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1
主动满足民需，筑牢为民服务的基层平台
基层组织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也是许多地方的成功经验。我们牢固树立“功在平时、重在基础”的理念，始终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搭建社区管理平台。认真分析高港区的实际情况，坚持因地制宜的思路与原则，积极构建“一委一居一站一会”(社区党委、居委会、社会事业工作站、工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社区党组织统筹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属地“两新”组织的“五位一体”工作格局。这种新的组织架构，打破了传统社区发展的瓶颈，理顺了社区组织机构的职能定位，逐步适应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市民的发展趋向，使社区管理更加有力有序。
搭建村居公共服务平台。在全省率先设立“村居社会事业工作站”，覆盖全区88个村居。一方面，将社保就业、民政福利、人口计生、慈善事业、政法综治等公共服务职能全面延伸到村，实行一站式管理、窗口式服务；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知识技能优势，逐户建立村民家庭档案，推进信息上网、互通共享，既实现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又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了增长才干、施展才华的舞台。
搭建村居干部交流培训平台。组建全省首家村居干部协会，免费为村居干部建立健康档案，组织村居干部学习交流、参观培训，拓宽村居干部的眼界和思路，着力提升村届干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真正实现由“农村干部”向“社区干部”的转变。
立足改善民生，形成同步增长的投入机制
民生是发展之要、和谐之本。只有建立在改善民生基础上的和谐，才是最稳定、最持久的和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着眼于改善民生，真正做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我们牢固树立“发展成果普惠于民”的理念，建立民生投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刚性机制，通过充足的财力支持保障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长久受益。
设立“1％强基工程基金”。从2009年起，在村居“三项定补”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区财政每年拿出上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1％，主要用于提高村居干部待遇，并实行绩效评价、考核发放。村居定职干部平均年薪由过去的1.4万元提高到3.5万元，干部队伍进一步稳定、岗位吸引力大大增强。
设立“1％创新社会管理基金”。从2011年起，每年再拿出第二个1％，用于平安、法治建设，重点向基层倾斜。利用这笔专项基金，把社会事业工作站向园区和企业延伸，在所有镇街建起政法综治中心，同时落实治安中心户长的报酬，健全农村基层治安网络，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设立“1％村居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从今年起，每年再拿出第三个1％，并整合2000万元农村环境治理资金，确保每年不低于5000万元用于村居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在各村居建立集保安、保洁、河道管护、公共设施维护于一体的专业队伍，形成制度化长效管理机制，使村居物业管理真正达到城市社区水平。
加大民生事业投入。将每年新增财力的70％用于民生事业，努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在全省率先实行“校车专用化”，向80岁以上老人发放尊老金，实现14类弱势群体救助全覆盖；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并轨；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基金，用于提高失地农民保障标准，并逐步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过渡。
积极维护民利，构建多元长效的保障体系
维护民利是做好民生工作的基本要求。只有切实解决好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立健全维护民利的各种体制机制，才能真正使人民群众获益，进而赢得民心。我们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不懈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多元长效的保障体系，既保障和维护好群众的眼前利益，又谋划和落实好群众的长远利益。
健全城市拆建工作机制。全面建立居民住房“一户一卡”制度，对全区5万多户居民的住房现状、合法面积、违法面积逐一登记造册，核实确权到位后上网公示，并进行年度审核。此举为又好又快推进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比如，由于对违法面积部分实行零补偿，仅此一项就减少政府拆迁成本10多亿元。严格实行“同动员、同入户、同丈量、同登记、同洽谈、同核准、同公示’’的阳光动迁机制，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操作，切实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积极探索区、镇、村三级联动开发机制，按照“好地段、高标准、全配套”的原则，规划建设一批品位高、功能全、质量优的集中居住新社区。
建立“基层直评”机制。建立村民直评村官和民生部门、基层直评区级机关部门、各界代表直评区四套班子等“三大直评”机制，通过“示”、“访”、“述”、“评”、“改”等五步程序，进一步优化机关效能、干部作风，不断完善干部监督评价机制，努力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2
关键词：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44-02
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教育矫治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这也是劳教工作的任务和目的。2008年，中央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确定为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凸显了劳教工作的价值追求—“教育为魂”。为实现劳教工作社会效果和矫治效果的和谐统一，为促进教育矫治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最大化整合，必须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
一、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内涵界定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是建立与“首要标准”相适应、与劳教人员再社会化相适应的劳教工作新秩序的需要，是劳教工作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是劳教工作的一种组织、运行模式，以劳教人员成功实现再社会化为目标，突出劳教工作各参与主体职能定位的相互关联，强化一切工作以教育为中心。
劳教工作的核心目标“教育矫治”需要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根据教育学理论，“凡是以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和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过程，同可归之于教育活动”[1]。教育的本质是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矫治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核心目标是使被矫正者顺利回归社会，成功实现再社会化。
劳教工作的执行效率取决于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经济学认为，工作效率指“工作投入与产出之比，是评定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是一种普遍承认的社会价值追求”[2]。劳教工作必须围绕教育矫治这一核心目标统筹安排各个层面的工作，优化配置各类资源，理顺各项工作机制，确保劳教的执行效率。
劳教工作社会化矫治的实践需要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社会学认为，“人类必须通过相对较长的生活依赖期才能使得社会化成为可能，而我们在本能方面的缺陷使得延长社会学习的时间至关重要。”[3]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安置和就业问题，为实现解教人员的有效社会化，劳教机关必须对外延伸职能，积极联系社会各类矫正机构，利用所有可利用的力量，服务于劳教机关的核心目标。
