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1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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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转贴于论文联盟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转贴于论文联盟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转贴于论文联盟
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2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转贴于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郁建兴，《哲学研究》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转贴于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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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3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4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内容；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法律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法的价值；可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⑥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从现代法治的角度，从与“权利”有所区别的角度看，权力从政治学和公法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民主权”中的国家权力，正如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的“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⑦；毛泽东主席曾特别强调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看，本人认为，不可以将权力“泛化”，而应局限与特定的层次上，如国家或社会，或社会组织等等。权力泛化的结果就是“不受制约”。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中，“家国同构”的集权条件下，统治者行使一切权力，包括享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则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履行所有的义务，这就是法律角度分析阶级划分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理解权力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各国及各国内不同社会阶层普遍存在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权力的功能、社会价值及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作用，这样才能体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真正理解“权力”与“权利”各自的内涵。
本人认为，从法律范畴的对应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已成为共识，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太大争议。从这两对范畴的不同中，本文归纳“权力”与“权利”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权力”与“权利”的所归属的理论层面不同。“权力”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power；意为“有效地执行或行动的能力或才能，力量”，“强力施加或能够被施加的能力或力量”：“实行控制的能力或官方的权力、权威”：“有势力者，有力的组织，强国对他人或他国具有极大影响力或控制力的人、集团或国家”：“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或类似集团的势力”等等。“权利”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right；主要意为“正当的，正直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可相符合的”：“正确的与事实，常理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正确的”：“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等等。语言是文化思想的外壳。可以说“权力”概念的上述涵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所归属的理论层面应在政治学、公法学、社会学等等范畴；权利概念本质上具有更多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力量、势力和影响力的体现；而“权利”则更具体，表现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层面，体现在“私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用“公权力”和“私权利”直接将二者区分开。2.产生的基础不同。公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权威、势力，是与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的同时产生的。只不过人类产生之初权力没有法律规范的意义，而是人类劳动中共同战胜环境中的危险、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数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总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升华。在法律产生之后集中体现于国家权力、民族力量；公权力必须以一个国家民族可支配资源的多寡为基础，换言之，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虽然其产生于经济基础。私权利作为每一个自然人、社会组织的主张、自由、合法的要求等，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法律产生之后，法学家们在总结概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同于道德、习惯等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权力的认识，私权利的产生基础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是“商赋”，而不是“天赋”；可见私权利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但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其具有主观性。3.对应的关系不同。公权力对应于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一切社会责任；私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无无权利的义务、无无义务的权利”。4.主体不同。公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人民、民族，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任何自然人个人不能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只有该个人依法获得了各类组织的相应职务，在履行公职过程中才能代表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私权利的主体与相应的法律关系层次对应，即有多少种法律关系，就有多少私权利的主体。5.实现的途径不同。公权力从其产生，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各民族的现状可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较量的产物；私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相对稳定后，权利主体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的。6.法律后果不同。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公权力主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放弃和滥用、转移权力，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私权利主体在不违法和不违背公俗良序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转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三、梳理“权力”与“权利”的条件
上述浅显的分析，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认识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现代法治观念的大环境。
（一）加大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
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大量国外的法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时，“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就悄然开始了。但至今尚有许多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本人在教学中使用过的不同法理类教材观点不一，因此本文斗胆在诸多理论高手面前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点事情。
（二）提高研究者的综合素质
现如今一种社会现象：是个识字的人就要著书立说，观其书名令人眼睛一亮，翻开一看令人后悔不绝；因此，本人以为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是今天各社会阶层人士中最有必要尽快提高的。研究法律的学者，其知识结构不应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修养。如马克思，上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却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才能留下传世之作；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但研究问题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只有提高了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视野才可能拓宽，理论层次才可能深入，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才可能走到一个平台上，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和使用才可能趋于一致。
（三）立法者应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基本统一
翻看现行法律文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5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群众自治；研究述评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治理”的概念就被世界银行正式提出，此后，“治理”就从经济领域广泛运用到政治领域中来。随后，在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的概念下了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也是目前对治理做的比较有共识的定义。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含义
我国关于“治理”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俞可平教授提出的，他最早把“治理”引进我国的政治研究和国家治理当中，并推广及应用。现在我们提出的关于“治理”的概念不仅是从国外引进的，它在我国也是有历史根源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圣贤们就对“治理”有所论述：《孔子家语》中也谈到了“昔欲使官府治理”；《荀子》里面就提及到：“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等。历代圣贤和明君都曾反复强调“天下大治”的理念。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党和政府提出了国家治理的创造性思路和社会治理的建设性思路。并且强调性的指出，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或者单方面的活动与控制过程，而是一个多元参与、多方互动的过程。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点，它是特指由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市辖区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所主导、由社会多方参与的，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和过程。[1]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
