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1
【关键词】“钓鱼”执法行政执法行政伦理伦理困境
一、“钓鱼”执法案例陈述
2009年10月14日晚,上海浦东新区男子孙中界在驾车途中被城管执法部门“钓鱼执法”,被处罚10000元罚款并扣其车辆。后因孙中界对执法过程心存疑义而自断手指以示清白,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上海市政府彻查后在10月20日对外公布调查结果不存在“钓鱼执法”问题。公布一出,遭到社会各方质疑,经再次调查后在10月26日公开承认“孙中界事件”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并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孙中界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执法程序和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也动摇了社会人心向善的良知。到底是执法背后的利益链条促使?是法律的不规范使行政执法人员无心犯错?还是执法人员其实处于明知不可为却还不得不为这样的困境呢?一部分学者认为是法律规制的原因,一部分学者认为是政府的公权力滥用或是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原因,本文认为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大多数人在谴责行政人员行为失范的时候却没有更多的考虑到行政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两难选择。因此,本文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去探析潜于“钓鱼”执法背后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可能存在的两难困境。
二、“钓鱼”执法中的行政伦理困境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选择的困境
“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源自法律的理念,应用在本文“钓鱼”执法事件上,我们可以理解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即“钓鱼”执法这种执法方式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调查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违法行为,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其目的是善的,但执法人员采用了不合理的取证手段,甚至使用了缺乏道德性的行政行为。[1]孙中界事件值得让我们思考:行政执法人员在日常的执法过程中,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到底应该是追求目的的善而不择手段,还是应该看着社会秩序混乱和不公平现象而摇头叹息?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行政伦理问题。在“钓鱼”执法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所使用的执法手段却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是不用这样的手段又很难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这是一个选择的困境。
(二)执法主体“公共人”与“经济人”角色的冲突
执法主体“公共人”与“经济人”角色的冲突,是行政人员角色冲突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执法主体作为个体的公共人,同时也具备“经济人”的属性,即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库柏认为,公共利益无疑具有价值优先性。但是,公共选择学派却认为,公共人也会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维护公共利益只是被当作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或途径。回到案例“孙中界事件”上来看,有资料揭露是由于上海市交通管理局背后一系列的经济利益链条所致,从伦理的角度看,执法主体在执法时既想维护公共利益,又想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人的经济利益。这种在公益和私利之间的道德判断和选择虽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却也确实是个难以避免的行政伦理困境问题。
三、行政执法伦理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行政环境的影响
行政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是指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积累和形成的带有社会普遍性的心理、思想和行为定势、习惯,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和“人伦文化”的影响,使官员很难将自己作为官员的角色同其作为别人亲朋的角色分隔开来。经济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我国处于转型期和国际化趋势的阶段,人们的价值取向随经济也向多元化方向转化。并且西方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慢慢渗透到行政管理领域。政治环境的影响是指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党政不分等缺陷,对于行政人员来说,容易产生对谁负责的矛盾。[2]
(二)行政伦理体制的制约
行政伦理体制的制约表现在行政伦理规范的体系化和法律化建设欠缺。我国现有的行政伦理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等,但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往往多是政治说教,忽视对行为的监督惩罚。行政伦理规范一直尚未形成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人员行为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三)行政执法人员思想道德素质的影响
行政人员虽然有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因为其掌握着公共权力,就应当有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义务。行政人员同时作为公共人和社会人,当公与私发生冲突时,作出的道德和价值选择与其思想道德素质高低直接相关。如果政治素质、法律素质不高,公仆意识薄弱,那么容易抵档不住各种利益的诱惑而出现行政行为失范的现象。
四、化解行政执法伦理困境的应然路径
(一)行政执法法律伦理文化的培育
法律的运行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法律的运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从更大的环境来说,也是文化的实现。我们有必要呼唤和建立一种法治、公平、正义、效率和社会良知的社会伦理和社会法律文化,从应然层面实现一种和谐的法律精神和社会秩序,以此映照和引导着我们的行政执法和裁量行为。[3]
(二)行政伦理制度化与监督体制的完善
1.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不足,如将公务员的纪律、义务与伦理规范混为一谈,没有相应的组织制度保障等。因此,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加强行政伦理立法。[4]
2.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
要及时揭露道德失范,使行政人员提高办事效率,需要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本国国情,比如可以设立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建立专门的机构来监督管理行政伦理规范的执行情况,防止并减少道德失范现象的产生。
(三)个人伦理精神的培养
个人伦理自主性内涵包括:在政治团体的价值与个人良知范围内作为;维持及发展个人价值、信仰、信念、世界观及生活的顺序之知识;对不符合组织任务、专业守则及政治良知的价值加以质疑等内容。它要求行政人员注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伦理素质、培养合理的价值观,树立自己的伦理底线──捍卫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公正、仁慈、善良等,在组织内保持自己的伦理自主决策。[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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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志文.行政伦理视角下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及其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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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启胜.我国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实践中的伦理冲突与应对模式[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10.
作者简介
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2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原因，路径，
所谓行政伦理，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务员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协调、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之中。行政伦理是影响政府行政效能、关系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一部规范公务员义务、权利和管理的重要法律，其鲜明的特点之一便是对公务员管理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从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公务员管理制度，促进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
一、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
谈到行政伦理困境，归纳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性失范，表现为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交易。在各类行政人员的选拔、录用、任命方面，存在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的现象，甚至非法交易买卖官位。二是失职性失范，即行政人员无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滥用职权或不能尽职尽责，表现为越位、缺位、错位等。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玩忽职守，只要经济利益、搞面子工程，而完全不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忽视安全生产和公众安全。三是经济性失范。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行政人员利用手中职权牟取个人私利，甚至与利益集团勾结，实现肮脏的互利。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公务员遭遇行政伦理困境，行为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行政人员自身的原因，也有环境及社会因素，更有现存的行政伦理规范机制不健全的因素。
具体而言，一是行政人员存在着行政角色冲突。行政人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作为政治家或官员，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掌握公共权力并实施这种权力。这就决定了他有维护公共权力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在行政人员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角色冲突。行政伦理学者库珀认为，“法规通常只给行政人员提供含义宽泛的倾向性指导，将之精确化是行政人员自己的任务。这样以来，在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要想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决策者的伦理水准和良知就至关重要了。”
二是行政环境因素。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使得市场经济中的负面影响造成道德失范。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有时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用回扣、贿赂等多种方式向握有实权的行政人进攻，与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员达成各种交易，从而导致行政腐败。
三是社会“人情”原因。我国著名行政学专家夏书章教授在谈到影响我国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时，就曾将感情用事列为三大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他指出，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有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这样构成了一种亲疏不同的感情关系网。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行政人员自然也十分注重“人情”关系问题，将这种“人情世故”夹杂在自己的行为之中，最终导致责任冲突，亦即行政伦理困境。
四是行政伦理规范内容模糊而零散。行政管理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专业化分工，但其工作无一例外地都应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公民的利益。由于公共行政职业精神的内涵并不明确，使得大多数人的思维局限于职位责任和工作责任，而很少考虑到其作为公共行政从业者所应该承担的职业的责任。2006年1月1日实行的《公务员法》作为法律规范，其规定缺乏明确而具体的量化指标。因此，作为统一管理的公务员群体来讲，缺乏一致而具体、真正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
三、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治理各种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需要我们从各角度、各方位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同时加强管理和建设才能取得成效。
（一）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公共行政伦理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公务员的道德认知能力，使他们认识到行政伦理是为政之本，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为此，我们要加大行政伦理教育的力度，提高公务员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使其充分发挥伦理自主性，自觉履行职责。针对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意识薄弱的状况，要继承和弘扬传统行政职业道德中的精华以及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定期培训、日常强化、个案解剖等多种方式，提高他们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和道德信念。与此同时，行政人自身在法律和制度等外部控制具备的情况下，还要注重自身的自律约束，即内部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在行政伦理困境中应对组织和上级的不道德行为。行政人自律的实施是以行政良心为基础的。行政良心是公务员意识中的一种强烈的行政责任感，是在行政工作过程中，由于认识到应有的行政使命、职责和行政任务而产生的履行行政义务的强烈和持久的愿望。行政良心是行政人在深刻理解国家、政府及行政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与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自身行政行为的善恶价值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养的心理道德活动过程。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起着指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行政人要主动发挥行政良心的自律作用，需要不断地“关注自我”和内省。
（二）加快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立法就是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尽管人们对于伦理立法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加强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的纯洁性，业已成为行政伦理建设制度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手段，它正在逐渐推广并日益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美国的职业道德立法居于领先地位。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1992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由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的内容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在亚洲，韩国于1981年通过了《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日本则于1999年8月通过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并于2000年4月1日开始施行。虽然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准则，例如《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但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道德法制化相对欠缺，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现有的行政伦理规范加以修改、补充、完善，使之形成体系；同时，将那些相对成熟的基本行政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明确违反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行政伦理规范不被大量破坏。
