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1
【关键词】地摊经济；地摊管理；法律途径
地摊市场，类似于国外的跳蚤市场。只是跳蚤市场一般为旧货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其经营模式、经营时间得到了政府和市民认可。中国目前的地摊市场既有旧货售卖，但更多的是首次上市的商品和服务。地摊市场已成为各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线，各地针对地摊的管理措施也是五花八门。
一、地摊现状分析
就西安目前地摊市场而言，地摊经营现状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就地摊从业者主体而言：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失业或无业市民、在校大学生等人群
这类从业人员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他们基本没有太多的谋生技能，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多大的社会保障。因为从业者自身经济能力极为有限，摆摊这种经营模式不需要太大的资金投入，无需缴纳场地租金、营业税费，一般也不产生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经营成本。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就足以做好开业前的准备工作，平常周转资金也只需几十到几百元而已。从事地摊经营，从业者没有太多的经济压力，任何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轻松开业。当然投入产出是成正比的，地摊每天的营业额也有限，从业者每月的收入一般也不会有多高。
2.就地摊存在的地域范围而言：摆地摊不需要固定经营场所
为了更好的营销业绩，地摊一般都出现于城市主干道两边人行道上、商业繁华地带、居民小区周围等人流量大的地段。为了降低成本，从业者不会选择任何可能收取管理费用的地方。如果摆摊地点要交费，无论是交给城市管理者、市场管理者还是路面管理者、城中村村委会，这就该归入比较正规的集市，不能再把他们当地摊来看待了。真正的地摊从业者会躲避一切形式的收费，他们没有固定的营业点，摆摊工具也是简单而实用的，最常见的是准备好四角提前系有绳索的布块或纸箱，遇有合适地点就临时开摊，遇有城管检查等紧急情况，随时收起绳索迅速撤离，等紧急情况解除，他们会临近再找一个方便的地方继续开摊售卖。也有推着三轮车摆摊的，一路走一路卖，同时也准备随时为紧急情况而收摊撤离，或为更好的售卖业绩而随时更换地方。
3.就地摊市场售卖的对象而言：地摊上售卖的对象五花八门，有二手货，更多地摊售卖的则是新商品
从大的类别上看，地摊售卖的货品包括服饰类、餐饮果蔬类、日常用品类。这些货品与正常市场上售卖的同类商品相比，质量并没有太高的标准（但未必就全不合格），并且大多价格低廉，所以能吸引相当多的低收入人群。另外有些货物在地摊上购买比正规市场更便利更划算，比如糕点等方便食品、果蔬类、手机挂件、手机贴膜等地摊上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相比正规商店里售卖的同类货物，真算得上物美价廉。所以在地摊上消费的人群也不全都是生活水平不高的低收入人群。
二、地摊经济给城市管理带来的法律问题分析
地摊经济有其自身特性。从业者身份不固定，售卖商品来源不一，有从批发市场低价进货的，也有自产自销的。地摊给城市经济生活带来了便捷，同时给城市带来的管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1.人员流动性大，给正常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
地摊从业者大都没有固定收入，摆地摊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既然首要目的是谋生，自然是做什么挣钱多就干什么，什么东西销路好就卖什么，什么地方摆摊能吸引顾客就摆在什么地方。对他们来说，每天在不同地方干不同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为了躲避城管的检查，他们发明了很多应对城管检查的有效办法，包括摆摊工具都是为应对城管专门设计的，每天和城管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是他们日常经营内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经营场所不固定之外，他们的生活住所也不固定。为了降低生活成本，除大学生能够住在学校宿舍外，其他地摊经营者大多租住在城中村。近两年西安二环内城中村几乎拆迁殆尽，这些从事地摊经营的人的住所也随着一次次的拆迁向离城中心越来越远的郊区转移。
地摊经营场所的不固定，从业者日常住所也不固定，这不但给政府管理地摊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也对政府管理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大的考验。从积极方面来说，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一年以上，就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他的惯常住所地了，但随时可能搬迁住所的现实使得这些地摊经营者很难作为城市的一员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给本地居民的各种福利。从消极方面来看，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国家对公民有一系列管理措施，包括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居民收入统计等等，要实现这些管理效果，与公民居所相对稳定、积极配合政府调查是密不可分的。但现实中包括地摊经营者在内，大部分常年生活在底层的居民都无法享受其所在城市的福利待遇，同时也成了当地社会秩序不好的替罪羊。这种结果的出现显然跟这些人的日常流动性大、不懂得该享受哪些权利更不知道该如何享受这些权利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的。
2.地摊所处空间场所的特殊性，给城市交通、环境、居民生活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追求客流量，地摊不可能摆在背街小巷，除非这些地方的地摊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摆在城市主干道两边的地摊无疑会挤占人行道，把行人和人力车逼上快车道，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因为地摊的随遇而安，保洁人员也无法及时清理地摊经营中造成的垃圾，这无疑会造成一定范围的环境污染。摆放在居民小区周围的地摊既占道又污染环境，同时也对附近居民的出行和生活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曾几何时，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凉皮米线摊就饱受附近居民诟病。虽经大力治理，但这一现象仍未绝迹，只是大多改成了晚上出来营业，虽方便了部分居民的生活消费，但给周围环境、生活秩序带来不利影响却并未杜绝。
3.地摊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较差，给消费者权益带来的不便
地摊货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形容某些商品价格低廉、质量没保障的代名词，这也完全能够反映出地摊消费者难以维权的现实。地摊上出售的日常小用具、服饰类商品如果质量不好，消费者最多损失几块或几十块钱，一般不会面临太大的安全风险。但如果从地摊上购买的食品类有问题，消费者除了遭受经济损失外，轻者可能因为食品不合格给消费者造成身体不适需要就医诊治，重者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地摊上出售的食品或提供的食品包装对人体的危害并非马上就能显现出来，这些劣质甚至变质食材或包装材料对人体的危害是长期累积形成的。加之摊贩流动性大，消费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会留存下来，这就使得消费者即使出现了不利后果，要么找不到地摊经营者，要么地摊经营者一口否认，或者地摊经营者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对消费者来说，在地摊上消费的后果就是，一旦受害要想维权是极不容易的。
三、地摊管理的法律途径分析
地摊的出现发展不是短期形成的市场行为，更不会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消失。虽然建国后有一段时期地摊的确曾消失，但那只不过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不代表当时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地摊经济的存在。真正对地摊进行有效管理，需要从立法、执法等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1.加强立法，承认地摊的合法性
现有立法中如《个人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赋予不同的商事主体以不同的经营资格和相应的权利义务。但这些法律没有一个能够和地摊从业者相匹配。地摊因其特殊性也不能按照个体工商户来管理，让地摊从业者必须领执照才能开业也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与地摊直接相关的法律目前仅有各个城市制定的关于城市市容管理方面的规定。而为了城市市容，各地对地摊几乎都是不能容忍的态度。
既然地摊经济有其自身特性和重要性，一味限制取缔又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与其让这种躲猫猫的游戏继续下去，不如结合现实情况，在立法方面首先承认地摊的合法性。由于各地城区规划各有本地特色，对于地摊的承认也需要各城市根据本地规划情况自行立法，划定特定区域专门留做地摊市场，并结合不同地摊经营范围的现实情况，从税费、从业资格、产品或服务质量、市场管理、营业时间、营业空间等方面对地摊做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管理的规定，如专设果蔬早市、早餐市场、餐饮夜市、生活用品夜市等，使地摊取得合法地位，并在为居民提供生活方便的同时，将其对环境的污染、对周围社区生活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2.贯彻落实执法权限，使执法部门不再成为地摊的天敌
在各地通过地方立法确认地摊的合法地位后，凡在规定空间、时间范围内的地摊经营者，城市管理部门不得干预取缔他们的地摊经营行为，更不得处罚地摊经营者。对在规定时间、空间以外的地摊经营行为加大巡查力度，坚决取缔。
生存权是人的第一人权。在国家不能为农村居民、城市富余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的时候，只要这些公民不给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就应当允许他们以其有限的能力和财力自谋生路，而不是一味禁止取缔，否则更易引发社会矛盾。突尼斯一个小贩的命运导致国家政权的更迭，这样的事情足以引起管理部门的高度警惕。
