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发展篇1
曾经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阶段和比较发达阶段，但是接连不断的“左”倾错误中断了对社会主义本身发展阶段的继续思考，出现了忽视发展生产力、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穷过渡”。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思想。
（一）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严格区分了两个过渡时期，指出“列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指从无产阶级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不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阶段”，强调“会主义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不能跳越”。这种区分，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很多人混淆两个过渡时期的界限，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就是社会主义的建成而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实践，要求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二）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
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三段论。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例如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49—1957年），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从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又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又是一个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理论，继续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三）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
既然社会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经阶段，那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成为能否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关键。要完成为共产主义大厦建立基础工程的任务，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建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而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建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松完成的，尤其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加艰巨、道路更加漫长。因此，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
二、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辩证法。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们往往只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违背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针对仅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深入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一）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政治最后或归根结底仍然由经济决定
毫无疑问，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下，无产阶级政治必然应当成为经济建设的指南针，为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但无产阶级政治要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出发，“对那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作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建设的服务“必须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因此，从根本上说，“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衡量党的政治路线的标尺
无产阶级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直接表现为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许多具体经济措施，“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和国家可以违主义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无产阶级政治就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作用如何，最终由经济建设来评价。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任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三、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在落实“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有限地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活跃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对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营商业对流通领域的控制有一定的突破。对国家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表示拥护，并结合实地调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思想。
（一）开放全国物资交流市场
认为，要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持续稳定地活跃物资交流，不仅应该“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市贸易方针”，而且突破妨碍物资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开放全国物资交流的市场，而不仅仅限于本地集镇或本地区。“国家应多想方法使一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各种渠道畅通无阻。这样，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资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
（二）培育市场活动的主体
要活跃物资交流，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还应该积极培育市场竞争的平等主体。认为，在市场活动中，“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在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问题上，对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加强管理和监督是必要的，但“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我们要靠做生意的本领，即‘文明经商’的本领，而不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赢得竞赛的胜利”。
（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调节经济
在调节经济、活跃物资交流的具体措施上，强调以价格为突破口，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作用。由于幅员广大，存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季节差异，同类商品也存在质量差异、批零差异和供销差异，“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根据当时当地集镇市场上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应该富有伸缩性”。总之，在市场活动中，市场主体“应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四、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制度设计上明确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但在实践上却存在对按劳分配的背离，造成了平均主义的恶果，既有损于公平的彰显，又妨碍效率的实现。针对长期以来在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方面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正确思想。
（一）按劳分配不是资产阶级法权
从廓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法权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区别出发，阐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不但不存在对生产资料私有的权利，而且也不存在对工农的剥削、压迫的权利，而只是承认在实行按劳分配之后，还存在生活上的差别，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这是平等劳动者间的不平等”。因此，按劳分配不能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同时，由于实现了人们劳动的平等权利，使用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取得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按劳分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的现象”。所以，按劳分配，是历史的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二）按劳分配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按劳分配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而且促进了效率的实现。认为，按劳分配“鼓励劳动者多方面提高其技术文化水平和劳动的熟练程度，更多地发明创造，利用新经验新技术”，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人的改造，又推动生产的发展”。这样，在生产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不断双向互动中，促进了效率的实现。效率的实现，“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也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服务”，“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因此，把按劳分配喻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三）社会主义社会内正确的公私关系
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中，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私的、个人的利益和公的、集体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公私之间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也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使公私关系协调得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但“公和私也不是完全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的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含有私的、个人的利益，即公中有私”。在按劳分配的实践中，“这种应得的私，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正当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不但公中有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公外有私。”农村社员从集体按劳分配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有利条件，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一些个人收入，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认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对农民个人和集体都有积极意义，“这是公私结合的一种辅助形式，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废除”。
经济理论的发展篇2
关键字：知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知识经济
19世纪80年代，知识经济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推广，相比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知识经济管理的广泛应用推广并不是由物质资源、资本资源以及技术资源
和生产规模所决定的，而是基于当前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进步所带来的科技积累而引发的，即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被应用于企业管理中，从最初的知识积累到竞争力的转化到最后经济效益获取的过程，能够为现代化新经济模式所适用。创新性知识经济模式能够提高企业乃至民族的核心竞争力，对于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都有着直接影响。
一、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管理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相比传统经济体系，知识经济顺应时展，适用于当今社会的经济形态。第一，由于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有着日渐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所能起到的作用难以衡量，在经济管理中，知识不仅仅可以革新理念，可以加强创新，也可以影响企业的发展模式和未来战略布置。第二，当前社会生产要素的概念界限已逐渐模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新型竞技模式不光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革新了传统的生产理念。其后传统环境仍然影响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影响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比如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知识经济时代既要经济发展，也要维持生态环境。最后知识经济管理不单单关注于经济增长，还要更为全面的考虑其他因素。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越发明显，企业未来的行业竞争将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竞争点，企业的战略发展过程中也将面临互联网投资等诸多无形投资，这些无形投资的主要驱动力则是科学知识。
（二）新经济时代下的知识经济管理
目前学术界将知识经济管理的阶段分为三个层面，即创造层面、发现层面和传递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内容覆盖了知识经济管理体系，该体系通过高科技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技术复制、工艺革新、信息传递和流程再造等工程创新。企业应充分接受知识经济管理能够给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事实。知识不仅仅能够改变个人命运，也能够使得企业通过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工艺基础，在市场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知识经济管理模式能够提升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和敬业精神，使得企业能够获得最大化经济效益。进行知识经济管理的企业有着充分的发展潜力，近十几年来，通过我国政府单位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不断努力，加之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已经累积了一定程度的数据、经验和章程，这些对于知识经济管理体系的推行有着积极意义。
二、经济时代下知识经济管理的应用
（一）图书馆应用管理
知识经济管理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图书馆是民众获取知识、保存知识和整理知识的公益性组织，是知识经济管理的实施基础，新经济时代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离不开图书馆应用管理，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光管理模式同样呈现数字化和网络化趋势，这些趋势可以看做是知识经济管理运用于图书馆的表现形式。
（二）企业竞争力应用
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是知识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也是知识，企业实施知识经济管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的波动性，成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提升企业产品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知识经济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四方面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知识属性、企业核心竞争力自身就是一种知识经济管理能力、企业实施知识经济管理可以有效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
三、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一）新价值创造与核心能力的培养
在传统经济形态下企业管理的目标是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产量提高企业收益在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管理的目标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知识作为企业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使得企业从生产规模的扩张转变为生产质量的提升，也就是新价值的创造。新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即是创造价值，也就是在基于能力补充而实行的新型竞争模式，充分发挥企业每个员工的力量，进而加强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人力资源建设，特别是员工创新性思维和处理问题能力的培养。当然，目前在知识经济的管理过程中，创造价值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是指企业在人才管理中伴随着人员的流动，会给企业发展带来财政与竞争的风险。在新经济时代，企业的主要工艺技术人员，将直接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在经济时代背景下，实施知识经济管理需要依靠人力资源，只有高效的人力资源才能确保经济管理体系的落实，换而言之，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管理工作得以充分实施的载体。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中，企业的管理思维以物品为核心，而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思维则更多的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人性化管理模式不仅适用于当今社会员工的心理特点，也能够更为高效的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知识经济管理在管理思想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层次第一在知识经济管理中实施人本管理改变企业管理思想危新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企业管理职能肩利于知识经济管理功效的发挥第二在知识经济管理中实施人本管理充分发挥知识经济管理的功效不仅可以为企业创收增益，也有利于企业文化的累积和宣传。
（三）科学化发展
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是指在知识经济管理中应用科学技术能够实现的目标和达到的水平。现代化管理模式是科学化发展的基础，即企业将知识运用于经济管理体系中，能够确保管理方式更为有效和科学。对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创新运用科学软手段强化科技硬手段在现代化的管理思想指导下对管理客体施加影响，以实现先进管理水平。首先推行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领域是美国的大学行政部采用高效的管理方法以及科学化的管理手段，为大学学术提供服务，强化了大学的竞争力。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逐渐被推广应用与其他领域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发展应用趋势。在我国实施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是一个理性的方式通过在企业管理中构建量化和非量化的考核指标对企业管理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再造建设企业管理数据系统将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与企业管理融合发展。
（四）知识经济将成为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趋势下，企业之间未来的竞争关键点是无形资产的竞争，即知识经济管理工作的落实程度，企业只有通过思路创新和观念转变，在管理工作中注入更多的知识元素，才能保证企业能够更好的激发员工的工作潜力和工作热情。企业在知识经济管理过程中，应将知识分散化，使之得以更好的循环利用。知识经济管理模式属于柔性管理、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在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同时，淡化甚至消除监管机制。
四、结语
现代化社会的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知识经济管理习题，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原有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相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之大，有可能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参考文献：
[1]潘连乡，韦凯华.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研究[J]，企业经济，2013（2）.
