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标准篇1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国际会计准则（iaS）演进过程中四种典型的证券化资产终止确认模式，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的终止确认标准，并通过与iaS相比较，分析存在的差异与不足。
资产证券化是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中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金融产品。它焕发出勃勃生机，同时也给会计界带来诸多新挑战。其中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问题是关键的核心问题，即判断证券化中资产转让究竟是属于融资担保还是真实出售？如果作为融资处理，证券化资产作为抵押品，应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中，发起人获得的资金作为负债处理；如果作为销售处理，则证券化资产应从资产负债表剔除，同时确认销售收益或损失。显然，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产生的结果大不相同，对发起人的财务报表结构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决定着其所构建的证券化形式能否达到预期的财务目标。而其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取决于证券化资产的终止确认标准。
一、iaS的终止确认标准分析
综观iaS，资产证券化的终止确认标准可分为全部风险收益、实质风险收益、金融合成分析和继续涉入四种模式。
（一）全部风险收益模式
它体现在1991年的iaSeD40中，是最早的终止确认标准，现已经被摒弃。该标准规定：金融资产和负债只有假定全部风险和收益转让给他人时才允许进行终止确认。显然，如果转让方保留了转让资产相关的一部分风险和报酬，哪怕仅仅是非常次要的风险和报酬，该资产也不能终止确认。该标准存在以下主要缺陷：
1.与“资产”的概念存在内在的不一致性。资产定义的核心要求是会计主体拥有对某一项目的控制权。在简单交易情况下，控制某项资产与从相应资产中承担相关的风险与收益是同等的概念。但在证券化交易中，由于存在复杂的合约安排，使控制权与风险、收益相分离，此时根据风险与收益来判定，有可能不符合资产确认的原则。
2.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会计信息。它将金融资产及其所附属的风险与报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资产证券化可通过复杂的合约安排使控制权与其风险、收益被有效地分解开来，并以各种相互独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载体分散给不同的投资者。
3.实际操作难度大。要找出相关资产上包含的所有风险和报酬并对它们进行评价，并非易事。
（二）实质风险收益模式
它体现在1994年的iaSeD48中。该标准规定：如果与某项金融资产相关的风险与报酬几乎全部（Substantialall）转移给了转入方，则转让方应终止确认该资产。它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财务报表质量特征，是对全部风险收益模式的改进。但要确认交易的实质困难，先找出相关资产上包含的所有风险和报酬，并对它们进行评价；再判断它们是否“几乎全部”转移出去，在实际操作中都有相当难度，且它仍将金融资产及其所附属的风险与报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它也存在全部风险收益模式的主要缺陷。此外，该标准中“几乎全部”是一相对数量，而“相对数量”概念模糊，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实务中很大程度依赖于专业判断，容易造成具有相同经济性质的交易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会计信息不可比。
（三）金融合成分析模式
它体现在1998年颁布的iaS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该标准的核心在于控制权决定资产的归属，而且承认金融资产和负债能分成不同的组成部分。资产转让能否做销售处理，看其控制权是否已由转让方转移给受让方。转让方保留的风险和报酬可以视为转让合约的产物，应按新的金融工具予以确认。
1.比较优势
与前两种模式相比，金融合成分析模式是比较成熟和可行的。到目前为止，iaS39和FaS140采用的都是这一模式的终止确认标准。它的主要优势有：（1）以“控制权的转移（surrenderofcontrol）”作为资产转让的终止确认标准，符合资产的定义。（2）减少了判断风险和报酬是否几乎全部转移出去的不确定性。（3）认为金融资产及其所附属的风险和报酬是可分割的，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转让方对转让资产的权利与义务。
2.存在的问题
面对不断创新、日益复杂化的资产证券化交易，金融合成分析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凸显出以下问题：一是控制权标准较难认定。对于“控制”的认定，各方意见并不统一，FaSB和iaSC对于控制权转移的具体判断条件就不尽相同。实际运用时也会由于人为因素造成很难判断控制权是否已转移。二是该标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相对数量”的判断。三是易导致各国之间出现不协调或不可比的现象。该标准有关销售的确认条件包含着法律因素，而国与国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
（四）继续涉入模式
它体现在2002年关于iaS39修改意见的征求意见稿中，以“没有继续涉入（nocontinuinginvolvement）”作为销售确认判断标准。该标准规定，只要转让方对被转让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存在任何的继续涉入，不考虑继续涉入的程度，与继续涉入有关的这部分被转让资产不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作为融资担保处理，而不涉及继续涉入的那部分资产则应终止确认，作为销售处理。
继续涉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
1.与资产的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资产证券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基础资产上的风险和报酬是高度分散的。因此，辨别哪一方保留了大部分的风险和报酬有相当难度。而且拥有一项资产的控制权与保留了这项资产上的大部分风险和报酬往往不相一致。由于“控制”的概念本身与未来现金流上的风险和报酬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在判断被转让的整体资产上的控制权是否转移往往掺杂了风险和报酬的因素，使“控制”的概念模糊不清，在实践中不易把握。采用部分销售的概念，将资产细分为独立的单元，对于继续涉入有关的这部分资产单元而言，控制权和保留了该资产上的风险和报酬是相一致的。这样，对每个细分的资产单元无论是运用“控制权是否转移”的判断标准，还是运用“风险与报酬”的判断标准都是一致的，既符合资产的定义，又不存在相互之间的矛盾。
2.巧妙地回避了“相对数量”的考虑。该标准要求一项交易符合终止确认条件必须没有任何的继续涉入。因此，在具体应用中只需要解决“有没有”，而不需要解决“有多少”的问题，应用起来比较简单清晰。
3.是一种比较折中的会计处理方法，它通常会导致一项资产证券化交易被确认为部分销售和部分融资，容易被实务界接受。
4.避免了可能存在的法律和会计不同角度考虑的内在矛盾，更好地反映经济实质。它将法律因素排除在销售确认的判断标准之外，有利于消除由于各国的法律差异引起的会计处理的不协调。
就实务应用而言，继续涉入模式比前三种模式可靠性高，但它也存在缺陷，不能很好地揭示不同的继续涉入方式所引起的不同的资产性质。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不同方式的继续涉入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转让者持有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与其相应的那部分资产的未来现金流上的风险和报酬就截然不同。然而，继续涉入模式不区分继续涉入的性质都将其分配到账面价值入账，导致在报表上并不能很好地揭示这部分资产的性质，不利于报表使用者的理解。
综观iaS的演进过程，每一模式都克服了前一模式的缺陷，都比前一模式更准确、更充分地反映该阶段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实质，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化，证券化中资产转让的方式越来越复杂，使资产转让的实质难以判断，相应阶段的会计确认标准也逐渐不能适应时势发展的需要而凸显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新的会计确认标准也应运而生。可以说，iaS关于证券化中资产转让的会计确认模式的发展代表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
二、我国证券化资产的终止确认标准分析
2006年2月，我国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该准则将全面系统地解决资产证券化等结构化融资交易中关于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问题，代表着我国证券化资产的终止确认标准。
（一）我国证券化资产的终止确认判断流程
根据新准则，笔者归纳总结出我国证券化资产的终止确认判断流程，如图1所示。
第一步，确定Spe是否应纳入企业的合并报表。企业对金融资产转入方具有控制权的，应当将转入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此外，还必须确认资产是部分还是整体转移。
第二步，判断企业是否转让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企业如果转让了这一权利，则直接进入第四步进行判断；如果Spe必须纳入企业的合并报表，那么从集团的角度看，企业向Spe转移资产的行为不能认为是真实销售，此时，企业并没有转让这一权利，则必须进入第三步判断。
第三步，判断企业是否承担转递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的义务，并同时满足转递的三个条件（详见准则第四条）。如果是，则进入第四步判断；如果否，则继续确认资产。
第四、五、六步，涉及风险与报酬的转移。通过比较转移前后该金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净现值及时间分布的波动使其面临的风险，判断企业面临的风险是否因金融资产转移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如果是，表明企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与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应终止确认资产；如果没有，则表明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与报酬，企业应继续确认资产。在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与报酬的情况下，企业的确转移了部分风险和报酬，则需要依据控制权进一步判断。
第七步，判断企业是否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如果是，则终止确认资产；如果没有，则企业按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资产（第八步）。
（二）与iaS的比较分析
将上述判断流程与iaS相比较，不难发现，我国金融资产转让的终止确认判断标准既充分借鉴了国际惯例，与国际准则趋同；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及法律环境。主要体现在：
1.该标准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演进的经验，融合了三种典型的证券化资产终止确认模式，以“风险和报酬”分析加“控制”分析为基础。同时，针对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加入继续涉入的衡量指标，实现了在新的规范中与国际的先进成果链接。
2.上述判断流程可以概括为：如果企业转让了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者在没有转让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情况下对资产不具有控制权，就可以对资产进行终止确认。其终止确认的判断依据和流程与iaS修正版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基本一致。两者不仅有对资产的风险和报酬几乎全部转移的判定，同时还有资产控制权的判定。对于资产终止确认的判定也都是相当严格。这有助于提高资产证券化作为销售处理的门槛，防范金融风险。
3.对一些细节的界定有所不同。例如对“控制权”转移的认定，我国注重的是转入方出售该金融资产的能力，规定：“转入方能够单独将转入的金融资产整体出售给与其不存在关联方关系的第三方，且没有额外条件对此项出售加以限制的，表明企业已经放弃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iaS39则从转让方和受让方两方面判断，主要看是否某一方能够无限制地出售或抵押被转让的资产。
（三）存在的不足
我国证券化资产的终止确认标准在理论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1.这种混合了“风险和报酬”加“控制”的综合标准在实际操作中能否协调，是否会存在内在的不一致性。
2.存在“相对数量”的判断，如“实质性改变”和“几乎所有”等，这无疑会增加实际操作的难度。
3.对于没有放弃控制权的金融资产，只按继续涉入的程度确认有关资产，并没有考虑继续涉入的性质。因此，它不能很好地揭示不同的继续涉入方式所引起的不同的资产性质。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2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真实出售；法律标准
资产证券化是指以独立的特定资产为信用基础发行证券，并以该特定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偿付证券本金和收益的融资制度安排。用于证券化的特定资产组合选定后，原始权益人(originator，即发起人)须将该资产转让给特定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以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证券化资产如果是不动产所有权或与不动产有关的他物权，其转让须采取产权变更登记的形式，比较容易确认。如果证券化资产是应收款等债权资产，其转让一般采取债权让与方式，这就涉及到转让的认定等复杂问题。本文结合国外的立法和判例，探讨资产证券化中债权资产转让的法律标准，以期有助于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推行。
真实出售的认定标准
在资产证券化中，资产转让合同如果设计不当，最容易被重新定性为担保贷款行为。在美国，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如果某项财产转让给他人，不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范围，那么该项转让通常称为“真实出售(truesale)。
真实出售标准是用来分析应收款的转让是否是出于破产保护的目的而有效地从原始权益人手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说，证券化的资产需要进行破产隔离，其转让必须符合会计上和破产法上的真实出售标准。如果不符合真实出售标准，则资产转让行为有可能被认定为担保贷款行为，那么特定目的机构就只是原始权益人的一个拥有应收款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如果原始权益人破产，按照美国《破产法》第362条的规定，将自动导致如下结果：延缓债权人对原始权益人实施取消赎回权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原始权益人财产的行为。如果原始权益人转让给特定目的机构的应收款被破产法院重新定性为担保贷款而不是出售，特定目的机构就不能再得到应收款了，除非延缓程序被改变。进而言之，根据美国《破产法》第363条的规定，法院在通知了债权人并听取意见后，可以将应收款收集到的现金当作营运资金用于原始权益人的业务中，只要原始权益人或其破产托管人为特定目的机构在应收款中应有的利益提供了充分保护。但是，充分保护并不等于获得另外一个可用于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收益的现金来源。此外，美国《破产法》第364条规定，如果托管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贷款，并且对现有的留置权人提供了充分的保护，法院在公示和听证之后，可以允许原始权益人为获得新的信贷或为即将发生的债务而在已设定留置权的资产上设定新的同等的或优先的留置权。尤其是在重整程序中，法院更倾向于把资产转移认定为担保交易而不是真实出售，因为后者会使这些能产生现金流的财产脱离于破产财产之外，而它们对债务人的重整成功至关重要。显而易见，所有这些结果都将对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资产转让究竟是破产隔离出售还是担保贷款，可以依据一系列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在资产证券化运作最为成熟的美国，一般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了下列条件，资产转移方可被认定为是真实销售：(1)资产转移的形式和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意思为真实销售；(2)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完全移转于特定目的机构；(3)证券化资产的受益权完全移转于特定目的机构；(4)资产的移转是不可撤销的；(5)资产转让的价格必须合理。另外还要综合考虑其他条件，包括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和其他关系人是否收到资产出让的通知，原始权益人是否保留了与资产有关的法律文件，特定目的机构是否有权审查这些文件，以及如果将资产出售定性为担保融资的情况下是否会违背相关的实体法律等等。其中重要的因素有：追索权、剩余索取权、赎回选择权、交易价格的确定、对应收款账户的控制权等。
一、追索权
美国fas140会计准则将追索权界定为：在债务人到期无力付款时，或受提前付款影响时，或对所转让应收款合格性缺陷进行调整时，应收款受让人对转让人享有的付款请求权。简而言之，所谓追索权，是指资产转让后，受让方就资产本身的风险导致的损失对转让方享有的求偿权。追索权的实质是资产风险的分配问题。一般来讲，资产由原始权益人转让给特定目的机构后，如果伴随资产所有权的风险损失全部由特定目的机构承担，则风险发生转移，该转让构成销售；如果伴随资产所有权的风险损失全部由原始权益人承担，则风险没有发生转移，该转让属于担保贷款。但在实务中，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一定程度的追索权安排并不能否定真实出售的认定。总体来讲，特定目的机构的追索权的范围越大，程度越高，被认定为真实出售的可能性越低。因此，问题就变成了：根据追索权的性质和交易的真实性特征，协议上的法律权利和所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与融资交易(担保贷款)更相似，还是与出售更相似?
