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革篇1
再一次超龄“服役”
1985年3月，我从北京市政协主席这个岗位上正式辞职下来。此前，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找我说，现在有些单位对任职年龄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如北京图书馆（后改称国家图书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革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急需调配第一把手，希望你任选其一。当时我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接着，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胡沙也来我家，要我主持馆长这一职务。我认为国家图书馆应当由有名望的博学之士来任职，我不具备这一条件，因而未表同意。
这时，胡乔木也来找我，他说：你下来后不能没事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需要有人负责。我表示对文字改革工作没有专长，怕干不了。没几天，他又找我到中南海去面谈，要我去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把文字改革工作抓起来。说实在的，我对去这个单位颇有顾虑，因为听说这个单位虽然不大，但人事关系不简单，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更由于文字改革工作专业性很强，而里里外外的思想认识很不一致，尤其是1975年颁布的第三批汉字简化方案未能完全行得通。但因为胡乔木是我党颇有声望的理论家，深谙辞章文字，对文字改革极为热心，如今身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已经“两顾茅庐”，我不便坚辞，答应先去试试。不料，1984年8月24日国务院正式任命，由我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历史渊源与新的认识
说起来，我与语言文字改革工作还是有点缘分的。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热闹过一阵的拉丁化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运动，我并不生疏。1933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即接触过这一新事物。这种拉丁化拼音文字，是由我党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工作的同志为在苏联远东地区谋生的几十万中国劳工创制的。因为这些劳工大多是山东贫苦农民，他们由闯关东逐步转移到远东一带务工，大多数人是文盲。苏联当时为了在其国内的少数民族中消灭文盲，都是用俄文字母创制了拼音文字。我们在苏联工作的同志则采用拉丁字母，为中国在苏劳工创造了另一种新文字――拉丁化拼音。当年在北京大学教俄文的教授伯烈威是位苏联人，我是他的学生，从他那里看到了不少拉丁化拼音的读本和报刊。为了在国内消灭文盲，我当时就曾热衷于拉丁化拼音的宣传，并组织新文字研究会大力加以推广。我同时又是世界语的一个热心推行者。
随着新文字在秘密通信中的应用，我感到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话，有它简便易学的先进性，但同时也有许多缺陷：汉字是讲平、上、去、入“四声”的，拉丁字母对“四声”无法表示，往往就模糊甚至改变了字的含意，这是一；其次，汉字中表意字很多，不只是“形声”，拼音难以表达本来的语意，尤其对一万多个成语更难表达。后来我就逐渐改变以前对拼音字母的迷信了（现在有了电脑，我对拼音字代替汉字的做法，更加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当然这是后话）。何况我们的汉字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典籍及各种印刷品浩如烟海，如若普及拼音字，也就从文字上割断了历史文化，又如何能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呢？再说，即便文字要实行拉丁化，也必须首先在全国统一语言。可是，当年我们一些热心拉丁化的同志却研究制定了一些地方方言的拉丁化方案，如广州、厦门、宁波等地一些热心拉丁化的同志，拟定了当地的语言拼音方案，并加以推广。他们当时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技术上能否行得通且不说，势必给全国统一的文字改革工作制造更多的障碍。对于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促进社会的交流来说，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背离了统一祖国语言文字的目的。因此，对于文字改革推行拼音化，我是持保留态度的。
此外，我还看到社会上胡乱简化汉字的现象十分严重，各种杂七杂八的简化字层出不穷。“”后期颁布使用的第三批简化汉字中那些不伦不类的字形，虽然已经废止，但在社会上仍有许多人在写在用，我认为亟须加以规范。不然，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汉字，将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中被糟蹋掉。
想到这些，我就更增添了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去工作的顾虑，但同时又很想去同广大文字改革工作者一道，寻求一条文字改革的正确途径，使晚年生活更有意义。
从实际调查中寻求答案
我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后，首先拜访了几位已退休的领导人。在交换意见中，不少人很是反对我对拼音化的看法，特别是其中我的一位北大的老同学对我的看法“上纲”很高，说“你丢了文字改革的大旗”，特别是认为我反对推行拉丁化拼音逐步代替汉字，就像丢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样严重。他这是说我背叛了我们青年时代提倡新文字的这面旗帜。我在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交流中也有同样反映，认为我来了以后要砍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旗”。不过文字改革委员会中部分干部不赞成汉字拉丁化，但他们的意见不占主导地位。
对于简化汉字，也有不同认识，有些人还在积极修订补充《第二次简化汉字方案》。
既然有很大争议，我想一定要谨慎行事，对客观实际周密调查，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研究。首先我带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几位干部到广东调查研究，去考察学生别是小学中运用拼音文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情况。我们发现，在小学，教师首先带头用普通话教学，效果很好。学生在学校用普通话，讲得很标准，只是到校外或在家庭，仍说本地方言。至于拉丁化拼音，只作为初识字时的注音工具，而不是当作文字使用。小学生只有在写作文时对还没有学过的个别汉字，才勉强用拉丁化拼音来代替。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进一步了解到，全国各地的语言发音区别很大，不但北方人听不懂南方话，就是一个省、一个县里往往语音都很不同，都有各自的方言。最严重的如福建、广东等地，两个村庄隔一座山，彼此语言就不通。考其原因，是这些地方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他们村与村之间既不通商，又不通婚，相互没有交往的必要，也就不需要共同的语言了。但是，无论如何隔阂、闭塞，大家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这种古老的方块字，而这正是我们民族形成统一的强大纽带。如果普遍推广了普通话，大家对汉字读音统一了，必将极大地方便于全国人民的互相交流，对四化建设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汉字简化方案，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大多数人对“”中公布的第三批汉字简化方案持反对态度，说有些字“简”得大家认不出来，也很不好看。因为这个方案是“”中出台的，一些“左”派人士对胡编乱造的字采用得太多太滥，虽然现在已废除，但不良影响依然存在，有些人仍随意简化汉字，造成很多混乱。
中央批准了基本方针
回到北京，我们先向胡乔木汇报，当时国务院委托他代管文字改革委员会。
在汇报中，我说《第二次简化汉字方案》也不可行，应把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作为日常使用的规范用字，以便简化字有相当的稳定时期，以利社会应用。不然一个国家的文字总在变，使人无所适从。胡乔木基本同意我的意见，但他提出汉字简化改革还要不断进行，还可以改动一些字。我说，目前不宜大改，只能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做个别字的改动。关于拉丁化问题，胡乔木想坚持拉丁化拼音逐渐代替汉字的做法，不同意我只把拼音作为扫盲识字和推广普通话注音符号的主张。我强调推广普通话是当务之急，至于是否实行拼音化，今后可以继续研究，绝非迫在眉睫。不过，不久胡乔木告诉我，他找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就拉丁化问题交换过意见，碰了钉子。万里告诉他：“你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不要提，即使提出，也不会通过。”得到这一信息，我更增强了稳步改革、先不实行拼音化的信心。