二、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障碍
综合分析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原因及劳教人员的矫治需求，不难看出，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障碍主要表现如下。
（一）思想观念障碍
目前，劳教机关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不能充分认清劳教工作的中心任务，不能准确把握“教育矫治”在劳教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不能适应“首要标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两个认识误区：一是片面的安全稳定观，把安全稳定当做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以致偏离了劳教工作的中心目标--教育矫治；二是片面的劳教生产观，视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圭臬，忽略了生产为教育、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以上两种认识误区的共性在于割裂了教育、管理、生产三者的关系，削弱了教育功能的发挥。
（二）执行机制障碍
“劳动教养制度能否实现其社会价值，最终取决于执行工作的质量”[4]。目前，劳教工作教育矫治的现状是教育部门单枪匹马、独自奋战，其他职能部门本位思想严重、缺乏全局性的战略思维，因此各部门协调沟通不畅是劳教场所内部工作运行机制的主要障碍。导致不能有效整合所内教育资源，不能强力落实教育制度，严重影响了教育矫治的工作效能。
（三）考核评估体系障碍
科学考核评估教育矫治的质量是全世界面对的难题，因为重新违法犯罪的数据库、数据模型还没有建立，重新违法犯罪率与监管场所的工作质量关联度缺乏科学界定，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的跟踪考察机制尚不健全。虽然“首要标准”为教育矫治的考核评估指明了方向，但教育矫治成效的考核标准不易量化，实际操作很难，无法避免形式化的倾向。
（四）专业化队伍建设障碍
劳教人民警察是决定教育矫治工作质量的核心要素，而目前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影响了教育矫治功能的发挥。一是人力资源的配置缺乏科学性，没有实行专业化分工，通常情况下，警察“哪里需要哪里搬”，仿佛是全才，实则无效率、无特长；二是人才培训激励机制不完善，缺乏规划性、系统性、前瞻性。一线警察在相对高压封闭的环境中工作，时间久了，必然产生职业倦怠感，不能培养职业认同感，缺乏职业成就感，有些警察甚至面临“本领恐慌”、技能匮乏的尴尬境地。
（五）社会支持系统缺失障碍
劳教场所内部的教育矫治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与社会帮教部门的沟通缺乏长效机制，社会化矫治程度不到位；解教人员因为就业技能缺乏、挫败自卑感严重、文化水平不高，不能成功再社会化；“三无”人员（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和生活无助的解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更无从谈起。就国家而言，制定了安置帮教工作的法规，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落实帮教工作的可操作性不大，致使劳教场所的教育矫治成效无法得到延伸与巩固。
三、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路径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格局应当遵循服务大局、以人为本、科学统筹的原则，充分认识和把握教育矫治工作规律，对劳教机关工作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
（一）更新教育理念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必须树立全面施教、全程施教、全员施教的现代教育矫治理念。全面施教就是充分挖掘场所内外一切具备教育潜能的工作主体，发挥所内管理、教育、习艺劳动、公正执法和场所建设的职能优势，打造所内全警参与的教育主力军和教育主阵地，搭建所内外多层次、高质量的教育矫治网络平台。全程施教就是劳教人员从入所到解教，要接受阶段式、流程式、系统化的教育矫治措施，使警察施教与劳教人员自我教育相互结合、集中教育和个别化教育相结合，使教育矫治工作贯穿于劳教人员服教全过程。全员施教就是施教的覆盖面是每一个劳教人员，更加注重个案化矫治，针对每一个劳教人员的生理心理特征、违法动因、需求差异、社会环境因素和在服教期间的危险性程度及改造表现，实现测试排摸全员建档、矫治方案一人一策，对每一个劳教人员进行科学矫治，重新违法犯罪率降至最低。
（二）完善执行机制
首先要强化制度执行，从劳教机关党委、各职能部门、大中队到基层劳教人民警察，都要形成一个落实制度的统一体，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将教育矫治制度的目标和职责层层分解，层层推向深入，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落实体系。其次要健全监督机制，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教育部门要成立督查小组，定期深入到基层中队进行督导，定期通报制度执行情况，及时反馈存在问题，使制度不断调整完善，使劳教场所内部的管理层级、部门间的工作流程和协调机制能够确保教育矫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实现工作效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三）强化考核评估
从规范考核入手，对可以数据量化的工作成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考核时段，按季度、按月份或者随时进行考核，对不宜分解考核的教育工作实践创新部分，可在年终进行集中量化或者定性考核；从严密考核程序入手，按照一级考核一级的原则，采取日常考核、随机抽查考核、集中考核的形式，随时考核，即时公布；从兑现奖惩入手，将教育目标考核评估作为衡量各单位、部门及个人工作质量的基本尺度，作为衡量教育矫治工作成效和考核领导干部任期目标的主要依据，与评先评优、提拔任用等紧密挂钩，形成对教育矫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良好氛围。
（四）建设专业化的警察队伍
从战略高度规划人力资源，建立一支具有人本管理理念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制定科学规范的岗位任职标准和选拔考核管理流程，合理引进教育矫治岗位急需的专业人才，探索复合型人才、专家型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队伍建设新机制。要确定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长期目标，建立正规化的多级教育培训体系，通过重点加强与矫正能力素质相关的教育学、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知识的专业培训，重点培养警察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能力，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疏导矫治对象不良心理的个案矫治能力，基于矫治对象再社会化需要的技能培训与创业辅导能力。同时，应落实从优待警措施，在从严治警的基础上，从政治上、职业发展上和生活待遇上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措施，让那些具有丰富管理和教育经验的专家型警察产生于基层、沉淀在基层、扎根在基层，奠定教育矫治人才基础，从警力资源上保障基层教育矫治工作的需要。
（五）优化社会支持系统
教育矫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劳教人员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教育工作的社会化方向。对于被教育者而言，教育是使其恢复尊严的权利，是其再社会化的成长需要和成为合格公民的途径[5]。因此，教育矫治工作需要着眼于社会效果、立足于社会支持，依靠于各部门的共同配合。
实现所内外教育矫治资源对接。利用亲情会见、亲情电话以及场所开放日，加强与劳教人员家庭之间的联系沟通，积极搭建亲情帮教平台，修复和再造其社会支持系统；开展菜单式、订单式、自选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辅导培训，与相关企业进行沟通联系，建立回归实践基地，有条件的将劳教人员派遣到技能培训基地进行实习，铺设就业绿色通道，让优秀的劳教人员搭上“就业直通车”。在保证场所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向社会公益部门、机构和爱心志愿者开放，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加入到支持、参与教育矫治工作的队伍中来，利用教育、心理、医疗、科研、职培等专业机构和力量，获得他们的专业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7.
