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1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思考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推动，财政给予保费补贴，以引导广大农户参与到农业保险中来；同时，政府对涉及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税收上的优惠，提高这些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从而解决我国农业保险供需不足的现象。自2007年起，我国开始推行由中央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险金额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户共同承担，农业保险的功能和作用逐步得到发挥。政府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旨在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筹集补偿资金，稳定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是支农，惠农，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健康发展，对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促进我国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推动，鼓励农户和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利用市场机制分散农业经营风险。一旦农险发生后，赔付工作主要涉及相关的保险公司和投保农户。只要市场是有效的，双方就会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使得灾害赔付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农户手中，使农险得到及时控制或利于趋好。这种补偿机制不仅减轻政府的责任，提高灾害救助体系的运作效率，还可以引导农户利用现代金融手段提高农业的抗御风险能力，是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利益诱导，将大量社会资金吸引到农业保险中，增强了农业风险管理的经济实力，可以有效解决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供需双冷的难题。
第二，与其他保险一样，是一种经济合同行为，保险公司必须根据保险单和条款的规定，及时地精确地赔偿，能以利益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广农业新技术、促使农业生产集约化、商品化。
第三，促进农业防灾防损体系的建设、保障投资安全，一方面有利于农户增加农业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更放心放贷给农户进行农业投资，从而有利于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缺失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予以扶持，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组织机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和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方面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严重影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发展。农业保险具有风险集中度大、高经营成本、高赔付率及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低、商业保险机构因利润低而不愿涉及的特点，因没有立法支持，一些地方政府以及保险公司对各项支持政策的持续性也存有疑虑。在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分散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村防灾防损能力的长效机制方面，力度不足。
（二）保险费率、赔付率、保额及政府补贴的制定不完善
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地区差异性，不同地区的农民往往会面临不同的农险。保险费率、赔付率、保额及政府补贴的制定理应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户所面临的农业风险的大小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策略。但现有的做法并没有体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农作物保险费率、赔付率和保额普遍存在省内“一刀切”的现象，这不仅有悖于保险经营的风险一致性原则，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民参保积极性。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主要采取“政府财政补贴+保险公司商业经营+农户自愿参保”的模式，政府在提供补贴时，难以确定合适的补贴额度，难以科学评价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的绩效。
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涉及财政部、保监会、农业部门等多个部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和体系，最终可能会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必然难以持续。
（四）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和农业再保险机制的缺失
农业生产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且易形成农业巨灾。如在2010年，发生在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5省（区、市）的重大旱灾，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统计，截止3月23日，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36.6亿元。而这次罕见旱灾再次暴露了我国巨灾风险分散体制的不到位。在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下，既缺乏巨灾赔偿准备，也无分散风险的其他安排，这无疑使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望而却步”。
（五）农民风险意识淡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
不少农民缺乏主动防范风险的意识，缺乏参保的主动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知识了解少，意识不到农业保险是防范和转嫁农业风险、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甚至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存有疑虑。国家取消农业税后，政府给予农民的直接补贴越来越多，农户的依赖思想加重，直接削弱了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促进农业保险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法规
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一种由政府推动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其发展的好坏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密切相关。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进程，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以及在农业保险中政府的职能作用；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经营主体各方的职责、权利、义务；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需资金的筹集方式、数额及运用；明确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标准及计算方法；明确给予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费用补贴标准；明确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确立农业巨灾再保险体系及巨灾发生时的赔付和处理方式；明确农业保险与农业再保险的功能、作用、监管及运行方式；切实维护投保农户合法权益。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应要做到：第一，奖惩分明，能有效地阻止和防范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发生，如通过立法形式将最大诚信原则和可保利益原则作为政策性保险的基本原则固定下来；第二，条款明细，具有规范、指引、可操作性，如明确政府补贴的长效机制。
（二）强制性农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
目前，我国农村仍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经营模式为主，农户经营规模小及土地分散，农业收入低，加上农户对农业保险意识淡薄，这直接降低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林、牧、渔产品的主产区实行适度的强制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第一，利于将各种支农优惠政策、农村金融信贷政策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结合起来。例如规定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必须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或者参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享受信贷优先、利率优惠等政策。这样既能规避农户的逆向选择行为，又可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第二，利于以行政村为单位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广大农村，农业出现“兼业化”、农村出现“空心化”、农民出现“老龄化”的现象严重。因此，通过以行政村为单位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一方面，便于对行政村的主要农产品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布局，专业化管理；另一方面，可使保险理赔规范性操作，降低理赔的难度和成本。第三，利于扩大农业保险的承保面，降低保费率，避免逆向选择。第四，利于有效地防止农户“搭便车”的行为发生。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准公共性特征，受农业经营者小农意识和低文化素质的影响，农户完全实行自愿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强制性才能使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充分分散风险。
通过对农业主产区的主要农产品进行强制性保险，并充分发挥这一政策支农、惠农的作用，以带动农户自愿参与其他农业保险，使农业保险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打好坚实的基础，更好地发挥服务“三农”。
（三）保险费率、赔付率、保额及政府补贴应具有差异化
依据保险风险一致性原则，在厘定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时，要进行风险区划和费率分区，使他们的保险费与自己的生产状况联系起来。同时，在补贴标准上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办法，各级政府要结合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给予各地区不同的保费补贴和分担比例。对财政困难、农业产值比例大的省、市、县适当提高财政补贴比例，以缩小省、市、县差距，增强地方政府和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促进各地政策性农业保险协调发展。
各级政府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应纳入财政预算，由中央、省、市、县财政分别承担，并可把各级政府的部分救济基金转移到农业保险做巨灾准备金。
（四）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监管
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业生产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农业灾害的区域性很强，不同地区的风险种类和风险大小不一样。为了科学合理地厘定费率，进行风险区划和费率分区，在现阶段主要采取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情况下，依据保险的大数法则原理及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具有地域性和高度集中性，易形成巨灾风险），建议在省（区）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有利于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协调配合，加强对商业农业保险公司或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农业保险公司的监管。如图1所示。
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中央财政与地方各级政府共同出资构建，出资比例依据各省（区）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国计民生影响程度等方面，如对经济欠发达、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的农产品主产省（区），中央财政应予以倾斜。
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其功能主要：一是负责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产品设计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如对保费补贴发放与监管，对参与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农业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市场退出、财政补贴行为的监管，对费率、险种开发的监管等；二是主要为监管区域内的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
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体系可由国家政策性农业风险管理办公室、省（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各市县农业风险管理办公室组成，如图1所示。
国家政策性农业风险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审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设立与监管、审批政策性农业保险人的设立与监管；依法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人的资金运用进行监管。
省（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主要负责所管辖区域内各险种条款的制定，如定损标准、费率厘定；建立农作物保险数据库；负责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的研发；负责预测和计算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保险产品进行初步审核；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再保险；负责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负责防灾防损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工作。
各市县农业风险管理办公室要严格执行政策性农业各项条款，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协助省（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发放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及辖区内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监管。
（五）完善巨灾风险基金和农业再保险体系
农业保险风险的发生具有地域性和高度集中性的特点，很容易形成巨灾风险，一旦出现了巨灾风险，保险公司很难单独承担起赔偿责任，甚至吞噬掉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巨灾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极大的危害性给保险公司经营带来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并非单个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力所能及的，也不是单纯通过再保险安排就能够解决的。因此，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将是维系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如图1所示。
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是利用市场手段化解农业巨灾风险，旨在建立多层风险分担机制，由政府、保险人、再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共同承担农业巨灾风险。
全国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保障基金的筹集可以考虑由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持（如可降低农业直接补贴，增加农业保险支付，有利于形成农业保障的长效机制）和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相互筹集，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由财政部监管，逐年滚存，运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具体动作机制可设计为：由保险公司承保农业巨灾风险后，分保给国家巨灾保险基金，再由该基金将一部分业务转分保给其他再保险公司，其余的可采取风险证券化或自留，分担农业保险公司的巨灾风险。同时，健全巨灾保险法律体系，明确不同巨灾发生时巨灾风险保障基金承担比例，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通过政策上的支持，如对农业巨灾风险再保险业务进行政策性补贴。鼓励中再保险公司或其他专业性再保险公司给其他涉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业务。一是使农业风险在国内外得以最大程度地分散；二是运用市场机制，差额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负担。
（六）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
增加农村保险服务网点，对承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的选择，应主要选择实力雄厚、网络健全、信誉良好的一些保险公司来承担。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率，树立正确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导向，给农民灌输正确的农业保险消费理念，提高他们的农业保险意识。让每个农民都明白，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他们防范风险的坚强后盾，从而提高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不断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总之，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要有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就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来看，笔者认为采用如图1所示的机制比较合理。