经济理论的发展篇3
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是指经济法理论在全面、协调、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所实现的有效率、有增益的发展。只有“有效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理论的持续开发与拓展，全面推进经济法理论的发现与展开，使经济法理论日益走向成熟和发达。
要实现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就必须有效解决在实践中存在的影响“有效发展”的各类问题。为此，应当比照“有效发展”的基本要求，探讨推进“有效发展”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及其外部效应，从而说明“有效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有效发展”的基本要求
根据上述对“有效发展”的界定，“有效发展”首先应当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强调发展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但上述要求在实践中却并未得到充分满足，影响“有效发展”的现实问题仍旧屡见不鲜。为此，有必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不等于简单增长
由于经济法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治理所不可或缺，因而其研究者可谓“为学者日盛”。随着人们研究水平的提升，研究成果也与日俱增，蔚为大观，颇有繁荣气象。但由于研究者“人多手杂”，因而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之外，也不乏盲目重复的拾慧之作，学术资源严重浪费、学术积累或学术推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2]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不仅需要量的提高，更需要质的飞跃。只有研究队伍整体进步，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成果，而不只是简单的量的增长，才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法理论的发展。
2. 发展需要“适度创新”
经济法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创新。而要创新，就必须开辟新领地，提出新思想，实现新超越。但目前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创新不足，一类是“创新过度”。
创新不足是许多学科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原因甚多。例如，对于他人研究成果茫然不知，对于已有共识尚未把握，想一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然易导致“盲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又如，虽然有人注意向他人学习（特别是向海外学习），但往往热衷于囫囵吞枣地引进一些舶来品，一味地贯彻“拿来主义”，而没有消化吸收，没有基本的排异反应，没有有机化合。如果这些问题发生于经济法研究领域，就可能产生无视“内外有别”而强行套用、粘贴的情况，从而难以形成对现实问题有较强解释力的经济法理论。
另外，“创新过度”也很值得注意。其实，“创新过度”不是真正的创新。例如，倾注大量精力去纠缠于学术价值不大的问题，并刻意“标新立异”，但提出的观点却与他人并无实质差别；对于学界在基本概念等方面已达成的共识，喜欢漫无边际地“通批空论”，并自诩为新观点，以此来“推陈出新”，等等。此外，还有的观点过于“超时空”，可能对特定的时空、主体无法适用，等等。“过度创新”类似于过度竞争。“过犹不及”不仅会产生局部效率等方面的损失，而且在整体上会影响整体利益或整体福利。因此，必须强调“适度创新”，这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也是一致的。[3]
3. 发展要总体均衡
理论发展必须总体均衡。单独的某类理论的发展，会受到其他理论发展状况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总体上的均衡发展非常重要。
依据总体均衡发展的要求，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类，无论是总论还是分论，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部门法理论，无论是本体论、价值论还是规范论、运行论，无论是实体法理论还是程序法理论，等等，都应当均衡发展，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密切关联、相得益彰的。但在现实的研究中，对于这种内在的关联往往重视不够，致使总论的研究缺少部门法研究的支持，而部门法理论的研究则缺少总论研究的指导。因此，必须有效解决各类理论相对割裂、画地为牢的问题，揭示其内在联系，尤其应注意从具体的部门法理论中提炼总论，并用总论去指导部门法理论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促进各类经济法理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发展。
4.发展要相互协调
与上述的总体均衡直接相关，理论的发展还必须相互协调。由于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存在有机联系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必须协调共处，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体系，降低由于冲突而带来的成本，因此，各类理论的发展都应当协调互补。
经济法理论发动于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其内部的自足性、协调性都较欠缺，有时与其他理论也存在着外部冲突和矛盾，这在中国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虽然经济法理论的园地应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但每一种可以称得上“理论”的经济法理论，都至少应当内在自足，自圆其说。
此外，经济法理论作为一个系统，不仅涉及内部的协调，而且同时也涉及经济法理论与其他理论体系之间的协调。为此，应当避免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保持独立的经济法建筑风格的同时，还要注意同其他理论大厦的相对协调，从而实现有效的交流互通。
5.发展应切实有效
理论的“有效发展”，不是单纯的扩张，而是必须切实有效。只有具备效率性和效益性的发展，才是良性发展、“有效发展”，也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的发展篇4
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全文如下：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年至2004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1香港港成为中转港的发展历程。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年第31位、1975年第4位、1980年第3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世纪80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1/4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的直接贡献。2012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2香港港并非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821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813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011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802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928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707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102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604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3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800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年至2012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4香港港面临中转量相对减少的局面。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5香港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558.3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582.5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年和2011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2001年，香港离岸贸易毛收入为919.6亿港元，是同期中转贸易毛收入的34.2%，占GDp的比重为7.1%;2011年，离岸贸易毛收入增至2617.8亿港元，是中转贸易毛收入的50.3%，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13.5%，增加近1倍。中转贸易与离岸贸易毛收入占GDp的比重合计为42.4%。由于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收入，尤其是离岸贸易的收入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因此，二者对GDp的直接贡献率高达40%左右，由此确立了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经济理论的发展篇5
关键词：安全视角；循环经济；传统经济；经济发展模式；立法分析
一、引言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的五大问题。尽管国内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但在片面追求增长率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也未能避免上述五大问题的出现，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中国人大常委会审阅（第三次）了“循环经济法草案”，并将其改名为“循环经济促进法草案”。这表明该法的通过将指日可待，这无疑是中国解决上述问题并追求经济循环持续发展途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同时这也只是起步，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基于安全和立法角度的严谨思考依旧十分必要。
二、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对传统经济理论安全性的挑战
（一）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看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下，按照清洁生产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封闭流程，必将导致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安全发展模式。
（二）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
1、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力求社会安全持续发展。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它只重视经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对其他人包括后代人的社会利益、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安全问题基本不予考虑，这就在理论上助长了经济当事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过程中的不可持续行为，对全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而循环经济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它要求经济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耗费及环境污染问题，保证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
2、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模式，谋求资源的安全耗用。资源配置模式的传统代表是“帕累托最优”，它寻求在给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既能让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福利而又不损害其他人福利的最优资源配置模式。在现实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自然生态资源在以循环利用为标准进行配置时，“帕累托最优”理论受到了致命限制，可以通过分析传统经济的物料流动模式（如图1）来解释这种局限的致命性。由图1可以看出，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和部门之间物质供应是一个线性开放系统，他们的食物链条呈线性非封闭状态。在这种模式中，物质与能量流动的方向是单一的“下流式”的，没有实现物质的封闭循环，其结果必然是资源致命地不断减少和废物致命地不断增加。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的资源配置策略，其物料流动模式（如图2）中引入了“分解者”（即对“废物”和副产品等进行处置、转化、再利用等的企业，如废物回收公司、资源再生公司等），这样一来废物会明显减少。对于系统内成员分解不了的废物，则由更大的循环系统的其他成员利用作为资源，并生产出系统内其他企业的原料，就可以维持系统与环境的相容性，还可以实现物质循环的封闭，避免传统经济先天不足导致的发展失衡，从而为经济的安全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3、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的“效用”和“效率”理论，寻求生态安全。传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的途径，但往往忽略甚至极大地损害了生态效益，二者关键在于取得合理的平衡，可以借用图3来进行分析。由图3可以看出，如果片面地强调经济效益，追求“效用最大化”，会使得F移向F″，生态效益降低；如果片面地追求生态效益，将使得F移向F′，经济效益降低。由此可见，任何单一目标的抉择均会引起对应目标的负效应，从而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循环经济效益，必然导致严重失衡。传统经济往往过分强调个体、短期或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导致整体，长期或全局的低效率。而这种整体和全局在长期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失去，最终也将导致个体的终结低效。与此相反，循环经济在局部或短期内不一定能确保最优，但却为长期或整体的高效留下了生存空间，使得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而是高效率的，其高效率带来高安全性。因此，无论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内涵看，还是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
三、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必要性
从国外的循环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德国走的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工业实践到法制巩固推广的发展之路；日本是从整体到具体、从目标法制化到实践部门化的发展之路。二者都充分利用了法律在实现循环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考虑，中国循环经济正处于由倡导、理论探讨向实践全面推进的时期，参照国际经验，中国现阶段十分需要从国家实际出发，研究并解决循环经济所面临的理论发展和法制建设问题。
（一）循环经济模式作为一种主动的社会变革，对法律具有特殊的依赖性
现代社会已经步入法制文明时代，生产行为己被纳入整个法律框架之中，原有法律体系对非循环型社会体系的承认，是进行循环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法律障碍。没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创新，循环经济社会的建设就会增加突破法律障碍的社会成本，从而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个别现象，而难以在全社会进行推广。探索循环经济模式的成果需要用立法的形式巩固下来，才能从法律制度的形式提升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执行力度，从强力措施的角度推行循环经济成功模式。只有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不断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才能提高全社会参与循环经济模式的积极性，从社会成本上减少对循环经济模式的阻力。
（二）循坏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有其自身法律体系的结构要求
国外循环经济模式日益呈现出社会性的产业理念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其对社会的调整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因此更需要对这种结构体系之间进行明确的法律线条区分。从循环经济模式的建设情况来看，循环经济所要求的法律是作为整个社会得以遵从和坚持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律制度，其地位等同于部门基本法，但又具有跨部门法的特征，表现为依据宪法性文本与部门法律法规之间的“链条”，起到指导多个部门法律法规的作用。
（三）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看，循环经济立法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
德、日两国不同的循环经济建设方式均表明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原则提供指导性原则的作用，又为具体部门法律法规改革提供了指导，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基本法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法律约束和保障作用，有助于在法律的强力作用下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据保守估计，中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占GDp的2.1-7.7%，因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GDp的7-20%，也就是说，每实现1万元GDp，大约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不必要损失。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环境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是以环境要素资本来支撑和推动的，这必然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投入成本。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势在必行。
四、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经济学破解
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中国目前的循环经济立法还只处于萌芽阶段，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的规定零散而可操作性弱。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吸纳经济学和安全发展理念，制定一个整体的框架和规划，确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制定操作性强的循环经济基本法规，完善各项配套立法。
