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十二帝篇1
这本书的作者是阎学年先生。他真实客观地讲述了清朝十二帝的身世、家庭、性格、素质、悲喜与成则。他们有的雄才大略，有的大治不凡，有的大刀阔斧。有的软弱无能。
这些皇帝中，我最欣赏康熙大帝。他的童年多灾多难：八岁丧父，十岁丧母，还出过天花落下一脸麻子。但是他却在这样的灾难中，培养了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成为一代少年天子。他智勇双全，擒拿鳌拜；他运筹帷幄，削平之番，兴修水利…
读完这本书，我掩卷沉恩：康熙帝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杰出的皇帝，是因为他从小就玄下了宏伟的志向：“唯愿天下太平，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己。”
清十二帝篇2
光绪帝绝后。他之前同治帝绝后。他之后宣统帝也绝后。
光绪帝前朝皇帝载淳，十九周岁死去，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认为皇帝死时皇后阿鲁特氏已怀有龙种的，只是野史之说，信史未见确凿材料。清代皇子、皇帝大多正式结婚前已有性生活，娶嫡福晋之前就生有子女的也有不少先例。同治帝于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举行大婚典礼，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单从大婚之日算起，他与众多的后妃宫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居然没有留下一点骨血，已属不可思议。
光绪帝本人三十八周岁死去，身后竟然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这太不正常了!
光绪帝娶有一位皇后，有名分的妃子两名，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他于光绪十四年十月(1888年11月)大婚，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囚禁瀛台，近十年时间，虽然政治上难以伸展手脚，基本上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
光绪帝被幽禁在瀛台期间，皇后叶赫那拉氏还是伴着他。光绪帝住涵元殿，皇后住在对面的香殿。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半个指头，史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帝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爸”所慑的逢场作戏。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虽然她为此想得心酸，想得发狂。
光绪帝，他的后妃们，慈禧太后，都渴望得到龙子，或者得个凤女也好，然而心都盼酸了，希望终于变成绝望。
爱新觉罗氏皇族悲哀连连。据史料记载，光绪帝继位人宣统帝溥仪，活了六十一周岁，也是绝后。
接连三朝皇帝都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是不是忘了记载?相信史学家们不至于疏忽到这等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入主中原二百余年，已被儒家文化浸透了的爱新觉罗氏皇族，必以皇帝有生育能力为荣。如果没有长大成人的皇子，即使曾经有过夭折的儿子，哪怕有过夭折的女儿，史学家们都会不吝笔墨给予郑重记档的。皇帝有生育能力，这是至尊皇帝全部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官胆敢将其疏忽，他有几个脑袋?
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对此，广泛涉猎有关史书、传记，未见研究结果。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国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
从现代医学角度对其透视分析，能依稀看到相当重要的缘由。
可以说，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
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这种原始的婚俗，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清太祖怒尔哈赤死前曾嘱咐：俟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福晋是指努尔哈赤的嫡妻，大阿哥是指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所说的“收养”，是指自己死后将嫡妻归儿子代善所有。皇太极时代，莽古尔泰贝勒死后，他的众多妻子分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众多妻子中的一个被第十二子阿济格纳为妻。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皇太极的亲弟弟，论辈分多尔衮是豪格的亲叔叔。但豪格娶的嫡妻博尔济锦氏，是叔叔多尔衮其中一个妻子(元妃)的妹妹。侄子豪格死后，其嫡妻博尔济锦氏在叔叔多尔衮逼迫之下，被多尔衮纳为妻子。
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建州女真的领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积极推进满蒙联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其中三位漂亮的后妃论辈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尔济锦氏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嫁给时为贝勒的皇太极，后尊称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天命十年(1625年)春，她的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又嫁给当时仍为贝勒的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生了顺治帝福临，还生了三个女儿，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之后，天聪八年(1634年)，她的另一个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也嫁给了继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极，被封为宸妃，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皇太极之子顺治帝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帝，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帝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帝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这就是说，顺治帝不仅娶了两个表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而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的角度来讲血缘伦理，他将女儿(孝端文皇后)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帝福临。
为了增进与强大的蒙古部落的联盟，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公贵族。清国初创时期，大清国第一帝皇太极，将长女至四女几个十二三岁以上的女儿，都嫁给蒙古各部落的王子王孙。其中，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嫁给孝端、孝庄两位皇后的娘家子孙。其他几个女儿在皇太极死后出嫁，多数也嫁给了蒙古王孙公子。至清政权入关中原后，北不断亲，加强与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姻，仍为历朝清帝奉行的基本国策。这里边，也存在着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
清政权入关后，受中原伦理观念影响，对皇室的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逐渐限制。康熙朝规定：阅选秀女时，秀女中属后族近支或母族属爱新觉罗之女的，应当予以声明。嘉庆朝规定：挑选秀女时，属皇后、皇贵妃、妃嫔亲姐妹的，加恩不予挑选。规定归规定，实际上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依然存在。顺治帝娶一等侍卫佟国维的姐姐佟佳氏为妻，佟佳氏所生第三子即康熙帝玄烨，她后被尊为孝康章皇后。后来，康熙帝娶佟国维的女儿为妻，她就是孝懿仁皇后；孝懿仁皇后的一个妹妹也嫁给了康熙帝，后被尊为怡皇贵妃。这就是说，康熙帝娶了两个同父表妹为妻。佟国维对于康熙帝来说，既是亲舅舅，又是岳父大人。到了晚清，光绪帝同时娶原任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为妻，姐妹俩分别被封为瑾嫔和珍嫔。此类现象还有不少，上述仅是其中两例。
女真(满族前身)初兴时期仅三万人，蒙古则有四十万铁骑。弱小的满族要实现扩张雄心，奉行满蒙联姻，不失为高明之举。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娶蒙古女子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子王孙，其间夹杂着严重的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如此相袭，亲上加亲，有的因姑侄同嫁一人，亲到了扯不清伦理的地步。满蒙联姻的结果，带来了灭亡明朝、入主中原的辉煌胜利，同时，近亲和乱伦婚配又伏下了满洲皇族毁灭的因子。
综观清代皇帝，总体上越到后来生育能力越差，所生子女早夭比例越高。
开国皇帝皇太极(崇德帝)，享年五十一周岁，可查的有名分的后妃十五位，仅以此十五位后妃为计算依据，她们和皇太极生了十一个儿子、十四个女儿。十一个儿子中长到十六虚岁以上的成人共七位，四个早夭；十四个女儿中十三位长到十六岁以上，只有一位十五岁死去，子女早夭的比例为20%。
第二位皇帝福临(顺治帝)，患天花而死，终年二十四周岁还差一个月，可谓短命，但娶了有名分或生有子女的后妃共十八位，生育子女数量不少，共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可能与其近亲结婚和乱伦婚配有关，其中四个儿子早夭，六个女儿中超过十六岁的四人，但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其余都在未出嫁前就夭折了，子女早夭比例为43%。
第三位皇帝玄烨(康熙帝)，享年六十八周岁，据不完全统计，生前拥有后、妃、嫔五十五位，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女儿，其中长大成人，封有爵位的儿子十二人，长到十六虚岁以上的女儿八人，子女早夭折的比例为51%。
接下来几位皇帝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但不算太弱。第四位皇帝胤(雍正帝)，享年五十六周岁，自称“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声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据《清史稿》记载，他娶有后妃七人，共生了十个儿子、四个女儿。第五位皇帝弘历(乾隆帝)，享年八十七周岁，生前册立的后、妃、嫔共三十一位，生有十七个儿子、十个女儿。第六位皇帝琰(嘉庆帝)，享年五十九周岁，共有后、妃、嫔十四位，但只生了五个儿子、九个女儿。其中，长子只活了三个来月，未取名就死去；七个女儿未成年早殇，出嫁的皇三女和皇四女也很短命，分别于三十一岁和二十八岁时死去。儿女的早夭比例高达57%。
第七位皇帝宁(道光帝)，享年六十七周岁，有名分的后妃二十位，共生了九个儿子、十个女儿，第二、三子婴儿时就死了，十个女儿中只有五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最长寿的一位仅活到三十四虚岁，其他四位二十出头都相继夭折，子女早夭比例高达37%。而且，论医学条件，道光时代要比皇太极时代好得多，皇太极常带着妻子和儿女浴血征战，有时连性命都难保，根本谈不上优越的生育条件和医疗保健；道光帝宁则是拉开架势当皇帝的，后妃的生育保健与儿女的医疗条件绝对天下一流，但与先祖开国皇帝皇太极相比，所生子女数量要少得多，子女早夭比例则要高得多。
第八位皇帝奕(咸丰帝)，一生风流成性，有名分的后妃十九人，却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出生不久来不及取名就死了，女儿仅活到二十虚岁，幸存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
咸丰帝的生育能力还不是最糟糕的，其后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宣统帝溥仪，接连三位皇帝均未生育子女。爱新觉罗皇族代表人物的生育能力，如同他们崇尚的武功那样彻底废了。
就光绪帝而言，由于当傀儡皇帝，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婚姻又非常不幸，一生“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受祖辈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的影响，身体很差，遗有遗精、头痛、痨症、脊骨痛等多种疾病。尤其是长期所患的遗精病，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1871年8月)，写病原时三十六周岁，这就是说，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三十岁出头，便到了几乎无精可泄的地步。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就成了徒劳。光绪帝能将如此超级隐私写出来是很有勇气的。同治帝、宣统帝也都未生育龙子凤女，是不是也有此类超级隐私呢?
