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1
关键词：跨境环境污染；国家责任；国内私法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1月11日
一、引言
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年来国际上连续发生的由现代工业和科技活动引起的灾难性事故。远的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特雷尔冶炼厂对美国华盛顿州农作物的损害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近的如美国康菲公司对我国北部海域的污染等等，这些无不令人震惊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切。
关于何为跨境环境污染，根据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在蒙特利尔通过的《适用于跨国界污染的国际法规则》所下的定义：“跨境污染指污染的全部或局部物质来源系在一国领土内，而对另一国的领土产生有害的后果。”这个定义指出污染及其产生的影响都是在国家的领土范围内，更确切地说，污染只能是发生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领土范围内，而对污染国以外的国家造成了损害。由此可以看出该定义较为狭窄。如跨境环境污染不是发生在某国领土范围内，但由某一国家在该地区行使控制污染环境活动的，例如，在公海的石油开采和专属经济区的经济活动，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应被看成是跨境污染。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专题工作组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对跨境污染的定义是：“跨境污染指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的损害，不论有关各国是否有共同边界。”该定义除原先所定义的在一国境内进行的对另一国产生有害影响的典型活动以外，还包括在一国管辖或控制下进行的各种活动，如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进行的对另一国领土有影响的活动，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的活动。由以上可知，跨境环境污染中的跨境应结合草案中所用“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领土内”来理解。有学者认为，跨境环境污染不仅应包括在一国境内进行的对另一国产生的有害影响的典型活动或对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的损害，而且还包括对“全球公共领域”的环境损害。对这些区域的环境造成的损害也应承担法律后果。
二、跨境环境损害的归责原则
在国际法学史上，传统的国家责任理论一直受到近代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的影响，该观点认为“无过失即无责任”，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过错责任原则。据此可以认为，国家只对其在有“过失”或有“故意”的主观因素下从事的不当行为承担责任。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国家责任问题本身也呈现了复杂性。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有过失才承担责任的传统国家责任已明显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特别是跨境环境污染的出现更给传统的国家责任理论以强劲挑战。因为跨境环境污染往往是由不为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所引起的，而这些行为也确实给环境造成了损害。但是，据传统的国际法有过失或实施国际法禁止行为才承担责任，那么显而易见，对于环境保护和受损国家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因此，现有学理认为，国家责任的形式除了传统的国家不法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外，国家还应承担因从事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行为引起损害的赔偿责任。基于以上观点，对于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际社会变动的客观现实而产生的跨境责任而言，其行为既无“过失”也无“故意”。那么该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呢？学界对此各执一词，观点不一。其中，最大的争议是能否将“严格责任”作为跨境损害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
一些学者认为，为使跨境环境污染制造者承担责任，将严格责任作为国家责任制度的唯一原则。否定严格责任往往会导致不当地保护了损害活动行为国的利益而使受害国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不仅应加强严格责任原则在跨境损害责任中的地位，而且应使其成为一项基础性原则。与此不同的是，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应在跨境损害责任中引入严格责任原则，他们认为，虽然“严格责任”体现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中，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案例表明“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或习惯法。在国家实践中，国家责任已经在条约的范围内适用，而这些条约又多是民事责任条约。只有1972年的《空间责任公约》规定了国家的绝对赔偿责任。同时，任何使其一般化的企图，都被认为是不当侵犯国家的行为自由而遭到拒绝。国际法委员会中许多委员认为，可以将严格责任原则引入国家责任制度但不可以是基础性原则或唯一原则，这可以说是一种变通了的严格责任。同时，虽然说国家责任是一种解决环境争端的有效方式，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下弊端：首先，在现有国际法中，只有国家才能够提求，而国家是否具有诉讼权利在国际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其次，国际法庭的裁判非具有强制性，即使求助于第三国调解，而调解的结果也没有强制执行力。最后，通过国家责任的方式解决跨境环境污染问题，过程缓慢，代价高昂。由此，鉴于在跨境环境损害中追究国家责任面临的法律局限性，有关责任制度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私法性。其表现为，在某些特殊的活动领域，如海上石油运输、原子能核能利用、危险物的处理等方面，国际上制定了一系列民事责任条约。在这些条约中，确立了环境损害的损失分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责任仅是一种例外，仅在外层空间责任中予以接受。取而代之的是，损失由危险活动经营者分配，由私法主体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这种责任是有限的严格责任，即不适用国际程序，而是使污染损害的有关个人在国内法院直接面对面。当有限赔偿责任不能满足受害者提出的所有正当赔偿要求或者经营无法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大多数有关危险活动的赔偿责任制度都规定，应提供额外资金满足对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特别是支付应急和恢复措施的费用，因为这些措施对控制损害，恢复受影响的自然资源及公共福利设施至关重要。其资金来源一般有两个方面：共同基金和公共资金。共同基金应由危险活动的直接实施者或受益者提供；而公共资金则有政府承担。同时，国际法委员会的法律编纂工作也体现了跨境损害私法化的趋势。由于一直以来传统国家责任在处理跨境环境损害的局限性，在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就决定将国家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在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关于危险活动跨界损害中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案文》不是确立国家的国际赔偿责任制度，而是注重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既可以通过国内私法，使跨境损害的损失在参与危险活动操作的不同参加者之间分配，也可以在特别类型的危险活动领域建立专门的全球、区域或双边协定，从而向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国际和国内救济措施，以使跨境损害的无辜受害者得到更公平、更快捷的补偿。
三、小结
笔者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所作出的草案虽不能正式定义为国际法的渊源，但是它反映了跨境环境污染的归责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发展趋势。根据传统环境法理论中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出发，危险活动的经营者承担责任有其充分的理论基础。因此，通过国际条约及国家间的合作，建立完善的国际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应该是解决跨境环境损害纠纷、确保受害者获得及时充分赔偿的主要法律救济手段。
主要参考文献：
[1]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越界损害所造成的损失分担的法律制度第一次报告.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2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
一、引言
目前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的立法中对于环境侵权责任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该归责原则以特殊的社会经济为背景而诞生，并有其相依赖的理论基础，在立法中主要表现为制定特别法和扩大或者修改民法中的相关规定两种形式。由于法律对于公平合理理念的追求和环境侵权自身的特点，环境诉讼中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体现了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本文正式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对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规则问题进行思考。
二、我国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立法现状分析
首先，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法律表述不严谨。环境侵权包括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而此条中缺乏对环境破坏的规定。客观上造成了环境侵权“畸形”的二元归责体系——环境污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环境破坏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其次，以“违法性”作为归责的前提，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因此，该条规定与传统无过错责任理论不符。同时，这也与作为特别法的环境立法的规定相矛盾。
对于环境侵权归责原则来说，立法的二元必然造成司法的二元。环境破坏由于缺乏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对于环境污染来说，由于立法的不统一，法官根据对法条的理解和具体案情的需要而选择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造成实际执法过程中，有的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有的案件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虽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是这种情况反而给法官灵活适用两种归责原则创造了条件。这种法条虚置的情形也充分说明我国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立法的不科学性，非常态的二元立法需要根据现实的需求予以调整。对现实司法现状的反思，可以明确两种归责原则适用的领域，了解两种归责原则在环境侵权法体系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为科学的二元立法提供借鉴。
三、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体系的缺陷
（一）没有形成完整的过失理论
《通则》第106条里第2款明确规定了公民及法人过错侵害国家和集体财产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但是，我们应该清晰的看出，法律在这里并没有给所谓的“过失“下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对故意和过失之前及区别做区分。学术界对故障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形成的理论的主观过错，客观过错理论，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故障三个理论：探索所确定的故障标准，形成一个主观说、客观说、主观和客观说等三种学说，但环境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领域探索整个侵权法领域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疏忽。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过错”的概念，和“故障”的标准统一司法解释的污水中的管理标准，可以构成非法性否定的东西，我们的学术观点一直不统一。一些学者认为，只要行为造成伤害即“非法”，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和违反有关规定的对环境的污染，这都是非法的。学者认为，唯一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定危害党的，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这是违背客观，理性的法律。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以提高我们法律中有关“过失”的理论，明确提出了故障的意义。
（二）部分条款定位不当
《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要负担民事赔偿责任。”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规定，是指违反环境法的规定，对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这种说法是太泛泛了，容易理解为违反行政法上的规定，因为违反了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其中大部分是行政法律规范范畴，这实际上是混淆之间的界限私法和公法，而不是地方法规的私人法系和大陆法系侵权法领域的专门法律，这属于公共领域的法律规定，由于不当定位，提供相反的解释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甚至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但也接受民事赔偿责任”。换句话说，只有在生产活动排放污染物违反了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这样才要承担责任。这在一定意义上的责任，为肇事者逃逸提供了一个借口。
（三）免责事由过于狭隘
因为环境侵权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合法的情况下，肇事者可以减少法律责任或免除责任。综上所述，中国的环境保护法，环境的污染损害免责声明条件下，以下三种类型：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的受害人自己的行为，以及因第三者故意或因疏忽而造成伤害。我相信，在环境侵权责任免责声明条件在中国的环境保护法的限制，以迫使不可抗力，受害人的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由第三者故意或者疏忽三个情况下，其中一般的侵权责任造成损坏免责声明条件相比过于狭窄。