参考文献
［1］龙文军.试论我国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层次障碍［J］．南方农村.2006（4）
［2］庹国柱，赵乐，朱俊生，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3］黄英君．农业风险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一个框架性设计［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6(3)
［4］郭静．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及管理对策分析［J］．农业经济，2008(5)．
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2
关键词：地区循环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问题；金融创新
农业是每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农业提供了国民生活所必须的粮食、蔬菜等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必须要注重发展农业［1］。当今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主要包括建设城市和乡村两个方面。那么，发展地区循环农业是建设生态文明乡村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发展地区循环农业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农村固废等排放量降低，从而有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发展地区循环经济是发展农村金融的一种创新举措，可以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在发展地区循环农业方面，应该得到国家以及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只有发展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以拥有发展的依据和大体的方向，并且，相应的法律也应该完善，使得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有法可依、有相应的政策给予支撑。但到目前为止，有关农业发展的相关法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包括法律不完善、法律约束范围狭窄等等［2］。本文就地区循环经济的概念以及重要性、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以及必要性、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地区循环农业经济的重要性
（一）循环农业的概念
循环农业是使用物质多层次利用技术，将物质循环再生，使产出废弃物减少，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3］。循环农业是一种可持续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作方式。
（二）发展循环农业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制度配备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发展农村经济的制度规章，发展循环农业，提升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建设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发展循环农业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可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较少废弃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农业的发展壮大。
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必要性
（一）政策性金融的概念
所谓政策性金融，意为处于国家政府部门保障下，国家信用作为根本，采取多样化不寻常的融资方式，依法遵循国家律法允许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的落实政府颁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办法，采取的区别于一般性资金融通的手段。一般的说，实施政策性金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家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保证地区多种产业经济的平稳发展，最终推进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4］。
（二）对农村进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必要性
我国的农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对于发展比较落后的农业以及农村，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以政策支持，根据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农村金融进行指导和鼓励，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国家必须根据相应的经济政策，也制定农业方面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加快农村地区的建设［5］。制定相关的政策对农村金融给予扶持，为农村反贫困提供有利资金支持，引导更多资金走向农村，大力激发农村的活力，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三、地区循环农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问题探讨
（一）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加快资金融通的重要举措，对农村采取政策性金融扶持是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加快农村地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为了贯彻落实政策性金融支持策略，国家和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建立了有关的法律制度对农村的发展进行约束和指引。但是，由于政府职能的失灵、对相关的发展现状考察不完善、财政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原因，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相关法律制度的欠缺以及不完善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用来保障弱势群体金融发展权和金融平等权的［6］，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能力远远地落后于城市地区，因此，国家相关部门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会制定相应的制度，颁布相应的法律以实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虽然国家相关部门注重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建设，但是在实际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及政策的时候，却忽视了多角度的发展农村经济，再加上对相关地区农村发展的现状缺乏考察和实地的研究，对相关地区的现状并没有实际把握。所以，相应的政策制度不健全，没有对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规定和扶持，导致农村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单一化发展的问题。
2.法律约束的范围狭窄
农村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关的法律约束，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是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保障，因此，在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并没有经验可循，再加上农村资源数量和质量的不可预测性，相应的法律制度就不能进行全面的约束。相关的制度政策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约束范围狭窄，并不是农村金融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制度可循。另一方面，法律在指引农村金融发展方面，也存在着法律制度体现不充分的问题，即没有明确规定相关的发展政策和发展方向，法律政策模糊，并没有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3.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部分方面不合理
国家和政府通过进行政策性金融支持来扶持贫困农村和个体的发展，国家和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7］。但是，并不是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是合理有效的，也就是存在着部分法律不合理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还体现在相应的政策制度没有考虑当前的局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政府盲目根据其它的发展经验制定的策略未必适合当地的发展，这就导致了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部分方面出现了不适宜的政策问题。
4.政府职能失灵
政府在促进一方地区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引、鼓励、监督的作用，政府应该对相应的管辖地区的经济进行干预，但不能过分干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在建设现代化农村、发展农村金融方面，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划者，对农村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应的发展策略进行规划。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求政府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能，不能过分的干预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考察相应地区的发展现状，根据相应地区的发展特点和现状来制定整体的发展规划策略。但是，在实际的规划发展中，存在着政府职能失灵的问题，政府过度的干预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发展［8］。
5.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方面，国家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财政收入依然很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也不明显，相关政府部门财力不足，并且，相应项目的审批程序比较复杂，政府的财政支持并没有及时的落实到农村相关领域的发展以及相关设置的建设方面。因此，要想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得到国家、政府的财政支持，保证财政支农投入优先增长、稳定财政支农政策，使得稳定增长的财政支农政策落实到位。促进农业的发展，一定要加强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对农业财政拨款力度，以促进地区循环农业的发展［9］。
（二）改善政策性金融支持方面相应法律问题的建议
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长时间存在着问题必将制约农村地区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是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关键。那么，如何解决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的问题？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给出了以下解决措施。
1.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要想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加强农村发展的法律制度建设。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首先了解相关地区农村发展的特点和发展现状，通过对当地的村民进行询问或者是进行实地考察、查询历年的发展现状记录资料，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之后，制定符合当地农村发展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支持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相应体制的建设。二是，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必须全面，即体现在法律制度渗透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针对当地发展的各种产业进行制度的制定和政策的扶持。
2.以立法形式创新银行的治理结构
当前我国的法人治理结构亟待升级。银行的治理结构必须对应现代企业结构，面对当前商业银行的状况，理应制定如下两个方面的措施。首先，健全各类有效机制，保证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分散化，并且适当吸引机构投资者，控制流入适量的产业资本，进一步提高农业银行水平，丰富多元化的投资主题，确保农业发展银行的管理责任清晰，控制流入适量的产业资本能够确保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充足，还能够降低风险，同时能够借鉴其他行业的整治经验，进一步不断提高。时下最要紧的是产权实现多元化，中央财政起主要作用，配套地方政府的财政，充分把中央和地方结合起来，提高整体积极性。其次，实施组织架构，不断完善监管监督机制，克服多重的委托矛盾，完善权力制约手段。实施股份制改革时，必须建立董事会、监事会，与此同时，要使得定位股东、董事会和经理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层次分明，最终构建出平衡制约的关系。经营管理层应该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自主决策。核心内容是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性，特别是针对经理层，确保经理阶层可以给农业发展注入全新的动力，同时使农业发展银行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3.科学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法律制度
国家应该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立法能够保证农业保险的长期有效运行，还关系着农业保险的合理发展与长久利益。世界各国通常会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单独立法，而且会在其刚开始建成的时候就逐渐实施，立法不仅能够使农业政策性保险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确保农业保险正常有序的运营，而且还是一种政策性优惠。首先，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内容的视角出发，它不仅是机构组织法，而且还是业务活动法，进一步规范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宗旨、性质任务、职能、机构设置、法律责任，而且提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业务活动原则、资金来源渠道和财政援助办法，进一步保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依法开展，全方位增强了资产管理水平，还有利于国家部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管理。
4.对农业政策性银行进行法律定位
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责就是提供特殊的金融服务，其特殊性体现为农业发展银行宗旨和特征有别于一般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宗旨是进一步健全农业金融服务体系，确保政府部门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能够有效实施，合理促进农业和农业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因此，农业发展银行与普通商业银行不存在竞争关系，其主要区别在于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一特征不同于商业银行。眼下，农发行的市场化经营表现在：对资本融通的环境进行进一步改进，特别是出现市场调节失效情况时，坚决实施政府部门的经济调控政策，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调节市场活动，降低市场风险，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3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相关性因素
新疆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起步至今，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变化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起伏。2005年起，在国家与自治区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农业保险业务开始逐渐恢复并稳步发展。2007年起，新疆成为6个中央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省份之一，自此新疆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2010年，新疆农业保险市场规模为13.86亿元，约占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十分之一，保费规模较2006年增加了4倍。可以说，近几年新疆农业保险特别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经历了井喷式的增长，但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必然的高原瓶颈困境，本文将探究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中的相关问题。
由于新疆农业保险业务绝大部分属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如2009年新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4.31亿元，其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3.48亿元，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94.20%，故研究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可以用农业保险的数据替代。这样既利于数据的低成本获取又不失研究的准确性与代表性，所以以下分析皆利用农业保险业务数据代替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数据进行研究。
一、新疆与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比较分析
（一）新疆与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比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1-2010年新疆与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数据，如表1所示：
表1新疆与全国历年同期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比（单位：亿元）