[2]曾宪义.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
[3][美]戴维·波普洛.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9.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3
2020年12月底，XXX社区高质量完成村社组织换届工作。新一届班子严格按照《XX省村级组织工作规则》、杭州市新时代村社组织运行“双二十条”、《XX区规范村（社区）组织运行若干具体举措（试行）》等政策贯彻落实，健全“一肩挑”后的村社组织运行机制，扎实做好换届“后半篇”文章。
一、调整组织架构，夯实党建基础
加强组织建设。换届选举后，社区党委进一步强化班子和组织构架建设，考察培养党员骨干，优化党建网格支部建设，将原有4个网格支部12名支部委员的党员干部队伍整编为7个网格支部，21名支部委员，7名支部联络员（社工党员）的基层党建骨干队伍，提升支部活力，细化管理格局，夯实党员干部队伍，构建“支部书记主持+支部委员协助+支部联络员配合”的支部党建工作模式，做优做强党建引领工作。
加强思想建设。按照镇党建办下发的《月度基层党建工作重点》，社区党委循序渐进抓好落实。抓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春训冬训，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办各类党史学习教育活动10余场。
加强全员学习。社区党委始终将党的组织生活高质量开展放在首位，按时开展“三会一课”，突出政治学习、党员教育和党性锻炼。理论结合实际，组织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鼓励晒单亮绩，落实先锋指数考核，形成以“学习强国”app为学习主阵地、“西湖先锋”app和“三墩”微信公众号为拓展阵地的线上学习矩阵，让党员在党员群内分享学习成绩、心得体会，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二、加强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治理。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是补齐短板强弱项、破解重点难点问题的主动探索。今年以来，社区党委通过党建引领统领全局，谋划红色治理，以服务为切入点，创新工作模式，将“红色元素”融入小区微治理；以数智治理引领自治新风向，构建多方参与，共建共创格局，推动社区治理高能运作、有效运行。
深化数智赋能小区治理。，在社区党委引领下，XXX社区全力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开发定制“未来XXX·数智生活”小程序，实现线上线下融汇全贯通、各端数据互通全共享、小区治理全服务、程序在小区内全运用、红色治理全覆盖。此外，结合国际化社区定位，设置英文版app程序，确保外籍居民无障碍使用。通过数字赋能，增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科技和智能为抓手促进社区工作提质增效。
打造共建共治新格局。在巩固现有“网格+自治”模式的基础上，谋划小区自治“红色336”网络，将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力量，个人、小团队、联盟共建单位三类群体拧成一根绳，打造小区党员、志愿者、先锋队、微治员、微管家、微联盟六路小区治理抓手。同时，充分挖掘辖区专业人才资源，整合各方资源，组建联盟“微治团”，推选小区先进党员为团长，构建红色力量、专家学者、先进人士等各行各界精英形成小区治理共建共治格局。目前，已完成小区微治理团队的“微管家”“微治员”组建和受聘。
创新群防群治方式。义警队伍建设是创新群防群治工作的具体表现，是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6月，社区党委与党建联盟单位XXXX共同组建XXX小区义警队伍，凝聚小区安保人员、热心居民及银行等多方力量，切实为小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三、浓厚红色氛围，传承红色基因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以党建百年为契机，XXX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助力党史教育走深走实，浓厚红色氛围，传承红色基因。自三月以来，社区党委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三月开展“学雷锋”红色服务、四月开展构建小区安全防线红色治理行动、五月开展“我们的美好生活”红色书画展、六月举办“百年同心路我心永向党”红色汇演、七月“追忆百年童心向党”红色故事会等，通过“月月红”主题活动将社区党委“学党史悟思想践行动”的宗旨贯彻起来，形成常态化开展，居民共治的良好局面，把党员承诺真正践行于为社区居民服务中。
做强社区党建联盟项目。今年以来，XXX社区党委深化红色联盟机制，与XXX、XXX、XXX等8家联盟单位启动共建项目14个，开展帮扶慰问、宣传教育、便民服务、疫情防控、义警建设等各类活动30余场，将党建引领融入社区治理，聚力区域力量共同做好居民服务。
发挥在职党员先锋作用。今年以来，在做好做实XXX小区“一队一员一阵地”工作模式的基础上，社区党委进一步进行经验总结，结合小区实际，建立XXX小区党支部，组建XXX小区党员微治先锋队，全面实现支部建在小区上的红色堡垒布局。今年以来，组织在职党员先锋队开展各类活动10余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示范作用。
四、强化三方联动，稳固自治格局
社区、物业和业委会三方联动是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换届以来，社区所属小区和商住区也迎来了业委会换届和筹备季。今年，在社区党委指导下，XXX小区顺利完成第四届业委会换届选举，选举产生新一届业委会。两届业委会顺利交接、过渡，为小区和谐稳定打下良好基础；XXX小区自交付后一直未成立业委会，小区各种问题集聚，今年在省直机关先锋队和社区党委的积极推动下，已顺利启动首届业委会筹备工作，目前已进入候选人公示阶段。各小区和商住区业委会的筹备和换届，将大大稳定小区自治格局，为社区治理提供有力抓手。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安定有序；要素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174－05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意指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这是对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方面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具有理论方向性、实践指导性和价值取向性，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原则要求下建设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理论上仍需厘定特定社会的安定有序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应当明确中观或微观层面上哪些要素的安定有序，形成了宏观社会的安定有序。理论上的要素界定既为实践上的和谐建设提供了工作重点，又为评价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状况提供了标准。因此，在理论上研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的构成要素及其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理论研究的问题提出来了，可解决问题还需要科学可行的方法。首先，择取科学的理论研究思路。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就实质而言，是政治层面的安定有序问题。因为，一方面社会的安定有序是社会建设与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具有宏观性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意义，另一方面，特定社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面临或处于非安定有序的局面，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牵动社会的整体层面，引起人们对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政治体系――不同程度的关注。同时，政治层面的非安定有序必然导致社会层面的失序，甚至进入不稳定状态。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从政治视角探索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安定有序的构成要素及其要素体系。
其次，明确具体的政治研究方法。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是某些社会结构相互关系而达成的期望性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安定有序是这些社会结构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政治事物进行结构一功能分析，G・a・阿尔蒙德构建的体系一过程一政策分析框架可谓典范。这一分析理论能够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的要素体系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生活自成系统，任何政治系统都包括体系、过程、政策等三个层次的政治结构。按照结构一功能方法分析，他得出结论认为，“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体系层次履行“涉及体系的维持和适应功能”。过程层次执行“转换过程”的功能，即政治体系内外社会成员的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通过这一“转换过程”变成权威性政策的输出，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四个方面功能。政策层次是指政治体系的权威性政策输出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政治体系的实际作为，执行提取、分配、管制和象征等功能。以上四个层次的功能都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来承担。这些层次、结构、功能的同时并存和动态平衡，是政治体系稳定并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于这种类型划分，阿尔蒙德强调指出，“尽管在讨论这些层次时必然要按一定的顺序，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仅仅是层次，是事物的各个透视面，而不是相继发生的各个阶段……因为这三个层次是同时活动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实际运行的政治体系而言，不存在纯粹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类型，往往是三种层次、结构和功能的同时存在、相互融合。但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上述类型分析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阿尔蒙德指出，按照这种三层次的分析结构，就“能够容易而又合乎逻辑地从一个机构转到另一个机构，从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而内容和意思仍然前后贯通，一脉相承”，即能够从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等角度合乎逻辑地、系统地分析政治问题。
最后，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具有理论分析的力度和限度，这已经为众多学者所认识，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在借鉴该种方法来分析我国的现实问题时，需要进行一定的理论改造和拓展。前面已经论及，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的实质是政治的安定有序。政治的安定有序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动态平衡基础上。如何认识我国政治安定有序的内涵?邓伟志先生认为是指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等三个不同层次”。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充分重视民众的政治心理的稳定。就民众政治心理的产生原因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于政治体系及其权威性政策的实际作为而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评价的集合，以阿尔蒙德的话语来说是归属于“政策层次”。这样，我们就构建了认识和评价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的四个层次的要素体系，即政权体系层次、权力结构层次、政治过程层次和政治心理层次的要素体系，每一个要素体系又包括若干具体的要素指标。
二、政权体系层次的要素体系
这方面的要素体系主要是从政治权力的组成和政治主体角度划分出来的，涉及体系的维持和适应功能。该要素体系具体包括：
1．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固有权力。国家凭借这种权力可以以最高权威和独立自主的方式处理它的一切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干涉和影响。具有两重属性，即对内属性和对外属性，也称对内和对外。“对内的最高属性实质上指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对外独立的属性派生于对内最高属性，“它主要指一个国家有权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政策，处理国际事务和享有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不允许其他国家或其他实体干涉一个国家在这些领域中的自主活动”。当一个国家对内不能防止内部冲突而导致分裂，对外没有能力抵抗外来侵犯，也就根本不能说这个国家是安定有序的。国家安定是一种最基本的安定有序。国家是构成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政治是否安定有序的最基本要素。
2．国家政权国家政权是指政治主体对国家的制约能力和力量。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一政治出发所确立的权威性利益格局，以及进一步实现和维护此利益格局的方式。政治主体制定的政策，直接关系到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政治主体制定的政策，能否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实现，也就直接关系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社会建设对于政策取向的公平正义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因为，如果政治体系的权威性政策不再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而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或者难于在社会成员间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虽则在特定时期和条件下整个社会的经济仍以增长的势头发展，但是社会的和谐建设则成为口号。
2．政策稳定性邓小平曾经指出，政治稳定包括两个稳定，一是政局的稳定，一是政策的稳定。由此可见，政策稳定在整个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中所处的基础性地位。正因为政策的实质是社会利益格局及维护和实现这一格局的方式的权威性规定，因而，政策的变革就意味着某一阶级、阶层、集团失去原来利益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而另一阶级、阶层、集团则在新的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利益格局的变革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益格局的不确定性。政策的随意变动，即利益格局的非定型化，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并且，政策的经常性变动自身就已经表明这个社会是不和谐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社会必须对利益格局的规定性政策加以经常性变革才能使社会整体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是因为政策的变动反映了政策背后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激烈程度。
五、政治心理层次的要素体系
政治心理的稳定是指社会公众对于政治体系及其政治过程形成了政治共识、政治认同感和支持感，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力等。它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能使社会的政权体系、权力结构体系和政治过程方面更加有力和持久。它包括以下方面的要素指标：
