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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1:43:21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1

【关键词】儿童;医疗资源;现况

【中图分类号】R722.1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2-0341-01

基金项目:2012年池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课题

“看病难”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焦点,并且带来严重的后果,如医患关系的紧张、群众的抱怨、政府的焦虑等,而以儿童“看病难”尤为突出[1-2]。近年来,关于看病难的报道较多,而关于儿童看病难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儿童看病难的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

通过对安徽省某市儿科医疗资源状况和140名儿童家长进行调查,了解该市儿科医疗资资源现状和需求,为制定儿童医疗保健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安徽省某市辖区内所有市、县区、乡镇医疗保健机构及私立医院和140名儿童家长。

1.2调查内容与方法:医疗机构儿科资源调查采用自编的医疗机构儿科资源调查表,内容包括儿科医护人员人数、年儿科门诊和住院人数、床位数等,对该市所有的医疗机构进行调查。

儿童看病现状及需求调查使用自行设计的儿童就医情况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140名儿童家长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家长年龄、最近一年儿童患病就医频率、选择就医医院的首要标准、就医场所、儿童有无参加医疗保险、药品价格和儿童医疗费用有无降低、有无感到儿童看病难、造成儿童看病难主要原因等。采用一对一进行匿名问卷调查,调查结束后调查员逐一核对答卷的每个项目,发现有填写遗漏或存在逻辑错误,即时补充和纠正。

1.3统计分析:调查资料采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用SpSS13.0(StatisticalproductandServiceSolutions)软件包进行描述性分析。

2结果

2.1儿科医疗资源现状:2012年全市拥有卫生机构994家。其中县级及以上医院9家,社区中心(站)40个,乡镇卫生院59家,民营医院18家。各类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6400人。其中,专职儿科医生45人,占2.00%;其中高级职称10人,占22.22%;该市各类卫生机构床位数5052张,其中医院、卫生院床位数4818张,而儿科住院病床数290张,占6.01%。儿科医生床位配置比为:0.16:1。

2.2儿童就医状况及需求调查:

2.2.1儿童就医状况:140名儿童在近一年生病3次以上的占35.7%。有44.3%的调查对象选择去县级及以上医院就医,20%的自己买药吃。去基层医疗单位、私人诊所的分别占17.1%和18.6%。72.9%的调查对象将医生水平作为择院的首要标准。

2.2.2调查对象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状况及其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的主观感受:

140名接受调查的儿童家长中,一半以上的家长(61.4%)认为儿童看病既难又贵,仅有8.6%的儿童家长认为儿童看病不难也不贵;造成儿童看病难的主要原因中,排名前3位的

是医疗水平低,儿科医生、专家少,没有大型儿童医院或妇婴保健院和挂号难、候诊时间长、流程复杂;认为药品贵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原因的占27.1%,认为检查费高是造成儿童看病贵的主要原因的占21.4%;本次研究发现,仅有4.3%的调查对象认为医改后儿童药品价格降低,仅有10%的儿童家长认为医改后儿童看病费用降低。

3讨论

全国目前共有儿科医生6.17万人,但0至14岁的儿童却有2.3亿,比例约为0.2598个儿科医生/千儿童,该市比例仅为0.2个儿科医师/千儿童。各类医疗机构床位数4818张,而儿科住院病床数290张,占6.02%,低于安徽省平均水平(6.9%)。全市2012年度活产新生儿15208人,出生率9.72‰。通过本次调查发现35.7%的儿童近一年来生病在3次及以上,42.9%的儿童近一年生病1~2次,其就诊量远超过目前该市儿科医护人员的服务能力。提示该市儿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亟须加强儿科人才队伍建设和增加儿科门诊、床位及相关检查设备等硬件的配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91.4%的调查对象认为儿童看病难或贵,明显高于宗健阳等[3]人对苏州200名就诊儿童家长看病难看病贵研究的率(71.0%),可能因为该市与苏州相比,经济落后,部分患儿处于山区交通不便,儿科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等,儿童看病难和看病贵显得更为突出。

在儿童看病难的主要原因中,分别有32.9%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水平低,儿科医生、专家少和没有大型儿童医院或妇婴保健院两者为儿童看病难的主要原因,说明存在着儿童家长对儿童医疗服务需求与现有的儿科医疗资源匮乏的矛盾,同时表明加强该市儿科医疗资源建设是解决儿童看病难主要措施之一。全国范围内儿科人才稀缺且难以引进现象较普遍[4]。该市作为欠发达地区更为严重,2012~2013年全市儿科医护人员离职或转至其他岗位7人,其中医师5人,占儿科医师总数占8.88%,从某一方面揭示了儿科医疗环境形势的严峻。

在儿童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中,选择药品贵的占首位(27.1%),进一步调查发现,95.7%的调查对象认为医改后药品价格没有降低或降幅不大,90.0%的调查对象认为医改后儿童看病费用没有降低或降幅不大,提示医改后药品价格虚高现象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儿童医保服务尚不完善[5],在医保报销方面患儿享受的报销比例不大,特别是新生儿患者很多情况下未列入报销范围,一部分药物如固尔苏(猪肺磷脂),无论国产还是进口药品价格均居高不下。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医院存在着“逐利性”以及由于医疗环境形势的严峻所致医生保护性的过度医疗、医疗场所流程的不合理等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看病难”。以上情况表明,有效控制药品价格及防止过度医疗是解决儿童看病贵的重要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张艳萍.“儿童看病难”跻身“看病难”、“看名医难”社会民生问题行列儿科发展令人堪忧完善基层医院儿科呼声最劲[J].中国社区医师,2011,16:4-5.

[2]吕诺,朱旭,贾钊.医院“逐客令”折射儿童看病难[n].新华每日电讯,2012-06-02004.

[3]宗健阳.2010.苏州市区少年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2

理念:西医对抗病菌,中医调整平衡

共同点:中西医都以消灭疾病,维护健康为行医宗旨。

区别:在治疗理念上,西医认为主要致病因子是细菌和病毒等,治病就是杀死这些致病因素,治疗理念采用对抗方式。因此对外感疾病要千方百计研究找出致病的微生物,试验出致病微生物的特性和杀死的办法。

近年来,在西医发展中,开始发现和重视社会因素和生活方式因素等对疾病的影响,但其治疗理念仍是以“消除”为主,主张消除各种致病因素。

中医治疗理念以调整人体平衡为目标,人体各部分的平衡状态,就是健康状态,就不易得病。有了病,就是失去了平衡,解决平衡问题,主要靠调节,用食物或药物的偏性来中和人身体的偏性,或用针灸调整人体气血运行,达到治病的目的。中医讲究调整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人生活在各种各样数不清的致病因素的包围中,但人们不是时时刻刻处于疾病中,这是由于人体自身有消灭入侵者的能力。如果感染上了病,除了一些烈性传染病外,大多数情况下,是自身的抗病能力先出现问题,然后才有致病因素的乘虚而入。人体的力量增强,疾病的力量相对就削弱,病就能痊愈。

从医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回归系统、回归自然,宏观控制,预防为主,是一主要方向,这正是中医当前的长处。

诊断:西医重微观,中医重宏观

共同点:中西医都有着严密的医学理论体系,治病的时候有严格的操作规程,专业性极强。

区别:在诊断上,西医讲微观,中医讲宏观。

从诊治的一般过程来看,西医通过视触叩听,搜集病人的症状、体征,并结合实验室检查,以确定疾病的病名、病因、病势,针对疾病进行治疗,目的是消除病因、病灶和疾病表现,因而对于西医来说,将疾病的病因和机理研究清楚,往往对治疗效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通过望闻问切,搜集病人的症状。在现代,临床中医医师也要通过现代诊断工具,如实验室检查、影像诊断工具等,以辅助诊断,提高用药的准确性。但搜集临床表现只是中医治病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搜集到的病人的各种信息加以综合分析并作出判断,归纳为某种“证”,用来表示疾病当前的根本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最后,根据“证”拟定治疗方法,并确定处方用药的主体,在临床实际中,还会加入一些针对疾病具体表现的药物,以提高疗效,快速减轻病人的痛苦。

如果对中西医治疗过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西医关注疾病本身和疾病的临床表现,因而在快速消除症状方面有优势。但是,当西医对于疾病的原因和机理无法透彻了解时,其治疗只能“头痛医头”地对症使用,远期疗效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当西医认为疾病无法逆转时,也会采用控制症状的治疗方法,较为消极。

而中医关注的是疾病的根本特征一一“证”,通过纠正“证”而减轻或消除疾病的症状。对于急性病其实发挥作用的速度也很快,但一般比西医还是要慢些,而对于慢性病,中医见效的时间较长却效果稳定,对于中、西医均认为不可逆的疾病,中医在“带病延年”的思路下,也会积极针对“证”进行治疗,尝试积极延缓疾病的发展,而不仅仅是针对症状起效。由于中医临床要经过一“辨证”的过程,加入了一定的主观性,加之疾病的复杂性,这样对辨证的准确性就产生了较大影响,所以中医的“人为”因素比较突出,或者说,中医对临床经验的要求更多,只有经过了一定时间的临床摸索,才能较为准确地进行辨证,进而才有较好的疗效。

治疗:西医重在对症,中医自然持久

共同点:中西医使用的手段均十分丰富,广泛采用药物、器具、自然因子、心理疗法等,但又有各自的特点。

区别:中医完全使用自然药物,虽然要经过“炮制”,但并不改变药物的根本性质,多数是为了便于服用或保存而加工,并且往往是不加提纯直接使用,还特别注重多种药材相“配伍”;西医基本上完全使用化学药物,即使有少许自然药物,也总是尽量提纯为单一的成分,以使其效果专一和强劲。

西药是针对症状的,一般当时的效果都比较明显,但往往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只顾局部而不顾整体,因而往往顾此失彼;另一是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因而往往导致严重的后遗症,典型的如近年来沸沸扬扬的抗生素的滥用,已不局限于民间,在医院之中,没有明确用药指征时,都有可能出现抗生素的滥用。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3

最近,福建省卫生厅根据今年省政府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要求,提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医疗机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工作意见》,制定了切实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六条”规范之策,设置了具体的控制指标。本刊记者就此相关问题专访了福建省卫生厅厅长杨平。

记者:“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据悉,福建省省级医院人均次住院费为1.1万元,门诊人均次近110元。全省有40%的患者有病不上医院就诊,农村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您认为导致“看病贵”的原因是什么?

