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1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如何在“十三五”时期继续保持优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广东代表团驻地专访深圳市市长许勤详解深圳发展规划。
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
“深圳标准”
《中国经济周刊》：深圳的发展曾得益于特区优势，如今深圳如何发挥优势激发特区的发展活力？
许勤：深圳经济特区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改革开放是深圳的根和魂，是深圳永恒的使命。党的十之后，离京视察第一站就来到广东深圳，要求我们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勉励我们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明确了改革的总目标、时间表、路线图。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近年来深圳经济特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难题、增活力，以全方位开放聚资源、促发展，努力打破制约发展的“天花板”和“玻璃罩”，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的引领示范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深圳曾创造过“深圳速度”，近年来又提出了“深圳质量”“深圳标准”，请您谈谈这个转变。
许勤：深圳能迈出很好的一步，实际上很重要的是非常忠实地落实总书记的要求、落实十以来的各项工作部署，很好地去按照新常态下的新规律去办事。要以创新来实现动力转换、以转型推动结构优化、以质量引领速度换挡，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深圳经济社会再升级、再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像我们从发展思路上这几年提的就是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转变、打造深圳标准，它主要就是为了采集一流标准。
201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按照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着眼于深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提出了打造“深圳质量”，把质量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坚持质量引领、以质取胜，全面提升经济、社会、文化、城市、生态质量，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2年，我们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在“深圳质量”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的总要求，并将其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2014年，按照总书记关于“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的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打造“深圳标准”的新要求，着力推进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一体”建设，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城市、生态、文化和政府服务质量，为加快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三个转变”做出新探索。
回顾过去几年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深圳较早地遇到了人口、土地、资源、能源等方面的瓶颈制约，通过坚持质量引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较早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有效破解了发展瓶颈，保持了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过去5年打造“深圳质量”的实践，有力地印证了总书记关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有力地佐证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只要我们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增长。
未来深圳的产业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周刊》：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长期领跑全国，您认为深圳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什么？
许勤：深圳很早以前就提出未来深圳要做什么，深圳应该做的不仅是要输出一流的、高质量的产品，也要输出一流的、高质量的技术，最终产品可以不是实物产品，而是技术，靠专利许可去赚钱、靠技术干股去赚钱，要走到那一步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
2012年、2013年当深圳的战略新兴产业已经开始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下一步什么产业会形成规模。我们现在定的是生命健康产业，这是个非常大的产业，服务对象包括老人、孩子、残疾人、特殊群体等，从助听器、轮椅，到小孩、特殊群体的专用设备。这些产品的技术附加价值都很高，而且人们以后一定会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身体更在意，这个产业我们已经早早布局。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深圳创新创业氛围很浓，市政府如何布局高新科技产业？
许勤：深圳可以说是信息技术全球最领先的城市之一，早在几年前深圳就确定了无人机这个重点，当时更多的是看到了未来。
另外我们非常关注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我们跟航天中心、国家航天科技集团都进行了合作。我们要把相关技术民用化。比如宇航员的生命维持系统，那是一个绝对精密的健康医疗体系，它可以检测到身体里任何一个小的变化，确保宇航员能够在一种非常健康的状况下在太空工作生活。这些检测技术实际上在深圳很快就可以民用化，比如用于老人的心血管检测。
还有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未来深圳要往电子信息产业升级这个方向走。
《中国经济周刊》：“十三五”时期，深圳如何布局和规划，实现新常态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许勤：“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关键时期。“十三五”时期，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重点概括为：紧扣一个总目标（勇当“四个全面”排头兵），聚焦一个定位（加快建设科技和产业创新中心），落实一条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抢占一个制高点（发展信息经济），打造一大战略平台（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中国经济周刊》：请您详解一下抢占一个制高点中的发展信息经济。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2
今年11月9-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全面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从中透露出的的经济思想，是规范中国未来10年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
三中全会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名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用邓小平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它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更是其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
然而，过去35年的快速发展，也诱发了各种新矛盾的出现，包括两极分化，环境破坏和腐败。2009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内外两组不利因素的严重阻击。
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不仅要从经济上作一些重要的战略调整，还要在外交、政治与社会等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如果说邓小平35年前的改革阻力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足的话，那么，今天改革阻力却主要来自在改革过程中获取最大利益的人们，包括政府官员、国企官员和工人、企业老板以及与金融和房地产有关的企业和个人。
要面对既得利益人群，必须摆脱传统的治国路径，找到化解各种矛盾的对策，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找到弱化各种社会矛盾的治理机制。而不管用什么样的战略和方法来治理国家，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办事风格至关重要。从他上任以来，我认为他已经展现了一种“三不”精神，那就是，不回避、不啰嗦、不畏难的精神。
经济增长阻力与对策
在经济方面，经过35年的发展，中国正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GDp年均增长速度连续两年回归到8%和8%以下，告别了昔日两位数增长的快速阶段。
降低增长速度，许多人开始怀疑中国经济繁荣不能持久。这是必须直面的第一难题。可是，也好，也好，新的领导班子，根本没有回避困难，而是坦诚地直面困难。
经济减速，是内外两组不利因素所致。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导致中国依靠外国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升级。人民币外升内贬，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使国内生产要素价格呈不断飙升态势，从而导致传统的制造业失去了昔日的国际竞争优势。无数中小企业在利润狭小的空间里，艰难挣扎。高能耗产业，尤其是钢铁、煤炭、电力、化工等的大规模发展，引起空前严重的环境危机。
不解决上面的危机，改革开放的成果将大打折扣，可持续发展将成为空话。因此，今年的三中全会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并不亚于35年前。
必须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结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过去一年里，的外交功略不仅清晰，而且成绩斐然，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比较平和的外部环境。不过，外部的经济环境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却是不容乐观的。过去靠外国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已经走不通了，只有通过修炼内功，才可以把中国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化解危机，寻求稳健的增长模式
那么，对中国经济是如何把脉的呢？
首先，他公开地反对GDp主义。他认为，高的GDp增长，不是衡量成绩的唯一标准。他更加强调GDp的增长质量，在考察干部的业绩时，GDp不应该是唯一的重要指标。
其次，着力寻找新的GDp增长点。在讲到适当放慢经济增长的同时，他特别强调挖掘农村的发展潜力，走科学的城镇化道路，改变经济结构，提升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严格控制与治理污染。
那么，农村为什么重要？
我认为，除了他的博士论文是做农村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下乡经验。任何搞农业经济的学者，都知道农村和农民的重要性。
党中央历来非常注意“三农”问题，否则，不可能废除农业税，不可能推广农村的社保和养老保险，不会普及农村的免费中小学教育。
但是，为什么这一系列亲农政策无法削弱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这主要是在投入农村的同时，城市的发展更快，而城乡的户籍隔离，使农村的发展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
这就给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另外，农村的市场化、现代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将为改善全国近50%的人口，提供“修炼内功”的发展机会。所以，在继续走出去遇到困难时，还不如杀个“回马枪”，重新走发展农村的道路。
发展农村，不仅空间巨大，而且也会为减轻城市的发展压力走出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降低出口速度，减少外资流入规模，为的是提高国内增长的质量。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就是一种失败。其实不然，适当降低增长速度，不等于不发展，而是为了更好、更可持续地发展。
特别强调不要以GDp论英雄，不等于GDp不重要，而是GDp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被分配的更加重要。如果GDp还是靠廉价劳动力，靠无止境的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话，那么，高速度发展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不回避，不畏难，寻找发展瓶颈与出路
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发展瓶颈有二。首先是经济结构扭曲，无法维持可持续的发展。其次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必须把低效率、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减下来。
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再不下决心改变过去的发展路径，寻找新的发展增长点，所谓的“中国梦”就可能落空。
作为不断来往于中国大陆与英国的我来说，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国内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生活的环境却是每况愈下。许多朋友刚从国内回到英国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内的污染太严重了，交通状况太恶劣了”。有的朋友说，“全世界最大的距离，莫过于你和我同住北京的五环路。因为从五环的一边，走到五环的另一边，就可能花上半天的时间”。
为了改变这种高增长带来的拥堵与污染，就必须扭转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的GDp增长。发展农业，深化农村建设，发展服务行业，改善制造业的生产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都是“修炼内功”的举措。结构转型，就是修炼内功，用最低的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最大的GDp产出。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制造业的劳动与材料的生产率，从而把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服务行业中去，才能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
的不啰嗦，就是干实事，不把没有干好的事情先说出来。他的特点，就是先做了再说。例如，调整结构，就必须加强货币与财政的管理。不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想要干什么、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这一点，和他的思路是一致的。
不过，还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务实。在基本上同意收紧银根的同时，他也不愿意GDp的增长速度大幅滑落。他提出“保住底线”，就是一种务实的思路。如果经济增长减速没有底线，经济结构调整的好处，就可能被低速带来的经济萧条所抵消。
保底线，可以说是保守疗法
如何理解的增长底线，对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非常重要。
我对经济增长底线是这样理解的。首先，速度低不可怕，可怕的是速度低到了一定程度，就业就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头等大事了。假如中国每年可以吸收1千万以上的就业，GDp的增长速度掉了一半也不可怕。如果新的就业量小于1千万，那么，增长的速度就必须提上去，哪怕对短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也必须做。其次，经济增长的降低，必须与GDp增长质量的提高相对应。如果速度低了，增长质量无法提高，那就没有必要通过牺牲速度来换取所谓的质量了。
那么，什么是GDp的增长质量？
GDp增长质量可以从下面的角度来考虑。一是每单位GDp的污染和能耗量，越低越好。二是新增GDp的技术含量，越高越好。三是新增GDp是否对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越得到改善，GDp的增长质量就越高。
降低污染，提高技术的GDp增长质量的概念比较容易理解，而降低收入差距的GDp增长质量的概念则不是很直观。
为了帮助理解GDp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在此不得不给出一些比较容易看得懂的统计数据。最近有人对113家央企以及其属下的287家上市公司员工的工资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结果发现，所有央企的全员年均工资为11.3万元，其中，金融行业的平均工资为33万元，最高的央企金融公司的平均工资为43万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央企平均工资是城镇其他国有经济单位平均工资的2.5倍，是城市非国有制企业平均工资的3.8倍。
金融业的央企平均工资是城镇非国有经济单位平均工资的12倍。
如果拿央企的平均工资与农民的工资收入来比，那就更是让人震惊了。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万元，只是金融业央企平均工资的1/33。
要知道，央企所有的工人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还不到5%，而他们所占的GDp是20%以上，投资的60%以上。如此国企的绝对优势是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极端表现，也是中国投资结构极端畸形的表现。拿60%的投资，产生出20%的GDp，养肥了5%的劳动力，这也是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突出表现。
如果把更多的投资和银行贷款分流到私营中小企业，分流到广大的农村，GDp还是增长那么多的情况下，单位投资所产生的GDp与工资收入一定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一定提高，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也会提高。
所以，提高GDp的增长质量，不仅牵涉到资本的行业流向问题，更是牵涉到所有制的流向问题，也牵涉到城乡的流向问题。换句话说，新的增长路径，就是如何更加均衡地发展，只有城乡、行业和所有制的均衡发展，才有可能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同时弱化当前相当严重的社会矛盾。
未来的不确定性，拭目以待
作为领袖，能够不回避，不啰嗦，不畏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我对的“三不”精神充满信心，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比人的精神复杂得多。35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想在10年内予以纠正，还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深层次的改革，必将触及既得利益。例如，降低央企和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必然遭到强烈的抵触。降低房价，提高全民的购买水平，必然导致现有既得利益者的公开反对。
提高执政能力，提高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除了“打老虎，抓苍蝇”以外，还要建立一整套的用人和廉政机制。那么，从何着手？如何削减政府开支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如何实现民主和走群众路线？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挑战。