接着，我向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汇报。我说过去中央对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针有不同意见，在延安时，曾赞成实行拉丁化，但几次讲话都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么。”马上表态：要按的意见办。
从这次实地调查来看，从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认识和实践来看，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把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以至全社会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把文字改革的步骤统一起来，实在是推进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的前提，刻不容缓。我根据调查所得，以及同上上下下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的反复研究，起草了一个题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主张大力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稳步地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同时，向党中央、国务院申请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正在这时，国务院于1985年12月16日发出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的通知，强调国家语委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党中央对于语言文字工作极为重视。中央书记处看到我的报告稿和申请后，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在报告里我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成绩、当前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和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方针与几项任务。书记处许多同志发表了意见，最后做了总结，指出当前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一是要大力推广普通话；二是汉字是国家的法定文字，已有的简化成果要稳定下来，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三是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他亲自签字批准了我的报告，并决定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由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共同负责召开。这使我的胆子壮了许多，不再怕“砍旗”的责难和种种非议了。
统一思想，统一步伐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继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重要会议。在开幕式上，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重要讲话。我作了经党中央批准的题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的主题报告，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作了《教育战线要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胡乔木在闭幕式上讲了话。
我报告中所讲的，最主要的是以下四点：（一）语言文字工作必须积极而稳步地进行，对30年来的成果需要充分消化、巩固和发展。文字改革还要继续进行，但必须稳步进行，不能急于求成。（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法定文字。《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要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汉语拼音化的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宜匆忙做出结论。（三）汉字要规范。要进一步拟订现代汉语基本用字表和常用字表，制订汉字属性国家标准，使汉语用字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建议国务院正式宣布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谨慎态度，要在一个时期内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以利社会应用。（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是当前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努力做到使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工作语言、宣传语言、交际语言。
参加会议的中央有关单位和各省市的代表280多人热烈讨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赞同我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对这些重大问题统一思想，统一步伐，才能做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争论多年的文字改革的方针、步骤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任重道远，寄望后人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后，我们推动各地次第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恢复和健全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多数是由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或副书记）、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兼任语委主任，这就大大加强了领导。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北京、福建、吉林等地开办了多期语言文字工作干部培训班，使得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有了一支强大的队伍。
1986年2月，国家教委推广普通话办公室划归国家语委，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学校推广普通话。尤其是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上海、福建等地先后开展了“我爱祖国语言美”等普通话比赛，促使普通话成为群众性的通用语言。后来我们还同有关部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开放旅游城市推广普通话的通知》，对这些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推广普通话是我们这一段的工作重点，成效显著。
同年5月，我们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废止〈第二次简化汉字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一个月后的6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我们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说：“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特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责成国家语委尽快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各方面用字管理办法，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的不正常现象。为便于人们正确使用简化字，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其他有关报刊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我们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个别字（计6个字）做了调整。
