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1
2000年以来，在保持融资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的融资结构也呈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中，人民币新增贷款占比较2002年下降36.3个百分点；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融资占比分别较2002年上升6.8和1.1个百分点。在关注全国融资总量变化趋势和规律的同时，研究区域融资结构的运行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04年以来《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提供的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为基础数据，研究2000年至2010年11年间东中西三大区域融资结构的变化。
一、十年来中国区域融资结构变化态势
（一）三大区域直接融资量不断上升
2010年东中西部直接融资量分别为19555.18亿元、4225.23亿元和2503.58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15.2倍、10.9倍和14.4倍。直接融资量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十五”期间，东部地区年均融资量为1304.37亿元，中西部地区年均融资量分别为244.60亿元和139.76亿元；“十一五”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年平均融资量分别为12637.00亿元、2237.85亿元和1220.05亿元，分别是“十五”期间的9.7倍、9.1倍和8.7倍。
（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发展迅猛
债券融资量在“十一五”期间大幅上涨，呈现超越股票融资之势。东部地区在2000年到2004年间股票融资额一直高于债券，从2005年开始债券融资额开始大幅上升，2010年东部地区债券融资量高于股票4431.77亿元。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趋势类似，2010年，中西部地区债券融资量比股票融资量分别高827.93亿元和523.75亿元。
（三）债券和股票融资占直接融资比重不断调整和优化
从直接融资结构看，2001年至2006年，西部地区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比例一直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7年至2010年，西部地区债券融资占比逐渐下降，股票融资占比不断上升，到2010年三大区域直接融资中债券和股票占比逐渐接近，债券约占六成，股票约占四成。
二、中国区域融资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间接融资占主导的地位仍然显著
2000年至2004年，东中西三大区域贷款占融资总量比重总体上升，比重在90%至95%左右，从2005年起贷款比重开始下降，东部下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2004年至2010年，贷款占融资量比重从高到低分别为西部、中部和东部，2010年该项比重西部地区为84.2%，中部地区82.4%，东部地区为77.6%。
（二）区域间直接融资量差距明显
十年来三大区域直接融资量基本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在2005年之前三大区域之间差距不大，从2005年开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直接融资量是中西部地区之和的2.30倍，在2005年达到十年间最高水平为6.56倍，2007年至2009年该数值一直维持在4倍以上，直到2010年才降为2.91倍。
（三）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比重在2004年以后明显上升。2000年至2004年间，三大区域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之比差异均在10%上下波动，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并不占优。从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直接融资优势显现，到2010年东部地区直接融资比重分别高于中西部4.8和6.6个百分点。
三、进一步完善区域融资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壮大企业规模和实力
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以达到在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门槛。政府应大力优化企业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企业应不断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壮大自身实力。
（二）充分发挥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功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面向中小企业和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的区域，可以实现将规模较小的企业联合起来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资的目的，各地应通过第三方担保、信用增级等方式帮助当地企业获得发行资格。
（三）制定提高中西部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推动中西部地区融资结构改善
应制定更为行之有效的区域发展规划，尤其要明确支持中西部地区提高直接融资规模。成立专门立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筹资主体，授权其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支持中西部落后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集合票据或集合债券，并且建立透明化的运作机制以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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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2
[关键词]区域融资条件非均衡建议
公司的融资条件是指公司外部影响公司融资活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是由一些硬条件和软条件组成，硬条件指物质条件，如金融及非金融中介机构的数量、分布状况、人员数额、资本市场规模、通讯设施等;软条件指金融及非金融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各行业的资信水平、融资的法规、规章与制度、政府对融资的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否、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等。显然，公司的融资条件对于公司本身而言，是一个外生变量，是不可控的因素。只有国家或地区的行政管理者，才可在其管辖范围内通过一定的宏观政策或行政手段对融资条件加以优化。
一、我国区域公司融资条件的现状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尽管中央加强对西部的投资，但由于东西部地区本身存在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和经济转轨中的市场失效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公司融资条件方面也有明显的表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
据统计，基于不平衡的经济格局，我国目前不同省区货币资金量的分布东、中、西部差异十分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5月的《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5年末东、中、西部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15%、16%，这突出反映了银行体系资金来源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大部分存款集中在东部地区。2005年末，东、中、西部外币存款余额占本外币存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5.1%、1.1%和1%，这突出反映了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程度的差异，东部地区经济的外向度较高，外汇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重相应高于其他地区。2005年末，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15%、17%，与存款的东部集聚特征相匹配，东部地区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源。
2.各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单纯，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由此构成东部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
3.各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
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放货币、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国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005年末，东、中、西部地区国内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773家、230家、280家。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55.33%，中西部分别占16.46%、20%。东部、中部、西部地区2005年国内a股筹资额（不包括中央企业的股票筹资额）分别为336亿元、3.1亿元、29.2亿元。显然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资本市场的融资数量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二、区域公司融资条件发展的非均衡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见，我国不同地区的公司融资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程度不同
率先改革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金融资源只能产生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
2.金融政策环境的二元化
我国金融体制和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运行环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的市场金融较多，计划金融成分微弱，而西部地区则相反。由此东部地区制定的金融发展战略往往是开拓型、创新型和开放型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战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闭型的。但金融调控则不是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对中西部这样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歧视，进而容易诱发地区金融经济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补肥”局面的出现。如：对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于全国，却集中投向了沿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金融市场，形成了公司融资环境的“马太效应”，即愈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融资条件愈优越，而愈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融资条件愈恶化。如果没有其它宏观调控战略或其它措施，最终则必然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扩大化。
3.各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化差异的反应不同
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过多积聚在东部地区，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被迫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同业竞争机制和行业协作机制，并且较早建立的金融市场又形成了金融资产流动的极化效应，凭借这一效应引致大量区域外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单一，大量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对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银行无论是在资金计划，还是信贷方向上都受到上级行政的过多干预，很难切实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上级行政的宏观调控政策致使其在松与紧的狭小空间内顾此失彼，无法达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三、优化区域公司融资条件的对策建议
我国不同地区的公司融资条件的不平衡，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融资条件好的地区，如东南沿海的经济相对发达，而融资条件差的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金融空洞化”现象（即资金在其驱利的本能的促使下，由欠发达的区域流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所导致的欠发达区域金融机构资金的匮乏，欠发达区域公司融资条件的恶化）。鉴于此状况，建议在政府(中央政府或央行)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和相应区域的公司、企业四个层面加以优化。
1.中央政府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建设
调整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在稳步发展东部资本市场的同时，立足为中西部建设、开发筹资而积极培育中西部资本市场。为此，注重中西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推动国有资本的流动与重组，加快资本经营步伐；推进中西部地区股份制改革进程，以推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积极筹建和完善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债券发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对发行者在区域分布上适当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逐步扩大中西部地区每年的股票、债券发行量。大力扶持资源型企业上市。积极发展区域性的开发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中外合资基金等。允许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定比例的资产入资基金，拓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资金来源。
2.央行应进行差别信贷政策
央行作为货币当局，其信贷政策及相关的金融管制行为，对于公司融资意义非凡，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央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向和生产力布局应进行差别信贷政策，可考虑通过对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及根据不同情况对商业银行的坏帐进行冲销、补贴资本金、扩大欠发达区域的银行的授权、分散授信，给予二级商业银行以适当的企业信用评估权、授信权和相应的信贷业务审批权，进行税收方面的优惠等方法鼓励商业银行对发展滞后区域的公司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加强制度安排，放宽小银行、民营银行及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这些对于优化区域金融条件及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其利用效率极为重要。
3.区域政府建立良好的区域信用环境
作为区域政府，要创造和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与信用秩序。创造公司与金融机构间的良好的协调发展信用环境是区域公司融资条件优化的重要手段，金融机构作为盈利性的组织，对于其贷出资金的盈利性、安全性的关注是其经营管理的关键，如果信用环境差，则资金的回笼就存在问题，信贷资金的风险增大，此时金融机构就会惜贷，此时，即便有项目或公司的前景很好，从金融机构融资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所以，地方政府不仅要加强自身行为的信用，还要和各金融机构加强沟通，加强区域信用环境的建设，制定维护金融债权的地方性法规，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从而改善该区域的融资条件。
4.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建立互利的银企合作观念
资金的逐利性是资金的本质，作为金融机构来讲，加强和改善其金融服务，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不但可以优化区域间的公司或企业的融资条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吸收更多的居民或机构存款，争取到更多的品质优良的贷款，获得较好的经营收入。当然，对于区域的公司来讲，获取可靠的贷款对于其发展也尤其重要，只有可靠的资金支持，区域内的公司或企业才可能很好地拓展业务，占领市场，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二者实际上是“双赢”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区域间的金融机构来讲，必须认识到区域内的公司或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新型的银企互利的观念。
5.发展区域风险投资，开辟多形式风险投资资金的融资途径
区域政府可以倡议和鼓励区域内外的大公司、大企业向区域内的中小型具有成长潜力的高技术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可以采取政府、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及高校等多家用联合组建的方式创立风险投资公司，同时，建立公司法人间的产权交易市场，允许风险投资企业法人间进行产权的买卖和部分产权的交易，可以采取优惠的政策鼓励外国及区域外风险资金的投入，以优化区域内公司的融资条件。
6.提高区域内公司的经济效益，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3
关键词：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体系
引言
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是指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以发行股票或债券、接受信用委托、提供保险等形式筹集资金的，并将所筹到资金运用于长期性投资的金融机构。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有主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以及农村信用社、财务公司和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经营范围与机构自身的性质有关，都是作为资金的中介机构进行金融融资理财服务方向提高资金效率、促进资金融通的。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自1979年金融改革以来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有证券公司47家，城市信用合作社3327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17家，信托投资公司328家，融资租赁公司9家，农村信用合作社60897家，保险公司8家，评信公司13家；近年来新出现的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更为有效地促进着金融服务的专业化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僻，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造成融资主体规模较小，同时由于缺乏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与融资平台等原因造成了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创新能力较弱，金融体系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就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整体上的经济增长较快，经济不断发展对资金效率和资金融通的要求有所提高，因此近些年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体系也在不断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初具规模，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金融政策来解决，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西部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