深度改革的成果如何，现在很难预测。不过，三中全会召开，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可以清晰读出狠抓大头、解决主要矛盾和改革难点的信心，充分体现一位最高领袖的敢作敢为，能做能为，相信的“不回避，不啰嗦，不畏难”的精神，是取得改革成功的先决前提。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3
昨天下午，开了一次局长办公会，对当前经济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根据局长办公会议决定，我就经济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形势
20*年，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我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对当前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一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中央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财政和货币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转型，经济发展由重速度向重效益、重资源的合理利用转变，这必将对我局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发展模式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改革试点已开始启动，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局事业经费不足的压力，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水管体制改革实质上也是一场涉及*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由此产生的人、财、物的变化和职能的调整必将给*的经济发展和管理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淤背区的开发模式、施工企业和其它小型企业的发展去向等都将产生很大变化。三是*决定今年全面启动全河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员由原来的身份管理将变为岗位管理，以岗定薪的分配制度将要推行，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平均主义、“大锅饭”带来的弊端。
如何适应新形势？如何确保这些重大改革顺利进行？确保*队伍的稳定和事业发展，说到底还要靠我局的经济实力做支撑。20*年，全局事业支出总计4.35亿元，其中除财政补助外还有2.75亿元的缺口靠经营创收来弥补，也就是说，全局事业支出的63.4%靠经营创收来支撑。20*年，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上级拨款虽然会有一定增加，但机构经费缺口仍然很大，据估算，我局事业经费的55%以上还需要靠经营创收来弥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采取新措施，应对新挑战，谋求新发展。加大力度，扎实工作埋头苦干，使我局的经济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二、强化五项重点工作
1、加大措施，明确任务，促进我局经济和谐稳健发展。
关于今年各单位的经济目标任务，省局不再具体下达。总体要求增长速度8%以上，运行质量、经营效益要有提高，这是最低标准，希望各单位结合实际落实到位。20*年要采用新的经济目标考核体系，在年终考核时，将对各单位经济发展速度、增长质量、经济总量和人均效益等因素按权重汇总排出名次，进行奖励。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经济工作的重点地位，把发展经济上升到推动黄河事业发展，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高度来认识，要抓紧探讨新形势下发展的路子。主要领导要重点抓，定期分析研究解决经济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分管领导要靠上抓，带头抓信息、跑项目，揽活源，紧紧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千方百计增加创收；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大力加强行业指导，认真研究有关政策，广揽经济信息，努力为经济发展当好参谋，搞好服务。
省局将于3月底召开全局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经济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届时将依据既定的奖惩办法，对超额完成20*年经济目标的单位进行奖励，并对在经济工作各方面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今年还要选择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局经济发展研讨会，大家一起坐下来就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共同研究我局经济如何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2、发挥土地资源优势，实现第一产业管理、质量、效益的新突破。
*土地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各级各单位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把土地开发工作抓实、抓好。总体要求是要继续贯彻以林为主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适生林，适度发展经济林，重点发展苗木花卉，实现管理、质量、效益的新突破。一是当前要进一步贯彻落实责任制，对每一块土地责任到人，责任到单位。确保管理到位，管理精细，管出成效。二是做到分类指导。对已种植的适生林，要注重浇水施肥，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对新开发淤区，一定要选好新的品种，同时做好淤背区配套设施建设；对经济林，一定要在果品质量上下功夫，严格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切实提高果品质量和效益；对花卉苗木，要努力培养规模大、档次高的基地。三是要探讨管养分离改革后，淤背区开发的管理模式。这是一个新课题，各单位要不等不靠，加强探索，闯出新路子。四是积极寻求市场销售渠道，切实解决苗木、果品的“卖难”问题。我局去年果品数量在*万斤以上，今年大体测算果品产量要在*万斤以上，花卉苗木*多亩，*多万株，这是一个很大的产量，各单位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及早动手，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卖难”问题。
3、认真做好水的文章，努力实现供水体制和供水结构上的新突破。
今年，非农业用水提价已成定局，每立米可能要提高*分左右，按*亿立方米计算，全局增加收入*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力。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20*年底召开的全局*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两水分离”和“两水分计”。一是要充分发挥供水局的职能作用，建立政事分开、运转协调的供水管理体制，逐步完成由多头分散管理型向集中统一管理型的转变。二是要强化“两水分计”工作，大力调整供水结构。20*年非农业用水量力争实现*个亿，指标已下达各市局，各单位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指标任务。三是加大供水开发的工作力度，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各市局都有延伸供水产业链的商机，要抓住机会，依托我们的水资源优势，吸引社会资金和力量，在*各地供水项目的改造、扩建和新建中寻找商机。积极推广*水库供水模式，力争把*水直接送到企业，送到用户，在延伸供水、提高效益上实现新突破。在这方面，请各市局一定要增加工作的主动性，要主动出击，不能被动应付，要主动和地方有关部门做好联系和沟通。千万不能等待观望，否则就会坐失良机。四是大力推广*经验，规范滩区引水秩序。
4、发挥主力军优势，实现承揽外部工程合同额的新突破。
建筑施工业是我局经济创收的支柱行业，建筑施工收入占全局经营总收入的比例，多年稳定在75%以上。20*年系统外一包工程合同额为*亿元，20*年更是创纪录的达到了*亿元，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省局工程局、*集团和*集团三个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揽外部工程分别达到了*亿元、*亿元和*亿元。下一步，一是要进一步发挥省局工程局、*、*集团三个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的资质、资信等优势，充分挖掘自身潜力，抓住基础建设的市场机遇，以大中型水利工程、公路工程等为重点，加大攻关力度，提高做标水平，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提高工程承揽质量和数量。二是各市局工程局要通过改制和重组，逐步整合资源，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一步优化施工企业生产结构，在工民建、公路、桥涵、基础工程等方面拓宽施工领域，逐步实现生产结构多元化。三是在努力提高中标率的同时，要全面考察业主的支付能力，尽可能规避风险。避免承揽成本高、无效益的项目，尽可能避免承揽有产值，效益低的项目。要千方百计加大对工程款的清欠力度，把清欠工作始终作为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实抓好。四是要树立诚信，向管理要效益。要注重企业形象，培育企业文化，依法经营，合法运作。要切实抓好企业的经营管理、施工管理、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通过加强成本核算，严格控制材料采购成本，强化目标成本责任制，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前提下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5、深入调研，探索新形势下发展的路子。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4
根据阴流子经济理论，经济发展壮大过程就是欲望释放需求增长和能力提升信誉拔高的过程，即经济发展必然伴随阴流子放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巧妙地适用了阴流子经济律。
关键词：经济发展原理
根据阴流子经济理论，经济发展壮大过程就是欲望释放需求增长和能力提升信誉拔高的过程，即经济发展必然伴随阴流子放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巧妙地适用了阴流子经济律。首先，国投官员无风险操控必然是个人欲望借助国家能力的无限释放，这无疑是任何组织、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特色。官商暴富了，生活必然奢华，从而形成高超消费。其次，十三亿人口，其资源存量、阴流子藏量是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的。第三，国家出面集中社会力量复制国际先进的科技文化，调动数以亿计的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使能力与信誉飙升。第四，贫困落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开发公共消费带动个体消费，形成国际大市场的独特条件。第五，有党的集权领导，借助世界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勤劳的民族创新，货币标记的GDp高歌猛进就是必然结果。
计划是GDp增长的驱动机制，市场是GDp质效的调节机制，二者结合才能促进GDp高质量高增长。同时从高超消费出发，以生产完全服务消费为基础，确保全社会安全共生存是以计划消费落实公平的基本方式。因此计消市产模式是社会全员共生存经济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政府即政治经济结合体，是计划调控经济的主体，也是有序或无序地扩大投资和需求，开启合理或重复建设的主力。市场即人财物集散平台，由阴流子引流。阴流子的效用是流和用，即资金流到哪，那里就富，且不管资金归谁拥有，它只为使用者服务。阴流子流与用遵循资金流二岸富区域经济律，政经计划发生在哪里，投资政策、特区政策和基建项目就会使那里有大量资金流入，进而引发该地民工潮民企涌。廉价民工大军和个体投资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GDp增长的效率支柱。可见，阴流子使用效果使该地富甲一方。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就要遵循力-消-产顺序周期律，而抓消费促生产正是遵循力-消-产律的经济操作原则。其目标是高超消费，计划消费的上限是科技生产力最高水平，手段是计划、生产、市场。中国经济主要是国家投入官员无风险操作、复制发达国家的科技与管理、国家资源存量变现，因追求升官发财需要而大搞项目之强劲飞扬经济。其核心是发扬革命传统，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最终胜利。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资本问题；融通性；研究范式；视域
中图分类号：F0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05-06
步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这四大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新的挑战，经济学界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应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其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本身都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许多理论成果对深化改革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特别是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资本的研究似乎松懈了。这显然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不相符合。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观念、概念、资本实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问题的研究也面临着全新的重大挑战。一个基于文献的判断是对《资本论》视域研究的、马克思称之为极其简单而无内容的最基本的资本问题的研究停滞不前，文献极少；而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的具体而极其繁杂的资本实践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文献极多。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带来了深思。本文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基于《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比较资本研究的融通性问题。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功能等，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概括为“为资本正名”。其中代表性研究包括梁坚、何炼成、杨承训、文宗瑜、武建奇、蒋学模等的研究[1-6]。另一个时期是在21世纪初，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对资本的研究更多地结合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特别是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特殊性，但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何炼成等[7]。但也有学者批判了“资本中性论”，认为不存在“公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总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而主要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的具体形式进行研究，其资本形式主要表述为：中国固定资本存量，特别是物质资本存量以及中国资本积累及其效率等。代表性学者有：张军等、李治国等、王孟欣、张勇、吕冰洋等[8-12]。这些研究一般使用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构建数学模型，通过实证结果检验其结论。通常认为这类实证研究与第一类从《资本论》视角对于资本的研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很少有文献把二者结合起来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两类研究之间可以互相借鉴，特别是对于从《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可以借助于第二类研究的某些数据或结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成果。综合来看，完全照搬《资本论》的内容，将其看成不变的教条，直接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中根本行不通；而完全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有可能陷入“数学教条主义”[13]。可见，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须借鉴外国一切先进理论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因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以《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时，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具体资本的某些方法、手段。从《资本论》三卷研究内容的逻辑关系来看，第一卷着重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三卷中“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且有明确的规定性。一卷中“资本”概念最抽象；二卷中“资本”主要指产业资本，或更加强调为工业资本；三卷中“资本”主要指各种具体资本，即作为特殊要素的资本形式。可见，本研究可以借鉴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似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就是一个很高深的领域，只有专门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才去做，并且似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体的资本形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科学数据等相隔离，这显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且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而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保证其研究结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二、两种视域下比较研究的主要方向
（一）资本概念
“资本”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马克思正是围绕“资本”构建展开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频繁使用资本概念，但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赋予资本的内涵大致有狭、中、广三种，我们分别称之为狭义资本、中义资本、广义资本。
狭义资本，作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特殊剥削关系，是反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特有范畴。马克思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4]在这里，资本以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为决定性条件。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上述狭义的资本关系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其他一切关系，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最基本、最主要、最常见的是这种狭义资本。
