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1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商业经济互动
相关文献概述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态之一，“城乡一体化”成为许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层面的论证，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关系。
在国外的英文词源中，很难发现用一个词来描述“城乡一体化”，最为相似的就是“城乡融合（和解）”（urban-ruralcomposition）。该词的真正内涵是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制造业从大城市向小城市，甚至是农村区域转移，最终形成了城乡相结合的新兴概念。“城乡一体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城市学领域，是由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率先提出来的。在他1898年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并主张“城乡经济结合，才能有效推动二者的有效发展”；随后，同样来自英国的刘易斯·芒福德在对霍华德的思想吸纳基础上，深化了其理念。他指出，城乡一体化与商业经济发展休戚相关；亨利·赖特及克拉仑斯坦因等指出，城乡一体化需要有区域城市的理念，需要构建整合性、清晰的城乡交通走廊。通过商业经济的发展，在交通走廊的核心处形成城镇聚集，从而形成集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为一身的多功能中心城镇；著名的加拿大学者迈基以亚洲国家发展为案例，以Desakota的理念来描述“城乡一体化”，主张在商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消除城乡差别，聚焦于城乡经济发展联合体构建，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快速转变。
我国学者同样对城乡一体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潘永江等指出，城乡一体化内容包括城乡地位平等、城乡开放互通、城乡互补互促、城乡共同进步。三是城乡一体化阶段研究。从城乡关系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等几个阶段。四是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思想是否正确”（孟玉新，2009）。凌耀初则强调，如果商业经济需要得到合理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一是要大力改造传统农业布局，发展现代科技农业，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二是要形成特色商业经济，企业集群、中小工商业和乡镇企业要有效利用资源，发展特色经济。杨荫凯则指出，商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有：加快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工业化、加快实施城镇化、土地管理与经营制度创新、市县行政体制改革、农村财政金融体制创新、人力资源开发、扩大开放与招商引资和国家宏观政策强力支持。
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乡一体化”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在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他们都描述了城乡一体化与商业经济的关系。虽然，他们没有用共同词来描述二者的具体关系，但是，本文以为，互动可以作为二者关系的有效形容。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商业经济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实现的重要手段，而城乡一体化则是商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发展商业经济，从而实现城乡经济互补，推动城乡一体化快速实现。
城乡一体化视阈下商业经济发展的思路
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工程，也是一个伟大且艰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城乡一体化对商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经济发展也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从而实现二者互动发展，从传统的城乡分治走向城乡一体、和谐发展的双赢局面。
（一）商业经济发展的支撑：政府力量的支持
“缪尔达尔（1957）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成为城市化理论中城乡协调发展的经典理论。他利用‘扩散效应’、‘回流效应’等概念解释一国经济发展中地理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和作用机制。他认为由于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因此必须由政府转变相关的发展理念，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刺激，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赵宁，2008）。
各级政府部门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思想观念，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1.转变“二元结构”的传统观念，树立城乡一体化的新观念。我国社会城乡结构发展在传统的“二元结构”观念影响下，长期存在着“重城轻农”、“重工轻农”的现象，使得城乡经济发展失衡。所以，各级政府部门应该从“重城轻农”的传统观念中完全转变过来，从本质上认识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2.打破“城堡经济”，建立城乡一体化市场。各级政府部门不能以“本位主义”思想为指导，片面追求所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单一成果，必须具备大局观念，建立城乡一体化市场，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律，为城乡经济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制度环境。
3.改变“厚城薄乡”的现状，打造“工农并举”的新局面。各级政府部门应统筹规划，公平公正地对待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忽视农村经济发展，应该打造“工农并举”新局面。在一些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应增加财政投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硬件保障；相关管理部门还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扶植建立相应的支柱产业，发展特色农业，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
4.改变行政推动的老方法，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当地政府部门应从根本上转变观念，由行政命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发展经济依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必须重视市场导向作用，这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2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管理工程系，新乡453002）
摘要：科技创新引领新型工业化进程，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孕育科技创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进行科技创新。新乡市要建设中原经济区强市，就要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本文对新乡市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化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指出新型工业化建设的科技创新战略选择。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3-0029-03
作者简介：张式恩（1979-），男，河南新乡人，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管理工程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
1理论基础及问题的提出
1.1理论基础
科技创新引领新型工业化进程。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起动因素。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技术水平体现在新的设备、新的材料，同时技术要素是内生变量，它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使边际生产率递增。他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取决于科技创新的力度。
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速度快，工业化程度就高。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落后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就像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一样，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必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孕育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追求的是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其基本目标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用科学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在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后，人们重新审视已走过的历程，认识到需合理利用资源，建立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出现了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模式，而这些新技术和新模式关键在于科技创新。
1.2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注重依靠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所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最关键的就是科技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才能推动经济发展、降低能耗、改善环境和缓解就业压力。
目前，持续探索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河南省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仍是带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新型工业化，是对“如何发展”和“为谁发展”问题在工业化模式选择方面的全面回答。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实施中原城市群规划、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必须实现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转变。新乡市是中原城市群“十字”核心区重要城市之一，是一个矿产资源比较贫乏的、典型的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这就决定了在以资源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背景下，作为非资源型城市的新乡，必须破解来自资源等方面的制约，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进行科技创新。
2新乡市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化的现状分析
2.1新乡市科技创新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新乡市紧紧围绕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通过大力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全面推进企业研发中心建设、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知识产权经济，有效地促进了自主创新工作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工作硕果累累。
新乡市设立了5000万元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基金，成功创建国家新型电池及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中国卫生材料生产基地，正在积极推进电池研究院建设，成立了新乡医学院干细胞与生物治疗技术研究中心。
2009年，世界首支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在新乡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诞生。
2011年，金龙集团获省长质量奖，新乡市被命名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同时，新乡市也被定名为“新乡国家新型电池及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2012年，新乡市R&D项目课题4502项，在河南省居于第二位，专利申请书1025年，已是连续8年突破千件。创建部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家（全省共2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3家，数量居全省首位。
新乡市大力建设自主创新的组织领导体系、科学决策咨询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并开设了科技计划重大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资金、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始终确保科技创新资金供给充足。
2.2新乡市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分析
实现工业化是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主要路径。新乡市要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是首要任务。自2011年，新乡市就坚持把工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通过发展工业来优化产业结构，扎实推进工业跨越工程行动计划，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建设中原经济区强市提供了强大支撑。
新乡市不断加快培育发展电池及电动车、生物与新医药等新兴产业。目前，新乡已经形成了一条从电池材料到电动汽车整车生产制造、电池回收的循环产业链。新乡投资2亿多元组建了电池研究院，2007年获批组建国家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2011年被认定为国家新型电池及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突破国外专利技术封锁的新结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研发已完成小试。
2013年5月，新乡市获得了中国第一个“中国电池工业之都”的称号。生物与新医药产业实施项目28个，总投资51亿元。现代煤化工产业已初步形成了相关产业链，正在加快发展氨纶及下游纺织产品、膜材料等相关产品产业链。
3新乡市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实证分析
3.1指标选取
①科技创新的指标。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研发经费的投入只有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5％以上，企业才有竞争力，2％的企业只能够勉强生存，而1％则很难生存。所以，本文选取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代表科技创新变量指标。
②新型工业化的指标。
根据党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本文选取工业化进程、能源消耗、信息化程度、人力资源利用、资源环境和经济效益等六个方面，选取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人均邮电业务量、R&D活动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来表示新型工业化道路变量的评价指标。其中，三个能源消耗指标，指标数值越小，说明能耗越低，其余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指标越大，评价值越高。（表1、2）
3.2数据收集和分析
通过查阅2007～2014年《河南统计年鉴》收集到相关的原始数据，部分数据是原始数据计算得来，2009年R&D经费数据缺失，该表中使用的是2008年与2010年数据的算术平均数。
从R&D经费支出的角度分析，2006年～2013年新乡市R&D经费支出逐年提升，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2009年超过了1%，2014年有望超过2%。于此同时，新乡市为提升综合竞争力，很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也连年成倍增长。
从人均GDp来看，人均收入是从产出的角度来理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率水平的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产出水平，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新乡市的人均GDp连年提升，2010年基本上在2006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2013年已突破3万元。
用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三个指标表示的能源消耗情况，指标数值都是越来越小，可见新乡市在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用人均邮电业务量表示的信息化水平，因为某些年份的重大建设，而是数据有些波动，但是整体不断提升的。R&D活动人员占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逐渐上升，可见人力资源质量在不断提升。三废综合利用产值没有统计数据，也未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所以暂且不进行该方面的数量分析。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在2012年达到了近几年的最低水平，2012年的横向数据显示，在河南省，新乡市仅仅超过洛阳、鹤壁、商丘等市，处于较落后的地位，可见用该指标反映的新乡工业的经济效益并不好。总体来看，新乡市科技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新型工业化在持续推进。
4新乡市新型工业化建设的科技创新战略选择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把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放在关键和突出的位置上，要把科学技术与工业经济紧密融合，依靠科学技术走低污染、低消耗、高产出的工业化道路。为实现这个发展目标，新乡市的科技创新必须有自己的战略选择，具体有：
4.1加强引导，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科技创新只有成为内生变量，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曾经说过，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革新都是在公司，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产生的。新乡市要不断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必须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不断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企业研发中心建设，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4.2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
高新技术以大量的知识和技术投入取代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这样可以大大节约成本。发展高新技术还可以开拓新的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新的效用，使高技术具有更强的市场潜力。我们应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全市产业规模和特色产业，通过发展高新技术培植壮大主导产业，发展提升优势产业，引导培育新兴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由分散、独立型向规模化、集群化转变，引导区内企业向产业功能区集聚，形成主业突出、优势明显、集聚发展、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新格局。
4.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文明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党的十八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设新型工业化，要重视生态建设，与环境和谐共处，更应该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社会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前提的传统工业时代已然过去，我们应该逐渐摆脱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目光转向科学创新，依靠科学技术走出一条低污染、低消耗、高产能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因此，企业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城市要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5结语
依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新乡市科技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新型工业化在持续推进。新乡市要破解资源等方面的制约，进行科技创新，就要加强引导，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文明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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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伟.河南新乡加快走新型工业化之路[n].经济日报，2008-10-16.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3
关键词：政府质量政治发展资源汲取政策创新政治调控
中国社会是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它不可能完成象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从本质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外源型的，而非内生的。它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
