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1
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已于2005年9月4日至10日在我国的北京、上海举行。大会的主题是“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依照惯例设立模拟法庭。模拟法庭审理了一起虚拟的三个国家的空气、水资源受污染而引发的纠纷案。不仅代表这三个国家出庭的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了精彩的词，而且来自不同国家的7名法官审理了案件并做出了重要判决。鉴于模拟法庭的审判结果历来为国际社会所高度重视，而且对我国环境保护也有强烈的借鉴意义，本文特为此做出介绍和评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初步探讨跨国界环境污染的解决对策。
一、据以研讨的案例与裁判
（一）基本案情
a国利用煤粉发电厂生产电力。通过这种方式，煤被碾成粉末，通过燃炉散播到空气中。作为一种粉末，煤表层广，且易于燃烧。煤粉产生的热量可产生一种超热量的蒸汽，从而驱动汽轮机并发电。世界上大多数煤粉发电厂都是采用煤粉燃烧的方式发电的。因为煤包括氮气、硫磺和其他元素，煤的燃烧能导致一些污染物，如硫磺和氧化氮。b国是与a国接壤的一个小国。b国是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大部分电力都要靠a国提供。根据a国和b国达成的长期协议，a国以优惠价格向b国提供电力。协议中包含了争端解决条款，任何一方都可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d国是距a国几千英里的高度发达国家。d国的发电厂的电力原材料大部分都采用的是进口油。d国有很多湖泊和小溪，是其居民和世界各国旅游者娱乐之地。
2004年，专家在d国作了一次广泛调查后认为，a国的煤粉发电厂不仅污染了a国国内的空气、湖泊和溪流，而且也污染了b国和d国的空气、湖泊和溪流。特别是a国的煤粉发电厂排放出来的汞通过气流污染了b国和d国的空气、湖泊、和溪流，使得湖里的鱼不能安全食用。
另一个问题就是臭氧问题。臭氧是一种无色的气体，吸入人体后会烧伤肺，加剧心脏病。当可燃性矿物燃烧后排出的气体与油漆、溶剂，甚至是指甲油的蒸汽混合后，在太阳照射下形成臭氧。臭氧是烟雾的主要成分。
尽管一国的空气污染会造成其他国家尤其是几千英里以外的国家的空气污染这一观念已经受到质疑，但是用于监测漂浮于海洋上的污染物的最新空中和地面探测结果以及卫星搜集的最新证据证明了含有污染物的云层可从一个洲飘移到另一个洲。
d国最近采取了非常昂贵的措施使得空气变得更加安全，水质变得清洁。但是，a国的煤粉发电厂阻碍了d国的这一系列措施的效果。如果a国关闭了这些煤粉发电厂，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受到严重影响。另外，它也无法继续向b国供应电力。b国也将不得不支付昂贵费用以购买电力。b国告知a国如果a国关闭这些煤粉发电厂，b国将要求a国支付电费的差价。
d国无法劝服a国关闭这些煤粉发电厂，也无法继续支付净化空气的费用，将该案件起诉到国际法院。d国要求法院：
1、a国必须关闭它的煤粉发电厂；
2、a国必须向d国赔偿净化空气的费用。
b国害怕d国的诉讼会引起a国关闭其煤粉发电厂，也向国际法院提起对a国的诉讼。b国称，如果a国关闭发电厂，即违反了a国和b国达成的协议，a国应向b国赔偿从其他渠道购买电力需支付的差价。
a国辩称，国际法院没有命令它关闭煤粉发电厂的管辖权，否认它对d国负有义务，也否认因为国际法院的裁定或严重的环境问题而被迫关闭其煤粉发电厂，而对b国承担赔偿责任。
各方都同意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国际法院对该案件享有管辖权。
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模拟法庭将就下列事宜进行讨论：
1、国际法院是否享有命令a国关闭煤粉发电厂的管辖权？
2、a国是否应向d国支付净化空气的部分费用？
3、如果a国因为国际法院的裁定或因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关闭其煤粉发电厂，a国是否应对b国承担赔偿责任？
（二）裁判要旨
经过合议，合议庭七位法官作出了全部一致的判决，驳回原告d国要求关闭被告a国煤粉发电厂的诉讼请求，判决不予颁发禁止令，但要求a国治理本国的煤粉发电厂逐步减少污染排放，使邻国免受危害。在过渡期内，d国有义务向a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解决问题。合议庭建议诉讼各方和解解决纠纷，即共同寻求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份“建议”，而建议内容也正是诉讼各方在法庭上所表示愿意接受的，即以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1]
二、本案所涉法律问题的法理分析：
（一）国际法院是否享有命令a国关闭煤粉发电厂的管辖权？
如果某一向国际法院提交的案件出现了管辖权争议，国际法院首先要对此进行裁决。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包括对人管辖和对事管辖两个方面。至于对事管辖权，依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规定，国际法院只受理当事国各方同意由其管辖的案件，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当事国同意向国际法院提交的一切案件；2.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及协约中所特定之一切案件；3.当事国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得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1）条约之解释；（2）国际法之任何问题；（3）任何事实之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4）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
此外，1993年，国际法院为提高解决环境事务争端的效率，成立了由7名法官组成的环境事项分庭。国际法院要求如将争端提交该庭解决，须得各方当事国同意。
本案中的a国、b国和d国均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但它们没有将争端提交环境事项分庭，而是提交给国际法院全体法官裁判，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a国、b国和d国就都必须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
明确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之后就要分析其是否有权命令a国关闭煤粉发电厂。该问题涉及到了国际法律责任的承担。国际法律责任是国际法主体对国际不法行为或损害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国际法主体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对自己违反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即国家责任。损害责任又称“国际赔偿责任”或“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的法律责任”，是指国际法律责任主体在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中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2]本案中a国利用煤粉发电厂发电是正常的经济活动，并未违反国际义务，不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当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只是该行为造成了跨国界环境损害。所谓“跨界损害”，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96年提交的《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草案》第2条，指的是在除起源国之外的一国领土或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所引起的损害，不论有关国家是否拥有共同边界。[3]
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1938年和1941年的特雷尔（trail）冶炼厂仲裁案首次确认了“国家环境主权和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案由是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家冶炼厂排放的二氧化硫烟雾对美国华盛顿州的财产造成了损害，仲裁庭裁定加拿大对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声明：“任何国家无权如此使用或允许如此使用其领土，以致其烟雾在他国领土或对他国领土或其领土上的财产和生命造成损害，如果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严重且其损害被确凿的证据所证实。”[4]此案是国际法历史上第一起跨境损害环境责任案件，也是迄今惟一的关于跨国空气污染的国家责任案件。此后，1949年“科孚海峡案”、1957年“拉努湖仲裁案”和1974年“核试验案”等都体现了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的原则，它也得到国际法院1996年“关于世界卫生组织提请的威胁适用或适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承认。这一原则被后来很多国际环境文件所采纳，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的原则21、22首次在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中确立了这一原则：“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各国应进行合作，以进一步发展有关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对他们管辖以外的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受害者承担责任和赔偿问题的国际法。”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原则2、13也对此进行了重申。
国际法院审理案件适用的法律是国际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对国际法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即：1，国际条约或公约；2，国际习惯法；3，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4，作为确定法律原则补充资料的司法判例和权威国际公法学家的学说；5，公允及善良原则。因此，上述“原则”或“习惯法”可以成为法院审理本案的依据。此外，当跨界环境污染行为产生时，通常行为实施国要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但也不能排除适用其他方式的可能。如《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草案》第5条规定，对由该草案第1条所指活动引起的重大跨界损害需负责任并应予以赔偿或其他救济。从上述分析来看，国际法院是有权发出关闭发电厂的禁止令的。但是，在国际环境法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可持续发展原则”，含义是在不损害未来人类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本代人类的需求。对于发展
（三）如果a国因为国际法院的裁定或因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关闭其煤粉发电厂，a国是否应对b国承担赔偿责任？
本问题成立的前提是a国因为国际法院的裁定或因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关闭其煤粉发电厂。如前文分析，国际法院不会裁定关闭其煤粉发电厂。但是，在假设的情况下，分析a国如果关闭了发电厂是否应对b国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a国与b国已经签订了长期双边协议，b国享有协议上的权利，双方应该严格遵守国际法上的“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即缔结条约以后，各方必须按照条约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违反。条约必须遵守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由国际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法是各主权国家之间在自愿承担义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由于国际社会并没有国内社会那种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来保证国际法的遵守与执行，因此，国际法的有效性和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能否善意履行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都非常强调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重要性，该原则的基本精神也在一系列国际法案例与文件中反复得到确认和重申。如《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宪章所担负之义务。”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也明确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当事国善意履行。”
但是，一个有效的条约也可能由于某种法定的原因而导致终止，对当事国丧失约束力。在本案中，如果法庭签署判决发出禁止令，由于继续履行协议将带来对环境的损害，a国必须终止与b国的协议。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1条第1款，倘因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之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以致不可能履行条约时，即条约嗣后履行不可能，当事国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又根据第64条，遇有新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成为无效而终止，即嗣后出现与条约不相容的强行法规则。在本案中，由于嗣后出现了国际法院的判决（新强行法规则），发电厂被迫被关闭，导致履约不能，双方的协议就因此无效而终止。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71条第2款的规定，条约因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相抵触而失效终止后，首先解除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之义务；其次，不影响当事国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之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但嗣后此等权利、义务或情势之保持仅以与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律不相抵触者为限。所以，a国关闭其煤粉发电厂是终止与b国间的协议，不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们应该看到，合议庭虽然对上述三个争议的焦点问题作出了裁决，但它实际上建议诉讼各方和解解决纠纷，即共同寻求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这是因为采用法律方法解决国际环境纠纷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国际环境纠纷一般都需要尽快解决，繁琐的法律解决程序会使环境损害后果愈发严重，治理成本更高；国际环境纠纷一般涉及领土主权等敏感事项，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关系往往错综复杂；国际环境损害的致害原因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一般很难把损害确定的归因于某一特定国家的行为，调查取证非常困难（如本案中d国对a国的指控，由于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存在较大的距离，d国空气受到污染的结果就很难证明污染源自a国。只是由于两国间是海洋，且用于监测漂浮于海洋上的污染物的最新空中和地面探测结果以及卫星搜集的最新证据证明了含有污染物的云层可从一个洲飘移到另一个洲，所以推定二者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现有的国际环境法主要是“软法”和框架公约，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不难想象，虽然在本案中当事国自愿选择国际法院作为争端解决的方式，但实际上真正通过司法或仲裁手段解决的国际环境纠纷，是很少的。[5]
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2
