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特征篇1
关键词：金融市场金融危机内在诱因启示
金融市场的内在经济特征
汇率的内在波动性：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当需求和供给相等时，汇率达到均衡。有所不同的是，汇率是一种相对价格，两种货币的相对供给等于相对需求时决定了汇率水平。但有些因素会引起两种货币供求不平衡：货币政策变化是潜在不对称的根源，其它非对称变化，例如财政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对世界货币的需求的变化，也能影响汇率，甚至是事件本身是对称的，如果市场参与者的反映不同，汇率也会发生改变。
一国的货币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必须不断地干预市场，如果干预政策有效，为了抵消起初的非对称变化导致的汇率改变，相对货币供给必须相应发生变化。
但是基于一些原因，外汇交易干预很容易变得不可能：一是外汇储备不是无限的，这适用于本国货币遭受攻击的情况，如果要使本国货币停止贬值，当局必须卖出外汇买入本国货币，但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外汇储备面对全球市场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连续不断地买入而不断地卖出，每天在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上易手的货币数量超过所有imF成员国的外汇储备之和。
另一个原因与丁伯根定理有关，该定理表明，为了达到政策目标，独立政策工具的数量不能少于独立政策目标的数量。在目前环境下，工具是货币政策，目标是汇率稳定和国内经济稳定，一般来讲，一种政策工具不能达到两个目标。
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干预市场，然而却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究竟是优先考虑汇率稳定还是国内经济？一个国家一般准备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或资本自由流动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尽管如此，外汇储备的匮乏会使该项目标成为不可能，汇率不能简单地一直保持固定不变。
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汇率是金融市场中的价格，它们的特点与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息息相关，金融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或劳务市场。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很低，交易迅速，短期内大量资金能从一个市场流入另一个市场。在金融市场中，市场预期、传言和当局的可信度在价格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和上面第一点原因，金融市场的价格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信息不对称盛行，债务人比债权人具有更多的偿还债务方面的信息，这不仅容易导致逆向选择，不良项目得到融资，而且“无知”市场参与者受到意外事件冲击时容易诱发金融恐慌。进一步地讲，由于金融交易的隐蔽性和低交易成本性，市场交易者和监管部门也具有不对称信息。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显著强于其他部门的道德风险。没有其他机构能取代金融中介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金融危机的诱因
在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中，前三个特征随金融全球化而得到强化，他们构成了触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有些经济萧条或政策失误就会触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跨国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金融市场的特征足以诱发国内金融危机。
如果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危机就会更加严重。国际借贷增大了资本流动的数量；如果发生金融恐慌，国外资金比国内资金更可能被抽逃；当资本在国际范围内流动时，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恶化，两个国际经济机构比两个国内经济机构更可能具有不同背景，当局获得国外企业信息更加困难，尤其是建立在“避税天堂”中的企业；如果一国货币是可兑换的，货币当局就不易控制货币事件，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易变性。
汇率易变性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经济逻辑演绎的结果，具有普适性，每一个参与国际经济流动的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并不是新兴金融市场的个别现象，金融市场的特征决定了金融危机容易转化为经济危机。这是因为，金融中介维持着经济系统的血液循环，一旦货币或金融中介活动陷入无序状态，整个经济就会迅速而又严重地受到冲击。
对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启示
当前，在入世的推动下，我国正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国内金融领域向国外开放已经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前面所论述的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在我国也开始发挥作用。根据前面的论述，由于无法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政策并不能很好地改变诱发金融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我们只能采取措施降低危机发生的程度和频率。
保持竞争和保护之间的均衡
如果一国想分享全球储蓄有效分配的利益，资本管制无论如何也无法永远存在下去，一旦一国解除资本管制，诱发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就会凸现出来，政策能改变的两个基本因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开放金融市场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完银行造成的损失后，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应再替市场中的商业银行承担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参与者确信没有最后求助贷款，道德风险就会减少。
逐步对国外竞争者开放我国金融部门。换言之，资本流动管制不同于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的金融市场。这一点对减少金融危机的频率与规模具有深刻含义。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金融部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一国金融中介标准的唯一化，如果一味排斥国外竞争者，金融中介标准就会促进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的风险，一个方法是开放本国金融部门参与国际竞争，这种措施具有下列好处：国外金融机构一般要求更多透明度，规定与标准将愈加全面；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我国的金融机构不仅在产品数量而且在风险管理中也必须是有效和有效率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竞争过程中，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学习到外国同行的先进做法，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如同我国家电行业的发展那样；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策当局将逐渐放弃对本国企业的特殊照顾，政策当局的活动将更加透明，这将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也将会看到要求建立健全维持稳定的竞争性环境的法律框架的迫切需要。
但是，另一方面，金融部门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过度竞争会导致金融部门的不稳定，这与竞争是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以稳定市场的目的抵触。显然，我国国内金融部门引入竞争要比在其他部门引入竞争需要更加慎重。
货币当局需要权衡，金融部门的过度竞争会阻碍经济稳定和发展，这就是一个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需要管制和固定的汇率的缘由。然而，金融部门的过度保护会诱发道德风险，降低金融中介标准的透明度。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则
与世界公认的监管规则相协调一致，如果各国的金融中介标准一致，金融业务就会便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汇率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发生变化，根据定义，趋于一致意味着更弱的信息不对称，从这种意义上讲，不考虑究竟会趋于怎样的共同规则，共同规则本身已经令人非常满意。如果共同规则能确保透明度和信息揭露度，它将更加有利。金融交易标准应该保证合同和原则向每个人公开，这种标准就是理想的“全球标准”。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特征篇2
一、引言
