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1
【关键词】非物质激励；需求因素；粗糙集
一、问题的背景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源成为最宝贵的发展资源。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需要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还需要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如何对中国公共部门人员进行有效的激励，调动其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激励简单来说，就是满足人们所需求的因素，让人产生一种行动意愿的过程。需求的满足是个体从事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是个体表现其积极性的源泉。激励可以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即通过物质手段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非物质激励即软激励，是采取物质手段之外的方式满足人们心理上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48条的规定，我国公务员奖励坚持精神与物质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公务员的非物质激励，而现实中，公共部门的非物质激励流于形式、非物质激励手段单一等问题，使公务员并未得到相应的非物质激励。笔者认为，对公务员进行非物质激励的前提是准确分析出公务员的非物质需求因素，分析非物质需求因素是激励公务员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粗糙集理论对公务员的非物质需求因素进行分析。粗糙集理论是一种处理模糊和不确定性知识的数学方法，其主要思想是在保持分类能力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知识约简，导出问题的决策或分类规则。该理论与其他处理不确定和不精确问题理论最显著的区别是它无需提供问题所需处理的数据集合之外的任何先验信息，对问题的不确定性的描述或处理较客观。公务员非物质需求因素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将粗糙集理论应用于公务员非物质需求因素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设一个信息系统S为（U，a），U={u1，u2，…，u|U|}为一个有限非空集合，a={a1，a2，…，a|a|}的元素称为属性。假设a=CYD，CiD=，这时称信息系统（U，a）为一个决策表，而C中的属性称为条件属性，D中的属性称为决策属性。设S=（U，CUD，V，F）为一个决策表，C∩D=。属性子集C
′C关于D的重要性定义为：CD（C′）=yc（D）-yC-C′（D）。特别当C′={a}时，属性a∈C关于D的重要性为：CD（a）=yc（D）-yC-{a}（D）。通常，某一条件属性的粗糙集不协调率越大对决策属性的影响越大。研究中，去掉某一非物质需求因素得到的粗糙集不协调率越大，表明它对公务员的积极性的影响越大，对公务员积极性的敏感度越高；如果粗糙集不协调率为零，去掉该属性决策表依然是协调的，表明它对公务员积极性的影响为零，可以去掉，在制定非物质激励机制时可以不予考虑。本文以南宁市政府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为调查对象，共发放300分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68份，有效回收率89%。问卷分别以F1，F2，F3，F4，F5，F6表示条件属性权力、地位和名誉、人际关系、职位晋升、工作认可和安全六项非物质需求因素，而将公务员受到激励的满意度为决策属性。如下表：
三、结果分析
由粗糙集理论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得出南宁市公务员的非物质需求因素的重要度：
（1）CD（F1）=yC（D）-yC-{F1}（D）=0.3605；（2）CD（F2）=yC（D）-yC-{F2}（D）=0.2951；（3）CD（F3）=C（D）-C-{F3}（D）=0.2295；（4）CD（F4）=yC（D）-yC-{F4}（D）=0.2623；（5）CD（F5）=yC（D）-yC-{F5}（D）=0.1602；（6）CD（F6）=yC（D）-yC-{F6}（D）=0.1130。经过上述计算，我们可以得出公务员非物质需求因素的重要度排序，如下：F1（0.3605）>F2（0.2951）>F4（0.2623）>F3（0.2295）>F5（0.1602）>F6（0.1130）。这样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权力、地位和名誉、职位晋升和人际关系对于公务员的非物质激励的影响更大，因而需要从加强和改善这几种非物质激励手段，进而完善公务员的非物质激励状况。
四、问题讨论
公共部门人员（以南宁市政府公务员为例）的非物质激励的特点为：重视权力、地位和名誉，看重职位的晋升和人际关系，而工作认可和安全对于公务员的激励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改善公共部门人员的非物质激励状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加强沟通，适度授权。沟通在人际关系维系和建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种有效的非经济性激励。公共部门人员由于工作压力大，工作交叉性不强，同一单位或部门的公务员交流机会并不多。部门领导的过分参与，也会造成员工更倾向于服从命令而不积极交流的现象。为此，在加强沟通激励时，一方面，创建公务员交流的平台，提供更多交流的机会。采取弹性的工作时间，可在不减少工作时间长度情况下，增加公务员集体休息时间，譬如午餐时间，午休时间。另一方面要加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要求部门领导在实际管理中要注重方法，讲究方式，多关心下属的情绪，多听取下属的意见。权力被认为公务员地位和声誉的象征，通过授予与公务员职务和级别相称的权力，使公务员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培养其承担更大责任的能力。授权可以使下级产生主人翁意识，而主人翁意识则可以衍生出责任感、认同感与归属感。授权也是相互信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信任本身，即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层面上的激励方式，充分信任和授权，就是对公务员最大的奖励。这种内在动力与相互信任感的结合，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完善晋升方式，拓宽晋升渠道。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公务员晋升，晋升对象的产生不应局限于委任、组织推荐、竞争上岗等自上而下的方式，还应根据不同层级的职位空缺，采用多种产生形式，如个人自荐、群众推荐等。对于公务员，职位的晋升能给予其很大的激励，拓宽晋升的渠道：首先，不同职位类别的公务员其工作性质与所需工作能力和素质不同，其晋升的资格条件不宜采取整齐划一的方法，而要加以区分。其次，应合理运用破格晋升和越级晋升，使优秀公务员能脱颖而出。破格晋升和越级晋升能够给公务员，特别是年轻公务员带来很大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工作士气和积极的心态。（3）强化团队合作、人际关系激励。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等级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公务员努力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还期望有所作为和成就，期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实现个人和组织的价值，这一切都离不开与人交往。良好的人际关系网有利于公务员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为组织和个人提供更多、更快的资讯和隐性价值，实现组织目标，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团队合作氛围，为公共事业做出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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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斯洛.人的潜力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2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度公法 私法 社会法 意思自治
夫妻财产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性质讨论意义重大。根据现有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在调整社会关系类型、调整的方法、甚至价值体系上等均有不同。目前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性质研究上有不同的理解，且争议较大，这影响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及在立法上的深化，在制度设计8寸欠缺逻辑的严密性也不合实际。
一、现有夫妻财产制度性质学说的检讨
普遍观点认为，夫妻财产制度是民法的一部分，当属于私法的范畴，其立论的依据便是《民法通则》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制度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夫与妻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显然属于民法的范畴，而民法就是私法的代名词，因此夫妻财产制度的性质是私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夫妻财产制度介于社会法与私法之间，其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台湾的林秀雄教授，认为：“夫妻财产制度是规律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从规律夫妻关系之观之，理应属于身份法之范围，但从规律财产关系之观点，又脱不了财产法之性质。从规律身份关系的角度来说，属于社会法，而从规律财产关系的角度来说，又属于市民法。因此夫妻财产制度介于社会法与市民法之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夫妻财产制度是社会法。其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的刘得宽教授，认为：家庭法虽然被列入民法中，其本质并非民法，因民法为商品交换关系，&D排斥他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对立关系，以利益社会关系为规律对象，具有财产性格；家庭法以规律家属共同生活关系，即使有一碗饭，亦由夫妻子女共同分享。以利益共同关系，即以共同社会关系为规律对象，行为规范之性格较强”，应属于社会法。上述三种观点颇有道理，亦比较典型，但仍有相当值得检t寸之处。
第一种观点的推理逻辑如下：民法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么所有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应当由民法来调整。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民法通则第二条只是规定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限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非所有的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均由民法来调整。否贝u我们要劳动法，不正当竞争法何用难道其也能纳入民法之中吗第二种观点的逻辑推理关系如下：第一，调整财产的法律为财产法，而财产法属于私法，即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为私法。第二，调整夫妻关系的法律属于身份法，身份法属于社会法的性质，因此调整夫妻身份关系的法律为社会法。故夫妻财产制度兼具私法和社会法的属性。根据此推理过程，可以得出法律性质的判断依据是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体是财产关系还是身份关系。人类社会本身仅由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建立起来的，那么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均由私法和社会法调整了，那么刑法、行政法又调到十么呢?税法调整财产关系，那么税法是私法吗?
