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特征篇1
关键词 制造业；大气污染；环境规制；广东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112-0073-05
近年来，在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省污染排放总量也呈上升趋势。2007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3.6％，工业增加值增长19.8％，增速创近八年新高。但2000―2006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2006年广东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13584亿m3，年均增长10.2％。广东省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等主要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但由于燃烧废气的排放上升，导致空气质量略有下降。2006年全省二氧化硫排放126.7万t，比1990年增长3倍。烟尘、粉尘排放在样本期的后半段呈下降态势，这说明广东的环境规制是有一定成效的。
由于总体污染排放尤其是sch排污量居高不下，广东部分城市空气污染不断加重，全省多数地区酸雨污染仍然严重，其中酸雨酸度最强的是佛山市，酸雨量占总降水量的43.6％。广东省气象局公布的《2007年广东省大气成分公报》显示，2007年广东全省灰霾日数达75.7天，比常年显著偏多，这表明广东省各大城市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日趋严重。2007年是近50多年来广东灰霾日最多的年份，全省有27个市、县的年灰霾日数破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尤以珠三角灰霾较重，年灰霾日普遍在100天以上，其中东莞、新会分别达到213天和238天。灰霾严重表明广东大气尤其是城市大气污染加剧。研究显示，珠三角地区大气中的光化学污染严重，尤其是大气中的细粒子颗粒物比重在增加，造成灰霾天气时能见度明显下降，同时对人体危害更大，造成人体呼吸道、心脑血管、肝、肺等内脏受损。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需要理解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理。
以往有关环境规制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产业区位布局、生产率减污支出的效应，而几乎没有关注产业特征，如产业的资本密度、产业规模、产业能源消耗和R&D支出与污染排放的关系。例如，Gary和Shadbegian(2003)检验了造纸行业环境规制活动与空气和水污染的排放关系，发现减污支出和受污染影响居民的特征会减少污染排放。本文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集中研究产业特征、环境规制和污染排放强度的相互关系，从而有助于评价污染排放的各个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为政府制定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与经验依据。
1 基于产业特征的污染排放机制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pargal和wheeler(1996)的研究模型，考察产业的污染排放机制。该模型认为，污染排放相当于一种商品，其均衡水映了各产业对环境服务的需求及社会对环境服务的供给的相互作用关系。
1.1污染需求
决定产业环境需求的因素包括能源、要素密度、产业规模、生产效率、现代生产工艺的采用以及技术创新。
(1)能源投入。大多数空气污染物来自矿物燃料的燃烧。我国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明显，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要也增多。而产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矿物燃料越多，对污染的需求也越多。因此，高能耗的产业往往是污染产业。
(2)要素密度。①物质资本密度与污染。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美国和英国单位产值减污成本最高的产业同时也是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antweiler等，2001)。因此，依赖机械设备的产业比依赖劳动投入的产业产生的污染较多，部分原因是产业的物质资本密度与能源密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②人力资本密度与污染。人力资本密度与污染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与低技术产业相比，高技术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是效率较高、污染较少的清洁产业。另一方面，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较为清洁，因为污染产业通常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熟练劳动)来维持。因此，人力资本密度与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3)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是指产业中单个企业的附加值。一方面，产业的总产出与污染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产出的增加使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下降，这说明资本使用以及污染控制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成为政府环境管理机构监控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规模收益。因此，企业规模与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4)效率。污染排放与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具有效率的产业往往是单位产出污染排放较少的产业。
(5)现代生产工艺的采用。新建企业或采用现代生产工艺的企业更为清洁。由于环境规制不断提高，现代的生产工艺往往更加节约资源，因此，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也较少。
(6)技术创新。产业的技术创新会减少污染需求。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目标就是实现工艺创新。而工艺创新可以提高效率，增加废物循环利用，减少原材料投入，从而减少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
1.2污染供给
环境规制包括正式规制和非正式规制。正式规制是指政府代表公众利益对污染实施控制，包括传统的命令和控制方法以及经济手段，如污染税和排污权交易。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式规制较弱甚至缺失，因此，公众通过谈判或游说的非正式规制更为明显(pargalandwheeler，1996)。
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e表示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本文使用空气污染物中三种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强度(s02、烟尘和粉尘)对方程进行估计。变量ai和di分别表示产业和年份的特定效应。本文使用19个制造业和7年(1999―2005)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所有的货币单位都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以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19个制造业分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水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加工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和帽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印刷业、记录媒介
的复制、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本文的污染排放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广东省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环保局提供的环境统计数据。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的《广东省工业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统计年鉴》。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工业内部的不同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差别很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变动幅度分别为7861.67：1(烟尘排放强度)一60 921.00：1(粉尘排放强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动很小，产业平均污染密度也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动。因此，本文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集中研究产业特征、环境规制和污染排放强度的相互关系。
2.1对需求变量的说明
如上所述，广东的大气污染严重，因此本文侧重于对大气污染产业特征的研究。nit表示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包括煤、焦炭、原油、柴油、煤油、汽油、天然气和电力的消耗。物质资本密度pCi以单个工人创造的附加值的非工资部分衡量，即，(产业附加值一工资)／就业人数。人力资本密度HCi以单个工人创造的附加值中支付给熟练工人工资的比重衡量，即工资／产业附加值一非熟练工人工资×就业人数。规模变量SiZeit以单个企业的附加值衡量，即某一产业的附加值／该产业的企业数目。现代生产工艺Capit是产业的资本支出占附加值的比重，本文以《广东省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城镇固定资产建设和投资总规模”衡量资本支出。产业的资本建设投资越大，产业的机械设备就会越新，因此该数据是衡量产业采用新工艺的较好指标。RDit以《广东省统计年鉴》的新增固定资产衡量。
2.2对供给变量的说明
方程中的ReG是一组反映正式和非正式规制的向量。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各地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对国家没有制定标准的项目有权限自行设定地方标准。因此，当地方政府实施这些环境标准时就会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由于环境规制具有地方性特征，因此需要分析正式规制和非正式规制的地方层面的影响因素。衡量正式规制的指标如下：第一，地区的污染投诉率。其含义是地区的污染投诉数量／该地区的产值。第二，地区的失业率。由于地方政府实施正式规制取决于当地的社会问题，因此使用失业率衡量地区的社会状况。失业率影响地方环境规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一个地区的失业率越高，投入污染治理的资源就越少；第二，如果污染企业能提供就业机会，地区的公众会容忍这些企业的存在，这种效应在高失业率地区尤其明显。因此，高失业率会导致宽松的环境标准和吸引更多的污染企业。
衡量非正式规制的指标如下：第一，收入。相关研究表明，收入与规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Daspupta等，2001)，收入越高的地区，对清洁环境的需求越强。富裕地区对污染影响的关注程度高于贫困地区。同时，一个地区的就业机会越多，向政府进行游说以反对污染企业的集体行动的力量越大。本文使用失业率衡量地区收入。
第二，人口密度。一方面，地区的人口密度越高，意味着受污染影响的人口越多，因此反对这些污染企业的公众也越多。另一方面，高人口密度地区的排污效应与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比，不易引起公众的注意。因此，人口密度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并不确定。
第三，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年轻人口比重高的地区更为关注污染问题，对污染企业进行游说的可能性也越大。本文以15岁以下人口衡量年龄结构这一变量。另外，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对环境污染的后果意识就不强。而且，这些地区可能对现有的正式规制渠道的使用也非常有限。因此，污染企业倾向于布局在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本文以地区获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衡量受教育程度。
由于本文的污染数据和产业特征数据要求产业层面而非地区层面的数据，而上述衡量规制指标的变量都是地区层面的数据，因此，需要把地区层面的规制数据相对应转化为产业层面的数据。下面以污染投诉这一变量为例说明如何进行转换。
其中，下标i、r和t分别表示产业、地区和年份，s表示地区r的产业i的产出占全国该产业的比重，pRoSit表示地区r的污染投诉占该地区总产出的比重。因此，某一产业占该地区的产出比重越高、污染投诉率越大，peCoprns的值越大。其它变量如地区失业率(ReG)、人口密度(ReGm)、人口年龄结构(ReGagepop)和教育水平(ReC-edu)的计算方法相同。这些变量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数据计算而得。
3 计量结果
表1是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程的估计结果。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结果显示，对So2而言，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为0，000，因此可以拒绝原假设，即解释变量与误差项存在一定的关系，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对于烟尘和粉尘而言，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分别为0.754和1.000，因此无法拒绝原假设，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优。所以，对于So2本文侧重于讨论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烟尘和粉尘侧重于讨论随机效应模型。
3.1污染需求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2显示，三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能源密度与污染排放强度呈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另外，烟尘和粉尘的排放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中，物质资本密度、人力资本密度与烟尘和粉尘的污染排放强度呈正相关，这说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度高的产业同时也是高污染密度产业。人力资本密度的符号在理论预期上是不确定的，但估计结果表明，高人力资本产业往往污染密度更大。这一结果与美国和英国的产业特征一致，这一观点在国内首次提出。