在进行证券化资产转让安排的时候，原始权益人常常需要声明保证所有出售的资产都满足某个合格标准；如果出现不合格的资产，原始权益人将提供赔偿。有限的承诺和担保以及相应的赔偿与买卖合同是不矛盾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原始权益人的保证应当只限于对资产出售时的状况的保证，即可回收性的保证，而不应当是对资产回收的保证。对资产出售时的状况的保证，如同普通商品买卖中出卖人对所售商品提供瑕疵(包括权利瑕疵和物的瑕疵)担保一样，应当是允许的，不影响出售的认定。但对资产回收的保证，等于保证受让人收回投资本息，受让方实际上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其实质等于受让人向原始权益人发放贷款。对此，我国法院采取相同的探求当事人真实意图的立场，例如在处理联营合同纠纷时认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这种情形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
为了确定追索权的程度是否适当，有的时候必须与转让的资产的历史违约记录进行比较。如果所附追索权绝对大于这些资产的违约记录，就可以认为追索权过度了。在一些情况下，也允许追索的程度适当超过历史违约记录，例如应收款债务人的地域过于集中、应收款都来自一个不景气的企业等等。在既需要比较历史违约记录以进行定价，同时又需要通过对一定追索权的调整以公平反映资产现状时，如何确定适当的追索权就十分复杂。由于法律对此难以给出明确的标准，这些设计往往冒着被法院否定的危险，因而给资产定价更像一门艺术。
为了解决因追索权过高而影响真实出售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二元追索理论。该理论认为，追索权包括两类：一种是可回收性追索权(recourseforcollectibility)，即担保应收款债务人依约履行债务；另一种是经济追索权(economicrecourse)，即担保受让人收回投资并获得一个商定的与资产支付条款无关的增量。如果仅仅是附带了部分或全部可回收性追索权，只要定价公平，该转让仍然是出售。但是，如果受让人保留了对转让人的经济追索权，该交易就可能被重新定性为担保。
二、剩余索取权
由于存在超额抵押或打折出售，原始权益人与特定目的机构有时约定，一旦从转让资产中收回的资金超过一个商定的数额，原始权益人就有权获得超过商定额部分的回收款，即将特定目的机构的收益设定最高限额。资产转让协议中存在这种规定往往可能被认定为是一个担保贷款，因为将特定目的机构的收益设定最高限额，不享有市场投资风险带来的收益，也就意味着不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这更符合担保贷款的特征。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所有权就是在合同对决策权没有规定的时间和地方实施剩余控制权的权利，以及在合同履行之后取得剩余收益的权利。可见，剩余索取权往往与所有权联系在一起，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一般被认为是所有权人。从法律角度讲，如果资产转让合同将超过一定数额的回收款直接约定由转让人享有，即资产转让人享有资产剩余收益权，法院因而很可能认定资产所有权并没有转让，该转让从而不构成真实出售。
三、赎回权
赎回权(righttoredeemcollateral)是担保中债务人的一项重要权利。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623条和一些州的抵押法令允许债务人在担保权人最终处置担保财产之前将其赎回。因此，资产转让合同中存在赎回或回购条款，有可能影响交易的真实出售性质。
但是，出于降低证券化交易成本的考虑，在资产转让的协议中往往有一个选择权条款，一般称为“清结选择权(cleanupcall)”。该条款通常规定，当未回收的剩余资产下降到一定比例(如5—10%)，导致服务成本高于收益时，服务商(通常由原始权益人担任)有权选择是否购买该剩余资产。该项赎回选择权旨在降低剩余现金流的回收成本，这有利于降低整个证券化的成本，因此一般不会威胁到资产转让的性质。但是，如果赎回权的安排不是在一个较低的比例上，而是明显高于一般标准，或者原始权益人试图在高于预先设定的百分比上行使赎回权，那么这就可能意味着对资产剩余收益的索取或控制，从而影响真实出售的认定。
四、交易价格
价格是交易的核心要素，是交易双方对等谈判的结果。在平等谈判的条件下，交易价格对交易双方应当是公平的。所谓公平价格(fairvalue)，根据美国fasl40会计准则的定义，是指在交易当时， 自愿进行交易的双方当事人买卖资产时所支付的价格，该价格不是被迫出售或清算出售的价格。交易活跃的市场中的市场报价是公平价格的最好参照物。如果能够获得市场报价数据，那么资产转让的公平价格就是所转让资产的数量与该资产市场单价的乘积。
在资产证券化中，确定资产转让价格的方法比较多，其中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按照账面价值的一定折扣来确定转让价格。折扣率一般参照历史违约率、预期损失以及特定目的机构的资金成本来确定。如果折扣过高，就意味着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将承担过高风险，有可能遭受损失；如果折扣过低，资产就被低价转让，将损害原始权益人的利益。有时折扣被有意提高，但是特定目的机构对原始权益人或者其他资产保留一定的追索权，或者由原始权益人购买一定数量的次级证券来吸收部分风险；有时折扣被有意降低(过度抵押)，但原始权益人一般会保留剩余索取权。一般来讲，定价方法越直接，特定目的机构承担的风险越大，资产转让就越容易被认为是破产法上的真实出售。
如果资产定价同商业贷款协议一样是与某项利率指标(如基准利率)挂钩，这就表明是担保贷款。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购买价的追溯调整反映的是资产的真实回收数额而不是预期回收数额，那么这种定价机制也表明该交易是担保贷款。因此一旦购买折扣确定后，不管真实的资金成本和预期的资金成本以及回收的历史记录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在此之后不再对交易价格进行修正或作其他调整，那么这也将有利于将该转让认定为真实出售。
此外，在资产证券化中，如果原始权益人向特定目的机构转让资产的价格低于公平合理的价值，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欺诈性转让而无效或被撤销。当然，在典型的证券化交易中，这种风险是相当小的，因为应收款的购买价常常是基于非关联交易来确定的。不过，如果原始权益人是一家问题公司时，购买价的公平性可能会受到深入的审查。
五、应收款账户的控制权
由于特定目的机构通常是原始权益人的子公司或其他关联机构，因此两者之间的资产转让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容易导致不公平交易，应列入法律管制范围。再者，原始权益人因了解资产状况而经常被指定为最初的收款人，因此应收款回收的管理和控制有时是法院区分担保贷款和真实出售的考虑因素。如果是真实出售，受让人应有权控制账款的回收。
对应收款的控制权主要表现为：
1.受让人对所有与所出售应收款有关的账簿、记录和计算机磁盘拥有所有权。
2.受让人还拥有以下权利：(1)能控制任何应收款回收人(服务商)的行为，并有权在任何时候任命其他人作为应收款回收人；(2)确定应收款的信贷和收集方式；(3)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应收款的转售情况通知债务人。
如果是原始权益人作为收款人，为了避免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与其他普通人一样，原始权益人作为收款人，依照特定目的机构确定的标准实施行为；
2.原始权益人按照非关联方关系，将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一定的报酬；
3.特定目的机构在任何时候有权自行收取款项或指派他人替代原始权益人成为新的收款人。
当原始权益人担当收款人时，回收的款项有时直接支付给原始权益人，有可能与原始权益人的其他财产相混合。特别是在原始权益人每天都能收到回收款但只定期(如每月一次)向特定目的机构汇款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混同。资金混同除了会产生有关权益确认的问题外，还使得原始权益人保有(哪怕是短期的)所出售资产的收益并可能使用该收益，这与出售的概念相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通常的方法是采取隔离存放的措施，例如将所收款项存放于不含原始权益人一般性资金的专户中，或者存放于信托机构，或者向特定目的机构即时汇款，等等。
除了以上因素外，法院还会考虑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使得交易更像担保贷款。例如，在应收款购买日或购买日之前，应收款的原始权益人是特定目的机构的债务人；原始权益人通过偿付或回购，或者用其他资金来源偿付给特定目的机构，从而使得特定目的机构对应收款的权利被取消；如果发生应收款拖欠或不可收回的情况，原始权益人有义务向特定目的机构支付回收账款所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交易文件的语言中包含转让人为债务提供担保的字样；交易文件和交易各方的行为说明交易各方均把交易看成是担保性安排；此外，交易各方的账务处理、会计记录和纳税申报等也会成为解释交易性质的证据。
在证券化交易实务中，满足上述所有支持破产性真实出售要求的情况是罕见的。这是一个在当事人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一方面是资金的供应者——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投资者)，另一方面是资金的需求者——证券化资产原始权益人，此外还有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相对而言，证券持有人处于信息劣势，属于交易中的弱者，更需要保护。这种保护主要体现为证券化资产的破产风险隔离和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增级，因此确保资产转让交易构成真实出售，以及向特定目的机构提供一定的追索权和合理的保证是必要的。同时，如果证券持有人得到偿付后，特定目的机构可以获得超额部分的所有剩余款项，这对于原始权益人来说是不经济和不公平的，并有可能损害同样处于弱者地位的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对于原始权益人来讲，将交易定性为担保交易或许更加有利，例如出于税收的考虑，在担保融资情况下可以将利息支出从企业成本中扣除，而出售的情况下就必须将出售利润计人企业的收人纳税。因此，交易各方在安排交易时，应当平衡所有各方的利益，把破产隔离的重要性和原始权益人、投资者的其他目标权衡考虑。这种平衡关系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始权益人的信用好坏，因为信用高低是衡量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的核心因素。对于一个获得投资级信用级别的原始权益人来讲，投资者一味坚持破产隔离的真实出售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原始权益人破产的风险极小，而节省的证券化成本可以提高证券的收益；相反，如果原始权益人是低于投资级别的公司，或者经营状况不佳甚至陷于困境，那么破产隔离就非常重要了。
真实出售司法审查标准：从实质主义到形式主义
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确认了对应收款等债权的两种处置方式：出售或设定担保。但一项债权移转究竟构成出售或只是担保物的移转，这一问题却留给了法院。法官对有关交易如何进行审查，实务中争议颇多。
有些州的法官奉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为法官的司法审查不应被当事人对其交易所用的言词所左右，而应对当事人的交易行为和交易实质情况进行审查和分析。法官通过对交易中的追索权、赎回权、剩余控制权、交易价格、账款控制权等条款的分析，确定伴随资产所有权的风险是否真正转移到特定目的机构。但不同的法院对当事人的意图、合同文本、各种非传统销售协议条款的意义赋予了不同的重要性，各判例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矛盾或者模棱两可之处。但并非全美国的法院都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观点，另有些州的法官采取相反的观点，如美国新泽西州1986年的cohenv.armymoralsupportfund案。在该案中，法官认为交易的性质应依据当事人在合同文本中明确表述的意思来判断。
在英国和加拿大，法院对真实出售的认定基本上都奉行形式重于实质的原则，原则上接受当事人合同的字面含义。 在加拿大2003年的metropolitantorontopolicewidowsandorphansfundv.teluscommunicationsinc.案中，法院虽然也强调风险因素，但是ground法官指出，“在加拿大和英国，即使是充分的追索权也并非与法律上的出售概念不相容。”法院引用英国的判决(welshdevelopmentagencyv.exportfinanceco.)认为，风险虽然没有从转让人转移到受让人，但该交易仍然是出售。这表明，在加拿大，证券化交易被重新定性的风险非常小。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原始权益人完全可以采取离岸证券化的形式进行，这样加拿大的单层特定目的机构结构有可能取代美国的双层特定目的机构结构。美国许多破产法改革和证券化的建言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积极倡导改革。
在大陆法系国家，资产转让属于法律行为，对资产转让是否有效成立及对其的定性，属于法律行为(即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而不拘泥于所用的词句。至于“当事人的真意”究竟是什么，从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学说：(1)意思说，即意思表示的确切含义应以表意人的内心意思为准。(2)表示说，即意思表示的含义应以相对人所理解的含义为准。(3)信赖说，即意思表示的确切含义，既不能以表意人的内心意思为准，也不能以相对人所理解的含义为准，因为他们都是主观上的，而应以一般人处于相对人地位所理解的含义为准，即意思表示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含义为准。以上三说，从立法政策着眼，是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危险性如何分配的问题，显然，信赖说较为合理。因此，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应本着信赖说的思路，从客观上探求意思表示的确切含义。对于意思表示解释的方法，需要区分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两种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即意思表示不必向相对人实施即能生效，因为没有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其应探求的当事人的真意，系指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而言，不过也需要依据诚实信用和交易习惯来认定。对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即需要向相对人实施才能生效，其目的在相对人能知悉意思表示的内容，从而其应探求的真意不应是表意人内心的真意，也不应以相对人所理解的含义为准，而应以客观上的表示价值作为认定意思表示内容的准据。由于资产转让涉及到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广大投资者等社会公众的利益，对资产转让的认定应当遵循信赖说，以客观的表示价值为准，综合转让合同所展现的当事人意思是否与客观之事实关系相符等观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斟酌合同的附随情况，就让与资产的风险、收益权及控制权移转之程度及合理性等问题，加以客观分析。总体而言，大陆法系对合同的解释基本上是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司法的实质审查有利于防止对特定目的机构的滥用，但无疑增加了资产证券化被重新定性的风险，为了满足真实出售的标准势必增加证券化交易的成本(如采取双层特定目的机构交易结构)，这显然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进一步推广，特别是适用于中小企业的小额资产证券化。对此，很多学者积极探索解决资产转让定性问题的方法。例如，plank教授很早就建议，如果合同文本无可置疑地表明了当事人打算把交易视为出售，那么只要受让人支付了转让财产的公平价格，就应当认定交易为真实出售。鉴于确定经济负担和利益分配以及区分贷款和出售比较困难，法院应当首先按照当事人的明示意图来定性。只有在交易的经济实质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和当事人的意图不符的时候，法院才能不理会当事人的明示意图。
为了解决资产转让重新定性的风险问题，美国2001年的破产改革法议案提出为证券化交易专门建立“安全港”，从而不必再考察“真实出售”的性质问题。根据修改建议，在与资产证券化有关的交易中，任何被转让给“合格实体”的“合格资产”，将被排除在债务人的财产范围之外。并且议案对相关术语界定非常宽泛，以尽量扩大排除对象的范围。任何转让，只要原始权益人书面说明该合格资产是出于移出资产的目的而出售、捐助或以其他方式转让，那么破产法对该项转让予以肯定。这样一来，有关构成破产性真实出售的实体法标准，如受让人对转让人的追索权数额和性质，转让人是否有权利收回被转让的应收款等，均被简单地取消了。此外，安全港规则也解决了应收款部分权益转让交易的定性问题。改革议案通过把应收款的部分权益转让界定为出售，消除了当事人对可能被重新定性的担心。总体而言，从破产改革法案的内容来看，对于较大范围内的证券化交易来说，应收款的转让是否构成破产性的真实出售不再是问题了。这使得许多证券化交易中的双层特定目的机构结构安排不再成为必要，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使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可能从证券化交易中获益。
美国破产法有关证券化交易中资产转让真实出售标准的改革思路，体现了由实质审查向形式审查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背后，反映的是证券化原始权益人及其债权人与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利益的衡量和价值的判断。实际上，主张重新定性的利益动机来源于低价转让(超额抵押)而给原始权益人及其债权人利益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形：(1)证券化原始权益人为获得剩余权益而主张资产出售为担保贷款；(2)在原始权益人破产的情况下，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为增加破产财产而主张资产出售为担保贷款。在这两种情形下， 只要交易价格是公平的，过度追索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等，不存在欺诈性转让，不存在对特定目的机构的滥用，那么，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利益与原始权益人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没有根本性冲突，也不会对后两者的利益造成侵害。给予特定目的机构过度追索权而不转移资产所有权自身风险的结果是提高了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从而有利于降低资产支持证券的利息率。由此可见，原始权益人从过度追索权中获得了与其所承担风险相对应的收益。既然没有损害原始权益人的利益，没有降低其偿债资产总额，也就不会损害原始权益人债权人的利益。 因此，放松真实出售认定标准是一个有利于证券化当事人以及整个证券化市场发展的举措。 从更深层次讲，这也体现了司法权避免过度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理念。
在资产证券化后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鉴于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转让一般是原始权益人与其关联方特定目的机构之间的交易，并涉及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有的国家或地区将资产转让的标准法定化，从一开始就解决真实出售问题， 排除证券化引进中的障碍。例如，泰国《关于证券化中特定目的法人的皇家法令》(1997)第20条规定了真实出售的要件：(1)按公平市场价支付对价；(2)特定目的法人承担了资产的风险，并获得资产的收益；(3)特定目的法人有权获得移转资产潜在的收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83条也明文规定了资产转移的条件：(1)在资产证券化计划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资产转移手续，不得拖延或虚假转让；(2)会计处理符合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3)按照资产证券化计划的规定取得对价。只要符合上述条件， 即属于有偿转让行为，构成真实出售。
我国金融资产转让的法律标准评析
我国自2005年开始正式引入资产证券化制度，并在金融资产证券化领域试点。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发起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和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且均采取特定目的信托模式。对于金融资产转让的确认标准， 我国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只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从会计和监管的角度对金融转移的确认标准作了规范。
财政部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2005)第4、5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06)第7条等会计规则中规定了金融信贷资产转移的会计确认标准。发起机构已将金融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通常指95%或者以上的情形)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时， 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信贷资产，将其从发起机构的账上和资产负债表内转出；保留了金融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信贷资产。
中国证监会也从监管的角度，在《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2005)第60、68条对信贷资产转让的资本要求进行规范。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情况下，发起机构才能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扣减被证券化的信贷资产(即构成真实出售)：
1.与被转让信贷资产相关的重大信用风险已经转移给了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2.发起机构对被转让的信贷资产不再拥有实际的或者间接的控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发起机构为了获利， 可以赎回被转让的信贷资产，但发起机构因已转让的信贷资产被发现在入库起算日不符合信托合同约定的范围、种类、标准和状况而被要求赎回或置换的除外；(2)发起机构有义务承担被转让信贷资产的重大信用风险。
