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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3:33:38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1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最新经济特征;对策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必须科学准确把握、灵活审慎应对。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扩散蔓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依存度较低,因此危机的影响来得较慢。但从新疆伊犁州(直属八县两市简称伊犁州)和吉林省白城市两地情况分析可看出,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不够牢固,经济抗风险能力还很脆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一)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扩张阶段,但增长的强劲势头开始放缓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经济实现了连续快速增长。如,新疆伊犁州2005年生产总值增长13.3%,2006年生产总值增长13.8%。但从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年初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伊犁州经济产生了一定冲击,2009年1月,州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58亿元,同比下降19.7%,地方财政收入24553万元,同比增长12.1%,增幅比去年同期减少48.3个百分点,比2008年末减少26.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1.64亿元,同比增长0.6%。工业、建筑业贷款分别下降42%和12.9%,三大经济指标的回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伊犁州经济的影响。(数据来源:2009年伊犁州统计信息)白城市2005—2008年GDp年均增幅2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40%以上,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20%以上。这种情况表明,白城经济已进入加速扩张时期。但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逐步显现甚至加深。

(二)工业化进入中期初始阶段,但企业运行出现困难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如,伊犁州目前工业化水平开始进入中级阶段,且工业化进程呈明显加快特征。2008年伊犁州人均生产总值达11469元,比2007年增长11.9%,经济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07年放缓,由2007年增长26.8%,逐步放缓到25.2%。而2009年1月重点工业生产情况也自2005年高速增长后首次出现了下降。(数据来源:伊犁州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年以来,吉林省白城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4%,2007年高达41.4%。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市工业经济增长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前5个月发展速度呈逐月上升态势,从6月份开始出现下滑,到2008年底,完成工业增加值37亿元,同比增长20%,比2007年增速下降6.2个百分点。影响最重的是汽车配件产业,到2008年10月末,全市汽车配套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仅增长7.7%,低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27.1个百分点。(数据来源:白城市2005—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此外,冶金、造纸、纺织、服装等生产企业也出现停产半停产问题。

(三)对外开放水平进入全面提升阶段,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难度加大

伊犁州2008年落实招商引资项目312个。一批大企业、大集团落户伊犁,入驻的重要企业达147家,是项目开工最多、力度最大、投资最多的一年。(数据来源:伊犁州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年末以来,伊犁州招商引资工作的难度逐步加大。吉林省白城市近年来由于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2008年,全市引进域外资金200亿元,开工建设千万元以上重点项目206个,总投资1248亿元,完成投资206亿元。已有3个世界500强、12个国内500强企业到白城投资。(数据来源:白城市2005~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年末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在建项目后续资金投入不足。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投资方的融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直接影响在建项目建设进度,有的甚至会暂时搁浅。二是外来企业进入工业园区势头减弱。

(四)特色资源进入加速开发利用转化阶段,但产业升级困难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利用转化进入鼎盛时期,但由于产业升级困难,很难实现优势资源的转换。近年来,伊犁州紧紧依托资源,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农林牧渔业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工业开始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化。2005年以来,伊犁州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整合步伐,优化资源配置,传统产业快速发展。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特色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产业升级更加困难。吉林省白城市主要开发项目有农副产品深加工、煤炭资源开发、风能开发、土地资源开发整理、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到去年上半年,资源开发利用转化形势较好,累计总投资达241.4亿元。但这些项目大多处在建设过程之中,还没有实现投产达产。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这一背景下,白城市能源、农产品加工这两大新兴支柱产业刚刚起步就遇到困难,特别是刚刚启动生产的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还没有开始实施,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五)劳务经济进入稳定成熟阶段,但农民工返乡问题比较突出

2008年伊犁州农民外出务工人数43.79万人次,比2007年同期增加10.16万人次,增长30.2%,劳务创收13.7亿元。(伊犁州2008年农业统计年报)国际金融危机也给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末因合同到期不再续签而返回的劳动力比2007年明显增加。吉林省白城市自2008年10月份后,外出的农民工出现了返乡潮。这次返乡农民工呈现出三多的特点,即省外返乡的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多、年龄偏大缺乏技能的多。目前,全市返乡的农民工有7630人,占省外返乡总人数的22.2%。

(六)外贸进出口进入迅猛增长阶段,但质量和水平亟待提高

进入2003年后,伊犁州进出口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国际金融危机对该州商品出口造成一定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出口企业经营成本增大,出口利润不断受到挤压,出口动力明显下降。二是出口加工企业生产量减少,面临有价无市的困境,制约工业经济增长。三是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下降。近年来,吉林省白城市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外贸进出口呈现迅猛增长势头。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白城市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全市去年第四季度工业制成品扣除美元贬值及国内通胀因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于零。

二、欠发达地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

面对来势凶猛的全球金融风暴,如何正确认识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是欠发达地区亟待破解的难题。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着力推进产业升级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要立足资源优势,加快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把优化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成长性好、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转型升级潜力的优势产业和有发展后劲的重点项目上,放在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引进先进设备、扩大内销、节能减排上。今后应重点抓好能源、绿色农产品加工这两大新兴支柱产业,依托资源重点发展传统优势产业,重点抓好工业园区新建企业。通过扶优扶强、扶大扶新,通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推进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产业升级。

(二)着力推进招商引资

要围绕本地资源优势,从市场需求、融资渠道、经济效益等方面,精心论证、包装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项目,真正把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继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集中时间外出招商,以招商洽谈会的形式广泛宣传、广泛推介、广泛联系,充分发挥企业在招商引资上的主体作用。当前,要紧紧抓住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调整结构的历史机遇,精心筛选,主动出击,积极争取国家项目支持。项目争取的核心就是“选得准、会争取、能干好”。“选得准”就是要学会找项目,学会从政策文件中、从横向比较中、从上级对口业务部门和经济需求程度中找个性化的项目。“会争取”就是要有挤、钻、恒、抢的精神,与有关部门联手,安排专人紧盯有望项目,并且善于应变。“能干好”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用精品工程为今后争取项目奠定基础。

(三)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首先,加强硬环境建设。要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机遇,提升欠发达地区“硬件”建设的档次和水平。目前要重点抓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机场建设项目、铁路建设项目、引水工程建设项目等,以此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其次,加强“软环境”建设。要从党风、政风、民风和人文风气人手,从建设服务型机关、服务型社会人手,多管齐下,综合整治,全方位营造一个创业的良好社会风貌。要把领导干部抓优化环境作为政绩来考核,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的问责力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精简审批事项,提高审批时效。要大胆宽容创业的失误者,倡导一种在干事中积累经验、在干事中完善政策的风气,不断解放思想,树立“干大事、创大业、争一流、永不满足、跨越发展”的思想,形成“人人都是发展主体,人人都是发展环境”的良好氛围。认真落实招商代办制、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制度,以长效机制保障环境优化。最后,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境内容。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经济。要抓好林业生态产业工程、引水工程、湿地保护工程,再造欠发达地区水肥草美、物茂林丰的秀美景象。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2

[关键词]欧债危机;金融交易税;两难选择;治理机制。

金融交易税(Financialtransactiontax,简称Ftt)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在1972年首次提出的,是指一国政府为了特殊目的以特定类型金融资产的交易行为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税,其计征基础是特定金融资产的交易金额,目的是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性。金融交易税可以增加一国的财政收入,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政府开征金融交易税的目的是通过税收增加金融交易的成本,以遏制市场投机,减少市场波动,从而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一、金融交易税的由来及最新进展。

早在1694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份交易就被征收印花税。这是金融交易税较早的记录。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也曾提出,通过实施金融交易税以增加股票的投机成本,抑制过度的投机行为。1972年,詹姆斯·托宾提出以著名的“托宾税”抑制频繁的投机性外汇交易,减轻投机交易对汇率的影响。托宾认为,“商品和劳务对于国际价格信号的反应速度远远慢于流动资金对于国际价格的反应速度,由此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变动速度要远远慢于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速度(包括汇率),因此放慢金融市场的反应速度对于稳定现实的经济是绝对必要的,以较小比例的征税可以使金融市场的反应速度放慢。”〔1〕由于受到技术手段的限制,以及20世纪70年代各国政府出现了减少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倾向,托宾税的征收范围非常有限。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托宾税理论。1995年,斯潘构造出一个低税率和高税率相结合的双层税率结构,也就是在正常外汇交易中实行低税率,在投机外汇交易中则加上一个汇率附加费,实行高税率。在正常交易中,这种高税率处于休眠状态,如果出现投机时,高税率才被激活。〔2〕正常交易和投机交易在理论上容易说明,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性难题。Bi-anconi通过分析外汇市场信息充分程度与托宾税对市场影响之间的关系,部分解决了这一难题。〔3〕此外,有的学者讨论了托宾税效应和市场规模的关系,认为征收托宾税在小规模市场中较为有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先后爆发了经济金融危机,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各异,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各国共同认为频繁的投机性交易是一个主要诱因。基于此,政界和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金融交易税的特殊意义,对金融交易税的研究逐步系统化,并从实证角度加以考察分析。Habermeier等发现,交易税虽然具有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过度投机的作用,但同时也降低了市场效率,并产生了一定的风险。〔4〕westerhoff等的研究认为,在一个市场征收金融交易税会降低该市场价格波动,但同时又会增加其它市场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如果对两个市场都征收统一交易税,则两个市场都会趋于稳定。〔5〕Honohan等通过对衍生工具的分析发现,由于金融部门膨胀过度,大规模的、高弹性的衍生产品难以有效抑制,由此引起金融危机。〔6〕Hem-melgarn等借助金融市场的分析认为,金融交易税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只有保持税收中性,完善征税系统,降低投资者的杠杆比率,限制投机资本的大规模流动,才能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7〕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如Lanne等认为,交易税有可能放大市场的波动,尤其是在对市场参与者的惩罚上,有信息的市场参与者比无信息的市场参与者接受更多的惩罚,这反而加大了市场的波动。〔8〕次贷危机之后,金融交易税的理论拓展在美国找到了很好的用武之地。2009年,美国俄勒冈州议员彼得·德法兹奥出于增加就业、减少赤字的目的,提出对股票及其衍生品交易征收0.02%-0.25%的税收。本文拟以欧债危机为背景,分析金融交易税在欧盟发展的主要历程及其实施的两难选择,讨论欧债危机的现实困境下金融交易税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地探讨欧债危机在全球治理机制方向的可能出路。