（一）西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现状概述
西部民族地区主要指位于我国地理区域的西部、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与自治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前，这些地区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技术落后、宗教文化等因素影响，总体上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度相对较低。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资料显示，西部民族地区2000年存贷款比重只占全国存贷款比重的6.5%，同期的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8.4%，可以看到，西部民族地区金融总量明显偏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2000年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开展，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业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西部民族地区金融体系日臻完善，金融创新工作不断开展，2009年6月底，西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达到65808亿元，各项存款余额94489亿元。而在2000年西部地区贷款余额仅为17642亿元，存款余额为20987亿元，分别增长了273.2%与350.23%。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状况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银监会积极引导、鼓励金融业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信贷投放力度，鼓励金融主体采取银团贷款、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2009年年末，西部民族地区正式成立的的新型农村非银行金融机构达到52家，占当期全国新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总数的44%，其中村镇信用社银行41家，融资贷款公司3家，农村资金互助社8家，贷款余额达到17.3亿元，累计向25000多户发放贷款15亿元，向526户小企业投放6.7亿元，有力的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中国银监会还积极扶持在西部地区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分支机构。在2009年7月正式启动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中，成都成为中国四个试点城市中唯一的西部地区城市；另外，还积极支持汽车金融公司开拓西部地区市场，截至2009年6月末，10家已开业的汽车金融公司对西部十二省市贷款余额占比达16%。
以青海省为例，非金融机构的规模不断发展。从2001年起首家融资性担保机构成立至今，全省的融资担保公司发展到51家，注册资本达45.75亿元，在保责任余额115.49亿元，占全省人民币贷款余额的4.72%；典当行业规模也在不断发展，2012年末，该省典当行共33家，注册资本3.84亿元，典当余额1.08亿元，同比增长了12.5%；小额贷款公司从2008年首批公司挂牌成立至今，目前共有小额贷款公司29家，新增贷款金额19.67亿元，贷款余额22.15亿元，同比增长76.2%，尤其是在服务“三农”和小企业的贷款上有力的弥补了正规金融的缺口。
（三）非金融机构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相比，二者的功能在本质上差别不大，同样具有创造货币、扩大资金存量和加速资金周转的意义。非银行金融机构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对活期存款和小额存贷款业务的处理上，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缺乏较大的存贷款需求，相应的对于小额存贷款业务的需求相对较大，尤其是小额信贷公司手续简便，资金周转方式灵活，在服务“三农”和小型、微型企业的发展上可以很好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青海省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累计为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农”项目提供了2000余笔贷款担保，很好地解决了中小企业有效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缓解了融资难、担保难的困难，促进了企业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农业、私营业主和微小型企业的贷款融资方面，扩大了资金覆盖面，从解决资金的需求方面加快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地区的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期存款业务对零散资金的吸收利用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储蓄水平，从资金供给方面保障了资金的供给，促进资金的有效利用，提高资金利用率，对于盘活地区经济有积极的意义。
二、西部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受到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总体上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中东部还有所欠缺。在正规的金融业的发展中就出现了需求不足等问题，这也就为非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你，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并不需要很高水平的技术投入和经济发展速度，很小规模的资金需求就可以对一定规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生长产生需求，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整体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环境。
（一）规范化
西部民族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为非金融机构的生长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环境，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存在文化因素对金融业发展的抑制，例如伊斯兰银行就不准对贷款资金收取利息。这些文化因素对金融的正常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由于民族地区文化依赖较为严重，这也是民族地区金融业发展规范化的主要障碍。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针对的是小额贷款融资，更是缺乏规范化的规章制度，这就造成了资金管理的风险性，会抑制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长期健康发展。青海省一些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贷款利率较高，有的甚至高于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的4倍；内蒙一些地区的“地下钱庄”资金流动方向不清，缺乏透明清晰的金融管理，融资就必须承担更高的风险，对这些没有规范化依据问题的处理也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的源泉。
（二）法治化
在我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规定中，除了对规范保险公司的保险法进行立法公布外再无其他相关的正式法律条文。西部民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面对的同全国大的不完善的法治环境一样，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对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缺乏统一的和具体的资金融通、管理、使用等各方面的法律性规定，同时也对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犯罪活动缺乏监督管理。近年来发生的金融案件中，青海、内蒙等地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违法经营，有关鄂尔多斯的“地下钱庄”的一些案件就是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贷款程序中的抵押担保未经合法审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法律依据对这种地下的资金融通进行监督，因此，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康的法治环境。
三、西部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健全相关法律监管体系，规范化经营
西部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针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制订合理的行业监管法律法规是首要的任务。然后是科学规划，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内容，发挥法律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日常资金运作的监管作用，保证资金的合理有序流动。同时要加大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倾斜，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的有特殊性需要有特殊的金融政策和监管制度，这样才能更好的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积极引导民族地区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发挥他们在基层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也可以给与一定的体制优惠，将社会效益优秀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专制为村镇银行等；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明确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发挥他们在正规金融业覆盖不到的缺口上的作用。
（二）加强风险监测，拓宽融资渠道
建立健全西部地区统一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系统，密切跟踪西部民族地区各个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存贷款业务以及其它相关业务，如房地产、民间融资，特别需要监测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的业务交叉与风险传导之间的引发机制。明确监测系统的量化标准，科学合理的评估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的风险，采取风险预警与风险处理相结合的方法，把握民族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机制及消极作用；同时制定预案应对风险发生后的处理，防止风险通过资金链扩散。
积极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创新，拓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于微小型的融资需求较为积极，这就需要地区银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在法律法规范围内为微小型规模的贷款融资开辟绿色通道；再有就是随着房地产在西部地区的发展，担保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业务创新也在不断扩展，需要进行合理的监管和支持；最后就是借鉴国外经验，在养老基金投资、典当与拍卖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扩展业务的领域进行积极探索，需求新的融资渠道。（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项目基金：西北民族大学2012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ycx1304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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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4
一、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思想的转型
1、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
目前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要解决几个关键性的问题:(1)农村金融机构资产特别是非刚性的资产要指令性地向农业转移;(2)在低梯度的地区信贷重点应以种养业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来配置资金;(3)调整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资产占用结构,调整非农贷资产运用结构比例;(4)资产转移到农业要形成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有效的契约约束并加以固定;(5)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转移所造成供给主体交易成本上升要以国家公共资金给予弥补。
2、关于管理者思想转型及处理好几个关系
(1)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对象和服务主体必须是“三农”,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其资产在充分满足农民需要的前提下,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配置到基础农业和现代农业中去,因此,必须尽快解决农村金融机构金融资产配置向其它产业异化和向资产集中度高的城镇企业转移问题。(2)现阶段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政策、标准不能简单从商业性金融机构移植,除了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特点外,必须重视资产的流向、流量、流速和对需求主体的服务性。(3)经营信息和管理信息的失真比信贷缺损的破坏性更强,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管理者不能只游动在管理的中间层,仅听经营者的意见而排斥服务对象的呼声,应当密切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建立信息反馈机制,拓宽规范的信贷行为所需信息的渠道。(4)依不同区位经济特点实行分类指导。要解决不同经济结构和不同发展水平农村地区“农民贷款难”问题,应当进行分类指导,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分类的主要相关经济衡量指标有: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种养殖业占农业总量的比重、农民人均收入、经济作物的占比、人均耕地面积、农村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比率、生产周转资金自给化程度、农村金融机构供应资金能力、土地资源利用系数、产业化速度等结构性指标。上述系列指标体系直接反映了不同区位中业已存在的农业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信贷政策必须实行分类指导,以促进非产业化地区农业产业的均衡和产业化地区结构的升级。
二、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政策的调整
1、信贷投向政策调整
(1)制定《农业信贷政策纲要》,对不同地区、不同农业产业领域实施重点、一般、限制、禁止投入的信贷政策,并强制性地规定优先支持投入对象的投入总量和增速以及配套政策,使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在运用中迅速向重点农业领域转移。(2)农村金融机构资产多元化问题。按照不同区域各个产业比重状况,规定农村金融机构非农业等方面资产运用比例,缩小农村金融机构自用固定资产投资、非农业投资、上存资金、有价证券投入等占比,通过调整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运用结构以加大农业产业的投入增量。(3)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这个货币政策工具要成为平衡不同农业比重地区信贷投入的调节器。要改变支农再贷款的供应方式,农业产值占比大、农业信贷短缺的地区要有重点地集中投入,反之可以少投甚至不投。特别是高梯度的已基本完成由农业产业向工业化转移过程的地区,再使用支农再贷款将使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失效。中央银行从管理上要把支农再贷款投向和收回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2、服务政策调整和服务方式的改造
信用证的发放。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全面发放信用证,对从事农业辅助生产和服务的农户根据生产情况也要扩大信用证的发放范围;要广泛建立农民经济档案和完善农村自然人的经济状况评估体系;要调整农户不良贷款风险权重的评估方法。根据目前农村状况,农村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应提高其标准:欠发达地区可提高到3000元,一般地区5000元,高梯度地区10000元,对发给信用证的农民贷款不能再附加担保或抵押、质押及其他条件。
农村贷款保证制度。广泛调查的数据表明,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从事传统种植业生产的农民贷款,偿还率在95%以上,其诚信度远高于企业。
因此,不能苛刻地把评估企业的风险指标和要求一般企业应当履行的保证条件强加给农民,要重新制定对农民小额贷款的保证制度,对农业生产需要的基本生产要素的小额贷款可采取信用放款;对大额的从事种养业扩大再生产贷款可采取农户联保贷款和村委会保证贷款;对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和商品流通的贷款也要降低抵押、质押和担保层次。
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要根据农业地区中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产周期以及渔区和牧区的生产特点确定不同的贷款期限,防止把经营性亏损通过缩短贷款期限加大农民借款成本的途径转嫁到农民,这样,一方面可以挖掘农民潜在的贷款需求并遏制高利贷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准确体现各类贷款的风险权重和收益性。农村金融机构职工收入分配与农贷放款质量的利益协调机制。目前考核农村金融机构职工的经营绩效并与其收益挂钩只有两项指标,即:存款额和贷款收回额,但对农户贷款面和贷款额无论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职工都没有考核,更没有收益水平的制约。要把对农户的放款面和放款额这两项指标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经营考核指标。要制定信贷员对农户《服务基本职责手册》,包括服务的程序、时间、方式、成效等等,以制约信贷员服务行为的偏轨和遏制“寻租”倾向,重新弥合借贷双方主体相对固定的信贷关系。
拆除人为设置的非规范的贷款屏障。许多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程序设置不是定位于风险因素,而是无理地增厚了其行政行为强度,借以产生“派生”收益。必须拆除这一贷款屏障,广泛地把农民潜在的借款需求变为现实的借款需求,要拓宽柜台办理信用贷款的对象和额度,担保、抵押、质押中的一些非规范又不能平抑风险的规定和环节应尽快取消,特别是对信用度高的村(镇)的农户贷款、农户联保贷款、老贷款户贷款更应当做到方便、快捷。
3、内部管理政策调整
建立农业不同领域生产活动的差别利率体系。国家规定了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而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逆向运用这一杠杆抑制农户的贷款行为,从而使农村经济组织、企业法人和农户三个不同主体的贷款利率体系成为“倒三角形”,农户贷款的高利率愈来愈使从事传统种养业生产的农民背上重负。遏制这种行为首要手段是依照《农业信贷政策纲要》,建立农业不同领域生产活动差别利率体系。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均衡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收集零星储蓄然后将其分配到需要这些资金的部门或个人，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收集和传递信息、转移或分散风险、增加资产流动性，实现资金由供给方向需求方的转移。金融活动首先作用于资金流量，进而再作用于资金存量。通过此传递过程，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其传递机制可简述如下：金融活动影响储蓄和投资，储蓄和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再影响生产要素的区域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金融对区域经济的主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差异直接形成了区域金融活动的差异。在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中，金融的增长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货币化金融化发展较早的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就能够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发展就更快。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金融相对地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差异，常常与区域金融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下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资本积累机制