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农村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使计划体制发挥其作用，政府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和控制社会各个领域，形成国家对社会的超强自主性。“当国家及其政府对社会越俎代庖而影响个人和团体发展的时候，当国家将社会作为工具而阻碍个人或团体成长的时候，国家行动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国家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基层社会无权，结果，政治肥大症造成了经济萎缩症，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实践亦以证明，政府的无限扩张，最终只能是政府质量的贫困化，从而政府也就无力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1982年新宪法通过后，全国实行政社分开，揭开了乡村改革和发展的序幕。乡村基层政权体制的重大变化，是革命后乡村政治发展最重要的篇章，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也意味着乡村政府将承担起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力量。告别政治全能主义，提升乡村政府质量成为乡村政治发展的生长点。乡村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乡村政府的质量体现着推进乡村发展的政府能力，维系着实现乡村发展的政治基础，规范着推动乡村发展的社会秩序。
一政府质量，从价值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的合法化水平。从工具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能力。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汲取资源（如税收、劳力、物资等）的能力，还包括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如维持社会发展的秩序、提供政治调控的渠道、建立社会生活的规范等）。当一个社会的政权体系建成后，政府质量的价值范畴也同时确立。政府的合法化水平要由政府质量的工具范畴来体现和实现。因此，政府能力是革命后政府质量的关键内容。政府质量集中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中实现现代化，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须首先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可见，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增强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不仅关系到工业化的起飞，而且关系着政府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的基础。同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里，政府质量不仅体现在汲取资源的能力上，而且要着眼于优化资源的能力上。唯有如此，政府质量才能真正发挥出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水平，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能量。汲取资源和优化资源的能力是政府质量的基础。
第二、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政府执行这种社会职能，就是指制定发展政策，它是指向社会公共利益的。在后发展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便至关重要，它维系着政府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政治体系确立后，政府质量不是通过其制度的完美性表现，而是由其产出的发展政策的有效性来展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质量的非常重要的体现。它要求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作为发展政策的执行者在体悟中央所制定的政策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紧扣政策的总目标，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在推行政策的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使政策结果在整体上符合政策目标。因此，提高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政府质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第三、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质量，端赖它在乡村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政策的推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社会大幅度地变革过程中，政府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是一项基本的政治要求。政府丧失或削弱维持社会发展秩序的能力都是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障碍。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绝对不可能在紊乱或失序的社会中进行。随着政治全能主义的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管理经济主要是提供宏观政治调控。体制转型，必然要求结束旧体制下的政治调控方式。政社合一的前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冲破后，增加了政府提供政治调控的难度。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质量的高低。
政府在后发展型超大社会中推进现代化必须提高其质量，唯此，政府才能真正提供现代化所需的政治基础。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是从乡村首先开始的。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至今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自然，乡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乡村改革之后，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地变化。改革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社会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变化的背后出现了基层从社会体制脱离的趋向。所谓乡与村之间形成了“村梗阻”现象，中层组织已不能有效调控基层社会，导致了农村人口失控、土地失控等局面。各种非体制力量在乡村社会纷纷抬头，甚至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如宗族活动、封建迷信、黑社会组织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公共资源的流失，集体工程的荒废，小农意识的复苏使乡村改革与乡村发展严重缺乏后劲。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些现象与政府质量尤其是乡村政府质量的弱花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相对贫困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引起了连续的连锁反应。它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活观念，而且改变了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得本来控制与被控制的政府与农民关系向着现代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化。当然客观情况要求政府作这样的转变，通过服务汲取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农民与乡村干部的素质以及政治、经济机制的不成熟性，导致了乡村基层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弱化和基层财政的相对贫困化。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开始从国家向集体和个人下移，从而带动了分配方式的变化。政府不再可能对社会资源作垄断性分配，农民在处置自己的劳动成果上有了相对的自主权。因而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机制从政府──农民的分配型汲取向农民──政府的收入型汲取转变，汲取能力相对下降。乡村改革使家庭独立的经营地位得到了加强，而原本极其脆弱的集体经济却是雪上加霜。集体经济的削弱，也就意味着政府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渠道被阻塞。其次，市场化进程要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政治全能主义下的控制关系向现代的服务关系转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基层政府中的条块关系、政企关系、党政关系并没有理顺。这样既阻碍了基层政府的改革，也滞碍了经济的发展。最后，人的素质也直接导致了基层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脱离了政治全能主义时代催生的政治热情，在市场经济的催动下，农民的自私的一面表现出来。由于基层政府直接亲合于农民，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其负面的影响，腐败便是其导致的结果之一。同时，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如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难以得到保护和修缮。这说明，政府在利用和优化乡村人力资源上的能力在乡村改革过程中遭到了削弱。
其二、政府制定发展政策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相对贫乏。
以人民公社的解体与乡政府的建立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乡村改革过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推进数年之后，邓小平同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趋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转型，利益主体从相对单一向多元方向发展，政治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格局等，已经向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乡政府这一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在政治体制上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力量。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质量在制定基层社会发展政策和实现中央政府政策的创新上受到了严重挑战，这对于超大社会来说是危险的。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在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放权，政府关系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纵向权力关系的往复循环之中。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为谋取地方利益，有计划地利用中央政策规定，故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实行政策规避。政策规避不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而是为了谋取地方利益，削弱国家利益。这是超大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绝对避免出现的现象在乡村改革过程出现了。如有的地方为规避国家关于每次审批土地使用权不能超过300亩的规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22平方公里的土地按每块300亩的面积化为小块，一夜间批出110个土地使用权，从而达到了出让整块土地的目的。以这种方式来出让土地，吸引投资，无论经济代价，还是政治代价都太高了。保持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原本是超大社会推动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它们对中央政府发展政策的创新方面，但是当政策创新走向反面的时候，不仅不会给地方长期发展带来效益，而且严重阻碍了超大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可见，政策规避绝不是政府质量高的表现，恰恰是政府质量不高的表证。
其三、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相对弱化。
任何社会大幅度地变革，首先都会给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提出要求。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同水平上，社会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高质量的政治体系要判明这些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政治发展，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的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在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的发展秩序，提供在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的政治调控。这就需要提升政府质量。
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这种状况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孙中山为此奋斗了一生。社会主义革命后，执政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分析乡村社会改造时曾经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乡村社会，把正式的体制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但是革命后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政治全能主义没有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力量。乡村改革给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能量的同时，出现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回复，各种带有浓厚家族主义色彩的非正式力量在乡村社会兴起，使乡村社会的秩序出现了紊乱，冲击着正式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更为可怕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侵入了公共权力的领域，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这里倒不是说血亲关系必然导致腐败，而是说血亲关系一旦渗透入公共权威的活动过程便会滋润腐败。关键在于社会体制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防范和阻遏这些因素渗透进来”。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改变政治全能主义的政治调控方式，关键是要求政治体制提供符合社会发展的调控方式。
三乡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革命后乡村发展的历程表明，哪一段时期乡村问题得到重视，并施之以切实可行的乡村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就比较协调和稳定。反之，不能正确估价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就要使中国社会走弯路。革命后乡村发展过程使我们认识到，乡村变革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重视乡村问题这一单纯的认识论革命上，而且还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把握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中。
革命后乡村发展在政治全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直接造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萎缩，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制约。事实亦已证明，告别政治全能主义，乡村改革不仅大大激发了基层社会的经济发展活力，还掀开了基层社会的政治发展新景观。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市场神话。乡村发展水平依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益凸现。如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集体经济与富民政策的背离；规模经营与家庭耕作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的对抗，等等。这种状况使我们认识到：稳步、持续、系统地推进乡村改革对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之必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的乡村社会承受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又体现着稳定的政治力量。只有广泛的有组织的稳定的变迁才能有效地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又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度，没有或漠视政治力量的功能和存在，都将严重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完成。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把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主动地承担责任，必定要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政府质量将是乡村社会能否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
由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必然为政府扩展设定限度，市场经济所提供的竞争机制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控制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由此可见，提升政府质量是推进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稳定的维持、经济发展的推进和政治发展的推护，首先要看乡村能不能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超大社会的乡村发展，端赖于政府在乡村推行改革的能力。这就需要在限定政府扩展范围的同时提升政府的质量。这不仅仅是提升中央政府的质量，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亟待提升基层政府的质量。
首先、增强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乡村社会经济资源的不足成为首要矛盾。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承担起了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首要任务，同时基层政府的资源积累和资源提供的能力大大削弱。现在的问题是要使政府实现政治调控方式的转变，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执行发展政策的创新，前提就是要增强政府的资源支配量。当然，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必须注重政府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从现代化整体战略出发，社会体制应当支持基层政府重新建立其资源汲取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乡村企业较为发达、集体经济较为强大的地方，基层政府依然能够保持对基层社会发展的调控，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其次、提高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处理好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积极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尤其要提高地方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但是提高地方和基层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与它们自觉地维护中央政府的统一和权威相一致的。如果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有违于国家的利益，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这就不是政策创新，而是政策规避。就社会经济发展论之，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权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一样。”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要抛弃政治全能主义，但需要统一的政治权威。就政治发展论之，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政府质量的固有内涵。
再次、加强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转变政府政治调控方式的能力。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在转型期社会大幅度地改革过程中，农村出现一定的失控和无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时间的社会秩序紊乱就会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为任何紊乱和失序都会给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无法想象一个超大社会的发展能够在广大基层社会失序的基础上进行。乡村改革，绝不是要割断政治力量对基层社会的调控。吉尔伯特。罗滋曼认为，中国现代化所需的大规模资源积累受到三个重大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人口规模过大；二是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新的政策来促使城市集中；三是中国社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缺乏能够起到抗衡作用的中间组织。除家庭和宗族的联系之外，可以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基础一直很脆弱。社会主义革命后政府以正式的政治力量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实现了政治整合。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扩展没有限度使乡村社会的发展失去了活力。但是无论从价值理性的高度，还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没有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政治调控。
时和兴：《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
参见：《粤港信息报》，1997年10月5日。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4页。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m.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5页。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4
关键词:政府质量;乡村政治;生长点
abstract:theChinesecommunityinthewestwithverydifferenthistoricalpathofdevelopment,hasitsownuniquesocial────historicalandculturalconditions,itcannotbecompletedaswesternsocietyasaruralsocietytoindustrialsocietynaturaltransition.inessence,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foreign-based,ratherthanendogenous.itrequirespoliticaldevelopmenttopromotesocialdevelopment.inotherwords,theGovernmentinruraldevelopmentinthelead.