第三种观点的立论依据以调整的社会关系主体的利益是否对立为法律性质的评价标准，即调整利益共同关系之法律为社会法，而调整利益冲突双方关系之法律为私法。此标准值得商榷。其一，一般认为合伙当事人对外被认为是利益的共同体，非对立体；对内则利益同样又是相冲突的，是利益对立体，其到底性质如何呢?社会法还是私法?而一般民法理论及实践认为，调整合伙关系的法德一般为民法，即私法。其二，利益是否冲突是个相对的范畴，其划分相当难。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为前提，如果在上述评价体系之下，社会主义法岂不都是社会法。另外在社会资源匮乏的时代，社会总体资源是有限的，一个人享用到的资源多了，其他人享用到的资源就少了，因此归根结底利益仍然是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利益是冲突的，那么就应该属于私法的范畴。、因此，上述分类标准依据不明确，且难以执行，故不可取。
二、对夫妻财产制度法律性质划分标准的探讨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3
论文关键词宪法财产权公民第一性基本人权
宪法财产权不同于其它公民权利，其与国家权力既矛盾又统一。一方面，和其它权利一样，国家权力的运行势必会破坏到公民财产权利的实现，二者处于张弛博弈的动态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运作离不开财产的支持，公民财产权的让渡维系了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因此，对于国家权力如何能够有效实现，宪法财产权的研究意义极其重大。本文着重对宪法财产权的性质进行详细阐述，笔者以为宪法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第一性基本人权。
一、宪法财产权是公民财产权
我国宪法发展起步较晚，但相应的财产制度规定却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共同纲领》规定，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个宪法性质的文件既保护了公共财产又保护了私有财产，是因为工人、农民等阶级都是解放新中国的有益力量，是共产党的同盟军。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渊源，其第8条至14条对财产制度进行了变化规定，最突出的是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界定为所有权且仅限定在生活资料所有权范围之内。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八二宪法呼之出来。八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所有权，将公民财产所有权保护扩大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范围之内，进一步保护了公民的私有财产。之后的八八、九三、九九年三次宪法修正案为进一步顺应改革开放的发展而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最近一次的零四修正案对财产制度的规定主要集中在21条、22条，其最突出的亮点在于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突破了财产所有权的限制，更进一步保护了公民的私有财产。
上述是新中国宪法规定的财产制度的历史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张弛，渐趋获得与公共财产同等的保护地位，豍宪法财产制度的关键就在于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的博弈斗争。既然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这两个概念是宪法财产制度的核心概念，那么基于二者形成的私有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是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法财产权？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之一，笔者以为，一般来说宪法财产权指的是私有财产权而不包括公共财产权。依旧从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两个概念出发，往前追溯其滥觞。私有财产的主体是公民，其通过劳动获得财产，是人权的集中表现（文章第二部分详细阐述）；而公共财产的主体是国家（狭隘意义上），其通过税收等手段获得财产，是权力的集中表现。豎人权（或称权利）和权力是相互对抗的两种利益，宪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权利、限制权力，如果将权利和权力的外化形式，即私有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概括纳入宪法财产权概念范围之内，那么将会导致权利和权力的合二为一，从而致使宪法目的的实现不能。因此，一般意义上，宪法财产权特指私有财产权，从主体层面来讲，即公民财产权。
二、宪法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一）财产权与基本人权
1.人权内涵上的证成
什么是人权？人权是指人能够使自己有尊严地活着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财产权理所当然地是人权，因为财产是人维系其生存的物质前提，是实现人尊严的物质基础。从人权的属性上讲，人权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豏财产权具有自然属性，在没有宪法乃至没有任何法律的时候，财产权就已实际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它是随着人本身而存在的，随后法律对其规制实际上是对其地位的确认而不是创设。另一方面，财产的获得原初是通过人们劳动而来的，而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财产权的行使也必然作用于他人，财产权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或者可以说财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财产权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符合其作为人权的证成。
2.基本人权理论上的证成
财产权是人权，但不仅仅是普通人权，其与生命权和自由权一道被称为三大基本人权，是人权大厦的基石。财产权是其它人权发生作用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就其与生命的关系来讲，人要维系其生命就必须获得食物，而食物的获取需要财产的交换，更甚者食物本身就是财产。如果不保护财产权，那么包括食物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将被野心家囤积，而许许多多普通人将因缺少食物等必需品而失去生命。就其与人格的关系来讲，一方面，据上分析，如果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那么势必会形成穷人依附于富人的那种身份关系。而这种身份关系会限制人格的发展，甚至会剥夺人格本身。另一方面，作为人格外化的身体是独属于身体成就的人的财产，或可称为人格财产。如果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那么作为财产的身体受到伤害就获得了理论支持，这是万万不能的。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就是有力佐证。就其与自由的关系来讲，个人层面上，如果因财产权的缺失而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那么个人自由的实现只是一纸空文；整体层面上讲，财产权的保障有利于形成宽松自由的环境，尤其是自由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或缺了财产权，那么人们会因为财产的不安全性而不愿自由流通财产，自由的市场环境就得不到形成，这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财产权的权利属性，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二）财产权的实现与宪法财产权
随着人权法学的发展，对于人权性质的各项权利的保障，各国普遍诉诸于宪法渊源，这实际上就在宪法上实现了人权的应有权利形态到法律权利形态的转化。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规定，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国王任意侵夺，实质上开创了私有财产保护的先河，为后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奠定了法律基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1793年法国宪法第16条规定，财产权为一切人民得自由处分其财富、其收益、其工作与职业收人的权利。美国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但在其宪法修正案第5条中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德国魏玛宪法时期规定，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这实际上是财产权限制的滥觞。其后，在魏玛宪法的基础上德国宪法进一步明确了财产权限制与保障制度。国际层面来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未规定财产权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财产权不具有人权属性，而是当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结果。
和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宪法完成了国际人权的国内转化，集中表现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在宪法意义上，基本权利就等同于基本人权。但是对于财产权，宪法并没有将其纳入基本权利一章而是归于总纲部分。那么是否财产权就不具有基本人权属性？答案是否定的，财产权当然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之所以将财产权置于总纲部分，是因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财产权与经济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放在一起进行规制。因此宪法没有将财产权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章，不是因为财产权不是基本人权，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既然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是否应该将其重新纳入到基本权利一章？理论界有两种观点。否定派认为，财产权与所有制结合置于总纲部分有其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具有中国特色，不应重新纳入基本权利一章。肯定派则主张，还原公民财产权的性质跟地位，这样更有利于保障公民财产权。豖笔者赞同否定派的主张，既然对于总纲部分的财产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已经没有争议，那么重新将其纳入基本权利一章就显得多余。至于不利于保障财产权的说法，笔者以为通过有权机关对财产权性质、地位的补充说明完全可以达到有效保障的效果。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
三、宪法财产权是第一性基本人权
作为人权的财产权的实现不仅仅限于宪法之中，在宪法尚未制定出来之前，人权思想早已普遍实现于我国的法律规范当中，财产权则主要体现于民法之中。随着人权法学的发展，各国宪法逐步完成了人权的法律权利转化，同时民法等相关法律领域也在不自觉地实现着此类转化，但学者们似乎更倾心于宪法的转化，而忽视民法的转化。其实，民法财产权和宪法财产权一样，都是人权的表现形态。既然宪法和民法财产权都具有人权属性，那么将宪法财产权的性质界定为人权貌似不能展现宪法财产权性质中不同于民法财产权的部分。为了更好地区分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的性质，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它们的不同之处。
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侧重点不同
宪法财产权强调的是一种抽象的资格，而民法财产权则强调具体的经济利益。宪法财产权的实现不要求存在明确的客体，其针对的对象也是不特定的。举个例子，一个人没有任何财产，但其依然享有宪法财产权，且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它。民法财产权则必须指向明确的客体，如果一部手机不属于a而属于B，那么a当然地就不享有这部手机的财产权，除非B将这部手机送给a或是在这部手机上为a设置担保物权等。此外，民法财产权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就该手机例子，如果B将手机卖给了a，那么关于手机所有权的归属只涉及a和B（如果B一开始为无权处分人的话可能还会涉及C或者D等等）。可以这么说，宪法财产权是绝对权，而民法财产权则是相对权。
（二）权利结构不同
宪法财产权是针对不平等主体而设的，民法财产权则是针对平等主体而设的。豘作为公法的宪法创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其调整的是垂直关系。而民法是私法，其目的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和矛盾，调整的是水平关系。宪法财产权防范的是公权力对公民财产的侵犯，而民法财产权防范的则是其他平等主体行使权利时对公民财产的侵害，从此意义上讲宪法财产权是保障公民财产的第一道防线，而民法财产权则是第二道。
从上述区别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宪法财产权跟民法财产权都是人权的表现，但从人权的表现形式以及限制方面来讲，二者还是各有其特色的。笔者以为，为了区分二者，可以将宪法财产权界定为第一性基本人权，将民法财产权界定为第二性基本人权，这是从基本人权本身的不同层面作出的。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4
关键词：属性；部门法；法域