1．公众政治取向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以人为核心的。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制定的路线与政策以及采取的政治措施，都将对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产生重大的影响。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又反作用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决策。政治体系及其决策的认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而社会群体的政治取向则是其政治心理的核心部分，是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这里的政治取向是指公众对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府行为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总和，它显示着公众对于现时政治关系的价值立场和基本态度，是现时政治关系是否合理、合法的集中体现。一切政治投入、政治活动的结果，最根本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满足和根本利益的实现，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就必须以公众对政治现实的真实感受即政治取向来加以衡量。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动员提高了社会公众的期望水平，而经济发展满足公众需求的能力增长速度不及公众期望增长速度，“因此，在人们的期望与现实可能之间，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以及期望的功能与生活水平的功能之间，形成了一个差距。这种差距引起了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足感。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是测定政治不安定程度的一个恰当标准。”因此，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在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当正确地对待和引导“人”的政治取向。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5
充分认识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我们党作为一个由中央、地方、基层各级组织构成的严密的统一体，党的执政能力是各级党组织能力的综合反映。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团结带领群众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的重要职责。党的基层组织自身建设和战斗力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应当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使得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们从本地区的实践中感到，目前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与这些重大变化相适应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尚未完善，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在原有的农村、国有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科学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连市委提出：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就是要立足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来认识和构架基层党建工作的宏观布局，逐步形成严密完整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和覆盖全社会的工作网络，从而有效地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实现党的有效领导。所谓“新格局”，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而言的。具体地说，主要是指：在“面”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由农村延伸到城市社区；在“线”上，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由国有集体企业延伸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块”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机关事业单位职能的转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由机关事业单位延伸到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面、线、块组成的三大传统党建领域和三大新兴党建领域，构成了整个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格局。基于这种认识，大连市委以及有关部门坚持在探索中推进，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在全市逐步形成了功能定位清晰、组织体系完善、党员管理规范、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到位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从实际出发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立足新格局，统筹谋划基层党建工作的总体思路。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关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涉及一些深层次问题，必须从宏观和全局上加以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党建领域和新兴党建领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大连市委确立了“夯实基础、拓宽领域、分类指导、突破难点、抓好典型”的工作思路：在传统领域，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上；在新兴领域，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打好基础、逐步深化上，以此推动新格局的构建。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行之有效的。
立足新格局，合理划分各类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通过研究和分析，大连市委提出：在“面”上，由于构成新格局的农村党建领域和城市社区党建领域，其党组织覆盖了全社会，支撑着城乡基层政权的建设，担负着对各自领域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因而这两个领域的党组织的功能应当定位于领导核心上；在“线”上，由于构成新格局的国有集体企业党建领域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领域，其党组织是附在农村和社区这两个面上的经济实体中的，社会领导职能已由农村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承担了，企业党组织只是围绕生产经营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因而这两个领域的党组织的功能应当定位于政治核心上；在“块”上，由于构成新格局的机关事业单位党建领域和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领域，其党组织也是附在农村和社区这两个面上的行政实体和社会实体上的，领导核心的责任已经由农村和社区党组织承担了，同时机关党组织还附在地方党组织的本体上，因而除了高等学校，这两个领域的党组织的功能也应当定位于政治核心上。
立足新格局，科学构筑基层党建工作的组织体系。这包括两部分工作：一是根据形势和情况的变化，在三大传统领域完善党建工作体制，适时整合和拓展党的组织体系；二是在三大新兴领域建立相对完备的党组织体系。特别是后者，必须根据各自领域的规律和特点来进行。大连的做法是：在社区，建立由区（市县）、街道、社区、楼院等层次构成的组织网络；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由区（市县）、街道（乡镇）和非公企业等层次构成的组织网络，并依据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特点，分别采取“派建”、“内建”和“外建”方式建立党组织；在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建立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协会、社团中介（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层次构成的组织网络。
立足新格局，集中梳理、指导“隐性党员”归位。大量“隐性党员”游离于党组织管理之外，是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难题。通过分析可以看到，“隐性党员”多是因为体制变化和结构调整，党员在从三大传统领域流向三大新兴领域的过程中，新兴领域党的工作没有及时跟进而造成的。为此，我们先后在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对“隐性党员”进行集中梳理，帮他们接转组织关系，3年时间将72000余名“隐性党员”纳入党组织的有效管理之中。在此基础上，在全市普遍实行党员组织关系接轨“回执”制度，有效杜绝了新的“隐性党员”的产生。
立足新格局，积极完成党建工作的各项任务。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建工作的各项任务。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针对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的不同职责，我们研究确立了农村和社区、国有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介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任务和重点，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方针和目标，这就是：围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全面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提升社区党组织建设水平；围绕培育市场经济主体，加强国有集体企业党组织建设，抓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围绕强化服务功能，切实抓好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努力探索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党组织建设。
立足新格局，合理确定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从实际情况看，社区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相对比较容易明确，就是必须由区（市县）委承担第一责任；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党建工作，由于行政上无上级主管，确立责任主体比较困难。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实行属地管理为主、条块相对结合，以区（市县）委为第一责任者，在区（市县）成立非公企业党工委，区域内实行分级管理；对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本着有利于保证行业自律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强行风行规建设、有利于围绕业务工作开展党的活动的原则，实行业务主管单位或行政挂靠单位党组织管理为主，行业自律组织党组织管理为依托，市县分级负责。
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几点启示：
各级党委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关键。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党委的协同配合。地方党委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核心，对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负有全面的领导责任，是联系中央和基层组织的纽带，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就必须把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与自身实际结合起来，大胆探索，稳步推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正是由于坚持立足实际，把握规律，大连市才科学有效地构建起了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使基层党建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6
构建六大创新体系推动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分动员部署、组织实施、总结验收三个阶段进行，现已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根据上级的总体要求，结合诸暨实际，我市第一时间召开动员大会，成立由书记、市长任组长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出台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施意见和6个相关实施方案，按照“整体工作有进展、重点项目有亮点、体制创新有突破、阶段性工作有成效”的要求，着力构建六大创新体系，明确25个重点项目分管领导、牵头单位、责任部门，排定“时间表”和“路径图”，强化协调会商、联合督导、考核评价，积极推动社会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从被动应付向主动掌控、短期治标向长效治标转变，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构建系统化的社会稳定组织体系。坚持固本强基、夯实基础，着力抓好基层政法综治组织建设、壮大群防群治队伍和社会管理进村入户等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各类社会资源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一是健全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注重发挥市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指导作用、项目单位的责任主体作用、有关部门的配合协调作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强化市、镇、村三级联动，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二是加强基层政法综治组织建设。推进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提升“10+x”运作模式，实行矛盾联调、治安联防、工作联勤、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的“五联”机制。在枫桥等重点镇乡探索建立镇乡政法委，加强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检察室等的规范化建设，健全村级综治工作站建设，配套完善治保会、调委会组织，切实发挥基层第一道防线作用。三是深入推进基层平安基础建设。务实开展“八创八进”基层平安创建和“综治进民企”工作。以农村综治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探索实施社会综治、社区警务、社会人管理、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土地管理等网格化管理，全市共划分网格区520个，网格12170个。同时，积极引导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探索实施社会组织督导员制度，落实新经济组织的治安综合治理措施，有效推进综治力量向末端延伸，实现社会管理领域全覆盖。