（一）以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经济理念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循环型社会要求保证环境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防止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要求国家调节环境社会关系的活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并具有普遍效力。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应计划和推进循环社会政策的实施时以此为目标。再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让企业和公众都有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参与意识，并自觉地循环利用社会资源、保护环境和相互监督。
（二）以安全的发展观为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
安全的发展观，其重大创新就在于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内涵，解决了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明确了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改变了过去单纯只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基础，以区域、城乡、集体与社会统筹发展为内涵，以国内外相统筹为手段，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出路。因此，开展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安全发展观的理论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三）以法律法规的指导性作用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通过法律法规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相关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以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应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地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原则，建立以循环社会为目的的、以区域性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为保障的社会激励体系。
五、结论
总之，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变革，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基于安全考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更需要在遵循循环经济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建立完整配套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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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发展篇6
关键词：内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政府政策
一、前言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几乎和经济学有同样的漫长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索罗（Solow）和斯旺（Swan）于1956年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假设，为经济增长分析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出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
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的结论无法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为了弥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象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作为一种内生的生产要素被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的原因。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从而总的收益递增，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设，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
总之，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R&D、收益递增、边干边学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新增长理论的“新”在于其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完全内生化，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theory）。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在理论和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这一理论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中，新的文献、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尚未形成一个非常完整和规范的理论体系。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包括形色各异的诸多模型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但内生增长模型仍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收益递减假定的aK模型；二是假定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是其他经济活动(如投资)“副产品”的外部性模型或溢出模型；三是明确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企业有意识的研究开发结果的R&D模型。本文将分别介绍这三种模型，并结合安徽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三种内生增长模型简要描述
（一）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不能产生内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aK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性质是不存在资本递减收益，这种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的简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ak（1）
其中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是产出。（1）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量，可得到人均产出：y=ak(2)
由（2）式可得资本平均和边际产品都为常数a，即：
（二）外部性模型
这类经济增长模型既不放弃资本收益递减假定和完全竞争，又能产生内生增长，其基本特征是:其一,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因而不需要补偿并可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其二,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就整个经济而言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其三,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这类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即政府政策不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且具有增长效应。根据外部性来源的不同,这类模型有多种构造方式,如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1988)。这一类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即是模型中的K的函数,笔者以“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模型为例进行说明:
1962年阿罗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提出了“边干边学”理论。在阿罗的模型中，边干边学或知识被认为是投资的副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同时阿罗认为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知识水平本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递增边际生产力，在知识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经济整体的每一个厂商具有规模不变收益，然而，在扩大资本投入的同时，知识水平也随之变化，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具有递增收益。而且，由于知识是公共的，收益递增是外在于厂商的，所以资本和劳动按边际产品支付报酬，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是企业投资的“副产品”，个别厂商并没有考虑到其投资活动对这个经济生产率的影响,而是将它视为外生变量,因此,它的行为仍然像新古典模型中的厂商一样。于是,通过干中学和溢出效应(或投资的外部性),我们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得到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能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一旦经济中每一个厂商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状态,但是一个厂商的投资行为能够创造的新知识可以产生出乎意料的外溢效应。所以这些由于个体投资行为带来的“外部性”使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水平得以提高。
（三）R&D模型
罗默（Romer，1990）开创并由格罗斯曼、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和阿格恩、豪威特（aghion&Howitt，1992）发展了R&D模型，从有目的的R&D活动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专门用于进行R&D的部门，利用这个部门不间断地进行R&D活动，可以实现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通过引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并借助于溢出效应得到了内生增长。R&D模型明确地将技术进步或创新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收益的活动,并运用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罗默指出,技术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物品的两大特点:它是非竞争性的和部分排他性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部分排他性则为从事R&D活动的厂商提供了激励(外部性模型抓住了技术的第一个特征,但没有抓住第二个特征)。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种类的增加(例如新行业的开辟),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质量的改进(例如同类产品的升级换代)。这两类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性”概念,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
R&D模型暗示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R&D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R&D活动提供了市场激励，一国劳动力越多，从事研发的人口越多,研发成果越能受到保护，经济增长就会按一定速度持续增长下去。人均产出与经济体人口成正比,越大的经济体越富有。政府政策具有增长效应。
总的说来,尽管内生增长理论表现为形形的不同增长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上述模型之一或这些模型的某种组合。一般而言,aK模型和外部性模型具有简洁、便于扩展和应用、易于进行计量检验的优点,R&D模型则更符合人们的直觉,具有更良好的经济含义和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用这些模型,我们就能够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外部性模型比较适合于那些在总量水平上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教育、经验积累和基础研究等),R&D模型则比较适合于对产业层次的创新活动并易于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激励(相对易于排他)的经济活动的分析。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启示
2001年至2004年4年间，安徽省的GDp年增长率都高于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见表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利用1991年-2003年间中部六省和东部地区及全国数据，对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2006年），结果显示安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知识和技术进步对我省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小。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省应该在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和经济发展宏观政策上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技术进步应该成为推动我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据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oeCD）报告，知识和技术对该组织成员国经济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初的5%-20%提高到现在的70%-80%。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劳动、物质资本）具有报酬递减的性质，实现经济的可持久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生产要素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我省应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扩散的运行机制。摈弃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传播和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的渠道，FDi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安徽省应该利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在不断搞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和产业配套，积极吸引外商来皖直接投资。
（三）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增加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与我省临近的东部地区由于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软硬环境较好，今后仍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外商投资将继续在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省在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要增加R&D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自主性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力度，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以获得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四）大力发展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
在所有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中,舒尔茨(1960)特别强调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可能在将来做出的贡献。财政政策在加强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省应完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促进教育的优先与协调发展,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应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全省人民的受教育年限。在外部性模型中知识的外部性能否传递到其他经济个体，还取决于其他经济个体的接受能力，在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个体知识水平总体上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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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发展篇7
一、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结束了计划经济对农业生产的束缚，而目前国家又把农业当做立国之根本加以扶持，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工农产业结构已由量变阶段逐步过渡到质变阶段，已逐步由农业支持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出很远，而农村生产力发展依然很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依旧很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目前我国已具备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条件，所以现阶段要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把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农村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当前首要任务是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提高农村整体竞争水平，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目前我国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信息化水平不高，仍旧以家庭生产为主，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水平有限，农村劳动力不能彻底的解放出来，农民生活水平仍然低下，部分地区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当认识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根本在农村，重点难点在农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其它一切事业的立足点。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有机构成部分。因此，当前我国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好农村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在转型期的新变化