经济周期是市场导向型经济体固有的特征。对经济波动现象的研究始于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莱芒特•朱格拉，他提出了市场经济存在着9～10的周期波动。当经济周期的长波反映到产业层面，就引发了产业波动。短期内产业与经济景气波动的相关性并不强，但中长期上具有相关性（之凯，2006）。但经济周期在行业波动上具有一般性特征：资本商品生产行业的波动总是比消费品行业的波动大。资本商品行业在经济繁荣的扩张速度更快，而在萧条时期所受的打击也最猛烈（默里•罗斯巴德，1963）。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经济周期的波动和产业的波动最终会在企业得以体现，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作为系统性因素会影响到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业绩。Brown和Bal（l196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行业盈利水平和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可解释企业利润水平变化的35%～40%，行业因素可以解释企业利润水平变化的35%～40%。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到来，使得宏观环境急剧恶化，当金融危机冲击反映到产业层面，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最透明的企业，公司业绩是否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是否呈现出一定的行业特征？本文对此进行研究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标准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行业特征进行研究，选择科学的行业分类标准是极其重要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必然会影响实证研究结果的正确性（Kahle和walkling，1996）。本文采用的是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它是目前用于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的官方标准。（二）样本的选取文中所有数据来自CSmaR财务报告数据库，并选择2006～2009年4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按如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1）为避免新股的影响，选取2005年12月31日前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2）为保持样本公司行业的恒定，剔除了在样本区间变更主营业务的公司；（3）剔除了财务数据有缺失的公司。最后入选样本有1364家上市公司。（三）指标的设定衡量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指标很多，会计业绩和股票收益是常用的方法。鉴于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会计收益的核心指标，每股收益是投资者最常关注的盈利指标。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来度量公司经营业绩，金融危机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结果，文中采用GDp增长率指标来度量金融危机冲击。（四）研究方法将2006～2009年的样本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进行分类，采用描述性统计方式，列式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的均值和标准差数值，以观察金融危机冲击下上市公司业绩的整体表现和行业特征。
三、金融危机冲击下上市公司业绩的行业特征
采用GDp同比增长率来度量宏观经济周期，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趋势。从图中可看出，在2008年GDp的增长速度明显减弱，并在2009年维持了继续放缓的趋势，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在2007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且影响的滞后性在两年内得以持续。将样本数据按行业进行分类，并就2006～2009年的经营业绩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略）。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整体上的波动趋势与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一致性，在2008年和2009年持续下降；但从投资者角度看，虽2008年每股收益大幅下滑，但在2009年有所回升。其最好的解释是：在整体投资环境恶化的情形下，投资者变得谨慎和理智，在股票市场上减少了持股比例，从而使得2009年的每股收益有所上升。从具体的行业看，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的经营业绩几乎不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采掘业受国际期货市场影响，与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具有一致性。制造业和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的经营业绩与上市公司整体的波动具有相似性，但值得说明的是：200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净资产报酬率的均值为负值，说明制造业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深远，会计业绩由盈转亏，形势严峻，而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在金融危机冲击和制造业动力需求萎缩双重影响下，Roe和epS均值在2008变成负值。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和综合类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虽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下滑，但在2009年经营业绩有所回暖，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是在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的扶持下，出台的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的政策，有效地改善了公司的业绩；作为第三产业的社会服务业和传播与文化产业的业绩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情况息息相关；而跨行业经营的综合类公司可能是由于经营的多元化而分散了风险。信息技术业作为成长性行业，虽投资者信心受到了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但在会计业绩上，2007年扭转了2006年的亏损之势，且2008年延续了2007年的增长之势，2009年仅小幅下降，经营业绩表现不俗。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受到了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前者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后者是因为中国特有的国情所致。综上所诉，金融危机冲击下，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具有如下特征：（1）宏观经济的波动与产业波动在短期内不具有同步性，但中长期上具有一致性。（2）需求收入富有弹性的行业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程度较大，如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反之，需求收入缺乏弹性的行业受影响的程度小，如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3）外贸依存度高的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显著，如采掘业和制造业。（4）成长性行业的经营业绩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信息技术业。（5）政府政策对产业和上市公司业绩具有显著影响，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保险业。
经济危机特征篇3
内容提要:环境与经济的博弈由来已久,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处理二者的关系显得更为关键。如何避免环境成为发展经济、抵御经济危机的牺牲品,是当下我们环境法制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危机对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反思经济危机下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而引出环境收入税收制度,对该制度的优越性、可行性及具体法律制度框架进行探讨。以期通过这种新的措施来扞卫我们的环境保护事业,避免经济危机引发新的环境危机。
一、经济危机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万事万物都是辨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经济危机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同样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理性地认识。目前来看,经济危机对我国环境保护是有利的,受经济危机影响,很多企业由于市场需求量减少,价格降低,纷纷停产、歇业或关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污染排放。同时,国家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投向生态环境建设和环保能力建设,这将使很多地方的环境基础设施和环保能力上一个台阶,这对控制环境污染和恢复生态功能是有利的。但从中期来看这个影响可能是负面的。[1]如果宏观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企业在经营状况不佳、利润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面对安全、环保、工人工资等问题,通常会把环保作为牺牲的第一块内容。所以,这种形势继续下去,那些已经建了环境治理设施的企业可能会由于经济状况不好而停止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反倒对污染物的减排会形成负面影响。不止是企业,即便地方政府也可能出于经济目的,在博弈衡量的过程中,放松了对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为企业的某些污染行为开绿灯。所以真正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平衡的时候,环境还是很脆弱的,这样被迫让位于经济增长或者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从而带来新的环境危机。