杨平:近几年“看病难、看病贵”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目前所指的“看病难”已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医生少、床位难、医疗资源偏少的“看病难”,而表现为医疗收费和药品价格增幅过高,群众因贵而看不起病。看病难,“难”就难在“贵”上。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今年全国人大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提出“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销售秩序,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卢书记、黄省长作了重要指示,汪毅夫副省长专门来卫生厅调研,并对规范医疗收费、严格管理药品价格、医疗服务收费提出要求。“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很多,涉及众多方面,省卫生厅确立了从自身做起,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作为控制医疗费用的切入点,不断强化科学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实现全省医疗机构集约化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为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出应尽努力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并决定在全省卫生系统县及县以上各类公立医疗机构进一步实施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减轻群众看病负担专项工作。

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好象主要是医疗机构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有五个原因,比较全面。我认为,“看病贵”是医疗费用与个人支付能力矛盾的反映。医疗费用上涨既有老龄人比重加大、慢性病增多、新技术日新月异并广泛应用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有医疗机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一些不规范、不合适的医疗行为,如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不规范收费等所致。而个人支付能力弱则是目前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少,保障水平较低和个人收入水平不高的集中反映。

记者:目前的事实是,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老百姓个人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以致于许多人望“医”生畏,给百姓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作为福建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您认为应该如何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杨平:正因为“看病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解决“看病贵”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解决“看病贵”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目前福建省的人均财政收入不足2000元,以这样的财力,政府要拿出太多的钱解决医疗保障问题,是不现实的;而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日益增长,这就形成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人民群众医疗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因此我认为,解决“看病贵”问题,是个发展问题,既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又要充分考虑到福建的省情。

政府对医疗费用问题一直很重视,这些年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看病贵”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认为,根本解决“看病贵”问题,要靠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了,政府就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慢了,“看病贵”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其次,政府要切实负起解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职责。我一直认为,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不能商业化、市场化。基本医疗服务应该是政府的职责,要实行政府主导、社会互助、个人责任有机结合。当然,这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责就会逐步地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要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控制医疗费用,规范医疗行为。政府的调控作用是主导的,政府调控应主要调控医疗服务与药品价格,合理调控价格。今年,福建省将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工作将更具体,目标和要求将更明确。控制医疗费用是政府部门监管医疗机构,宏观调控医疗行业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这同时也是出于督促医疗机构履行其社会责任,促进医疗机构健康持续发展的考虑。

记者:有人主张,应该进一步放开外资和民营医院的进入限制,积极支持民营医院发展,打破目前国有医院的行业垄断局面,推进医疗市场充分竞争,以达到降低医疗费用的目的。您认为这是一个解决“看病贵”问题的有效办法吗?

杨平:医疗费用的上涨不仅是全国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是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医疗服务的价格调节,跟一般商品是不一样的,市场对其基本不起作用,是属于“市场失灵”领域。外界往往认为,引入竞争就可以降低价格,其实不然,市场机制难以对医疗服务价格的调节起基础性作用,这就是医疗行业特殊性的体现。美国是医疗服务市场化最充分的国家,但其医疗费用也是最高的。首先,医疗服务提供方和接受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医生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供求关系难以调节价格的形成,这与其他服务是不一样的。其次,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不可能因为医疗费用高就不看病了,人们的医疗服务需求几乎是无限度的,这与其他消费需求也不一样。医疗资源多少,并不能使价格形成对应关系。在一些医疗资源过剩的国家,控制医疗费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削减医疗机构,减少床位规模,减少医科学生的招生等。这说明了,并不是供大于求了就能降低医疗费用。许多国家的经验或正在走的路证明了一点:通过医疗服务的市场化来降低医疗费用,是行不通的。市场可以提高效率,提高服务水平,但对降低医疗费用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因为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引入竞争对降低医疗费用是不起基础性作用的。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政府短期内也不可能大量增加投入。那么,我们现在能为解决“看病贵”问题做些什么?

杨平: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就应该起到主要的作用,必须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再减弱了,医疗费用就像脱缰的马,迅速上涨。政府对医疗行业的调控主要包括资金投入和监管两个方面,而控制医疗费用是监管医疗行业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些年福建省一直都在努力。回顾医疗机构体制改革历程,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到1998年。当时的医疗资源少,群众看病难,政府在不可能大量增加投入的情况下,给了医疗机构许多政策,从调整分配入手,调动医疗机构、科室、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加速医疗事业的发展,以满足群众的医疗需求,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群众“看病难”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医疗机构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如“看病贵”等,也付出了较高的“道德成本”和社会代价,给当前及今后的深化改革与规范管理带来不少新的难题。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今,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切入点进行医疗机构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在这一阶段,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控制医疗费用的重要性。首先开始考虑如何促进医疗机构可持续健康发展。医疗机构的发展方式、速度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承受能力相适应,与卫生事业的宗旨相符合。现代医疗机构的经营理念应该是,既要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肉体痛苦,还要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心理上和经济上的负担。医疗机构的发展方式也要从粗放型发展转变为集约型发展。既要降低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又要达到最大的效益。其次,开始探索如何通过提高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来控制医疗费用。发达国家医疗机构采用的很多新的管理方法源于如何控制医疗费用,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由付费方控制,付费方无论是政府还是保险公司,实行支付方式很多是预付制,按病种或者住地人口预付,实行包干制度。这就要求医疗机构必须考虑在不降低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如何控制医疗费用,实现盈利。

目前这个阶段的医疗体制改革正处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寻找标本兼治适合国情的新路子。

记者:您刚才提到,今年福建省将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控制医疗费用,规范医疗行为,有哪些具体举措?

杨平:逐步解决“看病贵”问题,这些年说了很多,也做了一些,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工作,实实在在地有所成效,解决“看病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最近,福建省卫生厅已出台《关于进一步开展医疗机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工作意见》,对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提出六条规范管理意见。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切入点,通过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减轻患者疾病负担,这是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根本目的,也是创新医疗机构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为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省卫生厅设定了每门诊人次平均费用、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合理用药抽查合格率、大型仪器检查的阳性率、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抽查准确率等5个项目作为控制指标。

根据不同控制指标功能,我们将采取不同的控制办法。“每门诊人次平均费用”与“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指标控制分两个阶段实行:第一阶段,2005~2006年实行零增长,即各医疗机构的人均医疗费用不高于2004年水平;第二阶段,2007年以后实行控制增长,即县及县以上各医疗机构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不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合理用药抽查合格率为95%;大型仪器检查的阳性率为70%;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抽查准确率为95%。

在具体工作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抓好落实,共同切实做好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工作。

各医疗机构要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切实做好合理用药、合理检查,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合理用药、合理检查的实施细则,落实相关制度规定,使医疗机构内部的督促检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要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各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尽快执行《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出台新的医疗服务价格。各医疗机构要把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列为医院管理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医疗服务收费内部监控机制和管理制度,提高依法收费的自觉性。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共同做好药品及耗材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切实降低招标药品价格,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对各级医疗机构的监管职能,积极探索科学的监管方法,全力保障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工作的落实。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组成督查小组,对所属医疗机构执行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情况进行督查。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制度管理。把控制医疗费用的各项指标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评价体系,没有完成年度医疗费用控制指标的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记者:目前,一些医疗机构对部分常见病实行“单病种限价”,这是遏制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一种探索,您对“单病种限价”怎么看?

杨平: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医疗行为,对费用控制、医疗质量以及医疗过程的效率产生明显的导向或制约作用。按病种付费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多种方式之一,这种支付方式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和控制费用,但管理成本很高,配套的条件也很严格,就我们的国情来看,很难说就是一种合适的支付方式。不过,作为一种比较科学、优点较多的支付方式,值得探索。现在一些医疗机构推出部分病种实行限价收费的做法,尽管还是很初浅的很不完善的,但它却是针对当前“看病贵”的问题而进行的一项控制费用的尝试。我们关注这种尝试和探索。今年,省卫生厅将把这项工作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4

企业或雇主以团购的方式选定商业公司,为员工提供保险。美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多如牛毛,但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叫ppo自选式保险计划,参加者可以自选诊所医生,但保险费较贵,每月需支付800美元(1美元约合6.3元人民币)以上,同时在看病时还需自己负担部分挂号费、医疗费,参与这种医疗保险的基本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另一种是Hmo管理式保险计划,保险费相对便宜,每月需支付两三百美元,看病除付少量挂号费外基本不用再承担别的费用,但所看医生必须由保险公司指定,如要看专科医生必须事先得到保险公司的同意,这部分人的个人平均年收入在2.1万美元,属美国较低收入者。

美国也有由联邦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分别是针对65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的medicare医疗照顾保险和为低收入家庭设置的mediaid医疗救助保险。

新世纪以来,美国“看病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商业保险公司参保费平均翻了一番,甚至连通用汽车公司破产重组,原因就是无法再承担员工昂贵的医疗保险金。

效果如何?

美国有大约4500万人(其中包括大约800万儿童)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部分人口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20%,他们并非老人和穷人,而是中低收入的工人阶层家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排行榜,美国在人均医疗支出上高居榜首,而在健康水平上却名列第72,钱花得多,效果却不佳。

模式:社会主义式全民免费医疗看病钱从哪来?

古巴实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任何国民看病时都不需缴纳挂号费、医药费、手术费等各种费用。三级医疗体制覆盖了整个古巴,一般市以下的小医院和综合诊所为初级医疗网,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中心医院为二级医疗网,首都哈瓦那的全国性医院属三级医疗网。

根据这种模式,一个家庭医生接受政府指派,到一个指定的社区负责照料120个家庭。有发烧头痛,病人首先找这名指定的家庭医生,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病人才会被自己的家庭医生推荐到第二级或第三级医院接受专门治疗。

由于大部分病人在前两级医疗机构已经分流和治愈,因此古巴的大医院从来不会出现中国医院人头涌动的景象,病房中甚至很多床位是空的。如需住院治疗,不仅手术免费,病床和饮食也是免费的。

效果如何?

免费并没有影响到古巴的医疗水平。古巴人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指标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甚至全面超过美国,而且古巴的人均医疗支出不到美国的1/20。

古巴还开展了“医疗”外交,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居民到古巴治病,哈瓦那矫形外科医院曾接诊过13位外国总统,卡斯特罗和马拉多纳都曾到古巴治疗,许多美国人也借旅游的机会到古巴看病,甚至有不少美国留学生在哈瓦那医学院学习。目前,有3.7万名古巴医护人员分布在世界各国。

古巴当然不会为外国人提供免费医疗,不过其收费标准比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价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模式:国家强制医疗保险看病钱从哪来?