随着工农产业结构的质性变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今后将侧重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随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深入铺开，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研究将被打破，今后将更加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而农产品包装推广、农村物流的创建发展，绿色食品的培养个种植等都将成为学科关注的主要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冲击下已逐步瓦解和破除，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这一变化，跟上发展的潮流，更好的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面对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形势，城乡生产要素的广泛流通无疑将成为学科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此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还将受到农村现代化战略性驱动的影响。农业现代化要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前提，要注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发展理念将直接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对农业发展方式研究的根本方向上的变革。而研究方向的改变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倒逼农业经济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和颠覆。此外，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依旧远远滞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依旧不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也将成为以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侧重点。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长期受传统教育影响，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性不强。农业科研工作者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愿下基层、下农田，研究成果不能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农村和农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深入发展，转轨以后的经济市场要求理论研究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知识，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高校应侧重于农学的实践类教学，多开展调研实践活动，为我国农学研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储备人才。
此外我国农学研究也日趋多样化和综合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计算机技术、数理知识、管理知识等日渐融合进农学研究。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着力拓展在读学生的知识面，大力培养掌握扎实专业知识，拥有渊博知识面，动手实践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三、新形势下，关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
我国农业经济进入转型期以来，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世界粮食安全与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必须提高我国的农学研究水平，大力培养高产优质的杂交粮食作物，加大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面对进口农作物，应持有相对慎重的态度，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应本着对全体国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进行反复的论证研究决定。
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看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巨大机遇，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的背景下，利用政策优势，整合起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强大人才队伍，拓展研究方向，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在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
四、结语
经济理论的发展篇8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将按照需要来直接安排生产和分配。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发展难题也日益凸显，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剩余劳动力增多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新的难题。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不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还应当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
二、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以历史唯物论为工具，马克思具体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乃至灭亡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内部矛盾对抗的作用下，不断地调整着自身的形态，从简单协作发展为机器大工业，从自由竞争走向资本集中和垄断。最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顺利实现，必须使两大部类之间相互交换的产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两大部类的资本积累和规模的扩大，有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两大部类只有按比例协调发展，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马克思从对以往社会经济发展直到资本主义时代为止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趋势的分析出发，揭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又说：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三、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粗放式经济增长问题仍然突出，经济效益较低。为谋求产值增长，付出的成本高得很，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倍。而我国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率、能源消耗产出率等指标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2）经济发展中存在产业结构、地区产业结构不协调、不互补，严重影响我国经济互补和持续发展。（3）人和自然的矛盾依然存在。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中国人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4）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主要是由于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目标模式的认识上的不统一，以及由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带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四、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经济理论的发展篇9
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与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不同，改革理论并不是以解释世界为目的
的实证性理论，而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己任的规范性理论。所谓经
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现实服务等说法，都反映了改革理
论的这种性质。
一、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特点和发展概述
改革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实践性
尽管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是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常紧密的
互动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理论研究的问题来自
改革实践，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答的认识和理论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不
断深化，理论的兴奋点也随之迅速转移，而相关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往往就
会被人们所忽视，较少受到研究者继续关注。另一方面，改革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为改
革实践开拓出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推动和引导着改革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在一定意
义上可以说，经济改革理论是经济改革本身的一个构成因素，是改革中的一种现实力
量。因为，改革固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但又不仅仅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
而且还是社会意识和理论观念的一场革命。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通常首先是由利益关
系所决定的，但是又不仅仅受其自身利益所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人们对改革措施是
否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包括社会公正在内的某些基本价值，即意识
形态，是决定公众是否支持改革的一个变量，而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则
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
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观
念。政治经济学因此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它同时具有了政策制定的观念和理
论依据、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的手段等多重功能。因此，任何理论上的真正突破都
不可能光靠学者的研究工作就能实现，而是要得到政治权威的肯定才能最终完成。然
而，这决不意味着经济理论只是政治的奴仆和附庸，因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变化，
又需要理论研究加以论证才能获得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经济理论特别是改革理论
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其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的矛盾和弊端诚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人们虽然能够感受到却不能深刻地理
解，只有经过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它
。而且，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具体办法，即改革的方向和方案，更是需要通过艰苦的研
究和探索才能发现或者设计出来。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给改革理
论增添了特殊的困难。一个经济学家进行改革理论的探讨和创新，往往要承担政治上
的风险，越是在改革的早期阶段，这种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困难和风险也就越大。因
此我们认为，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地越过许多激流和险滩，比
较平稳顺利地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学家特别
是其中那些先驱者和一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功不可没，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一样
彪炳史册。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历史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政
治报告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是三座里程碑，标志着中
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
革道路确认阶段、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阶段。而改革理论的发展，情况则要复杂的多
。按照思维的逻辑顺序，改革理论需要依次研究和说明改革的必要性、界定改革的范
围和性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改革的战略和基本策略，这些问题之间是一
种逐层递进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实践的迅
速发展和决策的迫切需要，对于上述重大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根本来不及分层次解
决，就在多条线索上同时展开，交错进行。改革理论研究一方面由于受到实践发展的
影响和制约，在各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重心；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探索
和争论在时间上的延伸，都超出了相应的改革阶段，并且存在着反复的现象，因此改
革理论很难从时间上划出清晰而截然的发展阶段。
综观25年改革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这条
基本线索展开和逐步推进的（注：邓小平多次强调：“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
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2页）。“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
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
文选》第3卷，第137页）。），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
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市场经济重新理解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生产资料公有
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也即社会主义的制度
属性。在改革的初期，理论界首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形式和体制模式的角度，对
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和重新评价，得出了社会
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的结论，接着又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从而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彻底摒弃。对于公有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虽然没
有像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那么集中，但是却贯穿在改革和转型的全过程。这方
面的理论突破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
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提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混合经济，重新定义了社会
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否定了企业的国有国营形式，提
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三是把所有
制关系的研究深入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首先提出了两权分离，进而引入了西方
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一是克服了过去长
期存在的以按劳分配形式表现的平均主义观念，开始注重效率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
关系问题。二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肯定了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注：谷书堂
教授首先提出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点。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又发表在《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在
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
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
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改革理论的发展沿着时间顺序又可以梳理出四条具体的线索，本文在以下各节分别加
以论述。
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
在改革启动与程序设定阶段，改革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改革的“合法性”问
题（注：改革“合法性”问题是周振华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见周振华：《体制变
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因为改革是对原有制度结构和秩序的颠覆性改变，如果不能得到社会主流观念
的认可或者足够强大的支持，就会处于“非法”状态无法启动。解决改革“合法性”