四、我国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重构
（一）完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免责事由
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免责事由过于狭隘。笔者建议两个方面：一方面，扩大无过错标的物免责任的原则。我们的环境责任，其内容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原则过于简单，导致的混乱局面的立法。因此，我建议系统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环境侵权的免责条款的理由使用自卫各方应增加规定，这样为了避免自卫滥用或不当执行的特点严格的定义应根据环境侵权的范围和条件。从而使公民能够有效地使用自卫，以保护他们的环境的权利，并促进环境的保护我们的环境的发展。此外，水污染防治法“，受害者自己的责任，”受害人的过错有罪不罚现象的原因提法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应该是详细的规定。
（二）设置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制度
现阶段，我国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大都是由于地方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企业造成的，这些企业往往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就造成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而另一方面，当环境侵权事件发生时，如果所有的责任都由整个企业来承担，例如对于相关企业进行叫停或者是对整个企业进行罚款，那么对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都会非常的不利，因此，相关法制部门需要进一步讨论建设和完善个人责任的社会化制度，例如通过追究相关主要责任人的问题而不是对于整个企业进行治理。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3
关键字：环境侵权，归责原则，无过失责任
任何国家的侵权行为法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因权益受侵害而生的损害究应由被害人承担，抑或使加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各国法律多采用相同原则，即被害人须自己承担所生的损害，仅于有特殊理由时，始得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诚如美国著名法学家Holmes所云：“良好的政策应让损失停留于其所发生之处，除非有特别干预的理由存在。”其中的特殊理由指应将损害归由加害人承担，使其负赔偿责任的事由，学说上称之为归责事由或归责原则。可见归责原则问题是侵权行为法的核心问题。[1]
一、无过失责任有其独立的价值
过失责任、无过失责任、衡平责任均属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的研究范畴，是确定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彻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法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是司法机关处理侵权纠纷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然而对于无过失责任原则，由于理解的偏差和传统观念的作祟，使得它每进展一步，都要伴随激烈的争议。
（一）无过失责任原则的概念
学者关于无过失责任原则（nofaultliability）的概念界定，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无过失责任是指当损害发生以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2]另一类是，无过失责任下仅是不考虑加害人过失而让加害人承担责任，受害人的过失仍应当考虑。[3]二者在不考虑加害人过失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应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失，或说行为人有无过失对民事责任的构成或承担不产生影响。受害人无须就加害人的过失进行举证，加害人也不得以其没有过失为由主张免责或减责抗辩。
这一原则是在19世纪中后期确立的。如果说过失责任原则充分反映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是自然法学派理论在侵权行为法中的体现的话，那么，无过失责任原则体现了社会连带法学派的法哲学思想。无过失责任的基本思想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在于分配正义的理念。
（二）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并非截然对立
有学者认为无过失责任和过失责任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不可能结合适用，不应同时在一个归责原则体系中出现。笔者认为，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在传统民法基本原则和制度基础上改造建立的。它并不否定传统民法原则，只是对之作了适当的调整-从原来的偏重个人利益转向既重视个人利益，又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无过失责任是现代民法保护弱者思想在侵权法上的反映，其核心在于把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受害人的不幸损害相联系，而不是象过失责任那样将损害赔偿责任与加害人的过失相联系，从而达到合理分配不幸损害，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无过失责任和过失责任无疑是互相对立的，如果是适用于同一领域，有可能会造成矛盾冲突。但是在现实立法中，无过失责任和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界限是泾渭分明的。过失责任是一般原则，适用于一般领域；无过失责任是特殊原则，只适用于个别领域。在立法技术上，过失责任采取概括性的规定，无过失责任采取列举性规定。可见，两个原则同时存在于一个归责原则体系中，不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至于它们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正好反映了现代立法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点。
（三）衡平责任不能取代无过失责任
衡平责任是一种损失分担的方法，指在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失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在适用无过失责任的场合，用衡平责任取而代之，同样对受害人是极为不利的。因为，首先，加害方主要是企业，它在承担损失后，有机制和途径将损失通过摊入企业成本或购买保险的方式分散并转嫁出去。但是受害者没有这些损失分散机制。其次，加害方在从事会给他人带来损害的活动中获取利润，他们应该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虽然民事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已广泛建立，但是期待通过责任保险基本解决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所造成的损害责任，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目前保险面还很窄，通过保险获赔的程度很有限，对受害者的救助很不充分。此外，新的技术和生产工艺不断被采用，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保险难以跟上。故而，衡平责任不能取代无过失责任。
二、环境侵权适用无过失责任的必要性
（一）理论基础
首先，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性是民法理论的基石，但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加害方多为国家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工商企业或企业集团，而受害人则多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环境侵权的主体往往具有不平等性，使得近代民法中的法律责任理论因无法提供有效的救济而基础动摇。在环境侵权中如果继续恪守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不仅个人的财产损害和人身伤害无法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而且势必使高度社会化的生产秩序遭受破坏甚至会放纵现代科学技术给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生存带来某些危害因素。
在此情况下，过错推定成为程序法上常用的加强对环境污染受害者权益保护的方法。然而，过错推定的效果只不过是使过错举证责任发生移转，作为侵权人的大企业、集团仍然可能凭借实力和科技上的优势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受害人在很多情况下则并无相应实力完成反证，因而往往导致救济落空。正如法谚所云“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所以，在环境侵权领域，无过失责任的适用成为必然。
其次，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损害事实与加害行为之间要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在环境侵权行为中，这种理论有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损害环境的污染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要判断损害事实是否由某侵权行为造成的，通常比较困难；第二，污染物进入环境以后，可能与损害后果发生之间在时间上间隔较长，使因果关系表现得十分隐蔽和不紧密；第三，由于环境污染危害的潜伏期较长，所以一旦产生损害，又往往因历时久远、时过境迁、证据灭失，使因果关系的证明更为困难；第四，要证明环境侵权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门科学技术知识和仪器设备，而目前这些条件显然并不完全具备。因此，如果完全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因果关系理论，就会使受害人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也使环境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被提出，然而，因果关系推定则必须以无过错责任为前提。所以，目前各国立法均致力于通过实体法途径，对归责原则做出调整，在环境民事责任领域确立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来加强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权益的保护。
（二）国外的立法例
侵权行为法是适于做比较法研究的法律领域，王泽鉴老师将台湾地区侵权行为法归结为比较法的产物。在环境侵权领域无过失责任问题上我们同样可以借鉴比较法上的规范模式，探寻改进及解决的途径。在环境侵权的责任认定中，以无过失责任代替过失责任已为大多数国家环境侵权法所采用。用立法的方式确认无过失责任主要表现为修改或扩大解释民法的有关条文和制定特别法两种形式。
法国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确立无主物责任法则（即无过失主义原则）的。其一是通过扩大解释民法第1384条第1款的规定。该款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其自己行为所致的损害，而且对应由其负责的他人的行为或其管理之下的物件所致的损害负责。”在立法解释中把废气和废水等也包括在“管理之下的物件”之列。其二，是用特别立法的方式，如制定《矿业责任法》、《政治公害责任法》等来落实或补充法国民法典的扩大解释。在德国，把无过失责任称之为危险责任。德国不仅在《德国民法典》中明文规定危险责任，还以特别立法的方式来进一步明确危险责任。比如1959年的《原子能法》、1974年的《联邦公害防治法》和1991年的《环境责任法》等。[4]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一般只用特别立法的方式来确立严格责任。比如英国1959年和1965年的《原子能装置法》，美国联邦的《综合环境对策、赔偿与责任法》、《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等。欧洲执委会在1976年有关危险废物指令的建议5中主张对废物造成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5]欧洲共同体第85/374号有关产品责任的指令（Directive85/374，[1985]oJC210/29）以共同体条约第100条为依据，对产品的瑕疵造成的损害规定了无过失责任制度。由于产品既包括固定的物品，也包括可以流动的物品，因此基于解决环境民事损害争端的需要，共同体把产品生产的副作用物-环境的污染物-也纳入到产品的范畴，即对环境污染损害也实行无过失制度。1989年欧洲执委会在[1989]oJC251/3的第3条建议：废物的生产者应当根据民法对废物造成的损害或者环境破坏承担责任，无论其是否有过失。
可见，对于环境污染致害行为适用无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当代世界各国侵权行为法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民事法律要实现与国际民事经济立法接轨就必须顺应这一趋势。
三、也谈我国确立无过失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中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学者一般将该条作为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的依据，然而该种认识不能成立。在无过失责任下，侵权责任的成立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但是民法通则的规定包含有违法性要件，“违法”就是一种过失，只不过该“过失”并非主观的过失，而系客观的“过失”。基于违法性要件的存在，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确立的归责原则仍然属于过失责任的范畴，
同时，环境保护法以及各个环境要素保护法却规定了无过失责任。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必然导致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不同，最高法院颁布的证据规则确定的“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因果关系推定”实为无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尽管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依照环境保护法确定的无过错责任制定相应的证据规则并没有错，但客观上容易引起混乱也是事实。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环境法规关系系普通法与特别法之区别。就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而言，普通法的构成要件要素必须为特别法法条全部具备，而特别法只能是对普通法所无要素之补充。所以，未来的民法典应当明文规定环境侵权责任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从世界范围内民法与环境法的发展趋势看也是必要的。
四、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的几个适用问题
由于立法中存在矛盾，因此，实践中存在着名为无过失责任，但实质上却按过失责任来操作；或部分按无过失责任，部分按过失责任来操作的情况。导致在法律适用中矛盾丛生，逻辑混乱，无法实现无过失责任的法律目的。本文在此将讨论几个适用性问题。
（一）无过失责任构成要件
关于无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两要件说和三要件说，前者要求只要有损害事实以及加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后者还要求多一个行为违法的要件。笔者赞成两要件说，因为，过失这一要件往往和行为的违法性相联系。按“客观过失说”的主张，过失就是对义务的违反，违反义务包含了违反法律，在没有过失的情况下，往往也意味着行为不违法。在工业社会，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到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约束。违反了强制性标准就是违法，符合标准的行为就不违法。但是没有违反标准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很常见，特别是在环境污染方面。所以，不违法的行为同样会产生损害后果。为了及时救助受害人，不必过多地纠缠于违法的确认方面，两要件说更公平合理。