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3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困境功利化社会法制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交往打破了地域、国别的界限，交流日益频繁，民众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独立、民主、权利意识增强，颠覆了民众传统的思想认知，但市场经济伦理发展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选择正吞噬着主流意识。这类伦理导向挑战着社会主义平等分配的经济伦理观，民众倾向于追求自我完善、自我满足、自我权利享有，使得社会主义自建立伊始基于集体道德的伦理观受到威胁，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市场改革必然的后果。
深入分析市场经济下的伦理困境，能发现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市场经济伦理困境引起诸多负面的影响，但还处于相对缓和、可控的范围，这就为当前理性地采取危机管理，有效消解伦理困境赢得了空间和时间，也为正视当前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种种不合伦理现象及其解决提供了经验。因此，将制度、法律、道德等有机结合，才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克服市场经济伦理发展的负面影响，实现社会伦理观的改善，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育。总之，市场经济伦理须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从中汲取营养，才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市场经济伦理困境的表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遭遇到一系列的困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伦理体系正逐步形成，但是却不完备。在新旧经济伦理相互交替的间隙中形成了道德“真空”，许多不道德观念乘虚而入，致使经济伦理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市场经济生活中，见利忘义，以利衡量个人成败的现象普遍。“利润最大化”成为市场经济生活中个体伦理取向的直接标准。由于现实的市场伦理发展的不完全成熟，法制化进程受利益的驱动，导致道德失范普遍。诸如市场买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非法销售；部分企业或个人销售商品过程中搭售商品、掺假卖假；部分垄断行业欺行霸市、违背诚信原则等。虽然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管理，但这类行为仍屡禁不止，原因在于个体行为动机与其利益追求直接相关，“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正是这些价值选择取向，使得民众在市场经济伦理构建过程中选择了堕落和颓废。
其次，在社会生活中，民众行为功利化趋势明显，情感淡化。利益至上致使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受到吹捧，民众更为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忽视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诉求，人际交往过程中信守“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人际关系冷漠，失去真感情甚至冷漠麻木、甚而见死不救的事也较为常见。这都是市场经济伦理建构过程的错误导向深入社会生活所引起的不良后果。
再次，在精神文化享有上，市场经济伦理不良取向依然极大地影响着民众文化追求。功利化的价值选择致使文化追求也呈现功利化取向。以教育行业为例，初等教育更多以考上大学为直接目的，而非培养有品格、道德的未来建设者，高等教育则存在学风不正、考风不正、学术造假等受到市场伦理功利化影响的不良行为，甚而吹捧读书无用论等荒谬的价值选择。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过往未被视为商品的精神文化产品也被“推向”了市场，成为可以买卖的东西。而在这一精神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中，普遍不关心精神产品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教育功能，而以赢利为目的，致使庸俗、低级文化垃圾泛滥，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精神污染”。在功利化社会里，民众追求消极的、悲观的价值观，社会集体道德水平下降，个人道德却表现出异常的影响力。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部分有良知的人提出了道德“沙漠化”的观点，试图唤醒民众的认知。
最后，在政治生活中也受到市场伦理的严重侵蚀，腐败问题严重。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也被引入政治生活领域，公权力和政治道德被明码标价，诸如失火急需救人时，还要讨论付多少钱才肯救人的怪象。当市场经济伦理的不良思想渗透公权力中时，必然出现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这些现象使党、政府形象受到损害，对社会道德的完善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市场经济伦理困境原因分析
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体系建构状况的担忧，常以“道德滑坡”、“价值失落”来形容。究其根源，市场经济伦理何以会同当前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成相背离的趋势呢？
首先，市场经济发展自身的缺陷是经济伦理产生不良影响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既有积极的价值，也有消极影响。当前在市场经济内的多因素推动下，“民众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律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得以发展，……作为商品经济发展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正常运作的主要动力就是源于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关注和追求”。同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认同私人利益差别，并将竞争与功利原则视为其主要原则，“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是它统摄与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则与尺度。这些无不诱使人们的价值观由义向利倾斜，导致社会风气毒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个人极端主义、功利主义等观念。这些观念促使民众过多关注个体利益，忽视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市场经济伦理建构陷入混乱。而且，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导致各种伦理观选择呈现竞争态势，自主性增强诱发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致使市场经济环境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宏观调控难调，损害集体利益等不良后果，整个社会成为弱肉强食的利益场。
其次，价值选择多元化是市场经济伦理困境出现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深入，伴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使得民众能在不同甚至激烈冲突的信仰之间抉择。民众在物化的社会中，生存的需要，物质崇拜改变了价值选择，利益成为最符合个人理性原则的目标。在多元化价值选择过程中，民众对高尚精神文化表现异常的冷淡，精神家园的回归遥遥无期，“各种思潮的冲击，部分人失去了价值选择上的方向感，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力，是非不辨，美丑不分”。这是市场经济伦理建构过程面临的大挑战，良好的市场经济伦理必须合乎良性发展的原则，即能推动民众对物质和精神的共同追求，而非对利益诉求畸形的崇拜。
再次，传统教育与现实社会的冲突是市场伦理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传统的儒家思想伦理导向以“仁”、“孝”、“忠”、“义”为其根本原则，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然而市场经济下，民众的物质欲望被彻底解放，甚而部分人希望采用各种方式来满足利益诉求。而且，当前的教育对知识教育的重视超越了对道德引导，一切以功利化的结果为衡量标准，素质教育前景堪忧。“重智轻德”使德育边缘化，加速了经济伦理的畸形发展。同时，传统的父权道德、人伦依附等也加速了不平等原则的主流化，这些都不利于市场经济伦理正常发展。
最后，法制化进程滞后是市场经济伦理困境产生的现实原因。当前社会处于新旧交替和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敏感时期，民众在强调尊重个体权利、利益的同时，认同个体与社会利益的天然联系。随着科技进步，新的犯罪形式不断出现，诸如偷窥隐私、黑客盗取商业机密等，法律却未及时予以阻隔，使得市场经济伦理难以从某种正确的价值取向标准出发，建构合乎正义的伦理体系。
市场经济伦理困境化解对策
“当一个国家从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达到一个转折关头，在此关头会出现各种诱惑。如果该国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它就会实现发展；否则它只会繁荣一时”。因此，加强经济伦理体系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把传统积淀的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伦理原则清除，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观念。这是解决经济伦理困境直接的形式，具体来讲，可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尚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商品供应量还难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所有要求，因此须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只有民众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才可推动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享有，才可提高人的精神、品格素养。使民众具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集体品格，才可形成正确的、积极的竞争、开放心理，“进而才能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才能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轨道”。唯有如此，方可推动市场经济伦理建构正确的价值取向，才可推动经济伦理的完善。
（二）健全市场经济监管机制
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民众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失去生命力的旧的市场监管制度必须退出市场领域。但是，适应市场经济伦理观构建的新制度并未能及时建立，这就为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负面因素的扩散提供了机遇，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滋长渗透到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过程中。因此，市场经济自身才是经济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必须从源头上进行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市场健康发展，才可实现“治本”。
首先，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获取利益机制。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公平的现象，使很多市场主体的利益受损，因此要求政府建构规范化的利益获取机制，使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严格遵循公平、合理、合法的市场监管制度，对欺诈、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严肃惩罚，为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创造环境。对于不遵守市场监管机制的个体行为必须运用监管机制强制遵守。
其次，建构诚信社会机制。建立诚信社会对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只有政府、社会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建构诚信机制，才会促进经济伦理体系的完善。因此，就必须建构以道德为引导，产权自主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市场信用机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达到这样的社会效果，即民众“检查自己的信用报告就像检查汽车有没有油那样重要，没有人在急需赶到某个地方时因车没有油而困在路边，同样，也没有人希望在自己需要信用贷款时遭到拒绝。我们就是要通过信用体系的建设形成这样的局面”。只要社会切实建成诚信机制，市场经济伦理体系才会呈现正面效应，给市场发展赋予正能量。
（三）建构与市场经济适应的新经济伦理体系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伦理规范体系。市场伦理规范体系由三部分组成：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这三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经济领域内的伦理体系的发展。社会公德是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规范准则，梁启超说：“公德之目的在于利群”，“公德盛者其群必盛，公德衰者其群必衰”。社会公德是目前最需要建立和完善的道德规范，直接影响到经济伦理体系的导向。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间的互帮互助、友爱和谐将会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创造很好的条件，也为市场提供私人道德取向有重要的作用。而职业道德和物质生产、文化教育及科学研究等联系密切，历来都为伦理体系的主体部分，反映社会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发展的趋势。道德风气如何，关系着市场伦理体系所吸收营养是否合乎公平、正义，因此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以责任意识、自律意识等为核心的职业伦理体系建设。总的来看，这三者都关乎着市场经济伦理能否具有正确的取向，能否建构积极的伦理体系。
其次，要强化伦理体系的引导、教育作用。“教育以育人为先，育人以育德为先”，加强伦理体系的引导教育就显得迫切。伦理教育着力于培养民众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增强人的道德意识，从而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加强经济伦理观教育，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水准，是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重要环节。从长远看，对未成年人的伦理引导决定了民族现在和未来的道德水平。因此伦理教育要以集体主义道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伦理规范对青年的潜移默化作用，加强青少年伦理观教育，培育有正确的荣辱观、公平观、和谐观的未来建设者。
再次，要加强市场管理者道德示范教育。市场管理者包括政府相关人员和市场自发组织的管理人员，这部分人的道德水平直接决定了市场经济伦理的走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者，民之表也”。强化管理者道德模范的示范意义，鼓励其发扬“从我做起”，严以律己，以高尚的品德来影响和带领其他人。管理人员的廉洁自律能引导市场伦理向公平、公正的伦理转向，使得市场伦经济伦理的建构符合正义社会秩序的要求。
最后，要培育道德的社会环境，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消除市场经济下的负面因素影响，单靠伦理教育是不够的，还要培育道德的社会环境，才可抵制堕落思想的侵蚀。其一，强化社会政策引导作用，坚持物质享有和精神家园建设并举原则，“一方面要搞市场经济，要增加收入，要赚钱，要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不能搞拜金主义，使我们的后代变成精神空虚，思想腐朽的人”。其二，加强舆论监督。社会舆论对民众的行为有极大影响，多宣传伦理规范对个体自律的引导作用。面对当前市场伦理困境的情况，舆论界多揭露恶的行为，多扬善的举动，这是舆论工具应当担当的社会责任。对不符合正确经济伦理规范的行为，如拜金主义、假冒伪劣、欺行霸市、权钱交易要揭露。而对于符合经济伦理原则的行为要宣传，通过舆论工具的宣传引导，在社会中形成正确的伦理导向，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推动良善的经济伦理观念的完善。
