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职篇1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原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渐成为辅助君王的官,成为三公的最尊者。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其二,辅助太子的官。
【少保】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章奏的官员。隋代始设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
【上卿】大臣的最高官阶。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权。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
【参知政事】唐代有用此名实际任宰相之职,宋代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元代则成为行省的副长官。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如《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
【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关,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免等)、户部(管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礼部(管国家的典章制度、祭祀、贡举等)、兵部(管军事)、刑部(管法律、刑狱)、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附:【官职的任免升降】“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官职的任免升降常用以下词语:
(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如《〈指南录〉后序》中“于是辞相印不拜”,就是没有接受丞相的印信,不去就职。
(2)除。拜官授职,如《〈指南录〉后序》中“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中的“除”,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
(3)擢。提升官职,如《战国策》:“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
(4)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为易于区分,人们常在“迁”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字,升级叫迁升、迁授、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官、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
(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如《岳阳楼记》中“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句中的“谪”就是贬官。
(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如《国语》:“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古代官职篇2
例1唐太宗曾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今专以言辞刀笔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后败职，虽刑戮之，而民已敝矣。”这句话意在强调（）
a.应严刑处罚失职官员
B.选官须注重才学
C.官员失职会危害民生
D.选官应注重品行
解析本题考查同学们对古代中国政治特别是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掌握，侧重根据材料提取历史信息、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题干，唐太宗认为：“今天的（科举制）专以才学（刀笔）取士，而不注重官员的品行，失职后虽受刑罚，但已危害民生。”秦朝时还没有发明造纸术，政府需要的命令、文件等都需要官府下层文职人员“以刀”刻在竹简或木简上，故“刀笔吏”起因于他们的工作器具，后喻指才学。据此可知唐太宗意在强调选官应注重品行，aBC与题干无关。
答案D
例2清雍正年间，军机处设在皇宫内，与皇帝日常生活办公地毗邻。军机大臣多从“亲臣重臣”中遴选，任命谕旨通常说，命某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或“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材料中未能体现出（）
a.在军机处办理要务易于保密
B.军机处官员便于皇帝宣召
C.军机处官员按才德标准遴选
D.军机大臣多为临时差遣性质
解析本题以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为切入点，考查同学们获取与正确解读信息的能力。排除法是解这道题目的关键。明清时期是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的时期，军机处的设置是古代君主专制的高峰。军机处设在皇宫，易于保密，反映出a项；靠近皇帝生活办公地点，便于皇帝宣召，反映出B项；“行走”是清代非专任官职的称呼，类似于临时人员，反映出D项；军机大臣多选皇帝的“亲臣重臣”，但并未说明其他如才德等标准，故反映不出C项。
答案C
例3《旧唐书》载：“长庆、大和中，（狄兼谟）历郑州刺史，以治行称，入为给事中（中央官职）。开成初，度支左藏库（掌管财政的机构）妄破渍污缣帛等赃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谟封还敕书，文宗召而谕之日：“嘉卿举职，然朕已赦其长官，典吏亦宣在宥。然事或不可，卿勿以封敕为艰。”由此不能看出（）
a.给事中隶属于门下省
B.给事中可以否决皇帝旨意
C.体现了皇权独尊的地位
D.皇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解析据材料可知，唐代给事中有封驳权。结合唐代三省制的职能，拥有审议、封驳权的是门下省，故a项正确；唐代门下省的五品官给事中有封驳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滥用皇权的制约，D项正确；给事中只有封还诏书的权力，但没有否决权，给事中的意见是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皇帝，故仍体现了皇权的独尊，C项正确；B项说法不符合题干材料。
答案B
点拨做这类逆向型选择题时，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历史概念，要注意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分析问题时要注意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此类题的主要解题方法有：①排除法，通过排除符合史实和历史逻辑关系的选项，选出符合题意的选项；②推理法，若不能确定某个选项时，可以先假设此选项正确，然后再根据所学知识进行推理，分析其结论是否符合史实和历史逻辑关系；③直选法，根据自己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解，直接确定不符合史实和历史逻辑关系的选项。
练习
1.“夏朝设秩宗，商朝卜、巫、史，西周设太史、太祝、太卜、太士等，他们既是神权的掌握者，又是国家的重要执政官，权位显赫。”这反映出夏、商、周政治制度的特点是（）
a.按照血缘亲疏分配政治权力
B.形成内外相辅的地方政权体制
C.实行神权与政权相结合的制度
D.国家和家族宗法制度密切结合
2.《左传・桓公二年》云：“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与材料中政治制度相关的人生理念是（）
a.“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B.“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C.“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D.“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3.“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措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这一材料反映了西汉中期以后刺史（）
a.刚刚开始设立
B.仅仅负责监察地方
C.逐渐干预地方行政
D.逐渐失去其作用
4.《百官春秋》记载：“周受命封建宗盟，始选其宗中之长而董正之，谓之宗正。（周）成王时，彤伯（王室成员）入为宗正，掌王亲属是也。秦因之。”该材料主要反映了古代中国早期的（）
a.中央官制B.嫡长子继承制
C.王位世袭制D.地方行政制度
参考答案
1.C解析从材料信息可知，夏朝时期的秩宗，商朝时期的卜、巫、史，西周时期太史、太祝、太卜、太士等官职，既是神权的掌握者，又是国家的重要执政官，他们权力较大，这反映了夏、商、周时期实行神权与政权相结合的制度，故选C。其他三项均与材料信息不符。
2.C解析据题干材料可知反映的是宗法制体制下的政治等级体系，强调各级的职责，体现了宗法体制下通过血缘亲疏所确定的大小宗不同的“家国一体”的宗法观念。C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儒家士人通过个人修养的提高，才能治理好家庭，进而治理好国家的“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符合题干材料的内涵。a项反映了礼乐制的特点；B项强调分封制的特点；D项强调尊祖，虽是宗法制的影响，但与题干材料不符。
古代官职篇3
拾遗是唐代谏官名。武则天垂拱元年出现，左右拾遗分属门下、中书两省，职掌与左右补阙相同，同掌供奉讽谏、荐举人才，位从八品上，稍低于补阙。分左右，左拾遗属门下省，右拾遗属中书省。北宋改为左右正言。后随设随罢。南宋一度沿设，旋罢。明初又设左右正言，不久即罢。建文帝设拾遗，成祖即位后罢。唐代诗人陈子昂、杜甫均曾担任拾遗，后人因称为陈拾遗、杜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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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职篇4
关键词：古代监察制度行政监督制度建设启示
我国古代监察职能的创设和行使，虽然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权，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保持官员的廉洁性和社会的清明性，进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中的一些监察监督的理念和观念精髓进行研究和借鉴，作为我们不断完善现今的政府行政监督体制的依据和参照，以促进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完善和职能的深化，从而使整个社会更为文明和谐。
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自先秦开始，我国古代的政府监察体制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至明清时期终为完善化和严密化。先秦时期，虽无专门的监察官员，但监察职能已在部分官员，例如天官、小宰等的身上有所体现。从秦朝开始，随着各朝中央政府的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监察官职的设置和职能行使也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1?郾以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为主
上级对下级监督是监察过程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比较主要的部分。在我国古代的监察过程中当然也是这样。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古代各级政府部门在年终时汇集各种政务情况，制成簿册，逐级呈报审查，上级核对簿书，以此鉴定下级是否完成规定的任务。出于同等目的，监察人员也经常到各级政府部门去“督促文书”，在检核簿册的过程中，除了检核文书中的错谬和失误之处外，对于公文运转是否符合期限和程式、内容是否有弄虚作假等，都要进行监察。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比较成文化和规范化。上级对下级有一种天生的威慑力，这会促使下级官员克尽职守，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办事。然而在现实的运用过程中，这一方式也存在不少问题。除去历史本身所造成的早年监督系统官员职责不明、管理混乱的原因外，在监察制度较为成熟和严密的隋唐以后的朝代中都会出现下级对上级进行行贿从而造成上级对下级的监管不力，不能很好地达到监察的目的现象。同时，由于中国古代一直都是处于人治社会中，因上级官员，甚至是统治者本身的一些喜怒爱好而造成的对违法违纪官员的纵容和忽视都容易造成恶劣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从而给监察系统本身的正常运作带来妨碍。因而这样单纯的上下级之间的监督经常是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的。
2?郾正佐（左右）之间的相互监督牵制
