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1
一、存在问题
当前开展矛盾纠纷调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以及群防群治等工作还存在些许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基层人民调解难作为
在基层人民调解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调解员未接受系统的法律培训，致使有些调解员在调解矛盾纠纷过程中，对于法律规定与责任不明确，存在重结果、重口头、轻程序等问题。同时有的口头调解没有笔录，也没有制作调解协议书或登记造册，为档案留存造成困难。
2、社区警务工作难开展
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社区警务工作不规范。由于不了解社区警务概念，对社区警务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公安机关还没能完全实现重心下移，警务前移，再加上当前警力不足，基层民警面临的临时应急任务多，难以全身心沉下去做工作，以致有的社区虽然挂有社区警务牌子，但并没有建立规范的运行机制，社区民警下社区开展工作还难以保证；
3、基层创建工作难见成效
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是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载体，是新时期解决突出治安问题、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治安好转的有效形式。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而且对基层平安创建认识程度也很低，导致基层创建工作难推进。群众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即使千方百计搞发动，又是标语口号、又是大小会议布置，又是专栏报道，有些人还是“发”而不“动”。视社会治安和平安创建工作为负担，视见义勇为为管闲事，致使群防群治组织难以落到实处。
4、普法教育难适应形势
群众法制观念的更新与法制建设之间存在差距。在法制建设日新月异的当今，广大群众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但在"是与非、似懂非懂"之间，与法制建设的脚步存在差异，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普遍存在。一旦认为自身利益遭到侵犯时，不是依靠政府、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是采取闹的方法求得解决。同时，多数群众仍然保持"法不责众"的心理，认为只要闹的人多，法律及执法机关就无法处理。职能部门和执法机关在依法办事的过程中难免与群众发生分歧，是导致群体性闹事事件发生的一个原因。
二、意见和建议
为了能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工作，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机制。一是实行领导负责包案制度。坚持一把手负责，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二是完善工作责任制度。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归口调处。三是落实排查制度。坚持经常性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四是加强信息反馈及报告制度，实行小事每周报，大事随时报，无事零报告。五是推行奖惩制度。通过表彰奖励、通报批评、黄牌警告、一票否决等制度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2、大力推进社区警务规范化建设。一是进一步明确社区民警工作职责，使其工作内容具体化、操作程序化、考核指标数字化，逐步完善警务工作规范。进一步确立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动态巡逻与静态值守相结合、日常管理与重点教育控制相结合的工作方式，逐步完善治安防控工作规范。二是最大限度挖掘社区资源。在常与社区群众接触，多与社区群众交流，广泛发动社区群众搜集社区信息的基础上，对一些不安定的苗头性因素，及时发现，共同化解。同时积极开发社区内的治安辅助资源，最大程度激活“联防联动”机制，引入更多的力量参与社区的治安防范控制。
3、全面提高综治队伍综合素质。提升综合素质，关键在于队伍自身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和整体作战能力。必须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要求出发，创新思路，积极探索，与时俱进，结合主题教育，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认真查摆思想认识不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综治队伍切实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对人民群众满腔热忱。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2
各位居民大家好：第二季度来我在村委会、单位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履行社区民警职责，较好地完成了社区民警各项工作任务。我就三个月来的社区工作情况向大家做述职：xx村目前共有1060户，人口3766人，xx街道目前共有656户，人口900人。根据街道人口流动量大，人口居住集中的特点，工作中我能够深入社区进行走访、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并协调村居委会等部门加强社区治安防范宣传工作和治安防控打击工作：一是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不定期在街道组织治安防范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有效扩大了宣传的受众面，使每个居民都能看的到。二是有效整合村和街道资源，建立了由村委会、社区积极分子参加的治安群防会组织，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作为职责和任务，要求齐抓共管。我针对xx街道和xx村的实际情况，组织召开有居民、单位组织代表参加的社区治安座谈会，目地是提高防范意识，加强管理。三是发挥积极分子和村居委会的作用，在辖区内及周边进行巡逻、防控，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我结合xx街道和xx村流动人口大，对责任区的人、地、物、事、组织，有可能对社区治安造成隐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责任区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所里并提出建议。所里根据我反馈的情况和建议，通过加强巡逻、主动出击，有效降低了发案率。我在第二季度的社区警务工作中，能够主动受理居民群众咨询、求助。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居民办好事、办事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工作中能够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责任区内存在的违法问题和影响社区治安的情况敢于大胆管理。在工作中我不存在向社区单位组织、居民、个体私营者和事主吃、拿、卡、要的问题，不存在为社区群众办事吃请、收礼等问题，不存在接待群众推委、扯皮、对工作不负责或不作为的问题，不存在违反公安工作纪律的问题。在三个月来的工作中，我得到了村委会和群众、单位组织在工作上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那些为社区治安防范、反映情况、提出合理化意见的居民群众，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会激励我在今后更加努力地为社区工作，更好地为居民群众服务，更好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3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orchidw”为你整理了这篇社区党委关于落实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花园社区各社区居民：
根据区委第一轮对社区巡察第三巡察组的反馈意见，祖庙街道花园社区存在问题5个，其中，社区党建工作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问题共1个、社区服务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仍存在较大差距问题共2个、社会治理与共建共治共享要求仍寻在加大差距共2个。花园社区党委对反馈意见高度重视，立即召开社区党委会议研究，逐条对照，认领问题，扎实整改，并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整改工作有序进行，保障社区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截至7月29日，花园社区已整改完毕事项5个，建立制度1个，完善制度3个，建立及完善沟通机制2个。现将落实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一）迅速部署，落实整改。收到巡察组反馈意见后，花园社区党委立即召集了两委班子成员召开专题会议，专题研究巡察整改工作，就整改工作进行讨论和部署，提出了正确认识巡察整改、扎实开展巡察整改的要求，并制定《祖庙街道花园社区党委关于落实区委第一轮对社区党组织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人，建立整改台账。为加强对整改工作的指导,成立了以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任组长，两委班子成员任组员的整改工作小组，下设整改办公室，具体抓好整改工作。
（二）强化整改落实。真抓真改、立行立改，确保一个都不能漏，逐一对照检查，逐一明确目标，逐一落实责任，逐一建立台账，逐一整改落实，逐一对账销号，做到问题不解决坚决不松手，切实将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到位。
（三）总结经验，注重长效。整改过程中以及整改结束后，在抓好整改、解决问题的同时，及时总结整改经验，研究制定科学、管用、长效的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地长期抓下去，巩固好、坚持好整改成果，并以此次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及时发现党建工作存在的其他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厘清问题症结，及时解决，真正使整改成为促进工作思路完善的过程。
二.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存在问题：社区党建工作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1.党员学习教育要求落实不到位
具体表现：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有浮于表面走过场的现象，党性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号召力，仅停留在学文件、看视频、听报告、缺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红面出汗”目的。在落实推进重要工作部署时，党员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根据调查，党员注册学习强国app、共享app、i志愿app人数不多，尤其是共享app以及i志愿app党员注册率不足17%。
整改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执行。
一是社区党支部坚持推行“三会一课”制度、谈话谈心制度等党建管理制度。开展学习、自查自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做出整改，改进作风，推进工作。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谈心活动，交换意见，交流工作，沟通思想，互相启发教育。社区党支部坚持以人为本，经常与党员谈心谈话，了解和掌握党员的思想和工作状况，从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帮助党员。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如参观铁军纪念馆，加强党性教育等。
二是在推进重要工作部署时，如宣传学习强国app、落实贯彻党的各项决策方针等工作，社区党支部加强向党员宣传各项重要工作部署的出台背景、具体内涵、现实意义的学习，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有效增强党员执行的内在动力。
（二）存在问题：社区服务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仍存在较大差距
1.登革热预防工作不到位
具体表现：2018年共发生9例登革热确诊病例
整改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执行。
一是组织重视，落实防控长效机制。成立登革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以社区书记为组长，做好责任分工，突出重点，认真组织开展登革热防控工作，从而提升防控工作的有效性。
二是积极与上级卫生部门的沟通联动，组织协调登革热防控工作；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投入必要的物资，执行防控方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预防登革热的发生与流行，如落实消杀队进社区进行除四害工作、落实各类的防控物资等。
三是广泛发动，深入宣传。普及登革热防治知识，宣传卫生防病常识，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群众防蚊灭蚊、预防疾病的意识。
四是督促消杀公司对辖区环境定时定期进行除四害消杀工作；对辖区单位的消杀工作及时跟踪回访，对不认真落实的及时督促整改。
五是形成开展爱国卫生行动，定期清理卫生死角，清除积水，消除室内外白纹伊蚊孳生地；按时对辖区进行蚊媒密度检测，确保蚊媒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
2.社区服务跟不上社会发展需要
具体表现：社区养老、福利和康复“三类机构”建设发展力度不足，辖区内没有养老机构、福利和康复等“三类机构”：社区举办活动模式单一，缺乏创新活力，参与活动对象基本是以老人家、儿童为主，对中青年人群吸引力不足，未能满足对美好家居环境的追求。经实地走访，11个社区均不同程度出现缆线乱拉挂存在安全隐患、车位规划不合理导致交通堵塞、引入第三方物业管理力度不足等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执行。
一是目前走访群众，了解群众的需求。目前花园社区辖内有医院两家，分别是永安医院花园分院、佛山市口腔医院同济西分院，长者饭堂一家。社区公园两个，分别是置业公园和百业公园。置业公园内有乒乓球台，健身器材等康乐设施等。
二是进一步做好各年龄层次的居民的需要，花园社区拓展多元化社区服务。如依托长者饭堂，积极探索老龄人服务新模式；联系永安医院，举办“彩虹桥·健康行”关爱长者健康行动，为辖区长者量血压，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宣传健康知识；协助政府和保险公司派发银联安康保险，为60岁以上老人家提供意外安全保障；举办老龄人才艺表演；开展服务一条街活动；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对于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推动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友爱、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联合妇联等单位开展母亲节活动，促进母子、母女之间的感情交流，并呼吁全社会感恩母爱、弘扬母爱；组织学生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如普法活动，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参观消防体验馆，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学生的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精神；组织社区年轻人参加“永不褪色的故事”祖庙老党员讲故事系列活动；鼓励和引导在职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提高在职党员的社区凝聚力。
三是花园社区通过网络与三大营运商网线整治部门沟通协作，建立网线整治联络群，调动有关力量整理社区缆线乱拉挂。对于新建缆线要规范化管理，旧有缆线要进行及时维护。
四是花园社区居委会加强对周边居民的宣传教育，呼吁他们要做好规范停车，不要堵塞道路，避免拥塞。与花园市场管理方沟通，联合执法部门做好周边车辆疏导工作。
（三）存在问题：社会治理与共建共治共享要求仍存在加大差距
1.参与基层治理多元化不足
具体表现：社区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和渠道都不多，参与社会治理居民数量不多且以老年人为主，中青年群体参与积极性不高，同时也未能有效联动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融入社区基层治理，多数仍停留在举办断续性活动或浅层次合作层面，没有真正形成有效机制。
整改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执行。
一是花园社区积极推行联席会议制度，鼓励更多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议事，使社区更加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及时解决群众的日常困难；花园社区加强与街道直联、双联系部门的沟通合作，积极联系有关部门深入社区基层，了解社区，为社区的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帮助；花园社区加强与街道直联、双联系部门的沟通合作，积极联系有关部门深入社区基层，了解社区，为社区的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帮助。如协助居民解决旧楼加装电梯之间的邻里矛盾调解、下水道的维护等。
二是花园社区党委结合在职党员进社区，积极鼓励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在职党员融入社区，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目前花园社区已登记在职党员164人，开展各类活动13场。
三是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祖庙街道以党建引领，牢牢把握“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个大方向，花园社区在祖庙街道的指导下，开展“支部建在小区上”社区党建工作新模式。目前花园社区共建立4个小区9个党支部，挖掘党员楼长26人。
2.承接事务繁多影响自治功能发挥。