（四）完善社会相关制度建设
对市场领域内经济伦理的形成，相关制度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相关社会制度的好坏对人的经济伦理信念的形成能产生示范效应。因此，经济伦理的构建还应重视相关制度建设。
首先，加强相关市场经营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推进与市场相关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经济民主，加大市场领域内反腐力度，遏制腐败，建构和谐、民主、文明、公平的市场；要加强市场领域相关执行权力的监督，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社会主义的公权力都源于人民，必须鼓励为民众服务的牺牲精神，推动市场内互利原则的引导，确保市场领域内的公平和正义。当市场公平和正义被破坏，经济伦理就会陷入尴尬，就会错误的引导市场的经营行为；当公平和正义被维护，经济伦理就会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因此，经济伦理的构建依赖于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秩序，完善市场相关政治制度也就成为必须的前提。
其次，经济伦理建设与法制化进程相结合。经济伦理建构必须和法制化进程紧密结合，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整合。因法律规范是经济伦理实践的最低限度。法律和经济伦理原则的最大不同在于伦理原则的非强制性，是自律原则，所以市场生活中伦理实践需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撑，否则它就是脆弱的。因此，把符合社会发展的普适性经济伦理原则上升为法律，用法律制约民众的行为，从而使民众都能按照伦理规范约束自身行为，产生普遍的、正面的社会效果，这是建构市场经济伦理体系不可缺少的要素。
总的来看，市场经济伦理目前遭遇到的困境是阻碍市场正常发展的巨大阻力，要改变这一形势，就必须从多方面努力，加强对市场经济伦理原则的规范和引导，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发展。
结论
从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建构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的分析，以及对解决这些困境所作的反思等来看，要解决市场伦理的完善所要实现的目标，其主要的难点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公众的“义利观”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规范，这就导致义与利的关系无法得到合理的协调，并以此为基础协调公众合理、合法追求自身的应得利益。其二，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应是全社会共同努力才可实现的目标，但是当前社会的多元化趋势使得公众更多关注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不会特别关心社会整体福利的推进，以至于一种个人主义的功利化取向被多数人认同，这使得合理、健康的市场伦理观的建构遭遇到民众心理上不自觉的抵制，因此，建构合理的市场伦理观过程就必然受到不良道德取向的制约。其三，社会、政治生活的实用倾向使得公众道德势利化，在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以金钱、权力为标准推动个人道德的退化，在政治生活中贪腐、奢靡现象使得民众对公权力的公信度产生了怀疑，因而，公众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也随之降低，这进一步恶化了市场伦理建构的大环境。从这些难点来分析，当前的市场伦理体系的建构要摆脱负面因素的影响，惟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整个社会以积极的态度祛除不良的社会价值、道德取向，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教育领域等各方面努力消除所遭遇的困境，才能最终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实现市场伦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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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毕天云.经济社会学视角中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6.陈杰，刘彦朝，周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关系再探讨[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7.侯居茌，魏建丽.社会公德缺失因素分析及对策[J].理论纵横，2006（9）
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4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原因，路径，所谓行政伦理，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务员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协调、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之中。行政伦理是影响政府行政效能、关系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一部规范公务员义务、权利和管理的重要法律，其鲜明的特点之一便是对公务员管理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从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公务员管理制度，促进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
一、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
谈到行政伦理困境，归纳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性失范，表现为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交易。在各类行政人员的选拔、录用、任命方面，存在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的现象，甚至非法交易买卖官位。二是失职性失范，即行政人员无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滥用职权或不能尽职尽责，表现为越位、缺位、错位等。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玩忽职守，只要经济利益、搞面子工程，而完全不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忽视安全生产和公众安全。三是经济性失范。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行政人员利用手中职权牟取个人私利，甚至与利益集团勾结，实现肮脏的互利。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公务员遭遇行政伦理困境，行为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行政人员自身的原因，也有环境及社会因素，更有现存的行政伦理规范机制不健全的因素。
具体而言，一是行政人员存在着行政角色冲突。行政人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作为政治家或官员，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掌握公共权力并实施这种权力。这就决定了他有维护公共权力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在行政人员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角色冲突。行政伦理学者库珀认为，“法规通常只给行政人员提供含义宽泛的倾向性指导，将之精确化是行政人员自己的任务。这样以来，在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要想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决策者的伦理水准和良知就至关重要了。”
二是行政环境因素。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使得市场经济中的负面影响造成道德失范。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有时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用回扣、贿赂等多种方式向握有实权的行政人进攻，与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员达成各种交易，从而导致行政腐败。
三是社会“人情”原因。我国著名行政学专家夏书章教授在谈到影响我国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时，就曾将感情用事列为三大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他指出，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有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这样构成了一种亲疏不同的感情关系网。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行政人员自然也十分注重“人情”关系问题，将这种“人情世故”夹杂在自己的行为之中，最终导致责任冲突，亦即行政伦理困境。
四是行政伦理规范内容模糊而零散。行政管理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专业化分工，但其工作无一例外地都应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公民的利益。由于公共行政职业精神的内涵并不明确，使得大多数人的思维局限于职位责任和工作责任，而很少考虑到其作为公共行政从业者所应该承担的职业的责任。2006年1月1日实行的《公务员法》作为法律规范，其规定缺乏明确而具体的量化指标。因此，作为统一管理的公务员群体来讲，缺乏一致而具体、真正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
三、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治理各种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需要我们从各角度、各方位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同时加强管理和建设才能取得成效。
（一）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公共行政伦理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公务员的道德认知能力，使他们认识到行政伦理是为政之本，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为此，我们要加大行政伦理教育的力度，提高公务员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使其充分发挥伦理自主性，自觉履行职责。针对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意识薄弱的状况，要继承和弘扬传统行政职业道德中的精华以及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定期培训、日常强化、个案解剖等多种方式，提高他们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和道德信念。与此同时，行政人自身在法律和制度等外部控制具备的情况下，还要注重自身的自律约束，即内部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在行政伦理困境中应对组织和上级的不道德行为。行政人自律的实施是以行政良心为基础的。行政良心是公务员意识中的一种强烈的行政责任感，是在行政工作过程中，由于认识到应有的行政使命、职责和行政任务而产生的履行行政义务的强烈和持久的愿望。行政良心是行政人在深刻理解国家、政府及行政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与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自身行政行为的善恶价值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养的心理道德活动过程。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起着指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行政人要主动发挥行政良心的自律作用，需要不断地“关注自我”和内省。
（二）加快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立法就是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尽管人们对于伦理立法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加强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的纯洁性，业已成为行政伦理建设制度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手段，它正在逐渐推广并日益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美国的职业道德立法居于领先地位。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1992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由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的内容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在亚洲，韩国于1981年通过了《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日本则于1999年8月通过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并于2000年4月1日开始施行。虽然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准则，例如《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但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道德法制化相对欠缺，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现有的行政伦理规范加以修改、补充、完善，使之形成体系；同时，将那些相对成熟的基本行政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明确违反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行政伦理规范不被大量破坏。
（三）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也就是说，不健全的制度规范不仅会给坏人提供恶的机会，而且会使好人对行好失去信念，进而走向恶的边缘，而良好的制度规范有助于弘扬正气，有助于抑恶扬善。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加强各级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但道德规范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健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道德规范时要加入切实可行的具体性规定，不断健全赏罚机制和道德回报机制，可以在公务员的任免、升降等行为中引入道德赏罚机制，强化德性的导向、激励功能，真正实现行政整体的德性提升。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就曾经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快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实现对行政行为的调控，在鼓励公务员的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强化道德他律性，把褒扬和惩治结合起来，切实保证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
（四）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行政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在当前严峻的行政伦理失范的形势下，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逐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就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实现“三大转向”：一是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防治为主；二是由权力防治为主转向制度防治为主；三是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2.科学合理设置职权。对要害部门、实权部门和重要岗位等“事故多发地带”的权力要适度分解，合理分配，实行职能交叉，使单个人不能形成对权力的垄断，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关键要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主要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加工作透明度，使权力的运作“暴露在阳光下”。另外，还要实行并健全重要岗位轮换制度、异地交流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3.强化公众参政能力培养。在我国目前传统实践中，由于受专制主义、官本位等因素的影响，许多领导干部置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于不顾，这实际上剥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要实现还权于民，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并为其提供合法、合理的渠道，增加行政的透明度，使行政官员真正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还必须强化公众的参政意识，强化他们的伦理行政意识，加强教育，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c].人民出版社。1994：156.
