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1
关键词：农村居民；理财行为；农村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1农村居民理财现状
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其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对于“三农”发展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渐丰富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快速推进。城乡发展差距缩小，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已经走向城乡对接。政策的支持和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居民生活开始富裕，解决温饱问题同时可以储蓄下额外资金，改善生活。
1.1农村居民理财内涵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及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武汉市作为全国较为发达的城市，农村居民也较为富裕，有理财基础和发展空间，除去生活所需，农村居民的储蓄也逐渐增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从农村居民的角度来看，对自有资产的管理进一步提高，可以防止因外部原因人民币贬值或国内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的同时，使资产增值，获得额外收益，提高生活水平。除了将资金储存在银行以外，应该丰富自身理财知识，合理规划资产，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自身受的同时也提高了资金的有效利用率。从金融理财的角度来看，农村经济可谓是未来最有发展空间，切无人开采的市场，我国的三农政策利农惠农富农都将使农村居民逐步富裕起来，若银行或金融类的理财公司能为农村居民提供合理切有效的理财方案，集合融通众多小额资金，金融机构管理，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资产，正确妥善管理将获得巨大收益同时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理财理念，和金融知识的普及。
本小组以武汉市江夏区的部分村落为研究对象，村子里的常住农村居民大多以种田耕地为生，年龄分布在45岁以上及10岁以下。家庭条件不算富足，但拥有少量储蓄。这类居民大多对理财概念不熟悉，没有合理的资产规划，对金融的基础知识并不了解。还有部分较为年轻的成年人，其中个体户占多数，生活较为富足，对理财产品有所了解，购买各种保险提高生活质量，但认为金融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涉险。对此，农村居民现处于对理财有所了解愿意尝试，却没有好的理财产品选择，对金融的认知较少，从各方面有待提高和改进。
1.3农村居民基本收入情况
从国家统计年鉴得到的资料可看到，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各项收入都逐年以较快速度递增。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衡量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该项指标于2013年为8867元。
本文旨在研究农民理财行为，因此我们着重看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也称资产性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和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财产增值收入。该项指标在2013年仅占总收入来源的1%，虽然有一定收益，但收益不高。这表明两种可能：第一，农民没有足够多的资金投入到理财产品，本金较少；第二，由于其对理财方式了解不够，缺乏基本的理论知识，因此购买理财产品有一定的亏损，而不是完全的收益。
目前农村居民收入相较而言偏低，其中财产性收入占比少。银行利率偏低导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较少且获取困难。因此要改变此现状首要是提高当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
1.4农村居民基本消费情况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分为教育、生活及医疗支出、购买大额商品、生产资料、奢侈品、盖房子及其他等几大类。我们采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农村居民消费状况。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的变化及其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经调查，发现当地居民的主要消费还是用于食品和医疗支出，恩格尔系数较高，生活水平还比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对教育和住房的消费也逐渐增长，成为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农村居民理财相关的分析
2.1农村居民的理财方式
调查显示，大部分家庭或个人都有理财理念，尤其是高收入群体，他们都有理财计划。通过调查发现，80%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居民，认为自己投资理财的知识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些家庭或个人每月大概会拿出一半的收入用于投资理财支出，比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居民高出5个百分点左右。
调查资料显示，50岁至60岁的公众中，51%的人赞同“勤俭持家，节约生财”，但同时也有43%的人不同意“节俭生财”。现财专家认为，节俭毕竟是抑制了自己的消费，一般来说，支持“节俭生财”的人群占比应较少。这项调查结果还表明，长期以来中国居民由于Cpi指数居高不下，在生活基本开销方面的花费过多，导致生活压力过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家庭成员的医疗、住房等费用逐年不断增长，老年人给子女买房要存钱，年轻人给孩子上学要存钱，中年人为养老要存钱，中国居民对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感，造成中国居民储落一直居高不下。调查显示，各商业银行理财顾问在消费者心目中还没有被完全认可，受访者中有65%的人质疑银行理财人员的行为，有些理财顾问为了推销理财产品，会不择手段，一天到晚发短信、打电话，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受访者中有56%的人表明自己不敢相信理财顾问，并认为他们推销理财方面的产品是以自身的利益为目的，他们不会将自己的资产情况如实告诉理财人员，尤其是高学历的居民更有防范之心。
2.2农村居民理财产品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在理财产品的选择上有储蓄、实业投资、股票、基金、房产、保险、民间借贷及其他。储蓄、基金、保险、民间借贷所占比例较大，总的来说，农村居民理财产品的选择有如下特点：
（2）进行实业投资的人群占比为6%，因为实业投资要求个人掌握投资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投资风险较大，投资的回报率也不稳定，所以选择实业投资的人占比相对较小。
（3）股票的比例为5%，基金的比例为21%。因为股票和基金的流动性比较好，并且投资收益率也比较高，所以有不少居民选择参与，尤其是那些不满足于储蓄增值的居民更是投身其中。但是因为它们的风险也比较高，并且还需要其参与者具备比较丰富的投资理财专业知识，或者有专业理财机构的投资经理人进行指导，特别是近几年股票波动幅度较大，大部分人套牢，没收益，所以更多人选择投资基金作为理财方式
（4）有8%的居民购买房屋，投资房地产。
（5）有25%的人购买保险，选择保险投资。保险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投资方式，它是一种风险转移，当未来意外事故发生时，当事人为减免意外事故对个人或家庭造成的财物损失，而考虑是否需要购买保险。保险投资更主要是一种保障，而不是收益，这种投资方式平时没什么收益，所以在农村家庭的投资活动之中，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意外事故发生时，往往可以获取一笔数额不小的赔偿金，为自己或者为亲人将来的生活买一份保障，因此参与保险的意识正逐步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植。目前有稳定收入的家庭，一般会考虑购买一些保险，如：养老保险、教育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6）有27%的居民选择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在城市居民中相对较少，但颇受农村居民欢迎。因各农户之间收入不平衡，部分农民手中闲散资金较多，他们资金有剩余，而有部分农民资金不足又急需用钱，在各农户的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时，那么民间借贷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民间借贷主要是以信用为借贷基础，很少需要抵押或担保，没有僵化的规章制度，借贷手续简便，并且一般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所以，它大范围存在于农村地区，是农民之间独特的理财方式，也是个人之间比较重要的融资渠道。另外，在收益方面，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这种方式的收益率较高，所以，颇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受利益的诱惑以及理财环境的影响，甚至有一部分高收入高学历的农村居民也热衷于民间借贷。
3农村居民理财的原因
3.1城乡居民理财差异原因分析
由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投资理财方式上有较大的区别。我们通过探究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理财方式的差异，分析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更全面的认识农村居民理财的特点。
通过对城乡居民对于理财方式的调查，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在理财方式的选择上有较大的差别。城市居民偏向于选择储蓄、基金、保险等方式进行财富的保值与增值；而农村居民则主要选择：储蓄、民间借贷、保险等方式进行理财。另外，在储蓄、民间借贷等方式的选择中，农村居民的比例比城镇居民更高，且农村居民在理财方式的选择上较为单一，理财也是以传统的储蓄、民间借贷为主。
通过调研，我们得出城乡居民理财的差异的产生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
（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
（2）城乡居民获得理财信息的途径的差异。
城镇的金融机构发展较成熟，不仅各类银行的网点比较多，像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也比较完善，各类金融机构间的竞争较为激烈。纷纷推出不同的理财产品，进行较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使城镇居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更多的理财方式并进行合理的选择。而在农村地区，由于金融机构较少，服务项目单一，居民的理财选择也较少。
（3）城乡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城镇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农村居民，对新兴事物的理解和接受力都较高于农村居民。在对农村居民的调查的过程中，多数表示，不想采取新的方式去理财，认为许多新的理财方式都是骗钱的戏码。
3.2农村居民理财原因分析
在小李村和蔡甸，理财业务悄无声息、产品十分匮乏，面临着严重缺失的尴尬处境。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如下：
3.2.1内部原因分析
3.2.2外部原因分析
（1）金融理财服务门槛过高，城市一般“门槛”在5万或5万元以上，而农村居民收入低，闲钱少，农村理财服务的门槛并未有相应的调整，造成金融理财行业在农村地区无法推行实施。
（2）农村金融理财环境不完善。近年来，农村金融理财市场潜力巨大，但能够深入到农村的金融机构很少，如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到农村去设计或销售符合农民投资的金融产品的，同时能为农村金融理财提供服务的专业人才资源甚少，因此也极度缺乏到农村地区宣传正确理财观念和理财方式的相关人员。在理财品种上，大多都以保险、基金为主，除此以外，农村地区开办的投资理财产品不到城市的三分之一，许多投资理财产品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难以在农村地区宣传推广。而农民的收入带有较强的周期性和季节性，较难满足商业银行现推出以闲置资金增值为主要内容，期限固定、周期较长的投资要求。
（3）农村金融理财科技型基础设施落后。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对了农民个人理财市场发展有巨大影响。从趋势上看，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已逐步退出农村居民的视线，许多农村地区成为金融服务的盲点，农村居民的理财服务逐渐被淡忘。与大中城市相比，农村地区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落后，计算机普及率低、互联网建设缓慢，金融投资环境较差，缺乏适合农民投资理财的渠道。银行卡、电子银行、衍生产品等目前大中城市已十分普及的业务品种，在农村仍然处于准备起步阶段。
4对改善农民理财行为的相关建议
4.1对农村居民进行理财知识培训以及教育，培养起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意识
4.2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增加农村居民的投资渠道
农村居民缺少完善的金融理财环境。农村金融理财市场空间很大，但很少有金融机构深入到乡镇，比如证券公司在乡镇中几乎没有营业部，也没有去销售其理财产品。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银行网点数量很少，在理财方面也没有主导机构，仍以农村信用社、合作社以及邮政储蓄为主，缺少股票、债券、基金等工具以及产品，使农民不便于了解和购买理财产品，也阻碍了金融机构理财服务的推广。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在农村的推广，改善农村居民的理财环境。
4.3金融机构为农村居民进行相关的理财创新服务
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创新意识，开发适合农民的理财产品。针对农村居民的理财产品在市场上很缺少，在产品种类上，大多以保险为主，除此之外，在城市中可以购买到的理财产品在农村无法买到。因此金融机构应该进一步关注农民的具体理财需求，开发出适合农民，在操作上简单方便，具有风险低、收益稳定等特点的理财产品。城市居民大多了解和购买的基金等理财产品，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很陌生，因此基金业应该深入乡镇，取得农村居民的认可，既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进入证券市场的途径，还成为分流储蓄转化为投资基金的载体和工具。农村居民在学习了理财方面的知识后，在理财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个人的风险偏好和家庭经济条件进行有选择的投资，在风险小的情况下获取稳定收益。
4.4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居民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抵抗风险能力更差，尤其是遇到天灾人祸，重大疾病。加强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的低保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是政府在农村居民的民生问题上应该重视的。只有在较为完善的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下，农村居民的理财行为才不会仅仅局限为高储蓄低消费，农村居民才能更合理地支配个人收入，从而更合理地理财，达到真正的富裕。
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2
关键词：城市居民；投资理财；新经济形势；福鼎市
一、福建省福鼎市的区位条件
福鼎市是宁德辖区的一个县级市，当地政府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成立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实施全方位的招商引资策略，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之间的合作。福鼎市实施“东扩南移面海”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建设百胜新区和海湾新城，并推进潮音岛新区的建设，完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福鼎市居民的生活。2004年1月，福建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第一次完整、正式地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概念。中央于2006年两会期间，建设“海峡西岸”经济的字样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十一五”纲要中提出计划通过10-15年的时间，将海峡西岸建设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发达地区。2009年5月，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福鼎市工业发展迅速，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6.18亿元，开辟了以福鼎工业园为龙头的工业项目区，特别是化油器的研发生产居于全国前列，并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化油器名城”的称号，合成革产业发展也十分迅速，荣获“中国合成革名城”和“中国合成革陈叶示范基地”的称号。福鼎市位于福建和浙江的边界，104国道、深海高速公路纵贯，2009年温福铁路线全线通车，动车的运行给福鼎市交通便利优势更加凸显，很多外来商人，也选择来福鼎市进行投资。
总体来看，福鼎市之后的发展前景良好，一个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制定“东扩南移面海”的城市发展建设战略，加快城市化进程，为外商的投资提供了许多投资的机会，福鼎市本身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加上当地资源丰富，矿产资源，被命名为“福鼎黑”的玄武岩，是罕见的高级建筑材料；林产资源、海产资源丰富；太姥山作为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促进了福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调查随着近年福鼎市经济发展迅速，居民对于今后投资理财策略的转变或者定位，部分居民看好福鼎市的经济发展，会选择进行实业投资，特别是在福鼎市潮音岛新区附近，部分居民在今后的投资理财过程中，将加大对于房地产投资的比重。
二、对福建省福鼎市居民调查分析
（一）调查对象
2011年3月5日至11日，主要在当地随机抽取银行网点发放调查问卷，包括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兴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主要对象是来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并且在街上随机抽取路人来回答问卷，使得调查结果能够真实反应当地居民投资理财的情况。在300名受访者中，男性有124，占总体比例的41.3%，女性有176人，占总体比例的58.7%。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发放无记名调查问卷的方式，客户自愿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其中发出问卷307份，回收问卷300份，问卷回收率达到97.72%，通过比较客观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的较为有效的问卷调查的原始数据，有助于接下来的分析研究。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受访者个人信息。一共有300名受访者，其中男性有124，占总体比例的41.3%，其中女性有176人，占总体比例的58.7%，分布年龄段主要在于21-40岁之间，学历主要是本科学历，占了44%。
