共建”作为社区党建的新探索,并没有冲击社区居民的各项自治权,“五约流程”也完全基于自愿自主、互利互惠的原则,至于契约内容更是以社区服务作为中心纽带,而且通过共驻、共建、共享的方式直接促进了各驻区单位、组织和居民的沟通与了解、协商与合作,有序迈向社区自组织治理。
其次,“契约化共建”符合提高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分布于执政党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需要给予持久的关注。提高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关键就是要在尊重社区自治的大前提下,遵循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以科学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指导和推进社区党的建设。“契约化共建”正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理念、机制和方法,它是对于社区党建现实困境的直接回应,创造性地运用契约理念开展党建工作,实现了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间的关系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社区服务由单向性向互动性转变,社区党建资源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转变,初步构建起了区域化社区党建新格局,促进了和谐社区的建设。
最后,“契约化共建”的实施条件具有一般性。“契约化共建”虽然是来自绍兴的地方经验,但是其实施条件并不特殊。其一,契约精神是人类公共的思想文明成果,它所蕴涵的自由合意、权责对等、互助公益等一系列规则,已内化为人们共同认可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绍兴只是创造性地将契约理念应用于社区党建实践中,并没有对契约精神内涵作独创性地发展。其二,契约内容基本围绕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的常规所需。在契约规定的双方工作任务中,并没有“过分”的要求,主要是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为纽带,强调双方的理解与合作,共同服务于社区共同体建设。无论是社区党组织提供的40余项服务内容,还是驻区单位组织提供的50余项社区服务,都是一些基本的内容,而且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其三,“契约化共建”基本不需要附加的改革成本。“契约化共建”更多是一种工作理念和机制的创新,既不需要突破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也不需要增添额外的经济和人力投入,完全是建立在各社区既有的资源基础之上,不需要承担任何改革风险和过多的创新成本。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9
关键词：社会组织；方法；经验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本文对此讨论了一系列方法与经验。
一、具体方法措施
（一）拓宽政府购买服务领域
首先，可以以街镇为单位来成立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领导小组，以领导为组长。其次，建立一个科学的管理体系，做到购买服务流程的规范化。最后，加大购买服务领域，如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等。以上都需要引入社会组织并发挥其作用，使社区服务更加的多样化。
（二）拓宽共治自治的参与渠道
首先，建立若干个不同类型的共治平台，通过平台来相互对话，协商互动。然后，每一个社会组织都需要承担起共治责任，可与其它单位相互合作来提供社区服务，积极鼓励不同的群体来参与共治。最后，培养社区的自治能力。将社区中的一些积极者组织起来，培养成一个团队，带领大家参与各个服务，从而实现自治。
（三）通过党建引导区域发展
首先应该参与区域化h建，根据党员人数在三名以上或以下来分别建立独立党支部和联合党支部。而如果社会组织中没有一个党员，那么就需要另选党建联络员并建立工青妇组织。然后，要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使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最后，向各居民征集需求清单，开展公益活动。
（四）强化枢纽式的管理模式
首先，根据社区需求来购买服务项目，建立政社沟通机制，以便为社会组织提供各类社会资源。其次，建立全新的社区枢纽型运作模式，帮助政府对购买服务的管理和组织内部结构的完善。
（五）激发基层活力
一要设立社区治理参与机制，促进各个群体前来参与。二要引导人们自觉组建社区组织并且为其培训，建立恰当的孵化工程和愿景设计。三要使社会组织能逐渐以社会化的方式为政府的服务性工作提供辅助作用。最后要努力开发社会资源，促进社区各方面的建设。
二、对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社会的若干经验
（一）抓典型
一是开展多个治理工作的试点，并且慢慢累积经验。可以选择一些基础好，实践多的社会组织来当做工作试点。二是建立枢纽式的服务管理体系，结合各自的工作措施，发挥共青妇等团体的枢纽作用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三是对于个别重点项目进行一定程度的扶持，建立针对突出矛盾的工作体制，如化解、动拆迁这一类矛盾比较大的社会问题，都应该建立相应的工作体系。
（二）抓人才
一是研制扶持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人才鼓舞等方式重点扶持生活服务类、文体活动类等社会组织。二是完善购买服务，建立一个统一的平台以方便购买服务，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购买服务时的规范化、常态化与制度化。三是培养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加强对其的激励与扶持，并通过他们来带领组织其他人员完成工作。
（三）抓枢纽
一是健全枢纽式的服务管理模式和枢纽型的社会组织功能，为各组织的活动开展提供帮助。二是建立枢纽式社会组织，用主动培育等方式把社区党委、联合会等均发展成为枢纽。三是加强各组织中的党建工作，加强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规范与联系，做到党建工作的全方位涉及。
（四）抓公开