根据国务院《通知》的精神，我们积极与各相关单位研究，制订了一系列规范用字的规定。如会同铁道部、交通部、海洋局、测量局和中国地名委员会联合颁发了《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与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与商业部、经贸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了《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式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商标用字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等，将方方面面规范使用汉字的问题具体化、法制化了。1986年7月，福建开展了全省“敦促全社会文明用字”活动，对市区、城镇的商店招牌、店堂、橱窗、广告、海报、路标、站名等用字进行了一次普遍检查，并敦促有关单位对错处加以纠正。这就把上述那些规定付诸实践，逐步形成社会风气。对他们的成功经验，我们加以宣传推广。
在推广普通话和规范用字的实践中，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
一如：方言地区如何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在广播、电视中作为统一用语，但在方言特别严重的少数地区，如广州，又如香港，有相当数量的人还不太懂普通话，有些方言用普通话难以准确表达。1987年3月我们去广州时，当地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研究，我们的意见是在特殊地区，在一定时期，可以有几个时段采用双语广播的办法，但比重不宜太大，不能减弱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力度。与此相关的是电影、电视剧中，要力求少用方言，有些可用可不用的方言，应当力求不用。
二如：戏曲中如何推广普通话？我们提出，传统的地方戏曲如粤剧、越剧等，可一如既往沿用方言，不然就没有传统戏曲的特色了。新编的戏曲节目，则要尽可能推广普通话，减少方言语音。我们还组织编创和加大宣传一些提倡普通话的戏曲节目，如侯宝林早年的《戏曲与方言》就很有感染力。
三如：按《简化字总表》用字，遇到繁体字怎么办？我们说，一切书报印刷品，必须严格以《简化字总表》为准，个别旧习惯使用的繁体字，只可以在《总表》规定的用字后加括号注释。当然，古籍重新排印，仍应保持原来的字体和风貌。
四如：在书法艺术中，如何要求汉字规范化？我们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电视台、语文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一个“书法家谈汉字规范化座谈会”，与会的书法家们热烈发言，各抒己见。我在座谈会最后说：汉字既是书面交际的工具，又是一门书法艺术。作为书面交际工具，应该严格遵守规范，至于书法艺术，则可以百花齐放，不能强求一律。与此同时，我们提倡当代书法家多写规范的简化字。这一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
文字改革篇2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毛主席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参考文献
陈梦家1957a《略论文字学》，《光明日报》2月4日；《辩论》，224-227页。
陈梦家1957b《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5月17日；《辩论》，228-230页。
陈梦家1957c（关锡）《一封讨论文字改革的信》，《中国语文》6月号；《辩论》，237-241页。
陈梦家1957d《关于汉字的前途》，《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双周刊第82期（5月19日）；《辩论》，230-236页。
杜松寿1957《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怎样利用文字改革问题向党进攻》，《中国语文》9月号；《辩论》，116-126页。
傅斯年1919《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1卷3期。
高家莺1986《试论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语文建设》1、2期合刊；《评价》，163-172页。
侯一麟1994《英汉两种语言之文字基础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汉字文化》4期。
蒋善国1957《从汉字的本质上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11月号；《辩论》，213-223页。
李敏生2000《汉字哲学初探》，北京：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
李振麟1957《关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一些争论》，《语文知识》8月号；《辩论》，51-60页。
刘光裕1995《关于汉字落后论——兼谈三点意见》，《汉字文化》第3期，20-24页。
罗常培1952《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中国语文》8月号。
倪海曙1957《文改鸣放录》，《语文知识》9、10、11、12月号连载；《辩论》，1-45页。
钱玄同1918《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杂志4卷4号。
仁言信1951《不应当歪曲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语文》7月号。
汤云航1994《“汉字落后论”评议》，《汉字文化》第3期，10-18页。
唐兰1957a《再论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中国语文》3月号。
唐兰1957b《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人民日报》4月18日。
王开扬1992《论研究汉字的立场、方法与学风》，《语文建设》第8、9、10期；《评价》，105-123页。
王力1957《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关于反对文字改革的荒谬言论》，《文汇报》10月30日；《辩论》，196-207页。
王宁1991《汉字的优化和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1期。
吴玉章1955《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1955年10月15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所作报告）；《语文政策》，148-156页。
伍铁平1993《与汉字有关的两个政策问题》，《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41期（9月），31-38页
谢晖1994《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汉字文化》第3期，19-23页。
叶圣陶1957《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8月号；《辩论》，64-70页。
袁晓园1992《论“识繁写简”与“文字改革”——答吕叔湘先生》，《汉字文化》第2期，11-24页。
詹鄞鑫1991《汉字说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詹鄞鑫2002《汉字改革的反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29-30页。
张志公1984《加紧对汉字进行多方面深入的研究》（1984年12月上海市心理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联合举办的“汉字心理学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评价》，3-11页。
周有光1957《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第7期。
周有光1978《汉字简化问题的再认识》，《光明日报》6月16日。
周有光1979《汉字改革概论》（第三版）（1961年出版，1979年第3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周祖谟1991《周祖谟教授讲话》，《汉字文化》第3期，17-19页。
资料集简称
语文政策1976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语文政策学习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内部印刷）。