表2还显示，烟尘和粉尘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企业平均规模与烟尘和粉尘的排放强度呈负相关。但是，资本支出作为现代生产工艺替代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So2和粉尘估计方程的结果中，R&D与So2和粉尘的污染排放强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3.2污染供给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2显示，So2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人口密度与So2的排放强度呈正相关，这说明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产业的污染排放量越大。这是由于人口密度高的地
区，污染企业不易发现，因此规制压力小，产业的污染密度高。另外，教育程度与So2、烟尘和粉尘的排放强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地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规制越严格，污染排放越小。人口密度与各污染排放物的关系不显著。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结论
由于产业特征与污染排放之间的联系紧密，因此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而言，理解影响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产业特征至关重要。本文使用广东省19个制造业2000―2006年的数据对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强度与能源使用、物质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密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污染排放强度与企业规模和R&D支出呈正相关关系。污染排放强度与资本支出呈负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就环境规制变量而言，本文使用污染投诉率衡量正式规制，估计结果显示，该变量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为负且统计上显著。地区人口密度、失业率、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对污染排放强度有影响但不显著，这说明非正式规制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
4.2政策建议
(1)根据能源使用密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提出区别污染产品与清洁产品的污染税。本文的结果表明，如果规制指向能源使用，成效将会较为显著。尽管能源使用的下降将会减少污染密度，但根据能源的污染含量而征收不同的能源使用税对一些污染物(例如So2)将起到明显的作用。因为产业不但具有减少能源使用的动机，而且还具有转向使用清洁能源的动机。例如，转向低硫排放的煤炭或者从煤炭转向天然气。
(2)根据物质资本密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需要辅之以其他政策来抵消物质资本密度不断提高导致的污染排放上升。如果我国制造业的资本累积密度不断提高，这意味着物质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密度也随着不断提高。由于这两个产业特征变量会增加污染排放强度，这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需要接受和克服的难题。尽管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FDi的流入加快了资本的累积进程，这意味着资本密集型产业将逐步获得比较优势。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污染排放必呈上升态势。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2
关健词：特殊气象条件；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X824文献标识码：a
前言
丹东地处黄海之滨，鸭绿江畔，位于辽宁省东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是一个以工业、商贸、物流、旅游为主的沿江沿海沿边城市。近年来丹东市环境空气质量一直处于良好状态
1丹东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污染特征
1.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2010～2012年，丹东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良好，各年度pm10、So2和no2年均值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空气污染指数api达标天数均保持在350d以上，其中Ⅰ（优）级天数稳定在120d左右，首要污染物以pm10为主。
1.2总体污染特征
1.2.1季节变化特征
空气质量随季节变化差异较大，总体冬季污染最重，夏季污染最轻。pm10冬、春两季污染明显重于春、秋两季；So2和no2冬季污染最重，春、夏、秋季节差异较小。
1.2.2功能区污染特征
各功能区中交通区污染最重。So2和no2交通区污染最重，工业区和居民区次之，清洁区最轻；pm10交通区污染最重，清洁区较重，工业区次之，居民区最轻。
1.2.3受气象条件影响
环境空气质量受特殊气象条件影响明显。当污染源排放量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气象条件直接影响空气质量的好坏，使空气污染指数会有很大的差别。2010～2012年，丹东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共有32天超标，其中有30d是由特殊气象条件影响，占超标天数的93.8%。3a间，春季受内蒙古中部地区沙尘天气影响，出现7d超标，占超标天数的21.9%；冬季受雾、雾霾及逆温等天气影响，出现23d超标，占超标天数的71.9%，详见表1。
2雾、雾霾及逆温气象条件下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的污染特征
2.1颗粒物污染特征
将2010至2013年丹东市区由雾、雾霾及逆温等气象条件导致空气污染指数api超标情况下的各功能区监测点位pm10日均值及全市日均值进行统计，详见表2。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雾、雾霾及逆温等气象条件下市区pm10污染呈现以下时空分布特征：
与api的关系：3a间，由雾、雾霾及逆温等气象条件导致的api超标的23d中，pm10全市日均值全部超标，并且均为首要污染物。
2.2气态污染物污染特征
2010～2013年，由雾、雾霾及逆温等气象条件导致空气污染指数api超标情况下各功能区监测点位So2、no2日均值及全市日均值统计见表3，月统计见表4。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雾、雾霾及逆温等气象条件下So2、和no2污染呈现出以下特征：
2.2.1与api的关系3a间，由雾、雾霾及逆温等气象条件导致的api超标的23d中，全市So2日均值有2d超标但不是首要污染物，no2全市日均值全部达标，详见表3。
3浮尘天气条件下空气中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的污染特征
2010～2013年，有7d空气污染指数api超标是由浮尘天气导致，全部出现在春季，其中3月和4月分别出现3次，5月出现1次。由浮尘导致api超标情况下pm10、So2、no2数据统计详见表5。
3.1颗粒物污染特征
3.2气态污染物污染特征
4结论
丹东市区空气质量随季节变化差异较大，冬季污染最重。各功能区中，交通区污染最重。当污染源排放量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丹东市区空气质量受特殊气象条件影响明显，2010～2013年有93.8%的单日api超标是由雾和沙尘等特殊气象条件导致，并且首要污染物均为pm10。冬季，尤其是12月、1月和2月，丹东市常会出现雾、雾霾及逆温天气，直接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导致空气污染。雾、雾霾及逆温等气象条件对pm10影响最大，此时pm10呈现出与丹东市总体情况不同的污染特征，即清洁区污染最重。雾、雾霾及逆温等气象条件对So2、no2也有不同程度影响，此时So2、no2日均值均高于正常气象下的浓度水平。春季受内蒙古中部地区沙尘影响，丹东市会出现浮尘天气。在浮尘天气条件下，pm10监测值明显升高，pm10超标直接导致空气污染指数api超标，而浮尘天气对So2和no2无明显影响。
参考文献
[1]丹东市环境质量报告书[C].2010、2011、2012.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Z].GB3095-1996.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3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被各国政府所接受，环境保护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一般来说，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管制手段（commandandcontrolinstrument）和市场机制（或称为经济手段）（market—basedinstrument）两种类型。
管制手段是指采取禁令、法规等形式，规定排污标准，禁止或限制某些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把某些污染活动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最终实现控制污染、有效利用资源的目的。具体包括规定排污标准和技术标准等。
市场机制是通过影响污染者备选活动（如安装排污设施以减少污染、缴费以获准污染等）的成本与收益，引导经济行为主体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选择。
从管理的角度看，有些手段在运用时需要由法规制定者对排污量进行监督，称为“直接政策工具”。而其他手段只需政府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对企业或个人污染行为进行引导，属“间接政策工具”，如规定排污标准、收取排污费和颁布市场许可证等，都属于“直接政策工具”，而征收环境税和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则属于“间接政策工具”。
管制手段和市场机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强制性的，污染者别无选择，要么服从，要么面临仲裁和行政惩罚；后者是非强制性的，污染者可以对政府提供的某种经济刺激作出灵活的反应。与市场机制相比，管制手段的优点在于管理的权威性、指令的严格性和迅速有效性，但同时也造成了效率上的损失，主要表现在：（1）管制手段对生产和消费过程所涉及污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没有考虑企业之间成本与收益的差别，对所有企业采取“一刀切”式的做法，妨碍了企业对污染方法的自由选择，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2）管制手段缺乏对企业技术革新的刺激。污染者如果达到了政府规定的排污量标准，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努力治理污染，因为这样做只会增加企业本身的成本，却不能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但如果采用市场机制手段则不同，例如政府对污染征税，污染者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排污量都需支付一定数额的税收，这会促使污染者想方设法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直至使排放量低于规定的标准。同时，征收环境税还可以持续不断地刺激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以便减少纳税，增加盈利。由此可见，市场机制更有利于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各国环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在市场机制方面，采取征收环境税以加强环境保护的优点更为突出。
（一）征收环境税能取得“双重收益”
一方面，征收环境税可以有效地矫正外部负效应，实现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征收环境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财政收入最大化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得税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对所得征税，会影响人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抑制储蓄和投资，把对所得征税称为“扭曲性税收”。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得税所占比重越高，超额税收负担越重，税收效率越低，越不利于经济的有效运行。而环境税则属于一种“矫正性税收”，不仅可以通过征税增加污染企业的成本，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政府还可以把征收的环境税收入用于对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的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实现所谓的“双重收益”。在欧洲一些国家，由于对工资征税的税率较高以及严重失业等问题，人们提倡以征收环境税来替换对劳动所得的征税，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就业水平。在此，这种政策的“双重收益”表现为加强环境保护和降低失业水平两方面。正因为如此，环境税收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被称为“无悔政策”。
（二）与其他经济手段相比，征收环境税更便于管理
环境税是指政府以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为目标，根据污染程度的不同，针对某些污染行为或产品按一定比例或数量强制取得的一种税。根据课税对象不同，环境税收可分3种类型：（1）对污染的最终产品征税，如对机动车辆征税；（2）对污染的投入物征税，如对煤征税；（3）对污染物本身征税，如对硫征税。与征收排污费和颁发许可证相比，征收环境税不需对产品的排污数量进行测算和监管，只需了解相关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设计出适度的税基和税率。环境税一旦征收，即与其他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政策制定者不需随时调整收费水平和规定相应的交易价格，可确保政策的相对稳定性。
（三）征收环境税符合税制发展的总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以减少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增加消费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这一趋势为我国政府适时开征环境税、实行以“绿色税制”为内容的税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会。
二、环境税收实施中的效应
从财政角度看，良好的税制应该是在符合效率、稳定和简便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财政收入。然而，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环境税时，却往往会出现环境税收效应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讲，征收环境税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即财政效应和环保效应。