2.受访者投资理财基本信息。第一，居民投资理财意识有所增强。这个时代是个“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年代，随着我国个人投资理财市场的不断发展，各项政策的完善，各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题，推出各种投资理财产品，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激发了福鼎市居民的投资理财热情，调查发现，在全部300名被访者者中，有81%的居民对投资理财感兴趣，并且有19%的居民表示对投资理财很感兴趣，只有4.7%的居民表示对投资理财不感兴趣；第二，投资理财知识匮乏。虽然居民的投资理财热情高昂，但实际上对于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还是了解甚少，调查中发现只有19.3%的居民对于投资理财表示了解或者很了解，大部分居民对于投资理财的了解程度不高，达到了80.7%。而且，调查还发现，居民在投资理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集中在投资理财知识匮乏和资金不足方面，前者有172人，占到了57.3%，后者则有80人；第三，投资理财的资金占收入比例低。居民投资理财支出占收入比例在15%以下，有94人，占到31.3%；支出比例在15%到25%之间的人数有194人，占64.7%；支出比例在26%到50%之间的有10人，占3.3%；支出比例在50%以上的有2人，占0.7%。总体来看，福鼎市城镇居民投资理财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较低，都在30%以下，大部分居民出于现在股票市场、黄金市场、基金市场不景气，打击了居民投资理财的信心，对未来的市场不看好，降低了对于投资理财的资金支出；第四，当前，福鼎市居民投资理财产品的选择，还是以储蓄为主，占到80.7%，超过八成的居民都回去选择在银行存款，接下来是购买股票，有37.7%的居民有选择购买股票，有31.7%的居民有购买基金，由于福鼎市在加速发展，房地产市场比较看好，也有一定比例的居民选择购买房地产，占到28.7%，可以看出福鼎市居民选择信托、期货、收藏品这些方式，还是占到比较小的比例。福鼎市居民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有83%的人只能承受轻微损失，只有13.3%的人能够承受较大或者全部损失；第五，福鼎市城镇居民投资理财方式呈现多元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政策的不断支持，居民可选择的投资理财的产品种类日益丰富。目前，人们主要了解或者选择的理财产品，有储蓄、国债、股票、基金、房产、、保险、外汇、期货、黄金、收藏等，而对于这些投资理财产品，福鼎市居民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根据调查问卷显示，有10.7%的人购买了国债，有37.7%的人购买了股票，有31.7%的人购买基金，有28.7%的人选择投资房地产，有11.3%的人购买了，有24.7%的人购买了保险，有10%的人进行了外汇投资，有4.3%的人有进行过期货的交易，有14.3%的人购买了贵金属，有8.3%的人有进行购买收藏品作为自己的投资方式；第六，福鼎市居民对现有投资理财的整体评价不是很高。调查结果表明，有63.7%的居民对自己的投资回报感觉一般，有31.7%居民对此感到比较满意，感到非常满意的只有2.8%。另外，还有一部分居民认为比较差或是非常差。可见，居民的投资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目前股市不景气，很多投资者亏损累累，在所有的投资品种中，股票的满意度最差。
（四）福鼎市居民投资理财趋势分析
1.从一般储蓄转向组合投资。福鼎市城镇居民进行投资理财的主要方式仍是以储蓄为主。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福鼎市2011年的Cpi指数达到5.4%，此时居民的储蓄存款，事实上没有实现保值与增值。所以居民考虑调整自己的投资理财策略，以应对资产缩水。同时，这也说明了福鼎市城镇居民对于投资理财方式选择的范围还比较窄，投资理财的观念和能力，还需要继续培养。
2.实业投资成为热点。福鼎市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制定“东扩南移面海”的城市发展战略，建立福鼎市潮音岛新区，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契机，包括房地产、娱乐、饮食行业等。并且，福鼎市旅游资源丰富，温福铁路线的开通，使得福鼎市的交通更加便利，来自上海、南京、北京一带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就调动了福鼎市居民投资旅游行业的热情。
3.年龄较大的居民投资理财依赖银行。福鼎市居民对于投资理财知识比较匮乏，较少人能够进行独立操作，大部分人投资理财存在心理，尽量分散投资资金，“广撒网”式的盲目投资，以最大程度的分散风险。居民投资理财的信息来源渠道狭窄，不能够及时获得理财方面的信息，造成错误最佳的投资时机。近年来，各商业银行的投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更多大龄的居民选择到银行咨询专业的投资理财分析师寻求帮助，为子女积累一些未来的资本。
三、居民投资理财的策略选择
（一）股票投资
除了储蓄，股票是福鼎市居民选择最多的投资理财方式，股票市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股市又风险，入市须谨慎”，股市的风险是难以避免的。根据数据显示，至2008年9月，我国的个人股票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达到一亿户，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7%。据统计上指从6124点跌至1800点时，中国股票市场的个人投资者中，大约又95%的人亏损，大约有4%的人持平，只有大约1%的人盈利。现在很多人对于炒股的几种错误投资：乱枪打鸟型，很多投资者道听途说，广撒网式的投资，没有目的性；相信高回报计划型，忽视高回报都伴随着高风险，无法做到理性投资；相信长线型，投资者认为做长线一定能赚钱，盲目持有。
（二）基金投资
做基金投资，首先要认识自己，明确自己意向选择哪种类型的基金，是要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还是能够稳健保本收益的基金。前一种，可以购买股票型基金，后一种可以购买债券型或货币型基金。确定了基金种类后，选择基金可以根据基金业绩、基金经理、基金规模、基金投资方向偏好、基金收费标准等来选择。稳健一点的股票型基金可以选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如果做定投最好选择后端付费，同样标的的指数基金就要选择管理费、托管费低的。在调查过程中，有些投资者选择做定投，但是很多投资者做了大概几个月就放弃了，投资者比较在意短期收益，稍有亏损就选择抛出，完全按短线思路来操作，基金是属于长期投资理财产品，不应太关注基金短期的波动。
（三）黄金投资
黄金是所有贵重金属中最受欢迎的投资理财工具，在全球货币市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黄金市场持续升温，金价不断上涨。尤其随着人们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国内证券市场持续低迷、通货膨胀预期增长、楼市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个人投资者对黄金投资的热情与日俱增。但黄金投资存在问题，就是投资门槛比较高，要求投资者具有一定的投资经验及风险意识，因此使得一部分投资者对黄金投资望而却步。
（四）实业投资
实业投资又被称为产业投资，指经济主体为获得未来收益而投入生产要素（人力、物力、财力等），形成资产的一种经济活动。进行实业投资需要做好项目评估，项目评估是实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分析项目的必要性，分析项目的市场需求，确定所投资项目的生产规模、条件，并要从社会角度出发，分析项目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实现社会效益，对于市场存在的风险，要进行不确定性的分析，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对于迅速发展的福鼎市城区，投资者需要认清政府政策指向，考虑自身的经济能力，看清发展形势，理性分析当前投资的利弊问题，再慎重投入资金，以实现资金的增值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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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3
【摘要】如何理好财，如何使资产更好的保值增值，是越来越多的兰州市居民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兰州市，居民个人理财已逐渐成为一股热潮，成为个人和家庭合理配置资产、有效规避经济生活风险的主要方式。本文着重从微观角度对兰州市居民理财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兰州市个人理财需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居民理财倾向于风险较小产品，理财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值。
【关键词】居民理财；理财产品；需求
一、兰州市经济概述
2016年1月至6月全国生产总值达到340637亿元，增速为6.7%，而甘肃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20.99亿元，增速为7.8%，其中兰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95.7亿元，增速为8.5%。兰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达15092亿元，增速达到9.8%，总体而言，兰州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持续上升。另外，2016年1月至6月市区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8643.26亿元，同比增长13.60%，其中住户储蓄存款2754.11亿元，增长9.27%。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到7899.42亿元，增长15.60%，存贷比为91.4%。就基本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在进入2016年以来，兰州市经受住了全国经济下行的压力，稳定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走在全国的前面，并毋庸置疑的成为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二、兰州市居民理财现状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88份，有效率达98%。这里主要对理财产品的需求状况进行分析，由表1可以看出，银行存款，股票等传统金融理财产品还是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银行存款风险小、收益较低但比较安全稳定，存取方式灵活简便，更重要的是银行是极具信用的机构，因此这种最为传统的理财方式长期以来一直获得居民的青睐。其次是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和股票，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需求大主要因为其机构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同时这类理财产品基本都由专业投资理财专家经营。进入2016年以来，股市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让很多股民纷纷从股市中撤出资金，所以对于股票的需求比重较前年有所降低。就全国居民理财现状来看，购买基金的居民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主要归因于基金有着风险相对较低和收益率较高的特点，兰州市居民理财也同样具有这一趋势。
其次，保险具有安全性、长期性等优点。如果未来居民和金融机构都能够运用好“保险”，这将是一种一举两得的理财方式，既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居民理财市场，同时也加强了社会保障。另外，房地产投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获利极高的投资方式，在经济邻域常将它视为“最硬的通货”，同时投资房地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吸引了大部分资金充裕的投资者。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房价在短期内虽得到抑制但考虑种种因素下跌的可能基本为零，尽管近期房地产泡沫较为严重，但仍无法抑制居民投资房地产的热潮。
最后，如期货、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等在我国推出并l展的时间并不长，短时间内还很难被大多数投资者接受。但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目前在大学生群体中较受欢迎，这主要因为大学生群体认识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且此类产品一般投资门槛低，这对于基本无收入的群体较为有利。另外如期货这类衍生金融产品其产品本身和操作经营均极为复杂，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极高，一般情况下，普通投资者很难参与其中。总体比较，兰州市城镇居民还是比较倾向于购买低风险较为安全、稳定的理财产品。
表1理财产品需求状况分布表
理财产品人数（人）占比（%）
银行存款12922
银行理财产品8214
基金6511
股票8214
债券478
保险7613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417
房地产356
黄金、外汇类122
古玩字画122
金融衍生产品111
合计588100
三、兰州市居民理财现状存在的问题
1.兰州市居民理财需求在提高，但总体需求量仍然较小。由统计分析我们看出，由于兰州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为保障基本物质生活大部分人能够投资于理财产品的资金并不充足，更不愿意投资冒险，且兰州市地处我国西北地区，大部分居民长期以来对投资理财的认识还不够全面、观念还未完全转变，这些都是造成目前兰州市居民理财需求量不大，居民理财市场不够完善的重要原因。
2.银行存款占所有理财产品的比重过大。这一问题是目前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所普遍存在的问题。银行存款因其本身的各种优势“掩饰”了其收益低的根本缺点，且在目前负利率的情况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选择这种理财方式。大部分居民表示愿意采用银行存款的方式配置资产，这种现状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
3.居民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这主要还是由于兰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遍较低。
4.理财产品的需求品种结构单一。统计数据显示，银行存款、股票、基金和保险是市民选择的最常见的三种主要理财产品，而很少购买其他理财产品。尤其对于期货等理财产品的购买几乎为零。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理财产品供给上相对落后，各类理财金融机构对理财产品的供给不足或者推出的理财产品品种有限，但结合国内相关文献以及实际情况，目前兰州市理财产品供给数量和品种基本与一、二线城市接轨，因此，供给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适合大部分兰州市居民的理财产品。
四、建议
第一，加强对理财知识的学习，确立正确的理财观念。根据兰州市居民理财现状，大部分居民仍是由于缺乏专业理财知识而不敢投资冒险或非理性理财，所以兰州市居民首先应该加强对理财知识的学习，改变对投资理财的保守认识，重新理解资产增值的意义，使自己有自信参与到投资理财的队伍当中，从而促进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合理化。
其次，加强专业理财知识的学习是确立正确的理财观念的充分必要条件，但除此之外，政府也应介入其中，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各种媒介宣传理财重要性、普及基本理财知识，并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定期举办针对各年龄阶段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理财教育和知识普及活动，以此来加强兰州市居民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正确调整自身的理财观念和投资意向。再者，地方电视台也可以参与其中，举办一些可以全民参与的理财知识有奖竞答节目，既顺势潮流，又起到了宣传和普及专业投资理财知识的作用。
第二，正确识别和降低风险。居民不仅要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了解相关的专业投资理财知识，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正确的识别风险，降低风险的发生。例如在投资某支股票时，就需及时了解当下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该企业或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竞争环境，较准确的识别这支股票存在的潜在风险，继而通过组合投资或各种对冲风险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对于居民而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电视或网络媒体来了解投资理财信息。
第三，选择适合自己理财产品。在个人投资理财产品中，目前为止，没有一种理财产品能够适合所有投资理财者，因此，居民应当根据自身情况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个人理财具有个性化特征，居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资金能力来选择相应的理财产品，且应确立正确的理财目标，不能为了“一夜暴富”而投资理财，过于焦灼的心理将会提高投资失败的概率。每个人都应正确审视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
第四，理性配置个人资产，审慎选择投资组合。居民应尝试在收益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增加投资理财的多样性，采用投资组合的方式合理分配资金，“不要把所有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所谓投资组合，即是在众多投资理财产品的基础上，产生比单一理财品种更多的组合，且不同金融资产组合的相关程度是不同的，比较投资单一理财产品，经营投资组合应当更为复杂，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个人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同样也要审慎选择适当的投资组合方式。其次要理性的把握投资产品的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选择任何一种理财产品首先要了解清楚能否保本，不仅要了解其过去的收益率和波动情况，根据“历史会重演”的证券市场原则，我们还要客观的分析其预期收益率有多少及其波动情况，在收益性与风险性成正比的情况下，变现能力又如何，能否在自己需要现金时快速并无损的变现，这都是在选择理财产品时需要着重考虑到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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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敏，丽水市居民理财状况调查研究[J].区域经济.2011，（2）.