新时期1987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北京：语文出版社。
辩论1958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文字改革篇3
关键词：字体设计；视觉传达；课程教学
字体是各种媒介用来传播信息的视觉符号，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承载物。字体设计与人类的生存与生活进步息息相关，是人类社会实践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字体设计作为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在整个设计学科中非常重要，它对于视觉传达领域中的相关设计有非常重要的衔接和辅助作用，并为学生在将来的专业设计中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但是，国内高校字体设计课程的教学成果并不乐观，课程的教学方法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且教学内容落后，无法突出设计专业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所以，作为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根据市场发展的需求与现状及时地进行课程改革与实践。
1传统字体设计课程教学的弊端
1.1传统的字体设计课程内容陈旧，缺少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传统的课程主要侧重于中英文字体的书写，其中，中文包括黑体、宋体、仿宋、楷体等美术字的书写，英文以罗马字为主，字体设计也仅限于通过笔画、结构等元素进行文字创意。其结果使学生对其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不明确，造成学习时的不重视，甚至厌学。1.2字体课堂重理论，轻实践。字体课堂偏向理论教学，学生仅限于纸上谈兵，相当多的毕业生虽然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少创新意识和实践经验，只能停留在模仿阶段，课堂上的训练题大都以模拟题为主，真题几乎为零，这样学到的知识没有真正得以应用，容易与市场脱轨。1.3字体课程教学模式单一。实践项目水平缺乏层次感，学科之间缺乏联系。内容定格在约定俗成的传统模式中，缺乏融会贯通，几乎不涉及其在设计中的具体作用和运用。换言之，就是目的性和针对性缺乏提示与提炼。可见，在现代设计高度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适应本专业发展需求，改革势在必行，接下来我们就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展开探讨。
2字体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
第一，转变传统观念，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在字体设计课程中，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性与应用性，对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形式均进行了积极改革，提倡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和见习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化外在因素为内在需要，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注入式教学会使学生更被动，掌握的知识不能灵活地应用。字体设计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区别和优势在于：培养学生从“听中学”到“做中学”，注重以项目作品的设计与开发来开展教学，围绕专业核心能力展开“做中学”“学中做”，通过学与做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遵循“行动导向”的教学原则，强调“为了行动而学习”“通过行动而学习”和“行动就是学习”的教育理念。让学生由实践情境构成的以过程逻辑为中心的行动体系中获得过程性知识，去解决“怎么做”（经验）和“怎么做更好”（策略）的问题，而不是在由专业学科构成的以架构逻辑为中心的学科体系中追求陈述性知识，只解决“是什么”（事实、概念等）和“为什么”（原理、规律等）的问题。因此，转变传统观念意识成为教育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第二，将项目驱动教学法引入课堂。项目驱动教学法已逐渐被教育战线所认同。我们通过字体设计这门课程的教学引入荆门中国农谷的相关实体项目。荆门中国农谷是我们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长期以来的校外合作基地。本次字体设计课程项目驱动教学法的实践班级为视觉传达设计1501班学生，他们均参与了项目的制作。在课堂中，要求学生在做中学，每个技术或技能单位作为一个教学项目，我们将荆门中农谷的设计项目引进课堂，包括荆门中国农谷白鹿春、院士村、金色农谷、农谷博物馆、屈家岭文化遗址、东方陶都等项目。每个项目当中我们都会带领学生去前期考察，中期与中国农谷方协调设计任务，后期分几次奔赴荆门中国农谷接受甲方的审核与评价。我们认为实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单元式教学，每个单元式教学都以应用该项目技术或技能完成一个作业来结束。每个项目以问题为导向，让学生分小组来讨论，运用自己已有的经验独立决定。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还可以锻炼学生独立思考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与传统教学的区别和优势在于：一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项目的具体任务和计划均由甲方、学生和老师共同商定，老师全程监控并将项目安排在培养计划中；二是任务以小组进行，各小组成员分工明确，小组以头脑风暴形式展开讨论并解决问题，并在讨论中促进思想碰撞，也能提高学生的团队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三是学生根据计划、分步骤，采用搜寻性、实验解决问题，学生主动并负责任地完成任务的同时要不断地验证与调整；四是每个单元的项目完成后，接受甲方的审核，并作相应的调整与修改，总结讨论其成果和不足，总结经验促进学生对结果、工作方式和自我评价的能力；五是将项目结果运用到新的项目当中，是项目法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也就是学生所学知识的转移和应用，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六是学生最终以ppt汇报的形式讲解和演示，并相互评分。除了将荆门中国农谷项目引入课堂外，我们还将武汉光谷阳光幼儿园项目引进来，我们的学生利用课堂外时间为幼儿园手绘墙面创意字体，分别分布在幼儿园入口及楼梯间，墙面创意字体美观而富有创意，符合园内的整体风格与受众的审美心理。这样以教材为中心转变为以项目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转变为以实践为中心。以字体设计课题为例的项目教学法，让学生带着特定的任务自主探索问题、激发学习兴趣，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将掌握的知识点和技能点融入项目的任务训练中，体现了以工作为导向的课程改革。第三，增添理论知识倒叙式方法，培养逆向思维。传统的字体设计教学注重平铺直叙地讲述理论知识，容易导致课堂枯燥无味，不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倒叙式的思维方法就是将事情的结局和最精彩的部分提前叙述，然后再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叙述。我们可以将倒叙式教学方法应用到字体设计课程中去，比如在以往的理论讲解部分，安排是“文字发展史-字体设计概述-字体设计理论-字体设计绘写-字体设计的创意方法-字体设计的应用”这样一个平铺直叙的过程。但应用倒叙式方法，便可以是“字体设计概述-字体设计绘写-字体发展史-字体设计的应用-字体设计的创意方法-字体设计的应用”。这样可以改变部分讲解顺序，使讲解内容在结构上有变化，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种授课方式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逆向思维，为最后的创意发挥做铺垫。在保留传统字体设计的同时，增添理论知识倒叙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第四，促进字体创作多元化发展，培养跨界思维。“所谓跨界思维就是大世界、大眼光，多角度、多视野地看待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的一种思维方式。”跨界的主要目的是“借智”。教师可穿插讲解一些其他设计领域的创作思维模式，涉及相关知识制作案例，对其加以分析，并引导学生尝试跨界思维。把其他涉及领域的设计思维运用在字体设计上面，塑造多元化的字体创作形式，可使其变得丰富。我们以中国汉字为例，将汉字以文化遗产的精神力量嫁接到设计的形态意识中，象形字（仿文）延伸的领域超越工艺美术或百工之术的范畴。一是家具设计。仿文家具设计借鉴本土的象形文字架构到家具造型中，以字为骨，以象为形。通过意美感心、形美感目来进行设计创作。二是平面设计。在平面设计领域，汉字主要应用在标志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及企业形象设计中。三是公共艺术领域。公共艺术领域借鉴文字的形态、结构等进行设计创作，如欧美公共艺术等。四是室内设计领域。把这种思维融合在字体设计中，结合一些其他领域的文化知识，融会贯通，在保持字体主心骨设计思维的同时，实现跨界设计思维的教学，引导学生多元化地设计。