财政效应，是环境税收在取得财政收入方面的效果；环保效应，则是降低污染、提高环境质量的效果。如果征收环境税既能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又能实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则是最为理想的。但是，在具体运用中，这两方面的效应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为了有效地实现环保效应，在运用税收刺激机制时，税率水平应尽可能高些，以达到减少消费，降低污染的目的。但是，这种机制的效应越明显，污染降低的幅度越大，财政收入则会越少。例如，瑞典对污染性的燃料征税后，导致了这种产品消费的减少，使这种产品最终退出了流通市场。同样在瑞典，由于税收在环境效应方面的成功，对硫征税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瑞典在开征此税以前，预计财政收入大约为5亿～7亿瑞典克朗，1991年实行这种环境税后，到1997年，其财政收入却从原来的3亿瑞典克朗降到2亿瑞典克朗。环境税财政效应和环保效应的协调与矛盾，主要取决于征税产品的需求弹性。比如对汽油征税，如果对汽油的需求是无弹性的（即价格的变化不会对汽油的需求产生影响），那么，这种税就会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财政效应将十分明显；但对汽油的消费量及车辆排污量减少的程度影响较小，环境效应不明显。反之，如果汽油的需求弹性较大（提高价格会限制需求），那么，征税的结果就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并同时减少对汽油的消费、降低排污的数量，这样，就会表现为环境效应较大而财政效应较小。一般而言，需求弹性越大，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强。当征税范围仅限于很狭窄的产品时，需求弹性就会较大。征收范围狭窄的税与范围较宽的税相比更容易产生较大的环境保护效应。此外，对多数产品而言，从长远来看需求弹性往往更大些，因为消费者有更多的时间寻找其替代品。因此，环境税收通常会在短期内产生较大的财政影响，而在长期内产生环保影响。
除此之外，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在对环境税进行研究时，还提出了环境税收在社会再分配和竞争能力等方面的效应问题。
从再分配效应看，征收环境税可能会对公平分配产生不利影响，即这种税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比对富裕家庭的影响要大。特别是当这种征税产品为生活必需品、其替代品很少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就更为严重（比如对汽油征税），表现为一定的累退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税制设计时，尽可能选择征税范围较狭窄的商品为征税对象。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或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对低收入家庭补贴等方式予以补偿。
从对竞争的影响看，有人认为，征收环境税会加大企业的成本，降低纳税企业或部门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对此，应严格区别征收环境税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同样还应考虑环境税收入的有效使用问题。如果把环境税收入用于降低扭曲性税收的税率，或用于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方面的投资，那么，环境税收或绿色税收改革无疑会增强总体经济的竞争能力。
影响环境税收效应的另一个因素是环境税收入的使用问题。在美国，对环境税收入的使用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税收入应实行专款专用，建立“环境信托基金”，用于特定的环境项目，这种专款专用的基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税收入应与其他税收收入一样，作为一般性财政收入，而不宜实行专款专用。因为实行专款专用往往会限制政府对财政收入相机抉择的使用。在实践中，控制环境污染的最佳支出额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征收的环境税或费用收入。如果把环境税收入作为一种专项基金，容易使支出增加，难以通过收入回收效应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此外，专款专用容易导致寻租行为的出现，使某些部门有意识地寻求得到这种补贴，有些环境项目的实施可能仅仅是为了争取得到信托基金。不过，从政治角度看，“专款专用”用来作为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一种工具，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三、我国环保政策的现状及环境税收的设计
在实践中，我国环境保护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征收排污费和规定排污标准相结合，这是在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从实施效果来看，这种排污收费制度提高了污染治理能力，加强了环境建设，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限制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从收费标准上看，主要表现为收费标准偏低、征收范围狭窄和征收对象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从理论上讲，最佳的排污费的收费标准应该使边际排污成本等于边际效益，即收费标准不应低于污染防治成本，否则，难以达到刺激企业减少污染的效果。我国现行的收费标准中，虽然已有废水、废气、废渣、噪声、放射性等五大类计113项，但仍然存在着收费项目不全的问题，例如居民生活污水和垃圾、流动污染源等都没有收费标准。同时，现行的收费标准规定的征收对象大部分是对传递污染物的介质而言，而不是针对污染物本身。
从收费依据看，主要表现为：（1）采取“超标排污费”制度，即主要对超过地方排放标准的排污单位征收，而对已经达到或低于排放标准的，不征收排污费。（2）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收费，基本上不考虑污染物排放量，这对排污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放纵。（3）对排污单位所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最高一种计算排污量，并按该排污量及其收费标准计算排污费。这样，排污企业治理污染时，往往仅注意对被收费的污染物的治理。
从排污费的征收管理上看，主要表现为：（1）征收成本高，相当一部分环保费被环保部门用来维持其机构的经常性开支，收费项目多而杂，征收效率低。（2）征收阻力大，排污收费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立法基础薄弱，权威性差，在大量的乱收费和乱摊派使企业负担加重的情况下，排污费难免会受到排斥。
从资金使用方面看，具体表现为：（1）资金用于环保部门自身建设的比例过大。（2）资金最终使用方向不确切，在资金返还给企业后，多数被用作生产发展资金，只有少数真正用于治理污染。（3）目前排污费都归地方所有，中央财政不参与排污收费的分配，因而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调控。
基于目前环境管理问题的现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规制度，根据环境保护政策的总体目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运用经济手段特别是税收政策，在现行税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税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体系。在具体设计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注重环境税的可接受性
环境税主要依赖于两种手段：（1）与环境外部性（如污染）直接相关的排污税。（2）基于税基同外部性间接相关的产品税。当污染具有地方特征、污染源数量较少且易掌握时，这种关联性是直接的，此时，征收排污税是最好的选择；而对那些消费数量或使用数量都非常大、利用方式非常分散、因消费而产生污染的产品，则征收产品税的效果较好。此时的关联性是间接的，对它的设计也变得复杂了。如果税收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较弱，那么该税收可能无法促使污染者改变其行为，反而会加重市场扭曲程度。因此，征税的同时必须向公众提供恰当的信息，以保证污染者理解政府为什么要征税以及目前有哪些可供选择的降低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二）注重环境税的税基和课税环节的选择
税基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所要解决的污染问题是属于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或是全球性的。从理论上讲，最佳的选择应该是把所有同环境污染有关的排放物包括在税基中。但税基界定范围越广，项目越精确，管理成本也将越高。选择征收排污税还是产品税则要看监测成本和可行性。对从固定的大污染源排放出来的污染物征收排污税，比对从数量众多且分散的污染源排放出来的污染物征收更容易实施。对于后一种情况，如果能够确立污染物和产品消费之间的直接联系，则采用产品税会更加有效。
课税环节的选择取决于利用税制或申报管理制度的可能性。从效率的角度讲，应尽可能地对排污课税，同时减少课税对象的数目。如果污染产生于某一产品的消费，应在零售环节课税；如果污染产生于所投入的原料，在流通链的上游（如原料开采环节）课征要经济得多，但需要对那些已纳税但实际没有造成环境污染的活动实行返还制度。
（三）税率的确定
从理论上讲，为了使污染企业的全部社会成本内部化，税率应该能够使减污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但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概算需要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非可以信手拈来。所以次优的选择是先设定环境改善目标（污染削减目标或资金筹集目标），再确定税率的高低。如果单纯从环保角度看，可能税率越高减污速度越快，但这会造成两个后果：（1）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的竞争力会下降，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2）若环境效果过大，税基缩小了，来自该税的收入会过快减少。对于我国来说，环境改善的目标既包括对污染的控制，又包括筹集必要的环保资金。因此目前的税率不宜过高，以扶持企业的成长，并保持税收收入的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今后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和环保技术的提高，可逐步提高税率、扩大税基。
环境税是采用从价计征还是从量计征也值得分析。一般来说，同某一商品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有关的污染是该商品数量的函数，而非其价值的函数。同时从价税可能诱导企业通过降低商品质量来降低价格，而不是减少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税采用定额税率更为适宜。
（四）征收管理问题
1.征管级次问题。环境问题有地方性的，又有全国性和跨区域性的。因此环境税种既不应完全划归中央，也不应完全划归地方。比如，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等税种所对应的污染范围一般是区域性的，可由中央统一立法，由地方负责征收管理，资金支配权也归地方。而生态补偿税、专门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则应划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主要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平衡各地生态环境改善的进程。
2.征管机关问题。环境税的征管机关应是税务机关，这是因为环境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税，符合税收的本质属性。由环境部门征收，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会增加征管成本，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当然，由于环境税的特殊性，税务机关应该积极与环境部门密切配合——制定政策时，认真考虑环保部门的合理建议，使税收手段与环境部门的规章制度协调发挥作用；及时从环境部门取得反馈信息，作为下一步改革的参考；税收监督与环境监控相配合。
（五）注重环境税与其他手段之间的配套实施
征收环境税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只有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配合，才能实现最佳的环境目标。具体包括：
1.税收手段与管制手段的配合。管制手段不应因为经济手段而完全被取代，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本身具有一定的优势。税收的应用应与管制的连续使用或加强结合起来，这一点已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同。管制手段为环境税收手段的刺激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支持物”（如规定最低安全标准），税收手段又成为命令控制式制度的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
2.税收手段与其他经济手段的配合。西方各国的环境税制中普遍包括了与环境有关的各种专项收费和使用费。其原因是“费”简便易行，且较为灵活，同时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特别是当随着污染程度的变化需要不断地对征收标准进行调整时，采用收费措施更适宜。美国是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国家的成功范例。根据美国的“空气清洁法”及其修正案，每个厂商都需要有一个排污许可证，每证有一定的排污量配额控制指标。国家环保局对许可证总量的2.5%进行拍卖，厂商也可将自己未用完的配额在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上交易。此外，押金制度也为西方各国所广泛采用。
3.税收手段内部的协调配合。包括：（1）环境税种与各种税收差别、税收优惠措施之间的配合，如消费税中对含铅和不含铅汽油的差别税率，对环保产业能源税的减免等。（2）环境税的开征与现行其他税种的替代关系，这一点在强调“收入中性”的发达国家采用较多。（3）各种环境税种之间的配合，如污染税中的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水污染税之间，水污染税与各种间接产品税之间的配合。
主要参考资料：
（1）allenblackmanandwinstonharrington“theuseofeconomic incentivesindevelopingcountries：lessonsfrominternationalexperiencewithindustrialairpollution？discussionpaper99-39，1999resources forthefuture.
（2）oecdenvironmentaloutlook.2001.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4
环境税即将落地，社会各界众说纷纭。
“税”比“费”力度强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但由于税收与收费之间存在强制性和征收管理等方面的差别，排污收费制度对环境保护效果不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专家组组长倪红日对《经济》记者表示，原来的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虽然排污收费可以增加企业的排污成本，但受排污费征收强制性软弱的影响，排污收费标准非常低，从实施的情况看，中国排污收费标准仅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的50%，某些项目的收费甚至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