二、欧债危机背景下金融交易税的实践。

发端于2009年末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由单一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演变为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进而发展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一场“债务风暴”。一般认为,欧债危机是由于欧元区分散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的二元矛盾,欧元区不同主权国家形成了货币同盟,但没有形成财政同盟,各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财政入不敷出而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因此,增加金融交易成本、遏制投机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稳定,便进入了施政者的视野。基于此,主导欧元区政策走向的法德两国积极推动实施金融交易税便是应有之义。

1.法国率先实施金融交易税的实践。法国和德国是欧盟最大的两个成员国。尽管两国计划的金融交易税所得用途有所不同,但两国都积极号召在“二十国集团(G20)”征收金融交易税,预防金融风险,避免市场波动,共同推动欧盟成为征收金融交易税的先行者。2011年,法国出任“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2012年,法国成为欧盟第一个引入金融交易税的国家。2012年1月29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措施,其中便包括对所有涉及法国最大公司的股票交易征收0.1%的交易税。2012年7月19日,法国最终通过2012年《财政法案修正案》,包括对股票等交易开征0.01%-0.2%的金融交易税。

表1各方对征收金融交易税的观点

2.各国对实施金融交易税的分歧。各国政府在征收金融交易税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议。“二十国集团”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金融交易税进行可行性研究,但欧盟内部的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化,“二十国集团”成员对统一征收金融交易税分歧较大。英国和瑞典等非欧元区国家一直反对征收金融交易税。即使是在欧元区17国中,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荷兰表现尤其明显。德国和法国的建议并未获得有效支持。

2012年10月2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宣布,批准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10个欧元区国家提出的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提议。征收金融交易税不仅为身陷债务泥潭中的成员国筹集了部分资金,有效增加了欧盟的财政收入,而且,由金融行业来分担债务也是极其公平的。

依据欧盟规定,只要有欧盟27国的1/3,也就是得到9个以上欧盟国家的支持,即可启动“强化合作”程序,在得到其他欧盟国家和欧洲议会批准的前提下,可以让这一部分国家先行实施,由这些国家组建“联盟”,在“联盟”内部统一开征金融交易税。

三、金融交易税对金融市场的两难选择。

2012年,尽管欧盟未就征收金融交易税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法国开始征收金融交易税,使得学术界重新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征收金融交易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可能对金融市场的交易产生一定的影响。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普罗特认为,金融交易税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征收才有意义,仅法国一国实施,将导致资本外流,使法国金融业竞争力下降。〔9〕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安·诺耶则认为,欧元区是世界上金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元区是真正的单一金融市场,更是真正的单一金融体系。融合的金融市场给欧洲带来了重大利益。资本流向边缘国家,推动当地投资和经济增长,金融一体化为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交流提供支持并奠定基础。〔11〕。

毫无疑问,征收金融交易税对提高市场效率、防范市场剧烈波动具有积极意义。(1)金融交易税能有效抑制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投机行为。这是法国等支持该税种的国家最重要的目的。一般来说,短期交易虽然可以增加市场的活跃程度,但是在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并不需要通过短期交易来改善流动性问题,而且,短期交易的投机性令市场波动更频繁,风险更大。由于短期交易,特别是高频交易,对交易成本非常敏感,如果征收金融交易税,有利于抑制短期交易,降低市场的波动性。(2)金融交易税是政府实现资本管制的政策性手段。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后的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国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大量的投资资本以各种形式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经济体,资本频繁、大规模的流动,使得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的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的风险。(3)金融交易税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潜在来源。金融交易税具有低税率、宽税基、课税对象广的特点,并且交易频繁,规模巨大,带来的税收可以有效增加财政收入,推动欧元区走出债务泥潭,实现经济增长。法国政府预估,征收金融交易税后,每年在财政上将会增加16亿欧元左右。〔11〕。

欧盟虽然力推金融交易税,但我们仍要看到金融交易税的负面作用。首先,在目前该税种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统一课征的情况下,金融交易税是否能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财政收入有所贡献,还要取决于税率和征收的范围。更可能的情况是,征收金融交易税可能使投资者转向其他未征收金融交易税的市场以降低交易成本,结果反而可能减少了征收金融交易税国家或地区的税收收入。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析指出,欧盟若开征金融交易税,可能会导致1160亿欧元的财政损失。〔12〕其次,由于征收金融交易税导致企业金融交易的成本高企,金融交易税的征收会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和出口,产生严重的影响。考虑到金融交易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后,该税开征后,在整体税收的净值方面则会减少。此外,金融交易税在短期内也存在导致分化欧元区金融市场的风险。在一部分欧盟国家开征金融交易税,无疑会加重这一分化格局,导致欧盟内部资本流动出现异常,导致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没有征税的国家和地区,从而破坏欧盟单一市场,恶化欧元区近期出现的金融分化现象,甚至会强化“双速欧洲”和“核心国家”的模式,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欧债危机的现实困境及治理机制。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等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欧债危机出现的可能性。蒙代尔在经济层面提出“最优货币区”的理念之后,随即又在政治层面提出“欧罗巴合众国”(UnitedStatesofeurope)的进化之路,也就是说,要在欧洲诸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主权国家,这是基于美元和美国的启示。蒙代尔认为,“美国实际上就是各国欧洲人共同聚居的一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是欧罗巴合众国的原型。”〔13〕欧债危机的爆发说明了欧盟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欧盟是一个“半主权国家”,统一了货币,但没有统一财政。如果财政统一了,那么,各国的主权债务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地方债,中央政府具有相应的救助机制和救助能力,欧债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突出。另一方面,欧元区的每个国家由于把货币政策让渡出去了,现在也是一个“半主权体制”。如果它们是完整的主权国家,遇到经济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进行应对,例如下调汇率和实施通胀等。但它们丧失了货币主权,所以只能通过财政紧缩来应对危机。〔14〕索罗斯曾言道,欧债危机之所以具有高传染性,源于欧元区在设计之初的不完善等制度性问题,比如欧元区没有退出机制,以及只有货币联盟,没有财政联盟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施金融交易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暂时性的财政压力,但对解决欧债危机仍只发挥“治标不治本”的作用。

蒙代尔关于“欧罗巴合众国”的进化之路的思想在耶鲁大学教授布鲁斯·艾柯满(Bruceackerman)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艾柯满详细比较了当前欧洲成立的欧元区与美国立国之初成立联盟的情况,他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处理当前的欧债危机,即通过大多数同意原则从长远解决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15〕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在全球范围内放任自流或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①,而通过加强治理机制的建设是化解欧债危机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在全球化配置,更应充分强调全球化的协调与治理。

全球治理虽然对解决欧债危机等全球问题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仍以下列条件为前提。主要包括:(1)欧盟自身的权威。就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其遵守国际组织制定的规则或其他国际制度,根本的原因是本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以满足其需要,并能够从中获得收益。但是,当这些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与其意愿或利益违背时,它们就可能不遵守相关的国际协议或相关的国际制度。imF和欧盟等针对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大多胎死腹中就多因于此。(2)选择性激励。由于受到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经费等的限制,每个国家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参与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的效果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每个国家都试图搭别国的“便车”,而不希望其它国家搭自己的“便车”,这便构成全球治理中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从而导致治理机制的停滞或流产。因此,可以实施能有效地代表大量组织的“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来抑制搭便车行为。〔16〕(3)的协商。当前,由于各国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不等,全球治理仍然受到某些大国的操纵。从政府间组织看,其经费主要来自大国,大国提供主要的财政支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国际组织对大国的奴性成为其一大弱点。〔17〕从长期来看,有效的治理机制,充分的协商,解决内部的结构性失衡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可能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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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元,谢平,钱颖一。美债与欧债———拖累全球经济的孪生兄弟〔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92.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3

   【论文摘要】文章结合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从税负过重方面具体分析了当前制约金融业发展的税收制度存在问题,并结合近期公布的税改方案分析其为我国金融机构发展带来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的杠杆,正在迈向生机勃勃的春天。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金融业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特别是金融业的税收制度,其长期存在的问题将制约我国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近期出台的税改方案会为金融机构带来哪些利好消息呢?金融业税收制度会因此完善而向前推进吗?首先要明晰我国金融机构税收制度的症结。

   1 金融机构税收制度现状以及主要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金融企业的纳税比重占总体税负的65%—75%,由此可见金融业为国家税收的巨大贡献建立在金融机构沉重税负的基础之上。[1]

   其中,在对金融机构征收的所有税费中,尤以流转税税负较为突出。目前,在现行税制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征收的流转税主要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具有税收性质的教育费附加等。本文主要分析的税种存在问题有以下几类:

   1.1营业税

   首先,营业税是对金融机构征收的主要税种之一。中国银行业营业税税率在1994年被定为5%,1997年提高为8%,自2001年起每年递减一个百分点,到2003年降回至5%。虽然如此,金融业的营业税仍然高于其他行业,也大大超出4%的营业税平均水平。[2]同时,同营业税紧密相关的还有按照营业税税额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1.2印花税