具体表现：社区都反映目前承担了来自职能部门大量的行政业务，但是责权不配套，人员及经费缺乏保障，社区有限人手疲于应对诸多事务，对社区更好履行自治功能出现一定程度影响。如小区旧楼加装电梯问题，由于社区以老旧小区为主，申请加装电梯需求多，工作压力较大。按照佛自然资禅[2019]6号文件要求，社区除了要承担推进工程协商调解工作外，还要参加竣工验收，并且要在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书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社区反映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并不具备工程验收资质，工作人员也不具备相关领域专业技能，要求在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书上加盖公章确有不妥。
整改情况：已整改完毕。
一是根据《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禅城区村（社区）行政事务准入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佛禅府办函[2019]72号文精神，切实减轻社区行政事务负担，花园社区按照相关文件指引，切实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
二是根据《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禅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佛禅府办函[2019]89号文精神，加装电梯事项已经取消居委会在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书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这一行政事项。
三.运用巡察成果，抓好下一步工作
花园社区将以此次巡察作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提高政治站位，履行政治责任，自觉把贯彻落实巡察组的反馈意见作为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新的动力，切实转化好、运用好、拓展好巡察成果，持续不懈地抓好基层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根。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4
关键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综述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394-02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随着单位体制的改革，在社会转型下的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面临的问题也将更加突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在解决社区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生命线保障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精神文明素质，更有利于促进社区文明发展，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随着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提出，学者们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更为关注，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功能、意义、对策等做出了重大研究，丰富了我国的社区理论，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实践。
一、国内研究状况
在国内，专家学者们从一定的角度和层面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主张，产生了一些理论成果。
（一）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内涵的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车忠根的硕士论文《不同类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指出社区工作者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武装社区居民们的思想，对他们进行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础，以思想道德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社区居民们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调动起广大社区居民们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社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1]。郑州大学的徐金超在《论新形势下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认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指社区工作者为了实现社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用党的理论和先进的思想武装社区居民的头脑，对社区居民进行以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建设社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吴琼在《和谐社会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中指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的思想政治管理组成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用党的理论和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武装社区居民的头脑，提升社区居民的公民道德、职业美德和家庭美德，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贡献力量。
（二）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功能、意义的研究
姜楠在2007年硕士论文中指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职能有：社区服务职能、社区文化建设职能、社区教育职能、社区党建职能、社区管理职能[2]。车忠根指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大致可发挥出以下七方面的特殊作用：保证作用、导向作为、凝聚作用、激励作用、调节作用、转化作用、稳定作用。张博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初探》中提到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主要为：第一，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之一；第二，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第三，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推进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第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力手段[3]。
（三）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
陈冬发在《关于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分析与思考》中总结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做法，分析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诸多的情况和问题。他认为当前社区居民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题和对象呈现多元化趋势，信息渠道的广泛给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居委会队伍老化、文化程度不高；居委会活动经费短缺和场所有限等等[4]。池海龙在《和谐社区构建中的社区思想政治研究》中指出当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相关部门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二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不强；三是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差；四是缺乏高素质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五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载体落后[5]。郭微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探析》中指出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在服务性、多样性、时效性方面的问题，提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在思路、内容、载体、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建议[6]。王光森、在《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中指出居民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了解程度低，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热情不高，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现状不满意，居民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总体评价不高。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5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社区的功能和作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程度也发生了相应提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知，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社区的管理质量、功能及作用发挥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文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对基于法律保障下的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法律保障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社区行政管理质量与城市管理息息相关。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中，传统的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与社区实际管理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为了促进社区的良性发展，需要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对城市社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合理改革。
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角度来讲，当前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中主要存在以下字治侍猓
（一）居委会职能问题
《宪法》中将居委会的性质规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就城市社区实际的行政管理工作来看，居委会的职能与《宪法》中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居委会被作为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除此之外，法律条例中对居委会职能规定的缺失使得居委会出现承担街镇任务的现象。
（二）行政管理立法问题
在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管理立法问题主要集中在街道办事处方面。从本质角度来讲，街道办事处存在的具体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第一，立法设置问题。我国法律中对街道办事处的设立及实际设立情况之间存在一定差别。例如，《地方组织法》中将街道办事处规定为：不设区的市可以按照自身的需要设置一定数量的街道办事处作为自身的派出机关。但在某些地区，其将街道办事处设立在县政府。这种做法虽然为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并不符合法律的实际要求。第二，法律条例中并未对街道办事处的运行作出详细规定。虽然《街道条例》中阐述了一些要求，但其完善水平、与目前社区实际管理要求之间的差异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第三，责权问题。立法的缺失使得街道办事处的管理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越权行为。第四，内部结构设置问题。随着街道办事处这一机构运行时间的不断增加，与以往相比，其内部结构设置情况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而相关法律中并未对此作出合理规定。
二、基于法律保障下的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基于法律保障下的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分析：
（一）改革要求方面
为了保证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质量，需要按照以下几种要求，开展有针对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1.法制建设要求。法律是保障我国城市社区积极发展，提高社区行政管理质量的重要工具。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问题，需要通过强化法制建设、健全法律体系的方式，提升法律条例与城市社区实际行政管理工作时间的契合性，为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中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具体的建设对象主要包含居委会管辖范围、职能划定等。
2.自治要求。社区管理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前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中的社区管理工作是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共同完成的。由于这些组织对社区管理要求的理解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偏差，因此，其管理工作对社区的良性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此，在后续的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应该优化社区功能的界定，通过基于自治原则的社区成员代表选拔等工作，优化社区的自治功能，提高城市社区管理的自治水平。
（二）改革措施
为了促进社区的良性发展，可以利用以下几种改革措施对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居委会职能划分措施。居委会职能不明确是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法律保障的状态下，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居委会的职能进行合理完善：第一，范围优化方面。在改革工作中，相关部门需要结合社区的实际管理需求、城市管理特征等因素对社区进行重新定位，并根据定位结果适当扩大居委会的管辖范围，是的居委会能够产生良好的资源共享功能，辅助社区实现自治发展。第二，社会事务与行政事务划定方面。结合我国社区的实际运行和管理经验可知，由居委会参与行政事务的管理模式并不合理。对此，在优化居委会职能的改革工作中，应该将与民众休闲、医疗等方面有关的社会性权益划定到居委会的职能范畴中。同时，将其他行政类事务交由社区民众自主完成。这种划分模式的优势在于：其在提升社区自治水平的同时，有效提高了居委会职能的合理性，进而对我国社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非营利组织融入措施。为了提高城市社区管理质量，可以将各类非营利组织融入到实际的社区管理工作中。在这种联合管理模式下，非营利组织可以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保证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机构管理工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本质角度来讲，非营利组织的融入可以使得社区管理主体配置变得均衡。
法律作为一种体现公平的工具，其在各个领域都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城市社区行政管理工作而言，居委会、街道办事处这两种机构职能规定、管辖范围的设置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社区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从本质角度来讲，上述问题是由法律条例的缺失或不合理设置（使用时间较长且为更新）引发的。为了提高城市社区行政管理质量，应该从法律保障的角度入手，利用非营利组织融入措施、居委会职能划分措施等，对城市社区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1]温俊萍.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社区化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89-92.