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新疆2.792.572.422.492.702.837.5713.5114.3013.86
全国35547.118.4851.94110.68133.93135.6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
全国和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自2007年开始爆炸式增长，全国保费收入由2006年的8.48亿元增至2007年的51.94亿元，新疆保费收入由2006年的2.83亿元增至2007年的7.57亿元。2009年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开始趋于稳定，全国保费收入在135亿元左右，新疆保费收入在14亿元左右。随着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的实施与落实，全国和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开始高位稳定增长。但是考虑到十数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长期持续大幅高于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国民要求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必然受到抑制，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要求增加，同时投资性政府的势头难以暂时扭转，因此预计未来国家财政支持力度将平稳增长，而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大发展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新疆政策性农业保费收入占全国历年同期政策性农业保费收入的比例如表2所示。
表2新疆占全国历年同期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比例表（单位：%）
年份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比重93.0351.3948.3562.3638.0433.3914.5712.2110.6810.22
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的地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2001年新疆政策性农业保费收入占全国的比例高达93.03%，2010年已下降到10.22%，并且比例趋于稳定，保费收入占比趋于稳定在10%左右。前期占比较高有长期特殊的国家财政补贴的因素，随着2007年开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推广以及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稳步快速发展，从保费收入看，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会回归稳定在它应有的位置上。
总体上讲，纯粹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大幅粗放式增长已告一段落，接下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度长期稳定发展需要新的路径与模式，特别是对具有特殊区情的新疆来说。
（二）新疆与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对比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1-2009年新疆和全国政策性农业保费收入和历年农林牧渔业产值数据，根据公式：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得到历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如表3所示：
表3新疆与全国历年同期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对比（单位：万分之一）
年份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
新疆56.1848.9435.1233.2332.5432.0571.17114.85110.25
全国1.151.831.681.101.802.0810.6219.0822.1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
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长期大幅高于全国，如2003-2006年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稳定在万分之三十，而同期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约在万分之一与二之间，这是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贴的结果。从2007年开始，新疆和全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都大幅快速增长，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从2006年的万分之三十快速跃升至2008年和2009年的万分之一百一十左右，而同期全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从万分之二跃升至万分之二十左右，这和国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全局作用的认识转变以及有力的政策实施是分不开的。
综合分析表明，新疆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大发展的背景下，趋于长期稳定发展，并且将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对新疆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安全发挥一定的保障作用。
二、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生产发展影响分析
“十一五”期间，新疆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51.98亿元，提供风险保障934.2亿元。农业保险参保品种从棉花、能繁母猪扩大至包含小麦、玉米、水稻等在内的主要粮食作物、以棉花与油料作物为代表的经济作物以及畜牧、林果、设施农业等等。棉花等主要品种的农业保险参保率已经达到90%以上。“十一五”期间，农业保险累计承保各类农作物14505.29万亩，牲畜257.26万头(只)。
农业保险特别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发展有保障与支持的作用，既保证了农村农业生产的稳定运行，不因自然灾害而停滞甚至倒退，又促进与支持了农村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特色农业的发展。鉴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较早且运行良好，从统计分析需要较大样本的数据又不失代表性的角度，本文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选取了1990年-200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和农林牧渔业产值的相关数据替代研究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对新疆农业生产发展的支持作用。经过优化选择，本文建立了以下模型：
aGRi_Bt=C+a*log(inSURanCe_Bt)
aGRi_Bt表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度农林牧渔业产值；inSURanCe_Bt表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a表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变动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渔业产值变动的数值。
eviews统计分析显示，aGRi_Bt=116.73+96.22*log(inSURanCe_Bt)。a数值为96.22，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渔业产值增加96.22亿元。R2为0.92，调整后的R2为0.91，两个系数的t值较大，而p值趋于0。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农林牧渔业产值之间的相关性较明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其特殊的体制，可以进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行政命令结合市场共同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这一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对于稳定发展兵团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显然，囿于兵团和新疆地方体制的差别，这一模式在全疆推广面临不小的困难，但是借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与技术，仍可以期待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入长期发展对新疆农业生产极大的促进与支持作用，会对保障新疆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安全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战略作用。
三、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一）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的相关性分析
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好坏体现的是国家对农业发展重视的程度以及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作用的认识与支持程度，因此本文选择了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新疆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做相关性分析。本文选取了2001到2009年新疆农业保费收入（见表1）与新疆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数据（见表4）进行统计分析。
表4新疆历年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单位：亿元）
年份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
支出16.2317.8023.2033.8134.1446.4598.43143.16196.78
假设新疆农业保费收入由income表示，新疆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由aFe表示，建立模型如下：
income=α*aFe+β
由于不同年份财政支出科目有调整，2001-2006年的新疆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数据选择的是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支出两个科目数据的合计；2007-2009年数据选取的是新疆农林水事务支出科目数据。
eviews分析显示，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贡献度α为0.075，即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每增加一元，农业保费收入增加0.075元。R2为0.95，调整后的R2为0.94，拟合优度良好，即该模型解释度良好。D.w值为2.02，说明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此模型的缺点在于所能收集的样本较少，模型的统计意义有限，但这不妨碍作出合理的经济预期。经济意义上说明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增加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和我们的理论分析与猜测一致。
（二）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与财产险保费收入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入推进与发展，离不开新疆保险业的深度发展，这既包括总保费收入特别是财产险保费收入的增长，也包括保险公司营业网点的建设、从业人员规模的扩大以及素质的提高，也包括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如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可与支持，特别是农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态度。本文选取了2002-2010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率与财产险保费收入增长率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新疆保险业的整体发展对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如表5、图1所示。
表5新疆财产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年度增长率对比（单位：%）
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农险-7.93-5.923.178.434.70167.378.545.80-3.06
财险13.4542.9198.9604.4417.5840.8827.6317.1120.78
表图说明，一定程度上，新疆财产险保费收入前一年度的增长会正向影响本年度及下一年度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2002-2007区间的数据特征特别明显。财产险保费收入增长率的高低对下一时期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率有正向的滞后影响作用。鉴于所能收集的数据有限，样本较小，较难从统计意义上给出相应的分析结论，但是经验意义上财产险的发展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的滞后影响可期。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滞后正向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保险业保费收入、网点机构、技术实力的发展与提高，以及社会保险意识的强化，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会产生滞后正向影响作用。因此，继续支持新疆保险业特别是财产保险业的深度发展对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广与深入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四、政策建议
鉴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外溢的正向社会效益，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有一个特殊区情的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溢出效应对维持经济社会稳定和谐产生了巨大作用，国家和新疆有充足的理由维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新疆的长期稳定深入发展。
为维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除了继续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充足的财政补贴，对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外，鉴于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已维持相对高位，国家层面上，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稳定发展而不停滞甚至起伏倒退，需要有效的顶层制度设计，确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国民经济稳定持久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明确国家和地方的责任和权力边界，清除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中蕴含的巨大风险。
具体到新疆，一方面争取中央财政的更大转移支付，减轻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特别需要支持南疆三地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有必要立法保证配套中央财政补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积极破解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增长面临的瓶颈，进行稳步的金融创新（如疏附县的农户综合保险模式对全疆都有示范意义），探索适合新疆特殊区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当然这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全面政策支持，给予试错权，鼓励大胆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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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4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贷款市场化运作
所谓“政策金融”,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很多研究者将政策金融定义为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还有人根据金融中介理论,认为政策金融应是指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中介活动。日本学者小滨裕久、奥田英信等人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将政策金融定义为“为了实现产业政策等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金融手段”,也即为了培育特定的战略性的产业,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予以优惠,并有选择地提供资金。政策金融并不仅仅是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即狭义的政策金融),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政府的引导下为特定产业政策提供资金也包括在内(即广义的政策金融)(小滨、奥田等,1994)。基于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是一个内容涵盖比较广泛的概念,它不仅限于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还包括享受政府政策优惠、享受政府资助和担保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贷款。从目前我国农业政策性贷款的发放情况来看,农业发展银行提供的农业政策性贷款由于业务范围和业务规模狭小,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我国支农政策的需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资源,拓展我国农业政策性贷款实现形式,提高我国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支农力度和效果,是当今农业政策性金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当前农业政策性贷款的运作现状