在城市给地摊经济提供合法地位和竞争机会的同时，地摊从业者作为商业主体也需从长远考虑，摆地摊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今天的温饱，还要让地摊发展成为自己的一项事业，从街边进入到商厦。要做长久生意就必须注意个人形象、生意品牌、商业信誉等真正的商业问题。只有在城市给地摊以生存发展的空间，个人也能以积极心态面对这一份经营机会，地摊经济才能成为一个既能解决大量低技能人员就业的市场，又能成为方便居民生活的市场，成为一道体现城市活力的特殊风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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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2
小摊贩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市貌,影响交通安全,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一些地方城管的暴力执法则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城市管理者应如何协调“小摊贩”利益和城市管理目标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对我们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进行反思,找出小摊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现存的传统城市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形成一套符合具体情况的城市管理方法。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从而建设一个服务型的城市管理体制。
关键词:以人为本生存权和谐社会城管小摊贩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63-02
“小摊贩”是城市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固定场所,以贩售一些廉价生活必需品为主。城市的小摊贩多集中于人流量较多的小街边,他们流动摆摊,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大部分为农民工,也有一部分是下岗工人,大多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很难在城市中找到适合的工作,摆小摊自然成为了他们很好的谋生手段。他们广泛从事着食品加工、商品销售、修理修配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这些人作为城市经济的一个细胞,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日渐被城市管理者所重视。
一、目前城市管理与小摊贩之间存在的问题
小摊小贩的存在影响了市容市貌,城管驱赶小摊贩频繁发生的冲突事件昭示了城管与小摊贩的关系不容乐观。
“城管来啦!”正在路边做着生意的小贩闻风丧胆,立刻手忙脚乱收拾小摊东逃西窜,如同老鼠见了猫。“城管来,小贩躲;城管追,小贩跑;城管走,小贩回”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新版猫捉老鼠”。城管和小贩仿佛成了一对天生的冤家,小摊贩们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城管是城市管理监察组织,其前身就是市容管理组织,主要工作是“城市环境综合保障工作”。可以说,城管的执法“有法可依”,但怎么就成了民众谴责、网民恶搞的对象呢?城管在责难声里叫屈。
一边是靠劳动谋生的小贩,一边是照章办事的城管,他们的存在似乎都无可厚非,但却成为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小摊贩代表了社会底层人民,城管则代表了国家行政机关,这两者之间难以调和的关系应该引起城市管理者的深思。
二、小摊贩存在的现实意义
小摊贩是经济的“末梢神经”,他们的存在无疑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小摊贩这个群体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难免会存在很多弊端,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一)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1.极大地便利市民日常生活。小摊小贩的最大特点是“提篮小卖”,这种流动性刚好满足了一些市民就近、方便的生活需求,因为小摊贩能够在马路边甚至小区门口提供各种商业服务。
2.能够倡导“劳动者最光荣”的社会风气。小摊贩的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能够承受这种劳动强度的人是最本分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态度应当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和鼓励。
3.活跃市场经济。小摊贩作为最小的经营单位,毋庸置疑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一个城市最为活跃的经济细胞,小摊贩也是许多大型企业的初始形式和社会基础。
4.为社会底层人民提供生活保障。小摊贩们大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缺少充裕的资金,并且缺少足够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成本较低和不需要太多技术的的小生意是其取得收入最好的选择,因此这是他们取得经济收入的主要形式。
5.有利于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小摊小贩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给予关注和保护。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是需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的具体行为。小摊贩们若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城市立足,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保护。只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的生存有了保障,社会才能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才不是空谈。
(二)弊端分析
1.违规经营现象严重。小摊贩们大多缺乏知识,容易出现占道经营现象,这不仅影响了市容市貌,更容易在上下班高峰期造成交通拥堵,妨碍正常的交通秩序,造成安全隐患。
2.小摊食品安全令人担忧。小摊贩们的经营项目大多以食品加工经营为主,但由于其采取流动经营的方式,并尽可能地压低成本以取得更多的收入,加之缺乏必要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就无法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
3.随处经营污染城市环境,有碍市容市貌。小摊贩的经营大多不注意环境保护,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垃圾随手乱扔,而在他们走后也很少有人去处理。这样的情形无疑会对市容市貌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具体措施
既然小摊小贩是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而且又是城市管理所不可逃避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切实提升对小摊贩的管理水平,以增强城市的经济活力。那么,应该如何做呢?笔者针对具体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1.政府相关部门要转变观念。认为城市建设和小摊小贩的存在势不两立的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为了“政绩”而唾弃小摊小贩的城市的领导干部,应该立即改变观念,更深入地思考小摊小贩与城市建设的真正关系,认真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社会责任、社会效益等要素的深层含义。
(1)抓紧相关立法。就目前而言,很多市政府对小摊贩的管理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这导致了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出现很多不必要的混乱。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法律法规既要有详细的违规之后的惩罚措施,也应该有保护小摊小贩权益的的内容,以杜绝对小摊小贩“一刀切”的现象。
(2)教育与宣传并进。针对很多小贩素养不高的现实,政府与相关部门应该对他们加强保持城市清洁的重要性、食品安全、保持交通顺畅重要性等内容的教育和宣传,使小贩的行为向着符合城市发展的方向接近。
(3)进一步加强城管队伍建设,提高城管队伍素质。加强城管队伍建设可以减少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和谐”,使城管在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时不会假公济私或是盛气凌人。
2.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对于城市管理来说,政府应该提供以下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城市道路与桥梁的改造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提供收费低廉的农贸市场以解决弱势群体摆摊设点维持生存的问题;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以满足城市末稍人群的需要等等。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及就业问题。解决弱势群体问题,需要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支持,也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解决突出的矛盾与问题。通过最低生活保障、贫困医疗救助等方式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另一方面要出台相关政策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针对不同对象提供不同的就业方案。如针对下岗职工,可以通过教育转变择业观念,进行二次创业;对于失地农民和农村流动人口,可以通过短期职业培训和岗前培训等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拓宽就业渠道;对于从事违法经营的弱势群体要进行教育与引导,最大限度地提供合法经营的渠道与机会,把他们的经营活动纳入正当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作为政府部门,要变堵为疏,给小摊贩提供一个专门的、低价的、方便的经营场所。