关键字：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行政调解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等现行法律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纠纷以及环境污染发生后的污染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然而，对于该“处理”的法律性质，目前的法律一直没有明确。具有代表性且针锋相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调解说，即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处理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说，即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处理属于行政行为，有法律约束力。笔者认为，对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性质认识的不同，直接涉及到环境民事纠纷能否得到及时、合法、有效和公正的处理，影响到对纠纷处理结果的认识及其执行，并将必然涉及到对相关立法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加以研究和澄清。
一、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现状概览
（一）我国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及其评价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和公民环境意识与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环境民事纠纷也不断增加。现阶段，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纠纷，既包括由企业生产排污引起的厂群纠纷，也包括不断出现的光污染、热污染、娱乐场所噪声污染、饭店油烟污染、交通运输工具尾气和噪声污染以及各类社会生活性污染等新型环境纠纷。当然，环境民事纠纷内容本身无需过多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既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否具备化解纠纷的能力。
在我国，受到环境污染危害的人解决与污染者之间的环境民事纠纷时，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五种途径解决：
1.双方平等协商解决。一旦发生了环境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首先自行协商，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约定互相让步，签订协议，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用这种方式解决环境纠纷，非常简便易行，而且有利于团结和社会的安定，省钱又省时。
2.调解解决。调解是指由第三者主持并促成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通过调解的方法解决纠纷，在我国早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而且是解决纷争、增强人民团结的一种有效方法。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机关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方式，目前，行政机关调解已经成为解决环境纠纷的主要途径1.但是，由于调解的自愿性色彩较强，在当事人根本利益对抗而且实力不对等的环境纠纷中，往往很难达成最终一致的结论。而且，根据法律的规定，调解达成的结果当事人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强制性，调解结论的实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3.申请行政机关处理解决。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涉及以下三种问题时，受害人可以通过申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方式解决。这三种问题是：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纠纷以及环境污染发生后的污染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然而，我国目前缺乏一套行政机关处理解决环境民事纠纷时需要遵循的完整缜密的处理程序，行政机关之间管理权限的划分也比较杂乱，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多个行政机关都处理同一案件和遇到棘手的环境纠纷时相互推诿的现象2.
4.仲裁解决。仲裁是指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争议由第三者居中调解，作出判断或裁决的活动。如果当事人之间是因为海洋环境污染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可以通过申请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如果当事人之间的污染纠纷属于其它类型，但只要涉及到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达成协议之后，向我国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是，由于环境纠纷具有公益性、科学性、损害结果的持续性和金额估算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很多情况下，一个“非黑即白”的仲裁书不能全面考虑到纠纷涉及的利益，由仲裁机关解决不能算作一个适宜的选择。
5.诉讼方式解决。诉讼解决指的是环境纠纷当事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使其争议得以解决的情况，具体包括以下两种：以污染者为被告进行民事诉讼或者以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为被告进行行政诉讼。诉讼是解决环境纠纷最正式的途径。然而，考虑到环境民事纠纷当事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以及诉讼费用高昂和诉讼程序繁杂迟延等问题，很多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会望而却步。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主要法律依据及其评价
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宪法》有关规定，《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自然资源保护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密切相关。对于破坏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渔业、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侵权行为，我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明确规定：原则上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即采取行政裁决的途径，且此类行政裁决不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有关行政机关得主动进行处理3.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第41条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修改）等其他污染防治法律也作出了与此类似的规定。1992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答复”中强调：当事人对环保部门就赔偿纠纷所作的调解处理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应以环保部门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应就原污染赔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和审判。
然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和《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却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示，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学者认为，后者将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范围缩小，处理的方式被强调为行政调解，从立法上回避了在处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时调解不成时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方法4.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依据可以从很多法律中找到渊源，然而，这些法律规定多为综合性、概述性，具有直接操作性的程序性法律规定较为罕见。而且，关于环境行政调解和环境行政裁决的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协调和配合，使得行政处理机制的性质和特点更加不明确。另一方面，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立法内容存在交叉和矛盾，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弊病的根源。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性质解析
（一）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应性
环境行政机关处理环境纠纷具有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目前，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专业性和技术性。按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人民政府下设的环境行政机关是对本行政区的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管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拥有专业的技术队伍和相应的环境监测技术手段、取证手段，依法享有现场检查、调查、采样监测、拍照录像、取证、污染防治设施监理、检查运行记录等行政权力，可以对环境侵权者依法行使各项行政管理权力，并可以对正在进行的环境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如警告、罚款、吊销排污许可证、责令停止排污、限期整改等。除了对当地环境状况、环境问题和企业排污状况最熟悉之外，环境保护行政机关较为全面地掌握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这不仅可以克服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缺陷，还可以借助专家的力量准确确认环境污染的事实和原因，确定责任，计算损害大小，并得到比审判更为合理的解决结果。
其二，社会利益的综合衡量。众所周知，对抗制的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个是非明确权利义务清晰的结论，而这一点对环境纠纷的解决而言，恰恰是最招致批评的5.因为环境纠纷具备涉及面广、权利义务关系复杂、责任认定时争议大、损失难以确定等特点，因而不适宜作出“winner-takes-all”或者“win-or-lose”的司法判决6.这是因为，环境民事纠纷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涉及的当事双方的利益可能都有其合理性，而唯独缺少社会利益的代言人。在解决纠纷双方争议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可以把社会利益考虑其中。
其三，经济效益。对跨行政区域的污染等环境问题，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更容易进行而且可以大大节省经济成本。这要比当事人选择诉讼好得多。这一点不管对当事人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成本的节约显而易见。
最后，选择上的优先性。从现代环境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法律传统上看，我国环境法属于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有极其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自环境法制建设之始，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就一直是由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政策和制度推动。整个环境法律体系中，行政性的处罚条款比比皆是，而有关公民环境权益保护的实体以及程序性规定却是模糊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同时，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心理和“厌诉”的心理一样根深蒂固。在纠纷发生后，公民会首先想到向有关行政机关投诉，请求行政解决。只有在这种努力不产生效果时，公民才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诉讼。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局限性
与适应性比较，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局限性并不突出，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法律规定上的局限性。在环境民事纠纷的处理问题上，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授权不够充分、清晰。不同的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之间职能存在交叉和重叠，比如：在管理渔业污染纠纷时，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环保部门就常常互相推诿7.另一方面，关于行政机关处理环境民事纠纷的管辖范围上，我国法律仅仅规定涉及到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时，当事人才可以选择行政处理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相当一部分环境民事纠纷仅仅是对当事人的生活居住环境或者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尚没有形成可见的损害，这时候当事人就不能选择行政处理方式。行政机关也往往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以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理由，拒绝当事人提出的解决纠纷的请求。
其二，行政机关自身的局限性。在较不发达地区，污染企业往往同时是当地政府重点保护的经济支柱。环保部门在正常处理纠纷时，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阻力和控制；而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当地环保部门的主管机关，掌管其资金预算、人员编制和官员升迁等事项，因此，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企业家进入行政的状况很常见，这意味着行政人员与企业有更多的牵连，更清楚企业的困难，对企业可能存有内心的偏袒。此外，由于行政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大，容易换任，所以对于环境民事纠纷的解决，尤其是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容易久拖不决。
其三，对法治不利的社会效果。行政处理纠纷可能形成各种不一致的结果，虽然我国没有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但是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大致相同的社会期待，使纠纷的处理结果成为一个可期待的目标，这对法治的建立和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破坏力。
三、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构建
（一）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基本思路
由于法律的逐步健全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我国的民商事纠纷近年来剧增，但是不成比例的是，我国法院的规模却基本保持不变，这种比例的严重失调直接导致了法院积案如山。解决积案问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扩大法院规模，二是促使案件分流到法院之外解决。出于维护法院权威、保证法官素质、以及节约司法资源等多方面的考虑，多数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并不采用第一条途径8.分担法院压力的aDR（alternativeDisputesResolution）因势就利，获得了蓬勃发展9.