为了减少前一种监督方式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中国古代各朝代的统治者们较早就开始将对左右的牵制监督融入到职官制度中。例如，在秦汉的官制中，除了按照系统的从上到下实行监督考核外，三公和国三老，郡守、尉、监（丞）和郡三老，县令、丞、尉和县三老等这些同级之间的官员之间都存在相互监督的现象。此外，在朝廷内部的各部官员中，一般都设有主官和次官（贰官）。这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希望通过次官的设置来牵制主官，使其不能任意妄为。而在一些朝代，例如明代则公开在各部中设置给事中一职用于监视各部官吏。在现实中，这一官制的初衷是好的，但效果往往却不是很好。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国人观念中长期存在的官官相护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左右牵制监督很少或几乎没有明文的规定，从而缺乏了制度上的保障。一般主官的职责权限都有具体规定，而对于次官的权责则大多含糊不清，因而次官对于履行其监督职责往往都显得犹豫不决而缺乏胆识和责任心。同时，在升迁问题上，主官也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升迁的机会，相比之下，次官则升迁艰难。因此多数次官更注重于眼前利益而不愿意得罪主官。
虽然这种方式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但由此歧变而来的朝廷中官员之间的钩心斗角和朋党之争有时候反而在无意中取得了官员间相互监督的功效。
3?郾遣吏巡行的监督
先秦时期曾有天子通过“巡狩”这一活动来监察各诸侯的活动，在以后的各朝各代中，统治者本身已甚少出巡，取而代之的是派遣使臣代表君主“巡狩”，对地方实施监察。如在汉代，皇帝曾不定期地派遣御史、丞相史等官吏分行各郡国，了解各地官员的政绩和社会动态，对各郡国的分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督。这些被派遣的官员往往直接由君主任命，只听命于君主一人，因此他们的权力往往都比较大，甚至超越了巡视地的地方官。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巡视官员由于其不定期性，人员变动性比较大，以及因为其“代天子出巡”而权威特重，因此对地方官员有较大的震慑力，在一定时期内也的确起到了澄清吏治、加强统治的功效。然而久而久之，这一方式的一些弊端也渐渐显示出来。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巡行官员的权力过大，同时又缺乏对其的制约机制。许多遣吏倚仗自身特权而肆行威福，藐视国家法律法典，甚至贪赃索贿，制造冤假错案。因此各朝各代都有因使臣到来而使某地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的记载。同时，许多官员也将作为使臣出巡当成是一个可以借机搜刮财物的“肥差”，常常是“萧然而来，捆载而去”。《明经世文编》中有记载，遣使“以貂皮饰溺器，以茵褥铺厕中”。由此可见这些出巡官员生活之糜烂，对他们是否能够真正完成出巡的任务，当时的人们及后人也不得不怀疑了。而此后，由于君主对遣吏巡视的诸多弊端有所察觉，从而对被派遣的官员产生不信任，转为委派自己的亲信，尤其是一些宦官担当巡视重任。但弊端并未得以改正，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4?郾下级对上级的监督
这里所谓的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并不是指同一部门或相同职责的官员之间的下级对上级的监督，而是指监察系统的官员对其他官员的监督。因为从各朝官制上看来，监察官员的品级一般都较低，所以称为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例如汉武帝时，刺史的俸禄仅六百石；隋唐以至明清，监察御史的级别一直是七品。因为由于监察官员职责的特殊性，历代的统治者多选用一些年纪比较轻、涉事尚浅的年轻官员担当此职。这些官员凭着一股血气和初涉官场的认真干劲，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弹劾官员，无所顾忌。这使得监察系统能够更好地履行其职能。但是，当这些官员卸下监察的官制后往往又调到原来其监督的部门或地方进行任职，甚至充任其曾经检举或弹劾过的官员的下属。这样的官职安排则使得这些年轻的监察官员在工作过程中慢慢变得畏首畏尾，从而有悖于君主原本任命其担任监察官员的初衷。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现今行政监督制度建设的启示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对于保证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的执行，提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保证政府机关的廉政高效有着很大的帮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监督体制中的一些具体方面的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近年来，由于监督不力而造成的行政低效、部分低素质政府官员违法违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此，我认为应当适当借鉴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一些优秀方面，尤其是古代的一些监察理念和监察意识更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
1?郾从古代的牵制监督看现今的多方监督
在古代的监察系统中，监察监督工作并不是相关监察机关一个部门的事情。相关的御史台等监察机关自然是要负责对朝廷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工作，而同时，皇帝的遣使等官员对相关部门和地方也有监察之职。在中国古代官制中，中央辅政系统实行多规辅政制，中央各政务系列的职权交叉重复，司法系列“三法司”并存，监察系统纵横交错，地方系列相互监视，长官系列正佐相互监督等。在这样的一种体系中，不仅仅是各级行政官员，连监察系统本身的官员也被较严密地监督起来。这样的一种体系设计理念如果再加以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相信就能够更好地防范在各级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出现的各种违法和违纪现象。
而在如今的现实监察体系中，这种多方牵制监督的模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在我国，普通公民是有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义务的。但由于传统的诸如“官贵民贱”思想的影响，普通公民往往并没有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意识。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也比较排斥或漠视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同样，由于缺乏多方牵制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以及监察部门对行政系统的监督也不能很好地达到效果。更甚者，近几年还经常出现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自己都做了违法违纪的事情这样的现象。这些反映出监察部门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更是显现出了多方牵制监督的必要性。只有让广大的因自身利益与国家息息相关的公民完好地参与到监督体系中去，才能真正地实现监督的目的并达到应有的效果。
2?郾从古代监察系统的独立性看现今的监察办案的独立性
在古代，监察系统往往由皇帝直接领导，监察官员的任命也由皇帝一手掌控，这样就有效地排除了上级、同级行政长官的干扰。例如，历朝的遣吏都由皇帝来任命，往往为皇帝的亲信大臣，他们都是“代天子出巡”。也因此，这些遣吏拥有超越一般官吏的权力，在进行监督和对违法官员进行惩戒时也会显得更加容易一些。因此，同一般行政官员相比，监察系统的官员更具有独立性，他们在进行监督和惩戒官员时压力和阻力都能够较小一些。
而在我们现今的监察制度中，监察机关很难得到这种独立性。这源于我国现今监察机关所受的双重领导制，即监察机关不仅仅要受其上级的领导，还要受到同级行政部门的领导。在这样的体制下，监察机关就很难能够对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很好的监督。因此，要想更好地发挥监察的功效，达到监察的目的，应该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建设，建立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垂直领导体制。同时，独立性不仅会带给监察机关工作上的便利，而且会增强监察机关的权威性，只有真正有权威的监察机关才能更好地履行其职能。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从根本上来看，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巩固君主的专制统治而设立的。但除去这些历史因素来看，这一制度在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纠举惩办不法官员，保持官员的廉洁性，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并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我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监察监督机关的建立则是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结果。虽然在其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吸取了一些我国古人的智慧，但我认为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精华。我们应对此做更好、更充分的研究来不断充实我们现今的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韦庆远，柏桦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古代官职篇5
清代不设专官的机构或非专任的官职，被称为“行走”。例如，《清史稿·圣祖纪》记载：“他日试唐孙华诗佳，授礼部主事、翰林院行走。”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也记载有：“乾隆朝大臣入军机者，亦曰军机处行走。今则章京曰军机处行走，大臣曰军机大臣上行走，其初入者加学字。”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三：“承谦（嵇承谦)官侍读，行走上书房。”这里面的某官职“行走”就是入值办事之意。清制，临时调充某项职务而尚未给以正式官衔者，即称在某处或某官上“行走”，无定员，如御前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南书房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等。某人被授以“行走”的官职，就是指该官员可以自由进出该官职的所属部门及场所，往往会有特权资格，不受约束，并拥有一定的传达上级命令的职责，绝非职权薄弱，通常是皇帝非常赏识并十分信任的官员。到北洋政府时期，行走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称额外派充之官为行走，如参事上行走、秘书上行走等，多为闲散之职，亦无定员。
2.“刺史”的“刺”是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刺史”是地方的行政长官。其中，“刺”是检举不法的意思，“史”是皇帝所使的意思。秦统一六国后，如何监督地方、保证中央稳定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于是秦始皇在地方行政上，“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监指的就是监御史，地位可以和郡守、郡尉并称，其主要职责是“掌监郡”，即负责监察郡守等人的行政事务，正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裴《集解》引苏林所说：“秦时无刺史，以御史监郡。”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在秦代监御史制度基础上创建了刺史制度。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州，每州设刺史一名。当时的刺史并不处理地方行政事务，主要是负责按“六条问事”督察郡守。简言之，刺史的职责可以概括为“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十二个字。可以说，此时的刺史相当于省级检察院院长一职。时至东汉，长安设司隶校尉部，外设十二州，每州设刺史一人。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东汉灵帝时，州牧位居太守之上，实际掌握了全州军政大权，而成为地方行政长官。自三国至隋唐，各州也多设刺史。宋代以后的地方长官不再称刺史，而称知州，刺史仅为官称，不是实职。元以后刺史之名废除，清代刺史仅是知州的别称。
3.钦差大臣确有“先斩后奏”大权吗?
在中国古代，钦差是由皇帝直接派出的办理要事的官员统称。明代开始，凡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重大事情的官员都称钦差。据明敖英《东谷赘言》记载：“国初设官分职咸有定额，往莅职掌者领部檄焉，皆不颁敕，不称钦差。其后因事繁难，添设职掌……各于其职衔上加‘钦差’二字。”如钦差总督军门、钦差巡按御史、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等。时至清朝，一般在官员职衔上加“钦差大臣”四字，如林则徐奉命禁烟时官职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时人简称“钦差大臣”。清朝的“钦差大臣”制度一直实行到1912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受命为钦差大臣镇压革命。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钦差大臣制度也随之寿终正寝了。
中国古代“钦差大臣”一般都有权力象征物，如秦汉“钦差”持“节”、明代钦差奉“敕”、清代授“关防”等。另外，“钦差”权力渐大、职责渐重，对某些紧急重大问题的处理具有独立自，往往能起到关键的作用。这表现在直接办理案件，处理难案冤案、举善惩恶、澄清吏治。对不法官吏，可以，逮捕惩办，严重的可以先斩后奏，对于防止官吏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有一定作用。
4.鸿胪寺是什么样的机构?