“鉴于当下雾霾压力困扰，用经济的手段来对污染企业进行惩治，征收环境税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排污费的征收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强制性较低。当下对污染企业征收的环境费，由于收费政策的相对缺失，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大，比如效益好的企业多收，效益差的企业少收等，弊端频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少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环境税征收的出台，是属于费改税的范畴。费改税后制定详细的标准，将比原来的环境费征收更加严厉，但是也更加合理、规范。”
“未来环境税实施虽争议颇多，但环境治理必须要依靠多个方面来实现。一是政府征收环境税，污染企业付费；二是生产者延伸为责任人。”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对记者表示。
“随着环境税的开征，以后环境税与消费税双管齐下对高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更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院长刘恒表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征收环境税尽管难度大，但却是治理环境污染有效的经济手段之一。他强调，税收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这种优化的导向让社会各界更加节能、环保。
加重企业负担？
业内一些专家认为，环境税开征后可能会加重企业负担。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公开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从价计征的范围，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可以预见的是，环境税开征以后，火电、钢铁、煤炭、石化、冶金等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将由于其自身的生产及技术特性首当其冲地迎来成本增加。但现实的局面是，上述有些产业的利润早已薄得不堪一击，或者已在亏损，税负的增加必将加速这些行业从中国工业体系中出局。
“客观讲未来环境税征收后，企业的负担会适当的增加。但相信大多数公民宁愿承受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也不愿忍受空气和水源等环境资源遭受污染的代价。未来，国家会更加注重从环保和健康来提高百姓的生活品质。”刘恒表示。
对此，贾康认为，不要把环境税看成“洪水猛兽”，是跟企业过不去，这是在鼓励企业减少排放，使减少污染的“红利”与促使企业更好发挥创业、创新和能动作用的“红利”能够同时实现。同时，对于征收环境税后如何控制企业成本，他认为，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应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通过优化税种，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同时，进一步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实现“双重红利”。
倪红日认为，开征环境税后谈不上加重企业负担，只是较之前执法会更严厉，环境类污染的收费针对性更强一些。在环境保护的框架内，按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来征收。
陈少强表示，“国家各部门自研究征收环境税之初就考虑了企业的承受能力，国家不断地研究了很多年，努力地做到让企业承受能力、环境治理和经济的平衡，因此不能说征收了环境税就是对企业太苛刻，其目的在于引导企业发展新能源型经济。”
同时，作为市场经济因素，对于企业来说，环境税未必就是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反而是更加规范和制约了政府的乱收费行为。
“虽然当下国内的部分污染企业仍然经济效益不佳或处境艰难，但征收环境税，将是致力于行业未来的长远健康发展。”王雍君也表示。
税费用于何处
那么，未来的环境税会怎么征收，用在哪里？
有专家透露，未来征收的环境税税款将由地方财政统一收支，以解决地方财政治污经费不足的问题。
有了更多的钱，地方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按照中国现有法制体系，不论是排污费还是环境税，未来的主要用途都将以环境治理及治理技术改进为方向。
据了解，湖北省收缴上来的排污费（目前仅黄石市称环境税）按照共享税的分配原则，以10%、15%和75%的比例分别缴中央、省财政厅和市县甚至更低级地方政府管理的资金库，作为中央、省、地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其中，装机容量30万千瓦以上的火电企业的排污费例外，其缴纳的资金10%归入中央财政，90%归入省级财政。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重点污染源脱硫脱硝、治理补助、区域性污染防治，以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示范和应用，还有监控、信息、监察、监测、宣教等能力建设投资，以及国务院和湖北省政府规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项目，也包括上述项目的贷款贴息支出。
据黄石市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在黄石市每年征缴的2000多万元环境税中，会按比例每年提取五六百万元作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重污染企业治污的财政补贴。
不过，将环境税直接划给地方财政的支出范畴，也必然存在着死角。
最直接的影响是，由于行政地域划分特点，将导致本省或者地区内的污染改善，或者污染地区的生态补偿支出，容易调拨资金。
“而对于同水源或者同资源的相关联省市地区，则面临无法控制和难以共建的局面”。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张家盛表示。
例如，同处于长江流域的贵州省赤水河，是长江一条无污染的支流。当地被要求限制工业发展，以保护下游水质，下游地区就应给予相应的生态补偿。最佳策略就是将下游相关地方的环境税收入补贴过来。但是，被各地方政府把持的环境税将很难跨地区协调。
张家盛认为，“应按比例由各相关地区分担水源地的损失，这样无污染的上游地区有了好处，环保也有了动力。如果用在治理污染上，实际上惩罚了没有污染的地方，这样下去，环境税岂不最终成为环境自杀式的税收了？”
针对如何确保环境税税收真正用到治理污染上，刘恒表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税收法定”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做前提，国家就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
因此，要开征环境税必须制定《环境保护税法》才能保证税收过程以及结果的公平。也可由国务院制定《环境保护税暂行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环境保护税法》。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5
1.外部性的含义及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1.1 外部性含义及其特征
外部性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市场机制之外的方式对他人造成的福利的增加或减少。外部性的概念是马歇尔首先提出的，他在分析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时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将外部性的概念发展到企业行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他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外部性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与庇古不同，科斯认为产权是引起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产权不清必然导致效率损失。
外部性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外部性产生的成本或收益由他人承担或接受，如一个企业进行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是由附近居住的居民承担的或者住在果园周围的人们可以免费观赏花朵。第二，存在于市场价格机制之外，即以市场价格之外的方式影响他人，外部性一般很难计入成本或收益加以计算；第三，外部性的制造者并不承担外部性引起的福利的增加或损失，例如制药厂排放有害气体损害了市民身体的健康而不做出任何补偿。
1.2 外部性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外部性可以划分为正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指企业生产行为或居民消费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福利的增加，负的外部性指生产或消费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福利的较少。当外部性存在时，市场不能实现效率最优，从而导致整体福利的损失。当负外部性存在时，就会出现过量供给；当正外部性存在时，会出现过小供给。
1.3 外部性与公共资源、环境污染的关系
公共资源由于其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因而存在负的外部性，即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消费公共资源，并且一个人的消费会导致公共资源可供消费数量总额的降低，从而使他人的福利受到损失，其结果是导致对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环境就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而环境拥有一定自净能力，通常也可称为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也可看作一种公共资源，向环境排污相当于消费了环境承载能力，因此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2.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及其缺陷
根据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外部性，治理环境污染的办法主要有私人对策和公共对策。私人对策主要是进行产权界定和划分，公共对策则包括行政管制、征税、补贴和排污权交易。行政管制一般是设定排污标准或限额。而产权界定，征税、补贴和排污权交易都是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使市场产量达到最优。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主要是实行排污收费制度，或者政府直接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两种手段对防止环境污染、遏制环境恶化虽然有一定作用，但其缺陷是明显的，首先，征收排污费标准主要是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来收费，而不考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并且只对超标部分收费，不利于刺激企业降低污染；其次，排污费的征收、管理、运用均不规范。排污费征收额过低，明显偏离市场最优水平；排污费的制定、征收主要由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一些地方受部门利益驱动，形成了“乱收费”，其控制污染、减小社会福利损失的目的难以实现；最后，政府直接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治理资金费用由谁承担不明确，如果是由其他纳税人来承担，则客观上鼓励了企业的排污行为。
十年来，尽管淇河治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探索治污的长效机制，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由于淇河流域污染治理工作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地方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采取统一、强硬的命令方式从上至下进行贯彻，地方只能服从；二是没有核算企业独立承担污染治理成本可能性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承担污染治理成本，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三是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实施各种治理计划，而作为污染受害者的公众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过硬的法定权利可以使用，除了申诉、抱怨，难以监督，更难以索赔，也难以得到补偿；四是采取集中动员方式，要求在某一特定时刻实现目标，缺乏制度保障。“可以看出在淇河治理过程中，政府依然偏重行政手段而缺乏经济手段的配套。”
3.环境污染治理对策在淮河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分析
3.1 环境污染治理的私人对策
产权界定，也称为科斯交易。根据科斯定理，在当事人较少、谈判成本为零或者很低、外部性来源清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产权划分的办法，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其结果是，无论谁获得产权，都将增加企业的边际成本，使之与社会边际成本曲线重合或靠近，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产权界定的方法曾在英国、津巴布韦等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但是，我国河流一般较长，流域幅员较广，当事主体众多，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划分产权可能性很小。
3.2 环境污染治理的公共对策
3.2.1 对环境污染企业征环境保护税。税收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征收环境税最早由庇古提出，因此也叫做“庇古费”。通过在效率产量水平上对排污量征收相当于边际外部成本的税收，其结果是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提高，削减产量，或者企业通过治污降低污染，社会边际成本下移，最终使产量达到社会最优。征税除了影响企业成本从而控制污染排放以外，一个最明显的优点便是由于征税行为是针对企业全部排污，如果企业降低排污量则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因此有利于激励企业采取降污措施。此外，税收政策不仅可以运用干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征税，从而减少消费者对重污染产品的需求。由于征税手段具有的优点，在oeCD(经济与发展组织)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比如意大利政府对塑料袋课税后，全国对塑料购物袋的消费立即降低了30％，美国依阿华州通过法律对杀虫剂和氮肥在销售和制造环节征税；挪威、奥地利、芬兰等国征收化肥税费，税费占价格的10％左右。但是税收政策也存在其局限性，一是社会边际成本、企业边际收益很难得到，导致税率的确定不一定能达到市场最优；其次税率一旦确定，要更改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因此其灵活性欠佳。尽管如此，税收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对于建立长效的淮河污染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