清十二帝篇3
一、康熙帝及以前之皇子、皇女的排行与称呼
我国古代，人名的称谓既有名字，又有排行性称呼，在排行性称呼中，有的不计夭殇者，只将成育者排行，称他们为老大、老二……，有的将夭殇者也一并计入排行。实际情况还要复杂些，因为有的子女在未成年以前已计入排行，以排行称呼之，虽夭殇，并未将其排行性称呼取消，比他（她）小的子女仍接续他（她）排序。本文为行文简洁，将这种个别情况也归入两种称呼中，姑且称第一种排行法为成育者排行法，称第二种为统排法。
具体到清代爱新觉罗皇家子女，《玉牒》中所记，努尔哈赤的子女没有夭殇者，仅以所记成育者按年龄大小排序称之，记为第一子某某、第二子某某……，第一女、第二女……。古代婴幼儿夭殇率较高，努尔哈赤的子女不可能没有夭殇者，显然这是清入关后的顺治十七年首次修《玉牒》时，因距努尔哈赤子女出生之年代较远，无法作出全部统计，只将成年者记入，并以他（她）们出生之先后，记其排序。
自皇太极称帝后的崇德三年八月，清皇家制定人口登录制度，由礼部负责，并命宗室子女“每得一岁，将其年龄、名字记于档册交来”。这种档册登录，为以后皇太极的子女将夭殇者也记入《玉牒》留下了素材。清入关后于顺治九年设立宗人府，皇家人口登录制度正规化，此后，《玉牒》所记皇家子女也更完整，排序也更准确。
顺治、康熙两朝，皇室子女在日常实际称呼时，并不是按计殇统排法，而是以成育者排行。如顺治皇帝的皇子，《玉牒》虽记为：第一子牛钮（或作钮钮），顺治八年十一月生，3个月后夭殇。第二子福全，顺治十年生，后来封裕亲王，康熙四十二年51岁时亡故，而福全的弟弟康熙皇帝在这一年为福全所作的碑文中，则称其为是“皇考世祖章皇帝之长子”，可见是把夭殇的第一子钮钮排除在外，把成年的第二子福全称为长子。
康熙皇帝的子女，日常称呼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只是个别未成年者，因在世时已定排行称谓，死后未再取消，计于成年者之中，如第十一子胤禌、第十八子胤祄、第十九子胤禝，及第十二女都属于这种情况。
康熙皇帝共生有皇子35人，计入排行者为24人，这24位皇子都是以成育者排行法称呼，这在当时的文献及档案中有大量记载。如皇太子胤礽，若按统排法本为第七子，因比其早出生的6个皇子中5个夭殇，仅胤禔成年，故胤礽之称呼排胤禔之下，称“二阿哥”，《康熙起居注》记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官员朱天保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便称胤礽是“二阿哥仁孝”，康熙帝对朱天保的问话中，也称胤礽为“二阿哥”。同书，康熙四十五年所记，称胤佑为“七贝勒”、胤祥为“皇十三子”、胤祺为“五贝勒”，康熙五十七年所记，称胤祹为十二贝子、胤禄为“十六阿哥”。当时内务府官员称胤禟为“九阿哥”，太监称胤祎为“二十阿哥”等等，都属于这种称呼。这种称呼法，学者们比较熟悉，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这是当时也即康熙朝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康熙朝的档案自不必说，《康熙起居注》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而留下的资料，属档案史料。第二，至康熙末年，康熙帝的皇子仍未实行计殇统排法，于康熙五十七年出生的第三十五子虽命名为胤禐，但因夭殇，也未作齿序。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太宗、顺治帝所生子女，在《玉牒》中，无论成年者、殇者，虽都已作齿序记录，但此后的康熙帝、雍正帝的皇子，却凡殇者又皆不入统排，这些夭殇者是在成育者的排行之后，单独作一组记载，其下仅作“幼龄”，而无第几子的排行记录。皇女则不然，《玉牒》中是作统排法，即使殇者也按其出生时间先后混排于成育者中，且作第几女，而日常称谓，又不是按《玉牒》中的这种统排法，而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尤以康熙皇帝诸女最复杂。以下对康熙帝诸女的日常称谓及其与《玉牒》中所记第几女的对应关系，作一番考证。
档案、文献中，康熙皇帝的皇女，有时以封号称之为“端静公主”、“恪靖公主”等，这种称呼带有特指性，可确定为某个人，各公主之间不致混淆。但更多的是称“二公主”、“三公主”、“五公主”等，且与《玉牒》、《清史稿·公主表》中的“第二女”、“第三女”、“第五女”等，并非同一人，而且她们都没有名字的记录，那么这所称的“几公主”诸人，究竟指的是谁？下面先将有记载、可确定者略述，然后再集中作分析。
二公主。《康熙四十六年九月记注档册》载，当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巡幸至巴林部蒙古，“驻跸二公主府”，又称居此府之公主为“巴林荣宪公主”，同时赏赐“巴林多罗郡王额驸吴尔浑”。这位荣宪公主也即二公主，在《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是记为康熙帝的第三女，并记其嫁巴林蒙古郡王吴尔衮（或译作乌尔滚、务尔衮、吴尔浑）。
四公主。《康熙起居注》中，称嫁与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敦多布多尔济的那位公主为“四公主”。公主府中人以及当地蒙古人也称其为“四公主”或“四千岁”，当地人为其所立之碑称“四公主德政碑”，她的丈夫敦多布多尔济则被称为“四额驸”。这位公主封号为恪靖公主，在《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记为康熙帝的第六女。
六公主。嫁与漠北喀尔喀蒙古赛因诺颜部超勇亲王策凌（或作策楞）的那位公主，习称“六公主”，其丈夫策凌习称“六额驸”。夫妇二人死后葬一处，在北京安定门外，其墓称“六公主坟”。这位公主封号纯悫公主，《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记为康熙帝第十女。
八公主。《康熙起居注》记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以八公主下嫁翁牛特多罗杜稜郡臧津（苍津），上御行宫二门”。这位“八公主”，封号温恪公主，《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记为康熙帝第十三女。
九公主。《内务府奏销档》：“王达子一户……康熙年间随地陪送九公主至额驸孙（承）运家”，说的是康熙朝出嫁到孙承运家的这位九公主，曾将内务府庄地连同种地者王达子一户，一同作九公主的陪嫁物。《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记，这位公主封号悫靖公主，为康熙帝第十四女。
其他几位成年公主，尚未见到有“几公主”的记载，但如果把她们按出生先后顺序插入上述有明确称呼的5位公主之间，则不难看出她们正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并可推测出日常习称为几公主。
此表中的第五女即端静公主，应称三公主，排序于比她早出生一年且成年的二公主之后，唯其如此，其下第六女才称为“四公主”。四公主之下成年的第九女，应称五公主，因此，其下成年的第十女才称“六公主”。第十女之下的第十一女不到一周岁而殇，第十二女应称七公主，此女虽12岁殇，但12岁以前应也习称七公主，如此，其下成年的第十三女才称八公主。八公主以下的两个成年皇女，称九公主、十公主。
以上成育之皇女以齿序称为二公主—十公主，只缺个大公主。《玉牒》中，二公主以前出生的皇女均夭殇，那么，这大公主究竟是谁？在雍正帝谕旨中找到了答案，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九日，雍正皇帝谕礼部：
端敏公主及大公主、四公主俱是内里公主，朕先前因未满百日（按：指居丧期），不曾下旨，今端敏公主、大公主、四公主俱着封为固伦公主。
这段谕旨的内容，在《清世宗实录》的雍正元年二月之内，有如下记述：
封和硕端敏公主、和硕纯禧公主、和硕恪靖公主俱为固伦公主。
两相对照，这大公主应是纯禧公主，其下的四公主是恪靖公主（见前述），她们均由和硕公主晋一级而为固伦公主。
这纯禧公主，是康熙帝抚养于宫中的其皇弟恭亲王常宁之女，她比康熙帝的二公主大两岁，因称大公主。而在《玉牒》中，此女不列于康熙帝名下，而是列于恭亲王常宁名下。从这位大公主的称呼又可看出，皇帝之侄女若抚养皇宫中而封为公主，在日常的习称中，是与皇帝的皇女公主们一起作排行性称呼的，至雍正仍是如此。
附：康熙子女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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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雍正时对皇子、公主们的齿序及称谓
雍正朝，《玉牒》中对雍正帝皇子、皇女们的齿序与登录法，与康熙时基本相同。日常习称，也基本上是按照成育者排行法。而《玉牒》以外其他文献的记述，则比较混乱。以下论述，请参照下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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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共生皇子10人，其中6人在《玉牒》中，以齿序记作第一子至第六子，其余4人弘昐、福宜、福慧、福沛为殇者不作齿序，放于末后为一组单独记述。《玉牒》中作齿序的6个皇子，平日习称就是按《玉牒》中的成育者排行法。如《玉牒》所记第四子弘历（即日后之乾隆帝）在雍正朝便被称为“四阿哥”，礼部等衙门向雍正帝请旨曾述：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臣衙门等部将二十一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娶福金（按：即福晋）之次日，于皇帝、皇后前行礼之处具奏。奉旨：阿哥等娶福金次日，与朕行礼……钦此。