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政策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以正在酝酿制定的落后工艺产品税为例,落后工艺产品税[2]是针对落后工艺生产的产品征税,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消费税、出口退税等,目前已被财税部门接受但还未采纳。我国资源型、重污染产业中充斥着大量的落后工艺,经济危机中,钢铁、焦炭等资源型、重污染行业受到较大的影响。国内钢铁行业已经处于下行状态,出现了大面积的减产潮。在这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小钢企纷纷选择停产歇业。从落后工艺产品税的推行角度,在价格低位时对资源型、重污染工艺征收产品税是比较理想的阶段,对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种条件下,非常有利于落后工艺产品税的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但同时,一些经济、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保持经济稳定也可能反对和推迟落后工艺产品税出台。因此,如何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有计划地调整环境法制建设、降低不利因素对环保的影响将是各类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亟需考虑的问题。
二、经济危机下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提倡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要坚持不懈的将之落实贯彻下去。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提出的救市措施都不约而同地含有“绿色成分”,将绿色经济作为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要实现绿色经济,搞好环境法制建设是一切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选择,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局势下,尤为如此。我国多年实践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环境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是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项有效手段。但是现有的立法体系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经济、社会方面的法律本身没有体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理念。[3]而有效的措施又没有得到及时应有的落实。如环境收入税收法律制度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各相关部门都已经反复探讨过,它是弥补环境保护资金不足、缓解经济危机压力、培养全民环保意识、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举措。但是在我国法制建设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环境法制建设过程中没能很好的协调各个部门、行业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在全世界都在反思经济危机产生、蔓延和爆发的教训的时候,及时和认真地吸取教训,提高对于相关政策制度在新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温家宝总理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现“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征收环境收入税,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法律行为,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作为一种基于筹集资金为目的的环境税,环境收入税可以形成稳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资金来源,是解决经济危机下环保投资不足问题的主要出路。作为环境法制建设的学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赋予此类经济政策应有的法律地位,以使之更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发展经济是全国的中心任务,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律制度是实现二者的有效保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战斗中,要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经济方面的法律,加强持续发展立法,建立科学、完善、协调、高效的环境法律体系,为我国应对经济危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三、应对经济危机的环境收入税收制度
(一)制度的优选
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出台有效的制度手段。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工作同时面临着不断加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以及经济危机三大挑战,在目前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限制条件下,如何促进资源的合理使用、保护环境,最大程度的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是环境法制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既可能来自市场失灵,也可能来自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必须基于现实的政策,考虑自身的行政能力,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应对经济危机。而环境收入税收制度既能增加我国公共财政收入,提高财政综合实力,又可以通过专项使用,减少污染排放,促进环境保护,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一项有力对策。
(二)认识环境收入税收制度
环境收入税是环境税的一种。按照欧洲环境局对环境税的分类,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收回成本型环境税,如荷兰的污染收费、瑞典的电池收费等;二是提供刺激型环境税,如瑞典对nox的征税;三是增加收入型环境税,本文要介绍的环境收入税就属于此类。环境收入税是以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为目的,对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以其应税收入额为征税对象而设立的一种环境保护专项税。它是向环境保护的受益者按照其应税收入所征收的一种税,是“受益者付费原则”的具体运用。
其实这样的环境收入税收制度在国外早已有之。1986年美国就已开征了环境收入税,并将其列入“超级基金税”(Superfundtaxes)的范畴。美国的环境收入税是根据1986年国会通过的《超级基金修正案》设立的,它与企业经营收益密切相关。美国的立法规定:凡收益超过200万美元以上的法人均应按超过部分纳税。环境收入税实行比例税率,税率较低,为0.12%.此外,学者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的垃圾处理税,也属于该税种的范围。
(三)环境收入税收制度的优越性及可行性
之所以说环境收入税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有力武器,是因为它本身固有的属性非常适合经济危机背景下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经济危机之时,环保工作担心的无非就是成本和资金问题。而与政府管理成本和企业纳所得税成本相比,征收环境收入税显然成本更低,在一定条件下,如果纳税人的数目众多,那么就会影响税收收入。这些收入可用来减少公共赤字,增加公共开支,或者在总体税负一样的情况下,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这种税收收入可以用于专项使用,其中一些可以用于环境保护,余下的可以建立环保基金或机制,避免在与经济发展博弈的过程中,环保建设被充当牺牲品。
而且作为需要赋予法律效力的一项制度,环境收入税收制度也具备了法律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开征环境收入税是“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的具体适用。污染防治和自然的保护需要支付费用,而这些费用除了由造成负外部性的给环境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责任者承担外,还应由享受良好环境的正外部性的受益者来分担。这正是正外部性理论的具体适用。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的维护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受益者是普遍的,对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征税以给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成本以补偿是符合公共物品理论基本原理的。
从合法性的角度分析,开征环境收入税,既合宪,又有一定的立法基础,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作为环境收入税收制度的原则的“受益者付费”与“污染者付费”相比,它能更进一步增强每个企业和公民的环保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除了污染者、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对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外,自己作为环境保护的受益者,也应承担一定的经济方面的义务。在我国,开征环境收入税也有了一定的制定法基础,且有了良好的实施效果。早在1985年我国就已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专为城市维护建设而征收的地方特定税。其税款专门用于城市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维护建设,为城市的环保建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显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税款的实际用途来看,该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筹集环境保护资金的功能。而这一特征正好与环境收入税的征税特征相符合。因此,在我国开征以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为目的的环境收入税已有了一定的立法与实践基础[4].