问题，就是要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理论证明，对改革的性质和对象范围做出
科学界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探索和设定，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
围。
在我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理论探讨，最初采取了对价值规律作用问题
探讨的形式。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文章：《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此为开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小高潮，其中的要害则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对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延续，又是改革理
论探索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规律是一个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
相联系的范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质因素。所以，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作用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对价值规律的理解问题。价值规律问题的背后涉及的
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是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
改造的争论。
自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我国学者关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的理论争
论，持续的时间最久，发表的论著也最多[1]（p.417）。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
就对价值规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即
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并且是“社会主义社会价
值规律问题的核心”[2]；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而
且还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等观点[3]。70年代末期，孙冶方
坚持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4]。当时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
其理论的评价上。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的核心，则是价值规律与计
划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是否起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强
调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一致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讨论会以后，多数人在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
同时，也都承认了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起调节作用。
对于改革性质和对象范围的界定，最初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
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
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
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
种不经意间的演化，却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经济体制
作为与经济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制
度、原则和方式等等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5]（pp.278～279）。
它反映出当时中国改革目标的有限性，同时明确表达了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在之
后，人心思变，具有很强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要求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给改革划定严格范围，设置的强大势力。所以，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的
决定之后，便于1979年3月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凡是涉及到所有制
结构调整或所有制形式变化的重大改革，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济特区、股份制等
等，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异常激烈的争论。所以有人认为，改革一方
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是前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看则是“退却”，
因此在提出改革前进目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划定了退却的“底线”[6]。由于经济
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
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
范围的扩大（注：周冰：“经济体制是一个经济机体为了配置资源和对其成员分配利
益所必然具有的、组织协调内部各种经济要素和全部经济活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改革
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和改
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渐进式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改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不能相容的。斯大林根据苏联计划经济的
实践提出，由于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它是特殊的商品，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资料便
不是商品，仅在形式上保留着商品的“外壳”[7]（p.578）。中国自50年代起到
前，尽管有少数人提出过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看法，但是斯大林的影响还是起着支配作
用。
从1979年开始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都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
，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观点（注
：1979年，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
社1979年版）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这虽然与传统
理论发生了尖锐冲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初步论证。1982年初，一位领导人发
表谈话，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后的两年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商
品经济的观点受到了指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学术界仍然有人
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肯定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
征[9]，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10][11]。到1984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
经济的观点重新得到较多经济学家的肯定。直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才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一
种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才完成。1990年，谷书堂和常修
泽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纲》，可以看作是为这个过程最终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
（注：在1989年反“自由化”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时又成了理论上的禁忌。
谷书堂和常修泽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1990年第9期。）。
到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
。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是在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人们从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出发
，对计划和市场关系深入探索的一种倾向性、过渡性的理论形态。由于国有经济体制
内的改革没有重大举措，而农村包产到户后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
的高速增长，在改革实践的推动和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双重作
用下，相当一批改革经济学家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主张市场取向
的改革。相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而言，它更突出市场、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在社
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大量的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引导，肯定生产要素
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这一过渡性改革理论为深化改革指出了方向，也为改革
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设计改革目标迈出了第一步[12]（p.45）。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也开始改变，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
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
替。在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同样的起伏和曲折过程。1979年无锡会议后，多数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利用
市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提出国民经济管理实行指令性计
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结合。理论研究和争论的重心转移到市场与计划
结合的方式和如何看待指令性计划两个问题上。1984年前后，随着比较经济学的引入
，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体制模式，把改革划分成宏观调控、市
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为基
础，1987年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
社会的”，提出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它距离确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将要迈出的这一步又是非常的艰难。1989
年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
，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观点展开批判。但是，薛暮桥、吴敬琏等人依然坚定地坚持市场
取向的改革主张，与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坚决进行抗争[13]（p.125）。1991年，吴
敬琏和刘吉瑞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
和主张。改革实践的效果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91年，“以计划经
济为主”的理论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还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
完成。1992年1月和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公开发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烈响应，这才将阻拦改革继续前进的意识形态障碍最终清除掉。1992年10月，中
共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探索和反复激烈的争论，中国经济改革
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确立起来了。
三、中国改革道路的探索：双轨制与过渡性制度安排
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全面展开，中国改革进
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理论
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其中除了上一节已经论述过的改革目标模式
的探索之外，主要包括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
改革实践呼唤着新的经济理论，改革也为理论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须进行革命性
的根本改造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虽然继续固守僵化的传统观念公开反对改革
的言论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在改革
启动阶段，政治决策者事实上设定了渐进式的“改革程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先行的探索策略对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
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围绕着改革战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12]
。不同改革理论流派的争论集中在改革的主线或“突破口”的选择问题上，形成了不
同的改革理论。
中国学者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向国外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吸收和
应用的。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经济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
期，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
表的“协调改革派”。它是在继承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等人批判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无流通论”[14]和薛暮桥等人强调以流通领域的改革为重点[15]
[16]，主要吸取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提出
“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宏观调控
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当务之急是以
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
拖不决的局面[17][18]。另一个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提出了企业改革
主线论的主张。厉以宁的理论主要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内的短缺经
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厉以宁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下，要使市
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改革的主线应
当是通过股份制道路来构造新的企业制度，重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关系[19][20]
[21]。这两种改革理论和思路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都没有被中国改革
的实践所接受。在依旧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政经学的传统语境提出的其他改革思路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琢提出的以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宏观先改的思路[22][2
3][24]，但也没有成为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总之，在中国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
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改革思路，不论是以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不论
产生了多大影响，最终都没有能够成为指导改革实践的济世良方。
以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为主要代表，在他们周围聚集的中国社科院的一批著
名学者，提出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25]，实行企业改革
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双向协同”[26]（pp.58～69）。他们改革理论的鲜明特色是
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主张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
“双向协同”[27]。他们认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策略时，既要考虑
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换，又要考虑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和不同体制模式
之间的继承性[28]（p.46），并且应当以实例研究为背景，从中汲取营养[27]（pp.6
1～62）。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在近期内采取“改良模
式”来过渡是必要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既有其客观
的必然性，也是应当采取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主观决策的失误[27]（pp.29～30，pp.