这里所称的“四阿哥”，便是弘历，“五阿哥”是《玉牒》所记雍正帝第五子弘昼。四阿哥弘历是在雍正五年七月娶富察氏李荣保之女为福晋，《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七月庚午条，又有“本月十八日，皇四子婚礼吉期”的记载，所称“皇四子”即四阿哥弘历，雍正十一年封宝亲王；五阿哥弘昼又称皇五子，同封和亲王。《清世宗实录》记雍正十一年二月：封“皇四子弘历为和硕宝亲王，皇五子弘昼为和硕和亲王”，他们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称呼，若计殇者而统排，弘历应为第五子、弘昼应为第六子。雍正帝给弘昼封亲王的册文，也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册文作于雍正十一年即封亲王之时，文曰：“……尔弘昼，朕第五子……封尔为和硕和亲王”。
雍正帝诸女，《玉牒》中之齿序是统排法，日常称谓，则按成育者排行法，且宫中所养侄女与自己亲生女儿混排称之。
雍正帝生有4女，仅第二女成年且出嫁。另有3人为侄女，养于宫中，也按皇女对待而封公主。表中诸女，只见到出嫁喀尔喀蒙古台吉多尔济色布腾的宫中所养怡亲王允祥之第四女称为“四公主”，这不是因为她在《玉牒》中允祥名下诸女中记为第四女，因其上第三女殇，若在本家同胞姐妹中，她的日常称谓应是三格格或三郡主之类，当时诸王之女也是以成育者排行法。所以此女称“四公主”，应是在雍正帝宫中诸女封公主者中的排行。如果按这种理解，结合表中所列，则雍正帝亲生的唯一成年的怀恪公主，应称为大公主。比她小13岁的淑慎公主即宫中所养允礽之女应称二公主。小淑慎公主6岁的端柔公主即宫中所养允禄之女，应称为三公主。比这三公主小8个月的允祥之女和惠公主，正好称四公主。
雍正朝，又是皇子、皇女之称谓由成育者排行法向统排法转变的时期，因此而出现同一人两种称呼并用的混乱现象。
雍正皇子福慧（初作富慧），雍正四年时6岁，他前边的几个皇兄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如前述弘历称为四阿哥、弘昼称为五阿哥。福慧在雍正四年时若按其皇兄们的齿序法，应称六阿哥，见前“雍正帝皇子表”，但雍正帝却称其为“八阿哥”，《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上谕：“八阿哥弘晟之名，着改为富慧”，这是按统排法，将殇者也计入了，参见上举“雍正帝皇子表”。但这位皇子在两年后的雍正六年时又殇，他的这一排行也未能在《玉牒》中落实，仍以不齿序记入。因而此后雍正十一年出生的弘曕，仍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在《玉牒》中排于第五子弘昼之后，称为第六子。
对前朝康熙帝的皇子，仍是按习称的成育者排行称呼，如雍正八年二月的上谕：“……二十一阿哥允禧、二十二阿哥允祜，着封为贝子。二十三阿哥允祁，着封为镇国公”，便是这种称谓。雍正朝所修的《清圣祖实录》，也是按以前康熙朝时已经俗称的成育者排行法。册封文中，则改用了将殇者计入的统排法。此种例子甚多，如下举，并请参照前列“康熙帝诸皇子排列表”。
《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记“封十三阿哥允祥为和硕怡亲王”。同一件事，同年同月颁给允祥的册封文，则记为：“尔允祥，乃皇考圣祖仁皇帝第二十二子，朕之弟也，封尔为和硕怡亲王”。
《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记“封十七阿哥允礼为多罗果郡王”。六年二月“晋封亲王”。同一件事，同年颁给允礼的册封文，均作“尔允礼，乃皇考圣祖仁皇帝第二十七子，朕之弟也，封尔为多罗果郡王”。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八，雍正十一年二月记：“封二十四阿哥允秘为和硕諴亲王”。同一事同年所颁与允秘的册封文，则记为：“……尔允秘，乃圣祖仁皇帝之第三十四子，朕之幼弟也，封尔为和硕諴亲王”。
对其他皇子，也都有这样两种称呼，如称皇七子允佑为“皇考圣祖仁皇帝之第十五子”、皇八子允禩为“皇考圣祖仁皇帝之第十六子”、皇十二子允祹为“圣祖仁皇帝之第二十一子”、皇三子允祉为“圣祖仁皇帝之第十子，朕之兄也”。
对前朝康熙帝的皇女公主，也有与上述皇子类似的两种称呼。
恪靖公主，在雍正帝于雍正元年二月晋封其为固伦公主的谕旨中，称其为“四公主”，是按成育者排行称呼，而在同年颁给她的册封文中，则称“咨尔恪靖公主，乃圣祖仁皇帝第六女也”，这又是按计殇统排称之。
荣宪公主，出嫁巴林蒙古，习称二公主，卒于雍正六年，雍正七年为其所作的墓志铭，是以二公主这习俗之称，记为“公主，大清圣祖仁皇帝次女也……初封和硕荣宪公主……”。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二，则又称“封皇三女为和硕荣宪公主，下嫁巴林鄂其尔郡王子吴尔衮”，这又是按计殇统排称之。
三、乾隆以后皇子皇女的齿序
乾隆以后，皇子皇女的齿序不再用成育者排行，而只用计殇统排。
乾隆皇帝共生17个皇子。《玉牒》中，这17个皇子，从第一子永璜起，凡出生者皆作齿序，包括殇者，所以，9岁而殇的永琏，记为第二子，2岁而殇的永琮记为第七子，3岁夭殇的永琮作第十三子，4岁夭折的永璐为第十四子，另有3个未命名的殇者也作齿序，为第九子、第十子、第十六子，最末一个出生的永璘，是作第十七子；否则，按成育者排行，永璘就不会是第十七子，而是第十子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他的称呼，永璘也是称“十七阿哥”、“皇十七子”，他的皇兄、《玉牒》所记的第八子永璇，习称“八阿哥”，第十一子永瑆称十一阿哥，第十五子永琰称“十五阿哥”，这在乾隆朝的档案中有载。
乾隆帝共生有皇女10人，《玉牒》所记齿序，与前几朝一样，是按计殇统排，但日常对她们的称呼，则已不是以前的成育者排行法，而是与《玉牒》之计殇统排相一致了。
乾隆帝头两个出生之女均几个月而夭殇，第三女成育出嫁，在成育者中应行大，是大公主，而官员们称之为“三公主”封号的则为和敬公主，嫁科尔沁蒙古，但长期居京，北京的府第称和敬公主府，又称“三公主府”。
乾隆帝的和静公主，统排为第七女，以成育者排行为第三女，《玉牒》作第七女，习称“七公主”，她的丈夫拉旺多尔济被称为“七额驸”。
乾隆帝之和恪公主，《玉牒》计殇统排行第九女，习称“九公主”，嫁大学士兆惠之子札兰泰。
乾隆帝最小的女儿，习称“十公主”，封号和孝公主，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实际上，乾隆所生之10个皇女，成育者仅5人，以上诸女之日常习称，都是以计殇统排齿序。而乾隆帝抚养于宫中的侄女，即封为和婉公主的和亲王弘昼之女，则已不纳入乾隆之亲生女中计排行了。
乾隆帝对皇子、皇女以计殇统排的称呼，也成为以后诸朝皇帝子女称谓的定制。
嘉庆帝共生5个皇子，长子早在嘉庆未继位之前的乾隆四十五年便夭殇，仅2岁，次子名绵宁（即后来继位的道光帝），在成育者中最年长，但嘉庆朝是称“皇次子”，其弟绵恺称“皇三子”，嘉庆十年出生的第四子称“四阿哥”、嘉庆十九年出的第五子绵愉称为“五阿哥”。
嘉庆帝之皇女，第一女、第二女皆殇，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称为“三公主”，第四女庄静固伦公主称“四公主”。
道光帝共生皇子9人，长子在道光继位前已死去，第二子、第三子皆不到两岁而殇，第四子奕詝平时称皇四子、四阿哥，奕誴称皇五子、奕?称皇六子……，道光帝的传位遗诏中，便称奕詝为“皇四子”、奕?为“皇六子”，奕?平常又被称为“六王爷”、“六爷”，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道光帝共生皇女10人，长女在道光帝继位前的嘉庆二十四年即夭殇，但仍占有行大的排行，所以其下道光五年正月出生的第二女，生后仅6个月时，宫中之人及太医院太医便称她为“二公主”，其下晚出生一个月的第三女，在生后第二天（道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医院太医就称其为“三公主”，二公主、三公主皆夭殇，任其二公主、三公主之排行并未取消，所以，其下的第四女，出嫁奈曼蒙古的寿安固伦公主，是称“四公主”。而第六女出生后，道光帝虽仅有3个女儿成育，这第六女仍称六公主。
四、小结及余论
综前所述，可将清代皇子、皇女之齿序及相关问题归纳为如下认识：
第一，雍正朝及以前，日常对皇室子女的称呼，基本上是按照成育者排行法，其中也会有个别皇子、皇女在少年时已形成排行称呼后又夭亡，并未取消其排行性习称的现象。但日常习俗称谓中的基本原则，是按成育者排行称之。日常称呼按计殇统排法，是在乾隆皇帝继位以后才确定的，并被沿袭下来。
正因为雍正朝以前，皇女既有日常之成育者排行称呼，又有与此齿序不同的计殇统排称谓，给今人研究造成麻烦，乃至出现错误。如文睿华《公主府志》是记满蒙政治联姻中清朝皇帝嫁喀尔喀蒙古之公主的专志，因弄不清康熙之第六女又称四公主，因而竟认为顺治帝之四公主与康熙帝之第六女同嫁该蒙古。后经王学愚多方考证，才予纠正。
第二，康熙帝诸皇子，无论是在康熙朝还是以后各朝，日常称呼，都是按已形成的成育者排行的习惯性熟称称之，只是在雍正时因处于由成育者排行法向计殇统排法的过渡期，在非用于日常称谓的册封文的齿序中，出现以计殇统排法记康熙诸皇子的现象，但雍正朝人们日常称呼康熙帝皇子，仍是按已成习称的成育者排行法，康熙朝更是如此。这无论是在当时留下的档案，还是实录等文献中，都有大量例证。清史馆协修唐邦治大约是未能见到这些记载，当他看到前举李兆洛所辑《皇朝文典》（唐氏作《皇清文典》）中，雍正朝所撰的康熙帝诸皇子之封爵册文，均以计殇统排齿序，便认为“是知世宗当日实自称为皇十一子，并不自知为皇四子也。其改定次序，必在高宗时，向非册文流传，又乌从而见其迹也”。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便据此而发表对雍正继位的看法，他认为雍正是夺位，但不会是以改遗诏的手法：“后世盛传胤禛是把康熙帝的遗嘱‘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才得做成大事。毕竟如何？这些事既然统统‘不见经传’……怕也未必就确。何以言？莫说康熙在时，就是雍正本人，终其身也并不曾自知他会有‘皇四子’之称，他始终只是‘皇十一子’，胤禵是二十三子。这事当年清史馆有人曾据《皇清文典》中册文，已证明无讹。那么由‘二十三’描改‘十一’恐怕不易描写得那么十分秀气。”。唐邦治考察未周，轻下断言，由此误导了后人。杨启樵先生对周汝昌先生的提法便很不以为然，并以康熙朝时人们便呼胤禛为“四阿哥”而不是十一子，胤禵为“十四爷”而不是“二十三爷”等史实予以辩驳。
第三，档案、文献对皇子、皇女齿序的记载如下：