中义资本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剥削关系，而且是对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共有的一般剥削关系的本质概括。这种中义的资本含义，马克思在多处使用过，如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
广义资本作为一般无酬劳动支配权或剩余劳动索取权，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迄今任何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共有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的最后，马克思先把剩余劳动称为无酬劳动，接着指出：资本“按其本质来说，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这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际上是无酬劳动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14]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而剩余劳动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下，其具体形态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在封建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地租，在奴隶社会则主要表现为对奴隶的直接强制劳动，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又表现为社会的积累、管理和保障费用。马克思写道：“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3]马克思把这种剩余劳动看作“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既然剩余劳动存在于迄今一切社会形态中，那么作为剩余劳动支配权的广义资本，就是一个内涵极为宽泛的概念。
从国内文献来看，目前从《资本论》视角研究资本问题的文献相对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因主要是当时市场化体制建立，改革进一步深化，需要对资本概念的深入研究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从目前来看，那一时期相对集中的文献对于资本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很多共识，特别是学者们在从广义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时，始终无法突破狭义资本概念的束缚，从而形成巨大的矛盾。学者们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与马克思的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始终未有定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争议就是关于“公有资本”概念的认识问题。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本问题，其资本概念与《资本论》视角的概念有巨大差异。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主要从要素论角度出发，其体现的是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而从《资本论》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则更多体现的是生产关系，这也正说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关于资本物质方面的研究总是具体而多样的，而关于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总是简单而抽象的。由于概念范畴的判别不同，也导致了研究具体内容的差异。因此从目前资本问题研究的现状来看，关键是学者们如何从两类资本概念范畴中找出研究的融通点，为两大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内容，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
（二）资本规模和结构
本文所指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一国宏观意义上资本总量的规模和结构。其与金融学、企业财务学上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概念不同。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资本是依靠剥削工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但物本身并不天生是资本，只有当它们成为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并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生产出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所以从本质上说，资本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总是体现在物品上，通过一定的物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些物品本身天然就是资本。因而历史上和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资本说成是同生产工具一起出现的、超越历史的范畴，否认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而将资本主义解释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4]
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也必须体现为一定物的形态。那么这种资本所体现的物质形态在量上如何衡量？国内学者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都不太关注这样的问题，至少笔者从《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四种刊物中未找到这一视角的文献。相反如果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角度研究资本量化问题的文献却非常多，特别是将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角度的文献占有很大比例，在上述四种学术期刊搜索的结果中约占到60%。本文所界定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宏观上资本表现物的量的规模和结构。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同时在实际中如何衡量这一定义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在经济学理论界少有研究。结合收集到的上述经济学期刊上的主要文献，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语境下的资本规模的量的衡量，由物质资本的存量来代替；而资本规模的结构问题，可以由物质资本存量的总量指标中按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两大类进行解构。这样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大视域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可以创新性地融通起来，下文尝试以此为例具体展开。
三、两种视域下资本规模和结构融通研究例证
笔者对两种视域下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尝试用量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问题进行深入认识，当然这种尝试难度大，也难免存在许多漏洞，不过做为一种尝试可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这一思路对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精确化”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或变为“数学教条”[13]。因此在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根本目标上，必须明确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本作用是什么。
资本的迅速积累是中国最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深入改革和非国有经济比例上升，稀缺资本无效配置的现象逐渐减少。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成就，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已经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被广泛认同。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体系、市场机制和制度变迁都明显存在转型的痕迹。那么，中国的资本存量在经济转型的路径上又表现出哪些内在结构的变化趋势呢？
显然上述这些重要思考是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来展开研究的，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张军（2004）、李治国（2003）、吕冰洋（2008）等。借助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建国以来资本积累的总体规模情况。如图1所示。
图1、图2能够清晰地刻画出中国从1952年至今物质资本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总体规模。尽管从图1、图2及相应文献也能看出具体研究中选用方法及指标方面仍存在差异，但这些细节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要点，因此不影响我们对中国建国至今资本总体规模变化趋势的认识。显然基于马克思《资本论》视域研究资本问题的既有文献并没有给出中国目前资本总体规模变化趋势的精确化分析结论，那么这种资本总规模量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问题的启示和意义是什么呢？马克思笔下，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考察资本概念最为抽象，最为概括；而随着《资本论》创作的进一步进行，马克思关于资本具体形态的变化也逐渐展开，资本的概念也逐渐具体化和可量化。马克思从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资本概念入手直到资本形态的变化分析研究，是以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大量资料和数据为前提和基础的，尽管我们在《资本论》中看不到大量的数学推导和模型，但绝对不代表《资本论》是概念的堆砌和纯逻辑的游戏。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如何从量化角度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来看，以这些量化研究结果为基础，需要进一步做哪些研究工作？这就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在当代中国，关于资本有无，或为资本正名已经成为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把“资本”与“公有”联系在一起，正式提出“公有资本”的新概念。这就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及其与“公有资本”的联系和区别，进而科学地把握公有资本的内在规定和要求。尽管公有资本概念本身仍存在许多矛盾，如资本一般，即使是包含在公有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一般，笔者认为它和包含在私有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一般是同一个东西，绝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它是一个与当代经济现实密切相连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概念，因此包含着一些我们并不喜欢，却又不能不接受的内容。唯其如此，它才是一个有用的科学范畴，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深入地研究。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背景全然不同，马克思不可能超越时代而预见到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资本问题，诸如私人资本和公有资本等概念范畴。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必须直面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上述中国物质资本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总体规模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研究才能体现这一思路呢？笔者尝试将中国物质存量总体规模进行结构划分，以体现这一资本总量中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的比重，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此处的公共资本存量与公有资本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价，但是其物质内容上有很大重叠，因此，笔者用公共资本存量近似地来表征公有资本的存量特征。
在众多的有关中国资本存量的文献中，主要是对中国物质资本存量总量进行估算，但如何对总量资本存量进行分解则是一个难题。传统上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粗糙，一般采用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或者预算内财政投资中的基本建设支出部分作为公共资本的代表，其余则作为私人资本。对资本存量总量进行分解的文献很少，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为例进行阐述，如图3、图4所示。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别，本文估算的中国资本存量结构与张勇（2010）的估算结果差异较大。显然，本文低估了中国的公共资本存量规模，但与张勇（2010）的估算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仍有其现实意义。为什么会低估呢？首先，作为中国的国情，国家预算外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会被转为公共部门资本存量，因此对应的投资必须包含这部分。其次，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究竟算私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在当前的研究中，国有企业投资被计算在私人投资领域。尽管就国有企业的职能而言，其仍然属于生产领域，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国有企业的投资更接近于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纯粹的私人投资行为。如果把快速增加的国有经济的投资计算在私人部门，从而得出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可以拉动私人部门投资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但是这样却低估了公共资本存量对实体经济的真正影响。
就中国资本存量变化的特点来说，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存量近年来快速上升，而图3反映出以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为主的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等准公共部门资本规模相当高，私人资本存量只是近期（2006年）才超过公共资本，反映出中国离市场化的程度还很远，发展模式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公共资本规模的持续扩张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中国投资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的资本规模始终居高不下，且在近年出现快速上涨势头，这说明国有企业仍然牢牢地把持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政府支出结构同样不合理，作为公共支出主要职能的社会保障支出只是在近期才接近资本性支出，但仍然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很大。
中国的投资和资本存量快速增加，资本的快速积累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连续15年可以实现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在合理地分解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规模比传统认为的要大得多，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比想象的大得多，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如何理解这一研究结果，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四、讨论与启示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极为不同，导致了在我国很长时期内基于这两种视域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形成巨大反差。本文所尝试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也不在于将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在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的实践出发，如何运用现有理论更好地揭示中国特殊背景下这一问题的规律性及发展趋势。显然，在当今中国，如果学术研究将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完全隔裂，是不能反映中国资本实践问题的真实情况的。那么在两种研究范式不发生质的变革的情形下，在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思路上进行创新融通，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概念的研究
资本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在《资本论》三卷中，资本概念的界定有明显不同。但是这些有差异的资本概念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资本概念由于《资本论》具体研究目的不同而进行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界定，但他们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制度高度吻合，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尽管马克思在第二卷中也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预言，“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15]然而马克思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准确预见到当今的情况，因此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下，资本概念的研究前提与马克思所处时代迥然不同，也必然有其特殊的矛盾。公有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在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下的一种必然，而这一概念反映了资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但这一概念本身也存在着特殊性和矛盾性，因此从两种视域下研究资本问题有助于完善公有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社会总资本（社会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联系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马克思在后续论述中采用了大量数据例子来说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然而这些数据并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如何在统计学意义上被量化是有意义的。本文所考察的物质资本存量总量与《资本论》中的社会总资本是不同概念，但两者密切相关。社会总资本衡量资本规模，进一步分析可考察其结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资本所有制结构的研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内容。资本与公有制存在本质上的矛盾，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能够让公有资本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本质，在公有资本概念仍需要不断重新认识的条件下，要真正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非常复杂。