3.2.2 同时增加对减少排污量企业的补贴。政府按单位减少的排污量给予补贴和对控制污染的设备费用进行补贴，目的是激励污染者减少排污量，或抵消治理污染的设备投资费用。如果企业不减少产量或者排污量，则会失去相应的政府补贴，因此补贴的实质是增加企业生
产的机会成本。补贴的缺陷在于第一，补贴将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第二，补贴有可能吸引新的企业的进入，增加污染；第三，如果企业增加产量能获得比补贴更多的收益，企业将放弃补贴，增加对环境的污染。
3.2.3 实现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排污权交易是指政府向企业拍卖排污权许可证，并允许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政府在最优排污量上拍卖排污权许可证，让排污许可证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从而让治理成本较高的企业通过多购买排污权而少治理，而成本较低的企业多治理而卖出排污权，在污染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使治理成本最小化。如果企业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会增加产量，购买排污权许可证，通过排污权许可证的交易，许可证价格最终会等于企业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对污染总量的控制，企业可以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自主决定是购买许可还是治理污染从而达到污染治理成本的最小化，但其弊端在于最优污染量如何确定以及对企业排污量是否可严密监测。排污权交易在美国等的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河流治理尚未形成成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3.2.4 加强政府直接管制。政府管制通常的做法是设定排污限额或产量限额，或者规定新进入企业的环境标准。政府管制在环境污染已到一定程度时会起到立即明显的效果，比如我国在淮河流域治理中对污染严重企业的关、停、并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管制有其不可克制的不足，缺乏弹性和效率。一是政府制定的排污限额并不一定反应社会最优水平，二是一旦企业达到排污标准，便失去动力继续降低污染。
尽管我国政府―再强调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并未建立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在淇河污染治理中，我们仍然看到政府(其他纳税人)承担了环境治理的很大一笔费用，企业并未成为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地方政府出于利益驱动，甚至对超标污染的企业进行隐瞒、保护，干预环保执法部门的工作。
通过对以上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的比较，环境污染治理虽然和技术、道德约束等其他因素高度相关，但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鉴于淮河当前污染的严峻形势，在政府直接治理、管制以外，更应该综合运用税收、排污权交易等手段，建立淇河污染治理和防治的长效机制，避免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循环。秉承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以污染浓度和排污总量为计税依据征收环境税，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都将对淇河流域企业排污的治理起到长久的积极作用。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6
我国现行税制中与环境保护有着一定关联的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11个税种。对于防治水污染的税收政策包括：对利用废水作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实行减免税；对于废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等。上述税制，对我国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前，我国政府对于水污染治理主要采取的是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如《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的水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与此同时，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来治理水污染，比如：财政补贴、经济处罚、排污权交易方法、排污收费方法、财政直接投资等。但如今环境日益恶化，强制行政手段和一些散见于各税法的措施作用十分有限。我国现行税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因而缺乏环境保护整体调控。二是现有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有关环保的规定散见各法，效率各异，未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并且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三是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形式单一，缺乏系统性。由此可知，要使环境税制真正产生积极的效果，充分体现税收监督经济，调节经济杠杆作用，必须从整体上制定协调统一的环境保护税制。新环境税迟迟不能推出的原因是开征新税种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其中有避免重复征税的问题，也有考虑到企业、个人能否承受新税种负担的问题。前者是税目设置与征收的技术问题，后者是社会经济利益问题。
二、开征水污染税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一）重要性我们应当意识到，水污染税的设计与实施对解决水污染问题将起到积极作用。税收与行政法律等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其公平性及调节经济杠杆属性在环保实践中的效果明显。国际水污染税的不断完善及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出发，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污染税法律制度。湘江纵贯湖南省南北，集生活饮用、生产用水、航运、发电等诸多功能于一体。湘江承载了全省60%以上的污染，以重化工为主的流域工业布局及以现代农业为主的面源污染，使得湘江流域的污染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直接或间接地对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一直以来，流域内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整治任务仍很艰巨。控制湘江流域污染并提升其污染治理能力，建立一整套运行良好的治理长效机制，离不开税收制度的支撑。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有条件先行先试环境“费改税”，取得一些经验后向全国推广。针对湘江流域水污染的实际现状与因素，选择湘江流域试点水污染环境税，进行个案研究，以获取个案经验得以推广，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一湖清水”，实现把湘江打造成“东方莱茵河”添砖加瓦。
（二）可行性1.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我国从1979年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至今，政府已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环境资源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措施。环境保护，特别是水资源的保护始终是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环境改革。针对湖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于2011年3月正式由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治理试点方案。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把湘江打造成“东方莱茵河”，作为我省“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已经将湘江流域污染治理列入“十二五”发展的规划之中。湘江流域的污染整治工作正在进行中。2.法律制度与法律环境已大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包括水资源的保护予以规范。198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全面依法治水的新阶段。1984年修订、1996年及2008年修正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缴纳排污费，同时应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对湘江污染防治，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1979年湖南省便出台了全国首个水污染防治条例。3.环境税制度设计的理论基本健全。我国推行环境税一直呼声不断，作为一个尚未推行的税种，国内学术界一直进行着大量研究，除了对环境税的价值定位及理论研究之外，在完善环境税的制度设计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制度设计理论大体健全。
三、湘江流域水污染环境税开征的构想
（一）纳税人与征税范围遵循“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凡是有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对水体造成污染的活动或行为则应缴纳污染环境税。考虑到征收方式的可操作性以及征收效率和征管控制等因素，目前针对湘江流域段试点的水污染税，应以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为纳税义务人，对居民个人和行政单位暂缓征收。应在保证产业链不断裂的前提下，整合一批微小企业，规范有色金属产业环境准入，设置生产经营门槛。
（二）征税对象及征管机构征税对象即征税的依据。对于水污染税来说，其征收对象及范围要合理确定，就湘江流域水污染税来说，其征税对象应为污水，即带有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废水。行为人只要发生了水污染税法所列举的污染行为，就应该照章缴税。目前，按湘江流域污染源的分布特征，可分为点污染源和面污染源。点污染源包括工矿企业污水废水、城镇区污水。面污染源是指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等。由于湘江流域工矿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因此，宜先从重点污染源即重金属污染入手，首批开征水污染税。等条件成熟后，再扩展到城市污水、生活污水，农业污水。选取在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长沙七宝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七大重点治理行政管辖区域里设独立税务征管所，会同环保、工商等权利机构成立环境治理部，以便于监控与征管工作的开展。
（三）税基与税率水污染的税率设计是税制设计中的核心要素。在制定税率时要考虑到治理水污染的成本、现时的经济技术条件、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地区的环境差异及水污染的特点等。从理论上讲，水污染税的税率应该至少等于排污活动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害或边际污染成本，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从湘江的目前状况来说，企事业单位和排放量较大的个体经营者排放的带有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工业废水、污水应根据水污染物的数量、浓度的综合体，即根据量化的污染程度（一般污染物、较严重的污染物和严重污染物）浓度、环境污染程度等制定区域差别定额税率，使防治污染的总成本趋于最小化、合理化。
（四）税收优惠及配套措施开征水污染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和改善湘江的水资源环境。即对有利于湘江水资源保护或减少水污染的经济活动给予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对排放污水水平低于规定标准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按一定比率给予退税的奖励；鼓励企业进行有关减少污水排放或用水量的新方法、新技术，在企事业单位内部建立技术开发基金（给予税前免除），以此降低因利用新技术所产生的投资风险，并且对有效实施或取得一定效益的给予正面的税收鼓励、财政援助或政策性表扬；对永清环保、凯天环保、麓南环保等一批环保龙头产业企业加大投资，给予政策支持与财政补贴；更多地利用税收加计与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以充分发挥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另外，税款实行专款专用，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和污染的治理。
四、结束语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7
关键字：环境税收国际国内对比
一、环境税收的理论基础
财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它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现代经济学认为，以下原因导致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必须承担环境保护职能的理论基础。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大气、水等环境资源由于其不可分割性导致产权难以界定或界定成本很高，在性质上属于公共物品，具备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只想享用而不想出资提供，或只利用而不付任何成本，结果必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2．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即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比如一个厂商排放了污水，会导致临近居民饮用水质量下降、鱼类减少、其他厂商安装治污设备等外部成本的发生。但这些成本并未在价格中表现出来，因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确定的产量必将大于资源有效配置所要求的产量，同时也加大了环境污染。