所有有工作的德国人都必须参与医疗保险,而子女和家庭主妇可以随工作一方投保,靠社会救助生活的人,由社会福利局交保险金。德国的医疗保险分为法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中低收入者必须缴纳法定医疗保险,目前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平均费率为税前收入的13.4%,由雇主、雇员双方各承担一半;高收入者可以自己选择商业保险公司投保。

和英国不同的是,德国所有医疗保险机构不隶属于政府的某一部门,而是实行自我管理的社会自治机构,政府卫生部门不参与医疗保险的操作,只负责医疗保险法律的起草以及一些重要问题的宏观调控工作。

所有被保险人都持有一张保险公司发放的医疗保险卡。病人拿着这张卡片就可以看医生了。德国的医生都与保险公司签订了合同,直接与保险公司结账,病人不需要为医药费操心。德国是家庭医生制,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有了病就去看这个医生。如果病重或者需要检查,家庭医生就开转诊单,让病人去看专科医生或者去医院。

效果如何?

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为99.8%的人口提供了医疗保障。但由于医生和医院无权自主定价,各地区医疗价格统一,导致病人宁可排着大队也要找知名的医生看病,就医等候时间非常长。统一价格还导致医生不愿将医疗开支用在提高医疗水平、雇佣新员工、购买新设备等必要的项目上。

模式:国家资助全民免费医疗看病钱从哪来?

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nHS)成立于1948年,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资助医疗体系,为英国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二战后,工党政府颁布了《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英国公民,包括在英国持有6个月以上签证的外国人,都可享受国家的免费医疗服务。nHS的资金只有11%来自国民保险税,81%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其他来自于医药处方费和慈善捐赠等。

nHS提供的医疗服务包括基础医疗和医院医疗两级。基础医疗是主体,类似社区医生,负责居民的非急诊类医疗,75%资金用于此。社区医生开的药物是免费的,不论药品本身实际价值多少,去药房取药时,只需统一支付每张处方6.4英镑的处方费。社区医师平均年薪大约在7万~10万英镑(1英镑约合10元人民币),最高可达25万英镑。

英国人评选20世纪影响自己生活的大事时,nHS的建立以近半数的投票力压二战胜利排名第一,可见其对英国人影响之深。

效果如何?

免费医疗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效率低下等“大锅饭”的副作用。英国总人口6100万,但nHS体系就有140万名员工,劳动人口中平均每25人就有一位是nHS的雇员,所有医院都归政府所有。nHS经费每年递增10%,2010年度占GDp的10%。英国还是欧洲等候就诊时间最长的国家,平均每个病人要等候4个月。

近几年,英国对nHS进行了三次重要的改革,试图提升效率,降低政府支出,但不论政府赤字严重到什么程度,从来没人敢说要废除nHS。

模式:强制医疗储蓄看病钱从哪来?

新加坡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模式,不过它的医疗模式有别于英国、法国或古巴,采取的是医疗储蓄的模式,目前全世界只有新加坡一个国家采用这种医保方式。

每个有工作的新加坡人都需要按法律要求,将每月工资收入的6%~8%存入医保储蓄账户,直至退休为止。这笔公积金有利息、免交个人所得税,可以用来支付本人以及亲属的医疗费用。

在强制储蓄之外,新加坡政府从1993年开始还推出了两项辅助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也被称为大病保险计划,是一种低保费的医疗保险,每年的保费介于12新元(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至249新元不等,可用保健储蓄支付,最高受保年龄是75岁;此外,还有为那些希望得到更多保障的人设立的增值健保双全计划,保费介于36~1200新元之间,可用保健储蓄支付。目前,约有一半新加坡公民加入这两种辅助计划。

新加坡政府每年拨款一两亿新元,主要资助保健储蓄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的贫困国民。医疗收费也由国家定价,分几个等级,达到一定等级后才能动用保健储蓄支付。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5

记者调查治疗结果,无一有效,不少患者病情恶化。

东方肾脏病医院有500个床位,每个月换一拨病人,我们来给这家医院算笔账。

这家医院一年会治疗6000个病人,每个病人平均花费3万元,那么这家医院一年的收入就是1亿8千万。那么过去8年间,这间医院耽误了多少病人的治疗,又聚敛了多少钱财呢?

有种说法,说肾病可以和爱滋病、癌症、并列为世纪绝症。

可是在山东省的潍坊有家医院,说它能治好这个世纪绝症。这家医院叫东方肾脏病医院。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医院的宣传册,这个册子中说,这家医院的院长郭保叶研制的秘方,"中医全息疗法",就能把肾治好。

这家医院已经成立了八年了,广告是铺天盖地,全国各地的病人都赶到这家医院去治肾,据说最火爆的时候,整个医院的床位全都住满外,还要加床。那么这家医院到底是怎么治肾的呢?我们的记者到了山东。

记者来到山东省潍坊市,在潍坊市西郊见到了这家医院。医院非常好找,因为整个医院是一栋八层高的楼房,环视四周,这是方圆十几里唯一的高层建筑。这是一家专门治疗肾脏病的专科医院。一进医院大楼,可以闻到走廊里,四处弥漫着的刺鼻的醋味。记者来到一间病房,这里正在给一个病人进行治疗。

病人名叫余金勤,24岁,安徽霍邱人。她正在做的治疗叫做"肾区离子导入".护士放在病人后背的这两个沙布袋子,里面装的是用醋炒过的中药。袋子上面再分别放上铁片,铁片的一端连着桌上的仪器。打开仪器开关,电流就会通到铁片上,护士说,通过电流促进皮肤对中药的吸收,就能达到治肾的作用。那么这个女孩得的是那一种肾脏病呢?记者找到了这个女孩的主治医生。

同期:东方肾脏病医院医生:(血)肌酐是293她就符合肾功能不全的氮质血症期就是尿毒症前面那一期(血肌酐)正常在44到110超标了。

医生说她得的是"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脏在人体里面的主要功能就是排毒,肾脏坏了,毒就会排不出来。于金勤的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在肾病里不算重的,还没到需要血液透析来排毒的程度。记者看了余金勤随身带的化验单,她于2004年2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查出了这个病,随后在霍邱县医院、淮南市医院等5家医院接受过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目前,她在这已经住了25天。

医生告诉记者,余金勤不是第一个病人,这家医院成立了8年,粗略的统计,像这样的病人已经接待了几万名。挂在墙上的锦旗,就是病人们对治疗满意的明证。穿过病房的走廊,记者看到每个房间都住满了病人。医院的生意确实红火。这些病人,除了少数是本地患者之外,其余的全是像余金勤一样,从全国四面八方慕名前来求医的。那么病人们确实满意吗?记者联系到了一名一年前在这家医院接受过治疗的外地患者。

她叫王燕红,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她于2003年10月到东方肾脏病医院,住院一个月治疗"尿毒症".所有的肾脏病到了晚期都是"尿毒症".王燕红是个重度肾脏病病人。她的尿毒症是"慢性肾小球肾炎"恶化的结果。在去东方肾脏病医院之前,她在本地治疗了一年半的时间。

同期:浙江患者王燕红:那时候是眼底出血,然后他给我做的眼部检查嘛,然后说可能是近视引起的嘛,引起病变所以有点出血然后到了5月份的时候双眼浮肿那时肿得有核头那么大。

王燕红已经出现全身中毒反应。肾脏病是一种持续性进展性疾病,只要得了肾脏病,它只会不停的恶化而无法好转。肾脏一旦损坏就无法恢复。简单地说,除了急性肾炎能治好以外,其他的肾脏病都不能好。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的治疗,都只能控制病情的进展。西医的治疗除了"血液透析"及到晚期进行"肾移植手术"以外,没有更有效的手段。而即使病人最终换了肾,还要终身服用抗排异的药物,这些药物每月大约花费3000元左右。换肾后病人的寿命平均维持不到10年。这是王燕红母女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了解到的关于肾脏病治疗的现状。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燕红一家人看到了山东省潍坊市东方肾脏病医院的广告,广告的内容非常与众不同。

记者见到了这份印刷精美的广告,第一页上有这样一段话。"院长郭宝叶潜心30多年研究成功的中医全息疗法:东方力生肾区离子导入,已独家通过国家科技成果鉴定。该疗法治疗肾病不手术、不吃药、不打针,其独特的从病根上真正解除病理破坏,改善肾功能的新方法已站在了国际肾病治疗领域的最前沿。成为第一个敢向尿毒症说"我能征服"的地方。这是王燕红从查出这个病来,听到的唯一的,说可以把"尿毒症"治好的疗法。这可能吗?所有的医生都告诉王燕红,到了"尿毒症"阶段的肾脏,已经硬化变成纤维状,目前全世界的医学手段都不能把已经硬化的肾脏再重新激活。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煮熟的鸡蛋不可能再变生。难道这个东方医院能把煮熟的鸡蛋在变生?反复考虑了几个月,王燕红还是决定试一试,这毕竟是个活下去的希望。2003年10月,王燕红母女从杭州赶往山东,住进了东方肾脏病医院。

同期:浙江患者王燕红:东方肾病散,像这粉装的,4包,灌进两个纱布做的药袋子里面。

王燕红说对她的治疗,就是把两个纱布袋子装上用醋炒过的叫做"东方力生"的中药粉,通上电极,敷在后背上,每天早晚两次进行离子导入。在配合着吃一种叫做"东方肾病胶囊"的中成药。这与记者在东方肾脏病医院见到的给于金勤做的一模一样。那么这个神奇的疗法到底是什么治疗原理,真能征服得了尿毒症吗?记者再次来到东方肾脏病医院,这个疗法是院长独创。来医院的病人无论得的是那一种肾脏病,都用这个方法治。

郭保叶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从事肾脏病、肾衰、尿毒症的研究治疗近三十年,创办了潍坊东方肾脏病医院、其发明的中医全息疗法治疗肾衰竭肾脏病,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并获科技进步奖。院长首先为记者讲解了全息疗法的原理。

同期:东方肾脏病医院院长郭保叶:用这个机器再配合我们这个药物把这个药物通过电离子的作用因为这个药物再加上醋的作用下在加热的过程中在电的作用下它会产生离子化离子化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地渗透到肾脏皮肤肌肉里头在渗透的过程当中按照中医学的话它是按照肾经脉的走向督脉肾属的穴位然后通过血管通过经络来不断的渗透在肾脏这个部位。

院长说在东方肾脏病医院的网页上,有中医全息疗法的详细介绍。患者只要上这个网站,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疗法。网页上面箭头指的地方,显示的是,药物在电的作用下正在源源不断的渗透到肾脏部位。这个图示展现的就是,院长所说的"肾区离子导入"的原理。