（三）关于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
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是一个老问题，但在当前中国却遇到了许多新情况。从已经有的许多观点来看大致有：（1）认为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已不足50%，其主体地位已不复存在。（2）从企业注册“资本”比重看：我国的公有资本已大大少于外资资本，也大大少于私营企业的资本，因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3）从企业“资产”的比重看：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公有制企业（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资产已少于其他企业的资产，所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下降。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很不准确，结论也极不科学。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理论界的普遍共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然而这一共识在现实中如何去解读，特别是在本文所指的两种视域下如何去研究，必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课题。
正如本文第三部分的结论，中国物质资本存量快速增加，在对其合理地分解为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规模比传统认为的要大得多，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比想象的大得多，国有经济牢牢把持着国民经济命脉。这是否体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然而经济现实却并不理想，特别是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结果还存在许多问题。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投资领域存在着很大偏差，公共部门的过度投资阻碍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也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艰巨的挑战。这说明公有资本并未体现其真正价值。
笔者认为对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的问题，应改变传统的公有资本所占“比重”和“绝对数量”的观点，向所具有的“质量”和所体现的“投向”（领域）转变。如果说，进入21世纪前，实践“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一使命，就是使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转向某些社会民生产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则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不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是资源约束日益强劲、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此时，大量国有资本连同收益仍滞留在一般制造业，就践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使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在竞争性领域很难认定国家对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资本控制力就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也很难确认在某个行业提高国企占比就能“体现国家控制力”。原则上讲，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国有资本具有公共性，它的投向应当体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16]。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有其特殊性和历史性，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下以融通视角更好地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重大课题。我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指出：“纯粹的单一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不混合着其前一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后一发展阶段的萌芽的经济制度，客观上是根本不曾存在过的。”[17]王亚南告诫说：“要彻底了解一个社会的代表经济形态，除了注意其规模或数量外，同时还得以此三方面去确定其性质。其中之一方面，是要看该社会所由构成的诸基本经济条件，在体现着怎样的社会本质；另一方面，是要看社会和诸基本生产关系，形成了如何的社会阶层构成；最后第三方面，是要看该社会的一般经济活动，在被怎样的指导原则所左右。”[17]
参考文献：
[1]梁坚，等.《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热点难点探讨[J].经济学动态，1998，（1）：43-45.
[2]何炼成.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J].经济论坛，1994，（19）：28-30.
[3]杨承训.理论创新：确立公有资本范畴[J].经济学动态，1997，（11）：3-5.
[4]文宗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再资本化[J].经济研究，1996，（12）：14-19.
[5]武建奇.应对资本范畴进行怎样的再认识[J].经济研究，1995，（3）：72-76.
[6]蒋学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J].经济研究，1994，（10）：54-58.
[7]何炼成.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资料，2003，（1）：20-22.
[8]张军，等.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9]李治国，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3，（2）：34-42.
[10]王孟欣.工业行业研究和开发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研究和开发资本存量的面板数据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1）：80-86.
[11]张勇.中国资本存量：公共与私人资本存量的再估算和对比分析[J].经济学家，2010，（6）：103-104.
[12]吕冰洋.中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1978―2005[J].经济学（季刊），2008，（2）：509-532.
[13]何炼成.“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启示[J].经济研究资料，2003，（7）：33-35.
[14]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6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质量 思维取向
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大规模“扩招”以来，毛入学率不断提升，2002年首次达到15％，2009年达到24.2％，北京、上海更是接近60％。大众化的快速发展适应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教育质量特别是居于基础地位的本科教育质量出现了一系列突出问题，甚至是严峻挑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因此先后就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专门文件，2007年教育部又与财政部联合发文，决定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下简称“质量工程”)，致力于进一步解决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重大问题，有效推动高校本科教学t作。与此相应，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就大众化进程中教育质量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出现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为应对我国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的严峻挑战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启迪。但应当看到的是，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远未得到有效发挥，仅就研究的思维取向而言，当下就迫切需要实现四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一、从囿于教育质量研究教育质量的狭窄思维向联系广阔社会背景的开阔思维转变
关于我国大众化背景下的教育质量问题，学术界研究甚多，仅在“知识资源网”的“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主题下，输入“高等教育质量”关键词，2001～2010年间的研究论文就高达1.7万余篇，这些文章或是着重从影响本科教学质量的诸要素展开，如高校拥有的财力、物力及其可以为本科教育支配的份额，高校学科、专业水准及结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及其课程体系的合理性、科学性，课程的广度和深度，教师的学术水平、教学经验与责任心，图书网络信息资源、实验仪器设备条件等对教育质量的影响；或是着眼于探究本科教学评估对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作用以及评估指标本身与操作层面仍然存在的问题及其所需要的改进；或是从质量工程的视角展开，着力分析质量工程的建设成效、存在问题及其进一步改进的取向；或是着重分析影响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点和阶段，如认为大学本科四年对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格养成在重要程度上绝非均等。价值上并非同一，其中“大一”和“大四”两个阶段至为关键。抓好了这两个关键环节和阶段，本科教育质量就有了重要保证。这些研究都是必要的，其研究方式、使用材料、研究结论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或启迪意义，但也不能不看到，现阶段关于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局限于教育质量讨论教育质量，或者说局限于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讨论教育质量，这种相对狭窄的研究思维客观上限制了对高等教育体系外部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甚至关键因素的关注，进而有关对策和思路的针对性也就不得不相应减弱，其作用不得不大打折扣。
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和发展不仅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又受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影响和制约，而且直接受经济社会多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因为如此，某一特定社会阶段高等教育质量出现的问题，也就不仅仅是高教内部诸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社会环境中一系列复杂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结果。与此相应，研究我国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出现的问题，也就绝不能仅将思维和视野局限于高等教育内部，而必须特别注意联系广阔的经济社会环境，注重分析其相关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和作用。从现阶段实际看，不仅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深刻社会变迁对我国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就笔者观察，公共权力领域比较普遍存在的政绩思维，实际上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的深层次关键问题。在这一思维影响下，质量工程、人才强校的不少项目事实上都被扭曲为彰显有关管理部门、高校及其管理者政绩的标志性成果，高校内部的教学与科研关系以及人才培养工作与其他工作关系的处理，不少也都因管理者的强烈政绩冲动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有这些影响的最终结果就是高校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高不断地受冲击，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一直在受重视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大众化背景下的教育质量问题研究，不仅要注重从高等教育自身规律以及高等教育内部影响教育质量的诸要素研究教育质量问题，破解教育质量难题，而且必须注重从高等教育规律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研究教育质量问题，探究影响教育质量的深层难题，回应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就是不仅要着力研究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所导致的人才需求变化等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而且应特别注重研究社会政治、管理领域因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尚不健全所滋生出的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种种思维、观念及其管理方式和方法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影响和侵蚀。从现实情况看，如上述我国社会政治、管理领域普遍存在的政绩思维对教育质量的深层次严重影响，尤其需要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且着力从多方面采取得力方式和措施予以遏制和矫正。这一问题如不能得到切实解决，有效应对我国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二、从局限于过去精英教育的一元思维向适应大众化要求的多元思维转变
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化时期，人才培养基本上采用“同一型号”的无差别方式进行。当时。无论是中央部委属高校，还是地方普通高校，无论是研究型高校，还是教学型高校。其生源都是同届高中生中的佼佼者，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学生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在综合知识基础、学习习惯、自学能力、学习兴趣等方面却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特征，学校只要按照事先设计的统一培养方案要求和训练，一般都能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同样，由于精英教育背景的学生诸多方面的同质性高，在教学资源不能满足全部课程小班授课的前提下，学校对一些通识课程抑或专业基础课程采取将几个自然班集中授课的方式，再辅之以完善的辅导制度，教学质量在总体上仍然确有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快速步入大众化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985”高校及“985”以外的“211”高校，生源仍然保持了精英教育时期的高同质性特征，广大地方高校生源情况的变化却十分突出。通常情况是：一个年级、一个专业、一个自然班的学生，其入学分数的差距最高可达150分左右，其综合知识基础、学习习惯、思维能力、发展欲望、能力偏向以及兴趣、爱好等差异十分明显。高校生源特别是地方高校生源的这种重大变化，不仅对精英教育时期形成的统一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思维及其方式和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决定了相应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高必须建立在科学把握和尊重生源素质多元的基础上。
与此相应，我国大众化背景下的教育质量问题研究自然应当突破过去精英教育的一元思维，逐步确立注重大众化生源特点的多元思维，不仅要在宏观层面着力研究什么类型学校的本科应当加强通识教育，什么类型学校的本科应当在适度开设通识课程的同时扎实进行专业教育，什么类型的学校应当努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什么类型的学校应当努力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什么类型的学校则应当努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而且应在微观层面特别注重研究承担大众化任务主体的地方普通高校如何契合多样化的生源特点，深入研究如何着力建立科学的分层培养体系，为具有不同综合素质基础、发展潜力、学习兴趣和特长的学生规划不同的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采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式和方法，实施不同的检测与评价标准及要求，“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既保证大多数学生健康成长，成人成才，又保证其中少数相对精英的学生健康成长，成人成才。遗憾的是，当下的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问题研究，其思维大都停留在过去精英教育的一元层面，无论是着眼于质量工程建设、本科教学评估以及影响本科教学质量诸要素的分析和研究，还是着眼于新建本科专业、应用型本科的质量保证以及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与监控的分析和研究，所凸显的基本上都是同一层面、同一模式的思维取向。尤其是现在仍有学者还在继续无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生源及其培养目标的重大不同，一味强调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下一步的本科专业设置调整，要进一步拓宽专业覆盖面，保证本科毕业生具有更加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的适应能力。其实，这样的专业设置构想对于本科毕业主要面向就业的非研究型高校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恰当。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以来，不少地方高校都在专业建设上对教育部“98版”本科专业日录中的相应专业设置要求做出重大调整就是有力证明。
诚然，现阶段的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问题研究，也确有注意大众化生源现实的论述，但其m发点却并非是立足大众化生源的素质特点和要求，探究如何因材施教，而是试图片面强调整体降低教育质量标准。如不少人顾名思义地认为，大众化是面向多数人的教育，只能粗放化，质量标准应普遍降低；又如有人片面认为，大众化阶段的应用型人才或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是面向大多数学生的教育，至于其中少数发展潜质较高的学生该如何发展，不在必须考虑之列。还有人认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地方高校，有的是原属中央部委下放到地方的行业院校，基础好，条件好，一些是专科升格不久的院校，基础弱，条件差，两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应适用不同的标准。这些看法看似注意到了大众化生源与精英教育生源的不同，实际却仍然局限在一元思维范围，只不过是从精英教育的一元思维转变成了大众化教育的一元思维，或者说转变成了片面强调降低教育质量的一元思维。这种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破解我国大众化背景下的教育质量难题，有效提高教育质量，局限于过去精英教育的一元思维已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
