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方案篇1
关键词：国有集团公司对外投资内控方案
一、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许多企业的职工特别单位的班子成员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认识不足只是停留表面的制度建立，没有真正的去贯彻执行，没有对对外投资项目进行详尽的可行性分析和项目风险的评估，忽视了项目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的管理者不具备应有的素质，只凭主观意识去行事，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甚至造成投资失败损失巨大的现象。
二、加强对外投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要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意识。建立完善和切实有效的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明确经济责任。提高对外投资的经济效益。全体职工为了不断加强和完善集团项目的管理，进一步深化投资项目跟进监督建立健全集团项目的内控制度，通过有效监控手段，保证集团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集团项目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应制定集团项目内控工作方案。
1.项目的提出与审定。项目的提出是由集团各部门（单位）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提出适合公司发展的项目。以上项目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定。确定的项目需具备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及项目建议书等要件，同时明确项目具体实施部门（单位），形成会议纪要备查。
2.项目的责任主体。集团确定的每一个项目都需要明确责任主体。每个项目都应该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明确项目跟进的责任人。同时明确项目审批手续、资金使用、跟踪审计、工程招投标、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廉政风险预警、落实责任制等8个重要工作环节，跟进监督责任人。
3.项目的跟进监督。对需要跟进监督检查的项目，应由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议确定。按照项目重要节点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适时开展监督检查。对跟进监督过程发现问题及时向主管领导通报，必要时提请总经理办公会议。要详细记录检查内容，并将项目建设和跟进监督情况，由检查部门负责具体填写并存档备查。
4.项目内控的重点。（1）立项阶段。①项目建议书由项目承担部门负责编制，如需要可由项目承担部门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编制，综合计划部门负责监督跟进。集团分管领导负责组织对建议书的委托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和格式，对工程质量标准、投资规模和进度进行论证分析，要明确编制的要求并取得有效的批文。并由总经理办公会审定。②项目可行性研究由实施部门提出初步意见，并提出是否需要组织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论证的意见由集团分管领导审定，必要时提请集团主要领导审定。③项目的确定，由项目承担部门经分管领导同意报请总经理办公会议审定。
（2）设计阶段。①初步设计应采用招标的方式进行，由项目承担部门提出招标的意见，由集团分管领导或集团主要领导审定实施签订委托设计合同，在设计合同中应明确设计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建立相应严格审查和批准制度，确保工程质量。②施工图由设计单位提出，要有严格的概预算编制与审核制度。要召开施工图会审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制订严格的设计变更管理制度。由项目负责部门（单位）实施监督。
（3）招标阶段。①所有项目实施都应该本着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进行招标，由项目负责部门（单位）按照国家、省、市招投标的规定委托招标机构进行项目招标，招标信息的披露，由项目责任部门提出招标内容，由集团相关部门监督整个招标过程，由项目实施单位和集团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负责检查招标程序和文件。形成监察记录并存档。招投标应明确招标的工程项目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程序。②项目承担部门在签订合同前应报集团分管领导同意由集团主要领导确定，然后签订正式合同。③特殊情况下，不能进行招投标的项目，应由项目实施单位提供不能招投标的原因和意见报分管领导审定后，提请总经理办公会议确定，同时要形成会议纪要，以集团文件形式上报市政府相关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对于不能正常招投标的项目也要按照议标的有关程序和内容补齐相关手续。
（4）项目的建设阶段。①施工进度、质量和安全。项目的责任部门负责办理工程前期的所有手续和许可证。负责安合同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同时要会同监理部门共同对整个项目的工程进度，施工质量负责，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和技术标准施工，并建立全面质量控制制度，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安全检查。②项目物质采购。重大设备和大宗材料的采购要按招投标方式。由项目责任单位负责，分管领导审定，明确责任追究方式。建筑材料和设备由监理机构进行检验，确保工程物资符合设计标准和质量要求。③项目价款结算。按照工程资金计划，由项目责任部门提出意见，按照监理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后，经分管领导同意，集团主要领导审定，由集团财审部负责付款。④项目建设中变更，由项目实施部门提出，一般经由集团分管领导同意，特殊情况报总经理办公会议审定，然后实施。
（5）项目的竣工验收阶段。竣工结算与决算。竣工验收应履行规定程序，至少应经过施工单位初检、监理机构审核、正式竣工验收三个程序。重点项目验收是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组成验收小组，共同审验，聘请专家由实施部门（单位）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部门加强对工程竣工决算的审核，先自行审核，再委托中介机构实施审计。
对外投资方案篇2
财政部原始注入中投2000亿美元，除去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汇金公司）投放的近千亿美元外，三年多时间，中司共投放了1000多亿美元，剩余无几。
除流动性较强的少量投资，中投所投项目多为中长期，短期内并无内部腾挪空间来换取更多的资金投资新项目。中司建立起的专业投资团队，面临投资掣肘。
然而，中投的布局却并未停止，1月21日，中投在加拿大多伦多设立了首家境外代表处，去年11月，还在香港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今年1月15日，中投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汪建熙公开对媒体表示，中司的资金接近投完，已向政府部门申请希望增资。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投已提交了五种增资方案，其中一些方案已经被直接否定，一些方案仍待全国“两会”后进一步讨论，因面临不同意见，中投增资前景不会一帆风顺。
五种增资方案
据悉，相关主管部门已经收到中投递交的五种增资方案，但中投并未针对注资金额提出具体要求，可能会在主管部门给出进一步指示后，再由中投研究注资金额数目上报。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五种方案分别牵涉到各个部委，每个方案也各有优缺点，预料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之后才进行讨论。
“大项目是做不了，但总能挪出点数做小项目。”一位接近中投的投资经理对《财经》记者描述现在的工作气氛。该投资经理表示，扣除掉汇金方面的近千亿美元投资，中投的投资团队实际上仅有1000亿美元出头的投资基金，已经在去年底满仓，可能无力支持类似创始之初参股摩根士丹利、百仕通私募基金那样的大型项目。
目前中投仍有超过10％的资金可以随时流动，足以支持小型项目的投资，目前中投就依靠这些资金持续投资计划，“总是有点束手束脚。”他说。
在中投给出的五种方案中，已遭到否决的一项是中投发债。中投原构想仿照新加坡基金淡马锡控股公司的做法，以中投为发债主体，到境外发行债券筹资，市场人士甚至一度兴奋臆想“中投债券”的问世。
据了解，中投在上报注资方案前，已向投资银行询问过滚动发行短期债券的可能性，并且询问是否可能将所持资产抵押给银行，取得新的投资资金。
但是上述方案在上报时即遭到否决。有关方面认为，中投的成立就是因为中国巨量外汇储备遭到闲置，希望能积极运用；如果中投弃外储而到海外发债，与创立中投的目的有所违背。
另一种方案则是依照原有路径，由财政部发行债券，中投再向外管局买进外汇储备。此方案维持现行体制，对中投的变动最小，然而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无法一次性解决中投未来的增资问题，每次注资都必须重走一次程序，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增资、财政部通过发行国债等，不能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注资管道。
其他方案则涉及央行的角色定位。一种变动较小的方案，是由外管局出资，作为“委托人”，将外汇储备资产委托给中投操作，外管局类似于私募基金中的“有限合伙人（Lp）”角色，而中投类似于“普通合伙人（Gp）”角色，Gp为Lp管理资产。
此方案的优点在于，由外管局作为出资人，未来可获得稳定的增资来源；然而此方案也有难为之处。一旦外管局将资产委托给中投，必然在收益率方面有所要求，届时中投管理资产的一部分收益可能需归于外储，和目前中投自管资产、收益完全呈现在公司财报的情形有所不同。
中投与外管局之间是否能对收益率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收益率是否应该与大盘基准指数挂钩、收益应如何归属等，是此方案中待解的问题。从中投方面讲，此种方案亦是不太情愿之选。
变动较大的方案，则是由外管局出资，直接入股中投，未来以大股东身份，视中投需求而渐次增资。
一位了解中投的市场人士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的财富基金创立之初，本来就存在由财政部主导或由央行主导的理论之争，后来决定由财政部发债注资后，中投虽然直接向国务院报告，但是和财政部的关系“近了一些”，例如目前中投董事会的三名执行董事中，有两位皆出身财政部。一旦央行入股中投，未来央行也将增加在中投的话语权，原有股东未必愿意。
央行入股中投，还会面临外界对于央行存在外汇政策偏倚的批评。由于外汇储备理论上是依照本国与各国的贸易情形而配置外储资产币别，但是中投的投资策略只看投资标的有无增值潜力，这可能让央行的外汇储备产生偏离应有储备的情形。
同时，无论是中投或外管局的境外投资，都普遍受到国际瞩目，例如中投过去着重战略资源类投资、外管局去年增持日本国债、韩国国债，都遭到外界广泛关注；一旦央行入股，中投的投资会更显得敏感，外界可能将中投的策略视为央行的政策，中投在执行投资决策时恐将受到更大牵制。
投资业绩超11％
无论央行以何种方案参与中资，由于目前财政部通过董事会而对中投具有话语权，市场人士忧心会出现“双头马车”效应，例如和中投资产规模相仿的韩国基金韩国投资公司（KoreainvestmentCorporation，下称KiC），即是由韩国财政部、韩国央行共同出资成立的基金运营机构，专业杂志《机构投资者》曾经在2008年撰文“一只基金俩主人”，形容双重话语权在KiC内部造成的掣肘情况。
KiC成立于2005年，初始希望能争取到500亿美元运营资金，然而韩国央行只希望保守管理外储，态度消极，仅出资170亿美元；韩国财政部对于KiC态度较为支持，希望能积极运用外储，因此参与了初始出资30亿美元，2008年再追加100亿美元。
韩国央行与财政部对外储管理的理念不同，在多项重大投资上出现争议，常常有“财政部同意、央行不放行”的项目，甚至2009年1月KiC趁金融危机参股华尔街券商美林投资银行（现为美银美林投资银行）时，还强调“用的是财政部的钱”。双方龃龉使得KiC人员流动频繁，也拖累投资效率。
中投提出的前述注资方案各有优点，也存在部分疑难必须解决。目前社会上还存在另一种声音，是中投必须面对的难题。多名熟悉中投的人士皆对《财经》记者提及，目前部分部委主张不应将外汇储备拨给基金，而应该单纯进行国家的战略投资之用。
“国内有些看法，认为中投追求投资收益是不对的，因小失大，应该投资战略目标。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很多瓶颈，资源、能源受制于人，粮食大量进口，高新技术不行，外储的钱应该买战略资源。”一位市场人士表示，过去对政府投资有主导权的部委，对于外储运用持不同意见，甚至对注资中投不抱赞成态度，“这会让注资过程拖得很长。”
中国应运用外储购买战略资源的倡议已久，例如3月8日在“两会”上，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提案《积极利用外汇储备资金，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认为应该以外汇资金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开行、进出口行、中行、工行等主力融资行普遍缺乏长期稳定的外汇资金来源，在支持企业“走出去”业务中感到力不从心。
事实上，中投过去两年屡见全球战略资源的投资，例如对哈萨克石油天然气探勘开发公司、美国pennwest能源信托基金都有10亿美元左右规模的大笔投入。
去年中投在全球投资市场波动程度较高的情形下，取得超过11％的成绩，内部士气高昂，对注资呼声甚高。中投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汪建熙在“两会”时公开对媒体表示，去年的投资回报率与2009年成绩相当，权益资产已达4000亿美元之多。据此测算，中投成立三年来的年化投资收益率应为6.345％。