在西方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市场运行出现了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自由竞争不受限制而产生了垄断，外部性，不完善信息，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巨额交易费用，社会分配不公所引起的许多社会问题，宏观经济运行不稳等等。然而，政府的过多干预有可能由于政府的利益偏好而导致另一种失灵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出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持续发展，经济危机四起，贫富差距加大，严重损害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传统的公法与私法所不能调整的，所以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因此，在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市场调节机制与国家调节机制选择与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才产生了政府的经济行为，才产生了经济法这一新的法律部门。[1]
《现代汉语字典》中“属性”一词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根据逻辑学中的表述，对象的属性是指对象的性质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总称。
[2]因此探讨经济法地属性，就是探讨经济法的性质和经济法本身的关系，而在经济法所有的性质中，我们都知道由于本质意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因此在明确经济法属性时，其主要就是明确其本质究竟是什么。
一、从法的部门的角度思考经济法的属性
部门法理论是源于苏联，至今在中国盛行的法律体系理论―法律规范划分理论。部门法理论认为，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法的部门）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是比较一致的观点，具体定义主要有三种。一是将部门法定义为“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沈宗灵。[3]二是将部门法定义为“对一国现行法律规范按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方法的不同所作的一种分类”。三是将部门法定义为“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即根据一定调整对象所划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杨紫桓。[4]在笔者看来，第一种定义可以直接去掉，因为原则和标准的说法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不明确，或者说它包含了所有的说法导致本身没有意义。剩下的这些关于法的部门的定义综合起来就是正如张文显先生在法理学中所说的“法的部门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其划分的标准也就成了以下两种：（1）调整对象（2）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传统部门法理论一直以社会关系作为法的调整对象，那什么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关系被认为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将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归属于民法法律部门，将凡是调整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归属于刑法法律部门。
传统部门法的理论按法的调整手段来确定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如民法有民事制裁，刑法有刑事制裁，那什么是法的调整手段或方法呢？一般认为，所谓法的调整手段或方法是指法藉以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引导、纠正的方法或途径。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的调整手段或方法作两种基本划分。按照法律调整手段或方法的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民事、行政、刑事、司法、和准司法程序四种手段，分别与当事人平等和意思自治、政府公共管理、犯罪认定与刑罚、诉讼与仲裁相联系，行政执法介乎于国家公共管理和诉讼、仲裁之间；按照法的制裁方式或法律后果的形式，则可将法的调整手段或方法分为民事制裁、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褒奖、社会性制裁五种。[5]
根据法的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我们可以以此来探究经济法的属性，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或方法是什么。
在法学意义上经济关系是指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直接物质利益内容的具体社会关系。而由于目前有不同的经济法说，因此不同的经济法说也导致出现不同的调整对象，虽都是经济关系，但此种经济关系范围却是饱受争议。有囊括一切经济关系的“大经济法说”，还有支持其调整对象为企业经营管理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企业法说”，还有支持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的“宏观调控法说”等。在笔者看来，比较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即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经济关系，“纵”不包括非经济的管理关系、国家意志不直接参与或应由当事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管理关系；“横”不包括公有制组织自由的流转和协作关系以及国家意志不直接介入其实体权利的任何经济关系，这样既限定无范围的“大经济法说”，同时也不把其调整对象的经济关系的范围缩得太小以至于不利于形成一个部门。
二、从法域的角度思考经济法的属性
法域是介于法体系和法部门之间的概念，是根据法律的属性对法律分类的一种方法。根据大陆法系理论，一国的法律体系应先划分为法域，在法域的基础上再划分法部门。一般来说，法域的划分是以法律保护的利益关系为标准。目前关于法域划分，一般包括公法、私法、第三法域或社会法，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的历史传统，来源于古罗马法，由乌尔比安提出。一般认为，第三法域之社会法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起源于德国，早在1870年即由偌斯勒提出，而后由基尔克于19世纪末以“团体法说”加以阐述。[6]拉德布鲁赫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他在谈到公私法之外的“第三类”法律领域时，没有提出“第三法域”的概念，也没有说“第三法域”等于社会法。他说：“（公法和私法）这两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崭新的第三类：经济法与劳动法。”
一般认为公法主要是调节国家与公民之间的隶属关系，由此基础而形成的权利称之为公权，公法通常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私法主要调整私人主体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私权，私法代表主要指民法。传统法律体系以公私法划分为基础，其特征就是：高度抽象的主体制度，整个法律体系中仅包含两个主体，私人主体与国家。关于公私法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理论：一是利益论，即以维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二是服从论，即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利隶属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平等互惠关系的法为私法；三是主体论，即规定法律关系中一方或双方主体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反之为私法。
中国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属于第三法域观点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社会化、公共利益成为法律核心观念、以及社会法的兴起为大背景的。而对于经济法属于何种法域，一般都认为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虽然存在本身是属于第三法域还是社会法的争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了解经济法在法域角度上的属性。经济法不同于“权力本位”的公法，也不同于“权利本位”的私法，而是二者的结合，形成“社会本位”的法律，其所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总结
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打破了传统部门法以及公法和私法间局限，从而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指出了探究的一个方向。另外从实践上看，公益诉讼的需求以及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具有社会性的经济法为其指明了归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必将极大丰富，而且经济法仍以经济法本质属性的面目而贯彻并发展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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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5
概念模型的作用
概念模型是对某一领域信息高度抽象化的静态描述，它包括类、类关联和类属性等模型基本元素的定义，是进一步细化应用系统模型的基础。
199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第215技术委员会提出了“卫生信息建模框架”。该框架说明了信息模型应当是由概念模型到逻辑模型，最后细化到物理模型。2002年美国CDC在“公共卫生概念数据模型”一文中提出信息模型可划分为主题域模型、类关系模型、概念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数据库设计模型和物理数据库模型，它们分别处于上、中、下三个层级，这种层级关系与iSo提出的层级结构一致，只是美国CDC的层级划分更加细致。
因此，概念模型是连接高层模型和低层模型的桥梁和纽带。对于一个具体信息的开发过程而言，上层模型在某个领域内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它们不涉及过多的细节，独立于具体的信息系统;对整个领域的信息化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它是信息标准化的基础。
公共卫生信息领域具有多领域跨学科的特点。概念模型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的公共卫生信息的整体框架，是公共卫生数据字典的基础框架。在概念模型的指导下，对公共卫生数据元的理解和应用变得更加方便和容易。因此，概念模型将为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开发提供一个整体框架和数据应用指南。
在公共卫生信息领域内，该概念模型可以支持多个信息系统的开发，减少重复性工作，降低开发成本，加快系统的开发速度。在同一个概念模型指导下开发的多个系统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同时也为系统间的数据交换与共享奠定良好基础。
概念模型的构建方法
对于一个具体系统而言，建立一个模型不是很困难，但建立一个抽象的元模型――概念模型则要困难得多。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概念模型需要经历从具体到抽象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HL7（HealthLevel7）推荐的建立概念模型的技术路线与方法是从用例分析到信息分析，最后到建立概念信息模型。
类、类关联、类属性和数据类型是概念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模型中的类属性同样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发现这些属性也需要经过从具体实例分析――领域信息分析――概念信息模型分析这样一个抽象与泛化的过程。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构建主要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
1.主题域的确定
信息是对于活动、活动关联方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抽象与描述。在公共卫生领域，参照美国CDC提出的公共卫生概念数据模型（pHCDm），将我国公共卫生划分为卫生相关活动、参与者、材料和位置4个主题域。其中卫生相关活动是卫生信息来源的主体，是四个主题域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一个，而其余三个均为活动的关联方，位置说明活动发生的地点，参与者为活动的参与方如卫生服务的提供方或接受方，材料是活动中所涉及的物质，比如标本、菌株等等。这些构成了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四个主题域。
2.类
具有相同属性的同类事物、概念组成类。以上四个主题域各为一类，每个主题域下又可以分成若干主类。以卫生相关活动为例，结合我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分类框架，可以将卫生相关活动抽象为四个主类――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管理及卫生监督。
3.类关联与属性设置
类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称为类关联，其作用在于使不同的类形成一个完整、联系的结构。在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建模中，主要涉及父子类关联，关系关联和参与关联三种类关联。
父子类关联指的是每个类（主类或子类）下面还可以根据实际划分为若干更小的类。上位类（通称为父类）与下位类（通称为子类）关联称为父子类关联。很显然，子类对于父类的属性有继承的关系。
关系关联描述的是在同一主类内部各个类或者是实例之间的关联关系，如疾病预防控制主类的不同活动之间（疫情暴发与检测之间）的关系。
参与关联则是指不同主类的类之间发生的关系。例如疫情监测类（属于卫生相关活动主题域的某个类）与调查者（属于参与者主题域的某个类），或者与标本（属于材料主题域中的某个类）之间存在参与的关系等。
属性是对类以及类关联所具有的特性的描述，是描述类的特征的元数据，改变属性的值可以改变类的行为和外观。概念模型类属性设置应遵循HL7Rim所规范的属性格式及内容，在此基础上按照自身的需求精化、修饰属性，形成模型独特的属性。