三、从只见制度不见人的制度崇拜向注重激发教育质量主体的内在活力转变
制度一词，不同学科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社会学家认为，制度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它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所构成，也是相对而言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游戏的规则，是人们交换活动和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和决定，反过来又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决定着人们行为的特殊方式和特征。尽管制度在不同学科的视野里有不同的解释，但还是有一些共同要素可把握：其一，制度是一种行为准则，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一定社会活动的规范化和定型化，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流划定界限。其二，制度具有引导性，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什么为利’会所允许，什么为社会所禁止，从而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指明方向。其三，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尽管制度随社会发展及时空条件不同而变化，但又相对稳定，一项制度一经确立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作用。其四，制度具有复合性，任何制度都只有在与其他不同层次制度相配合，形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制度体系时，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其五，制度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制度既体现对人类文化精神的汲取与传承，又体现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创新与弘扬。当然，制度同样具有滞后性，任何制度都相对落后于现实，当一项制度成为社会现实发展的严重阻碍时，创新制度就具有了重要和根本的意义。高等教育是人类的特殊社会活动，其健康运行和发展同样需要以科学、系统、完善的制度来维系。高等教育质量在高校内部受制于教育教学管理的方方面面，本质上必须有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支撑和保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大发展、大飞跃的历史阶段，各高校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管理制度特别是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迅速暴露出严重的不适应，有的甚至存在严重空档，这也正是教育部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把“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和重要观测点的重要原因，而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20字指导方针，也几乎无不与健全和完善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国学术界将健全和完善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作为大众化背景下有效提高教育质量研究的重要内容，无疑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问题在于，当下的这一研究几乎都把提高教育质量当成了一个纯粹的外在管理问题，只看到健全和完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重要，看不到制度的执行者及其对象自觉认同和接受的重要，几乎所有涉及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研究，无不全力以赴地在如何健全和完善制度体系上作文章，而对于如何有效引导教育质量的主体——教师和学生自觉认同制度，进而充分调动其“教”和“学”的内在积极性，使外在的管理制度转化为主体的内在需要与行动，研究却相当薄弱，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只见制度不见人的研究误区。
与此相应，现实中不少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往往都一门心思地放在健全和完善文本性质的制度体系上，至于制度能否或怎样才能有效地转化为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内在需求与行动，往往考虑甚少。其结果，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执行通常要么在管理部门的强力推动下进行，导致教师或学生认同度低，被动执行色彩突出；要么制度成为一种摆设，相关部门无意也无力实际推行或执行，仅仅成为管理部门年终述职或向上级汇报时显示某种政绩的材料。有效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高校管理者在实践中认真摸索如何有效激活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内在机制及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效提高制度的针对性与亲和力。更需要学术界关于大众化背景下的教育质量问题研究超越制度崇拜误区，从只见制度不见人的制度崇拜转向既重制度更重人，更重激发人的内在活力与动力，在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以及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规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市场经济背景下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以及教师倾心向教、学生倾心向学的内在动力与机制，从而既为高校提高教育质量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和启迪，也为高校建立健全及有效落实教育质量保障的体制机制找到科学的契合点与途径。
四、从人云亦云的追风赶潮向尊重高等教育规律、保持独立个性的探究式研究转变
我国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问题研究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人云亦云，追风赶潮现象严重。具体表现在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或领导人、名人讲什么，什么就成为研究的主流和时尚，研究的指导思想也主要放在如何猜透提出者的心思上，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蜕变成了简单诠释。如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或领导人、名人讲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主要是受前苏联高校办学体制的影响，专业设置太窄，学生眼界不开阔，必须加宽加厚基础，培养学生的开阔视野和多方面适应能力。一时间，宽基础、阔视野就成了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主流，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培养，提高教育质量的途径一律都是在宽基础、阔视野上作文章。又如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或领导人、名人提出缺失通识教育是我国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通识教育应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取向，于是通识教育很快就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一时间，有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中，通识教育被放到了所有类型人才培养的首位，其重点又无不在于如何全面开展通识教育或者如何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有人甚至提出大学本科的教育任务就是全面实施通识教育，专业学习是就业以后的事或者是研究生教育的事。还有人进而延伸到高职高专教育也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再如，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或领导人、名人讲地方高校要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须面向地方经济建设设置专业和课程，一时间不仅地方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如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接成了研究主流，更有人提出高校是市场的“供应站”，要与市场实现“无缝对接”。
实事求是地说，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或领导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关系，宏观视野开阔，情况了解全面，材料把握翔实，包括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所提问题一般确实都会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普遍性；而教育界名人通常都具有较深的理论造诣，有的或曾经从事过或正在从事国家层面的教育管理或高校管理丁作，集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于一身，所提问题一般都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与较高的普遍性，学术界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有效破解我国大众化背景下的教育质量难题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问题在于：且不说我国现实中的高校及其人才培养目标与面向是多类型、多层次的，即使同类型、同层次的高校，其自身文化与历史传统、所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各有特点，因此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或领导人、名人从宏观视角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高校，其表现也并非完全相同。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是立足不同实际，建立不同的研究假设，选择不同的切入点，确定不同的研究重点和难点，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展开深入思考，绝不能将研究的指导思想主要放在如何捉摸和猜透提出者的心思上，更不能将其无限延伸到脱离实际与违背客观规律的程度。否则，研究就不成其为研究，更不要说对破解我国大众化背景下的教育质量难题会有怎样的启迪和参考。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7
近些年，我国的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速度减慢是新常态下的经济特点，在这种状况下，企业面临着诸多挑战，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对于一些国有企业，如果不及时进行改革，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稳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企业应该紧跟时展的步伐，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改革。
2经济新常态下对企业内部审计的要求
2.1审计部门独立性的实现
对于企业而言，审计部门既掌握着企业的财务，又对企业的整体机构发挥重要作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企业的审计部门多进行监控工作，对于企业高质量开展工作有重要作用，所以，需要给予审计部门更多的独立性和决定权，尽可能使其不受其他部门的限制，归董事会统一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提高审计部门的权利，其他部门要配合审计部门的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方便调取相关的资料信息，有利于审计部门充分行使权利，为进一步对企业各环节进行监控起到重要作用[1]。
2.2提高审计部门的条理性
企业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提高审计部门工作的权威等方式有利于企业内部依照相应的制度做事，保证工作质量。审计部门可以定期进行例行检查工作，对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资料进行查阅，并按照相应的制度进行。审计部门工作有条理的开展需要企业内部管理层赋予相应的权利。
2.3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于更好地开展企业活动有积极作用，审计部门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需要财务审计以及相应的管理、法律方面的人才，这就对企业审计部门的人员有很高的要求。企业进行招聘的过程中，要注意选择素质较高的人员，同时，企业内部要重视员工的培训工作，使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综合素质高的人才队伍。
2.4增强部门服务质量
部门的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用户的体验程度，对于增加企业效益有重要作用。因此，企业内部要注意从基层员工开始，培养大家的服务意识，最大限度地使每一项工作能够更加便民、利民，并做好相应的用户体验工作。审计部门要做好相关的检查，监督每个部门的工作状况。
3经济新常态下对企业内部审计的优化
3.1优化内部审计环境
第一，提高对审计部门的认识。企业内部活动的正常有效开展离不开良好的企业内部审计环境，可以从管理者的角度开始，重新认识并发掘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进而采取措施形成良好的内部审计环境，为更好地开展内部审计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企业内部的领导层要先强化现代化的管理认识，对审计工作有全方面的了解，并在企业内部开展相应的讲座及培训，提高内部员工对审计工作的认识。员工要充分认识到内部审计的作用，并自觉做好相应的工作，接受审计部门的监控[2]。第二，优化企业内部结构。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与深化离不开企业优化内部结构，对审计工作进行全面的改革。这个过程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对审计工作进行明确划分，并且把具体的职责落实到每一个岗位中。各司其职，共同为企业的发展做出努力。随着企业的逐渐壮大，人员的增多，这时候通过内部优化调整的方式，可以实现内部结构的优化。第三，完善企业管理机制。信息和沟通是企业开展内部控制的重要方面，企业内部的管理者通过沟通的方式，将企业内部信息向审计部门传达，加深审计部门人员的认识并履行职责。另外，畅通有效的企业信息沟通管理有利于企业立足于自身发展的需求，紧跟市场脚步，实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第四，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员工的综合素质高有利于企业建设企业文化，形成企业内部的完善和管理，具体包括员工的专业素质以及思想道德素质两方面内容，其能够通过自身的实力做好岗位的事务，并具有敬业精神，在进行内部审计工作时发挥企业文化的力量，做好企业发展的事务。
3.2对风险的评估工作
第一，提高风险意识。企业发展过程中，内部审计工作出现问题时，很容易造成企业内部的风险问题。企业的领导者要充分重视到这些问题，并有相应的风险意识，提前做好防范风险的措施，实现企业内部的发展。第二，建立健全管理机制。提高风险意识的同时，还要注意采取措施，应对风险。这个过程中，企业要联系自身的发展状况，通过采取相应的管理机制，做出风险的报告、评估和风险解决预案等。这对于企业加强内部关系，并发挥相应的管理工作有重要的作用。
3.3内部活动动态化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内部的审计工作，这就需要企业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进一步强化，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体系，实现企业的经营活动[3]。同时，也要注意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企业要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建立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体系，促进企业的发展。还要注意企业内部的发展状况和内部控制体系之间的完善，推动企业的动态化发展。第一，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内部审计制度，使内部控制工作得到发展。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企业内部的控制工作要和企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需求相统一，并对企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4]。所以，在建立内部审计制度时，需要结合内控制度和控制范围等方面的内容。第二，内部监督体系的建立。监督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了解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对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在建立内部监督体系中要注意保证内控体系和企业自身的发展协调统一，通过对企业内部监督的评估，并适当修改，使其适应企业的发展。内部审计工作在企业内部监督环节中占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保证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及职能的权威效果[5]。企业内部审计人员通过监控和评估，做出相应的评价和判断。同时，要注意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之间的协调统一，为企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个过程一定要保证审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职业道德修养。第三，内外结合，实现发展。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的发展不再是单一的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还需要与其他的企业建立相互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对于企业而言，要重视外部的发展环境，充分了解市场的发展方向，并结合自身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内部管理中要重视防范，外部合作要重视合法化进行，充分找准定位，内外结合，实现共同发展。
4结语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机遇。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实现企业内部的发展与飞跃，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完善必不可少。所以，企业在新常态下，要做好内部的审计工作，及时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通过自我完善和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在新常态下保持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杜明艳单位:重庆市审计局
【参考文献】
【1】刘海波.论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加强企业内部审计[J].现代经济信息,2016(09):240+242.
