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范畴篇1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范畴的界定，阐明研究经济法范畴的重要性，并提炼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然后以此为红线，进一步分析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原则、经济法主体、经济权利义务、经济法律任务、经济法中的责任等经济法范畴群，借此构筑中国基本经济法之立法框架。
一、探讨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意义
1、范畴的含义
“范畴”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类型、范围；一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后者是个哲学名词，中外哲学家们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
每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如哲学中的矛盾、现象和本质、必然和自由，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成本、利润；化学中的分解、化合；等等。可以说，范畴作为一门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
2、经济法学应当形成自己特有的基本范畴
经济法是20世纪中外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经济法学。新兴的经济法学实践性强，应用而广，然而由于其产生的时间较短，理论上显得有些不足，这是不奇怪的。但这种状况不能充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
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即基本概念），正是创建科学的经济法的基础工作，属于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迄今为止，中外法学上尚未完全突破这一难题。本文所作的工作，也只能算是初步探讨而已。
二、探讨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途径
1、经济法学范畴群的构成
经济法学的范畴，首先应属于一般法学，其次属于部门法学，同时也兼具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规范的某些属性。
经济法学的范畴，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可否概括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发展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375页。）其次是分配权。这里所用的“分配”一词应是广义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
经济法学的范畴，有些是对应的或对称的，如管理与协调、干预与参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准人与市场禁入、垄断与竞争等等；有些是单独使用的，如经营者、消费者、发展规划、定价权、经济监督等等。上述对应的或对称的范畴亦可单独使用，某些单独的也可对应使用。
经济法学的范畴，分别表现于经济法的对象、原则、主体、行为、责任等具体内容之中。
经济法学的范畴，一部分要从经济法的实在形态中提炼出来，另一部分可从其他学科领域借用过来，经济扬弃、磨合，形成一体。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法学，不排除运用某些公法、私法混合的范畴。
2、构建经济法学范畴群必须注意的几个关系
（1）经济学的范畴对经济法学的影响
经济法学研究经济领域的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经济与法的关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大量的经济学范畴，如计划、预算、价格、成本、企业、竞争等，必然被运用到经济法学中。有些概念和原理，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也可以从法学的角度去考察，例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研究经济法问题，应当从经济到法律，再从法律到经济，而不是从法律到法律、从法学概念到法学概念。经济法是经济与法律的有机结合，不好说是几分经济、几分法律。
（2）行政管理学与经济法学的密切关系
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机关如何依法管理国家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中，对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就是依法（发展计划法、预算法、税法、金融法、审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对外贸易法等等）管理国民经济，由此产生了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经济法学、行政管理学这两门学科共同使用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家经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我们不妨简称之为经济管理职权，也有人认为可称之为经济权力、经济职权）。
如果说，经济法学从经济学中借用经济收益、交易成本一类基本范畴的话，那么它人行政管理学中则借用行政权力、公共管理一类基本范畴。
（3）法学一般范畴和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相邻学科的若干范畴在经济法学中的应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法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学的基本范畴有：权利、义务、责任，等等。法学又分为许多具体学科，如宪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各门法学分支学科都会形成反映本学科特点的一些基本范畴，同时也可能交叉使用若干共同的范畴。不能认为，各门法学分支学科中的概念绝对不能相通。如果这样，那就无异于否认了法学一般范畴和原理对各门具体法学学科的指导性意义。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学资源如何共享的问题。
经济法学可以引用、参考民法、行政法等相邻学科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并对其中一些概念和原理赋予新的含义或解释，但不应简单照搬或机械套用。如有些场合可用“经营者”一词概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不必将“企业法人”改为“经济法人”。又如可称“纳税人”为“义务主体”，而不必称为“受控主体”或“管理受体”。某些材料将“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具体内容简单套用到“经济法律关系”的阐述中，无法把真正的意思表达清楚。
（4）从经济法律、法规中提炼出反映经济法特点的法律术语
抽象的法律概念往往存在于实在的法律形态之中。既然经济法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取材于丰富的经济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能以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概括出一个整体意义上或实践意义上的经济法，关键在于它们在法律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共性。检讨起来，这项理论提炼工作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的法律部门、法学分支学科相比，经济法、经济法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而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必局限于现有的经济立法，还须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世纪之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现代企业制度、知识经济等崭新的、敏感的社会经济问题，必将对经济法、经济法学发生深刻的影响。
三、经济法学若干基本范畴分析
1、关于经济法的对象
民法调整民事关系，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经济法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特定”在哪里？就在于国家因素影响——管理和协调。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国民经济运行关系”或者“经济管理与经济协调关系”可否作为表现经济法对象的范畴？对这一事关经济法的基本格局的理论前提，尚需详加论证。
西方国家用“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来表述经济法的对象是贴切的，国家因素与市场经济、政府与私人资本、公法与私法，的确是一种外在的影响关系。在中国经济法律（如《价格法》）中，“干预”一词往往作狭义的理解。1993年11月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2、关于经济法的原则
经济法的目的是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包含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即可持续发展），谋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平衡，谋求国家经济（包含金融）的安全。经济法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国家经济安全法。为实现此种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的目标，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的利益关系。
关于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的现实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最近，同志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注：见199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所以，“经济安全”应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以往有关经济法的著作中对此重视不够。
社会主义经济法与资本主义经济法相比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西德1967年出台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提供了一个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控制的松散的法律框架”。（注：见张精华：《德国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该法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对付经济危机的措施等等规定，包含了发展、公平、安全三项指导思想，值得借鉴。
3、关于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规制下的国民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具体可包括：
（1）国民经济管理者。国家管理经济直接出面的是各级政府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还有负责审批计划，预算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2）投资者。政府、法人及其他组织，公民个人均可依法投资于企业、公司，成为股东。《公司法》上称之为“投资主体”。
（3）经营者。主要组织形式为企业、公司、还有个人。企业、公司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努力。《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价格法》等将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统称之为“经营者”。投资者与经营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开。
（4）用户、消费者。这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了这两个名称。
（5）劳动者。这也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经济组织内部主体。
（6）其他主体。如：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中介机构，行业性自律组织等。其中，有的可归入经营者之列，有的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管理机构。
以上主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济管理主体；经济活动主体。假如我们不是简单沿用民法学中的公民、法人、合伙和行政法学中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等主体名称的话，那么，“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社会性团体（非政府经济管理组织）”、“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等可否作为表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范畴呢？应该说，这几个概念反映的角色定位在经济实践中还是明确的。
4、关于经济权利义务
在一定经济体制下，上述主体分别参加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
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由于主体参与不同的关系、居于不同的地位，其权利义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经济管理权，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职权、职能、职责、权力、权限等术语，它们都包含着权和责两个内容，成为一个整体。另一类是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权利、权益、经营自、义务、责任等术语，这类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往往是对应的。如是这样，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可否分别用“经济管理职权”（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市场活动主体）来表示？有人觉得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的概念含糊不清，其实还是清楚的。经济法关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表述方法，既不等同于行政法，又不等同于民法。
曾经听到一种议论：经济法是管政府的，还是管企业的？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两大基本主体。经济法确立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法律地位，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有效实施经济行政管理；经济法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规范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企业的经营权，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而使之避免滥用自。
5、关于经济法律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是指经济法规制下各类主体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按主体划分，有国家（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在国家（政府）行为中，有参与行为与管理行为；在国家（政府）管理行为中，有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在国家（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管理监督行为与接受管理监督行为。以下作些具体分析：
公共管理的范畴篇2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通过对政治、政治学的分析，我们明确了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范畴是政治权力，因此从政治权力的层面我们必然要追寻权力的本体、权力的主体、权力的客体，这三者不仅处于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第二个层次，而且由此演绎构建起整个政治学范畴的体系框架。
1．从权力的本体来看，作为政治权力的本体所探讨的自然是政治权力自身的结构、要素及其内部机制。具体来讲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从内部机制的层面看，这是一个处于基础的层面。它应该包括如下范畴：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及其规律等。(1)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其他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外化
和具体形态表现。从本质上看它包括：利益与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等。(2)政治制度是指政治行为方式在国家权力活动的表现形式。民主与专制是两种基本形式，目前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3)政治思想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对政治的认识和评价。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观念形态、政治思想及其评判等。(4)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具体包括以下范畴：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政治行为标准、政治价值评价、政治动机、政治情感、政治习俗、政治心理等。(5)政治行为是指政治活动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基本范畴有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等。(6)政治发展及其规律所探讨的是以研究政治运行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目的的，尽管目前尚无共识的定义形式，但作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基本范畴已成事实。
从其表现形式上看，这是其处于从属的地位层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把政治学范畴概括为七个方面：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家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和政治学方法等。(1)政治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等。(2)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的政治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干部与人事、地方政府、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与政治家问题、中国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3)比较政治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和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式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4)公共政治包括公共政策理论、决策科学、政策分析、决策的模型研究及其福利政策、劳工政策、教育对象、科学政策、种族政策、都市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研究等。(5)公共行政包括行政管理、市政学、行政法学、文官制度、比较行政、组织和管理分析、组织理论和行为、人事行政等。(6)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法、世界性和地区性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7)政治学方法论包括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定量分析、试验设计、个案研究以及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
公共管理的范畴篇3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垦企业管理人员，即大型国有农业企业管理人员。选择北大荒集团的原因是：①政策支持导向明显。2012年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要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做大做强龙头企业。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是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典型代表。②北大荒集团已由昔日“北大荒”，变成今日“北大仓”，特别是在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成功上市以来，集团内部急需通过管理调整和人员重组，特别是管理人员的选派来进一步提升“北大荒”品牌价值。
2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分析需要采取如下步骤：步骤一：资料收集。主要采取访谈形式进行。访谈采取了重点访谈与群体访谈两种形式。将重点访谈资料作为扎根理论的主要资料，群体访谈资料作为验证与补充。因以下研究所需，在本文中分别将3段重点访谈标注为a（北大荒商贸集团访谈）、B（黑龙江省农垦总局访谈）、C（北大荒米业集团访谈）。步骤二：开放式译码。从概念化现象—深度挖掘范畴—命名范畴—提炼范畴的性质和挖掘性质的维度。这一过程通过循环式发展确保了从定义归纳范畴的科学性和准确度。首先，对北大荒集团的访谈记录进行分解，本次访谈共贴出了903个标签化概念（a北大荒商贸集团企业访谈259个，B黑龙江省农垦总局382个，C北大荒米业集团262个），使得全部有效原始资料分解成独立的事件；其次，研究团队再对每一个标签对应的标签进行规范，继而产生了311个规范化概念（a北大荒商贸集团企业访谈150个，B黑龙江省农垦总局114个，C北大荒米业集团47个）；最后，根据这311个规范化概念之间的属分关系、同一关系、相关关系，通过主题分析把关系类似或重叠的概念聚拢，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即范畴化，共产生了156个范畴（a企业范畴用aa1，aa2，…，aaX表示，B企业范畴用BB1，BB2，…，BBX表示，C企业范畴用CC1，CC2，…，CCX表示）。步骤三：主轴译码。主轴编码是通过深度分析一个概念类属，围绕这一类属寻找并建立相关关系，即“轴心”，继而分辨主要类属（主范畴）与次要类属（副范畴）的过程。主轴译码依据的典型模型是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策略—分辨主要类属与次要类属的结果。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产生了156个范畴，再通过主轴译码阶段，由这156个范畴分类提炼出123副个范畴，3个主范畴，其中，3个主范畴分别命名为“aaa1行业政策导向型管理人员胜任力形成”、“aaa2企业岗位职责型管理人员胜任力形成”、“aaa3员工认知型管理人员胜任力形成”。步骤四：选择性译码。即在核心类属选定后，讨论核心类属（也叫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副范畴之间的系统联系，用故事线串连整个事件或现象，见图1。
3农垦企业管理人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
公共管理的范畴篇4
不同领域的“平衡”范畴有不同的涵义，行政法的“平衡”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状态和方法。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形成的兼容非对等性的权利抗衡状态，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在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平衡论是有关行政法本质的理想体系，由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和一系列关于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组成。