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或实体上权益的处分，不仅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节约社会资源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自由的尊重以及相关制度保障体制的完善10.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一方面为实现环境民事纠纷的迅速与公正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以谈判为运作基础也使其适用淡化并模糊了环境民事纠纷中法律责任的查明，导致不少民事纠纷的解决成了妥协的产物。因此，从切实维护环境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并完善我国环境法体系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在我国倡导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用，从而达到明确责任解决纠纷的目标。
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行政处理能否以及应否作为环境民事纠纷诉讼解决的前置程序。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赔偿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或者“调解处理”，法律没有规定该程序是必经程序，也没有确认环保部门处理决定的效力，使得环保部门对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缺乏热情和责任心，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处理环境纠纷中的作用。考虑到应该把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赋予纠纷双方当事人，因此，不应当规定行政处理程序为必经程序。但是，一旦纠纷双方选择了环境保护部门进行行政处理解决纠纷，就应该赋予环保部门的处理决定以强制执行力。这样可以省却受害者不断收集证据的困难，又可以为法院处理纠纷打下基础，弥补法官对环保技术知识的欠缺。
其二，跨行政区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问题。对跨行政区的环境纠纷，现行的环保立法只概括规定了通过有关人民政府的协商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协调解决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解决程序。而且，法律对于这类纠纷没有诉讼救济的规定，不少跨行政区的受害人都在损害发生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虽然判原告胜诉，但判决结果很难执行11.因此，应当对跨行政区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规定更具体的救济程序。
其三，各种环境民事纠纷处理方式的程序、效力；纠纷处理机关的取证规则、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赔偿损失的原则和范围以及损失的具体计算方法；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与诉讼制度的衔接等等问题，都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应该明确的问题。关于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的各自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调解应该主要针对“赔偿金额的纠纷”，对“赔偿责任”的认定不能适用调解，这是由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职责决定的。环境民事纠纷的合理解决必须以污染或者破坏行为的发生以及法律责任的明确为基础，否则，所谓的纠纷解决只能是和稀泥，双方当事人很难切实履行协议；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也不能在纠纷解决和处理的过程中达到加强环境管理、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对整个社会秩序而言，更是害莫大焉。只有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分清纠纷双方各自的法律责任，才能达成使双方当事人都比较满意的调解协议，从而有利于调解协议或者裁决决定的自觉履行。
其四，环境信访的处理。环境信访直接影响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的案源，在整个机制中应该受到重视。日本的《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都道府县要设置公害投诉相谈员，其任务是接待居民的公害投诉，调查公害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进行帮助、斡旋、指导12.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害纠纷处理法》也规定：各级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应设置专职人员，处理公害陈情，对公害陈情作调查，直到陈情人申请调处或裁决13.1997年，我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了《环境信访办法》，其中第12条规定：“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方便群众、有利工作的原则，设置专门的环境信访工作机构或者指定其他机构负责环境信访工作。”笔者认为，这一点能否得到落实对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而言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虽然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趋势和势不可挡的潮流，但正如不是所有的纠纷都适合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解决一样，行政处理机制也不会适合于所有的环境民事纠纷。这一点，正是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立足点。
（二）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建议
鉴于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对解决环境民事争议的适应性，建议在我国建立隶属于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内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专门处理机构，分为国家，省，地市三级，各自在本辖区有管辖权。组成人员应当包括有相当丰富环境纠纷解决经验的行政人员、专家、环保社团的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为纠纷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不作为环境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但是应该赋予环保部门的处理决定以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比如15日内）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时可以直接适用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诉讼实际不属于环境诉讼的类型，法院按照一般的行政诉讼受理。
如何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是纠纷处理机制的研究者们必须不断反思的问题。如何保证“从对抗走向对话，从抗争走向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14这是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者们更应该深思的问题。法学理论的选择将会对制度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在中国，理论的薄弱却不可避免的波及立法。虽然近20年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发展很快，且已初步形成了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为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15.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仅仅有环境行政管理的立法已经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中诸多未解决的问题在实际的操作中亦不断的凸显，对该理论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强16.
参考文献：
1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2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8月，第50页。
3王明远：《中国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载于《环境导报》，2000年第3期，第7页。
4王明远：《中国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载于《环境导报》，2000年第3期，第7页。
5nancyK.Kubasek、GaryS.Silverman：environmentLaw（Fourth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6nancyK.Kubasek、GaryS.Silverman：environmentLaw（Fourth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7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8月，第50页。
8赵明：《美国aDR对中国纠纷解决资源利用的启示》，载于《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9[日]小岛武司、伊藤真编：《裁判外纷争处理法》，有斐阁1998年1月出版，第9页。
10章武生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重构》，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46页。
11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10月。
12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13吴嘉生：《环保纠纷解决之研究》，台湾中兴法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4美国仲裁协会（aaa）出版的《DisputeResolutiontimeless》和《JournalofDisputeResolution》中的表述，转引自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5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10月，第18页。
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3
关键词:环境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
前言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
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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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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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4
资源开发诉讼中因非法开采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些资源型地区的煤炭、铝石及砂石业同其它行业一样发展迅速，且其价格也因资源的短缺而飞速上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我省不少地区出现了乱采、乱挖煤炭、铝石及砂石，无偿、无序、无度的“三无”混乱局面，非法采矿、采石的现象屡禁不止。部分人员以承包荒山、河滩的名义私自开采资源或再转包于他人开采，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承包合同纠纷和侵权赔偿纠纷。此类案件在案由上看不出与资源开发有任何关系，但其实质涉及资源开发，不但破坏资源，影响了生态环境，而且损害了国家利益。
环境污染纠纷原告与被告主体身份一般具有特定性原告通常是自然人，被告则多为某类行业性企业、市政管理部门等，导致环境受害人往往由于环境信息掌握不对称，专业技术欠缺，举证困难而处于弱势。如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孟祥民与被告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就明显具有这一特征。
环境污染纠纷多伴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交叉的问题在环境污染行政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对行政主管部门的涉案行政行为不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等情况多有发生。
环境污染纠纷审理期限较长此类案件的审理往往需要对涉诉的污染源是否超标、损失数额的确定等问题聘请专业人员或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鉴定，而这些鉴定又没有时间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审理进度。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环境案件中发现，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中存在以下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1．环境污染鉴定主体与执法主体重合环境污染的鉴定主体基本上与执法主体重合，出现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形，缺乏程序公正性，使得案件实体公正难以得到保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执法单位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边界，只注重运用法律中的授权性规范，强调本部门拥有的权力，将应当由其他具有专业资质单位进行鉴定的事情包揽在自己身上。2．执法依据引用混乱主要表现在:第一，环境执法单位在引用法律时忽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引用后来颁布的法律制裁先前的行为;第二，环境执法的程序缺乏时限和顺序的明确制约，导致案件久拖不决，给“人情案”、“金钱案”留下可乘之机;第三，针对同一个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律依据前后不一致，行政执法卷中存在大量涂改、事后添加的明显痕迹。
(二)人民法院自身在审理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1．当事人举证难法律所再现的事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事实，而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类案件一般都具有发生持续性、隐蔽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环境案件证据专业性强、不容易收集，如认定噪音污染要在一定距离和特定环境中连续测试分贝若干小时以上，污染标准及污染级别确定程序上各地规定不完善、不统一等。造成在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争议的污染物来源、污染损害结果等重要案件事实因无明确证据支持而难以查清。2．事实认定难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类案件往往涉及到化学、生物、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而大多数基层法官在实践中往往并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导致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难以完全正确地判断相关证据材料，使得事实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出现偏差。3．赔偿范围确定难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类案件在确定赔偿范围时往往要涉及到间接损失的确定问题。对于直接损失的赔偿，法官往往能够顺利计算，但对于间接损失是否应当赔偿，如何予以赔偿，审判实践中却认识不一，导致处理各异。特别是对于环境污染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潜在危害的确定，实践中更是不好把握。4．举证责任划分难针对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当前司法实践中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即在传统的侵权行为必须有损害事实、侵权行为、行为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违法性四要件的基础上，由加害人就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审判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举证责任分担的转移，如何适时、正确、灵活地确定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责任，是审判实务中的一大难题。5．法律适用难《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和一些单行环保法律对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类案件应如何处理均有规定，但却存在相互冲突之处。如《环境保护法》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为三年，而《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因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特殊诉讼时效仅为一年，两者规定不一致。6．案件调解难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类案件的诉讼标的额较传统民事件相比往往更大，通常在数万元、数十万元，且原告或被告因一方人数众多，使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造成这类案件的调解率相当低，判决后上诉率高。