【2】余慧芳.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加强电力企业内部审计工作[J].低碳世界,2016(9):24-25.
【3】高凤.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加强电力企业内部审计工作[J].财经界(学术版),2016(19):269.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8
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迫使人们必须提高经济理论水平
当今，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多元化、国际化、现代化、计算机化、证券化。面对这一形势，一切经济活动的国际国内竞争将日趋激烈。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它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所以，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要想成为行之有效的行政官员、认真负责的公民及聪明的消费者，就必须懂得一些经济学知识。”一种自由竞争经济，它具有自我激励、自动调节、自然发展的优点但市场经济的随机因素众多，很难控制。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不学习现代经济理论知识，对于经济界，尤其是金融工作者来说。尤其是不可以的。
二、经济学发展的趋势是精密化、科学化、数学化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以使人类需要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一门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以较少的资源去追求尽可能多的收益一为此，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精打细算，必须对“数量”关系进行精确分析、没有对经济因素的定量分析，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要定量分析就离不开数学。
马克思说:“任何一门科学，只有运用了数学，才能变得完善。”对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表明，“任何一个知识部门只有在它的主要标准和基本规律性得到数量表现和数学表述之后才是精密的。在这方面，经济学不能有任何例外。”经济学要成为精密科学，必须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迅速提高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的数学知识和数学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市场经济是供求关系的经济。众多随机因素诱使供求关系产生的微小变动都会引起物价、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波动，甚至给国民经济这个庞大的有机系统带来震动因此。脱离了对供求关系及其诱因的精确分析。只停留在传统的、定性的、泛泛而论的水平上，则正所谓“进了棺材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
三、建立数学模型是经济学向数学化、精密化迈进的桥梁，培养建模能力，是培养数学素质的重要内容
例如，风险资产优化组合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位投资者都面临着多种风险资产的投资决策问题。一般说来，每种金融资产，既有收益，又有风险，而且收益大的其风险也大。如果你把全部资金投向一种金融资产，那么你将承担极大的风险。“不要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聪明的投资者会将他的资金投到多种金融资产上去，这叫做分散投资风险。如何优化投资者的资产结构，才可使总体收益最大呢?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现实中不同的资产往往是互相影响的。因此，孤立地看，本来是很好的几种金融资产，其组合却并不一定是优良的投资决策，反而有可能成为很糟糕的资产结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实现(计算方法略)。
自然科学也常常需要数学模型。然而建立数学模型对于社会科学来讲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自然科学是实证科学，研究自然现象可以采用变换因索多次重复实验的方法，从中发现量与量的依赖关系。然而，对于社会现象来讲，“实验”这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王牌武器却完全无能为力。因为社会现象是一次性的动态现象，不可能重现，没有让你实验的机会，所以不可能建造社会现象实物模型供研究者使用而数学模型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人们可以根据现实的资料。多次地在计算机上检验这个模型，修改这个模型，使之日臻完善，从而找出社会现象诸因素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完成人类认识社会现象的理性飞跃。通过数学模型研究，省时、省钱、省力而且安全，所以说数学模型是社会经济分析的“实验室”。
为适应人们对社会现象定量认识的紧迫需要，数学模型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科学的殿堂。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模型”、“汉森一窿缪尔森模型”、“商品―货币领域的般均衡模型”等便是证明。我国已连续数年成功地举办了高等院校学生的建模比赛，这说明建立数学模型能力的培养已突出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四、要培养人们的数学模拟能力，还必须通过数学培养人们的量化测度能力，从而使人们在经济工作中，科学地合理地制定目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例如奔小康问题。有资料记载，某地制定农村达小康标准为人均年收人2000元。据查，某村400人，一专业户(4口人)年收人60万元，另一专业户(4口人)年收人20万元，村中70%的人年收人在300元左右，其余的人年收人500元左右。据此，该村的年总收人构成
为：
60万元，20万元各一户.两户共8人；
收人300元者共400x70%=280人；
收人500元者400一280一8=112人
所以，该村人均年收人为
_
x=60+20+0.03x280+0.05x112/400
=0.235(万元)
按当地规定的标准，该村已步人小康，该村村长、支书可列人率领群众奔小康的模范人物，可以请功领赏了。但事实上，该村大多数人还处于贫困水平(70%的人年收人在300元左右)、荣誉与事实反差极大的原因在于“小康”的标准定得不科学，不合理，即“小康”未能正确地量化测度。应该还有“共同富裕”这一条。如何度量“共同富裕”这一标准呢?概率论中告诉我们，可以使用人均年收人的标准差a和标准系数Ve。经计算可有
该村的人均年收人标准系差数竟然超过100%，达到六倍多，实在没法交待!这说明一个现代化的管理者必须学会止确制定奋斗目标和评价指标。为此，管理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知识，否则会将人们引向歧途，还有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对于经济分析都很有用。
五、继续学习数学、培养创新能力。
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需要继承与创新，为此必须不断学习、不仅学习各种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中培养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知识如同刀身，能力如同刀刃数学是磨砺刀刃的最好工具之一学习数学，不仅使人继承，还可使人创新：牛顿的伟大成就得益于他的数学头脑和数学成就。爱因斯坦的盖世功勋。借助于黎曼几何的帮助；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70%是数学家，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近年来在证券市场上盈利最多的是几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前不久，由于数学家的参与，才使我国在外汇市场上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这说明经过严格数学训练的人具有非凡的创新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人需要的能力有多种，层次也不同但归根结底，首先必须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而“数学则是训练思维的体操”。因此对于具备一定实际经验的成人经济工作者来说，继续学习高等数学则是首选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文库》.12卷第四页
[2]《西方经济学教程》.上、魏烦等著p9
[3](前苏)《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p8,p12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9
品牌战略与现代教育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用品牌战略发展教育，体现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发展了现代教育的本质。
第一，现代教育是竞争性教育，品牌战略是竞争的制高点。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渐完善，特别是wto的加入，中国的教育市场和教育环境也在发生重大变革。例如，教育权力下放、民办学校兴办、国民对教育需求提高、国外教育机构冲击，使我国教育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公立学校教育一支独秀的局面已经打破，重点学校制度开始瓦解，学校之间的竞争由有形资源优势的竞争转化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相结合的竞争。学校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品牌价值和意义，自觉树立品牌意识，主动实施晶牌战略，有目的、有计划地去打造品牌，保护品牌，延伸品牌，充分发掘品牌的价值，发挥品牌的作用，才能在教育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现代教育是创新教育，品牌是创新教育的集中体现和强力杠杆。教育晶牌不仅是一种先进理念的凝聚、一种资产价值的证明，更是一种服务创新的体现。教育服务属于高接触的服务形态，优质的教育服务体现为独到的办学理念，有特色的服务产品，无微不至、周到全面的服务态度和能力。特色的灵魂是学校的精神或办学理念，如帕夫雷什中学的“全面和谐发展”、洋思中学的“让每个学生合格”，均因为社会和家长提供了优质而独特的教育服务，而成就了教育品牌。品牌的效应更多是通过服务的附加值来体现的，学校的服务特色就体现了这种附加值。创造了教育服务特色也就创造了学校品牌。
第三，现代教育是高效率的教育，品牌是教育效率的源泉。教育的效率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教育机构的运行效率上。教育品牌在教育市场上起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如利用品牌扩张，低成本改造薄弱学校；品牌的信誉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机构内部，品牌所产生的文化力、凝集力，对组织成员起着持续的激励作用；品牌产生的扩散效应、凝集效应，可以集中各种优质资源，使学校品牌升值。
第四，现代教育是消费者的教育，晶牌是消费者青睐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消费者为中心”和“质量的持续提高”为核心观念的全面质量管理理念移植进学校。教育被看作一种“服务”，而学生则是学校教育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学校的各项工作构成了一种服务链，最终由教师将一种优质的教育服务提供给学生。其实，“受教育是一种权利”、“教育是一种服务”的观念在国际上早已流行，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日本、韩国、欧美一些国家，甚至提出了办“以客户为导向”的教育。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很少强调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为发掘每个人的潜能和创造力服务，“以人为本”多少带有政治宣传和道德口号的色彩。品牌把“教育对象”变成“服务对象”，这是教育观念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品牌学校就是家长和学生喜欢的学校。
第五，现代教育是文化性产业，品牌体现并代表教育先进文化。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文化不仅是社会文化传播场所，还是创新文化的源泉。晶牌学校在传播一种先进的文化。例如，哈佛大学的校风有口皆碑——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但更要以真理为友；耶鲁大学鼓励学生追求“光明与真知”；普林斯顿大学把“富有想象力”作
为培养目标；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等等，都在传播着一种先进的办学理念、一种崇高的人生信仰、一种催人振奋的时代精神。教育晶牌战略，就是为了塑造一种时代精神，传播一种先进文化。
第六，现代教育是开放性教育，品牌彰显国家形象和教育国际竞争的实力。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是通过市场机制，打造教育品牌，让学校壮大和扩张。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伊顿公学，美国的哈佛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等都是教育名牌，英国的“示范学校”、美国的“优质学校”、“特许学校”计划，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一种品牌战略。他们不仅仅代表一种教育，而且代表一种国家文化，一个国家的形象。尽管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贸组织，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上签字，并对教育服务做了承诺，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额有所上升，但我国教育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不强，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大，教育机构缺乏竞争力，国家教育安全、教育品牌竞争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211工程”建设，示范高中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打造教育品牌。但这种品牌意识还不太明确，发展品牌的思路还不太清晰。因此，加强教育品牌研究，打造我国的教育服务品牌，对发展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提高我国教育的核心竞争力，直接推动我国教育的开放和国际化，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品牌战略是品牌经济时代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
品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民间家族式手工业企业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开始为自己的产品取名称，创牌子，甚至出现了原始的“商标”。但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品牌还只是处于萌芽和初步形成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中一大批新产品品牌脱颖而出，如飞利浦、松下、索尼、iBm、诺基亚、微软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知名品牌或世界品牌层出不穷，品牌竞争成为发达市场经济中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名牌经济现象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标志”。名牌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精华，代表了市场经济本质和方向，也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有学者预言，“在21世纪，名牌经济不仅更加集中体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而且将与高新技术、知识经济、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进步更加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
服务品牌是品牌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只是代表某个服务产品，而是代表整个企业的形象，是企业个性化服务标志，是社会认可的在消费者心目中有一定知名度、美誉度的品牌。它是一种特殊的品牌形式，也是品牌诉求的高级形态。