在封建社会，礼乐等级非常严格，历代政府都设有专掌殿庭司仪和典礼的机构，这就是“鸿胪寺”。“鸿胪”本为大声传赞、引导仪节之意；“寺”为官衙之意。实际上，鸿胪寺为中国古代掌管礼仪并接待外国宾客之官衙。据史书记载，皇帝召见官员与“大朝”庆贺典礼，都由鸿胪寺预先传知各衙门。典礼开始时，按排定班次行礼。凡举行国宴，鸿胪寺要引导官员行礼。皇帝出入宫廷，由鸿胪寺传百官迎送。遇皇帝出巡，鸿胪寺要率领地方官在皇帝经过之地“接驾”。各项典礼有失仪者，要参劾议罪。此外，举行各种典礼时陈设桌案，也是由鸿胪寺办理。若周边少数民族首领或外国使者入朝，则负责朝贡宴请与迎送事务；朝廷高级官员或外州都督、刺史卒于京师者，鸿胪寺便掌其凶礼丧葬之具。鸿胪寺的长官，在秦代称典客，汉代称鸿胪卿。《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至北齐，始置鸿胪寺，后代沿置。南宋、金、元均不设，明清复置。《明史·职官志》记载：“鸿胪，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恩，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鸿胪寺职责并入礼部。
5.中国古代官员上下班时间是几点呢?
古代官吏的工作时间并非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里描写的那么简单和舒适，他们也受着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那么，官员的上下班时间是几点呢？实际上是与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则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在清代，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都要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除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可以骑马或坐椅轿外，其余人一律步行入宫；亲王与部堂长官上朝，皆有专人打灯引至景运、隆宗二门；军机大臣则有角灯导入内右门。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载有中央官员统一的下班时间，规定是春分后于申正(约下午四时)散值，秋分后于申初(约下午三时)散值(即下班)。从秦汉到明清，古代官员每日上下班的时间大抵如此。各级地方机关与中央相似。古代官吏要按时上下班，如有违反，必然会受到惩罚。《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
6.古代官员“告老还乡”的年龄是多少岁?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清朝宰相刘墉岁至暮年请求告老还乡，获得批准后，便骑毛驴直奔山东老家。“告老还乡”是指古代官吏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是古代官吏提前退休的一种制度，“告”是请求，“老还乡”是年老回到家乡。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虽然建于春秋战国时期，但“退休”一词始见于唐宋文籍，唐代散文家韩愈《复志赋序》中说道：“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宋史·韩贽传》中有“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词句。古代官吏退休需要一定的年龄条件，《礼记·曲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退休)。”后来的唐、宋、元等朝代基本实行七十岁退休的规定，但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退休)”。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也可以提前退休，如唐朝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即若身染疾病或者受伤者，虽未到退休年龄也可以提前退休。可见，在我国古代，官吏“告老”辞去官职，提前退休也是允许的。古代官吏提前退休比较简单，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明朝弘治四年(1491)，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
7.什么叫“夺情”?
古代官职篇6
[关键词]元初，翰林院，职掌范围，特征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28-08
中国古代翰林院自唐代始现至清末消失延续了近1200年，几与科举制度相始终。唐玄宗在开元初始设翰林院，二十六年（738年）另置学士院，此后翰林院为供奉、待诏所居，学士院参与诏书撰写。宋代学士院主要负责草拟诏书，翰林院转为宫廷服务。金代学士院设品级、定人数后转为正式官署。元代翰林院设于世祖初年，世祖、成宗朝时已成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并立格局。此格局不仅承继了唐宋翰林遗制，也因时代需要而有变化，为明清翰林院的发展开启了新方向。故笔者撰作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元初翰林院建置简叙
元世祖初年即以身边文士充任翰林官或备顾问或参朝政。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设翰林院、国史院后即以翰林官兼国史院官，王鹗、王磐、孟攀麟、王恽、雷膺、胡抵通等人即先后任职其中，以致“一时人才，搜罗殆尽”。至元元年（1264年）九月翰林国史院建立，所属人员即包括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翰林直学士、翰林待制、翰林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等翰林院官，编修、检阅、典籍、经历、都事等国史院官以及椽史、译史、通事、知印、典吏、典书、书写等“吏员”。初设时其为正三品衙门，八年升从二品，大德九年（1305年）定为正二品。其间学士承旨多为从二品、学士正三品、侍读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三品、侍读正五品、修撰从六品、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大德九年起承旨升正二品，其余各职品级亦有调整。至元六年（1269年）该院有学士承旨3员、学士2员、侍读学士2员、侍讲学士2员、直学士2员，十四年增承旨1员，十六年加侍读学士1员，十七年再增承旨1员，二十一年加学士2员，二十三年增侍讲学士2员，二十七年增承旨1员。大德九年时有学士承旨7员、学士4员、侍读学士2员、侍讲学士4员、直学士2员，共17人。吏员则无品级，总人数多于翰林官。
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和礼霍孙、独胡刺以翰林待制兼起居注，翰林官始兼他任。八年十二月至十八年翰院亦兼太常寺职事。十年九月元廷“以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兼会同馆事，以主朝廷咨访及降臣奏请”，二十二年正月始“命礼部领会同馆。初，外国使至，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改正”。十八年集贤院并入后称翰林国史集贤院，所属官也以“翰林集贤”署名，集贤院职任即为翰院所兼。二十二年集贤院分立后翰院仍其旧。其时“国子学以待制兼司业，兴文署以待制兼令，编修官兼丞”，翰林官时兼国子学、兴文署、秘书监职。然至元十二年三月元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后，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各司其任，前者“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后者专事蒙古文事。世祖年间二院同为从二品，大德五年（1301年）蒙院先升正二品，所属人员除写圣旨必阁赤、通事、管勾外诸翰林官名称、品级与翰院同，故《元史》日“品秩并同翰林国史院”。初立时蒙院有学士承旨1员、直学士1员、待制2员、修撰2员、应奉4员、写圣旨必闺赤11人、令史1人、知印1人。大德九年（1305年）时设承旨3员、学士3员、侍读学士1员、直学士1员、待制2员、修撰1员、应奉4员、写圣旨必阁赤11人、蒙古必阁赤4人、知印2人、管勾1员、司直1员、都事1员。因元初其他官署与之无分合之举，其外部关系颇简单。
二、元初翰林院的职掌范围
元初翰林院的职掌范围在世祖、成宗朝亦基本形成。元人李冶曾曰：“翰林视草，惟天子命之，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佐之。”《事林广记》言：‘翰林国史院管编修国史。”《元史》载翰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可见，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即为翰林国史院三大职掌。然太常寺、会同馆、集贤院与翰院的分合无疑对其职掌范围也有影响，其实际职任实不止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三项，诸如荐举人才、参议朝政、商定礼仪等即是其基本职任。
其一，翰林国史院负责撰写元廷诏书。世祖初年，元廷诏敕多出翰林官之手，如王鹗任承旨后“诏诰典章，皆所裁定”，王恽任修撰后“诰命宣辞，颇与定撰”。而元廷颁布的诏敕又以“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日圣旨，史臣代言者日诏书”的撰写为要，所谓“建元初，命官犹皆有训，辞简古尔雅，皆出于翰林”，“内则王侯之拜封，百官之制诰，外则遣使四夷，怀柔远人，凡王命，言必以文”。而前代诏敕所实行的内外之制，除至元七八年间略有袭用外翰林官所草诏敕实集内外一体，徐世隆就曾选前代内外制文编为《瀛洲集》以供翰林官草诏参考。至元六年（1269年）元廷颁行蒙古新字后诏敕制度即有变化，“自今已往，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副之”，新字成为诏敕撰写的法定文字，翰院随即增设了新字学士之职。十二年蒙院设置后元廷诏敕多以“圣旨”形式下发，由翰院起草的诏敕大量减少，然汉文诏书的撰写仍由该院负责。至元十四年（1277年）王恽复授待制后即撰写了一批汉文诏书，如《减江南冗员诏草》《诫谕官吏诏草》等。至于颁向全国的重大诏书如登宝位诏、改元诏、立皇后诏及立皇太子诏等亦由翰院撰写并附蒙文、回回文后颁布，所谓“诏诰出于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诸国语”。
其二，翰林国史院主持元廷史书撰修。中统元年（1259年）时王鹗就以承旨兼修史事，翰林院设立后又以翰林官兼国史官，修史成翰林官“兼职”，翰林国史院建立后史书撰修即成其正式职任。至元十二年（1275年）翰、蒙二院分立后史书撰修之任日益凸显，成为翰院在草诏外的又一重要职掌。此时的翰院尤注意前朝和当代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统二年（1260年）翰林院即收藏了金朝实录，三年八月承旨王鹗请求记录世祖以前各代事迹，四年四月又请采访太祖史事。至元元年（1264年）翰林国史院建立时王鹗上奏强调收集史料的重要：‘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十年六月元廷“以翰林院纂修国史，敕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十三年元军攻占临安后翰林学士李、编修王构即将宋廷所藏实录、国史悉数北运，仅注记即多达5000余册，运到大都后即归翰院保藏。至正年间元廷编修《宋史》，该批国史、实录即为重要史料。成宗初年编修《世祖实录》时亦汇集世祖时朝臣奏对于该院。与此同时，当朝史书的编撰也成为翰院史书编修工作的重点。元军攻占临安后，忽必烈“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该院在刘敏中主持下旋撰成了《平宋录》，其编撰体例翰林官员王磐、安藏当时即有讨论。而该院亦根据所集史料编成《圣武亲征录》，对成吉思汗时之征伐记述颇详。由其主持编成的《太宗实录》《定宗实录》也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进呈元廷。三十一年六月元成宗下诏撰修《世祖实录》后，该院王构、董文用、姚燧、高道凝、王恽等人皆参预其事，即使位阶较低的编修官阎宏也撰写了271帙，检阅官杨升也撰写了至元二十七年的纪事。全书修成后学士王恽在其基础上撰成《圣训》6卷以呈，大德八年（1304年）二月承旨撒里蛮又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1册及汉文《实录》80册。可见，翰院官员始终参与了《世祖实录》的撰修、改编工作，为该实录的撰成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翰院的实录编撰也颇负特色即先以汉文撰成初稿，待译成蒙文进呈皇帝审定后再予写定，即使实录撰成后的进奉仪式翰院官员也全程参预。此外，因元初关于辽金宋正统性、辽金宋史撰述体例等问题存在争论，三朝史书的编撰该院没有全面展开。