目前,我国农业政策性贷款业务主要由农业发展银行承办。采取以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即在政府或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策划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范围、对象,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向特定的群体发放贷款,并对贷款损失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偿。这种运作模式曾在增加农产品供给、稳定农产品价格、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撑作用。但随着粮棉油市场化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融功能不断弱化,难以满足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1.信贷品种单一,与农村经济的多元化需求不相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业政策性贷款的需求逐步多元化,涵盖了农村经济发展生产、流通、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环节。然而从供给上看,我国目前的农业政策性贷款主要是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贷款对象主要倾斜于流通环节,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虽然农业发展银行于2004年以后逐步开办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业务。但新开办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支持的范围仅限于农村路网、电网、水网、信息网建设、农村能源和环境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支持范围限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改造、农业生产基地开发与建设、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
2.信贷方向偏离,与农村经济的需求重点不相适应。从各国农业政策性资金运用规律来看,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农业务重点多偏重于农业产前和产中领域,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逐渐将其资金运用向流通领域转移。然而在我国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调整之后,目前在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资产中,除了极少量用于简易建仓等小型基本建设外,其余均投向粮棉油流通环节。从粮棉油收购资金流程中可以看出,以收购贷款的注入形成的粮棉油商品物资运动,其本身并没有体现农民与农业发展银行之间的任何债权和债务关系,只是以间接的资金再循环方式作用于农业再生产过程,使得政策支农贷款实际上脱离了农村系统的资金运动。因而,当前农业政策性贷款的信贷支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
3.信贷效率低下,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具有长期性特征。但农业政策性信贷供给效率不高,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表现为信贷质量不高。政策性贷款不良贷款占比明显高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合作性金融机构。贷款大都缺乏相应的库存商品物质保证或被不合理占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从期限上划分,农发行现有的粮棉油收购贷款应当属于短期性资产,按农发行现行办理贷款的有关规定,粮棉油收购、调销、储备贷款的期限都不得超过1年。但在实际运营中,由于粮棉企业受收购商品供过于求、销售困难等情况的制约,致使贷款一再展期,形成了短期贷款被企业长期占用,使用效率低下。
二、农业政策性贷款市场化运作的模式选择
农业政策性贷款运中面临的各种困境,归根结底是由于当前农业政策性贷款运作模式的过于僵化。改变当前政策性贷款运作模式,实现农业政策性贷款的市场化运作,是当前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
(一)转变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实现农业政策性贷款的市场化运作。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的市场化。除财政每年在预算中专门安排相应数量的资金补充农业政策银行资本金外,农业发展银行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拓展资金来源:如国家对农发行实行优惠税收政策,通过免征农发行的所得税、提高税前风险拨备比例等税收激励措施扩大其资本金来源;考虑发行股票由中央财政或有关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定向购买参股,增加其资本资来源;制定有关法规,适当拓展农发行吸收存款的范围,拓展农发行参与同业拆借市场的范围,扩大资金来源渠道。二是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使用的市场化。首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要利用市场化手段拓展政策性业务。深化对政策性业务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原有的农业政策性业务范围,可将政策性贷款项目分为纯政策性贷款项目和准政策性贷款项目和地方政策性贷款项目,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项目采取不同的信贷支持政策。其次,适应市场化运作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拓展商业性业务。当前在继续做好粮食收储业务,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重点可放在支持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事业、农村综合开发、农业生产资料、农业小企业、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开展扶贫开发以及农产品流通加工等方面,可考虑开办农业保险和贷款担保等保障性业务。
(二)通过特定操作或政策组合,推动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结合。在现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机构之间的政策搭配来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其实所谓的组合搭配,主要是指宏观和微观上的搭配,即宏观上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的或战略目标,但在微观运作上仍然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宏观指导作用的主要是政府及财政部、中央银行等政府部门,而微观行为主体就是一般的商业性机构。例如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宏观政策上可以规定各商业性金融机构必须有一定的比例的资金是贷放给中小企业的,至于贷放给哪一家中小企业,则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商业性金融机构进行自主的理性选择。具体来说,可以规定任何商业银行必须把自己贷款的40%贷放给中小企业,超过这个比例的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或奖励,达不到该比例必须交纳罚款或接受其他的惩罚措施(包括在后续时间规定更高的比例)。这就有效地发挥了政策金融的补充和引导功能,市场机制不能完成的,在政策的引导下可以得到有效补充。其实这里并不需要一定由政府来承担政策性金融活动的损失,政府只是给出方向并做好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制度建设,那么一方面可以保证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得到足够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各商业性金融机构去选择更有发展前途的中小企业。
三、推动农业政策贷款市场化运作的政策措施
农业政策贷款市场化运作的核心在于利用市场机制去自发实现政策性金融目的。在当前农村信贷产品单一、市场化手段较少的情况,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加大信贷创新力度,推动农村金融市场机制的建立,是当前农业政策性贷款市场化运作模式得以确立的关键。
(一)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强制机制,增强拓展农业政策性贷款业务的压力。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县域商业银行必须将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到当地,可将县域经济按照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划分为aBC三类,确定不同类别县域的最低存贷比例。运用经济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未达到存贷比例的县域金融机构实行缴存特种存款,提高准备金率、提高营业税等惩戒措施,对达到最低存贷比例的金融机构实行相应的激励手段。建立国家农业投融资委员会,强化支农资金管理。建议成立部级农业投融资委员会,将国务院各涉农部门的农业项目财政资金以及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农发行、开发银行、农行、农信社以及其他各商业银行的支农信贷资金统一归集到该委员会统筹管理,确保各项支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提高使用效率。通过建立农村资金回流与稳定机制,倒逼农村金融机构不断拓展农业政策贷款业务。
(二)充分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增强拓展农业政策性贷款业务的动力。对农村金融机构继续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在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结合支农贡献给予优惠政策。建立科学的县域金融机构的分类监管制度,建立一套因地制宜、因行制宜的县域银行监管考评体系和指标,适当放松对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比例的最高限制,放松对农村信贷创新产品的管制,对农村信贷服务开展较好的机构在机构设置、并购、业务范围、监管费用减免等方面给予支持。对支农信贷投入力度大、信贷产品创新多的农村金融机构给予部分税收的减免。
(三)建立风险补偿与分散机制,激发拓展农业政策性贷款业务的潜力。尽快建立政府农业信贷风险基金,发挥对农业经济的补偿作用,对出现因大面积自然灾害等引起的农村信贷风险的金融机构直接给予一定补偿。加快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建立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职能,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发农业保险业务,建立银行与保险业在农村金融中的协作机制。健全农村各类信用担保体系,面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设立农业担保机构,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建立担保基金,鼓励各类信用担保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积极拓展农村担保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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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5
一、我国农村环境政策历史回顾
针对不同时期农村环境问题，国家出台了不同的环保政策，本文主要着力分析我国出台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中涉及保护环境的部分。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本文将我国农村环境政策划分为5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年～1977年）以水土保持、农业资源保护为主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工作尚属起步阶段，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实行以“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政策，和以工业化为中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发展观。这一阶段对环境保护有了初步的紧迫感，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开始受到关注。
建国初期（1949年～1957年），农业发展的重点是如何通过土地改革，提高粮食产量。农村政策以农业农村服务工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目标，这一阶段的农村环境政策以水土保持、农业资源保护为主。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初步提出保护农业资源环境的立场。195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暂行纲要》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水土保持政策文件。
大跃进及文革时期（1958年～1977年），我国农村地区大规模毁林开荒及围湖造田等举措，对农村矿产、土地、森林等资源要素造成极大破坏。为此，国家围绕自然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出台的相关环境政策都涉及到农村环境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召开，通过这次会议，我国政府认识到中国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次年8月，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环境保护会议，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2.第二阶段（1978年-1991年）以农业面源污染和乡镇企业污染控制为主的强化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农村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时期（1978年-1985年）和农村市场化改革时期（1986年～1991年），在农村产业结构上，鼓励发展多种经营、非农产业活动和乡镇企业，提出了城乡同步发展的新目标。农业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超常规的高速增长。农村环境问题从一元的农业环境问题过渡为农业与乡镇企业并存的二元环境问题。这一阶段农村环境政策围绕乡镇企业污染防治、农村居住环境改善展开，农村环境政策密集出台，环境保护工作被提到新的高度。
1979年我国正式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要求“节约农业用水”、“发展和保护牧草资源”、“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我国必须坚持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道路。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基本国策，并要求城乡同步发展。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首次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并针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做出明确规定。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重申保护农村环境，并明确要求制止城市向农村进行转嫁污染。1986年农业部在全国开展的乡镇企业污染源调查工作、1987年之后实施的乡镇企业环境管理、1988年部分地区开始实行的乡镇企业排污许可证制度，都对这一时期乡镇企业污染防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3.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转型阶段。1992年～2002年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在我国宏观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乡差距持续扩大。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国内经济全面复苏；2001年，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标志着我国农业、农村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高速发展带来了更严重的生态破坏，从这一阶段开始，农村环境政策开始形成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观。政策内容更加全面、更加综合，政策实施手段也更加细化和具体，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1992年，联合国召开世界环境发展大会，随后我国出台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强调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必由之路。同年，《中国21世纪议程_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颁布，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细化有关部门要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对乡镇企业进行管理。1997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首次提出“追求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观”。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出台，对“十五”期间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具体提出了农田灌溉水质、农村饮用水水质、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水排放达标率等农村环保指标。