3结语
字体设计课程是平面设计专业必不可少的专业课程。字体设计不仅注重表面视觉上的美观，给消费者一种美的享受，还需要传达一种信息，一种文化理念，更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地提高沟通与传播的效率，从岗位工作流程上看，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多学科整合技能，包括分析、策划、创意、设计、执行等能力。因此，为了适应平面设计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如今这个数字化时代，要求字体设计教育工作者必须加快教学创新，转变传统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思路与手段，深化社会实践，及时调整教学安排及授课内容，遵从“思维培养”“项目驱动”“行动导向”“跨界整合”等教育特点。第一，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有机结合。根据设计公司和相关企业对平面设计类方向专业就业岗位能力所需要具有的策略思考与分析能力、创意能力、视觉表达能力、设计相关造型及软件应用能力、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作为课程改革的重心与切入点，体现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有机结合。第二，以设计岗位工作过程从项目解读、市场策略、创意概念、设计表现、设计执行到效果评估六个工作阶段作为指导，以“职业能力培养+职业发展能力的注入”为改革目标。第三，以上教学法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性和实践性并存的教学方法，能变被动为主动，在字体设计课程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每个小组的成员都认真地对小组的任务承担责任，通过思维的碰撞和实施，对各个小组负责的任务理解透彻，并运用各种学生更容易理解的手段展示出来，小组成员的讲述也清晰明了，这也是对学生团队协作能力的综合培养，以上方法在字体设计课程的课堂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创意策略到设计制作，项目驱动到工作体验”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体现，是我们针对“教、学、做”一体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董璐单位:武昌首义学院
参考文献：
［1］沈卓娅，卢叙默.字体设计［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柳沙.设计艺术心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廖洁连.中国字体设计人：一字一生［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文字改革篇4
一、激发兴趣,活动中识字
1.做游戏。学生喜欢游戏,通过游戏能创设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识字教学中,我设计了多种与生字联系起来的游戏,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识字教学的质量。如教学《小小的船》一课,把生字做成星星形状的卡片,开展“摘星星”的游戏。这些游戏都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又恰到好处地照应了课文内容。
2.猜谜语。学生喜欢猜谜语,我就把一些生字编成谜语,学生用这种形式记忆生字,乐于接受。如“午”字:远看像头牛,近看牛没头,要问是啥字,看看日当头。这种形式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增强了生字的记忆。
3.演一演。有些动作性较明显的生字可用动作来演示。如“看”,把手放在眼睛(目)上,像孙悟空一样可以看到较远的地方;像“唱”、“飞”、“跑”、“来”、“去”、“喝”等可通过动作表演并理解字义,课上我就让学生动手做一做。这样不但让学生记清了字形,弄懂了字义,还避免了与形近字的混淆。
二、激发无意注意,轻松识字
兴趣是学习之师,在识字教学过程中,我应用以下几种教学形式,调动学生的无意注意。
1.借助色彩。课堂上我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突出汉字的不同点,通过鲜明的对比唤起学生的注意力。如教学汉字“睬”与“踩”时,将两个字的偏旁“目”与“足”用不同颜色的粉笔书写,强化记忆。
2.借助顺口溜。遇到难、易错的字,借助顺口溜教学。如教学“美”字:羊字没尾巴,大字在底下;“金”字一个人,他姓王,口袋装着两块糖。顺口溜识字教学,幽默风趣,寓教于乐,琅琅上口,易学好记,学生印象深刻,既能展现语文课的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又能提高识字效果。
三、教学方法,自主性识字
1.读读字音。在字音教学中,充分发挥听读的作用,指导学生自学生字。对发音有困难的学生,就借助汉语拼音来正音。还发挥“小老师”的作用,采用学生教学生的办法,让他们读准字音。
2.记记字形。在字形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偏旁部首的作用。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掌握了又一套识字工具,提高了他们分析字形、识记字形的能力。因此,可以指导学生用基本笔画和已学过的偏旁部首自学生字的字形,让学生感受自学识字的愉悦。
3.想想字义。汉字的特点是音、形、义结合紧密。在教学中,应特别注意联系实际理解字义,进行趣味识字。学生既理解了字义,又帮助其记住了字形,提高了教学效果。
四、联系生活,快乐活学
生活是语文的源泉,教师要巧妙地把学生的思维引向生活,把“说”的权利还给学生,让学生直抒胸臆、畅所欲言,语文识字课堂才能具有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
文字改革篇5
“噢，好一处美丽的景观！这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母亲望着这宽阔的马路，情不自禁的赞叹道。是呀！这原是一条坑坑洼洼的马路，坐在车上的人无不叫苦不迭：这原是一条脏兮兮的马路，路过的行人都难以下脚……人们从未想过，也从未敢想，家乡枣强会换一个模样。然而今天，由于人们心中燃烧着进取创新的热情，展现在我眼前的又是另一幅美丽的画卷：一条宽阔平坦的马路，坐在车上的人无不笑逐言开，一条干净的马路，行人车辆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更好的是道路两旁还安装了路灯，到了晚上灯火通明，人们再也不用愁天黑自不清路了，在路灯的上面还安装了彩灯，五颜六色，美丽极了！
道路两旁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行业，比如药店，邮局，银行……，最值得一提的是金海岸大酒店了。金海岸大酒店内部设置精致，美观，服务员热情大方；外部金碧辉煌，朱红色的外壁上嵌着“金海岸大酒店”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前面有个宽阔的停车场，停放着大大小小的汽车，停车场的四周有许多花草树木，放眼望去，金海岸大酒店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不光这些变了，我们的衣食住行也在悄悄的发生着拜变化。不信你瞧：
1、衣。
爸爸、妈妈小时候，穿的上棉袄已经算好了，那有我们这样。他们可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时候到了过年还没新衣服穿呢！如果有，那可是把它当宝贝穿呢！那像现在，有一件衣服有什么稀奇的。
现在我们穿的都是漂漂亮亮的衣服，可能还不满足，但想想以前，爸爸、妈妈可比我们穿的差多了。
2、食。
爸爸、妈妈小时候，吃的上米饭已经是算好的了。有一年，这里闹旱灾，妈妈一家都吃树皮，啃树根，爸爸还吃上了猪食，经常饿肚子。
现在我们吃的多好，大鱼大肉，可还有人要挑食，但想想以前，爸爸、妈妈吃的是什么？树皮、树根、猪食！你吃的下吗？
3、住。
爸爸、妈妈小时候，住的上平房已经算很好了，几个人拼一个房间，都是打地铺的，住的是家里造的小平房。
想想现在，住的是高楼大厦，小孩子还自己有个房间，每家的面积都超过了80平方米，甚至有些家还有两层楼呢！以前，住的几乎不超过50平方米。看看我们的新家，有一个客厅，两个卧室，一个书房，一个阳台……跟以前真是天上地下之别啊！
4、行。
爸爸、妈妈小时候，骑的上自行车就算好的了。那时用的都是11路公交车（走路），如果妈妈那里要到这里来，就要乘慢吞吞的轮船。
文字改革篇6