据《财经》记者了解，2010年中投本身借由投资取得的投资回报率仅略低于2009年的11.7％，汇金方面的资产，则因为中国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上市之后，赢利高于2009年水平，上缴股利可能增加，汇金方面预料收获颇丰，因此中投的“总成绩”可能会超越去年加计汇金收益后的12.9％。
中投团队在2009年初改组后，内部也逐渐协调适应。去年汪建熙参加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会议时，曾表示中投认为标准普尔500指数会在2010年底站上1250点；去年12月31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收盘价是1257.64点，与中投预估只差了7点。种种表现也加强了中投寻求增资的底气。
基金多元化增资
中投并不是唯一一个为注资方案伤神的基金，去年许多基金也为增资做出努力。除了KiC在夹缝生存中争取到韩国央行承诺的30亿美元新资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ofSingaporeinvestmentCorporation，下称GiC）与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holdings，下称淡马锡）也尝试了新的筹资工具。
GiC在去年10月18日首度将旗下资产进行初次公开发行，工业物流地产普洛斯（GlobalLogisticproperties）在新加坡股市发行新股达约26.4亿美元。这是GiC第一次以多数股东角色，将所投资产推向ipo市场。
过去曾有多次发债记录的淡马锡控股，则在2010年7月首度发行以英镑计价的债券，共发行7亿英镑。加上2010年全年另外四次发行的新加坡币计价债券及票据30亿元新币，淡马锡一共在2010年利用固定收益工具筹集了近43.4亿美元资金。去年10月21日，淡马锡也通过ipo，将旗下的枫树工业信托（mapletreeindustrialtrust）公司上市，获得约0.93亿美元。
这些筹资行为说明了，基金渴望在资金来源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传统上，财富基金的资金多由外汇储备、石油储备、退休基金等来源组成，资金来源依赖国家供应，较为被动。
GiC特别投资公司（为GiC三大基金之一）总裁郑国枰去年底就对《财经》记者表示，GiC直属于新加坡财政部，和淡马锡的独立公司体制不同，法定的营运资金来源仅有新加坡财政部一处，其他的收入就是投资所得的股利、债息、资本利得，并不能够像淡马锡一样以独立公司身份出去发债募资。
“财政部不给钱，我们就没办法。”郑国枰说，这时如果GiC想要做更多新投资，仅有出售过往投资一途。
此前，澳大利亚财富基金董事长穆雷(Davidmurray)曾表示，后危机时期，财富基金有机会买入廉价资产。在过去一两年，各国财富基金的确在频频出手。
对外投资方案篇3
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宣告成立，缓解了我国海外公路建设项目融资困难的问题，但同时也预示了我国将会进一步增加海外公路建设项目的投资。由于公路建设投资金额巨大，其投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投资风险贯通于工程项目建设的整??周期。而现有的风险评价方法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评价的需要，因此，为了降低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的风险，关于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评价方法的研究势在必行。
工程建设项目风险分析源于美国，早在1970年，便开始将风险评价运用于工程建设、项目运营以及工程投资中，探究投资风险的成本与效益之间的联系和项目风险评价的方法，着重解决单目标投资问题。[1]弗兰克?罗森塔尔认为工程建设风险评价方法可以分为三种，即：回收期法，敏感性分析法和概率分析法。[2]Hyo-nameho等人在原有的风险评价体系中将模糊评价加入进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风险投资评价方法。[3]
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是1980年之后开始的，所以对工程项目投资风险的评价方法探索较晚。2001年，余晓珊经过对比敏感性分析和投资风险这两个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得出了将蒙特?卡罗这种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方法运用于公路投资建设风险分析的结论。[4]2008年，向延念研究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在施工运营期间面临的各类风险，通过主要的几个风险，构造了公路风险评价体系。[5]
二、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因素分析
海外公路投资建设项目投资风险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环境、法律、管理等诸多方面，因此，分析公路投资建设项目风险首先要分析这些风险的来源。通常来说，海外公路投资建设项目风险主要来自于投资项目的环境、项目主体行为、投资目标和管理过程这4个层次。[6，7]
三、基于aHp方法的海外公路投资建设项目风险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层次分析法（aHp），是为较复杂且抽象的问题进行量化，进而提供一种简单决策的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以进行定量分析的困难问题，也适用于评价不确定性因素繁多的海外公路建设投资的风险分析。
影响投资风险的因素有很多，综合前面的风险分析，在前人研究总结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各种投资风险影响因素的对比考量，同时也对比本次研究的具体状况，将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a分为7类：政治风险B1、法律风险B2、技术风险B3、建设风险B4、经济风险B5[8，9，10，11，12，13，14，]运营管理风险B6和环境风险B7。同时，将每一种风险因素进行细分，大致可分为以下20个评价指标，即：国家风险C1、政策风险C2、法律责任风险C3、法律的完善性风险C4、法律的稳定性风险C5、新技术风险C6、计划风险C7、人员风险C8、工期风险C9、质量风险C10、费用风险C11、管理决策风险C12、合同风险C13、融资风险C14、金融风险C15、市场风险C16、运营管理体制C17、资源管理风险C18、自然风险C19、社会事件风险C20。
（二）层次结构图
依据上述指标体系，可构建层析分析结构模型图，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风险评价方法，并且通过以上7种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进行全面分析。在层次分析法中，为了使各项抽象的指标能够进行定量表示，在构建判断矩阵时用两个元素相互比较，采用1～9标度法，其标度方法如下表1：
（三）指标体系权重计算
权重的确定使用专家打分法，要确立中间层B和方案层C的权重，首先确立中间层B的判断矩阵并计算其指标权重，然后确定方案层C的权重，最后根据中间层B和方案层C的计算权重值确定各个指标在总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位置。
第一，准则层权重确定。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首先构造矩阵求解特征向量并得到不同层次之间的相对权重，然后利用计算得到的权重可确定几个主要指标相对于目标层a的权重，最后统计得分与排名。创建一个多层次的判断矩阵，并运用aHp软件对判断矩阵进行求解计算。
经过计算可以得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R，当CR
第二，案例分析。中国路桥公司拟在肯尼亚建一条高速公路，根据该公司以前在该地区建设公路的经验和基础，所以本次考虑的准则有政治风险B1，法律风险B2，建设风险B3，经济风险B4，环境风险B5。经过专家组的认定，本次有三个方案可选：
备选方案1：该方案认为该公司在当地已运营多年，管理制度与资金运营已完善，可以只考虑B1，B2，B3，B5。
备选方案2；该方案考虑B1，B2，B3，B4，B5。
备选方案3：该方案考虑该公司和当地人关系融洽，该地区环境友好，可以只考虑B1，B2，B3，B4（如图1）。
一是构造a-B判断矩阵（如表2）。
二是构造不同准则的方案构造矩阵B-p（如表3，表4，表5，表6，表7）。
以上一致性比例CR=Ci/tR
三是层次总排序及决策。以准则层的权向量矩阵左乘方案层的权向量，得出一个列向量，这个列向量便是的三个方案优先程度的排序，最大值所对应的方案即为最佳方案（如图2）。
因此，根据决策结果，应该首选方案一，其次为方案二，再次为方案三。
四、结语
我国公路交通网的发展加快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目前国内公路的建设增量逐渐趋于平缓，国家在海外公路建设上加大了投资。但由于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所面临的情况与国内存在一定的区别，这类公路建设项目所需建设资金规模巨大、施工时间较长，不确定因素过多，风险类别众多，不同风险间无明显联系。因此，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文所采用的aHp分析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预测和识别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时，出于各种原因，往往不能全面地识别出各类风险因素，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些遗漏。所以未来应该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状况，综合采用多种评价方法进行风险的预测。如何精准地识别出大部分相对关键的风险因素，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
第二，由于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分析属于项目在建前期的分析预测，采用什么方法对定性的指标进行量化及建立量化标准，缩小那些由于人的经验有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而导致的误差，目前尚难解决，这还要联系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全面的分析。
总之，由于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的复杂性，本文提供的方法不可能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为投资企业提供一个分析该类问题的思路，对传统的那些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评价方法做一个补充。同时，aHp方法对样本有一定要求，限于?Y料收集的困难，本课题只找了7个主要因素，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完善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分析的研究，更好地发挥对海外公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降低风险的指导作用，还需进一步探究完善此方法。
对外投资方案篇4
关键词：能源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对策
能源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55.2%，已经超过美国的53.5%。①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企业近几年从事收购或并购海外能源企业的活动非常活跃。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折戟于国家的安全审查的情况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对美的投资中。海外能源投资的道路上依然存在着不少法律障碍和法律风险。
一、能源领域国际投资的特点及法律风险
（一）能源领域的国际投资的特点
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国家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须首先保证充足的能源供应，基于此能源投资也具有了政治色彩和战略意义，人们对国际能源投资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越了能源本身。许多国家对能源领域的国际投资准入施加限制。这种限制不仅表现在国内法上，在双边或者多边的国际法层面能源领域国际投资的市场准入自由化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二）从案例的角度剖析中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面临的法律风险
2005年，中海油拟斥资185亿美元现金收购优尼科全部流通股。但美国国会以“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政府反对将能源资产出售给中国，后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直接导致并购失败。