（一）党组织
基层党组织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灵魂和核心，基层党组织不仅要发挥好其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更应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不断实践，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其次，党组织的法治建设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基层党组织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水平，因此，基层党组织应积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法治化的思想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战略部署之中。我们应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法治型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带领基层干部树立法治观念和法治为民的意识，积极指导政府建设力量下沉、重心下移的法治工作机制，提高基层政府部门的依法办事能力。
（二）政府
基层政府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法治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基层组织机构的法治化建设和。我国基层组织机构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基层组织机构结构不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不到位、法治工作的后勤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基层政府应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着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提高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基层政府应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要创新并完善社会治理的各种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努力在改革发展中解决矛盾，促进基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努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水平。其次，是加强干部队伍的法治化建设，改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不足的问题，大力培育优秀的法治建设人才队伍。推动法治干部队伍下基层活动。基层政府应增强干部队伍的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推动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要积极引导、推荐优秀法治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或驻地服务，让基层法治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为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更多的宝贵经验和财富。最后，要不断增强基层司法机构和监察机构的建设，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的力量，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从多维度来建立起农村基层法治网络。
（三）基层群众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保障基层群众自治权的一项我国的政治制度之一。基层群众自治权是受我国宪法承认的，同时也是受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规定的我国基层群众都应享有的权力。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基层群众自治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侵犯。根据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定，只要是涉及群众自治范围的改革或者创新都应得到基层群众的同意，即使是并无恶意，怀着良好的初衷，也不能以改革或者创新等名义随意侵犯和剥夺基层群众的自治权力。在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群众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应提供给群众更多的参与渠道，并给予基层群众使用其权力更多的鼓励和法治保障。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施途径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法治化
首先，健全公民民主参与社会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为基层不同阶层的群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的平台和机会，提高基层群众参与的水平，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这就需要构建基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良性沟通机制。其次，构建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综合调解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不仅要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积极预防和减少基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还必须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当前地区各类复杂矛盾纠纷多发的实际。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调解机构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的重要作用，同时综合运用民间、司法、行政等机构和部门以及教育、沟通、协商、疏导等多种办法，把各方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协调、共同化解矛盾纠纷，还应当建立矛盾纠纷综合协调工作平台，使其能有效的协调相对分散、衔接不够的基层各方力量。再次，建立健全基层民主自治的法律保障机制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基层政府要为各阶层社会主体提供自治空间，如农村要保障其村民有规定乡规民约权力，城市社区要保障社区公民参与市民公约的权力，各个行业允许其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支持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同时应当让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其积极的功能和作用。
（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法治化
近年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需求和响应上级或中央政府的号召，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纷纷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实施多种形式的创新活动，形成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转向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不可否认，这些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给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新鲜血液，引入了新的活力，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效。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些创新项目在主观上并无恶意但是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是造成了许多的不良后果：有些基层地方政府部门在未经基层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借助行政力量、甚至是采取暴力化的方式，实施一些违背群众意愿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严重的损害了我国的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同时也严重的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群众的拥护；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没有获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实施创新项目，这严重的违背了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要求，造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隐忧。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些政府部门的既未经过基层群众同意，又没有获得专门机构审批和法律授权的政府创新，实质是一种违法有违背民意的“越权”行为。所以说，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法治化应当尽快解决，制定出合理的创新项目审批机制、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使基层创新治理项目在法治内实施和体制内运作。基层政府应使基层治理创新项目既适应基层社会实际，又符合基层群众意愿，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创新项目的可延扩性和生命力。
（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人治”“德治”与“法治”
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一直受到传统礼制、习俗和乡规民约影响，一些落后的村落甚至还是由族长管理整个村务，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的改革不仅直接延伸到乡镇和街道，而且延伸到居民区和各个村落，然而，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但是“人治”仍然存在。时至今日，甚至有新的演变：基层领导干部及行政人员的“人治”。这种情况在化和时期尤为严重，改革开放至今这种“人治”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党的十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是十的新增内容，从这几个字的变化来看，法治开始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并开始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同时也反映了经过建国以来的多年实践探索，基层社会管理确实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一直存在法治与德治边界不清的问题。在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依法治理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不是最好办法，却是托底的安全线。法治不是无限扩张的，它是有边界的，尤其在处理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问题时，乡俗、情感、德治等方法可能更加有效，更加合理。所以说，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也应当与德治相结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尽可能多采用德治、同时用法治来维护公平、正义，才能更有效的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结论