(四)具体法律制度框架
1.设立方式
环境收入税的设立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扩大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环境收入税,其税率在原有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基础上得出;二是单独设立一项环境收入税,采取与城市维护建设税类似的税基。基于目前应对经济危机的紧迫性,出于立法效率考虑,可以先选择第一种设立模式,直接将现有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扩大,待日后时机成熟了,再将之独立出来,成为真正完整的环境收入税。
2.征税、纳税主体
环境收入税的征税主体又体现了它较之其他税种的优越性,因为它是以收入为依据的,因此不会涉及到专业的环保技术问题,税务机关完全就有能力负责征收。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出发,环境收入税的纳税主体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销售(营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当然,法律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经济危机特征篇4
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宏观调控面临国内外更多的不确定性变局,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强化公共风险管理,已是大势所趋。
在微观领域,风险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企业投资、融资、转型或扩张,都离不开对风险的测试评估,防范与化解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本能。在宏观领域,公共风险,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面临的风险,公共风险管理便应是对这种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面临风险的管理。
目前中国的公共风险管理还十分薄弱。究其原因,是用宏观调控替代了公共风险管理,从而造成了后者缺位,同时加重了前者的负担。
现行宏观调控理论实际上是以凯恩斯短期静态宏观分析框架为基础的,而且是以应急方式来干预经济,长期公共风险和一些根本性问题则已远远超出了宏观调控的能力范围。
2008年底采取的以4万亿投资为主要措施的扩张刺激政策,就是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当前的楼市新政,则是针对房地产业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引发的房地产业泡沫,避免对整个宏观经济带来威胁。应当说,这些都是针对特定公共风险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
而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给予大幅度救援,甚至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以避免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显然,美国采取的措施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危机干预,是针对危机状态采取的紧急措施。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2008年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都给国内带来了巨大公共风险。其表现为经济增长滑坡、失业率上升,但并未出现经济负增长、大面积破产、大量失业这样的危机状态。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及时地化解了经济公共风险,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
而作为宏观管理的核心,公共风险管理在中国是缺位的。
例如,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大的外需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进入新世纪后更为明显:2004年~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1%、10.4%和10.7%。而同期,内需却在不断地萎缩,消费占GDp比率为54.3%、51.8%和50%。
面对这种状态,政府隐隐约约感觉到风险的来临,因而采取了防止、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2007年底正式提出了防过热、防通胀的宏观调控方针,并一直延续到2008年上半年。
引导宏观调控的经济指标都是一些短期性指标,如经济增长速度、信贷投放快慢、物价指数等等,而更深层次的长期公共风险则容易被注重短期公共风险的宏观调控所屏蔽。
极大地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压力,也时常扭曲宏观调控,致使宏观调控不断变化,甚至是急转弯。宏观调控不断变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给经济运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加剧了经济波动。
像电力、猪肉,时而多了,时而少了,就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其实,产业发展不是宏观调控的任务,而是宏观管理的任务,通过科学的产业规划、清晰的产业政策来引导经济结构,从而规避长期公共风险。
总体来看,宏观调控、危机干预与公共风险管理是三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各自不能缺位、越位,而是相互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宏观调控的特征是“相机抉择”,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化解”公共风险,避免转化为现实危机,注重短期。
危机干预的特征是“力挽狂澜”,针对已经出现的危急状态采取措施,其目的是“遏制”公共危机,避免危机扩散、恶化导致社会出现系统性的崩溃,注重眼前。
而公共风险管理的特征是“常态化”,针对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状态采取措施,包括公共风险监测、战略规划和常态措施,其目的是“防范”公共风险,避免风险累积而造成危机,注重长期。
经济危机特征篇5
【关键词】企业危机；危机深化；对策；表现形式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认为：企业的成长与老化同生物体相似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即，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死亡期——不同的时期遭遇不同的危机。但是，与生物体成长规律不同之处在于，从孕育到死亡并非企业发展的必经历程。也就是说，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完全取决于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及其危机管理的可控性。
一、企业危机的表现形式及特征
1.企业危机的表现形式。目前，我国企业危机深化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表现：（1）产品危机，产品性能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2）价格危机。内外部环境掣肘产品定位，引起产品销售困难，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3）资产危机。如，意外事故、人为失职等主客观因素导致企业资产的不必要损耗；（4）财务危机。如，资不抵债、经营亏损、资金周转受阻等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5）技术危机。如，技术决策失衡、创新能力不足、进步缓慢甚至停滞都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状态；（6）人才危机。行政管理与技术研发骨干大规模流失促使企业管理断层、技术断档，导致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管理难以为继；（7）信息危机。兵法云：“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而在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就是企业成长的“粮草”，其及时与否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胜法宝；（8）信誉危机。“人无信不立”，企业亦是如此。信誉降低，失去公众、顾客的信任与支持，必然使企业处于“墙倒众人推”的不利局面；（9）绿色危机。“绿色壁垒”伴随各国环保标准不断提高，逐渐成为企业产品出口与内销的第一道关卡；（10）品牌危机。品牌形象维护的到位、知识产权保护的得力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水与舟的微妙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2.企业危机的特征。企业危机的发展主要分为，潜伏期（表面上企业的运营一切正常，但在平静的海面下潜在的危机因子正滋生）、征兆期（企业运作开始产生波动）、爆发期（企业管理失控，危机不断扩大）。因此，企业危机无论表现为哪种形式都具有如下共同特征：（1）突发性。企业危机发生的时间、规模、态势、波及范围难以预测。虽然，内外部生存环境引发的企业危机在爆发前总会存在些许征兆。但是，人为疏忽或习以为常的视而不见往往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结果；（2）聚焦性。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范围的全球性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面临危机挑战时企业的应对策略与机制在媒体无限放大传播给受众、顾客的情况下，危机处理与公关的滞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早已超越了危机本身对企业发展的威胁。如处理不当，只会导致企业危机的不断升级。（3）破坏性。任何企业危机都具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点，不论其形式如何、规模多大，都必然造成企业不同程度地破坏、混乱与恐慌。这种“连锁反应”不仅破坏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更有甚者动摇企业立足于市场经济的根基，从而威胁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4）紧迫性。企业危机一旦爆发，伴随其破坏性能量的迅速膨胀与释放，危机应对策略提出的时效及其可供决策的信息凭借急剧萎缩与缺失。这往往造成决策者忽略其他部属或部门的不同意见而影响决策质量，导致危机态势急剧恶化。（5）不确定性。主要有表现形式的不确定性、影响规模的不确定性、持续周期的不确定性。除上述特征外，企业危机还具有普遍性、客观性、阶段性和效果双面性等特征。
二、企业危机产生的原因
企业危机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只有掌握不同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危机深化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应对策略。因此，通过研究企业管理相关理论以及参考企业危机案例，总结出下列三项企业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1.缺乏危机意识、形成管理误区。缺乏有效的全局规划、系统的行业预测与分析。盈利时没有全面的战略布局、制定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亏损时又因陷入困境束手无策，无法主动预防危机的滋生。上述行径都为企业危机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忽视企业管理的基础性、多样性与灵活性。过分强调经济手段的绝对作用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管理步入误区。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木不见林”的短期管理行为，也给企业危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2.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及其应急预案。因受资金、人才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或前期投入与准备不足，大多数企业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应急预案，对于企业危机的预防与管理仅仅凭借主观经验判断。加之内部人员流动频繁，致使企业内部的危机管控机制随之变化——忽高忽低、良莠不齐——无法实现危机管理机制与应急预案完善应有的经验积累、补充与延伸，更不可能对风险的预知与确认形成全面的体系。最终，无法避免企业危机的产生。