其三，翰林国史院撰写官方应制文书。元初元廷也有祝文、册文、贺表、碑文、青词等应制文书需由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撰写，翰院官员因多由文人出任而满足了该种需要。当时元廷祭祀活动所用的祝文、谥册即由该院翰林官撰写，如王构“世祖崩，构撰谥册……凡祖宗谥册册文皆所撰定”。凡逢元廷朝贺、喜庆、祥瑞、捷报时，该院也需撰贺表进呈。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后王磐命翰林官撰《中省贺表》以呈，十四年初黄河自灵宝至河南府段清澄后王磐即拟《中省贺表》进贺。帝后寿诞或喜庆、祥瑞之事该院也多撰贺表进呈，苏天爵《国朝文类》即载录不少这类文书。当然，碑文也在该院撰写的应制文书之内。赵良弼出使日本前即向元世祖奏求翰林官为其先辈书写碑文，十四年秋世祖即传旨该院定撰顺德资戒碑及普门塔碑铭。而这些碑文的撰写有时并非小事，如世祖重用桑哥时翰林官撰写了桑哥辅政功德碑，二十九年论桑哥之罪后撰写该碑的翰林官即受牵连。至于元廷祭拜所用青词也多由翰林官撰写，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即记载了多篇青词，如《为春旱祈雨青词》《五方帝祭文》等。
其四，翰林国史院也参议朝政和应对询问。元初翰林官员也常参议朝政和应对皇帝询问，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如王鹗任承旨时就元廷政事多加进言，窦默任翰林时“至论国家大计，面折廷诤”。王磐供职翰林后曾提罢黜转运司之建议，元廷攻伐南宋时亦参与决策，元军进占江浙后即首建安抚之策。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承旨留梦炎即向元廷进言“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货三十取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定制”，后为元廷批准。翰林官员上述参议朝政之举无疑为元廷政事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而他们参议朝政的活动也不限于上述方面，上至军国重事如东征日本下及地方事务如儒学教官选派皆有其身影。同时元廷也主动要求翰院参预朝政处理。十六年（1279年）十二月元廷即命翰院参议招收海外诸番之事，十九年四月翰院与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集议阿合马理财事。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元廷会集翰院官议行御史台之事。七年成宗下诏命集贤院、翰林国史院老臣预议朝政。世祖、成宗也鼓励翰林官员为朝政积极进言献策。程钜夫授应奉翰林文字后，世祖日“自今国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为朕言之”，成宗征李谦为翰林学士时日“卿当与谋国政，余不劳卿也”。在此期间，随时应对皇帝询问亦是翰院的重要工作。至元年间翰林待制王恽在接到皇帝关于光禄寺职掌的询问后极迅速查阅典籍以回复，当“镇国寺柏上生芝，中宫有旨令院官究其样以进，因与李受益具事实如左”。③而翰林官员对皇帝询问的回复也会影响朝政事务的处理。如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世祖“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对日：‘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逾醪醴曲蘖。……宜一切禁止”’，世祖即采纳了该建议。二十四年十月“诏问翰林诸臣：‘以丞相领尚书省，汉、唐有此制否？’咸对曰：‘有之。”’世祖听说翰林官的回答后即以桑哥为尚书右丞相。
其五，翰林国史院参预元廷礼仪和出任赴外使节。元初翰林国史院身逢元廷制度待兴之际且受太常寺并入影响也参预元廷礼仪制定、负责祝文、乐章的撰写。至元初年王磐、徐世隆等翰林官即倡议和制定了元廷朝仪，孟攀鳞在元初宗庙、郊祀仪制的定制中亦居功甚多。大德九年（1305年）二月翰院又与集贤院及太常礼官会于中书省集议祭天礼仪。在祝文撰写方面至元三十年（1293年）十月真金衬太庙时“拟撰祝文、书祝、读祝，皆翰林词臣掌之”。行摄祀之仪迎香祝祀前二天翰林学士即须赴礼部书写祝文，祭告仪式所需祝文亦由翰林学士撰写。自至元三年七月撰定新乐服八室乐章后，三十年六月元廷立社稷所用乐章、三十一年世祖、裕宗衬庙乐章、大德九年郊坛建成乐章也由翰院撰定。元廷诸多祭祀活动也常由该院代行。如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元廷以蒙古官、翰林官各一人代祠岳渎、后土，二月以承旨撒里蛮祀先农。元太祖、太宗、睿宗的御容，元廷亦“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此后诸帝御容祭拜也由该院承担。至于皇帝御前导驾官行列，翰林学士亦有相应位置。可见，在元初该院实兼有礼仪职能。与此同时，翰院官员也常出任外交使节，早在中统元年（1259年）四月世祖即以侍读学士郝经、待制何源为正副使出使南宋，会同馆合于翰院后即以承旨和礼霍孙兼领会同馆事，外国使节来访即由其接待。即使至元二十二年会同馆划归礼部后翰林官员也常出任使节，如二十六年翰林直学士李天英即与张守智同使高丽，督促其支助军粮。二十九年九月编修官陈孚同梁曾一起出使安南，大德三年正月待制贾汝舟与也先铁木往谕高丽，七年九月直学士王约与塔察同使高丽征其国相吴祈，八年十一月直学士林元与忽邻抚慰高丽。可见，此时期由翰林官员出任使节已成元廷惯例。
其六，翰林国史院为元廷荐举和储备人才。世祖初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即曾荐举20余人为各路提举学校官，翰林院设立后其官员如李冶、李昶、徒单公履、徐世隆、高鸣、杨恕等亦由王鹗荐用。王磐任职翰林后即举荐了宋衙、魏初、徐琰、孟祺、李谦等人，徐世隆在任翰林时所荐之人也多海内名士。翰林国史院建立后，上自翰林承旨下至直学士皆有荐人之权，如马绍、李谦荐举李之绍、阎复举荐曹元用等。在此之外，元廷也准许该院以朝廷名义选取人才。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后世祖即命翰林学士李椠、编修王构到临安令南宋太学生北上，经姚枢、王磐挑选后即加任用。大德七年（1303年）元廷即规定翰林院“须求资格相应之人，不得预保布衣之士。若果才德素著，必合不次超擢者，别行具闻”，九年二月元廷“令御史台、翰林、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可见，此时期翰林国史院不仅受命选举人才，且有一定的选取标准。当然，翰院自身也为元廷储备和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如翰林院设立时王鹗即强调“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世祖随后采纳此议即招揽儒臣任职其中，“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实际上为元廷召集了一批重要人才。与此同时，翰院本身也选用了众多年轻有为的中下层官员，如待制王恽在至元五年出为监察御史后又转任各地提刑按察使，雷膺、胡祗通等人的任职经历与之相似。他们在院时尽职尽责，出院转任监察官后亦在各地兴利除弊，不仅继续发挥了自身才智也为保一方安宁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元初官员诠选体系中翰院实际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蒙古翰林院的具体职掌，《元史・百官三》曰“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事林广记》亦云“蒙古翰林院管蒙古文字”，《秘书监志》记日“蒙古翰林院是写蒙古字圣旨”。可见，译写一切文字、书写蒙古字圣旨、管蒙古文字，应是该院的日常职掌。此外，该院在元初亦领有蒙古国子学、国子学等机构，自然也有管理蒙古国子学事务的职任，此处略论之。
其一，蒙古翰林院以蒙文撰写皇帝圣旨。元廷在元初颁布之诏敕多以诏书、圣旨为要，其“以国语训敕者日圣旨”，此国语即蒙古语，圣旨即元廷官员据皇帝之意以蒙文写成之文书。元初此圣旨多由中书省、枢密院经皇帝同意后由蒙古翰林院撰写、翻译并加盖玺印后下发即所谓“蒙古翰林院是写蒙古字圣旨”，其他官署几无此任。元人谙都刺在“成宗时，为翰林院札尔里赤，职书制诰。有旨命书藩王添力圣旨，谙都刺曰：‘此旨非惟有损国体，行且为民殃矣。’……事乃止”。可见，此时皇帝圣旨即由蒙院专人书写且有“国体”之规，不能随意撰写。不过，成宗朝也存在“隔越奏请”圣旨的现象，即元廷怯薛人员经皇帝许可后由蒙院写译圣旨并加盖玺印后直接下发，不须经过中书省、枢密院等机构审核，蒙院因负责“写蒙古字圣旨”自然成为整个流程的关键环节。成宗朝诸多宫廷事务即以此“隔越奏请”之圣旨直接处理，以致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元廷即命监察御史检照蒙院案牍，至大二年（1309年）正月塔思不花、乞台普济更进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可见，此时期的圣旨基本上皆由该院撰写，其数量之多且影响之大，以致中书省要求“尽追夺之”。
其二，蒙古翰林院译写元廷诏敕与实录。蒙古新字颁行后由翰院起草的诏敕多须附加新字后颁行，尤其是在吐蕃、畏兀儿等地颁行的诏敕，除译成蒙文外更要附上当地文字。至元八年（1271年）至十二年间这项翻译工作即由翰院新字学士负责，蒙院成立后“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译工作自然由蒙院负责。不过，元廷诏敕因其颁布地区的差异在译写方面也有不同，其颁行于汉地的诏敕由汉文译成蒙文时多为音译，而颁行于漠北草原者则须意译。元廷当时设有内八府宰相，“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其协助的可能就是蒙院所负责的诏敕意译工作。当然，蒙院的诏敕翻译工作也不可小视，其翻译是否准确却关系重大。其时“诸翰林院应译写制书，必呈中书省共译其稿。其文卷非迤远军情重事，并从监察御史考阅之”，这诸翰林院自然包括蒙院在内，其重要制书仍须与中书省共议，次者也要由“监察御史考阅之”，可见，元廷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在诏敕翻译外，该院也参与译写本朝实录。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二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至元十二年起蒙院“掌译写一切文字”，翰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如翰院备有译写人员，在累朝实录编纂完后可以自行翻译而无须奏请。可见，二十三年时“以畏吾字翻译”实录的工作实际上仍由蒙院实施，此后《世祖实录》的译写工作亦是如此。
其三，蒙古翰林院管理蒙古学事务。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元廷在上都设蒙古国子学并以翰院兼管其事。十二年蒙院建立后，蒙古国子学即归其下，十四年蒙古国子监设后亦属该院，至此元廷中央蒙古学皆归该院管辖。同时分布在各地的蒙古字学在蒙院建立后基本上也属其管辖：
大德四年，添设学正一员，上自国学，下及州县，举生员高等，从翰林考试，凡学官译史，取以充焉。
八年，定各路教官迳保生徒，不得迳申国子监，须经本处提调，总管府转申翰林院，试验考夺。
可见，当时蒙古字学生员的任用最后仍须经蒙院考试确定。而元初蒙古学必阁赤人员的选用也由蒙院负责，元贞元年三月的一份圣旨即反映了这一情形：
各路里教授、各衙门里必闯赤委付呵，翰林院官人每委付者。……如今依在先圣旨体例里，翰林院官人每根底不商量了，蒙古必闭赤休委付者。
当然，此时期蒙院因其特殊地位也兼管了元廷的蒙古诸王、驸马以及蕃部事务，参与了元廷蒙文史书编修工作。
三、元初翰林院的基本特征
经元世祖、成宗朝的发展，元初翰林院也形成了翰史合流、专职翰林、蒙汉并存、位高权异等突出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元初翰林制度的主要内容，也体现了该制度所处的鲜明时代背景，更揭示了元初翰林院在古代翰林院史上所具有的承上启下地位。因此，对元初翰林院基本特征的分析也是对元初翰林院制度的整体透视，由此可窥其全貌及其历史影响。