406～411）。他们的理论和对策选择，以稳健务实的风格见长，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
响，许多同中央的经济政策抉择相一致，有的已经直接转化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双轨制是一个关键。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价格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
制改革和理论争论的焦点。计划价格和指令性计划、实物分配是行政计划体制管理经
济的三位一体的手段。由于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长期固定，形成了严重的扭曲。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甚至也不能
体现国家的政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从体制转型的角度来看，价格是市场机制配置
资源的枢纽，因此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调节转变的一个关键。
当时，为要进行价格改革而进行了理论价格的测算，学术界曾就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格形成的基础展开了热烈的理论讨论。这在当时从劳动价值论和计划管理的思维出
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成
果[29]（p.276）。原因在于计划价格结构扭曲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价格体系不合
理，而根子则是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因此不改革国家用行政方式垄断定价的价格管
理体制，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策和自发形成价格，价格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当时，一方面，找不到一种有充分解释力和科学依据的理论价格的计算方法，因此只
能是根据现实情况对矛盾特别突出的问题分系列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由于价格调整
涉及到广泛的利益补偿问题，财政的承受能力在事实上成为制约价格改革的决定因素
。而当财政拿不出钱时，价格改革就难以进行。巨大的改革成本使这种以“调”为主
的改革方式遇到了死结。俄罗斯正是在前苏联几次价格改革失败之后，才转而接受“
大爆炸”的全面自由化改革的。中国之所以能在价格领域走出渐进式改革的路，破题
的一着是实行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曾经引起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配给体制向商品体
制过渡阶段，许多国家都曾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轨价格，中国的特殊之处是在生产
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轨制价格（注：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开始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
的改革，单一的计划体制和物资管理体制被打破，一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了市场调节。
1979年先在电子、机械行业对一部分产品实行浮动格。1983年允许石油产品计划外部
分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1984年起，对37个统配煤矿实行超核定生产能力的煤
炭加价25％～50％销售。1984年5月20日，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自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属于企业自销的（2％）和完成国家
计划任务后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国家牌价基础上上下浮动20％的范围内自主定价
。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联合下达了《关于放开生产资料超产自产品
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上述浮动20％的限制。至此，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重要的生产资料都同时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有的学者认为，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29][30][31]。由于中国在传统计划
经济时期广泛存在着的“计划外”经济，例如乡镇（过去的社队）企业，对它们的绝
大多数产品价格历史上国家就没有管死过，而是一直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有的人认为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32]。
然而，所谓历史的“必然”并不会自动地成为现实，它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
能具体地实现。首先，把虽然事实上存在着，但却并非是自觉意识的价格双轨制变成
一种理论和政策上的自觉，其中就凝结着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贡献；其次，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的提出，意味着价格改革思路的转换，即从先前的以“调”为主转变为“调
放结合”、以“放”为主[33][34]。双轨制成为一个理论概念和一项明确的政策主张
，既没有前人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国外经验可以借鉴，它完全是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
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结果。尽管对于价格双轨制人们褒贬不一，但正是由
于实行了双轨制才使中国的价格改革得以突破财政约束的困境，开创渐进式改革的新
局面。因而被国外有的学者称为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布鲁斯语）[25]和“天才的
解决办法”[35]。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有制和企业改革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现实中则是传统计划经济
的制度基础，虽然由于改革在起步阶段设定的程序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渐进式改革
，把改革的范围规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相对于其他方
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被严重地滞后了。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
索却没有因此而滞后，并且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始终。自1979年以来，在所
有制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必
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首先是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否定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
准和“公有制目的”论，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观念前提和理论基础。因为“一大二公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并且影响很深，在实践中危害很大，所以在改革
启动阶段，自然就把它作为要破除的“左”的思想提了出来[36]。但是直到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生产力标准才真正开始在理论研究和经济决
策中成为主流意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有的经济学家，例如周叔莲，提出要打破对
传统国有制的迷信思想，包括片面地把传统国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当成手段
的迷信的观点[37]，依然引起了争论（注：《当代思潮》1994年第1期和《真理的追
求》1994年第2期上都发表了批判周叔莲的文章，说他是“拐弯抹角的私有化”的理
论。袁木也说，这个观点不妥，不要再提这个观点了。见袁木：《关于国有企业的若
干基本认识问题》，《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肖灼基则把所有制是手段，生产力
才是目的的观点，看成为一个理论突破。见肖灼基：《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中外管理》1998年第2期。）。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的“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生产力标准最终确立
为统治的思想，把公有制本身当成社会主义目的的传统观念才被彻底革除。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鼓励非国有经济成
分的发展，二是推进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权力分解。改革初期，鼓励非国有经济
成分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1979年7月，薛暮桥先后在
《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就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革劳动管理制度发表谈话，主
张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使这种几乎被理论遗忘了的所有制形式重新受到重视[1]（p
.180）。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概念，有人提出所有制外部结构和
所有制内部结构，还有人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29]（p.