4.第四阶段（2003年～2012年）以生态补偿和村镇综合整治为主的多元化阶段。2003年到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我国农业农村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努力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阶段。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6年，我国政府推出了可谓农业改革壮举的农业政策“全面取消农业税”，启动了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农业政策架构。这一阶段，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我国政府从农业支持保护、农村社会保障、城乡协调发展角度对农村环境问题进行布局，农村环境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2004年，《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全民环保的新阶段。2006年，《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由国家环保总局正式，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新目标。200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落实“以奖促治”，加快用财政手段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新方向。2008年我国召开首届农村环保会议，提出综合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把农村环保放到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2004年开始连续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高度集中于“三农”事业，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也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具体提出了“六小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和湿地保护工程等项目；2005年增加了测土配方施肥、农村饮用水安全和水土保持工程的相关内容；2006年新增了节约型农业、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若干规定；2007年强调了节约集约用地、制止污染企业向农村扩散，并对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解决作出具体规定；2008年新增完善小城镇规划的内容；2009年提出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及集约用地制度，并将农村环境保护责任具体到各地方政府的职责内；2010年提出了防止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扩散的要求。2012年提出了把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整治作为环保工作的重点，并特别强调对农村面源污染的控制。这些政策的颁布和执行，有效的控制了农村污染的进一步扩展，在部分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第五阶段（2013年至今）以生态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的综合治理阶段。2013年以来，我国农业环境问题凸显，农业资源要素更加紧缺，生态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农业资源过度开发现象频频发生。党的十八大召开，把生态文明建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目标。优化农业发展布局，全面推进生态农业发展，成为此期间关注农村环境政策的重点。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是这一阶段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3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目标，同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相应的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新目标，美丽乡村建设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号文件指出通过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等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出八项重点工作。同年，《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又有了新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2015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实施水土资源保护、农业农村环境治理等重大工程，把促进节约高效用水，防治农田和养殖污染，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等作为主要工作目标。
这一阶段，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主要目标在于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对农村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总体部署，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
二、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进程，农业已被证实为面源污染最广泛的行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环境政策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出台的很多政策也在现实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当前农村环保形势依然严峻，现有政策仍面临诸多挑战。
1.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相互制约，使得农业政策与环保政策面临取舍矛盾。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相关数据，1978年～2013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由1397亿元增长到96995.3亿元，年均增长5.8%，飞速的增长与国家的农业政策密切相关，但与此同时，在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仅仅或者主要顾及农业自身的发展而没有或较少考虑农业政策实施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导致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相脱节，出现“政策真空”。
我国过去施行的一系列农村环境补贴政策，短期内可以显著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但长期来看，不合理的要素价格必将会导致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最终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化肥、农药补贴的施行，可以有效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刺激农民使用更多的化学品投入，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化肥农药利用率仅为35%造，造成环境污染；我国畜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畜禽养殖总量不断上升，禽粪便有效处理率极低，成为困扰养殖业健康发展的重大瓶颈和影响农村环境的突出问题。此外，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造成严重的农村工业污染；农村生活打破了过去的“循环经济”。
2.资金投入不足、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极大影响了农村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2008年起，环保部推出“以奖促治”和“以奖代补”专项财政资金，到2013年，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共投入135亿元，支持2.6万个建制村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570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受益。然而，2010年全国污染源普查显示，中国环保方面城乡差距非常明显，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都需要财政资金大力投入，应适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市场化、项目制等举措来治理农村环境问题。此外，我国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大多依赖于行政手段，在监管方面，我国针对农村环保问题由农业部门和环保部门交叉治理。我国出台了多部农村环境政策，然而具体到农村层面，实际执行率却不尽人意，各级领导干部环保意识较为薄弱，导致很多农业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稳定性，导致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3.农村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要求政策体系更具专业化、系统化、多元化。我国的农业环境政策早期多集中于水土保持、农业要素保护、乡镇企业污染防治几个方面，1992年之后逐步增加了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生态农业建设、农村居住环境改善、农村饮用水安全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等多方面内容。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农村的污染物排放量还将不断增加，这些污染既有从工业和城市转移而来的，也有农村自身产生的。据统计，目前全国约有1.5亿耕地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在某些领域，农业已经成为超越工业的主要污染来源。随着农村环境的继续恶化，要求我国农村环境政策更加专业，更加系统，政策工具更加多元。
三、几点展望
历史、现实、未来从来都是相通的。基于农村环境政策历史发展脉络，针对上述面临的现实挑战，本文有如下几点政策展望。
1.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实现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目前，我国已经整体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可以预计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对农民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不但不会取消，而且会加大力度。将惠农政策与农村环保挂钩，发挥政策间协同效益。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将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在制定农业政策时，必须评价其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同时可以实现党中央“工业反哺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方针。
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6
关键词：农业政策；农村经济发展；影响机制；影响路径
所谓农业政策，就是国家领导人根据我国基本国情，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所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农业政策以深化农业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我国现在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农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产业，是农村农民主要甚至唯一收入来源。不仅对农村，农业对国家经济发展也有不可小觑的作用，虽然农业产值比重以及核心价值不如工业，但是农业保障了国民的基本生活，掌握着国家命脉。所以农业政策的正确性直接影响着农村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本文就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以及路径展开详细讨论，来揭示农业政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一、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一)农业政策的导向机制
国家制定的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就有导向作用，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政策引导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传统的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农民只会简单的播种，收获，然后变卖成钱财。自从实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后，产业结构趋向多元化，除了种植业，林，牧，渔业也开始在农村发展。二是农业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前些年由于务农收入很不景气，很多人选择弃农进城打工，造成城市的"民工潮"。而后政府出台的取消农业税，给树木上保险，给予种植补贴等多种农业政策，使农民又将收入重心放到农业上，所以大量民工陆续返回农村，发展农产品。
(二)农业政策的激励机制
农业政策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农业政策的产权激励。自从建国之初中央实行之后，农民就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再受地主的压迫，这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再后来，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农民多劳多得，这样农民就自发地采取很多可以增产增收的措施，更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农业政策的需求激励。国家为了保障国民生活所需粮食，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激励农民生产。比如支付给农民的价格高于同期市场上的价格，当粮食供过于求的时候，给予保护价，保障农民收入，保证生产积极性。
(三)农业政策的调控机制
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控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农业政策的供需调节。政府主要通过宏观调控市场来调节农产品的供需平衡，主要措施有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加大粮食出口量以及巧妙作用托市粮销售对粮食进行调控。二是农业政策的价格调节。政府主要通过增加库存量和开发新能源，将部分粮食转化成能源等手段来增加农产品需求量进而抬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生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三是农业政策的收入调节。国家还通过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来达到鼓励生产的目的。主要手段有给予多种形式的补贴，取消部分农作物的农业税以及对部分地区，部分粮食品种进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二、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路径分析
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影响农村要素的投入，进而影响农业经济的增长，最终影响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消费结构。本模块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为例来说明农业对农村经济影响的相关路径。
(一)取消农业税对农村要素投入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主要对以下几个要素的投入会产生影响。一是土地利用率。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种地本来就辛苦，献出了一面中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收入甚微，还要出去繁重的农业税，所以好多人选择了放弃务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好多人又拾起了种地的信心，所以土地利用率就明显提高了。二是农业投资。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民手中空闲的，可支配的资金多了起来，所以农民就不是专一地发展种植业了，开始进行了多方面的投资，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取消农业税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为取消农业税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以自然而然地农产品产量也就增加了许多。不仅农产品产量有变化，农产品产值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种植面积增加，劳动力投入增加，农业成本下降，所以产值利润就上升了。产值利润率是衡量是否增产增收的主要指标，产值利润率上升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取消农业税对农村消费结构的影响
虽然取消农业税，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农民积极增加播种面积，生产力的积极投入使得化肥，农药等必需品的价格升高，这属于替代效应。二是，农民收入增加，使得农民的消费增加，农民从单一的满足温饱的消费转向娱乐性，享受型的高端消费，这属于收入效应。总的来说，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所以说取消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消费，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
三、结语
农业是我国的重中之重，农业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国国民的基本需求，是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通过以上简单介绍，我们揭示了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及相关路径。我们要善于作用这些相关理论，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政策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作者:刘艳军单位:罕乌拉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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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7
农业现代化在全世界基本上实现，是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刚开始是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真正确立的时期是在20世纪初50～60年代。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接二连三全面实现。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步伐较为缓慢，大多数到了80年代，仍然处于传统农业转型、现代农业起步的历史阶段。经过60多年的发展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包产到户激发生产力，我国农业在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农业生产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持续开放搞活，如何理解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按照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来理解，在我国来讲，农业现代化伴随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历史阶段是1953～1978年。苏联模式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迈进的学习对象，农业水利化、农业机械化、农业电气化、农业化学化基本囊括了当时现代农业的理解内涵。在这一初期阶段，出于民族主义和加强防御的责任，农业养育工业是当时国家的必然选择，农业剥夺是当时的农业政策取向。第二历史阶段是1979～2001年。改革开放初期，在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继续实行，管理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和基建现代化是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进一步解放思想，肯定农民的创造性，强调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业支持是当时的农业政策取向。第三历史阶段是200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总体上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得以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家各级政府贯彻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使得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无论是农民生活消费方面、还是农业科学技术方面，无论是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还是保护农业资源环境，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明显取得了发展，农业多予是当时的农业政策取向。对复杂历史的简单回顾来看，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效率低、分散性、落后性、资源差等典型特征，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其实是，农业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起点。尽管农村生产力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而得到很大的解放，全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已经完全建立。回顾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历史，关键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靠投入；二是靠科技；三是靠政策。要引导我国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的轨道，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新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每取得一个成就，其背后都有一项正确的政策在进行引导。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阶段，农业经济增长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增加粮食生产到关注农民增收、环境改善，我国农业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如果说提高产量是1997年之前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增加农业收入和保护自然环境上来。2004年，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我国全面展开，这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新政策的一个新起点。