本案的焦点集中在两方面，一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根据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对于能源领域的企业投资须进行国家安全的审查。美国众议院援引《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认为石油产业在开采、加工和提炼中使用了某些敏感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商业和军事双重用途，因此中海油对优尼科的并购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二为中海油的国有企业身份。CFiUS倾向于将所有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均假定为受中国政府的控制，在这样的假定下难免会被认定投资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在我国企业界和社会公众看来，美国的CFiUS频频滥用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中国企业赴美并购施加障碍。在能源领域，因为其重要地位和敏感性以及我国能源企业多数具有的国有身份使得这一情况更加突出。如何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成为中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的重中之重。
二、中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的法律规制
（一）美国国内法对外国能源投资审查的规制
美国在投资领域长期奉行自由政策，但这种自由并非是绝对的。首先，所有外国政府对涉及国家安全核心基础设施的并购必须申报。其次对外国投资能源领域的投资范围和审批方面均有所限制。最后根据《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外国投资改革与加强透明度法》规定的强制调查程序适用的情形，我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时多数要经过强制调查程序。
（二）美国对能源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1、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的历史发展
（1）艾克森-弗洛瑞奥法案
根据该法案，对于一项外资并购，如果总统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享有控制权的外国实体可能采取威胁国家安全的措施，并且除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外，其他法律规定不能保证提供充分、适当的权限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则总统有权阻止该项外资并购。法案并没有对“国家安全”一词给予明确定义，仅列出了考量并购对国家安全影响的五条标准。这些标准相当笼统与原则，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国会认为总统在安全问题方面享有最终的自由裁量权。
（2）伯德修正案
1992年在国会议员的推动下，通过伯德修正案对1988年法案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果并购方为外国政府所控制或代表外国政府行事，并且并购导致在美国境内从事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州际商业的美国公司为外国人所控制，则CFiUS必须进行调查。第二，强化了总统的报告义务。这一修正案对外资并购的法律审查有了很大程度的加强，要求CFiUS对涉及国家安全并购必须主动进行审查。
（3）《国家安全外国投资改革和加强透明度法》、《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2007年《国家安全外国投资改革与加强透明度法》规定“对于国家安全的含义应被解释为与国土安全有关的问题，而且应当包括对核心设施的影响”。而《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中规定核心设施作出定义。虽然国会已经认识到定义“国家安全”的内涵是困难的，并且试图通过对外延加以说明，描述CFiUS在审查国家安全时应当考虑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还是过于模糊，导致CFiUS和总统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并很有可能因政治目的而滥用这项权力。
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我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的挑战
首先，虽然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法案不断的变迁发展，其审查外资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考察因素也在不断的细化明晰，但是至今仍无法明确“国家安全”的定义，进行审查时很可能由于某些政治考量而滥用此权力，而以往的失败案例无疑更加深了中国企业的这种忧虑。
其次，根据美国现有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我国的能源企业几乎无一例外的会受到CFiUS的强制审查。这无疑增加了我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的成本，阻碍了我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的步伐。
最后，美国在其国家安全审查过程中，还可能临时修订法律，对外资准入进行特别的控制，在能源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例如，在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过程中，美国《2005年国家能源法》增加了一项附加条款，要求美国能源部必须与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协调一致调查中国的经济成长、军备扩充、能源需求以及在世界各地争取油源的行动，由此来决定中国围绕能源安全的活动是否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这种立法的临时修订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的风险增大。
（三）国际法律规制
1、双边投资协定
中美迄今为止尚未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2012年4月，美国公布了其新的双边投资协定示范文本。根据2012范本第18条有关重大安全的规定，对于何为一缔约国履行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或者何为其根本安全利益是由该缔约国单方决定。也就是说这一条款实质与美国国内的安全审查机制相衔接，其具体的判定要依赖于美国国内法的规定。
2、多边投资法律规范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投资活动越来越活跃，在这一背景下，多边投资规制文件也应运而生。但不少该类协定都允许缔约国以“例外”方式排除协定对能源领域投资的适用。
关于能源领域投资不得不提《能源条约》（简称“eCt”），其是目前为止国际上唯一一个专门规范能源领域国际投资活动的多边协议，亦是目前处理自然资源敏感性与投资环境稳定性之间平衡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法文件②，条约采用的都是尽最大努力或竭力等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字眼。作为各缔约方相互妥协的一个折衷方案，缔约国不承担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条约法义务，其承认各缔约方的外资管辖权，设置一个“软约束”条款，将能源领域投资准入投资规制的决定权交给缔约国国内法。而且中国与美国均未签署该条约，所以该条约也无法在中美之间产生约束力。
三、中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对策
（一）全面审视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做好法律调查与研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李侃如教授认为，真正提交CFiUS审查的公司并购案例仅占并购案件总数的3%，而被其否决的又只占审查案件总数的3%，何况CFiUS的审查不仅仅针对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投资也曾因为安全审查而被拒绝。所以我国能源企业赴美投资时一方面不要谈CFiUS色变，另一方面也仍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全面透彻的研究美国的投资法律制度，在进行投资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查，细致分析美国以往因安全审查而拒绝投资的案例，了解美国的法律、政治、商业游戏规则，从而制定出最为有利的投资方案。
（二）加快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进程
2011年5月，中美开展了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强调双方承诺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促进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与投资，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我国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积极的与美国开展谈判，把政治共识转化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双边条约，从而妥善解决目前赴美投资时面临的法律风险。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时应注意：
1、能源企业的投资准入待遇。投资准入的待遇问题是投资是否可以进入缔约国的先决问题。我国在谈判中应该努力的争取能源企业投资的国民待遇，从而为能源企业的投资自由化奠定基础。
2、重大安全例外条款。重大安全例外条款被称为投资的“安全阀”，根据这一条款可以排除给予投资的国民待遇，从而阻止投资进入缔约国。美国2012Bit范本采用自行判断的重大安全例外条款，与其国内安全审查机制相衔接，而其国内的安全审查又面临着“国家安全”定义不清，标准模糊的问题，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可预测性，极易受政治因素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我国应该竭力建议美国及时政策解释指引，澄清国家安全在特定并购交易案件中的具体含义，从而使得这一条款不被滥用，构建一个对中国投资者有好的法律环境。
3、救济权利。企业赴美投资的前期准备需要付出成本，如果企业的投资因重大安全例外条款而被拒绝时，企业面临着一定的损失，对于这些损失如何救济仍然具有争论，可能使投资者面临着权利得不到救济的情况，因此中美谈判时中方应尽力就这些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予以明确规定，从而使投资者的权利得到保障。
注释：
对外投资方案篇5
"个人和民营企业终于可以到国外去投资了。"得到这个消息的之后，温州某鞋业集团老板张先生长舒了一口气。
让张先生感到欣喜的是温州市在近日出台了《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这意味着温州民间资金出国投资有了合法的渠道。这在温州这个民资充裕的地方，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试点方案》出台会带来哪些变化，给温州人带来什么机会？……带着诸多疑问，记者近日奔赴温州，进行了实地采访。
出境投资试点启动
温州某鞋业集团老板张先生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包括他自己所在的朋友圈子里的成员，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感到非常兴奋，"现在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国外去投资了。"他说。
《试点方案》的出台，让温州民间资金出境投资变成可能。据了解，试点期限暂定3年。记者从温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了解到，与试点有关的配套措施已全部准备到位，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据悉，浙江省领导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对这个《试点方案》十分赞赏，充分肯定了温州的做法。温州市外经局外经处处长周小平谈到相关领导的态度时，脸上洋溢着喜色。
在《试点方案》之前，还曾出现一个小插曲。在2010年4月份，温州市曾推出过一个类似的试点方案，但由于在外汇管理方面手续尚未办妥，因而"早产"的方案又被收回，等待相关手续全部走完之后再出台。
就在记者前往温州采访时，还听到有关上级部门约谈温州市外经贸局负责人的传言，难道温州的做法有违规嫌疑？周小平对此进行解释说，约谈局领导主要是考虑商务部领导想详细了解温州做法，并无别的意思。"温州作为浙江省政府批准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省外汇管理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意，已经批复同意试点方案，不存在任何违规操作的问题。"他说。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温州民资还处于观望态势中。周小平介绍说，目前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和个人打电话过来咨询出境投资事宜，不过实际填表申报项目的还没有。是不是温州民资对放开限制试点心存顾虑？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绝不可能，他分析认为，目前临近年关，各企业老总可能忙于年终事务，因此只可能在年后才考虑新的投资方向，因此近期无人申报则不难理解。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民资"走出去"战略一直是温州市政府的一个设想，温州市经济规划建设院早在2009年初就"走出去"战略进行一揽子调研工作。温州市经济规划建设院发展规划部主任王智善告诉本刊记者，当初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民企实现"走出去"的方式、规模、领域等现状情况，以及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下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意向，并了解企业对"走出去"的国际环境、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的看法及要求。