加强此类案件审理的对策
(一)加强环境保护法律的宣传要通过各种宣传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如送法下乡，通过巡回审判、公开宣判、典型案件报道等形式，提高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引导群众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加大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惩处力度要引导环境保护部门认真严格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要通过人民群众举报、管理者暗访等多种形式，加大对损害环境、造成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决不能出现“以罚代刑”的现象。人民法院要加大对损害环境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执行力度，对构成犯罪的案件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三)加大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调解力度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大部分涉及群体性利益，处理不慎重、赔偿不到位，都有可能引起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民法院要加强对此类纠纷的调解工作，要多方位、多渠道、多领域做好诉前、诉中调解及执行。在诉讼中要积极邀请行政职能部门参与调解、协助调解，要多做思想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法，最大限度将环境污染赔偿纠纷调解好，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统一执法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上级法院要加强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可以通过对瑕疵案件的分析通报、典型案例通报、定期审判动态通报、组织业务会议、业务培训、同命题法律适用竞赛、评比法律文书、庭审观摩、制定类案审理指南、研究疑难案件等方式，统一辖区法院司法尺度，避免因法院执法上的差异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五)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严格遵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同时，在确认被告是否构成侵害以及过错程度等关键问题上，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合理把握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兼顾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社会公益事业的保护等价值取向，对停止侵害前原告遭受的侵权赔偿，要根据污染源的成因、被告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侵害的程度、侵害持续的时间、当事人的具体情况等予以综合考虑，力求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六)加强与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因环境监督、管理机关在专业知识、从业人员、技术装备与手段等方面占有优势，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对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实现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事故预防的有效结合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人民法院应注重与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沟通合作，获得审理环境纠纷的专业知识，探索司法确认模式的有效运作方式。同时，要积极向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及时反映诉讼中发现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以提高其执法水平。
有关立法建议
(一)环境保护诉讼中原告的主体范围应予拓展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保护法》规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为“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其中“直接利害关系”和“直接受到损害”这一限制语不妥。如果只有直接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那么因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又将受害后果遗传给后代，其后代作为间接受害人，就没有要求赔偿的权利，这显然与立法的精神相悖。因此，相应条款可修改为“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和“直接或间接受到损害”。
(二)损害赔偿案件的受案范围应予以明确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类案件中，以损害赔偿作为责任承担方式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应当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受害人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另外，由于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三)环境污染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应适当延长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由于环境侵害的潜伏期长，短时间内难以发现，要查明致害人、提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环境侵害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与其他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有所不同，同时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不论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还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均应当适用《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诉讼时效规定，以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拓宽环境保护渠道我国《行政诉讼法》只规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个体合法权益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我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是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不一定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任何组织或个人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利益都可把侵害公共环境利益之人作为被告推上被告席。为此，应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有利于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五)规定有独立于环境行政执法主体的鉴定主体对环境污染案件进行鉴定环境行政执法所依据的监测数据、报告等均由环保局下属的二级事业单位作出，容易使行政相对人产生怀疑，不利于树立环保行政执法的公正形象。建议环保法规定“作出监测、鉴定的机构应当社会化，与环保行政执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脱钩。”同时规定:“监测、鉴定机构作出监测、鉴定时，应当邀请被监测、鉴定单位相关人员到场”。
(六)充分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审理刑、民、行交叉环境案件中的作用目前法院对于刑事、行政、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一般是采取“先刑后民”或“先行后民”，即先解决刑事或行政争议，然后再解决民事争议。这种审理方式的缺点是容易出现不同业务庭裁判不统一的问题，从而不利于纠纷的根本化解，也影响诉讼效率，浪费司法资源。将民事争议附带于刑事或行政诉讼之后进行审理，不仅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也有利于实现裁判的统一。
(七)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用好专家陪审员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院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审判法庭。随着环境案件的增多，特别是环境侵权案件的增多，应将此类案件从一般的案件中区分出来，单独成立环境审判庭。另外，由于环境案件具有专业性强、影响面广、取证困难、类型新等特点，现有的法官尽管受过法学专业教育，但是大多数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很难对环境案件作出合法又合理的处理。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具有多年历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加以弥补。
(八)法律空白应予补充就环境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法律空白要及早立法，如针对废电池、白色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应尽早制定专项法规。
(九)个别条款处罚幅度应予明确199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该法条没有规定罚款幅度，导致行政执法作出罚款时无依据，应予以明确。
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5
一、环境纠纷案例的基本情况
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起事件，东阳市画水镇的“4.10事件”爆发于2005年4月10日凌晨，东阳市政府出动百余台车辆和3000名警察及政府工作人员，前往画水镇，清除当地农民为抵制污染而搭建多日的占道竹棚，守候竹棚的老农燃放鞭炮示警，四方民众两万多人迅速聚集，将清障人员围堵于当地的一所学校，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69辆汽车被毁，学校为此停课。
二、形成环境污染群访的原因
环境污染纠纷不同于一般的，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涉及农林医等诸多学科，技术要求高，损害认定困难，有取证难度大的特性，往往易形成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形成厂群冲突，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环境污染损害的社会危害性。我国环保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由于环境资源质量的区域性、共享性，使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公众性、群体性。比如：某企业排放大气污染物，污染周边空气，可能使周围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居民遭受危害，众多居民健康或财产受损。正是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具有了上述特征，往往出现只要有人引导牵头，响应拥护者就十分踊跃，使环境纠纷很易形成群体上访。
（二）因为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复杂性，使群众产生谈污色变的心理。首先是污染源污染物的复杂性，有来自工业、农业、交通等各个方面的污染源；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又种类繁多，诸如废水、废气、废渣、粉尘等；其次是污染危害过程的复杂性，污染物往往通过转化、代谢、富集等各种过程后，才导致污染损害，这个过程可概括为：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空气、水、土壤等媒介造成污染危害；其三是环境污染的危害具有潜伏性，达标排放的污染物，通过环境自净一般不会产生危害，但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当某种污染物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就会积累起来，造成危害，这一过程可以是一年、几年，甚至几十年。由于环境污染的这些特征，受害群众往往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关闭、搬迁等措施消除污染，更增加了解决环境纠纷的难度。
（三）污染企业偷排、漏排等是造成环境污染纠纷的直接原因。据笔者了解，只要治理设施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周边的群众也是能理解企业的难处，支持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环境，但是企业主往往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正常使用治理设施，更有甚者采用偷排、漏排等方式，治污设施成为应付环保部门的摆设，使大量超标污染物排入环境，企业的这种不诚信行为，既违反了环保法律法规，又激怒了周围群众。群众为维护自身的生存权、环境权不得不走群体上访投诉之路，要求消除危害，赔偿损失。
三、环境纠纷处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普及环境科技常识，提高环境法制观念。一是应大力宣传环境科普常识，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二是应加大环境法制的宣传力度，提高排污者环境法制观念。要加强对各重点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促使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做到达标排放，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二)解决环境纠纷，克服地方保护。因为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往往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出了事故群众告状，政府不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反而去帮助污染企业。比如老百姓要求停止污染，企业就要增加设备，要花钱；有的就必须把企业关闭。老百姓受到污染损害后，由于不懂法，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地方政府往往不是去解决纠纷、减少污染，反倒采取强制的手段抓人，由检察院以扰乱社会罪、破坏秩序罪到法院，给污染受害者判刑。所以，地方政府要从长远来看问题。保护一个污染企业，可能一时的财政状况有缓解，但从老百姓的利益和从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是有害的。
（三）为人提供法律帮助。对人特别是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自己应有的环境权利，并开始了解通过法律途径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使一些贫穷的污染受害者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帮助公众树立了法制观念，避免一些过激行为，以维护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环境法制建设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很多，从立法来说还存在一些空白。所以，研究探讨中国环境纠纷处理的一些特殊问题，对促进我国建立合理、公正、有效的环境纠纷处理机制，是很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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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合平,刘云国.环境生态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6