4.概念模型的建模技术与方法
首先是应用UmL的用例分析方法进行业务分析。这是指对业务过程中所有参与元素的拆解、对比、描述、再定义与组合。然后在用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泛化分析。即对各组成元素进行分析、判别、抽象，并归纳成不同的类。下图1为在卫生检测中的几个用例分析过程。图2为泛化与抽象过程。经过泛化与抽象，对卫生检测相关活动，可提炼出5个子类:申请、受理、检测、报告、质量控制。用例分析与泛化是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建模的重要阶段和技术，要应用于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建模的全过程中。
公共卫生概念模型框架与内容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的概念模型包括了4个主题域及35个类。其核心为4个主题域（卫生相关活动，参与者、材料及位置）。在模型的建立中，公共卫生相关活动主题域及各级子类的确定采用了公共卫生信息分类框架的结果。作为模型，还对其他3个主题域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增加了关联类的内容及对于类属性描述的要求。在这里要区分信息分类与模型之间的关系及区别。信息分类框架关心的是对信息的分类，确定信息所在的位置以便用户存放、查找及使用，因此并不涉及对于主题域、类之间的关联以及类属性的描述。而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信息，描述信息。理解信息包括了解信息的来源（借助于信息框架）及关联，描述信息包括对数据元这个信息的基本单元属性及关联的描述，以便在统一的规范下查询、使用信息。
概念模型的应用
概念模型可以辅助系统设计者分析所需要采集的数据及属性，建立相应的逻辑数据模型（LogicalDatamodel），从而规范信息系统的建设。下面以伤害监测为例说明模型的应用。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6
医药产业被誉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是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根据全球知名医药调研公司imSHealth对医药市场的监测，1991年全球医药市场为2058亿美元，2011年达到8800亿美元，二十年间医药市场的平均年增长速度超过4.0%。目前，我国医药产业也呈高速增长，但总体上看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还处在比较“年轻”的阶段，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不够，产业竞争力不强等不足仍然存在于医药产业中。为了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家需要制定与医药产业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并不是盲目的，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在对医药产业定位的基础上，在制定政策前需要对目标产业进行全面而正确的定位。因此，对医药产业进行定位对于相关政策的制定的意义非同小可。医药产业作为一种产业类别，具有一般产业的基本属性，医药产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还有着这类产业的特点。同时，医药产业由于其产品——药品关系国计民生而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医药产业有别于其它产业的属性更加突出。因此，本文拟首先从市场调节的角度、国家变迁的角度对医药产业进行基本定位，再从医药产业的产品的出发，结合基本药物制度与医药产业的关系对医药产业的特殊属性进行分析，以达到对医药产业的全面定位。
1从市场调节的角度对医药产业的定位
医药产业作为一个正在逐步进入国家主导和核心产业的产业类别，与其它产业一样，必须接受市场的自发调节。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通常是通过该产业的投入、产出等方面的一些特性来发挥调节作用。从而一个产业的投入、产出方面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产业的市场结构，诸如进入壁垒条件、生产者规模和分布、产品差异、规模经济等。
1.1医药产业是高投入的产业医药产业本身是一种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技术的特征，而与此特征相联系，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的特点。医药产业的高投入主要体现在医药研发上。医药产业中，承担研发的是制药产业。制药产业在产品研发的早期和生产过程中严格的标准和质量控制，以及最终产品上市和市场开发的过程中都需要非常高的投入。尤其是新药的研究开发过程更是耗资巨大。国外通常开发一种新药需要2.5亿美元，有的甚至高达10亿美元。
1.2医药产业是高收益和高产出的产业众所周知，医药产业是一个高盈利产业，发达国家医药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一般高达30%。而创新药物的利润回报率更高、更快。一般情况下，一种新药上市后2~3年就可收回所有投资。换言之，新药品一旦开发成功，投放市场后将获取暴利。
1.3医药产业具有相对垄断性医药产业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府控制准入的行业，政府的严格监督和医药产业本身的高投入特性使得医药行业的进入壁垒很高。高进入壁垒进一步导致了企业一旦进入医药产业则可形成相对垄断的地位。这种相对垄断性不仅表现在区域方面，也表现在企业垄断方面。区域的相对垄断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是全球制药市场的主体。北美市场首屈一指，其次是欧盟地区和日本。医药产业中企业的相对垄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跨国公司通过大规模的联合兼并，对市场的垄断性越来越强，对世界医药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垄断地占有着医药研发资源和医药技术创新的成果。医药产业的高投入、高产出及相对垄断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医药产业的诸如进入壁垒条件、生产者规模和分布、产品差异、规模经济等这些市场结构，而产业的发展状况往往受这些市场结构的制约并通过这些市场结构得以体现，从而该产业的发展也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接受市场的自发调节。
2从国家变迁的角度对医药产业的定位
受市场调节是医药产业与其它产业的共同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医药产业与一般产业并无差异。然而，随着国家发展的变迁，我国需做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战略选择。当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工信部等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各部门和有关专家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被赋予了这类产业的新的属性和特征，这些属性和特征便成为我国对医药产业制定针对性政策的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基于新兴技术、科技含量高、出现时间短且发展速度快，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具有较大溢出作用，能带动一批产业兴起，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支撑作用，最终会成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业态形式，其产品质量要稳定并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发展前景要好，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经济技术效益显著。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医药产业可被定位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1医药产业是刚兴起、渗透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医药产业规模较小，正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快速成长期。医药产业作为一种基于新兴技术的高新技术产业，对未来产业发展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对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和渗透作用。医药产业结合了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它不仅能带动一批新兴产业的形成，也能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发展，并将最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或支柱产业。
2.2医药产业是高科技含量、高产品价值的先导性产业医药产业需要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和新技术的支撑，其产品蕴含大量的技术突破。在医药产业中知识产权密布。因此，医药产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附加价值高，能够引导和发展市场需求，并因此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
2.3医药产业是综合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友好性产业医药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不仅适应低碳经济条件下的产业选择，也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手段。医药产业不以产生消耗大量资源为条件，更不以造成大量污染为代价，节约资源，排放少，强调环境保护是创新驱动的产业，也是环境友好型产业。
2.4医药产业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导向性产业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还处于低级阶段，现代服务业所占比例不高，农业人口比例仍很高，制造业主要依靠投资和资源消耗。医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创新竞赛环境下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战略机遇，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2.5医药产业是吸纳新就业、社会效益好的依靠性产业扩大就业是促进民生的一大主题。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我国制造业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瓶颈问题和制约因素。医药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在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从公共性质的角度对医药产业的定位
上述医药产业的特性是医药产业作为某一类产业的一些属性，然而，由于产品的特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公共政策，医药产业又有着自身的特殊属性。医药产业的产品——药品，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医药产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产业。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医药产业的这种特殊属性更加显著，医药产业的公共性质也越发凸显。基本药物制度的落实是以实现基本药物的可及为主要目的的，而基本药物的产业部门就是医药产业。因此，医药产业是基本药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直接相关产业。为此，笔者从基本药物及基本药物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的角度对医药产业的公共性质进行探讨和论述。
3.1公共产品理论分析经济学家大卫•休谟(Hume，1739)最早对公共产品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某些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事情，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完成”。此后，随着众多经济学家对公共产品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该理论逐渐趋于完善。但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对该理论的影响最大。依照萨缪尔森的分析，纯公共产品是指任何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别人对其消费的物品。换言之，一定数量的纯公共产品只要被生产出来或被提供，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对其进行消费。后来的研究者根据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总结出区别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两个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ness)和收益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对于同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的消费品称之为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对于同时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收益的排他性的产品称之为私人产品(privategoods)。这里的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任何一个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消费者对该产品消费。因此，整个社会对于该产品的消费量就是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量。这表明：第一，从消费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支配公共产品的总量商品；第二，公共产品在个人之间是不可分的；第三，该类产品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而这里的收益的非排他性是指某种产品一旦被提供，就不能排斥该社会任何人消费该种产品，或者排他成本很高。可见，非排他性与外部性具有密切联系，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往往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收益(externalBenefit)的特征。当然，外部性与非排他性是有区别的，外部性收益通常发生在有限个体之间；而收益的非排他性通常是指广泛的外部性收益，甚至涉及全社会的个体。对于公共产品的消费的非竞争性与收益的非排他性而言，前者是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是由公共产品自身的因素决定的。而后者则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根据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可以将所有产品分为4类：纯私人产品，既不具消费的非竞争性也不具收益的非排他性；纯公共产品，既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又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俱乐部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但不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共同资源，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而不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俱乐部产品和共同资源因只具有这两个竞争性和排他性两个特征中的一个，有时也被称为准公共产品。