3.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性危机。本文伊始提及企业发展处于不同生命周期必然会遭遇不同阶段的危机。（1）企业成长阶段。立足未稳、势单力薄、缺乏相关技术研发技能或管理经验，容易产生领导管理与决策危机。（2）企业成熟阶段。企业运营与管理逐步进入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经过长期稳定发展后，因各种规章、制度、条例、计划、报表等文件日益繁多而造成管理结构的日趋僵化。导致企业管理欠缺灵活性、可控性，创新受到约束，从而产生管理效率危机。（3）企业老化阶段。陈腐、僵化的管理营运机制与体系更会引起诸多企业危机的爆发。例如，世界500强企业、至今已成立170余年的日本崇光百货公司2000年突然倒闭就是一个显著案例。
三、危机深化中企业管理及其应对策略
针对企业危机产生的不同时期（潜伏期、征兆期、爆发期）对应制定如下企业危机管理机制及其应对策略从而达到：在企业危机“潜伏期”杜绝危机，在企业危机“征兆期”限制危机，在企业危机“爆发期”控制危机的目的。
1.做好企业危机的预测与防范。“防微杜渐”是企业危机预测与防范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有效的一步。变被动应急为主动预防，将企业临时应急机制转变为常设预防机制。通过定期开展企业危机检查、评估工作，获得危机管理的主动权。同时，改变固有思维模式。要意识到企业危机的预测与防范不能只依靠管理层，要明确各级人员的责任，动员企业全员共同参与、相互协作——这也是企业凝聚力的体现。另外，企业预防与防范机制不同于一般的规章制度。该机制需要灵活掌握修改时间，定期对其可控性进行评估，随时增减内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此外，主观上还要努力缩短管理机制从制定到执行的周期，使该机制在企业危机深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管理作用。2011年报喜鸟集团董事长高瞻远瞩，面对2012年宏观经济形式以及报喜鸟微观经济策略都做了精辟的剖析，从而制订出了适合报喜鸟的风险防范机制，以提高报喜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逆势而上。
2.打造有效的企业危机管理团队。一支反应迅速、经验丰富的领导团队是企业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这股力量直接影响到不同时期对企业危机杜绝、限制和控制的效果。因此，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组织结构，建立矩阵式的灵活多变的危机管理团队——企业高层以危机管理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由最高领导者担当委员会主席，从各个职能部门抽取核心管理骨干担当委员会的成员。企业危机管理团队存在意义在于：计划性、系统性地收集企业危机信息，检测危机信号、发现平静海面下滋生的危机因子、处理企业危机征兆期造成企业运作波动的消极因素、控制危机爆发后的破坏性能量与波及范围。最终，形成健全的企业危机管理策略。2012年我认为报喜鸟一直以来都重视团队建设，希望报喜鸟能加强管控环节，让专业人员的参与决策，让管理经验的人系统评估决策方案，让经营班子真正把握经济形式以及报喜鸟企业发展的实情特点，真正代表员工让企业经营强势发展。
3.做好企业危机管理后的完善工作。企业危机的结束不代表危机管理及其应对策略工作的结束。危机过后的经验总结与相应企业危机管理手册的制定与更新尤为重要，该项工作将决定企业今后的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杜绝重蹈覆辙、无法重建社会责任、恢复企业形象，同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有时还会引出新的危机。因此，必须克服重事态平息、轻善后处理的错误做法。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及经营情况，我们能做什么？经营策略调整？经营目标调纠？经营措施完善？应急组委会成立？阶段性重点工作调纠？我们做还是没做？还是准备做？
4.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企业所面临的危机也可能是社会的危机，甚至是国家的危机。因此，企业在处理危机时，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杯水车薪，这时企业在管理危机时就要借助社会和政府的力量。传播媒介、科研院所、知名专家、社会团体，甚至国家检验机构、执法机关，都可能在危机发生时成为企业渡过难关的关键所在。第三方的正确介入为危机的解决争取更多的时间，防止负面影响的扩大和蔓延。特别是政府的介入，依靠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特殊地位，有时可能产生扭转乾坤的作用。因此，在处理重大的企业危机时，考虑合理的利用社会和政府的资源是极其必要而且有效的。
四、结论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遭遇不同的危机。所以，企业应根据危机发生时所处的生命周期制定企业危机管理策略。首先，要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这样有助于提升危机预测能力；其次，伴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进行组织系统的更新；再次，当企业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时，应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改变企业目前所处于的生命周期，使企业持续保持青春和活力；最后，建立企业危机预警系统对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风险进行适时监测、警报与预先控制。
总之，企业危机管理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以企业的管理团队为核心，以全体员工为基础，以方案制度为依据，以内部控制为手段。调动社会和政府资源，构筑完整的危机应对网络，最终提高企业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张芳.企业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科技与企业.2012（20）：78
经济危机特征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税收改革
引言
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为我国的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同时金融风暴也使得政府性税收调整萌发出了新的机遇，重新认识和思考财政税收改革，积极探索财政税收的新模式，改变现有的税收管理制度，以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从政府的角度来增强企业生存、盈利、发展的实力。
1.金融危机对财政税收政策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持续，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导致社会危机。金融危机一旦深化就会演变成经济危机，更会导致社会经济出现衰退。经济衰退现象严重就会引起社会深层次问题，一旦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就会上升到社会危机，是个连锁反应。从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看，虽然没有向其他国家那样出现严重衰退，但是我国原本高速运转的经济也受到严重创伤，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抑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来帮助经济走出危机。当然，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和政策有很多，也可以采取一些组合拳来更好的促进经济复苏，但是这些方法中，首先是政府应该采取财政税收政策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这种方法的成效最明显最直接。国家对税收的政策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也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有力武器，国家对税收采取最规范最严格的管理模式。税收肩负着为国家公共产品和相关服务提供财力支持的使命。税收对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巨大的，会起到以小搏大的杠杆性作用。
2.改革现有财政税收政策的现实依据
2.1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必然要求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由“过热”向稳定运行“软着陆”产生了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一些加工企业特别是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遇到了明显的困境，中国以“出口”这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越来越不好走，扩大内需是提振经济的关键。而无论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还是兼顾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关键都在于财政预算投资向公共民生领域倾斜，以及适度推进税制改革，来撬动长期以来启而不动的消费内需增长，以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更进一步的冲击。
2.2改善企业与公众预期的迫切需要
据相关分析，我国目前并非流动性不足，只是在内外部经济都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对消费和投资缺乏信心。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能向外界表明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有助于提升公众的信心。并且政府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推动民间投资，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进而调节经济周期的波动。
3.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税收改革的探索
3.1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税收征管是税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机关根据有关税法的规定，对税收工作实施管理、征收、检查等活动的总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税收征管更需要掌握税源变化，加强税源管理；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促进生产与组织收入相结合；开展纳税检查，以合理有效的税收征管组织来稳定市场经济。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可以从理顺政府管理职能、建立扁平的组织管理结构等方面入手。
3.2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国税是国家税务系统，与“地税”对称，是一个国家实行分税制的产物。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机构的继续分设，已经显得不大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了。虽然整合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具备，但是因为地方税制改革滞后等因素，机构整合的难度仍然显得比较大。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税与地税机关应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加强工作的联系协调。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试点国税与地税合署办公。而不能及时展开税务整合的地区，应该利用信息资源将国税与地税的协调工作处理好，通过制定体制沟通来实现双方的互利互惠，为企业的税收合理化做出贡献。