1电磁辐射是指电磁波向空中发射或泄漏的现象，过量的电磁辐射就造成电磁辐射污染。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为电磁能量迅速增长，电磁辐射已成为21世纪的主要污染源。作为一种新型污染，电磁辐射污染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大、损害后果具有长期性和潜伏性，它对人体的影响至今在科学上尚未完全明确。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很难用传统的“末端治理”方式来解决，即污染产生后再来治理。但通过合理规划，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电磁辐射污染。电磁辐射的上述特点增加了公众的惧怕心理。在美国和欧洲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病学的大量研究表明电磁辐射和某些疾病之间可能具有联系，因而公众对于电磁辐射可能造成的健康危险高度关注。以暴露在电磁辐射污染环境中受到了人身伤害和不良健康影响为由，针对公共企业和雇主的诉讼不断增加i’]。2我国电磁辐射污染的现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设施分布越来越广、功率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建筑密度不断加大，电磁辐射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污染源。随着农村居民家用电器的迅速增加和电力、通信、交通事业的发展，电磁辐射污染由大城市迅速向中小城市及农村扩散。我国的电磁辐射污染纠纷也与日俱增，电磁辐射污染投诉率居高不下，因电磁辐射污染纠纷引起的诉讼也越来越多。常见电磁辐射污染纠纷有因在居民区建设电磁辐射设施、设备引起的排除妨碍纠纷，因电磁辐射污染所致人身伤害要求侵权损害赔偿的纠纷，因移动电话电磁辐射污染引发的纠纷，因开发商隐瞒有关电磁辐射污染的真实情况导致的商品房纠纷等。电磁辐射污染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公众的敏感度很高。但电磁辐射污染纠纷的解决却很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l)主观原因:认识差距。由于科学宣传不够，人们对电磁辐射污染往往出现过于冷漠和过度恐慌两种极端认识，巨大的认识差距成为纠纷各方沟通的主要障碍。(2)客观原因:立法滞后，执法不力。首先，现行法的空白让许多人感到无法可依，有限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冲突更是让纠纷各方莫衷一是。因产业发展不足，我国电磁辐射污染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突出，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显现出来。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相关的产业部门就电磁辐射污染对人体危害性的认识普遍不足，导致了法律的滞后。我国的《城市规划法》、《电信条例》、《电力法》等重要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考虑电磁辐射污染的因素。电磁辐射建设项目缺乏整体规划，布局不合理，单个电磁辐射建设项目选址不当的现象大量地“合法”存在。其次，环保执法的“刚性”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解决电磁辐射污染纠纷的难度。电磁辐射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违反法律规定，建设前不作任何必要告知和宣传解释的现象比比皆是。基于上述原因，电磁辐射污染纠纷发生后常常久拖不决。产生污染的一方否认电磁辐射的存在，激起公众的反感与恐慌;而求诉无门的一方则群情激昂，有的还不惜采取过激手段。开辟电磁辐射污染纠纷的合法解决途径刻不容缓。3我国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立法的现状3.1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单项法律、法规的缺失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国家环保总局于1997年3月25日颁布了《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该法虽为专门性规定，但无法担当大任。原因是:第一，内容的滞后性。我国通信、电子等产业的大规模迅速发展是在该法颁布之后，其规定已无法满足目前更为复杂的电磁辐射污染防治需要。第二，效力级别低，执行大打折扣。该法仅为部门规章，在目前“谁主管谁起草，谁起草谁执法”的部门立法模式下，出于部门保护，由相关产业部门起草的立法很难主动考虑电磁辐射污染问题，《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的许多制度在这些法律、法规和规拿中并没有反映。根据《立法法》，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在实际的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常常出现电磁辐射污染纠纷中的各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各执一法的现象。《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的许多规定形同虚设，无法实施，进一步凸显了电磁辐射污染防治中的立法空白。3.2电磁辐射国家标准存在严重空白和冲突第一，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产品电磁辐射国家标准。我国对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在使用中产生电磁辐射的产品没有任何国家标准，也没有要求这些产品标注其电磁辐射值、进行电磁辐射值检测的任何强制性规定。第二，我国的环境电磁辐射国家标准存在严重冲突。目前同时存在两个并不统一的环境电磁辐射国家标准。1988年国家环保局的《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一88)和1989年卫生部的((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对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标准的规定不一致，其中，卫生部的规定更为严格。两个标准的法律效力相同，发生冲突时只好呈请两部委的上级机关裁决其适用性。2004年4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在关于环保电磁标准复函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0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oZ一88)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的，该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单位和个人、相关的设施或设备，但不包括为病人安排的医疗或诊断照射。”虽然标准从行政上得到了统一，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消费者仍然遇到了很多问题。有关检测部门和执法部门在援用标准时仍然尺度不一。4我国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4.1充分利用现行法我国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现行法虽不够健全，但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可以用来防治电磁辐射污染。解决纠纷的主要立法有:#p#分页标题#e#4.1.1环境保护立法。第一，专门性的《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二，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第24条明确规定电磁波辐射是一种污染源，故该法规定的原则、制度对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均可适用。根据2003年9月l日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可能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规划和项目都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4.1.2相关部门专项立法。广播、电信、电力等产业部门的专项立法也对电磁辐射污染防治作出了规定，如《广播设施保护条例》、《电信条例》、《无线电管理条例》、《城市电力规划规范》等。4.1.3国家其他立法。电磁辐射纠纷的当事人还可以充分利用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程序、行政许可听证程序的规定，《民法》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利的规定等。4.1.4地方电磁辐射立法。我国已有部分省市进行了电磁辐射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家立法的空白，如《吉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J匕京市移动通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等。4.2尽快完善现行法4.2.1建立电磁辐射国家标准体系(l)统一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国家标准。同时存在《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一88)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两个相互矛盾的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国家标准是不正常的，应当尽快统一，并明确其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制定多辐射源的国家标准。(2)建立相关产品的电磁辐射强度国家标准。当前最为紧迫的是迅速出台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强度国家标准。这不仅对消费者有利，而且对产品生产者、经营者的长远利益也有利。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建立了市场准人制度，以加强对电子产品的电磁辐射管理。4.2.2加强电磁辐射地方立法现行电磁辐射地方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将放射性污染防治和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性辐射环境立法，如《吉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二是进行专门的电磁辐射环境立法，如《河北省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三是就电磁辐射环境管理的某个方面进行单项立法，如《北京市移动通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加强地方立法应强化对电磁辐射污染法学特征的研究。现行地方立法主要是在“急用先立”的指导思想下制定的，对电磁辐射污染的法学特征研究不够。综合性辐射环境立法中，只是简单地将电磁辐射附属于电离辐射(又称放射性)一起立法，并未深入研究这两种辐射的共性和个性。这两种辐射污染虽然在管理制度上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如都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都实行“三同时”制度等，但它们在危害原理、危害程度、防治原则和管理制度、法律责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能简单合并。而专门的电磁辐射环境立法主要是重申《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电磁辐射单项立法在结合地方实际问题加强管理上有所突破，但对相关原则、理论的研究仍显不足。4.2.3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法》1999年国家环保总局决定，建立重点污染源档案和数据库，建立健全有关电磁辐射建设项目的审批制度，使电磁污染源远离稠密居民区，把电磁污染管理纳入日常环保工作轨道。目前，我国已积累了一定的电磁辐射管理经验，对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也在稳步进行，但法律的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电磁辐射污染的防治，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法》是势在必行。与其他污染防治法相同，该法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法》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l)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预防优先、合理控制、统一规划，其中统一规划是实现预防优先、合理控制的手段。对于电磁辐射这种特殊的污染而言，预防甚于治理。电磁辐射污染对人体的危害在科学上尚未得到完全的证实，对电磁辐射污染的预防带有风险预防的因素，使“预防优先”更为贴切。“合理控制”是指根据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将电磁辐射污染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之内。世界各国的电磁辐射标准差别较大，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了各国的产业发展。通讯、电子等产业都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必须引导其走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道路。(2)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明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其他协助管理部门之间以及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之间的分工作出明确界定，以改变目前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管理缺位的现象。(3)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主要制度:除了传统的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制度以外，还应该特别注重建立健全电磁辐射规划制度、电磁辐射设施、设备所属单位的内部管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以及对儿童、孕妇的特殊保护制度。
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7
一、我国环境司法的现状
法律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对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这些法律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靠现有的这些相关规定来保护环境是不够的。这些相关法律在防治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
虽然我国环境司法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展开。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就有涉及环境司法的内容。环境司法开展以来的三十多年，对于保护环境、惩治污染行为、维护人民的生存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司法机关立案审理的环境案件数量偏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正义的诉求。同时，环境案件重刑事，轻民事，重处罚，轻救济，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而且传统的诉讼模式难以实现对环境本身的保护。这些情况都使得环境司法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由于环境司法救济不利，导致了人们产生了厌诉的心理，人们在遇到环境侵害后，很少选择诉讼的方法。导致环境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环境破坏越来越来往严重。
二、司法制度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一）基本情况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环境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性原因。随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环保监管压力不断增加，环境法制建设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一是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缺乏有效法制手段、经济手段管理环境的矛盾日益显现；二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要求与环境法制建设粗放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三是群众环境维权意识增强、跨界损害事件增多与民事赔偿、调处能力滞后的矛盾日益凸现；四是环境违法现象普遍、环境纠纷增多与环保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强、执法不力的矛盾日益加剧；五是群众环境案件走向复议、复议案件走向诉讼的快速变化趋势与有关部门对行政复议工作的认识不高、司法诉讼渠道不畅通的矛盾日益明显；六是国家对环境法制的更高要求与相关的基础性研究、机构设置以及执法能力不强、执法不到位等问题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加大。
（二）环境法制突出问题的表现
违法成本低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是环境法制最突出的问题。这既有立法不足的问题，也有行政执法、司法不到位的问题。
一是行政处罚普遍偏轻。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违反环评规定擅自开工建设的，要求限期补办环评手续，逾期不办的才能给予2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于处罚太轻，一些企业为了抢进度，采取边开工建设、边做环评报告，甚至一些企业以交罚款代替环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超标排污的罚款上限是10万元，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罚款是50万元；水污染防治法对超标排污的罚款为其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罚款仅是污染直接损失的30%以下。20__年6月，哈药集团被披露多种环境违法问题：恶臭气体排放大大超过国家标准，硫化氢气体超标近千倍，氨气超标20倍；污水排放超过国家标准，氨氮超标2倍多，CoD超标近10倍。哈药集团20__年营业收入达125.35亿元，利润13.14亿元，虽然被依法罚款123万元，也仅为企业年收入的万分之一。20__年7月紫金矿业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被法院判处罚金3000万元，其中还包括了行政罚款956.313万元。尽管这是我国几十年来开出的最大一笔环保罚款，但却不足企业净利润的千分之三。环保罚单开出后，资本市场看到“紫金污染门”责任追究收尾，利空出尽，紫金矿业的股票立即涨停，当日成交额高达14.52亿元之多。
