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科学化篇1
关键词：社会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053-07
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主导意识形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工程、核心任务。我国从2005年建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开启了系统的学科化建设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社会治理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它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主要功能是政治统治，即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由“统治”到“治理”绝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是对国家本质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本质在于阶级统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是对国家本质的新概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国家的意志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且更反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国家的本质不仅是阶级统治，而更应是社会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不仅表现为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阶级统治变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而且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凝聚起来的共同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繁荣的人民国家的社会共识，不断加强社会治理的力量，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法治化，不断完善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是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以后，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问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要极大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阶段，这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理论和实践，但它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环节、核心要素，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这三个要素的一般认识上，应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人民当家做主的合理性，依法治国的正确性上去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党对国家的领导必须面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人民当家做主必须面对各种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战，依法治国方略也必须面对各种民主的挑战等，这些重大课题都急需得到解决。理论学科的产生多是由于社会实践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发展的现时代提出的这些重大历史课题，也正是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理论建设加以解决。
（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要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面临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等。
面临四大考验、四大风险和八项斗争的复杂环境，这就需要党和国家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管理协调能力、国际交往能力、不断提高抵御各种危险的政治能力、适应新环境的变通能力、联系群众的工作能力，抗击腐败的廉洁从政能力；不断提高新能源的利用能力、金融控制能力、市场活动能力、意识形态斗争能力、解决领土争端能力、反腐败斗争能力、网络管控能力、反民族分裂斗争的能力等等[1]。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研究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不仅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政治科学、法律科学、历史科学、管理科学、心理科学的相关理论，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不断提升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提升党和国家社会管理现代化的水平。
二、由革命、改革到社会治理思想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从社会革命、改革开放到国家治理的思想变革中看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历史，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提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的发展方向。
（一）社会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
19世纪40年代，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并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是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大发现”理论，经过多次革命风暴检验并在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逐步成为工人运动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上密切合作，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对“两大发现”系统化的阐述，体现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中的奠基作用。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是20世纪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变成了俄国的革命现实。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先后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孟什维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错误思想，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m一步发展。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为社会革命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
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成功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等第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在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产生的许多社会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进行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主义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科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需要以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不是一两个科学家能够完成的，也不是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完成的，也不是某一个历史时代可以完成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这一实践没有终结，永远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作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发展也就永远是一个过程。
（二）社会改革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产生
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社会改革的思想，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由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根本性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革思想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没有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建设；列宁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产生归结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概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是根据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的理解，又经过十年“”的冲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多弯路，遇到了巨大困难，急需进行社会改革，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急需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1984年，教育部先后发出《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和《关于在六所高等院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正式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硕士授权专业。1996年正式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第一批获得整合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建设的最初尝试。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大力支持下，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推进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指明了建设方向。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21世纪，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教训，总结国际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回答了社会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大问题，从而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做出了路径选择。
2004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作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决定，强调了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其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是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中，最先贯彻了党和国家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战略决策，并要求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系统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应当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是和改革开放实践相伴而生逐步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发展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提出实现社会治理新境界的要求，这是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社会治理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实现社会治理新境界过程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目标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标准提出的新要求。
过去我们也提出过现代化思想，如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却是第一次提出来。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今天我们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这个目标就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一条新路，为人民的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善的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理论，以前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进行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但没有成功，这些已有理论和实践还谈不到制度建设上的现代化。而以民主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标榜自己制度的现代化，实质上却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因为这种制度维护着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的生命力，当然目前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的自我批判加以解决，通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加以解决。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从未进行过的伟大事业，我国也仅仅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依据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因此我们在继续进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的过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努力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新境界。
三、现社会治理新境界中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化
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新境界的要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宗旨，其主要任务包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五位一体”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客观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路径选择和基本理论内容。
（一）“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实现这一共识的首要任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凝聚共识、目标导向的功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根本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提炼而来。党的十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不应停留在这24个字的研究上，因为24个字层次清楚、容易记忆，可以通过弘扬、培育、践行，以期求得不断形成全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而作为学科建设还是应把主要研究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的研究上。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2007年，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等等这些重大理论问题都急需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加以解决。
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重点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这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来完成。在国家治理层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特征的研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本质特征有怎样的不同，国家层面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是国家公务人员，而广大人民群众作用又是怎样的。在社会治理层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研究，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同，这种社会价值观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在人的全面发展层面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研究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应该是什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价值追求有什么不同。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国主义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以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2]。这就是说，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需要的理论支撑，如哲学智慧，世界观、方法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本领，都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来完成。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主要特征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就是伴随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是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就是“用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提高领导工作水平[3]。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科化，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研究，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践立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即辩证法、唯物论等观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即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要具体得多，它是一个现世的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愿景，我们过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过多注重远大理想的研究，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努力，或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才可以实现，当然这些研究是有价值的是必要的，但我们更需要研究当代人的理想目标和实现路径。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也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路径，而全面深化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实现的动力机制研究提出了新的路径，因此，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社会批判、理论批判、自我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我们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法治保证，因此，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研究的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保证，因此，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新布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研究除了上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研究之外，其主要研究路径还应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等。
（三）“五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内容的构建
党的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要研究总依据、总任务、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还要研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历史尽管不长，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深化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现在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认识，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根本上规范着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4]。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要重点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如何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线，如何集中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布局。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系统化、规范化的要求，还应适应“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要求，分别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五大分支学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建设自2005年一级学科建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六个二级学科为依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的初步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建设仍不够全面深入。新时期、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应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为基础，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为切入点，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要求为标准进行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的学科建设。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定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路径选择，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以服务于“五位一体”建设为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分支的学科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韩庆祥.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n].人民日报，2004-07-22.