Keywords:quality;ruralpolitics;growthpoint
前言
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农村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使计划体制发挥其作用,政府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和控制社会各个领域,形成国家对社会的超强自主性。“当国家及其政府对社会越俎代庖而影响个人和团体发展的时候,当国家将社会作为工具而阻碍个人或团体成长的时候,国家行动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国家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基层社会无权,结果,政治肥大症造成了经济萎缩症,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实践亦以证明,政府的无限扩张,最终只能是政府质量的贫困化,从而政府也就无力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1982年新宪法通过后,全国实行政社分开,揭开了乡村改革和发展的序幕。乡村基层政权体制的重大变化,是革命后乡村政治发展最重要的篇章,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也意味着乡村政府将承担起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力量。告别政治全能主义,提升乡村政府质量成为乡村政治发展的生长点。乡村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乡村政府的质量体现着推进乡村发展的政府能力,维系着实现乡村发展的政治基础,规范着推动乡村发展的社会秩序。
一政府质量,从价值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的合法化水平。从工具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能力。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汲取资源(如税收、劳力、物资等)的能力,还包括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如维持社会发展的秩序、提供政治调控的渠道、建立社会生活的规范等)。当一个社会的政权体系建成后,政府质量的价值范畴也同时确立。政府的合法化水平要由政府质量的工具范畴来体现和实现。因此,政府能力是革命后政府质量的关键内容。政府质量集中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中实现现代化,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须首先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可见,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增强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不仅关系到工业化的起飞,而且关系着政府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的基础。同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里,政府质量不仅体现在汲取资源的能力上,而且要着眼于优化资源的能力上。唯有如此,政府质量才能真正发挥出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水平,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能量。汲取资源和优化资源的能力是政府质量的基础。
第二、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政府执行这种社会职能,就是指制定发展政策,它是指向社会公共利益的。在后发展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便至关重要,它维系着政府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政治体系确立后,政府质量不是通过其制度的完美性表现,而是由其产出的发展政策的有效性来展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质量的非常重要的体现。它要求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作为发展政策的执行者在体悟中央所制定的政策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紧扣政策的总目标,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在推行政策的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使政策结果在整体上符合政策目标。因此,提高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政府质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第三、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质量,端赖它在乡村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政策的推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社会大幅度地变革过程中,政府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是一项基本的政治要求。政府丧失或削弱维持社会发展秩序的能力都是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障碍。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绝对不可能在紊乱或失序的社会中进行。随着政治全能主义的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管理经济主要是提供宏观政治调控。体制转型,必然要求结束旧体制下的政治调控方式。政社合一的前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冲破后,增加了政府提供政治调控的难度。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质量的高低。
政府在后发展型超大社会中推进现代化必须提高其质量,唯此,政府才能真正提供现代化所需的政治基础。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是从乡村首先开始的。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至今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自然,乡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乡村改革之后,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地变化。改革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社会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变化的背后出现了基层从社会体制脱离的趋向。所谓乡与村之间形成了“村梗阻”现象,中层组织已不能有效调控基
层社会,导致了农村人口失控、土地失控等局面。各种非体制力量在乡村社会纷纷抬头,甚至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如宗族活动、封建迷信、黑社会组织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公共资源的流失,集体工程的荒废,小农意识的复苏使乡村改革与乡村发展严重缺乏后劲。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些现象与政府质量尤其是乡村政府质量的弱花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相对贫困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引起了连续的连锁反应。它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活观念,而且改变了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得本来控制与被控制的政府与农民关系向着现代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化。当然客观情况要求政府作这样的转变,通过服务汲取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农民与乡村干部的素质以及政治、经济机制的不成熟性,导致了乡村基层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弱化和基层财政的相对贫困化。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开始从国家向集体和个人下移,从而带动了分配方式的变化。政府不再可能对社会资源作垄断性分配,农民在处置自己的劳动成果上有了相对的自主权。因而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机制从政府──农民的分配型汲取向农民──政府的收入型汲取转变,汲取能力相对下降。乡村改革使家庭独立的经营地位得到了加强,而原本极其脆弱的集体经济却是雪上加霜。集体经济的削弱,也就意味着政府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渠道被阻塞。其次,市场化进程要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政治全能主义下的控制关系向现代的服务关系转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基层政府中的条块关系、政企关系、党政关系并没有理顺。这样既阻碍了基层政府的改革,也滞碍了经济的发展。最后,人的素质也直接导致了基层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脱离了政治全能主义时代催生的政治热情,在市场经济的催动下,农民的自私的一面表现出来。由于基层政府直接亲合于农民,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其负面的影响,腐败便是其导致的结果之一。同时,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如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难以得到保护和修缮。这说明,政府在利用和优化乡村人力资源上的能力在乡村改革过程中遭到了削弱。
其二、政府制定发展政策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相对贫乏。
以人民公社的解体与乡政府的建立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乡村改革过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推进数年之后,邓小平同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趋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转型,利益主体从相对单一向多元方向发展,政治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格局等,已经向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乡政府这一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在政治体制上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力量。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质量在制定基层社会发展政策和实现中央政府政策的创新上受到了严重挑战,这对于超大社会来说是危险的。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在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放权,政府关系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纵向权力关系的往复循环之中。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为谋取地方利益,有计划地利用中央政策规定,故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实行政策规避。政策规避不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而是为了谋取地方利益,削弱国家利益。这是超大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绝对避免出现的现象在乡村改革过程出现了。如有的地方为规避国家关于每次审批土地使用权不能超过300亩的规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22平方公里的土地按每块300亩的面积化为小块,一夜间批出110个土地使用权,从而达到了出让整块土地的目的。以这种方式来出让土地,吸引投资,无论经济代价,还是政治代价都太高了。保持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原本是超大社会推动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它们对中央政府发展政策的创新方面,但是当政策创新走向反面的时候,不仅不会给地方长期发展带来效益,而且严重阻碍了超大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可见,政策规避绝不是政府质量高的表现,恰恰是政府质量不高的表证。
其三、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相对弱化。
任何社会大幅度地变革,首先都会给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提出要求。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同水平上,社会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高质量的政治体系要判明这些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政治发展,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的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在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的发展秩序,提供在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的政治调控。这就需要提升政府质量。
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这种状况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孙中山为此奋斗了一生。社会主义革命后,执政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分析乡村社会改造时曾经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乡村社会,把正式的体制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但是革命后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政治全能主义没有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力量。乡村改革给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能量的同时,出现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回复,各种带有浓厚家族主义色彩的非正式力量在乡村社会兴起,使乡村社会的秩序出现了紊乱,冲击着正式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更为可怕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侵入了公共权力的领域,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这里倒不是说血亲关系必然导致腐败,而是说血亲关系一旦渗透入公共
权威的活动过程便会滋润腐败。关键在于社会体制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防范和阻遏这些因素渗透进来”。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改变政治全能主义的政治调控方式,关键是要求政治体制提供符合社会发展的调控方式。
三乡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革命后乡村发展的历程表明,哪一段时期乡村问题得到重视,并施之以切实可行的乡村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就比较协调和稳定。反之,不能正确估价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就要使中国社会走弯路。革命后乡村发展过程使我们认识到,乡村变革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重视乡村问题这一单纯的认识论革命上,而且还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把握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中。
革命后乡村发展在政治全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直接造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萎缩,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制约。事实亦已证明,告别政治全能主义,乡村改革不仅大大激发了基层社会的经济发展活力,还掀开了基层社会的政治发展新景观。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市场神话。乡村发展水平依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益凸现。如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集体经济与富民政策的背离;规模经营与家庭耕作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的对抗,等等。这种状况使我们认识到:稳步、持续、系统地推进乡村改革对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之必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的乡村社会承受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又体现着稳定的政治力量。只有广泛的有组织的稳定的变迁才能有效地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又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度,没有或漠视政治力量的功能和存在,都将严重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完成。着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把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主动地承担责任,必定要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政府质量将是乡村社会能否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
由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必然为政府扩展设定限度,市场经济所提供的竞争机制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控制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由此可见,提升政府质量是推进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稳定的维持、经济发展的推进和政治发展的推护,首先要看乡村能不能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超大社会的乡村发展,端赖于政府在乡村推行改革的能力。这就需要在限定政府扩展范围的同时提升政府的质量。这不仅仅是提升中央政府的质量,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亟待提升基层政府的质量。
首先、增强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乡村社会经济资源的不足成为首要矛盾。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承担起了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首要任务,同时基层政府的资源积累和资源提供的能力大大削弱。现在的问题是要使政府实现政治调控方式的转变,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执行发展政策的创新,前提就是要增强政府的资源支配量。当然,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必须注重政府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从现代化整体战略出发,社会体制应当支持基层政府重新建立其资源汲取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乡村企业较为发达、集体经济较为强大的地方,基层政府依然能够保持对基层社会发展的调控,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5
关键词：想象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内卷化
引言
国家力量与乡村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演绎着“进入”与“退出”的循环，而这一系列循环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之间力量的消长都影响着乡村的发展。后税费时代，国家权力逐渐减少了对乡村的管控，乡镇基层政府也逐渐由“汲取型政权”向“悬浮型政权”转变（周飞舟，2006），这使得乡镇基层政府与乡村村民的关系变得疏离。在“压力型体制”下，更多的基层政府选择了“不出事”与“做作业”的治理逻辑（欧阳静，2010）。此外，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国家惠农、富农、支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的土地资源与各种惠农政策项目成为各方行动者“交易”的对象，城乡交界地带的村落成为各方力量博弈的场所。乡村治理呈现出的混乱局面，从根本上是由国家权力的有限退出、市场经济理性的渗透以及传统礼俗的沦丧所共同引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逻辑共同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生态，可以说转型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生态是丰富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更是复杂多样而难以厘清的。以权力结构的视角去剖析乡村治理可以从根本上厘清乡村治理的复杂格局，把握乡村治理的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