[2]宋晓强，张永春.城市社区建设正负效应和优化措施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人文杂志，2009.05：157-165.
[3]李晓波.城市社区综合行政执法探究――以黑龙江省大庆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例[J].大庆社会科学，2014.02：116-118.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6
我于2009年1月份接管何湾派出所何湾街道和何湾村的工作。一年来我在居委会、村委会、单位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履行社区民警职责，较好地完成了社区民警各项工作任务。我就一年来社区工作情况向大家做述职：
一是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不定期在街道组织治安防范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有效扩大了宣传的受众面，使每个居民都能看的到。
二是有效整合村和街道资源，建立了由居委会、社区积极分子参加的治安群防会组织，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作为职责和任务，要求齐抓共管。我针对何湾街道和何湾村的实际情况，多次组织召开有居民、单位组织代表参加的社区治安座谈会，目地是提高防范意识，加强管理。
三是发挥积极分子和村居委会的作用，在辖区内及周边进行巡逻、防控，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今年的公安工作的重点是确保世博会期间的稳定，根据世博会安保要求，我结合何湾街道和何湾村流动人口大，对责任区的人、地、物、事、组织，有可能对世博安保工作造成隐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责任区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所里并提出建议，所里根据我反馈的情况和建议，在世博前期组织全所民警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对何湾街道和何湾村进行了统一集中清查行动，对不按照要求登记的流动人口进行了清理和处罚，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处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净化了辖区的治安环境，为世博安保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我通过平时的了解和居民群众的反映、举报并利用社区监控系统和派出所民警一道在社区打击了一批社区内违法犯罪分子，社区的治安环境得到一定的控制。今年何湾街道和何湾村刑事警情2件，同比去年下降2件，治安警情12件，同比去年下降4件.
我在2012年的社区警务工作中，能够主动受理居民群众咨询、求助。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居民办好事、办事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一年来收到居民的锦旗1面。工作中能够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责任区内存在的违法问题和影响社区治安的情况敢于大胆管理。
在工作中我不存在向社区单位组织、居民、个体私营者和事主吃、拿、卡、要的问题，不存在为社区群众办事吃请、收礼等问题，不存在接待群众推委、扯皮、对工作不负责或不作为的问题，不存在违反公安工作纪律的问题。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没有。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7
一、社区警务的一些常识
首先，我们要明确社区警务的中心工作。在此我认为有必要说一说社区及社区警务的一些常识。社区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通常解释为“指在一定地理区域上活动的具有同质性的社会群体”。其含义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的基础上结成的相互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的基础上结成的相互合作的群体。要保持这一特殊群体的相对稳定性，社区安全防范工作是维持这一群体存在和稳定的重要工作。由此延伸出社区警务的概念，我本人的理解，社区警务是指：警方与社区能动地互相作用，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所关注的治安问题，是警方工作将原有的反映型、被动型变为超前的预防型、主动型的思想模式和方法体系。其实质就是要求警察立足于社区，积极开展各项宣传工作，动员和组织社区群众，实行警民合作，不断增强社区民众参与社区各项治安管理、预防违法犯罪的意识。这种理论认为抑制犯罪的关键在社区，有效的抑制犯罪必须依靠社区，警察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为社区服务，发现和了解社区的犯罪和社会问题，鼓励公众参加预防犯罪工作。主张以公众为打击犯罪的主体，以社会为根治犯罪的主战场，以宣传、教育公众为警务工作的中心。社区警务是存在于警方和社区之间的一种互相作用的过程，通过警察工作与社区治安自治工作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控制和减少社区犯罪，搞好社区的安全防范。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派出所和民警自然成为社区安全防范的主导力量，是具体社区警务的实施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社区警务的中心工作就是搞好安全防范，则安全防范是我们的主业。
二、社区警务与“博弈”理论的关系
很多社区民警虽然知道安全防范在社区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怎么去开展缺乏方法，致使社区防范措施不到位，可防性案件不断发生。社区防范其实与霍金的“博弈”理论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社区的防范工作。根据社区警务的工作性质，我们社区工作的“博弈”对手是“潜在之敌”，则是那些欲入侵我们所管理社区的一切违法犯罪分子，所以说，我们与违法犯罪分子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就如同与犯罪分子下一盘棋，这就是“博弈”。我们社区中各种群防群治力量及各种先进的物防、技防措施是我们的“棋子”，如果我们充分的调动、整合了社区的各种群防群治力量，部署、落实了各种物防、技防设施，那我们就不会缺“车”少“马”，我们就能充分掌握了我们的社区资源。而违法犯罪分子的“棋子”则是他们的各种作案手段、工具、选择作案的时间等等一切因素。之后双方角力，进行较量，而且是无时不刻都存在的较量。有充足的资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会运用或运用不当，也就是说“下棋”的方法不对，出现防范漏洞，那违法犯罪分子就抓住我们的漏洞而轻易的将我们击败，那就是说我们的社区发生了可防性的案件，我们败给了对手。我们的失败是小事，但因我们的失误，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社区群众蒙受了财产的损失，或受到了人身的伤害。我们作为一个“棋手”，必然要受倒查责任追究。我们如果连续发案，就证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棋手”。但如果我们“棋高一着”，方法得当，料敌先机，那我们的社区就形成了张网以待之势，一旦有敌来犯，必敌来即擒；甚至违法犯罪分子看到我们摆下难以破解的“棋局”，感到无法下手，对我们绕道行走，在“博弈”中我们就赢了。
三、防范与入侵的“博弈”较量
因此，在社区“博弈”中涉及了上述一系列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治安控防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及如何有效的进行防范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做到各种资源能为我所用。各种资源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社区中人防、物防、技防所有物质及技术的总和。现在我先谈谈资源的整合。一个成功的社区民警应该是善于整合各种社区资源，甚至是善于挖掘各种社区资源的人，从而使之形成合力。有的社区民警说我也在做这项工作呀，但是从纵深的角度来看，这些社区民警是做表面的功夫而已，如其组建的社区义务巡逻队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只是用来应付上级检查；他的门前治安三包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形同虚设；他的治安耳目一年到头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提供过，只是人有我也有而已；小区存在的防范漏洞入眼后麻木不仁，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不到位，根本不去想办法解决，只是发发整改通知书，至于物业单位落不落实漠不关心，致使社区形成发案居高不下、防不胜防的局面，犯罪分子来到他管理的社区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深得犯罪分子的“喜爱”，因而对他的社区频频光顾。此类民警在社区中不在少数。但也奇怪，考核时，这些民警所整理的资料洋洋大观，形式合格而且规范，还能受到表扬，所得分数也很高。可以说这些现象在我们社区工作中形成了一个怪圈，很值得我们基层领导认真并审慎的进行检讨。问题的焦点是我们太在乎形式，对实质的社区工作虽然也想重视，但实际工作中缺乏相应的调研，因而形式脱离了实际工作。说到这里，我想谈谈西方警察的科学研究工作。西方警察部门一般不擅长作理论推导（而往往理论推导则是我国警察部门采取的主要方法），而是采取通过调查证明的方法，确认一个论点的成立，形成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这种方法比较机械，但是很科学。其理论源于实践，治学态度严谨，同时也比较务实。如果我们适当使用他人的科学方法，可能对实质的社区工作有所帮助。话说回来，有的社区民警确实有高度的责任心，想尽办法利用并挖掘社区的各种资源，为其所用，所以在社区控防与违法犯罪分子的“博弈”战中占尽了先机，能够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轻而易举的击退来犯之敌，甚至违法犯罪分子来到社区，见到其严整的社区防范阵容后“弃局而逃”。
“手中有兵，粮草充足”，是社区防范工作的重要前提。缺少上述的条件，社区民警要做好社区防范工作，要与违法犯罪分子“博弈”过招，那是纸上谈兵。这就有社区防范资源“行兵布阵”的方法问题，很多民警最缺乏的就是这个方法。我见到不少这样的民警，他也经常到物业公司检查工作，周围走一圈以后，一个问题都发现不了，临走时说“你们给我搞掂”，之后扬长而去。说话轻松之极，他不会知道“搞掂”二字之中包含着多少内容，也不知在这两个字里他要负担多大的责任。在我们派出所每次召开的社区工作会议中，我说得最多的也是工作的方法问题，我最不喜欢听的话是“要发案我也没有办法”。如果你作为一个社区民警，作为社区防范的第一责任人都“没有办法”了，那谁才有办法？办法不是天生就有，办法是由我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想出来的。
由此我想说说逆位思考的问题，说得不好听也叫“贼位思考”。话虽不好听，但我认为非常实用。也就是说，我们社区民警要带着问题去检查物业小区，与物业小区共同探讨防范的措施。我们假定自己是欲入侵小区之“贼”，由此而找寻小区控防的薄弱环节，之后确定作案的方法及选择作案的时间及时机，从薄弱环节侵入小区，将之摆出来让小区进行防范。这样假设后我们由此不难发现小区的控防问题，有针对性的堵塞漏洞，同时还可以大大促进物业小区的控防能力。为了不断提高物业小区的防范水平，作为一个社区民警自然也要相应提高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从何而来？那就需要社区民警每天分析派出所和分局乃至全市的主发警情，从中归纳犯罪分子的规律性作案手段、方法及作案时间，以警情通报的形式，知会各物业小区，有针对性的加强防范工作，同时发宣传单张让社区群众做好自我防范措施。每月的物业小区控防工作会议就应由这些内容组成。我们有治安耳目广辟情报信息来源，敌动我知，未动先知，料敌先机；同时社区严密布防，构筑“点、线、面”全方位、立体化、全民化的防范网络，一旦有违法犯罪分子进入控防网络之中，必被群众无数双雪亮的眼睛紧紧盯住。只要我们的措施得力，方法得当，我们一定能在社区控防的“博弈”战中取胜。
四、社区警务与社区秩序的关系