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的一种理论主张提出后，[1]一些学者一直在作完善这种理论的努力，力图使之有助于行政法理论的科学化并推动中国行政法制的进步。平衡论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就平衡论作了一定的评价。这些理论上的探讨，有利于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进一步深化。由于平衡论尚不成熟，有些学者对这种理论，特别是对“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不太了解，甚至有所误解。[2]故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两个核心范畴作进一步的界定、解释和补充。
一、关于法学领域的“平衡”范畴
在不同领域，“平衡”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而言，平衡是指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相抵而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矛盾双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绝对静止的状态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的事物，平衡总是相对的。但是，不存在绝对平衡并不等于人们追求平衡并努力保持相对平衡是错误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平衡和平等、和谐、统一相一致，而后者正是人类追求的一般的价值目标。
平衡作为一个法学范畴，[3]较多地见于法理学和民商法学的论著。人们在阐述与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有关的问题时，常常使用这个范畴。在美国学者赫克（philippHeck）的利益法学理论中，利益平衡便是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4]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利益衡量（平衡）论。[5]在较少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法领域，使用“平衡”范畴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私法所调整的是一种既平等又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较之“正义”、“公平”等范畴更为具体和形象。相比之下，在行政法领域“平衡”范畴的使用者要少一些。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来看，在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这个范畴。英国学者韦德（H·wade）在分析英国行政和宪法的关系时指出：“全部行政法可以被认为是宪法的一个部门，它直接发源于法治和议会主权的宪法原则。行政法对于决定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的平衡作出很多贡献。”[6]韦德在解释行政法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的宪政意义。日本学者小林节在其新著《宪法特别讲义》中专设一章“利益衡量论”，用以论述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司法审查中应如何进行利益平衡及平衡的标准等问题。[7]还有一些学者，如我国台湾的史尚宽、日本的南博方等也曾论及这个范畴。[8]
“平衡”范畴从私法领域进入行政法领域，并不是一个范畴借用的问题。一方面，这标志着人们正逐步接纳行政法理论的一种新的观念：无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或过于强调管理者的权力都是失之偏颇而与现代法制相悖的。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在近几十年里发生的变革：消极行政的萎缩和积极行政的拓展；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逐步兴起；行政程序立法不断加强；立法、法律解释及适用中更多地考虑平衡因素；利益平衡逐步成为弥补制定法和判例法缺陷的重要方法等等。
“平衡”范畴被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用于不同的场合，其具体涵义是不相同的，公法的“平衡”范畴和私法的“平衡”范畴也不一致。基于“平衡”范畴的理论意义，十分有必要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范畴加以界定和论证。
二、行政法的“平衡”范畴
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①平衡是对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的一种概括。[9]运作良好的法律状态（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对于一个谋求公正、和谐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应是使事物合乎正义的一个中道的权衡，[10]维持事物的平衡是法律的本质所在。平衡应是法律的最优化状态，也应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②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由于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不可能自然生成，这就需要人们能动的采用一定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状态。平衡，包括利益平衡等便是实用而有益的行政法方法。
（一）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
平衡状态在私法中要比在行政法中理解起来方便得多。私法关系是一种对等的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都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且权利和义务等量、互为内容。”[11]平稳状态对于私法而言，显得简单而理所当然。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则要复杂得多，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公平配置、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的对应、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等等问题。行政法关系具有其他部门法律关系所没有的特点：（1）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不同性质利益的代表者。如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相对方则往往代表私人利益。（2）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行政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源于公民权利又必然和公民权利相冲突，并受到公民权利的约束。[12]（3）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不互为等量也不互为内容，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总具有非对等性。
基于行政法关系的这些特点，笔者认为，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的状态。由于平衡状态和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以及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有密切关联，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通过它们之间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平衡”范畴。
1．平衡状态与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
非对等性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世界上任何一种行政法理论都不会去否定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这一特征。但目前学术界对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的认识差别较大。一般的看法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便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只有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才存在不对等。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不同于私法的法律关系，它由多种法律关系构成，如行政实体法律关系，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等。在实体行政关系中，法律承认行政权具有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利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形成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但我们不宜由此而简单地把全部行政关系归结为只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如在行政合同关系中，所谓的不对等关系就不是传统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仅仅为权利主体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行政程序是制约行政实体权力的重要机制。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一般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由行政程序规范调整的行政程序法律关系是一种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优先实现，而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一定限制的关系。这种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也应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不对等的。如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被告和原告在举证责任、起诉权方面的权利义务便不对等。所以，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一般而言，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即，一方优先实现权利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行政领域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是倒置的，倒置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体现了行政法的平衡精神，也使得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
行政法上作为状态的平衡是一种兼容非对等性的动态平衡。其过程可以概括为：（1）（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拥有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抗衡的权利。（2）行政机关通过行使一定的实体权利的方式，使自身的一部分权利优先获得实现，纠正相对方的违法行为，或限制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以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形成双方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3）但在这种不对等关系出现的同时，相对方获得了实体上不对等关系出现之前所没有的权利：行政程序上的权利、行政诉讼上的权利等等。这些程序性的权利，通过国家有权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获得补救，维持行政法的平衡状态。
因此，作为状态的平衡和非对等性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对等是行政法的阶段性权利义务状态，而平衡是行政法应有的整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平衡状态通过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
关于平衡和非对等性的关系，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并非简单地由几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不同性质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仅仅使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根据一些国家既有的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断言，这些国家的行政法是平衡法。因为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可以相互抗衡。要实现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需要其他国家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和制约。单有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是不足以抗衡行政权力的，因为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若不和国家权力相结合，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可以说，没有监督和制约，也就没有平衡。二是在任何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一方的权利若受到过份限制，将破坏行政法的平衡状态。例如，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过份限制相对方的权利，有可能使相对方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补救。同样，过于繁琐的行政程序也有可能使行政机关事实上丧失实体权利。基于这种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行政法强调弱化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改变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并通过司法权力对相对方的权利予以提前保护，如司法审查有条件地停止执行行政决定等。[13]在行政程序的设置上，尽量避免过简或过繁的程序，而较多地采用混和程序，以谋求公正和效率的平衡。
2．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
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是相对于平衡状态而言的，指的是行政机关或相对方无法以各自所拥有的权利与对方抗衡的状态。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行政法的平衡状态的存在，但由于受一国宪法制度、法制状况、历史、哲学、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多的时候，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运作的。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不平衡状态是相对方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通常，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或虽已建立一定的制度但运作不佳。制定的欠缺，如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实施行政程序法等等，往往使相对方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使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状态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果既有的法律制度运作不佳，未能对应当控制的行政权力加以控制，也会使得相对方应受保护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导致不平衡状况。如我国尽管已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并逐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但这项制度还存在“原告诉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审判难以完全独立”[14]等等问题，平衡的行政法状态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尚需努力的目标。
另一种不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相对方相抗衡。这种状态在世界行政法史上较少出现。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宪法、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力的范围和强度有很大的限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行政权的作用极其微弱。还有前南斯拉夫，过份强调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和公民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状态，在内外压力下，政权瓦解了。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多见，但其历史教训是宝贵的，很值得后人吸取。从世界范围看，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大量表现为相对方的权利过少或缺乏真实性，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而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积极性不同或出现社会不稳定，就不足为怪了。行政法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平衡逐步走向平衡的历程，和各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紧密相联。
必须指出的是，不平衡的权利义务状态是行政法的一种整体状态，和平衡状态相对。“不平衡”的含义和阶段性的权利义务非对等性是不同的。“不对等”不一定导致“不平衡”。正确认识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及其与“非对等性”、“不平衡”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一国行政法状态的理解，把握行政法的本质。
（二）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
“平衡”范畴除了用以表示行政法的状态外，同时也被用来建立一种新的行政法方法论，即以平衡的方法处理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论。平衡方法可以用于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的领域。
1．立法领域的平衡方法
立法者可以通过综合的分析，公正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平衡配置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1）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2）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效率和相对方的参与程序；（3）行政程序的设置及其对行政机关实体权利的影响程序；（4）相对方受到权利侵犯的可能性和获得补救的途径；（5）行政权被违法行使或滥用的可能性和制约行政权的相应机制及程序，等等。立法中采用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对于实现行政法的平衡状态非常重要。若立法中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得不到公正平衡的配置，一般而言，难以通过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达到平衡。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公正平衡配置双方权利义务的“度”，这是一个有待实践进一步总结的问题。
2．法律解释及适用领域的平衡方法
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适用法律过程中的解释。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本质是相通的。人们在进行法律解释及适用时，往往采用历史背景分析、立法者原意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这些都是法律解释及适用的重要方法。有的学者提出，除此之外还应采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利益平衡是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及适用方法，这种方法论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益衡量论”或“利益考量论”。利益平衡方法论的主要主张是，在解释及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不得偏袒其中一方。 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通常体现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法律解释过程中，若不考虑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很容易导致解释的主观片面性的。另外，法律事实总是在制定法和判例之后发生的，而且法律事实复杂多样、不可预测。将法律不作利益的衡量而直接适用于事实，要确保其公正和客观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人们只有在事实和法律规定完全对号入座的情况下，才可能排除利益平衡方法。 在法律规定带有不确定性和非针对性或缺乏具体标准的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中寻找到解决行政问题的绝对正确的答案的。例如，关于公共福利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关系，就无法从法律的规定中推定普遍适用的结论，而只能通过利益之间的平衡，选择其中一种相对客观、相对正确、符合一般价值观念的结论。日本学者佐藤功指出，“‘公共福利’之所以能够成为限制国民基本人权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将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实现的利益及价值与不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维持的利益及价值加以衡量比较，前者的利益和价值更高一些而已。”[15]事实上，法律的解释者、执法者以及司法审查中的法官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利益平衡的方法。因此，行政法关系中，何者的权利优先获得实现，往往是权利义务关系决定者利益估量和平衡的结果。
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等等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各不相同。普遍的科学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益平衡是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的主要内容。但由于行政法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关系，除了运用利益平衡方法外，在解释、执行和适用法律时，还应考虑非利益因素之间的平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平衡论”范畴及其主要观点