[2]冷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哲学思考[n].人民日报，2015-04-29.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2
关键词：治安学；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社会治安稳定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106－03
一、治安学的学科名称
“治安学”是中国特有的学科或概念。西方发达国家虽有许多对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和治安对策的独到研究，但没有类似的提法。它们是通过研究警察科学来研究社会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和治安对策的。中国的治安学是在治安(行政)管理学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治安学专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但严格来说，在中国从学术研究意义上正式提出“治安学”(“治安学”不同于“治安管理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是金其高著《社会治安学》的问世。1998年，中国教育部在对本科专业进行调整论证时，公安大学提出将治安管理和安全防范两个专业合并为治安学专业，治安学的概念得以明确。
有学者认为，这一专业名称的变化，一方面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将解决该学科在“治安管理学”层面研究上的诸多“瓶颈”。另一方面说明治安学要想迈入成熟的学科行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名称的变化，一方面对中国目前的公安(警察)学的体系或专业设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或冲击；另一方面对治安学基础理论的创立或治安(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已经十分迫切。笔者认为，这次专业名称的变化，绝非对初始专业名称的简单恢复，而是基于学科基础上的重新定位。
二、治安学的研究对象
(一)治安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难题
治安管理学是基于公安工作中的治安管理业务来命名的。多年以来，治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职责管辖范围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把治安管理学简单的概括为是研究治安管理活动的规律与对策的话，那么治安学就应当是研究治安现象及其对策的学科。治安管理学作为公安学科的子学科，一般认为与刑事侦查学是并列的学科。在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公安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专业)同为法学学科下的二级目录。作为法学(专业)的子学科的刑法学等，是与治安管理学、刑事侦查学处在同一层级上的，而在研究生教育中，犯罪学又作为刑法学的一个方向，有些学者也认为犯罪学是刑法学的子学科。这样，上述有关学科的关系可列表如下：
对于治安学，从历史的逻辑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治安现象是伴随人类社会而存在的，在现代警察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维护治安的活动。影响和危害治安的问题是多样的，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只是其中主要的、严重的一种。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刑法学理论，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由刑法规范并应当予以刑罚制裁的行为。因此，作为主要研究刑事制裁的刑法学和研究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侦查学，就成为犯罪学的子学科，而犯罪学又是治安学的子学科。于是，上述有关学科的关系如下表。
这就提出了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二)关于治安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治安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还未达成共识，其观点主要有：社会治安问题说，治安现象及其规律说，治安现象及其规律、对策说，治安现象及其原因、对策说，治安防范说，公共安全说，社会安全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和转化机制说，公共秩序与安全管理说。
治安学的研究对象不确定是治安学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因为治安学研究对象这一首要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就出现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治安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方向不明确；二是难以科学地划分出治安学的具体学科(或分支学科)和科学地设置专业课程，治安学的学科体系不完善；三是难以准确地找到治安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治安管理学、犯罪学、侦查学等学科的区别和联系。特别是治安学和治安管理学这两门相近的学科，广大研究人员和学者均认为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而且治安学包含治安管理学，但由于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尚末确定，因而难以找出它们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导致在一些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把两者混同的现象。
(三)科学划定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规律。它既是一门学科区分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也是建立、发展和完善这门学科的基础。一门学科的体系也是受其特有的研究对象所决定和制约的。学科的研究对象既要反映其研究内容的特殊性，以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又要体现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性和各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性。
治安学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说，就是社会治安稳定。因为社会治安稳定既是治安工作的最终目标、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治安学的根本价值所在。研究社会治安稳定既是治安学的出发点，也是治安学的归宿。据此，社会治安稳定应成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治安稳定与否是通过社会治安形势表现出来的，社会治安形势又通常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治安问题。而治安问题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诸领域矛盾的集中表现和综合反映，或可称之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它具体表现为影响治安秩序的消极因素所造成的妨碍、威胁、危害等后果。治安问题的产生机制是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社会行为。因此，治安问题是各种社会秩序不能良性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即各种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问题集中化、显形化的表现。由于治安问题具有原因的复杂性、形成因素的综合性、发展的变异性、危害的多样性、时空的变动性、多发性等特点，所以，很难发现它的固定不变的规律。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正在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治安中来，对社会治安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基于这个大前提，对近年来的社会治安形势，我们就会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了。因此，社会治安稳定不仅与社会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社会治安稳定与否与社会稳定与否具有同步性的特点。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社会治安工作搞好了，社会治安稳定了，就能够对政治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稳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人类活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由于社会结构自身的复杂性，社会稳定涉及方方面面，因此，社会稳定具有综合性。它包括政治稳
定、经济稳定、社会治安稳定以及人心安定等。这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政治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核心，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治安稳定是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人心安定是社会稳定的综合反映。社会稳定的这一特点，要求在治安学研究中，必须总揽全局，充分认识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治安稳定、人心安定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善于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研究和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三、治安学的学科地位与学科体系
(一)治安学的学科地位
治安学是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首先看它是否符合一定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的确定应以国家标准为依据。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批准，199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的“编制原则”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标准所列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对照这四个基本条件来审视当前治安学科建设的现状，可以说治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已初具规模。同时也不难看出，在“有关研究机构”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等方面，确实还存在差异。但总的来说，近年来，治安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把“治安学”确定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该学科发展的必然。
教育部高教司于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设置的三个公安学类专业(治安学、侦查学、边防管理)和两个公安技术类专业(刑事科学技术、消防工程)，其中的公安学类、公安技术类都不是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而是本科的专业划分、名称及所属门类。公安学类仅仅是一个本科专业划分的门类，至少在目前还不是国家标准中的一个学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硬要把治安学、侦查学说成是公安学的子学科，确实有点牵强。而上述国家标准已经把刑事侦查学划为法学的三级学科，刑事侦查学已经名正言顺地找到了归宿，作为与刑事侦查学在同一个摇篮中成长起来的治安学，也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问题。
如何确定一门学科的学科地位，实际上就是如何摆正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治安学也应该和刑事侦查学一样，列为法学的三级学科。也有学者认为，治安学是法学门类中一级学科。也有学者认为，治安学是一门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研究治安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学科。治安学是公安(警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学是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应用学科。还有人认为，治安学应列为公共管理学所属学科行政管理学的子学科。事实上，治安学确实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和交叉性很强的学科，但它总要有一个归属的地方，一个自己的位置。笔者认为，因为目前国家的标准学科分类还没有把公安学或警察学列入，如果列入，治安学应作为公安学(警察学)的一个子学科。如果治安学单独列入标准学科序列，治安学是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二)治安学的学科体系
根据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治安学的学科体系大体包括：
1、治安学原理。即理论治安学或治安学基础理论。
2、治安史学。包括治安思想史、治安制度史以及治安研究的历史等。
3、比较治安学。包括中外治安比较、城乡治安比较等。
4、治安法学。包括治安行政法学等。
5、应用治安学。即广义的治安管理学，包括治安秩序管理、户政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监督管理、出入境和外国人管理以及治安规划、治安预测、治安评价等。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对治安学研究对象和范围、治安学学科地位和学科体系等有关问题的探讨，我们对治安学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对治安学的概念的研究，可以初步给治安学下一个定义：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3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4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 、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 ，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 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 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 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 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 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 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 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 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 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 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 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 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 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 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 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 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时，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经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 以党的领导一元化为特点的集权体制，就形成了党的领导集团、党的领袖对社会权力的 全面垄断。于是，便形成了单一的权力结构、单一的经济所有制。这样，实质上是专制 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要求就日益尖锐对立起来，最 后，导致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但是，体现人类文明发 展成果的文化，诸如科学理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等，并不是对经济政治关系的简 单消极反映；相反，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必然会表现出它的精神特性。对于活生生 的文化来说，这就是它的多元性的特点。但是，从整个苏联存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 到，随着政治体制的日益集权化，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也相应地越来越受到扼杀了。在社 会科学的研究中，甚至在文艺创作中，政治上的党性标准，越来越成为惟一的要求。而 这里所谓的“党性标准”，说穿了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与现在当权的最高领导人 的观点保持“完全一致”，否则，就要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大帽子，遭 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甚至人身迫害。这样，为了维护高度集权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就必 然要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粗暴地破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造成一种具有教条主义特 征的文化的单一性。