本文梳理了近三年关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相关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施途径这四方面。这些总结从理论上来说，对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做了梳理，从实践上来说，使各个治理主体更加清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对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途径有更深层次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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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6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全球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
任何一个无视理论的人，都无法自诩是某一科学的高明实践者。
――康德
如康德所言，理论对于一个学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谓是搭建一个学科必不可少的砖瓦筋骨。与此同时，批判理论也同样是理论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亦然。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对于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方面――公民社会，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类行为体：全球公民社会。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思索。
一、国家中心范式的“例外”：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考察，可以按照不同层次划分为不同的研究主体，从层次上划分，行为体可以分为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从类别上划分，行为体可以划分为民族国家、次国家团体、国际组织、个人等。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考察当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其中以现实主义理论最为代表。在本文中，将探讨的视角放在由非国家构成的跨国组织和集团这一方面，在梳理全球公民社会理论的前提下，重点探讨和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这一行为体相关的内容。
（一）建立在公民社会概念之上的全球公民社会
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与公民社会的概念紧密相关。公民社会是指介于政府和盈利机构的，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行为体。说到“公民社会”，最早要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在这本书中，公民社会的概念和“自由、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这一描述紧密相关。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出现，诞生了新的行为体――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要求公民必须超越国家身份，形成另一种新的身份―――全球公民。如果说公民社会是非政治性、非经济的公共领域，那么全球公民社会则不仅超越了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还超越了国家的单位，是跨国性或全球性的世界范围内的组织。
（二）全球化趋势的必然：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
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化进程相伴相关。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进程使得人类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仿佛世界在一瞬间被链接为一个整体。“全球化时代”、“地球村”等概念也悄然兴起。全球化的现象反映了一种被普遍认同的共识：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世界经济逐渐密不可分，相互牵连，而随着经济的紧密发展，人们生活的其它方面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可分享与可交换的“生活空间”的范围逐渐宽广。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人的发展可能受到另一个人的影响，而一个地区的发展也有可能受到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生活的深刻影响。全球化在带来相互联系的基础上，既带来有利的一方面，又不可控制的牵连着不利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人口贩卖、跨国交易、恐怖主义等问题，使得全球治理得到广泛关注。而随着全球治理问题的增多且复杂，全球治理的主体也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尽管全球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基本概念也十分模糊，并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这确是全球化进程中势不可挡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治理主体之一的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全球公民社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在提出之时就经受着热烈的讨论和谨慎的对待。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往往会得出大不相同的定义，而在此定义上所衍生出来的行为模式于互动就更是大相径庭。其中英国学者安海尔在介绍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时就明确表示，在确立全球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之前要明确的就是“全球公民社会以全球化为动力，且是全球化的反应”。
二、全球公民社会的内涵与外延
实现全部自由人的联合――追求人类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旨趣和目标。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批判理论等诸多流派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价值目标，将追求人类的终极自由作为最终需要实现的目标。作为开启国际关系理论批判风气之一的安德鲁・林克莱特，在其著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和公民》中就明确表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既要解决问题，更要关心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在这个以国家为主流分析单位的国际关系领域，将人之于国际关系之中并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亦是不能忽略的要点。现代国际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在于，人们的普世主义理想与其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以及对公民身份的接受之间相互重合，不再泾渭分明。在这一特点上来讲，基于某一观念、价值和意愿等组成的全球公民社会来说，其变得特别而不可忽略。本文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分析，可以分别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进行探究。
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7
高中政治在学习上需要大量的知道背诵，那么在答题中也是需要一门技巧的学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考政治总复习方法与技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考政治总复习方法与技巧第一，必须把政治学科中的概念与日常生活中的同名概念区分开来。高中政治教材的一些核心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虽然这些概念之间可能有某些联系，但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规律"，这是哲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被一些人挂在嘴边，诸如"我发现一个规律"、"有一些规律性的现象"等。实际上，这里的规律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现象。而哲学中的规律是指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所以如果按照日常生活对规律的理解，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规律的科学含义及相关知识的。
第二，必须把政治学科内的相同概念加以比较。政治学科中的某些概念，有着相同的名称，这些概念之间往往存在一些联系，但在不同背景下和不同领域内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经济常识和哲学常识中都有"价值"的概念。经济常识中"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以使用价值为基础，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一定没有价值。而哲学中的"价值"是一个广泛的、抽象的概念，是对各个领域具体"价值"概念的抽象。哲学中的"价值"概念是这样定义的：价值是指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特定关系，即事物对人的积极意义。比较这两个"价值"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概念与特殊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
第三，必须把政治学科中的核心概念和其他相关的概念联系起来，组成概念群。政治学科涉及了大量的概念，许多概念之间是有关系的，尤其是核心概念周围往往都有一些其他概念，在复习过程中，我们要善于把这些概念综合到一起，而不是把它们孤立开来。比如，政治常识中有"阶级"、"国家"、"民主"、"政党"的概念。就单个概念而言，大多数同学是了解的，但是对这一组概念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进一步深入理解呢?其实这四个概念中核心的概念应该是"阶级"。"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民主"是指在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党"是指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以夺取、行使或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可见，上述四个概念以"阶级"为核心，连成了一个概念群。
高考政治总复习方法方法一：以主干知识为基础，把书本的知识结构建立起来，做到内容简略、线条清楚。比如经济常识，它的主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教材首先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讲起，第一课讲了商品经济的一般知识，第二课讲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这两课都讲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从第二课开始，引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分配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到一起，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一般"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即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及不足，都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表现和结果;"特殊"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必然产生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教材余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展开的。