宗族、混混与经济能人：乡村治理“体制外”的三股力量
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不同的权力主体，宗族、混混与经济能人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乡村发展中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模式与行动方式。乡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缺乏行政力量介入的场所，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是以礼俗与宗族等传统力量作为规约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使得拥有土地资源较多的地主和宗族势力较强的大户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强势行动者，很长一段时期他们既充当着“保护型经济人”的角色，又通过一系列手段获取声望、地位等传统的中国人较为注重的价值诉求。在明清及其之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那么，这种自治是如何实现的？众多研究表明，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宗族共同治理乡村的（吴晗、费孝通，1948；郑振满，1992；赵秀玲，1998）。肖唐镖认为，宗族势力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明清时期宗族治理的全盛时期到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持续期，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初的毁灭期。此外，从当前的趋势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宗族势力重新崛起，宗族势力在传统型乡村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治理称为复兴期。
随着国家政权结构的变迁尤其是乡村社会中权力的介入，乡村逐渐成为“谋利”的场所。无论是民国时期乡绅角色从“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的转变，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而使得国家对乡村的汲取能力日趋加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干预达到顶峰。随着政治浪漫主义的退潮，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一大批经济能人的产生，他们在乡村经济发展乃至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苏南的很多乡村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从“村庄型公司”向“公司型村庄”的转变（郑风田，2011），苏南模式中值得称道的企业家“经营”村庄的特征使得乡村治理日趋呈现出“公司”或“企业”的特征。这与戴慕珍、张静等学者所论述的“地方法团主义”有着类似的特质。村支书与村长作为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体制内”人，开办乡镇企业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经济发展的亮点。21世纪以来，这些乡村的“公司”已经逐渐嵌入乡村的治理结构之中，形成“公司型村庄”。
而在一些“原子化村庄”，有限的社会流动、革命理想主义的退潮和村庄集体对农民控制力的下降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秩序现象。乡村混混从改革开放之初通过身体暴力积累名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综合治安治理运动的开展后逐渐开始利用早起积累的名气经营实业。一定意义上而言，乡村混混的身份转换过程是国家与乡村关系演变的产物，而这也进一步影响着乡村混混和乡村治理组织之间的关系。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对乡村控制力的降低而实现了“弱”混混“强”治理组织到“强”混混“弱”治理组织的转变，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的关系也从“相互疏离”走向“利益联盟”，乡村治理呈现出“内卷化”的局面（李祖佩，2011）。
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介入日趋减少、乡村治理组织权力的弱化以及资源下乡的开展，乡村治理中“体制内”精英日益不能单独承担乡村治理的功能。宗族、混混与经济能人等“体制外”力量从乡村治理的“幕后”走向“前台”，使得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三股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与力量消长又构筑了我国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治理的三种权力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治理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宗族势力、乡村混混和经济能人的角色受制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等一系列关系变迁过程的制约。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弱化尤其是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的政策举措极大地拓展了乡村社会的生长空间。显然，乡村混混与宗族势力由于不同地区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经济基础的不同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种治理力量的对比关系或乡村治理格局也都各有特色。
乡村治理的三种权力结构
当前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由于不同的知识渊源与地域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质甚至“学派”。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研究社群注重“田野调查”，他们通过一系列实地考察对我国的乡村治理的新特征进行分析。例如，他将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称为“半乡土社会”以区别于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而在有关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研究中，贺雪峰以村庄权力结构为基础，建构了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权力结构，并以经济分化、社区记忆为变量，区分了不同类型村庄中精英的互动逻辑。他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划分形成了“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的分野。然而，对于精英的界定以及不同地域精英类型构成状况缺乏研究。因此，构建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理想类型是对我国乡村治理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厘清权力结构类型的基础上，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理性对乡村治理的深刻影响，则是基于权力结构嬗变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运行机制的重要问题。
通过对乡村治理三种“体制外”力量的考察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总体上形成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共同治理乡村的格局且总体的趋势是“体制内”精英权力弱化，“体制外”精英权力得到强化。以往的研究也大多侧重于“体制外”精英与“体制内”精英的关系，而忽视了对“体制外”精英内部的相互关系以及力量对比状况的研究。显然，宗族、乡村混混以及经济能人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不是线性的、单一的与绝对的，而是变化不定的、复杂的与多样的，正因为如此形成了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三种权力结构。
传统文化的印记、市场经济的洗礼以及信息化、城镇化、工业化都在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中“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共同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宗族势力乃至乡村混混都在乡村治理中充当“谋利”的行动者。不同地域乡村状况的差异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
（一）“宗族式治理”模式
国家主义退潮后，传统宗族文化回归与复兴形成“宗族式治理”模式。肖唐镖教授对于宗族势力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较多，他撰写的《村治中的宗族》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农村地区传统宗族势力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民国初期以前，乡土社会是没有国家权力渗透的场域，乡绅与宗族扮演着“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统治时期，乡村社会逐渐受到国家的控制，传统的乡绅与宗族也开始充当“赢利性经纪人”。无论是民国以前还是民国时期，宗族势力几乎垄断了乡村治理，一系列乡村事务都由村落中的大族或有名望的宗族去把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力的下降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熟人社会的逻辑得到了“创造性转换”，在一些地区传统的宗族势力开始成为影响当地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温州商会其实是传统宗族与关系网络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而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宗族势力的复兴则代表着国家主义退潮后，乡村治理“空壳化”状态中宗族势力对乡村治理的侵蚀。例如，一些地区乡村选举中，宗族势力的干预则是这方面的典型。总而言之，传统的宗族势力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影响的提升主要受益于国家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变化，半乡土社会的“关系”逻辑与“文化记忆”依旧支撑着这种传统的力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
（二）“公司型治理”模式
经济能人从乡村治理的辅角色转变为主导性角色，从而形成“公司型治理”的乡村治理模式。赵树凯关于公司型基层政府、郁建兴关于发展型政府以及郑风田关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转变过程的研究都在印证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经济理性与市场力量逐渐赢得主导地位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公司型治理”模式在苏南地区的某些乡镇表现得尤为明显。经济能人在乡村治理中从辅助角色转变为主导力量与国家财税制度的变革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税制度。这种财税制度极大的挫伤了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主观能动性，此时的政府更多扮演“管制型政府”的角色，地方政治精英的升迁与任命主要靠政治忠诚实现。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实施“财政包干”的财政制度。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大批“村庄型公司”应运而生。然而，由于“财政包干”的财政制度使得中央的财税汲取能力下降，中央政府的财税收入占国家财税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弱化。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分税制，地方政府对于兴办乡镇企业的积极性降低，很多乡镇企业开始转制。正是在分税制实施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村庄型公司”逐渐发展为“公司型村庄”。
（三）“灰色化治理”模式
乡村混混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最初通过暴力活动积累名气，到税费时代的运用暴力资源“收费”获得经济资源与社会关系资源，再到后税费时代成为乡镇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合谋者”。乡村混混的角色转换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是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力的转变的产物，当前一些地区乡村混混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导致乡村治理“灰色化”。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治浪漫主义与革命主义思潮的影响，乡村混混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农村税费改革以前，税轻费重、缺少规范是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的主要特点，乡村混混往往充当乡镇政府征收相关费用的“工具”并从中获得利益。一些乡村混混在这个过程中力量得以壮大并逐渐开始兴办实业，成为当地的经济能人，而他们与一般经济能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利用自身的暴力资源与名气去攫取公共资源。总而言之，乡村混混伴随着国家体制变革的历程成长，实现了多次角色转换。一些村庄尤其是城中村或城郊地区的乡村由于城镇化的步伐加快以及“资源下乡”而更多的受到乡村混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乡村治理的“灰色化治理”模式，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呈现即非黑又非白的灰色状态。
从想象共同体到利益共同体：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传统的乡村治理中乡绅与宗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一系列仪式与乡规民约使得乡村治理呈现出“想象共同体”的特征。乡村并不是一级行政组织，而更像一个有着共同观念或想象基础的“共同体”。普通村民认为乡绅与宗族的代表可以为自己谋取权益，而在现实中传统的乡绅也确实扮演着“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所谓“想象共同体”，主要是基于地域、宗族以及婚姻等关系而形成的观念、想象乃至信仰上的有机联结，并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共同体。我国数千年的文明长河中，乡村社会是充斥着人情、礼俗与关系的社会，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是村落的主导逻辑。
然而，随着科层制与市场力量的介入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乡村人际关系以及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乃至村民的行动逻辑一时间都呈现出较多新的特征。传统的乡绅作为一种历史而淹没，“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变，乡村社会也由于经济理性的充斥而变得淡漠，人际关系正在从“熟人逻辑”走向“利益逻辑”。伴随着传统乡村熟人社会行为逻辑的消解，乡村治理的支配规则正在由传统礼俗与规范向经济理性转变，而乡村治理中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正在由“想象共同体”向“利益共同体”的转变。传统力量的消退与新兴力量的崛起使得一些旧有的观念成为历史，而新兴的经济理性则成为主导观念。尽管，在传统的我国也存在着经济理性，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经济理性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巨变。
这种经济理性的迸发与崛起使得乡村治理变得缺乏“人情味”而更多的由利益所主宰，乡村治理成为“谋利”的场所，体制外精英作为强势行动者通过影响甚至直接参与乡村治理而获得更多利益。乡镇一级基层政权从“型政权经营者”转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渠敬东，2002），各类强势行动者围绕国家资源下乡以及市场扩张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展开争夺，在反复的博弈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构建其“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无论是宗族式治理、公司型治理抑或灰色型治理都蕴藏着巨大的利益谋取空间，国家资源、公众利益被强势行动者通过一系列“合法化”外衣的掩饰占有。普通村民则成为“边缘人”，村落公共资源乃至国家的资源投放沦为强势行动者的“私有物品”，乡村治理呈现出内卷化的局势，乡村治理亟待重塑。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民上楼”、“土地征收”等成为乡村中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普通村民的讨价还价能力有限，而国家的法律又没有进行具有强制性的约束，这使得“土地财政”的生财之道逐渐从城市及其郊区转移到农村地区。而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村民与基层政府以及经济精英等行动者的复杂博弈，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困境以及基层政权的内卷化。
如何摆脱乡村治理的困境，改变乡村治理中普通村民的弱势局面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命题。反思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反思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建设，并进而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正如前文所述，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等制度安排都将对乡镇基层政权的行动逻辑产生深刻影响，也将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格局。因此，推进乡村治理发展，必须调整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改变国家“项目治国”的方式，在集权与分权中寻求平衡。例如，在环境保护、司法体制等领域实行垂直管理，将权力重心上移。而在财税权力上，则可以通过省管县财税体制改革，赋予地方更大的权力，从而避免由于地方财政吃紧而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此外，由于项目治国所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即国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可能无法到达基层社会的困境，需要调整项目治国的方式，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的同时探索更为高效的资金配置方式和渠道。
通过有限的权力介入，社会资本的重塑以及乡村公共空间的再造等方式重新架构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强化对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力规约以及道德约束。乡村治理内卷化从根本上而言，是由经济理性的充斥所引致的权力的寻租等腐败行为。因此，实现不同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良性运作并不在于重新回归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强力控制的“老路”，更不能无所作为的走任由“体制外”精英谋取公共利益的“邪路”，而应该走出一条“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在法律与道德双重约束下多元共治，最终实现“善治”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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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6
[关键词]区域空间；城乡一体化；协调
“空间”是人类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和权利动作的载体。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如开辟耕地、植树造林、修建铁路等都构成空间结构的组成部分。空间结构状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运费、地租、集聚三个基本因素外，还有如资源的分布、地形与气候、历史特点、社会结构、与周围区域的关系、决策者的决策标准与决策水平等(陆大道，1988)。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乡空间结构的巨大变革。在多数国家社会结构体系里，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的两种社会形态，城市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逐渐成为人类文明先进的象征；而农村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渐渐沦于愚昧、落后的困境。城乡分离的社会大分工，使城市和乡村的协作关系笼罩上了城市中心论的阴影，长期以来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相互分离、独立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城乡差距较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城镇与乡村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总体经济最优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区域空间演进的一般规律