这种高度政治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家崇拜、政党崇拜、组 织崇拜、领袖崇拜的泛滥，而这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当政 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粗暴 地践踏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时，人们必须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去理解哲学、经济学、历 史学、政治学、法学，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去编写历史，等等。斯大林本人则成了各个学 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惟一的、最高的学术仲裁者。[1]这样， 由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下，文化的多元性本质——思想的自由本性 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但是，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发展规律、思想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社会科 学理论的自由发展，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无法遏止 的。这样，在政治权力与文化发展之间，就必然要形成日益尖锐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 中，政治权力必然要对文化的多元自由发展实行扼杀。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 种专制政权，在新的思想文化面前，或者说在它所称之为异端思想面前，都是表面上很 强硬而实质上很脆弱的。所以，它们是经不住自由思想潮流冲击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 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 庞大政权机器，是被以民主思想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发展冲垮的。
2.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各种历史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实体在极端自私的考虑 下，必然要以自己为核心，而对其他的各种社会主体，一概采取利已性的政治实用主义 态度。这就是说，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把整个社会的各个机体，特 别是各种能动的社会因素，都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我们看到，在苏联存在期间，整 个社会的文化，全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完全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 以任意摆布的政治性工具。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质。这 样，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权力结构，就与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成果，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义世界，文化对全社会的各种主体，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 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是它的本性。但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之下，全部文化只能为 现存的政治服务，只能成为领导集团的实用主义政治工具。这就是说，只能有一种“党 的理论”，而不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门社会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再 研究一下苏联存在期间的社会科学状况，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 ，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要出版物，往往是同样的面孔，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显示了它 们作为同一种政治工具的基本特点。
文化，包括全部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它的政治工具化，使它的本来的 社会价值也变质了，或者说使它的作用庸俗化了。比如说，苏联共产党的末代领导人之 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个平庸之辈，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也谈不上什么具有坚定的 信念，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十分重视的。不过，这并不是由于他对理论有什 么兴趣，相反，“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 惯促成的。”[2]当然，在苏联领导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契尔年科只不过 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苏联存在期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实用主义态 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来说，是可悲的。因为，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不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 和利益。结果会是怎么样呢?随着政权的解体，他们的既得权力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一同失去了。
但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文化政策，由于它违背了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实际上是 不可能达到它预想的政治目的的；而且，由于政治实用主义与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矛 盾的尖锐冲突，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这样，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理论，不 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化，反而是常常帮倒忙，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政治权力实体 产生反感；同时，更严重的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取 消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可见，如果一种政治权力对文化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不 但会摧毁自己，更可怕的是摧残了社会文化。在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中，苏联政权与苏联 文化的同归于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
3.文化的科学本性与学术政治化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苏联存在的时期中，苏联共产党对整个社会一切领域实行的是所谓“一元化”领导 。这样，作为整个文化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就只能为党的现实政治任务服务，学 术工作具有了单纯的政治性质；同时，由于党对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严密控制，于是就 发生了与中世纪类似的情况：社会科学、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 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现实政治需要，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也即 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标；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学术工作的惟一指 针；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按照党的政治指令来制定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这样，整个 学术工作——文化工作就几乎完全政治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学术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都只能在政治权 力的指挥下进行。当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学术工作、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乃至整 个文化工作，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但是，对学术的政治领导不能变成政治权力对学术 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干预。否则，这种学术的政治化，就必然与学术文化的科学本性， 产生尖锐的冲突。具体来说，在苏联存在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家们已经变成了蹩脚 的、粗暴的学术警察。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尽管有强大的政权做后盾，尽管学者们 和他们的理论作品常常遭到厄运，但是，实际的失败者仍然是政治家。不过，在这种情 况下，学术——文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在苏联存在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指挥， 党的领导者或领导机关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具体的直接干预，还产生了另一个特殊 的社会政治现象：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完全政治化。当然，对于大多数以追求科学真理为 宗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悲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是无法进行 真正的科学研究的。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即政治化了的学术环境，也 给那些本来就怀有政治野心而混迹于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人，创造了飞黄腾达的难得机会 。于是，就产生了既能在政治界又能在学术界两栖生存的政客化了的所谓学者，或者说 叫做“学者政客”。政客化了的学者或者说戴着学者帽子的政客的出现，对于苏联社会 来说，既是一种政治悲剧，也是一种学术悲剧。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 上，都是两面派。所以，他们既破坏了政治声誉，也败坏了学术声誉。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有理由说，这些政客化了的学者，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
4.文化的开放性与政治体系封闭性之间的尖锐冲突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5
公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对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调动公民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对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发挥主人翁地位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但是，目前，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存在着參与人群结构单一、参与方式单一、参与程度不足等问题。
科学技术协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开展社区科普工作，区科协一直努力组织和发动社区中热心科普事业的居民，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区科普志愿者队伍，参与社区科普工作。但从多年的工作实践来看，虽然社区多数居民表示愿意参与社区科普工作，但是真正参与其中的人并不多，以退休的老年人为主体，主要包括老科技工作者、退休教师、退休党政企事业干部、退休医务工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身体不好、精力不济、要帮着子女带孙辈，导致社区科普志愿者参与科普活动的时间不能保证，参与方式也较为单一，以科普讲座和科普宣传为主。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由于工作学业较为繁忙、空闲时间较少，较少参与社区科普工作。
由社区科普志愿者参与社区科普工作的状况可以大体推出，人群结构单一、参与方式单一、参与程度不足等问题，在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目前的社会治理，并未达到广大公民普遍参与的理想效果。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6
关键词：“本土化”；中国政治学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经过近30年的发展，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此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在数量上明显增加。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十年”：
1979年到1989年属于政治学学科重建、专业恢复的阶段。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主体与核心的科学体系。
1989年到1999年属于理论引进与学术积累的阶段。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
1999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存在的历史遗憾和现实空缺
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勃勃生机．为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但是，“优点即缺点”，政治学的快速发展本身也孕育了政治学的困境。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政治学很多相关基础研究至今仍旧停留在对西方政治学的一知半解中．或者还徘徊在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政治学教材“西主中附”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第二，学科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仍不十分清晰。
首先，“大领域”与“小学科”的矛盾亟待解决。“具有和法学、经济学同等重要地位和独立研究领域的政治学至今仍被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此外，无法和政治学“分家”的“公共行政”专业在我国“居然被划分在管理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与各国通行的“不分家”实践也是相悖的；在政治学下属的七个二级学科中“竟然没有‘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的位置．大体上能够代替它们的是实际上涵盖面非常狭小的‘中外政治制度’”。这显然不利于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政治学仍然被泛化。“政治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的地位还没有被认知和确立。
三、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一)政治科学：从“政策回应”到“制度建构”。
随着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政治学界开始以科学的态度系统探讨如何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这就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回顾2004年度，政治学学者“制度建构”的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对政府政策过程展开系统研究；其二，以“制度合洽性”为基本的政治学研究取向，探讨改革过程中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融合与适应；其三，超越以往被动的“政策回应”式的研究态度，更为积极地投身于制度建设的洪流之中；其四，在如下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制度变迁必须探寻一条新的本土化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
(二)坚持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统一。
尽管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思想愿望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就已经出现并从那时起延续了100多年。但是这种思想愿望的真正贯彻落实则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对人类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想等都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尝试并加以改造。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日趋紧迫，我国政治学界应加快步伐，把本土化研究和国际化研究结合起来，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推向世界．实现中国和世界政治学学术的共赢。
(三)中国政治学需要自己的学科范式。
中国政治学要真正成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更好地承担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事业中所肩负的责任，首先就必须加强学科范式的建设，要建立起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对中国政治学来说．唯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伟大成就．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公理．建立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以学科范式来规范、指导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才能在学术上健康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成熟学科，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政治学”。