151）。理论上提出所有制结构的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只能是又公又纯的观
念，明确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为所有制
结构的调整即进行所谓“增量改革”[38]（p.153）创造了条件。董辅réng＠①提出
社会主义应当是混合经济的观点（注：在80年代初，董辅réng＠①就提出社会主义
经济应当是“在保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展多种非公有制（个体、私营的、
混合的私有制等）”（见董辅réng＠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卷，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到了1992年，他又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形象地概括为“
八宝饭”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好象一盆八宝饭，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分
的，其中还有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只有把糯米饭、豆沙、红枣、莲子等等
组合起来，并以糯米饭为主要成分才是八宝饭。”同上书，第415～416页。）。有的
学者认为，混合经济应当是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3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民营经济
的概念，既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又回避了私有化的。一些
经济学家竭力主张体制外的经济成长，即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推动公
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重新定义，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02年中
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强调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起来，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改革在1978年底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
同时就启动了，但是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到90年代中期以前，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真
正迈开步伐，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如何增强现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最初的企业改革理
论围绕着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国有国营的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取得了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独立的
商品生产者的理论。1979年，有人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观点[4
0]，引发了经济学界围绕着全民所有制企业究竟是不是商品生产者，是完全独立的还
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展开的理论争论。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同样的跌宕
起伏之后，到1984年，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理论成为企业改革的理论
基础。第二，强调企业独立地位和自的“企业本位论”[41]。从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的当时开始，就有经济学家先后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
性和给企业必要的权力，强烈要求改变企业只是一个“算盘珠”的被动局面[42][43]
。1980年，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受到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
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的理论依据。第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我国过去
一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当作一回事，对此，董辅réng＠①首先提
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注
：董辅réng＠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改变国家所有制这种形式”。见董
辅réng＠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经济
研究》丛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两个
概念的可分性，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第四，所有权和经营权“两
权分离”的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就对所有制范畴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注：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绍智。见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
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但是理论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
。80年代初，所有制概念内含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问题，再次成为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并且把后三权归并成与所有权相对的经营权，
形成了两权分离的理论[44][4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思
路，成为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的理论基础。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上述最初的企
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
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自70年代末，对于公
有制企业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实践
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经营模式。所谓经营权主导改革，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一批经
济学家坚持的以企业承包制为方向的改革思路（注：这一改革思路的代表性著作是杨
培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三联书店1988年版）和《承包制——企业发
达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两本专著。坚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还有宋廷明、
李忠凡、何建章等。）。他们认为，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经营权转移到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从而形成新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承包
制着眼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使企业和国家在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之外，建立了平等的契约交换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和行为不规范，负盈不负亏，使得财政收入
固定化和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包
制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强调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虽然在短期内也能
带来企业活力，但是这种改革由于忽视产权必然引起经济行为的混乱，并且隐含着巨
大的风险[46]。承包制虽然遭到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并且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它
能够在中国普遍推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承包制反映并且适应中国渐
进式改革的约束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全盘否定
国有制，也不能实行私有化，在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实际也不可能立即采用
与发达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股份制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承包制正是由于不规范，才
能以其强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易于和现行的管理体制衔接，操作难度小等优势，成
为双重体制下企业改革模式的必然选择。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
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
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
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是由厉以宁在1980年最早提出来的（注：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
家劳动总局召开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厉以宁在发言中提出了股份制的改革意见。）
。到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考察报告[47]（p.13）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再次
提出这个问题，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49][50][51][52][53][54]。由于受到
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
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
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建立经济特区以及股份制，
概莫能外。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
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
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
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55][56][57][58][59][60]。产权概
念的提出（注：中国最早使用“企业产权”概念的文献，是刘军、陈乙的《企业产权
与企业行为趋向》一文（《经济学周报》1985年10月13日）。），一方面把过去对所
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
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
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61][62][63][64][65][66]。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
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而其根源是
公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出现
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与其他各种经济主体相比，国有企
业的经营机制不活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公有体制内
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了新
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原有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国有企业已
经无法在过去的制度基础上继续运行下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
所有制改革推到了前台（注：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着
分歧。1995年8月16日《中国商报》在同一天发表了林毅夫：《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是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张维迎：《从所有权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林毅夫教授
商榷》两文，展开争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是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要突破。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
和制度基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改变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制度，只
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
展的制度基础。
五、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引进和翻译现代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热潮，
新制度经济学和与公共领域相关的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交易费用理论、寻租理
论、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激励理论、机制设计
理论、新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等都先后被介绍进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对
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批判”转为有选择地“吸收”和“
借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
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19][67][68][69][70][71][72][73][74]。
特别是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剧变后，都采取了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这种现象
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投身其中，形成了一个
专门研究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一些学者开
始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思考，逐渐形成
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转型经济学。盛洪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75]
的出版标志着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出现，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
改革》[76]和樊纲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38]则是这个理论流派或理论
分支形成的重要标志。90年代后期到世纪之交，转型问题的研究突飞猛进，出版和发
表了大量以转型或过渡为题目的学术论文和专著[77][78][79][80][81][82][83]。20
02年，热若尔·罗兰来中国讲学和他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起了进
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向着学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讲堂上讲授（注：2001年南开大学周冰教授开始招收
转型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且出版了专门的教科书[84]。
转型经济学或者说过渡经济学，虽然与改革理论同样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
对象，但是又不同于改革理论，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不同。转
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它的目标不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
而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客观事实做出科学的阐释。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
所组织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目的就是要“将这一变革过程记录和描
述下来”[85]（p.311）。而改革理论主要是以指导改革实践为目的的应用性研究，
是要在事前提供服务于改革决策的实施对策。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中国
学者在改革理论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向国外学习，借鉴吸收东欧和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
和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母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
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向。而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其影响和声誉日隆，一
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才逐渐加入到转型经济研究的行列中来。
总结25年改革理论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理论是在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中发展的，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改革实践的深化提出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那些
不能按照老办法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永远都是理论发展的活的源头。经济理论发展
方向的变化往往是由于现实的危机促成的，因为一种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成为社会观
念之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有当按照原有思路发展的实践已经或者几乎走到了尽
头，无法继续延续下去时，才会转而接受新的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关头，理
论创新至关重要，因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理
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理论并不是实践的简单直接的反
映，它的发展也不是单纯由实践所推动的。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理论创新既
不能脱离既有学术思想的传承，同时又需要与外界交流的思想碰撞激发的灵感，它是
在问题意识主导下，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由学者的创造性研究工作来具体
实现的。事实上，改革理论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在与传统理论的斗争和不同理论观点
的争论中实现的。因此，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不
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才能避免实践中的片面和偏颇。在这里，政治上的宽松环
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必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
化 学术研究上的分工和专业化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
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转型经济学主要进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
决策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同改革理论在理论属性和风格上大异其趣，二者在中国经济
改革实践与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如果说改革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转型经济学将会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水平，引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综合化 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是指在
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国际经济学通行的表达方式，在研究方法乃至书面格式上遵循国际
通行的学术规范。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理论经
济学发展深化导致学术性的纯理论与应用研究分工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术
开放受到国外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学术论坛的需要。
进入9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极力倡导经济学研究
遵循国际经济学的共同规范（注：《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上海三联书店是推动这一潮
流的最早和主要的学术阵地。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在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
前言”中说：“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分创办的《经济学季刊》也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为号召。见其
《发刊词》2001年10月，第1卷第1期。），转型经济学是这股潮流中的排头兵。中国
经济学在日益走向国际化，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心态对待人类遗留下来的经济
学理论资源，其中比较显著的趋势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
论结合、融合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将矛盾分析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中
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注：樊纲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0年版）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刘世锦的《公有制经济