温州条件得天独厚
温州民间资金充裕，具备境外投资基础。去年一年，温州企业在境外投资1.5亿美元。实际上，温州市民还通过亲戚、朋友、客户等"曲线"途径在境外投资贸易、制造业等行业。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计，温州民间资本量至少有8000亿元，加上在外经商的温州人资本，温州人能够调动的资本量已经超过1万亿元。
至于试点工作是不是为温州民间资金寻找出路？温州市外经局局长苏向青的解释为"不一定是"。选择在温州进行试点，苏向青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温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温州侨民比较多，民资"走出去"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温州境外侨民达到80万人，侨民与温州本地的企业家都有着紧密联系。另一个方面是温州的营销网络比较发达，而这也是温州人所擅长的，故在境外投资，成功的几率相对要高得多。
其实，放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国家政策是鼓励的。因此，一旦渠道放宽，预期民间投资海外的热情将被释放，对美元等外币的需求将大幅上升，这对于遏制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m2的增速将起到积极作用，因此鼓励国内资金出去投资也是大势所趋．
带来机会多多
《试点方案》的实施，给温州民资带来了哪些机会呢？
周德文表示，温州大部分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实业利润不断摊薄。据初步统计，2010年大量传统中小企业毛利润率只有1%~3%。但另一方面，已逃离劳动密集型实业的民间资本却并未找到更好的出口，资源、金融、教育以及医疗等方面，民资难以进入。
而与此同时，民资对外投资渠道过于狭窄，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局限于QDii产品(投资于海外市场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发行的外币理财产品等，要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只能曲线进行。
由此看来，让民资积极"走出去"，有助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转型。民间投资渠道进一步拓展，能够激发民间资本向海外上、下游发展，促进企业转型，投资的灵活性大大提高，并分享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军团"仅在纽约超市业的投资就已超过一亿美元；在曼哈顿小商品批发市场，200多家温州籍批发商每周至少从中国内地进口两百个货柜，以每个货柜500万元计算，每年的交易量就高达520亿元；在南美洲的阿根廷，以温州人为主的华人超市已拥有该国食品和饮料零售市场30%的市场份额。截止2009年，60多万温州人在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设立境外企业500多家。
据介绍，民资可通过在境外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但投资的必须是非金融企业。不准购买房产是误传。周小平表示，如果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出于消费目的购买房产，这是允许的。他解释说："民企在国外办企业，需要购置厂房、办公楼或者员工公寓，属于经营的正常活动，这不受限制。我们限制的是单纯购买房产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房产不能作为投资项目来对待。"。
如何操作有讲究
民资出境如何操作呢？根据记者取得的《试点方案》，投资者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并取得因私护照；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周岁以上；拥有温州户籍。
投资者可使用自有外汇资金、人民币购汇及经市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资产来源等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也可将境外直接投资所得的利润留存境外用于其境外再投资。
对外投资方案篇6
关键词:国际投资仲裁;非投资国际义务;适用进路
各国普遍认为,吸引国际投资是发展国家经济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为此,各国间制定了大量的国际投资条约来促进和保护国际投资。到2008年中期,国际社会中已经有超过2600个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investmenttreaties,以下简称bits),而且规定包含类似bits中投资保护条款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注:seeunctad,iiamonitorno.2(2008),athttp///en/docs/webdiaeia20081_en.pdf.,p.2.)这些投资条约及国际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投资的规定所建构的国际投资法律体制的目的是“单向度的”,即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财产权益。投资东道国在现有国际投资法律体制中的义务也集中体现为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上,主要有: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或公平和公正待遇;不得对外国投资进行无赔偿的征收;允许外国投资者提起针对投资东道国的国际仲裁程序等义务[1]4。同时,作为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也承担、履行着大量非投资条约方面的国际法义务。
国际投资条约、其他国际法领域中数量的条约以及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仲裁案件的迅速增加、扩散,使国际投资仲裁涉及到了许多非投资国际义务,加剧了国家履行投资条约义务与非投资国际义务的冲突,这种现象已经在一些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得到了显现,也引起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的关注。(注:seeforexample,howardmann,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businessandhumanrights:keyissuesandopportunities,iisdpublications,feb.2008;humanrights,tradeandinvestment,reportoftheunhighcommissionerforhumanrights,2003,e/cn.4/sub.2/2003/9;rémibachandandstéphanierousseau,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humanrights:politicalandlegalissues,rights&democracypublications,2003;u.n.economicandsocialcouncil,sub-comm.onthepromotionofhumanrights,reportofthehighcommissionerforhumanrights,tradeandinvestment,u.n.doc.e/cn.4/sub.2/2003/9(july2,2003).)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来看,目前与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发生冲突的其他方面国际义务主要集中在国际环境法、人类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人权法等国际法领域。(注:如2000年的“myers公司诉加拿大案”和“santaelena公司诉哥斯达黎加案”涉及被诉国家的国际环境义务;“1992年的spp公司诉埃及案”涉及保护人类文化自然遗产的国际义务;2003年的“suez等诉阿根廷案”、2008年的“glamis公司诉美国等案”涉及国际人权义务。)国家为履行这些方面的国际义务,实现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注:公共利益既可以指国家以及它的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可以包含人类的共同利益。seeblack’slawdictionary,p.1266(8thed.2004).)目标,必须采取必要的政府管制措施,但其中的一些政府管制措施可能会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益造成限制、甚至“征收”的不利影响,这往往又导致国家违反了保护投资的投资条约义务,造成国家的不同国际义务的冲突。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对于这些与投资条约义务发生冲突的非投资国际义务,外国投资者是不会请求仲裁庭考虑适用的,因为适用这些非投资国际义务可能会弱化他们依投资条约所享有的优势法律地位,而被诉的投资东道国却可能援引这些非投资国际义务来抗辩外国投资者的赔偿请求[2]3。
然而,一方面,晚近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突出地反映了仲裁庭过分偏向于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倾向[3]18。可以“公正”地说,国际投资仲裁庭是“投资者友好型”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它们经常明确地宣称bits的惟一任务和目的就是保护外国投资者。(注:“
西门子(阿根廷)公司诉阿根廷政府案”的仲裁庭认为:本仲裁庭将受条约(投资条约)的名称和其序言中所表明的宗旨的指导。条约(投资条约)是一个“保护”和“促进”投资的条约。缔约方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为投资和私人企业投资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seesiemensagv.republicofargentina,icsidcaseno.arb/02/8,decisiononjurisdiction(3august2004),par.81;“sgs诉菲律宾政府案”的仲裁庭认为:在解决条约(投资条约)解释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时做出有利于投资的解释是合法的。seesgss.a.v.philippines,icsidcaseno.arb/02/6(29january2004),par.116.)另一方面,由于不具有必须的专业知识,仲裁员在仲裁中经常没有适当地考虑投资东道国外资管制措施所维护的错综复杂的公共利益事项[4]14。在涉及到国家的非投资国际义务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目前还没有一例仲裁案件,仲裁庭通过直接适用有关的非投资国际义务免除或减轻东道国因履行其他国际义务对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5]14-17。
当前的国际法逐渐在整体上出现了以人类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6]113。个人私权利的行使也必须遵守不损害第三人、不损害社会和国家利益、不损害全人类和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共同利益这一原则。国际投资法中给予外国投资者不断增强的“权利话语”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东道国权力的过分限制和对公共利益的忽视。美国学者玛丽•安•格伦顿指出,权利的绝对化修辞导致了对权利及权利人的社会维度的忽略、责任话语的缺失,使得个人利益凌驾于公益之上[7]101。利益平衡是法的基本价值——公平和正义的内在要求,换言之,法的最高任务就是平衡利益[8]370。国际投资法制也概莫能外,其中应合理地体现利益平衡原则。这就要求国际投资仲裁庭在裁决与国家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非投资国际义务有关的投资争端时,应合理地适用有关的非投资国际义务,以其作为免除或减轻东道国违反投资条约义务的国家责任的合法依据,从而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外国投资者私人财产利益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当衡平。
一、适用进路之一——有关的国际法(注:此处的“国际法”指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即一般所称的“国际公法”。)规则