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4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行为；城乡居民；差异研究；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43-07
一、引言
当前，具有开放、共享、平等、普惠等特点的互联网金融，正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影响着传统金融业务，逐步成为整个金融生态体系中不可忽视的新型业态。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一定程度上将加速金融体系的创新步伐，倒逼金融体系改革，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让整个金融体系更好地为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服务。
本文在对重庆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金融行为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找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互联网金融行为的差异，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对城乡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差异的探讨，顺应了国家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总方针，符合我国进一步建设金融强国的思路；有利于解决传统金融体系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加速金融体系的创新、深化金融改革，拓展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和成熟，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服务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传统金融在金融需求有效满足方面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好地实现金融对三农的支持作用，使现代金融服务更多地惠及农村居民，帮助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加速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以及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很大，其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缩影。基于此，本文选择以重庆为例，分析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互联网金融行为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与影响，并提出缩小城乡互联网金融发展差距的针对性建议，研究结果具有广泛的推广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探讨互联网金融的内涵及发展模式。谢平、邹传伟（2012）首次提出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概念，他们认为现代信息科技将对金融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互联网金融模式”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模式。曾刚（2012）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金融结构优化有重要促进作用，互联网金融模式比传统金融模式更加贴近金融市场。周宇（2013）按照推进主体把互联网金融业态分为三种类型，并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及金融监管带来的深远影响。饶越（2014）在分析美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环境，探析国内的互联网金融模式。
第二，探讨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监管问题。陈林（2013）概括了互联网金融的形式和特点，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以及金融监管的影响，并提出了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政策建议。刘越、徐超、于品显（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面临的特殊风险主要有技术风险、业务风险和法律风险。互联网金融仍处于发展初期，目前应主要倡导自律监管，传统的金融监管措施不适宜用于互联网金融。高汉（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存在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我国应通过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实施业务许可证制度、建立征信制度、制定行业自律准则等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探讨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梁璋、沈凡（2013）探讨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实践和优劣势，为银行在新金融模式下的转型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袁博、李永刚和张逸龙（2013）分析了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现状，提出商业银行需通过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渠道创新和平台模式创新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和挑战。王硕、李强（2015）从受众群体、体验感知等多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客户消费行为的变化，并在剖析其对商业银行影响的基础上，从客户、物理网点等角度提出商业银行转型和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主要是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发展模式、存在问题、金融监管、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多是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从理论上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缺乏实地调查研究，从微观层面，特别是从互联网金融行为的视角运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很少，基于城乡居民互联网金融行为的比较研究目前还未发现。
三、重庆市城乡居民互联网金融行为调查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在重庆市各个区县同时开展，共发放问卷2000份，其中城镇1000份、农村10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892份，其中城镇962份、农村930份。本次调查样本男女比例相当，包括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层次人群，涵盖多种职业群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城乡居民互联网金融支付行为分析
1.支付渠道的选择情况。如图1所示，城乡居民在网上购物支付渠道的选择上，以“网上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主，71.96%的城镇居民和54.48%的农村居民选择网上银行支付，67.99%的城镇居民和56.57%的农村居民选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城镇居民使用这两种支付方式的比例更高。
从图2可以看出，在汇款方式的选择上，城镇居民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比例最高（61.11%），其次是“网上银行”（58.99%）和“银行柜台”（58.47%）；农村居民使用“银行柜台”的比例最高（70.48%），远高于“第三方支付平台”（46.67%）和“网上银行”（44.19%）。城镇居民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网上银行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但是农村居民使用银行柜台的比例高于城镇居民。
2.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了解情况。在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了解程度上，49.21%和32.54%的城镇居民分别表示“比较了解，经常使用”、“不算太了解，但是用过”；30.86%和36.38%的农村居民分别表示“比较了解，经常使用”、“不算太了解，但是用过”。城镇居民对第三方支付平台了解程度明显比农村居民高。21.33%的农村居民“只是听过，没用过”，甚至还有11.43%的农村居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远高于城镇居民的占比。
由图3可知，在了解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城镇居民以“支付宝”、“微信支付”、“财付通”和“银联在线”为主，占比分别为85.45%、67.72%、52.12%、50.26%；农村居民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主，占比分别为83.43%、48.19%。可见，农村居民对第三方支付平台了解种类有限，了解程度低于城镇居民。
3.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使用情况。从图4可知，城乡居民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使用上，以“支付宝”、“微信支付”和“银联在线”为主，75.13%的城镇居民和66.67%的农村居民选择使用支付宝，47.88%的城镇居民和35.81%的农村居民选择使用微信支付，39.95%的城镇居民和27.81%的农村居民选择使用银联在线，城镇居民使用这三种支付方式的比例更高。
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使用的频率上，城镇居民以“每周一到三次”（29.13%）为主，其次是“每月一到三次”（27.18%）、“每周三次以上”（26.86%）；农村居民以“每月一到三次”（39.09%）为主，其次是“每周一到三次”（26.06%）、“半年一到三次”（17.56%）。城镇居民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频率远高于农村居民。
从图5可以看出，在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用途上，城镇居民“网上购物”（90.61%）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汇款转账”（77.67%）、“购买车票”（57.28%）和“代缴水电气费”（50.49%）；农村居民“购买车票”（90.93%）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网上购物”（84.47%）和“汇款转账”（43.14%）。城镇居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网上购物和汇款转账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购买车票的比例高于城镇居民。
（二）城乡居民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行为分析
1.对闲置资金投资方式的选择情况。如图6所示，在闲散资金投资方式选择上，城乡居民以“银行卡活期储蓄”和“银行定期存款”为主，53.70%的城镇居民和66.86%的农村居民选择银行卡活期储蓄，46.56%的城镇居民和52.38%的农村居民选择银行定期存款。农村居民选择这两种方式处置闲散资金的比例更高。同时，城镇居民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宝类理财基金和购买保险等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除储蓄外主要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27.78%）和“余额宝类理财基金”（25.93%）；农村居民除储蓄外主要投资于“余额宝类理财基金”（18.86%）和“购买保险”（15.81%）。
2.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了解使用情况。从图7可以看出，在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了解上，城乡居民以“余额宝”为主，75.66%的城镇居民和70.48%的农村居民对“余额宝”了解，城镇居民其次了解“活期宝”（33.60%）和“微信理财通”（33.07%）；农村居民其次了解“微信理财通”（23.43%）和“其他”（26.29%）。城镇居民对这几类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了解比例更高。
如图8所示，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使用情况上，城乡居民以“余额宝”为主，其次是“微信理财通”，69.84%的城镇居民和55.43%的农村居民使用余额宝，23.02%的城镇居民和15.81%的农村居民使用微信理财通。城镇居民使用这两种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比例更高。
在每年储蓄或投资金额上，城镇居民使用“一到五万”（40.43%）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五万到十万”（29.08%）和“一万以下”（15.60%）；农村居民使用“一万以下”（15.60%）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一到五万”（18.83%）和“十万以上”（13.58%）。城镇居民每年投资金额在“一到五万”、“五万到十万”和“十万以上”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每年投资金额在“一万以下”的远高于城镇居民。
3.对众筹的了解情况。在对众筹的了解程度上，31.75%、30.16%和29.10%的城镇居民分别表示“了解一些，但是没有用过”、“完全没有听过”和“听过，但是不了解”，有8.99%的城镇居民表示“比较了解，自己使用过”；49.90%的农村居民表示对众筹“完全没有听过”，只有27.62%、16.76%和5.71%的农村居民分别表示“听过，但是不了解”、“了解一些，但是没有用过”和“比较了解，自己使用过”。可见城镇居民对众筹的了解程度高于农村居民。
4.对p2p的了解情况。在对互联网p2p信用平台的了解程度上，33.60%、29.10%和26.19%的城镇居民分别表示“了解一些，但是没有用过”、“听过，但是不了解”和“完全没有听过”，有11.11%的城镇居民表示“比较了解，自己使用过”；41.14%的农村居民表示对p2p“完全没有听过”，只有27.05%、26.48%和5.33%的农村居民分别表示“听过，但不了解”、“了解一些，但是没有用过”和“比较了解，自己使用过”。可见城镇居民对p2p的了解程度高于农村居民。
（三）城乡居民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认识和建议
1.对互联网金融的了解渠道。如图9所示，城镇居民了解互联网金融的渠道主要是“网络”（77.25%）、“电视”（57.41%）、“亲戚朋友介绍”（46.30%）和“报纸杂志”（33.60%），农村居民了解互联网的渠道主要是“网络”（61.90%）、“亲戚朋友介绍”（50.29%）和“电视”（45.90%）；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了解互联网金融的渠道占比最高的都是网络，但城镇居民的比例更高。城镇居民选择电视和报纸杂志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尤其是报纸杂志渠道远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选择亲戚朋友介绍的比例则高于城市居民。
2.对互联网金融优势劣势的认识情况。如图10和图11所示，有77.78%的城镇居民和77.14%的农村居民认为“方便快捷”是互联网金融的最主要优势，远超过其他选项；其次是“手续费低、便于监测收益”和“收益高”。城镇居民认为手续费低是互联网金融优势的比例（59.79%）远高于农村居民（39.81%）。有70.90%的城镇居民和65.14%的农村居民认为“容易泄露个人信息”是互联网金融的最主要劣势，其次是“资金安全没有保障”、“制度不完善”和“操作麻烦”。城镇居民认为制度不完善是互联网金融劣势的比例（50.53%）远高于农村居民（34.67%）。
3.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的认识情况。如图12、13所示，超半数的城乡居民都认为“互联网金融会不断发展，但银行依然是金融服务的主体”；有35.98%的城镇居民认为“互联网金融会成为未来金融服务的主要方式”，高于农村居民选择此项的比例（29.71%）；而农村居民选择“互联网金融会驱动银行改革，并最终被传统银行吸收”的比例（13.52%）和“互联网金融不会有长时间持续发展”的比例（6.10%）则高于城市居民。
4.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建议。城乡居民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提的建议多集中在期望互联网金融能够保障资金安全、加强对个人信息的管理、完善金融制度、加强宣传及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提高收益等。此外，城镇居民更关注提高服务态度、优化客户体验、提供更多品种、加强服务创新、加强监管，而农村居民则更希望互联网金融能在普及大众、简单易懂、普及金融知识、降低贷款利率等方面进行努力。
四、城乡居民互联网金融行为差异的原因