我国《民法通则》将“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不少学者也对此加以肯认。这不仅与国外有关通说和立法所持的污染源遵守公法标准和要求并不免除其民事责任的立场或规定相反，而且与环境基本法及各单行法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不利于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的保护。为此，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删除《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前提和要件。
（二）无过失责任的承担
在无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之下，民事责任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是责任的承担问题，即由谁来承担责任，而不是为什么应由谁来承担责任。由于环境侵权有着许多与传统民事侵权不同的地方，如环境侵权具有反复性和连续性，环境侵权具有间接性累积性、潜在性和复合性。环境侵权的这些特殊性使得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在因果关系上要较传统民事侵权复杂得多。这就为判断和认定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适用传统民事诉讼中的直接因果关系设置了法理障碍。
因此，在现代环境侵权诉讼中，各国一般倾向于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这一点上有突破性发展的当首推日本，日本著名的四大公害案件的审判便运用了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此外，日本还在1970年颁布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公害犯罪处罚法》中明文规定了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如果排污单位由其排污行为排放了足以导致人体健康损害和其他物质损害，而且在所排污范围内发生这种危害和损害，如无相反证据予以排除，则推定这种危害系由排污单位所致。”该原则的运用，更有利于加强对环境受害人的保护力度。而在我国，最高法院颁布的证据规则确定的“因果关系推定”尚不足以确立其地位。
（三）无过失责任适用的例外
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在适用无过失责任同时，还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即对无过失责任的限制和免除，具体表现为：
首先，无过失责任的限制条件。一些采用无过失责任的国家，在实行该项原则时，规定了某些限制条件，但各国的规定不一样。例如，原民主德国《民法典》在规定污染损害赔偿实行无过失责任的同时，还规定，只有在超出正常水平或超过法定标准排放污染物，或没有采取技术上、经济上允许的消除措施而造成损害时，受害人才享有赔偿的请求权；再如日本国的法律在公害的损害赔偿方面，只对因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造成的损害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且只限于生命健康的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我国环境保护法对无过失责任原则尚未明确规定限制条件。
其次，无过失责任的免责条件。免责条件是指因环境污染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时，因具备法律规定的可以免除责任的条件而不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从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无过失责任的免责条件主要有：战争行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因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造成损害的；由于第三者或者受害人的过失所引起的情况等。我国环境保护法所规定的免责条件主要有：（1）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他人损害的。《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二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七条及其他有关法律都规定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件。（2）战争行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战争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赔偿责任。（3）受害人自身的责任引起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4）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引起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三条、《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一条都明确规定，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所引起的污染损失应当由第三者承担责任。
参考书目：
[1]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杨立新：《侵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5]汪劲、田秦等《绿色正义-环境的法律保护》，广州出版社2000版。
[6]王明远：《德国‘环境责任法’的基本内容和特色介评》重庆环境科学，2000，4。
[7]高家伟：《欧洲环境法》，北京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4
关键词：法律解释；违法性要件；环境侵权
一、“构成要件思维”与法律解释的跟进
在成文法国家，法律规范是指通过法律条文表现出来的、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某种法律权利和义务，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结构的特殊行为规范［1］，法律规范依赖于法律条文的表述，法律条文表述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一些规定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作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便可实现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一定法律效果发生的前提条件，常被人们称之为法律构成要件（简称构成要件），譬如一般民事侵权的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法律效果”一般应具备这样的四个前提条件：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后果、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加害人的主观过错［2］80。这四个前提条件我们将其称为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律构成要件或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这些构成要件其实就来自于人们对相应的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的归结。
基于对发生某一特定法律效果的追求，人们逐渐习惯甚至依赖于从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中去归结相应的法律构成要件，并不断使之类型化、模式化与常态化。一旦生活中出现某种类型的案件，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要通过这种类型化、模式化的法律构成要件去分析思考案件，看是否能达致该种特定的法律效果。这种从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中归结法律构成要件，再把法律构成要件用于分析解决某类案件的思维方式笔者就将其称之为“构成要件思维”，譬如前文分析的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就源自于人们对相应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的归结，之后但凡涉及此类一般民事侵权的案件，人们便直接运用这一构成要件加以模式化思考，看是否能达致追究加害人民事责任的法律效果，进而轻松地解决案件。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往往种类繁多、形式分散且内容庞杂，当我们在分析、思考某一法律案件的时候，相关与不相关的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可能一起呈现。只有经过审慎辨别，我们才能确认哪些与本案相关，哪些无关，从而剔除无关的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仅针对相关的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进行归纳、分析、判断与推理。这样的经验过程不断重复后，人们便可类型化地提炼出一些思维模式，然后直接依赖这个模式，单刀直入寻找模式所规定的要件。“构成要件思维”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化思维。
“构成要件思维”成了一种法律人的职业思维、固定思维与模型思维。于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由于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囿于自成体系的表述方式，有时并不能直接、对应、清晰地表述某些或某一法律构成要件，或者说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往往会很模糊或有歧义，某些或某一法律构成要件并非就能一目了然，于是“构成要件思维”就可能受阻，由此基于构成要件的法律解释便日渐兴盛。
一部新法的出台往往能引起人们“构成要件思维”的兴奋，刺激人们对相应法律构成要件的归结兴趣，一旦出现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的模糊或歧义问题，基于构成要件的法律解释也就相随而来，诸如解释某类责任的法律构成要件究竟有几个？是哪几个？哪一些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分别体现了这些法律构成要件？每一法律构成要件又该如何理解？如此，法律实施起来便有可能变得更加顺利。
基于“构成要件”的法律解释方法能够良好适应人们的“构成要件思维”。实际上，一些学理解释往往就是走的基于“构成要件”的法律解释路子。笔者也希望这种基于“构成要件”的法律解释能被大量推广应用到正式的法律解释中，让正式的法律解释尽量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围绕各“构成要件”来展开，进而解决诸如文中所重点论述的“行为违法性要件”需要还是不需要的论争。
二、环境侵权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的立法冲突与行政解释的回应
前文已经提到，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由于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加害人的主观过错排除在其构成要件之外。因此，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三个：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2］80。环境侵权行为是一种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新型侵权行为，具有与传统侵权行为迥异之性质，一些学者提出了“行为违法性要件不要说”［2］80,84-87，当然也有学者针锋相对提出了“行为违法性要件说”［2］83-84。所以，“行为违法性要件”的要还是不要［3］也就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4］。
从现行立法看，中国《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立法的确存在一些冲突。中国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24条有如下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一看便知，本条省略了主语“污染者”（《侵权责任法》第65条所称），所规定的“污染者”必须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为“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详言之，“污染者”须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2）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由于“污染者”实施的是“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往往也就被称之为环境侵权行为，再加之本条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为“民事责任”，所以本条所称的法律责任也就被称之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根据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来分析，恐怕“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否就是“违法”需要解释。而1989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本条同样省略了主语“污染者”，所规定的“污染者”必须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行为。详言之，“污染者”须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只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即“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由于“污染者”实施的是“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行为，往往也就被称之为环境侵权行为，再加之本条规定的责任形式为“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属于典型的民事责任形式，所以本条所称的法律责任也可被称之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根据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来分析，本条对行为是否应具有违法性未曾涉及。此外，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也对此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2］81。
笔者认为，基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否就是“违法”尚待解释，我们不能就此得出《民法通则》第124条就符合“行为违法性要件说”；基于《环境保护法》以及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对行为是否应具有违法性未曾涉及，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其符合“行为违法性要件不要说”［5］，只能说“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依然是个未解的问题。