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坚持源头预防、加强疏导，着力抓好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构筑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畅通有序的工作机制、健全预防处置机制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一是致力构筑“大调解”工作格局。面上成立市级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充实加强镇村两级调解组织；线上组建完善医患纠纷、法院诉前、交通事故、消费权益、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等六大专业调解中心，依托行业协会建立企业内部调解组织276家；点上建设一批“老杨调解工作室”等专家型调解室，5个基层法庭建立联合调解委员会，16个公安派出所建立治安纠纷调解中心，次坞、应店街、马剑、安华等边界乡镇与周边县市共同建立治调组织，完善诉调对接、检调对接、警调对接等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的枫桥式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市现有各类调解组织839家、调解员3522名、矛盾纠纷信息员3299名。去年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排查调处各类纠纷5627件，调处成功5405件，成功率达96.1％。二是致力构建畅通有序的工作机制。探索实施以“工作日门诊、不定期会诊、双休日出诊”为主要内容的基层“三诊”工作法，深化落实领导干部下访、约访、接访和包案调处制度，创设化解、企业互助、应急周转、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五大基金，实施网上办理、电话受理、律师等新型方式，推行听证制、三级终结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三是致力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项目、事项出台实施的前置条件和必备条件，探索建立“制定方案、征求意见、分析预测、形成报告、确定意见”的风险评估“五步”工作法，在对旧城拆迁改造成功进行风险评估基础上，对03省道东复线诸暨段、浦阳江干堤一期等重点工程项目实行风险评估，今年在全市27个镇乡街道全面推行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指挥机制，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将珍珠粉、安华球山突发事件成功地转为正面典型。
构建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坚持打防并举、源头治理，着力抓好创新城市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全覆盖的视频监控系统、完善突出治安问题和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完善公共安全监管机制、健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健全严防严治严打的经常性工作机制。一是坚持严打。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扎实推进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依法严惩黑恶势力。有效挤压了犯罪空间，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99.8％。二是着力严防。积极构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治安防控体系，组织开展街面防范网格化、社区防范物业化、农村防范自治化、场所防范保安化、重点部位技防化“五化”防控工作建设，严密构筑一张“天罗地网”。加强社会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在城区推行治安视频监控、路通监控系统、接处警车载监控等系统的联网共享，加强公复场所、企业、社区等社会监控系统建设，分批分步推进集镇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织造全覆盖、高效率的视频监控网络，全市共建视频监控探头889个，社会监控8000多个。推行“平安联防”固定电话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一家求助，十家报警”。三是着力严治。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严格落实校园、道路、矿山、食品、消防安全等措施，安全生产三项指标连续五年实现“零增长”。
构建人本化的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着力抓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区矫正和归正人员安置帮教、闲散青少年教育帮助、高危人员管控救助、“两新组织”管理、社区服务管理社会化等项目建设，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是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成立正局级的市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局，落实“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证管人”措施，深化“外警协管外口”、“外来干部服务外口”、“外来人员帮助外口”等“三外”工作模式，逐步推广“爱心一证通”服务管理经验和流动人口编码式登记管理方法，构筑完善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做到“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市民化待遇”。二是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扎实开展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帮教，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三帮三延伸”工作，抓好市精神病医院建设，加强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服务管理。三是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新建启用1.5万平方米行政服务中心，通过地点、资源、人员、功能“四整合”，建立“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举报投诉、“96345”社会管理服务、数字城管和“110"应急联动指挥等五大平台。着眼行政审批提速增效，全市48个行政审批部门40个进中心设立窗口，建立工业建设项目联合竣工验收制度，实施行政效能全程跟踪卡和直报卡制度。推进网上办事大厅建设，行政审批时限总体提速90％。
构建信息化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坚持信息主导、舆情引导，2010年共投人技防设施经费1.7亿元，着力抓好虚拟社会管理、网络舆论引导、“数字政法”、基层综治信息平台等项目建设，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管理能力。一是强化互联网虚拟社会管控。推进虚拟社会现实化管理，创新互联网警务模式。建立网上岗亭、网上报警体系和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网上管理、网上防控、网上审批、网上办案、网上服务和网上引导一体化。二是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建立网上议政平台，加强网络评论员、网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意见领袖”三支队伍建设，主动掌握话语权，着力提高网络舆情引导处置能力。三是扎实推进智慧城市应用体系建设。巩固深化“数字城管”成果，依托政务网和政法部门现有网络资源，规划建设市级政法部门之间业务网络互通互联设施，建立涉法涉诉、执行征信、情报信息系统等信息平台，探索建立集基础信息、综治办公、应急处置指挥系统三位一体的基层综治信息管理系统，形成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体系，努力发挥信息资源整体效应。
构建规范化的社会公平执法体系。坚持公平正义、依法治市，着力抓好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新农村建设、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利益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一是加强“法治诸暨”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全面推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深入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组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逐步把社会管理各项事务纳入法制轨道。二是加强和谐新农村建设。扎实开展以民主法治、民主自治、民主联防、民主联调为核心的和谐新农村创建活动，推行“三上三下”民主议决事制度，深化“民主法治村”创建，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行农村纪检“一网三联四包”工作法，推行村(居)干部“四不”公开承诺，提升完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功能，努力把农村新社区建成加强管理服务、维护稳定和谐的基础平台和坚实屏障。三是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深化法制宣传教育，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法治观和法律素质。健全市、镇、村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实施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法律援助进农家”活动，有效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武器和司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全市已有459个行政村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覆盖面达95.4％。
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的体会与启示
经过前段时间的探索实践，诸暨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形成了以稳定保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良好局面。去年以来，“6+2”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大城市建设全面展开，民生民计切实改善，先后获得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等多项部级、省级荣誉称号，位居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第13位。
统筹发展、系统谋划，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要求。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指向是，共享发展成果，构建和谐关系，提高幸福指数，巩固基层政权，促进科学发展。所以，要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项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来抓，放在全局中来谋划、放在战略中来推进，用系统的思维研究部署，用综合的手段解决问题，用整合的理念凝聚合力，统筹抓好发展硬道理与稳定硬任务，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良性互动、有机统一。
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所在。强化“发展为了民生”的理念，在管理中优服务，在服务中强管理，加速政府服务转型。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提升群众利益福祉、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受。
务实创新、体现特色，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不竭动力。必须积极顺应开放、动态、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以务实创新的理念与思路，从源头上、基础上切实破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难题，从整体上推进社会管理理念、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方法手段创新，不断赋予“枫桥经验”以新的时代内涵，焕发新的光彩。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7
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
尽管“和谐”是古今中外都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但以此来定位一个社会，则是在科学吸收古今中外和谐思想精粹基础之上的一种重大创新，其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和深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于社会主义的最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价值，就是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者的成功衔接。
从本源上讲，最初意义的和谐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和谐的一系列天才设想，同时又正式提出自己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命题，就是针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和谐，建立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内在弊病，超越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制度，以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然王国与和谐境界。然而，社会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理论设计的原有轨迹，社会主义并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成功。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相对薄弱，普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此疑问自然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谐社会有无相容性？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上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衔接。之所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主要基于两大历史法宝：一是我们党从来都主张并且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是我们党从来都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因此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科学实践；既是一种崇高理想，又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一种远大目标，又是一种具体任务。今天，我们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态中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地存在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强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是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确立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是坚实的思想基础，等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既坚持远大理想、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当然，中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现实的和谐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可能达到高级的程度，但它同时又较好地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而为实现更高级的和谐社会准备条件。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积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相统一，和谐社会的原则要求和基本特征必然要贯穿于初级阶段的整体部署和具体工作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另一方面，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级阶段。正如社会主义本身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较高程度。我们应当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估计“应然”与“实然”的差距，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探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机理和实现途径，确定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构建和谐社会，为构建完善的和谐社会奠定基础、积累经验和准备条件。