   对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还要缴纳印花税。印花税按照涉及的交易额(如贷款合同金额)全额向交易双方征收的税种,尽管其税率较低,但从贷方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借方的贷款成本的角度来看,印花税也构成一定的税收负担。[3]

   而在国外,为减少税收对金融业的负面影响,一般是少征营业税或者征收登记税、印花税等其他税种,税率很低。如韩国实行金融业0.5%的营业税率;欧洲国家一般不征收流转税,而征收税率较低的印花税或登记税;意大利、德国选择部分业务征收营业税。[4]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国外对金融业的征税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2 税制改革趋势及其影响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直至2008年8月份金融危机产生,为了有效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预防大规模经济危机席卷全国,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方案,这对在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金融机构可以说是一剂良药,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2.1印花税调整拉开救市序幕

   2008年8月,以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被收购、aiG集团被美国政府接管为标志的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升级,次贷危机正式进入第二阶段。而此时,中国金融业拉开了应对次贷危机的自救行动序幕。9月16号,证券交易印花税由原来的双边征税改为单边征税,这是自1991年以来对印花税的首次调整,而证券交易成本也因此次印花税的下调降低了40%,这对于身处金融危机的金融市场无疑使一次重振信心和稳定资本市场的大好机会。尽管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但是税率的大幅下调比率使得银行业的课税负担减轻,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金融机构业绩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

   2.2增值税改革为金融业带来利好

   此外,正值全球经济衰退阴霾扩散之际,我国也欲通过对营业税税种的改革,为金融业注入新活力。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于12月9日表示,增值税转型改革完成后,该税种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重复征税。尽管财政部的规划蓝图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但是国家对于营业税的调整趋向已经在近期金融股飙升的事实上体现出来。据报道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下调商业银行营业税税率,在目前5%的基础上降低2个百分点。如果此消息属实,那么金融业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具体原因归纳为两个:

   (1)由于营业税是对我国金融业影响较大,是我国金融业税收负担的主要来源,所以金融营业税政策调整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将会大大降低,这利于盈利的增加。而且也使金融企业降低贷款利率成为可能,从而刺激生产性信贷和消费性信贷。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许多行业,以房地产业为代表面临着较高的破产倒闭的风险,而营业税的下调还可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有利于逐步克服较高的坏帐比例。而营业税的下调部分可用于补充资本金,加强盈利能力。

   (2)2009年1月1号将成为增值税改革的起始点,以东北地区为试点,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掀起一番改革浪潮。从这次改革内容来看,增值税制不仅要走“转型”之路,更要实施“扩容”之举,即目前没有执行增值税政策的金融等行业,在未来将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畴。增值税“扩容”将对金融行业产生一定影响,提升其利润空间。同时,这也有助于金融机构避免重复征税,卸载长期以来金融机构所背负的营业税、增值税双重负担。如果在长期内逐步取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大大降低其营业成本,有利于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并加速与国际金融业接轨的进程。

   如今的税制改革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刚刚拉开帷幕,中国金融业的税制改革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金融改革之路在三十年风雨兼程之后,再次成为热点议题。金融税制改革是金融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金融业税负减负成为金融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2009年施行的税改新政将在国家的稳步推进中逐渐发挥其效,让金融业在税改中成为受益人,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孙金刚.中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

   [2]李扬.中国金融发展报告no.1(200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4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审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83-02

1、引 言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衍生工具招致颇多争议。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滥,但根源并不是金融衍生工具本身。金融衍生工具只是一种中性的规避风险、套期保值的金融产品,是金融危机肇事者手中的工具。所以,其根源还是宏观经济失衡和微观经济失控的综合作用。当然,金融衍生工具的会计计量、信息披露没有真实反映财务信息以及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审计监管不到位也是关键原因。在我国金融业已经向外资全面开放之际,审计监管的完善和加强是我国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重要保障。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品市场逐步复苏,金融衍生工具中一些品种的交易量已由下降转为上升趋势。金融危机对我国以利率为主的衍生品市场的影响也逐渐消除,市场走人正常的轨道。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其会计准则不断修订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审计也迫切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才能充分发挥审计监管的作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重要事件是2011年2月15日,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和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达成了合并协议,将组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交易所,并将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格局。而我国在金融市场上也推出了一些衍生金融工具,有股票指数期货、融资融券和信贷资产转让。在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推出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审计也急需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来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2.1股指期货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股指期货终于在2010年4月16日正式挂牌上市。理性的投资者和比较成熟的市场将使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正常平稳的发展起来。并且股指期货上市以后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也都得到了专家教授的认可。

2.2融资融券

2010年3月30日深沪交易所通知,融资融券交易试点3月31日正式启动。融资融券交易的引入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投资渠道,给证券市场带来了新的资金增量,但也加大了市场波动,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带来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审计风险。

2.3信贷资产转让

2010年9月,我国首批信贷资产转让交易在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成功实现。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式拥有公开交易平台,我国金融创新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在交易过程中,缺乏公信力和市场环境,因此又产生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3、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会计准则方面的调整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下简称iaSB)为了响应G20领导人会议的要求,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快改进金融工具准则的步伐,iaSB针对金融工具之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征求意见稿。虽然没有修订成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下简称iFRS)的形式,但iaSB强调这些建议在征求意见后将写入iFRS。金融衍生工具是金融工具的一部分,所以,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的征求意见稿同样会对金融衍生工具会计产生影响。

3.1金融工具终止确认

2009年3月,iaSB了《终止确认(征求意见稿)》。原来金融工具终止确认采用的是混合模型,包括风险和报酬模型、控制模型和继续涉入模型,而征求意见稿中建议的是使用单一的控制模型来判断终止确认,这样更加符合了国际准则中负债的定义。

3.2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指南在多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体现,并且存在相互不一致的现象。此外,现在的准则也并不完整,而且没有提供清晰的计量目标和框架。2009年5月28日,iaSB了征求意见稿《公允价值计量》,该征求意见稿涉及公允价值多个方面的内容,例如公允价值的定义、范围、计量方法和披露等,并且为不活跃市场下公允价值的计量提供了依据。

3.3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

2009年7月,iaSB了《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征求意见稿)》,将所有金融工具根据计量模式的不同分为两类:以摊余成本计量和以公允价值计量,并且不允许重分类。这样不仅降级了现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复杂性,而且也避免了会计准则内部的不一致性。

3.4摊余成本和减值

2009年11月,iaSB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针对iaS39做出了重大修改,明确提出了建立摊余成本计量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原则,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帮助他们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未来现金流的金额、期限和不确定性做出更合理的评估。在此基础上,会计主体要在金融资产初始取得时就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确定,并包含在实际利率中,在各期确认的利息收入中扣除。

该征求意见稿对我国各类企业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和系统改造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3.5金融负债计量中的信用风险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10年5月11日了征求意见稿《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金融负债》,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该征求意见稿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改变了过去企业由于经营状况恶化而被调低信用评级反而确认一项账面收益的不符合逻辑的现象。同时,它也消除了由于与该指定金融负债一起管理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全额计入损益而可能形成的“错配”。

由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金融资产做出了新的规定,我国财政部在2010年也启动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修订工作。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金融衍生工具品种不丰富,但会计准则趋同的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我国也会最好充分的准备。

4、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审计方面的提示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以下简称iaaS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pCa-oB)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都对金融衍生工具审计做出了相关提示。

4.1iaaSB的提示

iaaSB在2008年10月了审计实务提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审计公允价值会计估计面临的挑战》,为注册会计师解决公允价值会计估计审计问题提供了指引,建议注册会计师应注意公允价值会计估计审计的相关信息。

iaaSB在2009年1月了新的审计实务提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对持续经营的审计考虑》,以期指引注册会计师合理评价管理层是否恰当地使用了持续经营假设。

4.2pCaoB的提示

pCaoB在2009年4月了审计实务提示《审计师对公允价值计量、披露和非暂时性减值的考虑》。旨在提醒审计师要按照相应的要求进行审计,并注意自己的需要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中期财务信息审阅、财务报表审计、披露和其他的一些考虑因素。

4.3中注协的提示

2008年底,深圳注协专业技术委员会召开了金融危机下做好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工作会议。

中注协称,为了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积极作用,要对金融危机对市场的影响进行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向行业人士t进行提示和指导,保证审计质量。

5、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审计的完善举措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监管层对金融工具的创新变得更加谨慎。但中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要求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因此,股指期货的出现、融资融券和信贷资产转让的实现更证实了中国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对金融工具准则提出了征求意见稿,根据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中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也将进行调整。此外,鉴于各审计准则委员会的一些提示。金融衍生工具审计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完善。

5.1重视公允价值计量的审计风险

公允价值计量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时使用的期权定价模型和采用市场法估值时使用的矩阵定价都会给审计人员带来一定的难度,增加审计风险。在金融衍生工具初始取得时对预期损失的确定,涉及到较多的主观判断,影响了审计估量的准确性。此外,与公允价值相关的计量方法、分类标准、确认、信息披露的要求增多,也同样提升了审计人员在衡量考核相关信息方面的审计风险。因此,审计金融衍生工具时需要更加谨慎。

5.2加强金融衍生工具环节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制度。内部控制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内部控制不健全,就会给人以可乘之机,这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应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扬长避短,建立完善的、严密的内部控制监管体系,为金融衍生工具的运行提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审计人员的审计工作降低了审计风险,可以充分发挥审计监管的作用。

5.3提升对金融衍生工具操作环节的认识

衍生活动受经济环境、行业状况等多因素的影响,本身又非常复杂,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活动也极其活跃,所以,审计人员要对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知识有深入的了解。金融衍生工具是在基础金融工具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衍生品交易,同时,它又是经济、法律、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所以,审计人员除了要了解金融知识和宏观经济理论,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内涵之外,还要着重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性质、种类和交易的每一个环节以及记录、计量、定价模型等业务知识进行深入的学习,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熟悉金融衍生工具的操作流程,明确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对金融衍生工具审计做出正确的判断,提高审计效率。

