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1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国特色法治理念依法治国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上，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式发生的深刻变化，立足国情，审时度势，及时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时代呼唤和人民意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下中国的时代主题昭示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发展史。循着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折、由快速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调整、由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的拓展，发展的领域越来越宽，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对法治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经济发展是法治建设的立足点和生长点，而法治建设是经济发展的调整器和助推器。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科学发展首先是规范发展，社会建设应该是和谐建设，都需要法治作为常规手段，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公开的法律秩序。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利益格局、人际关系，都需要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依托法治的保驾护航，只有为各类经济主体设定平等的权利义务，我国的市场才能高效有序地运行，只有为科学发展确定行为规则，我国的经济才能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只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以人为本的保障，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依法治国的法制社会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全新概念，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治国规律的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治建设的具体指导纲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是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人法治建设思想的纲领性文献。研读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内涵，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民族团结、人民幸福、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统一、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就是对国家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法治结合起来，就像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一样，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同志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指明了方向，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同志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揭示了这一方略的科学内涵，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同志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在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依法治国方略。
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回答了人民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应该依照什么治国理政，是想哪种治国方略的问题；回答了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行驶人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化解社会矛盾，管理社会事务、发展社会事务、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回答了政治权威、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关系问题；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与经济、社会、文化领导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如何执掌政权、治理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总结。
在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大进步意义就在于：使国家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之路，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国家的人民民主建立在法治的坚实基础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置于法治的轨道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起可靠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正确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治之路，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二、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特色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党执政方式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90周年，在全国执政亦达62年。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已执政不等于会执政，更不等于能长期执政。如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完成。党中央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论断。
依法执政就是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国家政权实行政治领导，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各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相呼应，表明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生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科学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实践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人类文明的一般法治原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将现代法治精神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厘清了其他法治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世界法治文明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法治理念的新模式。这不仅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法治文明的重大贡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化、现代化、中国化的有机统一。
（一）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化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旗帜，代表着法治理念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实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手段到目的、从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路径变化。根据这些理念创新成果，不难看出，我国的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法治理念主张“服务大局”，提示了法治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法治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消除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法治理念强调“公平正义”，一方面是从体制和机制上根除产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弊端，“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通过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再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凸显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治理念关注“执法为民”，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民性。其实，人民民主的要求贯穿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每个要素中。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本来就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最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明我国法治建设的政治信仰和发展方向。从党的十七报告和新看，我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近期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法治国家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当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法治宣言。现代化实际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自主性、包容性、先进性、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我国法治理论的现代化，实际是向现代法治国家追赶或超越的历史进程。
法治理念的现代化首先是面向历史传统的自我超越，是一个扬弃与变革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但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尊重人权、公平正义一直没能成为社会公共准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就实现了历史跨越，是法治文明的进步和法治建设的提速。其次，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是面向当今世界的自我完善，是一个向现代法治国家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我国虽然是法治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但是可以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效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一个比较和选择原过程。尽管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传统有所不同，但是，基于人类的需求和理性，一些文明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充分交流、沟通，契合现代潮流，接纳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为我所用。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吸纳各国法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果、借鉴、甄别各种法治理念，把其核心价值与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体会有机结合和，提出了具有鲜明现代化色彩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后，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人类社会一直并将继续向高级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不会一成不变，将于时展同进步。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折射人类最新法治文明的光辉，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丰富和完善法治理念的内涵。
（三）法治国家的中国化
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后，曾经出现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朝。这种理论认为，法治的现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欧美化，主张全面移植外国的法治理念、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昭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只能在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共融互动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论。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国情就是环境。一国的法治建设只能植根于本土资源，适应本国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命运和走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其次，国情赋予使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能适应中国需要，服务中国建设。在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法治建设应该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再次，国情决定路径。中国的法治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延伸和展开。国情生成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中也有体现。如“执法为民”，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的文化传承：“服务大局”则观照出我国传统文化“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思想。
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体系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是广大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改革和完善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党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加强党的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一广大政法干警的思想和行动。加强为司法活动的支持和监督，保障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更好地把党的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和完善党依法执政的工作制度，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战略思想和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施事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党中央立意高远，深刻把握我国法治建设的规律，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科学地诠释了法治与执政、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正义、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党的关系，体现了内容和形式、手段和目的、价值和功利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政治原则，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五项内容相辅相成，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彼此对立。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理念必然倡导依法治国，法治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关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同志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描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建要求”时，明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成效。”并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依法治国，首先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即所谓的形式法治，使法律成为国家和个人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形成尊重法律、信任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十七大报告三次提到“权威”，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建立“权威的司法制度”，主张“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其次，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正义价值，即所谓的实质法治（良法之治），法律的内容是要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防止国家权力滥用，这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同时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充分体现了法治的要求。