平衡论，即权利义务平衡论，亦称兼顾论，是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一种理论主张。“平衡论”范畴是行政法领域的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领域和私法领域的平衡理论。平衡论的基点是关于行政法本质的认识，即回答“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这种理论认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与冲突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应当是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头。反映在行政法上，其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整体上应该是平衡的。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地实施，以达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重视行政民主、权利补救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16]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保持矛盾的和谐和平衡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矛盾论既是兼顾论也是重点论，平衡论亦是如此。在不同的条件下，平衡论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但其目标始终是权利义务的平衡。就当前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而言，平衡论更强调对相对方权利的保护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平衡论并非套用黑格尔的肯定（管理论）、否定（控权论）、否定之否定（平衡论）的三段式推导出来的，它是对行政法的历史和现实的论证结果。如果说平衡论符合事物发展的辨证过程，只能说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行政法理论观点。
1．关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
平衡论认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或违法行使；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利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
2．关于管理论和控权论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论以管理者为本位，以管理为使命，视法为管理工具，无视相对方的权利。它忽略对管理的监督，过于强调行政效率和行政特权，加深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的特征，同民主与法治原则不相适应。[17]控权论过份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不重视行政效率、积极行政和维护公共利益，不符合现代行政法制发展的状况。[18]
3．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及法律关系一般的理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只是行政关系，[19]不够全面。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概念应该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20]这一定义和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定义相比较，除了补充了监督行政关系这一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外，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比较深刻和全面地反映了行政领域内在的本质关系。
4．关于现代行政的依法行政原则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依法行政原则对这两类行政的要求是不同的。前一类行政应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可以说“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我们称之为消极行政。而对后一类行政，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内积极作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我们称之为积极行政或服务行政。积极行政是行政机关行为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进一步拓展积极行政的范围、提高积极行政的质量，增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
5．关于行政指导的性质和作用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需要进一步发挥行政权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要采用更多更具强制性的手段进行管理。恰恰相反，在一些行政领域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持两者的平衡。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根据法律或法律原则作出的非强制性措施。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手段，广泛地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施政的中心，在现代行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指导不但可以有效地为行政相对方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引导行政相对方作出正确选择，而且可以减少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与冲突，激励行政相对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如何正确界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性质，具体分析行政指导引起的法律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相应的法律机制推动行政指导的健康发展等，是行政法学的一项新课题。行政指导是民主与法制的产物，行政指导的制度化、规范化，必将促进国家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依法治国方针在行政领域的贯彻与执行。
6．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行政实体法所没有的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在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反对单纯的权利保障模式和单纯的效率模式，主张民主与效率的平衡。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受“重义务轻权利”传统的影响较大，过于强调效率不利于防止行政专制和权力滥用，应选择权利保障为主兼顾行政效率的模式。
7．关于行政法律责任平衡论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法主体因违法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不能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法院只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将行政法律责任归结为行政机关或公务员因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无论行政法主体的哪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都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尽管双方的责任形式是不同的。对于相对方的违法行为，不但要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还要保证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度相当。对该追究的行政法律责任不追究，或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序不相当，都将破坏行政管理的法律秩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相对方违法行为及其行政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机制和法律体系。
8．关于行政法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 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但也不能照搬西方一些国家的理论模式，认为行政法就是司法审查法，偏废对行政权设置、行使和作用的研究。 平衡论提倡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加强研究，建立科学的适合我国行政法制建设需要的平衡方法论。提倡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哲学问题。
[注释]
[1]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2]《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发表了杨解君同志的《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一文，其中有些观点是对平衡论的误解，有些观点我们显然是不同意的，对此，我们将另写文章予以回答。
[3]英文中与平衡相对应的词是balance，有的学者也将balance译作衡量、考量或权衡。
[4]赫克：《利益法学》，日文版，津田利沼译，庆应大学法学研究会，1985。
[5]加藤一郎：《民法的论理与利益衡量》，日文版，有斐阁，1974。
[6]H·韦德：《行政法》，1982年英文版，第9页。
[7]小林节：《宪法特别讲义》，日文版，法学书院，1992。
[8]史尚宽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唯限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是不足的，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公共利益的平衡也应考虑在内。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1978年台北五刷，第319页。南博方认为，“民商法等私法以调整、分配个人利益为目的，行政法则有调整、分配公共利益（公益）和个人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处理行政法上各种问题时，要求我们同时考虑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得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学习行政法，平衡感显得尤其重要。”见南博方著《日本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9]尽管法律的状态主要体现为权利义务状态，但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不仅限于此，还涉及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体系以及功能等内容。本文因篇幅所限，主要论述权利义务的平衡状态。
[1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9页。
[1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2]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9页。
[14]《纪念〈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5]佐藤功：《日本国宪法概说》，日文版，学阳书房，1991年第四版，第148页。
[16]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17]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公共管理的范畴篇5
一、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不对社会开放是我国实行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实行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最高法律依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第十九条“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根据上述规定，我国档案开放以三十年为基本期限，对于形成满三十年的档案，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对于形成未满三十年的档案，以不开放为原则，开放为例外。
追寻我国实行档案形成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采纳国际档案界倡议的结果：1968年9月在马德里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专门通过决议，倡导在那些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从文件产生到利用之间的总封闭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①由此可以看出，“三十年封闭期”是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针对“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的一项特殊决议，其目的是敦促“那些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加快开放档案的步伐。
根据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是现行档案，主要供本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使用，不属于开放范围。对外提供利用需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以及1983年国家档案局的《档案馆工作通则》第七条“档案馆接收档案的期限：1、省级以上档案馆接收立档单位保管20年左右的档案；2、省辖市（州、盟）和县级档案馆接收立档单位保管10年左右的档案”的规定，我国政府机关形成的档案在本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二十年或十年期间，以机关内部利用为主、不对社会开放，我国显然属于“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1987年制定《档案法》时，我国采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关于“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从文件产生到利用之间的总封闭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的决议，规定我国档案开放的一般期限是“自档案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是十分自然的事。
二、提供利用属于原生政府历史信息范畴的机关档案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保障了公民对政府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推进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经从政策宣示、地方立法实践，迅速发展到全国层面的立法规范。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确定了行政机关公开与行政许可行为有关的政府信息的职责和义务，2007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对政府信息公开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整和规范。
要正确理解政府信息公开提速对档案开放带来的冲击和促进，首先需要认清“政府信息”和“档案”二者的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无论是政府信息还是机关档案，两者都是信息内容和物质载体的有机统一体。政府信息是机关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机关档案则是记载政府信息最原始的物质载体，两者之间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信息内容如果不记载在特定的物质载体上，就无法长久保存和广泛传播；物质载体如果没有记录特定的信息内容，就失去了保存的必要。比较政府信息和机关档案二者的法律定义，政府信息强调的是信息内容——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信息，而机关档案强调的是物质载体——机关在从事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注重的是物质载体的原始记录性。
从政府信息生成的载体划分，政府信息包括原生政府信息和派生政府信息两大基本类型。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直接形成的文件材料及归档后转化而成的档案，属于原生政府信息的范畴；刊载于各种出版物和社会媒体之中的政府信息，属于派生政府信息的范畴。作为办事工具的机关文件材料及归档后留存备查的机关档案作为原生政府信息，是出于传播目的而刊载于各种出版物和社会媒体之中的派生政府信息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派生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需要依赖原生政府信息予以证实。从政府信息生成的时间划分，政府信息包括政府现实信息和政府历史信息两大基本类型。由于政府信息形成伊始，首先记录在机关文件材料上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广泛传播，所以机关文件材料和刊载于新闻媒体之中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现实信息的范畴；由于具有保存价值的机关文件材料经过一定期限履行归档手续后转化为机关档案，所以机关档案属于政府历史信息的范畴。
由于机关档案具有原生政府信息和政府历史信息两大属性，提供利用属于原生政府历史信息范畴的机关档案，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途径，显然也应遵守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
三、开放保管在政府机关的档案是国际上政府信息公开的通行做法
在制定和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国家和地区，保管在政府机关的档案对社会开放是通行做法。政府信息公开法最早发源于北欧的瑞典，但真正将政府信息公开法予以体系化的是美国。瑞典规定，公民有权利用政府文件，凡列入开放范围的文件，社会公众、专家和学者均可利用；如果受到无理限制，利用者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美国建立了公众有权向联邦政府机关索取任何文件材料的制度，政府机关有义务对公众的请求作出回应。如果政府机关拒绝公众的特定请求，必须说明理由。公民在查询信息的要求被拒绝后，可以提起复议和司法审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瑞典、美国等国认为文件永久保存才转化为档案进入档案馆，而我国则是以“归档”作为文件转化为档案的起点②，因而公众查询瑞典、美国政府机关形成的文件材料，其含义也就大体等同于我国的利用机关档案。为了回应社会公众查阅政府档案的迫切需求，香港“政府档案管理守则”第468条规定“政府的政策是提高公共行政事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并容许公众人士自由查阅政府档案。”对于开放政府部门保管的档案，“政府档案管理守则”第462条规定“除获豁免查阅的类别外，各局和部门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对它们收藏的档案作识别和描述，以便市民在提出书面要求后10天内（较复杂的个案则在30天内）可以查阅档案。”第464条规定“各局和部门不能以档案被列作机密为理由，而拒绝市民查阅。”这就是说，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应予保密的极少数机密事项而外，政府部门保管的档案都应当向社会开放。《台湾档案法》第十七条规定：“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档案，应以书面叙明理由为之，各机关非有法律依据不得拒绝。”
以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为开端，我国脱离了“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范畴，当前已经失去了继续采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决议、坚守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国情基础。
四、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应取消开放期限的限制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第三十六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以及第三十七条“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的规定，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三类主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实行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条渠道。根据该条例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的规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其载体大多属于派生政府信息的范畴。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的规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其载体大多属于原生政府信息范畴的机关文件材料及其归档后转化而成的机关档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现实信息范畴，由于此时记载这些政府信息的载体还处于文件材料阶段而留存在机关文书人员和业务人员手中，由机关业务人员或者文书人员来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较为适宜，把记载在文件材料上的原生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出版物、社会媒体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转化为派生政府信息向社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由于公众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而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具有极强的随机性，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大多属于政府历史信息范畴，其载体多已归档转化为档案，由机关档案人员进行管理，由机关档案人员来履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较为适宜。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除了“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外，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这三类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必须依法对公众及时公开。当前国家正在着手进行第二次《档案法》修改工作，为了适应政府信息公开的时代要求，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笔者认为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应取消开放期限的限制，《档案法》修正案应明确规定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即时向社会开放，延期开放的档案应限定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应予保密的范围之内。
公共管理的范畴篇6
徐长浩
一、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学科分类
理论学科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类，而哲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前，工商行政管理属于行政学，行政学中的公共行政学已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属于公共行政学的范畴。而行政学又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学隶属于法学，而法学又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教育部调整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新设置了管理学门类，管理学门类下设公共管理学，而行政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属于行政管理学理论范畴。这一变化意味着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由传统的学术型(理论型)向应用型(实务型)转变。
为了更清晰地明确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位置，请看下表!