3.3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税收征管是税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机关根据有关的税法的规定，对税收工作实施管理、征收、检查等活动的总称。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之下，税收征管更需要掌握税源变化加强税源管理：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促进生产与组织收入相结合：开展纳税检查。以合理有效的税收征管组织来稳定市场经济。
结论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通过税收改革加大对企业销售能力的促进力度，以保证财政税收收入的连续稳定增长。促进财政税收与企业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政府财政较多地介入竞争性领域，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将税收制度转化为公共性的投入，政府税收的公共性投入必然会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带来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研究[J].中国投资，2008（9）.
[2]阮永平等.美国次贷危机的应对：税收政策及其效应评价[J].税务研究，2009（2）.
[3]胡忠毅.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09（19）.
[4]强化财政预算管理和监督体制研究课题组.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和监督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J].中国财政，2010（1）.
[5]刘昆.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政体制机制[J].中国财政，2010（6）.
经济危机特征篇7
【关键词】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危机
关于经济危机,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至于社会主义是否有经济危机,是否存在必然性一直有争议。
一、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无危机的传统观点
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经济现象的主要认识根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论述了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来自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因买卖可能中断;另一种来自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因支付环节可能中断。[1]第3卷第15章又进一步论述危机具有周期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暂时解决。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危机的必然性来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指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剩,是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据此,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这个矛盾只能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解决。
由上述经典作家的观点,可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这种矛盾使已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论述过社会主义是无危机社会,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为后人形成社会主义无危机发展的思维定势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最早是由列宁、斯大林提出来的。列宁总结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农村的余粮征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2]1925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3]列宁、斯大林关于苏联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这不是一般逻辑说理,而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这些观点包含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两个原因:一是体制因素,二是决策因素。余粮征集制是当时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商品交换,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剥夺的做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的大幅度减产,而严重失算则属于决策失误。
据此,列宁、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也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但他们的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三、中国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贯彻落实,人们用辩证的观念看待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活动,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1978年,胡乔木引证了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话。他认为,斯大林说的这种情况,在苏联无论他这样说以前和以后都出现过,我们中国也出现过。
针对胡乔木的观点,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了细致分析和论证。文章的主要论点有:
1.斯大林讲的显然不仅是危机的可能性,而且是现实性;不是逻辑的推论,而是苏联经验教训的总结。
2.经济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社会主义也会发生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工业危机和打击整个国民经济的总危机。
3.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经济危机,除自然因素外,主要是经济工作上的严重失算造成的。上层建筑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违反客观规律的严重错误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遭到破坏,因而导致出现经济危机。
4.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是生产遭到破坏。本国市场上的价格虽然没变,但许多商品常常无货可供或者只有少量配额销售,而自由市场上的价格猛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5.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危机都有共性,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混乱。
四、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特点的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见,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有其现实性。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也有它内在的特点:
(一)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其基本制度无关。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产生有必然性和周期性;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与目的。因而,社会主义矛盾不是经济危机带有普遍意义的条件。所以,经济危机也就不具有必然性和周期性。有鉴于此,社会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经济危机应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关。
(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或然性。
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除了主要由于经济、政治决策失误之外,还存在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类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特别是产业结构失衡、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等原因。而些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制度并无关系,这些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决策失误、经济结构失衡、比例失调在任何现代经济体制中均会存在,也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加以避免或减轻。从逻辑上是否可以说,这些原因是使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具体条件,但不是从或然性转为必然性的一般条件。当我们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破坏经济关系时,危机就会发生。
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日趋全球化、一体化,我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经济危机可能性存在的客观条件更加具备。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竞争的白热化,使得世界经济的波动会直接作用于国内经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对经济危机这一重要经济现象,要足够重视,并采取适当措施,加强防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
经济危机特征篇8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传播范围广