[2]周奋进。转型中的行政伦理[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
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5
行政伦理是影响政府行政效能、关系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一部规范公务员义务、权利和管理的重要法律，其鲜明的特点之一便是对公务员管理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从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公务员管理制度，促进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
一、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
谈到行政伦理困境，归纳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性失范，表现为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交易。在各类行政人员的选拔、录用、任命方面，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甚至非法交易买卖官位。二是失职性失范，即行政人员无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或不能尽职尽责，表现为越位、缺位、错位等。部分地方政府领导，只要经济利益、搞面子工程，而完全不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忽视安全生产和公众安全。三是经济性失范。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行政人员利用手中职权牟取个人私利，甚至与利益集团勾结，实现肮脏的互利。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公务员遭遇行政伦理困境，行为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行政人员自身的原因，也有环境及社会因素，更有现存的行政伦理规范机制不健全的因素。
具体而言，一是行政人员存在着行政角色冲突。行政人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作为政治家或官员，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掌握公共权力并实施这种权力。这就决定了他有维护公共权力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在行政人员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角色冲突。行政伦理学者库珀认为，“法规通常只给行政人员提供含义宽泛的倾向性指导，将之精确化是行政人员自己的任务。这样以来，在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要想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决策者的伦理水准和良知就至关重要了。”
二是行政环境因素。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使得市场经济中的负面影响造成道德失范。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有时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用回扣、贿赂等多种方式向握有实权的行政人进攻，与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员达成各种交易，从而导致行败。
三是社会“人情”原因。我国著名行政学专家夏书章教授在谈到影响我国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时，就曾将感情用事列为三大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他指出，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有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这样构成了一种亲疏不同的感情关系网。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行政人员自然也十分注重“人情”关系问题，将这种“人情世故”夹杂在自己的行为之中，最终导致责任冲突，亦即行政伦理困境。
四是行政伦理规范内容模糊而零散。行政管理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专业化分工，但其工作无一例外地都应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公民的利益。由于公共行政职业精神的内涵并不明确，使得大多数人的思维局限于职位责任和工作责任，而很少考虑到其作为公共行政从业者所应该承担的职业的责任。2006年1月1日实行的《公务员法》作为法律规范，其规定缺乏明确而具体的量化指标。因此，作为统一管理的公务员群体来讲，缺乏一致而具体、真正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
三、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治理各种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需要我们从各角度、各方位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同时加强管理和建设才能取得成效。
（一）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公共行政伦理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公务员的道德认知能力，使他们认识到行政伦理是为政之本，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为此，我们要加大行政伦理教育的力度，提高公务员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使其充分发挥伦理自主性，自觉履行职责。针对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意识薄弱的状况，要继承和弘扬传统行政职业道德中的精华以及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定期培训、日常强化、个案解剖等多种方式，提高他们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和道德信念。与此同时，行政人自身在法律和制度等外部控制具备的情况下，还要注重自身的自律约束，即内部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在行政伦理困境中应对组织和上级的不道德行为。行政人自律的实施是以行政良心为基础的。行政良心是公务员意识中的一种强烈的行政责任感，是在行政工作过程中，由于认识到应有的行政使命、职责和行政任务而产生的履行行政义务的强烈和持久的愿望。行政良心是行政人在深刻理解国家、政府及行政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与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自身行政行为的善恶价值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养的心理道德活动过程。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起着指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行政人要主动发挥行政良心的自律作用，需要不断地“关注自我”和内省。
（二）加快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立法就是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尽管人们对于伦理立法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加强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的纯洁性，业已成为行政伦理建设制度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手段，它正在逐渐推广并日益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美国的职业道德立法居于领先地位。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1992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由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的内容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在亚洲，韩国于1981年通过了《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日本则于1999年8月通过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并于2000年4月1日开始施行。虽然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准则，例如《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但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道德法制化相对欠缺，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现有的行政伦理规范加以修改、补充、完善，使之形成体系；同时，将那些相对成熟的基本行政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明确违反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行政伦理规范不被大量破坏。
（三）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也就是说，不健全的制度规范不仅会给坏人提供恶的机会，而且会使好人对行好失去信念，进而走向恶的边缘，而良好的制度规范有助于弘扬正气，有助于抑恶扬善。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加强各级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但道德规范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健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道德规范时要加入切实可行的具体性规定，不断健全赏罚机制和道德回报机制，可以在公务员的任免、升降等行为中引入道德赏罚机制，强化德性的导向、激励功能，真正实现行政整体的德性提升。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就曾经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快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实现对行政行为的调控，在鼓励公务员的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强化道德他律性，把褒扬和惩治结合起来，切实保证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
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6
关键词：网络；虚拟世界；伦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097-06
随着人类进入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在人的“现实世界”之外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对人的心理思维、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来源于又不同于现实空间的虚拟世界中，人们在多元化的“价值丛林”中应该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从而创造一片道德净土？众多网络主体应如何使用网络资源，从而升华固有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当现实世界的自我与虚拟世界的自我碰撞时，如何不会失去自我的本性与个性，从而保持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的平衡与协调？这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开始关注网络的伦理道德建设问题。近年来，网络犯罪、网络暴力、网络审丑、网络谣言等现象四处泛滥，使网络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发了诸多伦理道德问题，给人们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眼光投向网络伦理领域，更加关注网络的伦理治理问题，呼唤共同呵护网络道德净土。如何让网络在利剑出鞘的同时，杜绝剑走偏锋，从而超越网络化生活方式给人们造成的种种价值困境和道德焦虑，让网络虚拟世界成为一片绿色且纯洁的净土？在笔者看来，必须对网络虚拟世界遭遇到的各种伦理困境进行伦理审视、反思甚至批判和谴责，强调网络主体的伦理责任承担，构建网络主体的伦理规范机制，积极推动网络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从而在虚拟世界图景中促进人的和谐生存。
一、网络虚拟世界的伦理关照
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一种反映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如何使网络虚拟世界与人生存的现实世界一样有着相应的内在道德约束而不至于让人为所欲为？如何保证其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不受“污染”？如何促使内部资源和要素能够在集约、协调、平衡和整体发展中实现自由健康流动？人在这种虚拟世界中如何使个性与价值得到彰显？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世界如何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些问题迫使网络虚拟世界必须关注“伦理规范”维度。众所周知，网络从文化属性角度来说，属于科技文化。从人类发展史来看，科技发展与伦理文化的发展是相互统一的关系。科技的发展往往会带来人们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的进步与更新。如生物科技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生命伦理，关注克隆、代孕妈妈等一系列伦理难题；信息交流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交往摆脱了传统社会交往的种种束缚，使得“自由、平等、宽容”的现代交往观逐渐被人们认可。与此同时，科技文化是一种中性存在物，其本身不能决定能否发挥正能量，能否为人类谋幸福，因为这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道德观和价值取向问题。只有在伦理精神的感召下，在伦理规范的道德约束下，以人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人的和谐、幸福生存为终极目标，科技文化才能获得合情、合理、合法的存在，才能真正服务人，促进人的和谐生存。因此，科技文化需要伦理精神来关照和协调。网络技术也不例外。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生产生活、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心理活动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充分享受到了网络的快捷、方便、实惠，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网络也需要伦理精神的关照和伦理规范的约束。网络创造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是否能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①，是否促进了人的和谐、幸福生存，主要取决于网络伦理规范是否健全，网络伦理约束效力是否发挥。只有加强网络空间的伦理关照，网络才能丰富人的生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否则，网络就会慢慢变成污浊之地，成为人们泄愤、偷窥、消沉、犯罪、制造混乱的“自由场所”。这将会对人的和谐生存与发展带来极大伤害。
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着网络是“道德真空地带”、网络世界中“道德评判标准混乱”的说法。前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是自由场所，每个人的真实身份被藏匿，符号或代码成了人们交往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在网络世界力不从心，作用几乎失效，网络空间是伦理道德失语的真空地带。后一种观点认为，在自由的网络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套价值评判标准，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网上的自我可以是“善者”，也可是“恶魔”，现实世界中不道德的事情可以在网络空间去做。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一方面，网络技术是网络空间的支撑，而网络技术需要伦理规范和精神的关照，否则一旦技术被滥用，就会造成网络空间混乱，影响人们的生活。“黑客攻击银行系统”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反映。现实空间中的真善美，网络虚拟世界也需要；传统的仁爱、公正、诚信等伦理道德，网络虚拟世界同样需要。因此，网络虚拟空间并不是道德真空地带，也不是道德评判标准的模糊地带。现实生活中的基本伦理规范同样适用于网络世界，现实世界中的道德评判标准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中的道德评判。当然，由于网络资源和技术以及网络作用对象的特殊性，网络伦理除了要遵循现实世界中的一般道义（以人为本、仁爱和谐等）之外，还要遵循网络信息无污染与无害、网络信息共享、网络资源优化配置、网络与现实社会和谐互动等基本规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网络虚拟世界与伦理文化或精神的融合是一种必然，而构建网络伦理，要在传统伦理美德的基础上根据网络特征进行升华与创新。这也是网络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赋予我们的时代任务。只有加强网络伦理规范建设，建立大多数网民认可的“线上道德约定”，健全网络的伦理机制，使网络虚拟世界获得足够的伦理精神关怀，才能既杜绝各种信息垃圾污染网络空间、损害网络主体的身心健康，又协调不同文化、不同层次的网络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约束性道德规范向自律性道德规范的转变，从而解决网络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保持网络生态圈的和谐发展与稳定，使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能够在一种伦理道德的规范下释放自己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进而使网络空间成为“绿色环保”、“和谐仁爱”的净土。在这里，笔者要强调一点，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网络虚拟世界伦理概念，不只是为了有别于传统经验主义从局部网络现象来考察网络虚拟社会的研究，而是主要把网络虚拟世界纳入到伦理文化中进行综合考察，构建人本化、生态化的网络系统和结构功能体系，来直面、解决当前网络虚拟世界面临的伦理困境。