3.发起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机构不承担偿付义务和责任。
4.在信托合同和信贷资产证券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中不包括下列条款：(1)要求发起机构改变资产池中的资产， 以提高资产池的加权平均信用质量，但通过以市场价格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转让资产除外；(2)在信贷资产转让之后，仍然允许发起机构追加第一损失责任或者加大信用增级的支持程度；(3)在资产池信用质量下降的情况下，增加向除发起机构以外的其他参与机构支付的收益。
5.清仓回购符合下列条件：(1)发起机构有权决定是否进行清仓回购，清仓回购的行使无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不是强制性的；(2)清仓回购安排不会免除信用增级机构或者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机构理应承担的损失， 或者被用来提供信用增级；(3)只有在资产池或者以该资产池为基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余额降至10%或者10%以下时，才能进行清仓回购。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3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经济后果会计准则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凭借其所具有的风险隔离、信用提升以及设计灵活等优点,资产证券化随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最具活力的金融创新之一。
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人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未来稳定现金收入流的资产为基础进行结构性安排,并对不同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以此发行债券来融通资金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具有的参与主体众多、结构复杂、后续不确定性等特征,对传统会计确认、计量、报表合并等理论形成了冲击。
一、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会计确认问题及影响
资产证券化中会计确认问题的核心是证券化资产的终止确认,即确认为“真实销售”还是“担保融资”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是否应该被分离出资产负债表,对发起人意义重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将从不同会计处理对企业财务报表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如果将证券化资产作为销售,则发起人将在资产负债表中终止确认证券化资产,销售额与证券化资产的账面价值及交易费用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将其作为融资,则证券化资产仍保留在资产负债表内,发起人将把资产证券化交易确认为一项以证券化资产为担保的负债,交易费用在借入款项的使用项目中予以资本化。
一般来说,资产证券化的实质是企业优质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提前实现,因此证券化资产的定价往往高于其账面价值,两者的差额直接带来利润的增加。相比“担保融资”,显然“真实销售”情况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将得到明显改善。而对于利润表,作为融资处理对其没有影响,作为销售处理时有可能导致当期利润的上升。两种处理方法中,发起人的现金流量表中除了现金来源不同外,其他项目都相同。
2.对企业的经济后果影响
资产证券化最具魅力的地方是风险隔离机制,即将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经营能力和信誉脱离,投资者的回报仅取决于证券化资产的增值能力而不受发起人经营风险的影响。“风险隔离”机制实现了信用指标的客观化,保护了投资者,而“风险隔离”机制的基础是证券化资产确认为“真实销售”。“真实销售”情况下,证券化资产退出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筹集到所需的资金又未增加企业的负债,同时降低了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比例,为发行人进一步融资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企业处于优势融资地位。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还可能涉及到税收的问题。如果将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真实销售”作表外处理,发起人将确认相关的损益。按照我国税法的相关规定,发起人对确认的收益应缴纳企业所得税,确认的损失可冲抵应纳税所得。同时,发起人向Spe转移资产作为销售资产处理应征营业税,并按购销合同税率征收印花税。因资产证券化业务往往涉及金额巨大,对其征收营业税将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证券化融资的成本优势。如果将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担保融资”作表内处理,发起人不确认损益,从而不需缴纳所得税。发起人向Spe转移资产属于转移质押资产,所有权并未转移,从而不需缴纳营业税,但应按借款合同税率缴纳印花税,而借款合同的印花税率又远远小于购销合同。
二、资产证券化中会计确认方法的演变
目前国外对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对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和计量标准的认识也先后出现了风险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及后续涉入法三个判断标准。
1.风险报酬分析法
199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首次提出“风险报酬分析法”,并于1995年6月对“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做出了一定的改进,要求实质上所有的风险与报酬都转让后才能进行终止确认。在“风险报酬分析法”法下,一项己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从资产负债表中终止确认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有关的实质上所有的风险和报酬都己经转移出去,任何留存的风险和报酬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2)潜在的权利和义务已经实施、解除、取消或终止。
2.金融合成分析法
1996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了“金融合成分析法”。按照这种方法,在涉及金融资产转让的情况下,应当将已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的再确认和终止确认问题与因金融工具的转让合约所产生的新的金融工具的确认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决定一项资产交易能否进行销售处理要看其控制权是否由转让方转移给受让方,而非看其交易形式。2000年9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金融合成分析法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对控制权放弃的条件和Spe进行详细规定,并认为会计师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必须依赖法律意见来确定某一资产是否可以算作销售。
3.后续涉入法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02年提出了以“没有后续涉入”作为销售确认标准的后续涉入法,它放弃了基于“控制权转移”的终止确认标准。根据后续涉入法,只要转让者对被转让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存在任何的后续涉入,不考虑后续涉入的程度,与后续涉入有关的这部分被转让资产作为担保融资处理;而不涉及后续涉入的那部分资产则作为销售处理。
综观这些会计准则的变化,也透视出资产证券化的确认问题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风险―收益”标准到“金融合成法”再到“后续涉入法”的演变,似乎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对资产证券化能否确认为销售的标准经历了一个“严格―宽松―严格”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反映了会计准则制定者在资产证券化业务推动与资产证券化风险控制之间的不断权衡。
三、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会计确认方法
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二章中提出了对金融资产转让终止确认的判断标准:首先看所有权上所有的风险与报酬是否已经转移,在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与报酬的情况下,再以“控制权”作为判断标准,转让者不再保留控制权,该资产作为销售处理,如果转让者保留了控制权,按继续涉入程度确认一项金融资产。
从上述流程可以看出,在会计确认标准上,新准则第23号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整合了风险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及后续涉入法的思想。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风险报酬分析法在我国仍有其生存的土壤,而部分引入金融合成分析法和后续涉入法则为它的应用空间留有余地。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相关的会计确认规范还存在值得探讨的地方:即目前的准则对于三个标准在实务中如何合理衔接并没有细节指导。由于资产证券化会计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业人士的职业判断,很可能会出现性质相同的经济业务形成不同的会计处理,不利于体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在我国已有的资产证券化实务中,已形成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长期资产证券化,而这两者的资产性质、转让方式、风险程度是不尽相同的,现行准则只是笼统地将两者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会计处理,不能将两类资产潜在的风险分别准确地揭示出来。
四、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规范的建议
资产证券化被确认为发起企业的“真实销售”还是“担保融资”,不仅将直接影响发起企业的财务状况及资产证券化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与发起企业原债权人的利益也密切相关。因此,健全的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应有效控制发起企业为达到一定目的滥用会计处理的行为。
1.减少资产证券化确认方法的选择弹性
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还处于起步阶段,业务结构并不复杂,资产上的控制权和与其对应的风险、报酬发生分离的情况暂时还未出现,因此建议采用风险报酬分析法为主的判断标准进行会计确认,当资产证券化发展到相对复杂阶段时再逐步推出金融合成分析法及后续涉入法。减少资产证券化的选择弹性可以避免出现性质相同的经济业务形成不同的会计处理,大大降低运用资产证券化进行报表操纵的弹性空间。而且从严控制确认为“真实销售”的条件,也有利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2.细化资产证券化的相关会计规范
目前我国已有的资产证券化实务中,主要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长期资产证券化,而这两者的资产性质、转让方式、风险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如果笼统地将两者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会计处理,不利于两类资产的风险控制。因此建议细化资产证券化的相关会计规范,针对不同性质的证券化资产制定出相应的会计规范。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何小锋: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4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FaS166、167
20世纪70年代，金融资产证券化发源于美国，现已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最具活力的金融创新之一。美国学者Shenker和Colletta对资产证券化提出了学界公认的定义：股权或债权凭证的出售。应对金融危机，加强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成为国际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探讨的问题。此次源于次级房贷的金融危机，在证券化乘数效应的推动下波及全球，严重破坏了全球经济。本文通过分析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过程和最新进展以及美国最新的关于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会计准则内容，通过解读我国最新的《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提出对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监管启示。
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过程
（一）从旧巴塞尔资本协议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随着全球资产证券化的不断发展和繁荣，金融风险的不断增强，金融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运用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capitalarbitrage)的行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便开始对此表示关注。1992年，其的《资产转让证券化》为广大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了参考。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不断进行修正。2004年6月26日，新资本协议修订稿正式，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框架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2006年6月的完整版对新资本协议修订稿的框架未有改动，只是把多次的资料加以整合。
此次金融危机恰恰发生在国际银行监管标准由旧巴塞尔资本协议向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转换的关键时期，金融领域两个重大事件时间上的巧合使得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本次危机中，巴塞尔协议引发了“监管套利效应”、“信贷紧缩效应”和“亲经济周期效应”三个效应的合力，在客观上成为金融危机诱因之一，并促使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那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的监管规定是否合理，存在哪些缺陷呢？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的内容主要包括：
1.明确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实质
新巴塞尔协议通过引入“证券化风险暴露”概念，针对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实质提出了资本要求。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被称作“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新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只要保留下述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就可按照最低要求配置资本。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包括(但不只局限于)以下方面：资产支持型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抵押贷款支持型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信用提升(creditenhancements)、流动性融资便利(liquidityfacilities)、利率互换或货币互换(interestrateorcurrencyswaps)、信用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以及分档次抵补担保(tranchedcover)等。准备金账户，如现金抵押账户，作为发起行的资产，也应当作为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来处理。
2.规定商业银行风险转移的操作要求
大多数学者认为，资产证券化具有隔离基础资产发起行风险，以及移转和重组相关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功能，是一种风险再分担的融资技术。然而，资产证券化并不一定必然能够实现风险的转移，它既可能完全转移风险，也可能将风险部分或全部保留在银行。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银行重视证券化交易的经济本质。从资本监管的角度，无论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如何设计，监管者必须判断证券化业务中的风险转移程度，并对所保留的风险，即“风险暴露”提出监管资本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风险确实已经转移，银行就无须再为这部分资产计提监管资本；如果风险还有所保留，那么就必须计提相应的监管资本。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分别针对传统型及合成性资产证券化提出了7项和5项判断标准，并对清算式赎回的操作进行了具体规定。
3.提出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最低资本要求
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银行必须对他们所面临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持有监管资本，包括提供信用风险缓释、资产证券化交易、投资资产支持证券、自留次级档次的证券、提供流动性或信用提升等。具体处理方法包括：(1)扣减：当要求银行从监管资本中扣除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时，扣减数额应当是在一级资本中扣除50％，二级资本中扣除50％。(2)隐性支持：当银行对资产证券化提供隐性支持的时候，银行至少要对与资产证券化交易相关的资产持有资本，就如同这些资产没有被证券化一样。
4.确定了风险暴露的计量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规定了标准法(Standardapproach)和内部评级法（iRB）两种计量方法。按照标准法，银行必须按一系列要求对证券化风险暴露采用监管当局规定的风险权重计提资本。内部评级法又进一步分为评级基础法RBa（Ratings-basedapproach）、内部评估法iaa（internalassessmentapproach）和监管公式法SF（SupervisoryFormula），随着方法由简到繁，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度逐步增强。总体而言，委员会规定的方法基于资产池中对应资产的质量，一旦资产质量下滑，其资本要求必然增加，以引导银行稳健经营和开展非投机性业务，纠正市场上形成的资产证券化可以达到转移风险、逃避资本监管的错误观念。
此外，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还确立了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作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在银行监管方面，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强调监管机构要对商业银行风险暴露的资本充足率的合适性与充足性进行动态监测，当监管机构认为商业银行资本计提方式不当或者不足时，有权要求商业银行采取合适的行动，如增加资本要求等。第三支柱市场纪律则要求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商业银行要从定性信息披露和定量信息披露两方面正确地实施信息披露。
（二）危机暴露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不足之处
综上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有关资本证券化风险监管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核心内容和框架是合理的，有助于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但本次危机我们发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具体体现在：