《玉牒》中，皇子、皇女不论成育者还是夭殇者，都予记载，而且殇者、成育者统一按出生先后齿序，只有康熙、雍正二帝的皇子特殊，虽录殇者，但不列入成育者之中齿序。但这两个皇帝的皇女还是将殇者列入成育者中统一齿序的。《清史稿》中的《皇子世表》皇子部分（此表将皇子后裔亦列入）及《公主表》，以及曾充任清史馆协修之唐邦治所纂《清皇室四谱》的卷三《皇子》、卷四《皇女》，就是按照《玉牒》这种齿序与记录顺序辑入的，同时作了一些编辑改写，也出现一些错误。如《清史稿》的《皇子世表》，将雍正帝的几个夭殇皇子作齿序，但都弄错，弘昐统排应为第二子，却作第六子，以致雍正帝出现两个第六子，另一个为弘曕。福惠（慧）统排本应为第八子，却作为第九子，而缺第八子。福沛统排应为第九子，却作第十子。《公主表》中错误尤多，因不属齿序问题，于此不赘。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皇子》，则将康熙帝7名皇子的统排次序或生年记错。
康熙、雍正两个皇帝的皇子，因为成育者排行法称呼，已成为习称，所以“实录”中仍沿袭这种习称，在雍正朝所修之《清圣祖实录》、乾隆朝所修的《清世宗实录》中，这两位皇帝的皇子仍用习称。即使在嘉庆朝所修之《清高宗实录》中，弘历仍被称为是“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而以前的皇太极、顺治帝两个皇帝的皇子，在康熙朝重修的《清太宗实录》、康熙朝初纂的《清世祖实录》中，则是按计殇统排齿序。如这两部“实录”，皆称顺治帝福临为“上之第九子也”，“文皇帝第九子也”，显然是将太宗之夭殇的第二子、第三子、第八子与福临一起统排齿序了。即使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也称康熙帝为“世祖章皇帝第三子也”，这又是将顺治帝夭殇的第一子牛钮与康熙帝一起统排齿序。以上三种实录之记述法，也为乾隆定本的这三朝实录所沿用，均为计殇统排法。如皇太极之宸妃所生子称为“第八子”，顺治帝之皇子牛钮称为“皇第一子”、福全被称为“皇第二子”，玄烨被称为“第三子”，董鄂妃所生之子被称为“皇第四子”。实际上，当时人并未作这种齿序，如顺治朝所修《清太宗实录》中，皇太极之宸妃所生子及庄妃所生子福临（顺治帝），从未有齿序，当时之档案也是如此，他们均没有太宗“第八子”、“第九子”之称，可以推测，当时并未作计殇统排，否则，出生后即可确定其行次，而且，到了顺治朝修《清太宗实录》之时，皇太极之子早已固定，为何仍不记其为统排第几子？由此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所谓皇太极死后经过激烈争夺，以其“第九子”福临继位，乃是康熙以后对福临的排行称谓，当时人在日常大概不会是以“皇九子”、“第九子”称之。
同样，康熙帝玄烨，人们也不一定称之为“皇三子”、“三阿哥”，因为他将他的皇兄、顺治帝之第二子（计殇）福全，便称为是顺治帝的“长子”。
乾隆帝及以后诸帝之皇子、皇女，由于只按计殇统排称呼，所以乾隆朝及以后各朝实录，皇子、皇女也只按这种齿序称谓论述。
《皇朝文献通考》，修于乾隆朝，对前几朝皇子、皇女齿序之论述，均本《玉牒》，与乾隆定本的前几朝实录所记亦相同。
第四，雍正朝是皇子、皇女齿序称谓由成育者排行法向计殇统排法过渡之时期，所以当时的称谓及文献记载有不一致之处。对康熙帝的皇子，雍正谕旨、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及《清世宗实录》所记雍正朝之语词，均以成育者排行称之，而在雍正朝封康熙帝皇子爵位的册文中，则用计殇统排法称之。雍正帝的皇子，却在封爵册文中与习称一样，用成育者排行法，如前举册封皇五子弘昼之册文。雍正称自己的皇子，又不完全按成育者齿序，如将福慧称为八阿哥，这与《玉牒》所记也不一致。
清十二帝篇4
清入关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己经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而作为政权的主宰者，康熙帝自幼年起就开始接受国家“大一统”政治理念的洗礼和熏陶。到其即位后多年的治国实践，特别是在陆续完成平三藩、收台湾等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之后，康熙帝对于继续实现和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
康熙帝自幼好读，通过学习历史兴替故事，掌握历史经验、教训，对此他晚年时说:“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联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武，亦看书之益也。”‘因此，中国古代史上自三代、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更加根植于康熙帝心中。
康熙帝曾自言:“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2而前代帝王为实现和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而铸就的恢弘业绩，也自然使得康熙帝心向往之。
在给噶尔丹、达赖喇嘛、策妄阿拉布坦等人所发的救书中，康熙帝屡屡站在“联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联赤子”的高度，这正反映了康熙帝所承续的古来帝王一脉相承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也正是这一理念的作用，内发地驱使康熙帝对威肋、到其国家一统局面的噶尔丹进行亲征。
(二)满洲尚武传统和父祖英武精神的驱动
作为以满洲民族为统治阶层建立起来的政权，清政权不但是以武立国，而且清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清前期的统治者们都无不重视对满洲民族传统尚武文化的传承。
清政权(包括后金时期)自开创以来，历代统治者不仅在思想上保持民族尚武精神，而且在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上，也往往身先士卒。清康熙帝之前的三代君主一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帝福临，他们或率军亲自出征，或曾计划举行亲征。
满洲民族的尚武文化、乃祖乃父的“列圣相承”，对康熙帝无疑产生了极大影响。康熙帝所受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重视国家武备和效法列祖先贤。
一方面，康熙帝多次强调国家武备的重要性。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在训谕中谈到:“从来国家承平，军事不宜废弛。116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圈定新科武进士名次后，他感慨道:“自古帝王制治未乱，保邦未危，武备所关亦甚重大。”‘终康熙帝一生，始终不忘对国家武备的关心，直到他去世前两个月，还对大学士等再度申明“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之理。
另一方面，康熙帝的法祖效贤之心更是十分殷切，在康熙三十四年出征噶尔丹前，他通过兵部颁发军令，其中就提及“自我太祖、太宗、世祖，以至于今，野战必胜，攻城必克，所向无前”3。继而三十五年四月，索额图等于行军途中劝说康熙帝回师，引其大怒，斥责道:“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亲行仗剑，以建不基。联不法祖行事，可乎?!”。
可见，满洲民族的尚武传统和父祖的英武精神，同样驱动了康熙帝亲征行动的实施。
(三)康熙帝自身条件的优势
康熙帝对噶尔丹展开亲征行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是康熙帝自身所具有的几点优势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康熙帝了解历史上的行军经验
康熙帝对历史上的一些行军经验有所了解，其在三十五年春的军事行动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是次出军，康熙帝规划兵分三路，约期夹击。其中，以萨布素统率东路军会集于索岳尔济山，趋克鲁伦河西进，防止噶尔丹东窜;以费扬古、孙思克、博雾等分统两路军会合后作为西路军，自翁金直扑土喇河、巴颜乌兰方向，从西面截击可能西窜的噶尔丹;中路则由康熙帝自将，经睽宿布喇克、科图地方，向北挺进，直抵克鲁伦河，为三路大军中的主攻部队。
可见，康熙帝的这次军事布局十分周密，从多方面考虑战争发展的动态，采取相应的对敌拦截手段。但必须注意，康熙帝的这种布局并非其自创，这从西路军拦截噶尔丹的路线上即可看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如汉时进击匈奴就曾经由此路进军。再如，明成祖朱棣“三追阿鲁台，一追瓦刺，皆饮马于护胸河，一至土腊河而还，一至斡难河而还”。对此，康熙帝后来解释说:“宿将皆言，自古战阵之事，皆于旧战地交战，从无战于不可战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时，亦尝战昭莫多。是知行军、立营必视水草，攻占必视地利。”‘此外，康熙帝所统中路军行进轨迹，亦属朱棣北征时曾所经行。对此，齐木德道尔吉先生评论道:“在将近三百年之后，康熙皇帝为了平定蒙古，巩固国家，几乎在同一个季节经过明朝皇帝征讨蒙古所经过的地方，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
2.康熙帝粗识边外地理、道程
康熙帝在对噶尔丹展开亲征行动之前，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起，就开始进行频繁的巡边活动。兹将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亲征噶尔丹前康熙帝的巡边活动简列如下:
表2-1康熙帝二十二至二十八年巡边活动一览表
资料来源:《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
客观上，康熙帝屡次巡边的活动，主要达成了三方面效果:巡视边外蒙古地方，通过随围、校射、颁赏等方式，从情感上进一步加强、维系与漠南蒙古的关系;在边外地方行围，保持发扬满洲骑射文化，同时兼有检验和训练士兵的性质，即所谓“间或幸塞外行围，以习武备”斗;对边外的地理环境和道程有了一定的了解乃至进一步熟识。这三点效果对于不久之后康熙帝对噶尔丹展开的亲征行动而言，都大有助益，因此也是康熙帝所具备的一项优势条件。