5.4积极引入专家学者等外部资源

金融衍生工具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特殊性给审计人员的合理判断带来了难度。在金融衍生工具审计环节,可以与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交流,建立金融工具审计专家资源库。一方面,可以获取最新的研究成果,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动态,对金融衍生工具操作环节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会计制度中存在的漏洞进行针对性的测试,降低审计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运用专家学者研究的最先进的审计技术,在相互借鉴综合的基础上,实现金融衍生工具审计的技术支撑,减轻审计的技术难度,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总之,中国处于金融市场的起步阶段,还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制定适合中国经济状况的金融工具准则并完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客观环境。此外,审计部门也要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现状,完善审计技术,充分发挥审计监管的积极作用,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将金融审计工作发展成为金融衍生工具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1]邓川等编著,国际审计准则――阐释与应用[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

[2]贾炜莹著,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运用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2010

[3]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孙永尧译,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49-150号,金融工具和套期保值会计修订[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5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跨境资本;管理

2008年9月以来,始自美国其影响蔓延至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构成明显影响,直至2010年初,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动荡已经逐步衰减,欧美国家广泛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和货币政策的定量宽松操作,使得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明显好转,尽管有毒资产的处理和去杠杆化过程还没有全部完成,但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基本恢复,全球资本流动已经逐步恢复(钟伟,2009)。从中国跨境资本的流动情况看,后危机时代中国跨境资本的流动呈现出与危机发生前和发生时均不相同的特征,需要对这些新特征及其影响作出分析,并找寻适当的对策。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总量及结构特征

2010年以来,中国跨境资本的流动在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与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刚刚发生时相对比,都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我国国际收支交易规模较危机爆发前相对下降。从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看,2010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1242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占同期GDp的4.9%,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2008年和2009年全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分别为9.6%和6.1%。从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与GDp之比看,2008年我国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为4.5万亿美元,与同期GDp之比为105%,较2007年下降23%。2009年我国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为4.0万亿美元,与同期GDp之比为82%,较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

2、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格局延续。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初步数据,2010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1242亿美元,同比下降7.7%;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539亿美元(含净误差与遗漏)。2009年上半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实现顺差610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项下为逆差95亿美元。从全年情况看,经常项目顺差额2008年较2007年增长14.6%,2009年同比则下降30.3%。资本项目顺差额,2008年较2007年下降74.1%,2009年同比则增长662.1%。

3、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状况有所改善。根据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2010年上半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3548.8亿美元,同比增长43.1%,其中:出口7050.9亿美元,增长35.2%;进口6497.9亿美元,增长52.7%。按照国际收支口径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则为897亿美元,同比下降8%,经常项目失衡的状况有所改善。

4、资本净流入在逐步增加。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514.3亿美元,同比增长19.6%。6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25.1亿美元,同比增长39.6%。自2009年8月起,我国吸收外资已经连续11个月保持增长,开始步入全面恢复阶段。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数据显示了同样的结果。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分析,资本净流入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直接投资顺差明显增加。2010年第一季度,直接投资顺差155亿美元,同比上升70%,其中外国在华直接投资237亿美元,我国在外直接投资为逆差82亿美元。二是商业银行境内外外汇资产摆布发生变动。2010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从境外净调回外汇153亿美元,主要用于发放国内外汇贷款,而上年同期是净调出外汇10亿美元。三是2010年第一季度登记外债净增长130多亿美元,上年同期则是净减少79亿美元。四是贸易信贷从上年同期的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另外,2010年第一季度,净误差与遗漏项占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比重低于国际通认的5%的警戒线。

从以上对于2010年上半年跨境资本流动整体特征的分析来看,同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时相比,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总规模有所下降,经常项目失衡的状况随着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有所改善,资本项下资金的净流入有持续增加,整体的“双顺差”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

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正逐渐消褪,对实体经济带来的损害还远未恢复。虽然“双顺差”格局未发生根本变化,但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全球和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变化。在后危机时代,跨境资本的净流入一方面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就业增加;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重新强化的背景下,以套利为目的的短期资本的快速流入和流出,特别是掩藏在真实交易项下的短期资本的流动,对于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具有负面影响。归纳起来,资本流动失衡的影响有以下四个方面。

1、流入资本的产业分布结构与后危机时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目标不相协调。2010年1-3月,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1亿美元,同比下降10.3%;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06亿美元,同比增长25.4%。从比重来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同期全国总量的比重由2009年的56.9%下降至47.3%,而服务业由38.7%提高至45.2%。从上述数据看,我国在后危机时代迫切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改造的制造业实际获得的外资金额比重较2009年有明显下降,而项目盈利快、资金流向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逆转的服务业投资却有明显的上升。由此,会导致中国产业升级进程遭受负面影响,长期看有可能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给经常项下外汇收支造成压力。

2、加大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通货膨胀上行的压力,削弱了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通货膨胀上行压力始终是一大困扰,在外部实体经济尚未明确复苏,在中国经济缺乏新的技术进步产业集群时,流入资本,流入的外资结汇后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基础货币,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局面。短期投机资本则往往投向非贸易部门,导致资产泡沫的扩张,体现为非贸易品价格的上升(如股票、房地产等)和外汇储备的增加,造成部分行业政府宏观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扭曲了资源配置。

3、降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在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的适度灵活性对保持经济的稳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为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央银行必须进行对冲操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受很大影响。第一,境外资本持续流入和外汇占款的增加将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第二,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将对基础货币的投放产生不利影响。短期资本结汇所需人民币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当短期资本大量结汇时,必然会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导致外汇占款增加。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使得金融调控能力减弱。第三,根据国际经济学冲销政策下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货币量变化是储备变化、央行持有国债及发行票据量变化之和。在资本持续净流入的状态下,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将使货币政策保持币值稳定的目标受到直接影响。实行对冲操作,又因央行票据发行的成本约束而难以长久。提高利率,则可能引发短期套利资本的更多流入。而外部失衡终将使内部经济均衡受到冲击,使得货币当局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增加各种政策的实施成本。

4、外部短期资本的流入将会在银行体系中累积金融风险。短期资本从具体形态来看,包括现金、活期存款、短期债务、各类证券市场工具以及衍生金融产品等。短期资本,特别是披着经常项目和长期资本“面纱”流入的短期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和退出银行体系,将使银行资金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或收缩,从而极大地影响货币供应量的稳定,破坏资金平衡,加剧中国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危害金融稳定。

总体来看,外部资本的持续流入与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短期政策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不完全一致,有可能对中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负面影响,对此必须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应对。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对策分析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结构问题,必须从内部失衡的调整入手,解决好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进而协调好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合理问题。从后金融危机时代这样一个独特的背景看,特别是从金融的角度,需要作出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短期内坚持资本流动的双向调控,防止资本流动大幅失衡

从短期看,应加强对资本流入的引导,严格核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短期外债指标,控制外资银行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债规模,尤其是控制短期借款的规模与比例十分重要。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变主体优惠为行业优惠。同时,建立畅通有序的资金流出渠道,鼓励和支持具有比较优势、有资金实力及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逐步取消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引导对外投资。当前的重点是进一步提高企业外汇收入支配自,便利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用汇。还可采取积极的利益捆绑战略,以应对突变因素而导致的国家信用风险。

2、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有效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强化,使得资本流入倾向更加明显,继而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关键不在于汇率水平的简单调整,机制的完善才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础或核心。完善汇率机制的内容应当包括完善汇率的决定基础、矫正汇率形成的机制扭曲、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及改进汇率调节机制等。完善汇率机制的实质是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因此,必须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同时应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危机管理机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3、坚持长期内有步骤、有选择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放松其兑换外汇汇出限制。继续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除对投资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特殊行业的股票及持股比例等进行必要限制外,逐步放松对投资额度、投资期限、资金汇出入、投资比例等限制。适当放宽企业和个人购汇进行外汇理财的限制,进一步规范非居民投资房地产的外汇管理等。

参考文献:

[1]钟伟.必须密切关注全球资本流动的新趋势.经济研究参考,2009(54):16-17.

[2]王元龙、张琦.试析人民币汇率改革三原则.中国外汇管理,2005(8):10-12.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6

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雷曼兄弟倒闭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各国政府对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与政策正在发生引人瞩目的变化。

资本管制的传统观点

为什么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或解除资本管制?耳熟能详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可以改善资源配置——资本缺乏的发展中国家从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获得资本,发达国家则取得较高投资回报——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其次,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宣示了相应国家执行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的决心,否则,资本将会外流,从而使失职政府受到惩罚。

再次,资本管制是无效的。国际投资者很容易规避管制。相反,资本管制成本往往很高。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将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宏观经济失衡和腐败。

最后,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国内居民分散风险。

上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企图要求所有成员国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弃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但由于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相继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企图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质疑

事实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否明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利,早有疑虑。

1978年,托宾提出对外汇交易征税(托宾税),以抑制投机资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1998年,巴格瓦蒂和库帕分别指出,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将加大市场扭曲、制造道德风险、鼓励过度投机并最终导致成本高昂的重大危机。同年,罗德里克报告说,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假设。

1999年,克鲁格曼预言,那些既不适于货币联盟又不适于浮动汇率的国家迟早会倒转时钟,恢复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同年,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此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对资本流动加以限制。

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2年-2007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大幅度增加。但是,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国际资本迅速回流美国,使发展中国家出现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2008年-2011年,由于美国的零利息率政策,国际资本又重返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急剧恶化。

2011年9月之后,欧债危机的恶化又导致国际资本迅速流出发展中国家,回流美国(避险)和欧洲(去杠杆化)。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是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这种政策通过资本的跨境流动,传递到经济周期和形势可能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防火墙,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遭到严重破坏。