(一)空间演进的阶段划分
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与成长，经济增长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关系。区域空间以“核心——网络”为基本结构单元，在集聚与扩散的相互作用下，呈阶段性的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在传统农业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四个阶段演进过程中，空间结构类型依次为均质化空间、极核化空间、点轴化空间和一体化空间(陆大道，1988；潘玉君等，2007)。其空间的组织形态由分散的点状、无发展轴、无规模等级结构逐渐向点轴系统，进而向空间网络一体化系统演进，城乡空间关系由共生、分离、对立逐步走向城乡空间融合。
1 传统农业阶段。这个阶段历史漫长，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逐步出现以居住为主要职能的乡村居民点；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商品交换为职能的小城镇慢慢出现，城乡结构初步形成。但由于社会发展缓慢，城乡之间交通等区域性基础设施水平低，城乡之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很少，没有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疏密问题，空间结构状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即呈现低水平的空间均衡发展状态。
2 工业化初期阶段。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传统的以家庭、作坊经济为主体的分散式的城乡空间格局迅速瓦解，区域空间结构开始进入由分散走向集中的发展阶段。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增长，社会分工明显加快；水上交通、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出现，使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聚经济”效应开始出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城镇不断吸收广大乡村地区的资源，并向周边地区输出商品，城镇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低效的空间均衡状态被打破，空间经济梯度突显。
3 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和私人投资能力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重化工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开始大量出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逐步加快。资源的开发和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使新的城镇不断形成，单纯的“中心一”模式逐渐变为多核心结构，城镇职能分工和等级体系初步形成。由于集聚经济在社会经济区位决策中的统治地位，社会及产业主要集聚于高等级的城市和轴线上，“点一轴系统”逐步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愈演愈烈，空间结构仍处在变化之中(陆大道，1998)。
4 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科技文明高度发展，并在经济建设、城乡规划、生态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事业使经济发展的区位因素大大下降，“集聚经济”发展超过了所能允许的边界，形成了所谓的“集聚不经济”，“用脚投票”的民主制度使城乡、区域之间的消费、收入、就业和机会选择的差异逐渐消失。生态文明理念受到高度重视，各地区的空间和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以城镇群为主导的“点一轴”空间系统逐步完善，等级差别愈来愈小，整个空间结构重新回到“平衡”之中。
(二)空间演进的三维模型
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决定着空间结构的演进过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前，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对物质生活的高度渴望，使社会经济的空间运动以集聚为主，其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增长极发展模式成为最佳选择，区域空间结构不平衡不可避免。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公平、正义、发展机会均等社会因素渐起主导作用，经济因素作用下降，平衡布局、发挥社会效益变得愈加受到重视，社会经济区位决策可能偏离经济上的最优方案，随着经济、社会两维空间延伸。到了后工业化阶段，强大的技术手段强烈地改变着自然结构和生态环境结构，生态环境因素愈来愈明显地影响国家和地区资源开发方向、产业选择和空间布局，空间区位抉择同时受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因素的作用，空间结构变化沿着三维空间延伸(陆大道，1998)。
二、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现状解析
(一)城乡空间结构演化进程明显加快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把发展重点放在城市，而农业部门只是向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导致农业减产、粮食供应紧张、农业部门长期滞后、城乡差距加大，城乡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周叔莲、金碚，1993)。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国城乡结构在经济、社会转型等多重推力下，正经历着急剧的空间演变进程(李国平等，2009)。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和经济能级提升。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建设呈现出大规模的开发热潮，城乡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演化进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2008年底，人均GDp为2.2698万元，已基本具备了促进城乡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条
件：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不断进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了小康水平；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央政府多次下发文件，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规划。
(二)影响城乡空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尽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严重障碍。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在为工业化作出贡献的同时，却由于“抑农保工”和“城镇剥夺农村”两大措施损害了社会公平目标和牺牲了农业效率。农村人口因转移无门而大量滞留在有限的农业空间，农业的规模经济难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迟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有效需求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隐患(何念如、昊煜，2007)。
我国城乡空间布局混乱，多数城市空间扩展陷入“摊大饼”的怪圈，处于近域无序蔓延，广域扩展严重不足状态。一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带来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就业困难、地价上涨等一系列过度“城镇化”问题；另外，城镇化将城镇技术水平低和污染严重的工业向农村转嫁、扩散，从而也连带地将城镇污染向农村延伸、扩散，形成新的污染区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王春光，1997)。二是多数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城镇规模存在断层，缺乏大城市，不利于经济要素与产业的快速聚集与扩散，不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由于小城镇缺乏投资，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低，吸引力差，一些企业不愿在小城镇扎根，使工业合理布局不能顺利展开，疏导大城市人口的阻力很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大城市已明显表现出工业和人口过分集中的许多弊病，却仍然存在着继续集中的趋势。三是在产业发展上，城市之间的依存度不高，产业落差和经济落差大，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产业发展矛盾难以协调，中小城市的支撑产业普遍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不同程度地发展滞后。四是在行政管理上，大都处于无序竞争、各自为政，而不是有序合作和协调发展等等。
三、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外部环境
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相互支援
转贴于，共同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切改革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是一个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必须拥有一个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首先是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其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改变目前主要由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调低税率，刺激和鼓励国内消费，启动巨大的乡村消费市场；第三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改变目前经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为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第四是改革垄断行业，加快事业单位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黄坤明，2009)。
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一要采取各种措施为人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国家要保护农业、建立自然保护区、新城建设引入农业景观、维持生态平衡，使人类可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二要提高人类素质，增强责任感，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也刚步入中级阶段，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保护环境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二者并不矛盾。
(二)城乡统筹规划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前提
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乡统筹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打破行政界线，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既注意城乡之间以及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又注意城市发展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紧密联系，从城乡区域整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前提。用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来控制城乡土地的使用，使城乡发展相互衔接，从根本上防止城镇无限无序蔓延，保护农业发展。通过建设高度发达的道路交通系统，缩短城乡之间的距离，方便人们的出行和货物运输，从而使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兴旺发达。
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和小城镇都已编制了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不少城市甚至进行了多次修编和调整。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发展规划的法律约束力弱，随意改动现象严重，致使规划难以落实。只有通过立法，加强规划的约束力，才能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城乡统筹规划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不仅仅是规划专家和政府的事情，必须允许社会公众参与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西方国家所有的规划必须通过市民的审议程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充分转变政府职能，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利益，不断增强服务意识，通过强化社会公众对城乡规划和管理的参与和监督，引导和帮助公众去改善发展环境。
(三)发挥政府职能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关键
统筹城乡空间协调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离不开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扶持和保护。一些人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消失，我国可以通过人为地加速城镇化进程来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空间的迅速融合。这种想法不但不可取，而且非常有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常常给市场经济造成无序和混乱，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对于自由竞争发展中的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应当努力去调控和纠正。城乡空间发展即有内在的规律性，也需要从外部加强引导和支持，西方国家无不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城乡空间协调发展保驾护航。
另外，由于农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弹性低等，因此，市场对农业的调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农村改革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支持参与程度，深刻影响着社会参与度和农村面貌改变程度。解决城乡空间二元结构，从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必须要依靠政府的积极作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业、农村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城乡
空间一体化的途径
发达国家城乡空间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高度发达的城镇化并没有消灭农业，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和人类聚落的一种形式，也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农业的健康发展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应从具体政策和资金投入上加强对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通过龙头企业的订单农业，把分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农民种易卖难的后顾之忧；积极发挥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的作物，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利润增值问题。同时，要进一步落实“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以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为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农业，不断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增强农业综合能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比较收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黄坤明，2009)。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基础
社会保障是实现二次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贫困率，防止两极分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城乡间的差别，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随着城乡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问题仍然很多。首先，我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比较窄、制度不够健全、管理基础比较薄弱、资金支付压力大、部分社会群体保障待遇不合理，特别是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不衔接等问题尤为突出。其次，农村社会保障仍然非常薄弱。一是农村低保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有待完善；二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配套资金不到位，保障水平过低；三是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定位，农村养老保障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非农化的发展，我国农民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土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化。另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家庭小型化也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大为削弱。当前农村医疗、教育费用支出过高，抵制了农民的消费意愿，导致经济发展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因此，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助于贫困农民增强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和城乡生产资料的合理流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形成全覆盖、多层次、可持续、高效率的社保体系，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省市转移接续，不断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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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7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多年，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以及经济阶梯式的发展方式，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但是在经济发展背后，各种社会问题也在不断的出现，不同地区、不用职业间的经济利益得到重新分配，社会分层显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分配中的焦点问题。
一、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变化特征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整理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90年到2009年的不完全统计数据。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