3.康熙帝的身体素质相对过硬
如前文所述，建立清政权的满洲民族有着尚武的传统文化。因此，作为政权的领导者，康熙帝十分重视对武职人员在武功方面的锻炼和培养，对自身要求尤其如此。
康熙帝通过常年到南苑、塞外等地行围以及开展其他的演武活动，强化了对满洲民族传统骑射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锻造了其过硬的身体素质。晚年的康熙帝为此自诩，“联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
此外，在清代官书记载中，表现康熙帝强健体魄之处，不胜枚举。当然，考虑到官书的政治立场，其中夸张的成分自是在所难免，但基本反映出一个事实，康熙帝的身体素质整体过硬。
假使康熙帝没有较好的身体素质，是很难坚持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对噶尔丹进行多次军事亲征的。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也说:"42岁的皇帝看起来觉着特别的英勇和健壮。”
4.康熙帝对噶尔丹的情况有所掌握
以康熙帝为首的清政府在噶尔丹进行四向征伐时，就己开始了对其军事动向的关注。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准备进军西海，甘肃镇守将军张勇向清廷进行汇报。当时的康熙帝正忙于应对“三藩之乱”的平叛，无力顾及噶尔丹势力的扩张。因此，康熙帝做出如下批复:
厄鲁特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而去，则无庸置议。若来至近边，欲经大草滩前去，则将军张勇、提督孙思克等，务须令其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仍整饰我军，严加防护，一面放噶尔丹过往，一面奏闻。倘或肆横，强欲入边，将军、提督等固守地方，一面坚拒止之，一面星速奏闻。
可见，此时的清政府对噶尔丹的军事扩张行动不予干预，只是严守“不得侵犯清朝域内”这一底线。
但此后，康熙帝加强了对噶尔丹方面军事动向的侦察，对噶尔丹方面的情况也日益了解、掌握，这不能不说是康熙帝亲征所具备的又一优势。
(四)出于对亲征行动阻力的回击
历次亲征行动前，朝廷内部的反对和畏难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刺激了康熙帝。因此，康熙帝决意对噶尔丹进行亲征，从一定角度看也是回击朝中阻力的表现。
事实上，康熙帝亲征对敌的思想并非始于征服噶尔丹一役。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康熙帝就曾两度提出要御驾亲征。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二月，陕西王辅臣兵叛、杀经略莫洛，引起清廷震动，康熙帝乃议亲征。另一次，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康熙帝再次提出“联欲亲统六师，躬行伐罪”。但是，这两次亲征提议均被王公大臣们劝阻而未得实现。
对于以上两次亲征提议被阻，可以从三方面去认识。从当时三藩战争纷乱复杂的角度看，康熙帝想要真正进行一场有效的军事亲征是很难的;从诸臣们谏阻的角度看，他们所提出的“京师根本”的核心立场说服了康熙帝，如果在当时动荡混乱的局势下贸然离京出征，京师安全是无法保证的;从康熙帝提议亲征的实际初衷看，其屡屡提及亲征的根本用意或许并不在于想要真正进行亲征，而更多是希望从侧面督促、激励将领们在前线更加奋勇效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面对噶尔丹南下入界，康熙帝下诏亲征。不久，又遭到了廷臣们的反对和劝阻，而且反对的理由与十年前完全相同。康熙帝此次虽没有取消亲征，但仍“俯允群臣所请，决定推迟亲征”。而推迟亲征的结果，或许间接导致了当年的亲征行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冬，噶尔丹再度东进至克鲁伦河一带，康熙帝决定再次发兵出征，召集三品以上诸臣商讨意见，结果“举朝之言宜征讨者，不过三四人而己”3。事后，康熙帝对此直言指斥:“方亲征之初举也，在廷诸臣多持异议。狙于目前之计者，谓凶锋挫蛆，无足深忧;惮于征缮之烦者，谓大漠游魂，难以就缚。不知除恶务尽，制胜在谋。”
随着康熙帝平三藩、收台湾以及抗击俄国侵略者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国家发展日趋稳定、渐开新局。此时，康熙帝的治国手腕日益成熟、统治基础日渐稳固、对王朝战争的经验也不断丰富，且他对噶尔丹问题有一定深入认识和思考。基于这样的情况，康熙帝对噶尔丹的军事亲征己如箭在弦上，其计划不可能再为朝廷内部的阻挠和反对势力所扼杀。而上述群臣的异议、畏难，让康熙帝“心深咎之”，进一步坚定了其“风寒雨雪皆所不辞、习于战斗之劲寇亦所不避”‘的亲征决心。
(五)康熙帝的内在顾虑较少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其内在顾虑较少。所谓内在顾虑，主要来自于康熙帝对长辈的牵挂和康熙帝出征期间中枢朝政的运转。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提出亲征，当时诸臣所持谏阻理由之一，即“太皇太后年高”。康熙帝对祖母极尽孝敬，而祖母则成为当时其实行亲征的一个心理挂碍。至亲征噶尔丹时，其祖母太皇太后己经过世，太后其时刚刚年过五旬，对康熙帝而言征途中对长辈的牵挂或可不至太重。
清十二帝篇5
清代皇帝公务用的宝玺，多由新疆和阗玉制作，很少用其他材质制作，因为玉在古代是皇权的最高象征，自古即是少数皇室权贵的享物。在清代，除了皇帝以外，太皇太后的宝玺也可以用玉制作，且尺寸与皇帝宝玺相当，也可以用交龙纽，字体用玉柱文。除此之外，皇太后以下至妃，以及皇太子、亲王，只能用金制作，且尺寸也有严格的限制，但印文也用玉柱文，他们的印章也可称作“宝”。朝鲜等藩属国国王的印，由大清朝廷颁发，金质或镀金银质，龟纽。
清朝定制，宗室公以下及官府衙门的印章不能称作“宝”或“玺”，只能称作“印”，即所谓“天子所配日玺，臣下所配日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同时，在印的材质上也有区别，公、大将军、将军、侯、伯、都统，以及宗人府、六部、盛京四部、理藩院、都察院、銮仪卫、各省都司、各省布政司、顺天府、奉天府、提督总兵官、提督九门步军统领等用银印，尺寸大小依次递减，印文用柳叶篆文或九叠篆文。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各省按察司、总管内务府、武备院、上驷院、奉宸苑、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外府、宣抚司、翰林院、外州、广储司、会计司、掌仪司、慎刑司、都虞司等用铜印，印文为柳叶篆文或九叠篆文。凡在外镇守一方、把持关隘、管理银钱的衙门官员，如总督、巡抚、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织造、巡视五城御史、府同知、州通判、卫所千总、管理金银库、管理缎匹库、管理颜料库，以及兵部督捕、提督四译馆、督察各部事件等，公务印章称作“铜关防”，意寓大清疆土关隘坚固似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清代皇帝的公务印章――宝玺，也称御玺，是清代皇权的最高象征，凡关系清代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疆土等重大事件及重大要务，并以皇帝谕旨的形式正式的，称之为“国书”，均需加盖皇帝御玺。
在清代，御玺有严格的使用和管理规定，顺治初年，凡使用御玺，由内三院（清初设置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由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组成）大学士、学士共同在场验用。顺治十八年改为内三院先期通知，由内监验用、康熙朝时，御宝由内府管理，宝文由内阁、翰林院撰定，满文居左、汉文居右。乾隆朝，凡请用御宝，内阁先期奏请用宝数目，事先开具清单，通知宫殿监，到了用宝那天，内阁学士率领具题办理公文的侍读学士、侍读及典籍官员，前往乾清门将御宝接出来，与内监共同验用。如果皇上不在宫内而是巡幸在外，内务府总管需到乾清门现场，参与验用，用后恭缴。如果皇上出巡需携带宝玺同行，内阁学士与典籍各一人前往乾清门，将皇上需携带的宝玺接出，交内阁中书，中书携带宝玺随同皇上出行。如果行走间需要陈设宝玺，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中书需穿彩服，将宝玺陈设在其所乘的马上，行走在皇上乘坐的马车前。如果不需要陈设宝玺，中书只穿平常的衣服，在侍卫队后面随行。皇上回銮当天的黎明，内阁学士、典籍在衙署等候携带宝玺归来的中书，双方共同验看，没有问题后，一同将宝玺送至乾清门，交内监查收。每年御宝有“封宝日”，一般在冬季。封宝日时御宝不能使用，内阁在此期间启奏皇上，对御宝进行清洗，届时内阁派学士、典籍各一人前往乾清门，将御宝接出进行清洗，洗完后交内监收进，清洗御宝所需要的器物等，由内务府支给。
康熙朝时，皇上的御宝有二十九颗，其中宫中收贮六颗、内府收贮二十三颗。后这二十九颗御宝全部存放在交泰殿。