二是行政执行缺乏强制手段。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手段主要有“停止建设”、“停止生产使用”、“责令限期恢复使用治污设施”、“责令停业关闭”等，但在基层却难以有效执行。当前，环境案件的执行绝大部分都要申请法院执行，法院执行除受司法体制、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外，还存在着执行期限较长、力度不大等问题。案件处理后要等待复议诉讼期满，还要通过法院的立案、审查、听证、裁定等程序，时间跨度长，而法院系统也很少为环境案件运用先予执行等强硬手段，致使违法污染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
三是环境民事赔偿法律制度不健全。追究环境民事赔偿责任对于制裁环境违法行为，保护国家和公众的环境权益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环境民事赔偿相关法律及配套制度不健全，环境民事案件立案难、举证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问题日益突显。重大环境事件的责任追究，多以行政处罚和行政调解结案，通过司法途径追究法律责任的很少。
四是环保官司难打。我国的环境资源案件数量较多，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环境民事案件数量却很少，许多重大环境污染纠纷未能进入诉讼程序。据调查，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一方面群众遇到环境纠纷，宁愿选择或举报投诉等途径解决，而不选择司法途径；另一方面司法部门也不愿意受理环境纠纷案件。“十一五”期间，我国环保系统受理环境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14件，而相比之下，行政诉讼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20__年至20__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环境资源案件中民事案件12278件，仅占同期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0.04%。在环境污染损害纠纷的处理中，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致使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难以量化、污染损害因果关系难以判断、环境损害赔偿标准难以认定。许多污染案件久拖不决，历时数年，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高昂，污染受害人也往往得不到损害赔偿。
五是生态环境损害难获赔偿。环境公共利益损失的索赔缺乏明确法律支撑，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以及应急和修复等相关费用尚未纳入赔偿范围。20__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发生漏油污染事件，由于担心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用于赔偿污染受害者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失。而我国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20__-20__年先后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故、大连海岸油污染事故、福建汀江污染事件、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等，至今均未被追究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失赔偿。
三、完善环境司法制度的对策建议
面对环境保护司法实践难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健全我国环境法律制度，规范政府环境行为的前提下，从上到下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司法保护体制，走环境司法专业化的道路，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才能日益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取得良好成绩，也同时可以推动环境保护法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强化政府责任，健全约束和规范政府环境行为的法律制度
环境问题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又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解决，但环境问题不会自行解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环境立法来明确政府的环保责任，规范政府行为，是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根治环境问题的关键措施。很多发达国家都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尖锐、最突出的时期，制定了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保法律法规，以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比如美国和欧盟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日本的《环境基本法》、加拿大的《环境保护法》、韩国的《环境政策法》、英国的《环境法》等，都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此，建议以修改环境保护法为契机，紧紧围绕落实“政府对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要求，重点解决一些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不作为、乱作为、干扰环境执法等的突出问题，创建或强化一批制度与机制，主要包括五大类和若干个具体的制度与机制：一是科学决策类，如战略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规划、主体功能及环境功能区划、环境标准、区域限批与行业限批等。二是实施执行类，如环保目标责任制、强制淘汰重污染企业补偿机制、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跨界环境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区域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应急管理及信息通报制度等。三是保障措施类，如环境经济政策、跨行政区的环境监督制度、环境法律救济制度、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环保能力建设、环境教育等。四是监督机制类，如人大监督政府、政协民主监督政府、政府内部的层级监督与同级监督、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等。五是责任追究类。通过一批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二）严格追究污染者的环境责任，切实解决长期困扰环境保护的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影响环保法制建设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违法成本低”必然降低法律的威严和效率，导致违法排污屡禁不绝；“守法成本高”势必淡薄人们的法律意识，视法律为可有可无。提高违法成本和守法自觉性是完善环境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强化环境损害赔偿，健全环境民事责任，既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措施；又是解决“违法成本低”问题的根本出路。
首先，以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为重点，完善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应在现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单行的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范围、责任承担方式、救济途径等基本制度。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公益损害与公民的私益损害，列入赔偿范围。建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制，为落实环境责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其次，建立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让污染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高昂代价。1980年，美国国会针对历史遗留的大量的污染土地的严重问题，专门通过了超级基金法。该法:一是严格明确了污染者必须承担污染治理全部费用的责任；二是企业经营者及产权拥有者的环境责任将是一种终身责任；三是要求在污染企业发展中的所有曾经获益者，都必须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事实上，这是一种无限责任，即如果污染责任方无力负担其依法应偿付的污染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费用时，有关控股或参股的组织和个人，向其贷款、借款及销售过保险的组织和个人，均有可能成为被追究责任的对象。美国超级基金法实施后，不仅有一批污染企业倒闭破产，而且还有一批银行、保险公司因环境损害赔偿而倒闭破产，从而大大强化了法律制度的权威，提高了人们的环境责任意识。
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大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决、公益诉讼等环境损害救济途径，切实落实企业环境责任。
（三）强化环境执法，充分发挥司法体系的保障作用
司法作为社会秩序与稳定的基石，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防线，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建立了严格、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以及完整、有效的司法模式，采用以行政调解和司法裁决相结合的法律手段，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解决环境纠纷。
强化司法救济途径，倡导更多使用司法途径解决环境纠纷，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司法部门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司法力量介入环境保护，逐步改变目前在环境纠纷处理中司法救济不力和比例偏低的问题。
首先，应当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制度，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庭，实现环境司法专业化。在环境保护行政职能受阻、行政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必须借助司法救济，加强司法保障；环境案件本身的专业性和特殊要求，决定了必须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建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将分散的环境司法权收归独立的环保法庭统一行使，打造环境司法“三合一”审判模式。环境司法“三合一”审判模式绝不是简单地将传统三大诉讼体制中涉及环境保护的案件进行糅合，而是基于现实环境发展的考量，有一定的环境案件数量为基础，它有助于解决环境诉讼案件司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有助于克服因涉及的受害人较多、环境专业知识要求高、受害人无法举证等原因引起的诉讼困难，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同时，环境保护法庭有助于打造一支专业化综合型的环境保护法官群体；
其次，在审理涉环境案件时，要及时妥善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正确适用环境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准确认定环境污染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保环境侵权受害人得到及时全面的赔偿；加大对环境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确保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得到应有的制裁；
再次，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功能，通过行政诉讼等渠道，监督政府依法履责，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8
[关键词]环保组织；环境冲突；公益诉讼；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6-0064-04
当前环境污染或者环境威胁已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环境问题不仅关乎公众健康权利，而且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环境群体冲突频发加深了民众与企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恶化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化解和减少激烈的环境冲突成为中央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打破“政经一体化”发展机制、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增加公众参与、采取协商民主等措施成为降低环境冲突的主要对策。然而，较少有学者论述环保组织在降低环境冲突方面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环保组织化解群体性环境冲突的可能性及其机制，重构公众、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一、环境冲突升级的机制因素
环境冲突的发生可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原因。本文关注环境冲突发生和升级的具体机制，并探讨环保组织如何在这些机制中发挥作用并降低环境冲突。
首先，地方行政决策缺乏利益协商。环境冲突的本质是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与民众环境权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项目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从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角度出发考虑决策问题，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均无法真正落实。作为个体的公众意见难以获得政府重视。地方政府决策模式埋下了经济利益与公众环境利益之间冲突的种子。一旦项目实施产生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环境问题久拖不决，民众的不满情绪可能爆发并产生严重社会冲突。
其次，行政和法律救济渠道不畅。我国地方环保机构受到同级政府领导并与其保持一致，治理企业污染面临各种掣肘，有心无力。尤其是在中央分权的背景下，地方环保机构更难以贯彻环保政策。公众向环保机构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经常面临拖延，并最终无法解决。而在司法诉讼中，个人负有证明污染损害的举证责任，导致缺乏财力、专业知识的个人难以获得司法支持而获得胜诉。公众通过行政和司法渠道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效果微弱。当公众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解决问题时，他们有可能转向以“自救力”为特征的群体行动。
第三，冲突各方对环境影响的判断分歧。在环境冲突的案例中，经常出现不同利益方各执一辞，无法形成共识的局面。企业往往否认自身污染，以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为借口，搪塞受污染民众；受污染民众则以自身感受和体验出发，认为受到严重的污染侵害。双方基于各自利益和立场，对环境影响的判断迥然不同。政府环保机构的结论也难以让民众信服，导致矛盾无法化解。从这个角度来看，缺乏权威客观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使企业和公众难以实现相互妥协，而是通过争夺话语权而实现全部收益。政府和企业一般不愿承认某些工程的“邻避效应”，纠缠于工程是否具有环境危害这个虚假问题上，从而导致居民和政府、企业没有真正协商环境危害程度及其如何降低危害等问题。[1]
第四，环境冲突缺乏公认的纠纷主持者。在环境冲突产生之后，政府、企业和公众可以共同协商，表达自身意见及利益诉求，并透过相对公正、透明和理性的方式缓和冲突，形成一定共识，找到问题的真正解决办法。若存在这种机制，很多环保冲突就能提前缓和与化解，避免形成。然而现实却是，没有一个公认的、具有权威的纠纷协调者能将各方集中到一起进行平等、理性的协商。政府具有权威性，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者，然而地方政府往往与企业站在同样立场，民众不相信政府，甚至形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冲突。很多情况下，政府兴建公共设施而产生的污染使其难以成为一个客观中立的纠纷协调者。
第五，环境抗议群体通过非正式组织进行动员，易形成冲突扩大化和情绪化。环境均离不开一定程度的组织。在当前冲突激烈的农村地区，环境抗议是通过农村宗族组织等进行动员的。在福建省发生的几起环境抗争说明，当地农民主要依靠宗族力量和宗族文化进行集体动员。在冲突过程中，乡村老年人成为领导者并召集同乡参与维权行动。[2]这些组织带有宗族、地域和血缘特征，是典型的非正式组织，虽然能动员居民参与抗争，但却缺乏组织约束力，不能给集体行动以指导，易导致抗争走向冲突扩大化、情绪化方向，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官民关系。
二、环保组织化解环境冲突的优势及其限制
相对于个人直接面对污染企业和政府，环保组织在化解环境冲突方面拥有如下优势：