二、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认识
一门成熟的学科，其概念、范畴、体系结构、基本原理，应达到解释实践和揭示规律的程度。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研究应该包括工商行政管理行为(事实)、工商行政管理规范(价值)，以及行为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行为与规范的统一。
到目前为止，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尚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很可能成为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分支学科。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体系结构和基本原理，都是建立在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之上，即应符合行政管理学的基本原则。从政府的职能人手，即从研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人手，进而深入到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再细化到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如市场主体准人、退出监管；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和竞争行为监管：消费者和经营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商标权)的确认和保护等，从中得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概念、范畴、体系结构和基本原理，并从工商行政管理行为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行为与规范的统一，达到解释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和揭示工商行政管理规律的程度。
三、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
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的关系就是缩小了的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一方面要遵循价值规律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要干预和管理经济。同样，工商行政管理既要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又要对市场进行监管。政府干预经济和监管市场的理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原因在于效率和公平。市场的外部非经济性和不公平问题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必须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消除市场的外部性问题；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调节收入分配；稳定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管理经济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做了它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也会破坏正常的市场机制，总之，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政府既不能是一个自由放任、无所作为的弱政府，也不能是一个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而应该是一个能够实现政府的行政权力与市场及社会的自身调节能力之间的结构性均衡的政府。
四、经济学理论概述
公元前250年，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著《经济学》，是研究庄园经济的，也称为家庭经济学。欧洲中世纪。国家经济问题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进行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指“经邦济世”，也属政治学范畴。15世纪末，欧洲自然经济瓦解，商品货币关系建立，使得国家的致富问题、政府的财政税收问题日益重要起来。这以后的经济学大家，以斯图亚特、亚当。斯密、李嘉图、西蒙斯第为代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并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称为古典经济学派。1890年，英国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研究消费、需求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商品的价值(效用)，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派，被称为经济学的创始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文通论》，以国民收入总量分析为主要方法，研究政府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经济目标，实现了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过渡，称为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之王”，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选用有限的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进行合理分配。换言之，如何确立有效的原则和机制，使资源配置得最优，以尽可能地避免闲置和浪费，这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基本经济问题。
五、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选择，应本着克服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的原则，最优化的路径是法治化。职能转变的法治化是克服改革阻力的克星，法治化是权力再分配的有效平衡机制，法治化具有公开、公正、稳定和可预见的特点，为各种利益群体所最能接受。
政府职能转变法治化，首先要以制度建设为先导。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依法行政。要凭制度规则规范和引导人们的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而不是凭权力。要以制度规范自身。用法律制约权力，严守公共权力行使的边界，绝不允许有任何的专横和恣意。
其次，要以提高执行力为重点。规则是秩序的前提，没有规则就没有秩序。但“徒法不能自行”，秩序只有通过规则的执行才能维持。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执行规则以维护秩序。因此，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公共管理的范畴篇7
一、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的关系
财政、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都同属社会分配范畴，它们对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对提交收入的单位而言均属不具直接偿还性的分配，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研究同财务的关系。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之间存在着相互并列与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的并列关系
1.性质上的不同。财务是本金的投入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体系，是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财务经济活动；财政、保险与保障均属于社会分配领域财政基金、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体系，是非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即财政经济、保险经济和社会保障经济活动。
2.内容上的不同。财务经济活动的客观经济内容包括筹资、投资、耗资、收入、分配等几个方面；财政、保险、保障的客观经济内容均包括各种基金的筹集（收入）与运用（支出）两个方面。
3.资金运动规律不同。财务作为本金的投入活动，它的运动规律是：
筹资——投资——耗资——收入——分配·再筹资——再投资—……
从这一规律可见，财务资金运动具有循环周转性、直接偿还性的特点。
财政、保险、保障作为基金的收支活动，它们的运动规律是：
筹集——运用·再筹集——再运用……
从这一规律可见，财政、保险、保障资金运动具有一次支出性和无直接偿还性的特点。
由于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范畴在性质上、内容上和资金运动规律上的不同，它们相互之间不能相互取代，是相互并列的经济范畴，不存在谁大谁小，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必须指出，这里是仅就财务与其他三个范畴的关系来分析的。财政、保险与保障，虽然同属社会分配领域的基金收支活动，但各自有其矛盾的特殊性，它们之间也不能相互取代，因而也是相互并列的关系。这些问题已不属本文研究对象，故存而不论。
（二）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的相互制约关系
1.财务与财政的相互制约关系
财务对财政的制约，导源于本金投入收益对财政基金收支活动的内在联系。物质生产流通活动是价值的形成、实现与增值活动。财政收入虽有多种形式，可来自于生产领域（生产企业上交税费）、流通领域（商业企业上交税费）、分配领域（个人所得上交税费）、消费领域（某些特殊消费行为上交税金），但最终来源仍为物质生产流通领域所创造的价值。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的价值形成、实现与增值，是通过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实现的，即通过财务实现的。实际工作中，各种上交税费，也是通过财务分配而形成的。所以，财务活动正常进行与财务成果不断增长，是财政收入实现与不断增长的前提。从财政支出看，财政不仅要满足上层建筑存在与发展的物质需要（即所谓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物质需要），还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为发展能源、交通、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而投入资金（即所谓半公共产品的资金需要）。在提供半公共产品的领域，除主要由财政投资外，还有一定的财务投资（国家财务投资与企业财务投资）。因此，当投资规模为一定时，增加财务投资比重，可适当降低财政投资比重。在当前财政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新增价值分配中如何处理好本金保本增值与财政收入增长二者兼顾的关系，财政支出方面如何适当缩小财政在提供半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比重，扩大财务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是振兴财政的基本途径。
财政对财务的制约，导源于财政基金上交比例与财政基金支出结构对本金投入收益活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各种税率与费率提高或降低时，将引起本金增加规模的缩小与扩大；当财政用于提供半公共产品的投资增加或减少时，将引起财务在这方面的投资减少或增加（当对半公共产品的需要为一定时）。由于财政与财务的制约关系，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切不可“竭泽而渔”，否则财政将自食苦果。
2.财务与保险的相互制约关系
财务与保险的相互制约，导源于保险收入主要来自财务分配，而保险支出又主要转化为财务资金的内在联系。保险按保险对象一般可分为财产保险、人寿保险两大类。财产保险包括责任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在各类保险中，财产保险是主要的，而财产保险中，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的财产保险又是最主要的，这是因为大部分财产分布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所致。财产保险费收入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等计算，保险费率为一定时，保险费多少由保险金额大小确定，而保险金额则取决于投保财产价值的多少。财产保险费的提取按《企业财务通则》规定列入经济组织的成本费用有关项目，在取得销售收入后上交保险单位。因此，销售收入能否及时取得，成本费用能否足额补偿，制约着保险收入的形成与及时缴纳；另一方面，保险对财务也有制约作用。当投保财产价值为一定时，保险费率的高低影响着经济组织成本费的升降，从而影响利润的多少。当投保财产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机构能否及时按规定给予保险赔偿，涉及到经济组织的本金损失能否得到弥补，从而关系到财务活动能否顺利进行。
由于财务与保险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必须尽快完善保险体系，这对增强经济组织的抗灾抗险能力，保证物质生产流通活动正常进行有着重要作用。
3.财务与社会保障的相互制约关系
财务与社会保障的相互制约关系，导源于社会保障收入中主要部分来自经济组织缴款。社会保障是指社会中生活的每一成员都应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对因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灾害等面临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所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事业一般由政府统一举办，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从经济组织和个人（就业者）的成本费用、利润与工资中按比例强制征收的税、费，其中经济组织上交的社会保障性税费占主要部分。因此，经济组织的销售收入能否及时取得，成本费用能否及时补偿，利润能否不断增长，都制约着应上交的社会保障基金能否及时足额上交；另一方面，各类社会保障基金提取比例高低，也制约着经济组织成本费用与利润水平的高低，也制约着经济组织成本费用与利润水平的高低，对财务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由于财务与社会保障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确定经济组织负担水平，解除职工后顾之忧，为财务活动与经济发展正常进行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财务与金融的关系
金融一般指货币资金的融通，即货币、货币流通、信用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在货币业务方面，包括货币的兑换、保管、汇兑、结算等；在货币流通方面包括货币的投放与回笼；在信用方面包括货币的存款、取款、贷款、还款等。信用主要包括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财务与金融的相互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财务与金融的并列关系
1.财务与货币业务的并列关系。财务是经济组织的本金投入收益活动，是一种资本经营活动。金融的货币业务专司货币的兑换、保管、汇兑、结算活动，其中货币的兑换、汇兑是财务所没有的内容。至于货币保管、结算活动，财务也有，但仅限于经济组织内部或与经济组织有直接业务联系的单位之间，而金融组织的货币保管与结算却涉及国民经济大范围，这是财务所不涉及的。