到了乾隆朝，交泰殿存贮的御宝已达三十九颗。乾隆是一位做事讲严谨、办事讲规矩、处事讲法礼的皇帝，他登极不久，就在巡视交泰殿时，对存放的三十九颗宝玺疑惑不解，并提出种种置疑。他说，我曾考证《大清会典》，《会典》记载御宝有二十九颗；《会典》还记载，宫中各处收贮的御宝有六颗，内务府库中收贮的有二十三颗。可是今天御宝全部都在交泰殿存放，数量与地点都不相符。同时，乾隆对排序第二位的“皇帝奉天之宝”也提出置疑，他说，《会典》称该玺为“传国玺”，可是这二十九颗御宝哪一颗不是“世世传守”，怎么能用一颗御宝作为传国玺呢？而且，“两郊大祀、圣节宫中告天”时使用，此语尤荒诞悖谬，宫中大祀遵循古代礼制，用祝版署名，而不用宝；圣节（即宫中三大节：元旦、冬至、万寿节）在宫中从未有告天之事，也未曾用御宝。《大清会典》毕竟是大清王朝最高、最权威，且经前朝三代皇帝审定的法律文书，即使有错误，也要有个说法。乾隆随后为《会典》的错谬找了个理由，他说，撰写《会典》的各位臣子，“无宿学卓识”，不懂的地方也不“请旨取裁”，只是沿袭明代内监所写的册籍，以致如此大错。乾隆感叹，要想如实地记载一件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乾隆还发现，交泰殿还存有一枚《会典》中不曾记载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不知什么时候也存放在了交泰殿中，而且放在诸方宝玺的正中间。朝廷有人说，这是远古传下来的“秦玺”，以致在内廷诸臣中传得沸沸扬扬，以为是真的远古传说中的秦玺，捧为至尊，供为至宝。可乾隆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从印文内容看，该玺有点像古代所传的秦玺，但“镌法拙俗”，明显没有秦代李斯虫乌篆的风格，惟独玉质莹泽如脂，朝廷诸臣以为“良玉不易得”，所以相信是秦玺。乾隆接着说，秦玺已经“煨烬”，古人已有详悉论述，不要说这枚玺是假的，即便是真的，秦代的物品怎么能同我朝的传家宝同贮一处呢？这是极不妥当的。这枚伪造的“秦玺”，至今已在故宫博物院的库中收藏了数百年，虽然明清两朝均未使用过，但也颇为世人所关注。
“玉不琢，不成器”，这是古人对玉石与玉器之所以不同的明确定义，乾隆也非常认可这个结论。他在清理交泰殿诸宝中，发现了一方雍正年间已故大学士高其位（雍正三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雍正四年晋升太子少傅，雍正四年十一月退休，雍正五年正月病故）曾经进奉没有刻字的碧玉宝一方，也与大清传世宝玺放在一起。乾隆说，“文未刻，则未成为宝，而与诸宝同贮，亦未当”。就此，乾隆还对有些人重宝不重德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如果一个人缺少德，则大好河山、富饶土地，也将拱手让与他人，一个人不可能凭借这“区区尺璧”，而使江山永固，如果能诚心修炼，使德深入人心，其珍贵程度不是和氏璧可以相比的。乾隆接着说，古人一旦得到前代“符宝”，君臣上下无不“动色矜耀”，以为是上天馈赠的吉祥物。我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时，曾获得蒙古所传的元代皇帝国宝，太宗只是收纳而已，并不以为是“受命之符”，今天看来，文皇帝治理天下、统垂万世，靠的是德，而不是宝，一般人都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宝器非宝，宝于有德”。
乾隆皇帝决定重新厘定和排序交泰殿所存贮的宝玺。关于将要保留的数量，乾隆说，虽然自古以来宝玺没有定数，但今天交泰殿所贮存的宝玺，因年代久远、记载失真，而且有的重复，应重新加以考证。他提出交泰殿宝玺应“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乾隆确定“二十五”这个数字的依据，是出自《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之说。古人以天为阳，以地为阴，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周易》将一、三、五、七、九相加，得到二十五，即确定为天阳、单阳的“天数”。最后，乾隆皇帝据此将交泰殿存贮的三十九方宝玺，确定为二十五方。
在从三十九方宝玺中筛选这二十五方宝玺时，乾隆说，所谓“秦玺”等四方印玺属于无稽之伪作，可作为古玩存贮于他处。还有十方属于文义重复或大清初建时使用的，现在已不适用，“虽不同于现用之宝，而未可与古玩并列”。乾隆决定将这十宝存贮于大清国发祥地――盛京，与重新缮写的先祖实录共同存放在凤凰楼上，以“觐扬光烈，传示无疆”。
二十五方宝玺上镌刻的清文（满文），也有所不同。清入关前与入关后所书写的清文，有较大区别，即今天我们俗称的“老满文”和“新满文”。清字篆文即“老满文”，传自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时。余下的这二十五宝，正是用这种清字篆文镌刻的，与时下书写的汉篆文并不相配。乾隆说，“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青玉质），此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改镌，故保留原有清字篆文。而“皇帝之宝”（旃檀木质）以下二十一宝，为日常公务所常用，“宜从新制”，并令内务府传谕改镌，以“与汉篆文相配”。
清十二帝篇6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应邀来京朝觐，受到顺治帝的隆重礼遇，赐其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由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的佛教领袖地位。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佛教领袖人物第一次到北京朝拜皇帝，得到朝廷的册封，标志黄教取得在宗教中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此行为加强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五世达赖之后128年间，经历了诸多的风云变迁，再没有一位达赖、班禅到京朝觐。早在康熙皇帝执政时期就曾一再敦请五世班禅赴京陛见，五世班禅也很愿意，但因第巴桑结嘉措从中作梗，终未实现班禅赴京陛见的愿望。
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才实现了班禅进京的宿愿，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从日喀则出发，万里跋涉历时一年到达热河，参加乾隆皇帝七旬万寿庆典，为皇帝祈福祝寿，表达了民众对朝廷的敬仰拥戴，是继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朝觐后，最高佛教领袖第二次入朝，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联系，安定。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都有重大意义。不幸的是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身染天花，圆寂于北京。年仅43岁，未能返归故里，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页。乾隆皇帝对班禅入朝极为重视，给以很高的评价与丰厚的赏赐，对班禅的不幸圆寂深表痛惜悼念，因此故宫中保存了大量与六世班禅有关的文物，件件文物传达给我们真切的历史信息。
班禅画像
画像为大幅的唐卡形式，通高189厘米，宽103厘米，画心纵117厘米，横61厘米。用富丽堂皇的大红底，勾莲织金缎装裱（见图1班禅画像）。画幅正中六世班禅大师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身着清代官服，内穿黄蟒袍，外罩黄八团龙褂，胸前挂朝珠，斜披红帛，头戴黑皮边冬冠，
面容安详慈善，右手作说法印，左手托宝瓶。宝座周围点染青山绿水。天空漂浮着五彩祥云，祥云正中端坐无量寿佛，左侧是密教主尊大威德金刚，右边是黄教祖师。下方地界中央画六臂永保护法，左为降阎魔尊，右为吉祥天母。画像装潢华丽，笔法精细。像背后用黄绸作衬，下部贴一方白绫（见图2班禅画像题记），上面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书写题记：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永崇信奉，以证真如。”
这是班禅大师万里东行到达热河后，乾隆皇帝命画院画师参照唐卡画法，根据大师本人形象作的写实肖像。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是清代重要的宗教领袖，法名罗桑巴丹益西，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马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年，1738年）生于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孜地方，乾隆五年，三岁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乾隆六年，六月初四在扎什伦布寺坐床，继任为六世班禅。一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奉钦命入藏办事的章嘉国师的支持下，认定了绛边嘉措为八世达赖，并尽心培养，在八世达赖成年后，与之很好的合作，使得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外敌觊觎，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能保持稳定，六世班禅起了重要作用。他拒绝英国人入藏通商、签约的要求，保卫了国家。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赴京朝觐，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一行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起程东来，转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达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亲自接见班禅，《内阁起居注》记录：
“二十一日丁酉，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恭祝万寿，至避暑山庄，于澹泊敬诚殿丹墀跪请圣安，上于清旷殿赐座、慰问、赐茶。毕，上诣宝筏喻、烟波致爽、云山胜地各佛堂拈香，班禅额尔德尼从，礼毕，上还宫。”