（一）环保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
我国环保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成为表现最为活跃的社会团体之一。政府需要环保组织来承担一些环境公共服务，而环保组织则从政府获得一定的资源与合法性，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两者形成“不对等的合作关系”[3]。
政府在两者合作关系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需求是两者合作基础，具体表现在：（1）环境保护是政府的重要目标，并且环保组织采取合作与“非冲突”策略[4]，使得政府能接受环保组织的态度和行动。这是两者能在某些问题上相互合作和信任的最重要前提。（2）政府环保部门受制于人力、资金和权力，无法完全贯彻环保政策，亟需环保社团分担部分责任。环保组织能弥补政府环保机构的不足，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例如，环保组织致力于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有利于环保政策执行，符合政府需求。另外，政府环保部门获得环保组织支持，能增强政策合法性和政策执行力。（3）环保组织在执行某些环境项目中更具有效率。环保组织具有专业知识和公益热情，更加擅长于环境项目执行。因此，政府在当前时期越来越需要环保组织的帮助，共同贯彻环保政策。而从环保组织角度来看，只有与政府合作才能不断地发展并实现组织目标。
然而，环保组织与政府合作仍存在着障碍。首先，政府担心环保组织动员公众参与会走向政府无法控制的方向，担心我国环保组织是否会如西方环境非政府组织那样形成与政府的对抗。然而，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大多数环保组织带有政府色彩，与政府关系密切；草根环保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与政府合作，引导公众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环保。其次，地方政府认为环保组织过分强调环保，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是给地方政府找麻烦。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至上的观念下，必然不愿环保组织介入政策制定与执行。但地方政府应认识到很多环境冲突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但目前政府与环保组织已经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合作。环保组织以合作、参与为手段建立起与政府之间的顺畅联系。这意味着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环保组织能以组织化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并能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沟通渠道。
（二）环保组织的专业性
环保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更加了解环保、法律等相关知识，很多成员是环保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和环保方面的积极分子。专业性特征能增强环保组织的作用：第一，环保组织的专业性意见更易获得政府的关注，成为决策的参考依据；第二，环保组织的专业性有利于其司法诉讼。在环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由污染受害者承担，但普通公众缺乏环保专业知识而导致在诉讼中无法胜诉。环保组织的加入增强了通过行政和司法渠道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性。第三，有利于建立认同和权威性，调和分歧并成为各方认同的纠纷协调者。污染企业和污染受害者之间常常在是否存在污染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而环保组织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做出各方接受的判断，并有资格和能力成为纠纷协调者。
（三）作为非直接利益者
环保冲突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冲突开始时，利益各方本可以进行协调解决。环保组织作为公益第三方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环保组织是非直接利益者，能够得到各方的信任。虽然环保组织的目标是环境保护，但在面临企业污染情况时，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企业能接受环保组织的建议；公众也更加信任以环保为目标的组织。与政府相比，环保组织的地位更加超然，是服务于公益的第三方。
（四）环保组织的理性化
公众在受到污染侵害而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解决时，会由非正式组织动员而产生高冲突甚至是暴力性的群体行动。非正式组织缺乏制约和指导，直接关系到群体性行动的性质及方向，甚至导致各方均付出惨痛代价。因此，环境冲突发生之后，亟需正式组织参与到这种抗议中，由正式组织提出环境诉求，并由其主导参与和政府、企业之间的谈判协商。例如在农村，传统非正式组织遵从传统农村反抗逻辑，缺乏现代法律意识。这些组织能动员起民众抗议，但控制不了局面，最终形成较大规模的官民冲突、民企冲突等。环保组织作为正式组织，尊重法律法规，更加理性化和务实，通过积极的参与及合作来解决问题。
然而，环保组织作用仍局限于公众环境意识教育和生活方式倡导，在化解冲突方面仍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主要的限制因素表现为：
第一，政府观念和行为限制了环保组织的作用。地方政府强调发展经济而不愿接纳环保组织的行动。若环保组织反对某些工程建设，则被地方政府官员视为阻碍经济发展，不愿与环保组织开展合作和交流。当前政府决策仍旧较为封闭，提供给环保组织的空间有限，缺乏制度化的政策参与途径。环保组织刚获得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各地司法机构对环保公益诉讼的态度仍保守，公益诉讼难以获得立案。一旦发生环境群体性冲突，环保组织若参与其中则被视为反对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压力，无法引导群体行动走向理性化和制度化。
第二，环保组织整体上仍力量弱小，难以承担过多的责任。与全国各地多发的环境污染来看，环保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能力上，都不可能参与到所有的污染问题中，尤其是地方性环保组织较缺乏。因此，环保组织能力成为其是否能承担起化解环境冲突重任的瓶颈。
第三，环保组织的专业性和合法性亟需加强。专业性是社团组织的核心能力，专业的环境知识和技术不但能教育公众，而且是与政府、企业协商的保证。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则是指其能够获得政府、公众和企业的认同。目前一些环保组织具有环保信念和热情，但缺乏专业知识，导致其无法真正地获得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认可。
最后，环保组织的精英倾向。环保组织成员主要是媒体精英、知识精英和大学生等群体，缺乏公众基础。环保组织仍将眼光停留在城市，停留在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项目，与普通公众关心的环境污染存在距离。这极大地限制了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三、环保组织化解环境冲突的途径
（一）参与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法》为环保组织和公众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参与途径。《环评法》第十一条规定“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很多工程项目不单纯涉及到技术问题，更涉及到公众环境利益。项目决策应吸收公众意见，使不同利益均能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表达、协商，防止在决策之后出现难以解决的利益冲突。
因此，环保组织应利用自身信息、资源、专业等优势介入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组织的参与包括：参与相关论证会、听证会，代表和反映公众意见；申请环评报告公开；向公众提供咨询和环境知识等。环保组织向公众提供专业知识可以缓和公众过分的环境焦虑，更加理性地认识工程环境影响，防止某些过分夸大的言辞产生过激行为。
环保组织能促进各方协商，使政府考虑更全面，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保护公众环境权益，减少因此而产生的环境冲突。环保组织的意见更专业，组织化表达更有影响力。政府决策充分考虑和尊重各方利益，能提高政策合法性，降低政策执行成本。若决策阶段不注重利益协调，那么矛盾冲突通过积累而不断增强，可能在政策执行阶段爆发出来。
（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维护公共的环境利益而由非直接利益者提出的诉讼。2012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相关机构和组织可以提讼。环保组织正式获得环境公益诉讼的合法资格，拓宽了社会与公众解决环境问题的司法渠道。
环保组织参与公益诉讼具有自身优势。一是它具有较为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更为强大。在我国很多地方，政府机构在面临环境污染时为了短期利益而放松环境监管，变相鼓励污染企业。个人不但要面对经济实力强大而组织严密的企业，还要面对包庇企业污染的强力地方政府。环保社团具有较强的力量，有可能在环境诉讼中对抗污染企业。二是环保组织拥有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能在环境诉讼中占据有利位置。环保组织参与环境诉讼并获得成功显示出司法渠道的有效性，能及时制止环境污染，防止环境污染问题沉淀积累而最终爆发。其示范效应有利于将大量环境纠纷纳入法制化轨道，减少群众以极端手段维权的几率。
（三）召集环境纠纷协调会议
在当前情况下，污染企业与污染受害者之间缺乏沟通渠道。企业往往无视单个个人的环境要求；而受污染的居民大规模组织起来则容易采取激进的行动，例如围堵工厂、砸毁机器、武力冲突等。因此，污染企业与受污染者之间陷入了无法合作的困境。
环保组织在环境问题上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善于沟通，能得到政府、公众和企业三者的认同。因此，污染企业与公民之间的困境能在环保组织的沟通之下得到部分克服。企业和公众在发生环境纠纷时，环保社团可以充当协调者，召集环境纠纷协调会议，使各方坐在谈判桌前进行协商，达成各方能接受的共识，从而解决环境利益冲突问题。
由环保社团召集的纠纷协调会议是协商民主在环境冲突化解中的重要体现，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如江苏省姜堰市成立了“乡村生态家园协会”，该协会多次组织圆桌对话会议，将投诉人、污染企业老板、政府部门代表召集在一起协商解决问题。会议的主持者不是政府，而是环保社团。通过开展质询、解答、承诺等对话程序，相互增加了沟通和了解，企业感受到切实的压力并承诺减少污染。[5]圆桌会议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监督企业污染排放与治理，从而缓和了环境冲突矛盾。
（四）介入和引导群体行动
环境群体冲突升级是一个较长时期的积累过程，如果环保组织能在冲突升级之前参与其中，则能通过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协调方式部分解决问题，防止冲突升级；而冲突产生之后，环保组织的介入则能充当民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的沟通、谈判桥梁，防止冲突的扩大化和进一步升级。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环保组织介入群体冲突。这种现状导致抗议群体与政府、企业之间没有缓和屏障，抗议群体受情绪化影响而容易走向极端。环保组织不介入群体冲突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常常将公众的抗议行为定性为政治行为，从而阻断了环保组织介入的可能。如果环保组织介入则意味着与政府对抗，破坏社会稳定。政府应认识到：环保组织的理性、合作、妥协特点有利于化解激烈的环境抗议，使抗议从无序、情绪化、暴力化走向有序参与、理性与和平。
四、提高环保组织冲突化解功能的对策
环保组织冲突化解功能的提高应从政府与环保组织两方面入手。政府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第一，提高对环保组织的认同和支持，积极将其纳入到决策机制中。在项目工程决策中，政府应有意识地征求环保组织的意见，充分吸纳和整合各种利益要求，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第二，推动建立以环保组织为协调人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环保社团组织的圆桌会议有利于很多环境污染问题在政府体制之外解决。以环保组织为主的协调治理机制能减轻政府行政与司法压力，及时处理环境纠纷问题，防止环境污染问题激化。第三，在环境中大胆引入环保组织，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桥梁，防止的进一步升级。政府如果能首先引入环保组织参与对话，能极大地获得公众认可和信任，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第四，支持成立地方性环保团体，推动地方环保组织的发展。地方环境问题更多要靠当地环保组织来关心和解决。
环保组织功能发挥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能力。第一，提高环保组织的能力，包括环境知识和法律知识、资源能力、代表能力等。环保组织应具备代表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能力，能基于专业知识提出更具参考价值的建议，能在公益诉讼中体现自身专业优势。第二，提高公信力与合法性。环保组织的各项活动均以其具备公信力与合法性作为基础。环保组织应与政府、企业建立起顺畅的沟通关系，获得政府和企业的认可；同时还应不断提高组织透明度，增强内外部监督，建立良好的公众信任。环保组织只有获得三方的共同认可，树立权威，才能在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第三，更多的地方关注。环保组织应更加关注普通公众的环境权益受到侵犯的问题，更加关注地方细致问题，扎根到基层最直接的环境污染问题中。
五、结语
当前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普通公众关心的议题。公众反对环境污染诉求若不能及时关注和处理，长期累积，有可能导致冲突不断升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充分注重环保组织环境冲突化解作用，与其共同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环境纠纷化解机制。因此，环保组织应通过各种方式及时化解群众的环境积怨，引导公众以合法途径理性维权，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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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9
五大问题是：普通共同诉讼与集团诉讼的问题；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事实的认定问题；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方式、范围与数额问题；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技术鉴定问题
本网讯 日前，一些国内知名的环境法学家以及来自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人士共同发出呼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立法亟待引起国家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应调整立法规划，将此法的制定列入立法规划，尽快启动有关立法。
据介绍，近年来，特别是从1997年后，环境污染纠纷呈直线上升趋势，每年上升的比例为25%，2002年超过了50万起。但是得到赔偿的数额却在下降，2002年由原来的9000多万元下降到2600多万元。据有关环境法学专家分析证实，导致下降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发生的重特大环境案件有所下降；二是赔偿越来越难；三是大量环境纠纷中实际起诉的很少等。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张雅芬法官认为，目前，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存在五大问题。这五大问题是：普通共同诉讼与集团诉讼的问题；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事实的认定问题；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方式、范围与数额问题；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技术鉴定问题等。张雅芬认为，这五大问题使法官在面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时，常常会遇到许多困扰，法官又不能等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再审理手中的案件。由此，就造成了同一类案件，却出现了裁判结果不一致的现象。据张雅芬介绍，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仅审理了一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从地方各级法院审理的情况看，此类案件更多的是通过行政程序来解决，在地方各级法院受理的各类民事案件总数中，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新类型案件数量虽然占据不大，但却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环境污染纠纷案例篇10
关键词：主体，诉讼请求，证明规则，诉讼时效
abstract:withtheincreasingincasesofenvironment，thedefectsofthetraditionalaccusationsystemhasbecomevisible.itwillbehelpfulforjudgestosettledisputeandtoprotectparty'srightsthroughresearchingthecharacterofthiskindofcases.thispaperdiscussesaboutsomeissuesaboutenvironmentinfringementcases.Suchasdefinitionoflitigantpartyandgroundandlimitsonclaimrulesofevidenceandtimelimitofthecase.