第一、转变观念，对学龄儿童要刮目相看。要清醒地看到，当今学龄儿童的智力水平和知识水平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已掌握近4000词汇，能熟悉使用基本句型，是过去任何时候的同龄者无法相比的。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对学习新事物有强烈的动机与需求，并有着惊人的领悟能力和吸收能力，他们完全能够适应，也迫切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突出主要矛盾，循序渐进地进行大容量、高难度、快节奏的自主学习。科学地进行“跳一跳才够得到”的学习活动才最适合他们求知好学的心理品质。
第二、要真正深刻理解，在教育教学领域里，必须科研兴教。重要的是把心理学、教育学、教学法、文字学等学科中的一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实实在在地应用于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并使之生根、开花、结果。
第三、深刻变革现行的识字教学方法。遵照祖先用以形表义方法创造汉字的思路来教学汉字，汉字极富联想的独特优势就定能得到充分发挥（世界上现行的其它文字都没有这种优势），汉字的难教难学就会转化成易教易学，学生爱学，小语教育教学中这只最大的拦路虎就能被消除。
有了以上三条，再废除某些容易造成误导的考试，那么，课堂教学效率必将出人意料地大大提高，发生质的飞跃，课内解决问题，课外作业少，在第二学年末就让学生获得了初步的独立阅读能力。小语教育教学少慢差费的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观，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本方案由九个部分组成，这九个部分优化组合、密不可分、互相补充、协同作用，发挥出极强的整体效应。以下扼要说明，侧重实际操作，不展开论述。
（一）文字处理
“形义识字法”仿东汉许慎“解字必依据字形，就字形以说音义”之法，又解放思想，不拘泥于六书的解释和造字的本义，依照儿童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思维方式，用他们观察事物的眼光和他们习惯的言语，将汉字这种智慧符号作一番新的“说文解字”，使很多汉字中已经支离破碎的形义音重新生动有趣地联系起来，这样绝大多数汉字都成了一幅幅有理、有意、有情、有趣的图画，识字成了有理解性的活动，儿童学得活，记得牢，必然大大加快识字速度，提高识字质量，为提早顺利进行大量读写铺平了道路。
具体处理方式有有三种：（1）有些汉字的解说符合或大体符合汉字源流，儿童又易理解，就照古说，如“日、水”，但这类字很少。（2）另外，大量的汉字形义音的联系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就将这些字做一番新的“说文解字”（3）极少数字就编顺口溜将其互不关联的形音义在合拍押韵的语句中自然有趣地联系起来，如“赢”字，顺口溜为“亡口月贝凡，下棋赢一盘”。
汉字教学的步骤，以“冷”字为例：先正楷板书“冷”，教“冷”在课文中的字义、读音，接着教笔画笔顺，让学生书写两遍，书空一遍，教师只组一词、造一句，也只让一位学生组一词、造一句。然后对学生说，为帮助记忆，把“冷”字变形成这样，左边两点代表冰，屋里的人冷得都卷缩起来了。不要求学生画，但不制止。这就教完了一个生字。经这样处理的常用汉字已有3000个，可按所用教材的课文顺序编排成《文字处理参考书》，任何教材均可。
对于形义识字法的新“说文解字”，一些人会认为“牵强附会”、“不合正统源流”，实际上这才是真正适合儿童需要的。儿童入学启蒙见到这样处理的汉字是一些富有情趣的图画，有生动活泼的释义，而不是死记硬背的符号，这样汉字被统一起来的形义音就会在儿童心理上被毫无障碍地认同和接受，并很快地在思维中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所以这种教学法经常是在欢声笑语中进行的，识记率极高。学生亲身感受到汉字易懂、易学、易记、易用，由此对语文学习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
同时，要强调指出的是：形义识字法对汉字形象的解说，能带来许多极具开拓和创新意识的思维活动，几乎每认一字都对儿童的联想力、想象力（这两者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图形感知能力、空间感知能力进行一次确有成效的培养、锻炼和提高。这种方法不仅适应儿童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思维特征，还能培养和提高儿童的形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主管创造性思维的右脑的发展特别有益，并能促进左右脑的均衡发展。孩子在这些方面得到的收获远远大于识字本身，这样识字就成了教育过程，不是为识字而识字。与之相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的儿童在这些方面是得不到这么多益处的。
汉字看起来结构纷繁复杂，其实是繁中有简、杂中有序。汉字笔划只有八种，绝大多数汉字仅仅由150个部件分别组合而成，其中一百多个就是最常用的独体字。单字中熟悉的部分越多，识字难度就越小。应用这种识字法，学了100多个基础汉字之后，学生就比较熟悉汉字了。因此这种方法能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字形精细辨认、确认和重现的能力，大大加快从熟字到生字辨认能力的迁移速度，这样不单错别字大为减少，而且教学汉字的难度在开学两三周后就能明显下降，之后下降幅度越来越大，一个月后，教学就很顺利，非常轻松了。
（二）充分运用循环记忆法
循环记忆法，可促进学生对生字的短时记忆及时有效地转化成长期记忆。做法是：在教学每课课文中的生字时，在学了第二个生字后，就从第一个到第二个认读、书空一遍，学了第三个后，又从第一个到第三个认读、书空一遍。总之，每学完一个生字，都要将当堂课所有学过的生字从头到尾认读和书空一遍。第二天和第三天要再各复习一遍。
（三）课文教学主要以略读的形式进行
略读就是从整体上对文章内容有概略的了解，其他的暂时不管。文章读得越多，整体语境越丰富、越深厚，活学活用的词汇和句型越多，遇到不能言传之处，多数也能意会。此外，因为要做课文后面的练习，阅读时注意力就必须高度集中，认真、仔细，读中有思、思中有读、读思结合，所以学生学有所得，印象深刻，避免了粗枝大叶、一扫而过、读后模糊的弊端。以略读的形式进行课文教学就能集中精力和时间，抓住主要矛盾，在短短两学年的课时内高效率地教学完第一册至第十二册小语课本，培养起学生的初步的独立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这比传统教法至少提前了三年时间。
第一、二学年课堂教学的基本程式是：快速识字─大量略读并作课文后面的练习─适当写作（包括口头造句、口头
作文），这是粗线条式的，不在枝节上精雕细刻。
使用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人教版），从第一册中汉字部分开始教学，教师配用一本按教材顺序编写的《文字处理参考书》。
略读教学的具体步骤（学生自学为主）：（1）课文中的生字都用形义识字法进行教学，再用循环记忆法进行强化记忆，每天平均教学十个以上汉字。（2）一认识生字，就由学生自己一边朗读课文（不用唱读），一边在《小学生词语手册》（按课文顺序编排的）中查生词，接着又读课文后面的问答题。最初学生识字不多，由教师领着查手册和读题，并掌握好时间。（3）教师范读一遍课文，绝大多数不讲解，要求学生边听边思考问答题。（4）学生根据课文回答问题，互相补充、纠正，难题才由教师协助解答。（5）学生朗读一遍课文，绝大多数课文不要求背诵和抄写，不把属于只须了解的内容当成记忆的材料。（6）在课外做课文后面的练习题，课内学生互相交换集体订正，教师抽查。（7）全班学生各自用普通话把课文内容复述给自己听。结束。这种略读虽然快速、量大，却是逐册逐课，由浅入深，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进行的，儿童完全能够适应、并且十分乐于接受。
这种略读能在第一、二学年内就使儿童的潜在智能不断受到刺激，由此被调动起来，发展放大，即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天天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和提高，学生一直都处于积极进取、乐学勤学的竞技状态之中。每天儿童都在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中成长、并不断呈现出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水平。相比之下，少慢差费的小语传统教学对儿童智能的压抑与埋没甚至于摧残的状况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该教法在教育教学的每个环节中始终都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置于战略地位的高度来对待，变教为导、为学。认真实现教是为了不教，把要他学变为他要学。凡是学生力所能及的，尽量创造条件、提供机会，放手让他们自己动脑动手去解决。鉴于满堂灌输式教学在不少地方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现大体规定为：绝大多数情况下，每节课内，教师前后讲话（组织教学、范读文章、解答疑难、提示重点、表扬鼓励等等）的时间限制在几分钟内。初期识字，教师讲话的时间可以略多一些，其余时间里，在教师精心安排、耐心指导、热情鼓励下学生自主学习。根据教材内容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课堂教学必须分别或综合采用下面的形式：形义识字、朗读、默读、观察、思考、查字词典、查资料、讨论、口头作文、口头问答、写作、复述、演讲、表演、习字、做练习、改作业、做实验、做游戏、背诵名言佳句、欣赏艺术作品等等。这就避免了因教师的包办代替而钝化学生思维、弱化学生能力的恶果，切实保证启发式教学的实施。在一切活动中坚持激励上进，表扬为主，万不可使学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这种教法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真正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样，学生不但学会，也能渐渐地会学了。学生的“我能行、我能克服困难”的独立人格意识和创造性才能在这样的氛围中得到科学的培养、锻炼和提高。