为此，1991年湖北省环保局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处理东湖水污染案件的过程中，就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问题致函原国家环保局，原国家环保局以《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的形式对此作出行政解释。对于环境侵权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的问题，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认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
换言之，该行政解释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两个：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与受害人遭受损失，至于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与受害人遭受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所不问。依据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以及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可知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与受害人遭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还是必需的，只不过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罢了。
至于“行为违法性要件”的要还是不要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符合“行为违法性要件不要说”［2］87-90。但笔者认为，尽管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未将“行为违法性要件”列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但不能籍此认为其符合“行为违法性要件不要说”，因为《环境保护法》与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也未将“行为违法性要件”列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如果单凭这一点就可得出行政解释符合“行为违法性要件不要说”结论的话，《环境保护法》与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均应符合“行为违法性要件不要说”，那么行政解释出台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
三、《侵权责任法》对“行为违法性要件”行政解释的依循
《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条补全了主语“污染者”，所规定的“污染者”必须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为“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行为。详言之，“污染者”须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只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即“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由于“污染者”实施的是“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行为，再加之本条明确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所以本条所称的法律责任当为名副其实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根据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来分析，本条对行为是否应具有违法性也未曾涉及。
《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与《环境保护法》、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以及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在表述上是一致的，即不涉及环境侵权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的问题。另外，由于《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按照“构成要件思维”我们不难发现，与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相比，《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个：“污染者”污染环境造成损害、受害人遭受损害以及“污染者”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问题的未曾涉及而直接得出环境侵权责任根本就不要“行为违法性要件”的结论呢？笔者认为，单就《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的现有法律规定来看，《环境保护法》与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以及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的相关规定较之也并不逊色，凭什么在《环境保护法》与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以及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下不能得出“行为违法性要件”不要的结论，而在相关内容几无差别的《侵权责任法》下就可以得出“行为违法性要件”不要的结论呢？事实上，《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的问题确实并未有所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侵权责任法》使用了“损害”一词而非《环境保护法》、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以及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中常用的“危害”。基于环境侵权后果的严重性、潜伏性和渐进性特点，环境侵权的成立并非一定要造成损害结果，如有造成损害结果的危险，行为人也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2］58-59。可见，《侵权责任法》第65条并非就比《环境保护法》与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以及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的相关规定更完善。
基于《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的问题的无涉以及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三个构成要件的依循，我们还是只能说“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依然是个未解的问题。
四、解释“行政解释”与环境侵权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的昭彰
难道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的问题真的就无解吗？非也。我们不妨再仔细研读一下原国家环保局的《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的全文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其他有关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36条还明确规定，缴纳排污费、超标排污费的单位或者个人，并不免除其赔偿损失的责任。
为此，笔者拟运用基于“构成要件”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加以解释，以期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
（1）原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解释路子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构成要件”的法律解释；该行政解释意在确定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责任，按照“构成要件思维”方式，原国家环保局也试图从现有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中去归结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并尝试着归结并明示了两个构成要件：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与受害人遭受损失，实际上因果关系要件也应隐含其中，即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因”导致了受害人遭受损失的“果”。
（2）行政解释也有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要还是不要问题的分析；行政解释并未将“行为违法性要件”列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且还指明“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按理说，行政解释归结并明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就已经解释清楚了，为何还要不厌其烦论述这些内容呢？我们知道，《民法通则》第124条有“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表述，其中“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所指应该为“国家运用权力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言下之意此处所指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应该是公法，而并非私法。该行政解释意在适用《环境保护法》而非《民法通则》，所以对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不再有违反公法性质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要求，至于是何原因，行政解释仅仅提到具有公法性质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之一种，即“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因此，所谓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的不要，指的就是不需要违反具有公法性质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3）所谓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的不要，并非指环境侵权行为就是一种绝对的合法行为，而是指这是一种“合公法”的行为。事实上，环境侵权行为不仅可能违反了前述《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与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还可能违反了即将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怎么可能是绝对的合法行为？如果是合法行为，“污染者”又怎么可能因此承担赔偿责任呢？
（4）结论：加害人符合公法规定的行为，仍有可能承担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就在于该行为仅满足了公法的强制性约束而并未满足私法有关人身财产方面的义务性规定，且二者的功能与效果各异，不能相互取代。对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行为违法性要件”的要还是不要的问题的回答应当是：法律构成要件要的是“行为违反私法要件”，不要的是“行为违反公法要件”，即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应以行为违反私法为要件，不应以违反公法为要件。
参考文献：
［1］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7．
［2］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3］陈程,李爱年.论环境侵权责任不以“行为违法性”为要件［J］.行政与法,2008(4):113-115．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5
内容提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宜修改为污染大气罪、污染内水罪等几个罪名；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有其更为充分的理由；适应环境污染具有的特殊性，应当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引进严格责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应提高为10年有期徒刑，无限额罚金制应改为限额罚金制，并且还应增设教育性、民事性与行政性等非刑罚措施。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问题
在刑法学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一种罪名说，认为完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保留该罪混合规定的形式，将该罪“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废物”扩大到包括生活垃圾在内的所有废物和其他污染源[1]。（2）两种罪名说，认为应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拆分为非法处置污染物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3）三种罪名说，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从被危害的环境要素看，可称为污染环境罪，其具体分为污染土地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三种[3]。（4）四种罪名说，认为刑法应规定污染大气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施放噪声危害人体健康罪等[4]。（5）六种罪名说，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立法过于抽象，没有涵盖所有严重污染环境的危害行为，如对于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就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因此，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应尽可能的细化，做一些适当的分解并补充，形成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噪声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等具体罪名[5]。www.133229.com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显然不妥。主要理由是：（1）对象差异很大，不宜规定成一个罪。从污染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看，大气、水体、土地属于不同的领域，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也大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污染水体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污染土地的社会危害性，而污染大气的行为则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污染土地的社会危害性，对于危害性不同的犯罪行为，应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否则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2）实施方式或中介物质不同，行为特征也不同。污染大气可以通过烟道管道等设备或爆炸等方式完成，其危害结果可以发生在一国境内，也可以发生在境外一国或多国；污染水体可以通过管道、容器、运载工具等为中介，以排放、倾倒、处置等方式来完成，其危害结果往往限于一国境内或另外一国境内，而发生在境外多国的情况较为少见；污染土地主要通过运载工具或人力倾倒、处置等方式来完成，其危害结果仅限于一国境内，行为涉及范围相对有限，危害作用的区域更是有限，但治理或恢复相对较难[6]。总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罪名，包括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三个方面的犯罪行为。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属于三类行为性质不同的污染环境行为，对于性质不同、危害程度也不同的犯罪行为不宜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款中。