而国际投资者更是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差,大肆套利;利用国家间汇率的不稳(和某些国家存在的双重汇率)大肆套汇,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福利损失。

由于国际资本流动放大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国际资本自由游走于各国资本市场之间给宏观经济调控造成的困难,不仅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也提出对跨境资本流动加以调控的主张。

后金融危机资本管制新共识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形成如下最低限度共识:

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某些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如短期债务、套利套汇交易和相关的衍生交易等,通常会导致金融和经济的不稳。甚至长期资本流动也是高度顺周期的,因而也会导致金融和经济的不稳。既然如此,限制和管理资本跨境流动的主张自然也就被相继提出。

2011年G20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税、打击“避税天堂”制定管理跨境金融的行为准则,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进行此项改革的指导方针。2012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态支持征收金融交易税。巴西、印度、韩国等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资本管制。

资本账户管制能够被发展中国家用来增强经济稳定性,正在成为一个不断强化的共识。就连过去以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为己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支持使用资本流动管制(至少在特定情形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对跨境资本进行调控的国家,是所有遭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中受影响最小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态度的转变具有重要象征意义。这个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最大推动者现在宣称: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项长期任务,并非不问时间、国别一概适用;可以对资本流入进行管理,在危机之前和危机之中对资本流出进行管理也无可厚非。

在过去反对资本管制的诸种理由中,资本管制无效论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理由。但在2010年2月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在过去15年中,资本管制对于资本流入的管理是相当有效的。

美国nBeR(国民经济研究局)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资本流入管理可增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促进资本流入的长期化和减轻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资本流出管理也同样是有效的。

当前资本管制的实践

最近几年,一些已经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包括一些oeCD国家转而着手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自不待言。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冰岛实行资本管制,制止资本外流。正如《金融时报》所说,(资本)管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2009年10月,巴西开始对外国资本对巴西的股票和债券的投资进行征税。对固定收益投资的税率由最初的2%增加到6%,对货币衍生交易的税率则为1%。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7

关键词:列宁;帝国主义;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a8;F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4―0177―07

2007年上半年爆发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当代帝国主义的新的垄断性质和裸的掠夺本质,以及与这种垄断性质相配套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欺骗性、辩护性、军事威胁性特征。金融危机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以生动的方式教育了世界和中国人民。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对于这场经济危机的认识仍然存在肤浅化、庸俗化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解剖,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从而达到既深入理解危机本质,又发展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历史性课题。

一、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与当代帝国主义

(一)美国金融资本“绑架”世界和中国经济

在金融危机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一个现象是仍然有许多国家还在争先恐后地储备美元和购买美国国债。还有一个现象是世界各国的宏观货币政策与美国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和配合。如果不这样做,任凭美国经济危机越来越恶化,最终世界经济就会像一些学者所言――“没有一个是孤岛”。对于这些现象,有学者将其描述为“携美元以令诸侯”,并称之为“美国金融资本绑架世界经济”。

除了被美国经济捆绑已久的欧洲和日本,持有美元外汇世界第一的中国尤其引人注目。《每日经济新闻》撰文表示,“中国的美元储备已经被绑架,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投资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则说得更加直接:中国现在拥有的巨额美国债券就像一颗原子弹,“如果政府把债券往市场上一抛售,美国的美元收益掉到零,什么都没有了,中国和美国都什么也没有了。”而针对这种由美国绑架世界的政治格局,西方学者弗朗科斯・豪塔特认为,“今天我们看到帝国主义两个并行的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一直是帝国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这个制度中发挥着主角的作用。”

(二)金融垄断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最大问题

美国为何能够绑架世界和中国经济,并让世界经济为其埋单呢?笔者以为,从直接层面看,这首先是由被美国垄断的国际货币制度和严重政治化的汇率制度造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以美元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运行机制并没有被放弃,但美元与黄金挂钩保值的机制被不负责任地拒绝了。美元的印刷权成为决定世界财富多寡的货币尺度,而美联储成为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如果说汇率变动能够直接引起一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变化,是显性的;那么通货膨胀就不是那么直接了,是一种隐性的剥削方式。美国完全有机会和事实上正在通过通货膨胀和调整汇率来转嫁危机和掠夺财富。美元外汇的大贬值和国际市场的通货膨胀,在此次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此次危机向世人提出的必须引起警惕的重大问题。对此,国外学者早就有所发现和警告,例如美国左翼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在《超级帝国主义》(中译本名为《金融帝国》)中提出的“货币帝国主义”理论,就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帝国主义的这个重大特征。

(三)金融垄断与当代帝国主义

美国金融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强大挟持能力,使我们深刻地体验到了世界贸易、金融制度的垄断本质,体验到了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的垄断内涵。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军事掠夺,也不是一种对外政策,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垄断阶段。在列宁之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尽管世界经济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垄断规律和垄断阶段的理论却并未过时。垄断从马克思、列宁的那个时代开始,正在更大空间范围和更大历史范围中向极端化程度发展。如果说列宁所研究的垄断主要还是经济垄断在一国国内的体现,那么今天的经济垄断则更多地体现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垄断;如果说列宁所关注的经济垄断主要还是对生产资本产权的垄断,那么今天的经济垄断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对金融资本产权的垄断;如果说列宁所注重的经济垄断还是以产权垄断为中介的财富权垄断,那么今天的财富权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摆脱资本产权这个前提,而体现为通过对世界货币发行权的垄断而直接操控财富权。

换句话说,金融垄断和金融掠夺,特别是通过世界货币体系来实现的货币垄断和货币掠夺,已经成为当代帝国主义的新内涵。这种当代帝国主义,在保持传统的以物质产权垄断为基础的掠夺方式的同时,还发展出以金融资产和世界货币垄断为基础的直接掠夺方式。当代帝国主义发展到新的实体资本垄断和新的金融资本垄断相混合,而以对金融资本和货币制度的垄断为主要的新的内容的阶段,即金融垄断帝国主义阶段。

二、从实体资产垄断到货币财富权垄断

垄断,特别是产权垄断,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但随着历史进一步向世界历史转化,资本主义的产权垄断在存在形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实现方式上也更加直接和贪婪。这主要体现为从对实体资产的垄断发展为主要对金融资产的垄断,进而发展为对财富量化和直接占有权的垄断。而对实体资产产权自身的垄断,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例如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对世界产业链地位的霸占等。

(一)从实体资产垄断到金融资产垄断

对实体资产的垄断是马克思、列宁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个特征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中依然存在,它主要体现为以国家外交为后盾、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控制产业链中的经济地位和战略资源为对象的垄断方式。从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分布来看,根据美国学者佩特拉斯的分析,世界上10家主要的制药公司或生物技术公司中6家是美国的,10个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中美国占4个,10家主要的软件公司美国占9家,10家大的零售商业公司美国占9家。世界上48%的大公司和银行属于美国,30%属于欧盟,10%属于日本。也就是说,统治着工业、银行和贸易的大公司中,90%是美国的、欧洲的或_日本的大公司。世界的经济权力集中在这三个地域。

从跨国公司占据的产业链地位来看,它主要垄断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高端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以及低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部分。对此,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指出,处于制造业地位的中国企业之所以只能拿到“一美元”,而跨国公司却可以赚到“九美元”,这是因为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六大环节。正是这六大环节创造出了九美金的价值,而这六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一环。不过在现在的全球竞争格局下,这些环节中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而是为国际跨国公司所垄断。

从上述对实体资产的垄断程度和垄断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天的实体资本垄断出现了一些与列宁时代不同的特征:一个是垄断范围由以国内垄断为主发展为以国际垄断为主,一个是垄断主体由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向世界三大经济体集中,一个是垄断方式上的相对后撤和对关键产业垄断的集中强化。但除了这些特征外,还有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差别,那就是在继续对实体资产进行垄断的同时,国际跨国公司更加加强了对金融资产的垄断。这个特征的突出,甚至让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正由“管理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化。例如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在《管理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一文中指出,“如今我们看见全球化击败了地方主义,投机商战胜了企业管理者,金融家征服了生产者。我们正目睹20世纪中期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转变。”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统计,全球金融资产与全球年产出的比率由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5年的316%。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的国际金融资产和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0年的50%升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2004年又升至330%。与此同时,银行的性质则由商业银行转变为投资银行。1980年,银行存款尚占各类金融资产的42%,截至2005年,这个比例已降至27%。而在这次金融危机前后,越来越膨胀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则竟然窜至680万亿美元,是世界GDp的10倍以上,以至于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全球经济已经进入“投机新经济时代”。

通过实体资产对世界人民进行剥削的成本显然是高昂的,于是更多的生产性资本开始转入金融投机行业,通过操控金融证券价格,直接对他国人民进行掠夺,以至于“国际金融炒家掠走无尽财富”。这种掠夺方式相对于生产领域,更加隐蔽、集中和残酷。而对金融资产的垄断也使得列宁时代的金融寡头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大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通过操控生产性企业来瓜分利润,而是对自身经济角色进行了新的定位:一分为二,分化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两种角色,商业银行保留了传统的生产,而投资银行则蜕化为一种投机性行业。投资银行的出现,使得传统的金融寡头角色大大弱化,银行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不再捆绑得像原先那样紧密。但大银行和大金融巨头对国家政权的操控却在原先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突出和明显了。这说明垄断资本的掠夺方式变得更加直接、更加野蛮和更具有欺骗性。但马丁・沃尔夫的观点只是揭示了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些新的特征,即金融垄断,却没有把这种特征的极端化体现,即掠夺方式的根本变化揭示出来。在笔者看来,这种登峰造极的极端化掠夺方式,就是基于全球经济金融化而形成的对国际财富度量权和度量工具的垄断。