同期:东方肾脏病医院院长郭保叶:我们这个离子导入我们这个中药主要是解决肾脏的病理损害病理损害一旦解决它的引起全身症状和化验结果就会慢慢发生改变"肾区离子导入"再加上院长研制的一种独特的口服中成药,合起来就叫做"中医全息疗法".东方肾脏病医院是院长郭保叶于1998年创办的一家民营医院,医院前身是1996年开办的肾脏病尿毒症研究所门诊部,也是郭保叶一人所创。这前后加起来一共8年的时间。从门诊部到医院8年间,都是用这个"中医全息疗法"治疗肾脏病。院长带记者来到一楼药房,"离子导入"的药和口服的药都在这里。

同期:东方肾脏病医院院长郭保叶:成年人一次用这么四袋。

院长说袋装的中药粉共两种,就是记者开头见到的,给于金勤外敷的纱布袋里装的药粉。口服药是一种胶囊。

胶囊是中成药,中成药加两种药粉这三样,就是全息疗法的全部药物。那么这药到底管不管用,这全息疗法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呢?记者在病房找到了于金勤,她已经治疗了25天,每天早晚做两次离子导入。

同期:安徽患者余金勤:住院20多天感觉比以前是要好多了,吃饭饮食方面比在家的时候能吃一点,脸色也好点,在家时不太能吃饭。

食欲增强了,体力也有些恢复。余金勤感觉现在的治疗收到了成效,这是她过去,在本地一年的治疗中,没有出现过的情况。看来这"全息疗法"确实管用。于金勤的效果不错,那么浙江的王燕红怎么样呢?

同期:浙江患者王燕红:肾移植,血透,移肾,就是没有疗效,就是没有疗效。

王燕红的治疗居然无效,这是怎么回事,记者再次来到东方医院。院长说,这"中医全息疗法"要达到真正的治疗效果,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这个规律叫做三个阶段五个条件。

同期:东方肾脏病医院院长郭保叶:第一个阶段是病理治疗阶段清除破坏物质改变肾脏中血液循环改变它的增生改变它的供养增加它代谢产物的排除这是病理改变的过程。

按照院长所说的三个阶段,所有的病人通常都在医院住院治疗1个月左右,这仅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带一个到两个疗程的药,回家再治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来完成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治疗。三个阶段全完成,病才会治好。看来这第二和第三个阶段是收到疗效的关键。病房的走廊里张贴着示意图,上面标着的,就是肾脏在三个阶段治疗中的变化。那么王燕红回家后有没有坚持治疗呢?

同期:王燕红妈妈:每天都坚持的,我们是很准时地,准时做准时吃药,整整弄了半年多一点效果都没有。

王燕红的治疗坚持了近一年的时间,连住院期间带回家后继续用药所花的费用,加起来一共3万多元。但是一年后王燕红在当地医院做了检测,结果却让她大吃一惊。各项指标都在显示,病情恶化了。

同期:浙江患者王燕红:全息治疗三个阶段五个条件每个阶段都是3个月,3个阶段就是9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

王燕红的尿毒症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最后她不得不于一个月前在杭州当地的医院作了肾移植手术。记者来到杭州市中医院,找到了曾给王燕红会诊过的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家。专家说"中医全息疗法"他早就听说过。

同期: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家王永钧:我见的还没有一个有效的。

专家说出了让记者吃惊的一番话,原来这里还接待了很多从东方肾脏病医院治疗过的病人。检测反映的结果,这些病人在东方肾脏病医院的治疗都无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东方肾脏病医院的"全息疗法"出了什么问题呢?与王燕红同样感到没有疗效的,还有家住浙江省海宁市沈士镇的吴明跃。记者在距离杭州市2小时车程的海宁找到了他的家。吴明跃42岁,曾在2002年2月份住进东方肾脏病医院治疗"尿毒症".他说他之所以很痛快地决定接受"全息疗法"进行治疗,是因为他听说邻村一个亲戚,也是尿毒症患者,在那治的效果挺好。

同期:浙江海宁患者吴明跃:他是春节以前去的,在山东过春节,身体还可以,现在可以走走逛逛。

亲戚病情的好转,让吴明跃非常高兴,于是第二天就动身赶往山东,在东方肾脏病医院住了42天,治疗的方式与所有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一样,每天两次"肾区离子导入",同时口服"东方肾病胶囊".出院后又带了半年的药回家,每天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进行"离子导入".

同期:浙江海宁患者吴明跃:越做身体越不好,做了大约两个月,感觉饭也吃不下起床都不想起床了。

吴明跃是个很听话的病人,尽管感觉不好但还是按照医院的要求,坚持做完了两个疗程,前后花了3万多块钱。8个月后在本地医院复查,"血肌酐"的数值已经到了1400,超出正常数值将近14倍,这表明吴明跃体内的毒素已经蓄积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治疗完全失败。

全息疗法治疗无效后,吴明跃恢复了在本地医院的治疗。现在他每周两次进行血液透析,由于身体很虚弱,他早就不能干农话,每天能做的事,就是妻子操作着家里的织布机工作的时候,他在一边陪着说说话。吴明跃的治疗无效,那他那个邻村的亲戚,治疗得怎样呢?当初吴明跃听说他治的效果不错,是不是"全息疗法"在他身上起作用了呢?他叫陈建莆,记者赶往他的家。

走进家门,看不见陈建朴,他的妻子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小包,拿出了陈建朴的身份证和照片告诉记者,他已经去世了。

2003年12月陈建浦因"尿毒症"引起的"心包积液",心脏停止了跳动。原来"全息疗法"也并没在陈建朴身上起作用。陈建朴从2002年1月采用"全息疗法"治疗"尿毒症",到去世,他的生命总共延续了2年的时间。过去是一家三口,丈夫妻子儿子,现在只剩下了妻子儿子和一只猫跑进跑出的跟着女主人。妻子说,人已经死了,不能复生。她也不想怨谁,只想多干点活,把丈夫看病欠下的钱快点还清,让今后能有个平静的日子。

记者采访了3个患者,竟没有一个治好的,这与东方肾脏病医院的广告和它网页上的宣传的疗效相去甚远。为此记者决定邀请一位病人到北京来,再做一次验证。

辽宁的王小姐在一个月前刚从东方肾脏病医院出院回家。在记者要求下,王小姐来到北京,她愿意让记者验证她的治疗结果。王小姐是于2003年12月确诊患了"iGa肾病".这是所有肾脏病中较轻的一种类型,如果治疗护理得比较好,她的肾脏还能继续工作20年。王小姐的这种肾脏病,观察的指标是要看尿中的蛋白含量,就是通常所说的,看尿的"加号"."加号"越多表示病情越重,"加号"越少表示病情越轻。王小姐在辽宁当地的大医院进行了常规治疗,在去东方肾脏病医院之前,病情已经控制到了一个很好的程度。

王小姐在东方肾脏病医院住院治疗20天,回家后又用从医院带回的药治疗了一个月。现在记者带她到专家那里进行检查,看她的病到底有没有好转。

王小姐在东直门医院首先做了尿液和血液化验,20分钟后结果出来。王小姐的尿里加号在上升,是两个加号。这说明王小姐的病情恶化了。为了进一步验证病情,记者专门找了一位中医专家。

吕仁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肾病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学术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糖尿病研究室主任。部级知名老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保健委员会,中央保健会诊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医50年,总结撰写论文70余篇,论著8部。

同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吕仁和:不清楚的药不要吃。

医生告诉王小姐她必须立即停止这个全息疗法,否则只会耽误她的病情。记者共调查了20名患者,这些患者均为即在市县级大医院做过治疗,又在东方肾脏病医院接受过治疗,并且了解自己的病情指标变化的病人。调查结果,无一有效。

主持人:通过我们的记者调查,病人们一致反应的情况就是,这个"中医全息疗法"平均花费3万元,但是结果无效。观众朋友,这"全息疗法"用的可都是中药啊,一副中药也就是10块钱左右,每天吃,吃一年也就是3000多块钱,东方肾脏病医院的药整贵了十倍。那么这昂贵的中药到底为什么治不好病呢?我们的记者首先对药的合法性进行了调查,如果是合格的药就会有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让我们来看看这3种药,有什么批准。

记者来到东方肾脏病医院的药房,面对记者的疑问,院长拿出了东方肾病胶囊、东方肾病散、东方力生散这三种药的批准文号。

同期:东方肾脏病医院院长郭保叶:我们这3种制剂,有批准文号。这是一个方剂,这是个胶囊,就这三种药获得批准,我们就这三种药。

院长说东方肾病胶囊、东方肾病散、东方力生散,这3种药均属于"院内制剂",而且已经获得了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记者看到批准文书的时间为2004年4月13日,公章上面显示的是潍坊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那么这3种药的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呢?记者走访了卫生法专家。

同期: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郑雪倩:它每一个生产的制剂的种类,它必须要经过省一级的药监部门批准发给文号它才能够生产,也就是潍坊市药监局他没有这个权力。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从200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规定"院内制剂"的审批权在省级部门。按照法律的规定,潍坊市是没有权力批这个药的,由此看来东方肾脏病医院的3种药剂是违法药品。东方肾病医院院长自己研制的药,仅仅是在审批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吗?记者第一次到医院时,看到正在医院做治疗的于金勤病情确实有了起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记者把口服药"东方肾病胶囊"送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进行检测。

同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发现里面有皮质酮类的物质,为了证明这个物质是皮质酮类的,因为中药成分特别复杂,也可能有些物质和它类似,我们用质朴的方法对分子进行检测,也证明他是皮质酮类的物质,通过这两个实验你提供的这两个样品确实存在。

经过工作人员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反复测试。口服药"东方肾病胶囊"里发现了激素,"皮质酮".这是一种化学合成的西药制剂。它的特点是短期使用,病人会感到病情减轻,但是时间长了以后,病情只会不断加重。因为"皮质酮"激素的治疗机理并不能够把病治好。

同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早期症状减轻了,还会感到食欲特别好,本身就是不良反应。如果在长期使用的话,会引致代谢紊乱,因为它是降低了机体的免疫力,对其他疾病的抵抗都会降低了。

早期使用会使症状减轻,还会增进食欲,难怪记者在医院里看到的病人余金勤,说能吃东西了呢,原来这都是激素的功劳啊!回想起片头的一幕,怪不得院长在于金勤的病床前,询问她是否服过胶囊呢。

同期:东方肾脏病医院院长郭保叶:给她用过胶囊了没有?