4.建立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机制和平台,把群众需要与城市管理结合起来。城管执法是保障城市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实践中必须以尊重市民生活与发展愿望为基础,让群众参与城市管理,实现“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局面。一是通过网站、热线等平台与群众互动,听取群众意见,群策群力,共同解决城市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二是引导群众、社区进行自我管理,发挥基层组织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三是主动贴近群众,做好服务工作,及时了解群众的想法,为群众排忧解难。根据群众需要来创新城管部门的工作方法,是实现城市管理高效化的必由之路。
5.加强对小摊贩经营卫生及质量的监督。现在的市场上,小摊贩提供了低价的商品,但是也存在一些不法商贩无视国家法律,将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商品拿到市场加工出售,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政府应加强对小摊贩的监督,对不符合标准的也应坚决取缔。
6.具体实施的参考方案。政府可以对市区进行分类划分,规定哪些地方允许摆摊设点,哪些地方严禁摆摊设点,当然对允许的地方也不是放任自流,需要政府对摊位的规模、摆摊的时间和经营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区域和时间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部门区别对待,也有利于摆摊设点者的自觉遵守。
(1)在道路两边合理规划,由市政部门统一制作整齐、美观、实用的固定摊位,供商贩使用。
(2)允许在规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在该社区附近设立摊点。
(3)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合理规划,使小摊贩有序发展并成为一种商业模式。这样既能够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城市的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
(4)加强对小摊贩的教育。民以食为天,小摊贩也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在城市靠做小生意挣点钱。问题出现时,应该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不能让其无以为继。对经教育警告无效的经营者应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6)政府应从卫生、环保、安全的角度出发制定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
(7)政府可以对小摊贩实施严格的许可证制度。
(8)政府应实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制度,若检查过程中发现不合格小摊贩,即行取缔。
(9)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以人为本,充分体谅和倾听社会低层人士的疾苦与诉求。
四、结论
在现阶段,城市管理是一道难题,尤其是对小摊贩的管理更是不可回避的棘手问题。城市管理与小摊贩经济是一对矛盾的共生体,小摊贩是城市商业的“末梢神经”,是城市活力的体现。城市的品位如何?是否具有强劲的活力,不应仅仅表现在市容市貌的整洁上、高楼大厦的建造上,更应体现在市民的生活质量上。换言之,生活在城市最下层的民众的人格尊严、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张扬,才是城市文明的真正表征。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比任何意义上的亮、靓和美都重要。构建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尊重现实、尊重民众利益、尊重科学,关注弱势群体。
正视小摊贩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使之与城市文明和谐共处,才是解决摊贩与城市市容之间矛盾的关键问题。只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真正将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构建和谐社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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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伟林.城市社会问题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2009
4.俞可平.和谐社会与政府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3
小商小贩摆地摊。碍着谁的事?笔者归纳一下，一是占道挡了有车族的道：二是“脏”了某些吃不愁、穿不忧的人的眼：三是坏了某些城市管理者所谓的“政绩”，是啊!一个城市倘若没有了小商贩的占道经营，道路会更畅通，城市环境会更卫生，城市管理会更便捷有效。
但是，城市不是某些富人和管理者的“理想国”，城市，也是穷人的城市。穷人自有穷人的逻辑和抱怨：在城市，是富人拥有过多的车辆挡了穷人的道，占了穷人的空间资源：政府要的是形象，但穷人要的是活路。倘若站在穷人的角度去审视“地摊现象”，也许，所有限制市民摆地摊的理由都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
其实仔细想想，市民摆地摊也没碍着别人多大的事儿。地摊摆放的时间一般是夜晚，地点往往是高校门口和人口密集的社区等区域，较之偌大的城市，城市划定一定的区域允许市民摆摊，给穷人一条谋生的路子，这对于富人和城市管理者而言，这样的民生诉求并不过分，而是合情合理!
在当前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城乡普通居民特别是困难家庭、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而在城市，摆地摊的恰恰是这个群体。如何帮助这个群体增加收入，度过经济“寒冬”?我认为政府最为经济、最为省心、也最为有效的办法是：给摆地摊的小商贩“松绑”，因为“地摊经济”只需要政府调整城市管理思路，小商贩就可以自发创业和谋生了。
市民摆地摊，也是一种就业。从个体收入、改善生活条件角度看，摆地摊也是一种“阳光就业”，和办公司、开店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一种市民谋生的手段。尤其对于那些暂时无法就业而又缺少创业资金的毕业生和工人而言，政府允许他们摆地摊儿，意叉更是非同一般。更何况，从改革开放经历看，如今一些“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等让人羡慕的群体，当初就是从“地摊”起步，不断积累资金和经验而逐步发达的。更何况，摆地摊这样的事，即使在美国发达城市也没有绝迹，至今在诸多城市颇为流行。
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4
论文关键词：协商民主，民生政治，温岭模式，蕉岭模式，百色，金融危机
一、民生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民生问题，也即老百姓关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计问题。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经济
问题。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毕竟，民生问题与社会和谐有序、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外一些经验研究证明，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惊人的全球性经济成长是产生第三波民主的动力。[1](p375)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条过渡带的国家中，这种“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民主的过渡必定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1](p70)而根据中国传统的民本观的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民生问题也就不仅仅是吃饭问题，它事关老百姓的民心背向，“涉及人们的权益分配，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政府的功能定位，维系着政权的合法性”。[2](p1)因而民生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勾连形成了一种“民生政治”。[①]“民生政治，是指一种贯彻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原则，以社会建设为行动基础，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行动目标，以着力提高事关广大普通民众幸福安康的日常生活质量为主要行动过程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运行模式。”[3](p106—110)近些年来，全球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金融风暴，并波及我国。国家提出了保民生促发展的方针，并公布了拉动内需的十项具体措施，其中的一项就是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本文所考察的样本，即广西百色市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在这种特定的时空下发生。而笔者所要用的研究方法即参与式研究方法。
二、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的时空环境
广西百色市则地处我国西部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属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山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正在迅猛发展中的地区。根据近5年百色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比例来看，均超过了10%。如2009年百色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680元，增长11.5%；2008年为13169元，增长15.5%；2007年为12197元，增长23.4%；2006年为9887元，增长22.4%；2005年为8077元，增长16.2%；而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00元，增长10%；2008年为2820元毕业论文的格式，增长14.5%；2007年为2465元，增长16.8%；2006年为2110元，增长18.3%；2005年为1783元，增长10.2%。[②]这些数据从横向比较，在全国属于偏低；若从自身纵向比较，则成绩斐然，历年的增速均排在全区前列。那么，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形下，它又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些什么变化呢？