(二)从金融资产垄断到货币财富权垄断

对金融资产的垄断,是帝国主义掠夺本性的进一步暴露;对货币财富权的垄断,则是帝国主义掠夺本性的彻底暴露。这里所讲的货币财富权,主要是指对世界财富度量工具和度量尺度的垄断权。这个度量工具主要是指世界货币体系,而这个度量尺度主要是指通过世界货币体系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比价。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结算和储备纸币是英镑,这主要是由当时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决定的。随着英国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英镑的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被美元取代。同样,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开始也是以债权国地位,特别是以黄金储备为支撑的。因此,早期的世界货币美元并没有成为垄断世界财富的武器。使得世界财富权垄断变成事实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关于黄金汇兑协议的取消。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世界唯一的财富度量和结算工具,但它仍然是以实际财富黄金作为依托,因此形成的交易仍然是真正的财富与财富之间的交易。而黄金汇兑协议的取消则使得美元与其背后的黄金依托脱离兑换关系,从而使得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元纸币与他国财富之间的交易,使得美元储备因为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而变得风险大增,储备美元不再在直接意义上等于储备黄金财富,而直接成为一种可能兑现意义上的纸币储备。

如果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如同原先的英镑一样,它尽管仍然具有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的风险,但却不能对他国构成实质性的控制和垄断。这是因为原先的英镑作为世界货币并没有采取类似禁止汇兑和债务国战略。如果英国过度印刷英镑和随意调整汇率,他国可以通过兑现为财富的方式避免贬值。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美元却不是这样的。它不仅关闭了黄金兑换的窗口,而且通过各种手段阻止债权国购买美国国内外的核心资产。那么美元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这从根本上是因为美国采取了债务国战略。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分析,所谓债务国战略,就是以军事和技术为后盾,通过向世界各国发行债务,但又阻止清偿债务,并且通过控制国际货币体系而控制这些债务的实际价值的经济战略。美国不断发行债务,并且将这些债务以美元的方式来结算,而且控制着美元自身的实际价值,这就等于说美国控制着他国财富的价值,或者说美国控制了世界财富权。而这为美国轻易掠夺世界人民的财富打开了方便之门。世界各国储备的美元外汇越多,其被掠夺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么美国在实际上是怎样通过债务国战略来掠夺他国财富的呢?据笔者分析,主要是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用债务创造债务,直接“购买”他国实体资产。由于世界各国无法立即兑现美元外汇的价值,而大量的抛售又会导致美元贬值,反过来影响自身的出口和生产,因此为了减少美元贬值的程度,就只好购买利率越来越低的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已经多得超过清偿的能力,美国也公开表示不会清偿这些债券。美国的债务越多,流回美国的美元就越多,而这些用债务换来的不需偿还的美元,成为新的掠夺工具,例如发动伊拉克战争控制石油、利用回流的美元购买他国核心资产财富。美元的扩张创造了新的债权国外汇,也就创造了新的国际剥削关系,从而可以继续为美国掠夺世界资源创造工具。美国失去的是美元,获得的是整个世界的财富;而债权国获得的是美元,失去的却是财富、家园和核心资源。美元的威力,要远远超过传统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资本剥削。

第二种方式是利用脱离了实际价值,而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外交进行估值的汇率调整机制。美国空口承诺美元以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但其对美元的币值稳定却并没有负到应有的责任,相反,却动辄动用外交手段迫使他国,例如日本、欧盟和中国的货币升值。这种缺乏客观评价机制的汇率调整,在收支平衡的幌子下实质上变成一种债务消减或者转移方式。正因为如此,郎成平甚至认为汇率已经不再是一国货币对他国货币的价格,而变成一种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手段。

第三种方式是凯恩斯式的通货膨胀。相对于汇率变动,通货膨胀的掠夺方式是非常隐蔽的。国际通货膨胀,例如石油、粮食等关键资源价格的上涨,除了汇率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无限制印刷钞票相关。由于大家都将美元看作等同于黄金的实体财富,因此美国印刷美元在微观层面上等于“创造”与之等同价值的财富。但在宏观上,它所“创造”的美元财富与他国创造的实体财富之间成一一对应的消长关系。美元在海外的发行量已超过美国经济规模的3倍,难怪格林斯潘认为,“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们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哈佛大学的利卡多・豪斯曼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将乘虚而入,“通过滥印美钞发动一场凯恩斯式的通货膨胀来出口危机。”

第四种方式是利用它所操控的国际金融机构发放有苛刻条件的贷款,一旦贷款无法偿还,则强迫债务国以核心资源偿还,并利用占有的核心资源胁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或者通过限制贷款所用领域,使得债务国农业荒废,从而通过控制其粮食资源而掠夺其核心资产。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帝国》和威廉・恩道尔的《石油战争》、《粮食危机》等书,详细披露了这两种掠夺方式。恩道尔在《石油战争》中指出,“由于有了对世界石油流向的有力控制,他们就有了挟持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毁灭性武器。谁还敢挑战美元?”在《粮食危机》中甚至揭露出了更加令人恐怖的一面,即通过垄断世界农业的种子达到控制穷国人口数量,进而控制其资源为美国消费的目的。而对于上述手段,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更是毫不掩饰,他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三)从资本输出到债务转嫁

这四种财富掠夺方式,除了第一种和第四种是对关键财富的直接垄断之外,其他两种都是通过执行国际货币职能的美元纸币来实现的。而第一种和第四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达到目的,也与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有关――要么通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来实现,要么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例如对石油和粮食的操控就是对一国经济命脉的操控,同时也是通过挟持他国而对美元地位的操控。所以,从根本上讲,这四种方式都是美元对国际财富权进行垄断的具体体现。这与传统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进行掠夺的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直接利用债权国的“财富”占有债权国的财富,而这种占有又是永远不可能清偿的,因此这里的输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输出或债务转嫁。因为这种债务输出不仅是发行债务,而且是发行不能偿还的债务,所以这种输出完全等同于对他国财富的直接掠夺。从列宁时代的资本输出到当今世界的债务转嫁或直接掠夺,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在于,完全地、彻底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的裸的掠夺本质。

三、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的思想政治支撑

如果说传统的帝国主义掠夺行为主要是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实现的,那么当代的帝国主义掠夺则首先是依靠对国际货币和战略财富权的垄断来实现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当代的帝国主义掠夺已不再具有军事和政治的掠夺特征了呢?显然不是。与传统帝国主义掠夺方式比较,当代帝国主义掠夺除了具有强烈的军事和政治色彩,而且还具有复杂的理论欺骗色彩。

(一)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论”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新自由主义似乎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当代回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背景发生了变化。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垄断背景决定了它不过是一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沙”的逻辑。在“鲨鱼”与“小虾”之间宣扬“自由”,与在“小虾”与“小虾”之间宣扬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好景不长,资本的盲目性无法避免危机的必然性,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力地戳穿了新自由主义的骗局。甚至连设身危机之中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开始认识并坦诚自己的世界观和经济理论“失效”了。美国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信仰遭到了包括拉美、欧盟、中国政府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怀疑和批评。

新自由主义的说辞在当今遭到了致命打击,但当代帝国主义的理论武库却非常丰富,例如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理论――“新帝国主义论”。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带有欺骗色彩的理论,那么“新帝国主义论”则一改这种虚伪性,以惊人的坦率为当代帝国主义的垄断行为辩护。在“新帝国主义论”看来,当代美帝国的霸权垄断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和合理的,因为霸权有利于稳定。为了维持世界稳定,新帝国必须设计获取与己有利的国际机制和发行国际货币的铸币利差,并且要拥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去阻止其他国家对它的国际权力的侵犯。权力的集中有利于稳定,这个命题要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有一个为世界人民利益谋划的集中权力,而不是一个为满足国际垄断资本家利益而进行谋划的集中权力。否则,它所带来的就不是稳定而是掠夺和动荡。

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论”这两种理论一正一反,从不同角度为新的帝国掠夺遮羞,但其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却无法掩饰其出发点的龌龊。到底是“自由”好呢?还是帝国的霸权好呢?这种理论上的双重标准决定了美帝国在对待自身和他国的态度上,很难采用一个尺度来衡量。

(二)“经济杀手”与经济操控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论”还只是一套理论包装,那么形形的“经济杀手”,则是带着各种经济学家的名号,到世界各个角落推销这套包装的销售员。对于“经济杀手”这个角色及其起到的作用,美国的约翰・珀金斯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披露了大量机密事实。他说,“经济杀手”是一群精明能干的人,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领导下,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说服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层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援助”组织接受超过其实际需要和偿还能力的巨额贷款,投资于基础设施工程,并保证这些项目的承建合同由美国公司承担。如果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偿还债务,美国和“援助”机构就会联手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从而确保石油及其资源为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利益服务。珀金斯揭示出,“经济杀手”是一群不流血的掠夺者,他们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而当他们无能为力之时,中央情报局派来支援他们的“豺狗”就会出动。如果“豺狗”也没能得逞,则会考虑出动国家军队。由此,让世人很好地看清了拉美和前苏联改革失败的真相;也能很好地理解为何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被暗杀高达600多次,而其“女友”也是美国间谍。