医生:给她用了。

记者调查,不分病症种类,不论病情轻重,含有"皮质酮"激素的口服药东方肾病胶囊,被用在所有来这家医院治疗的患者身上。

同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一般情况下,医生不主张使用这种药,除非是在比较重的情况下,可以这么讲,对一些慢性疾病作为短期治疗控制症状是有意义的长期治疗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不该滥用的药被用在所有病人身上,而且记者看到东方肾病胶囊的外包装上标明药物的主要成分为冬虫夏草、山药、枸杞子、白术、茯苓、薏米仁、琥珀、神曲8味中药。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6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富起来了,可是医生的地位却下降了,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政治待遇、经济待遇都不高,医患矛盾尖锐,医疗纠纷频发。为什么呢?原因十分复杂,有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等等。当然也有医生自身的因素。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这个“德”就是医德,为医者必须有菩萨心肠,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医生还是遵照的指示,以白求恩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住院医师24小时住在医院,随时围着病人转。现在呢?我们的医生还是24小时围着病人转吗?没有啦,他们许多时间要去做实验,“玩老鼠”“玩兔子”,接触病人的时间大大减少,临床经验自然也会受影响。医疗质量有的还在下降,而不是在提高。

现在的医生为什么不愿意多待在病房看病人,为什么不愿意研究临床技术而愿意去玩老鼠、玩兔子做实验呢?真的是被逼无奈。原因主要是因为现行的医生评价体系逼着医生脱离临床。因为现在医生看病看得再好,开刀开得再漂亮,也当不了主任医师,当不了医学教授,当不了博导。怎样才能当呢?做动物实验,写论文并要发表到国外去,如果得了SCi高分很快就能u教授、博导,就可以当主任。至于会不会看病,那不重要。导致现在不少大医院的科主任不会看病,天下怪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是因为有些管理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搬西方经验,把SCi纳入医生评价体系,实际毁掉了一代甚至几代医生,使我们根本无法培养出张孝骞、吴英恺、荣独山这样的临床名医,教训极其深刻。

改革开放以来,金钱至上等坏风气也必然会反应到医疗上来。少数医生已不再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处处为自己着想,例如,普通的肺炎发烧、腹泻,已经很少有医生去用青霉素、黄连素,大部分都是昂贵的进口抗生素;简单的骨折已经很少有医生去用夹板,甚至石膏都快不用了,动不动就是钢板钢钉。医疗费用逐年升高而质量令人堪忧。病人怎么可能满意,医生的威信怎么可能提高?

怎样做才算是对病人负责?就是要待病人如亲人。假如你的家人、亲戚、朋友来医院看病,例如,他们来放射科拍片,做Ct、磁共振等检查,你会怎么做?我对学生是这样要求的:无论病人来放射科做什么检查,在我们的诊断报告中,都应该回答病人关心的几个问题:

①认真检查是否能发现异常,回答病人“我有没有生病?”

②如果有异常,就要告诉病人:你生了什么病?是炎症还是肿瘤或者其他。如果是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

③告诉他:“你病到什么程度?”如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以便制定治疗方案。

④应该去做什么治疗?有几种治疗方法可供选择?

⑤治疗以后复查,要告诉他“疗效好不好。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我们现在到底做得怎么样?可以说,我们有些医院、有些医生做得不到位。

现以肺结节为例做个说明。现在病人体检拍片或做Ct发现了肺结节,放射科基本不做肯定诊断,诊断结论常常模棱两可。这种不肯定或模棱两可的报告可以说是对病人不负责任。病人拿到这种报告怎么想?医生只告诉他肺内长了结节又不告诉他生了什么病。是不是肺癌?到底有多严重?心里没有数,睡不好、吃不香,全家都乱了。拿了片子到处求诊,影响工作和生活。

外科医生拿到这种模棱两可的报告,因为放射科没有排除恶性,不少外科医生是主张开刀的。有的医生比较随意,甚至说,“管它良性恶性,开出来不是知道了吗?”也有的医院之间比数量,看谁开得多。这是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吗?

临床医生应该怎么做,我不宜多说。我儿子是某医院骨科医生,我对他是有要求的。我经常告诉他:

①外科医生要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不是适应证的坚决不开。即使是手术适应证,要告诉病人还有没有其他治疗方法,各自的优缺点,以供病人选择;

②术前一定要亲自看病人,到底那里不舒服,亲自检查病人,有什么体征;

③术前要看病历,看实验室检查结果,特别是详细研究影像资料,有无解剖变异。再着手制定手术方案。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7

而阮爱兴,是一位两会代表,也是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巫头村村支书。提起看病问题,他有一肚子话要说,“现在全村乡亲都参加了新农合,大家打心眼里高兴。但看病,特别是看大病,还是难。村里只有一个卫生所,只有一个60多岁的‘赤脚医生’。乡亲们平常有个头疼脑热,只能找她拿点常用药。因为年纪大,眼神不好,病情稍微严重,需要打个吊针啥的,医生就不敢治了。去年4月,儿子接种疫苗,只能去镇卫生院。院里就两个儿科医生,忙得满头大汗,等着打针的孩子队都排到走廊里了。我们前后等了将近2个小时才轮上。小病要出村,如果摊上大病,还得往更远跑。前年10月,我从楼梯摔下,右脚腕骨折。镇卫生院医疗技术、设备有限,只好到50公里外的防城港市中医院治疗,妻子得全程照顾我。市里没亲戚,两人吃、住都成问题。”

不管是小英,还是阮爱兴,他们的遭遇都暴露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看病难!村里看病难,城里看病难,老百姓看病难,领导干部也有看病难。当“看病难”成为一个社会热词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想过,看病难,为什么难?

看病难,难在哪

单纯地讲,“看病难”可分为两种。

第一是“绝对性”看病难,是由于医疗资源绝对不足无法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看病难”,往往发生在我国中西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偏远农村地区。当地医疗机构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医疗需求。如医务人员业务差,检查设备差,设施简陋,诊断不清,治疗效果差等,患者求医不方便。

第二是“相对性”看病难,是指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的不足,造成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突出表现为许多人看小伤、小病也涌到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挂号、取药、候诊排长队存在“难等”之难。

总体说来,造成看病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有调查显示,在一般的大医院中,每家医院拥有的副主任医师数量至少几十人,有的医院超过百人;在区级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通常只有三五人,有些社区医院1个副主任医师都没有;而在一些偏远地区,不要说副主任医师,能有1个医生都算不错了。

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紧缺、人才“引进难、留住难”等问题,成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发展建设最突出的阻碍。数据显示,目前在西部地区,以千人为单位,不论是每千人农村人口拥有的卫生院的数量、还是每千人农村人口拥有的村医的数量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千人拥有的乡镇卫生院的编制人数或者是村卫生室的人数,西部地区大概是0.91和0.95,而全国的基数是1.18。这个数据说明了西部地区卫生人员的短缺情况非常严重。此外,基层卫生人员的层次也比较低,以宁夏为例,基层卫生人员中专以上学历不到40%。

“本科生只要愿意来,无论是临床、检验还是药剂,我们都要,想方设法给解决编制。可是招不来。5年制毕业生几乎没有来的。”两会期间,一位县级医院院长反映。

“想招到二本的医科毕业生都很难,人家一听你是县级医院,都不搭理你。”河南省沁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郎胜利说,目前医院能招来的只有四年制大专或者三本的医科毕业生。

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曾对380名医学本科生做过就业愿意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学生希望留在大城市。很多基层卫生局长和医院院长分析认为,基层医院待遇差、个人发展空间不足、生活环境不如大城市等综合因素,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

大众取向大众追求大医院、名专家,无论小病、大病都到省城或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占用资源,挂号难、看病难、住院难随之出现了。在大医院里,按每个医生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也就是8×60分钟=480分钟),如果要看100个患者,这个医生不上厕所不休息,不到5分钟就必须看完1个患者。患者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和医生交流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当然是怨声载道。可看看社区医院呢,那里不用排队,没有拥挤,医生也有时间和患者多聊一会儿,多问问病情,但是很少人去那里。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看病难。

检查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而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更为重视。为了早期发现及诊断疾病,必须使用先进检查仪器;为了改善生活质量,必须选择创伤小并发症少的治疗方法,做检查的人多了,排队时间长了,人们感觉看病难了。

忽视疾病预防人到60岁平均有3种慢性病。目前绝大部分慢性病是可预防的,如缺血性心脏病、中风、糖尿病、慢性肾病、癌症等。这些疾病的许多风险因素明确,如:吸烟、缺乏锻炼、不健康饮食等。国际上已证实,用非常少的投入,控制风险因素,可以成倍的降低这些慢性病患者入院及昂贵的手术治疗。可惜,在西方国家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持续下降的30年中,我国则持续上升,患病人数的增加也加剧了“看病难”。

“药方”一:形成“医联体”

今年两会期间,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指出,要想解决看病难,最重要的是让基层医院真正强起来,和大医院形成上下联动、沟通,最好是一体化的构架,我们把它称之为“医联体”。现在大医院还是人满为患,去年全国诊疗人数已接近69亿人次,前年是62亿人次,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看病5次以上。基层的诊疗量在上升,但大医院诊疗量上升得更快。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扭转,我们要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特别是要应对慢性病这个健康的主要威胁,是不可能的。如果1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患者,他怎么能做到慢性病的长期教育宣传?这只有在社区可以实现。

具体以北京为例,为缓解看病难,政府开出了新“药方”。其一,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封国生表示,北京推出了“医疗联合体”,希望由此把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分流到社区或二级医院来解决,这样就能够腾出专家资源,为那些确实需要看专家号的患者提供更多的服务。目前建立的“医联体”就是由大医院牵头,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为成员,完全能够把大医院的技术带到社区,同时也为社区的医疗技术人员提供培训。例如现在的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盟,医生每周都有两三次到联盟所在的社区医疗中心出诊、查房、会诊等,今后还会根据病人的实际需要增加。另外,一些离退休的老医生已经固定在社区医疗中心发挥作用。

其二,提高床位使用率。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表示,北京市今年将首次试点在市属大医院建立床位统一调配中心,以解决“现在医院以科为单位,科室之间的割裂使床位不能流动”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后将打破科室间的限制,将各科室床位由医院统一调配,从而提高床位使用率。这样一来,可更好地利用床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住院难的问题,同时为患者在住院过程中提供更好的服务。患者在住院之前或住院过程中,由这个服务中心为患者做一些服务,比如事先应该做的一些检查都先做好,总之给患者提供更多人性化方面的服务。