1.监管理念存在偏差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的监管体现的是微观审慎理念。其关注的只是受其约束的银行的稳健，即强调风险从银行的转移，相关的监管要求也只是建立在对风险真实转移认定基础之上。如在第一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中，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规则作为信用风险防范的部分，强调的核心是风险真实转移并详细规定了如何认定风险真实地从银行转移给购买者；在第二大支柱即监管审查中，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审查主要是强调风险转移的重要性和监督审查中对风险没有完全转移的处理；在第三大支柱即市场纪律中，强调的是银行应定性披露其在资产证券化下信用风险的转移程度和定量披露证券化的不良贷款总额等。可见其并没有关注风险本身的化解状况和证券化后实际承担者(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稳健，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甚为缺乏。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这种监管理念上的差别所导致的对系统性风险忽视，使得众多金融机构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一筹莫展，无法防范风险的传染。
2.监管措施依然不足
金融衍生品属于表外业务，表外业务是有风险的经营活动，新协议虽然将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品纳入到监管范围中，但其监管依然不足。体现为：（1）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银行等金融机构无需对其表外实体风险资产计提风险资本，提高了其整体资本运用的杠杆率，使得其通过表外实体过度承担风险；（2）由于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层出不穷，未能都纳入监管范畴，而且这些产品大多是场外交易，设计复杂，具有高杠杆性，再加上表外业务本身所具有的风险隐蔽特性，一旦发生问题，造成连锁反映，后果十分严重。（3）由于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品业务信息披露缺乏硬约束。由于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品业务不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银行对其信息披露相对不足，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又没有对金融衍生产品、表外实体等方面信息披露的硬约束，使得信息使用者与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性，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3.对突发事件的风险考虑不足
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中，以信用风险的监管为核心并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纳入框架之内，基本涵盖了对常规性风险的计量，其风险计量模型基于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适合一般情况下的风险监管。但是本次金融危机说明，基于先前良好经济环境下历史数据估计的风险参数可能低估了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基于市场繁荣时期抵押率发放的贷款，在经济衰退时期风险上升的程度往往超过预期。特别是对于金融创新工具而言，由于创新工具存续时间短，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可能不足涵盖整个经济周期，而风险的充分计量其考虑的历史数据应至少在一个经济周期之上。而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未对这种突发性风险予以重视和足够的考量。
4.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作缺乏有效监管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最低资本要求中只规定商业银行的相对风险加权资产最低为8%，即最高产生12.5倍的杠杆，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商业银行高杠杆经营可能产生的风险。但是像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的具有银行业务性质的行为是不受巴塞尔资本协议监管的，缺乏监管使得这类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和扩大市场份额，从事高杠杠经营，资本充足率甚至还不到1%的。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雷曼兄弟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甚至40倍左右，而房地美2008年第二季度报告显示，其总资产(8790亿美元)与净资产(130亿美元)之比将近70∶1，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作使得其实际的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而监管缺失无疑为此次的危机埋下隐患，最终由于其无法承受风险而造成整个金融体系崩溃。
（三）危机后进一步加强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的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对新资本协议进行了修订，于2009年7月对外了正式修订稿――《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修订了关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内容，涉及资本计提标准、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要求，这些内容涉及三大支柱并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凸显了“资产证券化框架”在整个新协议殊而重要的地位。主要改进的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提高再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金融危机已清楚表明由资产支持证券构成的担保债务，即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的担保债务［collateraliseddebtobligations（CDos）］，即所谓的再证券化，比传统的证券化与系统风险更高度相关，因此，再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应比证券化产品提高一倍或更高，比如采用标准法，级别为aaa级到aa-级证券化敞口的风险权重是20％，再证券化的风险权重为40％。证券化敞口的风险系数保留下来，说明原来的方案有合理性，进一步加大再证券化敞口的系数，则说明原来的方案有缺陷，低估了再证券化敞口的风险。
2.进一步加大信息透明度。在第三支柱修改方案中，要求银行进一步披露交易账户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敞口、表外工具、资产支持的流动性便利、再证券化敞口、证券化敞口的估值以及各类管道机构的相关信息。
二、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针对证券化资产风险监管的最新准则――FaS166和FaS167
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危机后美国也积极进行金融改革，并提出相应方案。2009年初，美联储和银行监管部门根据一级共同资金(tieroneCommonCapital)对19家大型银行进行资金是否充裕的压力测试。在测试结果公布短短一个月之后，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即于6月12日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银行业的两项会计准则――FaS166和167。
新会计准则FaS166和167在2009年11月15日生效。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重大变革：一是使原来所有以资产负债表外(off-Balance-Sheet)的会计形式设立的证券化资产全部被重新囊括在主体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在此之前，它们只出现在独立子公司(譬如合格特殊目的实体，即QSpe)会计账目上而不出现在主体公司账上。显然，这两项新会计准则将使银行大幅度增加对风险资金的披露程度，使新的资产负债表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证券化资产及相应负债的具体细节，这将对美国银行业在新形势下的风险资金运作和整个证券化资产市场形势产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对这两项准则的无条件背书和积极跟进也凸显了强化银行风险资金管理在美国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二是彻底取消了专门为销售证券化资产而成立的，以合格特殊目的实体形式出现的独立子公司，从而彻底堵住了公司以资产负债表外形式拒绝和子公司合并报表的漏洞。这种资产负债表外的会计处理办法此前已经酿成了“安然丑闻”，虽然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在事发不久后在解释性条款（Fin46）中重新定义特殊目的实体，并迫使类似企业合并报表。但这项解释性条款显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房屋抵押贷款和借此大发横财的银行开了绿灯，允许它们借用合格特殊目的实体继续膨胀证券化资产并像安然一样不负担这些资产的披露义务。而FaS167正是对Fin46的修正，堵住了这个可能要比安然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震荡的留给银行的漏洞。
FaS166和167的新规定将使银行部门重新核算风险加权资产，所以对适用公司造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提高了对准备金的要求。譬如一级杠杆比率(tieroneLeverageRatio)的计算就将会受到影响，据估计仅对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来讲，约4430亿美元之巨的资产和相应的负债及损失准备都会从子公司汇流到主体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
2009年12月16日，在几家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最终确定了新的资金管理办法。其主旨是使美国银行提高最低准备金额度要求，实现整个行业资金管理同最新颁布的两个会计准则FaS166和167保持一致。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此规定的当天，多家银行就此发表了批评性意见：他们认为此规定会增加借贷成本，并最终导致信贷萎缩，这对尚未完全从危机阴影中走出的美国银行业和整个经济都会带来负面的、增加震荡的影响；也有业内人士担心这项规定会削弱美金融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但基于美国银行业在孕育危机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以及克服危机手段和决心的明显缺失，所以监管部门的强势介入从长期来看是必要的，也是具有建设性的。
三、G20峰会提出资产证券化业务应加强风险管理和合理谨慎
2008年11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将风险管理确定为一项重要原则，强调改革应旨在确保银行对结构产品和证券化行使有效的风险管理。为了增进这一目标，欧盟委员会在对《资本要求指令》提出的修改中，要求信用机构就其持有的证券化头寸，应向主管当局证实其对持有头寸的风险特征和决定头寸风险敞口的风险特征具有透彻的理解，并执行对此头寸和风险敞口进行分析和记录的正式政策和程序，包括分析：（1）发起人之前的损失经历；（2）发起者或举办者对债务人的合理谨慎；（3）决定证券化头寸的风险敞口的担保品质量；（4）为这些风险敞口提供的担保品的估值方法。
此外，信用机构还要建立正规的程序监督其持有的证券化头寸的风险敞口状况，包括30天、60天、90天逾期贷款比例的信息，违约率，提前偿还率，赎回权丧失的贷款，担保类型和占有状况，基本风险敞口的信用评分或对信用状况衡量的时间间隔，行业和地域的多元化，贷款价值比率（loan-to-valueratios）的时间间隔。如果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信用机构要对其持有的证券化头寸适用1250％的风险权重。
2009年4月召开的G20峰会也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和各国监管当局积极改善对证券化的风险管理，包括实行合理谨慎和风险保留要求。总之，合理谨慎要求主要体现在加大对证券化头寸持有者的合理谨慎和提高对其提供信息的透明度，这样可能导致证券化交易数据库事实上的逐项建立。
四、对中国的启示――解读《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
危机前我国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试点：2005年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据此分别发行了mBS和aBS，2007年浦发、工行、上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也发行了部分证券化产品。但次贷危机的出现阻断了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步伐。直到2009年，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逐渐凸显，银行普遍要求放开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增加资本充足率，缓解资产期限错配问题，提高资本效率，从当前的形势看，大力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9年12月23日，中国银监会正式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这是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系列监管指引之一。《指引》的不仅在宏观层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意义，而且在操作层面对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管理和资本计量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标准与规范。
（一）《指引》出台的背景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业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的认识始终存在误区，认为实施资产证券化必然能将银行资产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减少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在不增加资本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出于引导资产证券化业务规范审慎发展的考虑，早在危机爆发之前，我国监管当局就将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计量作为规划中的新资本协议实施监管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我国证券化的发展阶段，做了部分简化处理，比如未涉及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相关内容。危机之后，中国银监会及时将巴塞尔委员会对于新协议资产证券化的修订内容纳入监管框架之中，体现了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务实性和高效性。这次正式的《指引》立足于我国当前市场发展阶段，又涵盖了在我国尚未发行的复杂证券化产品标准，保持了监管规章制度的前瞻性；强调了商业银行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资产证券化交易，都需按照资产证券化的经济实质，对因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形成的风险暴露审慎计提监管资本，保持了新协议实施中监管者一贯的审慎态度。
（二）《指引》的主要内容
正式的监管指引共5章57条及5个附件。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涵盖了信用风险转移和监管资本计量，第三、四章主要描述资产证券化标准法和内评法，第五章是附则。《指引》的主要内容包括：
1.基本规定。商业银行需从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中分别扣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在剔除风险准备后剩余额度的50％，资产证券化的销售利得也将从核心资本中扣除。
2.定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商业银行因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而形成的表内外风险暴露，称为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3.资产证券化标准。指引规定了在资产证券化标准下根据银行监管机构认可的外部信用评级确定的，以及未评级确定的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计量原则和方法。同时界定了贷款服务机构现金透支、表外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信用转化系数等。
4.内部评级和监管资本计量原则。指引规定了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内部评级的要求和方法，规定了传统型、合成型资产证券化重大信用风险转移判断标准，规定了对清仓回购和隐性支持的监管资本计量原则。
《指引》中也对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对于新协议修订内容进行了采纳，突出了“三升一降”的特点：提高了再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权重，区别于资产证券化，强调了再资产证券化的高风险；提高了商业银行对证券化基础资产进行尽职调查，了解相关信息和风险特征的要求，明确了资产证券化资本计提的信用分析的操作性要求和适用范围，不达标准的银行只能将资产证券化暴露从监管资本中扣除；提高了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取消了在市场整体出现动荡条件下的合格流动性便利享受的资本优惠；降低了资产证券化资本计提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求审慎使用外部评级，当商业银行为资产证券化交易提供信用支持，而且该信用保证己经反映到证券化产品的外部评级中时，该银行就不得使用外部评级而应按照未评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有关规定计量监管资本要求。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
综上，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过程中应着重关注和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商业银行应充分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并非必然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对基础资产信用风险是否具有实质性转移的监管标准设定比会计标准更为严格，表面上已经证券化并转移到表外的基础资产仍然可能计提百分百的风险权重。因此，商业银行开展证券化业务应首先要在理念和认识上有一个提高。
2.商业银行有责任全面了解核实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所在和风险承载主体，应有能力识别和认定基础资产的信用质量及相关风险，并对基础资产和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全面分析、认定和计量，包括受偿顺序、资产池分散性、缓释工具的匹配、评级映射等。
3.商业银行应有能力获取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各类信息，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应具备良好的it系统和管理机制，以支持进行资产证券化交易，记录并整合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分类、缓释、评级方法、分布情况等，作为进行资本计量的基础，也为按照监管要求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做好准备。
4.商业银行应加强内部审计和合规检查，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虽然《指引》没有明确指出内部审计在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计量过程中的职能与作用，但鉴于证券化业务的复杂性、技术的专业性以及风险判别的相对主观性，合规与审计工作的难度与技术要求相当高。实施新资本协议对内部审计职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商业银行应加强合规检查，完善内部审计职能，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保证新协议相关指引的贯彻落实与执行。
五、结语
2009年以来，我国银行业普遍要求放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缓解资产期限错配问题，提高资本效率，同时社会各界对进一步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也表示出了很高热情。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是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系列监管指引之一。但是指引的具体实施还有一个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从国内经济现状看，房地产市场的景气循环不可避免，且已初露端倪。在商业银行依然占据金融市场中心地位的中国，房地产贷款风险的分散化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继续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中国商业银行不能回避的紧迫课题，以有效应对不断涌现的金融业务风险。通过了解国际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最新进展对我国顺利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加强风险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刘西,李健斌.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J].国际金融研究，2008(5).