（五）教学进度
课堂教学必须快节奏，如一上课，学生向老师问好，就不能拖声喊成“老─师─好─”，要用正常的语速。教学进度安排：第一学期学1-3册，第二学期学4-6册，第三学期学7-8册，第四学期学9-12册。
第一、二学年在国家规定的课时内教学第一册至第十二册，生字约2800个，能听写80%，并略读完由这2800个汉字以不同的出现频度组合而成的这十二册书中的全部文章，含练习，实际阅读量45万字左右，这还不算学生自主进行的课外阅读量。以上安排可作适当调整。
常用汉字在文章中的覆盖率极高，只需认识约2000个，现代中文普通的书报中97%的内容就可读懂，一般文章中99.5%以上的汉字就能认识。所以成人脱文盲的标准也只要求认识1500个汉字。（汉字的常用识字量比英文、俄文的少得多。）学生到第二学年认识2800个汉字是很适合的，负担不重，又足够使用。这种教学法使学龄儿童在一二年级的课内就获得惊人的识字量和阅读量，在阅读的实践过程中学会阅读，养成初步的独立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而这一切又共同促使八岁左右的儿童知识增加、品德提高、能力增强、智力发展，其成效之显著是传统教法望尘莫及的。儿童早期获得的这些宝贵成果不仅为下一步的语文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将对他们一生素质的提高和前程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促进作用。
语文能力主要是通过亲身大量的听说读写实践锻炼出来的。所以，第三学年只用1/3的课时回头分析性、综合性地精读四、五、六册，精当地补上一些必需的汉语知识、文学常识。课堂上教师提供资料和问题，学生自己阅读找答案，教师口头提问抽查。另外2/3课时用来增加阅读量和写作训练。第四学年用1/4课时对七、八两册作必要的补充，3/4课时用于扩大阅读范围和增加写作训练，并做1-10册的配套练习，争取做到12册。第五、六学年的安排跟第四学年一样。以上安排可根据当时情况作适当调整。课外阅读内容要广泛，活动的开展依具体情况而定，以确保德智体全面协调发展为原则。
（六）作业及批改
作练习、改作业是学生继续自主学习的好机会和权利，教师应指导和协助，绝不能越俎代庖。（1）课文后面的练习题在课外作，学生互相交换后集体订正，教师抽查。（2）教材中的基础训练（每册中有九个左右）在课外完成，课内互相交换，集体订正，教师抽查。（3）学生写的句子、短文、放胆文等，教师用二步批改法改部分，即用符号（事先告诉学生）指出文中错处，由学生自己改正，然后教师复查。（4）每年都保留部分作业，留到下一学年末来改，每次改后，教师抽部分复查，并评讲指导。组织学生互相交换改正，能改正多少算多少，切勿求全责备，务必保护好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
（七）考试
到第三学年末才参加普通班三年级的统考。前五个学期单独出题考试，题型：作文50%，阅读理解50%。
（八）增加名言佳句的学习
名言佳句是语言精华、智慧结晶，言简意赅、易于成诵，学生一旦融会贯通，定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故需增加这方面的学习。增加数如下：第一学年增加20-30句，第二学年增加30-40句，第三学年增加40-60句，第四学年增加50-70句，第五、六学年各增60-80句。每节语文课开头和结尾各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用普通话互相或各自背诵名言谚语几句和做口头作文。
（九）每周学习1-2个汉语拼音符号
汉语拼音在第一学年上期第十一周才开始教学，每周学1-2个符号，在一年内学会用拼音查字词典和正音就行了。这样既不影响汉字识字和阅读的教学进度，又轻松地学会了汉语拼音，况且在妙趣横生的汉字识字教学的气氛中，教学拼音符号的枯燥乏味可以降到最低程度。注音识字实际上多了个环节（为了这个环节，一开学接连六、七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思维价值很低的注音符号和拼音方法，更为可惜的是儿童初入学时高昂的学习热情因此被大大降低了），转了个弯子，增加了识字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加重了教与学的负担。注音识字是在课内外大量拼读文章中汉字头上的注音符号，从中才逐渐熟悉不断重复出现的汉字。这种方式，比之以形表义的那种生动活泼、充满智慧的识字方式，孰优孰
劣，不言而喻。
此外，课内外要有以下手工制作活动：橡皮泥捏物，废纸盒制作，绳线结套法，细金属线卷折玩具，折纸，手势成影等。这些活动用以增加手与脑的训练，且经济安全。
文字改革篇7
【关键词】汉语言文字学；教学内容；教材改革
当今汉语言文字学教学课程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前景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怎样在21世纪的今天，将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朝着全面提高学生语言素质的方向改革，这是所有汉语言文字学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迫切任务。那么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又存在哪些问题呢，针对这些问题又有那些教材改革措施呢，本文就上述问题作了调查归纳，具体意见下面简短阐述。
一、教育内容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
在广泛的调查中发现，许多中学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觉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与中学语文课程教学明显脱节，与之相差较远。他们认为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点：
（1）语法体系与中学汉语教学脱节较为严重，中学所学汉语语法往往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得不到应用。
（2）没有指导中学汉语教学的意见，两者之间缺乏过度。现在初中汉语课程和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主体。
（3）中学汉语学习知识大都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派不上用场，同时中学汉语学习所遇到的问题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教材中也得不到解释和升华。
针对这三种调查意见，笔者认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教材需要向联系中学语文课程的方向有所改革和深入。例如在汉语言文字学教材中加入适当篇幅对中学语文课程中的内容进行简短介绍，从而能够使得新生在接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时更为容易。在此同时还应在课程教学中加入对中学汉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延伸讲解，这样使得中学汉语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升华过度起来，改善现在的体制脱节问题。
二、教学内容与实际语言运用脱节
当今汉语言文字学课程内容深不可测，理论内容与实际运用联系较少，理论太过深奥，同时教材内容也涉及太深。内容与实践脱节，学生难以掌握，成为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的弊端之一。教材内容主要表现为语言太过于概括抽象，缺少与现实生活联系的语言材料。与现实生活脱节有什么表现呢，据调查表明，除了日常实际生活用语和书面用语外，还应注重当今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新锐语言，像新说法、新词语、新语法以及旧词新意等，还有随着互联网时代而生成的各种网络新生用语等等。除此之外，汉语言文字学教材还存在学术用语太多太杂，很多理论体系表述不统一，很多内容没有定论的问题。这些现象表明汉语言文字学的教材需要向理论的严密性、科学性、学术用语的统一性方向改革，要在紧密联系专家体系的同时改革教学体系，使得二者能够辩证的统一在一起。要想改善这些问题，就要求在汉语言文字学教材的改革时注重内容的新颖性。应该不断的更新教材的内容，紧跟着现在社会的发展，将在网络等多媒体中产生的新词融入到汉语言文字学的教材中去，同时教育手段也应该不断改善，不要单独拘泥于简单的书本教材，要广泛的运用新媒体教学，通过运用多媒体教学使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更为形式多样，而不单单是一味的通过口授形式教学。
三、教学内容与学生培养目标脱节