后面四种观点比较一种罪名说，都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但究竟哪一种更具有可取性，尚需进一步探讨。两种罪名说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拆分为非法处置污染物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事实上是增加了主观上的故意与客观上的行为方式，而在犯罪对象方面并未作罪名的划分变动。三种罪名说仅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现有的三种对象划分为三种罪名，而四种罪名说与六种罪名说除对现有的三种对象划分为罪名外，又分别将所扩展的内水、海洋、噪声、电磁辐射等污染对象划分为具体罪名。应当说，四种罪名说与六种罪名说比较三种罪名说更具有完整性与可取价值。因为目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对象仅限于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而对于危险废物以外的普通废物如生活垃圾，行为人违反规定大量堆放，长期积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就无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不利于环境保护。应关注危险废物的范畴，将其他不是危险废物的污染源也应适当涵盖，以弥补立法疏漏[7]。
有学者认为，应当增设故意造成或破坏环境资源方面的有关罪名，例如故意污染环境构成的犯罪，如污染水资源罪、污染土地资源罪[8]。还有学者认为，需增加破坏草原罪、破坏土地资源罪、噪声污染罪、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罪[9]。笔者认为，在刑法修改完善中增设这些故意造成或破坏环境资源方面的罪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具有较大可行性的，只是本篇限于探讨属于过失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不能进一步详加展开论述。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能否改为危险犯问题
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环境或人身及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即可构成的犯罪既遂状态[10]。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而非危险犯。因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这无疑应当属于结果犯[11]。我国刑法中过失犯罪都是以发生某种严重后果为前提的。那么也就可以推导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立法者的原意就是突出此种犯罪破坏环境资源之本质特征和强调其过失犯罪的特征[12]。有学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原因在于：（1）从我国修改后的刑法规定看，许多罪的犯罪构成并不要求有危害结果，而只要行为会发生某种“危险”或“足以造成人体健康”损害，即可能的危害结果[13]。（2）目前这种只惩罚结果犯而不惩罚危险犯的刑事立法，必将放纵许多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且理应受到刑事制裁的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刑法在预防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14]。在今后立法中或去掉以上的导致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后果，直接规定或加上规定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就可处刑罚[15]。
但是，有不少学者反对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其主要理由是：（1）在当前我国刑罚设置总体偏重的情况下，还要将某些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继续扩大刑罚手段的适用范围，其出发点固然情有可原，但是提出的建议却是从感情出发，缺乏对现实的理性分析，并且极可能欲速则不达，造成负面影响[16]。（2）人们往往难以想象某种危险状态，并且环境犯罪一般危害面广、持续时间长、危害结果难以在短时间内出现，危害状态与严重的实害结果之间中间链条过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责任归罪问题难以确定，因此如果硬要在环境犯罪中规定危险犯，容易导致客观归罪以及司法权的滥用[17]。（3）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责任范围的客观尺度，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由于行为人没有犯罪故意，所以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规定过失危险犯没有多少意义[18]。
笔者认为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有其更为充分的理由：
（1）设立危险犯可以把环境犯罪制止在萌芽之时，使环境得到及时保护；有利于发挥刑法的预防、指引、威胁、惩罚作用；危险犯的规定既可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19]。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其行为，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及潜在的危险。如果放任不管，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20]。如果刑事立法只注意惩罚那些造成灾害结果的环境犯罪，忽略对环境造成严重危险状态行为的处罚，那不仅是对行为主体的放纵，而且也极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因为等到行为对环境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时再去处罚，恐怕一切都为时已晚，将危险犯引入刑法领域是极其必要的[21]。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优于行为犯。学界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规定为行为犯还是危险犯存在异议。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应当定为行为犯。行为犯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的行为，不管是否造成了现实的危害后果，也不管是否使侵害对象处于某种危险之中，即可构成犯罪的情形。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目前只有行为犯和结果犯还没有危险犯的规定。所以将此罪定为行为犯是最合适的，既有利于保护环境，又有利于保证整个刑罚体系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至于犯罪行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危险状态，都属于从重处罚情节[22]。另有学者认为，对于行为犯，只要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无需其他任何结果即构成犯罪，而危险犯则不仅要求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而且要求这种危害行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应该说危险犯要求的危害性程度比行为犯更高。在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中增加环境危险犯的规定，既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23]。笔者认为，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为危险犯比较规定为行为犯而言，更有利于惩处那些对环境造成严重危险状态的犯罪行为人。
（3）西方各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普遍认同环境危险犯的设定，并付诸立法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处罚危险犯的环境刑事立法例[24]。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08条规定：“释放、扔弃、散发毒物或者其他有碍健康之物，或者使其流出，污染大气、土壤、水流或者其他公共水域，导致公众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的，处5年以下惩役。”应当说，此种立法代表了经济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处罚污染环境犯罪的倾向，即将危险犯视为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重点，对其规定相应的刑罚，并将造成了实际损害的实害犯视为结果犯，规定相对严厉的刑罚。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结果犯，其所反映的刑法保护圈相对较小。这正是我国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追究甚少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得不到追究，从而造成环境保护步履维艰的一个原因。因此，有必要借鉴经济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危险犯条款[25]。
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能否改为“严格责任”问题
严格责任的基本含义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或造成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种结果，即使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严格责任作为英美刑法的一种归责方式，是与近代高度危险工业的发展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后果的不断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6]。“实行严格责任的理由之一就是，在违反管理法规的犯罪中，大多数对公众有很大危害性，而且要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若把犯罪意图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往往会使被告逃脱惩罚，使法律形同虚设”[27]。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要件能否修改为“严格责任”问题，主要有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1）肯定说，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在主观方面宜采用过错（即包括故意和过失）刑事责任的原则，并辅助于严格刑事责任为特例。即行为人无论是故意或过失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有重大污染环境行为的，构成本罪：如果污染行为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即使行为人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的，也构成本罪，除非依法可以免责的除外，如战争、自然灾害等引起的[28]。（2）否定说，认为采用严格责任违背了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一般认为，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时，不仅要证明行为人有犯罪行为，而且要证明这种犯罪行为是在其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支配下进行的，而严格责任的出现，使得司法机关无须证明行为人过错或罪过，这不符合犯罪构成理论主观方面的要件和要求[29]。同时，客观上必须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造成一定的损害，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无过错责任与刑法这一基本理论不相符合，适用无过错原则势必会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损害刑罚的效果[30]。
笔者认为，环境污染具有专业性、技术性、长期性、隐蔽性、后果严重性和难恢复性的特点，如果无视这种特殊性，仍然按照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势必造成一部分重大环境污染者逃脱刑责。为应对这种特殊性，应当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引进严格责任[31]。其主要理由是：
（1）能够为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提供便捷性条件[32]。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既有利于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又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诉累[33]。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件中，通常控诉机关无法完全掌握排污者相关的资料信息，且污染环境犯罪的专业性、多变性和隐蔽性强，又加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行为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对周边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良影响，可能并不马上显现出来，当危害结果显现之际，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多时，如果要控诉方查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并举证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是十分困难的[34]。如果坚持传统的刑法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公诉一方提出被告一方有罪的排他性证据的要求，或提出有关污染者有无过错的证据，把犯罪意图的设定和证明与一般犯罪一样不加区别对待，已无法应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特殊性，势必因发现、获取和收集证据的困难而导致有相当数量的重大污染环境者逃脱刑事追究，得不到刑罚的制裁，使法律形同虚设，从而必然使受害人陷入不利的境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的行为更为肆无忌惮，环境状况更为严峻和恶劣，造成更大的损害[35]。相反，如果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严格责任原则，即通过诉讼程序上举证责任的倒置来减轻犯罪指控的难度，直接根据污染事实推定污染企业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是有主观过错的，但同时允许污染企业反证自己主观没有过错，从而使自己免予承担刑事责任，这样不仅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也可以避免放纵犯罪[36]。