3．环境主体的有限理性，即人类在对待环境问题方面仅具有有限理性。首先，人们对环境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在人们对环境保护未产生清醒认识之前，非理性的人类行为势所难免。其次，即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是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最后，人的短视性及机会主义倾向也会驱使人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增长。
4．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环境信息是稀缺的，因为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至今还是微乎其微的，信息一旦公开即成为公共物品。因此人们倾向于封锁信息，以保证自身优势。环境信息还是不对称的，比如污染者对于其污染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往往比受污染者了解得多得多，但受个人利益驱使，污染者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以继续其污染行为。
5．规模报酬递增。在环境保护方面，微观防治往往是不经济的。比如，对于中小企业，如果地域集中，那么各企业单独建污水处理设备，远不如集中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更为经济有效。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正在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
正是由于以上诸方面原因，使环境成本不能自动体现在生产成本之中，市场无法发挥作用（即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加以解决：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与补贴等经济干预手段使边际税率（边际补贴）等于外部边际成本（边际外部收益），使外部性内部化。比如，一方面由政府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限制其生产；另一方面，给产生正外部性的生产者补贴，鼓励其扩大生产。这样，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作用下，生产者从各自利益出发，会将其产量调整到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之点。通过征税和补贴，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实现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一致，这一措施在理论界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税”在环境保护的政策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如我国目前的排污收费，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生态税等。
二、发达国家环境税收政策概要
即使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征收环境税也不过是近20年才有的事。最早的先驱是法国，法国于1964年开始实施水污染收费（在国外，广义的环境税概念包括收费）。但近些年来，环境税却是环境经济手段中发展最快的一种。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以下几种。
1．环境（污染）税。
由于污染物主要包括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噪音四类，因而环境（污染）税也相应地分为以下四类：
（1）废气和大气污染税。对废气征税较常见的有对二氧化硫排放征收的二氧化硫税、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碳税。以二氧化硫税为例，美国已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征了二氧化硫税。根据其《二氧化硫税法案》的规定，二氧化硫的浓度达到一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征税15美分；达到二级标准地区按每磅硫10美分征税；二级以上地区则免征。德国、日本、挪威、荷兰、瑞典、法国等国也征收了二氧化硫税。
（2）废水和水污染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农业废水和生活废水。许多国家都对废水排放征收水污染税。如德国从1981年开征此税，以废水的污染单位（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污染负荷）为基准，实行全国统一税率。又如荷兰按人口当量（相当于每人每年排入水域的污染物数量）征收的水污染排放费也属水污税性质。
（3）固定废物税。固定废物按来源可分为工业废弃物、商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各国开征的固定废物税包括一次性餐具税、饮料容器税、旧轮胎税、油税等。意大利1984年开征废物垃圾处置税，对所有的人都征收，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废物垃圾的资金来源。
（4）噪音污染和噪音税。噪音污染是指排放的音量超过人和动物的承受能力，从而妨碍人或动物的正常生活的一种现象。噪音税有两种：一是固定征收，如美国规定，对使用洛杉矶等机场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征收1美元的治理噪音税，税款用于支付机场周围居民区的隔离费用；二是根据噪音排放量对排放单位征收，如日本、荷兰的机场噪音税就是按飞机着陆次数对航空公司征收。
2．生态（破坏）税。主要包括森林砍伐税等，法国在1969年开征此税，规定为城市规划或工业建设目的而砍伐森林的，每公顷交6000法郎的税；其他情况每公顷交3000法郎的税。比利时1993年通过的生态税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生态税，适用于饮料包装、可处理的剃刀和照相机、农药、纸张及电池等产品。
3．其他税收环保政策。
（1）鼓励对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这主要通过研究开发费用的税前列支、技术转让费的税收减免、对引进高新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来调节实施。
（2）鼓励对环保的投资。主要通过对环保投资退税、允许环保设施加速折旧等税收措施来调节实施。
（3）鼓励环保产品的生产、使用，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在征税时通过适用低税率对环保产品予以照顾，对废物回收利用也往往予以免税优待。
（4）鼓励环保行为。如美国为鼓励私人造林，规定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私人造林只征收土地税，而不征收青山林木税，私人造林的耗费可以抵缴所得税。
（5）对污染产品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征收重税。
三、我国环境税制度的基本构想
排污收费制度的广泛实施为我国环境税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排污收费制度已经实施10多年，使得“污染者付费”这一环境税收的经济本质和精髓已经深入人心，从客观上奠定了群众舆论基础，有利于节约开征成本。同时，排污收费制度实施以来，我国已经形成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环境税制度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而且，排污费本身就具有“准税”性质，使环境税制度的实施又具备了制度基础。这些都使我国开征环境税、完善环境税收政策具备了可行性。
1．设计原则。
根据我国国情，我国环境税制度的设计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污染防治属地方自治事项的原则；税率因时因地而异的原则；根据排放量而变动税率的原则；税收收入应专款专用、统收统支的原则；收入不应用于补贴污染的原则。
2．纳税人。
根据国际通行的“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环境税应由破坏和污染环境者负担。但是，在税收实践中，为了易于控制税源和便利征收管理，对环境税的课征环节和纳税人可作出不同的选择，通过税负的转嫁借助于价格机制达到课征目的。与环境税的不同课征对象相适应，我国环境税的纳税人应分别确定为从事应税排污行为和生产应税产品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
3．纳税环节和征税对象。
从纳税环节来看，环境税课税环节的选择应对所有的资源开采征税和对所有的排污点征税。但按照简明原则，也要考虑尽量减少课税对象的数量。具体可按以下规则确定纳税环节：如果污染产生于对某一产品的消费，税收环节应选在零售环节上；如果污染产生于所投入的原料或者在流通分配链的初始阶段，就可将纳税环节定在开采阶段。
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环境税的课征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预期会造成资源匮乏或环境污染的产品。从税收的公平性考虑，环境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即凡属此类行为和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以下两类：一类是排放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行为，简称排污行为。其理由首先在于，在各种污染源中，上述行为对我国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有统计资料表明，仅各种工业废物排放就构成我国污染源的70％。其次是对此类行为课税，我国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也有大量的国外经验可资借鉴，这不仅可以降低环境税制度设计的难度，而且可利用长期形成的缴纳排污费的习惯，减少征收阻力。另一类是那些难以降解和无法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在使用中预期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又有相关的绿色产品可以替代的各类包装物品，以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等产品，此类产品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且不易消除，但是对其课税在操作上又比较简便。
4．计税依据。
环境税的经济刺激应当直接与造成污染的程度密切相关，对浓度不同的应税污染物按浓度高低征税，浓度相同的则应按照排放数量纳税（只要这种计量方法的执行成本不高于税收收入且具有技术可行性）。因此，征税对象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程度即为计税依据。对于计量单位难以确定的，可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进行统一换算，其税基选择主要有：按排污量征税，以污染性企业的产量作为污染税税基，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污染税税基。
5．税率。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税率不宜过高。税率过高可能会导致因追求过度清洁而抑制生产活动，从而损伤税基的现象。税率的设计应按照排放的应税污染物的污染程度来确定，对于浓度不同的应税污染物，应按照浓度的高低来规定税率；对于浓度相同的应税污染物，为了支持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行为应充分利用累进税率的特点，按照排放的数量的差别来确定税率。税率应以超额累进税为主，充分发挥超额累进税在调节环境污染行为中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体现税收差别并应有适当的弹性。同时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气候和人口等自然状况及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同，设计税率应根据每种污染物对各地污染物的边际损害为依据。如日本仅二氧化硫排放税就将全国划分为7个区，适用不同标准。
但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其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不宜太复杂。税率的设计还要充分考虑到负担水平，在进行环境税税率设计时必须认真研究测算，使环境税的负担以满足政府为消除纳税人所造成的污染而支付的全部费用为最低限量。
（1）对应税排污行为，应以排放物的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定额课征。对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等相关指标测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对不同种类的排放物应分别设置税目，并视其对环境污染的程度设计税率。其税率形式应采用累进性定额税率，即对同一类污染物，根据其有害成分的含量采用高低不同的定额税率。为鼓励纳税人积极治理污染，应制定出各种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质量标准，对未超过标准的，允许免税排放。
（2）对应税产品，可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入按比例税率课征，也可以按销售数量采用定额税率课征，但均应按不同产品设置税目。
6．税收管辖权限的划分。
可将环境税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在各级财政建立环保基金。上缴中央部分用于全国性的荒漠治理、水土流失防治以及具有明显外溢性的跨区自然环境治理项目；地方自留部分则用于本地区的环境和生态保护工程以及城市环保公共设施等。各地税率不同，区内环保工作量和资金需求也有很大差异，地方留成部分及国家补贴应当体现这些差异。
四、我国环境税制度实施的保障措施
开征环境税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息息相关。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可先在小范围或污染甚为严重的企业开征此项税收，或者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基础上将有关环保方面的收费纳入征税范围。为了保障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必须落实好以下措施。
第一，加快能源税制的改革。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重要成因。可以像大多数oeCD成员国那样，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订立不同的征税标准，或对燃料税部分根据其所含的碳和其他污染成分征税，还可以通过调整汽油销售税和交通工具税来改变人们选择交通工具的偏好。
第二，加快消费税和增值税的改革。对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污染的产品采用较高的消费税作为直接环境税的补充。尽快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并对环保方面的设备投资实行企业所得税抵扣制度。
第三，逐步取消与环保主旨相悖的补贴。这类补贴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农业、制造业等领域。推行环境税很可能与国家的其他经济政策意图相冲突，这需要政府作出科学评估，以作选择。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8
关键词：绿色税收 税收制度 完善