城乡居民互联网金融行为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农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认识不够。调查显示，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对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了解有限，尤其是对众筹和p2p了解较少，甚至很多农村居民完全没有听说过。由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再加上政府和相关金融企业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和了解不足。从调查中可以发现，农村居民更希望互联网金融能在普及大众、简单易懂、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进行努力，他们了解互联网金融的渠道主要有亲戚朋友介绍、网络和电视等，报纸杂志渠道远低于城镇居民。政府和相关金融企业宣传渠道单一，没有根据农村居民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宣传内容专业性强，晦涩难懂，基本的金融知识宣传不到位。第二，农村居民更愿意从事相对保守的金融活动。由于收入水平较低，主要用于基本生活需要，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不愿尝试新事物，习惯相对保守的金融活动。当有闲置资金时，他们参与金融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收益，而是资金安全保障。他们对互联网金融资金安全性存在疑虑，所以更愿意选择银行储蓄。当有资金需求时，他们更愿意选择从亲戚朋友处借款。这就导致对互联网金融使用频率低、投资金额有限。第三，农村地区用于保障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足。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范围有限，使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人数相对较少，对其上网功能和操作流程不熟悉，限制了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造成城乡居民互联网金融行为差异的一些原因，如教育水平低、收入低、传统习惯根深蒂固等，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自身多方的长期的不懈的努力，短期内很难缩小差距；另一些原因，如宣传力度不够、基础设施不足等，则可以通过政府、企业加强宣传与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变，从而缩小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差距。
五、城乡居民互联网金融行为差异的影响
（一）加剧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普惠金融的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失衡，呈现出金融二元结构。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金融抑制的问题十分突出。传统金融资源向城市集中，机构和资金不断从农村地区撤离而转向城市，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被排斥于金融体系之外。在广大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分布少，无法满足农村居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互联网金融具备普惠属性和跨越地理鸿沟的能力，可以突破传统金融在时间空间上的服务限制，有效弥补传统物理网点的不足，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获得性，使农户能够获得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于推进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在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和使用上与城市居民仍有较大差距，互联网金融在城市发展得更快。这将进一步加剧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我国普惠金融的推进。
（二）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首先，农村金融对农户的生产性贷款支持，可有效缓解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资金不足，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农村生产，提高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但由于农民缺少抵押物、过于分散、守信意识薄弱等原因，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向农户开展贷款业务的成本高、风险大、回报率低，因此传统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使原先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服务支持的农户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信贷支持，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务农收入。但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对p2p等了解和使用较少，甚至很多都没有听说过，这不利于农户通过互联网金融来获得生产性贷款支持。其次，农村金融发展将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理财观念，拓宽投资渠道，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传统金融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多元化投资理财需求。以余额宝为主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较好地实现了对线下理财投资、低成本聚焦资金等的充分结合，不仅满足了农村居民对于小额、低风险的理财需求，而且收益率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切实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但调查显示，农村居民使用这些互联网理财产品的频率和数额远低于城市居民，这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5
【关键词】城镇居民投资理财芜湖市
一、数据调查分析：以芜湖市为例
（一）基本信息
通过实际发放问卷，对芜湖市居民的理财情况，问卷主要为选择形式，对学历背景，不同人对不同的理财产品的倾向选择，不同人的理财目的，考虑因素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通过数学模型对这些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这些因素内在关系，并分析对以后的理财发展会有何种影响。这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45份，有效率为89%。本次调查的对象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表1学历分布
表2居民对理财了解程度
对芜湖市居民调查的结果分析中，芜湖市居民理财的整体意识还是没有完善，许多居民对理财不了解，甚至有些居民对理财一点不关心，他们中有些认为理财是有钱人的事，与他们无关，有些人认为相对于理财，还是挣钱更为重要。
（二）资产负债情况
表3经济收入分析
从表可以看出大多数理财者的经济水平在3000～8000元，这个阶段他们有充足的额外收入去满足他们的理财所需。
现阶段居民负债的主要还是因为房子，因为这些负债，居民没有多少可以动用的剩余资产来供自己管理，因此因为这个原因，居民理财也受到一定影响。
表4居民资产负债分析
（三）投资理财方向影响因素
图1居民投资理财的影响因素
从上面数据来看，影响我国居民理财的因素主要有预计收益率，风险，投资期限，投资起点金额和理财方向等，居民对这些因素的关注，表明了我国居民对理财思想还没有好好的领悟，居民理财系统在我国并没有很好的得到完善，居民理财仍存在很多的不足。
（四）居民对投资理财风险的态度
图2居民理财对风险的态度
一般理财的风险与收益是有正比关系，本次调查对芜湖市居民看待理财风险进行调查分析，这个研究表明芜湖市多数居民对于风险的态度是尽量避免，尽量选择风险小甚至没有风险的理财产品。芜湖市居民对风险的认识程度较低，并没有对其好好掌握，缺少应对风险的知识，应该加强对芜湖市市民对投资理财的宣传力度，让居民知道如何很好地处理风险与效益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城镇居民投资理财存在的问题
（一）居民对理财自主性水平较低，风险大
在我国，由于个人理财发展历史较短，对理财风险认识不够，希望投机取巧获得利益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依赖政策优惠的人却不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人对政策依赖，并不会去重视风险的存在。风险也存在许多种类，有市场风险，居民自身的操作风险，还有信用风险。居民投资理财时面对的市场风险不仅有利率和汇率风险，还可能会存在通货膨胀风险。在竞争日益增长的理财环境下，许多企业或是金融机构就想利用提供信息不对这一点来赚取居民的投资兴趣。居民在理财时，没有合理安排好自己的资金分配，在高风险的一些产品上投资过多，然而在稳收益的理财产品上却投资少，这样的资金分配如果失败很可能是居民的资产损伤太大。
（二）银行理财产品由于服务简单，仍处于较低层次
和国内相比，国外的理财可以运用各种金融手段为理财者提供各种服务，他们的银行可以提供各种产品信息，甚至可以帮客户料理。然而国内的理财服务还只是简单的咨询，或是资产分配服务，对许多大的比如房地产或债券等涉及的较少。
（三）银行理财缺乏专业理财能力的人
在美国等发达地区，他们对理财人员的专业技能要求很高，不仅要求对理财知识了解，还要对产品熟悉。许多银行都配有专门的理财团队，他们对产品的分析能力以及对风险的承担能力都是经历过考验的。然而现价段我国的理财师可能只能教客户填写理财单，或是介绍一些传统理财产品，对许多股票，债券的行情，连自己都很陌生，更别说和顾客的建议。
三、加强我国城镇居民投资理财建议
（一）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加强居民私有资产的保护
我国居民因为受到以前社会的影响，在现阶段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也不会尊重他人的私有资产，因此侵犯财产的问题接二连三的出现，更容易使得虚假产品在市场上鱼目混珠。如果害怕眼前的困难，而放弃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容易让居民丧失创新的动力。
（二）多向居民宣传理财知识，让居民有独立的理财观念
现阶段居民了解理财只有通过网络或者亲身去银行了解，他们理财的方式过分的依赖储蓄，认为银行里面的钱是安全的，其实并不然，这样下去会使银行有惰性，有些时候甚至出现“负利率”的情况。居民应当通过自己的判断，了解自己应该适合什么样的产品。同样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健全个人投资体系，让理财师为客户分析更多的理财环境以及理财信息。
（三）金融机构要创新理财产品，争取跟上国际的步伐
国外的理财产品相比于国内的产品而言，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方式，居民理财产品本应该是就品种多，涉及面广。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开发研制新的理财产品，客户追求安全，增值，保本等，银行在研发时应多从这些方面所考虑。有些客户可能还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理财产品，往往只知道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如果银行可以完善这些，相比于其他金融机构而言，那就是成功的，就能吸引理财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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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6
一、进一步规范完善居级财务“双代管”
对居级财务实行资金、帐簿“双代管”。在资金管理上，对居级发包收入、租赁收入、“一事一议”资金押金、土地征用补偿及一切集体性质的资金交“双代管”办公室统一管理，严禁漏报、匿报和设帐外帐。对私设帐外帐、漏报、匿报收入的，经查实，对主要责任人视情节轻重除给予一定数额经济处罚，还将依法给予党政纪处分，或报请司法机关处理。
二、坚持民主理财，强化居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
各居必须坚持民主理财制度，每月28日为民主理财日，有居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主持，居会计提供本月发生的各类单据，居务监督委员会对居级的财务单据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核，确认盖章后单据方可有效。
三、坚持审计报帐制度
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和月审计报账制度，每月5日为审核报账日。各居会计携带手续完备、整理规范的原始凭证，到经管站报帐、审计，凡属支出凭证，必须写明用途，并由经手人签名，证明人签名，居务监督委员会盖章，审批人审批，做到手续齐全，否则经管站有权退回，对不按时报账的居有关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
四、进一步完善居级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
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指示精神，居级财务实行公开制度，坚持居级财务“八公开”制度和“五统一”公开标准，同时根据当前居级财务管理的新形势、新情况，将土地征用补偿款的收入及分配、居级各项发包、租赁收入、居集体债权债务、“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及失地农民生活补助等政策落实情况，及时纳入居级财务公开内容。每月8日为居务、财务公开日，各居不准以任何理由推诿公开时间。办事处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到有关居进行检查，并及时通报公开情况。
五、完善居级民主议事议财制度、大力推行居民自治
(一)强化居级项目竞标，大力推进“阳光工程”。对居级各项承包必须按照程序公开招标，整个招标过程要公开透明、并接受居民代表和居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严禁“暗箱”操作、人情交易和私自承包。承包人确定后需依法签订正式合同，并将合同报经管站备案。
(二)事关居级的重大开支超过5000元以上的，要实行表决制，由居级主要负责人召集两委班子成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会议进行表决，到会人员必须达到应到会人员的60%以上方可有效；同意人数必须达到到会人员的60%以上，支出方案方可通过，会议要形成文字记录，附在记帐凭证后备查。
六、加强完善支出单据“双签字”制度
财务开支单据实行居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双签字”制度，严格杜绝不签字或代签字凭证入帐，各类财务收支一律使用正式单据，杜绝“白条”入帐，确系难以取得正式单据的应使用市经管部门监制的收据，并实行票据领用制度，对使用完的票据及作废票据全部交经管站，年末连同财务帐本单据、档案资料统一归档管理。
七、严格现金管理，认真落实居级零用开支备用金制度
为保证居级工作正常开展，允许预留备用金。各居备用金限额按人口分为每月3000元、2000元两个档次执行，按开支情况随时报帐增补，居两委主要负责人不得兼管现金。严禁坐收坐支，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借支、挪用集体资金，严禁私设小金库和帐外帐，一经发现查实，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八、严格控制居级干部享受固定工资的人数及工资标准
居支部书记、居主任、会计和计生专职主任按规定实行固定工资由市街统筹发放，其他干部原则上实行误工补贴。
九、居级差旅费报销制度
凡因公出差、开会等公务发生的车船费凭票按规定报销，补助按以下标准执行：*范围内，每人每天不超过15元；*市范围内，每人每天不超过20元；*市以外的，每人每天不得超过30元。
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
各居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确需开支的应严格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除用于招商引资费用外，取消任何其它形式的招待费。一经发现违规招待费，扣罚相关责任人工资，并按总金额10-20%进行处罚。
(二)严禁用公款安装私人电话、购买手机、报销话费。通迅话费可视居经济条件，有条件的居可执行话费补贴，书记、主任电话费补助限额每人每月不得超过80元。
(三)严格控制车辆使用次数，一般不得租用车辆，严禁因公租车个人使用。
十一、坚持年审制度
办事处定期组织审计、财政、经管等部门对居级财务进行审计，每年至少对各居进行审计一遍，对审计出的问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十二、离职审计
对居两委干部换届和财会人员离职，要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十五日之内在经管站、审计所和居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下，办理完财务交接，并履行离职审计制度，对拒不办理交接的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十三、审批人责任
1、审批人必须按照计划使用资金，按资金来源实行专款专用；
2、审批人要坚持原则，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不按规定审批，造成财务混乱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3、审批人原则上坚持不经办、不证明，便于财务规范管理。
十四、加强对居级财会人员的管理，强化会计责任
加强对居级会计队伍的管理，建立会计例会制度，每月的5日为会计例会日，居会计按时参加，不准缺席。按时对居级会计进行业务培训，从而提高其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
会计责任：
1、会计为财务管理直接责任人，必须带头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切实规范财务操作程序。
2、会计有权拒收违反财务制度的收支票据，对违反财务制度的收支行为有权制止和纠正，有权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
3、对造成财务混乱，报账不及时，居会计负主要责任，发现私设小金库及私自挪用公款，必须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4、严格落实居会计聘任制度。会计通过考试、考核合格的，由街道聘任，实行持证上岗，报市经管局备案。居会计要保持相对稳定，无正当理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调换。确需调换的，经报街道批准，通过考试后聘任上岗。
5、对居会计实行风险抵押金制度。年交抵押金500元。年终由经管站进行综合考核，排出名次，前三名的居除退回押金外，再奖励500元，同时在街道办事处通报表扬，对于后三名的居会计扣发当年风险抵押金。对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财会人员进行通报批评，直至解聘。
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7
关键词：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