（2）能够解决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问题的纷争。多年以来，刑法学界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罪过形式，一直存有不一致看法，其主要观点有：第一，本罪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规定的行为，仍然实施，过失不构成本罪[37]；第二，本罪主要是出于故意，但也不排除过失[38]；第三，本罪既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过失。在一般情况或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过失，在个别情况或少数情况下也可表现为故意，通常是间接故意[39]；第四，本罪多出于过失，但也有可能出于间接故意[40]；第五，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41]。对此，如果将此罪的主观要件代之于“严格责任”，则不但消除了诸多纷争，同时也能够为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提供便捷性条件。按照传统的构成要件模式，如果仅以主观上的过失甚至是故意为依据来追究行为人的严重环境污染行为，也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不利于增强排污者积极防治的责任感和环保意识，而若采取“严格责任”来处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则有望改变这一状况。
（3）严格责任并非是一种客观归罪。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典型的客观归罪，与我国刑法坚持的罪过原则，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相悖[42]。笔者认为，此种认识观点有所误解。因为事实上，被告人仍有辩护的机会。推定过失责任乃是严格责任的本质。这种惩罚有过错的行为并承认抗辩理由的严格责任，并非“不需有犯意只需有行为就可以定罪”的客观归罪。严格责任并没有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43]。采纳严格责任并不是将严格责任作为一个归罪原则，独立于主客观归罪原则之外，而是指在主客观归罪原则的前提下，将严格责任作为一种贯彻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公私财产和公民生命健康的制度。对环境犯罪实行严格责任，目的是为了克服难以证实环境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这种弊端，其仍应从属于主客观归罪原则[44]。
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罚修改问题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笔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罚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太低；二是罚金无限额不利于操作；三是缺少非刑罚措施。因此，应当从这三方面入手来修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罚规定：
（1）最高法定刑宜提高为十年有期徒刑。由于1997年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注重的是经济利益、经济价值，忽略了生态效益，没有意识到环境犯罪侵害的直接对象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仅是环境危害的间接后果，各种生态危害才是环境犯罪的直接而且比具体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处罚力度不够[45]。建议加重对于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对刑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一起环境污染事故对老百姓的生活往往造成巨大的影响，要加大对污染环境责任人的处罚，要用严厉的刑罚让他不敢污染[46]。应当认为，在现有七年有期徒刑的基础上适度提高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是完全必要的，但究竟确定为多重的刑罚却值得探讨。对此，有学者认为，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刑罚应当统一起来，应采用同类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法定刑比较合适，把最高刑期定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十五年有期徒刑）[47]。即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48]。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具有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环境污染犯罪，尤其是重大水污染犯罪和重大的大气污染犯罪，可以考虑规定无期徒刑的刑罚，以增强刑罚对污染环境犯罪的震慑力[49]。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具有可取性。因为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十五年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这对属于过失犯罪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言，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提高为无期徒刑的观点，在我国现有过失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中尚未有规定。依笔者所见，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最高法定刑由现在的七年有期徒刑提高为十年有期徒刑，才是比较适宜的。
（2）无限额罚金制改为限额罚金制。必须把罚金的数额定得较高，使罚金和罚款之间有一定距离，即总体上罚金应确定为远高于罚款的水平，否则不能产生足够的惩罚和威慑效果[50]。目前罚金刑体系中的无限额罚金制给了审判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常常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及因破坏环境而获得的利益相比非常小。例如，2003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环境犯罪的量刑，对两名主犯分别并处7万元和1万元的罚金，而他们对环境的破坏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90多万元。因此对环境犯罪的罚金刑应采用倍比罚金制或限额罚金制，明确规定犯罪人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并加大惩罚力度，使犯罪人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从而降低环境犯罪的可能性[51]。
（3）增设非刑罚措施。非刑罚措施如责令补救、限期治理等并不在于对过去行为的惩罚，而在于消除对环境的现实危险以及犯罪后果的持续危害作用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因而是一种积极的事前预防。重视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不仅可以消除犯罪后果的持续危害作用，而且可以节约刑事制裁的成本，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刑法发展中的非刑罚化和轻缓化的重要体现[52]。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并没有在环境犯罪中适用非刑罚措施的具体规定，但依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在“法律责任”章节规定的大量行政的、民事的非刑罚措施，仍然可以对环境犯罪适用非刑罚措施[53]。笔者认为，尽管可以适用，但在刑法规定中却缺乏适用非刑罚措施的具体根据。因此，为了避免以罚代刑，以罚代治，并收标本兼治之效，借鉴外国立法、司法中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惩治破坏环境犯罪的实际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应当建立针对破坏环境犯罪适用的非刑罚措施，大致包括三类五种：一是教育性非刑罚措施，即公开悔过[54]；二是民事性非刑罚措施，即责令补救或恢复环境。即针对某些适宜犯罪人采取的力所能及的措施就能补救或恢复环境的案件，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其补救或恢复。三是行政性非刑罚措施，即限期治理。责令限期治理，即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犯罪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治理。因其追究的是最严厉的刑事责任，与作为《环境法》基本法律制度之一的限期治理可以说并行不悖且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所以实效更好[5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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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6
虽然我国先后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希望通过立法、司法活动来强化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遏制，但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以至于各项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得到法律制裁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却很少。无论是从人类发展还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环境污染刑事立法都应该尽快完善，执行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推进环境保护。
一、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现状
环境进入立法内容是在1979年的《刑法》，其中第一次涉及到了环境犯罪相关的规定。由于环境犯罪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概念，因此1979年的《刑法》并未起到规范环境犯罪的作用。直到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再次确定了修改《刑法》的决定，在新《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增加七条和修改两项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修改《刑法》，此次修改主要针对环境犯罪中的一条，即为了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我国《刑法》中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
(一)环境犯罪归罪原则不合理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环境犯罪规则采用过错责任归罪原则，而国际上采用的犯罪归罪原则是危险恐惧感原则，即如果环境法律关系人在利用、开发或使用环境时未能消除危险恐惧感，就应该承担罪责。相较于国际通用的环境犯罪归罪原则，我国所采用的过错责任归罪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环境犯罪作为一项特殊的罪行，犯罪客体不具备人为思考能力，一但环境遭到破坏将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无法对环境犯罪进行归罪，这也是我国环境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的根本原因。
国内的相关法律学者对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归罪原则进行调整，有学者主张将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犯罪归罪原则，但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准确地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环境犯罪的标准，遭到一部分人反对。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
(二)罪名结构不完善
从《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得知，我国环境犯罪罪名有九
种，虽然涵盖所有环境破坏行为，但是这些罪名仍然比较模糊，主要集中在两点：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划分;量的界定。环保部在2011年5月31日《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将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省、市环境保护部门开展试点工作，并列明了阶段目标：2011-2012年为探索试点阶段。2013-2015年为重点突破阶段。2016-2020年为全面推进阶段。但是对照该《若干意见》，完成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要到2016年以后，这意味着，环境污染罪的犯罪结果仍将处于无法确定状态。
例如，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罪名的界定来看，《刑法》缺少对量的界定。对什么情况下算重大污染事故，是否造成小的污染事故就不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均没有明确界定，将会对已经出现的犯罪行为增加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法律失去公平效益。
三、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一)转换立法角度
法是根据人的中心价值来判断的，简单来说就是用法律来保护人的基本利益不受侵害。但是环境犯罪脱离了人与人的行为界定，无法依据环境本身来界定犯罪的行为，由于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人类利益造成的破坏是间接的，环境犯罪无法在短期内对环境造成影响，但在长期会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目前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立法是以人类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而事实上环境犯罪的对象是环境或者说是自然界本身，结合我国其他立法行为，环境犯罪立法需要转化立法角度，从环境破坏本身制定相关规定。
转换立法角度首先需要我国立法和司法工作人员在立法意识上进行转变，当人们意识到环境犯罪立法的根本在于保护环境，规范人类行为，阻止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后，立法的角度就会出现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容和本质的改变。
(二)统一罪名认定标准
从目前来看，统一罪名认定标准要从《刑法》中环境污染犯罪的入手，细化环境犯罪认定，将任意一种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作为单独的一项制定。例如水污染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属于犯罪行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属于犯罪行为。由此分析，水污染犯罪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细化，独立成为一项专门立法内容。不仅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破坏深林植被等都可以独立立法。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应该独立出来，单独立法，将每一种可能存在的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按照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判定。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立法进程，环境犯罪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对于国内的情况，国外很多国家立法已经非常完善，因此，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可以对其经验予以借鉴。