资本的积累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区域经济发展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关键。金融体系通过部门扩张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提高边际储蓄总量；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储蓄结构，提高储蓄倾向，这是另一层次的动员储蓄；最后，金融部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降低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增加生产投资的比例。通过金融功能的发挥，将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这一点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资金流导向机制
对区域经济增长，除要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投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比投资数量更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组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
区域一体化机制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它可以为信用扩张提供完备手段。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组织演化，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金融发展还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向跨地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发展领域的拓宽和活动领域扩大促进区域融合。
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机制
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有关。金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在满足融资能力的同时，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供给，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我国区域金融的非均衡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场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的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经济带，不同经济带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不采取灵活的区域化金融调控措施消除这种逐渐扩大化的差距，将不利于宏观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
据统计，基于不平衡的经济格局，我国目前不同省区货币资金量的分布东、中、西部差异十分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5月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4年末，东、中、西部外币存款余额占本外币存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2.2%和1.4%，这突出反映了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程度的差异。2004年金融机构贷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0%。总体看，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余额存贷比明显高于东部。
固定资产投资也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2004年，我国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的投资总量超过了中西部的总和。从1990年到2003年，东部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万亿元，占全国比例为61.4%，中部和西部分别占全国比例为22%和16.6%。投资的差距对各地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将产生非常大的直接影响。
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单纯，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由此构成东部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
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
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放货币、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国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004年末，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60%，中西部分别约占20%。东、中、西部地区股票当年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26%和13%。从保险业的发展来看，2004年东、中、西部保费收入分别占62%、22%和16%。各地区保险密度总体上呈东、中、西递减之势，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以2490元、1763元和791元的保险密度位列全国前3位。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
率先改革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金融资源只能产生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
一元化和二元化金融政策环境的矛盾
我国金融体制和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运行环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依靠市场的成分较多，地区制定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开拓型、创新型和开放型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计划成分占主导地位，市场发育程度低，区域政策制订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闭型的，其目的在于满足静态的平均化的边际收益。但金融调控则不是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对中西部这样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歧视，进而容易诱发地区金融经济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补肥”局面的出现。
金融市场化差异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刺激不同
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过多积聚在东部地区，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被迫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同业竞争机制和行业协作机制，并且较早建立的金融市场又形成了金融资产流动的极化效应，凭借这一效应引致大量区域外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单一，大量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对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银行无论是在资金计划，还是信贷方向上都受到上级行政的过多干预，很难切实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上级行政的宏观调控政策致使其在松与紧的狭小空间内顾此失彼，无法达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建立统一金融市场构建区域金融体系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必要建立规范运行、健康发展、统一开放的区域金融市场，消除货币政策传导在各经济区域的阶段性差异，使利率机制在我国东西部地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应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体系。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规模不大的中小金融企业，并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同时，要积极努力实现区域金融市场的联合，增加开放性，力争早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
促进区域金融组织机构发展
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为契机，以市场化原则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改变以行政区划编设机构的做法，根据不同地区业务量的多少、地区的大小来确定机构网点的设置。要集中优势在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壮大势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鼓励新兴商业银行到中西部大中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在引进资金的同时，也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
建立相适应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中西部落后地区银行机构较少、金融工具单调，应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条件，适当降低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密度与金融效率。
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建设
调整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在稳步发展东部资本市场的同时，立足为中西部建设、开发筹资而积极培育中西部资本市场。为此，注重中西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推动国有资本的流动与重组，加快资本经营步伐；推进中西部地区股份制改革进程，以推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积极筹建和完善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债券发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对发行者在区域分布上适当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逐步扩大中西部地区每年的股票、债券发行量。大力扶持资源型企业上市。积极发展区域性的开发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中外合资基金等。允许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定比例的资产入资基金，拓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资金来源。
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
我国政策性银行从设置到贷款投向向中西部地区集中，可考虑成立一家专门为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的政策性银行――中西部开发银行，在与其他三家政策性银行合理分工的基础上，主要负责西部开发中一些特定项目资金的筹措，增强货币政策在中西部传导的效率。
参考文献：
1.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人民银行，2005（5）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6
（一）区域金融流动概念
区域金融流动是指区域间贸易、劳动力转移、投资等行为的产生而引起的区际货币资金流动。本文对区域金融流动的分析基本在金融部门，只对金融资金的流动进行分析，而不涉及实物交易。
（二）区域金融流动的原因
1.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降低风险。资本具有逐利性，只有当一个地区能够使得资本获得比其他区域更高的利润时，资本才会流入该区域。利润的增加和风险的降低同样能够吸引资本的流入，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风险，投资者不仅要关心投资收益，更要考虑投资风险。资本的区域流动可以使的资本通过分散投资、选择最优的投资组合来减低风险。
2.投资者预期决定着资金流向。将资金投向预期收益高的地区是投资者的正确选择。而投资者的预期与地区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联。政府予以投资者政策的优惠，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投资者收益的预期；同时当地政府应当保证优惠政策的连续性，使得投资者能够预见未来较长时间内能够获得稳定的利润，因此投资者才能够将资金投资到该地区。
（三）区域金融流动的途经
1.商品买卖形成的资本区域流动。对沿海发达经济来说，商品生产门类多，服务项目也多能够满足当地企业发展所需的物资。而欠发达地区刚好相反，企业需要到外地去采购所需的生产物资，便导致了资金的外流。
2.劳动力流动引起的资本区际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闲置农民外出打工，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主要的劳动力吸收区。大多数外出的务工的劳动力将钱寄回老家，则形成一股巨大的资金回流。
3.贷款流动引起的资本区际流动。企业的贷款会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流向受益较高的地方，这就形成贷款的夸区域流动。从社会整体看，虽然此举可以产生资源配置效应，获得了更优的产出和效益，但是将致使资金流出地区的发展失血，扩大发展的非平衡型及其弊端，也会存在挤压资金流入地区的金融市场的可能，并增加贷款管理难度。
二、我国区域金融流动的现状
（一）存、贷款的区域分配
从银行角度来看，可以以吸纳的存款数量来代表区域资金吸纳能力，区域资金运用能力则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贷款情况来衡量。2013年全国存款总额为1047654.1万亿，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划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存款余额达到了60.4万亿，占全国存款总量的57.6%，中部地区存款总额为20.4万亿，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存款总额分别为16.8万亿和7.3万亿。2013年去全国贷款总额为73.2万亿，东部贷款总额为42.2万亿，占比达到了57.7%，另外三个地区的贷款额分别为13.9万亿，11.9万亿和5.2万亿。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该地区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也差不多占到这个比重，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三个区域，说明了该地区的资金吸纳能力和资金运用能力都比其他区域强，资金从其他区域向该区域流动。
（二）资本市场上资金的区域分配
2013年全国上市公司数量为2490家，其中东部为1620家，占比为65.1%；中部为421家，占比为16.9%；西部和东北分别为311家和138家。从a股筹资额来看，2013年全国上市公司筹资额为4615.2亿，东部地区筹资额为2642.6亿，占比达到了57.2%；中部筹资931.8亿，占比20.2%；西部和东北地区筹资额分别为898.9亿和142.9亿，占比分别为19.5%和3.1%。通过上数据可以看出，上市公司数量东部最多，且该地区的筹资额占比也超过一半，都超过了其他三个地区的总和，说明资金都流向东部地区。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区域分配
我国固定投资一般由政府主导。固定投资体现了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运用资金，然而不同地区的固定投资额差别很大。2013年全国固定投资额43.5万亿，东部的固定投资额为17.7万亿，占比达到40.7%。而东北地区的固定投资额为4.6万亿，占比不到10%，中部和西部固定投资额分别为12.9万亿和8.2万亿。东部同样的最高的，说明国家在使用资金时，更多的资金流向了东部区域。
三、我国区域资金流动的非协调性分析
（一）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
在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是从银行贷款，因此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是区域资金流动的主要方式。我国银行采用的是总行分行制，发达地区经济效益好，资金风险低，金融机构相对就比较发达。总行出于资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必定会将资金多用于发达地区，这样就必然会将欠发达地区分行的资金调至发达地区的分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样就会导致更需要资金来发展经济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减少，阻碍了其经济的发展。
（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非均衡
我国上市公司有超过60%的公司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上市公司从股票市场上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同时对公司所在地的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欠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无论从公司数量，还是从筹集资金的量上都不能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由明显的资本外流的现象。总之，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非均衡特征，民间资本通过资本市场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
（三）直接投资引发的资金非均衡流动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7
关键词:西部地区金融机构金融创新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地区之间、地区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金融发展呈现差异性。经济决定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适应,金融发展也呈现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金融发展的东西差异尤其显著,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的金融创新不足。
(一)西部地区组织创新不足且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滞后
一是金融网点不足且布局不合理。20世纪中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基层分支机构,2004年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1995年比较,减少了49.8%,被撤并的机构大多数是传统农区、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二是西部地区国有银行的比重太大,政策性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比重过小。2005年底,西部地区国有银行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存款、贷款的比重分别为79.5%和82.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1个百分点和5.5个百分点。金融业务大量集中在国有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很小。三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光大、中信、招商、深发展等布局有限,西部地区或者根本没有。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较多农村地区仅有农村信用社。因此,地方金融的发展滞后,是西部地区金融竞争力不足、金融服务整体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
(二)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创新不足