(四)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政治学的科学性是指政治学以研究客观规律为主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地提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这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使得政治学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因此，我们要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促进我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更好发展。
(五)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学术观点的多样化。
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学术观点的多样化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我们还要促进学术观点的多元化，努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平等、活跃的学术环境。
中国政治学要发展、要创新、要突破、要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国情，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来发展。要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敢于创新，要使西方的政治学中国化，使中国的政治学“本土化”。只有中国政治学“本土化”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为中国的转型期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7
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一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交互主体性特征，即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模式由主客二分向主体际性转向、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方式由人与人的直接互动向人与机的间接互动转向、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时空向度由实时同步向实时同步与延时异步相融合转向；二是教育内容传播的技术性特征，即教育内容传播时效由单向滞后性向多向即时性转向、教育内容传播形式由单一媒体形态向多媒体形态转向、教育内容传播范围由相对封闭的小众向整体开放的大众转向；三是教育环境的耗散结构特征，即教育环境是开放的联系、非平衡的联系、非线性的联系；四是教育方法的连续统特征，即教育方法的存在原理是现实性与虚拟性的连续统、教育方法的运用理路是网上教育与网下教育的连续统、教育方法的作用机理是显性灌输与隐性渗透的连续统。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快速延展了的世界，全新的理念以及大学生不断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便捷化的思维方式和简易化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有效的应对之策，有时处于“失语”状态。这突出表现为“海量共享”特性解构“一元话语权”、“全天候即时互动”特性凸显传统手段乏力、“个性鲜活”特性挑战“论道”方式、“百家争鸣”特性更显“红色领袖”匮乏、“碎片化”特性呼唤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方式更新。［5］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新媒体的交互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新媒体的大众化加速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研究和驾驭新媒体时代的“游戏规则”，从统筹工作机制、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形成网上引导与网下教育相互配合机制等方面提升管理新媒体的工作水平。［6］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蕴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生存、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社会化需要的实践教育活动，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离开文化的根基，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最重要的载体及特定的支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文化发展提供导向和动力。［7］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人的过程，是不断促使“野蛮人”向“文化人”转变的过程，就这个意义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可以被视为“文化化人”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集中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促进社会文化建设、发展和创新方面，有维护主流文化、批判异质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和创造先进文化五方面的效应。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生成是双向的过程，一方面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实现其文化价值，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潜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无形的文化建设和有形的文化产业的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实现。［8］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觉，培育清醒的现代性文化意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和理论课题。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文化自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科学认识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以积极的、辩证的态度对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科学认识文化现代性与全球化，加深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间关系的认识。［9］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提升文化自觉的作用，就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一，觉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服务于文化建设，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第二，觉悟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和面临的挑战，自觉地担负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发展的职责；第三，相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增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信心；第四，相信思想政治教育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增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信心。［10］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时代精神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当今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运行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将自身汇入以改革创新为精神核心的时代潮流中，另一方面，必须以整体性的系统的创新实践才能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从整个体系上综合体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真正提高其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此，要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全面的且各部分有机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生实效的创新体系。这个创新体系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教材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等。［11］转型社会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当前中国正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准确把握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和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理念上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体制机制上注重科学化与灵活化，方式方法上注重精细化与生活化，途径上注重课堂化与社会化，手段上注重现代化与信息化，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12］交叉学科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交叉学科的视野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和新的研究成果，这是时展的要求，是实践创新的需要，也是学科建设的需求。以交叉学科的视野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概念移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而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视野，推进一种思考方向和研究思路的形成。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强化问题意识、开放意识和培育意识，积极研究和借鉴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13］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树立国际化新理念、优化国际化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其方法论，这既是应对多元文化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挑战的需要，也是借鉴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经验的需求。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就应当：树立国际化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必须保持“张弛有度”、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必须培养“创新人才”；优化国际化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优化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优化以“公民道德建设”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优化以“生态伦理”为核心的生态教育体系；创新国际化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即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方法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技术教育方法。［14］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的理念、原则和方法，认识、把握、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的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合目的性，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升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水平。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合规律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范畴、研究对象、话语体系等不是对表面现象的感性概括，而是经过严格提炼并能够准确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并且这种理论概括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专业术语和概念来表达，达到了精确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水平，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发展的必然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主要包括学术研究科学化、人才培养科学化、教育实践科学化三个维度。其中，学术研究科学化是龙头、是根本、是指导，人才培养科学化是条件、是平台、是关键，教育实践科学化是基础、是源泉、是目的。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科学化中主要应处理好揭示特殊规律与揭示普遍规律的关系、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主干学科建设与分支学科建设的关系、单一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研究的关系、继承研究和时代化的关系、借鉴研究和本土化的关系、理论研究与成果转化的关系；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科学化中主要应处理好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的关系、学历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关系、学历教育中本硕博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关系、在理论学习研究中培养人与在实践中培养人的关系；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科学化中主要应处理好系统理论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法纪观等教育内容的关系，大中小学德育的衔接关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关系以及单位内部党政工团合力育人的关系。［16］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思路。当前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努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发展进程，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水平；还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和当展，努力使思想政治教育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新性，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17］
五、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评鉴