现如今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对学生的培养目标除了培养汉语言文字学教师之外还面向社会不同岗位培养人才。例如新闻、哲学、艺术、历史等相关工作岗位。同时还要求学生能够拥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针对这些要求，现在的汉语言文字学教材就表现出了教学内容与学生培养目标的脱节现象。教材只拘泥于理论授课，却忽略了社会实践方面课程的设立，使得一些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在校成绩相当突出，但走上工作岗位却表现出了力不从心，感到所学知识过于陈旧同时也不知该如何运用。要知道，高等院校教育是在给国家给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一旦所设课程不能满足这点要求就需要进行教材改革。而针对这一点，笔者就调查者所反馈的意见加以汇总报告。
大部分调查者认为，汉语言文字学教材应该更多地加入社会实例，让学生更多的进行社会实践。例如针对某个热点事件进行课堂讨论，让教学在不脱离实际的同时也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学专业素养。另外，还有调查者希望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材的设立能更接近就业方向，并能安排针对各个专业的应用汉语言文字学，改善课程安排，使得学生的学习能够真正与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统一起来。
四、古汉语文学教材安排较多，内容过于深奥
古汉语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在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占了不小的地位。中国古代汉语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见证和精华。虽然古代汉语文学十分重要，是高校汉语言文字学不可缺少的，但是很多受访者表示，现在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古汉语文学课程安排繁多，而且内容过于深奥，让人难以掌握。同时很多毕业生表示，古汉语课程在日后工作中的应用较少，确实不需要设立过多课时更不需要教材内容过于深奥。所谓内容过于深奥还表现在理论讲得太多，所教知识不够实用，学生被动接纳课程安排等。当然大多数受调查者并不是排斥古汉语文学课程的安排，只是希望在课程安排和教材安排上作出变动和改革。针对上述意见，笔者认为在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安排上应当将课程适当减少，同时教材应更为联系实际，尽量少讲理论内容，更多的融入与现实的联系。
尽管笔者的调查不够广泛，所收集的材料也很有限，但是此次调查对笔者和高校汉语言文字学工作者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希望通过本次调查汇报能够引起教育界的关注，从而对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教材和课程安排进行有效的改革。使得教材不论在课程设立上还是在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能更好的联合实际。
参考文献：
[1]李艳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11（22）
文字改革篇8
几十年一晃而过，转眼间，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繁荣富强中转瞬即逝。回首人们感慨万千的改革岁月，一股股暖流涌入心田。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代替了往日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代替了往日摇摇欲坠的破砖瓦房；出口成章的谈吐代替了往日断断续续的思路……人民的生活奔小康，科技水平震惊国际，保卫和平永不打战，旅游景点客户拥挤……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沉睡百年蓦然而起，震惊世界，屹立东方。
回望以前的农村，渴求知识的孩子们只能睁着水润晶莹的大眼睛在早已破旧不堪、历经风吹日晒的茅草棚里如痴如醉地读那仅有的一本半旧的课本。不仅如此，通往“学校”的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泥泞小路，经过风雨的数次洗礼早已“面目全非”……孩子们脚上穿的是用藤枝编织的简易草鞋，身上套的是打满补丁的破布烂麻，黝黑的而有力的双臂上疤痕清晰可见，头发乱糟糟的，脸儿“黄澄澄”的，指甲黑漆漆的……
展望现在的农村，“破旧”一词已成为过去。耸立着的楼屋，光鲜体面的衣物，温文尔雅的举止……无不显示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无不显示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收获！现在，同样有着水润晶莹大眼睛的孩子们已端端正正的坐在亮亮堂堂的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萦绕耳际，一本又一本包装新颖的课外读物骄傲的矗立着，散发出夺目的光环，一圈又一圈的向外扩散……谁能料想现在中国的翻天覆地？恐怕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了。
皱纹满布脸间的爷爷说：“中国以前穷啊！俺这一代人那时候就从不知道猪肉是个什么味儿！饿的没法儿了，就吃地瓜叶儿，吃树皮。有一家因为孩子多，饿死、病死了两三个……咱家以前卖过豆腐，每次都是天不亮就出去，在大街上站一天、饿一天再回家吃点地瓜干儿……”爷爷用那双枯树枝一样的手抹了抹亮晶晶的眼泪，哽咽着继续说：“当时只要能吃的东西都吃便了，还是饿啊！哪像现在，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孩子啊，你可要珍惜啊，过去的辛酸你不知道，那可真是地狱生活哪！”爷爷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缓缓的说：“多亏的改革开放，你看现在，人们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的，哪还有一点儿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你也要好好学习啊，不能愧对了党和，知道么？”
文字改革篇9
长辈们经常言传身教，要我珍惜现在学习的环境。我无法完全设身处地地去体会父辈们求知的艰辛。我不清楚没有电，上课点煤油灯究竟是什么样子、夏天没有风扇，在平房里上课是什么感受！回望我的生活，路确实是在改革春风的关怀下延续。崭新的桌椅，明亮的教室，详尽厚重的字典，还有连接世界的电脑等等。这对比长辈们的曾经，何止天壤之别。挂在他们嘴边细说的当年，像首遥远的童谣，故事曲折而晦涩，仿佛那些落后已过百年。
经过改革，家里大件已不是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啦?如今，电视已经普及、冰箱，家庭必须，手机，一家好几部、电脑几家没有？私家车，也处处皆是。
经过改革，身边的细节也已升级。衣服变了，从颜色单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变成”、绚丽多彩，式样多样化、个性化。饭菜变了，从以往吃肉是过年过节的享受，进入物质资料相对丰富的年代，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出行的方式变了，从以往的步行时代变成了如今的汽车、飞机、轮船，交通工具多样化、选择灵活化。
经过改革，曾经的泥泞路，颠簸不平，如今，泥泞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又平又宽的柏油路了。
经过改革，长年酣睡的东方民族已经苏醒，正在演绎着东方神奇。中国人自信满满地走上世界的科技舞台。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
经过改革，中华民族变得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及地震，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改革让中华儿女变得团结合作，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文字改革篇10
我们来到教室，激动涌上心头。我们趴在桌子上，好一阵快活。我们偷偷摸摸地开了电脑。可是，教室外有n多老师经过，我们都不敢开网页。最后，好奇心打败了恐惧心。我们在网页上，像几只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最后，我们在我的建议下，看了一个搞笑片：滑，真滑！
我们看着班级里的电脑，开始打瞌睡。因为电脑实在是太卡啦！“哈！来了！”我提醒大家。大家一下子精神百倍。看着电脑上画面的变动。“哈哈！”大家看到一个小孩滑倒，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各种各样的滑倒动作，在我们的眼中迅速的闪过。我们的笑声也逐渐变大。真是太有趣了，我们纷纷称赞这个小短片。
我们越来越大胆了，又看了叫兽、奥特曼等搞笑视频。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笑不停。”我们也越笑越放肆。秒针渐渐地转了许多圈，同学们陆续走进教室。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掉了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