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呆滞,金融工具创新不足,金融手段落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容量小,股票、债券的发行规模较小,不论是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额,西部地区都远远落后于中部与东部;而且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本身的融资能力不强,约束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西部地区缺乏区域性资本市场,致使资金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建设资金的缺乏。
(三)西部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不足
西部金融机构机制老化,服务功能不完善,业务交易制度创新、工具创新、经营手段创新、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存贷款业务上,同时存贷款业务品种单一,对存贷款新方式、新品种及中间业务的运行机理层次的研究远远不够,金融业务发展不够深化,居民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存款资产,其他新型金融资产的持有量极其有限。
(四)金融机构规模小且金融资源不足
2003-2005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居民储蓄余额分别仅占全国的17.4%、17.5%、15.56%,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全国比例与1997年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同时,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还存在较大的存差,金融机构资金利用不充分,资金外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建设新农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中,西部地区投资需求更大,资金短缺现象更加突出。不论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是培育新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或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讯、广播电视、中小学校舍和卫生设施的新建和改造,以及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劳动力转移,均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投入支持,其资金投入需求是巨大的。因此,新农村建设时期,西部资金短缺现象将更加突出。
解决西部地区金融供给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西部金融体系的重构,不仅包括金融机构体系的重构,而且包括金融市场体系的重构。要解决西部地区金融竞争不充分、网点覆盖率低、服务满足程度不高等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机构体系的重建问题。
由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层次性特征,农户和微小型企业是其资金需求的主要源泉,并且新农村建设的投资需求更多的产生于村镇和社区,很多方面的需求不是有效的市场需求,有较多的投资需求不能通过商业化、市场化的手段得到满足,所以重构金融机构体系,应该坚持五个“并存”的思路: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并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银行与非银行并存;官方推进与民间推进并存;现代金融服务机制与传统金融服务机制并存。
目前,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与合作性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但政策性银行的功能有限,很少与农户和微小型企业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过分强调抵押和过度依赖财务状况;合作金融机构经营上的商业化倾向严重,合作性不足。所以,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体系不是一个农户和微小型企业导向型的金融机构体系,西部地区金融创新势在必行。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路径
解决西部地区金融竞争不充分、网点覆盖率低、服务满足程度不高等问题的重要思路在于,按照“低门槛、严监管”要求,积极推进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准入制度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行市场准入“绿色通道”。但是,在西部经济总量和流量有限的地区,在商业和利润主导金融市场的时代,即使降低门槛,金融竞争局面也很难形成。所以,需要同时推动西部地区金融组织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
(一)推进金融组织体系创新
推进西部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发展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促进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多元化。加快西部地区金融改革步伐,要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在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条件,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可以通过组建西部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加西部地区开发贷款规模。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的情况下,适当放宽社会资本和外资入股金融机构的比例。
(二)发展“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
进一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管制,实施民间资本阳光化工程,发展“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在制定市场规范和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扩大现有“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的试点。
(三)促进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的转型和整合
例如增加正规金融领域内的竞争要素;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与转型,增强其社区性和地方性;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小额信贷的提供机制,开展针对农户、社区、村镇、微小型企业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要建立一些区域性、地方性小银行,以满足当地居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融资需要。地方性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规模、资金实力不大,但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robertn.collender(2001)的大量调查研究表明,即使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家庭住户和大部分中小企业的金融交易主要依赖地方性的金融机构,这就意味着地方性的金融发展状况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关的。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的研究甚至得出了地方金融发展决定了地方经济绩效的结论。因此,西部地区要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从根本上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机制,保证地方金融的健康发展,增强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
(四)发展社区金融合作组织
促进社区金融合作组织的发展,如社区担保基金、资金合作社、互助保险组织、社区发展基金。尤其要注意培育那些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关系基础上的合作金融组织,要在充分总结现有民间资金合作社、社区发展基金等案例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制度框架,促使其合法存在。
(五)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实行有利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要使存款准备金起到调节资金不平衡的作用,可考虑按地区差异实行不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即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缴纳较低的存款准备率,这样可以使东部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回流”西部。
(六)提升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层次
提升西部地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层次,特别是贷款业务创新层次。资金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要充分发挥信贷对西部经济的支持作用。一是政策性银行可以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二是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开展农村电网收益权质押贷款、公路收费权质押贷款,也可以探讨以城市供水、供热、公交、电信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收费权质押贷款。三是金融机构可以探讨支持西部特色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发展的信贷投入机制,特别是有选择地增加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贷款,配合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对一些有还贷能力的速生丰产用材林、经济林、山野菜、中药材开发以及个体苗圃等项目,增加信贷投入。四是运用信贷杠杆支持西部优势产业发展,例如支持电力、天然气、旅游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等,促进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调整。
(七)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8
关键词;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资金配置;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6-0022-02
一、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金融结构不平衡
1.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包括债权证券和股权证券,本文仅分析银行贷款(银行债权)政府和企业债券以及股票,即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问题。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和以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比例,从有效配置资源角度看,短期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中长期融资以证券市场为主比较适宜。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0.4:1左右,而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外源融资中20%左右是银行信贷,80%左右是证券融资,直接融资比例更高。2007年,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为0.3:1,直接融资比例依然偏低。在直接融资内部,股票融资额远远高于债券融资额,2007年股票融资是债券融资的3.6倍,
而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直接融资中固定收益工具一般占市场份额的2/3,权益类工具一般只占1/3,与我国情况正好相反。
2.金融机构。
本文借用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的金融中介比率指标来分析我国金融业的机构化程度,该指标可以定义为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为进一步分析不同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可将金融中介比率指标细分为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中介比率。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比率,该比率可用各金融机构持有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下表列出了2007年末我国金融中介比率各项指标,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尽管我国金融机构种类和数目不断增加,但仍然没有改变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而国有商业银行又占据银行体系半数以上金融资产,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和市场竞争力相对有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末,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11.1万个,占全国总量的57%,但30%以上集中在县城,乡镇银行营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有33.2个乡镇未设任何银行营业网点,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较低,平均每万人拥有网点数只有1.26个,而城市则达到2个。
2.农村金融服务匮乏。
在我国,城市金融创新步伐较快,金融工具较为丰富,电子银行、网上银行、银行卡、金融衍生产品。理财服务等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十分匮乏,金融工具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而且只能从事基本的存贷款服务,商业性保险、证券、担保、信托投资以及高科技含量的银行卡、网上银行等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同时,落后地
区农村金融机构结算手段落后,手工仍为其主要操作方式,侧重于现金结算,耗时长、效率低。
(三)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
1.资金配置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整体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间的差距却呈不断扩大趋势,这种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金配置的不平衡,而社会资金配置不平衡又是区域金融发展失衡的结果。本文仅以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来反映全社会的资金配置情况。截至2007年末,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都在60%以上,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占15%
左右,东北地区则在8%以下。
2.金融机构分布不平衡。
东部地区聚集了全国所有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和30%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聚集了89.9%的保险公司,60%的证券公司和63%的期货公司。同时,进入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随着人民币业务逐步放开,这些机构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将会更大,这将进一步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金融机构云集加剧了东部地区的金融竞争,而竞争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造成各区域间金融效率差距拉大。
二、实现我国金融业均衡发展的对策
(一)规范发展证券市场,调整融资模式
一方面,要规范发展股票市场。首先,要加强法制建设,对违法者予以严惩,让市场投资者在“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下运作。其次,要严把上市公司质量,防止审批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建立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让经营效益差甚至亏损的企业及时推出市场。第三,要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标准,,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信息披露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及时性的监督力度,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规范性。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在债券市场各子市场间,要重点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并打破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做法,向其适当开放短期融资市场。同时,要加大债券市场金融创新力度,丰富产品结构,可适时推出地方债券、市政债券。资产抵押债券等债券品种,并探索建立债券产品远期交易机制,为投资者提供市场风险规避工具。
(二)优化金融组织休系,实现金融机构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
根据我国金融机构布局“东多西少”的现实情况,应制定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机构准入标准,适当降低中。西部地区设立区域性商业银行和基金公司。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限制,推动该地区各类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效率。同时,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应考虑制定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计划、有步骤的引导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向该区域发展分支机构,加大区域内金融竟争力度。
(三)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保持区域间资金投入的适度平衡
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分文机构设置采取的是大区行制,这为实施独立的区域性货币政策提供了可能。因此,可考虑按照不同区域设定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达地区可以高一些,欠发达地区则低一些,并给予各分行一定的存款准备金率浮动权限,允许其根据本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情况确定合理的准备金比率,从而起到平衡区域间资金投入的作用。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应配合中央银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实施,相应降低欠发达地区分文机构上存资金比例。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9
关键词：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与之相适应。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金融业也相应较为发达。经济总量方面，东部地区以40％左右的人口创造着53.7％的国民生产总值。金融总量方面，东部地区分别占据着全国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的60.2％和60.9％。，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和具有跨区经营资格的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全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他类型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也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也存在金融发展不平衡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像广东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至今仍存在一些金融机构“空白点”的乡镇(吴红军，2010)。东部地区拥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该地区GDp的主要贡献者，但不少的中小企业获取资金困难，其发展存在融资瓶颈(彭建刚，2010)。