方法二：打破教材章节束缚，按照专题对教材知识进行重新组合。高中政治教材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编写的。一般说来，是先普遍后特殊、先具体后概括、先国内后国际。这些排列方法，从新授课教学来讲是比较方便的，但从高三复习的角度来看，则不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因此，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将知识点归类，并按照专题重新组合。比如哲学常识中有关"发展"的知识，在高二政治教材的二、三、四、五、八课都有涉及，如果在高三复习时简单地按照教材顺序分章节复习，就难以对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笔者在指导学生复习"发展"专题时对教材按如下顺序进行了重新组合：一、发展的含义和实质;二、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包括发展观点的地位、表现(这里涉及到教材第八、五课中"实践和认识的发展"的内容)和要求(这里涉及到教材第五课中"创新"的内容);三、发展的原因--内因和外因;四、发展的状态--量变和质变;五、发展的道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方法三：变换角度，重组知识。把教材已有的知识结构变换一个角度重新组合，往往会给你带来新的思路，它可以启示你：知识除了有书本上的这样一种联系，还会有另外一些联系。有了这样一个变换角度、重组知识的过程，在考试中面对一个书本上没有的材料和问题，就不会束手无策。现在考试的重点是运用能力、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所以，根据事物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将知识重新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哲学常识的知识框架很清楚有四块：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引出了唯物论和唯心论;世界是怎样的，引出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人们如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引出了认识论;这些原理反映到社会历史领域，引出了人生观。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把这些知识做一个重新组合。比如"实践"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对整个哲学常识的高度浓缩，我们可以用"实践"这一概念把书本知识做一个整理。
政治的答题方法有哪些高考政治主观题，信息量大、考查能力层次多，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高，选拔功能强。考生失分的最主要原因有：基础知识未落实;常规能力未到位;词不达意、书写潦草;解题技巧未掌握等。
①体现题题干中通常有“体现了什么”“怎样体现”“如何体现”等。回答这种题目时，应把教材中与材料相关的所有知识点一一罗列，然后将这些知识点与材料中的关键语句加以对照，二者相符的就是答案要点。
答题时，应先写教材中的知识点，再采用材料中的关键词句说明它体现了这一原理即可，即要做到观点与材料相结合。具体的解题思路是：一定点：确定考核的知识点是什么?二联系：联系所给材料与所学知识。三梳理：将材料所给的信息与考核的知识点一一对照，二者相符的就是答案要点。四作答：作答时要做到观点和材料相结合。
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8
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这样的法律“规范群”或法律概念群。从概念群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与中国宪法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的定义大体一致，一般认为，财政系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为维持其存立、达成其目的，取得、使用、管理必要的财货之各种活动的总称。www.133229.Com广义上，财政被用以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二者，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主要是就前者加以规定（阿部照哉等2006）。或者说，财政是凭借国家的权力为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而进行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其职能是组织财税收入，拨付财政支出，进行财政监督（刘隆亨，2004）。
各国宪法文本上对“财政”的规定并不是范围一致，用语一致，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用专章规定“财政”并直接用“财政”作章标题，如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都列入了宪法的范围并确定下来：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的第八章、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的第七章、1966年新加坡宪法第五篇；有的国家的宪法是在具体条款中规定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内容，采用预算、决算、税收、国库、拨款等用语。而在独联体12个国家中，将“财政”用专章写进宪法文本的有4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章：财政与信贷）、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七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信贷体制）、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第五篇：国家经济与公共财政）、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国家财政与监督）。其余8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虽未专章规定“财政”，但大都将“财政”、“预算”、“税收”等概念放到各相关条款中加以具体规定(注：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财政”一词。)（任允正等，2001）。
2.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法律文本上的概念是法律规范，宪法文本上的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同理，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是宪法规范，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宪法规范群，具体地说，就是“财政”规范群。
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一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基础概念（财政），二是基本概念（预算、税收），三是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其中，基础概念（财政）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在“财政”概念群中的基础地位。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一般比基础概念要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对于基础概念（财政）的从属地位和次级地位。至于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等），在宪法文本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个出现另一个不出现，即使出现，次数也很少。这就使得非基本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相对于基础概念（财政）和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处于更加从属和次级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主要应由基础概念和基本概念构成，即一般由财政、预算和税收这三个概念构成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主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3.财政概念群的特征
（1）群体性。如果说，宪法文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宪法文本上的所有概念和规范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而宪法文本上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若干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规范，相对于宪法文本上所有概念和规范的系统，就只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具有群体性。
（2）相似性。“财政”概念群既然称为“群”，那么“群”又有什么特征呢？在《辞源》（下册，第2499页）里，“群”有禽兽聚合；人群，朋辈；种类；合群；犹诸、众等5种涵义。其中一个涵义就是种类。而“类”在《辞源》（下册，第3999页）里则有种类；相似；善；法式，榜样等8种涵义。而相似就是其中的一个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概念群里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如：“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与“财税收入”等。
（3）层次性。“财政”概念群的若干概念既有群体性、相似性，又具有层次性。如“财政”概念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是最高的层次，“预算”和“税收”概念则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概念，而“国债、货币、赤字、国库”等就属于非基本概念的第三层次。“财政”概念可以涵盖基础概念、基本概念和非基本概念三个层面。低一层次的概念则不能涵盖高一层次的概念。如“税收”这一基本概念只是“财政”这一基础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财政收入），而不能包括另一个方面（财政支出）。更不能将“税收”概念与“财政”概念相提并论。
（4）互补性。在“财政”概念群中，互补性也是它们的特征之一。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决算”、“财政收入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等。
（5）整合性。整合性是“财政”概念群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737页）。而作为财政概念群的整合，就是将具有相似性、层次性、互补性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宪法文本上的规范加以整顿协调，重新组合为“概念群”之后，其价值功能将比整合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更能反映宪法文本对财政问题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人们对宪法文本上财政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为，“在适用某个具体规范时，应当承认该规范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和非完整性”。“只有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和谐的解释后，法律适用才是有意义的。”（魏德士，2003）71
4.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整合
整合，既是财政概念群的特征之一，更是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所在。因为与群体性、相似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相比，整合性更能聚焦、放大和升华概念群在经过整顿、协调与重新组合之后的规范、价值、秩序、效力和功能。
（1）规范整合。概念群就是规范群。概念群的整合性，就是规范群的整合性。因此，概念群的整合首先就是规范的整合。“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魏德士,2003)329。
（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
（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
（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
二、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财政”概念是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财政”概念群的基础概念。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即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一词8次出现，其分布大致在5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七十条第一款）；二是在规定国务院审计监督权时2次出现“财政”一词（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三是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权限时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四是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时3次使用了“财政”一词（第一百一十七条）；五是在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权方面要有所帮助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对“财政”一词在1982年宪法文本5个条款中的8次出现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5处可概括为5种权力，即人大的监督权（监督政府）、国务院的审计监督权（审计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审查批准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发展计划和执行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