聊聊数语可见班禅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给予的极高礼遇。为迎接班禅，朝廷作了大量的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在热河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在京修缮黄寺，兴建香山昭庙（见图3香山昭庙）。把北京、承德各大寺庙修葺一新，以备班禅观瞻作佛事；精心安排朝觐路线，程程专差接送，颁敕行赏，问寒问暖；动用金银珠宝玉石绸缎制作各种赏赐班禅的器物；事无巨细乾隆帝无不亲自过问。为迎接班禅交谈亲切，乾隆特学习藏语会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乾隆对问题的重视，事必躬亲，周详缜密的为政作风。
有关这幅班禅像，内务府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太监额鲁里传旨，着舒文转传与全德，将画画人陆灿派人送进京来，务于九月尽十月初间到京，预备画班禅额尔德尼像，钦此。”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管理造办处事物大臣舒文奉旨：着亲身带陆灿至西黄寺画班禅像”[1]《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中也有相关细节记载，
“十月五日上午，乾隆皇帝派工匠总管苏（舒文）大臣送来上等哈达等礼品，及珠宝雕饰之御带。苏大臣对大师说：‘我时常虔诚供佛，为雕刻班禅额尔德尼像，特来请问班禅额尔德尼像如何？江南一位优秀画家奉旨前来向您问画，但因所画身形过大，未敢启口，待后再问。’大师等人听后笑了，赏赐了大臣与画家，并回奏皇帝，当时，画家绘画了强佐与司膳堪布画像。”
[2]当时乾隆帝指示画家绘制了多幅班禅像，除此官装像外，还有僧装像。（现存故宫）不幸画家陆灿十月三十日给班禅画像后两日，十一月初二，班禅就在西黄寺圆寂了。可贵的是画家给我们留下了班禅大师的珍贵仪容。此后，为永久纪念班禅，乾隆帝下旨在宫内外挂班禅画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将班禅画像四张交里边打得结子呈览，奉旨：画像四张具不必在佛箱收供，一轴配红木插盖匣一件，交中正殿西配楼安供，其余三轴，在法源楼、热河紫浮、须弥福寿之庙各安挂一轴，钦此。”[3]
班禅奏书
班禅奏书收藏在一个棕色描金花皮匣中，当年乾隆帝不是作为一般档案保存，而是作为历史纪念精心保藏在雨花阁佛堂内。匣内有奏书原件和满文、汉文两种译本，及藏文经两部（见图4藏文经），
两部经为墨字两面书写在厚实的藏纸上，共计四十六页，其中一部经的汉文意思是“请皇帝住世文”即祈祷皇帝长寿，经名为《无畏狮子吼》。经的结尾写道：“天皇四十五岁，（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上旬吉祥日专心写，班禅”。另一部经为《薄伽梵白伞盖佛母成就悉地甘露瓶仪轨经》。
奏书宽75厘米，长450厘米，用金、墨书写在颜色稍黄的藏纸上（见图5奏书），藏文草书体，写的流畅而又工整，富有艺术美感，凡涉及皇帝处用金字，奏书末尾盖朱红大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汉文满文译本，是黄绫面奏折，黄纸墨书。汉文译本，开头是五言诗：“无量功德佛，身居十二宫，现八十种相，种种皆圆满。”接着赞颂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曼殊师利佛，现化圣帝身，抚育四大部洲，一切众生安稳快乐，……鸿布宗喀巴法乘，一切诸魔罗具以大威力降伏，为世界中稀有功德，曼殊师利大皇帝宝座上，时有天龙拥护永远巩固，如恒河沙数无量无边，长以大慈愿海普度众生，众生皆归仁寿，三千大千世界合口赞颂无量圣寿各大欢喜。臣僧敕封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哈达一个，系五彩哈达嵌松石金满达一具，大摄受嵌宝石银座具三十四世相金释迦牟尼佛一尊，……”奏书结尾以恭进礼品单结束。六世班禅以佛教语言表达了各界对乾隆皇帝的美好赞颂与祝愿。
乾隆四十五年，正当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内地承平已近百年，就是历经忧患的在清政府三次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也得到安定。乾隆帝从雍正七年阿尔布巴事件中康济鼐被杀，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穆扎尔叛乱中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被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不仅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还需借助宗教领袖之力，牵制地方贵族势力，因此扶持宗教，抬高达赖班禅的的政治与宗教地位，扩大其影响，“兴黄安蒙”是清政府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当时的八世达赖年纪轻，尚未亲政，六世班禅是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他的到来途经青海、甘肃、蒙古广袤的边疆地区，影响很大，对蒙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班禅马鞍
图6马鞍是六世班禅亲乘的马鞍，马鞍的鞍桥为铁金质地，用铁铸造而成，镂空雕錾出龙纹、杂宝图案，表层镏金，玲珑剔透金光闪烁。连两只马镫也镂空雕錾花纹镏金。鞍垫用明黄织金缎，上绣云龙，用料考究，工艺精美。鞍上拴当年留下的黄纸签，上书：“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班禅额尔德尼进铁金玲珑马鞍一副，”还拴一羊皮条上书：“仁宗睿皇帝御用金鞍一副嘉庆十年恭贮”。可知乾隆帝又将此鞍赐给了嘉庆帝，做为嘉庆的御用鞍珍藏下来。根据档案记录，这是班禅到达热河第一次与乾隆帝见面进献的大量礼物中的一件：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禅等瞻天颜进佛交佛堂。哈达交自鸣钟。曼达交佛堂。珊瑚琥珀数珠交外库。金交广储司。……马鞍一副交武备院，马交上驷院九匹。交察哈尔喂养九百九十一匹。班禅恭进哈达一个。拴五色哈达镀金银曼达一个。金宗喀巴佛一尊，连嵌宝石座靠。立像扎什利玛释迦牟尼佛八尊。珊瑚数珠一串，一百零八颗。琥珀数珠一百零八颗。金一千两，内有自成螺形一百两重金一块。黄毡一个。各色氆氇九十个。粗香一百五十束。细香一百五十束。冰糖一匣。藏枣一匣。藏杏一匣。班禅在扎什伦布本身骑连鞍马一匹。马八匹，马九百九十一匹，此项现交察哈尔都统常青处喂养。”[4]
班禅进献的礼品极贵重，不仅有珍贵佛像、土产，还有骏马一千匹，其内有九匹是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亲乘，一匹是全鞍马。当年班禅骑着马，东渡通天河、翻越雪山、横穿戈壁沙漠跋山涉水就使用的这副马鞍，它伴随着班禅征程万里到达热河，完成了东行的使命，最终进入皇宫又成为皇帝的御用鞍，这副马鞍是不同凡响的历史证物。当年乾隆帝对它就十分重视，内务档案中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金江来说：太监鄂鲁里交金鞍笼一块，传旨：着交苏州织造全德，照样织造二匹送来，钦此。于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将苏州送到金二匹，随鞍笼一块交太监额鲁里呈进，片金交内库，鞍笼带往热河，在班禅进鞍子上用讫。”[5]
班禅影堂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侍膳官发现了班禅大师手心脚心显现红疹，怀疑是天花，立即奏明皇帝，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乾隆帝亲至黄寺班禅病榻前探视，并立即派御医来诊治，然而药石无效，班禅至十一月初二圆寂。翌日皇帝亲率众臣来黄寺吊唁，见到大师遗容，痛心的说“我的喇嘛啊！”即昏了过去，好一阵才清醒过来，班禅的圆寂太出乎乾隆的预料，他在十一月初三的上谕中说：
“班禅额尔德尼为朕之七十寿辰，去年自扎什伦布起行，一路平安，途经之处，蒙古王公、扎萨克等，均皆筵宴，极为欣喜，于塔尔寺过冬。本年七月抵达热河朝觐，七月二十四日朕以首次朝觐礼，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盛筵宴赏。万寿之日，班禅额尔德尼亲率众徒在内佛堂念经。八月十九日，又宴赏。热河众喇嘛聆听讲经，内外扎萨克、喀尔喀、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王公、扎萨克、台吉等，前来献礼叩拜。九月抵京时，众喇嘛及数千和尚等跪迎。伊随后游览海子、内廷、圆明园、香山、万寿山等处。十月初三日在保和殿赐宴赏赉。又往弘仁寺、雍和宫传法，敷演黄教，造福众生。十月二十九日朕闻班禅额尔德尼发烧身感不适，当即派医诊视，方知出痘。十一月初一日朕亲临探视，喇嘛甚喜，尚甚健谈。初二日病情骤变，入夜圆寂。朕闻之甚是震悼，即赴黄寺拈香。喇嘛本性虽来去如一，猝然圆寂，实出朕之意外，于心极为不忍，不胜哀伤。原拟为庆贺喇嘛诞辰赐赏镶珠金玉物件，特派大臣赉往，交付强佐、岁本等，仍行赏与喇嘛。今为喇嘛圆寂善后事，上银五千两，妆缎、蟒缎、各色大缎二十匹、官用缎一百匹、大哈达二十方、并饬该处速造金塔，安奉班禅额尔德尼法体，罩以垂帐柩布，供于黄寺殿内，召集京城各寺喇嘛诵经百日。”[6]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班禅舍利金龛送往，乾隆帝亲诣黄寺拈香送行。
为缅怀班禅，乾隆帝下旨在黄寺西侧修建清净化城塔院（见图7清净化城塔）
。鲜为人知的是在紫禁城中乾隆为班禅设立了影堂（纪念堂），在雨花阁西配楼，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座西朝东，面阔三间，进深一间（见图8雨花阁西配楼）。内中供奉着六世班禅的银塑像，画像，和他的生前遗物。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直到清末一直香火未断。根据清宫廷《宣统二年雨花阁西配楼陈设档》记载：