[2]杨军.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业监管规则的新动向[J].西南金融，2010(11).
[3]《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5
关键词：证券化资产；会计确认；发起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7－0114－03
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产品。资产证券化正在改变着全球的金融结构和信用格局配置，其核心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流的金融资产，通过其风险与收益要素的分离和重组，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证券，使其定价和重新配置更有效，参与各方从中均能受益，即利用结构融资原理，处置未来一定期限的预期收入，使之变现。在此过程中，原始权益人把证券化资产转移给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SpV)，SpV以该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简称aBS)，并用发行收入购买证券化资产，最终以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偿还投资者。
一、国外证券化资产会计确认方法及评析
关于证券化资产会计确认的模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简称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简称FaSB)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要规范金融机构证券化资产的会计确认问题，就必须首先研究和分析iaSB和FaSB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来设置证券化资产会计确认的规定。
(一)国际惯例关于证券化资产会计确认的研究
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的争论归结于与证券化资产相关的风险和报酬是否都真正转移，iasB、FaSB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归纳出的会计确认方法主要有三种r，即风险和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和后续涉入法。
1、风险和报酬分析法。
按照风险和报酬分析法，如果发起人仍保留证券化资产的风险与报酬，那么证券化交易应视同担保融资，不能终止确认证券化资产，通过证券化所募集的资金应被确认为发起人的负债(即表内处理)；如果发起人转让了相关资产的风险与报酬。那么应确认为“真实出售”，终止确认证券化资产，所募集资金作为一项资产转让收入，并同时确认相关损益(即表外处理)。
2、金融合成分析法。
按照金融合成分析法，证券化资产真实销售后，发起人新增的且与资产证券化交易有直接关系的资产和负债，应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换言之，对已经确认过的证券化资产因发生转移性的交易所面临的再确认或终止确认的处理取决于发起人的出售意图，也即决定证券化资产交易能否作销售处理要看其控制权是否已由发起人转移给SpV，而非看其交易形式。控制权的放弃与发起人保留了多少与证券化资产相关的风险与报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起人保留的风险与报酬可视作转移合约的产物，因而可按新的金融工具加以确认。前文谈到的“真实出售”证券化资产时的会计处理，就是金融合成法的具体运用。
3、后续涉入法。
对于发起人会计确认这一问题，iaSB提出以“没有后续涉入”作为证券化资产终止确认的判定标准，称之为“后续涉入法”。后续涉入法要求：不考虑其后续涉入的程度，只要发起人对证券化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存在后续涉人，则与后续收入有关的那部分资产应作为担保融资处理，不予终止确认；不涉及后续涉入的那部分资产则应终止确认，视为销售。由此看来，一项资产转让可能导致一部分资产被终止确认，而另一部分资产未被终止确认，与风险和报酬分析法以及金融合成分析法相比。后续涉人法是一种比较折衷的会计确认方法，容易被实务界接受。
(二)证券化资产终止确认方法评析
证券化资产终止确认可以分为：整体确认法和组成部分法。前者是指当分析潜在的终止事项时，考虑先前已经确认的证券化资产应当整体被终止确认或者再确认；后者认为证券化资产是可分的，对每一可分离的部分进行分析，判断应当终止确认或者继续在财务报表上保留。其中组成部分法获得更多的人支持，这是因为：第一，组成部分法更好地反映了证券化资产的实质；第二，与金融市场参与者观察证券化资产的方式和采用的风险管理方法一致；第三，适合公允价值计量。
证券化资产终止确认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实质风险收益法、控制权法和后续涉入法。
1、实质风险收益法。
实质风险收益法不要求所有的风险和收益全部转移后才终止确认证券化资产，只要全部实质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SpV，就可以终止确认该项证券化资产。风险与报酬分析法是实质风险收益法的具体运用。如果发起人仍保留已转让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则此类资产证券化应被视作担保融资；否则，此类资产证券化应视作资产销售。其存在以下局限性：
第一、风险和报酬分析法只适用于简单的交易形式，亦即，在将证券化资产及其所附属的风险与报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情况下，风险与报酬分析法是有效的。然而，随着金融工程技术的发展，基础金融工具的各种风险可以被有效地分离出来，风险和报酬往往只是被部分转移。而且，发起人与被转让资产组合有着多种后续涉及关系，例如追索权、担保义务、服务和保留部分资产等等。此时，风险和报酬分析法很难应付证券化资产的会计确认。
第二、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会导致发起人对经济实质相似的财务活动作出不同的会计处理，最终导致财务信息不可比，而且风险和报酬分析法定性容易定量难。就实质风险收益法本身而言，发起人转让了多少风险和收益，保留了多少风险和收益，各种风险和收益的公允价值是多大，多大的比例才算实质全部风险和收益已经转移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发起人的主观判断，这极有可能引致会计信息失真。例如，假设发起人与证券持有人达成协议，承诺对证券化资产的信用损失提供其面值10％的担保。由于担保合约的存在，使得发起人仍被认为保留有证券化资产的相当风险与报酬，因而，证券化资产仍继续被确认在资产负债表当中。而相反，如果有某一独立第三方提供上述同样的担保，它只需将面值的10％部分确认为其担保负债即可。
2、控制权法。
判断控制权转移与否，通常从发起人和SpV两方面来判断，主要看某一方能否无限制地出售或抵押证券化资产。
金融合成分析法是控制权法的具体运用，其核心思想是根据控制权的转移来终止确认证券化资产，它把控制权的保留建立在SpV不能随意交换或抵押证券化资产的基础上。实际上资产提供经济效益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交换仅仅是反映价值的一种形式，抵押权也仅仅是控制权的一个方面。因此，金融合成分析法不能反映证券化资产转移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3、后续涉人法。
后续涉人法抛弃了现行基于“控制权转移”的终止确认标准。它的判断标准比较简单，如果发起人继续涉入证券化资产或其组成部分，则不能终止确认；反之，就可以终止确认。它具有如下优点：
第一、后续涉入法将证券化资产细分为独立的单元，对每个细分的单元，无论是运用“控制权是否转移”的判断标准。还是运用“风险与报酬是否转移”的判断标准都是一致的，这样也符合资产的定义。
第二、后续涉人法在具体应用中只需要集中判断证券化资产的转让是否是在无条件情况下进行的即可。这样，应用后续涉人法比较简单清晰，降低了终止确认判断标准的复杂性。
上述三种终止确认方法并不是相互对立的，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终止确认方法会被进一步提出来。
二、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发起人会计确认问题分析
从会计确认理论和FaSB、iaSB关于证券化资产会计确认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对于我国来说，鉴于处在金融市场、信用市场快速发展的阶段，如果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通过判断金融资产的“控制权转移”确定资产转让的标准，容易导致资产转让判断的随意性。因此?在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过程中，可依据决策有用观的指导，根据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发起人如何进行会计确认问题，积极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相关条款，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引入后续涉人法。依据资产证券化的性质，从初始确认、终止确认、部分终止确认等方面来规范证券化资产的会计确认。
(一)初始确认
发起人成为资产证券化交易合约的―方时，应当进行证券化资产初始确认。发起人出售证券化资产，可以运用交易日或结算日会计进行确认。交易日是指购买方承诺购买证券化资产的日期，交易日会计是指在交易日确认将要收到的资产及因之应承担的负债，在结算日(即所有权转移日)之前，通常不开始确认该资产和相应负债的利息。结算日是指证券化资产交付给购买方的日期，结算日会计是指在资产转让给购买方的那天确认该项资产。运用结算日会计时，公允价值的变动，对于以成本或摊余成本入账的证券化资产将不予确认；对于可供“真实出售”的证券化资产。则应计人净损益或权益中。
(二)终止确认
发起人获取证券化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时，应当终止确认该资产。而且，当对构成证券化资产或部分证券化资产的合同权利失去控制时。发起人应终止确认该项资产或该项资产的一部分。判断发起人是否已对证券化资产失去控制，既要看该发起人的情况，又要看SpV的情况。如果任何一方的情况表明发起人对证券化资产仍然保留控制。则发起人不应将该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上剔除。
只有在SpV能够从证券化资产中获利时，发起人通常才失去对其的控制，下面两点证明SpV有这种能力：SpV可以随意将已转让资产出售，或用已转让资产为与其全部公允价值大致相同的资产进行抵押；SpV几乎能够获得已转让资产的所有利益。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6
资产证券化，是指通过原始资产担保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证券)，一级证券化的工具主要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等，它使没有进入资本扩张的资产进入投资过程。二级证券化是对已经证券化的资产进行再证券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就是对已经证券化的资产不断再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经营方式增强了市场的资金流动性和证券化主体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以房屋抵押贷款为主的资产证券化在缺乏流动性的经营领域发展迅速。面对我国金融业资产证券化迅速发展的趋势，2014年11月21日，证监会颁布了《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及配套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指引》)、《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与此同时，银监会也下发《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对资产证券化中不同参与人的权利义务范围进行规范，强化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加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加速推进我国相关领域的资产证券化进程。
在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由于资产证券化本身具有的特点导致这种金融工具很有可能被滥用而危害整个金融秩序。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目前已有的实践，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主要集中在作为资产证券化产物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环节，这种监管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美国的次级贷款债权证券化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足以佐证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和现行的关注流通环节的监管存在一定的问题。这种监管的缺陷并不在于监管力度不够，而在于以证券化创造的金融产品流通过程为主要对象的监管没有正确理解资产证券化作为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本质属性。那么，资产证券化的本质是什么?实践中资产证券化过程的法律监管存在哪些问题?
二、现行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和法律层面，资产证券化具有不同含义。在经济层面，资产证券化业务是指以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结构化等方式进行信用增级，在此基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业务活动。〔1〕在法律层面，资产证券化制度是指通过发行关系当事人构筑一定的法律结构，将流动性不强的资产转化为一般私法上的有价证券形态，进而流通于市场的有关法律制度的总称。它涉及到众多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的安排，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法律关系。〔2〕无论如何定义，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是通过衍生品的交易加快资产流转，分散经营者风险。一方面，证券化可以使原本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获得流动性，通过销售衍生品直接收回流动资金以加快资产流转、迅速扩充经营者规模。以房屋抵押贷款为例，在传统的房屋抵押贷款经营模式中，抵押贷款放贷人发放贷款后通过持有债权，获得借款人偿还的本金、利息收回成本获取利润的，即传统模式下抵押贷款经营者是通过贷款持有的方式进行经营，经营者持有以债权为表现形式的大量个人资本。贷款方持有的债权由于借款者的多样性存在着质量的差异性，用传统的债权让与模式只能实现单个抵押贷款债权的流通，这种流通方式效率低、可以参与流通的债权有限。而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模式中，房屋抵押贷款经营者将其持有的抵押贷款债权进行整合，通过让与、转让控制权等手段将贷款债权交给由其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控制。特殊目的机构将债权作为资产池基础，向市场上的大量潜在投资者发行具有社会属性的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经营者的经营模式转化为贷款转让发行模式，即将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持有模式转化为贷款分化模式。〔3〕资产证券化创造出的金融衍生品是将所有债权进行打包处理，使偿付能力相对较差的债权通过打包的方式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增加了资产的整体流动性。资产流动性的加强使原始权益人在相同的资本条件下利用金融杠杆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规模，不用等待债务人的清偿或者抵押权的实现，就可以提供新的贷款。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还可以通过衍生品的流通转移或者分散原始权益人的经营风险，实现风险隔离。同样以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例，房屋抵押贷款经营机构在放出贷款之后，原本应由其承担借款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且抵押权不能完全偿付其借款时的经营风险。而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并出售金融衍生产品时，贷款机构通过特殊目的机构将这种经营风险转移给了购买衍生品的投资者，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再次证券化将其风险持续转移，最后将风险传递给最终持有衍生品的众多普通投资者。这种机制将经营的风险隔离并且转移给了社会整体承担的方式，从资本的原始权益人个体角度分析，的确实现了降低自身经营风险的效果。可见，资产证券化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金融工程的产品(金融衍生品)的流转实现的，所以现阶段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是以资产证券化的产品作为监管中心进行制度设计，希望通过规范衍生品的流通来实现对资产证券化过程的监管目的。以资产证券化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其对金融衍生产品流通的监管投入巨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层监管，美联储、美国证券委员会、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货币监理署等多个部门均拥有相关的职权，其金融监管投入的成本远远高于英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等诸多金融强国，却仍然避免不了衍生品风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原因在于，传统的法律监管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忽略对证券化过程的监管，没有意识到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而非衍生品的流通过程决定着金融产品质量的高低和市场风险的大小，并且对不当资本风险爆发情况下的追责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导致法律监管的制度设计在着力点上出现问题，监管范围相对较为狭窄。二是忽视了证券化过程中资本权利属性发生的转化及转化产生的风险隔离效应，监管制度设计使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出现失衡。这种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范围角度分析涉及资产证券化全过程，从主体角度分析包括原始权利人、特殊目的机构、评级机构等多个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失衡，现行的监管制度没有对权利义务失衡的问题进行妥善解决，致使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保证市场安全有序的相关义务无人负担，最终必然导致资产证券化失去法律的控制，风险集中爆发。
由此可见，构建新的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制度应当首先明确资产证券化资本权利属性转化的本质及其产生的风险隔离效应对证券化不同参与者权利义务的影响，并以解决权利义务失衡作为制度设计的中心任务，通过法律规定明确当事人义务，纠正资本属性转化所带来的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在监管领域，将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流通、风险产生后的追责均纳入监管范围，在实现权益平衡的条件下，保证资产证券化各阶段均能在法律的监管下健康运行。那么，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资本权利属性发生什么转变?该转变对证券化过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带来什么影响?