整体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正在不断增加的，但是也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情况同期相比，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是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2倍，到了2000年，虽然城乡居民收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却只有2253元，仅相当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的35.8%。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较2000年有了大幅的提高，达到了17175元，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虽也有增长，也提高到5153元，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却相差甚远，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了3.4倍，而且还在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大家所公认和有目共睹的，但是贫富差距的逐年拉大也是不假的事实。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其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表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高，0.4为警戒点。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值，并且呈上升趋势。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3-0.4的正常状态，但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有分析指出中国有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其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有数据表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而我国实际的城乡收入之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已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水平。需要补充的是若排除城乡居民的一般收入外，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优惠政策，福利和医疗，以及各种保障机制，那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将会变得更大[6]。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现实原因
长久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虽然近年来农村人口的数量在逐年下降，但是我国农村地区依旧存在着庞大的人口基数，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很大困难。1949年新中国刚建立时，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由当时的内外环境和国际形势对国家十分不利，为了使国家经济能够恢复，使国家的工业体系逐步建立，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常年国家对农业一直投入不足，再加上我国对现有农业设施的管理和经营存在缺陷和不完善，导致我国农业发展一直很缓慢，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这不仅限制了大规模发展我国农业，提高农业产量，同时也加重了农民负担，阻碍了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
（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原因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的转移，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变得非常的典型。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不均衡的，国家将经济重点放在大力发展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工业，而在一直以来技术都十分落后的传统农业上投入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是在我国就出现了现代化的工业与技术落后的农业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实施城乡分割的两种户籍制度，农村采用农村户籍管理，城市采用城市户籍管理[9]。这就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公平公正对待，很多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在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各种原因中，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一直是一个相对复杂且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是相当低的，和城市相比，我国目前针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依旧不成体系，存在很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10]。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也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其正当的合法权利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享有。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的子女上学难是一个显著的问题，很多地方没有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加上上学所需的各种学杂费，更是加重了农民工经济上的负担。
（四）政策上重工轻农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是以农支工，以乡扶城的两步走策略，首先重点发展城市工业化，然后再去发展农业。具体来说，国家在资金资源的投入都是偏向于城镇发展，在农业投入上则相对较少，以延缓农业发展为代价，换取工业化的迅速建立，然后再以工业化来带动农业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市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使得城乡间的差距日益拉大，特别是在居民的收入上出现了很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
（五）农村劳动力自身原因
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统计[14]，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和在乡镇就业的农民工已经超过2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素质普遍不高，同时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技术成分低的工作，于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于我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面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积极应对，尽早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做：
（一）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能够从根本上缩小多年来我国所面临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逐渐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整，促进城乡间的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的一体化，改变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相互促进，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上享有同样待遇和实惠。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切实可行的长远计划和目标，并且充分考虑到农村未来的发展需要，合理分配资源配置，保证农民素质的提高，确保农民收入增加。
此外，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更要突出我国大力推行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重点的两型社会发展目标，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全面发展农村产业、居住、交通、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努力实现城乡空间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16]。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格局，从根本上消除城镇与农村的界限，立足区域空间范围，明确城市和农村的功能定位，以大中型城市为中心，周边小城镇为纽带，以农村发展为基础，促进城乡相互依托，互利互惠，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科学合理的布局城乡间一、二、三产业的共同发展，实现城乡间优势互补，保证城乡各项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科学引导农村居民的梯度转移。同时，政府也要像抓城镇工业化发展的理念来重点抓农业领域发展，用城镇现有的新型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加快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二）改革户籍制度，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政府要有切合实际的举措，积极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除户籍限制，使广大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时得到公平公正对待，使他们不因为户籍原因而得不到自由迁移的权利，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户籍改革能否切实推行，主要问题不在户籍管理制度，也不在公安机关，关键要看相关制度、相关部门是否能配套改革。只有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真正一视同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才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真正意义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三）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发展落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时，其着眼点要放在大力提高农业产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的消耗。其次，还应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对农业企业采取扶植政策，促进我国农业早日实现现代化，大规模生产，培育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支柱型龙头企业。此外，在对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中，也应逐步建立保证农民收入保障机制，合理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加快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充分依靠城市强大的工业基础，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为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创造有利条件。要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大城乡改革力度，消除体制，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的局面，保障农村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四）坚持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对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比城镇居民低3年，农村的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在中人口中占75%。农村居民由于缺乏系统的生产指导和相关知识，生产效率一直低下，付出的劳动多，收获却很少，所以收入状况一直难以提高，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要真正改变这种处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实现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由粗方式向集约式发展，这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远大于物质资料及劳动力数量的提高。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大都不高，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以至于城乡间的发展差距日益拉大，难以缩小，农民的收入状况也难以改观。因此，必须彻底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传统观念，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政府应积极开展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组织广大农村劳动力及青少年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获得必要的职业技能和生产知识，提高农民就业及创业能力，为我国农村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力。此外，政府也应该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为今后农业发展和改革提供高素质后备力量。唯有这样，才能为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从根本上摆脱城乡收入差距提供重要的人才保证[18]。
（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面对我国广阔的农村区域，要想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现状，目前国家在农村建设及农业生产上现有的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引导和鼓励我国农业逐步向着区域化，产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全面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给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逐步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的生活状况，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19]。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力度，积极推广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此外，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农民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问题也应该的到国家的保护，已保障农民收入的切实提高。由于农村品价格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收入状况，所以必须要稳定农产品价格或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政府可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直接规定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及其波动幅度，也可采用其他经济手段调节农产品价格水平。所以，政府应尽快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使农村的公共设施普遍增加，服务农民，并将农村公共产品纳入各级财政负担的范围。
对农业的投入可将范围扩大到财政投入，信贷投入，以及对涉农企业的扶植方面进行，也可适当提高对农业的补贴，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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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8
、邓小平、、的城乡发展思想。我国几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城乡发展关系问题上有经典的论述，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同志的工农业并举思想。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邓小平同志的农业为本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农业发展缓慢。邓小平同志做出了一系列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在1962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我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邓小平仍然强调不要对农业掉以轻心。1982年，他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983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同志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同志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2003年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战略举措。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经历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时期，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
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践需求:
我国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总体上不断扩大，缩小城乡差距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更加凸显，我国城乡之间不仅存在户籍二元性，还存在收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二元性。
1．收入二元性。1978年农村改革开始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农村改革首先使广大农民获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到1984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已缩小到1.71∶1，接近世界多数国家1.5∶1的水平。1985年起，随着改革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重新扩大起来。198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1.86∶1，1990年是2.20∶1，1995年是2.71∶1，2000年2.79∶1，2005年是3.22∶1，2006年是3.28∶1，2008年是3.31∶1。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差距已扩大为3.33∶1。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919元、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23979元，收入比分别是3.22∶1和3.43∶1。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尽管这两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但是，如何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仍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
2．公共服务二元性。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明显向城市居民倾斜，城市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几乎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而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税费改革前，对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成为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近些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村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明显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但长期形成的城乡公共服务二元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财政资金投入明显向城市倾斜，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公共服务差距越来越大。