其三,推行就诊卡。对于许多患者反映的看病时每做一次检查或者化验,就要去排队交一次费,太麻烦的问题,封国生表示,“目前我们已经要求医院尽量整合服务。下一步还要把这个模式再进一步推广,把相似的或功能相近的科室尽量整合到一个楼层,避免患者来回跑。与此同时,北京市医管局与北京银行进行合作,推行“京医通”就诊卡,以期简化就诊流程。这个就诊卡具有储值功能,同时又具有挂号、就医等功能,患者可在门诊挂号、看病、常规检查、化验等环节完成后再划价付费。

“药方”二:让基层也有高素质医生

这几年基层医院能力有所加强,但人才队伍还是欠缺。医学专业大学生都愿意去大医院做专科医生,而不愿意去基层医院做全科医生。对此,一直关注基层医改和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认为,老百姓的医疗保障水平在逐年提高,基层卫生机构建设的投入也在逐渐加大,但是老百姓无论大病、小病依然不愿意前往基层医疗机构就诊,除了基层卫生机构质量不到位、功能不完善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基层医疗卫生缺乏高素质、高层次的医生。

孙涛认为,让医科生下基层,除了高校定向培养这一环节外,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走出校园的就业政策引导和配套措施完善,解决医科生的后顾之忧。以职业晋升为例,现行政策规定,在一个乡镇卫生院要解决晋升问题,就需要按照县卫生院的标准来要求,比如说发表两篇论文。但是,这样的要求,对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农村的村医来说,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提出,要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建立一个全新的机制。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事制度。如果大家都认为只有专科医生是一流的,三流医生才去做全科,那就无法调动积极性。二是医保非常重要。不同层级的机构有不同的财政制度渠道。如果能把医保力量发挥出来,就能克服很多行政障碍。如果医保能按基层、二级、三级医院这样一个总包体系去报销,自然会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因为对服务体系来说,它充分利用以后,成本一定是下降的,效率肯定是更高的。

“药方”三:重预防少得病

针对看病难问题,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指出,患病人数太多也是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减少患者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生病,预防的最好办法是健康教育。他说,我们应该让每个家庭都学习了解健康知识,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钟南山院士也提出,通过社区医生对每户家庭的关注,能及时发现疾病苗头,早防早诊早治,这样百姓就会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小病就不会酿成大病。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也肯定了早期预防的重要性。过去的疾病谱主要是单因素(病毒或细菌)引起的传染病,现在的主要杀手则是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这些疾病的发病因素很复杂,过程也比较漫长。如果早期发现,早期处理,不仅效果好,花钱也很少。一个早期肿瘤,三五万元可以根治;到了晚期,三五百万元也不一定能治愈。曾院士也指出,家庭医师能随时关注社区内家庭成员的一些变化,甚至定期到家里来访问检查,有不良的苗头就可以及时发现。这也体现了“预防为主”的理念,真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从治疗转到预防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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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看病难”小窍门

晚点去医院一般都在早晨8:00开诊。一天之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患者会集中在上午看病,而在开诊之后的两个多小时内,患者最为集中。其实,看病可以选择避开高峰时间段,上午迟点或者下午再去医院就诊。避开上午高峰期,不仅看病快,取药也快。

挑周末不少患者觉得,专家只有在上午和非周末时间看门诊。事实上,有些专家上午要查房或手术,还有不少专家周一至周五没有时间出诊,反而会选择在周六坐诊。现在许多大医院推行无假日门诊,周日或法定节假日也可以找到专家。所以,要根据自己的疾病和工作等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看病时间。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医患关系;意义;途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做出了最准确、最系统的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基本方面,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统一。显然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发展和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笔者认为一是提高认识;二是剖析原因;三是身体力行。

1要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人是和谐社会组成的基本元素,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以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为重要前提。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发展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发展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问老百姓现在最怕什么?答案多半是怕得病。生病看医生,要花很多钱,小病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大病可能要几万甚至更多。有人将“医疗、教育、养老”并称为“新三座大山”,医药卫生支出已经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正如医疗卫生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Sen.amartya所说:“健康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福利之一,离开了医疗可及性及公平性,公民的生活满意度就会下降,容易成为对社会的不满者”。必将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2要认真分析医患关系紧张症结所在

笔者十分赞同陈圣祺的观点:如此这般紧张的医患关系,仅仅从道德层面去评论,已经失去了意义。根据事物的一般规律,个别现象往往只能是个案、例外、偶尔发生的,而普遍现象,并有蔓延趋势,则一定是根本上出了问题。社会现象的发生更多的是必须从制度上去深究原因[1]。

2.1医疗体制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

2.1.1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wHo的一份合作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包括如下几点:(1)老百姓甚至将“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喻为“新三座大山”,其中医疗费用因为其不可预期性尤其让人提心吊胆。目前,中国医疗服务费用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或心理承受能力,医药卫生消费支出已经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导致社会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根据卫生部2004年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过去5年,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了8.9%、农村增长了2.4%,而城市、农村的年医疗卫生支出则分别增长了13.5%和11.8%。根据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速上涨到2003年的6623.3亿元,在这飞涨的卫生费用构成中,政府卫生支出从36.2%下降至17.2%,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至27.3%,个人卫生支出却从21.2%剧增至55.5%,甚至在2001年一度达到60.0%。高收入人群觉得自己有钱却难以得到高质量服务,中等收入的人群抱怨医疗保险、医疗服务不足、不便,低收入人群甚至悲惨到没钱就医、在家等死。几乎招致各个社会阶层都不满意。(2)公立医院虽然被定位在非营利医院,但在事实上又被推向了市场,承担着自负盈亏的效益压力。医院在双重角色中的无奈:既要依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考虑投入产出之间的成本核算。老百姓把“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气倾泻到医院和医生身上,医生的社会评价从“白衣天使”暴跌至“白衣狼”。应该说,现在看病不会很难,但看专家还是有点难。一些特殊群体希望看病能够快捷,享受好的医疗条件,甚至只要开一个特需医疗窗口就可以,但现在医院很难全方位实行。因为医院要背负着心理上、道德上的压力,有人会怀疑你用基本医疗的条件去满足特需医疗。至于“看病贵”,也就是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这不是单靠医院就能解决的。(3)政府明确提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满足城镇广大职工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先后出台。相比之下,有关卫生体制改革的决定晚了十几年,直到90年代末方才形成。坚持这一改革目标,要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具体措施没有跟上,即改革措施的配套性不够。例如医药收入分开,把医院药品的收入拿掉。那么,用什么方式补贴医院呢?是财政拨款,还是提高诊疗费用,抑或其他?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就盲目拿掉医院的药品收入,医院势必会通过高新技术检查等方式把这部分经济损失转嫁到患者身上,引起患者新的不满,有悖于政府的初衷。

2.1.2我国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极不健全是最根本的原因纵观近年的诸多医疗纠纷,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医疗费用与患者的预期疗效不相符合所引起的。从现代医学发展程度而言,治疗效果只是一个概率,正如现在天气预报的降水概率一样,也就是说,尽管医生尽心尽力去治疗每一个病人,仍有一定比例的病人由于种种原因达不到满意的治疗效果,这一情况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一样。即使在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国内外一致承认的疾病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症抢救的成功率也只在70%~80%[3]。所以,对于花费了高额医疗费用的患者,如果没有满意的疗效,难免会有一些想法。那么,在国外为什么医患关系没有如此紧张呢?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患者无须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有健全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参加医疗保险,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个人无需支付高额的医疗费。比如,日本每个月只需交1100日元(约合70多元人民币)的医疗保险金,看病时就只需支付15%的费用。如果看病一分钱都不用付,或者支付其中一小部分,一次治疗疗效不好,再接着给你免费或低价治疗,医患矛盾就会小的多。在我国,过去由于有公费医疗,加之昂贵的进口药品、设备少,病人不用自己支付高额的医疗费,医患关系也就没有如此紧张。

况且城市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为30.2%,公费医疗为4.0%,劳保医疗为4.6%,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占5.6%,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9.5%,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79.1%。换而言之,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即全国近3/4的人口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扶持。如果我们综合比较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资料就会发现:城市医疗保障(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覆盖的城镇人口从1993年的70.9%下降到1998年的49.8%和2003年的43.0%;农村社会保障(即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率从1993年的5.8%下降到1998年的4.7%和2000年的3.1%。城乡之间利用卫生服务有明显差异,城市或农村不同人群之间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有扩大之势。农民缺乏医疗保险,城乡不同人群之间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也在扩大。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在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他们陷入了生不起病、看不起病的境地。如果把他们放在今日医疗水平日趋先进的大背景下考虑,或许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小病扛、大病拖”、“不怕穷、就怕病”的心酸。

2.2我国医疗质量、费用的监管制度和医疗服务的保障机制不健全

2.2.1我国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的监管制度不健全客观而言,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消费者协会由于对医疗知之甚少,很难做到有效监管。而作为矛盾双方的一方来监管另一方,也很难让医生接受,同时,医生也常常感到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从而容易使矛盾激化。事实上,一旦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医疗费用的问题已经无需患者担心了,因为,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份额比患者多得多,他们会比患者还急,这样,就会形成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的制约。医疗质量的监管专业性很强,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别说是外行,就是医生,对于非本专业的医学问题也有不懂的地方,所以,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的监管工作应由医院、各个专业学会和法律界来共同完成,我国至今尚未健全监管制度。

2.2.2医疗服务的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医生替患者治病,连自身安全都不能保障,对于疑难杂症还是少动为好,这样最终伤害的还是病人。如果有由医院和医生共同缴纳的医疗责任保险,由于医疗差错,法院判决需要赔偿的话,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如果要打官司,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律师费。有了这样一个保障,大多数医生心里也会有底。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出了医疗纠纷,病人及其家属不会再找医院、找医生,他们只需要跟法院、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即可,这样医患直接矛盾自然缓和。医院和医生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去。另一方面,如果某位医生的赔付额总是居高不下,要么他所缴的保费上涨,要么保险公司不再给他承保,这对医生的医疗质量也是一种督促。