(三)弱化行政从属性
按照我国的立法程序，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也就是常说的典型的法定犯。从环境犯罪罪名实施以来，存在环境犯罪缺少判断依据、环境犯罪难以取证的问题，应该考虑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因为从立法罪状设计上，环境犯罪罪状设计多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也就是认定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行政法规的介入。因此，很多学者将环境犯罪视为行政犯并具有行政从属性，但是这一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将环境犯罪具有的行政前置评价特征理解为环境犯罪对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从属性，后果在于，不仅从理论上降低了环境刑法学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使环境刑法学沦为环境行政法规的附庸，而且极大压缩了环境刑法学的适用空间，使得很多本已构成环境犯罪的案件被作为环境行政案件处理，在事实上导致环境刑法被架空。尤其是当行为人按照行政法规的要求或者经行政机关许可后实施某种行为，但却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发生了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结果，就会出现案件定性的困难：如果仅仅认定为环境违法或者意外事件，无疑有轻纵犯罪的嫌疑;但在行为人没有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又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相应的环境犯罪。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有效做法只能是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7
关键词：污染环境；主客观形态；归责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环境污染问题也越加严重。革开放以后，国家各方面迅速发展，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导致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环境问题反过来对人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97《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保护环境、完善刑事立法、惩治相应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罪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诸多争议，例如，主观上应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主体到底应该是单位还是个人等。历时十几载的研讨，《修八》将此罪名改为污染环境罪，且将法条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入罪门槛，有利于保护环境，但其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污染环境罪法条简析
《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处……”对于“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等量化字句，两高司法解释有了说明和列举，但这些解释仅仅是停留在浅层次面：
第一，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的“土地、水体、大气”删除。这一修订说明立法者有扩大该罪名适用范围的意向，污染环境已不局限于向土地、水体和大气中排放、倾倒易致环境污染的物质。这样的规定扩大了环境保护的范围，更具有科学性，有利于更好地遏制污染环境的行为。
第二，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保护的法益侧重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即以保护公私财产和人身为要点，对该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便成立该罪。而污染环境罪要求的是“严重污染环境”，未提及公私财产与人身概念，其实立法者在此已经将该罪的法益转变成了环境本身。说到底，“自然本位主义从根本上来看，也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类利益”，①这存在合理之处。
该法条的修改具有进步性，对于保护当今社会急速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仍然存在问题。例如，修订以前该法条是典型的结果犯，改过的污染环境罪中虽然定义为“严重污染环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结果犯的“阴影”，仍然要求造成重大损失、污染严重才给予归罪处罚。
二、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形态
过失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通说，“行为人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②很多学者均采用这一观点。对于污染环境罪，同样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故意特别是间接故意。行为人对于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行为是否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是有所认识的，但对于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是不希望的，因为结果严重、危害了社会很可能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通常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另一观点则认为是过失，认为污染环境罪在罪名的结构上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无本质区别，只是在用词上有一定区别，所以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特征应该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同，也为过失。③有人认为应视情况而定，修订后将“事故”一词去掉，该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在理论界的研究中，污染环境罪作为类罪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以上类似不同观点，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付立忠教授则认为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那么，作为具体的个罪，有如上观念的争议也理在其中。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一，从认识因素来说，赞成故意罪过观点的学者主要指的是间接故意，所以我们需要区分间接故意和过失的界线。不难想到，如果说既然明知可能发生结果还放任其发生，那么就是一种故意的心态，但是，没有人是愿意犯罪的，行为人向环境倾倒、排放污染物质时是有预见危害结果的义务或可能的，但是他更可能多的是侥幸地相信可以避免，而且，“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④“修八”之所以将原条文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颇有不要求结果一定要发生才处以刑法之嫌。第二，从意志因素来说，行为人污染环境通常是建立在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基础上的，获取利益也成了最主要的原因。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客观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有可能是建立在明知或者故意的基础上，但是对于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必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适用故意，即便是间接故意，在现有的刑法框架下，大可按照相应法条规定的罪名给予定罪惩处，而不再是污染环境罪。所以笔者认为采用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更为适宜。
三、污染环境罪的归责理论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长久而宽泛的研究，但是当前污染环境罪的归责上任然有分歧。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发展现状，仅以过错为依据已经不足以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相反观点则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刑事责任扩大化的趋势，不利于司法人员在审理危害环境罪案件时准确划分罪与非罪”。笔者认为，在污染环境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至少存在以下弊端：
1.我国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而严格责任更多的是一种考虑结果而不过问行为人主观态度的归责原则，这显然与当前的刑法体系是相背离的。2.刑法具有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功效，要达此作用，其必然要具有人权保障性、社会道德性等内涵，如果采用严格责任，是否太过于严苛，阻碍了刑法功能的发挥。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行为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犯多大的罪承担多大的责任、承担相应的刑罚。之前，我们提及环境污染危害的滞后性，所以危害很可能是长期或者多个行为累积的结果，短期内未得以凸显。所以，在污染环境犯罪中采用严格责任很可能导致罪责不相匹配的状况，这显然是与刑法的原则相背离的。
总之，当前中国现代城镇工业、科技、经济、化工等都处于高速发展期，污染环境的现象日趋严重，其从城市到农村的蔓延加剧，跨区域污染的情况不在少数，不管是从立法、行政监督、还是企事业发展理念上都应该引起重视，切勿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否则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着实在所经历过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得到了很多血与泪的深刻教训。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了人类自身能生活在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中，我们必然要对环境污染方面的犯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切勿重蹈“自毁前程”的覆辙。（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2013J067）
注解：
①何宏福：《污染环境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第6页。
②付卓：《污染环境罪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年。
③同②。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8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1.D2.C3.D4.C5.D
6.C7.B8.B9.a10.B
11.B12.C13.a14.C15.D
16.B17.D18.C19.B20.C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8小题，每小题2分，共16分。
21.aBCDe22.aBC23.aCD24.BCDe25.BCe
26.aBCe27.aCD28.aBC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29.排污费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2分）
排污费主要用于下列项目的拨款补助或者贷款贴息：
(1)重点污染源防治；
(2)区域性污染防治；
(3)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示范和成用；
(4)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项目。（4分，答对三项即可）
30.(1)企业开发利用环境的一般权利与义务：
①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和义务。（1分）
②利用环境容量排污的权利和义务。（1分）
(2)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
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是指实施开发利用环境行为的企业作为一类社会群体对社会以及其他公众承担的除强制性法律规范外的环境保护义务。（1分）
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表现：
①通过环境质量体系认证或获得绿色标签认定。（1分）
②推行清洁生产。（1分）
③主动对外宣示企业环境保护守则。（1分）
31.（1）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采取措施，防止水源枯竭和水体污染，保证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3分）
（2）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违反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3分）
32.(1)跨界环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3分）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有过错才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无过错就不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只要存在跨界环境损害，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根据加害方是否存在免责事由，又可以分为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严格责任下，加害方可以以不可抗力、第3方故意、受害方过错等作为免责事由。在绝对责任下，加害方不能诉诸任何免责事由，绝对责任目前仅适用于高度危险行为或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
(2)跨界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二个方面：一是人身伤亡；二是财产损失，通常仅对直接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三是预防措施、应急措施和恢复措施的费用与支出。（3分）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1小题，共15分。
33.《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规定了预防和预警、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后期处置以及责任追究等五项机制。