多数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只管辖特定类型的争端或特定条约下的争端,但是,管辖权有限并不意味着在解释和适用这些条约时可适用的法律的范围也是有限的[9]44-45。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国际争端时除了适用各自特有的法律规范外,仍然依赖于一般的国际法规范[10]911。国际投资法也不是一个“自足性”(self-contained)的规则体系。首先,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源于国际条约(投资条约)——这种基本的国际法渊源。国际投资法从宏观上仍受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条约法的基本法理等规则的约束。其次,国际投资条约中经常明确规定仲裁庭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时应该“考虑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许多国际投资仲裁庭赖以建立的《解决他国国民和国家间投资争议的公约》(简称icsid公约)中也规定可以在投资仲裁中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最后,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庭一直适用条约解释及国家责任等方面的国际法规则。所以,可以通过适用有关国际法规则使非投资国际义务在国际仲裁中得到合理适用,以解决、协调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和非投资国际义务的冲突。
(一)国际法规范的效力等级规则
分析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问题是要解决当主体面对相冲突的法律义务时,哪一项法律规范下的义务具有优先适用性,并可以作为免除违反另一法律义务责任的合法依据。在与国家的非投资国际义务有关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就是要分析国家能否以其非投资国际义务的存在来豁免其违反投资条约义务的国际法律责任[11]19。
一般认为,国际法渊源没有固有的等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依次列举的传统国际法渊源——条约、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并没有规定任何优先等级。这种“有意安排的顺序”似乎只是反映各项规则在法官脑海里出现时的逻辑顺序,而并非是确立一定的渊源等级[12]113。虽然如此,汉斯•凯尔森指出,法律秩序并不是一种由同等层次的、并列的规范组成的体系,而是一种由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组成的等级体系[13]221。从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内容来看,以下3方面的国际法规则享有优先于投资条约规则的效力。
首先,国际强行法规则(juscogens)效力的绝对优先。国际强行法是国际法上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特殊原则和规范的总称,这类原则和规范由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通过条约或习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并承认为其具有绝对强制性,且非有同等强行性质之国际法规则不得予以更改;任何条约或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与之相抵触,归于无效。
国际强行法规则的出现是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德,是自然法在实在国际法中的体现。劳特派特在1953年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特别报告》中,倡导引入强行法,他将强行法称为“超越一切的原则”,并认为这种绝对的规范是国际道德——即自然国际法的表现[14]154-156。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指出:“它(指国际强行法规则)不是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形式,而是涉及主体事项的特殊性质,而其特殊性可能会……赋予其强行法的性质……[某些]特殊义务优先于其他义务要依据其内容而定,而不是依据其创设的过程。”[15]117虽然目前对哪些国际法规则属于强行法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列举,至少有以下国际强行法规则:禁止使用武力;对国际法上犯罪行为的禁止;对奴隶买卖、海盗行为和灭绝种族行为的禁止;人权的尊重、国家平等和自决原则[16]5。
国际强行法规则无疑可以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直接适用,而且应具有优先于投资条约规定的地位。投资东道国依据国际强行法规则采取的与其投资条约义务不一致的管制措施,即使对外国投资者造成损害,也不产生国家责任[17]493。例如国家为履行保护基本人权的国际义务而禁止外国企业在国内采取强迫性或其他奴役性的佣工方式,外国企业如因此向国际投资仲裁庭东道国违反了投资条约中有关外资待遇的义务,东道国即可以其承担的人权方面的国际强行法义务为抗辩理由[18]362-381。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已经涉及到了有关禁止种族歧视方面国际强行法规则的案件,如2007年的“pieroforesti等诉南非案”。(注:南非政府制定的《黑人经济授权法》中规定:政府在许可外国投资开发本国矿藏时,应要求外国投资企业雇佣黑人或其他因历史原因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南非人担任经理,并应把公司26%的股份转售给他们。2007年8月,意大利一投资者pieroforesti及其位于卢森堡的控股公司以该法违反了南非与意大利及卢森堡间投资条约中的“公平和公正待遇”条款为由,要求国际仲裁庭裁决。seepieroforesti,etalv.republicofsouthafrica,icsidcaseno.rb(af)/07/1(31august2007).)该案目前尚在审理中,其中不仅涉及投资条约义务和南非宪法规定的冲突,也涉及投资条约义务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中关于禁止种族歧视的国际义务间的冲突[19]56-69。
其次,在不涉及国际强行法规则的情况下,国家在《联合国》下的义务优先于其他国际条约义务,包括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
《联合国》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在“洛克比案”中,就1971年《打击针对民用航空器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与《联合国》第25条的关系问题,国际法院认为:“鉴于利比亚和英国均是联合国成员国的事实,按照《》第25条它们有义务接受和执行安理会作出的决定…,而且根据《》第103条的规定,成员方在下的义务优先于其在任何国际条约,包括上述《蒙特利尔公约》下的国际义务”。(注:seecaseconcerningquestionsofinterpretationandapplicationofthe1971montrealconventionarisingfromtheaerialincidentatlockerbie,requestfortheindicationofprovisionalmeasures,order14april1992icjreports3.)《联合国》具有这种优先的地位是因为其反映了国际法的最基本价值——和平秩序,是国际社会实现和谐与合作的基本国际法律文件。
在实践中,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可能会要求成员国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例如对某一国家采取经济制裁。成员国此项《联合国》下的国际义务就可能和其与被制裁国家间bits中的有关投资保护义务发生冲突,如果因此发生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庭毫无疑问地应裁决《联合国》义务优先于投资条约义务,并免除该国违反投资条约义务的法律责任。
第三,逐渐形成的“整体性国际义务优先于互惠性国际义务”的规则。
所谓的整体性的国际义务是指那些“面对全世界,而非面对某个缔约国”,而且“不能差别适用,而必须整体适用”的义务。2001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订的国家责任条约条款草案中提到了两种类型的“整体性”国际义务,且认为其越来越显得重要。其一,“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其二,“对(包括义务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承担的、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立的”义务[20]20,27。2001年《国家责任条约条款(草案)》给予“整体性国际义务”特别突出的地位,表明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正在逐步地认识到国际法的某些规则要比其他国际法规则更为重要。
目前,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与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发生冲突的、国家根据普遍性的或多边的国际环境条约、保护人类自然和社会文化遗产以及人权的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多属于一种“整体性的国际义务”。例如国家的国际人权义务,其独立于国家利益而存在,应优先于建构在国家利益互惠基础上的投资条约义务而适用[21]58。值得注意的是,在2006年美洲人权法院裁决的“sawhoyamaxa印第安社区诉巴拉圭政府案”(注:在该案中,印地安社区根据有关土著人权利保护的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巴拉圭政府归还已为德国投资者所有的原属于印地安社区的土地,巴拉圭政府以其与德国的bits中保护投资的条约义务进行抗辩,美洲人权法院没有支持巴拉圭政府的抗辩理由。seethesawhoyamaxaindigenouscommunityv.paraguay,judgmentofmarch29,2006.)中,当巴拉圭政府以其与德国的bits中的义务抗辩印第安社区依《美洲人权公约》提起的诉讼时,法院认为“(《美洲人权公约》)是一个为每个人产生权利的多边国际人权公约,它处在自己应有的等级上,完全不依赖于国家间的互惠。”(注:seethesawhoyamaxaindigenouscommunityv.paraguay,judgmentofmarch29,2006,par.140.)美洲人权法院的立场,强烈地透露出普遍性的或多边的国际人权条约义务优先于互惠性的投资条约义务的信息。
(二)相冲突的同效力等级国际法规范的适用规则
在不涉及前述效力等级的情况下,国际法中解决相冲突的国际法规范的适用规则主要有3条:一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二是后法优于前法;三是意思自治。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在解决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和其他国际义务的冲突中很难适用。首先,决定发生冲突的条约哪一个属于特别法,主要是从条约的调整事项方面来确定,投资条约和国际环境、人权等其他国际条约的调整事项明显不同,我们无法,也不能认定何者为特别法抑或是一般法。其次,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是效仿国内法的,在国内法中,法律渊源经过正式组织并清楚界定,而国际法的分散特点及其复杂的法律渊源,使这一规则适用于国际法十分困难。
意思自治原则在一些国际投资条约中有明确的反映,如nafta第103条规定:“…2.如果本协定与其他协定不一致,本协定优先,除非另有规定。”不少投资条约中均有类似于上述nafta第103条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并不能排除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因为其仅规定“投资条约优先于与其不一致的国际协定”,而未提到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所以,那些具有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地位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规则,毫无争议地可以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得到适用。
(三)不同国际义务的“协调解释”(harmoniousinterpretation)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庭在解释投资条约义务时,可以通过对不同国际义务进行“协调解释”的方法使非投资国际义务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得以合理适用,并进而避免冲突的发生。例如,彼德•穆赫林斯基(petermuchlinski)教授就曾认为,投资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公平和公正待遇”保护,也可以被解释为同时要求外国投资者承担一定的义务,包括不得从事违背良心道德的行为的义务[22]567-598。这为从其他国际义务角度解读投资条约义务留下了空间。
在“suez等诉阿根廷案”中,阿根廷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强调:阿根廷负有保护水权的诸多国际人权义务,这些义务与投资仲裁有密切的关系,其不仅可以作为投资争端可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这些义务角度透视bits义务的解释和适用。如果仲裁庭能认真地对待这些义务,就能对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和人权义务作出协调的解释。(注:该案是阿根廷与suez等外国投资者因城市供水投资而发生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seesuez,etal.v.argentine,icsidcaseno.arb/03/19,par.864.)