2.财务与货币流通的并列关系。金融组织中的中央银行以巩固币值为首要目的，调节货币供应量，按经济发展需要组织货币投入与回笼，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商业银行要贯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按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货币投放与回笼。上述组织货币流通活动，是财务所没有的内容。
3.财务与银行信用的并列关系。财务活动中包含着经济组织的商业信用活动，这是财务在内容上与金融活动的交叉，但是财务不能进行银行信用活动，即不能对外吸收存款与对外发放贷款。财务进行的是小范围的资金余缺调节活动，银行信用进行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资金余缺调节活动。
由于财务与金融在内容上的区别，使财务与金融成为两个相互并列的经济范畴。但财务与金融的并列和财务与财政的并列是有一定差别的。这是因为，财务与财政的并列是本金与基金的并列，而财务与金融的并列却是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并列。金融组织的资金，从性质上看也是一种本金，只不过这种本金不是直接处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内的产业资本，而是处于社会流通领域的借贷资本。
研究财务与金融的并列关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商业银行进行借贷资本经营虽然也要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它必须同时具有组织货币流通、调节货币供求量、保持币值稳定的职能，不能为获利而违反中央银行关于货币投放与回笼的政策与措施。
（二）财务与金融的相互制约关系
1.财务对金融活动的制约。金融的货币业务所发生的对象虽然十分众多，几乎涉及国民经济中所有部门与单位，但从业务量来看，主要是各种经济组织的货币兑换、保管、汇兑和结算活动，而这些活动又与财务活动相联系。财务活动中有关货币资金收支业务活动的不断发展，为金融的货币业务活动提出了客观要求。离开财务货币资金收支活动，金融的货币业务难以开展。其次，金融的货币流通活动也要受到财务的制约。经济组织的借款是金融机构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经济组织的还贷，又是货币回笼的主要方式。而借款取决于本金扩张的需求，还款取决于销售收入的及时取得，这些都有赖于经济组织财务活动的正常进行。再次，金融的信贷规模能否控制在国家宏观控制的指标之内，银行的不良债权能否控制在最小幅度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组织的财务投资规模的控制与投资效益的增长，这些都有赖于财务活动的合理进行。
2.金融对财务活动的制约。金融的货币业务对财务活动有重要影响。例如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的汇率变动给经济组织带来外汇风险；银行所进行的结算活动是否健全与正常运行，对经济组织结算资金占用量的多少与销售收入能否及时收取有直接影响。其次，金融的货币流通规模对财务活动也有制约作用。因为银行对经济组织信贷规模的控制，不仅受制于经济组织的需求、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而且受制于货币供应总量控制的需要，即宏观上稳定币值的要求。再次，银行贷款利率是影响财务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银行利率提高时，直接引起经济组织借款利息增加，导致成本费用上升，利润下降；反之，当银行贷款利率降低时，引起经济组织借款利息减少，导致成本费用下降，利润增加。银行贷款利率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组织的财务成果，而且还影响经济组织发行股票与债券的筹资成本。因为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的高低是以银行贷款利率为参照的，当银行利率上升时，投资者所要求的股利率与债息率也会上扬，导致筹资成本增大，最终影响经济组织的发展。
由于财务与金融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必须以财务管理的发展为前提。如果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不高，而去盲目发展金融业，必然导致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过多，风险增大。从我国财务管理水平提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看，金融业的发展应稳步进行，不要冒进。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与外汇汇率的确定也要从我国经济组织财务状况的实际出发，不要主观臆断。在我国经济组织经济效益平均水平不太高的情况下，银行利率应适当低于经济组织的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外汇汇率的确定，不仅要考虑鼓励出口的需要，也要考虑有利于必要的进口，稳定进口成本的需要。那种片面强调提高外汇汇率，促使人民币不断贬值的主张表面上是为扩大出口，实质上是想靠轻松的办法提高某些从事外贸的部门的经济效益，这不仅阻碍了这些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而且严重影响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降低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助长国内通货膨胀，破坏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经济环境，弊大于利。
三、财务与会计的关系
（一）财务与会计在性质上的区别
财务与会计是两个并列的经济范畴，在性质、地位、范围与运动规律上是有区别的。财务的性质是本金投入收益活动，会计的性质是价值信息系统；财务是实体，会计是附体。在经济组织内部，财务处于主导性管理的地位，生产、技术、营销、劳动等项管理都要围绕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张的财务目标去进行；会计处于基础性地位，通过提供财务信息为财务管理和其他各项管理服务。财务活动的范围涵盖本金投入与收益的全过程，包括筹资、投资、耗资、收入、分配等经济内容；会计的范围涵盖信息系统的全过成，包括会计信息的输入、储存、转换、输出、控制、反馈等内容。财务活动的规律性表现为本金运动与基金运动相结合、本金运动与物资运动相结合、本金运动内部的综合平衡、本金运动的连续性与并存性等；会计活动的规律性表现为会计信息运动与财务实体运动、财务信息运动内部的协调平衡、信息输入与输出相结合等。由于财务与会计是两个并列的范畴，所以在理论研究上自成体系，可以形成两门不同的经济学科。
（二）会计对财务的依附性
会计是依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多方面的价值管理而存在，不构成某项独立性管理。经济信息系统总是作为附体依存于经济活动而存在。业务核算依附于业务管理（如劳动管理、物资管理、土地管理等等）而存在；统计核算依附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而存在；会计核算依附于价值管理而存在。从国民经济大范围考察，价值管理又可分为财务管理、财政管理、金融管理、保险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会计也就按这些实体性管理的不同区分为财务会计（这是从性质看，不同于管理会计对称的财务会计）、预算会计、税务会计、银行会计、保险会计、社会保障会计等。会计所依附的实体的多样性，实证了会计作为价值信息系统的本质属性。如果按照某些同志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或经济组织内存在着一项独立的“会计管理”，其他管理内就不应该有会计，这是违反客观经济现实情况的，是不正确的。
在经济组织本金投入收益活动中，会计只能依附于财务管理而存在，不能形成独立的“会计管理”。财务的本质是本金投入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财务管理是组织本金投入收益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为进行财务管理，必须随时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必须依靠会计提供全面、系统、连续的价值信息（一般称为会计信息）。如果会计信息不能全面、系统、连续、及时地提供，财务的定量分析难以进行，财务预测、决策、计划、营运、考核等都无法进行，这反映了会计对财务管理的制约性；另一方面，如果会计离开了财务管理这一实体性管理，它的信息就没有来源，服务就失去对象，会计也不能存在。财务与会计的关系是实体与附体的关系，所以在管理工作上，我们仍然主张财务管理包括会计，在财务管理的组织、预测、决策、计划、营运、反映、控制、分析、监督、考核等环节中，会计属于反映、控制、分析、监督环节。我们的结论是：作为范畴而言，财务与会计是并列的；作为工作而言，财务管理工作包括了会计工作。财务管理包括着对财务范畴与会计范畴的运用。
由于财务管理包括会计，故国内外公司与企业的财务与会计机构几乎都合而为一，一般是设置财务副总经理统一领导与管理财务部门。由于会计是财务管理中的反映、控制、分析、监督环节，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所以一般在财务部门内分设财务部与会计部两个分支机构进行工作。其中财务部负责财务组织、预测、决策、计划、营运、考核；会计部负责反映、控制、分析、监督。财务部与会计部既分工、又合作，共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张的财务目标而奋斗。
四、财务、财政、金融、保险、保障、会计相互关系的综合分析
在前面分别研究财务与相关范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揭示其内在联系，笔者设计了反映几者相互关系的综合图式。
图中，五边形的五个顶分别表示财务、财政、保障、保险与金融等范畴，会计范畴以五边形内含的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图中的各条直线表示各范畴的相互关系。现具体加以说明：
1.六个范畴中每一个范畴都以五条直线与其他五个范畴相联系，它们相互并列而又相互制约，这是因为它们都同属国民经济中的资金范畴。本金运动与基金运动的对立统一，使财务、财政、保障、保险各范畴紧密联系；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对立统一，使财务与金融紧密联系；经济实体运动与价值信息运动的对立统一，使会计与其他五个范畴紧密联系。
2.五个实体运动范畴可以独立形成五项经济管理，即财务管理、财政管理、保障管理、保险管理、金融管理。这是因为这五个范畴的具体性质、内容与运动规律有一定区别，可以形成各项独立管理工作。
公共管理的范畴篇8
[关键词]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科学界定
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三）处理好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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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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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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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范畴篇9
关键词：风景园林；标准体系；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作者简介：吴承照，教授，电子邮箱：wuchzhao@vip.sina.com；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200092)作者简介：臧亭，硕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200092)
构建风景园林标准体系是风景园林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行业各项标准得以发挥功能的保证。风景园林行业横向和纵向范围不断拓展、分工趋于细化，对风景园林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构建标准体系，理顺各标准之间的层级关系，进而对行业今后各项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指明方向，实现整个行业系统的高度协调统一，使管理实现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提高我国风景园林标准化水平，促进我国风景园林行业更加规范有序的发展。
1现代风景园林行业实践范畴
风景园林行业的实践范畴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呈现多样化和细分化的发展趋势。在服务对象方面，从为少数人服务拓展到为人类及其栖息的生态系统服务；在价值观方面，从较为单一的游憩审美价值取向拓展为生态和文化综合价值取向；在实践尺度方面，从中微观尺度拓展为大至全球小至庭院景观的全尺度。michaelLaurie(1986)认为风景园林(Landscapearchitecture)应当包括景观评估和规划、场地规划、景观细部设计和城市设计四种实践类型。目前，我国对于风景园林行业的实践范畴没有明确的界定，丁绍刚(2009)将风景园林行业实践分为规划、场地设计、要素设计、工程和管理五个部分，较为详实完整的概括了国内风景园林行业的实践范畴。从景观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园林工程、养护与管理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因此，本文依据不同类型和尺度的实践对象将国内风景园林的实践范围划分为区域景观与绿地系统规划、场地规划设计、景观要素设计、工程与管理四个方面。
区域景观与绿地系统规划主要是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的景观规划，包括城乡与自然地。具体可划分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乡村景观环境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旅游度假区规划等。
场地规划设计是结合场地特征，针对该项目方案的用途需求做出的综合性创作过程[1]。主要是对城市中的开放空间、附属绿地、道路进行的景观规划设计。具体包括城市设计、废弃地景观改造、城市公园规划设计、郊野公园规划设计、滨水区景观设计、古典园林及历史遗迹保护设计、宗教及纪念性景观设计、道路及附属绿地景观设计、康体游憩专类场地设计等。
景观要素设计是在各类场地规划设计的基础上，针对景观要素进行的更为详尽的设计。包括专项设计和具体设施的设计。具体可分为种植设计、环境设计、建筑与小品设计、游憩设施设计、服务设施设计等。
园林工程与管理主要负责园林的实际工程建设、建成后的管理与服务以及后期的维护与更新。具体表现为园林材料、园林工程技术、施工建设与管理、养护与管理、管理与服务等方面。
上述四个风景园林的实践方向同时也是从大区域的规划到具体的设计再到实施的景观规划设计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这四个方向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组成完整的风景园林实践范畴。
2国内风景园林标准现状特征与问题
2.1研究现状