本文所要考察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是在“特殊维稳之年”的诸多重要事件叠加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几个全国性的事件分别是2008年所爆发而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五四”运动90周年，2009年10月份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6·4”事件20周年、取缔法轮功10周年以及百色区域性的事件，即2009年12月的纪念百色起义80周年庆典以及2009年持续至今的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活动。这些全国性以及区域性的事件分别突出了：
第一，金融风暴下的各级政府对民生问题大张旗鼓的重视与金三角农贸市场中设点摆摊的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菜贩子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在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获利冲动与国家政策目标背离的情形之下，这些小人物角色的民生又是如何的呢？
第二，金融风暴下，在“维稳”与菜贩子民生诉求的博弈之间，又真的像一些理论所说的那样，会衍生出一些民主权利吗？这种民生政治又呈现出那些不同的特征？
三、金三角农贸市场租金谈判的博弈
金三角农贸市场地处百色市右江区东合村八组（见图1），由于近些年百色城镇化程度进一步提速，人口越来越多，它已成为周围居民买菜的主要地点。然而，该菜市场并非政府规划的菜市场。换言之，它是自发形成的。此菜市场周围被百色市一中、信用社以及玉宇楼盘所包围。最初为开发玉宇楼盘小区时堆放建筑材料所用，但是土地使用权仍属东合村八组。
玉宇楼盘开发完毕就形成了金三角菜市场，但是，因不属于政府规划范围，因此，这个菜市场属于典型的脏乱差。但是，由于价格低廉，所以人们更倾向于到此买菜，但是，周围的居民却是意见纷纷。在笔者目睹那些在该菜市场接受百色市电视台创卫采访小组采访的市民中，均有改造此菜市场的意思，且在笔者与电视台的记者沟通也证实了更多人希望百色市更加干净卫生的态度。因此，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就此展开。东合村八组的组干在未经与组民协商的情况下即与承包商签约20年，每年租金24万，由承包商进行对金三角农贸市场进行改造。改造的内容包括了地面、通风、照明、停车位置以及重新打造摆放果蔬的台面。改造前后，金三角农贸市场给人的感觉明显不一。改造后，每个摊位整齐美观，规格统一。如肉类摊位的长宽度为125×90cm，蔬菜摊的长宽度为150×90cm和180×90cm两种论文格式模板。然而，环境改观的同时，摊贩们的租金却直线上扬。而果蔬肉类等价格却无法上涨。在笔者的访谈中，摊贩们均表示无法涨价，否则客户就有可能到别的菜市场买菜。因此，一场围绕着租金的博弈就此展开。[③]最终，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摊位价格分别涨了5到10倍不等，与摊贩们心中只涨一两倍租金相去甚远。（具体见表1）
表1：金三角农贸市场摊位租金一览表[④]
摊位种类
数量
原来价格（元/月）
承包商原定价格（元/月）
最终定价
牛肉摊
1
150
1500-1200
1200
猪肉摊
10
200
1600-1200
1500
鸡肉摊
5
200
1500-1200
1200
鱼摊
4
150
1600（4个鱼缸）
1600
杂货、干货摊
3
200
1500-1200
1200
蔬菜摊
37
50
450
450
豆腐摊
4
100
550
550
熟食摊
9
250
1500-1200
1200-800
冷饮摊
2
100
600
500
早点、小吃摊
9
100
650
600
水果摊
14
100
600-720
500
家禽摊
4
100
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5
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一、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也不乏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凸显。当今社会，人们更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使得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如何解决好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问题，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环节。
二、城市摊贩经营的现状
城市摊贩，大多是外来的流动人口，以无业、待业或下岗人员居多，其中也不乏一些退休人员，甚至有些农民为了养家户口也来到城市摆起了小摊。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口较为密集、人流比较多的道路和广场、学校、医院的周围，甚至有些摊贩直接在公共道路两旁占地经营。他们的经营品种也非常丰富，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多以生活用品、水果、蔬菜、早点、熟食、油炸食品等为主。他们大多会选择投资较少、风险较小但收效快的项目进行经营，并且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能随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当今城市立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与目前城市的市场规划、建设和管理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有直接原因，目前还没有找到针对城市流动摊贩治理问题的长期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要解决城市摊贩这一治理难题，关键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负的外部性。
那些不具备任何排他性消费的物品所有权属于公有产权。公有产权由公众共同行使财产的权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选择对公共资源的行使方式，同时也不能排斥其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等权利的自由。例如，张三到公海里选择以某种方式捕鱼是自由的，与其他人在此海捕鱼的权利是同等的。公有产权的存在，使得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但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每一个人自由进入，平等的分享，就会出现对资源的过度使用，而没有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
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难题，同样也摆脱不了这一“公共牧地”的悲剧。这里所涉及的公共财产主要是道路和空气，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外来摊贩，他们每一个人都享有使用道路和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但一般情况下，居民正常使用道路和呼吸空气，不会影响其他人享用该资源的权力，可现在的问题是，小摊贩占据城市的道路进行摆摊，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了负的外部性。换句话说，小摊贩经济的存在影响了其他人使用该公共资源权力的自由。摊贩经济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摊贩经营所产生的对环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坏，这个负的外部性没人承担相应成本；其次，由于摊贩经营不是那么规范，难免会出现缺斤短两的情况，而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也难以保证；最后，由于摊贩经营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这使得一次购买的消费者即便权益被侵犯了也无处伸冤，由此带来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他人经济利益造成的影响。经济主体如果不是产权所有者，他就用不着为那些给他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外部性”买单。由于摊贩经营所带来的对环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坏，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正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才使得这种“外部性”能持续存在。产权界定不仅仅代表利益，它实际上是一种使利益和责任保持平衡的机制。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使自己的劳动更有效率，即在同样付出的时候得到更多的回报，那就需要界定产权。可见，产权界定是否清晰就成了能否消除外部性的关键。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要想解决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难题，不应该只靠政府的力量来规制，而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好摊贩经济所产生的外部性。针对我国的现状，可以分区域进行管理：对于那些会造成通行不便的摊位，或是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产生的负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就会相当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产生的负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围相对较小，应该结合区政府的管理，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可以把权力交给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所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而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也解决了摊贩经济的流动性问题，使得摊贩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经营，能够减少由于对消费者损害等带来的外部性。同时，城市管理者也要相应进行调整，要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角色，做人民的好公仆，强行执法将仅仅针对少数不遵法守纪的个别行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王洛忠.城市街头摊贩：非正规就业与公共政策回应[J].新视野,2006(02):66-68.
[2]刘华.城管执法的失灵与重构――以小商贩治理为例[J].云南大学学报,2009(01):95-99.