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庭严重地依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适用[23]154-181,特别是其中关于条约解释的第31条(1)。(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1)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但是,国际投资仲裁庭还没有依据上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规则来解释bits义务。例如,在“myers公司诉加拿大案”(注:在该案中,美国公司myers在加拿大的分公司收集加拿大境内的pcb(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并出口到美国进行处理。1986年,加美两国签定了《有毒废物跨界协议》。1989年,加拿大加入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该公约不允许将危险废物出口给非公约的缔约国。加拿大在1996年颁布法令禁止pcb出口。因美国当时还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myers的分公司不能将pcb出口到美国。于是,myers就以加拿大的禁止法令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第11章的有关规定提起国际仲裁。)中,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1)的规定,认为加拿大在《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和加拿大与美国间的《有毒废物跨界协议》两个国际条约中的义务并没有发生冲突;但在解释投资条约中东道国对投资者的义务时,本案的仲裁庭却并没有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的规定,考虑国家在上述两个国际环境条约中的义务。国际投资仲裁庭解释投资条约义务的正确做法应是除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1)外,同时适用第31条(3),考虑“在投资条约缔约方间可适用的任何相关国际法规则”[24]554-566。
二、适用进路之二——逐渐出现的国际投资法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庭组成的“临时性”以及国际投资仲裁中不采取“遵循先例”的原则,使国际投资仲裁中并不存在正式的“判例法”规则;但是,实践中,仲裁庭对先前相关或类似案件裁决理由的大量援引并常将其作为解释、裁判本案有关法律问题“权威”依据的惯常做法,使我们可以从已裁决的涉及非投资国际义务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探询出一些对以后同类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参考和指导作用的“逐渐显现的规则”(emergingrules)。通过这些规则可以使国家的非投资国际义务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适用,从而弱化国际投资仲裁庭过分偏袒外国投资者而严重漠视公共利益的立场。
(一)考虑国家的非投资国际义务与国际投资案件的关联性
当面对着被诉东道国争辩,因投资条约义务和它的非投资国际义务不相符,为履行非投资国际义务而违反投资条约义务时,绝大多数的仲裁庭总会毫不犹豫地去仔细审查其他非投资条约中的相关条款。
在“myers公司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审查了当事双方发生争议的两个有关国际环境条约。仲裁庭指出:在不损害《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中有关条款规定的情况下,1986年加拿大和美国间的《有毒废物跨界协议》是实现对跨界有毒废物的运输进行管理的有效措施。接着,仲裁庭认为:“nafta第104条中规定了一些优先于nafta规则的国际环境条约,这其中包括《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但是如果缔约一方可以选择采取具有同等效果和合理的方法来履行这些义务(指国际环境条约下的义务),则缔约一方应选择和本协议(投资协议)条款有最少不相符的方法。”最后,仲裁庭发表了对《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与nafta投资条款间关系的分析结论:“……在一个国家为实现其环境保护标准而有许多具有同等效力和合理的措施可资选择的情况下,该国有有义务选择那些与自由贸易最相符合的措施。”在“spp公司诉埃及案”(注:香港的spp公司在埃及投资建立一个从事旅游开发的联合企业。后来,埃及宣布该投资项目所在区域为“公共财产(古迹)”,spp以前被批准的开发项目被取消。spp公司认为埃及的行为构成“征收”,提起了国际投资仲裁。seesppv.egypt,icsidcaseno.arb/84/3(award),may20,1992,par.78.)中,对于埃及的提出的“1975年12月17日已经生效的《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使其在国际层面上有义务取消金字塔绿洲项目(即香港spp公司拟在埃及投资兴建的旅游项目)”的争辩,仲裁庭认为:“《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和本案是相关的,因为该公约在国际法层面上对埃及有约束力。”
但是,在“santaelena公司诉哥斯达黎加案”(注:主要来自于美国的投资者成立了santaelena公司在哥斯达黎加从事旅游项目开发,1978年哥政府以保护该项目所在地的动、植物资源为由征收了公司财产,为此而发生国际投资仲裁。seesantaelenav.costa,icsidcaseno.arb/96/1(award),feb.17,2000.)中,仲裁庭断然拒绝了审查东道国哥斯达黎加的国际环境保护义务。仲裁庭认为:“虽然因环境原因而征收或没收(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可以被看作是为了公共目的,因而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因此种原因导致(外国投资者的)财产被没收的事实不影响对此征收进行赔偿的性质和方法,即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征收财产,并不改变对此种征收必须给予充分赔偿的法律性质,来源于保护环境的国际义务也对(充分赔偿)没有影响。”(注:seesantaelenav.costa,supranote,par.7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庭在该案中对东道国的非投资方面国际义务完全不予理会的态度仅限于“征收”赔偿问题。
所以,可以认为,在面对国家提出的其非投资国际义务与投资条约义务相冲突的辩解理由时,仲裁庭会审查东道国的非投资国际义务(不管是来自于条约或习惯),并决定其是否和投资条约义务发生了冲突,这可能已经成为一项规则,但在决定东道国对投资者的征收赔偿责任时,这一规则不适用。
(二)审查东道国不履行投资条约义务的真正目的或动机
在国际法上,侵犯了外国人财产权利的措施如果是东道国在善意、无歧视性的情况下依正当程序作出的,那么东道国不用对外国人的损失承担责任,因为作出这些措施的权力是在国家的警察权权限范围之内的[25]545,553-554。为保护公共利益,国家采取无歧视的管制措施的权力应该不能被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所限制。
虽然,国际投资仲裁庭曾经在一些案件中(注:如2000年的santaelenav.costarica案、metalcladcorp.v.mexico案,2003年的tecmeds.a.v.mexico案等。)采用“效果惟一”(soleeffect)原则,即只要东道国的管制措施对外国投资造成不利影响的效果,那么仲裁庭就认为东道国违反了投资条约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或构成“间接征收”,但在新近的一些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已经开始注意、考虑东道国不履行投资条约义务的真正目的或动机,并明确地将其作为裁决案件的一个重要标准。2005年的“methanex公司诉美国案”的仲裁裁决认为:出于公共目的,东道国通过正当程序采取的、无歧视的管制措施即使影响到外国投资,也不构成征收,东道国无须对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损失进行赔偿,这一原则无论如何是没有争议的。(注:seemethanexcorp.v.unitedstates,finalaward,icsid(worldbank)(2005).)在2006年的“saluka诉捷克案”中,仲裁庭认为投资东道国捷克所采取的对外国私人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害的管理措施“是真诚善意的、属于国家警察权范围内的无须赔偿的措施”。(注:seesalukainvestmentsbvv.czech,uncitralpartialaward,2006,par.262.)