目前，服务品牌的营销手段和策略融入到商业服务、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也开始进入教育领域。“新东方”运用品牌策略，在外语培训市场上脱颖而出；成都市许多校长运用品牌战略，涌现出许多品牌学校。研究表明，我国公立学校的市场化程度，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反映了教育服务的价值、服务的方式已经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为教育品牌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
品牌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战略意义，树立学校品牌也是教育面向市场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如何培育优秀的教育服务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创建品牌、推崇品牌是市场经济社会竞争现象的一个表现。过去，人们习惯于把教育看作是上层建筑，重视教育的文化属性和公益属性，却很少谈及教育的经济属性。今天，学校教育显然无法离开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趋势，创建学校名牌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历史的必然，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认识教育品牌现象以及如何创建学校品牌”。
三、品牌战略是促进教育有序、合理竞争的重要举措
现代企业的竞争由产品竞争逐渐演变为品牌竞争，市场化是基本前提。在中国的各项改革进程中，教育的主体性和市场地位一直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因而也就谈不上实质性竞争，即使同类学校的所谓竞争也受到行政、区域性等因素的影响。然而，随着办学形式的多元化和各级各类学校生源情况的改变，对未来教育发展或者说学校教育的实质性竞争将产生重大影响。学校不得不面对强大而残酷的市场力量，不得不研究复杂而多变的教育市场需求，并在市场上确定学校鲜明的市场定位。晶牌战略可为学校发展赢得广阔的市场，成为激发学校全面加强质量建设的动力。虽然目前看来市场力量作用于学校的力量并不是十分强大，但在教育资源开始过剩、教育市场开放程度大的发达城市，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学校感知并适应市场力量，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了。在学校产品、学校管理都趋于同质化的今天，许多有洞察力的校长、教育实业家，开始运用他们的市场经营智慧和策略，谋划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在实践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提出“学校要有品牌意识”，并清醒地认识到“在管理方式上，现代学校正经历着一个从学校管理到学校经营、再到品牌经营的过程”。例如，成都市棕北中学办学5年，运用品牌策略铸成一流名校，成都市玉林小学成功输出学校品牌。对民办学校而言，办学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教育服务优势，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面对教育改革的深化，国外教育机构对中国教育市场的冲击以及教育消费者选择教育机构的多元化，在日趋激烈的教育市场的竞争中，如何扩大学校晶牌资源，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如何吸引优秀生源、培养出受社会欢迎的学生，促进学校从办学条件、办学规模的竞争转化为质量竞争、特色竞争和品牌竞争，建设一批有竞争力的品牌学校，已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四、品牌战略是实现学校发展转型和整体提升的时代需要
资金、办学条件、师资、生源、质量、信息等要素，曾经是学校在竞争中关注和追寻的焦点，谁更多地获得了这些要素，谁就在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但在日趋成熟、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学生和家长在市场条件下的个性化教育需求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需求最终转变成择校行为，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学校单纯依靠对资金、师资、生源、或信息等某一方面的长期垄断而制胜越来越不现实。学校间竞争的核心内容不再是某一具体要素，而是需要向市场展示学校在多方面优于竞争对手的综合性特质，这种特质集合了学校晶牌的特点，是使消费者将学校(产品)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利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发育并日益成熟，教育市场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学校nteD研究复杂而多变的教育市场需求，并在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那些只抓教育质量，不注意形象塑造、文化打造的学校，那些只强调办学条件，不注意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质量管理的学校，那些只注意宣传和形象包装和高收费，不注意教师和学生管理的学校，在激烈的教育竞争面前，由于单一强调比较优势，不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整体优势，很快就发生了生存危机。现代学校必须树立晶牌意识并认真审视其品牌塑造经营的策略。
五、品牌战略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最佳选择
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教育发展不均衡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研究表明，未来几年间，各类高中在校生将比目前多出数倍，高中教育需求与可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将变得非常严峻，教育资源短缺的现象将与日俱增[刊。特别是由于区域经济和学校发展的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少，薄弱学校多，“择校”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农村基础教育，仍是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等。怎样才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积极、均衡、协调和持续发展呢?品牌策略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选择。因为品牌战略的实施必然导致学校的优胜劣汰，使有限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优质教育资源得到扩充。
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开始运用品牌策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如2002年，上海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新建6所初级中学，这6所初中都是借助重点高中的品牌效应和全方位“输血”而开办的。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市场机制、竞争机制、效益机制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我国的教育更加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竞争越来越激烈，教育的发展正在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品牌已经成为学校赢得家长、学生和求得生存发展的关键；已经成为拉动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多元办学，打破垄断，培育市场，引入竞争，培育和扩张学校品牌是激发中国教育活力，推进中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六、品牌战略是促进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
1985年以后，中国的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体制改革、规模扩充、质量提升几个阶段。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循环上升过程。教育改革更多是在教育内部进行的。应该说，这些改革都在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教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教育的多功能的特征，决定了教育改革的复杂性。任何单一的教育改革的短时正效应都可能被其长期的负效应抵消，教育改革应该立足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不仅受到来自教育内部供求矛盾的影响，而且受到市场经济和国际教育竞争的真正挑战，主要表现为学生升学与就业的矛盾，同时派生出了教育观念、教育经费、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质量、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等方面的全面竞争。如何准确把握我国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科学认识教育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品牌战略是一种将体制内外优势整合起来，挖掘现有教育资源的潜力，扩大优质资源的明智选择，也是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的现实途径。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使用品牌战略来促进区域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例如，江苏宝应县政府利用学校名牌来经营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效应：如用名牌公办学校品牌，吸引投资逾两亿元，新增3所高品位的学校；全县基础教育的办学层次得到大幅度提高，遏止名教师外流，吸引外地优秀人才加盟，使全县教师素质得到了整体提高；放大了名牌学校的品牌效应，吸引了宝应周边地区学生到宝应就读，扩大了宝应县知名度等。
总之，晶牌既是办学特色的体现，又是学校追求的境界和目标，是学校赢得家长和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教育竞争不断加剧和教育供给方式日趋多元的态势下，教育品牌的竞争力已不容忽视。尽管我国教育品牌建设还不具备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对国际教育市场的抢占还显得力不从心，但就教育品牌进行战略性思考，大力培育教育(学校)品牌、提升学校层次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实施教育品牌战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篇10
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发展的特点
观察我国高等教育50余年所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从宏观上讲，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顺经济发展模式，即当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期，投资拉大高校招生，高校规模急速扩大，一旦进入经济增长收缩期，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如下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总量虽然整体上升，但波动较大，这里面既有政治的原因，又有人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一点在我国高等教育波动发展的历史中已得到充分体现。如1956年在教育“大跃进”政策指导下，进行扩大招生，年招生18.5万人，年增长率达88.7%，以后几年在调整中提高，1960年招生达32.33万人，年增长率保持在17.88%。自1961年开始，高等教育在调整中萎缩，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止招生。1970年开始恢复招生并逐步有所提高，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8年开始扩招，年招生40.2万人，年增长率47.25%，以后几年基本保持陆续增长的势头。1985年开始，又进行大规模的扩招，年招生量达140.7万人，年增长率达48.26%，以后在调整中有增有减，但相对比较平稳。到1992年再次进行扩招，招生量由108.6万人增加到134.6万人，年增长率23.94%，以后又陆续平稳提高，直到1999年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扩招，年招生159.7万人，年增长率达47%；
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在国家需要大量毕业生的时候，高校才开始招生，而经济发展降低毕业生需求时，毕业生又大量走向社会。这主要是由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周期性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同步造成的。第二种发展模式是逆经济发展模式，即当经济发展进入扩张期时，高等教育适当压缩规模和发展速度，以避免在经济发展收缩时不至于出现人才过剩；在经济发展进入收缩期时，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扩张储备人才，避免在新的经济扩张期到来时人才出现短缺。从1999年的扩招开始，我国高等教育首次实施逆经济周期发展的政策，为经济转向复苏和新的扩张期储备人才。目前看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在一个本科教育周期内缓解了就业压力，但从今年北京市高校学生就业市场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一定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来源于1999年扩招的专科生，预计明年扩招的本科生毕业时这个压力会更大，因此扩招的整体效果还没有明显地显露出来。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对矛盾，即经济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发展与之相适应和高等教育在主动全面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求保持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避免经济发展的波动对教育发展的不利影响之间的矛盾；与社会发展形成了一对矛盾，即一方面人们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短缺而造成高等教育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经济与社会）形成的两个主要矛盾，这两个主要矛盾既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又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处理好这两对主要矛盾，是摆在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认识也就出现了较大分歧。
二、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认识的分歧
一是“积极发展说”：即根据大众化发展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办学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提倡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准备人才和人力资源基础。其理由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年增长率在9%以上，199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4美元，预计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1700-2000美元，根据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其人均GDp与高教入学率的比较，届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17%左右，而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9.7%，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其理由之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也已逐步形成，目前进行的教育成本分担补偿措施证明，城乡居民的教育投资将成为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推进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其理由之三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高教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使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步走向良性机制。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使高等教育大发展成为可能，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1300余所。因此，认为扩招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正确决策。