和谐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深化
从总体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使社会和谐成为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居于同等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一个崭新层面。也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充实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使其更加健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蕴含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大基本问题。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实践，它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不断提出新任务、解决新问题中丰富发展。
在“三座大山”、完成“三大改造”、实现制度革命的基础上，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他立足中国实际，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理念，以人民民主为基本制度框架，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奠定了其后发展的政治基础。今天我们的国体和政体，或者说，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就是当年奠定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继承既有历史资源禀赋和政治制度框架，审视“”的历史性错误，力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物质文明层面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其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难题。实际上，这是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构架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构架问题。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由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付诸具体实践。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总体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很好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问题，并已取得巨大成效。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国际背景，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新阶段和历史新任务，面对重大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交织，新一届党中央科学而果断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如果连贯起来看，就不难发现：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设计，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形态构架，解答了社会主义政治治理的合理性、有效性问题；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解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效率问题；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设计，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论及其指导思想，解答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现在，包含发展全面性、发展动力论、发展协调性，并且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则着重从社会动力、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等层面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的组成部分，解答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问题，既创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平衡机制，也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
和谐社会是对现代化建设战略格局认识的深化
与以上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两大方面相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命题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深化拓展为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和谐社会内容的加入，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
历史地考察，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就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基本特征和基本任务展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实质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我们党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并且提出了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直至党的十五大，我们党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基础上，设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纲领，从而使“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更加明晰而深入。直至后来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格局，仍然是围绕“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展开的。进入新世纪，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多变的国内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格局开始酝酿突破。我们党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要求，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由此拓展深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
一方面，我们党面对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成份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协调好多元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力量。这实际上就是要在解决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社会发展进步这一历史性课题。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探索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运转、社会服务机制，就是为了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8
关键词：社会建设；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4－0116－05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分析社会的重要视角和方法之一。随着时代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需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内涵与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维观念和总体布局的实践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方法论意义
在人类认识和阐释“社会”的思想进程中，将“结构”这一概念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并形成“社会结构”理论的做法在马克思之前或其同时代就有众多思想家开始尝试了。早在17世纪的社会历史理论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的“社会物理学”就是典型的社会机械论体系和自然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人模仿自然用自己的技艺创造的类似于机器的一种庞大动物――“利维坦”。当然，这与16－18世纪世界自然科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力学等领域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社会认识方式被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例如，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等都曾依赖生物学来建构“社会结构”概念。孔德将社会看作是一种有规律的结构，它与生物有机体有极大的相似性，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整体；斯宾塞则进一步将社会理解为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而组成的一种结构。这些理论都直接反映了一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社会认识方式，建构和描绘了一幅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相一致的机械性的世界社会图景，霍布斯还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这些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做法都还只是一种现象一功能层次的生物学取向，真正科学而系统的社会结构理论来自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集中包含着以下三个层次的核心内容：
首先，社会是结构意义上的整体构成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涵。不过，马克思更多的是通过“总体”、“总和”等概念来表示他对社会结构整体性的理解。一方面，社会是由一系列特定要素构成的总和，特别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具有结构整体性的社会进一步归结为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呈现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完整景象，使社会成为一个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其次，作为整体构成物的社会，还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具有自我更新与发展能力的有机体。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时候，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为出发点阐释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不仅是一个具有严密的有机联系并充满辩证的发展运动的活的有机体，更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实践和交往活动基础之上的一个整体的实践性范畴，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实现了对传统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彻底扬弃和超越。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之为的辩证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而这种方法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着重说明了社会是由包括人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的有机构成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不断发展着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在哲学层面上以实践为基础来辩证动态地思考和解释各种社会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如何生成、运动、发展为一个系统整体并最终指向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论。
最后，社会结构是在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不断变化发展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通过社会结构的变动发展实现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道理。通过矛盾运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一大特质。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也就是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先前建立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变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结构在本质上是一个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矛盾关系体，正是有这样的矛盾关系和矛盾运动的存在才使得社会结构不断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又为整个社会实现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无疑是对以往社会结构理论的扬弃和超越，这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武器。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结构理论“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从而“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依然是我们今天认识社会本质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指导。当前，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在继承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意义，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创新