国际投资仲裁庭开始考虑东道国不履行投资条约义务的真正目的或动机的做法可以使国家的非投资国际义务在仲裁中得到一定的适用。在认定东道国的管制措施是否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或构成“间接征收”时,东道国就可以根据其他国际义务,如保护环境、人权等国际义务的存在,证明自己采取管制措施的目的或动机具有合法、正当性,并且如果管制措施是在善意、无歧视性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仲裁庭则有可能免除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赔偿责任。
(三)适用国家自由裁量权理论
国家自由裁量权理论(thenationalmarginofappreciationdoctrine)来源于行政法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理论,欧洲人权法院将其定义为“欧洲人权机构在判定缔约国的行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或对该公约保护的权利构成限制时所允许的各缔约国立法、执法、行政或司法机构服从或背离该公约的自由度”[26]88-89。当条约义务与紧迫的社会关切问题发生矛盾时,该理论为国家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自主决定权,使国家有权力决定以何种适当的方法履行其国际义务。该理论也反对国际裁判机构重新审查国家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认为国家权力机构在确定正当的国家或公共事务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国家自由裁量权理论经常被欧洲人权法院用来解释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该条规定“每一个自然人或法人都有权和平享有其财产。除出于公共利益并按法律和国际法普遍原则规定的条件外,任何人不得剥夺其财产……”。在解释该条时,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第1条”并没有保障(财产被征收人)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得到完全补偿的权利。为了更重要的社会正义而实施的诸如社会与经济改革等措施所追求的“公共利益”——这一正当目标可能要求低于“完全市场价值”的补偿。而且欧洲人权法院将国家为公共利益而对公民个人财产所采取的管制行为划分为“剥夺财产的行为和限制财产使用的行为”,国家只对“剥夺财产的行为”给予适当赔偿,对“限制财产使用的行为”国家无须赔偿,这属于国家自由裁量权范围[27]13-16。
国际投资仲裁庭在裁决某些案件时,也曾引用并同意欧洲人权法院的有关判决结论(注:例如在“tecmed公司诉墨西哥案“中,仲裁庭引用并同意欧洲人权法院在“james诉英国案”中的判决结论。seetmcmedv.mexico,43ilm133(2004),pars.122-49.),所以,在涉及公共利益维护方面的非投资国际义务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可以适用国家自由裁量权理论。根据此理论,东道国为履行环保、人类自然和社会遗产保护及人权等方面的国际义务而采取有关管制措施时,即使这些措施对外国投资者造成损失,东道国的赔偿责任也可以被免除或减轻。
(四)审查国家的不同国际义务产生的时间顺序
对外投资方案篇7
百年演进
在1917年《与敌贸易法案》后，192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无线电法案》，以国家的名义严格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和电信业，类似限制随后扩展至其他行业。这些措施在20世纪30年代抑制了外资进入美国的势头，直至40年代初美国参与二战后才逐渐恢复。
20世纪70年代，中东国家在美国大量投资。随着它们在美资产的飞快增长，美国开始担忧其投资意图，认为这些投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普通的商业利益，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第11858号行政命令》，于1975年建立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即CFiUS，其职责是“在行政框架下监管外国在美直接投资或股票投资，调控美国对外国投资的政策执行”。
1976年，美国通过了《国际投资调查法案》，为收集外国在美投资信息提供了法律基础。此后的十多年间，已经成立的CFiUS实权并不大，主要职责在于调查与分析外国投资，审查和批准功能并不明显，在实践中还较少严格执行调查法案。它的内部架构也比较简单，仅有8个部门参与工作，在70年代只召开过10次会议，为此，国会认为它没有能力对美国外资问题作出正确回应。
8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大幅增长。1987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试图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议员们一是担心这起交易可能使日本控制美国军用电脑芯片，并使美国国防工业在尖端科技产品上更加依赖于外国供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美日间失衡的贸易关系。
为此，国会于1988年通过了《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其第5021条款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的第721条款做了修正，即著名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它明确总统或其授权人可以对外资并购进行调查，以判定该项并购是否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如果有可靠证据表明外国控制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而其他法律法规又不能采取措施减轻这种影响，总统可以阻止交易。此决定是终极性质的，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总统对并购的决定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申报的基础上，即总统和CFiUS不是依据职权主动对并购进行调查。这条规定被后来的《伯德修正案》修正。
与此同时，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了《第12661号行政命令》，赋予CFiUS对并购案件进行调查的权力和向总统报告的义务。
掌握审查权使CFiUS的功能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一个只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在美投资信息的研究和办事机构，转变为一个有权“对下审查、对上建议”的审查和决策辅助机构。其权力变化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审查权无时间限制，即在一项收购开始前、进行时或完成后都可以审查；二是修正案并未对“国家安全”、“外国控制”、“可靠证据”等关键概念作具体定义，只提供了一系列判断标准，这给CFiUS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1991年，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出台了《外国人兼并、收购和接管规定》来辅助《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的实施。该规定明确，如果一项并购已经完成而当事人没有申报，总统又认为并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时，可以采取适当手段剥夺投资。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即《伯德修正案》，扩大了《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的内容。《伯德修正案》规定，当并购方由外国政府控制或代表外国政府行事，且此项并购可能导致收购方控制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从事州际商业的美国公司时，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必须进行审查。
审查争论
“9·11事件”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问题更加关注。2006年，迪拜环球港务集团计划收购在美经营6个港口的英国半岛东方航运公司。为达成此项交易，迪拜方面提前同美国财政部进行了非正式接触，并根据其指示向国土安全部进行了咨询，之后才正式向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提出审查申请。CFiUS也认定，虽然迪拜环球港务为该国政府控制集团，但收购不会威胁国家安全，批准申请。
此决定很快引起了国会对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宽松尺度的强烈不满，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勃然大怒，发表反对言论。他们认为，迪拜环球港务来自中东阿拉伯世界，受控于该国政府，而其经营的又是美国国家门户的海港业务，势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迪拜环球港务自动退出了交易。
2007年7月26日，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对《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确定的外国投资审查体系作了一系列修正和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对外国投资和并购活动的审查限制。
该法扩大了CFiUS审查的产业范围，增加了对先前审查合格交易的事后审查程序，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尤其当收购方企业被外国所控制，或被收购方企业提供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产品、服务或重要基础设施时，审查更加严格谨慎。与从前一样，该法对“重要基础设施”等相关概念的界定仍然很模糊。
2008年1月23日，布什《第13456号行政命令》，对《第11858号行政命令》进行了修正，进一步扩展了CFiUS的组成成员范围，说明了其在行使审查权力时的分析和程序原则，同时还规定其任何成员都有权力对一项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且未经过消危的并购提起调查。
同一年，美国财政部了《外国人兼并、收购和接管规定》的修订版，也称《最终规则》。它强调，《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地位，而之前对其权力的赋予都来源于行政命令。
对外投资方案篇8
第一条为了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出资企业投资和对外担保管理，规范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及所属企业（以下简称出资企业）的投资及对外担保行为，规避投资担保风险，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投资，指出资企业对外投资(指设立子公司、国内外收购兼并、合资合作、对已投资项目追加投入)、固定资产投资（指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金融投资（指证券投资、期货投资、外汇买卖、委托理财）等。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的对外担保，指出资企业以保证、质押等形式为出资企业之外的企业出具对外承诺，当被担保人未按合同约定偿付债务时，由担保人履行偿付义务的行为。
第五条本办法适用于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及所属全资、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投资和对外担保。
第二章各方职责
第六条出资企业是投资和对外担保的责任主体，主要职责是：
（一）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投资和对外担保活动；
（二）负责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三）负责投资和对外担保决策并承担风险；
（四）组织好投资管理，并对投资项目的效益进行评价分析。
第七条出资企业投资和对外担保必须经过严格的投资决策程序，投资和对外担保方案由出资企业相关部门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最后由出资企业董事会及相关决策机构（以下简称董事会）讨论决定。董事会对投资和对外担保决定做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八条省国资委派驻出资企业的监事会或财务总监负责对出资企业投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向省国资委报告有关情况。
第九条省国资委对出资企业的投资和对外担保活动履行出资人职责，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研究国有资本投资导向；
（二）参与出资企业重大投资的可行性研究；
（三）审核出资企业的年度投资计划，对重大投资、对外担保实施备案管理；
（四）建立出资企业投资报告制度；
（五）组织开展投资效益分析评价活动，对重大投资项目组织实施稽查、审计、后评估等动态监督管理。
第三章对外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
第十条出资企业应当编制年度投资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年度投资规模与投资方向；
（二）投资方式及其比重结构；
（三）年度投资进度安排；
（四）年度投资项目汇总情况。
第十一条编制年度投资计划的程序：
（一）每年11月底前由出资企业向省国资委提交企业下一年度投资计划草案，并提供重大投资项目的计划书等相关文件和资料；
（二）省国资委对出资企业上报的投资计划草案进行审核，并反馈审核意见；
（三）根据省国资委的审核意见，出资企业组织修改、完善年度投资计划，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出资企业将经审议决定的投资计划报送省国资委备案。
第十二条省国资委审核出资企业年度投资计划的重点为：
（一）是否符合国有经济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