作者简介：龚志军，湖南商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法学博士（湖南长沙410205）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我国的不断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和重要的移民输入国。随着我国国民对婚恋家庭观念的日渐开放，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涉外非婚同居必将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然而，当今世界各国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制度相距甚远，法律冲突异常复杂。因此，在加强对国内层面非婚同居进行法律规制的基础上，如何应对和解决涉外非婚同居所带来的法律冲突，如何对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进行选择是我们国际私法学界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课题。在涉外民事案件的准据法选择中，存在直接依“管辖权处理方式”和依“冲突法处理方式”确定准据法的方式。①笔者认为，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准据法选择问题，也应当从“管辖权处理方式”和“冲突法处理方式”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构建。
一、依“管辖权处理方式”确定准据法
依“管辖权处理方式”确定准据法，即“确定了法院管辖权，就等于确定了处理有关法律争议的实体法规范”②。该准据法确定方式的本质在于将案件管辖权与准据法的确定这两个国际私法问题合二为一。所以，按照“管辖权处理方式”确定的法律，一般就是法院地法。但需要声明的是，基于冲突规范中连接点指引的法院地法属于依“冲突法处理方式”所确定的准据法，故不在此列。本部分所论仅限于直接基于管辖权所确定的法院地法，一般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直接适用的法”③；一种是通过冲突规范指引无法确定准据法或准据法无法查明、抑或确定的外国准据法不符合法院地国公平正义的法价值、有违该国公共秩序等情况时，基于管辖权的决定意义而最终将法院地法予以直接适用。如此基于管辖权确定准据法的方式大大简化了法律选择过程；而且从“最密切联系”的国际私法原则看，由于法院地法大多与案件有着重要的内在实质联系，因而这种法律选择方式符合了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该方式有时还可成为国际私法实现法实质正义的补充和矫正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它强化了内国法院偏好于适用法院地法的效果，因此这种准据法的确定方式在当代各国实践中很受欢迎。④综上，我国立法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领域，“依管辖权处理方式”确定其准据法方式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1.不宜直接将法院地法（我国法）确定为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
直接将法院地法确定为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的准据法是否必要？第一，从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体系和立法经验看没有必要。应该说，我国国际私法历经多年的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经基本与世界接轨，因而我国国际私法在准据法选择方面，并未特别突出强化我国法的适用。除非是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等领域，才会有直接适用我国法之必要。⑤虽然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但是，涉外非婚同居财产纠纷属于比较纯粹的私人财产权益纠纷，故一般不会涉及上述重大利益。在非婚同居领域，目前并没有关于此类问题的强制性规定，⑥因此在该领域直接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并无必要。第二，从国际私法理论看也没这个必要。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从公共秩序保留角度而言：首先，我国当今立法与实践都没有禁止非婚同居，而且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非婚同居本身也不再与我国基本道德伦理相违背，⑦综上，通过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外国的非婚同居立法一般不会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利于维护我国非婚同居当事人的权益。其次，即便适用外国非婚同居立法有部分内容违背我国法律基本原则等，也不宜排除该外国法转而直接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充其量只能作为最后的补充。二是从“最密切联系原则”而言：首先，最密切联系并不必然导致一定要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结合我国现行的立法，基于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的概率并不大。其次，我国当今法律没有禁止非婚同居，但又缺乏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具体法律制度。因此，通过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外国的非婚同居立法，不仅有利于解决非婚同居当事人的纠纷，有利于促使同居者遵守和履行相互之间的承诺，对我国国民的涉外非婚同居关系更具不可或缺的保护意义。因此，强化直接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并无必要。
2.法院地法是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的重要补充
尽管我国在解决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中不宜将基于管辖权直接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置于首位，但笔者认为，法院地法的适用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将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作为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法律选择形式上的补充。结合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实际，具体说来应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连接点不周延无法指引准据法的，可考虑适用法院地法；（2）指引的外国法无法查明或者指引的外国法中没有相关规定且无法通过其他连接点确定准据法的，可考虑适用法院地法；（3）依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排除应适用的外国法后，也无法通过其他连接点确定准据法的，可考虑适用法院地法。二是将法院地法（我国法）作为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法律适用实质正义实现的补充。应该说，传统的准据法选择机制无法保障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个案的实质正义性。因此，适用法院地法有时可促进国际私法矫正正义的实现，我国现阶段由于没有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立法，因而这种价值可能不大。不过，当相关外国法作为准据法，而该外国法却禁止非婚同居或者对非婚同居关系中弱者一方明显不利时，适用法院地法（我国法）似乎更有利于涉外非婚同居财产纠纷的解决和矫正正义的实现。⑧
二、依“冲突法处理方式”确定准据法
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的准据法选择中，以“国际社会本位理念”为指导，依“冲突法处理方式”，通过冲突规范来选择最合理的、与案件最具内在实质联系国家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应该是当前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选择方式最核心的部分。
1.各种依“冲突法处理方式”确定准据法方法之评价
笔者认为，当今主要有以下一些准据法的选择方法可以应用到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的法律适用当中。一是依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准据法的方法，二是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的方法，三是依分割方法确定准据法的方法，四是依有利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原则确定准据法的方法，等等。可以说，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而言，上述每种准据法的确定方法都有价值。但针对具体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法律冲突的解决，法官在进行准据法确定时，一般不会同时用到上述四种方法。在此，我们先对上述四种准据法确定方法作一简要评价。
首先，就依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准据法的方法而言，不论是从意思自治原则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讲，⑨还是考虑到涉外非婚同居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以及伦理道德背景，该法律选择方法都极具合理性。另外，意思自治的准据法选择方法还具实践层面的优势：一是现阶段各国法律对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调整大多仍处于空白或模糊境地，它不如婚姻关系那样已基本形成了主要的财产制类型，所以，通过同居当事人双方合意来约定双方的财产关系和选择准据法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简化了解决法律冲突的过程。二是不同国家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众多连接点的不同采纳都具有相对合理性，司法实践中冲突规范的这种差异，往往因案件被不同国家管辖而导致准据法适用结果的不同，依意思自治确定准据法的方法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三是当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连接点发生改变时，究竟应该适用之前连接点指引的准据法还是适用连接点改变之后的准据法，这在立法和司法上长期存在分歧，依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准据法的方法就有效避免了该矛盾。因此，依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准据法的方法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这一特定领域而言，极具价值。
其次，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的方法，尤其是在非婚同居者没有就准据法选择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众所周知，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奠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实践层面，该法律选择方法不仅能帮助各国在国际私法立法中制定出具体的冲突规则，还可以冲突规范中兜底条款的方式增强法律选择的周延性和灵活性。因此，这种法律选择方法及其所包含的制定冲突规则的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和一定地域的法律（准据法）之间的内在实质联系，最大限度地体现冲突规范指引最适当国家的法律的宗旨与目标；又符合了当代国际私法通过规则加方法以增强法律选择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发展趋势；代表了国际私法由传统的“冲突法正义”走向“实体法正义”与“冲突法正义”相结合的发展方向。⑩因此，我国未来的国际私法立法，有必要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到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之中。
再次，依分割方法确定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的方法也具有重要价值。尽管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看，不宜过多地采用分割方法，但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而言，考虑到目前的国际私法实践，以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在涉及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不动产纠纷时，有必要顾及不动产所在地国法对争议财产适用的优先性。另外，为保护第三人对其与非婚同居者交易行为的合理的法律预期，维护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在涉及该第三人的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时，有必要适用不同于非婚同居内部财产关系的准据法，如此方为公平合理。此时，财产所在地法、当事同居者与该第三人有共同国籍（共同住所）的国家的法律以及当事同居者一方的住所地法等都可考虑作为该外部财产关系的准据法。不过，这种分割适用还需满足一个前提，即该第三人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非婚同居双方内部财产关系的准据法。
最后，依有利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原则确定准据法的方法，在涉外非婚同居法律适用中予以充分考虑也有必要。这是因为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对涉外民事案件的最终解决和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具有终极性意义。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本身的特殊性再加上世界各国在该领域立法上的巨大差异，必然给该类案件判决在别国的承认与执行造成障碍。倘若法官在确定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时不考虑这一因素，将明显不利于该类纠纷的真正解决和国际私法宗旨的实现。所以，法官不论采取何种确定准据法的方法，都必须充分考虑有利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这一因素。
2.各种依“冲突法处理方式”确定准据法方法的优化与平衡
涉外非婚同居关系作为一类新型涉外民事关系，它是在当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道德伦理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由于满足了部分当代人对更加自由的同居家庭生活模式的向往才逐渐出现的。目前，这类新型民事关系的重心主要集中在财产领域。所以，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法律选择，便是解决涉外非婚同居法律冲突的第一要务。然而，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的这种财产关系毕竟是依附于非婚同居这一特殊“身份”，因此，这种财产关系既与一般的涉外契约财产关系有本质区别，也不同于传统的涉外婚姻财产关系。目前，各国对该类财产关系法律冲突的相关立法以及科学研究都比较欠缺，由此导致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的法律适用非常复杂。笔者认为，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进行法律选择，需要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充分借鉴相关领域法律选择的经验，并紧紧把握法律选择理论与国际私法实践发展的方向。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并分析了上述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的诸种确定方法。笔者认为，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法律选择方法和选择规则应该是互相融合，相互一致的。每种法律选择方法本身蕴含着选择规则，而这些法律选择规则又是选择方法的具体表现。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确定的诸种方法应当作出如下优化：（1）依当事人意思自治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方法，由于顺应了当代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选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能真正反映非婚同居当事人对这种自由同居模式的向往和凸显自己处理自我事务的权利，因而有必要优先考虑，并将这一法律选择方法体现到具体的冲突规则当中。当然，考虑到家庭法毕竟以保护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准据法确定方法，不能绝对。11正如德国学者KnutBenjaminpissler所讲的，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准据法与第三人利益的平衡问题也有必要考虑。12（2）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的方法，由于最好地反映了涉外民事关系与某一地域法律（准据法）之间的内在实质联系，所以在非婚同居当事人没有达成准据法选择合意的情况下，该准据法确定方法应当成为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最优的法律选择方法。最密切联系原则不仅本身直接可以作为法律选择方法规定在冲突规范当中，而且各国国际私法立法都应该以该原则为指导来构建具体的层级化的冲突规范体系。具体言之，由于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财产关系，因而该类财产关系与非婚同居当事人的民事生活中心（共同住所地）有最密切的联系，同居者处理财产关系的地方一般也是以第三人为代表的全社会的可预见性与正当期望所维系的地方，因此，将共同住所地这一连接点排在第一顺位是合理的。13依次可考虑同居者的经常居所地、共同国籍国、财产所在地等其他连接点。（3）依分割方法确定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的方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当然，这种分割方法不宜扩大使用。在准据法选择理论中，分割论与法律冲突解决日益快捷简单的内在需求是矛盾的。因此，对于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的准据法选择，目前一般只需考虑在涉及不动产和第三人利益保护等特殊领域中采用不同的准据法确定方法。（4）依有利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原则确定准据法的方法，或许不宜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律选择方法直接规定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的法律选择规则体系中，但有利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原则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的法律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如加拿大等众多发达国家试图尽量承认事实配偶关系，尽量将婚姻配偶才有的权益也给予非婚同居者，14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对非婚同居当事人保护不力的涉外判决是很难得到承认与执行的。所以在笔者看来，这一原则也有必要纳入到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法律选择方法体系中予以重要考虑。总之，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属于一类新型涉外民事关系，故在其准据法的选择上，需吸收多种法律选择方法的优势，在对其冲突规范进行设计时，应立足于该类涉外民事关系的特殊性，将影响该类涉外民事案件解决的诸多因素予以通盘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依“冲突法处理方式”是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确定准据法的核心途径，但它并不一定是唯一和最佳的途径。当有必要按照“管辖权处理方式”将法院地法确定为案件准据法时较之于依冲突规范指引准据法具有后者无可比拟的简捷优势；另一方面，当适用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在结果上可能出现与法院地国公共秩序相抵触、有违法的公平与正义价值、或者冲突规范本身不周延，这时依“管辖权处理方式”将法院地法确定为准据法又能起到补充和实现实质正义的作用。因此，依“管辖权处理方式”确定准据法对于依“冲突法处理方式”确定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准据法的诸种方法具有平衡的功能。综上，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法律适用的立法实践中，这两种准据法确定方式的运用并不矛盾，不能分割，甚至有可能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因此上述两种准据法选择方式需尽可能地合理配置。