3.2医药产业的公共性质分析
3.2.1基本药物的公共产品属性分析基于上述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笔者从是否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出发来判断基本药物是否属于纯公共产品。布朗和杰克森(BrawnandJackson，1990)曾以图示方式，给出判别公共产品的步骤，如图1所示。根据图1的流程进行判断，首先基本药物具有明显的消费竞争性：在所有的基本药物中，某一个单位的药品被某一个患者使用后，同一单位药品不可能同时被另外一个患者使用，也就是说，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即具有消费竞争性。进一步对收益的非排他性进行判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基本药物不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因为某一个患者用药治疗后，一般不会导致该患者以外的很多人的健康状况的改善。即使对于一小部分传染病防治的药品(如疫苗)而言，它们确实存在明显的外部性，但这种外部性并非是公共产品收益的非排他性意义上的外部性。因此，基本药物也不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由此得出，基本药物本身并不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3.2.2基本药物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分析在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进行分析时，笔者仍然遵循图1的流程来进行分析。基本药物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制度，一旦建立，就意味着国家中的每一个居民都有权力享有，每一个居民都能从中获益。对于国家而言，收益的排他成本很高，当然，也不可能进行收益的排他。所以，基本药物制度具有明确的收益的非排他性。但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下，多一个人享受基本药物制度的待遇就会多消耗一份药品资源，也就是基本药物制度分配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即基本药物制度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因此，基本药物制度应属于准公共产品。
3.2.3医药产业的公共性质分析基本药物制度得以落实，根本的物质保障就是基本药物。而医药产业作为基本药物的产出部门，是基本药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坚实后盾。通过上文分析得出基本药物制度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基本药物制度的这种属性便赋予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医药产业某些特性：医药产业关系到国民对准公共产品的消费；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与否与国民的基本用药息息相关等。总之，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使得医药产业在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质，从这个角度说，医药产业可以被看作一种公共产业。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7
一、两种属性的财政职能
财政职能按其所反映的分配关系来界定，可以概括为财政属性职能和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两类。
1.财政属性职能。
财政属性职能，是对国家财政凭借国家政治和社会，以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对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内在作用或影响的最基本概括。它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财政属性职能的范围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凡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直接相联系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活动，都是财政属性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二，财政属性职能反映了财政属性的分配关系。(1)国家政务资金筹集同各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社会产品分配关系，同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资金安排比例关系；(2)社会管理和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筹集同各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社会产品分配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社会管理部门和社会事业单位经费支出同基建支出的比例关系，社会事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第三，财政属性职能具有强制性、公共性和直接性的特点。(1)强制性。指财政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参与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是强制的，它不以任何经济组织、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论其是否愿意，都必须受这种影响力的制约；(2)公共性。指用于政权和社会事业建设的支出所产生的作用是公共的和普遍的，这类支出的目的在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社会进步，其所带来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为全社会所共享；(3)直接性。指财政属性职能对社会成员和各类经济组织的经济利益分配有直接的影响，从而起到引导和制约其发展的作用。
2.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
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是对国家财政凭借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宏观经济管理权，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运行所具有的内在功能或影响的最基本概括。它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的范围，是经济建设领域和总体经济领域。凡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总体经济运行相联系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活动，都是这一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二，这一职能反映了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分配关系。(1)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同各经济组织、社会成员的国民收入使用权分配关系，国家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经费支出同基建支出的比例关系，各类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关系，政府债务同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各类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关系，政府债务同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2)积累同消费的比例关系，财政收支总量的平衡关系，财政收支总量与社会供求总量平衡之间的关系。
第三，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按依据的权力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一，依据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产生的职能，具有结构性和有偿性的特点。(1)结构性。指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组织的分配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如，凭借国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信誉而组织的公债的发行对认购企业来说影响其投资结构；对认购个人来说影响其消费结构；财政经济建设投资、公债的运用、国有企业资产转移、财政性贷款、投资收益取得后的再投资等，主要用于重点建设、支持工交、高新技术和农业的发展，即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2)有偿性。指财政运用公债形式筹集资金和运用财政性贷款、周转金等形式使用资金，都是国民收入使用权的转移，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前者要按期返还本金和利息，后者要按其收回并获取收益。其二，依据宏观经济管理权而产生的职能，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广义经济属性分配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反循环性的特点。(1)综合性。指把财政的两种属性分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国民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综合的制约引导作用。(2)反循环性。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总量平衡关系的变化，对经济波动具有抑制作用，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起调节控制作用，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的形成起制约引导作用。
二、四个领域的财政职能
财政职能按其作用的领域来界定，可以概括为四类。
1.政治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政治领域的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影响其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对各所有制经济形式产生影响，以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建设提供财务保证和物质基础，安排行政管理各部门的经费使用比例关系，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2.社会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社会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各经济组织和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进行调节，避免社会分配不公；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财力保证，促进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财政在国家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职能，是财政属性的职能。
3.经济建设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经济建设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影响(例如，运用公债筹集资金产生的影响)，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产生的影响，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促进作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壮大和巩固国有经济所起的作用，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国民收入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财政职能，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