按照知识体系分类的方法，美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教育、历史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等五个方面，并呈现出隐蔽的政治性、较强的拓展性与明显的针对性三个主要特点。美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设计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设计在注重趣味性的同时如何体现严肃性、在注重实践性的同时如何提升理论性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18］英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启示。英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宗教化、宗教与世俗化并进、世俗化三个阶段的发展，形成了宗教性、隐蔽性和多样化的突出特征。英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发挥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两种方法的优势，要努力构建全社会合力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从而全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19］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简介。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五种途径来实施：一是专门课程教学。虽然日本各高校开设的专门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及具体设置有所不同，但通过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共同的。二是小组讨论。小组研究和讨论的授课形式是日本高校普遍采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对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教学有着独特的作用。三是主题讲座。开设主题讲座，是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重要一环。四是实践活动。在日本，实习、考察、调研等实践活动不是简单的课外活动，而是与课程相关联的一部分。五是其他形式。此外，日本高校还通过专业课程教育和课外活动等形式补充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20］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启示。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以下特色：“孝道”教育从娃娃抓起，并渗透在韩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以个人为圆心，逐渐扩展到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模式；具有韩国特色“身土不二”的爱国主义教育；采用古为今用、洋为韩用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多样化原则，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教育效果，强调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进行客观、全面、准确的评价。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借鉴韩国的“孝子”产业、韩国特色“身土不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调知与行统一的观念。［21］北欧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启示。北欧一向以经济发达、社会自由、福利优厚、清正廉洁、人民幸福指数高而闻名于世，具有北欧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此功不可没。北欧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主要包含两个内容，即反映个人要求的心理品质的目标和反映国家要求的公民品质的目标。北欧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特色鲜明，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教色彩浓厚，二是重视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教育，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灵活多样，四是注重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仰基础，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和适应性；其次，努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注重实践性和开放性；最后，大力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注重柔性灌输与渗透性。［22］
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总体思路。首先，加强统筹规划，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制定工作规划，明确教育要求；推进“三进”工作，努力入脑入心；突出重点群体，强化教育引导。其次，坚持有机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日常宣传教育工作。以重大活动为契机开展教育，以维护稳定为重点渗透教育，以地方精神为载体深化教育。最后，强化保障措施，努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实施铸魂工程，巩固广大教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加强骨干培养，发挥他们在教育中的引领作用；搭建工作平台，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23］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系统性、整合性和导向性的特点和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等教育过程也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应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引领作用、充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控制力、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全面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主导性。［24］社会实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作用。首先，社会实践对大学生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转化作用，使大学生化抽象理论为具体行为、化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其次，社会实践对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强化作用，能够增强实践体验、澄清理论是非，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说服力。再次，社会实践对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承载作用，能够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个体化和整合力。又次，社会实践对大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辐射作用，是大学生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其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最后，社会实践对大学生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提升作用，能够提升大学生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能力。［25］微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得到大学生群体的认可和接受，就必须进行广泛和有效的传播。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内容互动等特点与大学生群体所具有的高素质、性格活跃等特点相契合，已经成为向大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媒介。应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理念，重视微博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应把大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起来，运用核心价值体系理论说明、解释现实问题；应充分发挥微博“意见领袖”作用，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影响。［26］
七、雷锋精神的当代弘扬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大学生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大学生的思想、塑造大学生的灵魂，使他们成为具有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志向高远的专业人才，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则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弘扬科学精神，运用科学的规范和方法去揭示、掌握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特点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首先体现为符合规律性
规律是事物内部必然存在的客观联系，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作为任何学科追寻的根本目标，必须在科学研究和理论思维中处于中心地位。”作为一门学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其内在的逻辑和发展趋势，决定着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理论研究，就是探索规律、揭示规律的过程；作为一项教育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有着工作规律，大学生的思想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有规律，思政教师的培养和素质的提升是掌握规律，对大学生具体的教育行为则是运用规律的过程。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所见所闻都会影响到人的思想和行为，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化特征。社会变化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决定了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适时调整决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和重点的调整；信息技术和科研水平的发展，又会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教育手段的更新；大学生的生活追求、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和心理追求等也会随着时代变迁不断的变化，教育对象的时代特征，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时刻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突出表现为具有实效性
实效性包含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中，而思想教育是否有效，一般通过三方面来衡量，即教育效果、教学效率和社会效应。教学的效果当然是指学生是否学会、接受和领悟对他们所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否能按照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行事；教学效率及经济学上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要必须拿各方面的教育投入和取得的成效做一番对比，符合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必定是成效大于投入；社会效应是大学生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后对社会稳定、进步和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教育效果、教学效率和社会效应的一致，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尺度，具有实效性的教育，才称得上是科学的教育。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改革必要性分析
（一）是学科建设的自身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始是为宣传政策形势服务，内容多为宣传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因而缺乏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严密的逻辑体系，再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改造人的思想，而思想层面的变化，如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难以量化和测量，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显示出精确的预测性和发挥显著的指导性。经过30多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努力，终于消除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的质疑，但是系统性和学科的规范化仍然有所欠缺，要形成成熟的学科，必须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全球化，各种文化冲突、伦理矛盾日益表变化和尖锐化。当今世界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剧烈的交锋和竞争，加速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社会都希望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在这场交锋中获胜，其他国家向我国输入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时，会产生一些冲突，这些都对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面对西方国家强势文化的冲击和霸权文化的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传播应用，冲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元主导”的理念，教师主体的观念，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否定，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获得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弱化了教师的信息优势，甚至使教师处于信息劣势。网络的虚拟性、平等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加了学生信息交流传播的便利，一些大学生出于好玩、好奇的心里或利益驱动，很容易做出一些不负责任、违反道德甚至触犯法律的行为。客观环境的变化，驱使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三）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全国第三次工作会议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大学生必须对价值有深刻的理解并产生热情，对美和道德有鲜明的辨别能力，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素质是大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它可以引导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朝着有利于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对社会有益的方向前进；思想政治素质有利于大学生增强创新能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思想政治素质的核心，对祖国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变成对祖国繁荣昌盛的渴望，激发大学生不断提高创新能力，追求真理、攀登科学的高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必然涉及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大学生创造力强、个性化需求强烈，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通过科学化改革整合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措施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根本
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思路从“以事为本”转为“以人为本”。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上必须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心，通过科学论证牢固确立自己在党和国家工作格局中的战略位置，服务大局，特别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育人理念，结合“全面育人”和“德育首位”全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具体说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要站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接班人的高度上，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代大学生，充分尊重学生的特性和发展需求，提高思想认识，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基础。
（二）深化理论研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基础
我们一直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这就要求我们把它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作为人文科学，必须有基本理论作为支撑，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注释、汇编和组合的成果较多，贯穿学科思维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研究较少，基础理论的缺失极大地困扰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活动，理论研究的根本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创新成果结合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内涵，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拿到到科学的系统中实现规范化、系统化发展；“科学化”的另一方面，是遵循认识对象的客观实际，根据的客观规律，来指导人们的实践，理论在实践中也得到检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身就包含了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优秀成果，“科学化”的发展，必须打破学科的壁垒，实现内容的互相吸收，融合贯通，以适应当今社会日益复杂的环境和多元化的文化意识。
（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保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方向和成效。目前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学校党政干部等，理论课教师专业能力强、科研水平高，但与学生交流少；辅导员与学生关系密切，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特征，但专业的学术水平相对较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发展，就需要在制度上整合师资队伍，综合各个领域的优势，组建研究和教学团队，围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从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中发现普遍的客观规律，上升为指导理论。
参考文献
[1]张澎军.德育哲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4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32.