其一，元初翰林院实现了古代翰林、国史合流。所谓翰林、国史合流即翰林院、国史院在机构设置、人员任用以及职掌方面合为一体，翰林院成为草诏兼修史的唯一中央机构，国史院作为独立官署不复存在。元初翰林国史院的演变即明显体现了翰史合流这一特征，而此前各朝翰林院、国史院机构仍呈分立之势，尽管彼此间多有人员或事务往来，但皆无隶属关系。如唐代史馆先后隶属门下省、中书省，其官员多由他官兼任。翰林院、学士院自开元年间起一直存在，但与史馆无隶属关系。两宋先后设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等修史机构，但此时翰林学士院与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各属一系，“宋则国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书省”，馆阁诸官仍是史书修撰主体，翰林学士或参与而已。辽代翰林院因设国史院负责修史事而始兼撰史之任，然国史院仍然存在，翰、史未全部合流。金代学士院官员兼职国史院似成惯例，但翰林学士院、国史院仍各有官署。故自唐至金“其时国史著作之官，仍以文史著述名守职司，别为一署，不相统摄”。中统二年（1260年）七月元翰林院、国史院建立并以翰林官兼任国史官，如王鹗以学士承旨兼领国史院，王恽、雷膺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至元元年（1264年）九月翰林国史院建立后翰林、国史院合为一体，其人员皆以翰林官任之。如宋子贞于至元二年授翰林学士、和礼霍孙在至元五年任翰林待制、安藏在至元八年特授翰林学士、李冶在至元二年被召为翰林学士等。《元史》所记元初翰林国史院职官设置即可佐证。而蒙古翰林院就职官设置及职任来看，该院在撰写圣旨外也兼部分修史职事。故元初翰林院实际上实现了古代翰林院发展的一大变革即翰林、国史机构至此融为一体，正所谓“前代代言之官，纂修之职，皆号为清华之地。国朝合而为一，势严而势重”。
其二，元初翰林院发展为专职文书机构。元初以前各朝翰林院所承担之事务相当复杂，如唐翰林院为待诏、供奉、文章、书弈、僧道、卜祝等杂流所居，仅待诏即有文词、书法、画艺、弈棋、医官、方士数类且主要为宫廷生活服务，学士院则由学士承旨、学士、学士院使、院吏等员组成而负责草拟朝廷重要诏书。宋代学士院负责草诏之事间或参与史书修撰，先后有学士承旨、学士、直学士院、权直学士院、学士院权直等官。其翰林院下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后发展成翰林御书院、医官院、天文院、图画院，继续为宫廷生活服务。辽代翰林院设有画院、医官院、国史院等部门，在翰林官外仍有翰林画待诏、医官、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人员，集唐翰林院、学士院于一体。金、西夏见诸记载的仅有翰林学士院，据《金史・百官志》所述金代中后期学士院因正式设官定制后才转化为专职机构。迨至元世祖、成宗朝，唐宋天文、书艺、图画、医官等翰林杂流即先后建立各自机构，如翰林医官演变为太医院、惠民局、御药院，天文方面则转为太史院、司天台、回回司天台，书艺、图画部分则归入秘书监，即使僧道、卜祝人员，此时亦有集贤院、宣政院管理之。此前各类翰林杂流至此与翰院、蒙院已分离殆尽且无隶属关系，元初翰林院实质上已演变为元廷专职文书机构以处理中枢文书事务。
其三，元初翰林院形成蒙汉并存的时代特征。在元以前大抵只有辽大林牙院与翰林院、西夏蕃字院与汉字院与元初翰林院蒙汉并存情形类似，元之后清代翰林院也确有满汉共存特色，但它集中表现在翰林院满汉官员同时配置与任用方面而非设汉、满二院各负其责。然元初翰林院却在短短50年间即形成了蒙汉并存的突出特征，这既是元初蒙汉二元时代特征的具体反映也体现在了元初翰林院制度的多个方面。一是即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同时存在与发展。自至元十二年二院分立至成宗朝结束30余年间，翰院与蒙院在各自组织机构、内部建置、日常职掌方面各有分工而不交错，没有明显的分合关系。即使各自人员间互有流动，如撒的迷底里、唐仁祖等曾先后在二院任职，但非同时任职二院。二是翰院、蒙院各具有明显的汉、蒙特色。如翰院人员基本上是翰林官、国史官以及吏员的糅合，具有鲜明的翰林院、国史院色彩。蒙院职官设置则保有浓厚的蒙古特色，如该院写圣旨必阁赤、蒙古必阁赤、必赤等皆源于蒙古宫廷所属的必阁赤群体。而在人员选用方面各自的蒙、汉色彩也比较明显，蒙院人员多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极少翰院人员则汉儒居多半，通经能文即是该院选用官员的基本标准。三是即翰院、蒙院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蒙汉融合的迹象。如蒙院在院名、官名、品级、俸禄、迁转方面与翰院基本相同，具有汉化色彩。翰院人员除汉人外也有不少蒙古人、色目人，尤其是至元五年（1268年）以后，该院蒙古人、色目人人数更多，如独胡刺、和礼霍孙、安藏、徒单公履、撒的迷底里等。这些少数民族人员的加入不仅推动了该院各族人员间的交流，也有助于元廷中央机构内多民族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古代官职篇7
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古代，黄帝时设置了百官，尧、舜时就有了考课制度。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提出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的考核制度。
商代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制。商朝的职官就任以后，就要进行考绩，一般三年一次，主要从政务、管理、法纪三个方面着手，对在任职官的从政能力、行政水平进行鉴定，并在考绩的过程中发现人才，破格录用。对在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商朝设立了刑狱官，制定官刑给予惩戒。
进入西周以后，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西周的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周礼》中明确记载了西周考核和检查各级机构和部门的措施：八法是对组织机构的考核，六计是对政府官员的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官吏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惩的依据。春秋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致可分为年终“会政致事”和“三年大比”两种。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已较为完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和作为官吏升迁的依据。
到了战国后期，以秦为代表的考课制度开始出现，主要有“上计制度”、“法官法吏制度”和《为吏之道》。“上计制度”是国家通过预、决算的方式来考核地方官吏，以此控制地方行政。“法官治吏制度”旨在使“吏不敢非法遇民”、使“民不敢犯法”。上述规定，反映了秦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是相当完备的，通过考核，加强了不同职务的官吏岗位责任制，检验了官吏的工作能力，对不称职的庸官能够及时淘汰，从而保证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
汉承秦制，秦之后的西汉和东汉王朝，不仅继承了秦王朝初创的考核制度，而且根据这一制度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革、完善，使之发展并趋于定型。西汉时期对官吏的考课，主要有“上计制度”、“监察制度”和“选举考课合二而一”的“仕进制度”。三者相结合为一个整体，维系着当时的官僚体系，而且还有比较固定的程序规则和机构。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正常的考课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其中考核卓有成效的要数北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北周则以“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六条为考核内容。可见，这一时期已开始对官吏进行多角度的考核。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较前朝日臻完善。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技术指标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其标志和内容主要体现在考核机构的确立、考核标准相对精确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统治集团对考核黜陟的自如运用和灵活掌握。唐朝官吏系统考评体制的完善性，为古代中国之首。
宋代很重视考核官吏，考核标准基本上沿用唐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但在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上都有所变化。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由于宋代的官吏晋升基本上靠论资排辈，导致官员大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
在元代，所有政府官吏的考满时限和升迁出职路线等管理，都由中央政府作出统一规定，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尚属首次，表明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又向前推进一步。
明洪武年间，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的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
清朝基本上沿袭明朝考核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京察、大计两项。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谓“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者，与明制同。但官场上的腐败形势逐渐积重难返，纵使考核制度如何完善严密也不能挽救清王朝走向衰败。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考课内容的确定十分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核。考核内容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古代的考核实践始终建立在德绩结合的功绩制基础上，自宋以后将资历考核补充进来，最终形成了以德绩为主、年资补充的考核特点。借古鉴今，我们在改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时，应改变过去过分强调GDp的做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更要看社会效益指标，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对领导干部素质及潜力的考核。
古代的考课机关又称考功院或考课院。它起于西周，至唐逐渐建立专司机构，并实行责守责任制，至明清，考课的机构及职责已经基本实现法律化，是有效进行官吏考核工作的组织保证。当前我国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也必须设置专门权威的考核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制度建设，否则，考核会流于形式，劳而无功。
古代官职篇8
中国古代官制中，从官员的进入、管理到退出三个环节彼此承接、环环相扣、首尾相应，在选贤任能方面形成了一套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用人体系。古代选贤任能的官制及其背后的制度精神在维护皇权统治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及其理念，对西方乃至世界还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新审视和思考。
进入：不拘一格选人才
“选贤任能”在选官和任用的环节主要特色是不拘一格地发现和使用人才。从先秦的乡里举荐制，到汉代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直至隋唐出现科举制度，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官制一步步走向成熟。隋唐以后，在以考试为主的选拔方式外，其他制度如荐举、学校、军功、胥吏、捐纳等也根据统治形势需要而使用，多途并举、广收慎用。以科举考试为途径的选才，在破除门阀政治、吸纳社会底层精英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从社会底层制度化吸纳人才，有利于加强对政权的认可，打通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制度渠道。同时，科举考试制度将教育与用人有效对接，确保了官员政治观念的认同，这一点对于维系大一统政体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发现人才之后就要从全局和整体上考虑怎样安排，即进行授官分职的铨选。从铨选程序来看，不同级别、职务、性质的官员采取不同的任用方式，通常是级别越高、权位越重的官职越需要通过高官要员集体协商后圈定差额人选供皇帝选择确定，对于一些格外受到重视的官职，如阁臣、监察官、地方主官、边疆大吏等都要采用更为特殊和严格的任用方式。铨选中还有限制性的规定，如回避籍贯、亲属、师生、同乡等，目的是为了防止形成官官相护、联络有亲的关系网，防止出现甚至形成四分五裂的地方诸侯现象。