这5种权力再加以分类，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其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与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之间，则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可见，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的基本涵义是分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2．中国宪法文本上的“预算”概念
在宪法文本的“财政”概念群中，如果说“财政”一词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那么“预算”一词就是概念群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实现权力机关批准的财政收支计划。换句话说，预算就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包括财政收入的预算和财政支出的预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离不开预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预算就没有财政。
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预算”概念共出现4处5次：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使用了“预算”2次（第六十二条第十款）；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中出现1次（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三是在国务院职权中出现1次（第八十九条第五款）；四是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们政府职权中出现1次（第九十九条第二款）。
从宪政国家的视角而言，审议与通过预算法案曾经是代议机关的唯一职能。而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审查和通过政府预算法案仍然是代议机关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宪政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是“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全部涵义。实际上，从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宪政机制和宪政改革趋势来看，“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涵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财政预算是保证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经济前提（保权宪政功能）。财政预算的“保权”宪政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需要。因为财政预算是政府向社会征取资财的合法依据，当然也就是其全部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其二，财政预算也确保了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因为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由代议机关代表民意行使的立法行为，它向社会表明了民选代表与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政治支持，是政府取得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的宪政功能。
第二，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机制，财政预算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控权宪政机制）。财政预算的“控权”宪政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了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其二，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
第三，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宗旨，财政预算是保障公民（纳税人）应有权利的重要内容（维权宪政宗旨）。其一，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税收政策，而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让纳税人在税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发言权。其二，国家在预算财政支出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支出政策，要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3.中国宪法文本上的“纳税”概念
“纳税”（“税收”、“租税”或“赋税”等）概念则是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日本宪法学家卢部信喜看来，“立宪政治乃以国王的课税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显示了其重要性。”或者说，“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依照法律或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日本宪法第84条）”。“这是基于租税乃是要求国民直接负担，因此必须征得国民之同意的原则，源自于在英国自古便常被论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的政治原理。”“这里所说的‘租税’，是指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了充作其使用经费，强制征收的金钱给付之行为。”（卢部信喜等，2006）其核心是：国家的征税权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其民意代表的机构是议会即代议机关。这就是税收问题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这就是“立宪视角下的税收”、“财税宪法”、“财税立宪”或“税收法治”。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纳税”概念与上述涵义相比较，有所区别。在整个1982年宪法文本中，仅出现“纳税”概念1处1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按照蔡定剑（2004）对此条的解说，“税收是国家之基本，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为了公共福利。而公民为此承担的代价和第一义务就是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关于“纳税的义务”，蔡认为，“纳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向税收部门缴纳税款。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它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强制性，即纳税人须履行纳税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具有无偿性，即税收是国家单方面向纳税人征收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需返还，纳税人也无权要求返还。第三，具有固定性，即纳税人和税率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和有关税收法律对公民偷税抗税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作了处罚的规定，严重的偷税犯罪行为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裁，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以3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制裁。”
然而，通观条款全文和蔡定剑对此条款的精解，在“纳税”一词的相关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公民的义务，而看不到公民的权利，更看不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看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而看不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既然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同样背离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宗旨。也说明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亟需改革完善，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宪法国际性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
三、中国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规范和价值的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在本文中，笔者仅以“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注：所谓乡村债务，严格说来，应该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和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发生的债务（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84页）。据农业部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乡村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宋洪远等，2004）；另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推算，2004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6000亿元（财政部财科所，2004）。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中国的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也严重地干扰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化解乡村债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尽管人们从政策、体制、政府、市场、法治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乡村债务进行过各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研究和讨论的最终结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局部和针对个案的政策建议，缺少一个更加宏观，即包括金融、财政、税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法律框架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与政策建议方案。”因为“乡村债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单一的政策和方案不能根本解决负债问题。”而必须“要以更高的视角，以综合性的诊治来寻找解决乡村债务的良药。”（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07页）)这一现实问题的整合为例。它表现为：一是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二是“财政”概念群在乡村债务化解中的意义。
1.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
笔者认为，从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是解决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但宪政离不开宪法，宪法又立足于文本。因此，用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首先必须用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来解读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这个形成原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从人大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失效；从乡村政府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的“税”“费”征缴失范。