我国风景园林标准的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卓国祥[2](1986)将城市规划视角下对环境噪声标准的研究延伸至风景区，结合杭州西湖实际案例，探讨风景旅游区环境噪声的允许标准，为我国风景园林行业各项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内容和方法上的参考。从近30年的研究来看，风寒园林的标准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研究趋势。从研究的实际范畴来看，上世纪末对于风景园林标准的研究以对各项制定实施的标准进行说明为主。潘家莹[3](1994)和刘载芳等[4](1992)分别对《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中公共绿地和城市绿地总量的数据来源和《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91进行说明，以确保方法和数据的科学性。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几年，国内风景园林标准的研究已经逐步向规划设计方面拓展，包含评价、规划、设计、设施、工程图纸等多方面的研究内容。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起初笼统的绿地绿化标准研究发展到现在的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公路绿化、城市公园、园林标志等不同对象的标准制定与实施研究。袁振国[5](2001)结合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的实际情况，阐述《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标准对风景名胜区保护、开发细化的具体措施。殷云龙、王双生[6](2004)结合江苏实际，提出以交通量为主要依据，结合土地资源和政策等制约因素，综合制定公路绿化建设标准的方法。王菊萍等[7](2010)从深圳公园建设与发展战略出发，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制定深圳综合公园建设标准的相关建议，为今后综合公园的建设提供借鉴。爱新觉罗毓宇[8](2012)通过分析风景园林标志系统设计中的解读，阐述了风景园林标志标准的应用对策。从研究的层级来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制定各类风景园林地方性标准的必要性与建议[9]。在标准体系研究方面，周向频、任婷婷[10](2012)尝试从风景园林行业、工程制图标准2个领域着手，构建出风景园林制图标准体系。张凯旋[11](2007)对国际标准体系以及美、日、德等发达国家风景园林的标准体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初步构建了我国风景园林标准体系框架，该框架突出园林行业的纵向层次，对风景园林所涉及的众多领域(横向层次)关注不够，实际上不同领域由于其关注问题与内涵不同，相应标准要求也不相同。风景园林标准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国目前风景园林行业标准化工作的进展情况，由此可见，我国下一阶段的风景园林标准化工作的重点是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框架，依照这个框架逐步制定出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的相关标准。
2.2标准制定起步晚发展快
我国风景园林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我国第一本风景园林专业的技术标准是1986年颁布实施的。早期标准主要有《动物园动物管理技术规程》(CJ12—1986)、《城市园林苗圃育苗技术规程》(CJ14—1986)、《城市容貌标准》(CJ16—1986)等。
根据风景园林行业的实践范畴，笔者对我国现行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部分地方标准进行筛选和归纳。上述两图分别显示的是自1986年我国第一部风景园林专业的标准颁布至今我国风景园林专业相关标准逐年制定的情况。进入2000年后，我国风景园林行业每年出台的标准数量较之前相比有显著增加。其中，图2显示的是部级(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和地方级标准制定的情况1)。可以看出，部级标准的出台数在2000年到2005年达到峰值，其后略有下降的趋势。而相较之下的地方级标准却发展迅猛，尤其是近五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地方标准的出台数量已明显高于部级标准。从各类标准的制定情况(图3)来看，工程管理类的标准出台的时间早、数量大，其次是细部设计类。而景观规划类和场地设计类的标准虽然起步略晚、数量较少，每年出台的数量相对稳定。
2.3标准制定快更新慢
一般情况下，标准出台实施后每隔3-5年需要对其进行重新审核以判断是否需要对该标准进行修订或重新制定。我国风景园林行业目前的标准更新较为缓慢(图4)，现行的217项标准中，更新过1次的标准有16项，更新过2次的标准有5项。
2.4园林工程与管理类标准多，规划设计类标准少
由于风景园林综合交叉的特点，涉及众多行业和部门，某些标准难以界定，因此风景园林标准的数量难以准确统计。截至2014年1月1日，我国共颁布涉及资源环境、规划设计、设施设备、工程技术、园林机械、植物、管理等风景园林相关标准159项，其中国家标准93项，行业标准66项2)。此外，现行的可查询到的地方标准有57项。
按风景园林行业的实践类型划分来看，园林工程与管理类的标准较多，而规划设计类的标准较少。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风景园林标准相对滞后，标准数量少，内容宽泛，远没有形成系列，加之更新缓慢，难以覆盖行业整体、指导具体操作。
2.5标准体系不健全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2003年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城市规划、城镇建设、房屋建设部分》中在城镇建设部分对风景园林标准体系结构进行了归纳(图8)。该标准体系含有技术标准26项，分为城镇园林、风景名胜区、风景园林综合三个部分。该标准体系明确了风景园林涵盖领域，协调城市建设中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标准与城市规划专业、信息技术应用专业中相关标准的关系。但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标准归入城市规划标准体系，风景园林信息化建设标准归入信息技术应用专业，园林工程主体标准归入风景园林技术标准体系，不适用于构建完整系统的风景园林标准体系，加之近10年来风景园林专业实践领域不断拓展、专业分类更加细致化，使得该体系结构显得过于粗放。新的标准体系框架应当基于当前以及未来风景园林的实践范畴对其进行重新分类。
(1)标准所涵盖的范围不足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我国风景园林现行标准所涉及的领域仅有21类(详见表3)，而对2013年发表在《中国园林》和《风景园林》上的文章所涉及的实践范畴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中国园林》(2013年1-12期)共涉及45类，《风景园林》(双月刊2013年1-5期)共涉及31类，现有的标准无法满足整个风景园林实践的需要4)。因此，今后风景园林标准的编制工作的重点之一应当是尽快建立各专业方向的标准。
(2)标准的种类过于单一
从现有的标准种类来看，规划设计类的标准类型过于单一。以城市公园规划设计的相关标准为例，国内现行的标准仅有《公园设计规范(CJJ48—1992)》一项标准，其内容难以顾及整个规划设计内容。而国外发达国家涉及的有关城市公园规划设计的标准种类丰富、关系明确、各有特色。以美国城市公园的规划设计相关标准为例，其包含的标准种类从规划到设计再到建设管理、从整体到专项、从国家到地方、从游憩到设施和安全等，使得标准内容更加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我国风景园林未来的标准编制工作的另一重点是尽快健全各系统下的各类标准。
2.6风景园林标准多头管理
我国标准化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了我国各级标准化管理机构和各自的职责范围。以政府各级有关主管部门为管理机构，以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检验机构和企业为依托机构，以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组织形式，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性管理模式，是我国标准化管理体制的特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由企业、地方归口单位批准设立的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特定领域或范围的标准化归口工作，包括跟踪对应世界主要标准化机构的标准化动向和我国的有关标准进程，受委托起草相应标准，解释、宣贯重要的技术标准，开展相应级别有关专业技术标准化的课题研究等。2009年5月20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关于成立全国建筑幕墙门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48)等10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复函》(国标委综合函[2009]30号)文件，正式批准成立全国城镇风景园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09年10月16日，风景园林标委会在北京成立。主要负责城镇风景园林设施的分类、评定、保护、监测和管理(不含旅游服务)国家标准的编制修订工作。
目前，城镇风景园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至今还没有出台或归口任何一部关于国内风景园林行业的标准。现有各类风景园林行业标准的归口单位主要有：国家交通运输部(交通部科技教育司)、国家林业局(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住建部(建设部城市规划技术标准、建设部城镇建设技术标准、建设部给排水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建设部地产标准技术委员会)，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国家水利部，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4)，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8)、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3基于风景园林实践范畴的标准体系架构
3.1基于标准制定的风景园林分类系统
风景园林是一门结合了多学科理论与技术的综合性科学，涉及的领域广泛、操作方法多样，其实践范畴的分类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从标准的体系方面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技术与管理标准体系的实质是构建每项标准使用范围之间的关系。随着标准的使用范围的缩小，其内容也应当更加详实、更加具有针对性。风景园林按照实践范畴分为4个方向：区域景观与绿地系统规划、场地规划设计、景观要素设计、园林工程与管理。4个方向可再细分出24个类型，每个类型又可根据以下4种情况再进行细分：
(1)根据上一级对象不同构成元素划分
这种分类方法主要适用于子系统之间差异较大的类型，如村镇景观与环境规划、宗教及纪念性景观设计等。
(2)根据不同资源属性划分
资源属性在风景园林的实践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场地中资源类型的不同、资源重要程度的差异通常也是操作者选择不同操作方法与流程的依据。如不同资源类型的风景名胜区、度假区和森林公园，不同资源的废弃地等。
(3)根据不同地域或气候特征划分
园林中的植被对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的要求较高。风景园林中的建筑和人工环境也受到自然条件与地域文化的共同影响。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较大，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因此，不同地理位置的气候差异、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也是分类的标准之一。
(4)根据特例或专项划分
这种划分方法适用于通用的管理或技术类别，需要在某些领域进行加强或特别说明时采取的划分方法。
3.2工程建设类标准体系结构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城市规划、城镇建设、房屋建设部分》中将标准之间的关系抽象为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专用标准三层关系，将标准的性质以及适用范围进行了层级上的划分，上层标准的内容包括了其以下各层标准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共性技术要求，并指导其下各层标准，共同成为综合标准的技术支撑。
这种划分的方法适用于所有工程建设类的标准体系结构。因此，根据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层级划分方法和风景园林专业的实践范畴可以构建出风景园林标准体系的三维坐标系。
基础标准是指在某一专业范围内作为其它标准的基础并普遍使用，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术语、符号、计量单位、图形、模数、基本分类、基本原则等的标准。如城市规划术语标准、建筑结构术语和符号标准等。
通用标准是指针对某一类标准化对象制订的覆盖面较大的共性标准。它可作为制订专用标准的依据。如通用的安全、卫生与环保要求，通用的质量要求，通用的设计、施工要求与试验方法，以及通用的管理技术等。
专用标准是指针对某一具体标准化对象或作为通用标准的补充、延伸制订的专项标准。它的覆盖面一般不大。如某种工程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安装及质量验收的要求和方法，某个范围的安全、卫生、环保要求等。
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某一层级的专业标准同时也是其下一层级的通用标准。
3.3部级标准与地方级标准的结构关系
部级的标准包括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两大类。地方标准是在部级别标准的基础之上，针对具体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的更加详实的标准。整体而言，地方标准是部级标准的专用标准，但同时，各地的地方级标准也应当自成系统(图11)。工程建设的标准体系的三层结构中，基础标准所包含的术语、制图和分类等方面的内容是制定后续各项通用和专用标准的基础，为了国家的统一管理以及为了便于风景园林行业的统一规范操作，笔者建议各地方不需要在部级基础标准的基础之上再制定一套术语、制图或分类标准，地方标准编制的重点应当在于研究具有地方特色的通用和专用标准。
3.4风景园林各类型下标准的种类
一套完整的风景园林标准系统从范围上应当包含整个实践领域，从类型上来说应当囊括该范围下的各类操作，从内容上应当包括整个实践操作的流程。为了构建出完整的风景园林标准体系框架，势必要探讨各标准结构所需包含的标准种类。
基础标准主要是对使用范围内的基本术语、类型、图纸等做出规定，因而基础标准一般分为术语标准、图形标准和分类标准三种类型。专用标准是针对通用标准而制定出的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更为具体的标准规范，因而较之通用标准，专用标准所应当包含的种类也较为灵活。在实践环节中，不同的对象与类型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法不尽相同，因此，不同的风景园林类型所对应的通用标准所包含的种类各异。
(1)区域景观与绿地系统规划
在规划层面上通常的实践操作是对对象进行总体或详细规划。由于这一层级的研究对象尺度较大，资源种类丰富且对生态与环境考量较多，应当制定出有关的环境与资源的评估、评价标准。此外，对于这类规模较大的场地，某些要素的系统规划对于其风貌、管理与服务上的统一协调也是必要的，如游径规划、游憩规划、设施规划等标准。因此，区域景观与绿地系统规划范畴下的标准应当包含：环境或资源评价标准、总体规划标准、控制性详细规划标准、修建性详细规划标准、游径规划标准、游憩规划标准、各类设施规划标准等。
(2)场地规划设计
这一层级的操作内容较上一类型更为具体，并且与人类活动更加密切相关，因此，除了制定出各自规划设计的标准外，游憩规划设计、各类设施规划设计以及景观风貌、安全和无障碍等方面的规划设计也是标准编制的方向。此外，对于某些特殊对象如废弃地、古迹等，对其场地本身环境和资源的评估和分类标准以及后期的管理维护方面也应当制定相应的规范标准。
(3)景观要素设计
细部设计的对象通常较为明确，因此一般情况下编制出各自的设计规范即可。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经济、低碳、乡土、智能、安全的设计是此类型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于景观要素设计尤其是硬件设施类，标准化、产品化是其发展的方向。
(4)园林工程与管理
在园林工程方面，除了通用的施工建设、安全操作等方面的规范外，对于特殊地质、建筑、环境等对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编制规范。在后期的维护、管理和服务方面，除了制定出通用的管理维护措施标准、园林质量评定标准、服务质量标准等外，对于重点对象如保护地和古城古迹的管理者的操作规程，公园等的质量监管工作，风景区和度假区的服务管理等，可编制专门的管理标准。