作为唯物史观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一直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实践的发展呼吁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也需要随着实践的新发展和时代的新进步而不断获得其新的内涵与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本来存在但一直未被重视或重视不够的领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外的社会领域重新突显出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重新思考和创新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社会是一个由众多的方面、部分、层次和环节组成的整体。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位一体”只是从主要层面上来理解社会的，这个社会主要是指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体社会。其实，在整体社会中，还存在着诸如社会管理、社会民生、社会事业等具体社会领域，这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具体社会领域也是整体社会的重要组成元素和部分，在整体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作为整体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小社会”或“具体社会”获得了其应有的表述和地位，这有益于人们对于具体社会的特别关注和重视，更有助于整体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进步。从根本上说，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提出为标志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人们主观愿望或臆想的结果，而是在科学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这其中包含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上的思维观念的创新和理论认识的发展，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积极形式。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创新成果。从理论意义上讲，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层面上，社会建设问题的真正提出还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逐步展开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实践发展催生理论创新而创新理论又进一步指导发展了的实践的积极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其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总体布局的问题，而“布局问题，在工作安排上是一个战略部署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结构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并对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这是一个实践创新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的战略问题上，我们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发展：从“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总体布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总体布局，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的“四位一体”式总体布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上的每一次发展都标示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认识的深化，将社会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具有自我更新与发展能力的有机整体，这也是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现实写照。而将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其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重视，更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发展与运用，符合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党在新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要求必须像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一样去建设具体的社会以实现整体社会的和谐，这种要求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所强调的“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结构是一个由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矛盾体，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和运动使整个社会不断突破已有状态而实现新的发展。
我国社会建设问题的提出同社会结构的矛盾及其发展运动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性领域，经济发展要求社会其他各领域必须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这一点，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本质规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就是社会主义不仅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已经蕴含着社会建设的最初形态。而对社会建设的正式关注和重视则主要来源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想的提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本质上看，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社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调节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而促进整体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更加明确地强调了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具体社会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和精心建设，这既是促进社会结构矛盾运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为直接的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实践发展以及现实运动等诸多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创新，使社会结构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和形式，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
三、当前加快推进社会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社会建设”单列一章进行论述并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具体要求，这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历程中还是首次。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的社会建设实践尚处于探索性的发展阶段。当前，加快推进我国社会建设事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树立正确的社会建设理念，为社会建设的实践工作提供思想理论基础。尽管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在政策制定和现实实践中也已开始高度重视社会建设问题。但是，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实践操作中仍存在着对社会建设认识不深刻和不到位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因此，树立正确的社会建设理念仍然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重要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建设有一个准确把握和高度重视，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去自觉推进和科学实施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事业。当前，一些地区对社会建设的认识不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唯GDp论英雄的非科学的发展观念仍然存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和价值观念还不够深入，忽视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增强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建设意识和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普及，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掌握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明确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使我们的发展既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同时又符合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需要，而社会建设对此可以大有作为；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中，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工作，可以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综合研究，为社会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其次，正确处理“四位一体”的关系，摆正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位置。一方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是一个整体，必须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四种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又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角色，经济建设依然是中心，必须促进国民经济友好又快发展，政治建设是保障，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是动力，必须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可以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建设应该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它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直接要求和现实途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科学发展观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要求和重要内容，具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双重指归。
最后，正确处理社会建设中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的关系，既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又要兼顾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事业中，既有如何处理“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自领域内如何协调与发展的问题。对于社会建设来说，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原则指导下，做到统筹兼顾。一方面，社会建设需要全面展开，既有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又有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既有社会组织的优化与重组，又有社会事业的强化与充实，既有社会价值的整合与提升，又有社会矛盾的预防与化解，等等。这每一个方面都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积极的建设。另一方面，当前的社会建设又是有所重点的，那就是改善民生，这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和瓶颈问题，也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在整个社会建设事业中具有关键作用和核心地位。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和要求，当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2)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4)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6)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这六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民生问题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直接关涉着社会建设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重点加以突出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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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9
abstract：therearemanyproblemsinthemanagementofcurrentrurallandreclamationandreadjustment，whichurgentneedtoreformit'smanagementsystemtofurtherplaycomprehensivebenefit.Basedontheanalysisofcurrentandfuturesituationofrurallandreclamationandreadjustment，thepaperproposedmanagementreformbackgroundandpracticalneeds，andthenhacklecurrentlyexistingsomeproblemslikemanagementorganizationalformdispersed、organizationcan'tthoroughlyfulfillinglegalresponsibilities，managementmethodscan'tmeetthemanagementneeds.Finally，proposedsomereformandconsummationpolicysuggestionsfromlawsandregulations、managementorganization、fundutilization、managementmodeandparticipationsubjectforrurallandreclamationandreadjustment.