二、关于农业政策制定的理论探讨
任何政策都不是孤立实施的，它总是无法离开一定的社会环境。要具体对一种农业政策深入了解，当然离不开分析政策所在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任何一种农业政策都不是孤立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紧密联系、高度契合，同时农业政策各个子项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共生，与外部环境之间、内部子项政策之间，遵循内在规律的关系运动共同构成，使得农业政策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资本数量、劳动和土地，决定了农业的产出，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如何做好政策安排，从而提高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率，有效决定了农业发展，这是新近的农业发展理论所认为的。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实施农业政策尽管本身是无法增加农业资源投入的，但是由于其可以影响要素配置价格、改变生产所处环境，从而使得农业发展的效率、速度和方向得到调整。如果农业政策安排合理，必然促进农业经济较快增长，社会经济目标同时可以得以顺利实现，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公平，引导经济结构合理升级。必须要指出的是，政策制定是一把“双刃剑”，全世界农民在历史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决策正确所带来的益处，同时对于政策失误的灾难体会也更为深刻。农业政策与外部环境平衡与否、平衡的程度是否合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政策是否成功。多种复杂因素决定了这种平衡，它必需要兼顾多方综合意义上的要求。就农业政策内部子项目联系的层次性而言，农业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同的经济发展历史时期，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侧重点有所不同，农业政策自然也受制于具体情况判断，前者是一种常规性影响，后者则体现一种特殊取向。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决定了农业政策的实施角色，无论是运行机制，还是利益结构和制度基础，政府决策最终限定了农业政策的选择空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包括了对对农业的自身调控，这是对现实条件的一个重要的高度概括，农业不可能不依赖国家的宏观政策去单独发展，只有国家调控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农业以外的国民经济政策不断推行，农民的经济困难才能得以解决，农业的发展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不平衡关系才能得以纠正。无论是整合农业政策也好，还是做好农业内部政策协调也好，具体来看应该贯彻三个原则：一是坚持互补性原则。设定一种政策制度安排，除了生成特定范围的产物之外，还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可能导致政策风险增大、实施效果偏离，政府应在发现问题之后，抓紧制定配套的政策手段，控制负面后果的不良效应，防止其累积为更大的问题；二是坚持协调性原则。任何一种政策都是“双刃剑”，各项政策之中相应的损益信息各有不同，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也自然不尽相同，推出每项政策之时，自然应更多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三是坚持完整性原则。为解决某个特殊的现实问题，或者是发现一个时点空间上的有限问题，具体政策只能起到一定的针对性，也自然限定了每项政策的适用范围。为了有效弥补政策之间的相互缝隙，甚至有时是相对冲突，减少政策结构上的明显漏洞，政府要针对具体的政策对象，都要充分考虑其发展空间的可能性，及早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控制政策。具体到每一项农业政策而言，它们都是农业政策整体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政策体系的功能都起到维持和平衡的作用。某项政策的性质发生变化之后，很可能会对其他各项政策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对整个政策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安排任何一项政策，都无法不去考虑其他相关政策的存在。各种政策安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照应，如果不参考其他政策安排，无法评估某项政策实施效果的效率。有的时候，或者说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单项政策实施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可能会对整个政策体系造成冲突，最终导致和整个政策体系环节无法相容，对其他政策安排很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则这个单项政策最终肯定是不实用的。除了与特定的环境达到平衡之外，成功的农业政策肯定是也必需是，在整个政策体系的设计上，要达到结构均衡、协调发展。
三、新时期农业政策的选择思考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正确与否，需要要看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如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如何，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一个基点必须牢牢把握，那就一定要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是否被我国广大农民所真正分享。新时期的农业政策制度设计，必需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农民能够从事优势特色明显的农产品生产，是否有助于农民融入市场经济，是否有助于建立在全国范围内达到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一要完善农业支持体系，突出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要根据对农业国际化发展趋势和我国农业市场化基本情况，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得出农产品比较优势，并对参加国际竞争进行综合评估，从而构建相应的农业支持体系。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灵活决策，依托地区优势组织生产，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农业，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从而推动我国农业保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则应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比较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从而提高该产品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如果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对缺乏，则应采取适度减产的战略，从而能够保证安全供给，战略调整的基点一定要明确。二要放宽农业部门融资条件，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正如前文所述，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调整结构，减少比较优势相对缺乏农产品的生产，增大具有很大比较优势农产品的产量，从而在农业变革中获得长期利益。资金是农业生产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业转型是否成功，资金支持到位情况非常重要，作为影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和信贷问题非常突出。只有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断进行深化，才能使得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的金融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只是多在资金注入上想办法，现行体制仍然是一种常态维持和运行状态，更为科学合理的金融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自然无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其二，实施农业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化。对现行的农村金融政策实施改革，要加大对农民在农业生产转型中的资金支持，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让效率高的部门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在在经营中获得更坚实的保障。三要积极推动要素市场快速发展。农业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坚持“功夫在诗外”，不能仅仅孤立在农业范围内，否则农业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保障，要素市场的发展充分与否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意义同样重要。实现多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农民走出农村，更为重要的是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实施调整，要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实施转移。要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必需经过的途径是降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时创造新的非农就业机会，才能增加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货币收入。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提高，要坚持走质量和数量并重的原则，这样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四要农产品市场尽管实施统一标准。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在农业经济领域也同样如此，因此必需亟待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其一，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农业中的市场信号才能可以真正发挥作用；其二，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其三，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区域比较优势才能得以充分利用。只有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中西部才能从市场中获益，才能形成在农业经济增长上，东部拉动中西部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8
促进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执行，不仅可以为自治区农业政策推广与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同时对霍城县现代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霍城县的实际情况给出合理的对策与建议，以促进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的有效执行。
关键词：
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执行；霍城县
促进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或自治区相关财政部门，根据现阶段霍城县及其所属区域政治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而制定的引导与规范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相关制度与法规，并通过国家或自治区财政支出与相关税收减免措施这两种政策工具，对霍城县及其周边区域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发展需求进行相关调整与扶持，不断推进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前发展的相关财政政策。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加县域经济实力的重要产业，对壮大霍城县经济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能否有效执行，对霍城县农业和农村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执行的特点
1．1霍城县涉农加工企业财政政策执行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其导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引导企业从事与农产品加工业相关的生产活动。即在旧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然后通过颁布并执行新的财政政策，不断拓宽并完善农产品初加工的范围，从而促使更多的企业进入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引导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
1．2霍城县在政策执行的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其多样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一项政策为主、多项政策为辅助的方式执行。例如，以自治区财政部新政发［2010］105号文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有关财税政策的通知》中的各项优惠措施作为执行标准，来促进霍城县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而其后颁布并执行的新财法税［2011］8号文件《关于印发＜自治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有关财税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财法税［2011］52号文件《关于对自治区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有关问题补充通知》等都是对［2010］10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以辅助其顺利执行。二是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相互结合方式执行。例如，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直接享受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并执行的一系列促进其自身发展的财政优惠政策，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针对西部困难地区企业或边境地区企业的一些相关优惠政策。国家财政部颁布并执行的文件条文中并不会出现明显的与“涉农加工企业”相关字样的文字，但能够通过制定标准间接地将符合要求的霍城县涉农加工企业包含在其政策目标群体当中，促使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能够享受到优惠政策。
1．3霍城县涉农加工企业财政政策执行具有明显的时限性其时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相关财政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会对提出申请优惠的企业在相关认定要求上做出明确的时间限定。二是在相关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对申请优惠政策通过的企业，在其享有的具体政策优惠措施制定明确的时间限定。
1．4霍城县涉农加工企业财政政策执行具有明显的时序性其有序性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扶持政策执行初期，以减免企业税负为主的方式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扶持。第二阶段，在减免企业税负的同时，开始对符合要求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投入专项扶持资金。第三阶段，在减轻企业税负与发放专项扶持资金的同时，开始执行有偿使用、贷款贴息、财政直补3种财政扶持方式并存的新的财政扶持政策。
2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工具分析
2．1财政支出类
2．1．1无偿拨款使用无偿拨款的方式来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是自治区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自治区财政政策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无偿拨款类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贷款贴息与财政直补，这是自治区对霍城县涉农加工企业无偿类拨款中常用的两种政策工具。相对于贷款贴息而言，财政直补政策扶持对象要更广泛一些，符合带动农牧民收入显著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都有机会成为财政直补的目标团体；而贷款贴息的针对性更强一些，主要是针对霍城县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但享受财政直补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不能再享受贷款贴息，这也体现了政策工具的公平性原则。
2．1．2有偿拨款自治区财政部门对有偿拨款的使用主要是以资金开发的方式进行有偿拨款，开发资金的投放与使用是自治区财政部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有偿拨款的重要政策工具；此外，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方式从无偿拨款到有偿拨款的制度变革也是顺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应财政国库体制改革的必然举措。现阶段，在自治区各项有偿拨款制度及相关法律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财政部门对有偿资金的使用主要是以开发资金的形式进行分配与发放，主要针对的是自治区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