2.3有些舆论导向的偏差激化医患矛盾在这个医疗体制正处于转变的时期,曾经是“白衣天使”的医生被迫承担起医疗转制的罪过,人们不再以崇敬的眼光看待医者,甚至在就医时还会怀揣录音机、摄像机,以便留做证据。实际上,在对于治疗病人疾病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医生和病人、病人家属的想法是相同的,恐怕没有哪个做医生的人是希望将病人治死或治坏。所以说,医患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当前的医患关系较紧张,只站在患者一方,一味指责医方没有医德造成的对医患关系改善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不但不能给患者带来任何实质利益,而且激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分析,医务人员都是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的道德水平也就是社会道德水平的反映。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医德是当前医患矛盾的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提高医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就行了,而不必对医疗制度做任何的改进。与国外的医疗体制比较,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地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而导致了在工作第一线的医生成了“替罪羊”。需要指出的是,医患之间关系紧张,对医对患都不利,但最终受害的是患者。因为患者不相信医生就很难配合检查和治疗,医生人人自危,会造成治疗中强调安全性,也使医学难以发展。我们舆论的导向在这方面做得太少,相反,要从媒体上看到医疗事故的炒作那是太多了,只能生气地说,因为多数记者肯定当过病人,而没当过医生。

3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医者先行

如果只从以上三方面剖析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症结所在有所偏颇,显然有医生在为自己说话之嫌。但是以上三方面症结改善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医疗服务体制,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欧洲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型,居民医疗服务基本由政府包下来;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居民医疗服务主要由个人和企业担保解决,政府对儿童和老人给予适当补助。这两种类型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欧洲的高福利型,我国政府背不起;美国的社会保险型,我国居民缴不起。中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4]。这就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不能靠等待,笔者认为医者应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先行者,正如高强部长所言:“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方面。我们要眼睛向内,正视和克服自身的不足”。从现在做起、从能做的做起、从我做起、身体力行。

3.1从加强优质有效地医患沟通入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保证医疗服务高质量的基础,而医患沟通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是对医学理解的一种信息传递过程,是为患者的健康需要而进行的,它使医患双方能充分、有效地表达对医疗活动的理解、意愿和要求。良好的医患沟通有助于医务人员调整自己或患者的医学观念,也有助于医患相互正确理解对方,协调关系,保证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医疗活动中医患角色的不对称,特别在医学的理解和相关知识的拥有上优劣势明显。同样,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对医疗活动的理解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这些优劣势和差异要求影响了医患沟通。为此,作为医务人员应当及时了解并满足患者被理解、受重视、受尊重的需求,同时也应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每个医疗环节中的疑虑、对医疗服务的感觉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点等,了解患者对医疗服务和疾病治疗效果的满意度。同样,在诊疗过程中,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是有着独立人格的社会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彼此的人格尊严都应受到尊重。医患关系,是一种配合与合作的关系,它建立在患者对医生的信赖和对生命健康的渴望基础上,只有彼此沟通理解、相互信任,医患双方才能共同参与诊疗活动,共同完成对疾病的诊疗过程,也便于患者对自己医疗活动过程和目的的了解。只有这样优质有效地医患沟通才能真正体现医学的整体意义和完整价值,实现医学事实与医学价值、医学知识和人性目的的和谐统一。

3.2用医生的“三心”构建病人的放心要让病人放心就必须有医生的“三心”——爱心、耐心、细心。作为医务人员,要使病人真正放心,最主要的是医务人员要有一颗爱心。医生是以解除病人疾苦为职业的,必须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必须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善待所接诊的每一位病人。一个对病人缺乏爱心的医生,即使他医术再高明,也会给病人带来担心和忧心。其次要有耐心,也是让病人放心的重要因素。只要病人来到医院,就会与医务人员发生各种方式的联系。双方能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是能不能让病人放心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医生,即使你做不到商业界对售货员提出的百问不烦的要求,即使在你看来病人提出的问题十分“小儿科”,你也必须耐心地进行解答。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具备医学知识,作为病人或者病人的亲朋好友是怀着焦急的心情想对病情和治疗措施探个究竟。事实上,在耐心的背后是爱心在支撑,还有细心,医疗工作是一个涉及到多个环节的复杂活动,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失误,也极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即便在书写病历和处方这样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在落笔时你要想到那一双饱含期待的眼睛,不要因你的马虎,让那双眼睛流露出困惑乃至失望。

3.3站立起来让“病人选医生”“病人选医生”是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广大病人的普遍欢迎。众多的病人通过选择医生就诊得到了方便和实惠。“病人选医生”是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在过去的医疗服务方式中,患者往往听命于医生,医生根据需要为病人提供疾病诊断、预防、治疗和预后等服务,患者往往处于被动接受服务。病人自主择医后,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主动性日渐凸显。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需要、性别特点,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主治医师,也可拒绝不适合自己的医师,从而使自己的就医活动有了充分的自。病人可以选择一位医生,也可选择一个医疗群体。病人的自是病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体现了病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病人选医生”是对病人自的充分肯定和尊重。以病人为中心,不单单只体现在医疗服务上,更应体现在对病人的尊重上,这是我们医疗服务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

“病人选医生”是对医务人员医德和医术的充分肯定和弘扬。推行病人选择医生,医德高、技术精、态度好的医生被病人选择的机会会大大增多,而那些态度生硬、敷衍马虎的医生,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坐“冷板凳”的境遇。医生的劳动价值只有在治病救人中得以体现,病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医生的价值。可以进一步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为病人提供优质、高效、低耗的医疗服务。

3.4加强医院软硬件建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谐的医患关系不是一蹴而就建立起来的,良好医患关系的形成可以来源于每一个环节。对于医院这样的特殊性质的窗口服务行业来说,医患关系体现在医疗服务的各个细节上,每个细节管理的好坏都将直接影响到医患关系。医院需要从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加以强化,在软件建设上,医院要从严格执行操作规范、确保医疗质量的不断提高、加强对医务人员服务水平和技巧的培训和提高服务标准等方面强化。全面推行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在硬件建设上,要从为患者创造舒适的就医环境、加强医院信息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等方面努力。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医患互信,尊重患者,体贴患者,关爱患者,对病人进行人性化关怀。以“病人为中心”,“仁心仁义、方便为怀”,从我们自身的努力去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3.5重视媒体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作用舆论引导工作作为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动员群众的强有力工具,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地化解和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5]。坚持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和改进热点引导、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加大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用大局观念去引导群众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澄清媒体对医患关系的不良炒作,多宣传社会主义国家医院的正面东西,通过多方面的宣传使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医学发展和各项诊疗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度及其疾病转归的不可预见性,以科学的态度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与文明仍处在低水平的现实基础。这就是媒体在正确引导医患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各界的广泛重视。

参考文献

1陈圣祺.解析中国当代医患关系紧张的缘由.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2005;3(10):879.

2张冉燃.不成功的医改.?望新闻周刊,2005-11-02.

3邢淑兰.论改善新时期医疗卫生行业中的医患关系.中华实用医药杂志,2003;3(19):1730.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9

【关键词】沟通;医患关系;和谐

【中图分类号】R197.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49(2012)10-0087-0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医院是社会主义公益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创建和谐医院是医务人员责无旁贷的光荣责任。加强医患沟通、建立医患互信,是研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创建和谐医院的核心工作,所以沟通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石。

1什么是医患沟通

有人说医患沟通就是语言的交流。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并不完整。沟通不仅仅是谈话,谈话是沟通的一种手段,却不是惟一的手段。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沟通”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是通信;二是传达、传授;三是交易、联系。我国传播学界和公共学界对沟通的共同看法是:传播和沟通是信息观点的传递、交流和分享。

沟通的内容是信息和观点,是关于某一事物某一过程的描述和结论,因而他们是抽象的。人们必须借助于各种媒体如语言、表情、动作姿态、行为方式来把自己知道的信息,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传递给需要了解的人。由于媒介的多样性,沟通的方式、内容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医务人员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我们的语言、表情、动作姿态甚至医院的环境、病区的布置等,无一不在向患者及其家属传递着某种信息,传递着我们的感情和态度。病人就诊时,特别渴望医护人员的关爱、温馨和体贴,因而对医护人员的语言、表情、动作姿态、行为方式很关注,很敏感。我国著名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认为:语言是医生最重要的法宝,医生一句鼓励的话,可以使病人转忧为喜,精神倍增,病情立见起色;相反,一句泄气的话,也可使病人抑郁焦虑,卧床不起,甚至不治而亡。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句热情的问候,爱意就被传递,沟通得以完成,而这些却是目前医患沟通中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方面。

2医患沟通的层次及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上面对医患沟通的定义,我们认为,医患沟通应从以下三个层次来进行。

其一,是语言的沟通。语言的沟通是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沟通方式。其基本的要求是要让对方听懂你的话,把你所要表达的意思准确地传递给对方,而不致引起误解或不理解。这就要求沟通双方,特别是医护人员要尽量少用专业术语,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要讲究“说话的艺术”。

其二,是情感的沟通。一般来说,去医院就医的患者及其家属,特别是危重症患者及其家属,其情绪都不太好;因其对待疾病的态度及家庭经济情况等不同,就医的动机及期望值也不尽相同。在过去生物医学模式下,医生是只看病不管人,但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应是既管病情也管人,即观察病人的心理状况及情绪变化,认真理解和把握这些情况,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其三,是思想的沟通。这是沟通的最高层次。医生要认真倾听病人诉说病情,感受病人所受的内心痛苦,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问题,这样才易使医患双方真正对疾病的认识及其治疗方案和具体措施达成共识,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关系,协调配合,共同战胜疾病。

3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患双方需共同努力

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虽然主要责任在“医”这一方,但“患”这一方也同样负有重要的责任,双方需共同努力。

第一,必须形成双方“互信”。医方要恪守职业道德,增强法律意识,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提倡诚心服务;而患者也要放下戒备的心理,理性看待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误差,尊重事实和法律,医患双方形成为达到共同目标而一起合作的关系。

第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多体谅一下医生的忙累、辛苦以及所承担的风险。即使发生了医疗意外,也应多倾听专家的意见,少一些冲动和过火语言、行为,对医护人员多一点理解和信任。

中医看病的主要方法篇10

关键词: 社会层化;理性;政府约束;医疗服务 

当前,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国普通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实践考验。有人说,看病难,解决看病难更难;更有人说:“三医”(医生、医院、医药)问题已成为不亚于“三农”问题的又一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确非易事。自2005年3月******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全国各地在今年内要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人民办实事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认真探索,出台了许许多多的治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1 分析全国各地已经出台的各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方案、措施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镇江模式,该模式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为主,用风险分担的方式来解决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看不起病的问题,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二是杭州模式,该模式以“限制医疗收费+对弱势人群的费用减免”为主,主要用降低收费方式来解决看病贵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 两种模式,尽管都有一定效果,但也有各自弊端 