关键词：农村土地整治；管理体制；改革
Keywords：rurallandreclamationandreadjustment；managementsystem；reform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7—0070—03
0引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土地整治，标志着农村土地整治已经上升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农村土地整治内涵的不断扩大，整治领域的不断拓宽，农村土地整治已成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1—4]。
但现行农村土地整治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4—5]，制约着农村土地整治综合效益的发挥，迫切需要改革农村土地整治管理制度。本文通过对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农村土地整治管理机构、从业机构以及农户等进行调查了解，分析农村土地整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完善农村土地整治管理制度提供建议。
1农村土地整治管理改革的基本背景和现实需求
1.1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乡用地格局和人地关系格局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规模扩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增长需求旺盛，保障经济发展与保护耕地红线的“双保”压力持续加大，而农村土地废弃闲置和低效、无序利用问题日益突出，这种矛盾成为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主要障碍[1]。这一时代特征与现有农村土地整治管理方式设置的背景存在较大差异，对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定位、理念、目标、组织形式等的变革增加了压力。
1.2统筹城乡和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格局的深入推进，土地整治与新农村建设结合的研究也成为土地整治研究中的一项新内容[6]。在新的形势下，农村发展和城乡统筹的目标要求也有新的变化，加强与当前开展的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统筹城乡制度改革的衔接，才能更好地发挥各项制度的合力作用，改革农村土地整治的传统管理方式成为题中之义。
1.3各项制度基本成型提供了现实基础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发展态势良好，整治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工作目标已从落实占补平衡转向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土地整治也已经形成了有法律保障、标准可依、有稳定资金渠道的工作格局，具备了管理方式上创新改革需要的现实基础。
2农村土地整治管理现状和改革面临的困难
农村土地整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但在根本的管理制度建设方面缺乏改善，管理机制不健全、架构不完整、监督不到位等制约着农村土地整治综合效益的发挥。
2.1管理组织形式分散，不利于发挥统一合力作用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10
关键词：治理；善治；政府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
我国经历了长时期的政府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化，若把善治融入改革中，将出现“社会多极化”治理，公共权力在政府、公民、市场之间的分配格局将得以重塑，使中国的政府体制呈现出全新的更加适应公共管理的新局面。
1、治理、善治与善政
1.1治理与善治之释义
治理的概念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治理是政府、公民、社会共同参与互动的过程，是在三者的持续交流中进行的，并不是单向的权利行使；其次，治理的过程要求多方面合作，通过让非政府组织及第三部门积极参与，使得决策更加公开和透明，加强治理的合理化和正当化；
善治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其根本内涵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以推进社会管理的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建立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模式，确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即保持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平衡状态。
1.2治理、善治与善政的关系
治理的发展目标是善治，善治寻求的是在合作治理框架下，建立以及维持的征服与社会的积极和谐的存在状态。善治的十大标准仍以政府作为主体来指导公共治理，政府扮演“元治理”的角色，社会格局能否合理划分、资源能否得到合理配置的关键存在于政府能否实现统领和安排。因而，政府的善政成为善治的重要标准之一。善政是政府在不断革新自身的管理理念和创新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努力还政于民，取信于民，也是善治实现的根本保障与核心环节。政府唯有在善政的引导下，重塑行为模式、重建施政规则、重构职责结构、重调合作关系，方能与社会力量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格局，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2、中国政府体制现存主要问题
2.1政府角色定位模糊，职能划分不均衡
公共治理决定了社会各个利益主体都必须形成网络化的合作管理，使得众多行政主体彼此协作，均衡各方利益，在互相依赖的环境中共享公共权利，公共资源。然而，政府作为其中重要的主体，往往不能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情况依然存在。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虽然扮演着“推动者”和“安排者”的角色，其职能的划分不仅要考虑到能合理地运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还要适应政府机构的良好有序的运作。然而，现阶段，一些政府机构的庞大和人员编制的冗繁，加大了政府在职能分解中的障碍，造成职能划分不明确，不均衡。
2.2内外部关系结构复杂，管理体制不完善
政府不能很好地规范内部管理，没有完善社会管理体制，造成两方面重大影响：一方面，行政指令混乱，政府对市场运行环境和秩序的监管体系中还有许多空白点。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就业问题，下岗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因此，建设公共服务性政府成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3民主参与制度缺乏，法治机制不健全
由于长期的传统政治文化，家长制的观念在广大民众和行政官员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传统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使我国公民形成了一种权威崇拜、与世无争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大部分人对政府权力选择消极的服从，容易忽视自身的权利，从而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民主参与制度失去了一部分民众基础。
3、善治引导下中国政府体制的改革
基于前八次的政府行政体制的整改经验和当前我国政府行政体制仍然存在的问题，公共治理更加强调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典型的行政主导国家，善政成为过我政府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重中之重。通过善政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因此，我国政府改革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建设。
3.1重建政府的角色结构，完善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角色结构的变迁是实现善治的着力点，它确定了治道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整体框架。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中的“统筹者”和“推动者”，必须实现多元的合作管理，就必须打破政府统合的权力格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合理收缩政府的职能“疆域”，使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令其既不越权又不缺位。在善治目标的统率下，各级政府应当依据善政的标准重塑行政理念，以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落实公共服务精神，在社会宏观改革中找准自身的位置。
3.2重塑政府的关系结构，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为了保证上述分权化改革的顺利推进，政府必须配套做到：（1）政企和政资分开。政府应将自身的职能重心放在宏观经济调控与市场执法监管之上，保护企业的经营自，完善市场准入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致力于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秩序。（2）政社分开。政府应规范、培育、支持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和行为规范的能力，实现政府调控和社会协调机制的互动互补，进而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高效率。（3）政事分开。政府要积极构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体系，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并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民生要求。
3.3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立全面的法律机制
俞可平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首先，公民应重视公共参与对保障自身利益的作用，增强公共参与和社会管理的意识，理性参与公共生活。务必与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集体形成完整的互动管理框架。其次，善治视野下要求政府体制改革中开放更完整的公民参与渠道，方便第一时间获得公民对政治及社会管理的意见和建议，重视发挥民众的特殊作用，真正做到以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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