2．2税收类
2．2．1“两免三减半”政策“两免三减半”政策是指自治区困难地区新办的符合重点鼓励产业要求的霍城县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能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农产品加工企业从取得第一笔盈利收入年份算起，5a为一个政策优惠周期，前2a免征企业所得税，后3a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且在后3a减半征收期间免征地方财政分享部分。
2．2．2“营改增”试点政策“营改增”政策是指国家为了避免对企业造成重复税收，将企业营业税征税内容里与生产紧密相关的劳务改征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税负为目的而推行的税制改革措施。现阶段，在自治区政府与霍城县地方政府的双重努力下，霍城县“营改增”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税收改制措施在霍城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所认可。
3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政策执行具体明确性欠缺首先，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执行的是自治区政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与规定并结合新疆本地实际情况统一下发的文件，缺少具体的针对性措施；其次，对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与初加工企业之间的区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容易造成政策执行随意变通，导致政策目标执行偏差；再次，自治区相关财政政策相关文件，对香料加工业的相关界定与说明较少，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难以对香料加工企业进行农产品生产相关界定与划分。
3．2财政政策宣传力度不够现阶段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宣传力度不够。相对于其他业务部门而言，领导对宣传部门工作的重视不够、培养不够、任用不够、待遇不够，造成摄影摄像等相关设备相对落后，达不到媒体播放的要求，而且互联网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模式。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的宣传必须要多角度地展示执行情况，让人民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农产品加工相关财政政策执行工作的进展与实施状况，而现阶段的宣传工作力度明显不足。
3．3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相关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霍城县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也减缓了以扶贫就业等方式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速度，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方面也有所降低，制约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延缓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相关生产加工设备升级换代，最终会导致技术水平现状与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要求不适应的情况出现。
3．4财政政策效果反馈机制不健全财政政策执行后的相关反馈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有效的信息反馈能够接连不断地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新的政策需求和更好的改进措施，随着霍城县农民对于相关农业政策执行的实践体验态度的显现，通过政策反馈的方式，就能够引导与更新霍城县政府自身新的农业政策价值取向。现阶段，对于促进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政策，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政策效果反馈机制，这将会严重影响下一轮相关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4促进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执行保障措施
4．1提高政策的具体明确性为进一步促进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执行，要提高政策的具体明确性。首先，自治区相关部门需要根据国家各项文件材料规定，对农产品深加工与初加工进行明确界定；其次，对未列入农产品加工范围的农产品要做出及时的补充与说明；再次，霍城县政策相关执行部门需要在政策规定时间内完成政策执行的全过程，以保证政策执行的明确性与有效性；最后，坚持“扶优扶强”原则，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的具体明确性，以完善税收政策，减轻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负担。
4．2加强财政政策宣传力度为进一步宣传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优惠政策，要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增强社会各界对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业的关注和支持。霍城县地方电视台、报社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作用，采用多种报道形式，加强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相关工作的宣传报道。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使农民认识到财政政策对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鼓舞农产品加工企业员工的斗志，不断推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相关财政政策的有效执行。
4．3构建科学的政策执行体系霍城县政府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完善政策保障体系。首先，从政策自身出发，对政策资金的充足性是否满足执行需求进行有效分析，如果资金不足，应为相关农业政策尽可能地进行融资，避免在后期的执行过程中出现因资金问题中断而影响政策执行的情况，同时对政策的具体明确性进行分析，以明确相关政策方案的制定；其次，需要对促进农产品加工业政策的特性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从而了解政策目标团体行为的多样性，以明确目标团体行为需要调适量；最后，还需重视政策执行人员的培训工作，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激发农业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加强组织间的沟通与协调，同时需要努力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
4．4完善政策评估体系霍城县农业相关政策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评估体系。首先，在政策制定开始前，就需要针对霍城县现阶段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系统性的调研，为科学制定相关农业政策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制定的相关农业政策进行科学的预设与规划，通过与预设的政策效果比对，对政策进行实时的效果追踪，对于政策中某一领域没有达到政策效果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补救措施及时加以完善；最后，在政策执行结束后，对政策执行中的各个阶段做出详细的政策评估，并完善政策的评估机制，以确保霍城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财政政策能够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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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9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一)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元~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2.财政投入要依法进行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
3.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如投资大的项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级负担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对收益高收效快的项目,采取利用社会资金按股投资按股分红的办法;对资金回收期长见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项目,采取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拍卖的办法等
(二)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
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可先考虑制定农业基本建设补贴条例农业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补贴规定农业生态保护与环境建设补贴条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规范的《农业补贴法》,算是对《农业法》的补充与细化
2.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补贴方式上,首先改暗补为明补,减少对间接的中间环节的补贴,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补贴国家需要支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其次要改补“硬件”为补“软硬件”并重即由过去补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资为主转向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补贴
3.突出补贴重点
重点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同时,还应注意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鼓励粮食出口,以减少粮食积压和过剩
(三)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t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四)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wto规则下,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税收杠杆发展农业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
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进到全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得上是农村地区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农业税制的内在缺陷,也没触及城乡分治的问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税制应体现轻税发展和城乡统一的原则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彻底取消农业“两税”,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中期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土地资源税和农产品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有选择地对农业征收收益所得税
2.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一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上下齐动“上动”是指中央和省要尽快规范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动”是要求县级财政切实进行相关的财政收支管理改革,通过财政改革来促进机构改革二是进一步放开搞活农业土地流转结合农业土地资源税的开征试点,建议在县乡两级成立由政府进行规范管理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为无地少地农民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五)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1.突出资金投入的四个重点
第一,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第三,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第四,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2.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系就扶贫开发而言,解决当前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关系当前,扶贫开发要根据贫困的成因特点,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贫困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或者通过直接补助资金给予救助第三,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财政扶贫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是要发展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把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第四,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扶贫的计划性和社会扶贫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目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社会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规建设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体系外,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2.加强政府投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项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一方面体现政府对农村居民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平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构筑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这些政策之间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层次之分构建新的支农政策框架要求我们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一)协调政策间的关系
第一,就财政贴息政策而言,其内容可以归入到补贴政策中因为,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代企业支付全部或部分银行贷款利息,是财政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农业补贴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投资,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而财政贴息更侧重发挥金融信贷资金的优势因此,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两者都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第二,农业投入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可统一内涵于农业投资政策中,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内容也是相通的但是,两者的作用目标和原理又有些区别农业投入政策侧重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补贴政策更侧重于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当前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投入和补贴都应尽快向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支持”转移,并有效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第三,农业投资政策与农村税收政策两者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农民都是一种“取”与“予”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好,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税费负担也居高不下,结果国家财政支出不少,农民的收益却不见提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剧了矛盾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国外的经验表明,要保护农业,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国亦应如此
第四,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针对农民增收和稳定农村经济而言的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工作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和开办农村养老保险等业务,又可以切断农民致贫和返贫的根源,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扶贫成果从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的一项内容因此,这两个政策间应相互搭配,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农业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包括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通过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到贫困地区开发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实施的次序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财政投资政策的作用,并使财政投资的重点向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倾斜具体而言,财政支农的优先次序应是: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在需要体现社会公平的事务上,财政无偿投入;在体现经济效率方面(如产业建设),财政侧重是通过间接支持培育和创造环境,减少直接的投入财政投入要在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尽可能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内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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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篇10