最后，依法治国主张建立公开、公正的程序规范国家权力，即程序法治（看得见的公正）。“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法治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命运、利益与价值的关注。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执法为民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首先，执法为民表明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民，人民是国家机关服务对象，不是管制对象。因此，国家机关要端正执法态度，改进执法作风，“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绝对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其次，执法为民说明我国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执法为民的关系就是维护国家意志和维拉人民意志。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我们国家，国家意志实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是统一的。执法必须为民也只能为民。再次，执法为民突出“为民”的原则。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对人民国家主人、公务员是社会公仆，执法为民是必然的结论。最后。执法为民重点在“执法”，核心是“为民”，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符合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2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2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原创：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一、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深入开展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人民检察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检察院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强化司法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是加强人民检察院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的必然要求。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对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明确了五个理念的内涵
通过学习，使我明确了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最高检提出的“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原创：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保证广大干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每一名检察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检察官，必须时刻旗帜鲜明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罗干等同志的讲话和郭检在动员会上的讲话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使我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掌握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树立了清廉从政的意识、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执法为民的意识、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责任意识，并以我院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荣辱观”教育活动等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言行，看自己的观念意识是否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上的行为、做法是否违背了公正、规范、文明执法的要求。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历史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254-03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萌芽和产生
1949年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萌芽和产生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一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的具体产物。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主要有：
（一）人民民主理论
同志提出的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学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中明确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国家与法的学说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关于对人民敌人采取的政策和原则，这是的独创。他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在改造人的方面取得了成效，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和一批战犯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博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赞许。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人生观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首次提出来的。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这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初表述。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话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作为对我军我党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并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他又一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对无产阶级人生观所作的这些富有点的概括，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观的根本问题，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的这一思想成为我们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为民这个本质的理论基础。
（三）实践中注重立法建设，加强法治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建立社会主义的法规，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并亲自着手这方面的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1.在制定宪法中的创造。指出：“世界上的，不论是英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因此，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最广泛地组织全国各界参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2.关于遵守革命法治的问题，他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治。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治。”“法治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的这些思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和发展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展出了邓小平的法治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成为中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和发展。邓小平的法治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理论。
1978年12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不仅对过去作了科学的总结，并着重强调：“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宪法和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二）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理论，强调维护法律权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随后，中国的立法机关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一天之内通过了七部重要法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要以法律治理国家的思路。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现行宪法。新宪法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法地位，规定了社会民主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这表明我们党己经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对南方考察谈话时再强调：“还是要靠法治，搞法治靠得住些”。邓小平对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化进程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进了，写进了宪法，这是我党在法治建设方面趋于一个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法律和制度是治国的根本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以“十年浩劫”为例，强调说明法律和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制度文明。他认为应该把制度摆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通过建立健全党内各项规章制度，有效地规范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和工作规则，使党组织的运行建立在党内法规、制度和秩序的基础上，建设也就能走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制度建设开始逐步得到重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根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化时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化时期。
（一）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8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常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
从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施依法治国，对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同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
（二）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领导
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法治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保证。
（三）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的吸收继承了中国古代以及西方的治国理念赋予法治德治以新的含义，在党的工作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选择。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解进一步深化。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时期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主要有：
（一）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经验、教训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又一次大飞跃，它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共同树立了当代中国法学史上第四个里程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标志着党和国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律的深刻认识，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具体内容，是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与各省党委负责人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2007年，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依法治国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至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上了正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相结合，逐步探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07年6月25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是两个内容互相衔接的科学命题。在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认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
（三）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与国家的思想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时期。
总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历经萌芽和产生、确立与发展、深化时期、成熟时期，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党的四代领导集体都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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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4
一、德治、法治思想的学界观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337页)江泽 民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揭示，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达到了一种新的理性 高度，它既与传统治理遥相呼应，又有其独特的时代创新精神，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 关注和深度研究。就目前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观点概括为以 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德治国”的基本主张就是“政府以道德为手段治理国家 ”。道德具有调整人的行为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挥道德的作用 ，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谓德治，是在通过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稳 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需要道德在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 化生活等领域发挥教育和协调作用。”(王小锡主编：《以德治国读本》，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1，59页)这种观点坚持，法治具有强制性，它可以限制人的行为而不能改变人 的内心思想，道德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法律不具有的特殊功能，“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惟有从思想上改造人，才能最终达到“有耻且格”。这显 然是一种工具主义德治观，它一方面将道德作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它以追求社会稳定 、实现政治统治秩序为要务，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将道德理解为狭义的道德规范，没有认 识到道德的多元性。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规范，道德还是一种价值理念、社 会精神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德治强调的是一种民间治理。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 国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马戎：“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 92，2)这是一种侧重于私人的、精神的而非公共的、行为秩序层面的德治观。