Keywords:mainbody;claim;rulesofevidence;timelimitofthecase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实践中，受污染侵害的受害方往往人数众多且相对不确定，而现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往往是有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使得致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比例的确定极为困难，从而形成了环境侵害诉讼中主体确定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除了已为法院广泛采用的处理该类案件的基本形式——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对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方式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了起诉的条件，旨意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诉权理论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提出“多元诉权主体论”，其基本观点为：实体当事人并非民事诉权的唯一主体。在特殊情况下，民事诉权可以由实体
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主体享有。[1]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2]、《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3]以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2条：关于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在特定案件中享有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实际上也认可了在特殊案件中诉权可由其他主体所享有的事实。就环境侵害诉讼而言，一些国家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如公民可以为了保护环境而向排污者提起诉讼而不要求该公民是环境的所有权人。中国的环境法，包括《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都规定，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这里所谓的控告，应当包括向环境行政机关控告和向人民法院起诉两个内容。
（二）团体诉讼的推广
鉴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所特有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潜伏性”[4]等特点，及其因果关系证明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受害者个人在资力上难以对抗强大的加害企业或政府公共事业部门；且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使得传统程序难以适应环境侵权诉讼，特别是涉及多数加害人、多数受害人的重大污染损害案件。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程序法上将团体诉讼制度纳入环境侵权救济法。一方面，个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因污染受到伤害或损害时，固然得依据具体情形，由受害人向民事法院或行政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团体整体或团体中部分成员整体的利益，由团体代替受害的个别人或者多数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任何环保团体在其团体所保护的相关财产或精神受到侵害时，均可向民事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至于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则仅限于依据立法上的许可制度得到认可的团体方得提起，且受到刑事法院法官的严格解释与控制。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没有规定团体诉讼的情况，可否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或者环保团体作为代表人提起诉讼，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在考虑引入环境团体起诉体制的同时，应该改变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体制，加强其在群体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众提起环境公害之群体诉讼的职权，参与群体诉讼，这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三）共同被告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就被告而言，与单一加害（如单独的某一工厂排放有害烟尘，致使附近农作物减产或绝收；河流上游仅有的一家工厂排放污水造成水污染，导致养渔场的鱼死亡）不同，现代污染往往是多个致害行为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在企业较为集中的工业区，因共同污染行为导致在诉讼中充当共同被告的例子并不鲜见，问题在于原告在起诉时如何确定共同被告。多数情况下，原告对共同被告的确定往往是以一定的地域范围为标准的。如欲针对机场对附近地区的噪声公害主张连带赔偿责任，就需要将所有航空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诸法院，至于说该所有航空公司是否都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原告在起诉时并不能确定，也的确存在举证上的困难。所以，针对该类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适当放宽认定被告的条件，即只要原告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该污染行为可能为这些被告共同为之，则可以将他们认定为共同被告，至于各被告是否是真正的侵权者，是否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则是在庭审中所要证明的问题。
二、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请求
我国《民法通则》打破了传统立法模式，把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并把因侵权行为而承担的民事责任称为“侵权的民事责任”[5]。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十种责任形式，其使用于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上的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主要是用于环境破坏）、赔偿损失等。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显然，我国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上方法多样，运用灵活，堪称独具一格。因此，环境侵害诉讼中的受害者的诉讼请求应当比一般侵权诉讼案件的请求范围要广。
（一）基于损害赔偿的请求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损害赔偿因实用性强而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标准。对于财产损害，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必须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目前仍存在着争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只有在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才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而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所侵犯的是人的生命健康权。依上述法律规定受害人则无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因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被法院依法驳回的案例。笔者认为，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允许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为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唯有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才比较适宜。基于我国民法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尚无规定，笔者认为，既然用物质形式作为对死者家属的抚慰金是可以的，那么以物质形式补偿受害者生活上、精神上的痛苦当然也是合理的。在立法上对此已有所突破。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死亡，所应当支付的抚恤费即带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所以，在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中，不应当仅局限于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包括非财产利益的损失。
（二）主张环境权的诉讼请求
由于民法的保护对象主要是传统的、依附于“人”而存在的物权和人身权，所以就环境保护而言，民法对环境的保护是间接的，“民法方法的保护法益并不是环境本身这一点则是民法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重大缺陷”[6]。因此，现在许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环境法益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环境作为“公共财”的主体资格的研究，主张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从定量上确定环境自身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既然如此，当环境权受到侵害时（也许受害人并无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受害人能否以此为诉讼标的向法院主张权利，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新问题。在美国提起环境诉讼，法院并不坚持原告要具备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基本条件，只要原告能够提出某一行为将使其在美学性质上受到损害的事实，法院就可以受理案件。[7]笔者认为，环境权应当成为现代环境污染诉讼中的诉讼标的。这是因为，环境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以个人环境权为例，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这些权利内容是传统的财产权、生命健康权及其他经济性、社会性权利所包含不了的。所以，环境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主张排除妨碍的请求
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因污染或破坏而受到损害后，往往无法恢复，以金钱进行损害赔偿仅为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性措施，环境侵害的排除（包括对即将发生的环境侵权的防止和正在发生的继续性、反复性环境侵权的除去）才是积极、主动的根本因应之道。因此，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树立充分预防的思想，保证受害者提出排除妨碍的请求，既可以基于该行为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也可以基于该污染行为虽然尚未产生实际危害结果，但已对环境、人体健康及财产损失构成了威胁的事实，而请求法院判决加害人排除这一威胁。因而，在请求排除妨碍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妨碍事实是否已经导致了危害结果并不是构成该类诉讼的必备条件，只要妨碍事实已对受害人构成了实际威胁，受害人即有权提起排除妨碍的诉讼，法院应当受理并作出判决。
三、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
在传统的民事责任中，过错责任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普遍归责原则，而其面对环境侵权则束手无策了。因为，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潜伏性决定了其在主观状态上的认定是困难的。同时，就单个排污行为来说，在排放污染物达标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预见的义务显然行不通。然而，环境侵权危害面大，涉及人员众多，对社会的安定有着较大影响，要一味查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似乎是舍本逐末；保护环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快消除危害、恢复环境功能才是环境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无过失责任原则应运而生。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造成损害，无论行为人有无过失都应当对已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消除了因无法判明主观状态导致的混乱，及时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各国环境法律广泛采用。为保障无过失责任的适用，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也呈现出相应特征。
（一）因果关系推定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基本要件之一。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损害的发生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作用、多因素复合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其浓度、含量、致被害人发病的分布和概率，以及有毒有害物质致病的机理等，涉及生物、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多种科学领域，需要做的工作量大、繁杂，而且费用高；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污染案件，限于目前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及污染形式的复杂多样性，尚无法科学的确定其因果关系。为此，国外学者先后创立了优势证据说、实施推定说、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仅证说。如优势证据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比另一方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即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因果关系便成立或不成立。事实推定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举证，无须以严格的科学方法，只要达到一定可能性程度即可。[8]我国法律中对因果关系推定尚无明确规定，但在环境纠纷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已有所应用。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传统的证据规则要求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和支持自己的主张，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显然如果在环境侵害诉讼中也实行这一举证原则，无疑会使受害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受害人（一般是原告）常常因其财力不济或学识不足等原因，收集涉及污染者（一般是被告）商业秘密或高度专业化技术等方面的证据十分困难，而认定环境污染所须具备的复杂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是受害人自身缺乏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者能够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大多采用了举证责任转移原则，来改变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上的不利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对该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污染事实是否确定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则由被告负责举证。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反映了该类案件的特点和立法上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四、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诉讼时效
规定诉讼时效的意义在于稳定财产关系，以免其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利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加速资金流转，提高社会经济活力；有利于法院及时解决纠纷，如果没有时效的限制，年代久远的纠纷难以解决。但如果时效规定的过短，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由于环境侵害的潜伏期长、短时间内难以发现；要查明致害人，提起诉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环境侵害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与其他民事纠纷（包括环境资源破坏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有所不同。根据《民法通则》第141条的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2条将“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规定为三年，而不是二年或者一年。
综上所述，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相比，环境侵害诉讼在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点。为此，我国应加强环境侵害诉讼理论与制度建构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环境侵害诉讼内在特征的程序机制，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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