（1）财政分权失衡。宪政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其对财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纵向财政分权和横向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1984至1994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度。而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就是分权。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分权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的财力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广大乡村政府和组织更是举步维艰。乡镇财政极度危机，乡村债务极为沉重。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财政分权失衡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首要原因。
（2）预算监督失效。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但从横向来看，却是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的失效。财政预算监督就是横向财政分权。横向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配，具体到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预算监督的落实问题，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在我国，从1954年至今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权。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预算法》，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的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失效甚至缺失。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政府预算过程中存在预算内容不全，预算编制时间短且编制粗放，预算无详尽的分类分项计划，预算对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力，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二是预算年度起讫时间的断档影响了预算案的严肃性(注：根据《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的3月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4－5月份才召开，因此在预算年度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三是人大的预算权内容不详；四是人大缺乏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的能力（主要是代表专业能力不足，审议流于形式；专门机构的工作不力）；五是决算制度不健全（朱孔武，2006）。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横向财政分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刘文华，2002），立法机关对财政预算监督实际上长期处于监督无力，监督失效，甚至监督缺失的状态，各级行政机关（政府）的财政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现实中的财政秩序极为混乱，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大量乡村债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与财政分权相联系的预算监督失效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
（3）“税”“费”征缴失范。如果说财政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财政分权和人大与政府的横向财政分权）失衡、失效是导致乡村债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财政分权失衡、失效的既定前提下，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税费的征缴失范，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
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
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
“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
（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
何为财政立宪？在美国著名财政宪法学家布坎南看来，第一，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第二，税制是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第三，以宪法的形式坚持预算平衡的原则；第四，对税收的支出要给予限制；第五，货币供给要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忻林，2000）。
财政立宪主义产生于和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但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这一有益思想，构建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财政立宪，以从根本上治理乡村财政危机和乡村债务。一是坚持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议制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家财政权主要是财政预算权的控制和监督。二是坚持“有限政府”，要求政府转化职能。“有限政府”是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财政领域，“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限（主要是公共服务）、政府的财政权能有限（以人民即纳税人的授权为条件）、政府的财政行为有限（征税等财政行为应该受法律的限制）。三是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在规范性博弈的基础上合理的财权划分。
（2）预算民主：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预算民主也是财政民主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它比财政民主的表述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何为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的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预算制度将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政治控制，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马骏，2005）55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力（村级组织为财务权）能够切实地得到本级人大（村级组织则由村民大会进行财务监督）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督，就可能避免1994年分税制以来全国农村巨额乡村债务现象的普遍产生，还可以防止往后类似乡村债务的财政危机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变相出现。
（3）税收法定：走出乡村债务的价值理念。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脉。税收法定是财政法定的另一种表述，只是税收法定比财政法定更具体，是财政法定的一个方面。
税费问题曾经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沉重的税费问题曾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形成乡村债务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中，其核心权力之一就是征税权。在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中，首要的就是对作为核心权力之一的征税权的监督。“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收入方面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的税收、收费与债务政策。同时要约束国家在收入汲取方面的权力。”而“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征税权力的制度就是宪政制度。”（马骏，2005）46正如布伦南等（2000）所指出的，“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对征税权的约束，关键是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的核心是法律制度的约束，即税收法定（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只要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审查监督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机关与政府官员也自觉地用税收法定的价值观念来转变政府职能，用好财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坚持运用税收法定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那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从乡村债务的巨大困难和障碍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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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9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生产力；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41-02
市民社会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由来已久，它并不是由马克思创立，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其概念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其概念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以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为代表，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他们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该是高度统一的；另一类是以黑格尔为代表，在黑格尔的时代，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并发展，经济关系逐渐脱离了国家政治而独立，所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主张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黑格尔的这一理念，对于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起源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始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或者说他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只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论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他认为，虽然政治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但它仍是后者的原则和基础。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也大体上持有同样的观点。然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批评了黑格尔的警察和司法制度，否定了二者是过度到国家的必经之路，也不是调整市民社会特殊利益和政治国家政治联系矛盾的工具，而认为警察和司法制度的实质是为保护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并不是为市民社会服务的，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背后的阶级根源。他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认为家庭与市民社会没有联系的观点，认为私人利益体系的一个部分就是家庭，它应该包含于市民社会理论之中，并且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相反，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人作为基础以及没有家庭作为人的基础就根本不会存在。他通过扬弃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总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两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内容和要素。即：个人或私人层次、团体或组织层次，经济生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和文化生活领域。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就要从生产力发展情况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同时也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此，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出发，结合人类社会的实践，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为脉络。