它将德治 限于类似于西方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德治”，是区别于政治层面的民间“小传统”的伦 理规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宗教相关的“宗教”。“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 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 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 更浓。”(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40页 )从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分析理路出发，德治的治理主要立足于社会非政治(政府)层面 ，这合乎于德治的自律性特质，且“德治”的“治”不仅仅指政府“治理”社会的规范 或原则，可以有更广泛的内涵。但仅仅将德治局限于民间治理，则面对复杂的社会公共 关系，如何凝聚共同体的生命力，是值得反思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 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95页)德治还需要发挥在一个共同体内 起到预设公共精神空间的功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 of moral)是与法制 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调德规优于 法规、道德高于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它则是以道德规范作为事实上社会的最高规范体 系。”或者说，“广义的‘德治’是指，凡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政治 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应有功能，以达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目的的国家控制模 式。”而狭义上的德治是指，“仅依靠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实施统治的 国家控制战略”(冯振萍，陈路芳：“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广西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2，1)。这种认识是与德治具有关联性的德法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的。同时它 也认识到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广义德治观认为 德规高于法规，这显然是受康德道德观影响，认为法只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特 殊的形式和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却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法的区别，即法具有道德所不具 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的技术规则。同时以社会秩序为目的，没有考虑到德治要解决 人的内心信念的问题。人的主体内在价值的培养，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决不等同于社会规 范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首先是治官而非首先治民。德治的内涵涉及四个方面：一是 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二是教化；三是治者的道德垂范；四是在法与道德之 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上海社科院2001年3月10日“学习江泽民同志‘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自 身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种观点的思维定式还是沿袭古代中国德治的“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对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对社会的稳定起 着关键作用，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忽视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 正性，历史证明，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之个体道德而无外在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同时 ，如果将作为官员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这决非是康德意义上出于责任的那种高尚 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页)，而不过是降低 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罢了。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是“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 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一种社会美德的寻注。而这后者正是德治的精神实质 之所在。
基于以上对当前学界德治思想的简单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理论界对德治思 想的研究态度是积极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学界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首先，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在这种工 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德治观中，强调更多的是德治如何为政府统治或治理服务，而有意无 意地忽略了德治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终极性价值追求。其实这是对“以德治国”理 念的片面理解，“以德治国”理念应该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既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政 治功能，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从而在目的和手段的结合点上达致‘ 有德而治’与‘有治而德’的有机统一”(张晓东、李兰芬：“‘以德治国’谁为主体 ”，《道德与文明》2002，2)。
其次，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泛政治倾向，而忽略了德治思想深刻的价值理性 和社会信仰导向。德治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 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
再次，割裂德治工具品质和价值品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当前中国学界对 德治思想发生误解的学理根源。强调作为价值品质即实体性治理内容的道德境界层面的 德治内涵，而忽视了工具品质的制度化形式，使得德治难具操作性，这是当前德治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德治研究相呼应，理论界对法治研究也兴起了一股热潮。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治是社会行为规范体系。“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 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王建国：“人治与法治”，载 于强国论坛)这种法治观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作为被治理的人们在法治的载体——法律 面前只具有服从的义务，缺乏对法律制定的参与权的合理性、正义性品质要求的权利， 尽管它主张权利平等、权力制衡，但这不能保证人们不受法的暴力统治，存在着人人都 平等地受恶法压的可能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治法”(以法律为工具，以人为治理对 象——中国传统法家的法治即属于此)而非“法治”(即以人为权利主体，要求立法和司 法都以保护人的权利为第一要义)。其实，在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工具主义法治观，它将 法治片面理解为社会行为规范体系，而忽视对法治精神实质的探究。不同于法制的法治 本质在于主张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性品质和生存习尚。在由人治社会步入法治社会 的历史进程中，法治化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外在规则约束，而且需要克服凝聚于 人们内心深处的生存习惯，它要求人们对法产生信任和信仰，并能够通过法律获得生存 条件的保障和利益关系的正义衡平。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体现了一定价值内涵的行为组织图式。“法治是民主、自由 、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张文显：《法学基 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91页)“实现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实行 法治国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同时，“个人权威要服从于法律权威，权力要服从于法律 。”法治决非仅仅意味着单纯的法律的存在，它要确立法律的统治的治理理念。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依法而治(rule by law)，真正的法治是以法律为治国之宗旨，而 依法而治是以法律为手段。法治不仅仅是“以法治国”的意义，而且含有用于治国的法 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或理想的意思，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 的尊严的原则”(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81页)。法治既以 法律为最高准绳，同时也对法律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良之法 。不对法律提出这一合理要求，则仅仅是依法而治，排除法律的渊源这一问题，它就是 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使权力服从法律是法治的根本内涵，也是法治的神圣使命。这是 从法治的实质层面上探讨其价值取向，法治的价值追求是为保障民主、人权、并且要求 权力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法治所必须考虑的，法治的实质正义与 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形式正义都是必需的。这是一种试图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秩序与社 会生态系统中的广义的法治观。它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这是对法治 精神的揭示，但缺少程序化的实施标准，而程序化讲求的是既要存在着对正义结果的衡 量标准，又要具备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目的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在中国这种具备浓厚规则 试错(对即存规则的讨价还价、人情漫溢)环境下，程序化是急需的，也是必然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种局限于公法领域的国家治理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法治的含义有三种：一是实行宪政，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确定政治 权力划分的基本规则、确定国家活动的基本范围、确定政府作用的领域与界限；二是实 行行政法治，公共部门的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的公法约束，公共部门不能从事没有法律依 据的活动，公共管理活动要以普通法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政规章为基础，公共部门活动 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三是政府管理要以公平、统一、无歧视的公共管理为基础。” (李军鹏：“自治、法治与善治：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去向”，《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 001，1)它将法治理解为对国家政府的公权力的限制，这确实突破了中国传统法治理念 ，这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然而它难以也不能全面反映法治的真正内涵，因为法治作为一 种治国方略，决不仅仅意味着对权力进行限制，体现社会“正义”或正义观念的公法并 不能替代体现私人行为的规范的私法。治理国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这种法治是对公法 领域的公共行为——政府权力的规范，在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的同时，公民的私人行为亦 需要受到保障与规范，尽管这样并非其本质。
第四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个包含着多重内涵的治国思想。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 种意识，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即法具有 普适性和正义性；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 ，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个人为 轴心的统治方式。(刘作翔：“思想的价值与法治的理念”，《法制日报》，1999年7月 22日)认为，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然秩序，它有三个含义：第一，法治意味着对权 力的制约；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就是法律的普适性；第三， 法治意味着形式正义。(李波：“法治的意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81页) 强调法律的形式正义，它近似于哈耶克、韦伯等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观，我们可以称之为 程序性法治观。强调这一点在原本缺乏程序化法治的中国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以 之否定或忽视了法治的实体性价值。
通过以上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法治的理解也存有值得注意的几种倾向：
一是工具主义倾向，即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这种已为多 数人认可的法治观仍然具有值得研究和商榷的地方。一方面法治确实具有工具品质，它 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然而这种工具品质不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治精神工具化的 倾向在实践中往往会使法律沦为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非保障人的神圣尊严的价值 指归，这不谛于对传统法家法治的回归。
二是自由主义倾向，即把法治仅仅理解为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公权力施 加限制。当然，“法律是解放人类、增进人类自由、福祉的天使。因此，法不应异化成 为‘治民’的法。法的首要任务是‘治吏’。”(倪正茂、杨海坤等《中日法学家对话 ：法治勿入工具主义误区》，《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1日)法治对权力的限制， 对人的自由的保障是其精神实质，这是法治的深层次价值意韵，没有了法治的精神，法 治是不存在的。
三是程序主义(或形式主义)倾向，即法治程序(形式)优于法治实体(内容)。例如，哈 耶克就认为：“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 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只要同样的规则能够普遍实施，至于这个规则的内容如何倒还 是次要的。”哈耶克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下，反对任何政府的意识形态灌输。(哈耶 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77页)法律的制定不能 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政府不应以帮助人民发展起个性为名而成为一个 “道德的”机构，政府认为的道德而强加给其社会成员的——不管这种道德是道德的还 是不道德的——只要政府采取了这种措施，那政府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权力如果成为直 接参与价值分配的现实资源，则表明权力无法受到基础价值资源的有力制约，进而会产 生权力寻租现象，这实质上是法治的空乏化与德治的虚泛化。马克斯·韦伯亦认为法治 追求的是“最精确的、对于机会的可预计性以及法和诉讼程序中合理的系统性的最佳鲜 明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139页)这是“因 为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 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 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同上书，140页)形式主义法治观就其坚持程序民 主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有其合理性，但它把法治程序强调到高于法治实质并隔裂两 者关系就失之偏颇。
二、德治、法治思想的科学解读
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调整一国社会秩序的一系列规范体系，更是一种表现社会结构 的文化形态、一种人生活意义的选择。因此，一个国家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在根 本上受其社会结构样态、社会发展状况、社会成员素质、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发展态 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左右。江泽民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 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 摘编)》336页)的治国方略既是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状况的理性认知，也是对 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合理选择。