二、网络虚拟世界面临的伦理困境
网络作为一种现代技术，为人类实践活动提供了新舞台，拓展了新视域，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与此同时，由于网络空间他律机制不健全、网络主体道德责任缺失等原因，使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出现的伦理观念缺失和道德滑坡现象如同幽灵一般在虚拟世界中重演，从而导致网络虚拟空间面临着资源系统失衡、信息垃圾俯拾皆是、网络主体道德失范、网络主体价值迷失等一系列伦理困境。近年来，网络病毒横行、网络谣言纷飞、网络审丑泛滥、网络暴力膨胀等现象的发生，都与网络空间伦理的缺失有直接关联。就当前而言，网络虚拟世界面临的伦理困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信息污染严重。就网络资源共享和网络信息传播迅速角度来说，如果网络信息妨碍人们正常生活，扰乱网络空间公序良俗，就是一种网络伦理缺失的体现。大家都可能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上网时突然会弹跳出许多游戏网页和产品信息、手机总是莫名其妙地收到来历不明的产品广告信息、打开邮件时总会收到垃圾邮件。这些看似“小事”的事，其实正好凸显了网络空间信息污染加剧的伦理危机。从2008年3月19日央视曝光“垃圾短信门”以来，抵制垃圾信息、维护信息安全成为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网络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越了传统媒介的地理限制，也超越了人们心理鸿沟的限制。网络带来的各种信息在大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也造成了信息污染。国外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说过，“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构成网络信息污染和成为网络信息工作者的敌人”②。在网络空间中，由于网络平台中的自由性，加上一些网络主体，特别是一些网络大V、网络水军、网络围观者缺乏有效的道德自律和制度他律，使得大量垃圾、无用、甚至有害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四处泛滥。如在网络空间中，一些信息本身很有价值，但是被大量网站不断重复转载，导致相同信息重复过多；一些权威部门的网站信息管理不规范，更新不及时，致使陈旧信息日积月累；很多无用信息、小道消息在贴吧、微博、QQ空间等平台上大量转发，这些信息占用了大量网络存储空间，造成了大量信息在信息通道中拥堵，产生了大量信息废弃物，导致网络信息使用的成本增加，效率和可信度降低。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网络主体为了赚取经济利益，不惜制造大量的违法、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具有潜在危害甚至深刻危害的信息充斥网络，如黄赌毒信息、反主流价值观信息、恐怖信息、暴力信息、反动言论等。这不仅引发了信息污染危机，还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加剧了公众对社会的不信任，影响了人的和谐生存及发展。
第二，网络资源分配不公正现象明显。公正是现代伦理学高度关注的视域。在网络世界，打击资源垄断，使人类公正享有网络资源是网络伦理的应然要求。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交往日益密切。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无疑进一步加速了各种资源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得人们对“地球村”的切实感觉和价值认同越来越强。但是，网络信息资源在每个国家流动的过程不是均衡协调的，而是充满数字鸿沟危机的。在2000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数字鸿沟成为各国高度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由于当今世界并不是一个发展均衡的格局，东西方差距、南北差距仍然存在。这导致了各个地区的网络普及参差不齐，网络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如在互联网上，西方国家占据着明显优势，英语内容多于其他语种，使得许多西方国家拥有数字信息垄断和霸权地位，进而带来垄断利润。一些弱小国家或落后国家只能屈居于网络信息的附属或薄弱地带，遭受网络寡头的压榨，而信息资源的落后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此外，当今世界各国在网络硬件、软件资源方面的差距也是明显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软黑屏事件”。当年微软公司推出windows正版增值计划和office正版增值计划，称如果用户没有通过验证，用户的桌面背景将变成纯黑色，每一小时黑屏一次。微软公司同时宣称这两项计划不是为了釜底抽薪打击盗版，只是为了帮助用户识别自己电脑中的软件是不是正版，以选择购买正版软件。这一举措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对。但这背后更是折射出了中国在网络软件资源方面的滞后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网络软件资源领域的霸权和垄断。如果我们自己拥有自主的、大众化的、科技含量高的应用系统软件，也不至于大量使用盗版的windows软件，始终被人牵制。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网络信息资源分配不均衡是明显的，这种资源失衡现象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在中国国内，网络资源分布失衡与不公平现象也很突出，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网络资源覆盖率和普及率的差别很明显。这也是中国未来西部大开发和城镇化进程中需要高度关切的问题。
第三，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价值断裂凸显。网络虚拟世界的很多内容均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模型，现实世界的“万物万象”凭借灵境技术进入网络空间，形成了虚拟世界。人一旦进入虚拟世界，不能因为其“虚拟”而为所欲为，而是应该将现实世界中的相关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带入虚拟世界，维护虚拟空间的稳定与和谐，使“在线”的虚拟世界与“在世”的现实生活保持良性互动，在基本的日常道德评判、价值衡量方面保持一致。这样，人才能真正实现自由穿梭于“两重”世界，升华自己的人生境界，避免“精神人格分裂”和“伦理道德标准模糊”。但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虚拟世界虽然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也出现了与现实世界在价值标准判断、价值行为选择方面的明显裂痕，并且网络空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绑架现实生活的趋势，从而导致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出现价值脱节和失衡，出现道德滑坡。一方面，伴随着网络平台的日益成熟，一些网络精英、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凭借其话语权优势，把持话语的公共走向，使得许多网民不能完全自主地进行价值衡量，导致伦理道德判断能力下降。如在网络贴吧上，只要是那些网络大V赞扬或攻击的，无论对或错，都有一大批网民追随，这些网民在现实世界中本来拥有自己很清晰的价值判断，但在网络大V“权威”的影响下，用虚拟空间“不知对错”的标准代替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价值判断标准。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人对现实生活中的盗窃行为表示愤慨，但对网络空间中盗取QQ号、黑客攻击等恶意行为表示出敬佩，认为这是“高明手段”和“高超技术”。此外，在价值行为选择层面，同一个人在网络虚拟世界往往采用了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价值选择行为。如一些在现实生活中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人在网络上借助QQ、email、微信等工具调戏甚至恶意践踏他人人格尊严。以上这些行为都是网络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在价值判断层面断裂的现实体现。另一方面，网络时代的社交方式、思维方式、情感反应以及心理情绪已经蔓延到现实生活，使很多“线上”的思想、情绪、心理等因素对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一些网上的“牢骚”、“情绪爆发”很可能在“线下”引发；在网上进行的非理性追求可能会引发现实中的、案件；在网上呼风唤雨的大V很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不法商人。可以说，网络空间中的负面情绪、群体愤怒、谣言风波、哗众取宠、行为恶搞等就像“定时炸弹”，任何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舆论事件火苗都能将其引爆，从而造成严重后果。综上所述，网络虚拟世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产生了价值断裂，并呈现绑架现实生活的倾向，成为现实社会思潮、心态、舆论发生危机乃至裂变的重要催化剂。这是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价值平衡被打破的典型体现，更是网络世界道德滑坡与焦虑的现实反映。
第四，网络空间中“人”的价值迷失加剧。这是网络虚拟空间最根本也是最突出的危机。人类之所以提出“伦理”命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道德秩序的破坏影响到了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的出场，其逻辑起点是人类利益，实质是人伦关系的调节。倡导伦理，最终价值取向还是为了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让人类在“和谐幸福”的环境中真正受益，实现全面发展。因此，伦理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伦理一旦遭遇危机，伤害最深的是“人类自身”。据此推断，在网络虚拟世界，网络伦理危机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网络资源本身的伦理危机，而是那些在网络世界中“遨游”的网络主体面临的价值迷失危机。随着网络技术个性化发展和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网络使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万花筒时代，网民数量也逐年上升。但与之相伴，一件件网恋悲剧、沉迷网络、网络审丑、网络欺诈、网络暴力事件让我们深感惋惜与不安。究其原因，与众多网络主体的价值标准丧失、价值目标扭曲、价值理性日渐式微等价值迷失现象有着直接关联。一方面，虚拟与现实的冲突引发的价值迷失。在虚拟的世界中，现实的自我无法实现的一些理想目标能够在虚拟世界实现，现实中难以表白的言语能在虚拟世界尽情表达，现实世界中难得的刺激、快乐能够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现实中无法证明的自我价值却能在虚拟世界中得到展现。这些虚拟世界的独特优势使得很多网民迷恋上了虚拟空间。因此，在现代都市中，面对学习、工作、家庭的压力，面对繁忙、劳累、隔离的生活状态，很多人选择通过网络游戏释放自己紧张的情绪，通过穿虚拟服装、似真的亲吻和以及开豪华跑车等方式来寻求安慰与刺激。但殊不知，“自我的虚拟性过分张扬，自我的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的平衡就有可能被打破，正常的自我人格将不存在，自我的精神生活将严重失衡”③。当自我从虚拟空间回到现实，发现差距如此之大，不免心灰意冷、闷闷不乐，转而继续遨游虚拟空间，情愿让现实自我被虚拟自我取代，久而久之，一些人沉迷网络，荒废了学业、工作，丧失了现实价值目标和价值评判标准，沦为网络工具的“奴隶”。另一方面，权利和责任失衡引发的价值迷失。很多网络主体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场所，这里没有权威，没有中心，因此可以充分享受自我权利。但殊不知，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享受权利的同时应该具有责任意识。但一些网络主体，特别是一些网络大V、网络水军却只顾自由权利，忽视了责任义务，把网络空间当成规避法律和道德约束的避风港，进而为了获取一己之利，不惜侵犯他人隐私权、肖像权和名誉权；一些网站管理者和把关人为了丰富网页内容，增加网页浏览量，不惜制造网络爆炸新闻，传播谣言，助推网络色情暴力。这种冷漠和忽视权利边界的行为，导致了权利和责任失衡的错误价值取向，极易引发网络空间的混乱和无序，损害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扭曲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很多青少年参与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暴力，都与一些网络主体权利意识与责任伦理失衡有直接关联。试想，如果所有网络主体都有明确地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有明确的责任判断标准，那么网络生态圈必将和谐安宁。
三、网络虚拟世界伦理困境的化解之道
针对网络虚拟世界面临的伦理困境，我们应该发挥道德哲学的否定批判，借助伦理精神的凝聚与感召以及伦理的自律、他律、教化机制，回归伦理世界，搞好预防、控制和惩治工作，提高全社会对网络伦理危机的“免疫力”，将网络伦理危机的损害降到最低，使之不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不影响政治决策的实施，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团结，从而慢慢消解网络伦理困境引发的道德焦虑。
第一，强化对网络主体的责任伦理规范。要维护绿色、道德网络，促进人的和谐生存，必须实现“责任伦理”的价值自觉，确立责任至上的基本价值意识。从深层次来看，网络伦理危机的产生是网络主体责任伦理缺失的结果。责任伦理是现代规范伦理学的重要范畴，是人们“共同承担人类共生共存责任的伦理，责任伦理是面向人类整体、面向未来的高科技时代的伦理”④。从康德认为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到尤纳斯宣布当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责任问题，再到韦伯阐述“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原则”，责任伦理已经超越了传统伦理，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能有效引导公民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来说极具感召力和说服力。责任伦理以人类共生共存、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倡导“尽己之责”、“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以及“关怀人类”的伦理和道义精神。就网络世界来说，网络伦理困境的化解，首先应该强化责任伦理的规范。一方面，要强化责任伦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主体责任意识的觉醒，是主动承担应尽责任的关键。网络主体责任伦理教育应注重层次性和阶段性，针对不同的网络群体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如对大学生而言，应将网络责任与大学生活以及就业结合起来；而对社区公民而言，应将网络责任与社会行为和风尚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教育方式，使网络主体在网络世界中永远保持高度价值自觉，从而避免陷入网络围城，成为网络的“奴隶”。与此同时，要建立立体化的责任教育网络，充分利用和整合教育资源，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相互配合的教育网络，从小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培育尽责、担当、仁爱的责任价值观，使公民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一直受到责任伦理的潜移默化影响。另一方面，要完善公民尽责与失责的奖惩体系。通过建立公正合理、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对那些制造网络垃圾，破坏网络环境的网络主体，坚决实行“责任追究”，并向社会大众公示，接受制度的严厉处罚和社会大众的道德谴责。
第二，加强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网络伦理困境往往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封堵消息、不回应、不进行权威纠正和处理等不合理的行政措施有直接关联。以网络谣言泛滥为例。很多网络谣言的泛滥不仅造成了大量信息垃圾，破坏了网络空间，还影响了社会稳定。而在这些网络谣言初步传播时，一些政府机构为了息事宁人而封堵消息，人为造成权威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信息鸿沟，这不仅不能阻止谣言，反而增加了民众对谣言的关注度和热衷度，结果酿成网络谣言大爆炸，阻塞了正面消息的传播渠道。试想，如果政府能坚持“阳光、透明原则”，及时公开消息，并权威信息，拨开民众的“云雾”，谣言泛滥的机会就会减小。由此可见，维护网络道德，形成和谐网络环境，就应该加强政府的阳光执政，本着对民众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一方面，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大众参与的监管模式。政府要主动出击，时刻关注当前社会态势，提高对社会舆情的敏感度和关注度，一旦发现网络负面消息开始大面积传播，就应该提醒民众预防，并采取相应措施将其阻断甚至扼杀。与此同时，还应采用物质奖励等方式鼓励社会大众举报、揭露网络垃圾信息制造者，从而通过政府与大众的不断互动，建立“结果与行为兼监管”的监管模式，构建网络信息预警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软硬”兼备的调控机制。当破坏网络虚拟世界环境的现象发生时，政府可实行责任追溯，即通过相关网络监控技术，清楚地追溯根源，找到肇事者，并利用法律、行政等硬手段予以打击和惩处。与此同时，对于网络伦理危机现象引发的社会恐慌和不稳定，政府部门要通过科学讲解、心理辅导、情绪化解、精神安抚等软手段来消解网络伦理危机对网民心理造成的伤害。
第三，健全网络的伦理他律机制。在伦理学视阈中，伦理规范的形成既要人们形成相应的伦理品行和情感，又要借助外在的规范力量来帮助内在修养的提升。规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一部分，它“不仅具有预防性，而且是达到使主体摆脱其人生道路上的巨大困难和自私障碍的积极目的的手段”⑤。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只有实现伦理道德的自律与他律机制相互合作，才能使社会共同体成员都成为道德主体，进而激发全社会的道德意识觉醒，因此，化解网络伦理困境、健全伦理他律机制、强化道德评价和约束机制尤为必要。一方面，要建立专门针对网络道德行为的法律体系。在当今的网络信息化时代，如果不制定一整套相应的法规体系，并将其贯彻到底，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根本起不到治本效果。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控制利益链的制度监控和监管。很多负面网络事件发生的背后有着一条纵的完整利益链，要打破这条利益链，仅寄希望于这些利益主体的道德自觉是不够的，也是乏力的，必须制定一套集预防、审查准入、及时监管、问责于一体的长效性、细则性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下去。总的看来，与当前相关部门针对网络危机事件而进行的一些整改、突击检查、抓典型处罚等措施相比，建立长效性、细则性、规范性和操作性兼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健全网络伦理道德他律机制，对化解网络伦理困境、维护网络道德净土更有效、更实用。