【关键词】涉农贷款奖励政策政策效应调查思考
为了加强和规范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基金管理，建立和完善财政促进金融支农长效机制，支持三农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财政部制定和下发了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根据办法规定，财政部门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这一奖励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县域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三农”发展的积极性，对县域金融机构积极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以及贯彻落实国家信贷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实施以来，保山市各县域金融机构高度重视涉农贷款投放和统计工作，一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奖励政策规定，积极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加大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积极支持“三农”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对涉农贷款统计工作的管理力度，不断规范和提高涉农贷款统计工作水平，切实提高涉农贷款统计数据的质量。从近几年实施的情况看，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在引导县域金融机构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支持县域“三农”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出了积极作用，同时，对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统计工作的管理和规范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简介
涉农贷款奖励政策是指财政部门对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增长幅度超过一定比例，且贷款质量符合规定条件的县域金融机构，对余额超增的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其奖励范围目前仅限于县域金融机构。而县域金融机构具体是指县（含县级市，不含县级区）辖区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含农业发展银行）在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涉农贷款则是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建立〈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规定为准。
从认定的范围看，目前，财政部对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的认定仅包括：人民银行涉农贷款统计表中的“农户农林牧渔业贷款”、“农户消费和其他生产经营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农林牧渔业贷款”和“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支农贷款”等四类贷款。
从申请的程序看，县域金融机构要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涉农贷款统计口径和财政部规定的奖励比例，计算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增量和相应的奖励资金，按年向县级财政部门申请奖励资金。
二、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实施效果显著
（一）政策惠及面扩大，提高了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积极性
近几年来，保山市通过财政部门以及人民银行对该奖励政策的宣传和引导，使各级金融机构全面了解和掌握了该奖励政策，明确了奖励政策实施的目的和范围，对奖励政策所规定的奖励条件、奖励资金的申请以及法律责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促进了涉农贷款投放的快速增长。在此政策的激励下，保山市各级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积极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以支持“三农”信贷资金需求为重点，加大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信贷资金支持力度。据统计：2012末，保山市涉农贷款余额达184.2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03亿元，增长21.84%。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59.02%，占比较大。同时，农村信用社、农发行等涉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长较快，有力支持了“三农”经济的发展。据统计：2012年末，农村信用社、农发行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83.62亿元和38.17亿元，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分别为26.78%和12.22%。
（二）突出支农特色，增强了“三农”的信贷资金实力
自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办法实施以来，保山市各级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增加“三农”信贷投入，全力服务“三农”。贷款主要投向农林牧渔业、农产品加工和农村企业等涉农领域。同时，各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优化贷款投向，积极支持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探索新的信贷支持模式，积极创新涉农贷款方式，重点解决县域经济实体融资难等问题，有效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资金需求，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为辖区三农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据统计：2012年末，保山市农林牧渔业贷款达40.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5亿元，增长4.01%；农产品加工贷款达11.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31亿元，增长59.32%；农村企业贷款达71.0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49亿元，增长35.16%。
（三）发挥示范效应，促进了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
在奖励政策的激励引导下，保山市各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加大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积极支持“三农”经济发展。一是拓展了三农金融服务领域。目前，保山市各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发放范围已从农民基本生产需求拓展到农户多种经营、农机具购买和家电生活消费等领域；从单个农户拓展到涉农企业及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基本覆盖了三农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据统计：2012年末，保山市农户贷款达73.8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38亿元，增长16.36%。其中：农户生产经营贷款达30.0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65亿元，增长28.38%；农户消费贷款达18.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73亿元，增长45.98%；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达73.9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77亿元，增长34.02%。二是改善了农村金融服务环境。近几年来，保山市各金融机构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实际情况，切实加快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建设步伐，积极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不断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据统计：2012年末，保山市72个乡镇，金融机构网点数达78个，覆盖面达到了100%。
（四）加强了管理，有效提高了金融机构统计工作水平
自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实施以来，保山市各金融机构以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申报为契机，切实加大了对统计工作的管理和重视力度，在日常统计工作中，严格按照各项统计法律法规的要求，按时上报统计数据，切实加强统计数据的审核，不断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和水平，确保统计数据真实有效。同时，各金融机构加大了对涉农贷款统计工作的管理力度，不断规范和提高涉农贷款统计工作水平，严格按照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相关规定，认真填报各类涉农贷款统计数据，积极申报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切实提高涉农贷款统计数据的质量。据统计：2012年，保山市共有20家县域金融机构申报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其中：符合条件的机构数量达13家，达标率为65%。
三、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认识不够深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专业性比较强，所涉及的部门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机构对此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深入，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有的金融机构认为此项政策只是针对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有的金融机构则对此项政策认识不够深入，对申报范围仅限于县域金融机构这一政策规定理解不透彻，从而造成虽不是县域金融机构，但也要求申报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有的金融机构则认为申报过程较为烦锁，对奖励的标准和条件认识较为模糊，了解不全面，放弃了申报机会，影响了该奖励政策的实施。
（二）部分涉农贷款指标分类标准不明晰，认定存在一定困难
一是作为统计工作基础性文件的《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对“农户”、“农村企业和各类组织”采取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农村企业和各类组织”的唯一限定条件是注册地位于农村区域，而“农村区域”指除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行政区及其市辖建制镇之外的区域，因此县域属于农村区域；界定“农户”时却附加众多条件，其中规定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除外）的住户不属于农户，按此理解居住在县城里的住户应属于农村区域的非农户。上述分类标准使得金融机构在具体实际工作中，对农户贷款的判定存在一定困难，特别是对农户居住地址的判定有一定难度，使得金融机构在判定是否为农户时仍以户口簿标注“农业户口”为主。二是在涉农贷款统计方面，目前，财政部对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的认定仅包括：人民银行涉农贷款统计表中的“农户农林牧渔业贷款”、“农户消费和其他生产经营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农林牧渔业贷款”和“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支农贷款”等四类贷款，不再包含农村企业和各类组织其他生产贷款。但由于《涉农贷款统计制度》对农村企业和各类组织的“支农”和“其他生产”两类贷款未做明确细致的区分，致使金融机构在涉农贷款统计及奖励申报过程中易发生混淆，审核时需要逐一甄别，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大了行政责任风险。
（三）政策安排存在短期效应
一是根据政策规定财政部可以根据奖励政策实施效果和中央地方财力情况，适时调整实施奖励政策的地区范围、奖励标准、奖励比例和中央与地方分担奖励资金的比例，而奖励标准、奖励比例、奖励实施的范围何时变以及如何变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给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发放带来一定影响，使得部分金融机构认为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对政策的连续性有质疑。二是根据政策规定财政部门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年末不良贷款率高于3%且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这一规定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金融机构来说，受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周期长、资金回报率低以及在开展信贷业务时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该政策规定中15%的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开率和不良贷款比率标准门槛太高。
四、完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相关建议
（一）强化对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引导和培训
由于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专业性比较强，涉及的金融概念比较多，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盲点。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切实加强政策的引导和培训。一是加大涉农贷款奖励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充分调动各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的积极性。通过对该奖励政策的宣传和督促，使金融机构全面了解奖励政策实施的目的、范围以及奖励条件和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发放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等措施，灵活运用相关涉农贷款优惠政策以及支农再贷款政策，充分发挥该奖励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二是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政策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确保自身理解政策规定的基础上，会同当地人民银行组织对辖内金融机构相关业务部门人员进行政策学习和业务培训指导。特是要让各金融机构明确政策奖励的机构和范围、奖励的条件和比例、数据资料报送的时间要求等相关政策规定，以便为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更好地贯彻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二）加强对涉农贷款增量数据真实性的审核
一是规范统计方式和分类标准。建议由相关部门统一开发涉农贷款统计系统，详细规定各指标的填报范围，设置金融机构信贷人员登录、主管人员复核程序，实现对每笔贷款的动态监控。同时，鉴于“农户”的准确界定涉及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和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纳税等问题，应予以认真对待，建议以户口登记信息为辅助界定条件。二是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职责。财政部门与会同人民银行制订详实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人民银行、银监以及相关金融机构等部门的各自分工，以利于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三是加强对涉农贷款业务的统筹管理。各级财政部门在做好涉农贷款增量事后奖励的同时，应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事前和事后的引导和监督，严把涉农贷款项目申报的审核关，积极开展对涉农贷款的追踪问效，确保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不断完善涉农贷款奖励政策体系
一是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制订不同的贷款增量奖励比例限制和不良贷款比例标准，使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县域金融机构享受更多的政策激励，充分发挥出奖励政策的激励性。二是扩大金融机构奖励范围。适时把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准金融机构也纳入奖励范围，扩大奖励政策的覆盖面，充分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的积极性，增强政策执行效果。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对部分地区的涉农贷款奖励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支付或者适当提高中央财政负担的比例，切实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确保涉农贷款奖励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四是进一步完善涉农贷款的奖励机制。积极探索建议国家在该奖励政策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政策，加快建立涉农贷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农业项目等涉农贷款损失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并最终建立起涉农贷款奖励长效机制。
（四）切实加强政策的协作配合
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等政策的协调配合作用，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财税+金融”政策衔接方式，确保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和贷款贴息、担保、税收减免、费用补贴等多项财税杠杆政策以及支农再贷款、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等多项货币政策工具的统筹协调和密切配合，促进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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