(1)预防和预警机制要求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开展对国内（外）有关环境、自然灾害等预警信息或者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折、风险评估工作。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级。当有关信息证明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可能性增大时，应当按照相关应急预案执行。（5分）
(2)应急响应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①按照属地为主的原则实行分级响应。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特别重大（i级响应)、重大(Ⅱ级响应)、较大(Ⅲ级响应)、一般(Ⅳ级响应)四级。(2分)
②实行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制度。
a.初报实行1小时报告制，即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1小时内上报事件的初步情况。（1分）
b.续报是在査清有关情况后随时上报，主要报告就事件等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情况。（1分）
c.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部级联席会议可以根据需要成立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1分）
③应急保障机制确立了资金保障、装备保障、通信保障、人力资源保障、技术保障等应急保障的内容，并对宣传、培训与演练以及应急能力评价等做出了规定。（1分）
(3)后期处置机制要求地方政府在做好受灾人员安置工作后，组织专家对受灾范围进行科学评估，提出补偿和对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建议。此外，还要求建立突发环境事件社会保险机制。（2分）
(4)责任追究机制规定，对各种违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的行为，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追究法律责任。（2分）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2小题，共25分。
34.(1)木案中F公司的行为违法。F公司保安以必须经过公司负责人同意为由，阻碍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进厂检查，构成拒绝执法人员检査，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受到处罚。(5分）
(2)根据《环境保*》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现场检査制度是环境保护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本案中，市环保局依法履行法定的执法检査职责，具有强制性。同时，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也应该保守检査中知悉的被检査对象的商业秘密。F公司作为被调査对象具有协助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现场检查的义务，应当诚恳接受、配合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不能拒绝或以公司内部管理规定为由对抗。（5分）
35.(1)杨某应该承担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责任。因为杨某作为车主在交通事故中负有全部责任，对于Y村1组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具有过错，其过错行为与Y村1组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杨某应当承担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责任。因杨某已在事故中死亡，应由其遗产继承人在继承的杨某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5分）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9
民法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私人利益为价值追求,契约自由这一原则可以保证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分自己的利益,并以此排除国家干预,但是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如环境资源、公共财产时,若再遵循所谓的契约自由就太照本宣科了。譬如我们以土地资源所有权为标的设定合同就显得太荒谬,意思自治的空间需要一定的限定。人们若都以契约自由为由,认为取得权利、负担义务均取决于个人自由意志,那么,大多只会考虑到眼前的小利益,肆意挥霍地球有限的资源,纵情破坏我们的生存家园,导致环境问题的恶化。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也给了鼠目寸光的大多数人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因为仅靠良知道德来迫使自我限制意思自治是不可行的,高瞻远瞩的理性人毕竟仅是部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将自己之后的负面影响(具体到环境领域即环境污染、破坏)以逃避的方式给忽略了。
2过失责任
在归责原则上民法领域内也在进行着反思,但过失责任仍是民事责任里的最主要的归责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却多为肇事者不愿意看到的甚至是反对的结果,若以过失责任为归责原则恐怕会悖离法律的公平性追求,此时以无过失责任原则处理类似事件似乎更合乎公平客观。而在环境保护领域中,该原则的引入则更为迫切,吕忠梅教授提到当今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结果往往是社会物质生产部门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副产品或副作用,造成污染危害后果的企业或个人并无主观故意和过失,若按过失责任原则,受害者无以得到补偿,污染者也无从受到制裁,保护环境也就无异于一句空话。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如影响颇大的新、旧公害事件),仅以过失责任归责不合理性日益突出。因为环境问题时常涉及到深奥的科技知识,若想证明当事人的过失事实极为困难,而且如前述很多当事人也是排斥环境问题的出现的,此时引入无过失责任原则的环境法便很好平衡这种冲突。正如庞德所言:法律时常须在两个同样无可指责的人中决定由那一个来承担总得有人承担的损失。吕忠梅教授也指出了无过失责任原则几点合理之处:
(1)他不以侵害人的过失为依据,调整各种利益冲突,保障各方利益的平衡,合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维护了社会整体利益。
(2)无过失责任主义提供了当事人无道义上的的可责性时利益与责任的合理分配手段,以恢复无辜受害人的权利。
(3)他基于报偿主义和危险主义,由获得利益者负担危险活动造成的损失是合理的。
无过失责任原则要使人们负谨慎义务,即使主观无过错,若要违背正常善良人的谨慎、注意义务,造成一定的损害事实,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迫使人们在为一定行为(特别是驾驭环境、消耗资源的行为)时有危害社会利益(如良好的环境质量,够用的资源)之虞就会担心或收敛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人们的行为逐步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道路。
3权利不可侵犯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篇10
(一)、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探究
根据前文关于环境污染纠纷的数据,我国目前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判例很少,行政处罚居多。之所以产生该情况,是否因为若干环境违法行为尚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危害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妨从本罪的结果要件分析,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只要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或十人以上轻伤的,都可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修改后,如今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降低,在环境污染纠纷总量依然庞大的前提下,按照逻辑,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理应增多,如今立案的数量不增反减。分析造成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一方面,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设立加强了对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企业也确实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作出了贡献。
(二)污染环境罪定罪难困境的原因探究
1.结果犯加重因果关系证明难度
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1]。污染环境罪要求“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必须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属于结果犯的范畴。但刑法将本罪定性为结果犯存在较大的弊端:加大了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和使数人事前无通谋的犯罪刑事责任划分困难。首先,环境污染犯罪通常具有污染物积累时间长和后果难以控制的特点,除突发性环境污染犯罪较容易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外,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因果链条复杂,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从正面直接准确地认定污染行为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将会使很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2]。其次,在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中,对数人事前无通谋的违法行为,因为污染物的多样性,因果关系过于复杂,导致司法机关很难判断谁应负责事故的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
2.刑法未明确规定本罪主观责任引发学界争议,使共同犯罪的处理陷入困境
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主观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学界共有过失说,故意说和混合说三种观点,这直接影响着对共同犯罪的处理。持过失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本罪法定刑的立法例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并没有区别[3]。若本罪主观方面采纳过失说的观点,则污染环境罪无法构成共同犯罪。对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则不构成本罪的共犯,只能根据各人的罪过形式和行为形态,依照刑法规定分别处理。持故意说观点的学者则表示,从论理解释的角度,污染环境罪的结果要件是行为的危险性和严重的损害结果,过失说已经承认行为人对行为的危险性是明知的,那么实害后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根据张明楷教授“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即使行为人对此并无认识,也可成立故意。[4]按照故意说的观点,对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则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混合说主张本罪采用双重罪过,不区分行为人主观犯意而适用相同的法定刑[5],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持该观点的学者也难以自圆其说,在此不再详述。
二、解决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的若干建议
(一)改革旧的环保行政体制,实现上下级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
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犯罪之所以立案少、立案难,在于身负监管职责的基层环保部门并未依法立案,及时立案,上级环保部门不能对下级采取直接有效的处罚措施,这是我国现有环保行政体制的沉疴痼疾。从体制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呈现出地方分权,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即在权责关系上呈现分级结构,地方政府对地方环境质量负责,直接管理地方环保部门;上下级环保部门之间没有垂直领导关系,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只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不能对下级违法行为直接处罚,这种体制极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本地的环境保护。针对该问题,从行政方面,推动环保部门行政体制改革,提高上级机关对下级的领导和干预能力势在必行。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环保事权、基层环保部门主要行使环保职能执行权的基础上,通过对人事管理、财政经费等体制要素的重新配置,将人员编制、财物经费归于上级环保部门管理,环境执法监管的权威在基层单独归于市级环保部门[6]。
(二)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刑期
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刑期并非主张重刑化,而正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体现。目前污染环境罪短期自由刑与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相比有过轻之嫌,适当提高刑期后,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就可以本罪而不是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利于有效发挥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震慑作用。
(三)针对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采用多种因果关系证明方法
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因果链条复杂,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难以从正面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使很多环境犯罪逃脱刑事制裁。建议控方采用间接反证法,疫学因果关系推定法等新型证明方法,合理分配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使各类环境污染犯罪得到法律的严惩。[7]
(四)尽早出台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责任的司法解释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修改后,污染环境罪争议最大的就是该罪的主观责任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司法解释迟迟未出使法官审理案件主观随意性较大,同类案件易产生不同审判结果,因此呼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尽早出台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责任的司法解释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