（一）市民社会的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确定了一切人类生存的三个前提，即人类历史的三个前提：首先，人类为了能够生存，就要维持自己的生命，解决自己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次，在第一个前提的基础上，人类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去，以求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所以，人们就发明和创造了新的工具，用这些新的工具不断地对自然界按照人类自身的需求去改造，从而创造人类自身的历史。第三个前提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延续，也就是繁殖。人类通过繁殖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密，从而形成了家族。马克思认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自然关系就是人类通过自身繁殖而形成的血缘关系；社会关系则是由于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以生产力为基础，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比较单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简单；但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变得复杂多样，这就导致社会关系也变得相对复杂多样。
有了人类历史的三个前提，也就找到了人类发展的根源。人类因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自身的繁殖而结成家庭，又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需要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结成社会。因此，家庭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家庭通过与家庭之间的联系组成了社会，并且影响着人类社会，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分工。人类社会早期的分工首先是从家庭分工开始的，进而发展到社会分工，家庭的分工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而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则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各自从事的生产方式日趋专业化。生产方式的专业化就是人们“各尽其能”，发挥自己在生产方式上的优势，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伴随着分工而来的还有分配，因为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高的那些人，就可以在相同的生产时间内分配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那些人，在相同的生产时间内就只能分配较少的劳动产品。这样，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原因，造成了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在数量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产品上的不平等。这样，分配就成了不平等的根源，分配的不平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导致了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因而形成了所有制，早期的所有制就是奴隶制。随着分工的发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其他人或家庭的利益就会产生矛盾。矛盾包含着对立和统一两个方面：矛盾统一的方面就是个人或家庭之间通过一定的协商达成一致，以契约的形式形成了国家，国家成为维护这些个人或家庭的利益的工具，并通过强制力来维持这种契约；而矛盾斗争的方面就成为了一切斗争的根源，个人或家庭之间通过战争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作为维护一个共同利益的形式，建立在家庭和社会的基础之上，是以家庭和社会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家庭和社会也就没有国家，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政治。
（二）市民社会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就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与生产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决定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市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又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还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市民社，会概念应该是很广泛的，既包括某一阶段的商业生活，又包括某一阶段的工业生活。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全部概念都包含在了人类的历史发展之中，所以，市民社会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是：市民社会由生产力决定，与生产力相互作用，并且包含了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和与之相对应的各个阶段的物质交往的总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范畴是国家政治。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也就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的水平有限，市民社会的程度并不是很高，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时期，市民社会的程度也就相应的变得很高。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市民社会也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亦即国家政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国家政治只能由市民社会所决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同时也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掌握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组成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占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掌握在这些占大多数的劳动者手里，因此，市民社会也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的意思。
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研究综述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奠定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但该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还存在争议。根据中国期刊网（CnKi）相关论文资料统计，从1983年到2013年30年间篇名包括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有33592篇，可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问题的研究俯拾即是，本文主要从纵向向度和横向向度来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演进脉络和研究维度进行疏理，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嬗变提出现代性启示，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学科的发展研究提供概念性基础。
一、概念内涵的演进脉络
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看，大致经历了“施加论”、“转化论”、“内化论”和“发展论”四种模式。首先，“施加论”模式，主要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4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正式设立这段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主要参照加里宁对德育的界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显然，这种界定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性，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成外在性的“施加”，强调为政治、国家、社会服务，忽视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由于受“施加论”的影响，我国学界现在依然有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依然没有摆脱“施加论”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
“转化论”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阐释强调“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显然，这种“转化论”仍然是“施加论”的延续，在强调“施加”的同时，有意突出“转化”的思维，强调要取得实效还有一个由外向内和由内向外的转化过程。尽管“转化论”仍然没有摆脱“施加论”的影响，但毕竟注意到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德育的有效性，毫无疑问具有进步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内化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通过特定的教育活动，把特定社会的思想和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过程。”这一观点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施加、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外在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显然，“内化论”比“转化论”又前进了一步，它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由注重外在施加转变为内在认可、接受，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但这种内化是片面的，它只是外在施加影响之后的内化，受教育者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作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发展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规律，采用言教、身教等有效手段，在受教育者的自觉积极参与的互动中，通过内化和外化，发展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这种“发展论”的界定摒弃了外在施加性和被动接受性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肯定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德性提升的内在性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以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确立、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也越来越重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也随之更丰富、更系统、更科学。