第四，推动网络伦理共同体的建构。当今世界，网络伦理危机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单独问题，而是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网络信息垃圾、资源结构失衡等伦理危机已经波及了全球网络，对全世界人民的生产、生活和交往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从全球化趋势来看，网络信息霸权、网络资源垄断等网络伦理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心―边缘”的全球格局，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消除网络数字信息鸿沟，均衡分配网络资源，让世界人民共享全球优势网络资源就成为当今网络技术发展必须追求的价值目标。在这种背景下，构建具有全球意义的网络伦理共同体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要任务。网络伦理共同体的核心是共同利益，它强调多元主体在网络问题上达成道德共识，形成相同的伦理价值判断，如仁爱、公正、平等、责任等。但这种共识和价值必须立足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绝不能成为某一个大国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当然，建构全球网络伦理共同体仍然面临着本土化和主观性认同困境，以及“同质性危险”、“利益的排他性”，“小团体与公共空间的冲突”等社会困境，这就需要各国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精诚合作，本着对现在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共同守护绿色网络。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全球网络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应有的职责，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加强“中国梦”对外宣传的过程中，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仁爱、和谐”融入网络空间，并借助网络技术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相结合，与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积极推动各国都普遍认可的网络伦理规范的形成，这不仅可以促进全球和平网络、绿色网络、仁爱网络、和谐网络的崛起，还能让全球网络主体都能听到中国声音，感受到中国价值的正能量，从而积极推动中国价值的和平崛起。
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7
关键词：公共部门；行政伦理；矫正；行政人员；公共利益；伦理自律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2004406
abstract：withthedeepeningofChinaspoliticalsystemreform，thefunctionsofpublicsectorsmanagementgraduallytransitfromtraditional“management”typetomodern“serviceoriented”type.thispaperanalyzedtheadministrativeethicalanomieofsomepublicofficialsintheprocess，suchasroleconflict，powerconflict，interestconflictandlegalandreasonableconflict.theresultsshowthatthemaincausesofsomeadministrativeethicalanomieofpublicsectorsarecloselyrelatedwithvaluepursuitoftraditionaladministrativeethics，administrativesystemdeficiency，inductionofdiversifiedvaluesandinsufficientsupervisionandconstraintmechanism.toresolvetheproblemofadministrativeethicalanomieofpublicsectorofficials，itshouldstrengthenthelegalconstructionofadministrativeethics，andeffectivelydealwiththeethicalinstitutionalizationandinstitutionalethicsaswellastheirmutualrelations；itshouldadvocateandpracticehighpayinghonestyandsocialismcorevaluesnormalizededucation；itshouldenhanceethicalbeliefeducationofthepublicofficersandputforwardselfdisciplinerequirements；itshouldestablishsunshineadministrativesysteminwhichmaingovernancesubjectsshouldparticipateindiversifiedapproacheswithopenprocedures，regulatingandmotivatingpublicsectorexecutivesunderfulldynamicsupervisionandintroductionofthirdperformanceevaluationsystem.
Keywords：publicsector；administrativeethics；rectification；administrativeofficials；publicinterest；ethicalselfdiscipline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公共部门的管理职能逐渐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过渡，管理角色也从“掌舵”向“划桨”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伦理失范现象多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对公共部门的合法性、权威性基础产生影响，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从行政伦理失范的内涵、价值追求、问题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1]，但研究视角和矫正对策还有不足。本研究从冲突论的视角考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分析其行政伦理失范的成因，探索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的矫正路径。
一、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
伦理失范的表现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共部门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和传统行政管理相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比如行政部门简化放权、行政效率有所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改善、社会保障逐渐完善等等。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部门相继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方面“官本位”思想严重，制度规范存在缺位，行政行为滥用腐败，“权、利、益”等认知冲突诸方面[2]。以此为参照，从冲突论的视角出l，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主要有4种。
（一）角色冲突：“经济人”与“复杂人”的冲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是“经济人”，即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人。理想化的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人”。这两种人性假设对于从事公共部门的行政人员来讲，其角色认知都是不合理的。角色理论认为，“不同的人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即使同一个人会扮演多重角色，不同的角色会给行政人员带来这些角色所承担的特定责任”[3]。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是“经济人”和“公共人”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不同的角色拥有不同的权力，承担不同的责任。角色冲突带来公共部门行政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主要如下：公共部门中的行政人员担任着多重角色，既是自己上级部门的下属，需要执行上级的行政命令；同时又是下级部门的上司，领导、管理并监督下级部门。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然而，他们也是属于特定组织的，当上级命令与地方性法律法规、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就构成对行政人员伦理精神的严峻考验：到底是对组织中的上级领导负责还是对人民利益负责的角色冲突[4]。
（二）权力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冲突
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然而在现实公共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将会出现以下几类冲突：第一，公共部门的“本位主义”问题。公共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可能会导致“本位主义”“部门主义”等，公共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袒和徇私，从而出现公共部门组织部门主义盛行，“权、责、义、利”不明确等情况。第二，公共部门的扩大化问题。正如帕金森定律所言，公共部门行政机构的不断扩张，会不断扩充行政机构人员及“影子机构”[5]，以扩大自己的行政权力。第三，公共部门的设租寻租问题。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利用其权力之利、职务之便，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对一些企业或者商人进行“设租”“寻租”等不当交易，出现“吃、拿、卡、要”等扭曲现象。第四，“零和博弈”现象的出现。当遭遇政出多门、多头指挥的情况时，公共部门中“站队”“排序”必然对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公正、中立等伦理精神提出挑战。
（三）利益冲突：社会利益与共同利益、个人利益的冲突
利益冲突是公共部门行政人员伦理失范的突出表现，它具有本原性，角色冲突和权力冲突具有派生性。作为公共部门的行政人员，既要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或组织利益。在社会转型时期，公共部门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现代公共行政伦理要求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尽快回应人民热切关注的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和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包括作为社会核心利益的多层次的公共利益，也包括具有组织分享性的共同利益与私人独享的个人利益，但是政府部门的共同利益、行政人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大众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例如，部分公共部门对市场进行干预、管制，甚至操纵，以谋求自身利益[6]。部分公共部门为了政绩、业绩，难免会选择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以满足当前发展现状，从而出现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又该作何抉择？
（四）法理与情理冲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法律是由伦理规范发展而来的，公平正义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精神，自由法治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要求，敬业服务是公共行政的基本要求，公民参与是公共行政的必要要求[7]。公共行政活动常常面临着公正与非公正、善与恶、美与丑的判断，这些都属于伦理的范畴。中国社会是注重“仁、义、礼、智、信”传统观念之上的情理社会，诸如2016年北医三院产妇“医闹”事件中，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部分媒体追求“眼球”效应进而片面、刻意报道，加之互联网不实炒作推波助澜[8]，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社会群众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误会和矛盾，从而削弱部分公共行政部门的合法性、权威性。当法理与情理出现冲突时，情理判断、舆论导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部门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出现“道德绑架”，妨碍司法公正。
二、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
伦理失范的成因分析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影响因素主要与行政体制自身的缺陷、传统人伦思想的影响、多元价值导向的诱导和监督机制不足等4个成因关系密切。
（一）行政体制自身的缺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变化的速度加快、人民民主法治思想的崛起等，人民群众对公共部门提出了更高期待，公共部门承担着远比以往公共行政更多的公共职能和社会责任。行政体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不健全。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能够适应中国国情并指导行政实践的行政体制理论，理论的落后难以在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具体的行政活动中予以正确的指导和规范，导致部分行政活动中会出现体制不健全、多头指挥、争利夺功、推诿扯皮、监督乏力等行政伦理困境。第二，权责划分不明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古德纳最早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对公共部门中行政“职、责、权”的划分有所辨析，但实际中仍存在党政界限不清、权责不明确等状况，行政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专制低效、创新不足等弊病。第三，行政权力异化使法律、制度被虚化。这里的行政权力异化，指的是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偏离政治权力预定目标的一种现象[9]。其异化本质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走向对立的状态，使相关法律、制度约束被虚化、弱化。
（二）传统人伦观念的影响
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在传统习俗中，强调“礼”，而非“法”[10]。第一，公共道德观念弱化。儒家思想更多的是强调个人“仁、礼、忠、信、廉”等价值追求，却忽视公共道德和制度道德方面的建设，致使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约束不足。第二，盛行。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层级次序”的以及僵化的组织结构等在部分公共部门中根深蒂固，对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行政价值观念具有深远影响。第三，社会惰性泛化。在公共部门中，传统“官本位”思想、等容易导致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成为非正式组织的附庸，没有新想法、新创意、新方式，难免会导致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懒散的官僚作风、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效率低下。
（三）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诱导
在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的价值理念也对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规范产生了猛烈的冲击。第一，拜金主义思潮冲击正确的行政伦理。在市场经济时代，逐步发展起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价值观念冲击正确的行政伦理价值观，致使公共利益受损。近年来，各大新闻媒体、党报党刊公开通报处理的违法违纪官员及典型事件是拜金主义思潮冲击的直接表现。第二，从众心理影响行政人员的行为选择。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将从众心理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5]。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在日常行政过程中，可能会出于政治权威、群体压力、职业发展等原因，从而对组织及其他人提出的意见、看法盲目服从，听之任之。第三，“群体道德”替换个人的主观意志。公共部门中的“群体道德”约束对个人影响较大，能够造成群体中个人利益的暂时消失以及相应意识的泯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
（四）监督机制约束的不足