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6
关键词：税收改革因素；税收改革成果；税收改革启示
（一）税收的产生和其重要性
在夏代，我国税收制度就差不多有了雏形。夏代时出现了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利强征的赋税――贡。到商朝时，贡慢慢变为助法。到了周代，助法再次发展变成彻法夏商周这三朝所实行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较原始的强制课征形式，已经具有税收的雏形。
由此可见，税收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总体看来，是有相应的产生基础：一是经济条件：即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二是政治条件：即国家的产生和形成。因此可以这么说，在私有制和国家出现的前提下，税收应运而生。
从这两个条件可以看出，税收制度通常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条件下，税收制度通常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它和社会的发展程度成正比。通常而言，社会越发达，税收制度越完善。并且税收制度会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研究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政治经济的发展极其重要。
（二）历史上重要的税收改革
（1）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改革――以鲁国为例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众多，在此只探讨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鲁国改革。
鲁国在公元前594年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春秋公羊传（鲁）宣公十五年》中记载：“经：初税亩。传：初何者？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1]因此，初税亩产生的基础在于土地的私有化。不实行土地私有制，就无法按照亩田的多少进行征税。因此，初税亩包含了两种制度的革新：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实行公田制的井田制，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制。二是征税制度的改革。从以前的按照井田制实行彻法或贡法改为按照土地的多少征税。
鲁国实行的“初税亩”，使土地的私有制正式合法化，促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逐渐形成。此外，实行初税亩削弱了卿大夫的实力，稳固了诸侯国的地位，为此后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制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税亩是在土地私有制前提下实行平等赋税的最初形式，它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激发了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使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这也改变了社会分配方式。综上所述，初税亩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环境下较为先进的生产关系。
初税亩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其是对已经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即奴隶制下的生产关系进行的一次合理调整。它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它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削弱了社会矛盾。增强了国家的实力。
商鞅变法后，土地私有制被进一步巩固。此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土地私有制度始终是其立足的根本。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私有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生产力，逐渐阻碍社会的发展。直到1950年至1952年，随着新中国建立后实施的全国基本完成，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2）明中后期的一条鞭法
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课田户口大量减损，破坏了明初期赋税制度依仗的基础。同时，官员腐败贪污盛行，政府肆意搜刮，导致财政制度败坏，赋税严重不均。人民负担过重，苦不堪言，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前1530（嘉靖九年），内阁首辅桂萼提出编审徭役法意见，拉开一条鞭法改革法序幕。此后，历经多次坎坷，于公元前1581（万历九年）时任当时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在全面整顿政治经济军事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意为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及其他赋税并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税额。
在当时推行一条鞭法，一方面维护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改善当时的生产关系。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合二为一，标志着延续两千余年的丁、产并行的赋役制度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转变。同时，计亩征税，使国家征税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对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国家出钱雇佣劳役，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这对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一条鞭法也同样存在弊端，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Ⅰ在社会方面，一部分权贵不再具有免回特权，使他们通过各种方法转嫁自己身上的税负，对一条鞭法的实施具有消极作用。
Ⅱ在从一条鞭法自身看。首先，一条鞭法虽然简化了征税手续，但人民无法确切得知所纳何税，致使官员狼狈为奸，洒派增减，弊病百端；其次，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火耗问题。农民缴纳赋税时，必须将粮食兑换成铜钱再兑换成白银，由于银钱与粮米的兑换比例时常变动，因此这个过程中，农民时常受到剥削，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再次，一条鞭法实行后，并没有彻底废除丁银。说明一条鞭法的赋和役的合二为一是不彻底不完全的，导致后来赋役再次并行；最后，由于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导致虽然一条鞭法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但在实际实施之时，出入很大，并没有真正地完全落到实处。由于一条鞭法存在者诸多弊端，清朝在入关后，对一条鞭法进行完善和改革，即后来清朝所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
（3）清朝：“摊丁入亩”制
由于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再加上清朝贵族的野蛮圈地，迁海政策和疯狂地杀掠，致使各地土地荒漠，人烟稀少，社会经济破坏严重，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面对这些问题，清政府开始认识到，必须实行一些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减轻人民的负担。否则这样持续下去必会使社会动荡，国家混乱。
因此，清政府不得不对着手进行改革。促进生产力。其中在赋税上，清政府整顿赋役册籍，取缔豪户抗粮，改进征收方法等。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无法从根上解决赋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清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在一条鞭法法基础上，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
此后，清政府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到1723年（雍正元年）终于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制度。
摊丁入亩是指：征收田赋之中包含了以前的丁银，从前的“人头税”被取缔；政府对户籍的控制放松，百姓可以不受地域和人身限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延续一条鞭法，丁银分别摊入田亩征收和按人丁数目征收之中；“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其田者也。”[2]
摊丁入亩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次重要的赋税制度改革，对一条鞭法没有实行彻底的赋役合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部分人不需要再缴纳丁银，减轻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同时，田地的多与少与赋税数额直接挂钩，使赋税能力和负担水平对等，赋税负担相比以前较为均匀。此外，由于征税的对象不再是人而是土地，人民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市场上自由劳动力增多，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以上这些，都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产的发展。
但相对的，由于摊丁入亩制度是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实行的制度，代表的是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摊丁入亩制度依旧存在着阶级局限性。这表现在：
Ⅰ”永不加赋”仅仅只是名义上，实际负担仍旧不断加重。摊丁入亩后，因为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政府不断增加地税，丁银实际上也在不断增加。
Ⅱ无地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减轻。摊丁入亩是建立在封建剥削制上的，地主开始不断把丁银转嫁到雇佣的佃农身上，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实际的维护。
因此，摊丁入亩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作用，成为政府肆意剥削人民的手段。
（三）改革的启示
从鲁国的初税亩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制度，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包含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两大社会基本的矛盾运动。鲁国的“初税亩”开始的土地私有制延续了几千年，正是由于它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由落后的奴隶制国家逐渐向较为发达的封建制国家转型。到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制，同样是对生产关系的改革以此适应快速发展的生产关系。虽然其依旧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才为明清出现的繁荣经济景象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中后期，在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工业革命提高生产力完成由封建制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清政府依然不思进取，闭关锁国。在清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充分的条件进一步发展。同时，腐朽封建的儒家思想以及盛行的清政府内部，造成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产生矛盾。因为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无法适应经济基础，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危机不断加强。在鸦片战争后，曾经的“天朝上国”终于日渐衰落。