三、资产证券化权利属性分析
资产证券化不仅仅是将证券化原始权利人的资本在形式上转化为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资产证券化在实质上实现了资本权利属性的转化，即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将证券化经营者手中资本的属性由个人资本转化成为社会资本。
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使众多原始债权在连续转让中割裂了与原债务人直接的利益关联，使本具有人身性质的债权作为独立的支付手段，表现出其独立的品格完全演变为金钱债权，并以一种崭新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面目出售、交易。资产一旦证券化便扬弃了其原有的价值形态而失去对其投资成本的追溯权，转化为纯粹的对资本未来收益的分割权。〔4〕金融衍生品虽然是由发行人创造、可以自由上市交易、以标准化证券为表现形式的资本，但是发行人不可能创造一种不存在资本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例如，在房屋次级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次级贷款衍生品的资产基础是发行人资产池中数量庞大的住房抵押贷款债权，发行人将其进行打包整合之后才产生了以贷款债权为基础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而作为金融衍生品的支持债券，其销售是面向市场上所有的潜在投资者的。由此，金融衍生品一方面连接着众多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人，另外一方面连接着数量众多的金融市场投资者。抵押贷款形成的单对单借贷关系是以个人债权表现出来的私人资本属性。借贷合同是由贷款者和放贷者之间形成的单对单的民事法律关系。即使作为放贷者的抵押贷款经营机构持有大量的贷款债权，也只是持有了大量由个人贷款债权简单叠加形成的个人资本的集合，这种资本虽然由于数量众多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但是并不脱离原本的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人身依附性，是具有个体特点而非标准化的资本。但是，作为金融衍生品的房屋抵押支持债券或者债务担保权证，均是以标准化的衍生品形式存在并由发行人控制、经营，不存在不同债权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大量资本集聚并经多次打包之后，原始资本的私人属性已经发生改变。而原有的监管体系仍然将其视为资产证券化中原始权益人的个人资本进行监管，从而导致相关法律规范丧失作用。因为，随着资本性质的转化，资本所承载的经营风险也随之产生转化。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和特殊目的管理人将自身的债权转化为衍生品进行交易，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也随着证券化过程和衍生品在二级市场的交易由经营者个人承担转化为二级市场上众多的投资者共同承担，对于衍生品发行人而言，风险已经通过交易而与自身隔离。资本属性转化产生的风险隔离效应导致证券化的实施者和后续参与者只享有衍生品交易带来的资金利益，而不用负担资本的风险，这就使证券化的实施者丧失了个人资本监管体系中自担风险、自享收益条件下审慎行为的动机，导致法律监管失效。
社会资本通过信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这种资本是以票据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的结果。〔5〕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督机制设计建立在对资本属性转化的错误认识上，必然会导致权利义务配置不合理。使本来通过证券化已经成为社会资本的衍生品为私人生产服务，证券化的不同参与主体均通过这一过程获得超合法报酬，并以此成为其发家致富的源泉。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在权利、义务之间出现失衡，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享有衍生品带来的利益，但是却凭借风险隔离效应不负担参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应当承担的市场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失衡使资产证券化作为金融工具存在较大的滥用空间。
资产证券化权利属性转化与风险隔离效应带来的权利义务失衡，存在于资产证券化运行的各个阶段，包括证券化的过程，衍生品流通的过程，风险造成实际损害后的追责阶段。
首先，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属性由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证券化的基础财产风险也内化于证券化制造的衍生品之中，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变为由衍生品的投资者负担。例如，抵押贷款债权到期不能实现，未来收益权利由于出现市场偏差产生贬值等基础资产的风险。然而，这种风险的形成与大小却是由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的行为决定的。原始权益人通过将自身的资本证券化，享有利用金融工具取得大量流动资金的权利，但是却将风险转移给社会，不履行基础资本的风险规避与控制义务。原始权益人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不平衡，使其产生了制造大量的低质量高风险资本并通过证券化谋取巨额利益的动机，加重了内化于衍生品的风险。
其次，在金融衍生品流转过程中，衍生品投资者可以将社会资本进行再次证券化，包装成新的社会资本，再证券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与资产首次证券化过程中相同的权利义务失衡。而且由于再次证券化是将衍生品作为基础资产进行再次打包整合，所以对其基础财产状况的追溯将会更加困难，监管也更加困难，导致风险更加隐蔽。以上两种因素使衍生品投资者享有的通过再证券化获利的权利和审慎经营社会资本以保证市场秩序的义务之间出现失衡。而负担外部监管职能的评级机构，也同样由于自身在评级行为中权利义务的不统一，丧失了对市场秩序进行维护的能力。信用评级机构对衍生品的风险状况，应当根据基础资产情况、原始权益人经营状况、证券化特殊目的管理人资质等情况进行综合、客观的评级，但是在现阶段评级机构对于自身的不实信息造成的损失却不需要负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况使评级机构为获取评级委托方支付的评级费用，偏离真实情况的评级信息现象加剧，评级机构通过评级行为获取报酬的权利和审慎进行评级行为以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义务之间也出现了失衡。
再次，在资本风险爆发造成投资者损害的追责层面，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特殊目的管理人凭借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效应，并不负担资本风险产生时的损害赔偿义务。而评级机构对于自身的不实评级信息对投资者造成误导的情形下，也可以以评级信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并且只是投资参考，对最终决策没有决定性影响为由主张免责，不负担赔偿义务。因此，在事后追责层面，由于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效应和法律规制的不完善同样造成了资产证券化不同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出现失衡。
四、构建新型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体系
对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体系的重构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即监管范围的扩展和监管理念的改革，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全过程监管。除衍生品流通阶段以外，证券化的资产整合阶段，风险产生后的追责阶段都应当纳入法律监管范围。同时合理配置参与社会资本运营的不同主体在证券化过程各个阶段的权利义务，使不同主体在证券化过程中，均实现权利义务的统一，防止社会资本被私人滥用。
在证券化资产整合阶段的权利义务统一，主要是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实施者对投入证券化资产池的资产进行水平限制和分级管理。资产风险超过准入标准的资产不得进入资产池，而可以进入资产池的部分也应当进行风险的类型化评估，确定不同的风险等级，分别投入二级市场，并且提供详细的资产风险情况说明，如果不能履行相应义务，就限制其证券化的产品上市交易，从而保证整合阶段权利义务的统一。在衍生品流通阶段的权利义务统一，主要是在维持现有的对衍生品发行人交易行为管控的同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要求评级机构对其的不实信息承担相应的责任，保证交易过程的透明与外部评级监管的有效性，以确保交易阶段发行人和评级机构权利义务的统一。在资产风险产生后追责阶段的权利义务统一，主要是在衍生品风险出现时，建立相应的追责机制。如果衍生品风险的发生是由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参与主体没有履行法定义务引起的，则从赔偿风险损失、证券化产品退市、证券化的原始受益人、特殊目的管理人资格剥夺三个层面构建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的责任体系，通过倒逼机制，规范证券化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
(一)对资产证券化过程的监督
资产证券化中的原始权益人和特殊目的管理人在进行资产整合，为衍生品发行行为时，法律应当对其资产整合规定更为详尽的义务。我国应当在相关管理法规中建立证券化产品根据风险进行分级的类型化标准和资产池中基础资产的准入标准，并在《信息披露指引》等规范性文件中强化参与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将信息披露的要求提高至必须追溯至实体经济领域，通过信息披露强化、衍生品分级交易的方式，提高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资本质量，降低基础资本性风险。
对于首次整合中行使资产证券化发行金融衍生品的情形，应当根据衍生品基础资产的风险水平差异，建立分类标准。建立衍生品的风险分级机制，将不同的资本质量创造的金融衍生品进行区别对待，优级衍生品风险最小，次级衍生品风险最大，供投资者根据偏好自主选择。例如，借鉴外国市场经验，将房屋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根据贷款人的信用情况和资产水平为标准分为优级、次优级、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在分类的基础上，应对风险最大的抵押贷款作为基础的衍生品的发行设定进一步的资产控制。同样以房屋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为例，对于财产状况和信用状况最低的次级抵押贷款债权，即所谓的ninJna贷款者(noincome，nojobandnoasset)的贷款债权，〔6〕应当进行进一步限制。对这类贷款，在进入资产池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按照借款人的资产负债比例、收入水平等因素设定一定的资产池准入标准，达到标准后其抵押贷款的债权才能进入资产池作为基础资本。在法规完善方面，应当根据不同基础资产的风险特点，由证监会制定相应的分级标准，填补风险分级上的空白，并且设置不同风险级别的原始资产准入标准。在《管理规定》第24条对基础资产的禁止性规定中，除不能存在抵押、质押等担保负担和权利限制的规定之外，应当规定基础资产不符合最高风险级别原始资产准入标准的，不得作为基础资产的禁止性规定。而该规定第9条资产证券化中原始权益人职责规定的第一款要求原始权益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相关协议的规定或者约定移交基础资产的规定也应当与此要求对接，要求移交的基础资产应当已经进行风险分级，并且各风险等级的基础资产均符合资产池准入标准。这种法律的监管方式是希望从金融衍生品发行过程的资产组合源头进行风险控制。
在信息披露方面，根据《信息披露指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应当进一步提高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为发行行为时履行对其发行的金融衍生品风险情况的说明义务，在透明化的条件下才可以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资产证券化创造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资产情况，评级情况和风险评估报告，发行人应当如实向投资者进行披露，特别是对衍生品的可能风险必须向投资者进行明确提示。在这里，部分学者为了进一步强化发行人义务，提出此时的说明义务不仅仅限于要求发行人按照《信息披露指引》提供相应信息，而且要求其对信息的说明必须能够为一般的投资者所理解。〔7〕即说明应当参照投资者的知识、经验、对衍生品风险了解的水平进行适当的说明。强化这种说明义务和衍生品透明化处理的基础一方面是确保信息弱势者的自我决定权，〔8〕可以让投资者在购入金融衍生品时拥有足够的信息，决定其是否购买;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制定发行人不能履行说明义务时，其衍生品无法上市的法律规范，敦促原始权益人提供质量相对较高的原始资本。因为在信息披露义务方面高标准的实现，配合市场上投资者对低质量衍生品的自然淘汰，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基础财产质量。所以，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仅仅是真实，还必须能够为市场上的投资者所理解，才能真正保证信息披露的效果。对于说明义务的法律监督主要依靠作为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证监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管理来实现，证监会对于投入市场交易的资产证券化创造的债券或者债务权证提供的信息应当进行检查，对于不能提供法律所要求的相应信息的金融衍生产品应拒绝其进行交易。
(二)对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的监督
对于衍生品交易过程的监督应当从三个角度进行，即交易过程中再证券化信息披露义务的强化、建立统筹性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部门和提高外部评级机制的监管强度。在衍生品交易的过程中，衍生品的投资者有可能将自身持有的金融衍生品作为基础资产，进行再证券化，从金融理论层面，证券化的打包次数是没有限制的，在衍生品流通过程中这种情况的发生会进一步掩盖资本风险。所以，如何规范资产再证券化是衍生品交易阶段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对再证券化的监管可以通过强化信息披露义务来实现，即要求再证券化的衍生品在上市交易履行基础资本的信息披露义务时，必须将基础资产的情况追溯至实体经济领域，并提供证券化的全过程信息，以此来限制发行人滥用资产证券化进行多次打包的行为。要求再证券化过程中的原始受益人对多次证券化产品的打包过程、整合历史履行披露义务，如果无法提供相应的信息则不允许衍生品进行上市交易。这种限制可以通过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高要求减少滥用资产证券化进行多次打包的行为，因为多次打包之后提供衍生品整合的历史全过程信息相对较为困难，而如果不履行说明义务则无法将衍生品投入市场交易，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以掩盖风险为目的的多次打包情形发生。
对于衍生品流通监管的问题，应当根据资产证券化的特点，构建跨领域的综合性的监管体系。资产证券化的合理使用和衍生品的正常流通涉及抵押贷款提供者、特殊目的机构、金融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并且跨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领域，其对应的监管体系的设置也应当与这些特点相适应，进行跨领域的综合监管。衍生品上市的监管、二级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问题、违规交易行为的处罚，统一的衍生品监管机构都应享有监管权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监督机构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能力。我国现阶段的资产证券化存在多机构监管，职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对相同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完全统一的情况。银监会、证监会均有权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管理，央行有权对评级机构进行管理，三权分立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问题。由于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模式，所以设置全新的职能部门，整合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模式在短期内可行性不高。因此，可以通过银监会、证监会对资产证券化过程进行联合管理的方式，尝试联合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一般性监管制度;在此前提下，对于其管辖不同领域的特殊情况，由两机构分别立法，通过这种方式减少监管规范之间冲突。对于资产证券化的管理，可以尝试设置联合办事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统一管控、统一处理，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对衍生品交易的跨领域监管。
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也应当发挥其相应的作用。评级机构应当依据衍生品发行人提供的基础财产信息，整合的过程等信息对衍生品的质量、风险进行客观的评价。公布评级信息的同时也应当公布相应的评级方法、评级标准、发行人情况评估报告等信息，评级机构也应当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在规范评级行为的同时，对不实信息的评级机构，应当构建合理的责任承担制度，通过追责机制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责任承担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要求评级机构对因其不真实信息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如果评级机构故意提供不实的评级信息或者在评级过程中存在过失而导致评级信息不真实，影响了投资者对衍生品风险的正确评估，造成投资损失的发生，那么信用评级机构就应当为其提供的不实信息负担责任，向投资者赔偿相应损失。第二是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和指导，建立评级机构的退市制度。如果评级机构不真实的评级信息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就应当取消评级机构评级信息的资格，强制其退出信用评级领域，退市制度是一种资格剥夺性惩罚。通过强化评级机构的赔偿责任和建立资格剥夺机制使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信息时切实履行审慎检查衍生品状况的义务。
由于我国评级机构发展较晚，评级信息的科学性、客观性、透明性及法律监管与国际资信评级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强化机构评级信息的透明化，并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的管理、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三)建立资产证券化滥用的追责机制
如果资产证券化的权利人滥用权利，不履行相应的风险告知与提示义务，导致投资人无法获得正确信息，致使投资人遭受损失，就应当由权利人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追责机制，规范权利行使，保证权利人履行义务，实现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资产证券化权利人的责任体现为：第一，如果权利人滥用资产证券化，对发行的金融衍生品没有进行基础资产质量控制，或者没有履行风险告知与提示的义务，就应当承担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此处要注意的是证券基础资产产生风险并不必然导致赔偿责任。即如果证券化过程中原始权益人以及特殊目的管理人履行了法律要求的告知义务与透明化要求，而投资人自主选择了风险较大的债券或者债务权证，最终因基础资产出现风险而遭受不利益，是正常的商业风险所致的损失，不产生赔偿问题。例如，在房屋贷款证券化中，如果相关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信息，明确告知了信用评级较低的房屋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相关风险，在抵押贷款出现大量违约，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时，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和特殊目的管理人就不会负担赔偿责任。第二，对于因基础资产质量问题严重，金融衍生产品投机严重的支持债券或者债务权证，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限制、暂停或者停止其交易，并且强制问题券商退出市场。第三，对于出现相关问题的房屋抵押贷款经营机构应当取消其进行资产整合，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资格，仅允许其依照传统的模式经营。通过对权利人从事证券化业务相关资格的剥夺、对负有责任人员直接进行追责规范经营行为。证监会《管理规定》涉及证监会监督管理方式的第46条，除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责令参加培训、责令定期报告、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之外，还应当将资产证券化的资格剥夺列为监督管理手段。在资格剥夺问题上，取消行使资产证券化的资格，有可能对于受到处罚的金融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失，而我国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的主体都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现实应当发生改变，必须在追责方面严格责任负担，通过惩罚机制产生足够的法律威慑力，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