构筑运作良好的点、线、面防范网络，其目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讲，那就是通过构筑严密的治安防范网络来实现良好的社区治安运作秩序。违法犯罪的产生与社区社会秩序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社区环境的混乱和社区的无序状态是诱发、纵容、扩大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比如一个社区民警在你管理的社区中不能向小偷小摸的轻微违法分子发出明确的信息：这里不适合你。那么扒手、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由此得到的信息可能就是：这里我有机会！这些人就会蜂涌而至。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社区秩序混乱是滋生违法犯罪及诱发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打击犯罪是“治标”，社区民警维护一方秩序才是根治这方土壤的“治本”之策。好比人类与水患的斗争一样，水患形成以后，面临决堤危险时的“抢险补漏”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在于平时对堤坝的保养和守护；抢险的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这种成功并不能消除基础养护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不能杜绝或减少今后发生类似问题的危险性。又比如，我们在处理“灭火”与“防火”的关系上一般都做得很好，很少会因为自己有能力扑灭大火而沾沾自喜；相反，一旦发生火灾人们都能恰当地把注意力放在查找事故的原因上。然而，在对待社会治安问题上，人们往往忽略了“治本”方面的工作。在面临罪案高发的困扰时，人们容易把注意力放在浅层面上，热衷于打、打、打，似乎“发案＋破案＝解决问题”。破案成功带来的喜悦常常淡化了人们对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忽视了对社会秩序的治理。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8
摘要:
在我国社区发育不完善、社区警务“先天不足”的现有条件下，实施问题导向的警务不失为很好的替代或补充选择。十以来的新气象、我国解决问题的传统做法、西方问题导向警务的成熟经验为这种警务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问题导向警务对警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拷问了作为警察队伍智库的公安院校与相关研究人士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
警务;社区警务;问题导向警务
一、“先天不足”的社区警务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引进社区警务概念，并逐步在各地公安机关试点采用。200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在阐述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时，提到要“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警务室”;2002年公安部出台“关于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意见”，2006年进一步作出“关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决定”，这几份文件使社区警务在我国城乡地区全面铺开。关于实施社区警务的原因，国内学者和实战部门专家往往会提到以下几方面:一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人口管理从单位向社区转移，城市社会管理出现社区化趋势，治安防控也应该相应采取社区化模式［1］;二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小政府、大社会”观念的提出，政府应逐渐淡出不必要的社会事务，在社区中发挥宏观调控功能，社区应逐渐恢复自主、自治、自助和保障功能［2］;三是犯罪学与社会学研究证明，犯罪是由社会生态失衡造成的，要恢复平衡，必须依靠社会自身的努力［3］;四是以警车巡逻、接到求助电话后快速出警、犯罪调查为主要工作方式的传统警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4］。结合上文民政部关于社区建设的意见，可以说社区警务的开展是为了顺应新形势下社会发展对治安工作和公安工作(两者不能画等号)的新需要，解决传统警务模式的固有缺陷，其最终目的是解决社区问题，化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治安，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步强化社区功能，实现社区自治。其实早在1991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专门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作了规定，“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治安防范工作……鼓励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这项工作交由各级综治委(办)具体负责。不难看出，这些任务目标与警察的职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因为此，决定指出“公安部门，应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所以从本质上说，社区警务其实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社区层面的具体落实，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安工作与社区建设的交叠，或者说是社区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区建设都应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社区警务的开展也应该遵循这个总原则。按照这样的逻辑，我国社区警务建设应该是政府(在社区层面主要由街道和综治办作为代表)、警察(主要是派出所)、社会(主要是居委会等各种社区自治组织)三方的共同责任，绝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警察独揽之事。社区警务的开展应该以这个责任三角为框架，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区建设作为大前提，以党的领导为目标方向，由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统筹协调，密切配合，部署落实。为确保社区警务的实施，必须合理界定相关各方在社区警务方案的计划与落实环节的职能定位。在制定社区警务的具体方案时，应该由政府牵头组织，统筹规划;警察部门应积极配合，在梳理各类治安问题、制定解决之策方面提供专业指导;社区应该主动参与，反映各种社区问题，确定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在方案的落实环节，政府应该负责监督，对各部门力量进行协调，同时在政策法规上对各种社会治安辅助力量加以扶持引导。警察应该改变过去单纯执法者的职能定位，学做社会工作者;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参与整治容易引发犯罪的社会环境，杜绝治安隐患;另一方面要帮助落实各种问题解决方案，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向各方反馈，在需要执行法律的时候不折不扣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社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各种治安信息，在预防犯罪的同时，积极开展各种治安自助。在社区警务的运行方面，理想的机制应该是自下而上的，由社区组织和社区群众提出各种治安问题，能够解决的自行解决，解决不了的由基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帮助解决;基层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再由上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区自治的根本目标，从源头预防犯罪的发生。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社区警务在我国的开展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大多数人(包括警察自身)依然沿袭了旧有思想，习惯性地将“警务”视为警察之事，对“社区警务”存在着模糊的认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区警务”的不同提法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观念，使其觉得二者应该有所不同。尽管上文通过分析已经指出，社区警务的实质就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社区层面的落实，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基层政权一直是我国政府的软肋，治理能力相对薄弱，再加上观念的模糊和职责的重叠，推诿扯皮之事难免发生，以至于在社区警务的责任三角中，出现了警方独当一面的失衡状态。由于潜意识中仍然认为社会治安的好坏完全是警察的责任，在社区层面代表“政府”的街道和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负责协助工作的综治办在社区警务中并未真正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而是以法制宣传和教育为主业。在社区警务责任三角中，“社会”一方在社区层面的力量主要是社区居委会、各种群防群治组织和普通群众。社区居委会本应承担社会控制与利益表达的双重功能，但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绝大部分精力都在忙于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和街道交办的各项任务，无论在组织功能、自治章程、工作制度、人事决定，还是经费收支、运作与考核机制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不仅没有真正发挥社区自治的功能，反而造成社区居民对其认同感的减弱。居民自身也缺乏治安自治意识与参与意识，社会资本有待打造。再来看看警察部门，作为社区警务的中坚力量，警察虽然看到了传统警务模式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弊端，但在具体实践中依然跳不出以上级命令和110报警电话为指挥棒的被动反应模式，警务运行机制缺乏创新。公安部就社区警务布置的五方面工作———收集掌握情报信息、实有人口管理、治安管理、安全防范、服务群众———实际上偏离了社区警务应有的精神内涵，使其沦为“社区中的警务”，社区仅仅代表地理概念，失去了社会管理基本单位的功能意义。为此，社区警务在我国的广泛开展非但没有帮助实现社区自治的最终目标，反而因为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责任人的不作为、乱作为，成为公安部门独揽之事。警察深陷各种社会问题的漩涡，沦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警民关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袭警、仇警行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如果“先天不足”的社区警务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我国治安工作的新需求，是否存在着合理的替代或补充措施?下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二、问题导向警务的提出
十召开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领域的具体工作都明确提出了“问题导向”的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也开始在工作中积极树立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5年初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政法工作要向“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转变”;孟建柱也提出了“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的工作要求。郭声琨在年初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善于运用问题导向，“全面实行打击犯罪新机制，始终把矛头对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导向的警务似乎呼之欲出。巧合的是，西方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问题导向的警务理念，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问题导向警务的早期创立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法律教授赫尔曼•戈德斯坦，他在《问题导向的警务》中解释了这种警务的原则、方法，并探讨了警察机构该如何执行这种理念。①此后，很多学者和警务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问题导向的警务理念。研究指出，警察处理的很多社区问题从本质上说并非犯罪，单凭逮捕与往往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为此，应该赋予警察设计问题解决方案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用各种方法对反复发生的问题进行矫正。根据问题导向的警务理念，警察应该以问题(而不是案件、报警电话或事件)作为基本工作单位，“问题”是指给市民(而不仅仅是警察)带来危害之物或是引发市民关注之物，解决问题意味着根除这些问题产生的条件。警察在解决问题前，必须准确描述问题，将其分解为具体要件;必须根据不同个人/群体的利益去理解问题、系统全面地分析问题。