(三)军事基地与地缘政治

尽管美帝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殖民统治,但却可以依靠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和各种傀儡政府达到类似的效果。据统计,目前美国在世界上拥有700多个不同类型的军事基地,在国外有50多万驻军,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5000亿美元。从局部来看,美国军事基地的布局侧重于石油等能源的集中存在和输送咽喉,以及便于操控世界各处的战略要地。前者例如在中东产油国及其周边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后者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建立的军事基地和在中国周边建立的十大军事基地。对于这种基于军事基地的操控,印度作家阿伦达蒂・罗伊在2004年世界社会论坛上指出:“贫困国家如果对帝国具有地理战略意义,如果拥有规模可观的‘市场’,可以私有化的基础设施,或者丰富的天然资源……石油、黄金、钻石、钴、煤……它们必须对帝国言听计从,否则将变成军事打击的目标。那些天然资源越富饶的国家,危险越大。它们如果不乖乖地把资源交给帝国的商业机器使用,战争机器就可能开进它们的国土。”美帝国在世界各地播撒“民主”的种子,但这种冠冕堂皇的包装与传统的军事侵略没有实质性区别。因此,西方学者瓦西利斯・福斯卡斯感慨道:“曾几何时,人们可以通过历数殖民地来跟踪帝国主义扩张的轨迹。从新帝国的角度来看,殖民地就是军事基地。”

四、金融垄断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危机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程度,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爆发。但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认为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现代先进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危机已经不会再发生。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有力地反驳了这种短视的观点。

对于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目前国内外有许多辩护性的观点。有的经济学家把它看作是对金融衍生品缺乏监管导致的,例如斯蒂格利茨,将这种缺乏监管的过度投机行为看作是庞氏骗局。有的经济学家从人的主观精神方面寻找原因,例如中国经济学家郎成平,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委托”责任这种资本主义价值观灵魂的丧失。还有经济学家从中国的高储蓄率寻找原因,例如美国财长保尔森和个别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这些观点,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其内在因素。

新华社代表中国政府对鲍尔森等人的回应,非常准确地解释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文章认为,“众所周知,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而导致美国信贷消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自90年代走出经济衰退以来,美国一直以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长期保持低利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承认,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里包括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但因果关系必须搞清楚。是美元在监管层纵容下的过度投放,致使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才最终使得美元低利率政策难以为继。”简言之,是美国上世纪末的网络泡沫引起了经济衰退,为了更快地走出衰退,美国政府连续多次降低利率,这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导致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促使美国一改低利率政策,迅速提高利率,从而使得房贷资金链条断裂,引起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

很显然,此次金融危机与美国上世纪的网络泡沫有直接相关性。但要更好地揭示出这种相关性的内涵,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列宁关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理论。西南财经大学的赵磊教授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引起了这次危机。具体的因果关系是:“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而中国社科院的许健康教授也在引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的论述基础上,揭示了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马克思认为,“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也就是说,因为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这导致资本在实体经济中利润率下降,促使其将资本投到虚拟经济部门,从而导致虚拟经济的畸形膨胀”。

生产过剩与金融投机过剩,直接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竞争性导致的,根本上是由经济活动的社会化与逐利行为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资本经济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而资本经济的盲目性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最终也以供求结构矛盾的方式引发危机。因而总理今年在剑桥演讲中很有见地地指出,“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最终受到惩罚。”与传统经济危机不同的地方在于,因为基于多次证券化和多倍杠杆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创新无限放大了破产的资本数额,从而使得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类似于原子弹爆炸一样,向世界各地蔓延。

五、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的历史命运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新的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的到来,使得传统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主要体现在掠夺方式由基于产业的间接掠夺,发展为基于世界货币的裸的直接掠夺。如果说传统的军事掠夺和企业剥削还只是“割肉”,那么今天通过金融手段进行的掠夺则体现出直接“输血”的特征。对于通过资本输出实现的掠夺,有人测算:按照出口商品1:20的中外利润分配比例,目前中国储备2万亿外汇,这就意味着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贡献了40万亿美元,相当于280万亿人民币,平均每个中国人贡献20多万人民币。而对于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的掠夺,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外汇贬值和通货膨胀,则是很难测算的一笔大账。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8

关键词:金融系统复杂性金融风险

一、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的内涵与特征

脆性首先是一种像玻璃、砖等的材料性质,在打破了之前没有塑性变形的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复杂系统的脆性遭受外部原因时,成为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促进和形成了原系统演化的力量。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层次和复杂性的增加,规模越来越大,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一个个简单的子系统组成了金融系统。在所有子系统的运行继续履行自己的进化,与其他子系统或外部环境的物质,如能源、资金和信息不断交流。因此,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从系统运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这种干扰有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仍然有一些事情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这一系列干扰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任何子系统,引发连锁反应。在这一点上,对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也同时显示。因此,这个复杂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定义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系统不可避免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干扰作用,导致复杂的金融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子系统)崩溃,然后引向整个复杂系统的传播,使得金融系统的功能或部分丧失,或整体崩溃,这个特点通常很难被检测到。

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脆性过程分析

(一)脆性联系的形成过程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促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单极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成为现实,为次贷危机的脆性源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美元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形式。在与美国的交易中,世界上其他国家赚取到美元,为了扩大出口,避免国家的通货膨胀,汇率及其它因素获取优势,国家在买入美元的同时,在市场上投放大量的本国货币。世界经济本轮急速增长的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资金高流动性过剩,并迅速向金融部门流通,美国的金融产品的大量被购买是这部分资金的主要去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元的发展速度。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成为世界上的“必备品”,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必备品”,美元金融资产正在加速膨胀。这实际上是作为金融产品,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切都可以维持在信贷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有时也很脆弱,它是动态的。这使得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衡,也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诱因。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使美国金融系统的脆性的时间风险存在,并且逐渐积累增加。这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为美国减少风险,以保持国际收支的动态稳定性,降低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元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流动,在美国市场可以最大限度的收入资本化、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稳定低的金融资产一再被利用,因此金融资产脆性已被多次激发,并逐步作为风险被转移到国外链。为了分散风险,继续促进金融机构的经营多元化,市场全球化,因而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国家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全球化的联系。虽然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和功能的风险,然而系统性风险却进一步增加积累,并促进各国之间的风险转移。因而,在全球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中,形成以美元流动为主导的运行系统。

(二)脆性的激发过程分析

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资本统治的金额,取决于他的资本扩散价值生产过程和持续扩大的需要,很小程度取决于产品的直接需要,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衍生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沟通的桥梁,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可以通过杠杆效应获取大量的资本,只是付出非常低的资本充足率。世界上美元的流动性,都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进行的。据此,美国持续庞大的经济赤字的脆弱性传递到每个子系统中,并渐渐地被激发。在发展之初,虽然遭遇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干扰,但是每个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组织,并且强于脆性,因而仍然可以运行在非平衡态。这时这个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金融风险已逐步积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6.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所以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如果一个微型元素突然打击到金融体系,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将立即导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财政快速增长风险。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并与他们接触到的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中很强的吸收,以维持其稳定的负熵流的程度。负熵是吸收了大量抵押贷款投资公司

也将链接到其他强元素的程度,金融机构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和其他渗透。金融产品和信贷紧缩的风险进一步蔓延,使这些金融机构的帮助,由次级抵押贷款银行和负熵与相关金融机构持有获得稳定的不足以维持自己,他们也将破产。2007年,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53.04%的员工,这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一些大型抵押贷款公司投资出现接踵而至的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如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2008年照顾管理,美国抵押贷款投资公司2007年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证明次贷危机的房地产金融系统的脆性熵受到冲击的影响。

财务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特点,房地产金融公司、投资银行倒闭和保险机构吸收其他子系统脆性,如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功能,使得各金融子系统脆性成为其他的变化的主要矛盾,金融风险开始从房地产市场逐渐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由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已经成为在运行状态的主要矛盾。已经有大量失败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资产价格巨大的跳水,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像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在以美元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下,不断吸取其他经济体的负熵,使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脆性熵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次贷危机成为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复杂系统、操作性、滞后隐蔽性、金融脆弱性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问题,有可能由此酝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

三、基于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金融危机防范

虽然金融制度的演变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因此,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形式实体的具体表现,是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类型。因此,可以得出:危机是在商业批发和银行等金融领域中开始爆发的,不是直接在零售和消费相关的风险和业务中爆发的,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

第一,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通胀,消费模式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类型,所生产的增长模式表示过剩全球经济失衡的脆性特征。这种脆性在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系统风险和各种缺陷。而要降低这一脆性,最根本的是要创造和一个国家脱钩,保持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长期稳定,从而避免货币作为储备信贷,促进货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稳定的货币风险,供应秩序,提高整体调节方向,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第二,要避免过度的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金融的脆性,使之经济繁荣过程中,投资方只看到了过度使用杠杆效应带来的利润的,忽视了吸引力将下降,资产价格的复杂性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从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可以在金融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脆性的激发强度和脆性熵风险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大大增加了无序投资基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完善金融混乱复杂系统脆性,加快了复杂系统的金融崩溃。

第三,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脆性联系,避免传染给其他市场的风险。现代金融业的风险更复杂的多样形式,日益密切的关联度,越来越大的金融体系。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次贷危机。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力度,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能够大行其道。美联储杠杆率的金融市场操作,以及市场混乱监管不严是局势失控主要原因。因此,要地切断传播途径的脆性熵的风险,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整体风险管理。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的自我组织。由于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经济转型水平的限制,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已具有高投入,高负债,高消费的“三高”特点。国家赤字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减少。证券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债券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等之战很小的部分。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极易受到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的蔓延,缺乏自救能力。因此,所有国家,特别是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增加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以增强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应对能力。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抵御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金融危机到来时,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金融系统的全球化特征,使得通过负熵输入外部金融环境,以减少金融风险,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内部产生的熵方法成为可能。因此,通过协调全球各国的行动,使银行及其他金融领域实现统一监管,以有效的遏制危机的蔓延,共同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通过联合,以保证银行的再贷款,银行资本的重组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以提高市场信心,信贷资金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从而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建

立的一专项资金,用于对东欧,亚洲和其他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提供援助,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破篱笆的贸易学说,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对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复杂的系统的研究,以建立复杂系统的角度看金融脆弱性,并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对复杂系统理论的金融脆弱性使用金融脆弱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过程,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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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小力.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n].北京:金融时报,2004.12.7.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9