通过资产证券化阶段的资产审查，衍生品上市的内部控制，交易过程中的外部监督，事后追责机制的规范和限制，保证资产证券化能够在为原始权益人、特殊目的管理人等参与证券化的主体创造利益的同时，为社会生产服务，实现社会化权利与社会需要的统一。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7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后续涉入法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及特点
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量的资产（基础资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进行分离组合，进而转换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中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是一种结构性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工具，有很多显著的特点：
首先，资产证券化能够提高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融资。通过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可以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化为可流通的证券，提高了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企业资产使用率，也扩大了融资渠道。
其次，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当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表外融资时，资产需要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作为一种表外筹资方式，资产证券化还常常被视为转让，资产可以不用列入资产负债表，不但能够提高企业的杠杆率，而且还可以提高企业的权益报酬率和资产报酬率。
再次，资本证券化有利于企业改进资本经营，降低融资风险，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企业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工具的使用，将利率风险、到期风险等一系列风险转嫁给证券投资者。资产证券化除了可以有利于使用合意的利率取得资金外，还可以通过转让非意愿到期的贷款来调节有价证券的合理到期组合，促进健康的资产负债结构的形成。
二、资产证券化国际会计确认的方法
国际上主要有三种确认方法，即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法和后续涉入法。
（1）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其是199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第40号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会计》首次明确提出的，以风险与报酬来作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标准。这种方法认为资产的风险和报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在把关于资产组合的风险和收益全部转移给受让方后，可以作为销售业务处理，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消除，所获得的资金作为收入计入损益表中并同时确认相关损益。如果还保留部分风险和收益仍然要作为融资业务处理，证券化资产组合仍然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所募集的资金作为负债处理。
（2）金融合成分析法。其是1996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第125号财务会计准则提出的。金融合成分析法的核心在于控制权决定资产证券化业务做销售处理还是融资处理，而并不像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那样强调资产所有权与风险。这种方法在金融资产出售过程中，应将已经确认的金融资产的再确认和终止确认问题与金融资产转让合约的金融工具的确认问题区分开来，通过对转让后所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分析金融资产转让的本质。发起人所保留的部分风险和报酬可看做是转让合约的产物，应按新的工具予以确认。
（3）后续涉入法。其实是2002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iaS39修改意见的征求意见稿提出的，对证券化资产终止确认标准作出重大的修改，提出以没有后续涉入代替控制权转移为核心的后续涉入法，为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提供了新的方法。该方法指出不考虑所涉入的程度，只要转让者对所转移的资产全部或部分存在任何的后续涉入的，其所对应的全部或部分资产的转移业务做融资处理，不予终止确认；不涉及后续涉入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则作为销售处理，进行终止确认。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现状
2005年5月16日财政部颁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重点规范了发起机构信贷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及其会计核算。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进行判断：《规定》中第四条指出如果发起机构已将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通常指95%或者以上的情形）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时，应当终止确认该信贷资产。如果发起人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该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则再运用金融合成法判断。《规定》第六条指出，发起机构放弃了对该信贷资产控制的，应当在转让日终止确认该信贷资产。此外，《规定》也考虑了后续涉入的情况：发起机构仍保留对该信贷资产控制的，应当在转让日按其继续涉入该信贷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存在的问题
（1）在判断风险与报酬和控制权是否转移上存在难以确认的问题。虽然在规定中给出在风险与报酬分析中95%的定量标准，但如何界定所有权上的95%的风险和报酬，在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统一的风险测量方法给予界定。《23号准则》说明，以企业面临的风险是否因金融资产转移发生实质性改变，来判断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是否发生转移。然而，风险和报酬实质性转移如何判断，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判断性，不利于实际操作。在对控制权是否发生转移进行判断时，需要对证券业务的整体经济环境和合约条款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辨别，这使得对控制权是否发生转移的判断更为困难，而且对于控制概念，不同方都有其自己的见解，这些都为控制权转移的确认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
（2）资产转移在做销售业务确认时存在很大的不准确性。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的关键问题是将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的资产转移作为销售业务处理还是将其作为担保融资业务处理。前者将转移的资产作为表外处理，即将证券化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所得的现金作为收入计入损益表；后者将转移的资产作为表内处理，即将证券化资产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发起人作为借款人，将募集的资金计入负债，交易成本作为融资成本资本化。大多数企业为了提高业绩水平，倾向于将资产转移做销售处理，由于做销售还是融资确认不同方法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导致其划分标准并不明确，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判断性。
（3）三种确认方法供企业选择使信息缺乏可比性。就每一种确认方法而言，每种方法都有自身的确认依据，如果采用不同的确认方法可能会产生相同业务不同处理的情况，使得存在相同业务选择不同确认方法的企业，在会计信息上无法可比。
四、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的现实选择
从资产证券化的三种会计确认方法可以看出，每一种确认方法的创新都克服了前一种方法缺陷，都比前一种更为准确地反应交易的实质，可以说，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方法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采用的确认方法，集合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和后续涉入法三种方法的优点，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加以改进。
根据国外的经验，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及后续涉入法都是针对资产证券化会计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提出来的，每一种方法都是适应其发展阶段而存在的，而且针对我国采用的综合方法存在的问题，应尽可能减少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的方法。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还处于初级阶段，业务结构并不复杂，资产上的控制权和与其对应的风险与报酬分离的情况或者基础资产上的风险与报酬被分解为若干性质的风险与报酬的情况尚未出现，因此，对现阶段涉及简单业务的处理应采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的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逐步复杂化，使得风险和报酬能够有效地分离，并以各种相互独立的衍生金融工具为载体分散到各个持有者，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固有的缺陷使其不适用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应该选择后续涉入法进行确认，比风险与报酬分析法更加科学。后续涉入法将转让者对所转移的资产是否有涉入作为终止确认的判断标准，只需解决有还是没有，不需要解决有多少程度的问题，避免了对涉入程度的判断，应用起来较为简单清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该种方法比较折中且不会那么绝对，容易被实务界所接受，并且有详细的规范，还加快了资产证券化会计研究的步伐。
我国的会计准则没有关于资产证券化会计的准则，应建立专门的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在建立相关会计准则时，应对会计要素进行改进。在我国会计准则中没有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作出明确详细的定义，在现今的会计准则中对资产和负债也仅仅划分为传统的几项，同时，证券化资产也不是一般的资产，而是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建议从资产证券化角度引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明确的概念，规范资产证券化会计终止确认标准。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后续涉入法是终止确认的必然趋势，建议制定以后续涉入法为资产证券化会计的终止确认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规范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问题。
参考文献：
[1]梁娟.浅谈资产证券化对会计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7，（9）.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8
20世纪70年代，美国投资银行家莱维斯?S?瑞尼尔首先定义和使用了资产证券化的概念。资产证券化是指股权或债权凭证的出售，该股权或债权凭证代表了一种独立的、有收入流的财产或财产的集合中的所有权利益或由其所担保，这种交易被架构为减少或重新分配在拥有或出借这些基本财产时的风险，以及确保这些财产更加市场化，从而比仅仅拥有这些基本的所有权利益或债权有更多的流动性。
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分析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原理：现金流的基础作用决定了其在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地位，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的可预期性是资产证券化的先决条件。因为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可预期性是确定资产所支撑证券的价值的关键，并且它也是评级机构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依据。从本质上讲，证券化的支持基础并非资产本身，而是被证券化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资产证券化的前提条件是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的现金流，因此才确定了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分析在资产证券化原理中的核心位置。
第一，资产重组原理。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资产的选择，资产原始权益人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是在自身融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的，重组自身所拥有的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形成一个资产池。因为只有特定的资产才适合于证券化，企业必须对资产加以选择。资产证券化的支撑基础是从整体资产中“剥离”出来的适合证券化的特定资产，并且所选择的基础资产的范围也并非限于某一企业的资产，而是将不同地域、不同企业的资产加以组合形成证券化资产池，证券化资产池可以避免单一资产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
第二，风险隔离原理。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构建应当保证发起人的破产不影响到特殊目的实体的正常运营，进而保证资产担保证券持有人能够按时偿付。在证券化过程中，应用风险隔离原理实现破产隔离，进而顺利实施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真实地将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出售给有特别目的的机构（该机构一般不会破产），因此，由资产的原始所有人破产所带来的风险不会转嫁给证券持有者。证券化交易的风险只与证券化资产本身有关，而与资产原始持有人所带来的风险无关。
第三，信用增级原理。为了确保顺利实施证券化，提高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资产支撑证券的信用级别，信用增级原理的运用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它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减少发行的成本。而为了提高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就需要增级整个资产证券化交易。
二、分析资产证券化融资的风险收益
作为一项新的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在企业收益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增加新的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成本和优化资本结构等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证券化企业的融资渠道，保障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在金融市场上深化市场机制的产物，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更高效的融资手段，它是以资产预期收益为导向的。资产证券化基本避免了原始权益人的综合资信对证券化资产预期收益的影响，而以现金流量稳定的资产为支撑进行证券融资，解决企业筹集资金的问题，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第二，降低企业成本。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低风险、多样化资产组合的融资手段。与传统融资方式相比，具有利益高、成本低的特点。
一是减少融资成本，基于企业资产证券化所使用的资产都是能够带来预期稳定现金流量的优质资产，比企业直接发行证券的成本要低，因此降低了融资成本；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三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几率，规避企业财务风险；四是减少企业的资本成本。
第三，提高企业持续增长能力，增加企业价值，增强企业财务管理的灵活性。
三、分析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的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在打包出售资产时，必须保证其自有资产未来预期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如此才能保障按时支付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息。但在资产实际证券化过程中，融资资产往往具有潜在的风险和波动性，这些风险主要包括提前偿付风险和信用风险。
（一）提前偿付风险
它是指在证券存续期前由于某些不确定因素致使发起人不得不提前偿还投资者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毫无疑问，这一行为必然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同时提前偿付行为还影响到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
（二）信用风险
它是指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违背其所承诺的各种合约由此可能带来的损失，它产生于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链结构之中。信用风险体现在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无力支持本金和利息。资产支持证券的承销商及代表投资者管理和控制交易的托管人是投资者在整个资产证券化交易的过程中最信赖的两方，任何一方违约都必然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
四、资产证券化融资中所遇到的会计制度方面的问题
（一）真实销售的确认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其在商品销售收入确认原则的相关规定无明确规定在证券化资产的转让过程中处于带有追索权和剩余权益返还的情况，这一漏洞缺乏法律保护。而《试点规定》规定：发起人转移信贷资产95%以上的风险和报酬时，或者发起人放弃对该信贷资产的控制权，可以确认为真实销售，资产便可以转出发起人资产负债表。由此可见，《试点规定》明确给出了风险和报酬分析法及金融融合成分分析法两种确认方法。
（二）初始确认和终止确认的标准问题
在我国目前实行的《试点规定》中规定了发起人的终止确认和SpV的初始确认标准，即真实出售的实现也意味着发起人在交易日对证券化资产终止确认，这些会计准则不但无法明确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标准，而且也不可能确定其初始确认标准。