中国《公务员法》对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考核，在“德、能、勤、绩、廉”的基础上注重实绩的考核，重点是工作实绩[11]，这便导致部分公共部门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几种困境：第一，从公共部门下级行政人员来看，对工作功绩和职位晋升的盲目追求，会导致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在管理、考核、评估、监督等过程和环节中“信息不对称”现象出现，诸如谎称虚报、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等现象频频。第二，从公共部门上级考核部门来说，对下属工作的否定也意味着自己领导能力的欠缺，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下属部门的管理、考核和监督标准放宽，以凸显自己在工作上领导有方，有所建树。第三，工作绩效难以考核和量化。公共部门在行政过程中，工作指标的设立是否合理、科学，会使得工作绩效难以考核、难以量化等问题存在，导致“偷梁换柱”“李代桃僵”等现象出现。第四，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政务公开、透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够，加之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同级人大、政协委员、媒体及社会公众对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监督存在盲区，导致一定程度的监督主体缺位。
三、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
伦理失范的矫正路径在“互联网+”时代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对公共部门的服务公开化、透明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公共部门中出现的一些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可以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规范行政伦理价值导向、提升公务人员伦理自律和完善伦理监督机制等4个方面加以矫正，继而规范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政伦理精神，为行政主体塑造一个良好的行政伦理氛围，提升行政主体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力促社会转型中公共部门行政伦理的常态化、健康化发展。
（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公共部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必须要弄清楚这么几个问题：哪些伦理理念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旋律的，哪些伦理行为是值得在行政法规中倡导和弘扬的，哪些活动是符合社会期许及大多数人利益的。这些伦理判断的标准在于体现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观念。
表1是4个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价值观”，虽然对公共行政价值观的详尽程度略有不同，但其主体精神却完全一致[12]。都体现了行政伦理“公正、合法、权威”的行政伦理精神。这对中国行政伦理的法制化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经验。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3]。廖炼忠也认为，应从体制改革、完善制度和建立制约机制3个角度完善制度治理路径[14]。以
此为参照，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第一，伦理制度化，在借鉴国外先进国家“公共行政价值观”的基础上，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及社会现实，遵循“德”与“法”的契合，加强中国公共部门行政人员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第二，制度伦理化，以法律的合法化、制度化等“刚性”制约来引领、教育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养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柔性”理念，规范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在日常行政活动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第三，制度与伦理相结合，法律与契约相融合，通过各种渠道的宣传、教育及文化渗透，为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在面临伦理冲突时坚持正确伦理信念的同时，也能为公共部门行政人员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提供惩罚的法律依据[15]。
（二）规范行政伦理价值导向
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人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从“社会人”出发，人是具有社会交往的人；从“自我实现人”的角度出发，人是具有成就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人；从“复杂人”的角度出发，人扮演的角色不同，其需要呈现出复杂性。作为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既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人，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人”。高中义提出，公正是行政伦理的价值追求[16]。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应规范和矫正公共部门行政伦理价值导向，进而对公共部门行政人员进行“精神约束”：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对公共部门行政人员进行教育，规范其伦理导向，使其能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第二，发挥榜样作用，树立伦理标杆。在公共部门中寻找那些奋战在行政岗位一线的公正、诚信、廉洁的行政典范人员，以身作则，以身言教，引领“公正、忠诚、服务”等行政伦理价值导向，强化正面典型示范作用，增强“四大意识”、落实“五个扎实”，系统推进“追赶超越”的良性竞争态势。第三，“高薪B廉”理念的倡导与践行。一方面提高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工资报酬、福利社会保障等，提高其社会地位及安全感；另一方面提高公共部门行政人员“违纪成本”，发现一例，通报一例，处理一例。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行政伦理为指导，以伦理道德为底线，规范公职人员的行政活动，减低违法违纪事例。
（三）提升公职人员伦理自律
提升公职人员伦理自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坚守“底线伦理”，牢筑伦理信念。公职人员应自觉对十八届以来各项规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理论进行系统学习，防触“政治红线”、坚守“伦理底线”、牢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第二，增强党性修养，提升自律要求。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观要符合“底线伦理”的要求，更要有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并为之不懈奋斗。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在严于律己、追求公正的同时，也要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增加社会效益。第三，加强自身教育，强化伦理精神[17]。行政人员应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国外与国内相借鉴，将国外先进“公正、合法、权威”伦理精神与中国传统“仁、礼、忠、信、廉”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将行政伦理要求看成是在认识其职业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之后的一种自我立法、自我约束，更是一种自愿、自觉、自决的行为选择。
（四）完善伦理监督机制
阿克顿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5]。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提出：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怎样预防权力腐败、运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完善权力监督以及由谁评估，是我们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图1是公共部门行政伦理监督机制构建模式。
根据图1，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公共部门行政理论监督机制模式的构建：第一，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公共部门的治理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它既是一种体现民主的方式，也是公共部门保障民众参与权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表达他们的意愿和诉求，群策群力，提供更多维、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保证公共政策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动态环境。第二，程序公开，阳光行政。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公共部门在简政放权、简化行政程序的同时，需要加快电子化办公进程，通过“互联网+党建”“互联网+政府办公”“互联网+业务培训”等，开展形式各样的服务项目，保障民众知情权、参与权和质询权，有利于公共部门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树立。第三，全方位动态监督。新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是媒体中心，都是话语体系的倡导者和维系者。在这种全方位、全过程、全动态的监督方式下，更加需要规范作为“个人”的公共部门行政人员道德认知和伦理判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第四，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引入第三方构架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指标，以客观、公正为准则，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评估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绩效及贡献，将其作为考核、评优、晋升的依据，能够有力规范和激励公共部门行政人员。
四、结语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攻坚转型时期，公共部门行政人员更应秉承“公正、忠诚、合法”的行政伦理精神。本文从冲突论的视角对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问题、成因及矫正路径进行审视，丰富已有公共部门行政理论失范对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为公共部门行政理论精神的重塑提供借鉴和路径参考，以期规范和矫正公共部门行政人员行政伦理精神，改善行政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中国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的常态化、健康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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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8
【关键词】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成因及对策
一、当前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主要成因分析
（一）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及其相关教育制度建设进程过于迟缓。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及其相关教育制度建设进程过于迟缓是当前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对公共管理伦理的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对公共管理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同时公共管理伦理方面的精神文化建设也相对缺乏；二是部分公共管理组织以盈利性的伦理组织指导员工的管理和招聘工作，直接造成了公共管理服务水平的降低，激发出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三是公共管理伦理教育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缺乏一定的导向性和实践性。没有专门针对公共管理者的教育体系，并且教育的内容也发挥不出实际的效果。
（二）公共管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因素成为强化伦理缺失的外在力量。公共管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因素成为强化伦理缺失的外在力量来源于各种内外在因素。具体而言，一部分来源于组织外部环境，诸如政治环境及地位、文化、经济等等方面，都对公共管理组织及管理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来源于内部的环境，诸如对人、力、财、物等等资源的控制和调配权等等。由于公共管理组织一般属于一种非功利化的组织机构，因而管理者在理论上不应该受到功利性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实际中，功利化色彩渗透于公共管理组织机构的过程中，直接导致了公共管理伦理的严重缺失。
（三）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取了不正当态度。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取了不正当态度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般而言，人们都有获取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务的欲望，但是因为价值观念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个体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个人在对待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方面，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旦私心的欲望超越了道德及法律的底线，就会做出有害于他人及国家的行为。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行为，在本质上来讲是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群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等等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
二、解决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具体实现方式
（一）明确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明确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是解决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首要任务。一方面需要加大公共管理组织伦理的研究力度，从而尽可能的充实公共管理伦理领域的精神教育内容。另外一方面要加强公共管理组织文化建设，提升公共管理者的个人道德素养，促进不道德的行为发生。从而针对公共管理组织的活动范围及相关的伦理标准做出针对性的责任划分规范，明确公共管理伦理方面的规范标准。
（二）塑造道德典范加快公共管理伦理建设进程。在塑造道德典范加快公共管理伦理建设进程方面，应该根据公共管理组织所提品及服务的特性，针对性的进行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塑造公共管理组织及管理者的道德人格魅力，实现扩大公共管理伦理的社会影响力度。另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不同公共管理领域的管理主体，并对其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服务标准等等做出具体而可行的规定。将已有的公共管理活动与即将开展的公共管理活动结合起来，实现公共管理更高层面的战略部署。
（三）加强公共管理领域伦理环境质量监控。加强公共管理领域伦理环境质量监控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公共管理领域的伦理环境质量监控体系，对于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的行为应该提出与其职能性质相一致的伦理要求，同时对其实施的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另外，还需要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法制意识、廉洁意识等等深入到公共管理中去，强化公共管理组织岗位的非经济性特征，用服务型代替统治型管理，提倡在法制精神教育下的公民自由权，实现公共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三、结语
公共管理理论缺失问题的日益严重，已经威胁到了社会信任、发展信念等等方面。本文从当前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主要成因分析出发，包括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及其相关教育制度建设进程过于迟缓、公共管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因素成为强化伦理缺失的外在力量以及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取了不正当态度三个方面。然后就如何解决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涵盖了明确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塑造道德典范加快公共管理伦理建设进程以及加强公共管理领域伦理环境质量监控多个方面。希望为今后有效的解决公共管理伦理的缺失以及提升公共管理的水平奠定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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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温俊.我国公共管理伦理失范的成因分析[J].改革与开放，2014（06）.