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入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其中绿色税收的概念最早主要是基于世纪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环境税收思想，即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特别税种，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以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拓展和深化后，绿色税收概念被赋予更新、更广阔的内涵。
从广义上说，绿色税收是税收体系中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从狭义上看它包括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内容：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对生产出来能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如xej-~油征收的消费税)；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多年来，国内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世界银行与环境经济专家在《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个城市有个在中国。环境的恶化不但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是一个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污染的防治和生态的恢复，并且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管理体制、政策法律息息相关。如何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遏止人类发展的“瓶颈”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欧美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调整现行税制，开征环境税(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液体废物税、噪音税)，实行xej-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税收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更好地运用税收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现状
早在世纪年代，我国的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也始终将保护环境作为税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上述税收措施采取“奖限结合”的办法，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与政府的其他有关措施相配合，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相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上述税收措施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主要体现在：
．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而言，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
．现行税制中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且显得力度不足，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现行税制未形成绿色税收制度，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另外，在征收方式上不规范，排污费的收费方式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想。
二、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
根据我国资源现状和特点，应促进企业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运输少和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则发展，加强对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管理。在进一步完善现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扩大并建立完善的环境税种体系，明确征收范围。开征新的环境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开发生产行为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物质列为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范围。借鉴国际经验，分期分批开征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
．完善税制要素。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环境保护税的课征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从税收的公平性考虑，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即凡属此类行为和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经验，在开征此税的初期，课征范围不宜太宽。应采取循序
渐进的办法，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人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为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在税基选择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课税，一方面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择防治污染方法。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税率，同时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在征收管理方面宜作地方税，地方政府应将征收上来的税款进行专门保管，专门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完善税收优惠措施。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入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
．改革消费税制度。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应对课征制度进行改进。()适
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汽油的消费使用，推动汽车燃油无铅化的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户“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9
1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及其对策的理论分析
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后代人承担。在海洋鱼类、公共牧场以及空气、水等共有资源、公共物品方面,“外部不经济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市场主体均可以任意、无偿、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共有资源或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则从短期来看,每个市场主体都可以不断地从其过度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中获得全部正效益,而由此产生的负效益则分摊给其他的开发、利用者以及后来者。这样,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其结果,从长远来看,多个市场主体的共同行为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枯竭、污染、毁灭,对全体开发、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有物的悲剧”。
显然,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市场主体在决定不同层次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环境的纳污能力等)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如对财产、人体健康、生产生活活动、环境舒适性以及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害等),却没有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正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代价不是由开发利用者承担,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他们就不愿花费大量钱财来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由此,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盲区”,而“外部不经济性”则成为产生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
面对市场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失灵”,政府必须加以干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资源,鼓励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即通过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环境目标。这就是“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道理,也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为了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由此而设计的环境政策与法律体系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控制型”、“间接调控型”和“自我调控型”。所谓“直接控制”,即制定和实施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其主体是“命令和控制”措施,同时这也为经济计划、经济手段、宣传手段等提供法律框架和基本保障。就应用范围来看,该模式主要应用于污染控制,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也有一定的应用。其突出特点在于其严格性、强制性,即污染环境者或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会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直接控制”是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资源管理模式,美国则是该模式的典型,其“命令和控制”手段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确定法规标准颁发许可证监督实施对违法者进行制裁。
所谓“间接调控”,即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同时也可以筹集一笔资金,由政府根据需要加以支配,以支持清洁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以及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污染源治理、污染防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某些特殊类型的环境受害者的救济等,改变过去无偿或低价使用环境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从理论上看,可持续发展的“间接调控”经济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财政信贷刺激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执行鼓励金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其中每一种手段、制度的设计功能通常为筹资、经济刺激或二者同时兼有。
最后一种模式为“自我调控”,即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与交流等,鼓励公众、非政府组织、工业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一般说来,某一国的直接管制越严厉,经济技术水平越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越强,该模式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2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背景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开发,谁养护,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形成了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八项制度为基本内容的环境管理体系。上述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管理体系,侧重于污染物产生后的达标排放,总体上属于“末端”治理措施。至于“预防为主”原则,虽然早在70年代就已提出,但由于行政管制的力度不够,又缺乏有效的经济刺激制度,因而并未得到充分落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强化“直接控制”的同时,完善经济手段以保护环境资源的呼声很高。中国政府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1]:“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2]:“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已有的立法进行调整,引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法律调整手段”,“通过调整各种经济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见,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已被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3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途径