五、推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新的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得世界各国快速发展资产证券化，不断扩大融资规模。证券化品种日益增多解决了企业在资金上的难题，同时也满足了投资者的需求。尽管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较晚，主要是金融机构或大型工商企业，但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为其创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可观，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的作用必然越来越重要。作为我国的新兴事物，其还受到我国法律、制度等方面的限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资产证券化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的具体国情，笔者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结合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具体要求，制定并实施针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相关法律条例，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化、制度化管理，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创造适宜的法律土壤。
第二，降低债券发行的限制条件，扩大其规模，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市场监管及基础市场建设，完善对市场和投资产品的级别评价，为证券化打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发展平台。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9
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会计确认
资产证券化是“将企业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收入构造和转变成为资本市场上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存量资产被包装后卖给一个特设交易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SpV）或中介机构，然后SpV或中介机构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以获取资金。”资产证券化通过各利益参与方的共同参与，使得由它们各自的承诺所确立的各种合约能够相互支持、相互牵制，从而实现风险分担、各取所需之目的。资产证券化操作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而是预期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量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原始权益人常常会获得新的权利，承担新的义务，即衍生工具。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均顺应经济形势发展的潮流，针对金融创新技术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提出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两个会计要素，规定了其定义，并把资产重新进行了分类，使金融创新技术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在会计要素中有了准确的界定，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和披露奠定了基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了第125号财务会计准则（SFSano.125）――“转让、提供金融资产服务及债务清除之会计处理”。按照该准则，在涉及金融资产转让的情况下，应该将已经确认的金融资产的再确认和终止确认问题与因金融资产的转让合约所产生的新的金融工具的确认问题严格区分开来。换而言之，对已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因发生转移性的交易所面临的再确认或终止确认的处理取决于转让方的销售意图，也就是说决定一项资产交易能否进行销售处理要看控制权是否已由转让方转移给受让方，而非看其交易形式。在该准则中，委员会正式提出了“金融合成分析法”。
“金融合成分析法”的核心在于控制权决定资产的归属，而且承认金融资产和负债能分割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根据这种方法，对一项资产转让交易是否进行销售的会计处理取决于转让者是否放弃了对该资产的控制权，而不是取决于交易的形式。
判断金融资产的控制权是否已转让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转让资产与转让人分离，即转让资产已经在转让人的控制范围之外，包括发生破产或其它被接收的情况。
受让人可以无条件地将转让资产或资产中的获利权进行抵押或再转让。如果受让人是合格的特设交易载体，则该机构的收益人可以无条件拥有抵押或再转让该项资产的权利。实际上，满足这项条件意味着受让人获得了资产的控制权。
转让人不再通过以下途径保持对转让资产的有效控制：签订合约授权并强制转让人在到期日前回购或赎回转让资产。签订合约使得转让人有权回购或赎回在同类市场上不能轻易获得的转让资产。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金融合成分析法测试证券化业务是否涉及资产控制权的转让时，仍需要对证券化的合约安排体系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辨别。即将整个证券化体系分解成若干相互独立的合约组件，再按各组件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判别的过程可归纳为下表。
在金融合成分析法下，更倾向于将证券化确认为销售业务作表外处理，同时确认和计量新产生的金融工具或金融合约。
资产证券化带来的会计报表合并
我国目前只是规定了一般经济实体的合并范围与合并标准，特殊目的实体的概念和针对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标准从未涉及，而实际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是存在这种经济实体的。资产证券化结构设机构的出现，迫切需要这种合并标准的指导和规范。
资产证券化带来的合并报表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特设交易机构是否与发起人进行财务报表合并。不论发起人与SpV各自原先的报表是将资产证券化交易确认为销售还是融资，一旦SpV被认为是发起人的子公司，两者间的交易就成为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交易，就要进行合并。发起人原先期望的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加收入等结果在合并报表上就都不会实现了。
现行的合并理论与实务是以母公司对关联公司活动的实际控制程度作为判断合并与否的依据，而不是注重于法定持股比例的多少，凡是对关联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有控制权的都被列为合并范围之列。当认为关系的本质是发起人控制SpV时，就会要求发起人合并SpV的报表。显然，问题的实质在于判断SpV是否属于发起人的一个子公司，通常有以下三个判断标准：SpV为发起人带来的收益与发起人真实的子公司无实质性差异。发起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SpV，并从SpV的净资产中获利。发起人拥有与这些利益相关的风险。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判断SpV为子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更符合会计惯例。
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涉及的税务费用相当庞大，这些税务费用都会直接影响资产证券化的成本。在国外，一般为发行资产担保证券这一特定目的而成立的SpV以及资产担保证券购买人都能享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以减轻证券化的成本。中国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对证券化的制约相对较少。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涉及到的税收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资产转让的税收和各个证券化交易主体的所得税处理两方面。
资产支持证券融资收益的所得税问题
对发起人而言,如果资产证券化符合销售的条件,那么任何收益都可能被记入损益表内而必然缴纳所得税。实务中如果证券化产生了损失，税务机关也不应该认为该资产的出售不在发起人的正常经营范围以内，因而所产生的损失不能扣税。因此，从税收中性化的原则出发，证券化所带来的任何收益或损失都应当作为计税依据。
资产转让的营业税、印花税问题
如果资产证券化融资不被认定为真实销售，这样一种运作就无须缴纳营业税。如果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资产的转让被认定为真实销售，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需要缴纳营业税。这样资产证券化融资的成本必然会大大地高于其它融资方式的成本，使得资产证券化在实质上难于推行。
根据税法，买卖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均需缴纳印花税。由于资产证券化交易涉及金额通常都十分巨大，即使以交易额的很小的比例来征收印花税，也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从而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
为了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我国的开展，在其初始阶段，国家可以考虑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印花税，以降低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
参考资料：
1.余坚，资产证券化带来的会计确认问题探讨，会计研究，1998年第9期
资产证券化标准篇10
关键词：风险隔离；银行监管；资产证券化；真实销售
1风险隔离目标的实现遭遇挑战
1.1“真实销售”的真实性遭遇挑战
“真实销售”模式下的资产证券化，“真实销售”不仅是实现目标资产转移的操作手段，也是资产证券化中风险隔离的第一道防线，故“真实销售”能否切实实现关系到发起银行的风险转移的有效性。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资产转移隐含者以下矛盾：一方面，证券投资者期望对发起人保留一定的追索权，若当资产不能实现时，可以实现对投资的担保，发起人为了获取更高的资产转移收入，也同意该条款；另一方面，发起银行为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必须遵守法律中的“真实销售”规则。[1]银行在此问题的抉择上，倾向于挑战法律规范，以取得较高的短期收益，之所以是短期的，理由在于风险的暴露需要时间，以及宏观经济现有状况的非持久性。由发起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对“真实销售”的挑战引起原有期望的风险隔离机制遭遇失败，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风险骤增。
1.2SpV独立性的风险暴露
在真实销售模式下，SpV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规避发起银行的破产风险，因此在构建过程中应当严格操作，尤其是在银行资产证券化下，要保证无论发起人发生什么问题，都不会殃及SpV，即实现远离破产的SpV。然而即使存在完善组建形式（主要为公司治理制度）、采取分科或双层结构、自身的业务范围的限制等防范措施，仍无法避免因发起人的原因导致的SpV的不安全。
2风险隔离机制失败的原因分析
2.1资产证券化中银行监管力度的缺位
现实中，各国金融体制在组织结构上差异较大，形成不同的金融体系模式。理论上存在两大类型：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型的体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型的体制。[2]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R.mertonandZ.Bodie提出一套比较系统地金融体制分析框架——功能主义金融观点（Functionalperspective），创立了从金融机构的功能的角度分析不同金融体系下银行的风险与监管这一全新方法。在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银行作为重要参与者，必然伴随着风险分散及监管问题，且不同金融体制在处理程序上差异化。[3]学者allenandGale认为：金融体系风险分散的功能可以划分为横向风险分担和跨期风险分担。依据此分析框架，证券市场相对发达的美国在资产证券化实施中，在横向风险分担上占有优势；而银行为主导的德国在纵向风险分担上的选择性相对强。正是基于根深蒂固的金融体制的区别，导致美德两国在相向风险监管上出现疲软倾向，同时市场本身不够完全以及银行固有的局限性，由前述的疲软状态引发的潜在风险不可避免。
2.2银行风险监管的国际化合作层次不高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机制作为提高证券信用评级和转移风险的手段，实践中无论是发起人还是投资者都倾向于过于膨胀该机制的效果，易忽视新型金融活动所产生的新型金融风险，事实上风险并非可以依靠复杂的风险转移机制来换取迟软的金融监管，再说风险转移而并非是消除风险。随着银行表外证券化业务的增加，造成未被包含在资本比率中的风险累积化。[4]金融创新活动下，银行监管主体的松弛易引发银行为规避资本监管标准实行套利行为，在资产证券化中，银行的此种倾向不仅降低了银行资产质量，还扩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监管资本套利鼓励银行将其高质量资产证券化，保留了受到监管资本要求的高风险资产。证券化趋于降低银行资产负债表保留的未证券化的资产的平均信用质量，从而监管资本比率不变，但是却造成总体风险增强，此外银行的财务报告监管资本比率根本不能表明银行的真实财务状况，势必存在导致整体性安全危机的隐患。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趋势，加剧全球银行体系（已不仅仅限于活跃的大银行）逐步一体化，任何一子系统的危机会迅速扩散到其他主体。在此背景下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呼声再次响起。监管协作并不绝对排斥监管竞争，关键问题在于，监管者及银行机构形成对因监管竞争带来的自由化的本质及自由化环境中固有的高风险的认识，以此不断完善银行也的监管机制。在此基础上的监管协作相比较单纯的金融竞争所带来的效益更高。[5]因此银行业在国际上的监管协调所产生的规避风险的效果是监管竞争与自由化所无法达到的。
3风险隔离机制的法律完善
3.1证券化立法应当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原则
在金融资产证券化中，证券投资者、原始债务人等群体处于弱势地位，法律应当给予偏重型保障。资产的真实销售实质为债权让与行为，体现民商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在债权让与过程中，应倾向保护投资者、原始债务人的权益，而非资产资产所有者即发起银行。
投资者的弱势地位主要源于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正是在信息获取上处在劣势，使得弱势者在交易中不得不面临强势主体的“败德行为”，承担过多的风险。[6]为促使证券化的正常运转和迅速发展，被投资者报以期望的风险隔离机制予以出现。然而银行对风险的保留份又再次挑战投资者的利益。在处理前述及的问题上，必须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为指导原则，不可因惧怕发起银行的不利选择而放弃有利于弱势群体保护的解决方案，这本身与监管的原则和价值相背离。美国事实上一直在寻求银行资产证券化中破产风险暴露的监管方案，起初通过采取双层SpV证券化结构，然而势必增加证券化的成本，发起银行为获取更高的利润空间，必然增加其道德风险的暴露。实务人士和相关学者力图推出进一步的机制，从而促使美国107届国会拟通过破产法修正草案。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对破产法典第541条关于破产财团的规定进行了有利于资产证券化的修正。具体规则是将证券化的基础资产隔离于发起人的破产财产之外，保障投资人的预期偿付。[7]
3.2风险隔离机制的法律救济
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隔离机制主要目的在于隔离发起银行的破产影响到投资者的预期利益，而非对SpV的破产隔离，虽然SpV作为证券发行人自身的破产可能影响到证券的偿付。若发起银行与SpV之间的资产转移为真实让与，即使SpV提出破产，其人格独立决定其依靠自由的破产财产承担投资人的偿付，发起银行并不涉及其中，此种情形的证券化流程属于理想型的资产证券化运作。然而实践并非理想，前以提到资产产权转移的认定的不确定、发起银行的破产等证券化风险暴露。学界称上述的风险暴露为资产证券化最大的法律障碍。转贴于
问题解决的关键则是进行相关法律规则的修正。前已提到，美国曾提出破产法改革草案，然而因为“安然”事件而归于匿迹。事实上，风险隔离目标的实现最终表现为破产隔离的实现即特定目的机构不受发起人破产的影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和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施。资产证券化中实现破产隔离是资产转移的首要价值目标，真实销售一直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只有满足了真实销售的法律标准，当发起人面临破产时，已证券化的资产才不会归入发起人的破产财团，故有关真实销售的概念和判定标准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焦点。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构成机制，资产转移其是否实现真实销售这一问题虽然一直未予彻底解决，但在危机背景下发起人破产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形下，其法律标准的讨论势必继续升温。在诸多破产案中，冠以“不死”传奇之称、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的破产案格外引人注意，一时之间称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热点。雷曼兄弟公司自申请破产后，其申请出售旗下的有关业务，其中包括固定收益、股票、现金交易、经济业务、债券交易和咨询以及某些机构实体（例如：资产证券化中的特定目的机构），破产法庭针对此行为于当年9月19日举行了由数百名律师和专家参与的听证会对此申请予以审议，最终法庭准予出售，并发出“销售法令”。[8]雷曼的资产出售行为之所以引起资产证券化界的关注，关键点在于拟出售资产的范围，即破产财团的构成内容。雷曼兄弟公司是最早涉入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司之一，其破产财团确定问题上，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相关资产的性质及是否纳入破产财团，无疑是对资产证券化基本原理运行效果的检验，更为确切地说是关于已证券化的资产是否实现法律上的独立；是否实现真实销售；是否实现与发起人的破产隔离的问题。破产法庭在处理上述问题时，迫切需要一个可以作为裁判真实销售性质的法律依据，虽然这一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但不能据此而松懈研究和探索，固然问题不会因某些论者的个别努力而立即解决，但不可因此拒绝和否认任何一份在此方面的努力和付出。
开展真实销售法律标准的探索，首先，有助于人士当前此方面所面临的实践挑战。尽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均已认识到真实销售对于整个资产证券化交易的重要性，但有关真实销售的判定标准目前尚无定论，这种不确定性要求各国在进行相关立法和司法工作时应当审慎对待。其次，有助于提高资产证券化活动的安全性。证券化中各参与主体之所以特别关注真实销售的判定标准，追其溯源，目标实为实现与发起人的破产隔离，避免因引发对证券化的资产转移的性质的重新认定风险，最终影响到投资人的预期收益，削弱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再者，有助于鼓励当代中国资产证券化中破产隔离机制的构建和真实销售法律标准方面的法制工作取得进展，以致改变现有的空白状况。
参考文献：
[1]彭冰.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2]F.allenandD.Gale：awelfarecomparisonofintermediariesandfinancialmarketsinGermanyandtheUS，europeaneconomicReview，39，pp.179-209，1995.
[3]吴晓求主笔.中国金融大趋势:银证合作[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4]SusanBurhouse，JohnFeid，GeorgeFrenchandKeithLigon，FDiC：BaselandtheevolutionofCapitalRegualtion；movingForward，LookingBack，2003.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m].罗平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5]GiovanniDell’ariccia，Robertmarquez：CompetitionamongRegulators，imFthesiswp/01/73，2001.3，刘仁伍，吴竞泽翻译.国际金融监管前沿问题[m].中国金融出版社.
[6]吴晓求主编.现代金融——理论探索与中国实践——第七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