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增强金融业欠发达地区的银行业竞争，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归于大型银行类机构，而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统称为中小银行类机构。本文针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作一系统思考，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战略构想。
一、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的特点
(一)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种类较为丰富
由于东部地区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金融生态，大部分的金融改革试点多在东部进行，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先行先试亦是如此。东部地区既有国内首家成立的农村合作银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也有国内最早成立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和江阴市农村商业银行；既有社区型小型银行类金融机构——泰隆城市信用社，也有在省域经营的浙商银行和恒丰银行，还有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既有地方政府控股的中小银行，也有一些民营企业控股的银行。
(二)经营规模发展较快
以农村信用社为例，东部地区1985年的存贷款总额分别为437.3亿、225.8亿元，到2008年底存贷款总额则分别达到18361.26亿和12206.49亿，分别是i985年的41.98倍和54.09倍；存贷比也从51.6％上升到66.5％，有力地支持了东部经济的高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5年的4395.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5万亿元，是1985年的44.7倍，而同期全国GDp的增加幅度仅为37.2倍。
与西部地区作横向比较，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规模远大于西部地区。例如，2009年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仅为东部地区的28.7％(周鸿卫等，2007)，而东部地区农村合作银行类机构的总资产是西部地区的二倍多(见表1和表2)。这一情况与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较高、农业产值相对较小有关。东部地区农民和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额却远高于西部地区。2008年底西部地区人均占有农信社贷款余额为2497.6元，东部地区则为5785.1元，后者是前者的2.32倍；而当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881元，东部地区则为8831元，后者是前者的2.28倍；可见东部地区农村的信贷投入高于西部地区农村，甚至超过了二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
(三)金融创新有明显成效
金融体制创新引领全国中小银行类机构体制改革。2003年成立的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在股权上设置了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内自然人及无法人资格的合伙制企业，认购最低限额为1000股，体现合作制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投资股主要满足企业法人股东的投资需求。这一股份合作制模式在原有合作制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制，把合作制的互助精神与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壮大了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实力，是对农村信用社改善其产权不明晰和出资人所有权虚置问题的有益探索。近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2001年在江苏张家港、常熟和江阴分别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使得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彻底得到明晰，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业务创新体现了东部地区银行类机构的活力。浙商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模式作了有创新的探索，推出了“桥隧模式”等中小企业贷款新产品。“桥隧模式”指在银行、借款人、担保公司的传统担保融资模式基础上，引入风险投资公司或上下游企业作为“第四方”承诺；当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时，“第四方”将以股权收购等形式进入借款企业，为借款企业偿付银行债务，维持借款企业的持续经营；这一贷款模式使得银行和担保公司所无法承受的一些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得以分散。上海银行创立了一种以金融规划为核心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即“成长金规划”；该模式根据中小企业的行业归属、成长阶段、财务状况、资产规模和信用资源等状况，为中小企业选择适合其实际需求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涉及日常周转资金、供应链资金、技术成果转化资金等中小企业的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完整的信贷解决方案。东部地区还有一些地方银行根据小企业销售收入的回笼比例和担保方式给予不同的贷款利率，销售收入回笼比例越高，利率优惠就越多。
(四)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频繁
东部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中小银行类机构有着较为发达的民营企业资源，资产质量一般较好，市场潜力大，近些年来成为外资追逐的热门。一些地方政府希望以此来树立当地银行品牌，充实银行资本金，改善银行治理结构。迄今为止，东部地区已有亚洲开发银行、淡马锡、恒生银行、花旗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等投资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渤海银行、华夏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上海、济南、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商业银行；荷兰合作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外资金融机构与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二、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发展有一定的成绩，较中西部的同类机构有明显的优势，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正如广东省委书记2010年在河源调查经济发展水平时提到的：“全国最富有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金融空白乡镇”的问题印证了书记这一段话，也说明了东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并不是处处欣欣向荣，在一些方面还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不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城乡金融资源分布相差太大
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集中，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新兴工业区，农村金融资源偏少，甚至一些农村乡镇金融资源枯竭。2010年，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有151个县域乡镇尚未设立任何银行类机构营业网点，其中温州和丽水两市占90％。温州民间金融一直相当发达，但许多乡镇没有银行网点，说明资金很难流到农业和贫困地区。2009年广东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177亿元，较2008年度增长13.4％，金融业整体规模首次超过了香港。同样在广东省，截至2010年3月末，还存在23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这些乡镇分布在7个地级市的14个县(市)。其中：韶关市8个，河源市5个，清远市4个，汕尾市2个，揭阳市2个，肇庆市1个，潮州市1个。这23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中，有19个乡镇完全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另外4个乡镇有简单的电话银行服务，缺少基础服务设施和柜台服务，与广东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形成极大的反差。东部的农村和一些欠发达地区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会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地区的金融差距，不利于发达地区依托广阔的农村资源获得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不少中小银行类机构未能准确进行市场定位
不少中小银行类机构单纯受“盈利”的驱动，对自身经营的特点、经营环境和比较优势考虑得不够，未能准确进行市场定位。一些城市型中小银行类机构提出了“市民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的口号，但在实际的业务操作中，往往将信贷资金大量集中于一些大企业和大项目；一些农村型中小银行类机构热衷于在城市开网点，重点关注工业项目尤其是大型工业项目的信贷，而对“三农”信贷不屑一顾，甚至有的村镇银行只把业务放在县城，不愿在边远的乡村开展业务。例如，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已与“三农”没有多少关系了。另一方面，不少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热衷于联合重组和跨区经营，这一现象也反映了中小银行经营理念的落后和局限性。一些中小银行宣称他们的经营规模小、不良贷款多、历史包袱重，只有联合重组才能与大银行同台竞争，这样就把自己的金融服务品质看作是与大型银行一类的：一方面，不能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造成竞争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使得金融资源更加集中在狭小的经济领域和空间领域。
中小银行类机构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也会带来若干副作用。一些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一定条件下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可以的，但应视经营状况而定。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外的金融机构也有经营理念误区，不能盲从。对于我国的一些重点面向社区服务和三农服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例如，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没有必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这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一般只关注于大城市经济和工业利润增长点，其投资于国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会引导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将农村资金引向城市，进一步促使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平衡。
(三)一些中小银行类机构存在风险隐患
这里所指的风险隐患与前面的两个问题有紧密的关联性。一些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受其“脆弱性”驱使，不顾自身经营的能力和特点，一味追求信贷资金投向大客户和大项目，“垒大户”现象相当严重。例如，珠三角地区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最大单笔贷款达到了8亿元，最大十家客户贷款达到了20多亿元，超出了银行的风险控制线。一旦企业面临的市场发生变化，银行承受的压力将是巨大的。2009年，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合计设立8221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其中县级平台高达4907家，县级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有2.2万亿元，据统计约有1.5万亿元出自农村信用社。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在县级融资平台中同样积聚了风险。2010年以来，广东省银行系统在“解包还原”中发现，还款来源和资金挪用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两大主要风险。县级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等收入不够稳定等因素对中小银行类机构造成风险隐患，使得其信贷风险过于聚集。农村信用社等农村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于县域和“三农”，对市场比较敏感，不能够承受较大规模的风险。
三、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构想
(一)东部地区也需实施基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发展极模式
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金融资源最为集中，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在该地区发展的观念上，往往忽视了该地区落后部门和落后产业的发展，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全国最富有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的现象。如本文前面所分析，在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金融结构，经济发展的程度有明显差别，金融发展的水平有明显的差别，有些问题十分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战略上作思考。
为了解决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我国东部地区同样需要实行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是一种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认为，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出现非均衡是必然的，非均衡既有产业、部门之间的非均衡又有区域之间的非均衡，不能强求实现工业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均衡推进，而应根据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实行非均衡推进，但在非均衡推进过程中必须把重点发展和协同发展结合起来，注意协调产业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先行的带动后起的，加上较落后地区和较落后行业自身的努力，以求得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协调和共同发展，形成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和整个地区经济系统的良性协调运转。这一发展方式可避免扩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实现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非均衡和协同都是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非均衡是快速发展经济的手段，但非均衡有临界点，不能无限拉大，“协”是已经发展的地区或产业要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或产业的发展，“同”是落后地区或产业自身也要加快发展。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点是在作发展战略规划时，就已经把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我们曾提出在国内建立众多的不同层次的发展极。现在看来，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内部，经济和金融发展也很不平衡，同样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发展极。发展极既可以是一个空间概念，也可以是一个产业概念。也就是说，发展极可以是大中城市，也可以是星星点点散布于本地区的小城市和县域的新型产业中心，还可以是区域内的主导产业。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例，一种典型的发展极模式是工业化和高效农业相结合，促进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逐步实现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其中“一村一品”是这一发展模式最微观的一种，使经济优势不明显的村加快培育出主导产业，使拥有主导产业的村将产业规模做得更大、产业链条拉得更长，发展得更具竞争力。
(二)建立基于不同发展极的多层次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
东部地区拥有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国家层次或大区层次上的发展极，也有东莞、苏州等省级或地州层次上的发展极。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像张家港、常熟、南海等县级层次上的发展极，还拥有像广东省塘厦镇这样的经济十分发达、层次较低的县域内发展极。但是，东部地区仍存在大量的欠发达的县域或农村地区，为了改变这一不平衡的局面，需要在东部欠发达地区建立众多的县级和县域内的发展极。通过发展极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些县域发展极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强弱，就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而这一核心竞争力实质上是把当地和周边地区各类资源组织起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整合能力。金融是形成这一整合能力的激活剂和粘合剂。至今为止，东部地区还有很多县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偏低，甚至还存在数量不少的“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县域发展极及其周围的各种生产要素激活，并有机地整合起来，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从战略的高度着眼，东部地区应建立基于不同发展极的多层次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重点是要在欠发达地区县域内建立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及其丰富多彩的金融服务产品，为发展极及周边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按照这一战略设想，处于不同层次发展极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其功能定位及服务特色应当是不同的。
(三)不同层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应明确自身比较优势及功能定位
我国金融发展是一个机构不断专业化和分立的过程，也是部级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的过程。金融需求的差异性、层次性和多样性为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相对于大型银行类机构而言，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时，在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成本等方面均存在比较优势。比如说，中小企业和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经营范围都局限于一地，内部管理层级精简，企业基层和高层之间具有较强的信息联系，公司治理结构简单，系统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和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之间存在同构对应关系，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关系型信贷中的交易成本。认清不同层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比较优势，能有效解决欠发达地区的信贷配给难题，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的问题。