三、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选择的基本考量
承前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西方道德与婚恋观念对我国的影响，作为一类新型涉外民事关系的涉外非婚同居关系，它在我国必将呈现出与涉外婚姻一样的快速发展态势。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口迁出国和最重要的人口迁入国之一，我国立法如何应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法律冲突的问题已被提上日程。笔者认为，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作为一种兼具一定“人身”属性的特殊财产关系，具有独特性，15它与涉外婚姻中的财产关系明显不同，因此，在准据法的选择上若将二者忽视差异完全等同起来肯定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对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冲突，有人认为司法实践中还可依照与相关国家的条约或互惠关系来解决。然而，我国目前并无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专门立法，几乎不存在关于非婚同居法律调整的条约或互惠关系。综上，作为国际私法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法律冲突的解决，需要另起炉灶。在笔者看来，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法律选择的国际私法立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立足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自身的特殊性
我国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选择进行立法必须立足于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自身的特殊性这一基础。首先，非婚同居现象是社会、经济、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等发展变化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现象。因此，当代各国立法需要也应当对涉外非婚同居关系进行国际私法应对；另一方面，各国在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进行国际私法立法时必须立足它产生的社会背景，紧密结合这一新型涉外民事关系自身的特殊性。其次，非婚同居的爆发式增长使其日渐成为并行于婚姻家庭的新型家庭模式，反映到涉外民事领域就是涉外非婚同居与涉外婚姻的并存。这种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将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国际私法调整定位在与涉外婚姻平行的层面。因此，我国在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进行准据法选择的立法时，必须看到非婚同居关系较之于婚姻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重大差异，即非婚同居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身份上的非典型性和财产关系的松散性。16因而，这种差异在建构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选择机制时必须反映出来。综上，我国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法律选择立法时，既要考察和借鉴涉外婚姻财产关系以及涉外契约财产关系等领域的经验；又要融合晚近以来国际私法准据法选择理论的新发展，然后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涉外非婚同居这一新型涉外民事关系的特殊性，将这些自身的本质的东西融入其准据法选择的理论与立法之中。
2.要坚持准据法选择机制的开放性和系统性
准据法选择机制的系统性和开放性是当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趋势。晚近以来，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实践也都明显呈现出这一特征。单一的连接点、僵化封闭的冲突规则都可能给准据法选择造成不周延或者不合理。因此，作为应对未来可能普遍出现的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法律冲突的国际私法立法，我们一定不能囿于相关领域现有的准据法选择机制，而应立足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特殊性，高瞻远瞩，在紧扣当代国际私法准据法选择理论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的选择机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建构。笔者认为，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立法中，应将法律选择方法与选择规则相融合。法律选择方法本身蕴含着选择规则，而这些具体的冲突规则又是对法律选择方法的体现。其二，要科学设置连接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冲突规范不宜采用传统的单一连接点的僵硬模式（即使采用最密切联系地这样极具弹性的单一连接点，从理论和实践看也不可行），而应该设置复数连接点，并按照我国相关法律传统，构建出一个灵活开放周延的连接点体系。这本身也符合准据法选择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日益结合的国际私法发展趋势。17具体说来，可按照同居者双方之合意选择、住所地（经常居所地）、国籍、主要财产所在地、其他最密切联系地的顺序设置连接点体系，按照“克格尔阶梯”立法模式，将主要连接因素和补充性连接因素分层次、多级别地规定在冲突规则之中。18其三，要处理好各准据法选择方法之间的顺序与体系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依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准据法的方法；其次是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的方法；依分割方法确定准据法的方法，具体到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法律选择，主要应考虑在涉及不动产和第三人利益保护两个领域中采用不同的准据法，以实现法益之间的平衡；最后，有利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原则等对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最终解决有影响的因素也需考虑进去。此外，与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法律冲突解决相关的非婚同居关系本身的法律适用、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本身的法律适用以及连接点变迁后的法律适用等问题，在立法中也需一并考虑。
3.要关注准据法选择中的实体正义
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国际私法的宗旨与任务也一改“只作管辖权选择”的传统，正在理性地回归。因此，作为极易存在弱势地位一方的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我们在对其进行国际私法立法时，更需要关注国际私法实体正义的法价值。晚近以来，各国强调国际私法实质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19国际私法作为解决法律冲突，完成指引准据法的任务只是低层次的，随着对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这一目标几乎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只要这个准据法选择体系足够灵活、开放，找到准据法本身并非难事。但要结合每一类涉外民事关系甚至每一个涉外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尽可能地追求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实现国际私法的实质正义绝非易事。尽管如此，作为部门法之一，法律所追求的调整社会关系解决当事人纠纷实现自由、秩序、公平正义等法价值理当同样适应于国际私法。因此，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国际私法实质正义的重新关注正是国际私法法价值的理性回归。具体到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国际私法立法，自然也必须关注这一趋向。事实上，由于非婚同居男女之间在工作经验、经济实力、管理沟通模式和婚姻家庭领域的地位20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使得实际上非婚同居关系的开始由同居双方中强势一方单方面决定较之于真正通过双方平等合意选择的情况要多一些；21而且，在涉外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往往存在实际地位上的弱势方、同居生活中的奉献方，这种弱势、这种奉献往往造成同居当事人实际地位的不平等。22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非婚同居的态度是不置可否，既没有类似婚姻关系成立的公示行为，更不存在专门的非婚同居登记制度，这导致我国的非婚同居几乎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因此，完全依存于“自由契约”下的非婚同居关系由于缺乏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客观上使得非婚同居中的弱势地位一方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再考虑到涉外因素的存在，如果不对那些在同居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进行倾斜式保护，必然有违法律之公平正义价值。因此，在对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进行国际私法立法时，我们需要尽量发挥依“管辖权处理方式”和依“冲突法处理方式”在确定准据法时的各自优势，需要将国际私法追求实体正义的价值予以最大化。
总之，对于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的准据法选择问题，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时，要做到将依“管辖权处理方式”和依“冲突法处理方式”两种确定准据法的方式进行优化配置，一方面要结合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不同于涉外婚姻财产关系、涉外契约财产关系的自身特点；一方面要遵循国际私法的法价值、顺应法律适用理论的发展方向，不断构建和完善系统、开放的准据法选择体系；另一方面还要兼顾法院地法与外国法作为准据法的合理范围，尽量在适用法院地法与外国法之间寻求平衡。一言以蔽之，这个准据法选择机制应该尽可能尊重非婚同居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可能涵盖不同国家不同类型非婚同居的准据法选择问题，将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准据法选择机制建构为一种以规则、方法相互融合形成的灵活但不失客观、确定但不失周延、坚持冲突法正义但不失实体价值的层级化的法律选择方法体系，然后，以此为原则来具体指导对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选择的立法。
注释：
①蒋新苗：《国际收养准据法的选择方式》，《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②韩德培：《国际私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6页。
③在国际私法规范中，这种“直接适用的法”大多以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存在。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3条第2款，1896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15条等。
④如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中关于收养的条件，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7条关于诉讼离婚的法律适用以及28条关于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适用等，均有“依管辖权处理方式”确定准据法的规定。
⑤如我国相关法律中规定的八类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⑥对非婚同居关系的直接强制性规定，目前我国法律中确实没有。但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确有一夫一妻、婚姻自由、计划生育等一些强制性规定，但本文所讲的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本身都不会与这些强制性规定相抵触。
⑦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中即使可能出现以性为对价的契约关系等，但是这样直接以性为对价的契约在任何现代国家都不会得到承认，因此，没有必要担心这样的法律冲突。
⑧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同居关系的案件，如涉及非婚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之规定。
⑨美国学者andreasF.Lowenfeld曾说过，“意思自治――包括协议选择法律以及协议选择法院和仲裁庭――已成为解决争议的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SeeandreasF.Lowenfeld：internationalLitigationandtheQuestforReasonableness，oxford：Clarendonpress，1996，pp.208-209.
⑩龚志军：《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选择机制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50页。
11王薇：《论同居补偿协议及其司法对策》，《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
12KnutBenjaminpissler：“thenewprivateinternational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rosstheRiverbyFeelingtheStones”，maxplanckinstitutefor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privateLaw，november22，2011.
13Lennartpalsson：“Rules，problemsandtrendsinFamilyConflictofLaws-especiallyinSweden”，210Recueildescours，1986，pp.385-386.转引自焦燕：《论涉外夫妻财产制的法律适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4nicholasBala：“theHistoryandFutureofthe‘LegalFamily’inCanada”，http：///10.2139/ssrn.1030534，2013-04-19.
15有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契约身份论下的身份关系，所以同居契约产生了同居者身份，同居者身份又产生了相互之间的财产权益关系。参见何群：《涉外身份关系法律适用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6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相对于婚姻关系更大的自由或许是非婚同居关系的本质所在。
17SymeonCSymeonides：“GeneralReportsoftheXViiithCongressoftheinternationalacademyofComparativeLaw：CodificationandFlexibilityinprivateinternationalLaw”，http：///sol3/papers.cfm，2013-05-10.