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不仅仅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规范体系，还是一种文化形态、 一种人的生活意义，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以德治国”必须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同上书，384页)理想、信念、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必须融入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 ，并凝聚中华民族之向心力。作为一种人的生活意义(meanings)，德治也就是人生社会 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及其自然形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德治还是一种强化道德价值的实 现方式，它使具有认知、激励、评价等功能的道德获得了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 的政治功能，在深层次上对“有序化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做出合理的阐 释，对政治权力提出价值理性评判的要求。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
一、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首先使用了“政治文明”一词。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并认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2002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更明确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从以上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如果说前人对政治文明的理解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构想的话，那么，我们党则把政治文明明确地纳入到了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中，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的发展趋势。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成果。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具体表现为人们在获取、运用、影响公共权力以分配利益的政治过程中的文明程度。从静态的角度看，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结合的产物，是特定精神文明的凝聚积淀，又是以特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和载体的制度文明；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政治文明是一个具有多因素、多层次的系统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相对独立的形式。但从总体上讲，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可以概括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方面。其中，制度形式的政治文明具体地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文明程度。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有关的制度，它规定一国的根本制度，支配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体制是指实行国家统治、决策和管理的体系与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范围内的具体政治形式、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及其体现的权利的配置等内容，是政治文明的主体。法律制度是国家为了调整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某一方面的行为规范的统称，政治体制的运行通常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法律制度可谓政治文明的“载体”。政治意识文明，即所谓精神形式的政治文明，具体包括政治思想、公民的政治素质、政治心理等。政治思想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思考中所形成的观点和见解的总称，是人类对政治问题的理性思考，政治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史上政治思想一直对实践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公民政治素质是指公民群体在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政治行为能力的总和，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客观现实在公民身上的综合反映。一定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可以透过公民的政治素质得到折射，公民的政治素质具体由政治意识、政治观点、公民意识、政治热情、政治主动性、公民的组织程度、政治训练和政治经验等要素构成，它与整个社会文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所具有的一定的政治认识、政治感情、政治动机和政治态度等心理倾向。政治心理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政治环境长久作用的产物，是政治文化的世代积淀，是政治文明发展状态在社会成员中的直接的微观表现。政治行为则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它一方面是对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意识，完善了政治制度。所以，政治文明的建设实际上就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目标的达成与实现。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
政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文明作为文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体现与展示，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政治文明，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相对独立的形式。我们要建设的是高度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这一深刻的论述，实质上亦指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内涵。
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应该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亦是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我国政治文化的建设，正如社会的改革实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因此，决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政治文化、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首先意味着对政治权威的制约，但制约的前提是权威的存在，没有权威就无所谓制约；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权威。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类政治文明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社会主义国体确认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的民主。在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上，社会主义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取向，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趋向了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道路。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规范有序的政治生活和生活环境的需求，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体现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活动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地位。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途径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有机部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即意味着对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的规范、引导和不断发展与完善。
1.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是强化政治意识文明的关键。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实施，而民主政治的实施依赖于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素质，否则民主政治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素质，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关键，同时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先导。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全体公民有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以无限的创造精神自觉地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用诚实的劳动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这就要求着力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公民政治素质是公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升华，集中体现为公民能自觉理解和正确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全局性利益关系，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有顾全大局、识大体的气质，有浓厚的民主意识，有高度遵纪守法的观念，以及为民族、国家勇于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提高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素质的途径很多，而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就是通过将社会的政治信念、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等灌输给社会个体，将个人培养和训练成为有政治意识和为特定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的社会成员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即公民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性的学习，对于稳定政府至关重要。政治社会化通过给社会成员灌输政治系统的主流价值，使社会成员与政治系统联结起来，使社会成员履行其应承诺的角色，进而维持政治系统与政府的运作，并使其合法化。学校由于其特殊的教育功能而成为政治体系培训公民的重要媒介。但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信息的层出不穷及整个社会变更速度的加快，在对公民实施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拓宽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与媒介，如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在推进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大众传媒对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引导和感染，同时，政府组织在现代社会也不可避免的成为政治社会化的机构，因而，必须不断提升政府的态度、政府成员的行为、政府的公共信息以及政府的宣传教育，从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提供直接的榜样和示范力量。
当然，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素质，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从而为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物质保障。当公民还承受巨大的生存负担，为生活资料日夜奔忙时，公民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有字面上的意义。同时，还需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公民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逐步养成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在经济上脱贫的基础上，实现思想理念上的“脱贫”，从而提高政治意识，增强对政治生活参与的动机并保持健全的政治心态。
2.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构建政党行为文明，是建设政治行为文明的核心。政治行为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和具体体现。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和关键环节，但政治行为并不仅仅体现为政党行为，在现代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亦影响到政治文明的发展。因此，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构建政党行为文明，是建设政治行为文明的两条基本路径。
第一，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解释，政治参与(political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政治参与是一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现象，在不同的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不同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外观。但就总体而言，公民政治参与的状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参与人数、参与渠道、参与层次和参与强度。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状况来看，自孔孟以迄黄梨洲、谭嗣同，一直有极强的民本思想贯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民有(ofthepeople)的观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肯定了民享(forthepeople)的思想。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有“民有”、“民享”的观念，但却无“民治”内核。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属于“臣属文化”(subjectculture)，即人民缺乏参与政治的取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极其注重提高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鼓励群众在实际行动上踊跃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方式不乏值得加以总结的经验和应该铭记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利益关系、权利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些变化，使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过程变得日益复杂起来。一方面，随着政治开放性和透明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被吸纳到政治生活中来；另一方面，随着利益分化和利益关系的重组，人们介入政治生活的动机和对政治系统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复杂多样。这样的社会背景条件，对于我们今天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提出了两个要求：(1)要加强对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的引导，从空泛的教导公民有管理国家的权利转移到教导公民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建立和完善政治参与制度，充分发挥公民团体的作用，摆脱公民团体有名无实的状况，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切实的法律保障，使公民团体真正成为社会公共权利中的“搏弈”主体。以法律引导和规范政治参与，对于政治稳定的保持和民主的发展具有首要的和最终的决定意义。一方面，可以使公民在政治交流中充分释放怨气，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亦可使公民充分发挥对政党及政府的监督作用，从而有效地预防一定的程度的政治混乱和失控，甚至政治动荡，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可以使公民和政党及政治权力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从而形成共识；也可使公民通过合法的参政，成长为积极、主动行使政治权利并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进而对政府认同并产生归属感，增强政治体制的活力，有秩序地推进政治参与，发展政治民主，这才能保证政治意识的正确方向，才能形成适合时展和国情的政治意识。(2)要理性的界定公民政治参与的模式，规范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在一个国家中，公民愿意关心政治，愿意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当然是一件好事，是公民民主意识提高和民主基础扩大的一种反应。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公民大规模地、主动的参与政治也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构成挑战，特别是当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还处于调整之中，其发展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等西方政治学家在对政治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中，曾提出过“参与危机”或“参与爆炸”这一类概念，其基本观点是：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会促使其社会挫折感的增加。这种社会挫折感促使人们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并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以满足这些要求。但由于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很难完全通过合法渠道予以表达，也很难在政治体制内部得到协调与整合。因此，政治参与的急剧增加会引起政治的不稳定，也就是所谓的“参与危机”。西方学者所分析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政治状况，但他们看待政治参与问题的角度却值得思考。按照现代政治科学的观点，要使民主正常运作，公民的参与应该是“间隙的和潜在的”，民主是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心理联系，约束着政府成员的行为不使之失当，正是人民对政治的态度，使政府成员获得“预期反应规则”，从而使民主的政治文化成为可能。