大银行由于其规模庞大，更倾向于对大客户和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小型银行的优势和存在的理由正在于一个“小”字，小型银行应该正确地进行市场定位，把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发挥“本土”优势。这才是其提高经营业绩、保证持久的盈利渠道的明智选择，而不应该一味地与大银行抢市场、比网点、争规模。可以设想，如果东部地区县域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都能够在东莞市塘厦镇那样的环境中经营，盈利的空间是很大的；县域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首先应致力于支持地方的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发展到塘厦镇那样的经济水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还可以设想，东部地区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按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模式发展，所有的农村中小银行类机构都按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发展，地方金融系统肯定会乱套，存在大量的无序竞争，而“三农”和县域内的中小企业很可能依然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宜将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整合成省一级层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不宜将各省、市、自治区辖内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整合成省一级层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也不宜将县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小银行类机构进行跨县域的兼并和整合。跨县域的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兼并和整合将会明显弱化其对县域内低层次发展极金融支撑的作用。除了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处省会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在省辖范围内或者全国范围内开设分支机构以外，其余的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原则上都应局限于地级市和县域内经营，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应局限于县域内经营。应要求县一级的银行类法人单位在县辖乡镇开设营业网点。东部地区金融资源比较丰富，须采取政策和优惠措施吸引发达地区的中小银行类机构投资人股欠发达地区的村镇银行，帮助这些村镇银行在偏远乡村开展业务，但应限制这些村镇银行的资金流入城市和大型企业。
(四)加强对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监管
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监管。中小银行类机构一般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易受股东操纵，因此，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完善的金融监管为保障。监管部门应对中小银行类机构股东的资格、股东之间的关联性、人股比例和资金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保证资本的真实性、充足性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必要时可以要求股东做出禁止关联贷款的承诺。要加强中小银行类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备性，利用市场机制对中小银行业机构进行有力的约束。
应严格控制中小银行类机构的贷款集中度。从严监管单一客户的贷款比例和最大十家客户的贷款比例，这既是为了分散风险，也是为了鼓励中小银行类机构重点向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提供信贷支持。对农村信用社等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向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信贷加以规范，提供向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的限制性比例和限制性范围，引导这些金融机构把资金更多地投向“三农”领域和中小企业。
限制重点为县域提供金融支持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因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发展战略定位很可能与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不相吻合，不利于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专心扶助当地经济。
参考文献：
彭建刚等，2010，中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f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篇10
关键词：企业经营者；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产融结合
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了新金融时代。伴随着市场化进程，中国资本市场逐渐发展成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为促进企业健康成长、弘扬企业家精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随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来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重视资本市场，不少优秀的企业家已意识到参与资本市场对于帮助企业增强资金实力、突破资源瓶颈、优化商业模式、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等，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企业家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为了解和反映中国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战略以及对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议，2010年8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
本次调查是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的第18次全国性企业经营者年度跟踪调查，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研究司、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分配局、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宣传教育中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管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
与前17次年度跟踪调查一样，本次调查以企业法人代表为主的企业经营者群体为调查对象，参考我国经济结构，按行业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采用邮寄问卷的方式进行，于8月10日发放问卷13,500份，截止10月15日共回收问卷4，283份，其中有效问卷4,256份，有效回收率为31.5％。通过部分未填写问卷与填写问卷企业的对比分析，未发现存在系统偏差。
本次调查主要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采矿业等行业，上述行业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70.8％、6.9％、4.2％、3.2％、2.2％、2.2％、1.8％、1.7％和1.3％。从企业的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占57.2％，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占20.5％、15.7％和6.6％；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分别占8.6％、41.5％和49.9％；从企业经济类型看，国有独资企业310家，占7.4％，非国有独资企业3,888家，占92.6％；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527家，占12.4％，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3,160家，占74.2％(见表1)。
当前，中国企业家越来越重视资本市场，但是参与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调查结果显示，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是目前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只有少数企业能够通过参与股票市场、引入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调查还发现，对于多数企业来说，银行贷款只能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并不能满足外部扩张的需要。调查同时发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关于产融结合的调查显示，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渗透已初具规模，但产融结合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企业家进行产融结合的主要动机大多是为了获得更多信贷支持、增强财务灵活性。
关于企业家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调查发现，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借助资本市场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目前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动机大都只属于日常经营层面，还没有提升到战略层面。另一方面，企业家认为参与资本市场面临多重困扰，主要体现在民间金融市场不完善、上市成本较高、上市后监管更严格、内部人控制风险较大等方面。调查还发现，虽然企业家推动产融结合的意愿比较强烈，但近半数的企业家在政策允许时仍不打算进行产融结合，其首要原因是与企业的专业化战略不一致；同时，企业家能力和人才储备不足也是阻碍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产融结合的重要原因。
对于企业未来三年计划实施的融资战略，调查发现，企业家对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参与资本市场的意识明显增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的积极性提高较快。与此同时，部分企业家认为自己已经基本具备了参与资本市场的个人能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参与资本市场的组织能力。保持稳健的资本结构和财务政策、提升企业家资本运作能力、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是企业家规避资本市场风险的主要措施。
企业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充满期待，一方面，企业家自身要把参与资本市场提高到企业发展的战略层面，重视学习，全面提升个人能力和素质，增强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家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快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尤其是通过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公平高效的发行体制等，为企业家与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弘扬企业家精神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现状
近年来，资金紧张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三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企业家认为“资金紧张”是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排在所有十六个选项的前五位。此外，2003年-2010年的调查也发现，四成左右的企业家认为资金“紧张”(见表2、3)。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外部的融资来源显得非常重要。外部的融资来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一种是以发行股票、引入私募股权投资、发行债券等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方式。同时，在中国还存在以民间借贷为代表的非正规融资渠道。
(一)企业融资情况
1、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是企
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
当问及“企业过去三年已实施的重大融资方式”时，调查结果显示，73.5％的企业选择了“长期银行贷款”，55.3％选择了“民间借贷”，14.9％选择了“银团贷款”，10.5％选择了“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见表4)。调查表明，整体来看，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是企业获取经营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和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的企业比重并不是很多。这可能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目前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门槛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例如要求企业的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和一定盈利能力、运作比较规范等等；二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所不足，限制了企业选择股权融资方式组合进行融资。
2、大型企业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化，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从不同规模来看，大型企业过去三年的融资方式比较多元化，主要有：“长期银行贷款”(82.4％)、“民间借贷”(19.2％)、“银团贷款”(16.5％)、“上市”(16.1％)、“发行短期融资券”(12.9％)、“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12.2％)、“已上市公司增发股票”(11％)等；而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长期银行贷款”和“民间信贷”。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比重相对较高，分别为48.3％和67.8％(见表5)。
3、民营企业大都运用商业信用等民间借贷方式进行融资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方式差别很大。其中，国有独资企业选择“长期银行贷款”、“上市”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比重分别为80.2％、8.2％和12.6％，要高于非国有独资企业，而选择“民间借贷”、“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4.2％和6％，要低于非国有独资企业(见表6)。
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选择“长期银行贷款”、“上市”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比重为83.7％、9.8％和10.7％，要高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而选择“民间借贷”、“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6.1％和7.7％，要低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见表6)。
调查表明，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长期银行贷款中得到较充足的资金，也会更多地通过参与资本市场的方式进行融资，再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和规范比较严格，因此国有企业对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较低。民营企业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然需要银行资金的支持，调查发现，过去三年有七成以上(71.8％)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选择长期银行贷款进行融资；另一方面，尽管民间金融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规范之处和较大的风险，但由于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在信贷方面的较高要求和资本市场的高门槛特征，使得民间金融在满足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调查发现，过去三年有近三分之二(62.3％)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
此外，调查发现，不同地区企业过去三年已实施的重大融资没有明显差异，不同行业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差别也不大，基本上都集中在“长期银行贷款”、“民间借贷”、“银团贷款”、“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等几种方式上。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其他行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选择“上市”(12.5％)和“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27.5％)的比重相对较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选择“上市”的比重相对较高，为10.9％；选择“民间借贷”方式比重较高的行业主要有：农林牧渔业(6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0％)，而选择“民间借贷”方式较少的行业主要有采矿业(31.6％)、住宿和餐饮业(38.1％)(见表7)。
(二)直接融资方式：企业上市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参加调查的4,256家企业中，绝大多数(81.5％)的企业暂无上市计划，而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上市公司共占18.5％(见表8)。调查表明，由于上市仍然属于比较稀缺的资源，门槛相对较高，多数企业还是很难通过这一直接融资途径来获得资金。
从不同规模看，调查样本中已上市和拟上市公司的比重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差别很大。其中，有7.5％的小型企业拟上市或已上市，而在大型企业中这一比重已达到52.6‰调查表明，目前小型企业很难通过上市这一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随着全国统一、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逐步完善，这一问题将有所缓解(见表8)。
从不同经济类型来看，国有企业已上市和拟上市公司的比重高于民营企业，调查样本中，81.7％的非国有独资企业暂无上市计划，而在国有独资企业中这一比重是77.5％；86.2％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暂无上市计划，而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的这一比重是69.3％(见表8)。
调查表明，长期以来，政府在上市资源的分配方面有向国有企业倾斜的现象，这使得民营企业要获取上市资源相对来说更加困难。不过近年来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迅速发展，逐渐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上市机会。此外，内在动因也是导致这些差异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上市带来的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顾虑。调查发现，民营企业家认为企业上市后会带来的风险主要包括：“经理人控制风险增加”(3.58)、“股价非理性波动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决策”(3.51)、“控制权被稀释，存在控制权争夺或转移风险”(3.47)、“存在退市风险”(3.32)和“信息披露增加，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3.3)等(见表9)。
调查还发现，已上市和拟上市公司的比重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从不同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中，已上市和拟上市公司的比重相对较低，而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则相对较高(见表8)。
(三)间接融资方式：企业的银行贷款和负债情况分析
1、企业的银行贷款情况
(1)银行贷款能满足多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但是并不能满足多数企业外部扩张的资金需求
从总体上来看，有超过六成(62.1％)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时只有不到三成(28.7％)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外部扩张的融资需要”(见表10)。调查表明，尽管多数企业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但是，银行贷款并不能满足多数企业对外扩张的融资需要。企业在进