3.5风景园林现行标准体系结构与差距
风景园林的分类是标准分类的依据；工程建设标准结构和国家与地方的标准关系共同构建出标准的层级框架；依据不同对象的实际操作内容确定了各层级下标准所应当包含的种类。依据上述分类和层级关系构建出风景园林的现状标准体系，从中可以发现我国风景园林现行标准体系的差距(表3，表4，与表2可以做对应分析)。将表3、表4与表2进行对应分析可发现，我国风景园林行业现有的标准涉及的实践范畴不全，对于设施产品、材料、工程、管理等方面的标准较多，而对于行业主体的规划设计类的标准存在大量空白。同时，现有的标准不够深入，大量缺乏针对具体对象的专用标准。由于部级标准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各级地方为了能够更好的实施各项标准而自行编制部级空白的标准类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帮助地方各项标准得以系统化运作，但也存在着各地地方级标准雷同，缺乏地方特色等问题。建议逐步完善部级标准，具体化、特色化地方标准内容。
公共管理的范畴篇10
关键词：经济法学 研究路径 经济法哲学 基本范畴体系
经济法学研究，于中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一度以它的来势汹汹让民法学这样的老牌学科感受到强大的挑战，也一度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门。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发展，经济法学的自身缺陷也逐渐显露，而民法学在“挑战-应战”的刺激模式之下所爆发出的力量也让经济法学感到难以招架。经历了十余年的繁荣之后，经济法学昔日辉煌之下所掩盖的空洞化日益凸现，也渐趋于走向冷寞。当“挑战”的方向转向经济法学之后，如果不能有效的“应战”，则将成为被淘汰出局者，面对这样的现状，经济法学有必要进行自己的反思与重构。
一、反思：从三大误区透视经济法学之不足
中国经济法学的兴起，正当改革开放之初。是时，中国仍奉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又吸收建国三十年来，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管理经验，开始注重以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基于此双重背景，中国的经济法律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厚经济法而薄民法，而中国的经济法学也自其诞生之时起产生了把自己定位于包罗万象、统领一切经济关系之法的思潮。[1]然而在1986年，《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被颁布，把经济法作为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法律的观点失去了立法支持，其理论根基亦随之动摇。经济法学根据新的形势，又提出了新的学说，如“纵横统一说”、“密切联系说”、“管理—协作说”等，或多或少将纵向经济关系的全部与横向经济关系的一部置于经济法调整范围。[2]这些新的学说观点，立足于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是“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较之最初的纯粹基于计划经济的观点自是有所进步，但其立足点仍不稳固，这就决定了它们很快又将显出不合理性而陷入困境。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确定了政府对企业“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的管理方针，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由此摆脱了与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密切联系”。而同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之下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自然由民法调整而不可能再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伴随着党与政府在理论上与政策上的这一伟大跨越，“纵横统一说”等学说又为时代所淘汰，经济法学者也随之作出自己从“大经济法”到“小经济法”的跨越，“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国家调节说”等比较成熟的学术观点开始形成并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这些学说，基本上都将经济法调整对象限定于纵向的经济关系，而且是特定的纵向经济关系。[3]20年间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从“全经济法”到“大经济法”，再到“小经济法”的演进，[4]确实有不少成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观点的多变，在表明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时俱进”的强大活力的同时，又说明经济法学因为缺乏自己稳固的理论基础而不免“随波逐流”-跟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在每次经济法学说发生重大变化的背后，都存在着党和国家转变经济政策的背景，经济法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策法学”。这种近乎“零距离”的接触使得经济法学很难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指导现实的意义。[5]
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靠得过近，不能摆脱“政策法学”的痕迹，而当经济政策转化为经济立法之后，经济法学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纯“注释法学”的窠臼。所谓注释法学，古已有之。中国东汉时期出现的律学，依照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对君主颁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与逻辑上的解释；而西欧中世纪的“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通过对查士丁尼时期所编纂的各个罗马法文献的文字、语言、逻辑的解释和引证而澄清罗马法文献的精确意思，并通过编辑使罗马法为现实生活服务。这些都是注释法学的起源。注释法学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明晰法律规定的真正含义，弥补法律制定的漏洞，对法律实施与发展有重大意义。因此，一个法学繁荣的时代，往往也是注释法学繁荣的时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进程中，大量法律的立、废、改，都需要从注释法学角度予以解读，因此，当今时代也就成为了一个注释法学繁荣的时代。而经济法律法规的立、废、改，更是这场法律革命的重中之重，经济法学的研究，也热衷于对这些法律法规的注释性解读。这种注释经济法学的兴盛，给整个经济法学界制造了繁荣的表象，但这种“繁荣”终究不能掩盖经济法学内涵的“空洞化”。[6]一个国家的法学如果只体现为注释法学，这个国家的法学就已经走上了绝路，部门法学亦如是，而现在这样一种危险正真切地呈现于经济法学的面前。以经济法学的教材为例，不同主编、不同出版社的教材，在总论部分尚能体现出一定的个性，在分论部分基本上是如下架构：概念解释-立法情况-各项制度规定，所不同的只是部门法的选择，给人感觉仅仅是法律规定的罗列而兴味索然。[7]教材只是整个经济法学的一个缩影，过分强调注释法学，必然走向“低迷”。
除去前面所述的“政策法学”与“注释法学”误区，经济法学还存在第三大误区-“经济学”误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与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经济法学概念的提出，也同样与经济学密切相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提出“分配法”或“经济法”概念，对其所设想的未来公有制社会的产品分配进行了规定；法国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在1842-1843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沿用了“经济法”的概念，同样是将其设定为产品分配法；而在20世纪，“经济法”概念的首度使用，则是德国学者莱特于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历史说明，经济法学从其诞生之初就与经济、经济学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源地位。”[8]然而，经济学的本源地位不代表经济学可以取代经济法学，经济法学应有自己的独特“品性”，但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却恰恰存在过分依赖经济学、乃至以经济学取代经济法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论及经济法的起源，多以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外部不经济”、“公共物品”等概念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说作为理论基础；[9]谈及经济法的本质，则大多认为经济法是协调市场缺陷与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之法或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10]至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也多从经济上予以研究，例如以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11]而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学的渗透更为普遍，如直接搬用经济学概念，以经济理论论证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变迁与合理性，运用经济理论评价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12]与经济学的这种“亲密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法学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法学的法学“浓度”减弱，自身的独立品性丧失。
二、出路：探索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
经济法学三大误区的陷入，归根结底都源于经济法学研究缺乏法哲学的关注。要解决这些问题，寻求经
济法学获得发展的新路，就必须通过一次“转向”，借助于法哲学的力量以打通新的经济法学研究思路。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也就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属于一个部门法法哲学问题。[13]部门法法哲学的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首先，从认识论来看，其具有逻辑连贯性，即存在能贯通其全部内容，统一其方方面面的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这些概念与范畴的存在，直接关联人们对相关部门法学的认识，是相关部门法学是否具有系统性的关键。缺乏这一点，就难免围绕经济改革、政治实践打转，陷入“政策法学”误区。其次，从方法论来看，其具有解释“合法性”，即解释的合乎逻辑性和规律性。一般的部门法学立足于对法律解释其“然”，而部门法法哲学的方法论则要求解释其“所以然”。此点不确立，就会满足于说明经济法律规定之“然”，陷入纯粹的“注释法学”。再次，从本体论来看，其具有对象整合性，即能够整合性地解释或说明其研究对象，而不是只作局部的分析与阐释。离开了此种整合性的思维，就会在研究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迷于对局部的经济法律现象、法律规定的研究，仍然陷入纯粹“注释法学”的误区。最后，从价值论来看，其具有意义关切性，即必须指出其研究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必须提供一种反思性、辨证性的说明。这种关切，是对社会的关切，对人类的关切，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问，是部门法学根本的价值内涵。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热衷于从冷冰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合理或是不合理的经济现象，而忘记了还应该怀有一种“人文关怀”去提升其中的价值意义，从而“沦陷”于“经济学帝国主义”。[14]
既已明晰部门法法哲学的特征，其构建就可做到有的放矢。首先，部门法学的学理化及其向法哲学方向的发展，要求部门法法哲学对具体的部门法学具有超越性。具体对经济法而言，即不仅对于特定国家特定阶段的经济法律法规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经济法律法规有解释力、说服力、批判力。其次，部门法学的学理化及其向法哲学方向的发展，要求部门法法哲学具有贯穿性和通览性的基本范畴。如果说对部门法的超越性是衡量部门法学学理化程度与法哲学高度的外在标准的话，那么概念和范围的贯穿性和通览性则是衡量部门法学学理化程度和法哲学高度的内在标准。具体对于经济法学，要求形成类似于刑法中“犯罪”、“刑罚”、“刑事责任”这样的核心范畴来贯穿整个领域。最后，则必须构建起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这一逻辑体系和框架作为基本范畴的衍生，对部门法学内的所有概念与范畴起整合作用，从基本范畴出发控制、整合逐级边缘化的概念与范畴。这样一个逻辑体系的完成，可以说是部门法法哲学构建的“最后一跃”。面对经济法学的现状，建立作为理论框架核心的基本范畴体系可谓是“重中之重”的关键所在。“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没有范畴，就意味着没有理性思维，没有理论活动和理论表现”，[15]所以，“对于经济法学这样一个争议颇大的部门法学来说，确立自己的基本范畴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检验经济法学成熟及其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16]
三、重构：以基本范畴体系为起点
既然基本范畴体系是经济法法哲学构建的关键所在，那么为了不使前文的“反思”成为“空谈”，下面将尝试在基本范畴体系的建立上作出自己的努力，虽然这似乎有点“自不量力”。
经济法作为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其根本任务是致力于解决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和人类逐渐扩大并趋向于无限的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其突出特点就是分配与平衡经济利益。寻找经济法学的核心范畴，也就应当以利益关系作为切入点。[17]在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经济关系，就必须在国家、社会、个人（经济个体）之间展开协调，并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实现，就要求本位的“重心”落在中间的社会上，国家与个人任何一方都无法承载而会导致失衡。而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西方法哲学的社会化运动所提供的“社会本位”的观念支持。[18]因此，经济法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法，经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社会整体利益”。