回首世界经济发展史,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频繁出现。特别是80年代以后,频率更大,危害更深,表现形式更加复杂。比较严重的有1987年黑色星期一、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此次次贷危机。尽管每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不尽相同,同时危机的爆发也会因国家地区不同、经济运行环境和政治制度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然而,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却有着共同的经济运行基础。

二、世界金融动荡频繁的根本原因

第一,我们来看一下何谓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

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第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金融危机频发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可是几乎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都是在以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货币的虚拟化。货币币值不再是由某种特定物品的价值来确定,而主要依赖于本国的货币当局根据国民经济需要的状况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和虚拟资产的量;(2)金融资产膨胀迅速。随着金融创新与金融深化的步调加快,出现了大量金融衍生物,使得金融资产额超过实际GDp1倍以上,并与房地产业一起形成虚拟经济;(3)货币的外延日益扩大。根据其变现力或货币性的大小程度不同,可把货币层次划分为m0、m1、m2到m3;(4)国际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不仅表现在经常项目下,更重要的是在资本项目下。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的国际流动波涛汹涌。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的以上几大基础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

可是,这些基础又是脆弱不稳定的。首先虚拟货币不稳定。虚拟货币与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国内的名义利率和汇率三要素密切相关,货币的国内购买力是基础,决定着后两个变量,但又受到后两个变量的影响。由于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汇率的变动,会引起m1在大规模金融动荡时从金融市场涌入商品和服务市场或反向流动,这就使得用商品和服务衡量的货币值经常因此而发生变动。其次政府或货币当局很难真正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货币创造能力”扩大到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又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使得m1的变化更加频繁。

第三,利率的市场化易于引发经济泡沫。在金融资产过度膨胀的国家,一般短期投资资本非常发达,其经常流窜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业,当这些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的资产价格被炒起来,就会吸引其他资金大量流入,形成经济泡沫。经济泡沫越大,滞留在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货币量就越多,那么媒介商品和服务的货币量就越少,货币的购买力就会越高。但是,当投机资本发现因金融资产价格过高而使得名义利息率较低,泡沫过大而迅速撤出资金时,经济泡沫就会破灭,导致那些来不及撤出的资金被套而遭受巨大损失,形成大量的坏帐和呆账。

第四,开放经济条件下,常使货币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中央银行只控制广义货币(m2或m3),就不可能避免m1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换,从而不能准确地控制货币币值。货币币值是汇率的基础,本币币值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其汇率。如果通过控制利息率来调节货币的数量,那么利息率会同时作用于三个变量:货币的国内购买力、金融资产价格及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进而汇率)。可是一个政策工具同时作用于三个目标,顾此失彼的现象会经常发生。如果任利率自由浮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m1的供给量上,一方面这种控制本身在当达市场经济中能否有效地实现就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利息率的经常变动会引发短期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进而引入汇率大幅度波动的潜在威胁。当本币汇率大幅度波动时,外汇储备就要发生变化,储备的变化会引起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的变化,进而引起货币供给的变化。

第五,金融市场的金融衍生物市场的发展加剧了虚拟经济的程度,加大了金融动荡幅度与可能性。当前的金融衍生物交易规模与其保证金悬殊太大,尤其在金融期货和外汇期货交易上。金融衍生物市场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形成与破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孕含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篇10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管制启示

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通过加强资本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及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资本管制又细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类。与数量型管制相比,价格型管制的管理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且寻租空间较小。因此研究其它新兴经济体实施价格型管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的背景和概况

国际资本的逐利性会放大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的周期性,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危及金融和经济稳定。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大都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在基本面良好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繁荣期,GDp增速过快、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汇率升值预期,都会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资本的流入又促进了资产价格上涨,投资增加,进而带来更大的繁荣,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期。随着资本的流入,本币开始不断升值,国家开始过度消费并严重依赖外资,同时国际竞争力降到最低。此时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引起外国投资者信心下降,进而引发资本的迅速撤离,从而带来本币的巨幅贬值、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经济增长放缓,自此进入恶性循环期。

国际社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实施适当资本管制的正面作用已达成共识。正是因为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资本流动时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对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资本流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连一向主张资本自由化的imF也明确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应实施必要的资本管制,将资本账户管制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工具搭配使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目前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资本项目都进行管制,但具体管制项目的数量有一定差别。对于资本市场证券、货币市场工具、直接投资、房地产等主要项目,大部分国家都进行管制,但对直接投资撤资、商业信贷等项目实施管制的国家相对较少。具体情况见下表:

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管制方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管制大致可划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种类型,在多数情况下是混合使用的。

数量型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审批程序等行政手段直接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即管理部门通过直接禁止、数量限制或审批程序来限制资本交易或相关的资金支付、转移。具体措施包括:对外汇交易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对外资准入计划进行审批和管理;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负债头寸、外汇资产实施限额管理;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国内业务进行限制;对非银行居民持有外国证券、不动产及直接投资进行限制;对非居民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数量和范围进行限制等。我国实行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及印度对境外投资者投资本国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等属于此类。

价格型管制旨在运用市场化手段增大特定资本流动的成本,具体又细分为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两种方式:

直接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是指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征税来提高跨境资本流动成本,从而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主要表现在降低居民持有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或影响非居民持有国内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巴西频繁使用的金融交易税(ioF)以及泰国等对外国投资者持有国债征收的所得税就属于此类。

间接税收方式即以无息准备金或存款要求等形式增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成本。在实施这种资本管制措施时,中央银行可要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其资本流入或外汇净头寸提取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并存入一个特定的无息账户,这就导致经济主体流失部分存款利息收入,从而来影响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并达到抑制跨境资本流动的目的。中央银行可根据不同期限和种类的资本流入设立不同比例的准备金比率要求。次债危机后印度和土耳其对外汇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就属于此类。

三、价格型资本管制方式的国家实践

(一)巴西――相机抉择采用金融交易税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金融交易税是针对特定金融交易活动以交易额为基础征收的特殊目的税种,主要作用是降低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引发的波动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政策工具选择之一,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其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其中巴西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较早、运用较为频繁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根据外国金融资产的期限和外部金融环境,灵活调整各类资本流入金融交易税税率,一度成为世界上金融交易税税率最高的国家。2013年5月,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提前退出预期的影响,巴西资本流出大幅度增加,巴西央行除对1年及以下期限外国贷款征收6%的税率外,取消了其他各类金融交易税。

2.经验借鉴。由于巴西的金融交易税采取了相机抉择的方式,在审慎的宏观经济框架下根据资本流动情况灵活运用,并同时配以其他管制方式(如资本流入最低期限要求等)和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巴西在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次债危机中遭受的负面影响较大部分国家小。

(二)智利――渐进式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世纪80、90年代,以智利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投资者看好的对象,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智利国内,引发了智利国内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持续加大。一方面政府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提高实际利率,但另一方面加息会进一步刺激外资流入,从而导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缓解出口竞争力下降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智利政府于1991年之后的7年间一直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并根据国际资本流入情况对无息准备金的缴存比例和征收范围进行渐进式调整,缴存比较最高时达30%,征收范围一度扩大到全部潜在的短期资本流入(包括投机性外国直接投资等)。1998年后,国际资本流入趋势减缓,智利逐步放宽无息准备金制度。

2.经验借鉴。智利政府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通过利率与汇率等宏观政策的搭配调节达到稳定国内金融环境的政策目标。同时,智利对短期资本流入大多采用渐进、灵活的管理方法。因此,智利的无息准备金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资本流入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正的利差,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面对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智利相比其它同类国家受的影响较小。

(三)泰国――盲目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06年,国际资本流入激增和经常账户盈余对泰铢形成巨大压力,导致泰铢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据泰国央行统计,在2006年的前10个月里共有360亿美元热钱进入泰国。2006年12月,为提高热钱投资或投机的成本,遏制短期外汇资金流入炒做泰铢,泰国央行宣布,金融机构对所有超过2万美元流入资金提取30%作为无息准备金(与贸易及服务相关的资本流入或泰国居民汇回的投资收益除外)。受此政策影响,泰国的股市、汇市双双大跌,令泰国政府措手不及,泰国央行被迫于2006年12月19日宣布修订无息准备金制度,被迫缩小管制范围。

2.失败的教训。一是泰国央行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旨在控制资本流入激增,缓解泰铢投机压力,保持货币稳定,并未考虑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如何有效地吸收这部分多余资本,政策目标缺乏政策工具的有效支持。二是由于在政策执行之前,泰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未进行有效区分,政策制定不够透明,宽泛的管制范围和过高的准备金比率要求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因此,引入无息准备金制度必须配以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巴西和智利政府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建立稳健性框架,并辅以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国内金融,因此取得了成功。而泰国只是一味地阻止资本的进入,未有效拓展资本流出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配套政策,因而以失败告终。因此,我国应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应该注重配套政策的建设和实施,最大限度降低资本流动风险。一是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税收等货币政策和财政策,通过逆周期调节,积极应对资本异常流动引发的风险;二是要加快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平台,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强化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宏观政策预案;三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通过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弥补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外汇流动风险的局限性,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

(二)渐进性的政策调整是资本管制成功实施的保证

巴西和智利资本管制采取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泰国短时间内盲目的政策剧变是外汇管制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有效的资本管制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搭配和目标的实施,循序渐进,明确重点,尽量避免过于突然和苛刻的管制而引发资本集中外逃。

(三)资本管制并非长期解决方案

资本管制只是暂时手段,绝非长效机制,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实体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应对国际热钱流动冲击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合理运用资本管制可以为国内的结构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赢得时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进一步放开、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将是大势所趋,当前应有效利用宝贵时间窗口,稳步推进改革和市场化建设,为实现全面开放打好基础,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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