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9
道德荒野笔记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世界共同体的涌现
伦理的思想和思想的伦理
苏格拉底与美德的统一性
关怀伦理视阈下的社会正义
谁是我的邻人
论西方理性主义危机与东方
现实主义的贫困——评非伦理的战争观
气候变化问题的伦理应对:正义与美德
从荀子“礼乐论”看幸福的条件
将马克思带向正义:补疑和反驳
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的分配的正义
迈向马克思的正义理论
麦金太尔德性方案的现代性限度
中外行政检举变迁的政治学理路
当代未成年人的双重道德境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平正义观的新阐发
“和”作为一种制度伦理的解读
儒家“中和”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穷达以时》与孔子的境遇观和道德自主论
“人生不能无群”——荀子论人的概念的特性
元学伦理思想体系构成的基本问题及其特征简论
孔子恕道的哲学辨证
积极的世界主义伦理观:联合国与集体安全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中国金融市场个体道德状况的经验分析
从“实然”能否推出“应然”
德性与幸福关系再思考
马克思、道德与历史——对近年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绿色新政:从污染控制到消费与生产模式的结构转变
环保政策领域及行政逻辑比较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与世界公民
政治伦理学视域中的意大利社会治理模式分析
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追寻“现代性”的道德母体:中西伦理精神的原始图像互镜
“形而上”与“形而下”自觉结合的力作
全球化的矛盾:对政治理论的一种跨文化挑战
公共管理如何可能——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的审视
“无君子则天地不理”——荀子“心与道”的关系片论
论贞观君臣对道家政治伦理的践行及其经验教训
东西方的遭遇、对话与互镜——评《西方遭遇东方》
穿透多元时代的价值迷雾——评《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引领》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怨恨与爱:舍勒就基督教道德对尼采的误解
“圣女贞德”:宗教英雄及其道德困境
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传媒呈现状况及原因分析
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篇10
abstract：Liftingsystemforcivilservicepositionsisacompetitionlinkestablishedtoencouragecivilservicetorealizetheirownvalue.itprovidesafairenvironmentforcompetitiontocivilservicetodemonstratetheirtalentsandachievetheirambitions.However,humanethicalrelationshaveappearedandcontinuedseriouslyinourcountry,whichbeganwith“graycorruption”to“blackcorruption”,showinganupwardtrend.Soitisnecessarytostrengththeresearchinliftingsystemforcivilservicepositionstoavoidhumanethicalrelations.thepaperintermsoftheautonomyofadministrativeethicsoftheadministrativeethicsofthetheoryandtherealityoftheactualoperationexplainthereasonsabouthumanethicalrelationsgeneratedintheliftingsystemforcivilservicepositions,andonthisbasis,proposingappropriateavoidingmeasures.
关键词：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人情伦理关系行政伦理自主性
Keywords:LiftingsystemforcivilservicepositionsHumanethicalrelationstheautonomyofadministrativeethics
作者简介：宋慧丽，1985年生，吉林大学，硕士，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一、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和人情伦理关系的内涵
职务升降即职务的晋升和下降，即升职和降职。一定的职务意味着一定组织赋予其成员的职权、任务、责任和与之相适应的地位和待遇。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就是对公务员升职和降职的原则、标准、条件、方式、程序等方面规定和规范的总称。
黄晓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论”，即由无数私人关系所达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就像石头丢到湖水激起的波澜，但圈与圈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圈外可以成为圈内的，核心圈则最为重要。公务员制度中人情伦理关系则指政府官员的人情伦理关系。政府官员既承担着“好的行政官”的角色期待，又承担着“善良的社区成员”等角色期待，行政个体难免与工作之外其他多种角色产生冲突，当政府官员不能很好地缓解自己的“角色冲突”，并在伦理困境中选择“人情伦理至上”时，就会成为外界压力的“俘虏”，形成人情伦理关系。
二、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形成人情伦理关系的理论原因
行政伦理学学派认为，个体行政人员角色扮演的多样化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多元化，角色冲突、责任冲突、利益冲突愈演愈烈，极易陷入行政伦理困境。库伯说：“面临冲突性的责任是公共行政人员体验伦理困境的最典型的方式。当处于两种期盼或倾向之间，而且这两者又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时，我们就会觉得烦恼不堪，‘做了你就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都同样表达了被夹在两种互不相容的选择之间的那种感觉。”当政府官员不能很好地缓解自己的“角色冲突”，并在伦理困境中选择“个体利益为上”的基本价值时，“官本位”和行政伦理人情关系随之产生。
三、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形成人情伦理关系的现实原因
（一）传统的官僚意识过重
传统文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和“权力中心”的观点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受传统仕官文化的影响，许多公务员难免把“为官”视为最大追求。晋升对公务员而言既是最荣耀，也是最实惠的奖赏，它意味着职位或级别的提升，待遇的改善和更大的成就感，它带来的不仅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巨大的荣耀感，同时还有许多其它的实际利益。现行制度中职务的高低和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加上关键岗位往往有掌控人权、财权和物权的利益含量，因此，晋升成为公务员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和追逐目标。
（二）监督体制执行乏力
中国传统的官僚人格使不少官员对权力和责任理解错位，行使权力、享受待遇天经地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则放之一旁。监督机关缺乏权力，在用人失察产生严重后果后，又缺乏问责制作为后盾，导致人员晋升频频出现弊病。如干部选任工作中的责任不明确，层层负责，到头来都不负责；集体研究决定，大家都有责任，结果是人人都不承担责任，出现用人失察失误难以追究，“板子”打不到具体人身上。这严重影响了公务员晋升机制应有的正激励和负激励的作用，无疑会导致无能官员、腐败分子的产生，影响公务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
（三）分配制度缺乏公平
现行公务员分配制度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收入大多数由政策决定，并不是完全按照其个人努力、贡献来确定，在地区、系统、行业和部门之间等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同是一个级别，能力水平相当，都是在为国家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但由于所在的部门不同、行业差异，实际工资收入待遇悬殊很大，这就在客观上使我们的许多公务员向往好地方、好单位，或采用非正当手段来追求利益的平等，造成一些公务员心理失衡，因此千方百计在晋升过程中钻空子的现象随之而来。
四、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有效规避“人情伦理交易”的对策
（一）落实责任追究机制
首先要建立有效的行政评估机制，对行政决策的评估标准和技术等做出明确规定。这既有利于衡量行政行为实效，又有利于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其次要狠抓责任落实和奖惩兑现。有关部门要根据公务员行政绩效分别给予不同的奖惩：对那些责任心和事业心强，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公务员予以表彰奖励，包括奖励的条件、原则、种类和权限等；对那些，给国家、集体及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公务员，不管涉及到谁，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要一查到底。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维护责任追究机制的严肃性，促进公务员实行科学、民主、正确和合理的行政。
（二）完善监督机制
健全和规范源头监控机制。完善的公务员监控机制应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而我国近年反腐败的实践表明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政府领导成员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尤其对主要领导干部而言，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更不可能监督。所以现实中一旦高官落马案发，不是开除其党籍，就是判刑，这就是因为在犯罪之前几乎没有对其进行监督，使行政监控失去事前监督的预防功能和事中监督的补救功能。因此，完善我国公务员监控机制必须从源头着手，尤其在人、财、物的源头上进行重点预防监督，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强化事中监督。
（三）提高行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
行政个体要摆脱官僚意识，吸纳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行政个体需要超越组织进行多种身份认同，需要培养职业的、政治的和社区的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要求行政个体进行持续的职业教育和训练、职业交往与合作活动、定期关注职业文献资料和培养公共行政角色责任感。政治身份认同意味着要参加政治性政党，培养对当地乃至全国政治事务独立的政治性判断。社区身份认同意味着要参与到具体的公共生活中，关注邻里问题，努力参与志愿互助组织、公立学校和宗教机构活动等。行政个体的职业价值观必须超越组织的限制并限定组织对他们职业行为的控制度，为管理策略和目标提供生动的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特里・库伯：《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李得志：《当代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科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