在二战前,金融危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影响,其发生频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仅有的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美元危机使固定汇率制受到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债务危机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有加快的趋势。从传播范围看,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在泰国爆发的,然后传播到东南亚、俄罗斯、东欧中亚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所受的冲击较大,以及欧美股市受到波动,它们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相反,美国在这次危机中获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机也是从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等国家,而这次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非周期性和突发性
传统的金融危机表现为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引起的,并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高峰和低谷。然而,当代金融危机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随经济证券化、国际化、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经济运行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当经济运动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导致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当代金融危机的超前性、突发性加强,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
(三)金融危机的蔓延性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也使得金融危机蔓延和传染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国家内部爆发危机,就将迅速的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四)外汇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日益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由上述可知,拥有一国一定数量的外汇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当外汇的剧烈变动时肯定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轻则经济衰退,重则出现金融危机。同样的,国际游资也可以引发金融危机。国际游资是以套利、套汇从而获得高收益为目的的投机资金。近年来,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实质上充当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力度
当今社会,各国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从而是国际货币运行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国经济的稳定,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建立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
鉴于以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出国际金融风险的七项预警指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消费比例过大、预算赤字较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相对应于这七项预警指标,必须尽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机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预警网络。同时,更需要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场的监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场得以快速的发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如果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发生信用危机,将极易引发外汇市场或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连锁反应。因此,加强对国际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提高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所必须的条件。
经济危机特征篇9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投资管理；风险；市场分析
在美国爆发次级贷款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进入到一个寒冬期，特别是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都转入到一种新常态之中。而随着当前资产逐渐走向证券化经营，金融风险也就随着市场的演进和变化而产生。因此，不管是进行资产经营，还是投资管理，实际上都应该关注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动态。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济触底，而且在下一轮的经济发展增长周期到来之前，世界的经济正处于一个逐步恢复的过程。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条件下，投资管理应该充分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结合当前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当前的市场行情，从而做出更适应当前后金融危机条件的投资决策。投资管理是一种系统性的工作，应该全面分析当前的企业发展状况，并且结合后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投资规律，谨慎做出投资方面的决策。因此，投资管理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行为，作为后金融危机条件之下的投资方，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地推动自身的投资发展。
1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管理挑战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其表现出的资本市场特征，不同于以往的资本市场表现，特别是从本质上看，其资本的特征也有一定差别，所以在投资过程当中，投资方应该全面分析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全方面分析当前的市场主要表现，抓住契机推动自身的投资项目得到增值。而后金融危机时代，投资管理也需要重视对其面对条件的解析，才能够把握住市场趋势，最终拉动自身发展。从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上看，投资管理所面对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当前整个世界生产和商业格局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结构上的调整将会深刻影响整个市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基本正处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存在发展停滞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对当前资本在整个世界各种市场当中的流动已经造成了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贸易壁垒，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往是质量较低，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等，这些都对整个市场的投资环境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第二，整个世界的金融投资市场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当前已经在世界经济总量当中的占有份额不断下降，而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美元地位也逐渐动摇，这些因素都导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金融投资市场出现比较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逐渐突出，所以当前市场金融投资管理面对的挑战更加复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盲目发展资本行业，特别是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充分支持，金融不断扩大缺乏实体经济的充实基础，因此，投资方面的监督管理的强化，对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管理造成了一定挑战。第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科学技术方面的革命也成为一项重要补充。金融危机和次级贷款危机等都充分表明，对于金融危机的监督和控制，实际上不能够仅仅依靠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也不能够仅仅依靠投资者或者资本运作的相关单位出现的道德自觉，而是应该采用各种科学技术和金融监督之间相互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发挥出作用。此外，从当前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当前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满足当前的社会生产的发展需求，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这也必然会对金融投资领域的稳定带来一定影响。第四，当前经济也从过去的污染性逐渐转变为低碳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实体经济投资领域，之所以有部分企业出现了投资方面的快速提升，是因为部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牺牲了大量的自然环境以及资源。但是，当前世界实体经济已经逐渐趋向于绿色和低碳的理念范畴当中，特别是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方面，全世界都正在付出努力。这也意味着当前的投资者应该充分看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状况，从而把握住当前的发展趋势，从而真正把握好投资的方向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投资方在把握后金融危机时的投资方向，以及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方面的一些管理调整上，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相对较多。特别是对于经济状况的把握，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抓住当前后金融危机的发展契机，特别是没有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具体趋势进行投资调整，就可能给当前的投资行为造成损失。因此，投资方对于后金融危机条件的分析应该是真正到位的，投资行为的管理也是非常必要的。
2后金融危机条件下投资管理的主要对策