3．社会保障二元性。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目前，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但也应看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总地看，由于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仍然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制度不统一、管理分散、待遇差距大等方面。相对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农村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既有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如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重农传统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凋零，导致农村发展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也有地理和交通的原因，例如地理偏僻、交通不便、环境差异使农村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还有制度和管理的原因。从体制和机制看，主要有两个制约因素。第一，城乡分治制约。城乡分治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在城乡之间实现最优配置;城乡分治导致国家对农村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分治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消费难以拉动;城乡分治导致我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工作在城市，但享受农村户籍人员待遇，出现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难、就医难等一系列问题。第二，法律法规制约。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对许多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制约着城乡统筹发展。例如，农民贷款难原因之一是农民没有抵押物，但是当我们试图允许农民以土地做抵押时，却发现这与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多条法律法规相冲突。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有的省份制定了地方法规，允许农民以土地进行抵押，但在实际中难以执行，其原因是地方法规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冲突。
三、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目标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7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在成都市和重庆市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关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概念众说纷纭。从理论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概念是从城乡融合发展来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主要是针对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二元结构提出来的，它主要是指城乡之间通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互促，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于改善城乡关系，目的在于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在改善城乡关系过程中，加强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自身的综合实力是动力和基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是核心和关键。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城乡一样化，也不意味着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不同于乡村城市化，也不同于城市化。乡村城市化是指人口从城市向乡村流动，或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空间迁移过程，具体体现为乡村的现代化和农民的非农化。而城乡一体化是特指城乡关系而言，指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意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制度隔离，实现城乡融合。也就是说，我们强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过程和客观规律。它是依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城乡混沌合一”走向“城乡分离”，从“城乡分离”走向“城乡对立”，从“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的发展规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本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第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发生在生产力水平相当高的时期;第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过程和趋势;第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城市与乡村互动发展的过程;第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不是指消灭城乡差别。
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路径
我国农村和城市相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走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工业和城市并存状态，最终走向现代农业和农村、现代工业和城市相融合状态。为此，我们需要一系列体制和机制创新。
1．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体制机制。我国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但是现实中并没有真正落实。现阶段，首要的是打破城乡之间“玻璃墙”，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平等发展。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平等发展，从经济学上来说，就是城乡生产要素报酬要相当。“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构建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党的十明确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通过生产要素报酬相当，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一方面需要构建多层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也就是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省级层面的，还有以县为单位来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另一方面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既然我们要把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所有政策打破，那么也意味着制约城乡发展的或者把城乡割裂开来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将被改革。
2．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农业和农村。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农村的土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在农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要一提到农村土地，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为什么会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呢，这是因为农民的所有保障、所有生存的希望都寄托在土地上。当土地承担社会保障职能时，土地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呢?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要想在农村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土地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说，把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从土地上剥离开来。这就需要为农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土地还权赋能过程中，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民主。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解决土地流转、宅基地闲置问题迫切需要深层次改革。加强政府对农业扶持。农业是个弱质产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有能力对农业和农村给予扶持。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强农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是，我们还需要反思。一方面，这些强农惠农政策是不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它们是不是农民最需要的。这里提出一个观点，即增量补贴法。我国农业最终是要适度规模经营，因此要增加规模补贴。我国大多数农户的土地规模平均是7亩，这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增量补贴，就是对流入土地的主体进行补贴。这种做法有几个好处:第一，把补贴切实补给了种粮的农民，而不是那些进城务工者。第二，这种补贴有助于农户生产规模扩大。第三，可以改变边际效益递减状况。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9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本质内涵；城乡差距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01-05
一、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的界定
早期的研究，没有使用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概念，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重农主义、乡村商品经济三个方面的含义（何独明，2008）。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对于统筹城乡的内涵分析还很难达成共识，许多对于统筹城乡的研究融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城市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中，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生态学界以及城市规划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乡统筹问题进行了探讨。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是在处理城乡发展问题时，要总揽全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与进步（段利军，2004）。其内涵可归纳为四个层面，即城乡通开、城乡协作、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徐光，2004）。
从统筹内容角度分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有不同的内容划分方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既有制度层面的统筹（劳动力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财政分配和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也包括要素层面的统筹（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还包括城乡关系层面的统筹（三个重要关系和两个衍生关系：产业关系、区位关系、居民关系；工业和农民的关系、农业与市民的关系）（姜太碧，2005）。也可分为：城乡关系统筹（政策层面上由重工轻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向农村发展倾斜）、城乡经济统筹（影响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方面）及城乡社会统筹（制度创新、社会进步、公民的政治权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赵云，2005）。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还包括城乡发展统筹方面的内容（李岳云，2004）。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包括统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鞠正江等，2003）。从战略实施的角度，统筹城乡的主要内容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资金投入和城乡体制调整（丁一，2006）。从城乡分治的角度，统筹城乡发展的客体（对象）是城乡关系，包括城乡空间、城乡产业和社会进步三个层面组成的有机整体，核心是统筹城乡的社会进步（胡进祥，2004）。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要以城乡配套的大改革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结构大调整（顾益康，2003）。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城乡良性互动，是它的核心内容。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整合起来，促进传统二元结构转变，增强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祝瑞波，2004）。统筹城乡发展的主体是政府（胡进祥，2004），各级政府把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整体来统一规划，以保持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孔祥敏、冯雷，2005）。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格局，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祝瑞波、倪志钢，2004）。
从以上相关内涵界定可以看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是转变二元结构，目前的重点是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现有文献对双重二元结构的成因分析不够深入，缺少从宏观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角度进行的分析。
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城乡统筹度）的衡量
一般地，学者普遍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Ri）、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RLS）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RCL）来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状况（URHD），例如，郑钦玉（2009）、赵彩云（2008）采用基于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来构建衡量城乡关系的综合性指标，以期更综合全面地反映中国城乡关系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分别从城乡间的人类发展指数，收入、消费、教育、健康，预期寿命等方面来分析和量化城乡关系。但该指数没有考虑到平等问题，并且指标权重相同缺乏客观依据，因此邱风、王利芳（2009）根据中国国情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平等指数，提出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概念，并进行了城乡比较分析。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
1.城乡比值。一般而言，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既可以运用相对差异来衡量，例如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比值等，也可以运用绝对差异来衡量，例如标准差、极差、差值等，但最常见的是采用差值和比值来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
纵观已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文献，多数研究采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例如，吴永生等（2007）、付海英等（2006）、高珊等（2006）、王婷（2008）、杨振宁（2008）、陶浪平（2008）等。
Ui=Ri/Ci（1）
i=∑Ri/Ci×pi（2）
（1）式和（2）式中，i表示第i个指标，Ui表示城乡间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Ri表示农村指标的数值，Ci表示城市指标的数值，pi表示该指标的权重，i表示城乡统筹度。
城乡统筹度的高低，综合反映了城乡关系发展的程度，即城市要素和农村要素流转与协调的程度。一般而言，评价结果应接近于1，偏离1的程度越大，说明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程度越高；当i等于1时，城乡就实现了一体化。
然而，有些指标是逆指标，这些指标的农村值要大于城市值，例如反映城乡消费结构的恩格尔指数。在存在逆指标的情况下，若利用（2）式去计算城乡统筹度，就会造成计算结果存在很大的误差。现有文献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基于此，张元红等（2009）提出一个修正的城乡统筹度：
i=∑（1-|Ci-Ri/Ci|）×pi（3）
2.实际值和目标值比较。现有文献中，还有另外一种测评城乡统筹度的思路，即将城乡统筹指标的实际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以此反映当前城乡融合的程度（例如，陈鸿彬，2007；许玉明，2004；邓玲、王彬彬，2008）。
用差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Ui=Fi/Gi（4）
i=∑Fi/Gi×pi（5）
（4）式和（5）式中，Gi表示该指标的目标值，Fi表示该指标的实际值，pi表示该指标权重。陈鸿彬（2007）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指标为参照系，以2020年为达标年，在进行分析和预测后确定了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目标值。
许玉明（2004）在参考四个信息源的基础上，经过主观分析、专家分析、数据分析等，得到了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这四个信息源为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重庆市及所属的县（区、市）相关指标数据资料中的较高水平以及国际标准。邓玲、王彬彬（2008）主要用趋势预测法确定目标值。该研究对指标值进行了分类预测，阈值的确定参考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等中的标准。
3.对两种城乡统筹衡量方法的评论。两种方法在选取的指标上会有较大的不同。第一种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当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但这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更苛刻，因为很多指标缺乏既分区域又分城乡的数据。第二种方法主要测评城乡统筹的现状和目标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种方法并没有要求所有的指标都有分城乡的数据，所以，这种方法在指标的选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个难点，即如何确定目标值。目前已有的文献在确定目标值时都有较强的主观性，缺乏说服力。
三、关于城乡差距的表现及成因方面
统筹城乡的目标是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目前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日益突出的城乡差距问题对中国的统筹城乡发展形成了障碍。
中国的城乡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城乡卫生发展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乡产业结构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叶兴庆，2003；胡鞍钢，2004），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在内部差距和地区差距上（章国荣、盛来运，2003），财产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需要进一步考虑（郭玮，2003）。
中国城乡差距是长期以来由地域、政策、教育、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等因素造成的（李实，2003），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城市和农村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不同的保障条件和社会地位）、体制因素（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因素（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城乡有别的财政投入政策和歧视农民的就业政策）（王钊，2008）。城乡差距的存在是由城乡产业功能及结构、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惯性、工业化性质、城乡制度及体制差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可回避的、特定的过程（章国荣、盛来运，2003；郭玮，2003；杨维琼等，2008）。