[3]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J].教学与研究，2011（3）.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9
第一节发展历程
政治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政治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方法，它的智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从智识发展史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学的学术源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典阶段，即从古希腊罗马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在此期间政治社会学的许多课题已经提出并开始得到初步的研究。近代阶段，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诞生，政治社会学核心课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和发展，但尚未有意识地研究政治社会学。战后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政治社会学正式产生并得以全面发展的时期。
一、古典阶段
古典阶段可以看作是政治社会学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社会学的核心课题已经为人们提出并得到了初步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学者有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圣·奥古斯丁，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柏拉图(plato，427BC─347BC)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以及有关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屈死的对话如《欧塞弗罗篇》、《道德篇》和《克里多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最早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国家有三种必要的职能：供应基本的物质需要、保护和管理。履行这三种职能的有从事生产的工人、从事保护的军人以及从事管理的统治者。执行不同的职能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才能的人就构成了社会的等级。只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去履行各自适合的职能，国家就能够保持正义。二是他首次看到了民主与科学的矛盾，认为民主与科学(知识)是对立的，主张科学先于民主，认为应该由爱好智慧、掌握知识的人来担任国王，这就是著名的“哲学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也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并且是柏拉图的得意弟子。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等著作中。他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叫做《政治社会学》，因为该书讨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首先，他把社会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社会、政治、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政治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就象蜜蜂和大象那样，是群居的，个人结合成为家庭，家庭结合在一起成为村落，村落结合起来成为国家。国家是这一过程的极点，是人类共同体的完美形式。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人类思考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也只有在国家的环境里才能充分施展。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更是政治动物，因为社会合作也需要政治组织，无政府是违反自然的。国家是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可见，亚里士多德是把社会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其次，亚里士多德探讨过社会分层的政治效应，探讨过政治稳定以及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认为政治不稳定或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财富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穷人起而反抗富人，革命就会发生。法治民主制的社会基础是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富也不穷，如果他们人数足以维持国家政治权力的平衡，那么法治民主就会稳定。
西塞罗(106BC-43BC)是古罗马的法学家。他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人在本性上是合群的，国家是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而形成的集合体。混合的政体是最优的政体，真正的贵族是把国家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西塞罗的思想大多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奥古斯丁(354-430)是罗马时期的神权政治论者，而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4-1274)则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论者。他们在政治权力的来源、性质和社会权力结构方面的观点自成一家。认为上帝主宰一切，一切权力最终来自上帝，宣扬教权至上，主张教权高于君权，君权服从教权。
马基雅维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他的著作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等。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在一个宗教考虑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环境里，用直率的语言揭开了社会政治及其理论的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向人们展示了赤裸裸的社会政治现实，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分析的先河，为后世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应用政治的学者的典型。其次，他开创了从权力角度研究政治学的先河。认为人是反复无常并且倾向于作恶的，正是权力才能够造就秩序，只有在意志坚强的统治者所制定并强制实施的法律约束下才能保持品行端正。国家或其统治者完全有理由运用压倒一切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抵御来自内外的反抗。第三，他还研究了统治权术问题，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理论，拓展了政治权力研究的新领域，对政治问题进行了技术分析。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著作实际上都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的。在这些思想家中，对政治社会学有特殊贡献的人主要是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首先注意到宗教、文化、人口、地理因素(如气候因素)在政治制度塑造中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次他对政治权力本质的认识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认为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只能用权力制约权力，完善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这一成果对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洛克、卢梭等则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统治的基础，认为社会契约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契约理论。
十七世纪以后，孔德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他主张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之一，政治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现象研究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自孔德以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偏离哲学方法，转而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于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开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于十九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也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证化的大潮之下，逐渐放弃哲学方法，也在本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这一切都大大地促进是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这就把政治社会学的智识史推进到了近代阶段。
二、近代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都诞生于这一阶段。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尔斯的精英理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最大。他们都被后世追认为政治社会学的先驱作家。
精英理论家认为，人类的每一种组织都是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少数人控制的。这些人在各种社会组织中高居要职，在政治组织中也不例外。他们左右着各种社会政策，尤其是左右着国家的政治决策，故被称作精英。社会中的权力也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十分不平衡的，并且这种不平衡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精英一词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首先使用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流行语的。他在1916年出版的《心灵和社会》一书中认为，精英是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所有社会的成员均可以分为精英和非精英。统治精英通过强制和受其操纵的公众的同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统治精英根据其品质不同，可以分为狐狸型的精英和狮子型的精英。政治变迁就是两类统治精英的循环替换，一旦一类精英适合于处理某种事件，该精英就会上台。狐狸型的精英能够通过政治花招来赢得普遍的赞同，但不敢使用暴力，他们因普遍的赞同取得合法性，但也因不敢使用暴力来维持秩序而失去合法性。狮子型精英敢于有组织地使用压制和胁迫，但易于变得过分保守、迟钝，无法取信于民，他们通过以暴力维持秩序上台，但也因暴力过分而下台。历史就是这两类精英之间的交替循环。
莫斯卡(Gaetanomosca，1858-1941)也是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他于1896年出版了《统治阶级》一书。他认为，在所有社会中，都有两个阶级，一是统治阶级，一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虽然是少数人，但却是有组织的，并且掌握统治权力。他们总会竭力通过一种道德的或法律的原则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用合法的、专断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也只是在位的统治阶级和想掌握政治权力的在野精英冲突的结果。
米切尔斯(Robertmichels，1876-1936)是身具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渊源的政治社会学家。1911年出版《政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寡头铁律，他认为每一种组织中都存在着一批保守的统治寡头，他们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各种政治组织)的管理原则都是有悖于民主的多数统治原则的，任何组织都是有寡头统治的。政党组织在取得国家权力之后，便变成更加保守的力量，专注于维护秩序和稳定，以保证其对社会的统治。总之，只要有组织存在就有寡头统治的趋势。
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表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他的贡献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他讨论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以及民主政治的固有威胁。认为民主就是公民参与政治，公民政治权利平等，法律面前平等，就是获得这种平等的自由。现代民主制度是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基础上产生的。他系统地分析了民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必然面临的威胁如多数人的暴政。他认为，民主政治将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政体，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之后，大规模的革命将会减少，智力活动将会长期停滞不前，中央集权将继续发展，并有可能使民主政治变成一种平庸的统治。为了对付这些威胁，补救的措施就是发展地方自治，发展地方民主，同时鼓励发展自愿的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其次他还探讨了大革命产生的根源，认为革命爆发并不是暴政最为严厉的时期，而是在暴政转向温和的时期。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官僚制度理论。韦伯把官僚制度当做中性词来看待，他认为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为维持其生存不可或缺的组织手段。官僚制度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劳动的专门化与分工，二是为社会所公认的合理合法的权威，以及负责的下级的表层结构，三是精确、稳定而严格的对事不对人的法律与规章制度。其次是关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理论，他认为政治权威是通过命令使别人服从。他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分成三种类型：建立在信赖现行制度的合法性上的“合法─合理”的统治；建立在传统信念上的“传统”统治；建立在对领袖非凡能力的信任上的“超凡魅力”的统治。除此之外，他还探讨了现代选举政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民共决式的民主制的含义。
卡尔·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集中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该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必将分化，或者上升为资产阶级，或者沦为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无产阶级就会起来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包含了革命理论、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政治社会学理论，对后世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政治社会学有深远的影响。
三、战后阶段
政治社会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术源流，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领域里崛起，政治研究的领域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大大扩展，当代研究政治的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愿意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于是，政治社会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政治社会学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独立出来了，它不仅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得到了普遍承认。各种以政治社会学为名的著作相继问世，一批职业的政治社会学者纷纷涌现，其中著名的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的利普塞特、本迪克斯(R.Bendix)、霍罗威茨(L.Horowitz)、贾瑙维茨(m.Janouitz)，法国的迪维尔热，英国的博托姆尔。其他对政治社会学贡献或影响的非职业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伊斯顿、亨廷顿、弗里德里克(C.Friedrich)、拉斯韦尔，英国的米利本德，法国的波郎查斯；社会学家如帕森斯、吉登斯、丹尼尔·贝尔、西尔斯、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图雷纳(a.touraine)、米尔斯(C.w.mills)、艾森施塔特等，哲学家如卢卡奇、葛兰西、列维·施特劳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伦特(H.arendt)，政治哲学家如奥克肖特(m.oakeshott)，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熊彼特、加尔布雷斯、唐斯、弗里德曼、麦克弗森(C.macpherson)，心理学家弗罗伊德、斯金纳、阿德勒，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
政治社会学终于成熟了，它首先在社会学界得到了正式的认可。1959年9月在斯特雷萨召开的第四届社会学世界代表大会上建立了政治社会学委员会，这时政治社会学正式被确立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学科。提议建立这一委员会的是施穆尔·艾森斯塔特、莫里斯·詹诺维茨、利普塞特和施泰因·罗坎。利普塞特担任首任主席，罗坎为首任秘书长。在这两位学者的指导和领导下，政治社会学被确立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之内的一个分支领域。该委员会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并出版了大量书刊。自1959年斯特雷萨会议以来，该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和国际政治学协会(ipSa)的历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都举行过会议。