警察必须懂得如何处理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所有对策(而不是仅限于逮捕)，明白这些对策的局限性;管理者必须赋予基层警察作出或参与重要决策的权力。警察必须对其决策承担责任，评估新对策的效力，使所在部门系统了解哪些对策有效、哪些无效，进而研发出分析问题的惯例与体系。由于问题导向警务具有可扩展性、灵活性、适用性、可行性等特点，很快成为西方国家普遍认可的一种警务模式。那么，能否在我国公安工作中实施“问题导向”的警务?它与社区警务有什么区别?能否适应新形势对我国公安工作的新要求?关于“问题导向的警务”，戈德斯坦给出了如下定义:“问题导向警务是这样一种警务方法，这种警务对警察业务的独立片段(每个片段都包含着警察需要处理的类似事件群，无论是犯罪还是失序行为)进行微观分析(利用犯罪分析师的专业技能和外勤人员的经验)，希望就每个问题所掌握的最新知识能够帮助人们发现更新、更有效的策略以解决问题。问题导向警务高度重视新型预防性对策，后者无需依赖刑事司法系统，如果其他公共机构、社区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能够促成问题的极大减少，就使这些部门参与其中。问题导向警务致力于实施并严格评估新战略，再以有利于其他警察机构、并且最终有利于打造一种知识体系以促进警察专业化的方式汇报其结果。”②该定义基本指出了问题导向警务的精髓。在定义的基础上，西方很多警察管理者和学者探讨了社区警务与问题导向警务的区别(本文无意详细介绍)。研究者往往认为，尽管这两种警务概念不尽相同，但它们在理念和实践中相互交叠，互为补充。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社区警务强调公民参与识别社区问题的过程，共同确定问题的优先顺序;而问题导向警务则注重使用警察数据系统，识别犯罪模式。我国一些学者在介绍西方社区警务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中西社区警务的区别，并且正确地认识到双方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国公安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但缺乏对中西社区警务方方面面的深入比较。对于西方的问题导向警务，我国学者也有零星介绍，尤其对SaRa工作流程的详细解释，但研究似乎仅限于此，缺乏对问题导向警务的系统分析，也因此缺少对这种警务模式应有的重视。
三、不同警务模式的比较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③本文对西方社区警务、问题导向警务以及我国的社区警务进行了横向比较(见下表)，希望借以发现我国现行社区警务中存在的问题，探讨问题导向警务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先来看看中西社区警务的区别。犯罪学研究指出，警察的传统战略(对市民求助电话的快速反应、犯罪调查、随机预防性巡逻)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效;打击犯罪的策略虽然有助于控制犯罪，却不能有效预防犯罪;如果警察无法发现并消除犯罪和骚乱的根源，人们将很难感受到治安形势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基于此，西方社区警务以预防犯罪、密切警民关系为主要目标，以警民关系、组织变革、问题解决为关注重点，认为警察工作要想取得成效，必须依靠大众的支持;警察要想应对犯罪问题和各种社会失序问题，必须掌握问题解决方法;为此必须变革警察组织的结构，为社区警务的运行提供权力和制度保障。因此，西方社区警务将“社区参与”作为首要强调对象，无论从工作方法、对策偏好、组织动员、共同决策、技能要求，还是警察角色等各方面，都贯彻了这一强调对象，并且从警民工作时间、警察社区工作的连续性方面加以保障。整个警务模式浑然一体，“警民关系”是基础，“组织变革”是保障，“问题解决”是方法和目标;各环节彼此相扣，互不冲突，容易贯彻执行。相比之下，我国社区警务在目标和原理方面与西方基本一致，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西方社区警务对警察组织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实现了分权式组织结构，赋予社区警察一定程度的决策权;我国虽然设立了社区民警这个警种，但派出所作为公安派出机构的职能作用并未改变，民警基本上以服从上级命令和工作安排为主。在变革组织的基础上，西方警察主要关注改善警民关系、解决社区问题两件事;我国则对社区民警的工作内容作了规定，包括“收集掌握情报信息、实有人口管理、治安管理、安全防范、服务群众”五方面，有些地方的社区民警还要承担接处警工作，任务繁重，疲于应付，而且除了前两项规定较为具体，其余三项都是大而化之，考核标准也难以制定，在实践中往往沦为形式。在工作方法上，西方“解决问题”的提法要比我国“群众路线”更加清晰易懂。在警民合作时间上，西方对警民关系、解决问题的强调很好地确保了社区警察将所有时间用于警民合作;我国对社区民警工作内容和考核指标的规定则基本排除了社区民警“每周下社区30小时”的可能性。在对策选择上，西方存在着健全的市民社会，加之组织变革赋予警察的决策权，因而警察能够与社区共同制定对策;我国社区发育“先天不足”，社区民警在工作中基本上以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为标杆，很少探讨执法以外的对策。在技能要求和警察角色方面，西方定位准确清晰;我国“有困难找警察”的提法则使广大民警疲惫不堪，无所适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警民冲突的隐患。纵观我国社区警务的各个环节，不难看出我国社区警务的似是而非，其本质依然是传统警务模式。在目前基层政权力量薄弱，社会资本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社区警务的“社区”仅仅体现在地理划分上，有名无实，很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给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与我国相比，西方的社区警务更加符合这种警务的应有内涵。再来看看问题导向的警务。从上表可以看出，问题导向警务的基本原理是预防比执法更重要。这种警务模式虽然将警察的工作内容确定为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并非不加选择地解决任何问题，而仅限于“警察权限范围内真实存在”、“反复发生”的犯罪和治安问题，旨在弄清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杜绝问题出现。与社区警务相比，这种警务模式并不过分依赖社区参与，而是“将最终决策权留给警察”;在组织动员社区的过程中，警察的作用也只是在“解决特定问题时才会强调”。这种警务模式也未对警察组织提出额外的变革要求，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组织的原有形态。此外，这种警务模式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简便易学的成熟工作方法:SaRa模式(事实上西方很多实施社区警务的警察部门也借用了这种方法)———扫描、分析、对策、评估，因此对警察的知识与分析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这种警务模式也指出，“警察能力有限，应该谨防对警察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由此看来，社区警务与问题导向的警务都强调警察应该解决社会问题，因而都符合现代社会对警察的期待与要求。两种警务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社区警务更加依赖社区参与和警民关系建设，问题导向警务则更强调警察专业技能的重要性;社区警务要求警察从单纯执法者的角色转变为“社会工作者”，问题导向警务则更加强调警察的专业化，要求警察学会做问题分析者。不难看出哪种警务模式更加符合警察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和定位。
四、实施问题导向警务的可行性
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力量并不健全、社区警务“先天不足”的现有条件下，问题导向警务不失为更好的替代或补充选择。一方面，将警察的工作内容定位为需要解决的各类犯罪与治安问题，清晰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将这些问题设定为警察权限范围内的问题，也可以避免某些政府部门滥用警力，从事一些与警察法律权限并不符合甚至完全相悖之事。另一方面，警察部门无需专门变革组织，只需对警察进行相关技能培训，成本较低。十召开以来党和政府对“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的重视，更是为这种警务的实施提供了契机。事实上，问题解决方法(往往被概括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步骤)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方法恰好与西方问题导向警务的核心工作方法SaRa模式①不谋而合。“SaRa”是问题导向警务四个工作步骤的首字母缩写———扫描、分析、应对、评估。扫描是指识别反复出现的问题，排列优先顺序，形成大致目标;在此基础上，确认问题的存在、发生的频次以及存在时间的长短，准备作进一步研究。分析是指识别并理解先于或伴随问题发生的事件与条件，收集相关数据，研究关于问题类型的已有知识，分析问题解决方法以及目前对策的优缺点，进而形成关于问题发生原因的工作假设。应对是指集体研讨新的干预措施，从备选措施中作出选择;制订应急预案并按部就班地执行。评估是指收集对策实施前后的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确定计划是否被执行，是否达成了广泛的目标;是否存在着处理问题的更好对策，如何确保对策持续有效并加以推广。相比之下，我国传统的问题解决方法的三个环节与SaRa模式的前三个步骤极为吻合，所欠缺的似乎只是最后一个评估环节。但仔细想来，我国在解决很多问题的具体实践中，总会习惯性总结相关经验教训，宣传推广行之有效的做法，这实际上相当于SaRa模式的“评估”环节。如果我们在传统的问题解决方法的基础上，补充“总结问题”这个环节，使其与SaRa模式的“评估”环节相对应，就更加完整了。这样看来，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在“问题解决方法”上并不存在根本性分歧，反而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区别仅在于中方更擅长定性分析，对定量分析有时候作得还不太到位，某些具体部门的工作流程还有待规范。另外，现代社会警察所履行的职能从本质上说属于社会管理职能，管理的对象是社会公共秩序。为此，各级各部门的警察都要在法律和职权范围内对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秩序问题作出决策。而根据现代决策理论，决策过程包括诊断问题、明确目标、拟订方案、筛选方案、执行方案、评估效果六大步骤，这在实际内容上显然与SaRa模式的四个环节以及我国解决问题的传统做法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在我国实施问题导向的警务非常具有可行性。一方面，问题导向的警务以“解决社区问题”为工作目标和对象，要比以“打造平安社区”为工作目标的社区警务定位更加清晰，警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问题导向的警务有着简便易学的工作方法，而很多警察在面对缺少具体工作方法的“社区警务”时却往往不知所措，相比之下，问题导向的警务显然更容易操作。此外，警察部门实施问题导向的警务，既可以避免目前社区警务中相关责任部门扯皮推诿的现象，使社区基层政府和自治力量在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切实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又可以真正发挥警察在解决犯罪与治安问题中的骨干力量，提升警察的专业化程度。
五、如何实施问题导向的警务