一是使社会组织变得更加规范化，完善治理结构、组织手段，提升社会组织的工作能力与服务能力，推动社会组织的不断建设和评估工作的开展。二是做到社会组织组织信息的公开化，例如章程、事物、财务、资金筹集渠道、人员薪酬的公开等。三是促进社会组织的协商协同，以社区群众的利益为核心探寻新的协商平台与协商体系。将行业优势、专业优势、职业优势等充分地发挥出来。
（五）抓党建
一是以党建引领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协调作用和资源整理作用，选择一个合理的平台，如社区党委，来推动社区共治。二是应用“独立党组织”等方式来实现党建在全社区的覆盖。对于不同社会组织的不同条件来判断是否该全部建立党的组织。三是对于党建工作文件，从起草到最终的落实都应认真对待，发挥党组织作用。按照相关要求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作用。
三、结语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也是发展趋势。它需要人民群体的共同参与以激发各自的积极性。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五个方法与五点经验，那么在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篇10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教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全市共有小学633所，教学点298个；中学152所，其中初中116所。单设职业高中17所。中小学和职业高中在校生约30万人，教职工近2.5万人。成人高等学校5所，在校学生3666人，成人职工中专14所，在校生5076人。普通中专13所，在校生8581人。
我市中小学格局的特点是“平、多、大”，中学城乡基本持平；小学农村多，完全小学共475所，占总数的75，如果把教学点计算在内，农村所占比例会更大。厂办校所占比重大，中学按校数统计占29.6，职业中学占52.94，小学占24.96。这样的格局，基本与我市城乡比例、地方和厂矿比例大体相适应。
##市教育委员会是主管全市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职能部门。按照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我市在自治区范围内率先下放了中学的管理权限，市教委主管包一中、包九中、蒙中、回中，其它中小学分别由旗县区、乡和厂矿主管。市教委对全市中小学只进行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二、主要成绩
改革开放，为我市教育发展注入了生机，就整体发展水平，在全自治区，某些方面甚至在全国并不落后：“两基”达标按计划稳步推进。经国家和自治区验收，我市已有占人口覆盖面83.84以上的地区实现了“两基”达标。96年昆区地区被评为全国“两基”达标先进县区，郊区被评为全国扫盲先进县区。达茂划归##后，将要比原规划提前七年实现“两基”达标。目前，土右、固阳、达茂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二）基础教育单一化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职业教育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不断调整专业，办学模式正朝着产教结合、社会联办、以职养职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职业教育体系。目前，我市职业技术类学校招生已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59.86，在校生占高中阶段招生数的62.4，超过全国和自治区的平均水平。第四职高、第八职高96年被评为部级重点职高。成人教育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以职工岗位培训为重点，每年完成各级各类培训13万人次。近年来职工培训，在培训对象上，着重于专业人员和转岗人员的新技术培训；在培训层次上，重视培养跨世纪科研带头人；在培训内容上，重视计算机和外语的培训。96年底成人中专有1所被评为部级示范学校，有6所已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学校。民族教育在经费投入、条件改善等方面都体现了“优先、重点”发展的方针。据95年底统计，少数民族学校的生均经费与全市相比，小学多334元，中学多1100元。市区中民族中小学全部楼房化。97年市政府决定提高民族中小学助学金标准：中小学由88年的22元，按照高中、初中、小学不同级别，城镇、乡村不同地区分别提高20-50元；蒙中由37.5元提高到90元，提高了52.5元，在自治区范围内大幅度地提高民族学校的助学金标准我市是第一家。全市民族学校基本实现了“两主一公”，基本形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以蒙回族为主的民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有新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探索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新路子。为落实全国、自治区“两办”有关精神，96年我们在郊区召开“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现场会”，会议明确了农村教育应主要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同时兼顾升学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后，按照“点上深化、面上扩展”的原则，一些农牧业旗县区积极探索农村初中的办学模式，涌现出一批小巴中式的先进典型。97年10月份在土右旗又召开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汇报会议，提出了“走大坝沟之路、办小巴中式学校”的口号。这两次会议，为农村中学的办学指明了方向，符合十五大精神和国家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思路。
二是全面完成市区“五四改制”的过渡任务。从92年青山区率先实行改制起，每年推进一个区的改制工作。前后经过五年的时间，特别在国家和自治区验收“两基”的关键时候，青山、昆区、东河克服了校舍、师资、设备紧缺的困难，在初中纯增一个年级的情况下实现了平稳过渡。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方面具有很大益处。
三是部分市直企业剥离学校实现了平稳过渡。按照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和市优化办《分离市直企业办学试点工作方案》，坚持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多次反复慎重研究，在政府主持下，平稳地接收包棉子弟小学、二化子弟小学、鹿峰建材厂子弟学校。这是我市减速轻企业负担，深化教育改革的重大突破，为今后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经验，开拓了思路。