当代政治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S.m.利普塞特于1960年出版了《政治人》一书。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久便获得了1962年美国社会学会的麦基弗奖。该书显示了利普塞特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的卓越才能，也奠定了他在政治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里的权威地位。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分析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该书围绕这一中心，探讨了民主体制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民主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政治冲突、参与政治的根源、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政党的种种社会基础、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转化功能、工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实际运作等。该书的基本观点就是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冲突和一致的平衡。在利普塞特的著作出版之后，西方学术界一度掀起了研究政治运动、投票行为、政治系统、新政党的出现的社会基础等问题的高潮，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政党体制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导出政治行为的问题上，利普塞特和罗坎1967年所编著的《政党制和投票人联盟：跨国家透视》就汇集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该书表明，政治社会学者已不再简单地去研究政党制是否适合社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中的分裂和利益对抗怎样、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政治过程转换成政党制，政党制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社会中的一体化和资源配置。
在六十年代，许多政治社会学者开始对制度产生了新的兴趣，历史研究的倾向也日益加强。民族和国家的建立过程开始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课题。这一点在S.n.艾森斯塔特编辑的1971年出版的规模庞大的综合性读物《政治社会学》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该书各个部分的副标题，诸如“前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及其社会条件”、“发达的传统社会的中央模式”、“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学”，清楚地揭示出上述倾向。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已成为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标志之一。它还意味着历史学家和政治地理学家也日益卷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比较政治社会学中，一部反映许多传统和新的取向的著作乃是胡安·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1978年编辑的《民主政体的崩溃》，它是一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书籍，它论及了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和自由与权威的相互关系，并把分层和体制性问题融为一体。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新合作主义理论(neo-corporatism)和理性选择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公共决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组织可以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而社会经济利益组织则有义务约束本组织的成员执行协商决定的公共政策。国家、工会和雇主代表之间的集体谈判，共同协商决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做法就是新合作主义。此种模式在奥地利最为典型，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新合作主义的实践，激起了研究现代福利国家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问题的强烈兴趣。在八十年代初，许多政治学者对社会公共政策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理性选择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谟，但自五十年代开始，才被经济学家首次系统地运用于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该理论假定，每个人的行为都旨在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对选民、政治家、院外活动家、官吏等政治行为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象经济人那样，总是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他们不同的目的。这个理论的特色是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应用于分析如投票等政治现象。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政治动机的重新讨论。理性选择理论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因为政治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它强调集体的需要和价值，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个人，强调作为驱动力的个人的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在美国政治学中得到了发展，八十年代在欧洲也赢得了追随者。
政治社会学的惊人成就使得它在政治学界也争得了地位。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样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第二节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不过，它并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始于八十年代政治学、社会学得以恢复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越来越重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有关刊物介绍了国外政治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有的大学、研究生院的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已开设或筹备开设政治社会学课题，许多西文政治社会学著作出版了中文本，许多学者也开始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1988年11月9日－12日，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上还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对象和体系、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应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面临的若干难题等问题，并专门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西著，艰苦创业，著书立说，已经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外文著作，也不断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写的政治社会学著作。
一、西著东移
由于几十年学术传统的中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艰难的补课任务。政治社会学也是如此。补课最经济也是最便当的途径就是移译国外经典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译著方面来看，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近代学者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均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许多重要的当代政治社会学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美国学者安东尼·奥勒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致与冲突》、彼德·尤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罗素的《权力论》、亨廷顿和纳尔逊的《难以抉择》、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亨廷顿等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马丁的《权力社会学》、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帝国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日本学者今田高俊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猪口孝的《国家与社会》、山口定的《政治体制》、三宅一郎的《投票行动》、中野实的《革命》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论著的出版
在艰难的翻译之外，对政治社会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也开始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1987)一书中，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角度，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了政治时代、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发展、政治世界以及政治科学十大领域的问题。王沪宁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1988)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沿革、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内容。
卢少华和徐万珉的《权力社会学》(1989)，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权力社会、权力基础、权力形式、权力制度、权力角色、权力形式、权力管理、权力控制和权力心理等问题。
政治学者刘军宁的《权力现象》(1991)研究了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构造、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关系、权力动机与权力崇拜、权威与政治权威、权力结构与权力分配、权力的运用、权力制约、权力与人性、权力的旋律与人类的命运等问题。
政治学者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1992)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即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从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与政治运动五个角度，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
政治学者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1994)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分析了中国政治人眼中的政治、中国政治人的政治意识、中国政治人的选举行为、中国政治人的参与行为、中国政治人对参与方式的偏好、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知识、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以及中国政治人的类型等问题。
政治学者李景鹏教授积十余年时间的积累，写成《权力政治学》(1995)，系统地研究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机制。该书虽然是政治学著作，但处处体现了从社会角度研究政治的精神。因而实际上也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
政治学者周琪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1995)分析介绍了马克斯·韦伯、帕累托、莫斯卡、帕森斯、普兰查斯的社会分层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分析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管理革命问题、财产和社会分层问题、收入与经济地位问题、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问题、以及阶级的衡量尺度等问题，分析了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国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团、社会分层、社会阶级问题上。如社会学者王颍、折晓叶和孙炳耀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1993)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涌现的社团组织，该书研究了中国社团的崛起、社团的功能、社团的组织模式、社团的外部互动关系以及社团组织体系变革等，在典型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理论，详细描述、系统总结了社团崛起的背景，社团的主要功能、组织模式及与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分析了社团在社会组织体系整合中的作用，明确指出了社团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
社会学者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1993)为研究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实证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中国知识分子、管理干部、个体和私营业主阶层、贫困阶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向，研究了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整体状况。该书虽然没有涉及社会阶层状况的政治效应，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者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1995)由一个主报告和十一个分报告组成。主报告为“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兼析社会利益关系的十大问题”，十一个分保告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中国新时期农民收入地位与利益格局报告”、“中国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利益格局报告”、“中国高层自然科学知识分子报告”、“中国新时期私有企业主阶层报告”、“中国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高收入者成层化趋势报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报告”以及“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阶层形成的报告”，结语部分提出了分析利益格局应注意的若干问题。附录部分给出了一个题为“国外社会学界关于市场化转型和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进展”的研究综述。
社会学者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不仅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还系统地介绍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循着韦伯的思路，探讨了统治与合法性、合法统治的类型、卡里斯马的核心地位、官僚制及其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推广、合理性与形式主义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二难选择以及作为职业的政治等政治社会学主题。
历史学者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6)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本身对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其他有关政治社会学的成果还表现在大量的论文中。这说明，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从研究兴趣来看，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领域，而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研究资源和手段，许多问题都没有能够充分深入，也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还有许多空白尚待填补。从研究人员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社会学依然只是不同学科中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初步的。
第三节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一、政治与社会之间
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所有的学者都是通才，因此也无所谓学科划分。但十九世纪末开始，人类科学知识突飞猛进，研究者中也开始了分工，专才替代了通才，专业化的学科研究替代了全面的科学研究。在学科化的潮流中，政治学和社会学就是相继独立出来的两门社会科学。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独立，意味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知识体系中的独立，在这一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中，政治问题由政治学研究，社会问题由社会学研究。不过，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并不因此而泾渭分明。由于社会是政治的社会，而政治又是社会中的政治，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侧面，因此研究社会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会。于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分工，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一分工并不十分清楚。实际上，政治学在研究政治之外也研究社会，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之外，也在研究政治。这样，尽管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社会科学，但它们在实际上依然有着相当的交叉和重叠。政治学没有忽视政治现象的社会性，社会学也没有忽视社会现象的政治性。政治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政治与社会难分难舍、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分久必合”的必然性。