“选贤任能”的选任标准让“民众”与“政权”逐步相接近。从积极意义上讲，越是注意从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吸纳人才，越能扩大执政者的执政基础。所以，对于政权的稳固来讲，最根本的措施是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贤”和“能”。
管理：能上能下用人才
如何将选贤任能的宗旨落到实处，就需要在管理环节通过考核、奖惩、监察等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制度营造能上能下、各尽其能的政治生态。
首先，考核是察贤否、明功过的制度措施，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方式。《尚书》上记载大禹那个年代就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政治实践。在秦汉官制建立后，定期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升降成为定制。在官员履职一段时间后（一年、三年、六年、九年）由上级或专门人员和机构对其政绩、功过和德行进行考核，分出优劣等级加以奖惩黜陟。考核是识别官员行为善恶、能力大小的重要手段，考核结果作为对官员升降去留的直接依据。
其次，奖惩制度具有对有功必赏形成激励、有过必罚形成震慑的作用，是否客观公正、赏罚分明、严格执行，关系到整个官僚群体的人心向背。宋代苏洵曾说，有官必有考核，有考核必有赏罚。有任官而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任官，有考核却没有落实赏罚就等于没有考核。明清时期，对官员惩处有“公罪”和“私罪”之分，工作中的过失错误称为公罪，主观故意犯错或犯罪称为私罪，公罪从宽、私罪从严。为何如此？乾隆皇帝说得透彻，公职人员一心为公做事，由于受各种条件环境的限制难免有失误甚至错误，有时事情虽比较大，但从其发生原因上讲有可宽恕处；但公职人员一旦以公谋私，违法乱纪，虽然有时事情危害比较小，但也绝不能姑息养奸，只有这样，那些努力工作的官员才会得到宽容保护并勇于做事，那些营私为奸之人才会受到严厉惩处从而抑制之风，这样的管理制度才更加公正。
最后，监察制度具有监督、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的功效，是纠察官邪、肃正朝纲的制度利剑。古代监察制度遵循“钳制关系”而设置，即监察与行政分属两套吏制系统，同体而异事，共同服务于大一统政体。古代监察制度发挥功效主要依赖于：监察权相对独立，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监督纠察不受行政干扰和掣肘；监察官依法以弹劾纠错为职要，威震百官；监察有体系化、组织化、法律化的趋势，与执法、司法部门相互衔接、相互制衡；监察官必须具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和相应的业务能力，其选拔、任用和升降有相应的制度法律规定，确保监察官有威、有为、有畏；监察官权重位卑，设置精微，有利于发挥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作用。
退出：新陈代谢励人才
退出从程序上讲是以“选贤任能”为宗旨的官制设置的最后一个环节，并对“进”和“管”产生重要影响。在古代，退出主要体现在致仕（退休）制度中，涉及到退休条件、待遇和退休后的管理，这些不仅关系到退休官员的切身利益，也会直接影响到在职官员的情绪和行为，更关系到整个官制体系的有效运作。
畅通的退出渠道确保了新陈代谢。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七十致政”的规定，汉代身为太子老师的疏广、疏受主动向汉宣帝提出退休申请，被认为是“不恋权位”“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榜样。在古代官制中，致仕并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年老退休，而是一种“乞休”制度，即自己主动提出退休申请，称自请致仕。尽管在复杂的官场中，主动提出退休有各种原因和目的，但还是为畅通退出渠道、加速新老更替、维系官场人事动态平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官场中存在各种利益和荣誉，主动申请退休者是少数，更多则恋栈不去，于是采取强制退休的方式，主要做法是将退休制度与考核制度相结合。例如明朝对“老”“病”官员就有强制退休的制度规定。退休待遇与考核挂钩，不称职或有过错者则以原品级退休，如果发现犯罪则要追究相应责任；对退休时9年考满没有过错者嘉奖，给予升两级退休的优厚待遇。退休前考核，激励与警示并存的效果很明显，在拓宽制度渠道的基础上，引入赏罚机制增加了制度的权威性和生命力，有利于增强在职官员对行为的预期。
古代官职篇9
【关键词】先秦时期；职官制度；宗教
中国古代官制制度，应从先秦时期的官制制度着手研究，秦以前是奴隶主贵族政体下的诸侯分封制，国家政治受着宗法制度的严格约束，带着浓厚的宗法色彩。这个时期的国家机构分工不细，权限不明，官制制度相应的也不够完善，但是先秦时期的官制制度为秦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整体看，国家中枢机构的职官设置大约分为三个系统，即军政官、宗教官和史官。三者既有分工，又有交错。商周时期，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战争与宗教是头等大事，因此军政官和宗教官在三者之中占据着十分显赫的地位，左右着国家军政要务。这种局面直到西周中期才开始发生变化，宗教官的地位下降，史官地位迅速提高。西周末年史官首领便直接执掌政务，成为中枢统治者当中的中坚势力。
夏代官制分为四个体系：负责辅弼顾问的职官有六卿、三正、四辅臣，负责政务的职官有司徒、司马、司空、后稷、大理、负责宗教历法的职官有秩宗、太史令、羲和，负责王室事务的职官有纳言、啬夫、牧正、车正。
商代时期，《礼记·表记》所记载的“殷人事尊神，率民以事神”【2】，充分说明了神权政治特点得以体现，人们极度崇拜自然，信奉鬼神相信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受神灵的支配，即使商王也不能违背。商代的职官体系是内外服官制，内服官制分为：辅弼顾问体系，设有职官尹、相、卿；政务体系，设有职官食、货、司空、司徒、司寇、宾；宗教事务，设有职官祀、太史、卜、巫；军事体系，设有职官师、亚、射、戍负责军事和骑射征伐；王室事务，设有职官宰、臣、小臣、作册、廪人、卫，是活动在商王左右的侍从官吏，负责政令起草、王室记录和备察顾问等。外服官制：“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3】。宗教官包括巫、祝、宗、卜等，主要职掌宗教祭祀、占卜吉凶。宗教官作为人神间的媒介，受到极高的政治待遇，对商王的决议和军国政事起着支配作用，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
西周初年，大体沿袭商代职官体制，但是周代分封诸侯，将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权关系融为一体。内服官制分为四个方面：师保辅弼体系，即在周王之下置“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尹、宰（太宰）；卿事寮，设有职官卿士、三有司职掌军政事务；太史寮，设有职官太史、太宗、太祝、太卜职掌历法、祭祀、占卜、文化的事务；职掌王室事务的师氏、趣马、膳夫、小尹、戍府、虎贲、内史、缀衣等职官。外服区域为诸侯国及其属地，诸侯国的官制略同于中央政府，规模要小得多，名称略有不同。周代社会，职官制度在分封制下，形成的三个等级层次：天子、王室卿大夫或诸侯、诸侯国卿大夫。关于诸侯的爵位，有两种观点：一是侯、甸、男三级说；二是公、侯、伯、子、男五级说。人们在认识论上逐渐萌发了“人本”思想。这种进步思想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周代政治，表现在职官制度上便是西周中期以后宗教官地位的下降。促使宗教官地位下降的另一原因是周王想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地，加强周王自身的权力。出于同一目的，在降低宗教官地位的同时，抬高了周王两侧的史官地位。于是逐渐形成了卿士（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系统，从而使王权得到加强。
至春秋时期，社会风云激荡诸侯国势力盎然崛起，长期潜伏的王室与封国间的矛盾趋向明朗，各诸侯国纷纷而起，争相僭越王制。中央官制发生了变化：宗教神职官地位下降，司徒、司马、司空地位发生变化，司寇地位日趋重要、宰职发生变化。中原各国，由于各国总管政务的最高长官称谓不尽相同，有的称执政、有的称当国、有的称相。分为近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寇；中官：史官、乐官负责国君生活起居和安全的职官；远官：负责乡（郊）的官，县、郡的官。以晋国为例，国内设上、中、下三军，每军设将、佐各一人，合称“六卿”，组成晋国君之下最高统治集团，而原来的诸卿（司徒、司马、司空）则下属“六卿”。此外，晋国还增添了大傅、公族等职，分掌法典制订、监行和贵族子弟教育等。晋国之外的各国情况各异，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周初定制进行了损益。春秋之际，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南方新崛起的楚国。楚国官制的异化体现在三方面：政务官，莫敖、令尹、司马、司败、市令；事务官，太师、三闾大夫、左史、卜尹；地方官，县的长官称乡尹或县公，县设司马掌管军事武备。据《国语·齐语》记载，“五家为轨，轨之为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之为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4】齐国的地方制度更为完善，在国内推行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里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乡良人。在鄙野实行三十家为邑，设邑有司；十邑为卒，设卒帅；十卒为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属，设属大夫和属正长各一人。
到了战国时期，地方普遍推行封建统治体制下的郡县制。而郡县制的产生有两种观点：其一，最早把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是楚；其二，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建立上邦县。郡县制的出现到形成是一套完整的地方行政制度，贯穿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郡县的统属关系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战国官制主张“官分文武，强化中央”。实行设相执政，相是各国官僚机构的百官之长，多称为相国、相邦或丞相。“丞相”之名始于秦，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任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战国实行将军制，以明确文武分职。军事官员的设置，各国都带有各自的特色。战国时官吏的文武之分，不但是应付繁多军政事务的需要，还是国君驾驭下的一种统治策略。战国时秦国官制，丞相之下，秦设廷尉、卫尉、郎中令、内史、太仆、少府等政务大臣。秦汉九卿制度，大体是从战国时秦国官制发展而来的。战国时期职官等级制度体现在三个方面：职官的等级与宗法等级分离；各国不再以“授土授民”作为俸禄，而是普遍采用粮食作为官吏的俸禄；各国逐渐产生了军工爵制，中原各国的爵秩大体分为卿、大夫两级，秦国为二十等军功爵制。“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二百石之官。”【5】