二、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研究维度
以上主要是以实践为线索从纵向这个向度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因此第二部分主要从横向向度来探讨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学界主要有几个研究维度：
第一个维度，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主要是解决“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主要以张耀灿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掌握的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这一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的活动。矛盾要得到合理的缓解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的相互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实践活动，以人为作用对象，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主要帮助人们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第二个维度，从学科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主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规律性、科学性、普适性的特点，能够为尽可能多的受众所接受，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主要以张耀灿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把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从教育主体而言，该学科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从教育客体来看，该学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因此，可以说“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的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矛盾，这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相同点，但不同的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展开是动态性、过程性的，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矛盾的展开是静态性、规律性的，它以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各种现象进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的科学。
第三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内涵。杨生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个阶级或集团为了建立或巩固其政治统治而进行的符合本阶级或集团根本利益的、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思想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教育”，显然这种观念的目的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引导来维护特定的阶级集团的利益，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强调构筑思想防线的价值意义，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张耀灿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不难看出，其内涵的阐述仍是强调其功能性和阶级性，这些概念都难以逃脱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思维窠臼。尽管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有加强人文教育、重视素质教育内容的趋势，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没有淡化，它还是为执政党服务的，依然承载着浓厚的政治性。
周茜蓉认为从政治性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存在着“重意识形态功能价值作用而轻科学性”的问题，因此有学者主张更改学科名称的提议。黄钊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政治”为核心内容，是与阶级斗争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相适应的，今天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沿用传统提法作为学科名称，就难免有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之嫌，因而改名为“思想教育”。王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特征一贯而又明显，因此没有改动的必要，但必须严格使用这个专有名词”在这争锋过程中，谢祖鹏则从另一路径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以解除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政治性强的尴尬，他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根基”，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做了最好的注脚，也为其科学性提供了理论的前提。
第四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争锋中，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统一于内容的教育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郑永廷教授提出的，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坚持素质取向，即以形成、提高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的发展，遵循思想形成发展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转化为对象的思想与行为，提高思想道德素养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的特殊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及其学科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区别于其他的根本所在”。而张耀灿则从内容上来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和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理论教育、政治方向教育、法纪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在含义上接近于思想政治工作”。周茜蓉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角度纵向切割为三个层面：一是从理论原理的层面围绕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与发展这个主题展开；二是从应用层面中围绕教育对象成长和成才的认识、心理、发展过程展开；三是从实践层面中围绕当前社会和思想热点、焦点和思想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展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求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与时展之中，确立其科学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两者之间合理的平衡和张力关系”。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层次勾勒清晰，而且首次把科学性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概念的界定上已有很大的突破。在这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侧重于某种价值判断而不是客观事物的状态描述，但其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因而“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是统一的。
第五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来看，丰富的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属性。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学界从实践性、意识形态性、科学性等角度做过丰富有价值的探讨，然而学者沈壮海认为我们忽视了从文化性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精神文化或寓于社会精神文化之中。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有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人文关怀教育和人际交往教育等多个方面，政治文化、政治行为、道德文化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融合、渗透，呈现出社会文化性。再次，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传承的目标之一。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整体的文化环境，而只能在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实现自身独特的价值与使命。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与价值往往在社会整体文化中得到体现和检验。
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嬗变的现代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现代演变与发展，离不开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时代特点。虽然这一概念的发展充分体现现世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忘掉过去，抛弃传统。因为传统并不等同于过去，尽管在习惯上常常把传统视为过去的东西，但事实上传统总是现在存在的、现实的，如果仅仅是“过去的东西”，那它就没有现实性了。传统是“活”在现实中的，是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事物中发生作用的。
因此，从人们在探求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发展的基本历程中，侧重反映现代人自觉提高生活质量和追求生命意义的内在发展成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演变的一个重要向度。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逻辑内涵嬗变过程中，反映出个体主体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合理确定自身生存方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现代特性在生活世界逐步生成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实践活动，要“引导现实的人的内在生命自觉，激发起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内容的理解、认同和接受，避免知易行难。不仅要突破知识体系的说教，而且要通过所传播的价值理念引导人的行为活动并逐步把它转变成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因此，不难看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发展，应体现现代人的生命关怀意识、生活质量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的自觉培养过程，进而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寻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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