在镇江模式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以2004年为例,为扩大参保面以提高覆盖率,镇江市财政为低收入人群参保投入600万元;二是该模式对控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作用不明显。仍以2004年为例,该市参保人员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平均为4986元,占参保人员总医疗费用的17%,说明该市医药费用仍然较高[1]。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和医院可能满意,但政府常常不满意。而在杭州模式中,同样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这种机制可以奏一时之效,但难以维持,更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长期坚持下去;二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没有区分清楚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此,“一刀切”的结果使社会弱势人群得到的好处并不明显(很大一部分被社会中高收入阶层获得了),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可能比较满意,但医院难以满意[2]。 

上述两种模式应该说都取得了最低效果(社会满意),但都没有取得最佳效果——三赢(政府、社会、医院3方均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措施缺乏针对性所致。 

3 针对我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对策 

我们认为,在像我市这种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的西部城市,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只有在认真分析并抓住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3.1 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 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3方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层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为准来制定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层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医疗服务需求(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然而此时,我们的医疗服务供给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仍然以单一的医疗服务供给(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且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服务供给的模式向中高档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县及县以上医院单一的过度医疗服务模式,酿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热点问题。 

3.2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镇江模式是用社会保障的高覆盖率来暂时掩盖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于没有抓住矛盾的实质,因而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医药费快速增长最终将把镇江模式逼入困境(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的经济不可谓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谓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尚且难以承受过快增长的医疗费,何况中国!);杭州模式主要靠行政措施来强行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由于其不加区别的“一体抑制”,必将使医院的运行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一体抑制”的效果由于富人利用医疗服务多,则获得的利益更多,最终穷人受益有限,其社会公益性(应当主要体现为对穷人的社会扶助)得不到最佳体现。因此杭州模式一是没能使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得到最佳体现,社会效果不佳;二是影响医院运行和发展,故难以长久(但可解决政治上的一时之需)。因此,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镇江模式和杭州模式均非理想模式。 

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是在承认社会层化这个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为其提供各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该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 

3.2.1 总指导思想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用“两个理性”来对待“两个非理性”。即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约束来对待非理性医疗机构的非理性医疗服务供给(表现为过度医疗服务)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表现为小病、常见病等均到大医院求治)。 

3.2.2 总目标 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与各自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供给,以实现对全社会的不同医疗服务保障。 

3.2.3 总原则 兼顾社会、政府、医院3方利益,实现“三赢”。 

3.2.4 实现路径 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不另行新建什么“贫民医院”、“惠民医院”等,基本不增加财政负担,主要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 

3.2.5 具体内容及实现步骤 

3.2.5.1 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 (1)城镇居民的划分。城镇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低保层:定义同民政部门低保规定;②低收入层:1倍低保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③中高收入层: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2)农村居民的划分。农村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绝对贫困层:年人均纯收入650元;②低收入层:650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③中上收入层: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3)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低收入层的成员发给相应的就医身份“标记卡”(机

读卡,实行计算机管理),凭卡就医,享受公益性医疗服务。中高收入阶层成员不发卡,按现行模式就医。 

3.2.5.2 医院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 (1)医院应当提供至少3种不同的医疗服务供给:①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提供“折扣的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最低保障——指“最低限检查+最低档药物及治疗”;最低成本——指挤掉一切“虚高定价”的泡沫、仅以实际“直接劳务费+直接耗材费”两项成本定价;折扣——指在最低成本定价基础上,还给予一定的折扣。折扣多少,可以根据3.5%的承受力标准来考虑(注1),务使该阶层人员在每年1.28次门诊+0.0322人住院的情况下(注2)其医疗费支出经折扣后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注1、注2中的数据为根据我市调查所得);②对低收入层,提供“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内容同前,只是不再提供折扣。也务使该阶层人员每年医药费支出不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③对中高收入层:提供挤掉“虚高定价”泡沫后的、合理利润的医疗保障服务。(2)服务的供给:①低保层病人、低收入层病人凭“标记卡”挂号,各自取得相应的“标记病历”和挂号标记,并凭此就诊;②就诊时,医师凭借“标记病历”用相应“标记处方”开处方,用相应的“标记查单”开单检查;③结算时,对“标记检查单”,“标记处方”的结算按前述两种方式分别进行;④住院时类同。 

3.2.5.3 社会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1)物价部门要认真把好“最低成本”定价关。(2)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对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人群的诉讼,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只能按“两低”(最低限检查+最低注档药物和治疗)标准来要求医方举证。即举证要求标准应与实践中的“两低”标准相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医疗时实行“两低”标准,诉讼时实行“普通”标准),那样医院将无所适从。(3)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的医疗信访案件时,也只能用“两低”标准对医院的服务进行对照检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两低”标准的标准来评判医院的工作。(4)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公用事业部门对医院供给的一切服务,应当以最低价格收费。这应当是全社会对社会弱势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关心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5)应当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负责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工作,其划分和标记工作一年一定,实行“阳光工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6)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要共同配合,对医院执行“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坚决予以处罚。同时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会、新闻媒体、病人的监督。

3.3 本模式的利弊分析 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理想的解决模式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医疗服务需求得到切实保障。(2)政府满意。在政府财力许可的限度内,以不增加或少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健康。(3)医院满意。既要真正体现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上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能维持医院正常运行、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同步的医院发展。 

3.3.1 本模式的益处 (1)对社会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人口全覆盖、经济上能承受。在覆盖问题上,镇江模式下全市人口入保197万人,参保率仍然仅有67%,还有1/3的人仍要受到看病难、看病贵的困扰;杭州模式下能够进入惠民医院的人员是城市贫困人群(城市低保人群),农村绝对贫困人群和城乡低收入人群目前还不能进入惠民医院享受优惠,真正有效覆盖仍不全面。而本模式对3类社会人群进行了完全覆盖,特别是对贫困人群(城镇低保人群5.7万,农村绝对贫困人群33.74万)、低收入人群(城镇低收入人群23.4万)进行了有效覆盖。在经济承受力问题上,镇江模式、杭州模式都没有解决好社会各阶层的就医经济承受力问题,而仅仅是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确定了一定的医疗费下降幅度,这种“同等保障”、“一体抑制”的措施无法有效地解决阶层化、个体化的看病贵的问题。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仍然可能要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会有所减轻而已。相比之下,本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紧紧抓住社会弱势人群经济承受力这个关键点,由政府作出硬性规定(即政府约束,3.5%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红线),再由医生根据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人施治”,宏观、微观双管齐下,确保医院服务以病人经济上能承受的方式提供,从而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对政府而言,本模式的特点:一是从政治上可以提高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责任政府形象,提高市政府关注民生、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执政压力;二是无需增加什么财政负担,不过多地增加政府财政压力。而镇江模式,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长此以往,难以承受。(3)对医院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对现行医院运行模式不形成冲击。因此,新制度在运行上很容易融入现行医院运行模式,病人就诊也十分方便(同以前几无区别),此为其一;其二,此模式为医院履行公益性职责提供了强制性的规范,医院的公益性职责摆在了全社会面前,既有助于社会各界监督,也有助于医院重塑自身的社会形象,增强社会认同感;同时,该模式为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杭州模式,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均将到受较大影响,不利于医院事业的发展。(4)对控制医疗费用和体现社会公益性而言,本模式中的宏观、微观双管齐下,是目前医疗服务中的创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在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中,全世界的经验和研究均表明,医药费用过快增长、难以遏制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医药费用后付制”这种医院收费制度。病人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全凭医生主导,而医生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加之利益驱动,医药费用上涨就不可避免了。针对“后付制”的弊端,全球出现了“医药费用预付制”的医院收费制度,主要有总额预付制(加拿大、英国)、人均定额预付制(美国)和单病种预付制(美国)。这些预付制尽管能起到一定的遏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作用,但对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看病贵的问题收效因社会阶层不同而异。因为这些以社会平均水平来制订的价格,对富人来说,益处是明摆着的;但对穷人而言,仍然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穷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显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穷人仍然难以承受。因而这些“预付制”对扶助社会弱势人群,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重点体现社会公益性和社会关爱的作用并不大。 

而在本模式下,我们通过对医生的约束(因人施治),并且是有硬性规定的政府约束(3.5%),不仅实现了“预付制”才能起到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目的,而且还是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费用控制,这是费用控制的最有力措施!同时,我们通过折扣、最低成本计价将公益性集中地、重点地体现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使他们得到了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大扶助。这比之“利益均沾”、“富人受益更多”的“一体模式”,其社会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3.3.2 本模式的弊端 (1)有引发“社会歧视”误解的可能。该模式对社会人群按经济收入划分社会阶层后,其本身只是对原来就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给以明朗化和具体化,并无任何歧视之意。但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会对这一点进行攻击,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并且还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2)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因人施治”、“扶助弱者”。“因人施治”的实质是“因经济承受力施

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3)该模式对社会中高收入人群给予的“保护”不多,仅有挤掉“虚高定价”泡沫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这个阶层的人就医,其医药费用不会有明显减少(但仍在其经济承受力范围之内)。这样,这部分人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是社会弱势群体在“叫”,中高收入群体也在“叫”)。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而非“一体保护”,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由此生怨。对此,也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尽管这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4)该模式下,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划分和标记是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承担划分和标记的部门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除了有滋生新的****的可能外,不正确的划分(应当列入的未列入,不应当列入的又列入了)还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和矛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5)该模式下,对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就医管理将成为难点。要有效防止“一卡多用”、转借他人、甚至出卖“标记卡”,都是新的问题。管理不善,医疗社会扶助一旦泛化,该模式的优点就无从体现了。 

3.4 本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4.1 政治上的可行性 该模式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政治上,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该模式的观念毕竟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太合拍。因此,要推行该模式,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当然,只要我们按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正视现实,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观点去实践、按照邓小平同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来评判,该模式在政治上也是安全可行的。 

3.4.2 社会的可行性 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解决社会弱势人群的最低医疗保障,对他们提供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主义职责的条件下,应当说该模式能最大化地体现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公益性,符合我市实情,具有社会可行性。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不具有社会可行性。 

3.4.3 经济可行性 该模式几乎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不需新增医疗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该模式会明显减轻社会弱势人群的经济负担,也给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有一定空间。因此,在政府仅承担有限社会正义职责的条件下,该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在经济上不可行。 

3.4.4 管理可行性 尽管该模式可能存在诸如社会阶层人群划分和标记、标记卡的转让、出借等管理上的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可以借鉴民政、社保等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再根据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探索来逐一解决,因而该模式在管理上也可行。 

3.4.5 部门协调的可行性 该模式运行将涉及法院、纪检、监察、信访、物价、卫生、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多个部门,需要充分协调。笔者认为,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这些协调均能够完满达成。故部门间协调也是可行的。 

总之,笔者相信,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市一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市实情的路子,很好地解决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我市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