第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构建政党行为文明。在现代社会，政党由于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位置，成为社会政治行为文明的中间环节和实现形式，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党文明，以及这种文明发展到怎样的水平，就有怎样的社会政治行为。所谓政党文明是指政党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所具有的优化发展的能力和达到结果状态的水平。这里所指的政党主观文明涉及政党的本质及其政党职能、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安排和政党监督等问题；政党客观文明主要包括政党存在、发展与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外部环境等问题。政党文明还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加以透视：作为微观层面上的政党文明是指某一政党的基本制度规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和实践形式问题；所谓中观层面上的政党文明指因阶级基础、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性质的政党；所谓宏观层面上的政党文明指政党一般性或政党普遍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党，也不论这个党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都同样面临着政党地位、政党职能、政党关系和政党运行等现实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领会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也就是说：在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社会，党的有效领导和与时俱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第一次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推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所以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优良传统。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为此，作为执政党，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发展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党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规定性出发，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使党的执政不仅能有效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二是发展党内民主，建设高度制度化的中国共产党。党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发展，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资源，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三是全面提高党依法治国的能力与水平，从根本上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当前依法治国的新形势要求党的执政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法治状态下，党的执政原则就是依法执政，即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和运用法律这个中介而实施执政。依法执政是我党执政方式转变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为此，党要注意维护宪法的权威，这是维护党的权威的新途径；同时，还要注意政策的合法性并注意监督自己行为的合宪性。
3.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强化政治制度建设的中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丰富的内容，但其核心和精髓则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对于民主政治，我们有许多的经验和探索，但对民主政治仍然存在一些简单化、表面化的理解，如将民主政治当作一种作风，认为民主政治就意味着领导者的开明和让大家都有发言的权利和机会，等等。事实上，民主政治的关键更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因为，民主如果缺乏制度化的内容，就难有保障，而只有制度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有鉴于此，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就是按照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所提出的，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要落实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并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利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这种民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和必然要求。
因此，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基本内容就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也就是要依法治国。民主与法制共同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和标识，法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以民主的不断发展为基础和条件；而民主的不断发展又必须以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保障。正如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所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正统一。”而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不因领导人个人思想、观念及及倾向性的改变而改变。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实现权利运行的法制化。而政治权利运行的法制化则具体包含着政治权利形成或产生的民主方式、政治权利运行的制约机制以及权利监督机制和权利运行的程序规则。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最好的一人还是由最好的法律统治较为有利?”他认为法律是“没有感情”的，因此可以做到“毫无偏私”，而哪怕是最好的人，也容易因感情而损伤判断力。因此，从这一点看来，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有偏好，但它毕竟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产物，而法律一经产生，就不会因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政治权力形成或产生的民主方式即意味着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权力机构和领导人员要尊重人民的选择，要对人民负责，这也正是人民主权思想的要求。政治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即意味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全面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活，直接关系到国家权力的行使，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如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及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等等。但是，人大制度的实施与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要求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特别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和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的种种优越性在实际生活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展现，人大体制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与完善。
权力监督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又一个突出内容。如果说，权力制约机制主要指横向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权力监督机制则是既有横向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权利和权力对各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关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一个重要内容的权力监督机制的实质在于：权力监督机制作用的实现和真正发挥其功能，必须有必要的透明度，否则势必产生政治腐败和权力腐败。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是指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要克服各种各样特权现象的干扰，要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主政治的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西方学者曾对全球64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追踪调研，结果发现这64个发展中国家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后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有的国家步入发达国家之列，有的国家走向新兴工业化的道路，有的国家仍然维持原有的发展状态。究其原因则在于走向发达的国家通常拥有清明的政治和高效的政府，而仍然在不发达中徘徊的国家则是一个腐败的政治和无能的政府。因此，加强权力的监督机制，清廉政治是推进政治制度文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条件。
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作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概念，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现代化”表明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有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承接传统社会的合理因素并逐渐将其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它把现代以前不曾产生的强大的科技革命和知识系统转换为生产力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引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领域的“腾飞”式的发展。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经济的高速的持续的增长，但现代化决不等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综协的整体”，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政治的现代化，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以及政府能力的有效性等等。党的十六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已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视为一个全面、完整的指标体系，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不仅包括经济的制度文明，也包括政治的制度文明；不仅包括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所宣传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也包括执政党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的现代化追求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追求。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愈益凸显，与此相适应，政治多极化不可阻挡，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现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是继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文明，都将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经受冲击和考验，而决定自己的历史命运。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政治发展规律的总结，更是基于现实和未来政治的发展所做的回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必将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培育更理想的社会秩序，创造更为安定的政治环境，并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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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6
一 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和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文明”这个范畴，当然不是个新的范畴，因为，在 此前，江泽民同志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运用 了这个范畴，并且做了界定，他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在以后的 文献中则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要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就必 须正确理解“法治”的本质。
什么是“法治”?“法治”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的法治，是 有特定的含义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各个时代的“法治”概念，人们赋予 它的含义往往是不同的；而且，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法治”的理解和运用 也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和法治思想，是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中提出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法治主张：国家和统治者必 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每个公民都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如 果违法，都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法律面前国家与个人是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建 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法治与民主结合起来，把这种法治思想主张用一种稳定的政治制 度固定了下来。应当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情况说明，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的法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不仅是一种思想主张，而且也同时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一 种政治制度中的体制状态，如果从统治方式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状态。由此看来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制度、体制，因此“法治”是思 想与制度(包括体制)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在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运用“法治” 的概念，也可以在制度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运用“法治”的概念。