4.宏观经济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宏观经济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局部与国民经济全局之间关系的影响，对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配关系的影响，对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影响，以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引导投资与消费、稳定国民经济。在宏观经济领域的财政职能，是以国家为主体、广义上的经济属性财政职能。
三、五种形式的财政职能
按财政职能的表现形式划分，财政具有五种形式的职能。即：筹集资金职能、配置资金职能、调节经济职能、监督管理职能和稳定职能。“财政的职能是以国家的职能为依据，既要反映国家组织领导经济的职能，必须同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研究，也要反映国家社会政治活动(包括人民民主的职能)，必须同国家组织领导政治和社会事业各方面的职能结合起来研究。”①因此，财政的上述五种形式的职能，既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的客观反映，同时，又是国家各种职能的客观反映。
1.筹集资金职能。
财政筹集资金的职能，是指财政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履行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需要，而运用各种手段积累资金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运用税收手段为国家政权建设筹集资金，为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政治活动、处理对内对外国家事务提供经费来源和物质基础；(2)运用税收手段为社会管理、社会全面发展筹集资金，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事业等的发展，提供经费来源和物质基础；(3)运用公债、利润、公共行政预算结余等形式，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为国有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经济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4)综合运用税收、公债、利润等形式，为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和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筹集资金。
2.配置资金职能。
财政配置资金的职能，是指财政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运用资金，主动进行宏观资源优化配置的职能。主要体现在：(1)对不能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行政管理、国防事业、通过无偿投资、经费拨款，以公共行政预算形式予以资金安排；(2)对市场机制作用迟缓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领域，通过无偿投资、全额经费拨款，差额预算补助、大量生产性财政补贴等形式，以公共行政预算形式予以资金安排和财务支持；(3)对市场机制不便作用的风险大、投资数额巨大、微利或无利的项目、国家为了增强调控能力必须控制的战略性产业、天然具有垄断性必胯由国家经营的产业，运用政府经济建设投资、投资入股、提供周转金、财政性贷款等形式，通过经济建设预算予以资金安排，具体表现为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投资活动；(4)对市场机制作用不好或无力作用、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会导致社会财富巨大浪费，引发经济波动的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综合运用社会救济、政府公共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等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再分配手段，作有利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平衡的安排，例如，增加或缩减政府公共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等。
3.调节经济职能。
财政的调节经济职能，是指通过财政筹集和配置资金，对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促进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任务的实现。(1)调节各阶级、阶层和个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调节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壮大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政权；(2)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调节社会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例如，社会普及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的医疗保健以及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等)，实现社会分配公平；(3)调节资源的配置，调节产业结构的形成，调节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结构优化和总量平衡中的骨干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4)调节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4.监督职能。
财政的监督职能是指财政在资金筹集和配置全过程，通过审核，检查和财政制裁等形式，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的监督，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分配活动的全过程(1)在资金筹集过程中，对有交纳义务的地方、部门、单位和公民，监督其是否履行交纳义务，对征收税款单位、监督其是否依法行使征收权力；(2)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同时对各地方、部门、单位的管理和使用资金进行监督；(3)在实施财经分配政策和法律法规过程中，利用财政监督，支持经济发展，对违反政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斗争和制裁。财政监督按内容划分，主要包括预算监督、税务监督、财务监督、国有资产监督、会计监督，等等。财政监督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经法律制约关系的体现，裨是规范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
5.稳定职能。
财政的稳定职能，是指财政通过筹集资金、配置资金，调节两种属性分配关系，实行有效的财政监督等，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运行产生的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1)稳定国家行政管理经费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规模，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资金需要。国家行政管理经费支出，是国家从事政治活动、管理对内对外国家事务所必须的开支，行政管理单位的基本建设支出则是国家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物质基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有稳定的财务保证，但是，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支出，如果它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大，则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延缓经济建设速度。因此，财政在保持国家行政管理费供应，使其占国民收入一定比例的分配过程中，对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稳固的财源保证，起着重要的作用。(2)公平社会分配，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公平社会分配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公平，即避铭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二是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平等，即保证社会成员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均等的就业机会；三是享受社会利益的权利平等，即社会成员有平等的权利享受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公健、福利、社会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公平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社会物吕和劳务，是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内容。财政通过筹集资金调节社会成员收入水平，通过社会保障支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通过配置资金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对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维护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3)优化资源配置，稳定最佳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是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之间比例协调地发展。由于市场机制的盲目作用，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不协调状态，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财政通过筹集、配置资金来调节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保持产业结构经常处于最佳状态，即保持社会再生产经常处于比例协调状态，是财政稳定职能的重要内容。(4)稳定市场运行，稳定国民经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程度进一步提高，产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国民经济运行愈来愈复杂，与自然经济相比，经济体制的稳定性大为降低，而市场机制的缺陷又使经济的稳定性进一步降低，往往造成经济支行和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经济处于不平衡状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失业等问题。因此，需要国家履行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职能，主动调节经济，以熨平经济波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总量的变化，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起着巨大的制约和引导作用，通过财政收支总量的调节，抑制经济波动，促进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对国民经济产生稳定作用。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8
论文关键词宪法财产权公民第一性基本人权
宪法财产权不同于其它公民权利，其与国家权力既矛盾又统一。一方面，和其它权利一样，国家权力的运行势必会破坏到公民财产权利的实现，二者处于张弛博弈的动态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运作离不开财产的支持，公民财产权的让渡维系了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因此，对于国家权力如何能够有效实现，宪法财产权的研究意义极其重大。本文着重对宪法财产权的性质进行详细阐述，笔者以为宪法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第一性基本人权。
一、宪法财产权是公民财产权
上述是新中国宪法规定的财产制度的历史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张弛，渐趋获得与公共财产同等的保护地位，豍宪法财产制度的关键就在于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的博弈斗争。既然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这两个概念是宪法财产制度的核心概念，那么基于二者形成的私有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是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法财产权？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之一，笔者以为，一般来说宪法财产权指的是私有财产权而不包括公共财产权。依旧从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两个概念出发，往前追溯其滥觞。私有财产的主体是公民，其通过劳动获得财产，是人权的集中表现（文章第二部分详细阐述）；而公共财产的主体是国家（狭隘意义上），其通过税收等手段获得财产，是权力的集中表现。豎人权（或称权利）和权力是相互对抗的两种利益，宪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权利、限制权力，如果将权利和权力的外化形式，即私有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概括纳入宪法财产权概念范围之内，那么将会导致权利和权力的合二为一，从而致使宪法目的的实现不能。因此，一般意义上，宪法财产权特指私有财产权，从主体层面来讲，即公民财产权。