从社会整体利益这一核心范畴出发，首先可推衍出经济法学的价值范畴。所谓价值，亦即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价值也就突出体现于对主体的社会意义，即经济法学的基本价值范畴是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安全。经济法的诞生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价值首先也在于发展。经济法学价值范畴中的社会发展，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法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调节，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社会经济利益，提供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前提；然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全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后，秉承可持续发展观，保持全社会的持续性发展，实现长远化、最大化的社会整体利益。而经济法学价值范畴中的社会公正，则是指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不是简单个体利益相加，以总和抹杀每一个个体的差异性，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个体差异性的认识，对比不同的个体利益，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基于个体利益的普遍化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在市场竞争中，经济法致力于让自由竞争的阳光普照于每一个市场主体，使人人都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正体现了“每个人对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与基本自由体系相等的类似自由体系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而对经济垄断的限制和制裁，又体现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9]深刻地蕴涵着“公正的正义观”。而社会安全，则既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逻辑结果，也是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保证，与前两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经济法基本价值范畴的第三方面。霍布斯有言：“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持续下去。”[20]经济法学价值范畴中的社会安全，其内涵就是：通过调整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经济关系，维护一国的经济秩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秩序的稳定，维护一国的经济主权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主权。
经济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经济法的基本主体范畴：“国家-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21]“国家-市场”（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一个传统的二元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是一个“夜警式”的国家，崇尚无为而治，放权于市场任其自由发展；而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对立于政治国家而存在的私人自治领域。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自由市场的缺陷逐渐暴露，经济危机的风雨一次次无情地敲打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国家被迫放弃了过去的理想，经过痛苦的转型从“夜警”变为全面干预到市场之中、“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断膨胀。国家对市场的全面干预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但随即又陷入了新的危机。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弊端开始日渐显露：国家的全面干预无法摆脱“滞胀”的困扰；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助长了惰性、挫伤了进取心；庞大的国有企业发展缓慢、效率低下。这些情况，使得国家-市场的构架被迫再度改变，天平的重心在先偏向市场、后偏向国家之后，平衡于作为中点的社会，“国家-市场”的二元框架被“国家-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的三元框架所取代。在这样一个框架中，由非政府公共组织形成的社会中间层占据重
要地位，既承担部分过去的国家职能，又承担部分过去的市场职能；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的缺陷；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利益。而这一框架的两极，国家与市场主体，则在社会中间层的协调下合理互动。最终，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之下，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这样的框架，在现行立法中也已得到体现，如《证券法》中的“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和经营者”，《注册会计师法》中的“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
在明确了经济法学的基本价值范畴和基本主体范畴之后，如何通过调整主体间的关系以实现价值就成为了下一个关键问题，经济法学的基本关系范畴也就成为基本范畴体系推衍的第三方面。基本关系范畴，指基本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有限干预、有限自治和权利平衡。所谓有限干预，系就国家而言，指国家对于市场主体和社会中间层应实施有限度的干预。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市场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市场不能完全自洽发展，必须接受国家干预；而社会中间层由非政府公共组织构成，其公共组织性及与政府相类似的权力结构，使其具有内部性，其所掌握的社会经济权力有可能异化而导致“寻租”，同样需要国家的干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又必须是有限的，否则就成了计划经济。“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方面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局限性，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自身而检视它自身的运作；而另一方面，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限度，这是因为个人理性乃是一种植根于由行为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系统，所以它无法脱离生成和发展它的传统和社会而达到这样一种地位。”[22]基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即使全由精英构成的政府亦不可能全知全能地把握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如果以为“精英治国”便能构建完全理性的制度，从而通过计划以全面干预、统一安排整个社会，无异于一种“致命的自负”。[23]因此，国家干预只能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有限干预。有限自治系针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指相对于国家和社会中间层保持相应的距离和一定的独立性，在一定限度内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现代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的契约、自由的竞争而实现商品与权利的自由流转；同时，市场的最初形成是自然发育的“自生自发秩序”而非先验建构的结果。因此，市场必须是自治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论述的，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与市场自身的天然缺陷，决定了市场的自治也只能是有限的，是在国家与社会中间层的干预和协调下的有限自治。而权利平衡，则是对社会中间层而言。国家有“干预”的权利，市场有“自治”的权利，但都只能是有限的，要保持两者的良性互动，就要通过控制双方的“度”以达到权利平衡。社会中间层既具有非官方性，又具有公共性，其对公权力的运用能够得到国家与市场主体两方的承认与接受。因此，社会中间层既与国家合作以调节市场，又与市场主体合作以制约国家，协调两者的利益以达到平衡，在权利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
从社会整体利益这一核心范畴出发，推导出经济法学的基本价值范畴、基本主体范畴、基本关系范畴，构成了经济法基本范畴体系的统一整体。[24]这样一个基本范畴体系，既注重了经济法学的“对象整合性”、“逻辑统一性”和“解释合法性”，又通过价值范畴体现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关切”，基本具备前文所述的部门法学学理化的要求。本文构建这样一个基本范畴体系，其意图重在做出一种尝试，而不期望以一个完善体系作为结论彻底解决经济法学现存的问题，因为这个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应当是经济法学一个长期的目标。
注释：
[1]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经济法观点有：“经济法是国家为调整经济关系而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的总称”，高程德：《经济法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经济法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它调整的是经济关系，包括国内经济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简明法学教材：《经济法讲义》，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在这时的学说中，甚至没有为民法留下位置，而认为“民法的传统体系被打破了，民法的本来意义改变，因此，再使用‘民法’一词就没有必要了”，邹瑞安：《试论我国民法调整对象-兼谈民事立法的改革》，载《政治和法律丛刊》第二辑，1982年9月。
[2]参见陶和谦等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5-8页，1989年第4版，第11页；刘隆亨；《经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3]参见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246页；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4]所谓“全经济法”、“大经济法”、“小经济法”的区分，借鉴了漆多俊教授的观点，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5]谢晖教授指出，法理学的作用可分为“精神教义”、“方法启示”、“宏观指导”三种，法理学应与政治实践保持“能够产生美”的“适当的距离”。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对经济法学同样适用，经济法学同样应该注意保持与政治实践的适当的距离。参见《法理学的能与不能》，载谢晖：《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法学圈外人士至今仍把绝大多数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列入“经济法”门下，将经济法专业视为热门专业；然而经济法学人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由于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在经济法学领域内的“一枝独秀”所造成的理论根基贫弱，经济法“战线”不断收缩，许多曾是经济法学注释热点的部门法规都已不再属于经济法或是在被质疑是否应属于经济法，经济法学被迫集中于越来越少的注释对象。
[7]教材是众多学者学术成果的结晶，笔者于此也无意于贬低教材作者的学术水平，但教材作为继承学术成果、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的中间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未来发展，而当前经济法学教材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浓厚的注释法学色彩，确实难以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难以鼓励有志于学术者从事经济法学的研究。
[8]王全兴、管斌：《经济法学研究框架初探》，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9]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9页。
[10]参见刘文华：《经济法的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3期；王保树：《经济法的本质》，载《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参见刘水林：《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经济学与法哲学解释》，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12]参见王全兴、管斌：《经济法学研究框架初探》，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13]这里有必要对“法哲学”一词在本文在的使用作一些说明。国内学界对“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一直存在分歧，本文使用“部门法法哲学”一词，突出其对于部门法学品位的提升与超越，如陈兴良教授就将刑法哲学称为“没有刑法条文的刑法学”，在此，“法哲学”
较之“法理学”，更能强调其相对于部门法学的总结、抽象和指导意味。
[14]这里关于“部门法法哲学”的特征及下文论述的构建原则，基本上采取了谢晖教授的观点。参见《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载谢晖：《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15]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6]单飞跃：《经济法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7]有学者对法律与利益的关系作了精当的阐述，指出“法的每个部分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赫克语，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这里以利益关系作为经济法学核心范畴的切入点，并不是认为只有经济法与利益关系密切相关而忽视其他法律，而是因为经济法的“经济性”使这一点格外突出，有必要予以强调。
[18]参见李国海：《论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19][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
[20]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21] 参见王全兴、管斌：《经济法学研究框架初探》，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22][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