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 所说的“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概念的内涵和现代法治思想，也 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著名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治”(rule of law)这个概念 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 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 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 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这部权威的法学辞典认 为；“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 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 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p790)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本质上说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应当首先说明的是，我们在 这里所使用的“人治”这个概念，完全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理解的：而“法治”则是在肯 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治理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上，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 其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看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当着法律与领导者的个人 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最终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高于法律。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人治，就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领导者把个人的主观意志 置于法律之上，国家的一切大事实际上是由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 决定。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同时正确地反映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么，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什 么呢?这就是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尽快消除封建主义人治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这就是说，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人治的政治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建国以来， 虽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法制建设，进行了司法改革，制定了一部分法律法规，但是由于 “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高度集权的人治下，出现了政治上野蛮，无序 、混乱的社会状态，使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 无政府主义局面。这样，无政府主义与集权人治就构成了一种恶劣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人治之下，由于法制废弛，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社会主义社会正常权力结构被严重毁坏，在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人权遭到 践踏、正常权力结构体系遭到毁坏这样的状态下，还有什么政治文明可言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社会主义法制。这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总结建国 以来，特别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之前，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他所作的《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对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十 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在会议公报中第一次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 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 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 ，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 之上的特权。”同时还强调指出：“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从会 议公报对问题论述的明确深刻性，从这些论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这的确说可以是 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伟大历史转折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由人治走向 法治的问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邓小平在1986年9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一 次重要谈话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 和政府的关系。”[2](p177)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 ，这对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法治意识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有重大 意义的。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解决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 国家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是普 遍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国家化、行政化，实质是在实行人治。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 教训，后来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考验，使我们党下定了决心，必须实行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六大报 告中指出的：“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 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的这个概括中可 以看出，社会主义法治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基本要素。
二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
从人治转变为法治，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和国家在 治理方式上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所以 ，法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标志，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而这个要求的实质内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根据对建国以来 的经验教训总结，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 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在理 论上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战略方针的思想内容。
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或体制的法治，它要发挥自己的特殊 作用，就必须有它的实践形式。在我国社会中，这就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 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 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 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 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括，既是对“社会主 义法治”基本要求的一个科学说明，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特征的深刻阐述。
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各种机关 、团体、政党和个人的政治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最高准绳，都必须服从法律，实际上 就是要服从人民的意志。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国家至上”，“政党至上”的观念。每个 人都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 组织和个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意识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法律制度也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是表现在整个社会 法律机构的专门化，法律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性。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立法、司 法、检察，都有专门的机构独立地行使其各种法律权力。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行 使，不受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宪法和法律具有相对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除了国家立法机关之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宪法和法律 。没有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根据和来源都是宪法和法律，所以任何权力都 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总之，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
其次，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法治化。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是该社会民主政治发 展程度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因而也是该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由 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使社会结构日益法治化，而这种法治化了的社会结 构，就使各种不同权力主体的性质和地位。具有了确定的法律依据；各种权力主体之间 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交往，有了正常的法律规范。这样 ，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权力主体、政治权力主体、国家法律权力主体和国家行政权力主 体之间，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职能明确又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 关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法律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企 业、政党、社会团体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逐渐建立起了法律关系。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7
【关键词】法治建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法治建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完备的法制理论，有适用的法律和相应的司法活动，这些都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现实地看，不能就法治而法治，应当将依法治国与中国梦、小康社会、执政兴国、国家治理等联系起来，在与民族复兴、国家进步、社会文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联中发现和突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义。从广泛意义上讲，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与法治中国建设紧密关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将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各类工作纳入宪法框架和法治轨道，为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律保障。从实际意义上讲，法治关联着民主、关系着民生、维系着国家的稳定。
（二）法治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
国家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同时也是法治现代化，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建设要符合时代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治理制度的创新发展始终与法律制度体系完善发展同步，与全面深入推进立法体制、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相适应。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法治是治国基本方略，法治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善于运用法治治国理政，更加重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科学论断和实践充分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表现为国家治理法治化，并通过法治化引领和保障现代化。
（三）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改革不是无秩序、无保证的改革，深化改革必要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和推动改革的新突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现途径
（一）树立法治理念
理念先行，法治理念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过程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执法为民：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执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必须时刻谨记我们代表。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人类与身居来的本性当中，公平正义是最重要的组成方面。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以来不断坚持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社会主义法治必须服从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之下。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二）维护宪法的根本地位
宪法是我国各项活动的根本准则。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宪法为最高准则。首先，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其次，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再次，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三）完善法治执行和监督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无论在直观上，还是参照国内外法治评估数据，我国法律实施的情况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把宪法和法律当回事、不给宪法和法律留面子的实例比比皆是，为了克服这些现象，保证法律有效实施，必须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是指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构成的更加严密的监督体系，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强调监督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形成对法治运行全过程全方位的法治化监督体系，督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实现，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
（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
法治和德治在治理国家时是可以统一的。在治理国家时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所以必要，这是由于法律与道德具有同一性，法律是道德的制度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治和德治的这种同一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从法律规范的来源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其次，从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来说，宪法和法律是其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依据，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其取得并巩固执政地位的道德前提。再次，从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来说，宪法和法律是其行政行为的根据，而道德则起补充作用。最后，从社会功能来说，法治的社会功能是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秩序，德治的社会功能是在此基础上引导民众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
参考文献：
[1]井琪；关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4，12.