二、宪法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一）财产权与基本人权
1.人权内涵上的证成
什么是人权？人权是指人能够使自己有尊严地活着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财产权理所当然地是人权，因为财产是人维系其生存的物质前提，是实现人尊严的物质基础。从人权的属性上讲，人权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豏财产权具有自然属性，在没有宪法乃至没有任何法律的时候，财产权就已实际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它是随着人本身而存在的，随后法律对其规制实际上是对其地位的确认而不是创设。另一方面，财产的获得原初是通过人们劳动而来的，而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财产权的行使也必然作用于他人，财产权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或者可以说财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财产权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符合其作为人权的证成。
2.基本人权理论上的证成
财产权是人权，但不仅仅是普通人权，其与生命权和自由权一道被称为三大基本人权，是人权大厦的基石。财产权是其它人权发生作用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就其与生命的关系来讲，人要维系其生命就必须获得食物，而食物的获取需要财产的交换，更甚者食物本身就是财产。如果不保护财产权，那么包括食物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将被野心家囤积，而许许多多普通人将因缺少食物等必需品而失去生命。就其与人格的关系来讲，一方面，据上分析，如果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那么势必会形成穷人依附于富人的那种身份关系。而这种身份关系会限制人格的发展，甚至会剥夺人格本身。另一方面，作为人格外化的身体是独属于身体成就的人的财产，或可称为人格财产。如果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那么作为财产的身体受到伤害就获得了理论支持，这是万万不能的。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就是有力佐证。就其与自由的关系来讲，个人层面上，如果因财产权的缺失而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那么个人自由的实现只是一纸空文；整体层面上讲，财产权的保障有利于形成宽松自由的环境，尤其是自由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或缺了财产权，那么人们会因为财产的不安全性而不愿自由流通财产，自由的市场环境就得不到形成，这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财产权的权利属性，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二）财产权的实现与宪法财产权
随着人权法学的发展，对于人权性质的各项权利的保障，各国普遍诉诸于宪法渊源，这实际上就在宪法上实现了人权的应有权利形态到法律权利形态的转化。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规定，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国王任意侵夺，实质上开创了私有财产保护的先河，为后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奠定了法律基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1793年法国宪法第16条规定，财产权为一切人民得自由处分其财富、其收益、其工作与职业收人的权利。美国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但在其宪法修正案第5条中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德国魏玛宪法时期规定，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这实际上是财产权限制的滥觞。其后，在魏玛宪法的基础上德国宪法进一步明确了财产权限制与保障制度。国际层面来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未规定财产权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财产权不具有人权属性，而是当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结果。
和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宪法完成了国际人权的国内转化，集中表现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在宪法意义上，基本权利就等同于基本人权。但是对于财产权，宪法并没有将其纳入基本权利一章而是归于总纲部分。那么是否财产权就不具有基本人权属性？答案是否定的，财产权当然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之所以将财产权置于总纲部分，是因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财产权与经济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放在一起进行规制。因此宪法没有将财产权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章，不是因为财产权不是基本人权，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既然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是否应该将其重新纳入到基本权利一章？理论界有两种观点。否定派认为，财产权与所有制结合置于总纲部分有其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具有中国特色，不应重新纳入基本权利一章。肯定派则主张，还原公民财产权的性质跟地位，这样更有利于保障公民财产权。豖笔者赞同否定派的主张，既然对于总纲部分的财产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已经没有争议，那么重新将其纳入基本权利一章就显得多余。至于不利于保障财产权的说法，笔者以为通过有权机关对财产权性质、地位的补充说明完全可以达到有效保障的效果。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
三、宪法财产权是第一性基本人权
作为人权的财产权的实现不仅仅限于宪法之中，在宪法尚未制定出来之前，人权思想早已普遍实现于我国的法律规范当中，财产权则主要体现于民法之中。随着人权法学的发展，各国宪法逐步完成了人权的法律权利转化，同时民法等相关法律领域也在不自觉地实现着此类转化，但学者们似乎更倾心于宪法的转化，而忽视民法的转化。其实，民法财产权和宪法财产权一样，都是人权的表现形态。既然宪法和民法财产权都具有人权属性，那么将宪法财产权的性质界定为人权貌似不能展现宪法财产权性质中不同于民法财产权的部分。为了更好地区分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的性质，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它们的不同之处。
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侧重点不同
宪法财产权强调的是一种抽象的资格，而民法财产权则强调具体的经济利益。宪法财产权的实现不要求存在明确的客体，其针对的对象也是不特定的。举个例子，一个人没有任何财产，但其依然享有宪法财产权，且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它。民法财产权则必须指向明确的客体，如果一部手机不属于a而属于B，那么a当然地就不享有这部手机的财产权，除非B将这部手机送给a或是在这部手机上为a设置担保物权等。此外，民法财产权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就该手机例子，如果B将手机卖给了a，那么关于手机所有权的归属只涉及a和B（如果B一开始为无权处分人的话可能还会涉及C或者D等等）。可以这么说，宪法财产权是绝对权，而民法财产权则是相对权。
（二）权利结构不同
宪法财产权是针对不平等主体而设的，民法财产权则是针对平等主体而设的。豘作为公法的宪法创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其调整的是垂直关系。而民法是私法，其目的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和矛盾，调整的是水平关系。宪法财产权防范的是公权力对公民财产的侵犯，而民法财产权防范的则是其他平等主体行使权利时对公民财产的侵害，从此意义上讲宪法财产权是保障公民财产的第一道防线，而民法财产权则是第二道。
从上述区别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宪法财产权跟民法财产权都是人权的表现，但从人权的表现形式以及限制方面来讲，二者还是各有其特色的。笔者以为，为了区分二者，可以将宪法财产权界定为第一性基本人权，将民法财产权界定为第二性基本人权，这是从基本人权本身的不同层面作出的。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9
关键词：知识产权；性质；过渡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88-02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作为知识产权制度核心的知识产权已历经了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以及文明社会的普世之权①的嬗变。具体而言，知识产权的出现离不开以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特许权，而这种封建特许权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公权性质――即通过封建君主在其权力范围内对印刷品和某种产品的“庇护”来实现封建君主统治利益的需要。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对知识产权概念的扩张和重新解释，使得知识产权变为一种与出现时性质不同的私人财产权，在私法领域内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其表现之一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法律文件以不同立法取向对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作出了说明。
《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②之后，现代各国法律也基本将对知识产权关系的调整置于民法领域内对其提供类似于准物权的保护。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们对知识产权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即随着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国家权力这种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之一的知识产权领域的渗透也愈加深入。有学者鉴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在肯定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同时，对现代知识产权的这种公私权交织的问题提出不同主张。有人提出了“现代知识产权公权化”，即认为知识产权已经蜕变为“公权化权利”，也有人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兼具公权与私权属性的权利”。③
对此，笔者并不完全否认。但是，对于这两种企图将包含有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商标权等在内权利体系的知识产权仅作概括、宏观以及静态的权属划分的观点并不十分赞同，而需注意其具有双面性，理由如下：
第一，因为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不断流动着的、不能被个人完全占有的“智慧财产”④，故鉴于知识产权的此种特殊“流动性”，我们对知识产权权利性质的理解也可从一种“动态”的方式去加以诠释。第二，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时效性，因此若将其时效内的、动态的权利变化加以区分，则可进一步从时间上的微观角度认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私权及公权性质。基于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认识，是笔者从另一角度论述知识产权所属性质之基础。
对于知识产权的性质问题，国内外学者有不少论述，但基本可以概括为对知识产权私权利或(与)公权力的争论。何为公权与私权之争的本质？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理解何为私权与公权。对于对于私权与公权的界定，古罗马法学家和现代法学家都一致认为这与权利(力)所调整和保护的利益关系密不可分。⑤按照现代法学原理，利益关系包括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于现实中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正是笔者阐明问题的关键所在。需要注意的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非法学领域之独创，其相关理论和学说的完善也并非完全得益于法学研究。但从现代法学理论中以两类利益所作之大量论述来看，又证明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由其交集所在。因此，为了补充前有研究角度的方法，笔者试图借用公共管理领域对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关理论来进一步说明知识产权的性质问题。