那么，我国该如何实施问题导向的警务?鉴于目前城市社会管理与治安防控中出现的社区化趋势，问题导向警务的实施仍然要以社区为地理单位，这样，已经落实到位的社区管段划分和社区警务室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载体作用。还应该给“问题”下一个合理的定义:问题就是社区中重复发生、民众期待警察能够处理的一组治安或犯罪事件，这些事件在一个或多个方面具有相似性。根据这个定义，问题具有社区性、复发性、伤害性、相似性等特点，因而并非所有需要警察处理的事务都属于这里所说的“问题”范畴。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对“问题”作出判断:社区中哪些人受到问题的影响?问题造成怎样的伤害?民众对警方处理问题有怎样的期待?哪些事件促成问题的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多频繁?事件有多相似?在明确了什么是“问题”的基础上，再来看看问题导向的警务该如何实施。由于问题导向的警务模式并不要求变革警察的组织结构，只要求改变警察的工作内容(社区犯罪与治安问题)和工作方法，所以研究不妨以解决问题的四个步骤作为切入点。如何发现问题?实践证明，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警察发现问题:就犯罪与治安问题展开社区调查;参与社区会议，从社区管理和自治部门获取相关信息;咨询社会服务部门和相关政府机构的意见;跟踪媒体报道;分析报警电话、犯罪数据和档案资料，查找重复出现的罪犯、犯罪地点和被害人;回顾警察每日工作记录，根据一天当中犯罪发生时间、地点的接近度以及其他类似因素绘制犯罪地图，如此等等。发现问题后，还要确认问题的利害攸关者:权限或利益相关的地方服务部门或政府机构;问题受害者;受害人的邻居、同事、亲朋或是受问题影响的社区居民;对罪犯具有某种控制力的人或机构;受问题不良影响的商业机构;相关组织或行业协会等。确认利害攸关者的目的在于协调配合，共同解决问题;如果发现其他职能部门更适合解决某类问题，应果断将其移出警察考虑范围，交给相关部门处理。如何分析问题?目前大多数公安基层部门依然沿袭传统的问题分析方法，包括居民或企业调查、犯罪环境调查、访谈受害人和罪犯等，对现代技术资源的利用远远不够，专业的犯罪分析人员极为缺乏，尤其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事实上，随着犯罪学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很多可以共享的问题分析资源被不断地研发出来，比如犯罪分析软件、犯罪制图与地理信息技术软件、犯罪报告撰写软件以及重复受害跟踪系统。为此，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研究培训，包括在线服务的研发等等，为暂时没有能力使用这些资源的警察部门提供在线分析服务，这显然对作为警察队伍智库的公安院校和相关研究人士提出了更高要求。有时候警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于某种原因，忽略或跳过问题分析步骤，比方说问题的本质看上去一目了然(可能只是假象)，或是内/外压力极大，需要立即解决问题;或是对警察反应时间的硬性规定(接到110报警电话5分钟内必须处警)不允许警察花时间详细探究问题的本质;对旧方法的恪守也会阻止警察使用新方法看待问题。为此，必须加强教育培训，使调查研究问题成为警察工作的新常态。如何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问题导向警务并非一种被动反应、事后处置型的警务模式，而是强调在探寻犯罪与治安问题根源的基础上，预防这类问题的反复发生。显然，这种警务模式非常符合对政法工作提出的“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指示，也极为符合公安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要求。在探寻解决问题的对策时，不仅要总结梳理国内以往好的经验做法，也要虚心学习犯罪学和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借鉴西方行之有效的25种情境犯罪预防技巧，着力增加犯罪风险，减少犯罪的诱发因素。所制定的对策应该直接与分析结果相联系，必要时需要协调其他机构参与其中，并承担相应责任，也需要发动群众参与整治容易引发犯罪的社会环境。鉴于资源、有效时间和急迫性等方面的考虑，对策应该便于管控和调整。如何总结问题?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是看所采取的解决问题对策是否实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预期目标，是否真正实现了从源头防控某类犯罪问题、解决某类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初衷。总结问题绝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要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再把分析结果与采取对策之前问题的有关数据加以比对，从中发现疏漏或遗留之处。总结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纵向比对，还在于横向比较与宣传推广。如果其他同行解决同类或相似问题的对策能够对解决问题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完全消除问题或是大幅减少作为问题表象的相关事件，就应该积极推广采用更好的做法。为此，梳理总结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成熟对策，将其在公安内网刊发共享，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区发育不完善、社区警务“先天不足”的现有条件下，实施问题导向的警务是一种很好的替代或补充选择。十以来的新气象为这种警务模式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国解决问题的传统方法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问题导向警务的成熟经验为其提供了极好的借鉴。问题导向警务对警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拷问了公安院校与相关研究人士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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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利民，杨思远．21世纪社区治安管理———社区警务［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96－101．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9
XX街道办事处下辖XX社区、XX社区……。各社区居民约为X户、X人，常住人口X人，党员X人。社区工作人员有X人。
二、社区全面建设情况
近年来，XX街道办事处党工委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社区建设上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主要4个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效：
一是党建品牌示范效应强。去年以来，各社区均创新地开展党建特色工作。比较突出的是：XX社区建成邻里中心，以培训中心、积分驿站、党建阵地等功能，融合XX党建服务品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XX社区依托区域化党建，通过与辖区商户进行绿植园艺合作、引入社会组织开展为民服务等形式，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XX社区以“五微”工作法为抓手，打造“特色楼院党支部”“红色物业”等网格党支部特色亮点，引导干部主动对接服务群众，全面推进社区党组织建设。
二是为民办事服务水平好。按照区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积极推进两级公共服务中心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X个社区共设立X个窗口接待岗，先后参加组织业务培训X次，引入各类特色商家X个，通过综合信息平台收了群众办理事项达X件，目前办事处、社区两级服务中心各项服务逐步实现网络化、信息化、规范化，及时为辖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三是党风廉政建设抓得实。根据省委巡视反馈问题，认领X项整改事项，列出针对性整改措施，做到立说立改，立见成效。针对省纪委整治“帮圈文化”相关文件，签订承诺书X份，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有效确保各社区风清气正。在街道纪工委的组织下，采取互相查的方式，每月对社区进行一次明察暗访，记好检查情况台帐，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认真纠治。
四是意识形态工作抓得紧。年初以来，各社区依托党员活动中心，开展X余场理论宣讲，使X多名群众受益，唱响党的好声音；重视新闻舆论报道，共计发表新闻稿件X篇，网络稿件X篇，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X场，受益X多人次；以“系列讲话”为重点，精心制定了《党委理论学习计划》，定期组织述学交流；扎实组织政治学习制度，组织干部学理论、写心得，指导工作实践。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坚持党的领导方面。广大社区党员干部能够增强“四个自信”，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有的社区在党的领导上还存在3个方面弱化的问题：一是部分社区干部缺乏对《党章》《准则》《条例》的系统学习，对中央决策部署思想认识不足，没有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真正融入到日常言行和实际工作中，有时认为自己只要在思想行动上与党的要求保持一致就行了，忽略了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有以上率下、模范践行的责任意识。二是部分社区党员干部大局意识有所弱化，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思想，有时工作虽然也考虑到应该怎么做比较好，但思想上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得罪人、怕被问责。三是个别社区直管党员的号召力、影响力、战斗力减弱，有的党员宣传带动群众不够，私下里发牢骚、讲怪话，“平时‘看’不出来，执行决议‘做’不出来，关键时刻‘站’不出来”，大大降低了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每周召开社区党建例会部署工作任务，每季度进行“逐社观摩”，每半年开展“五星支部”评选活动，每年组织社区党组织书记开展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述职评议。但是各社区在加强党的建设上还存在以下4个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个别社区党建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的现象；部分社区党组织书记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还较为根深蒂固，没有把党建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缺乏抓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和激情。二是党建工作内容不丰富，组织生活缺少创新意识和手段，存在流于形式的倾向，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够；部分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缺乏针对性，教育内容枯燥，方式方法单一，缺乏生机和活力。三是社区干部队伍能力亟待提升，主要表现为事业心责任感不强、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容易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统揽全局的意识不强，责任担当意识不够。四是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的能力有待提高。有的不重视学习，党建业务不精通；有的原则性不强，存在被动应付工作的现象。
（三）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各社区党组织能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但是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个别社区党组织书记对“一岗双责”有关规定理解不深，在抓落实方面存在缺位现象。存在“以文件落实责任”的问题，，通过强化问责来推动“两个责任”落实的作用发挥不好。二是压力传导不够到位，呈现“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落实主体责任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强，具体行动和措施还不多，还停留在学习、领会和表态阶段，有的社区干部当老好人不想抓，有的光说不练、没有抓。三是责任追究不严，有的社区追究责任怕影响团结，搞盲目的内部“团结”；有的责任追究存在庸俗化、泛化情形；有的社区追究责任不痒不痛，追究手段常仅限于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和组织处理，较少给予党政纪处分。
（四）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方面。各社区能够积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依托党员活动中心开展理论宣讲，重视新闻舆论报道，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但是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在抓理论学习上缺少方法，没有指导干部处理好工学矛盾，导致不少同志存在重业务工作、轻理论学习的现象，静不下心来、深不进去。二是对网络舆情队伍重使用、轻培养、缺督导，在主动开展网络舆情监测引导工作上，还有很大差距。三是社区在日常宣传活动中还停留在张贴版面横幅、发宣传单等形式上，不能按照形势需要进行主动宣传，还停留在“上级通知啥就宣传啥”的旧模式上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各社区党组织能够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规定，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但是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政治生活质量不高，喜欢用工作部署会代替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效果不够理想，讲成绩多，提问题少，缺少批评，自我批评不能一针见血，相互批评不能直击痛处，达不到解决自身问题的目的。二是党员参加政治生活不够自觉，有的党员对参加政治生活持无所谓态度，以工作忙等理由推托；有的党员反映政治生活枯燥无味，不想参加。三是个别社区存在“一言堂”现象，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或者听不进不同意见，发扬民主不够充分，影响党员群众的向心力。