后金融危机条件下的投资方管理，应该还是围绕投资行为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进行管理，也就是后金融危机的风险规避应该放在首位。一旦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能够有预先的措施降低投资方可能出现的损失。所以金融方面的安全是整个后金融危机条件之下的投资管理重点和难点。从后金融危机条件之下的投资管理风险类型上看，主要包括市场上产生的投资风险，以及被投资方的信用问题、投资操作方面的风险这三方面。从本质上看，当前的投资管理应该充分分析市场和自身存在的风险，特别是要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有自己的预测和分析，这样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推动自身的科学发展。投资方需要围绕当前市场的价格波动状况进行管理，并且要对多种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避免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和冲突，这样才能够推动投资管理的科学发展。从当前后金融危机的条件看，投资管理的主要路径和对策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投资方应该对当前的金融投资市场状况有自己的评估体系，特别是根据当前后金融条件之下的金融市场环境，适当地调整和优化投资方的融资结构以及投资产品优化等，提高整个投资方的投资效率。因为在投资管理的过程中，投资方最大的目标实际上是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投资方的损失，或者利润的减少等。因此，投资方应该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相关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状况来看，将当前的融资渠道进行充分拓展，将直接融资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优化投资方的资本来源渠道等。资本市场在后金融危机条件下已经出现萎缩，所以资本市场已需要进行转型，很多投资方实际上都是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融资，而这样的一种融资结构并不是直接融资结构。对于投资方而言，应该解决单一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模式，要从多元化的融资格局出发，开发一些直接投资渠道，真正意义上将投资行为的资本直接管理作为核心部分，降低银行内部出现的资金效率相对矛盾的状况，真正让投资方的资金得到活化。第二，投资方也应该对自身做空以及做大的工具进行优化和完善，以适应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市场特征。从当前的资本市场状况看，股票市场也经常会出现相对比较大幅度的调整状况，尤其是国内的金融市场也处在一个波动期，这些都要求投资方要根据投资的法律以及相关的法规规定，调整自己的做大和做空工具，让自己做大和做空行为更有依据，真正符合投资方的基本利益。特别是当前投资方应该完善自身的做大金融衍生工具，只有投资方都具备了完善的做大和做空工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稳定整个金融市场，避免各自受到局部金融因素的波动而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影响。对于未来金融市场而言，企业应该全面分析当前金融杠杆的规律和表现，抓住金融杠杆的基本特征，全方位地推出全面性的金融投资工具体系，从而更好地平衡投资方在进行金融市场投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各种风险，而拓宽金融投资渠道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对于当前的融资方而言，在投资管理过程中也应该相对应地提出一些配套的创新金融产品，避免当前整个资本市场出现金融产品同质化的状况，真正意义上保障投资方和融资方的利润和效益。因为当前很多金融基金产品，特别是投资或者融资类的产品其同质性问题比较突出，很多投资方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性。所以面对当前状况，金融产品的差异化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推出更多新的金融产品，扩大基金产品的投资范围，以及银行业也应该创新自身的中间业务等。从金融茶品的创新角度上看，应该从防止整个金融市场出现失衡状况作为基本条件，从优化当前的投资和融资工具，推动当前信用贷款工具的证券化等方面进行防护。尤其是当前信用贷款方面，鉴于之前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的次级贷款问题，所以应该强化信用贷款资产的流动性，真正转变当前投资者的资金质量等，以此更好地规避当前市场可能出现的金融经营风险。商业银行也可以适当推出一些人民币的衍生工具，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第四，投资方应该对风险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不能够盲目相信投资过程当中的低风险。一些融资和投资者往往推出所谓的低风险债券，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低风险。投资方应该分析各种债券和基金的风险状况，从金融市场和整个实体经济的状况看，真正将主线投资和当前辅投资划分清楚，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提高整体的投资利润率，规避风险。当前的金融脱媒化已经是必然趋势，特别是银行对于债券的持有也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对地方债务或者是传统的低风险国际金融机构债券等，投资方应谨慎持有，不能盲目相信其没有风险，要强化自身对于债券风险的判断和鉴别能力等，真正做到在投资过程中对风险的预防和控制。
3结语
当前金融投资环境日渐复杂，特别是当前投资方所面对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出现的经济现状和问题，所以应该更加审慎地处理当前的投资需求，要形成科学的投资策略和模式。投资管理的模式应该和投资方的自身发展状况相结合，也应该和当前投资方所面对的市场状况充分融合，只有把握住风险的种类和来源，才能够让投资方的投资行为更加有的放矢，更具针对性，避免在投资过程中出现危机。防控投资风险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特别是投资方应该形成风险评估团队，对于当前市场所推出的各种金融投资工具进行甄别和分析等，只有具备真正具备实践意义的投融资判断力，才能做好后金融危机条件下的投资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卢文雯.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02).
[2]高晓雪.入世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演变[J].中国证券期货,2012(07).
经济危机特征篇10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由于我国宪法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其经济性和法律性特征相对较弱，因而对预算的规定十分匮乏。这些不足本需预算法加以弥补，但现行预算法却较为空泛，可操作性较差，以致许多现实财政收支管理活动都游离于预算法规定之外，严重影响了预算法的权威性；简而言之，预算法已形同虚设，亟待改造或重构。具体体现在：（1）预算法明确规定“一国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纳入预算”。但在我国这一原则未能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中，致使在“预算资金”之外，又形成了所谓的“预算外资金”，甚至在“预算外资金”之外，还积聚了许多“制度外资金”，从而导致国家分配秩序的极度混乱，财政活动失序、失范的问题大量存在，使正当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赤字规模由此不断扩大，而财政危机也由此潜滋暗长。（2）财政收支平衡是预算法的基本原则。但在一国预算法刚性不足，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收支平衡的原则往往很难被实际执行，这同样也是导致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置预算法精神与规定于不顾，随意变更预算和随意追加、追减预算，以及改变预算项目等，还有预算支出的失控以及凭长官意志所进行的非法支出，更加大了滋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危害十分巨大。（4）预算缺乏透明度。特别是政府部门预算的透明度不够，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纳税人不知道自己的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怎么用了。众所周知，法律执行的监督是任何一项法律是否正常运作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预算缺乏透明度，不仅使预算缺少了社会和舆论的监督，甚至有可能为不法之徒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国家的巨额资金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财政危机直接体现为大量的显性赤字或隐性赤字，而对于赤字的弥补危害较小和最常用的，则是发行国债的形式。发行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尽管是债，但毕竟是公“债”，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公法属性。它要求国债的发行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等很多方面，都必须要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因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但是，我国目前国债规模立法还相当薄弱，尚无专门的国债法对相关的问题作系统规定。在缺少专门的国债法的情况下，有关国债的一些基本规范，主要体现在预算法的几条原则性规定中：（1）在发行国债的法律依据上，由于预算法强调中央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且地方各级预算也应当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在理论上就不存在通过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上述赤字的问题。但事实上，不仅是中央政府，许多地方政府都发生了赤字，而且欠债规模还十分巨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漏洞如何弥补，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于化解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会有好处，否则，就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危机的可能性。（2）从现行制度来看，只是在中央预算所必需的建设资金出现资金缺口时，才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然而，对于借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却缺少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国债的实际发行过程中，无法有效控制和实施监督。（3）在对权力机关的国债发行行为进行监督时，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没有专门的国债法来全面规定国债的发行问题，因此，这里的预算监督行为也是无效的，从某种程度上放纵了国债的发行，从而也会增加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4）在预算法规定中缺乏一个较为系统的对国债风险进行防范的制度。国债是一个涉及比较多的经济学工具和技术的制度，国债的风险管理包括：发行的规模、发行的结构、发行的方式、国债流通的规模风险、国债的偿还规模和结构风险等。完善的国债法是能够有效防范国债风险的，对于这些问题，不是立法者拍拍脑袋就可以制定的；而且既定的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法律经济的分析方法，从技术上彻底降低国债的风险。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精神，形成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林跃勤积极财政政策回顾与评价[J]中国金融，2005，（1）
[2]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问题[J]法学，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