行一些对外扩张的战略性发展决策时，仅靠内部积累和外部的银行贷款是远远不够的。
(2)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难问题依然突出
从不同规模看，调查发现，企业规模越小，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和“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外部扩张的融资需要”的企业家比重越低。此外，关于“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调查也发现，企业规模越小，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对于大型企业，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申请存在区别对待的现象，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难问题依然突出(见表10、表11)。
一方面，银行执行这样的区别对待有其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由于规模优势，大型企业能够提供的抵押品要多于中小型企业，管理上也更加规范，此时银行信贷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如何建设我国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有效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3)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度依然较大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38.5％的非国有独资企业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不能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要高于国有独资企业(31.7％)；40.3％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不能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要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30.7％)。72.2％的非国有独资企业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不能满足企业外部扩张的融资需要”，要高于国有独资企业(62.6％)；74.6％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不能满足企业外部扩张的融资需要”，要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61.3％)。此外，关于“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调查也发现，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度相对较大。调查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较难从银行体系获得正常生产经营贷款以及外部扩张贷款(见表10、表11)。
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的比重分别为65.9％和60.2％，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的外部扩张的融资需要”的比重分别为31.8％和29.4％，也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见表10)。调查表明，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方面的情况相对较好，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东北地区大中型国有企业相对较多有关。
从不同行业看，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企业家比重较高的行业包括：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分别为73.1％、76.9％和73.5％；而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52.2％、54.3％、53.0％和52.4％。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外部扩张融资需要”的企业家比重较高的行业包括：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比重分别为36.0％、36.5％和35.8％；而农林牧渔业和房地产业认为“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企业外部扩张融资需要”的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22.5％和13.1％(见表10)。
2、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水平
(1)利率水平市场化趋势较为明显
当问及“银行贷款利率与基准利率相比如何”这一问题时，绝大多数(95.3％)的企业家回答所负担的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54.3％)或“与基准利率持平”(41％)，只有4.7％的企业获得了“低于基准利率”的银行贷款利率(见表12)。调查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银行在对企业发放贷款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标准，不会向企业提供过多的低于基准利率的优惠贷款。
(2)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更高
不同规模企业之间贷款利率水平差异明显。调查结果显示，62.3％的小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要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同时，有13.6％的大型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低于基准利率”，而小型企业仅为2.5％。调查还发现，超过20％的中小企业认为从银行贷款付出规定利率之外的额外费用“很多”或“较多”，明显高于大型企业。调查表明，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要明显地高于大型企业(见表12、13)。
(3)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更高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56.1％的非国有独资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要明显多于国有独资企业(32.6％)，60.3％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要明显多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33.3％)；反之，9.3％的国有独资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低于基准利率”，要明显多于非国有独资企业(4.3％)，11.7％的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低于基准利率”，要明显多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3.3％)(见表12)。
此外，调查还发现，关于对“从银行贷款付出规定利率之外的额外费用的情况”的评价，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认为“很多”或“较多”的比重(12.4％)要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24％)，而认为“没有”的比重(24.9％)则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16.3％)。调查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国有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更多的优惠贷款(见表13)。
(4)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银企关系相对较好
调查显示，当问及“企业是否获得贷款额度或透支权限?”这一问题时，总体来看，选择“是”和“否”的企业家各占一半。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企业获得贷款额度或透支权限的比例最高，为73.1％：中型企业次之，为55.7％；小型企业最低，为41.1％。从不同经济类型来看，国有独资企业和非国有独资企业在获得贷款额度或透支权限方面的差别不大，但是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获得贷款额度或透支权限的比例要高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调查表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银企关系相对较好，银行体系向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贷款额度和透支权限(见表12)。
从不同地区看，中西部地区分别有56.9％和57.2％的企业家认为从银行贷款的利率要“高于基准利率”，相对较多，而东北地区相对较少，为46.1％。东部地区企业获得贷款额度或透支权限的比重最高，为53.4％，而东北地区企业最低，为32.4％，中部和西部地区居中，分别为48％和45.9％(见表12)。
从不同行业看，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相对偏高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其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的企业比重分别为58.3％、56.2％、56％和55.5％；而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包括：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贷款利率低于基准利率的企业比重分别为6.3％、16.1％和9.8％。批发和零售业获得贷款额度或透支权限的企业比重相对较高，为58.9％，而获得贷款额度或透支权限的企业比重相对较低的行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7％)、住宿和餐饮业(35.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6.4％)(见表12)。
3、企业负债情况
(1)多数企业负债水平较低
关于企业负债水平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参加调查的样本企业中，负债率在“20％及以下”的企业占34％，负债率在“21-40％”之间的企业占27.9％，负债率在“41-60％”之间的企业占24.1％，负债率在“61-80％”之间的企业占11.3％，负债率在“80％以上”的企业占2.8％。调查表明，目前多数企业的负债水平较低，超过六成(61.9％)的企业负债率在40％以下，而负债率在60％以上的企业仅占七分之一左右(见表14)。
(2)企业规模越小，负债水平越低
从不同规模看，企业负债率的差异很大。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小，负债率在20％以下的企业越多，而负债率在60％以上的企业越少(见表14)。调查表明，规模是企业资本结构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大型企业的负债能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强，因此可以有更激进的资本结构安排，负债水平相对较高，从而获取更多负债的税盾利益及财务杠杆效果，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增加企业价值；而小型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负债能力也就相对较差，其资本结构安排就会更多地以自有资金为主，负债水平相对较低。
(3)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23.3％的国有独资企业的负债率在20％以下，要低于非国有独资企业(34.7％)，34.1％的国有独资企业的负债率在60％以上，要高于非国有独资企业(12.5％)；22.3％的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的负债率在20％以下，要低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35.7％)，34.4％的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的负债率在60％以上，要低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11％)(见表14)。调查表明，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要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从不同地区看，各地区企业的负债率差异并不明显。从不同行业看，负债率在20％以下的企业相对较多的行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为52.1％和50％，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则相对较少，仅有20.3％的企业的负债率在20％以下；负债率在60％以上的企业相对较多的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为29.7％、23.5％和24.9％，而农林牧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则相对较少，分别为10.3％、5.6％和6.5％(见表14)。
(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情况
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企业家能否恰当地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行结合，并有效地运用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各种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这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健康成长，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次调查了解了企业的产融结合情况，即持有金融机构股份、设立财务公司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1、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渗透已初具规模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当前的企业产融结合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在参加调查的企业中，有20.4％的企业持有各类金融机构股份。27.8％的企业有自己的财务公司。有5.8％的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调查表明，各类型企业已成为我国股票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之一(见表15)。
2、大型企业的产融结合程度明显高于中小企业
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企业的产融结合程度要明显高于中小企业，有30.7％的大型企业持有金融机构股份，而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分别为21.9％和17.6％；有32.2％的大型企业有自己的财务公司，而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分别为31.7％和23.9％；有25.8％的大型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而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分别为5.4％和2.6％(见表15)。
3、国有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重更高，民营企业持有金融机构股份的比重更高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融结合方面各有侧重。在持有金融机构股份方面，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更高，20.7％的非国有独资企业持有金融机构股份，要高于国有独资企业(15.5％)；21.4％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持有金融机构股份，要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17.5％)。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方面，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更高，15.4％的国有独资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要高于非国有独资企业(5.0％)；12.9％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要高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4.1％)。在是否拥有自己的财务公司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差别不大(见表15)。
从不同地区看，东北地区持有金融机构股份的企业比重相对偏低，为10.4％，这可能与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大中型国有企业偏多、金融管制程度更为严格有关。由于行业特征的原因，不同行业的产融结合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只有7.4％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持有金融机构股份，明显低于其他行业；只有15.4％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有自己的财务公司，明显低于其他行业；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重较高的行业主要是采矿业(12.5％)、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0.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0.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0.2％)(见表15)。
二、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动因
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了融资场所，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和公司治理的重要推动力。本次调查了解了企业家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和评价、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动机和企业家进行产融结合的主要动机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企业家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和评价
本次调查了解了企业家对资本市场的基本态度、对风险的认知以及对政策环境和中介服务的评价。
1、企业家认为参与资本市场的机遇和风险并存
调查发现，目前企业家对资
本市场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这体现在：首先，企业家比较认同“借助资本市场可以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3.74)；其次，企业家也比较认同“资本运作存在很大风险”(3.73)；最后，多数企业家并不认同“企业上市就是获得了成功”(2.37)这一说法(见表16)。调查表明，多数企业家认为，参与资本市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营战略，因此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并做好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权衡和评价，是企业家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
2、企业家认为资本市场政策环境和中介服务水平有待改善和提高
调查结果显示，就制度建设方面来说，企业家不太认同“政府在企业融资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82)以及“中介咨询机构在企业资本运作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服务”(2.77)的说法(见表16)。这表明，在制度建设和服务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和中介咨询机构还有待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都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和一致性，相关结论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的企业中基本上都成立。其中，大型企业对“政府在企业融资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的评价更高(3.07)，而中小企业的评价值仅分别为2.84和2.76，这可能与我国政府更侧重于对大企业的服务有一定关系；不同行业对“政府在企业融资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这一说法的评价也存在一定差异，评价最高的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评价值为3.11，评价最低的是房地产业，评价值为2.53(见表16)。