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则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3]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但同时我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倾轧，如果不能在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很有可能错失良机。甚至对我国的经济造成致命伤害。由于我国实施的是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以市场为基础，国家起宏观调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对于国家该掌控多少，如何掌控实在是一个很难把握好尺度的问题。管得过多，容易使体制僵化，无法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管得太少，又会因为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弊端造成经济混乱，国家动荡。因为，我国应不断调整宏观政策，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
国家财政是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组成之一。税收作为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财政中发挥者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能使税收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家财政也将会陷入僵化的困境。
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存在环境，管理和法制等多方面的问题。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即加入wto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的税收制度不仅会面临国内市场的压力，也要不断适应时刻变化的国际市场。目前，我国税收存在着税收环境，管理以及法制等多方面的空缺和漏洞。在不断调整的同时，需要记住的是，税收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适应当前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即改革后的税收制度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都会起到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只要把握住这个前提，我国的税收改革就不会走歪路，走错路。（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项目编号201410378154
参考文献：
[1]（战国）公羊高撰，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J].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7
1、开展服务型管理，灵活划定占道范围。开放地摊，对城市管理者是一项的考验，如何在管理好地摊经营中推动文明城市创建，这就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开展“精细化”管理，以不影响交通和人们日常出行为基础,划分绝对禁止、相对禁止和允许经营的区域，相对禁止规定可经营时段，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开区位管制，在经营区域内允许“地摊”自由经营，不必强调经营场所的固定。在惠民便利的基础上,解决占到经营和妨碍交通等问题，同时倡导城管等管理人员由“治理型”向“服务型”理念转变，主动建立服务微信群，将管辖区域内的摊主邀请进群，利用网络信息化手段进行精细的管理服务，使吉林省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省份，既有管理的约束，又有生活的温度。
2、制定“地摊经济”各项准入标准。两会建议“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的合法地位”。通过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建议摊主进行备案制，根据个人申请，由工商部门对于摆摊的摊主或者摊位，出具可信任的电子资质证明，摆摊时出具二维码资质，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建立消费者与摊主之间的联系。经营加工食品的摊位，须具备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者具备个人健康证明，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和商品质量纠纷时，可根据工商备案信息，维护双方合法权益，解决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和食品安全的问题。
3、实施摊主卫生责任制。对于地摊摊主产生的卫生垃圾，实行摊主责任制，要求摊主摊点摆放整齐，设置垃圾容器，不得乱排放污水。将地摊卫生按区域划分给经营者，经营者对自己摊位所属区域内卫生负责，各摊位摊主负有相互监督职责，由环卫部门对其进行考核，卫生环境考核不达标的，所有摊位予以停业整顿，不配合整顿者取消其摆摊资质。
（来源：文章屋网）
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8
一、什么是街头摊贩占道经营
研究“占道经营”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占道经营。不难发现，在政府部门的公告，电视、报纸的新闻报导中，“占道经营”一词几乎总是与“集中整治”、“治理”、“取缔”等词语同时出现。城市管理部门清理整治的占道经营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沿街店铺利用门前空地或道路进行店外经营的行为(城管部门通常称之为“伸舌头”)；二是街头摊贩利用路边空地或广场等公共空间从事简单的商品交易的行为。本文主要将第二种情况，即小商小贩在城市街头的贩卖活动（即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公共利益辨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发生的占道经营情况中，90%以上为小商小贩的街头贩卖活动；二是占道经营治理中所积累的矛盾和出现的暴力抗法等问题也主要来自于对街头摊贩的取缔行动中；三是街头摊贩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无法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弱势群体构成，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对其所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进行研究，对于在城市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其选择原因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定义：城市无稳定职业者为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利用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所从事的小规模的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和保护的商品经营活动。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从业人员：实施占道经营的街头摊贩来自于“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按户籍属性区分，这一群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的具有城市户籍的无稳定职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二）从业动机：街头摊贩限于自身条件，迫于生计而实施占道经营行为，其动机是“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在主观上并不存在破坏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的故意，其在客观上弥补了城市商业网点覆盖能力的不足，方便了市民生活。
（三）经营地点：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这是本文所研究的占道经营问题在空间上的规定性：一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城市；二是占道经营的实施地点为城市中开放的公共空间。而如何发挥城市公共空间除通行能力之外的多种用途，从而彰显城市特色、增添城市魅力、增加就业机会、恢复城市活力正日益为城市管理研究者所重视。
（四）行业特点：“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活动。街头摊贩在学历、年龄、劳动技能等方面大多处于劣势，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所以其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具有技术要求低、投入少、规模小、见效快的行业特点，而这一非正规就业形式为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五）政府态度：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活动“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保护”，属于违法行为，因而受到城市管理部门反复的清理取缔。在政府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占道经营取缔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与摊贩之间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从“街头摊贩占道经营”定义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摊贩实施占道经营是在自身生存能力和就业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一种“自我救济”方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的行为，但本身并不存在“违法”的故意。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对其反复加以取缔，致使以弱势群体为主的摊贩群体在难以找到其他生活出路的情况下，与政府部门维护市容环境的执法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从而使占道经营治理问题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社会问题。
二、运用公共管理理念分析街头摊贩占道经营活动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社会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提升的同时，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他们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得到相应的补偿，在这种补偿尚不到位的情况下，“帕累托改进”原则并未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和社会对于他们的“自我救济”行为给予宽容、理解和引导，允许摊贩通过自食其力解决生存危机，我们可以将这种解决办法作为目前无法真正实现利益补偿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措施，从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趋近于“帕累托改进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外部性分析