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一定的“过渡地带”，也就是说，这两种利益之间的是渐进式。通过上文提到的知识产权的“流动性”来理解知识产权的性质则有了新的可能：第一，鉴于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主要来源于主体的创造，属于事实行为，不受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的限制。那么依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任何人的行为都是与追求个人利益相关。因此，这种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也足以对抗“无传播即无权利”一说。故知识产权在原始取得方面体现了绝对的私人利益。进一步说，作为具有人权意义的知识产权，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⑥可见，是智力成果的创造者作为主体享有这项权利，并且是依法被保护的，此即知识产权私权性质和知识产权“专有性”特征的最极端体现。第二，由于知识产权的对象――智力财产是不断流动着、无法被个人完全占有的，因此智力创造成果从出现于世到国家为所认可、保护和管理的过程也是动态的、从个人创造到为全社会所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产权主体必须严格履行相关法律所设定的义务，以此来作为代价获得知识产权为其所带来的收益。第三，知识产权既非无空间限制垄断权力，也非无时间限制的永恒权利。该权利仅在法律规定的空间和期限内得到相应保护，一旦超过法律规定的时空范围，权利就将自行消灭，相关知识产品即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为全人类所共同使用。⑦联系到知识产权在数轴上所对应的私人利益之点，知识产权的这一特征在有关利益的数轴中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公共利益“点”。
知识产权的渐变性表明现实中的这种特性无法由取得而直接消灭，这必然有其特定的周期。在对知识产权有限保护期结束后，归为全社会共同财富的知识产品已不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而归为公共利益。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知识产权权利的取得和消灭充分体现了这一特殊权利的私权与公权两方面的性质。2.知识产权的流动性决定了与该权利的私权性质所对应的私人利益以及公权性质所对应的公共利益，这与与权利的取得和消灭在时间上具有相同的运动方向-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私人利益逐渐淡化而公共利益逐渐加强。
显然，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它本身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失。国家权力在知识产权制度中渗入是产生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的渗入只是手段，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的考虑则是形成这种力量的最主要因素。现实中，公私两种利益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找到明确界限加以区分：公共利益是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纯粹抽象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并且，由于私人利益的实现具有较大外部性，因此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也有边界,只有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受法律的保护。《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款的规定明确了私权受限制的范围――公共利益。这一点在知识产权的各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也都有所体现。可见，对于知识产权这种拟制权利，其权利与义务是一种“对等式”交换，即知识产权关系中的权利人及除权利人意外的义务人之间在对知识产品的“合理分享”。因此，除了对知识产权的产生和消灭做了规定外，为了实现其他公民对知识产品的享有基本权利，在一国范围内国家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制度来实现对知识产权领域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协调。现代国家往往以公共利益出发点，通过国家公权力对知识产权私权领域的渗入，协调知识产权主体对知识产权享有的私人权利与以及所承担的公共利益义务。可见，“利益权衡”是在著作权法法、专利法和商标法中体现最为明显的一个制度特征。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一种权衡机制,是国家在权利人私人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的一种法律选择和整合，以实现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并且，一旦某种知识产权因超过保护期限而消灭，那么原权利人也就彻底失去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利用和支配的权利，其公权力性质也就得到最充分的行使。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知识产权不但具有私权性质，也具有公权性质。但是，这两种属性无法同时产生或消失，而是分别在知识产权的权利取得和权利消灭时分别得到最大化体现。也就是说，文章开始所提到的两种观点都没有充分说明知识产权的性质。“私权公权化”的“蜕变”一说显然否认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基本的私权性质，而“兼具公权与私权”的“兼具”说又无法显示出知识产权从私权逐渐体现为公权的过渡。因此，基于上文所述知识产权由私权向公权的过渡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性规定，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和公权性质体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周期的全部时间过程和程序过程之中；并且，这是一种过渡式的保护，具体体现为私权的衰弱和公权的增强。其中调节这一过程的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性规定为载体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的渗入对知识产权领域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强化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加强知识产权的私权或公权性质。但是，从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私人利益最终会为社会公共利益所代替，以私权为起点的知识产权最终以知识产权的公权化为终点。
注释：
①⑥⑦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5-17；14；27.
②吴汉东.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公约》为对象[J].法学研究，2003，(3).
③冯晓青，刘淑华.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J].中国法学，2004，（1）.
④徐.关于知识产权的几个深层理论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⑤孙国华，杨思斌.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4).
参考文献：
[1]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孙国华，杨思斌.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4).
[3]徐.关于知识产权的几个深层理论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4]吴汉东.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公约》为对象[J].法学研究，2003，(3).
[5]李永明，吕益林.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补充[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6]温芽清，南振兴.知识产权法的二元价值目标及其均衡――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10
关键词：会计信息产权准公共物品
长期以来，会计界将“会计信息”视为会计信息系统的最终输出“物”，侧重于会计信息披露技术环节的讨论，而忽略了会计的社会属性，导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因会计信息而受益或受损。所以，不同利益相关者因为会计信息而受益或受损的事实要求界定会计信息产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厘清各权利主体之间复杂的产权关系，使会计信息的生成、传递和交易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提高会计信息的传递和配置效率，并与社会经济实现良性互动。
会计信息及其产权的内涵
企业是由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组成的特别契约，会计是反映企业契约履行的信息系统，能客观地反映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关系，公平地提供会计信息，以界定和维护其产权利益，使产权主体利益最大化。会计信息产权是以企业所有权为基础，以解除受托责任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产权博弈中衍生出来的确认、计量、披露企业价值的权利，它是决定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价值分配的关键性权利。依据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大于零，则最初的产权界定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当交易费用大于零且相当高时，会计信息产权界定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企业契约的缔结和履行。www.133229.Com
会计信息产权的目标是公平的让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承担产权博弈风险和收益，为企业所有权分配提供博弈动力，引导产权博弈达到相关均衡状态，逻辑上表现为会计受托责任企业产权会计信息产权剩余控制权与会计信息产权分散式对称分布企业所有权分享，会计信息是传递企业产权信息的价值讯号。会计信息产权的内涵在于其作为企业价值的替代变量和配置规则共同发生作用，影响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价值的分享。事实上，在争夺企业所有权的博弈中，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会计信息产权博弈，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
会计信息的产权交易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会计信息的外部需求主体通常有投资者（现实的投资者、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国家机关（国家税务部门、财政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其他会计信息需求者（财务咨询机构、市场研究机构、顾客和供应商等）。由于国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依赖国家的权力强制性地获取，所以会计信息在企业与国家之间的传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会计信息产权的交易主体一般只包括企业以及与企业有关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会计信息的对外披露一方面可以满足企业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产生社会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效用函数存在差异，使会计信息在向外界披露的同时产生外部性，带来社会成本，社会成本直接表现为部分利益相关者可能因使用会计信息而蒙受损失。
实现会计信息产权交易的制度安排
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会计信息最多只是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不是纯公共物品。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物品依共享程度可分为三类：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纯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性质不同，提供这三类物品的方式和途径也不相同，私人物品属私人产权由市场提供；纯公共物品属公共产权只能由政府提供；而混合物品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性质，既可由政府提供也可由市场提供。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公共物品，那么会计信息的提供就只有依赖政府，而事实上会计信息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和政府强制披露提供，在该意义上现有制度安排下的会计信息是准公共物品。
从产权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公共物品性质并不是会计信息的天然和本质属性。企业主制和合伙制产权下，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尚未分立，会计信息产权属于所有者自己，此时会计信息是私人物品；股权转让受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制产权结构下，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立，会计信息的私人性质也有所变化，但由于此时的产权还只是简单的、小范围的个人产权集合形式，会计信息还只是俱乐部产品；股权可自由转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这种典型的集体产权结构下，经营权和所有权在更广泛、更复杂的层面上分离，也使会计信息最终成为准公共物品。
参考文献：
1.杜兴强.会计信息的产权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1998
2.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