（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方面。各社区党组织能够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坚定政治立场，认真落实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但是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执行规定的彻底性有待加强，在各类制度方面还存在打擦边球的情况，往往是上级强调了、重视了、督导了，就紧一紧、收一收，等风头一过又有所反弹。二是工作统筹的科学性有待加强，工作还存在拖、散、慢等行为，有些工作领导强调了才去抓、上级督导了才去搞、群众反映了才去干，影响了单位的整体形象。三是对标看齐的纯度不够，对于网络流传的一些灰色段子常常一笑了之，没有从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其严重危害性，没有很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旗帜鲜明地作坚决斗争、主动抵制和果断制止，存在麻痹思想。
（七）执行“六项纪律”方面。各社区党组织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但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勤俭朴素的持久性有待加强，大部分党员干部能够保持生活勤俭的习惯，但有的同志片面觉得现在时展了、生活条件好了，物质待遇方面也应水涨船高，工作开展中能用工具替代的不用人力，导致日常办公经费不够节省。二是个别干部本位主义思想部分存在，只关心分管负责的工作，对分管以外的工作不关心，不研究，缺乏大局意识和全面意识，只关心自己负责的工作，对社区其他工作不了解，在面对一些来办事的群众时政策解释不清。三是部分社区干部在工作中天天与辖区群众打交道，很多时候接触的都是“老户”，有时耐心不够、宣传不够，究其根源在于自己群众意识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够牢固，对群众的诉求没有耐心分析根源，总认为是找麻烦，不能换位思考。
三、原因分析
深入剖析上述问题，根子还是党性意识、党性修养出了问题，在于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还有拧紧抓好，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一）学习意识有所弱化。社区党组织在深入学习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系统，领会不够深刻，没有经常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许多时候浅尝辄止，与实际工作有所脱节。理想信念教育坚持不经常，没有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没有把学习、思想、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没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能力不强，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结合实际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方面不够有力，处理复杂棘手问题的能力有待提升。
（二）党性意识有所弱化。随着党龄增长，不少社区党员干部片面觉得党性意识、党性修养差不多了，对新时期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认识不深，没有深刻认识到党性修养不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而自然增强，不自觉地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组织生活中真刀真枪自我剖析也比较少，入党的初心淡忘了，私心杂念有所抬头，考虑个人的事多了、考虑集体的事少了，不能时时刻刻对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还存在以行政身份带入党内生活的情况，而以普通党员身份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也有不足；再如，涉及个人和集体得益冲突时，有瞻前顾后的情况。
（三）宗旨意识有所弱化。有的社区干部对群众的诉求、老百姓的困难若明若暗，提建议、抓落实没有对准需求，有点漂浮；有时在服务群众时，内心包含着迎合上级、赢取口碑的私心杂念，没有深刻认识到下级要对上级负责，而全党上下都要对人民负责，没有深刻认识到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自己的岗位是人民赋予的，说到底还是对“为了谁”的理解不够透彻。
（四）纪律意识有所弱化。各社区党员干部对党中央从严治党是坚决拥护的，对“打虎”“拍蝇”“猎狐”是拍手称快的，对违反纪律规定的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但大多是从个人感官、道德标准上来评判，没有从深层次、从多维度去理解纪律规定的作用意义，对相关条文法规学习不够、研究不深，对作风建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的长远意义认识不够；片面觉得作风问题通过一时强力整治可以解决，没有意识到“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存在“大错坚决不犯、小错无所谓”的错误心理，以致思想有了偏差、行为有了偏离。
（五）进取意识有所淡化。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时间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有时认为自己在政治、工作等方面已比较成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过去那种干事创业的锐气和奋力开拓的闯劲有所弱化，有时候追求稳妥，存在路径依赖思想。有的缺乏新理念、新招数，强调客观、安于现状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觉得自己在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对一些问题和现象有司空见惯、经验先于创新的懒惰思想，导致自己在工作创新上，发挥领导职能上做得不够，抓得不紧，影响工作落实的质量和效益。
四、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街道党工委将发挥好抓社区建设主体责任，将严格对照上级要求，结合自身实际，逐项认真抓好整改，确保社区建设全面发展、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
一、抓学习、促提高，提高政治力，确保系列讲话入心入脑。健全完善社区党组织学习制度，自觉把加强学习作为一种责任来履行、一种习惯来培养、一种能力来提升。结合“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抓住“学深、弄懂、做实”三个关键词，真枪实弹地学、由表及里地钻，真正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见言见行。加大正面教育灌输力度，理直气壮讲大道理、正道理，用政治话语统率班子和干部思想，形成“红旗”高扬的强大势场，解决好政治意识逐层递减问题。
二、抓基层、打基础，提高战斗力，确保组织凝聚团结统一。以基层党建工作“十件实事”为抓手，全力打造使用好三个邻里中心，两个党群服务综合体，持续在共建共治共享上下功夫，在破解服务群众难题上见成效。深入贯彻市委、区委党建工作有关要求，重点抓好先进基层党支部创建活动，建强抓基层党建工作队伍，在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上上见真功。定期研究党建工作落实情况，研究推进措施；结合民主生活会，反思问题原因，制定整改台账；结合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及时纠偏正向，确保工作科学有效。。
三是抓根本、强思想，提高自制力，确保党风政风民风纯正。结合“家风”活动，每月组织1次廉政警示教育，读1本廉政书籍，使广大干部将党规党纪内化于心。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化常态化、“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等活动，严格落实学习内容、学习制度，最大限度发挥身边典型案例的反面教材作用，筑牢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方面问题，继续加大正风执纪力度，杜绝违纪违规行为发生；及时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做到有信必核、有案必查、一案双查。
四是抓活动、促防范，提高免疫力，确保意识形态阵地稳固。依托党员活动中心，采用“三单式”“文艺式”“互动式”宣讲方法，为居民开展个性化课程教学，持续宣讲党的好政策，占领社区群众意识形态主阵地。开放社区图书馆，定期组织读书演讲，满足群众的学习需求；结合传统节日，组织文化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巩固党群关系。关注网络舆情，积极利用新闻报道宣传好的做法，利用“两微一端”及时工作动态，建立不良舆论防范机制，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社区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篇10
[关键词]议事会；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理论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6.06.140
[中图分类号]D92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6）06-0-03
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否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与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紧密的相关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要，往往采用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将自己任职期间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忽视了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013年，山东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在农村社区全面推行以“请居民参与、听居民意见、让居民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市民议事”制度，探索有效利用地区公共资源的有效方式。
1议事会的主要指向
议事会作为解决社区矛盾的一种新手段，它不同于以往政府主导的社区管理模式，是一个由社区“两委”代表、居民代表、党员代表、企业代表及新市民代表等多元主体所组成的，在完全信息的结构下，通过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等方式，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性组织。为有效解决社区问题，青岛市棘洪滩街道对议事会方式进行了探索。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建立于2013年，其所属的中华埠社区通过社区议事会主要解决了中心大街道路硬化、出租闲置房屋等问题；前海西社区主要解决了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建设、排水沟疏通、社区绿化带建设等问题；西毛社区主要解决了社区资金使用、房屋改造等问题（资料来源于对青岛市棘洪滩街道的调研）。通过分析两街道议事会解决的主要问题，发现社区议事会关乎社区发展的公共资源问题，特别是公共资源使用问题，如资金使用、车位管理、房屋拆迁等。
公共资源使用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一直被认为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比如：公地悲剧理论、集体选择理论、囚徒困境理论等认为理性经济人集体使用有限公共资源时，会造成利益损失、资源衰竭。而在实际生活当中，公共资源使用问题也仍是困扰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一个难题，因为现行的利维坦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然而，通过分析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这一基层治理新模式，却发现社区议事会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资源使用问题，其有效性的原因就在于它科学的工作机制。
2社区议事会的工作机制
2.1多元主体参与