(二)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主要动机
本次调查了解了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主要动机，这些动机既包括日常经营层面的，也包括战略层面的：扩大现有产能、开发新产品、进入新行业、开拓新市场、提升品牌价值、改善企业财务状况、重组产权和兼并收购、改善公司治理、吸引优秀人才、改进企业管理水平、为创业资本提供退出机制等。
1、多数企业的融资动机仍处于日常经营层面，还没有提升到战略层面
调查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看，企业进行融资的动机主要有扩大现有产能(65.1％)、开发新产品(59.3％)、开拓新市场(51.7％)、提升品牌价值(35.8％)、改进企业管理水平(31.4％)、吸引优秀人才(28.8％)、改善企业财务状况(27.7％)等。这些融资动机大多属于企业日常经营层面的融资需求。同时，多数企业的融资动机还没有提升到战略层面，只有19.9％的企业认为进行融资是为了“进入新行业”，只有14.9％的企业认为进行融资是为了“改善公司治理”，只有12.9％的企业认为进行融资是为了“重组产权和收购兼并”，只有2.6％的企业认为进行融资是为了“为创业资本提供退出机制”(见表17)。
2、大型企业的战略融资动机比中小企业更强
从不同规模看，调查结果显示，大型企业选择“进入新行业”(25.9％)、“开拓新市场”(55.9％)、“重组产权和收购兼并”(27.9％)、“改善公司治理”(17.9％)等战略融资动机方面的比重要明显高于中小企业(见表18)。调查表明，大型企业的战略融资动机更强。
3、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动机各有侧重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调查结果显示，23.3％的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选择了“重组产权和收购兼并”，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35.1％的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选择了“改善企业财务状况”，高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而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选择“扩大现有产能”(66.3％)、“开发新产品”(59.7％)、“提升品牌价值”(37％)、“吸引优秀人才”(30.1％)的比重要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见表19)。
调查还发现，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融资动机差异并不明显。由于行业特征的原因，不同行业的融资动机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进行融资时，“开发新产品”的动机非常强烈，选择比重分别为69.5％和70.7％；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进行融资时，“开发新产品”的动机不明显，选择比重分别为20.6％、21％和19％(见表20)。
(三)企业家进行产融结合的主要动机
本次调查了解了企业家进行产融结合的主要动机，包括四个方面：“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求出路、获取更高利润”，“进行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水平”，“获得更多信贷支持、增强财务灵活性”以及“提高企业家的学习创新能力”。
1、企业家进行产融结合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信贷支持、增强财务灵活性
调查结果显示，关于企业持有金融机构股份的动机，总体来说，超过半数(50.2％)的企业家选择了“获得更多信贷支持、增强财务灵活性”(见表21)。这表明，目前部分企业进行产融结合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关联贷款。这一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例如：企业系族内部的关联交易和关联贷款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质量下降、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增加、经济运行风险加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损。因此，政府的金融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其他产融结合的动机还包括：“进行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水平”(35.1％)、“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求出路、获取更高利润”(22.2％)、“提高企业家的学习创新能力”(21.5％)等(见表21)。调查表明，不少企业家已经认识到产融结合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即降低资本风险、提升资本回报，并通过参与资本市场、进行产融结合来强化自己的学习创新能力。
2、中西部地区企业产融结合的信贷融资动机强于其他地区
从不同地区看，中西部地区企业选择“获得更多信贷支持、增强财务灵活性”的比重分别为65.4％和63.2％，要明显地高于东北地区；选择“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求出路、获取更高利润”的比重分别为16.8％和14.8％，要明显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企业；选择“进行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水平”的比重分别为30.3％和29.7％，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企业；选择“提高企业家的学习创新能力”的比重分别为17.8％和19.4％，明显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企业。调查表明，中西部地区企业产融结合的信贷融资动机比其他地区更强(见表22)。
3、多元化经营是大型企业产融结合的首要动机
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企业选择“进行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水平”的比重最高，为50.4％，选择“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求出路、获取更高利润”的比重为28.8％，均高于中小企业；而选择“获得更多信贷支
持、增强财务灵活性”的比重为40.8％，要低于中小企业(见表23)。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选择“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求出路、获取更高利润”的比重为21.5％，要低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选择“进行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水平”的比重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没有明显差别；选择“获得更多信贷支持、增强财务灵活性”和“提高企业家的学习创新能力”的比重分别为52.5％和22.4％，要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见表24)。
由于行业特征的原因，不同行业的产融结合动机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选择“提高企业家的学习创新能力”的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4.2％和5.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选择“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求出路，获取更高利润”的比重相对较低，为7.1％(见表24)。
三、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面临的困扰与风险
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价值增值是资本市场财富增值的重要源泉，但是，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难度较大，面临着多重困扰。一方面，间接融资的困扰常常表现为银行贷款难以获得且贷款成本较高，而民间借贷虽然获取更为容易，但规范性差且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直接融资的困扰表现为，上市费用很高，且上市后需要按照严格的上市公司监管规则行事，对企业存在多方面的影响，而引入风险投资或战略投资者也存在较大困难。本次调查了解了企业家融资时面临的主要困扰、企业产融结合的阻力以及企业家对上市风险的认知。
(一)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面临的困扰
调查发现，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面临多重困扰。根据相关研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次调查将企业融资时面临的困扰分为13个方面。按照企业家对这些困扰的认同程度排序，主要包括：“民间借贷的成本很高、规范程度很低”(3.92)，“上市费用很高”(3.6)，“上市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3.52)，“引入风险投资或私募产权时资产评估的难度很大”(3.24)。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认同程度较为一致，而在不同行业之间略有差异(见表25、26)。
调查结果表明，影响企业家与资本市场进一步结合的干扰因素主要还是宏观制度层面的，如首次公开募股(ipo)发行股票时的筹资费用过高、引入风险或私募时的估值难度过高、民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优化相关制度设计和管理方法，在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的同时，需要考虑如何降低资本市场的运作成本和操作难度，从而为企业家与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企业家进行产融结合的阻力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53.8％)的企业愿意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参股城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实现产融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进行产融结合的意愿略高于国有企业；而部分行业如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进行产融结合的意愿相对较高(近七成)(见表27)。调查表明，中国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调查同时发现，即使政策允许，仍有46.2％的企业家不打算进行产融结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与专业化原则相违背”(57.3％)、“企业家能力不足”(34.4％)、“人才储备不足”(30.8％)、“政府准入限制”(15.4％)等。
1、与企业专业化战略不一致是企业家不愿意进行产融结合的首要原因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在政策允许情况下也不愿意进行产融结合”的企业家而言，其首要原因是“与专业化原则相违背”(57.3％)。其中，不同地区企业之间较为一致，而在不同规模、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略有差异(见表27)。
2、企业家能力和人才储备不足是民营企业进行产融结合的重要阻力
关于“在政策允许情况下也不愿意进行产融结合”的原因，调查发现，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差异明显。对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而言，“企业家能力不足”和“人才储备不足”是阻碍其进行产融结合的重要原因，选择比重分别为40％和32.1％；而国有独资企业则更多认为是“政府准入限制”的影响(35.2％)，“企业家能力不足”和“人才储备不足”排在最后(见表27)。
(三)企业家对上市风险的认知
本次调查了解了企业家对公司上市之后面临的七个方面风险的认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来看，企业家认为上市风险较高(最低为3.16)。调查发现，企业家认为最大的上市风险是能否一如既往地控制企业，其中，“经理人控制风险增加”(3.57)排在首位，“控制权被稀释，存在控制权争夺或转移风险”(3.45)排在第三位(见表28)。同时，企业家对上市风险的认识情况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调查表明，企业家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特别是对内部人控制问题非常担心，而实际上，内部人控制问题不仅仅是企业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安排，也涉及到外部制度、法律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因此，积极完善相关制度、法规，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降低控制权旁落风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将大有助益。
四、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战略选择
在充分了解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本次调查了解了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战略选择，包括未来三年的融资战略、企业家实施资本市场战略的个人能力和企业组织能力，以及企业家规避资本市场风险的战略选择。
(一)未来三年的融资战略
1、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意识明显增强
关于企业未来三年计划实施的重大融资方式，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来看，与过去三年相比，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积极性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选择“上市”(23.2％)、“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23％)、“发行短期融资券”(9％)、“已上市公司增发股票”(4.5％)、“银团贷款”(20.8％)、“发行可转债”(44％)等的比重都有较大幅度地增加；尤其是“上市”，作为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最主要的方式，其增长比例达到8倍左右，表明资本市场战略在未来三年中受到更多的重视(见表29)。
2、企业家对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
调查发现，与过去三年企业选择的融资方式相比，“长期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仍然是大多数企业未来三年计划利用最多的两种融资方式，选择比重分别为72.2％和41.2％。但是，和过去三年相比，选择“长期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比重都在下降，“长期银行贷款”
下降的幅度较小，仅为1.3％，而“民间借贷”下降的幅度较大，为14.1％(见表29)。这表明，未来三年，银行贷款仍是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但是作为“非正式融资”的民间借贷却在企业未来三年的融资计划中呈下降趋势。结合企业融资时遇到的困扰来看，可能是因为企业强烈地感受到民间借贷成本高、规范程度低，因此更多的企业正准备摆脱对民间资本市场的依赖性。
3、中小企业中有上市计划的企业比重增长较快
上市融资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市场战略之一。未来三年中，不同规模的企业计划上市的比重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大型企业计划上市的比重达到44.1％，中型企业计划上市的比重为30.4％，小型企业计划上市的比重为13.5％。这表明大型企业更重视上市这一资本市场战略。然而，与过去三年相比，上市计划增加比重最大的却是小型企业，从0.7％增加到13.5％，增长了近20倍；其次是中型企业，从2.7％增加到30.4％，增长幅度也超过了10倍；而大型企业仅增长了不到3倍。调查表明，中小企业实施资本市场战略的积极性提高更快(见表30)。
4、民营企业中有上市计划的企业比重增长较快
未来三年中，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计划采取资本市场战略的比重要高于非国有独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说明国有企业仍然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但是，如果与企业过去三年实施的融资方式结合来看，非国有独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计划实施资本市场战略的比重增幅要远大于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以上市这一资本市场战略为例，国有独资企业增长了3倍，而非国有独资企业则增长了近9倍；国有控股和中央直属企业增长了不到3倍，而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则增长了近15倍(见表31)。调查表明，非国有独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意识尤其是上市融资的意识提高得更快。
此外，不同地区的企业未来三年计划选择的融资方式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和过去三年相比，不同地区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积极性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不同行业看，未来三年计划上市的比重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47.9％)，住宿和餐饮业(39.1％)以及采矿业(37.2％)；而与过去三年相比，各个行业对资本市场的重视程度均明显提高。以上市为例，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更是从0增加到14％以上(见表32)。这表明，高科技产业、资源类产业以及与百姓生活相关的产业计划参与资本市场的意识最强。
(二)实施资本市场战略的企业家能力和企业组织能力
企业实施资本市场战略需要比较强的企业家个人能力和企业组织能力。调查结果表明，企业家不仅具备了参与资本市场的意识，而且制订了实施资本市场战略的计划，因此，本次调查考察了中国企业是否具备实施资本市场战略的能力。
1、企业家认为自己基本具备参与资本市场的企业家能力
企业实施资本市场战略必须具备相应的企业家能力。本次调查从“董事长／总经理非常重视资本运作”、“董事长／总经理具备较强的财务管理和资本运作能力”、“积极引进资本经营人才”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制定资本运营战略”等四个方面了解了企业家的自我评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董事长／总经理非常重视资本运作”的评价值最高，为3.62，其次是“董事长／总经理具备较强的财务管理和资本运作能力”，评价值为3.52。此外，企业家对“积极引进资本经营人才”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制定资本运营战略”的自我评价也较高，分别为3.4和3.3。调查表明，目前企业家认为自己基本具备参与资本市场的企业家能力(见表33)。
2、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参与资本市场的组织能力
企业实施资本市场战略必须具备相应的组织能力。本次调查从管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了解了企业家的自我评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规范化经营得到明显改善”和“资本管理水平正在提升”的评价值最高，分别为3.64和3.61；对“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面对商业机会，能够及时筹集资金进行投资”和“资本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的评价也较高，评价值分别为3.48、3.42和3.42。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参与资本市场的组织能力，资本市场运作也已经进入到企业的战略层面(见表33)。
(三)资本市场风险管理
本次调查从企业家自身能力的提升、财务政策、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等方面了解了企业家规避资本市场风险应采取的相关措施。
调查发现，保持稳健的资本结构、提升资本运作能力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是企业家规避资本市场风险的主要策略选择。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规避风险的策略选择主要包括“保持稳健的资本结构和财务政策”(72.9％)、“提升企业家的资本运作能力”(72.5％)、“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68.8％)等(见表34)。
调查表明，企业家认为，规避风险的重点是在资本结构、资本运作和公司治理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提升，这也与企业家对上市风险的判断相一致，即特别担心企业内部治理问题尤其是内部人控制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准备实施资本市场战略的企业都特别重视稳健经营和加强公司治理。而且，这一结果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的企业中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说明中国企业对资本市场风险的判断和规避策略选择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五、企业家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