二是“稳步发展说”，即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有限，扩大招生使在校生人数剧增，造成师资、校舍、设备等教育资源短缺，降低了教育质量，也使毕业生就业难，因此提倡既要尽可能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又要保证高等教育基本的教育质量，保持相对偏紧的高级人才供给状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其理由之一是，高教发展受非经济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较大，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有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都足以满足各自的发展需要，水平相差不多的国家，其经济活动已与其高教入学率的不同没有任何联系。我国目前有70%多的人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现有高级专门人才占就业人口的1.87%，在20-49岁就业人口中，高级专门人才数占2.0%，中级技术人才也只占14.38%。目前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结构问题，应降低教育发展重心，否则会增加高等教育无效供给；其理由之二是，“在现阶段，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需，为国家培养适需的科技、管理及领导骨干，不可能满足社会广泛的求学需要。”；其理由之三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扩大，是以牺牲初等及中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为代价的，而通过对日本、德国等国经济腾飞因素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腾飞中所起的作用不如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因此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是对的，但不应该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其理由之四是，我国高等教育50余年的发展历程警示我们，高等教育出现的多次较大的波动，虽然与经济发展的波动有直接关系，但“重大决策缺乏科学论证，实施中不顾条件，不讲规律，片面追求数量发展，形成低投入、大规模；低质量、低效益”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1999年扩招后，又出现了把扩大招生和提高学费标准当作学校创收、解决办学经费的途径；“以钱抵分”，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平等现象。经过三年的大规模扩招后，朱容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稳步发展普通高等教育”，这其中恐怕是在总结了三年扩招经验后，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出的调整。
三是“‘适度超前发展’说”：即认为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需要高层次人才，同时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样就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然而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最终确定还要看国家及其社会为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目前，全社会教育经费普遍不足，各级教育生均经费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因此在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如果以较快的速度或较大的幅度发展，势必带来大规模、低质量。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发展十分迅速，高等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再也不能“以销定产”，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测，适当储备人才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再加之由于受教育者或家庭在逐步分担了部分高等教育成本以及民办高等教育的迅速兴起，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有较大推动，而且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分化，形成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
三、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方面的误区
1.从宏观上讲，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误区之一：未能将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要素统一起来，作到协调发展。
一是缺乏质量意识，盲目追求数量。一方面是一提发展高等教育就是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或者是学校的升格，或者是学校办学空间的拓展，而忽视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许多高校出现了一校多地的办学现象，降低了办学效益。另一方面是片面理解大众化的质量观，用大众化的质量衡量整个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大众化情况下还仍存在精英教育。二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乏力，始终没有把结构调整到位，甚至在调整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如在层次类型上，升格风盛行，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单科性本科升多科性、多科性升综合性，认为学校只有不断地升格才有出路、有发展。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如电大、函大和自考等，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模以及就业等方面重视较差；在布局上，缺乏宏观调控，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较集中在发达地区；在学科专业结构上，缺乏超前思维和逆向思维，不是办一些新专业或别人不办的专业，而是随众追逐热门学科专业，致使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结构性过剩。三是狭隘地理解了效益的内涵，一种是认为办学规模越大，效益就越高；另一种是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误区之二：存在片面地理解并执行了国家有关“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现象，为了提升办学实力和规模效益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并成了多所巨型大学，有的只注重外延的变化，而忽略了内涵的发展，造成实际效果与预期目的相差较远。因为高校合并不是简单的"1+1=2"，如果不能大于2，我们认为就是失败，更何况现在有的连2都达不到。
误区之三：教育发展规划与执行结果存在较大差距，要么反映出计划制定时不科学、不严谨，缺乏论证，致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较大偏差，政府不得不进行较大的人为调整；要么反映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关部门不按规划办事，另搞一套，长官意识，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随意性比较大。如国家“九五”计划规定到2000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和本专科在校生达到650万，毛入学率达到8%，而实际上分别达到940万和11.%多，规划2010年毛入学率达到11%-12%，而2001年已达到13%，这样就导致计划的指导性很差。这一点在其它部门也有类似现象。
2.从微观上讲，还有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误区之四：一些高校和个别地方政府在办学思想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据初步考察，从99年扩招以来，扩招幅度较大的是办学实力和条件均较差的一般院校，而重点院校特别是知名度较高的重点大学扩招幅度并不大。之所以一般院校争抢扩招指标，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扩招，特别是招那些高收费的学生而多挣一些学费，提高学校收入。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用政策低投资，即想方设法给学校增加一些高收费学生的指标，以让学校多收些钱。在高等学校内部甚至出现根据经费预算定招生计划的现象，根本不考虑师资、实验等教学资源条件。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驱使下，才使得那些学校根本不顾办学条件而盲目扩招，好多学校就出现了新生已进校，而学生宿舍还没有交工的现象，有的学校修改教学计划，延缓开学时间等。
误区之五：一些高校办学理念过于单一，名利攀比思想严重，一门心思地想把自己的学校办成综合性的全国一流大学，如果真的那样，全国也就没有一流了。但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高等学校层次的单一性，这违背了事物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这些学校为了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在目前投资渠道不十分畅通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些铤而走险的方式——高额负债，有的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偿还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扩张，如建新校区等。这不仅影响到学校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学校教职工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学校为了追赶综合性大学，刻意按综合性大学的有关内部管理模式，如校院系三级管理进行改革，不注重内涵，只图形式。我们认为，无论是走内涵式发展还是外延式发展的路子，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学校办出特色、办出优势、办出水平。高水平不是有硕士点、有博士点就是高水平，应提倡办精品大学。
四、用“发展”的观点理解“适度超前发展”
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们是赞成“适度超前发展”的，但对此的理解也是有区别的。目前理解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大都是从其原意出发，即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谈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的发展，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就是要把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适度超前一方面说明教育的超前发展要同其他事业的发展相协调，要在同其他事业，尤其是经济发展保持良性循环的关系中实现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特别强调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适度超前发展的具体内涵。还有的研究者把它阐述为，“适度超前发展”是“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所产生的人才需求拉动以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所产生的高等教育投资潜力，可以考虑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适当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使高等教育发展适当超前于经济的发展，留出一个人才培养的周期和形成一定的人才储备，以便在现代化建设高潮到来之时不会出现专业人才的巨大短缺，避免在经济高潮迭起之时高等教育出现超越自己承载潜力的外延式扩张。”这些阐述的共同点都是从高等教育的数量、速度、规模考虑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问题的，而没有考虑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质量和效益诸要素。我们知道，“发展”不同于“增长”，它不仅强调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更强调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因此既然用的是“适度超前发展”，而非“适度超前增长”，我们就应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问题，即从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来考虑。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都与效益有关，最终体现在效益上，因此，我们现在从四个要素协调发展的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问题。
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办学效益与规模成正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并不总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在同等质量投入水平下，当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规模对生均成本的影响就会变小、毕业生满足社会需要的难度就会加大，也就是说办学效益的提高幅度会下降（见图中的规模效益曲线a）。规模与效益的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办学成本来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与社会需求是否一致，即供求总量是否均衡来体现。需求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供给则是由高等教育规模决定的，供大于求造成浪费，供不应求又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都是高校办学效益低的表现。
高等教育结构的好坏是用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来体现的，而如何衡量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是一个难题。衡量效益的参照系是适应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状况，衡量结构合理程度的参照系也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状况，二者的参照系是一个。因此，单一地从结构合理化程度与效益的关系上看，我们可以认为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其办学效益越好，效益与结构的关系应是一条直线（见图中的结构效益曲线B）。
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是一对矛盾，即在相同投入和其它内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包括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师资和实验设备等教学条件，外部环境包括学校的知名度、社会对学校的认可与支持程度等）的情况下，如果要提高效益，我们认为首先遭到牺牲的就是质量，因为除此之外就只有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等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培养成本来实现，而后者往往需要校长和管理者们付出较大代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投入，从而提高成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首选前者。反过来，如果要提高质量，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效益，如减少学生数量等，其道理同前，但并非按照一个比率下降，随着质量的提高，其下降的比率会逐渐降低（见图中的质量效益曲线C）。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