社区议事会作为解决社区公共资源问题的场所，强调所有涉及利益关系的社区居民代表、企业代表、社区党员代表及社区工作人员代表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棘洪滩街道，议事会参加主体须由社区“两委”成员代表、社区党员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企业代表、新市民代表等组成。社区议事会及其工作人员扮演的是服务者、组织者、议事平台与机构制度的提供者。这一工作机制与元治理理论不谋而合，因为多元主体在政府提供的规则制度下共同协商讨论体现的正是元治理理论的内核。
2.2完全信息结构
信息完全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条件。社区议事会的完全信息结构主要通过其公开、透明的问题呈现方式形成。一方面，社区居民可通过这一公开、互动的交流平台获取更多的他人信息；另一方面，居民也可通过公开的信息呈现方式主动获取社区信息。在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要求务必将上一次市民议事活动档案保存完善，并及时张贴《意见建议处理情况公示》和《下一轮议事活动通知单》，尽最大可能扩大居民知情权。所以，社区议事会是完全信息结构的，它能够让人们在知晓全部信息的前提下，各抒己见，充分反映问题，从而推动社区公共资源问题的解决。
2.3协商民主
社区议事会不同于以往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其强调更多的是一种治理。它充分尊重每一位参与主体的发言权，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对公共资源问题的解决。例如：在棘洪滩街道中华埠社区关于土地资源的使用上，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应该如何分配、租用土地的价格如何制定、随意占用土地者如何惩罚等问题，该社区通过召集具有土地诉求的居民代表、企业代表等利益主体，在议事会这一平台下，保障各方代表充分发表意见，彼此了解对方处境，最终通过共同协商制定的土地资源使用规则实现了该社区公共土地资源的有效使用。
2.4现场完成的直接回应
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无疑是想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居民的利益得到实现，就会产生正向激励，利益如果得不到实现，这种激励就会消退。社区议事会强调的是一种现场完成的直接回应。在居民反映问题后，各参与主体在议事会现场就可以发表意见，对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对于现场不能解决的问题，问题本身会责任到人，并要求责任人及时反馈解决结果，同时各方主体也可对反馈结果进行共同监督。这种现场完成的直接回应促使人们的利益以最短的时间实现，不仅提高了议事会办事效率，而且也激励了多元主体主动参与到社区议事会当中来。棘洪滩街道议事会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社区议事会的工作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符合现实的迫切需要。在麦子店街道和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的具体运行中，笔者发现正是这一工作机制使社区公共资源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笔者通过以下几点，分析了工作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公共资源问题的原因。
3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有效性分析
依据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的具体运行情况，笔者分析发现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的有效性一方面是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符合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复杂性综合系统，这一工作机制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其他相关因素的集合。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最终使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发挥出处理社区公共资源的系统效用。
图1棘洪滩街道议事会工作流程
3.1边界明确
边界是指一种稳定的秩序，具有限制和调整的属性。社区议事会的边界主要强调社区本身以及社区利害关系人的边界。社区议事会边界明确指社区本身范围和议事会参与主体有明确的界线。首先，社区议事会解决的是本社区的问题，尤指社区内公共资源问题。社区边界比较明确，不涉及其他社区。其次，对于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利害关系人，社区议事会规定的也十分明确，即本社区的居民代表、工作人员代表以及相关的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等。边界明确使社区居民知晓谁是社区议事会的参与主体、社区议事会可以解决哪些范围内的问题，从而使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在解决公共资源问题时具有针对性。
3.2供需平衡
供给与需求情况作为反映市场运行的晴雨表，是经济发展关注的两大基本问题。社区的供给一般指社区物资、资金、劳动等。需求一般指人们占用公共资源的单位、时间、技术等。对于社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在社区议事会中寻求共同的解决之道。分析发现，虽然各社区发展情况不同，供给需求存在很大差距，但社区议事会却能很好地促进二者平衡。原因在于，社区议事会作为居民集体的议事场所，对于社区内道路、资金、环境等公共资源都较为了解，在议事会决定一项策略时，居民集体会考虑到当地情况，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的价值。
3.3集体决定
社区议事会的运行程序与规则是由居委会或街道办在听取民意，取得多数人同意之后而建立的，居民不仅能够参与到规则的制定当中，而且对操作规则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对于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政府仅是议事场所和规则的提供者，与其他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最终决策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意志，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意志。更重要的是，集体决定的规则能够在听取民意的同时，激发居民参与社区议事会的积极性，提高居民参与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3.4互相监督
社区议事会既是居民表达意见的地方，也是居民进行监督的场所。一方面，社区议事会定期召开，社区领导人员会向居民公布社区资源的使用、维修、保护情况，接受居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社区议事会设有问题反馈表，对于问题解决的时间、居民的满意度会有及时的跟踪，从而在具体环节上实现监督。此外，在议事过程中，由于多元主体都是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互相了解，能够在信息真实、透明的基础上实现互相监督。而对于损害公共资源、违反资源使用规定者，社区议事会可通过广播、公告栏、法律等不同层次的制裁手段对违反使用者进行惩罚。
3.5规则稳定
社区议事会运行规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的规则是在社区居委会主持下，充分听取民意后建立起来，是居民整体决定的结果，而不受政府或单个居民意志的影响。议事会强调的规则不多但却抓住了关键环节，主要包括多元主体参与、平等发言、多数人同意等。此外，议事会规则的稳定性还表现在当外部威权威胁到规则稳定时，只有在居民整体协商同意、充分授权之后才可进行改变。在麦子店街道和棘洪滩社区议事会的具体运行当中，两街道议事会规则从建立初期到现在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多元主体按照既定、易行的规则，有效地保障了公共资源的有效使用。
社区议事会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公共资源使用问题，依赖于其工作机制的充分发挥，而工作机制有效性发挥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如边界明确、供需平衡、集体决定、相互监督和规则稳定等若干因素相互发生作用的结果。面对公共资源问题，奥斯特罗姆在其自主治理理论当中曾指出，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4社区议事会制度与自主治理理论的对比分析
自主治理理论由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主要阐述了如何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以实现公共池塘资源有效使用等问题。她通过分析瑞士托拜耳高山牧地、菲律宾桑赫拉灌溉水渠等地区公共资源的使用方式，总结出长期存续使用公共池塘资源具有相似性，即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嵌套式企业。她认为，当这原则同时满足时，公共池塘资源在一定程度能够实现有效持续使用。从某种意义上，如果仔细审查同样作为解决公共资源使用的社区议事会制度，会发现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有效性发挥所依赖的因素与自主治理理论所强调的相似性其实是一种暗契关系。
自主治理理论强调清晰界定边界，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本身必须予以明确，有权从公共设施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确定，而社区议事会强调边界明确，参与主体为社区居民，问题范围为社区内公共资源问题。自主治理理论强调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认为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而社区议事会强调通过协商民主达到供给与需求相平衡；自主治理理论强调集体选择的安排，认为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操作规则的修改，而社区议事会强调集体决定，听取多元集体的意见。自主治理理论强调监督、分级制裁和冲突解决机制，而社区议事会也相应设有监督机制、公开信息机制、公共协商论坛，对于违反占用者也依据其严重程度进行分层次惩罚。最后，自主治理理论强调对组织的最低限度的认可，认为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力应当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而社区议事会拥有一套稳定的规则，规则的制定需要得到居民集体的同意，在居民充分协商、授权之后才可进行改变。
然而，自主治理理论与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有效性因素并不是在每一点都暗契。对于嵌套式企业而言，自主治理理论认为嵌套式企业应当存在，应将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及冲突解决等放在一个多层次的嵌套式企业中加以组织，而社区议事会并没有一套嵌套式企业。究其原因，奥斯特罗姆提供嵌套式企业是由于她所研究的公共资源处于区、县、乡镇等具有一定规模、层级的地域中，问题的解决也是受到多层次组织的影响。而社区议事会却不然，因为社区议事会本身就处于一个最基层的社区当中，它不同于区县乡镇等地的公共资源问题，当本身就处于最基层时，也就无需处于嵌套式企业当中。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区议事会制度与自主治理理论其实在实际上属于一种暗契关系，两者强调的核心原则具有一致性。既然自主治理理论能够运用这些原则成功解决公共资源问题，那么社区议事会制度能够有效处理社区公共资源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区议事会作为我国社区自主治理的先进模式，现已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通过分析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的具体运行，可以发现社区议事会解决的是困扰社区发展的公共资源问题。面对这一难题，社区议事会主要依靠其工作机制，即多元主体参与、完全信息结构、协商民主和现场完成、直接汇报解决。而对比奥斯特罗姆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相似性，则可以进一步发现，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有效性发挥所依赖的相关因素与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相似性因素其实是一种暗契关系，这也更加证明了社区议事会确实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公共资源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