18汪晶、刘仁山：《我国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立法之完善》，《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19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在20世纪前后也出现了大批研究国际私法实体价值的著述，如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还有李双元、屈广清、程卫东、李金泽、吕岩峰、肖永平、徐冬根等一大批学者撰文探讨国际私法的法价值，详见徐冬根：《国际私法趋势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169页。
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
中图分类号：F293.3F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079－02
前言
计量经济模型在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基本原理是：运用先进的现代计算软件，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资料的数理分析，找出不同经济指标之间的因果和数量依存关系，建立起能够描述和模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指标变化特点和运行规律的行为方程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仿真模拟，演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有关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
南京市宏观计量经济年度模型的研制目的就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开发出一套适合南京市经济运行特征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便于分析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合理判断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势，科学预测相关经济变量间的变化，从而全面提高经济预测与决策工作科学性。
一、建模的总思路
南京市年度宏观经济模型在理论构架设定上，主要借鉴了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有效需求管理思想，同时，充分考虑了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国情以及南京市特有的地方经济特色、以需求为导向的建模理论基点。基于上述前提，南京市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模总思路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发展观要求，围绕国内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发展总回路，全面反映南京市经济发展内在路径；以工业和服务业“双轮发展”为核心，突出需求为主的导向形式，重点探索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注重宏观环境和政策变动对南京市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量化分析，提高地区经济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设置可预见的、易操作的外生变量，分析经济政策效果和预测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
二、模型基本结构及主要方程
正确构建能够描述和模拟南京市经济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行为方程，是成功研制南京市计量经济年度模型的关键。根据南京市经济运行特点，我们将南京市计量经济年度模型划分为生产、需求、财政金融、物价、居民收支等模块。模型中使用了103个变量，其中内生变量51个，外生变量25个，常数项调整变量27个；模型中涉及到的方程表达式有51个，其中行为方程27个，定义方程24个。下面各模型、各方程式是在课题组建组过程中择优出来的。本文仅将各方程式的变量选择进行简单介绍，关于各方程式的具体变量及统计检验结果限于篇幅不做具体说明。
（一）生产模块
一般认为，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条件下，短期内生产部门的产出取决于市场需求，长期产出取决于部门实际供给能力。考虑到模型主要用于政策模拟分析和年度经济预测，因此，设计为需求导向型。生产部门的产出基本由需求决定，即需求变量是各部门总产出的解释变量。该模块作为核心模块之一，共有19个方程，其中6个行为方程，13个定义方程。模型主要列出了第一产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总量及增速表达式。第二产业增加值是一个定义式，它等于建筑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之和；地区生产总值也给出一个定义方程，它等于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
1.第一产业
模型用前一期农业产出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来反映土地和农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综合影响。价格对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影响，一般情况下，农民根据第一产业的价格预期决定其投入，价格预期高，投入就多；价格预期低，投入就少。农业部门生产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农业总产值=f（农业总产值（-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一产增加值=f（农业总产值）
2.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两大部分。建筑业主要受南京市房地产市场及其他投资领域的影响，本模型主要用房地产投资及第二产业投资作为建筑业的影响变量。工业是南京市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模型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3个指标来解释全部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一方面受工业总量的制约，同时也受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所以，模型把产品销售率列入外生变量，用来企业经济效益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与第二产业有关的经济指标表达式如下：
建筑业增加值=f（房地产投资，第二产业投资）
工业总产值=f（第二产业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
工业增加值=f（工业总产值，产品销售利税率）
第二产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
3.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门类众多，不同行业间发展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很难用一两个解释变量来全面反映这种相关或因果关系。所以在构建表达式时，着重考虑与南京服务业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变量来加以解释。南京是一个商贸中心，同时又是一个地域性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模型用消费零售总额、金融存款和邮电业务量三个变量来反映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方程表达式如下：
第三产业增加值=f（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邮电业务总量，金融存款式）
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二）需求模块
本模型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建模思路，投资、消费、出口成为拉动南京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需求模块主要包含了以下变量的表达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
1.固定资产投资
历年数据表明，南京市的投资总量往往与政策变化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密切的联系，增速波动很大，如作内生变量处理，模块的设计难度较大。模型参考了江苏省年度模型的研制方法，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设为外生变量，通过预测年份的增速来测算预测年份的投资规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达式如下：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投资增速
2.市场消费
社会消费成为南京市经济增长的重要的稳定动力，消费的增加必然引起经济增长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城乡居民对消费品的购买能力，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口4个解释变量。其表达式如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f（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农业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人口）
3.外贸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南京市的出口规模不仅受自身发展的影响，更大程度上还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印证了这一判断，因此，模型选择了全国出口总量来解释南京市出口总额。南京市进口规模一方面受到南京出口规模的影响，同时南京市的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也将拉动南京的进口。外贸涉及到的方程表达式如下：
出口总额=f（全国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f（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
（三）财政金融模块
一个城市的财政金融发展水平，一方面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总规模决定，另一方面，由于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地方财政和金融还受将到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的影响。
1.财政收支
财政收支模块包括财政收入与支出两部分。从理论上讲，财政总收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经济规模扩张所带来的税收基础的扩大。同时，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财税政策变更等因素的考虑，引入滞后一期的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提高模型的拟合精度。因此，模型用国内生产总值和上一年的财政收入来解释财政总收入。财政支出基本取决于财政收入，同时也取决于上一年支出规模。财政收支方程表达式如下：
财政总收入=f（财政总收入（-1），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f（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f（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1），地区生产总值）
2.金融
居民收入和支出水平是决定居民储蓄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同时，由于储蓄行为往往具有惯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把居民收支差总额和上一年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两个解释变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主要取决于存款余额，当然，金融贷款还受到国家货币政策变量等因素影响。所以，模型设计了金融存款和货币政策变量来解释金融贷款。金融模块的方程表达式如下：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f（（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非农业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业人口，居民储蓄存款（-1））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f（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国家货币政策变量）
（四）居民收支模型
本模块主要考虑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的变动规律，包括城镇居民的人均收支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支。模块有5个方程表达式，都是行为方程，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城填居民收支
南京市城镇居民的收入从总体上看主要受制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另外，从短期上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受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我们以南京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城镇居民的上期收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f（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当年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还会受到物价和银行利率的变动的影响，因此，模型引入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银行利率三个解释变量。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f（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银行利率）
2.农村居民收支
从总体上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都具有重大影响，另外，从短期上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会受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因此，模型以南京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农村居民的上期收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f（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当年的纯收入，同样也受到物价和消费惯性的影响，因此，模型引入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上一年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三个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f（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
（五）物价模块
不变价的增速测算通常是模型研制的一个难点，由于南京市没有公布历年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一产、二产和三产增加值不变价，因此，给模型测算不变价增速带来了难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先根据公布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及一产、二产和三产增加值指数测算出历年以1978年为基数的增加值不变价，再用历年的增加值现价除以历年增加值不变价，测算出历年的增加值缩减指数。模块共有4个方程表达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缩减指数、一产增加值缩减指数、二产增加值缩减指数、三产增加值缩减指数。
地区生产总值缩减指数=f（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地区生产总值缩减指数（-1））
一产增加值缩减指数=f（全国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南京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一产增加值缩减指数（-1））
二产增加值缩减指数=f（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二产增加值缩减指数（-1））
三产增加值缩减指数=f（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三产增加值缩减指数（-1））
三、模型运行总体效果评价
南京市宏观经济计量经济年度模型所涉及到的行为方程均是从大量方程中推敲、筛选出来的，每个方程均按照经济指标间的定性判断列出解释变量，再通过模型数理检验决定其取舍，因此，每个方程均基本做到经济意义明确，且技术参数检验符合标准要求。
在对单个方程进行数理检验的基础上，课题组还对整个模型进行系统联调校验，通过模型整体运转后的模拟值与历史值的对比来校验模型的精确度和可信度，证明了南京市主要经济指标之间存在的内在规律。经过反复调试和校验，南京市模型模拟的2004―2009年南京市国民经济15个主要指标的75个误差率数据中，只有2个数据的误差率超过了5%，绝大多数（占全部数据的63%）误差率数据在3%以内。据此，可以认为，南京市宏观计量经济年度模型的经济关系的定量解释是合理的，模拟预测精度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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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丹辉.数据分析与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9
1998年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城镇职工医保)，2003年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试点，并于2007年启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试点，由此我国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城乡医保制度统筹衔接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综合来看，现有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乡医保制度对比分析。姚蕾(2006)、仇雨临等(2009)从医疗保险资金供给机制、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以及费用负担、管理体制和保障水平等方面对城乡医保制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居民医保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分立态势;(2)统筹城乡医保制度发展思路研究。仇雨临等(2009)基于城乡医保体系的二元三维态势，认为城乡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方向是分阶段、有步骤地化异趋同，实现以城乡居民健康受益为导向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米红等(2008)从全国医保体系发展的宏观局势出发，提出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从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东中西部大区域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到全国范围内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三步走”战略思想;(3)国内各地统筹城乡医保体系实践经验总结。葛红林(2009)、梁平(2010)、仇雨临等(2010、2011)对昆山、镇江、成都和重庆等典型地区的城乡医保制度衔接进行了实证分析，顾海等(2009)、李春根(2010)则分别对江苏省和江西省城乡医保制度统筹状况进行了分析，吴君槐(2011)以长江三角地区城乡医保制度衔接必要性以及现状进行了分析;(4)国外统筹城乡医保制度经验借鉴。党敏恺等(2009)以瑞典、英国、芬兰、日本和法国为例分析了发达国家3种典型的城乡医保衔接模式，即形式和内容完全一致的城乡“统一模式”、城乡制度分立但内容有统有分的“有差别的统一模式”和制度形式各异但实质无差别的“专门模式”，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建议我国采取“有差别的统一模式”。张再生和赵丽华(2009)则对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统筹城乡医保制度的经验进行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城乡统筹的时间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政府在统筹城乡中承担的责任与其制度理念相融合，城乡统筹中的经费来源和支付范围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统筹医保制度建设与法律制度建设密切相关。
以上研究指出不同城市应该根据该地特点和经济水平，选择不同的统筹模式，最终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实行分步走战略是实现城乡医保制度衔接的现实选择。由于目前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覆盖对象、筹资来源、保障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以及管理体制上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保体系过程中，需要坚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原则。具体来看:第一步实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衔接，所有城乡“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中的非从业人员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现二险合一，将3项制度整合成城乡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两项制度并存;第二步则是在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差距的基础上，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分两步走实现城乡3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是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二元化、我国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等背景下的现实选择。
从统筹城乡医保体系的改革实践来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较早进行了城乡医疗保险制度衔接试点，以东莞、佛山、上海、镇江、太仓等城市为典型，此外西部城市重庆和成都在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背景下启动了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一体化改革试点。武汉市作为中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在1998年建立城镇职工医保、2003年建立新农合的基础上，2007年又启动了城镇居民医保试点，标志着武汉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对城乡居民的制度全覆盖。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分割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方面制约了城乡居民流动;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缴费负担、待遇水平等方面的较大差异，极大地降低了全民医保制度的公平性。
基于以上现实考虑，近年来武汉市不断探索城乡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衔接方案。笔者有幸于2011年6月参加武汉市城乡医保制度衔接方案的论证工作。通过与武汉市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经办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并在武汉市远城区蔡甸区开展实地调研，笔者对武汉市3大医保制度有了详尽的了解。本文正是在方案论证、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基础上形成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统筹城乡医保体系将是城镇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武汉市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进而探讨两项制度的统筹发展路径，以期对全国其他地区统筹城乡医保体系的改革实践提供思路。
二、中国城乡基本医疗保障二元化现状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城乡二元性，其二元性体现在城乡医疗资源分配、城乡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以及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等方面。
(一)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医疗资源的分配状况直接影响到医保参加者获得医疗服务的难易程度，反映了参保者的机会公平和条件公平。如表1所示，市、县和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基本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市、县和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占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比值自2004年起不断降低，由44．96%降至2010年的39．90%;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卫生技术人员数占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的比值更低，2010比值仅为19．16%;每千农业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占县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比值也较低，不足50%。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我国每千人城乡卫生技术人员的供给也在增加，但增长并不平衡，每千农业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远远低于市、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二)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差距较大
从医疗资源实际利用率来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一直低于医院病床使用率，且在2007年以前乡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远远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院病床使用率，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表2)。
(三)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差距大
从医疗保健支出数据来看(表3)，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比值与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比值较为相近，约为7%，由此可见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相对水平较为接近。但是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绝对水平差距较大，从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的比值来看，1990年该比值为73．93%，1995－2010年期间，该值一直保持在30%左右，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约为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1/3。这充分表明城乡居民由于收入水平的约束，在医疗保健支出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覆盖城乡居民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医疗保障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历史性突破，但是城乡二元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极大地制约了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促进基本医疗保障公平方面的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以及职业身份变化加快，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城乡、职业和地区之间的制度整合和政策衔接显得尤为迫切。
三、武汉市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比较分析
武汉市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在制度模式、覆盖对象和统筹层次、资金来源和待遇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两套制度分立运行。由于武汉市新农合实行区级统筹，各区的新农合实施方案略有差异，因此以武汉市蔡甸区新农合方案为分析案例。
(一)制度模式