二、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
在政治社会学产生之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学者十分关心国家和法的问题，研究的课题往往是政治的人性基础、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等，不太关心政治的社会基础。其方法主要是理论演绎为主，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当然，政治学者早就开始了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最早的先驱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布丹和孟德斯鸠等，他们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经验分析的色彩，他们注重收集经验材料，而不仅仅是理论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实证研究。十九世纪后期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工业革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政治学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逐渐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现实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政治学者本特利就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集团的活动，而不应该局限于分析形式的文件。政治学者梅里亚姆则在《政治的新方面》一书中，主张政治学应该吸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研究政府的社会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发展到高峰，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研究压倒一切，政治学研究日益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局面；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也日益扩大，从制度领域扩展到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人格等领域；定量分析日益成为政治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
那么，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实际上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而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本来就是政治学的一大传统，更是现代政治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现代政治学就是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就是现代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一回事。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就指出：“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义词。美国许多大学在探讨同样的问题时，在政治学系便把它称为'政治学'，在社会学系便称为'政治社会学'。在法国，'政治社会学'这种提法只是用来表示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决裂和要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一种意愿，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不过，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母学科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角度来看，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着自己的偏好和知识基础，可以选择从法律、历史、人文、地理、人口、社会或经济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会学则仅指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现象。从研究领域来看，政治学研究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以及政治的社会基础等领域。而政治社会学则只涉及政治的社会基础。在方法上，政治学可以侧重理论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部分)，而政治社会学则仅侧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政治学是关于政治现象的科学，而政治社会学则注重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不过，这种区分也并不是绝对的。由于现代政治学研究也日趋“社会学化”，因而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虽然有两个名称，但是要准确划分，的确存在很大的困难。从实际情况来看，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这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学把他们移植过去；政党和权力本来也一直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博托摩尔这样写道：“要想在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之间找出任何重大的理论差异都是不可能的。这些差异多半产生于传统的成见。”
三、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区分。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宗教、科学、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变迁、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现代化等各种问题。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之处在于它的独特的社会学方法，它的研究依赖于对可以考证的事实进行系统的观察。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是社会学的传统之一。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就涉及政治的课题。这种研究可以称为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子领域。后来的利普塞特的研究也是政治的社会学，他的名著《政治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的社会基础”。
不过，在社会学领域里，人们对何者为政治社会学，何者为政治的社会学，并不如何在乎。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是称呼有所差异而已。政治的社会学或者政治社会学都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研究政治过程、组织、制度、文化、发展等，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它之所以成为政治社会学，其原因就在于独特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个研究角度看来，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及政府或政治权力，并且认为政治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团体(association)，政府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政治体系也只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特别注重研究政治的社会基础，将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放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中。以资发现社会团体和社会权力对政治机构运用之影响。
四、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姻
对政治社会学情有独钟的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politicalSociology)并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也不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政治学与社会学联姻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结果。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一样，是当代社会科学科际整合运动的一种结果。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其研究对象为社会与国家之关系。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要理解政治社会的现象，不能单单研究国家或政府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家只是政治系统(或体系)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系统又是一般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政治结构与过程的分析，必须研究它的社会基础，如社会价值、信仰系统、权力合法性、权威等。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学是指对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社会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政治社会学介于政治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并包括这两门相邻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它的基本任务是分析社会结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而是政治社会学(politicalSociology)。
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政治社会学研究吸收了社会学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认为包括政治现象在内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由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加以解释。政治是能在社会和经济集团的基础上得到解释的社会现象之一。作为政治学的子学科，它也吸收政治学的方法，突出政治现象的制度方面，把社会现象看作是政治行为的结果或现行政治制度的后果，而且假设，政治就是形成有关社会的重大决策的制度化领域。但作为独立的学科，政治社会学还将试图平衡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种不同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将从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吸收研究政治社会问题的新成果，以更好地发展政治社会学。
希望政治社会学能够独立发展，是一个很善良的愿望。不过，从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来看，这种愿望似乎还没实现。因为，研究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们散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相互之间缺少统一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判定题材取舍的共同标准。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为政，使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表现了较大的随意性。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如经济学中一旦出现有助于理解或解决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时，政治社会学界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引进。如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政治理论。不过，也正是如此，政治社会学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在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影响。
第四节基本框架与研究设想
一般都认为，政治社会学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对经济、文化、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产生于社会环境，它受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这些现象。因此，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政治的社会基础，考察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不过，由于政治社会学学者的知识结构不同，各自所受的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同，各自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同，因而各自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其研究框架更是五花八门。下面试列举几本有代表性的政治社会学书籍的主要内容，也许从中可大致找出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框架。
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主要包括民主秩序的状况、西方民主国家的投票行为、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团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研究课题。
博托摩尔的《政治社会学》所涉及的课题是：民主与社会阶级；社会行为、政党与政治行动、政治系统的类型、政治变迁与冲突、新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与发展、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等课题。
瑞士的政治社会学家洛比埃(p.deLaubrer)把政治社会学分为四大部分加以论述，第一编是政治社会与历史模式，包括原始社会、古代文明中的城邦与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近代国家现象、当代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等章节；第二编是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包括工业化及其社会学意义、工业社会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发展等章节；第三编是政治生活的社会学；第四编是政治变迁。
美国学者费罗·瓦斯伯恩(philoC.wasburn)所著的《政治社会学：趋向、概念和假设》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包括理论渊源：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贡献，美国政治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代政治社会学的讨论三章。第二部分是微观分析研究，包括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非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三章。第三部分为宏观分析研究，包括西方民主政体的若干历史、结构和文化特征、现代非民主政体的历史、结构和文化特质，以及后记：政治社会学的意义。
中国台湾政治学者马起华在所著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了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政治权力、政治角色、隐形政府（政党与压力集团）、权力、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等问题。
施塔默尔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民主、权威主义统治体系、政党和利益团体、议会和政党。本迪克斯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应该包括政区和国家中的选民行为、经济和政治决策权力、政治运动和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政党、团体、寡头政治和政治行为的心理联系、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等。霍洛伟奇认为，政治社会学应研究政治系统、变迁、政策、利益和结果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道斯和休斯在1972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学》中认为，政治社会学应当研究政治社会的基础、政治过程、前工业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发展、工业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心理、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公共舆论、政治参与、选举、政党、压力团体和政治暴力。
布朗加特编辑的《社会与政治：政治社会学读本》罗列了七个方面：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精英和系统、总体社会政治补充、社会与权力、共同体权力、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与政治变迁。
台湾学者龙冠海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围有三大块：一是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政治的安排依赖社会组织与文化价值的方法。政治秩序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斗争的管制，政治社会学因此也考虑到基本宪法问题；不过社会学家注意探究的是支持政府与法律的东西，而不大注重这些制度的形式方面。二是政治行为的社会根据。在当代社会科学当中，政治行为主要指个人对政治的参与，他们为什么和怎样投票，为什么持有某种政治意见，为什么属于某种政治团体，为什么及如何支持政治运动。三是政治过程的社会方面，包括社会政治组织的活动及其互动模式，重点研究利益集团、政党、社会运动如何改变或安定政治秩序。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10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