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彩开篇，先秦官制是进入国家阶段后官员设立的制度，该制度的设立一方面维护了统治者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局限性。一切制度的制定均由其历史环境决定，无论职官制度设立的多么严谨均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先秦时期的职官制度，所包涵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我今后的学习生涯正，我依旧会归纳、研究有关先秦时期的职官制度问题。
注释：
[1]左丘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第一版，第722页.
[2]《礼记·表记》.
[3]周秉钧译：《尚书·酒诰》，岳麓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185页.
[4]左丘明：《国语·齐语》.
[5]韩非：《韩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第138页.
【参考文献】
[1]刘泽华.中国古代史[m].人民出版社，1979：186.
古代官职篇10
摘要: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糅合,导致了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裁判案件的法律渊源都有着独特的特点。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的形成和当时法官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有关,也受官场规则、民意、舆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现代司法语境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古代司法活动高度行政化的传统对今天司法裁判的影响。
关键词:裁判;法律推理;伦理规范;民意
中图分类号:D91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4-0066-04
一、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方法
1.古代法官裁判的事实认定
在发现事实和事实认定方面,中国古代法官强调还原客观事实,而否认或忽视通过法律程序得出的法律事实的意义。按照现代法治理念,在诉讼中法官不可能找出案件的客观事实并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因为事实的发生通常是在若干时间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法官都不可能在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描述、再现客观事实,即使某些当事人能够准确描述、回顾客观事实,司法机关、法院法官一般都不会相信或采纳。所以,法官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但由于在古代中国分权未立、权力合一,从而导致了司法活动过程中、侦查和审判等活动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的司法过程。[1]司法资源也相对比较短缺,勘验、鉴定技术也不发达,无法通过缜密的技术活动和繁复的法律程序还原出“法律事实”。所以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更加重视证据中的口供,更多的是采用法官的“权威”或“智慧”来迫使当事人说出“客观事实”。如,营造公堂之上威严肃穆的气氛引导当事人只能说真话;“惊堂木”或“大刑伺候”强迫当事人说真话。或法官发挥“智慧”获取当事人描述的“客观事实”,比如运用欺诈手段从当事人口中引出事实,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提取证据的方式在古代反而是法官智取证据、巧妙判决的经典案例。在法官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的前提下,这样一些独特的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方式反而会更接近事实真相,裁判案件也更容易接近实质正义,但却牺牲了形式正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法官往往正是在事实认定时将“权威”和“智慧”发挥到极致者。一些耳熟能详的清官断案故事中,法官发现案件事实所运用的“智慧”通常都是故事的经典之处。但如果法官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则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牺牲形式正义,结果往往实质正义也没能实现。
2.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
从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来看,古代法官并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多的是凭借直觉和经验。这似乎和美国法官霍姆斯强调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不谋而合,但中国古代法官却可能在经验面前完全抛弃逻辑。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具体体现为并不绝对采用通常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方式。中国古代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使用的推理模式主要是演绎式的,往往从一种大的伦理和法律原则出发,将其作为尺度衡量他所面对的案件事实,从而得出最终判决。[2]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伦理规范,而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规范。古代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时,目的解释优于文义解释。常常以抽象的一般伦理原则作为依据,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3]古代法官在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中,一般不死抠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而探求法律条文背后的伦理规范。他们经常在法律之外发现解决案件的新规则和新方案,从而面对案情不是直接适用白纸黑字的成文法,而是在国家法律之外、在人们情感当中寻求平息解决案件的具体方式和规则根据。[1]甚至,这样的法律适用会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突破成文法的明确规定。这样的司法活动不讲究严格的解释与推理技术,更多的听凭直觉与经验,法律任凭官员任意解释和自由裁量,也容易导致擅断和舞弊。但是,这样的推理方式恰恰能够弥补法律条文僵硬的局限性,缓解法律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张力。古代很多经典的案例正是通过法官的突破性的解释和裁量后作出的。
古代法官裁判过程中模糊的法律推理与任意的自由裁量是与古代司法担负“教化”百姓的任务不可分的。古代司法具有辅助道德教化、逼人向善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司法裁判要注重社会效果。司法评价要和道德伦理评价相一致,导致了司法对在道德上正面评价的案例一定要给予正面评价,在道德上负面评价的案例一定要给予负面评价。所以,司法的道德教化作用使得司法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不得不依附于道德伦理规则。在这之中,法官的法律推理和自由裁量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法官出色的“跳跃式”的法律推理和“超级自由裁量”[3]来实现司法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一致。道德评价既包括符合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伦理道德,也包括乡土生活中形成的情理规范。道德评价指挥法律评价使得儒家的天理人情遮盖了法律逻辑,伦理上的和谐要以司法中的反逻辑为代价。这是我国传统司法制度区别于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在《威尼斯商人》的戏剧中,安东尼奥战胜夏洛克依靠的是严密的法律逻辑,即合同约定是一磅肉则需割不多不少正好一磅肉且不得流血。而在中国清朝的“斗米斤鸡”案中,知县段广清依靠的是“跳跃式”的法律推理,将“斗米斤鸡”这样一个不真实的谚语作为裁判的前提来使裁判尽量公平。这些导致了司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总是处在一个维护礼治秩序工具的从属地位,进而法律以及司法的独立地位、制度与技术上的渐次完善以及整个法律体系创造性变革等等的可能性都不会出现了。
3.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渊源问题
从古代法官裁判的目的来看,无非在于维持治安、解决纠纷,治理好某一国家或地方,创造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而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观念一直对法律在创造和谐社会环境的作用持否定态度,它认为伦理、道德乃是国家治理中更为根本的因素。[2]因此,古代法官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成文法并不作为唯一的法律渊源。西汉汉武帝时期至隋唐时期,法官裁判案件曾盛行“春秋决狱”,即法官不具体引用国家正式的法律,而是凭据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来断案。隋唐以后也常有法官撇开法律而径直依据情理或其他非成文法渊源判决案件的情况。传统观点常常将“春秋决狱”等儒家经典和社会情理,作为法官审判案件法律渊源的审判活动视为专制统治者破坏法制、出入人罪、滥施刑罚的表现。事实上,这一特点是由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目的和目标决定的。一个优秀法官审理案件时所追求的目标并非严格地适用成文法,而是通过对子民的教导以达到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消灭诉讼的目的。这就使得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渊源更加丰富,从而导致裁判案件至少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实体正义优于形式正义;二是格外注重案件裁判的社会效果和导向。这也导致了中国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推理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二、影响古代法官裁判的主要因素
1.中国古代法官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
在清末仿行期间进行官制改革之前,中国古代并无独立且专职的法官或刑官。司法是官僚进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并未和行政脱离,隶属于行政。这一前提就造成了中国古代司法权“行政化”的特点。