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收费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作法,我国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已确立了资源补偿费制度。例如,《矿产资源法》(1986)明确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现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水法》(1988)规定:“对城市中直接从地下取水的单位,征收水资源费;其他直接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水资源费”。这些措施对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功能逐步加强,但缺陷也日趋明显。一方面,收取资源补偿费的范围(包括自然资源的范围和开发利用者的范围)狭小,许多国有自然资源仍处于任意、无偿使用状态;收取的费用远远低于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往往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反映出其稀缺性。这就使得许多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促使生态环境的破坏、退化并加剧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现实中苦乐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管理上的缺陷,能收到资源补偿费的大多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如矿山、冶金企业等,而浪费严重的乡镇、村办和私营企业等小型企业,由于量多面广,往往鞭长莫及,难以收取资源补偿费。这不仅违背了保护自然资源的初衷,而且造成了市场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
针对上述情形,一方面,应当扩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出资源稀缺性和实际价值;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自然资源补偿费征收工作的管理,特别是严格审批手续,强化征收环节,保证把应收的资金收上来。同时,应当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保护的行业或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成绩突出的企业实行减免收费、税收优惠或奖励,做到既不损害本来就相对薄弱的原材料产业,又能从总体上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环境资源的压力。
在利用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方面,我国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制定了征收排污费制度,这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表现。在现行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中,除了《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物实行排污收费、超标排污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外,总的说来实行的是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虽然该制度对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促进排污者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等发挥了一定作用,并筹集了一部分污染防治资金,但总体上看经济刺激功能极其微弱。首先,收费标准偏低,企业所交的超标准排污费只相当于污染治理费用的10%~15%[3],更远远低于污染物的正常处理费用,客观上鼓励企业宁愿交纳排污费也不积极治理污染,形成“谁污染、谁受益”的格局;其次,实行单因子收费,即同一排污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污染物时,按收费最高的一种污染物计算收费数额,不利于促使排污者削减污染物,也不利于其公平竞争;再者,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为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许多排污浓度小但排污量很大、污染严重的企业也可不交排污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保持社会公平要求摈弃“环境资源无价值”的传统观念而遵循有价、有偿使用的原则,要求提高收费标准和实行多因子累计收费。否则,经营者仍会逃避防止、减少和治理污染的责任,这既造成环境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又使污染治理投入多、排污少的经营者与污染治理投入少、排污多的经营者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
环境污染的特征篇10
[关键词]绿化税制；环保税收制度：“污染转嫁”
一、国外“绿化”税制的启示
开征环保税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最先提出的，他主张应根据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对污染者征税，以税收弥补因污染造成的资源损失和治理环境污染。这种观点为西欧国家普遍接受，曾先后掀起了推进环保税收发展的“两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70－80年代，主要是针对污水和固体废弃物等突出的“显性污染”进行强制征税，其具体操作是采用押金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来进行预防控制，然后根据排污量和污染程度进行征税；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欧美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生态税、绿色环保税等多种特指税种来维护生态环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环保税收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对废气、废水、垃圾、噪音、农业污染征税发展到全面“绿化”税制，从零散的、个别的环保税种开征，发展到逐步形成环保税收体系。除征收各种环保税外，还对原有的税种进行调整，使之具有环保功能，从而实现全面“绿化税制”的目标。绿化税制的核心是“绿化”税制体系，即将环境考核整合于税制体系的设计中。税制绿化包括三个方面互补的内容：
1.取消原有税制中不符合环保要求，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规定。以oecd（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补贴政策为例，其许多与环境相关的经济部门都接受政府的巨额补贴，这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能源、运输。农业及制造业等领域尤为严重。oecd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每年达3500亿美元（约占oecd国家gdp的2％）。补贴鼓励农业过量生产，从而导致农药、杀虫剂的过量使用及土地板结、沙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恶果。在7个oecd国家中，每年对煤的补贴为103亿美元，能源部门的补贴造成使用者偏好使用黑色能源而非绿色能源。美国政府提供灌溉水的成本中，只有25％是由使用者负担的，由此造成的水资源浪费更是显而易见。纠正这类补贴，会促使人们的行为转向有利于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方面。
2.修正原有赋税，采取新的有利于环保的税收措施。过去许多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都产生了不良的环境效果。例如，对湿地的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免税优惠政策导致湿地的破坏、森林的滥砍滥伐；在交通运输部门，税赋的环境扭曲效应更为明显，公司车辆的优惠税率及通勤费用被允许税前扣除，鼓励了私家车辆的使用，造成了交通污染和拥挤；而柴油燃烧的低税率（许多国家的柴油税率仅为汽油税率的一半），更加剧了交通污染和拥挤。修正这些赋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根据产品或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确定税率，对污染较严重的产品或活动课以重税，改变其相对价格，从而减少其对环境的危害。如许多oecd国家已采用燃料差别税率、汽车销售差别税率以及年度汽车牌照差别税率，以鼓励生产和使用低污染的车辆和燃料。
3.调整原有税种，开征新的环境税，使环保功能更加突出。oecd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对在制造、消费或处理过程中产生污染，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以及涉及稀缺资源使用的产品和活动开征环境税（又称生态税）。这样，可以提高这类产品和活动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减少不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资源。不少国家还对润滑油、肥料、杀虫剂、不可回收容器、含汞及镉的电池、化学原料及包装材料等容易造成污染的产品课税。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税用来逐一处理特定的环境问题。例如，法国自1985年起开征硫税，并于1990年对工业生产中产生的h2s、nox及hc的排放课税；芬兰和英国1996年开始征收垃圾场税；比利时于1993年制定“生态税法”后，开始实行生态税制，将生态税应用于各种产品；荷兰已经开征了一系列环境税，包括污染相关产品、地下水的抽取、废弃物的排放等。
国外“绿化”税制的作法为我国构建环保税收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我国环保税收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着“准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政府实行了排污收费制度，为环保工作提供了专项资金。但排污收费制度立法层次低、不规范、没有足额征收，效果不够理想。从政策选择上看，开征环保税，取消排污收费应是必要的、可行的。在我国现行税制中，具有环保功能的税种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耕地占用税等。它们在环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1.防止发达国家的“污染转嫁”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发达国家出于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和提高产业层次的双重需要，把资源消耗等污染重的产业作为夕阳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结构不甚合理，其中50％集中在一般加工业，并以重污染密集型企业为主。为正确处理好环境和引资的关系，我国在税收手段上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现有环保税税种中显现出不同程度的不足：（1）资源税存在的问题。首先，性质定位不当。它仅被视为一种级差调节手段，严重限制了资源税应有的保护环境的作用。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而与该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其次，征收范围过窄。仅限于矿产品和盐，极不利于保护所有的资源，也造成资源后续产品比价的不合理。（2）消费税暴露的缺陷。在消费税所包括的11个税目中，有8种产品的消费均直接影响环境状况，在统一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对这些产品另征一道消费税即可起到限制污染的作用。征收消费税的目的主要是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增加财政收入。另外，消费税没有把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列入税收范围，如电池、塑料等。（3）城市维护建设税作为名副其实的绿色税收，其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尽管每年征收的该项税额仅占年税收收入的4％左右，但由于该税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已经成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对改善城市大气和水的环境质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一项绿色税收，但它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3.现行税制中有关环保政策与环保需要不相适应。当前我国环保措施已基本形成了体系，将环保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在现行的消费税、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若干税种中都体现了保护环境的政策精神，这些税收政策与政府采取的其他有关措施相配合，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现行税制中也有不利于环保的税收政策，主要表现在：（1）在税率设计或调整时考虑污染程度不够。如，对大气污染较重的汽油、柴油消费税只设一档税率，未按油质的高低对大气的污染程度规定税率；汽车汽缸容量越大排污量越多，而我国对小轿车、越野车、小客车的消费税率不是按汽缸容量大小来设计的；护肤护发品的消费税率由17％降为8％，显然不利于环境保护。这些税收政策都不同程度降低了税收对控制污染行为的作用。（2）现行税制考虑环境保护因素而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还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现行环保优惠政策之间还存在摩擦和不协调，需要相互衔接和进一步配套。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3）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环境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保的作用主要依赖于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环保税收制度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税收的作用日益突出。设计和完善环保税收制度，必须在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方面体现出良好的调控效果。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借鉴国外“绿化”税制的经验，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树立全新的治税观念。环保税应是区别于其他税种的综合性税种，环保功能是其显著特征。税收对经济增长各要素进行调节，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还要注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尤其是环境保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设计和完善环保税收制度时，还要考虑国际环境公约的要求，使之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为了减少税收对经济的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环保税收也应坚持中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保护环境功能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