[2]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08.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8
一 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和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文明”这个范畴，当然不是个新的范畴，因为，在此前，江泽民同志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运用了这个范畴，并且做了界定，他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在以后的文献中则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要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就必须正确理解“法治”的本质。
什么是“法治”?“法治”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的法治，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各个时代的“法治”概念，人们赋予它的含义往往是不同的；而且，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法治”的理解和运用也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ruleoflaw)概念和法治思想，是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提出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法治主张：国家和统治者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每个公民都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如果违法，都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法律面前国家与个人是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法治与民主结合起来，把这种法治思想主张用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固定了下来。应当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情况说明，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的法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不仅是一种思想主张，而且也同时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中的体制状态，如果从统治方式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状态。由此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制度、体制，因此“法治”是思想与制度(包括体制)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在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运用“法治”的概念，也可以在制度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运用“法治”的概念。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概念的内涵和现代法治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著名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治”(ruleoflaw)这个概念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这部权威的法学辞典认为；“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p790)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本质上说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应当首先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人治”这个概念，完全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理解的：而“法治”则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治理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上，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其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看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当着法律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最终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高于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人治，就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领导者把个人的主观意志置于法律之上，国家的一切大事实际上是由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决定。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同时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么，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尽快消除封建主义人治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说，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人治的政治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建国以来，虽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法制建设，进行了司法改革，制定了一部分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高度集权的人治下，出现了政治上野蛮，无序、混乱的社会状态，使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局面。这样，无政府主义与集权人治就构成了一种恶劣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人治之下，由于法制废弛，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正常权力结构被严重毁坏，在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人权遭到践踏、正常权力结构体系遭到毁坏这样的状态下，还有什么政治文明可言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社会主义法制。这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之前，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他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对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在会议公报中第一次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同时还强调指出：“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从会议公报对问题论述的明确深刻性，从这些论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这的确说可以是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伟大历史转折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问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邓小平在1986年9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2](p177)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这对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法治意识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解决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是普遍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国家化、行政化，实质是在实行人治。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来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考验，使我们党下定了决心，必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的这个概括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法治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
二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
从人治转变为法治，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和国家在治理方式上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所以，法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标志，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而这个要求的实质内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根据对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总结，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在理论上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战略方针的思想内容。
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或体制的法治，它要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就必须有它的实践形式。在我国社会中，这就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括，既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的一个科学说明，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特征的深刻阐述。
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各种机关、团体、政党和个人的政治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最高准绳，都必须服从法律，实际上就是要服从人民的意志。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国家至上”，“政党至上”的观念。每个人都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意识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法律制度也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是表现在整个社会法律机构的专门化，法律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性。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立法、司法、检察，都有专门的机构独立地行使其各种法律权力。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行使，不受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宪法和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除了国家立法机关之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宪法和法律。没有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根据和来源都是宪法和法律，所以任何权力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总之，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其次，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法治化。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是该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因而也是该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使社会结构日益法治化，而这种法治化了的社会结构，就使各种不同权力主体的性质和地位。具有了确定的法律依据；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交往，有了正常的法律规范。这样，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权力主体、政治权力主体、国家法律权力主体和国家行政权力主体之间，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职能明确又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法律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企业、政党、社会团体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逐渐建立起了法律关系。
再其次，是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所形成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由权力运行机制的人治性质转变为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依法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行使，实质就是依法执政；经济部门即有法人地位的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行使，要依法行政；国家法律机关行使法律权力，如立法机构、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同样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不同性质的法律权力，这样，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过程中，就排除了对权力正常运行的非法干扰。
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交往过程中，要有确定的法律权力中介。这实质上是任何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都要受通过法律权力中介而形成的不同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一般来说，在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各种权力主体之间是没有直接的行政性质的隶属关系的，而且，没有特殊的情况，权力主体之间也不能直接行使权力。我们所说的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同时，不同权力主体之间互相行使权力，必须成为一种法律行为，不能是直接的行政性行为。比如说，执政党要使自己的某些政策主张在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实行，那就必须把自己的这些政策主张提交立法机构，变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法令，由相应的国家机关去执行。这就是说，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不能直接向政府或企业发号施令。同样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向作为经济权力主体的企业发号施令。当然，法律机关对其他机构行使法律权力，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法律机构的权力也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实践证明，这对于清除各种特权现象，克服各种形式的腐败，是一种有力的法律制约机制。
三 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同样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就是要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那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3](p333)
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制度改革，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讲的“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还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等等：如果从广义上说，这里所说的“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的一些环节。概括起来说，这里所说的制度改革的“制度”，实质上是指社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秩序、权力运行机制。
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民主程序原则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是走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p146)这就是说，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克服国家管理和党的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弊端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非常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化。
一般来说，程序性原则，实质上就是对于进行某种事情在空间、时间上的规则性要求，以保证事情进行的有序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合法性。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原则，也是这一类性质的要求。程序本身是一些形式上的规定，或者说是形式上的民主，但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定，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没有完善的程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过程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它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向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现代水平前进。而民主政治过程的这种制度化、法律化，即民主政治的稳定的法律形式，对于保障实质性民主内容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民主制度的程序性原则，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也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它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权力主体在其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保证权力主体对被授予者权力的制约，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看在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严格遵循法定的授权程序。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本身是一种民主的授权形式，所以，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授权过程，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民主程序。授权程序，也是一种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
再其次，是健全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此就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实践证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或者说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要不断增加政务活动和组织干部工作的政治透明度。程序上的公开，是群众能够实现监督的前提；而政治透明度的增强，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治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注：