古代的法官人员成分构成复杂,尽管各个时期情况不一,但大抵包括这么几类:一是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如县官、州官等地方行政长官;二是专职的各类司法人员,包括中央的司法机构和地方的司法佐吏,如中央机关的大理寺、刑部等和地方的司法参军事、法曹参军事等;三是君主作为最大的法官可对全国的重要案件进行监督或审理;除此之外还包括刑名幕友等司法辅助人员。除君主和刑名幕友外,古代“法官”都属于行政官员,选拔途径与行政官员的选拔途径相同。隋朝以前,有乡举里选、察举、九品中正等官员选拔办法;从隋朝至清末,科举考试一直是选拔行政官员的主要办法。因此,古代法官大多数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进行选拔的。科举制度在各个时期均有所不同,如科举的考试科目早期分科较细而后期趋于统一。唐代的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科举考试尽管有分科,但主要的仍属“通才”型教育。[4]以科举制作为法官选拔的主要途径导致了人们进入法官行业不需要专门性的法律知识,法官所需要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知识无法通过这一官吏选拔体制得到满足。相反,经学等传统的政治伦理知识则是必顺掌握的。古代法官在断案过程中,也更多的运用这些政治伦理知识。政治伦理知识是所有官僚都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所以从官员选拔的角度来看,古代法官的遴选与其他官僚是没有区别的。刑名幕友往往拥有一些专业性知识,用来弥补行政官员专业性知识不足的缺陷,但幕友并不是正式的法官。法官在任职过程中可能会积累一定的专业性知识,但即使这样,法官在断案过程中,政治伦理知识可能更加重要。另外,古代的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不是单纯的审级关系,同时也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关系。由于上下级法官之间有严格的监督关系和连带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并不是司法知识的问题而是行政管理知识的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与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以及了解辖区的风土人情。[4]这可能也是中国古代的律学教育最终由盛而衰的原因。同时,司法官员与其他官员的互换也是很正常的,如在宋代,礼部尚书迁转的普通情形是刑部尚书,而刑部尚书则迁转为户部尚书,而工部侍郎则也可在普通情形下迁转为刑部侍郎。与其他行政官员频繁的调换也导致了法官在任职过程中习得的专业性知识难以积累。知识背景的相似使古代法官并没有脱离其它官僚群体而具有独立的情感、伦理、组织,也使得古代的司法活动具有高度行政化的特点。
2.官场规则、民意、舆论等其他因素
古代法官裁判还受诸多其他因素所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包括官场规则、民意和舆论。在晚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这几个要素都对案件的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
官场规则会对案件的裁判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古代的法官一般都是行政官员,在司法过程中的仕途风险较大。古代司法制度中的监督机制较严密,上下级之间层层监督而且责任连带,上级官员发现下级官员错判可以对其进行惩罚,但如果其疏忽了就有可能被连带受罚。这使古代法官在仕途中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4]有人总结:“法官的仕途比一般官员要艰险的多。即使是中央司法机构的官员,也很容易丢官降级。明代125任刑部尚书中,就有25人在任内被处死或刺配充军、降级为吏、削职闲住等处罚,占了五分之一。[5]因此,古代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不得不充分考虑官场的规则,确保裁判的案件过得了官场,以规避司法风险。由于司法监督严密,法官裁判案件可能会频繁地进行上下级之间的沟通,甚至顺着上级的看法裁判,这也从根本决定了古代法官无法独立。
在传统法官眼中,司法裁判是应该“为民做主”,反映民意的。司法作为管理社会的手段和解决纠纷的途径是应该合乎百姓的朴素的正义观的。民意对案件的评价往往也会影响到法官的政绩和声誉,案件裁判符合民意反映法官司法裁判的技巧高超。一个判决公正却和民意相悖的裁判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裁判,相反,历史上一些经典的判决都是和民意相符的。因此,古代法官裁判案件要过得乡场,可能会受到民意的影响和牵制,使法官裁判案件体现出一些平民化的特点。
三、基于当代司法语境的反思
1.关于现代法官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
我国现代法官的选拔和知识背景一度和古代很相似。在建国后的长期一段时间内,法官的选拔往往是完全依靠组织部门的任命,并不需要专门的考试。法院是阶级斗争的“刀把子”,担任法官的首要要求是根正苗红、政治合格。大量的转业军人进法院也体现了法官选拔非专业化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导致了和古代相类似的结果:即法官没有脱离其他官员具有独立的情感、伦理、组织。法官断案依据的知识既包括法律专业知识,也包括政治伦理知识。法官长期由行政机关或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机关所管理,如政法委等,容易沦为行政的附庸。法官断案除了运用法律知识外,政治伦理知识或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如断案时考虑稳定的因素、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或利益等。这些也导致了现代司法活动长期具有高度的行政化特点。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官的选拔和知识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和《公务员法》的颁布,使得法官的选拔采取了与以往从未有过的方式进行。第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保证了法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专门的法律知识学习,如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有一定的学历要求。第二,法律职业资格制度要求从事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和一定的法学素养,转业军人进法院一般也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转业军人。第三,公务员考试使得过去那种纯政治性的法官选拔方式不再存在,代之以专业知识考察和司法技能考察为主的考试选拔方式。这些都使得法官的知识背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法律知识、法律逻辑和司法技术在法官的知识结构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这也成为现代法官断案区别于古代法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专业性知识在现代法官的知识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政治伦理知识对于现代法官影响仍在。法官仍然需要掌握足够的政治性知识才可以规避可能的司法风险,如在国家或地方追求GDp时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要有案必调等。甚至,对本地区的人际关系网的了解和态度也成为法官知识背景中的政治性知识,仅具备专业性知识而缺乏政治伦理知识的法官在断案和工作中可能会举步维艰。由此,在法官的知识背景方面,我国现代法官超越了古代法官专业性知识的局限是法治的进步,但对于政治性知识的排除和减少确是我们司法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这可能也是现代法官脱离其它行政官员群体而具有独立的情感、伦理、组织的关键。
2.“法律事实”的认定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活动一直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原则。如今,随着我国的司法理念由诉讼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我国诉讼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不应该是“客观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法官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在这一点上,我们实现了对古代法官的突破。但当我们把视野从法官裁判案件放大到整个司法活动中时,便发现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在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与古代法官类似,更多的运用“权威”和“智慧”来获取案件事实真相。一些侦查案件的技巧和方法似乎是对古代法官的继承。如古代法官威严的喊出“从实招来”与现代侦查人员正义地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似乎异曲同工;古代法官可能会通过安排当事人“密室相会”的方式获取案件事实,而现代侦查人员却通过监听电话的方法搜寻破案线索。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古代法官面临的问题在我们今天重现。
3.法律推理中的自由裁量
在当代中国,法官裁判案件需要运用各种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技术。法官适用法律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推理过程,即以选择的法律规则为大前提,以查明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方法推出案件的处理结论。单纯凭借经验进行“跳跃式”的法律推理和“超级自由裁量”的法官在现代法治国家无立足之地了。但道德伦理规则在法官进行法律推理或法律解释时究竟应该发挥何种作用?缺乏变通的完全按照法律条文进行文义解释,很可能使司法裁判呆板不近人情,结果悖于对法律精神的深刻理解。而中国当代的法官却正有这样的裁判非道德化的倾向,将法律条文的机械适用将使法律蜕变为僵死的法条。如台湾的“诽韩案”机械的依据台湾地区的“刑法”判决诽谤罪成立被作为旁观者的学界人士指责为“文字狱”。[6]这样的非道德化倾向使司法裁判变的僵硬,无从灵活地及时地适应变化的社会生活。有时也使得司法显得很苍白无力,降低了司法在人们心目中的作用,也造成司法和社会大众之间的隔阂或脱离。[7]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古代法官的道德化的法律推理和自由裁量固然会使法律完全沦为伦理道德的附庸,但完全脱离道德伦理规则的司法裁判却会使法律彻底失去自己的生命。
4.民意、舆论与现代司法独立
重视民意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司法的社会治理效果,也可以防范司法成为暴虐的独裁工具。但是,司法过于顺从民意也极容易导致法官忽视法律自身的内在价值,而重视外在价值并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8]法律精神与民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司法活动的专业性也决定了司法裁判的结果未必和民众期待的结果相一致。在今天,过度顺从民意的司法传统一定程度上被继承下来。但是,重视对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强调案件处理要赢得人民的满意,很容易导致非专业的民意对专业法官的要挟。同时,在现代媒体发达的情况下,民意很容易在媒体的引导或操作下呈现极端化、狂热化的趋势。在刘涌案中,民意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介最终影响了司法,案件最终顺应“民意”被改判了。在近年来的邱兴华案、许霆案、邓玉娇案、孙伟铭案中,民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发挥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和防范民意对司法的要挟便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现代司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对民意的尊重不是直接把多数民众对个案的意见移植到裁判中,司法过程中也不允许对各种可能的裁判事先进行民意测验,司法独立也要求法官裁判尽量少受媒体和舆论的干扰。严格执行根植于民意的法律并接受民众对于法官是否遵守法律程序的监督,才是法官对民意最好的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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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熊静波.平民法官与职业法官的两个思维倾向――以“诽谤先人案”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