武汉市新农合制度实施之初，要求以户为单位参保，且建立了家庭账户，以大病住院补偿为主。家庭账户的设立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并且降低逆向选择性。但是由于家庭账户资金不具有互助共济性，造成资金结余沉淀。武汉市决定自2012年起新农合不再设立家庭账户，家庭账户有余额的可冲抵门诊或住院部分的个人自付部分，但必须在2011年12月31日前全部用完。自此逐渐建立起门诊统筹和住院统筹相结合的新农合制度模式。武汉市蔡甸区在此基础上，将新农合基金分为门诊统筹基金、住院统筹基金和住院风险基金3部分。武汉市城镇居民医保实行门诊统筹和住院统筹相结合的模式，其中门诊统筹包括普通门诊和在门诊治疗重症疾病。医保基金用于支付参保居民符合规定的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对门诊和住院医疗设置起付标准以及分级报销比例。武汉市新农合由“家庭账户+大病住院统筹”模式向“门诊统筹+住院统筹”模式转变，与城镇居民医保“门诊统筹+住院统筹”的模式基本一致，为两项制度的衔接准备了基础。
(二)制度覆盖对象及统筹层次
武汉市新农合覆盖对象为农村居民，农村居民以户为单位参保。武汉市城镇居民医保参保范围是具有武汉市城镇户籍、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镇居民，具体对象包括:各类中小学阶段的在校学生、少年儿童及其他18周岁以下的居民、18周岁及以上的非从业居民、未按月享受养老金或退休金待遇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由此可见，两项制度按照户籍制度划分覆盖对象，分别覆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中未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对象的部分群体。目前武汉市的城镇居民医保由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新农合则由卫生部门主管。在统筹层次方面，武汉市新农合仍然停留在区级统筹，城镇居民医保实行市级统筹，但是远城区则仍然实行区级统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分散化的管理体制以及较低的统筹层次，制约了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以及制度的衔接。
(三)筹资来源
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在资金筹集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新农合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补助的多方筹资模式，城镇居民医保则实行家庭(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个人缴费和政府财政补助是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两大主要资金来源。但是在财政补助总额、补助标准以及各级财政投入分担状况方面仍然存在着区别，表现在:对于新农合参保群体，按照统一的标准对参保个体进行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承担财政支付责任;而对城镇居民医保参保群体则按照人群的不同进行分类补助，如对中小学生、非从业居民、未领取退休金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采取不同的财政补助标准，主要由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承担支付责任。从表4数据可知，武汉市蔡甸区新农合参保个人缴费标准为30元/人•年，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的补助标准分别为60元/人•年、45元/人•年、25元/人•年和25元/人•年，各级财政补助总额为155元/人•年，其中67．7%的财政补助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市区两级财政补助相对较少。武汉市城镇居民医保缴费标准为420元/人•年，各级财政补助总额和缴费标准之间的差额由参保的城镇居民自己承担，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参保对象实行普惠补助和重点补助相结合:对18周岁以上低保对象和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实行全额补助，各级财政补助总额为420元/人•年;对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财政补助总额为370元/人•年;对18岁以下低保对象或重度残疾学生和儿童的财政补助总额为165元/人•年;对其他参保城镇居民的财政补助总额为80元/人•年。由此，新农合和城镇职工医保的财政补助资金都来源于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但是各级财政负担差别较大，如何协调各级财政对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财政补助是两大制度衔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待遇水平
目前，武汉市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都实行门诊统筹和住院统筹相结合，在门诊统筹报销方面较为接近，但是，在住院统筹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在门诊统筹方面:新农合门诊报销比例约为20%～30%，年封顶线约100元～300元;城镇居民医保居民医保的门诊包括普通门诊和在门诊治疗重症疾病，一个保险年度内，参保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300元及以下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居民医保基金支付30%，300元以上的费用，由个人自理。在住院统筹方面，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规定的各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都存在着较大差异。由表5可知，目前武汉市新农合参保者在区级医院就医，起付线和城镇居民医保参保者一致，但是报销比例要低5%;在市属二级定点医院就医报销的比例比城镇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低10%～15%左右，且起付线要高;转诊至市属三级定点医院时，起付线高于城镇居民医保，但是报销比例基本一致。目前对新农合参保者转诊至市属医院就医，进行起付线和报销比例的限制，主要在于引导新农合参保者充分利用基层医疗资源。但是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实行差别化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的规定不利于农村居民同等地利用城市的医疗资源和卫生服务。
四、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统筹发展方案设计
随着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建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具有现实意义。具体来看，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的改革，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衔接。
(一)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随着武汉市新农合家庭账户的取消，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都实行“门诊统筹+住院统筹”的模式，这为建立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奠定了基础。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统一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并在管理机构、统筹层次、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实行配套改革。首先，合并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经办机构为城乡居民医保经办机构，作为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的下属二级机构。其次，在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衔接过程中，应逐步提高城乡医疗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实行市级统筹，将财政拨付资金以及居民缴费形成的医疗保险基金在全市范围内调剂使用，提高对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此外，对新农合网络系统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网络系统进行整合，使家庭持有“新农合证”向每人持有居民医保iC卡过渡，这样便于份信息识别和医疗费用实时结算。在城乡居民全部实现个人医保iC卡管理后，借鉴职工医疗保险全省联网经验，实现凭卡异地就医，异地监管，异地结算，异地代缴，建立起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信息化管理平台。
(二)统一管理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建立多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财政补助来源和标准的差异直接制约着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有效运转。在统一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时，保持现有财政补助来源不变，即根据目前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和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人数计算各级财政补助总额，将两部分资金汇总，作为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资金收入来源，由城乡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在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参保群体中统一调配使用。而在财政补助支出方面，目前城镇居民医保人均缴费标准为420元/人•年，其中根据参保群体不同进行分类补助，最低补助档次为80元/人•年，则该部分群体需由个人缴费的部分为340元/人•年;新农合则实行统一补助标准，财政补助额为155元/人•年，个人缴费为30元/人•年。在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时，需逐渐提高对除低保群体、60岁以上人群以及残疾人等对象之外的一般城镇居民的财政补助标准，实现一般城镇居民财政补助标准与新农合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的统一。此外，逐步提高新农合人均缴费标准，建立统一的、分档次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档次，实现与一般城镇居民个人缴费档次的对接。通过保持现有财政补助口径不变，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归总，由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该方式既能保证各级财政补助不减少，同时为进一步统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财政补助标准准备了条件，是破解目前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各级财政补助标准不同难题的较好方式。此外，建立分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逐步实现城乡居民财政补助标准和个人缴费标准的统一。据2011年武汉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消息，武汉市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医保获得的补助将提高到200元/人•年，参加新农合获得的补助将增长到235元/人•年。①由此可见，武汉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获得的财政补助标准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三)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险待遇水平
1．整合城乡医疗服务机构
农村卫生资源的匮乏是当前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的根源所在。在实现医疗资源共享的过程中，不再按照新农合划分区级、市属以及省属医院的分类，而按照国家《医院分级管理办法》评定的一级、二级以及三级进行分类，统一城乡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为街乡镇卫生院、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四类，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一级医疗机构。通过城市大医院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职责分工，充分发挥城乡医疗机构的优势，调动各级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实现城市和农村医疗资源的共享。
居民理财的主要方式篇10
缩小收入差距迫在眉睫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年的短期政策，把如何保证2010年的经济稳定增长作为重要的方面。应该说，这是“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心。两会开出的药方是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证国内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重视经济质量及民生经济。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减少对投资与出口的依赖，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而要实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就得让居民有消费能力，就得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是要解决当前十分严重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及放宽中小城市户籍来化解这个问题，特别是强调城镇化来化解这个问题。这是几年来整个社会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成为今年“两会”的经济问题的重点与热点。
扩大居民消费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非仅是市场供应商品的问题，因为，与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不同，在发达的市场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市场产品供给永远是充分；也并非市场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商品的问题，比如住房、汽车、家电等，而是消费者有没有支付能力的问题。即使有发达的信用市场，能够采取延期支付方式来让居民提前消费，但这同样存在居民进入消费市场的最低条件问题，因此，居民消费支付能力是刺激居民消费最根本的方面。而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是决定居民支付能力最为重要的政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没有意愿消费，而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过低没有能力消费。国内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许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无论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还是机构之间的分配都是如此。
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近几年来，由于政府政策不合理，导致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表现为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上升的幅度小，而且表现为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于多数人是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消费支付能力小。这不仅使得国内扩大内需的政策缺乏动力源，即广大居民收入不增长没有能力扩大消费，而且表现为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他们相对收入水平越来越低。比如农村居民不仅所占的比重高，而且其收入水平越来越低。
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表现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了谁占有谁获利。而谁占有这些资源往往又与权力的大小有关。比如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努力有关。这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其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最低、消费能力最弱。国内为什么会越来严重，根源就在于各方面的财富分配往往与政府官员的权力大小有关。因此，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就得从根本上来改革政府对经济干预与占有，改革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
三是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过度的干预与管制，不少政策加剧了财富转移与分配的不公正。比如，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中低收入居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并没有起到很好的调节居民初级财富分配不合理的情况。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人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税的；还有，财富所得税征收的情况也是如此。当这些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过重时，不仅其可支配收入要减少，而且其消费支付能力也减弱。
当然，这些只是显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在中国还有许多隐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说，政府对利率严重管制，特别是把存款利率压在极低的水平上，其实这就是对存款人利益的一种财富转移。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把债权人的利益转移到债务人手上。因为，绝大多数居民所组成的债权人是十分分散的、在整个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小，因此，他们的利益容易受到忽视。而这种财富转移不仅使得债务人的融资成本降低，更为重要的是会让债务人滥用资金及投资高风险的项目，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而且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弱化居民的消费能力。
可见，绝大多数居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过小，和社会财富严重的分配不公，不仅使得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不足，令我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和投资，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结构畸形发展，而且带来了潜在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关系的干涉，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机率等。
加速城市化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当然，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是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政策。在“两会”上，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不仅成了民生的重点，也成为经济民生的热点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城市化就成了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可以说，现代经济的起源都在于城市的兴起。因为，城市的产生不仅在于农村居民大规模向城市聚集及其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在于城市人口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展、社会及生活方式的城市环境形成等。城市化过程就是人口、产业、资金、信息、思想的聚集，也是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新观念体系形成与转化。正因为城市化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了整个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化已被公认是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看到，在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重大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以突飞猛进的方式在发展。2004年的资料表明，在美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9个，而在中国则有166个。联合国的人口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的城镇人口正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加，中国成了世界城市化增长最快的国家。在中国飞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带来不少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经济繁荣，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摆脱
了贫困；另一方面，由于受户藉制度限制，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化结构，使许多农村居民不能够真正在城市生根下来，成为城市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动力。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正因为农村居民不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减缓，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有研究表明，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
上述数据表明，一是尽管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城市率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的增长远远高于中国城市化率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对水平越来越低；二是二元分化的城乡结构不仅不利农村居民的消费，而且也不利农民分享中国改革的经济成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农村居民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占有财富过少，他们无法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三是正因为农村消费水平过低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城乡二元分化结构的结果，因此，只要改革当前这种造成城乡二元分化不合理的户藉制度，就能够改变当前城乡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增加农民收入及促进农民消费快速增长。所以，放宽中小城市户口限制推动城镇化是当前这种改革最为重要方面，它也是“两会”的热点之一。
遏制高房价 释放消费力
“遏制高房价”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民生经济或经济民生的重要方面。要实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居民的消费从何而来?尽管政府提出了不少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但是住房消费仍然是近几年来居民消费最主要方面。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鼓励他们的汽车消费与住房消费，当然没有多少问题，但是城市居民消费不仅要有消费意愿，而且要有消费能力。对于汽车消费，尽管它是耐用高价值的消费品，但是汽车不仅总价值占居民收入比重不高，而且每一辆汽车的总价值处在多层次、完全竞争的市场之中，在政府的优惠鼓励政策下，不同的居民可以找到不同汽车消费产品。这就是汽车消费量2009年突破1300万辆的原因所在。随着汽车消费优惠政策向中小城市及农村深入，这种态势仍然会进一步地快速增长。
但是，由于住房既可消费也可投资，那么投资者一定会利用住房投资这种工具获利，即使仅购买一套住房或所谓改善性住房都可以用作投资。在全世界最为优惠的信贷政策下，投资者不仅可以便利进入住房市场，而且只要进入住房市场仅是利用优惠政策就可大获得其利。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住房市场量升价涨的根本原因所在。当住房市场是一个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时，住房消费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即使规定只优惠居民的自住性住房消费也是如此。由于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的定价与需求上的差别，住房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一定把住房的价格越推越高，最后只能把真正的住房消费者全部挤出(即使真正希望购买住房消费者也不得不参与这种投资炒作)，留下住房投资者。
2009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所谓的空前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立在个人按揭贷款比2008年增长4倍多的基础上的，就使得国内房地产市场由年初以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转化为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不少地方房地产泡沫吹大。比如，中国沿海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不仅可能用理论指标(如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个人按揭贷款月还款比重、国际其他城市实际房价比较)证明，也可用每一个城市居民基本常识来证明。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海南等地房价上涨1倍以上。而当房地产泡沫吹得巨大时，居民住房消费也就自然严重挤出。
因为，在住房既可消费又可投资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对住房消费政策时，可各取所需，根据其不同的需要出台不同的政策，从而使得住房市场越来越混乱，投资性的购买越来越成为主导。比如，外国政府及学界一直在批评中国的经济失衡就在于居民消费率过低。但是实际的问题并非如此。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在2000年以前，无论总消费率还是消费贡献率来看，两者的比重都是在60％以上，都占绝对比重(比如2001年消费贡献率占5.5％，而投资与出口贡献率分别为1.9％和1.0％)，但是从2001年以后，这两个指标都出现迅速下降。比如，消费贡献率从2000年的65.1％下降2007年的39.4％，下降的幅度达40％。其原因何在?为什么居民消费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什么越是经济发展居民的消费率则越低?国内居民的消费意愿真的迅速下降了吗?不是，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及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几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地方并不是居民消费突然减少或下降，而是随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住房消费成为居民消费最大部分。但是，作为国家统计指标，住房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试想，当居民把其绝大部分的收入用去购买住房消费(在2006年以前基本上如此)或是居民最大消费时，但统计指标则把其算作投资，居民的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岂能不下降?而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也自然上升。比如，投资贡献率分是2000年为22.4％、2003年为63.8％、2007年为40.9％。投资贡献率为1倍甚至几倍的增长，根本原因就在于居民住房消费算作投资了。
国家统计把住房作投资，不仅可以让投资者进行住房市场炒作及把房价推高有合法性依据，而且房价上涨甚至于飚升也不会影响Cpi。因为，如果算作消费，房价快速上涨，也会造成Cpi快速飚升，从而促使央行通过利率上调的方式来控制物价，增加融资成本，住房投资者减少。但住房是投资品，房价上涨不对Cpi影响，央行可以保持低利率，投资者可以利用政府优惠条件任意地炒作住房。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住房作为消费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在高房价下，必然会导致居民住房消费全面挤出，这不仅使得政府的民生经济成为一句空话，也严重阻碍了政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威胁着中国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安全。
此外，在中国制度安排下，房地产市场同样也是一种对绝大多数居民十分不利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因为，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仅是终端商品的市场化，而房地产生产所需要的要素方式则市场化程度低，再上加上房地产的产品不动产性及居民必需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企业就能够容易地控制与操纵市场，并对其商品实行垄断性定价，通过房价来转移全民的财富。如果不对高房价进行遏制将损害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