占道经营对城市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这一行为的负外部性，消除这一负外部性正是城市管理部门取缔摊贩的理由。多年以来，城市管理部门以运动的方式对占道经营行为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行动，每一轮集中整治，城市管理部门都力图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消除这一“城市顽症”。但是，城市政府部门忽略了这一“占道经营”本身的正外部性。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困难群体和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城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城市中无稳定职业的困难群体，而由于我国近年的高经济增长并未带来高就业增长，这一群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规模。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对这一群体的覆盖率非常低，他们在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同时，无法靠社会保障体系中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中就业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者选择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以实现“自营就业”，在非正规就业的方式选择上，成为街头摊贩的进入门限最低，见效最快，几乎是就业能力较低的困难群体的最可能做出的选择。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调查，成为街头摊贩是进行非正规就业的主要方式。而这种“自我救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减轻政府负担、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正是占道经营行为所具有的巨大的“正外部性”。本文认为，这一正外部性远远大于其负外部性，而城市管理部门恰恰是忽略了或者说低估了街头摊贩存在的巨大的正外部性，而试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彻底铲除占道经营现象的行为以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强制取缔的措施在使城市市容环境得以改善的同时，却迫使众多以“占道经营”来实现自我救济的摊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摊贩群体在无法实现自我救济又难以得到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本文认为，街头摊贩在合理范围内存在其正外部性是明显的，而城市管理部门在退路进厅没有真正到位的情况下，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取缔摊贩是在进行一场损失大于收益的“负和博弈”，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占道经营治理政策时，应重新认识街头摊贩的存在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意义，通过规范、引导摊贩的经营活动，体现城市治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使摊贩经济为方便市民生活、保障摊贩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发挥积极作用。查字典网
三、政府部门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作用
城市治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便民而不是治民，这一指导思想在占道经营治理中尤为重要。这里的“民”是包括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一城市中的街头摊贩。摊贩群体与生活在同一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也需要生存，也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有孩子需要上学，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但他们又与城市中的很多人不同，他们来自于城市中生活最贫困的群体，他们夏天头顶烈日，冬天冒着严寒，从事着这个城市中最辛苦、最没有保障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为市民带来了生活的方便，同时获得维持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微薄收入，他们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来自全社会的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关怀和帮助。
城市治理要体现便民原则，城市管理领域中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占道经营治理更是如此。在占道经营治理中，要切实以“便民”而不是“治民”为指导思想，在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和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对摊贩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管理，而不是以行政强制手段而进行取缔，这样才能在城市管理、占道经营治理当中真正体现“便民”原则，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9
一、域名的涵义及特性
1、域名的涵义
域名是在internet网上登陆的地址。上网的企业或个人，都必须在某一网络服务商处申请专门属于自己的主页，宣传自己的信息资料，进行网上交易。该主页的专有代码，即网页的名称，称为“域名”。例如，就是搜狐公司的域名。域名虽然是网络中的概念，但它已具有了类似产品商标的作用，被称为是企业在internet上的“网络商标”。
2、域名的特性
域名具有无形资产的特性，类似于企业品牌。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使得域名成为企业争夺和占领的对象。我国海尔集团上网仅数月，被国外客商访问的次数就翻了一番，并使出口商品贸易额猛增。而长虹集团没有重视域名这一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域名被抢注，结果造成巨大损失。
由此可见，域名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且具有无形资产的基本特性。
二、域名的会计确认
域名的会计确认标准，目前并无统一的规范。但笔者认为，要想确认域名，必须以企业是否拥有使用该名称的合法权利为标准。如果企业自己申请注册域名，注册完成后便可以在会计上予以确认。如果从其他使用者手中购入或投资者作为无形资产投入的情况，应按照合同规定在会计中予以确认，确认时间即为企业获准使用该域名的时间。
三、域名的会计计量
既然域名可作为网络时代的无形资产加以确认，对它往往采用评估方法加以计量。而作为无形资产的评估对象，域名的价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来准确衡量它，但我们可以借鉴商标评估的做法。
1、历史成本法。历史成本是通过会计事项业已发生并完成的资本性价值，其计价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的优点。对企业注册或从其他人手中购入的域名，可将注册费用、购买费用及手续费等一切支出作为域名的取得成本。但这种作法也有局限性，一方面，这种历史成本不代表任何未来的经济利益，不能成为管理上的有用信息；另一方面，随着竞争的加剧，域名的价值会有较大变动，历史成本却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增值或减值。因此，笔者建议一些中小企业采用历史成本法，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其价值有重大变动时，应在账户和报表中予以修正。
2、收益现值法。收益现值法是从未来预期收益的角度对无形资产的现时价值予以计量。企业申请注册域名后，其现金流入主要表现在由于销量的增加而为企业带来的收入，现金流出表现为注册费用、网页设计费用、广告宣传费用等。我们在综合考虑企业的净现金流入和流出后，折算后的现值就是域名的价值。由于收益现值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判断色彩，因而在采用时应注意：（1）遵循谨慎性原则，避免高估其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入。（2）折现率的选择。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域名的作用与网络的发展休戚相关，面临的风险相当大。因此，在选择折现率时，企业应选择与高风险相匹配的高折现率。
四、域名的摊销
因为域名属于无形资产，所以必然面临摊销的问题。企业首先应确定摊销期限，然后确定摊销方法。在对摊销期限进行合理估计时，应注意考察下列几个因素：1、企业的经济寿命；2、it技术的革新速度；3、顾客要求变化和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4、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具有威胁的行为。另外，在必要时，企业可聘请专业人士协助。至于摊销方法，虽然《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摊销，但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强烈冲击下，与it技术相联系的域名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所以，笔者认为，域名的摊销应采用加速摊销法，类似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
五、域名的披露
域名的披露问题，牵涉到整个无形资产在财务报告中的揭示问题。随着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比重的提高，会计信息使用者越来越关心企业无形资产的状况，以尽可能地降低决策风险，所以应重视域名的披露。
1、资产负债表上的披露。在资产负债表上，增设“域名”、“累计摊销”、“域名净值”项目，“域名”以原始价值列示，同时将“累计摊销”列在其下方，作为抵减项目，“域名净值”为“域名”减去“累计摊销”的余额。这一做法类似于披露无形资产，只是将域名单独列出。
2、现金流量表上的披露。在现金流量表上，增设“处置域名所收回的现金净额”、“购建域名所支付的现金”项目，出售域名的金额列在“处置域名所收回的现金净额”中，企业自己申请注册域名的金额列在“购建域名所支付的现金”中。在补充资料中，增设“域名摊销”一项，域名的摊销金额类在“域名摊销”中。
3、在会计报表附注上的披露。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应列示关于“域名”的详细信息，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具体内容如下：
（1）“域名”的计价依据；
（2）摊余价值；
如何发展地摊经济篇10
关键词：零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方召；文化制衡
中图分类号：F1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30－04
一、问题提出：零交易费用真的不可能吗?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对于交易费用的界定，尽管略有分歧，但他们都普遍坚信一个事实：现实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科斯指出：“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在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合约，督促合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这些工作常常是花费成本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也就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在科斯看来，交易费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交易是有代价的，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交易费用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为零，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共识。斯蒂格勒说：“与没有摩擦力的物理世界一样，零交易费用世界是―个稀奇古怪的世界。”张五常也指出：“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如果交易制度成本为零，市场就不会出现。像其他任何制度一样，市场被制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由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设为零走向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为正，标志着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有人将这一区别比作物理学中牛顿时代和爱因斯坦时代的区别。“从绝对时空走向相对时空，是物理学走向现实世界的一步，从零交易费用的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使经济学获得了对现实问题的新的解释力。”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零交易费用真的像新制度经济学家那样假设的不可能吗?人类千变万化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实践真的可以在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以规训吗?这似乎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方召“无人菜摊”：一个零交易费用的特例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区内的台江县方召乡，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古老村寨。这里除了有古朴、纯真的苗族文化风情之外，近来“无人菜摊”又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方召乡政府离县城10多公里，无人菜摊就在乡政府驻地旁。