（二）投资是否主要集中于出资企业的主导业务；
（三）投资规模与出资企业的总体经营能力是否匹配；
（四）有否规避风险的预案。
第十三条出资企业年度投资计划内的重大投资项目实施时报省国资委备案。
第十四条重大投资项目一般指出资企业投资额超过其净资产的10%或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重大投资项目实施时报备案应包括以下资料：
（一）投资项目概况（名称、规模、建设周期、出资额及方式、持股比例等）；
（二）投资效果的可行性分析，专家咨询评估意见；
（三）与其他股东的合作协议，及其他股东概况。如合资方是外资或民营企业，须提供该合作方的资信情况以及经营方式；
（四）出资企业董事会对该项目进行审议的会议讨论记录，包括审议日期、人员、不同观点及结论意见。
第十五条出资企业应严格执行年度投资计划。如情况特殊需调整年度投资计划的（指增加项目或追加投资），应当说明调整内容及原因，计划外重大投资项目报省国资委备案。
第十六条凡需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报的投资项目，由出资企业按照相关部门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负责报送。
第十七条凡国外境外投资项目（包括设立办事机构），不论投资数额大小，实施时报省国资委备案。
第十八条以上重大投资项目、国外境外投资项目实施时备案，指出资企业做出投资决定后，在10个工作日内按十四条规定内容，将相关材料上报省国资委。
第四章金融投资
第十九条出资企业应严格规范金融投资资金来源，不得融资进行金融投资，不得挪用专项资金进行金融投资，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进行金融投资。
第二十条委托理财必须与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或投资机构签订书面协议，不得采用口头协议进行，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暗箱操作。
第二十一条出资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考察投资机构资信情况，评估金融投资风险。
第二十二条出资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确定后，不论单笔金额大小，须在10个工作日内将金融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和董事会做出金融投资决定的会议记录报省国资委备案。
第二十三条金融投资协议如需要续签，出资企业必须在对前期金融投资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按规定程序重新进行决策并报备案。
第五章对外担保
第二十四条为了规避风险，出资企业应要求被担保人落实反担保措施或提供相应的抵押物。
第二十五条出资企业应关注被担保人的资金和财产情况。
第二十六条出资企业提供重大对外担保的，由出资企业上报省国资委备案。重大对外担保一般指担保金额超过企业净资产的10%或担保额5000万元以上的担保。
第二十七条以上对外担保的备案，是指出资企业做出对外担保的决定后，在10个工作日内将董事会做出的对外担保会议记录及被担保人的财务资信情况上报省国资委。
第六章定期报告
第二十八条建立出资企业投资报告制度，报告由省国资委出资企业负责报送。报告内容包括出资企业的所有投资情况。
第二十九条报告要求内容详实，数字真实，上报及时。
第三十条企业对外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报告应全面反映出资企业国有资本结构调整情况、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情况、项目投资收益情况等，并于下年度3月底前上报。
第三十一条金融投资报告分为年度分析报告和重大事项专题报告。
金融投资年度分析报告的内容应包括金融投资的期限和金额，证券公司或投资机构基本情况和报告时运营状况，金融投资风险、盈利（亏损）情况等，并于下年度3月底前上报。
重大事项专题报告是指证券经营机构或投资机构发生重大人事变动、资信危机、产权变更、政府接管等情况，导致出资企业投资风险偏大或已存在较大潜在损失（指浮动亏损20%以上）的，应当在该事项发现之时起5个工作日内向省国资委报告。紧急情况，即时报告。
第七章投资分析评估
第三十二条省国资委对出资企业已实施的重大投资项目不定期的组织审计、后评估等动态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投资项目完成（竣工）一年后，出资企业应当组织投资决策后评估工作，评估报告应及时上报省国资委。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可依据本办法并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投资和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报省国资委备案。
对外投资方案篇9
目前，投资内地房地产项目正在成为外资私募股权投资的一种趋势。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三大契机加快了外资私募股权投资进入中国进行相关投资的步伐。
不可否认的是，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内地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由于中国不断的宏观调控使得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或项目在资金上捉襟见肘，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孕育的巨大消费市场与快速稳定发展的经济，也为外资私募股权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根据我们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2006年私募股权投资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有31起投资案例，投资金额达30.37亿美元，分别占2006年传统行业案例总数和投资总额的42.5%和46.6%，也分别占了2006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整个案例总数（129个）的24%和投资总额（129.73亿美元）的23.4%。从房地产行业投资案例总数与投资总额来看，房地产行业在2006年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根据我们的统计，在2007年第一季度私募股权投资对传统行业的投资案例中，无论从投资案例数还是从投资金额来看，房地产行业的投资都居各行业之首。统计范围内，2007年第一季度私募股权投资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共有9起投资案例，投资总额高达9.66亿美元，分别占第一季度传统行业案例总数和投资总额的39.1%和51.6%。
策略分析
对外投资方案篇10
摘要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是实现辽宁“十二五”的奋斗目标，是推进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要一环。完善的外商投资软环境是促进招商引资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实践证明，外商投诉是反映辽宁省外商投资软环境的晴雨表，协调处理好外商投诉已成为改善辽宁外商投资软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提高辽宁招商引资工作的质量，持续改善投资软环境，应着力加强协调外商投诉工作队伍建设，将其打造成招商引资工作的第二方面军。
关键词外商投诉工作队伍招商引资第二方面军
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是实现辽宁“十二五”的奋斗目标，是推进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辽宁省对外开放规模的不断扩大，全省利用外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加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全面发展的过程，为辽宁的老工业基地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辽宁省利用外资逐年增长，外商投资企业日渐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外商投诉案件的数量也有所增长，做好协调处理外商投诉已成为改善辽宁外商投资软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投诉政府的外商投诉案件比例不断攀升，协调外商投诉案件的难度不断加大，协调处理工作直接影响外商投资软环境的建设。
为提高辽宁招商引资工作的质量，持续改善投资软环境，应大力加强协调外商投诉工作队伍建设，将其打造成为招商引资工作的第二方面军。这样，才能将外资“引进来”的同时，做到“留得住”、“留得久”、“留得好”，进而达到“以商招商”的目的。
一、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对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十一五”期间，辽宁的招商引资工作成果引人注目。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从2006年的60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207亿美元，增长了三倍多，年均增长率达到42%；实际利用外资排名不断攀升，由2006年的全国第六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二位；“十一五”期间，辽宁省引进的外资大项目、高科技大项目明显增多，其中，2010年实际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158个，同比增长58%，占全省当年实际引进外资总额的48%；实际利用外资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外资来源主要是香港、韩国、台湾和日本，外资投向地集中在沈阳与大连；2010年沈阳和大连两市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利用外资的72%。
二、招商引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引进来”与“留得住”
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将外资“引进来”是关系到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那么，将外资“留得住”就是辽宁招商引资工作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从以往经验看，我们却更多关注是否能“引进来”。在引进外资的准备期、谈判期，我们会使出全身解数。实际上，在能否“留得住”的问题上也要进一步思考。能否“留得住”的实质就是软硬环境建设的问题，特别是软环境建设的问题，这包括服务环境、法治环境、行政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等。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重招商轻管理、重签约轻落实、重承诺轻兑现、重宣传轻服务，以及政策环境的不持续、法制的不健全，政府部门效率低，诚信环境差等问题。外商投诉的问题正是反映外商投资软环境好坏的晴雨表，因此，做好外商投诉协调工作对改善辽宁外商投资软环境以及实现辽宁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协调外商投诉工作队伍建设，打造成辽宁省招商引资工作第二方面军
1、加强协调处理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建设势在必行。辽宁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目前的行政级别设置难以承担协调外商投诉的重任。实践表明，协调处理一件外商投诉往往需要与方方面面的部门进行沟通、联络和协调。有些案件需要向省人大、政协等部门汇报，寻求帮助和支持；需要向省、市司法部门、省直机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需要与案件相关的市政府沟通情况，提出建议，督促案件的处理。行政级别的差异，给解决外商投诉的问题增加了工作难度，甚至无法进行。为了做好协调，辽宁省外商投诉中心不得不以上级主管部门的名义开展协调工作。因此，无论是从改善全省外商投资软环境的角度，还是从完成重大外商投诉案件涉及各方所处较高级别层面的角度，辽宁省外商投诉中心的地位和级别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工作要求，为此应加强机构建设，才能保证投诉中心的作用发挥好、有实效。
2、建立权责明确、高效快捷的外商投诉案件协调受理机制迫在眉睫。在省、市、县（区）建立层层负责、上下贯通的有机网络，全省上下建立权责明确、高效快捷的外商投诉案件协调受理机制，在工作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受理机制，落实岗位责任制，重点案件责任人制度，才能实现快速处理快速结案。同时，辽宁省外商投诉中心要站在全省的高度，加大全省协调处理外商投诉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这支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
3、招商引资工作队伍中要配备外商投诉协调工作相关人员。当前，辽宁省的招商引资工作由相关部门来承担，招商引资的第一方面军队伍在招商过程中会遇到外商提出的各种问题，有的是几年来仍未解决的历史遗留的外商投诉案件，有的是当前正遇到的外商投诉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给招商引资第一方面军这支冲锋队伍提出了难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回应和解决，将给招商引资工作带来极大影响。相反，这些问题如能有效回应和解决将更好地起到“以商招商”的作用。而协调受理外商投诉工作的相关人员了解投诉案件的进展情况，了解外商投诉较多的问题，也就是了解外商的心，必然会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发挥直接作用。
切实加强协调受理外商投诉工作队伍建设，打造招商引资工作第二方面军，这既支援了招商引资力量，打消了外商疑虑，又提升了当地在外商心中的地位，大大有利于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进行，靠行动真正改善了外商投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