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比较》（《经济研究》1990年第12期）则是另一个例子。）。
第三，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本土化与理论的原创性 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
，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了
一般性。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自然地会成为
首先关切和研究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功，构成
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这使得对中国改革经验和特色的解释具有了普遍的理论意义
。诚然，中国的转型经济学是在学习和吸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
成的，但它却不是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分支在中国的应用，而是中国学者自觉地将中
国的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自主理论探索的产物。从中国角
度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希望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和产生世界
级经济学家的丰腴园地。
第四，转型经济学和转型期经济学并行发展 中国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的经济
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虽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是尚未完成。处在转
型期的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背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组
织的结构性变化，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转型经济学在中国
的发展不仅有着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尽管转型和制度研究是经济
学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是唯一和全部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
，都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而所有有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均须
放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转型期经济学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并行不悖，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将为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制度框架和理论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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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发展篇10
一、发展权概念的产生
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并为世人所接受，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发展权概念最早是由非洲国家提出来的，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的报告，首次提出发展权利这一概念。1970年，塞内加尔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在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所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发展权的概念。他说: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197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33届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有关机构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将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与其他各项人权，包括和平权结合起来。1979年11月2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4/46号决议，即《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强调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也是各个国内个人的特权。1981年，经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授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由15国政府专家组成的工作组，负责开展研究发展权的范围和内容，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实现人权中遇到的各种障碍。随后，该工作组展开了起草《发展权利宣言》的工作。1986年8月，国际法协会在汉城召开了第62届大会，一致通过了《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公法原则的逐渐发展宣言》(简称《汉城宣言》)。该宣言将发展权作为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公法原则之一，并认为发展权是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尤其是人权法的原则，其基础是人民自决权。同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就发展权的含义作出系统而又全面的阐述，再次重申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然而，在大会表决中，尽管有146个国家投了赞成票，但美国投了反对票，丹麦、联邦德国、芬兰、爱尔兰、以色列旧本、瑞典、英国则投了弃权票。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均为发达国家，这充分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权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具体地说，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同看法:(1)关于发展权的主体。发达国家认为发展权只是一种个人的权利。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展权是一项集体权利，其主体应是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人民。(2)关于发展权的内容。发达国家认为发展权是一种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综合体。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权还包括国家在国际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3)关于实现发展权的途径。发达国家认为，要实现发展权，最主要的是首先实现民主，保护人权，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消除社会腐败和非正义，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要实现发展权，最主要的是要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不利地位，缩小南北差距，等等。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例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93年设立了一个由15个国家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发展权实现问题的专家组，在1993年至1995年间召开了五次会议并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五项报告，但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过大，无法完成人权委员会交付的使命而最终解散。为此，1996年的第52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再设立一个政府专家工作组，重点研究实现发展权的国际战略问题。可见，发展权虽在形式上已经为国际社会认可为一项人权，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分歧依然十分严重。
二、拉美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事实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分歧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挑战发达国家对发展问题的看法。当时，西方正统发展理论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等而视之，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是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具有经济富裕、工业发达、政治稳定、社会流动等特征的现代社会逐步过渡的过程。对此，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形成了第一个产生于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理论，即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递交了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其对发展理论的看法。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开宗明义地说: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美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在这一中心一的关系中，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国家，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所谓的同质性，是指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贯穿于中心国家的整个经济;而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中心国家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在内的相对广泛的领域。部分的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单一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用于扩大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另一方面，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
显然，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均衡分布的:中心首先发生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者和发展的动力，它以向出售工业制成品为主;则是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地区，它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而与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联系。一般说来，相对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而言，工业部门更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技术水平高。工业技术进步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人增加，并使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人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这样造成国家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制成品而言呈现出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这样，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使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对此，普雷维什考察了1876-1938年间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平均价格指数，以1876-188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计算出以后各年的原材料价格与制成品价格之比，即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结果表明，到1936-1938年初级产品的贸易比价已降至64.1。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原材料在19世纪70年代所能购买到的制成品，到20世纪30年代只能买到其中的64.1%了。普雷维什由此得出结论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
为了摆脱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掣肘，国家的唯一出路是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改变自身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结构，从而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所谓进口替代，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限制特别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来促进国内工业扩张的发展战略，它主要借助于关税保护、非关税限制和汇率高估等政策工具来加以推行，因而非常重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作用。
拉美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揭示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二元结构特征，从理论上阐释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并指出了解决之道。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从替代生产非耐用工业品的初级阶段向替代生产耐用消费品、资本品的高级阶段转变，这种战略本身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其中国内市场狭小和过度保护导致的低效率尤为突出。对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遇到的困难，拉美结构主义理论指出，其解决办法在于通过加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扩大进口替代所依托的国内市场，从而给这种战略以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可见，拉美结构主义带有非常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虽然它清楚地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国际分工带给后者的不利影响，但只是希望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内去寻求出路。尽管如此，这一理论流派的基本逻辑已经非常清晰地揭示出这样的客观现实:正是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过程中，发达的中心国家通过贸易条件恶化机制不断盘剥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是剥夺了后者寻求发展的权利。
三、依附理论与发展权概念的产生
拉美结构主义的上述逻辑，很快在一个更加激进的理论流派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并成为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社会的思想潮流。这个理论流派就是所谓的依附论，它是60年代由拉美经济学家在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问题的探讨和辩论中形成的一种理论。该理论包括众多的流派，其中较有影响的流派有以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不发达理论，以奥斯瓦尔多松克尔和塞尔索富尔塔多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以鲁伊毛罗马里尼、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以及介于后二者之间的、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依附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阿尼瓦尔基哈诺、费尔南多卡尔多索。
一方面，依附论学者对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它鼓励了外部势力对国家的渗透，大量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建立导致了它们对国家工业结构的垄断和本国生产商的消失，加强了本国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的联盟，造成了国家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依附论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拉美结构主义的中心一理论，认为国家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难以找到出路。例如，萨米尔阿明在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发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结构，即资本主义，它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一是殖民地贸易，它造成前资本主义农业关系的畸形和手工业的破产;二是外国投资，它在国家中造就了大量用于出口的现代部门，但其劳动力报酬十分低下，从而形成了不平等交换的条件;三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导致了畸形的国内市场;四是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分工，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而中心国家提供设备和软件，这种格局使国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主动性。由于上述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主义结构的产生，不发达现象正是世界资本积累中型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弗兰克则稍有不同，他提出了所谓的宗主国一卫星国概念来替代拉美结构主义的中心一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了不平等的两极:宗主国中心和卫星国，而且宗主国剥夺并占有卫星国的经济剩余用于自己的经济发展。卫星国由于不能获得自己的剩余，由于两极分化的原因和宗主国在卫星国内部经济结构中引进并保持剥削关系而处于不发达状态。也就是说，卫星国的不发达是宗主国扩张的结果，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相互联系和同时发生的现象。中心国家的发达是剥削和掠夺国家的结果，是以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实现的。对此，弗兰克进一步强调说:不发达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所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
因此，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国家长期处于一种依附性的状态，即一些国家的经济以它们所从属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和扩张为条件的一种状况。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者这些国家与世界贸易体制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将成为一种依附性关系:某些居统治地位的国家能够扩张并能够自力发展，而其他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其发展只能是前者扩张的一种反映依附性的基本情况将使这些国家处于落后的和受剥削的地位。换言之，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家甚至被剥夺了发展的动力，其发展的动力不是来源于自身，而是来自其所依附的中心国家。这里，国家被剥夺的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是寻求自身发展的权利，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国际经济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被剥削、被控制的地位，不仅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权利，也剥夺了其民众获得发展的权利。
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要国家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对中心的依附关系就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是打破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p托达罗指出: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劳尔普雷维什以及其他拉美持依附理论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心一分析。
事实上，在依附理论开始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一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在1964年3月至6月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普雷维什以秘书长的身份作了大会报告。他指出，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初级产品出口增长缓慢、工业品出口遭受歧视、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和外债负担日益加重等一系列困难，为了解决困扰整个世界，特别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问题，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秩序。1964年8月，不结盟运动在开罗召开第二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首次正式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67年7月，七十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再次重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性。进人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74年5月1日，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确立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纲领;同年12月，第29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正是在不断推进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发展问题和人权问题的看法不断深化，发展权概念随即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