关于中国城乡差距的成因，现有文献主要可以归为以下观点：
1.二元经济结构。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对立，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分离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张希成，2005），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力度不对称，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是“要素涌入”，而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只是“收入滴落”（洪银兴，2007）。同时，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强化效应和反弹效应，共同规定和制约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这种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统筹城乡发展必然滞缓（蒋永穆等，2005）。
2.政府行为。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具体表现，城乡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来弥合城乡差距，很可能跌入市场经济的陷阱。影响城乡差距扩张最根本的因素源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应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投资、分配政策和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换言之，政府行为选择对平抑或扩张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巨大（张红宇，2004）。城乡差距与传统的“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密不可分。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一度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随着后来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从而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而不加区别地把它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是没有道理的（李实、赵人伟，2006）。政府是城乡关系的缔造者和新制度安排的供给者，涉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尤其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的关联度非常大（张国平，2006）。充分结合市场“自然带动”和政府“强制性带动”路径的积极作用，是加快中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丁忠民，2008）。
3.制度、政策。制度、政策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2001年，陈宗胜就发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制度缺陷”是体制转轨时期中国非法非正常收入滋生蔓延，进而导致全国（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通过讨论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可以发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城乡差距不断加剧的主要因素（李炳坤，2003；魏勇、俞文华，2004）。从交易效率视角考察中国的城乡差距能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乡差距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而低下的交易效率与一系列带有暂时性、短期性、政府意志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存在很大关联（赵红军、尹伯成，2006）。
4.分配关系及地位失衡。林光彬（2004）认为，社会等级关系和市场经济相互作用形成的分配关系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例如，农民无法平等参与市场活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洪银兴，2006）。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偏向”策略和财税收入政策的乏力导致的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城乡地理位置的差异给城乡居民带来了不同的地位收益，而地位收益的存在拉大了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李卫兵，2005）。
5.其他。田新民（2009）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单纯是由城市工业化的速度决定，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并不一定是呈现“倒U”型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的壁垒以及城市部门努力提高其人口承载力所进行的公共建设投资的大小。朱允未等（2006）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相互关系时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正相关，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还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
四、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乡收入来源的角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顾海兵（2008）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或收入来源的具体解析，认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与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差异程度。黄祖辉、万广华等（2003）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二）资源配置、劳动生产率及产业结构等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
1.关于城乡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研究已发现城乡差距可以由许多因素来解释，其中城乡间劳动收入差距可以解释42%，户籍制度可以解释28%（Shi等，2002），而人均GDp水平与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与城乡消费差距正向相关，地方治理的效率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Lu，2002）。
林毅夫、刘明兴（2003）利用1981―199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以反映产业技术选择偏离最优资源禀赋的技术选择指数为代表）显著影响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从农村转移的资金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转移、预算转移、扶贫资金的转移等）（马从辉，2002），章奇等（2004）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带有城市倾向，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方杰（2006）认为，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实践层面研究上，孙林等（2004）对南京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乡居民关系是造成南京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单至芬等（2006）、陈利昌等（2006）、刘奇中（2006）分别对黑龙江、广东和安徽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城乡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湖北课题组（2006）”对湖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研究；“成都就业研究课题组（2007）”成都市城乡统筹比较充分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赵彩云（2008）运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虑GDp、资金在城乡间不对等流动和配置、劳动力流动状况和发展机会等因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相互关联。
2.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永杰、张建武（2002）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是决定城乡统筹就业的根本条件，也是城乡统筹就业的最终结果。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认为，城乡差距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过大差距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偏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割。在胡鞍钢（2004）看来，“城乡差距”不仅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上。谭静池等（2007）通过对陕西的实地调查，实证研究得出：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分治”使城乡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两个经济单元和两种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镇居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加上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积累效应，也导致城市劳动力价值远高于农村劳动力价值。
3.关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研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统筹城乡发展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H.钱纳里（Chenery，1975）对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城市化发展的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存在关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变动上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城市化与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结构密切相关。
4.关于制度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影响机理的研究。李振国（2006）认为政府应加快制度改革，增加对农民的制度供给。但陈永正等（2005）发现制度供给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有限，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因此，不同于曹明华（2005）提出的户籍、就业、保障、土地、行政管理等五方面制度创新，他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突破口是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制度创新，主要依赖于户籍制度、农村金融、土地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创新。
吴冠岑（2007）从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对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马远军（2006）分析了制度问题影响城乡统筹的内在机理，制度滞后影响城乡统筹建设效率，制度失衡提升城乡统筹建设成本，制度不经济导致城乡发展不公。通过建立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和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发现以土地换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增加了制度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郝寿义，2004）。何西（2007）从农民、企业、政府三者利益博弈的角度构建城乡一体化最优制度求解的模型。
关于制度政策可操作性变量的选取方面，王小鲁、樊纲（2005年）所用模型引入的大多数变量都是与政策有关的外生变量，包括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也包括与改革进程相关的制度变量，考虑的变量分别是按人均水平计算的各省地方财政得到的净转移，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人均教育水平（用6岁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数表示）、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和铁路线路分布密度以及电话普及率，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分省市场化指数，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及其人员打交道的时间比例（反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用企业的非税上交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反映企业的税外负担）和灰色收入指数（反映腐败）。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未必能够全部通过模型中市场化指数的估计结果反映出来。陆铭、陈钊（2004）通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从经济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财政支出的结构等几个方面来考虑1987―2001年间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陆丁（Lu，2002）以人均消费/人均GDp的变化率为变量衡量地方治理的效率，发现它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
5.其他因素对城乡统筹水平的影响。全球化对城乡差距具有正向作用（wei&wu，2001），魏尚进等（weiandwu，2001）认为经济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因而其结论的可靠性不高。陆铭、陈钊（2004）后来发现在1978―1998年间经济的开放（FDi在GDp中的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则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他们还验证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另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非国有化）、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以及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比重都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陆铭、陈钊，2004）发现。农产品价格变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或工农贸易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变动（马九杰等，2005）。
（三）实证分析方法上
1.多元线性回归。王培刚、周长城（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社会因素是失业率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两个变量。也有学者从二元结构系数、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变化。王小鲁、樊纲（2005）通过计量模型（准对数二次函数模型）分析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这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制度方面的因素、劳动力流动障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收入分配的非制度化和政府腐败等因素。
2.灰色关联法。付海英等（2006年）构建了一套评价中微观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现状的量化指标，并用灰色关联法寻求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众多影响因素归整为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等五个因素。
3.DemateL法。李银星、杨印生（2006）通过制定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因素，采用DemateL法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响度，主要分城乡关系统筹因素、城乡经济统筹因素和城乡社会统筹因素三类共提取20个直接或间接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发现影响统筹城乡发展较大的因素为第三产业发展、农民人均税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国家政策倾向。
4.分位数回归建模与分解。段景辉、陈建宝（2009）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发现各个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五、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研究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走出城市偏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和“城市―农村二元利益集团”政治均衡的实现（李建勇，2009）。从交易效率的视角考虑，解决统筹城乡问题的办法在于取消不利于经济体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厉行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赵红军、尹伯成，2006）。需要在非均衡发展、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多元化城镇化发展以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还要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张红宇，2004）。其根本性措施是：实现城乡等级法权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农村资源充分流动化与市场一体化（林光彬，2004）。此外，还需培育容忍合理差距的社会文化（王培刚，2005）。
具体而言，需要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钟甫宁，2003；肖万春，2003），缩小县域城乡差距（刘志澄，2003；刘奇、王飞，2003；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发展司，2004；程必定，2004），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体制（顾益康，2003；石忆邵2004；韩俊2003），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陈进，2003；颜华，2004），推进城镇化（陈昭玖、周波，2004；王建兵2003），以促进统筹城乡发展。
六、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由于研究所采用的指标、使用的方法、分析的视角各不相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数据存在不完整性的问题，如一些个人收入（如实物部分）没有统计上来，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都有低估的问题，而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低估程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低估。同样地，由于资料的缺乏，很难检验中国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预测缺乏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同时使用几个不同的视角泛泛地分析，没有围绕一个视角进行贯彻始终的剖析。在探究城乡差距根源时，虽然知道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等因素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这些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目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现状的描绘上，尚未构建中国现行收入分配机制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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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篇10
关键词：中国，乡村工业，农业剩余
一、乡村工业发展的奇迹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