因离县城近，方召乡没有统一的集市，三四个肉摊，七八个蔬菜框就组成了一个简易市场。除了肉摊有人值守外，菜摊前却是空无一人。菜筐里的蔬菜都已清洗干净，整齐的堆放在筐里。小白菜、小葱等蔬菜还被一一捆成小扎。没有标价，也没有人看守，交易双方全凭“诚信”。据《贵州日报》报道，这种“无人售菜”的模式在当地已延续了数十年。每天清晨，当地村民把从地里采摘下来的新鲜蔬菜挑到这里，自己就到山上千活去了，傍晚回家时才把摊子收走。虽然“无人监督”，但当地人却都能自觉依行情把适当的钱放到筐里，收摊时，筐里有多少钱摊主也从不去计较。记者注意到，在菜摊前不时有几个小孩在一旁玩耍，但也不去拿菜筐里散落的钱币。当地人说，无人菜摊存在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拿菜不给钱的事，它在见证当地淳朴民风的同时，也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方召无人菜摊虽然是一个简易的交易市场，但是在这个简易的交易市场中交换，几乎没有任何交易费用。在这个市场中，不需要明确交易主体，不需要讨价还价，没有合同的签订，也无需督促合约的履行。对于卖方而言，甚至无需货物保管，无需花费时间。这里的交易成本为零，但却并没有像张五常所说的“市场不会出现”，也没有像斯蒂格勒所说的“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相反，这里的人相互信任，和谐相处；既没有因监督缺失而导致秩序的混乱，也没有城市中的那种物欲横流、商业诈骗、背弃合同等违约行为。在城市市场中，为维持一项交易的成功，必然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在方召，人们却几乎不知道交易费用为何物，这其中折射的文化现象无疑是值得反思和借鉴。
三、文化制衡：零交易费用存在的可能
对于科斯、张五常这些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都市中的经济学家来说，方召所发生的一切是否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神话。然而事实证明，在许多远离主流经济的边缘山区，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山区，这种现象的存在绝非―个罕见的个例，它的存在绝非偶然。如在侗族地区，也曾经存在人们将自己由于交换的农产品放在框中挂在约定的树上，需要的人只要将与商品大概等值的钱放在筐中，即可取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方召地区的商品交易尽管不能作为市场经济零交易费用的普遍案例，但是无人菜摊的存在，昭示了零交易费用在市场交易中绝非不可能。
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为什么不能避免?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很多，如威廉姆森认为是取决于三个因素：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
但从深层的原因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普遍坚信，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威廉姆森说，人的本性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机会主义的行为。每一方都不知道对方是否诚实，都不敢轻率地在对方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决定。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费用增加。他认为，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随时要防范对方机会主义的行为，甚至要防范同行的侵权行为。因此，交易过程中发生在商检、公证、索赔、防伪中的费用即交易费用就会增加。”可以说，交易成本经济学借助有限理性和投机这两个概念，把握住了人类的本质特征。张五常也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在于人性中最大化行为的存在，他说：“个人效用最大化有利于社会，因为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但是，当我们偷窃、欺骗撒谎、偷懒或违背诺言时，这同样是最大化行为。诚然，如果我们所有的人是完全诚实的，交易成本就会低得多。”诺思指出：“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是经济理论的基石，它也是这另半个经济理论的基石。这个假设假定个人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会竭尽所能，力求使财富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对财富最大化的最求，人性中的这些弱点，决定了要用一系列的契约、法律监督来约束人的“损人利己”行为，这就决定了交易费用的产生。其实，以上观点实质上也包含了一种潜在的假设：即人只要克服了这些弱点，交易费用还是可以避免的，只不过经济学家根本不相信人会而且能够克服这些弱点。
然而在方召，人们为什么能够克服人性中的这些“利己”的弱点，而建构一个完全诚信理想的社会呢?方召无人菜摊的存在，首先要解决几个先决条件：一、菜的价格无需讨价还价而达到双方接受的程度；二、买方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觉实现现金支付；三、支付后的现金在无人保管的情况下不被他人窃走。这三个先决条件，不仅是考验买卖双方的道德自觉、诚信自觉，同时也是考验整个社区所有人行为。换言之，它考验着整个人的道德理性如何约束自己的利己私欲。
方召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不可能在繁华的城市商品经济中存在，也不能在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存在。方召人如何实现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的呢?那就是文化的制衡，习俗的制衡。
在方召所处的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由于交通的长期闭塞，经济发展的滞后，故而较少受到域外文明的冲击，尤其是域外商品经济的冲击。在这些地区，人们关注的并不是使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强调整个民族整体的和谐生存。如处于这个地区的从江县，有―个苗族村落岜沙，笔者在当地考察时当地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岜的事实：岜沙盛产木材，当地作为柴火出卖，但是这里的人每人一天只卖一担，即使山上仍然有很多剩余。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律无法理解这一行为，因为只要有产品，就要实现最大限度的交换。但在岜沙人眼中，经济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整个村寨的生态环境。
在黔东南苗侗族聚居地区，民风极为纯正。对于不是属于自己的财产，即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不会据有己有。这是由于上千年以来，苗、侗民族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习俗密切相关。在苗族传统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名为“议榔”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由氏族部落议事会发展而来。由“议榔”组织定期议定的经过公认的民间规约称为“榔规”，亦称“榔约”。它涉及苗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苗族社会中，议榔规约一经议定，就成了不成文的习惯法，人人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受到集体的谴责和惩罚，这对维护当地的生产、生活及正常社会秩序等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苗族历史缺乏自己民族文字，故“榔规”、“榔约”多系口口相传，历久不衰。对于违反规约的行为，既有经济上的处罚，也有肉体上的惩治，还有剥夺名誉乃至开除寨籍等的处分。有的苗民聚居村寨，还将榔规、榔约进一步规范化为带有法律规条性质的“议榔词”。这些习惯法关于道德方面的细节要求均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如：“不准偷菜，不准偷柴，不准偷草，不准偷烟叶，不准偷别人香菇，不准偷别人瓜、果、棉花、蓝靛、辣椒等。违者罚银5至7两。”榔约规定定期封山和开山，保护树木生长。偷砍他人的杉树、松树，偷盗别人庄稼等等，都必然遭受重罚。这种长期积淀的法律意识，已经逐渐内化为每一个人日常行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他们“衣着行动，都极忠诚朴实，绝少有欺骗狡诈，及轻浮虚伪行为”。“苗胞对人处世，忠心诚恳信用，更谦恭到极点……如你更热情帮助他们，充分表示同情得到信任或懂苗话，就以你作为父兄看待、非常欢喜钦敬”。苗族《占歌》、《理歌理词》、《古老话》、《议榔词》、《谚语・格言》等，都训导人们要忠诚正直、重诚重善。
在当地的侗族也同样如此。侗族习惯法称“款约”。“款”文化是组织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侗族对历史上民族中一种民主自治组织的称呼，是一种村寨与村寨之间通过杀牛祭祀、树碑立约而建立起来的联盟或结盟组织。对内，通过共同的立法实行民主自治；对外，共同抵抗入侵之敌。“款”中的“六面威规”、“六面阳规”、“六面阴规”是《约法款》的三大部分，其内容是分别对礼仪或道德的要求、对轻罪的轻罚和对重罪的重刑。
款约广泛涉及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行为。如《约法款・法规》：“不准谁人，起心不良、蓄意不好。五更黑夜、夜半子时，捅猪圈、拱牛栏，盗走牛、偷走羊；偷了圆角黄牯，盗走扁角水牛。……我们邀集众人，像水獭追鱼尾、狗脚跟兽脚；寻到你们村前寨后，寨前得牛角，寨后得牛肠，山脚得胫骨，山头得肝肚。……抓得真凭实据，就要秉公惩处。如果退让不追究，就是放虎进山林，坑害众人，搞乱乡村。今天、把犯者三个一处葬，五个一坑埋。拿他父去杀，埋进烂泥坑；拿他母去卖，卖过青云边。……不许任何人，居心不良，起意不好，挖池破塘，钻箱撬柜，盗楼上谷米，偷地下金银。……如有谁人，捉得手，抓到发，取得赃物，拿到把柄，我们地方，要拿他游乡示众，告诫各寨村人。以后不许他父住寨中，母也不许进村里；赶他去远处，抛他天脚下。”
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用铁的法律意识抑制了人性的弱点。直至今天，这些严厉的法律处罚虽然已经日益淡化，但在黔东南许多苗侗村寨仍然存在对不遵守道德底线的犯者的“三个一百”的处罚习俗：即责令犯者交出一百斤肉、一百斤米、一百斤酒，供全寨人吃喝一顿，以洗刷其耻。正是由于这些习俗的长期存在，使该地保持着淳朴的民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诚信。据《从江风俗志》记载：从江县境内的苗、侗等少数民族至今仍然纯在一种“打草标”的习俗。草标的作用极大，是该地农村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的一种语言符号，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山打得的猎物不便携带，需暂存原地，打上草标，就可以放在路边，别人是不会动的。山上堆放的柴火、树木、竹子等放有草标，说明已有主人；……”“路上，牛、马等牲畜的头上插有草标，示意这是刚买来的。”侗款规定，凡是别人插上了草标的东西，拿走就是偷盗，就要按照款约的规定严厉处罚。
理解了方召所处地区的民族文化风俗，便理解了此地无人菜摊的零交易费用的何以存在。文化作为―个特定社群集体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把民族成员紧密地聚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文化可以通过社会的合力迫使个人抑制其生物本能，去屈从社会的需要。”正是源于当地强大的民族文化的制衡力，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经完全不需要契约，不需要监督，人们没有利益最大化的物质欲望的冲动。
张五常认为，只要人们能相互诚信，交易费用就会降低。他还说：“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人应该生来就非常勤劳和诚实。但是这种观点包含了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完美无缺’的，就几乎没有什么制度安排可言了；如果地球上的人都像生活在天堂那样行事，经济学就成为一门乏味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