[1]《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9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我们党在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将加强法治建设提到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在深入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我国“”破坏法治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在设计和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中，邓小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必须“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为什么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强调法治？邓小平尖锐指出，因为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和领导制度中的弊端，“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并且“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因此应该特别注重民主和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今天重温，仍然令人发聋振聩，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啻是我们深刻认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直接指针。
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将依法治国内在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范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经过不懈努力，到2010年，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依法治国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这些重要决定与论述，明确界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深刻揭示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根本指针。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的联系，突出体现在加强法治与发展民主的有机统一上。实践反复表明，能否处理好加强法治与发展民主的关系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历史征途上，这个问题仍将牵动全局、涉及根本，必须科学认识、全面把握。
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
民主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无论是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还是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抑或是作为社会状态和人民权利的民主，都离不开一定的制度和法治作保障。现代民主与现代法治更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游离法治轨道和法治保障的民主，势必沦为街头政治甚至“多数人暴政”，这是为当代各国政治发展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规律。正是在总结现代民主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发展民主与加强法治必须有机统一，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确保人民享有当家作利。要有效地实现这一本质，就必须使民主在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法治中运行，从而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否则，实行所谓“大民主”，搞无政府主义，制度疲驰、法治懈怠，最终受影响、受侵害的必然是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所以，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调：“发展人民民主必须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坚持民主与法治有机统一，在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中健全法制，在依法治国中切实保障人民民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项重要原则，必须长期坚持。
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成功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其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鲜明标志，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的重要体现。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以民为本；社会政治观；政治观
abstract:themarxismpoliticsviewhasexperiencedfromthesocialclasspoliticsviewtothesocialpoliticsviewevolution,thisisthehistoricaldevelopmentprogress.takethepeopleasthisthoughtpenetrationinwhich,andbecomesitscore.wewhendevelopmentsocialistdemocracymustconsidertakethepeopleasthebook,andinstructsourpracticewi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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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以其科学性和人文性揭示了以民为本思想在政治观视角上的独特意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的分析，推导出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对于我们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开始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其整体制度矛盾开始暴露，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与革命形成了第一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早期曾认为：“人就是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政治是作为一种国家统治形式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都是社会问题。”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的政治是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国家形式的政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都只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掩盖的是各个不同阶级真正的斗争。
在此后的阶段，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与发展并存的两种趋势，马克思认识到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但是，作为具有彻底社会性的阶级，不应该只是同资产阶级搞政治对立，而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同历史联系起来，同社会联系起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策略，灵活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
七十年代中后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变革辩证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和考验。马克思针对时代，从人类学和史前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视角，力求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原理。他们以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历史的整体观，对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共同体权力、原初社会的“民主”生活方式所作的系统考察，为对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他提出，阶级后社会中，政治就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式的、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后，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国家的政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政治现象。”并创造性的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认为，政治有着广泛的内容。他在这里从政治依存的经济基础，论述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连，成为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这为我们解读非阶级社会的新型政治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在1958年1月明确提出了非阶级政治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历史条件下，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技术革命上面。”政治应该是人民内部关系。斗争和革命仍然而且始终会存在，但是将会是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先进落后之间的斗争，是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这些非阶级性的政治，当然是社会化了的社会政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中国大地，邓小平围绕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创造性的继承了政治理论成就，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大局就是政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从而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社会主义政治观高度发展。邓小平提出，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国的形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政治路线。并用它来指导中国当今的改革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实现了实质性的飞跃。社会政治观弥补了阶级政治观的不足，正以蓬勃的生机指导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探索。
二、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是通过多数人的统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国家形式。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反映了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
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是以特定政治统治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具有民主和的不同功能。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的敌对分子实行。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利益关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以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参与政治生活。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不断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确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权力，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的最高利益和政治生活的最大价值取向。
所以，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背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就不够社会主义的格，也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表现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的政治建设必须按照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来进行。
(二)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政党条件。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解决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都有原则上的区别。国家权力是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政权组织由公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获得授权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以强力为依托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比普通群众更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而，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对政权机关和社会实行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社会政治生活确定价值、方向、目标和重大政策。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因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立足点和归宿；民主要求法治，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的法律主治；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而党的领导的实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的体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合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逻辑要求的路向。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要以法制作为实施条件和保障。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地要求实行依法治国，实现民主政治运行的法治化。实行依法治国，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法治使人民意志上升为法律，实现人民。法律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现，是由人民通过一定程序来制定和确认，而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以专门法律保障人民各项政治权利的实现，同时惩罚一切侵犯人民政治权利的行为。
第二，法治能够体现和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化。现代民主的普遍形式是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制。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代表来行使。这种情况意味着在政治权力的持有者与受托行使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隐含着某种政治失控的危险，即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而是凭掌权人的意志、情绪甚至利益而运行，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
第三，法治可以形成和维护民主政治的秩序，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法治通过宪法和根据宪法原则制订的各项政治法的实施，不仅使民主政体的结构得到确认和加以有效保障，而且政治结构框架内的各种政治关系成为法律关系即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有序运行。立法机构依照法律程序立法；行政机构要限制自由裁量权，依法行政；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民主政治的法治化同时蕴含着政治社会化过程。法治对社会政治行为长期的规范和引导，使人们认识民主政治的规范并内化于心理之中，逐步形成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
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相契合。法治支持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形式；而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可靠的法治。民主内含着通过法治来实现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保护。
三、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从阶级政治观逐步发展到社会政治观，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演变成为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邓小平曾说：“中国最大的政治应该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大局。”正是基于此，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的一切，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的历史。因而，是否自觉树立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做到亲民、爱民、为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他设想,人民完全民主代替了阶级的统治；“自由人的民主”完全代替了国家形式的民主；社会性质的权威代替了强制力的权威，实现政治回归社会。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全面社会化。以至于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存在，并坚持在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最后解放自己的原则，实现人类大同的最高理想。
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绝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社会政治观即是,“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
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种指导思想，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观。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坚持这样一种政治信仰，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践“三个代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2、《选集》第3卷
3、《列宁选集》第4卷
4、《邓小平文选》
5、《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