四是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全市现有民办学校63所，在校生2万多人。民办教育的发展，深化了我市教育体制的改革，基本改变了政府包揽办学业的格局。按照《纲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97年10月下旬，组织专人对社会力量办学开展了专项调研，并制定##市社会力量办学的具体实施办法。97年，共审批社会力量办学机构27个。
五是实施素质教育正在起步。推进素质教育是国家教委97年一项重点工作。国家教委在烟台召开了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印发了《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这对我们全面推进这项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市教委97年推进素质教育主要抓了四项工作：
抓认识的提高。通过有关会议和文件，进一步强调广大教职工要正确把握素质教育的三个要义和四项内容。8月28日，召开了##市普通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研讨会，会议对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
抓薄弱学校的建设。5月份，在##回中召开了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现场会，推广了回中后进变先进的经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抓评估方案的制定。制定了《##市旗县区教育局、大厂矿教育处、直属中学实施素质教育评估方案》。
抓课程方案的落实。部分旗县区、大厂矿对实施素质教育也非常重视。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到湖南汩罗、上海南市区、天津等地进行了考察取经；青山区、昆区、东河区和一些大厂矿教育局（处）分别召开了不同形式的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研讨会、座谈会、现场会及学习培训班，围绕推进素质教育进行了有效力的探索。昆区被自治区确定为实施素质教育试点区。目前，我市在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刚刚开始起步，认识渐趋统一，观念有所转变，有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转轨”思路，正在组织实施。教师学历合格率有新的提高，教师待遇有所改善。1997年，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89.71，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达82.08，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达55.59，比1985年分别提高37.21、36.85、31.88个百分点，但小学和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教师的工资待遇不断提高。从1993年教师节起，市政府给中小学在职教师每人每月增加10元津贴。目前，全市教师待遇基本得到依法落实，没有拖欠教师工资，这在全自治区为最好的盟市之一。我市中小学教师工资达到了《教师法》规定的“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工资的平均水平”的标准。
截至96年底，全市民办教师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作为一个地区，此项工作走在了全国和自治区之前（全国、自治区到本世纪末），《人民日报》头版作了报道。教职工住房难的矛盾得到缓解，部分得到善。1988-1995年共筹措教师建房资金5800多万元，建筑面积约15万平米。各地区采取多渠道筹措资金、私建公助、资金滚动、先集后卖、吸引资金等多种办法，解决教师住房问题。特别是去年“5.3”地震后，市政府对教职工住宅建设实行优惠政策，各地抓住机遇，采取建房、买房、补贴等多种形式，加快了建设速度。仅96、97年完成教职工住宅建设130152平米，安置教师1701户。城镇教职工人均建筑面积由88年的4.73平米，上升到1997年底的9.6平米以上，住房成套率达62，提前三年实现了8平米的目标，在自治区处于领先水平。办学条件的改善年年上个新台阶。到1990年，全市中小学基本实现了“一无两有”。从85年到92年，共建教学楼、实验楼128座。1990——1992年进入办学设备配套阶段，教学仪器、音体美设备、图书、电教器材、语音室、计算机等累计投资1200万元，乡中心校以上都有了实验室，配备了教学仪器，乡以下完小也配备了数学、自然常识教具箱，基本能按教学大纲要求完成演示和分组实验。从1993年开始，转入了义务教育达标阶段，部分学校的校舍建设向高标准迈进。1996年“5.3”地震，在各级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中小学校园重建面积相当于前5年全市新建学校面积的总和。市区中小学校舍楼房化的比例由95年的69.6提高到87，增长了17.4个百分点。教育方针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学校德育工作，以抓爱国主义教育和学生行为规范教育、优化育人环境为重点，涌现出一批德育工作先进典型学校和个人：公园路小学德育整体改革实验获国家德育实验成果优秀奖；青山哈达道小学少先队等六个大队被命名为“全国红旗大队”；包钢四中少年军校参加全国少军校检阅式获金奖；刘小东、李海瑞为救落水同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舍己救人好少年、好青年”。在全市中小学实施德育“5410工程”，基本形成学校常规制度。不少地区和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生存夏令营和“手拉手”活动，培养了学生自学、自理、自护、自律、自强的能力，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努力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良好心理素质。95年自治区教育厅在我市召开中小学德育工作现场会，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市近几年德育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