“楼上明间三面墙挂供墨刻班禅额尔德尼源流十三轴。楼下明间安设紫檀案二张，上供银间镀金班禅额尔德尼一尊，重六百二十七两六钱，上嵌舍利珠一颗，穿黄金片衣二件。红皮匣子一个，内供班禅罗布藏巴尔丹依什祈祷速转胡秘尔汉经一本，白纸墨西番字。丹书克经一本，磁青纸泥金西番字，金欢门上嵌小正珠九十七颗，班禅源流经二本，白纸墨西番字。画像班禅额尔德尼一轴。”[7]
从乾隆四十六年到清末一百三十多年，岁月悠悠，这间影堂一直在皇宫内完好的保存着，六世班禅得到了清朝历代皇帝的尊敬，在皇宫中留下他的足迹，让我们永久怀念。审视六世班禅朝觐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可见清王朝治理的方针策略的独到之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334、433号。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2]嘉木央.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52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
[3]同注1，479号。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进单》1443号。
[5]同注1，397号
清十二帝篇7
嘉靖皇帝修建大高玄殿缘起
明朝永乐皇帝修建紫禁城时，在皇宫内已建了两座道家宫殿，一座是玄穹宝殿（位于紫禁城东六宫东），一座是钦安殿（位于御花园正中）。明朝皇帝特别是嘉靖皇帝经常在殿中举办各种祭祀、道场。嘉靖二十一年，却在西苑又修建一座御用道观――大高玄殿。宫中条件优越便捷，何需多此一举呢？引用嘉靖皇帝的话则是“朕恭建大高玄殿，本朕祗天礼神，为民求福，一念之诚也。”根据档案文献研究，这应与嘉靖皇帝的观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一）嘉靖皇帝的观
一个人需要有精神生活和精神寄托，皇帝也不例外。嘉靖帝自幼随父母居住在湖广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明朝朱厚照皇帝31岁早逝，因无子嗣，朝廷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继承皇位。于是年仅15岁的朱厚远离家乡，来到北京紫禁城。走进深宫大院，规定、管束极为严格，年少的朱厚离开父母的呵护，离开四季气候宜人的生活环境，精神上未免有些惆怅，非常渴望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信仰宗教则是最好的选择，而在儒释道中，道教的教义最符合他的观。他继皇位后，大力扶植道教，以致道教在明代逐步发展达到了顶峰。几年后，嘉靖皇帝成为了一名虔诚的道教信仰者，宫中的道教迷信活动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嘉靖皇帝在皇宫中广建道场，还请道士入宫作他的师父，为他们营建府邸，提拔任职高官。不仅如此，他还要全体臣僚都尊崇道教，尊道者升官发财，反对者轻则削职为民，枷禁狱中，重则当场杖死。特别到了执政的中后期，嘉靖皇帝逐渐迷信方士，祈求香火延续、长生不老，大搞斋醮活动，到了痴迷、狂热的地步。大高玄殿修建后，他更长期移居西苑，一心修玄，日求长生，不理朝政。
（二）修建大高玄殿的原因
祈求健康长寿。嘉靖皇帝天生体质较弱，到北京后又不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而且他贪恋女色，大婚以后，过度。他曾令礼部派员在京城、南京、山东、河南等地挑选了民间女子千余人进宫。以后又多次采选宫女，多达数千人。仅嘉靖二十六年至四十三年间（1547-1564）就进行过四次大选，选进八岁至十四岁的1080余人。选这么多的女孩入宫，一是供嘉靖皇帝淫乐。道士邵元节经常跟嘉靖皇帝说，多行男女之事不仅不会损害健康，反而会延年益寿，即所谓“养生不必节欲”。被选进宫的女子，只有少数得到封号，绝大多数人既被世宗淫乐，又被奴役，饱经摧残。二是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健康长寿是他最大的追求，他痴迷于道家的方术，选大批女孩入宫就是准备用她们的初潮经血炼制“元性纯红丹”。
祈求延续皇嗣。前边我们讲过，嘉靖皇帝之所以能继承皇位，是因为前任皇帝没有儿子。而他称帝后十年，仍没有一男半女。他求子心切，想通过做斋醮，求神灵保佑自己早生子、多生子，以保明朝的江山世代相传。
道士邵元节也一直在为皇帝作法事，希望他能早得贵子。后来宫中先后降生了两个孩子，尽管这与道士邵元节的祈嗣毫无瓜葛，但嘉靖帝却相信这是自己的诚心打动了上苍。为了感谢神灵的庇佑，他更是加倍热心斋醮活动。如嘉靖皇帝以皇子诞生为由，命道士在“玄极宝殿”大醮七昼夜，并开始在全国各地修建道观。当然，邵元节也为此受益匪浅。除宠信日甚一日外，在京西得到真人府一座，被授为礼部尚书，享文官一品服俸。
朝廷官员反对在紫禁城中作法。嘉靖皇帝痴迷道教至荒唐的地步，在皇宫中受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等多次劝谏下，嘉靖皇帝的斋醮活动有所收敛。嘉靖十八年（1539），备受嘉靖皇帝宠信的邵元节病逝。去世前他将道士陶仲文推荐给了嘉靖皇帝。嘉靖十九年，太子出牛痘，陶仲文奉命祈祷上玄以祛病。不知是祈祷灵验，还是诊治有效，不久太子痊愈了，而这种巧合使陶仲文成为了新一代受宠的道士。经过此事，嘉靖皇帝立意要在紫禁城外修建一座皇家道观，地点就选在了西苑。大高玄殿建成后，嘉靖皇帝便立即移居殿内，沉湎于云雾缭绕的神仙世界。
宫女反叛安全不保。嘉靖皇帝36岁时，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道士）炼丹。做法之一是利用十三四岁女孩子初潮月经，来炼制丹药。据说这些女孩子选进宫后，为保持洁净，不能吃五谷杂粮，吃的是桑叶、喝的是露水，苦不堪言。有一名叫杨金英的宫女出谋划策，想要趁嘉靖皇帝熟睡的时候，用麻绳将他勒死，得到了宫女们的拥护。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一个深夜，宫女们将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套在熟睡中的皇帝脖子上，慌乱之中，麻绳打成了死结，嘉靖皇帝没有被勒死，但被吓昏了过去。这时一个胆小的宫女惊恐万分，将事情报告给了皇后。皇后知道后匆忙带人赶到，侍卫们立即将犯事的宫女们围住，捆绑起来投进大狱。嘉靖皇帝苏醒后，即下令将首犯杨金英凌迟处死，从犯一并斩首。由于此事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史称“壬寅宫变”。“壬寅宫变”后，嘉靖皇帝再也不敢在宫内居住，此时大高玄殿已建成，他便执意移居西苑，从此更沉迷道教方术，乞求长生益寿，一住就是20余年。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6）才由西苑返回宫中，不久便在乾清宫驾崩，时年60岁。
大高玄殿的建筑风格
大高玄殿是这组道观建筑群的总称，坐北朝南，南北呈长方形，占地约1.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302平方米。主体建筑有三座门、大高玄门、钟鼓楼、正殿名大高玄殿、后殿名九天应元雷坛，最后为象征天圆地方的两层楼阁，上名乾元阁，下名坤贞宇。大高玄殿山门有东西牌坊各一座，东西习礼亭一座。大高玄殿是我国道观建筑发展到顶峰的重要标志。其修建风格概括有三点：
（一）气势雄伟造型独特
牌坊和习礼亭。山门有东西两座四柱九楼牌坊和东西两座九梁十八柱习礼亭。其中习礼亭构造独特，为五花阁式，三重檐，歇山十字脊，奇巧秀丽，和紫禁城的角楼相似，是最高等级的道教礼仪建筑。
大高玄殿大殿。这是一座重檐庑殿顶式的建筑物，面宽七间，重檐黄琉璃瓦庑殿顶，气势雄伟。殿内彩绘、藻井全部为黄金龙饰。殿前有月台，殿的两侧，各有配殿五间，布局非常严整、壮观，是大高玄殿道观的主体建筑。
天圆地方。这是一座两层楼阁，形制独特。上层建筑顶部为圆形覆蓝琉璃瓦，象征蓝天，故称“乾元阁”。阁内的金龙藻井，富丽堂皇，至高无上。因其外形酷似天坛祈年殿，又被称作“小天坛”。下层建筑为方形覆黄琉璃瓦，象征大地，故名“坤贞宇”。这也是大高玄殿中最精华的标志性建筑了。
（二）道教色彩鲜明浓厚
大高玄殿大殿前有月台和御路，其丹陛石上雕刻有道家惯用的云鹤图案。仔细观察院落内建筑细节，许多地方都不折不扣的反映出建筑主人的道教信仰：大殿东北的象一宫内，供奉有“象一君”，这是一座嘉靖皇帝身穿道服的金身像，足见其对道术的痴迷；大殿内供奉有玉皇大帝、三清像及嘉靖帝修玄御容。三清像即天宝君、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位尊神。
（三）用料彰显皇家风范
大高玄殿建筑群类型齐全，大木结构各具特色，反映了明朝中期建筑营造的技艺水平。古建专家曾对建筑群使用的木材进行勘察、鉴定。认为其木材树种主要有10余种：润楠、桢楠、木姜、落叶松、硬木松、软木松、云杉、冷杉、侧柏、杉木、樟木等。结论是现在的大高殿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明代初期时的原貌，原汁原味地保持着帝王家的风范。在大门外的三座牌楼（东西为明朝修建，南为清朝修建）上均嵌有品质精良的汉白玉石匾。
明代大高玄殿的祭祀活动
大高玄殿建成后，是当时皇宫中作道场最大的殿堂。宫中的官员、宫女、太监等，都奉命在大殿内学习、演练道教做道场的程式与礼节仪式等。按照皇帝的需要，随时在此举行斋醮祈祷活动。其中主要科目有：演习科仪、祭天、祝寿、祈雨祈晴求雨穰灾去祸、道教节日祭神作法、炼丹。
据记载，大高玄殿刚刚建成之际，嘉靖皇帝和大臣严嵩、夏言、郭勋、徐阶等人在此日夜斋醮。嘉靖皇帝和大臣一起头戴香冠，身穿道袍，俨然成了仙界的帝君。可以说是“不斋则醮，月无虚日”。因皇帝斋醮时要写出“青词”，即把皇帝的意念献给天神的奏章祝文。而为皇帝写青词的官员被称作“应制大臣”，嘉靖皇帝曾特命把西苑内的“无逸殿”赐给他们作为办公的场所，可以随时为其服务。
嘉靖皇帝整天讲道修玄，炼丹制药，以求长生不老，但成效却并不尽如人意。嘉靖四十五年十月（1567），他更是疾病缠身，而且病情越来越重。一天他带病去万法坛祈祷上天，突然天降大雨，因淋湿受凉，回宫后口吐白沫，胸中憋闷。不久，方士王金又献上丹药，痴迷的皇帝急忙服了进去，此后病情愈加严重，最后昏迷不醒。《续文献通考》记载：“世宗晚年须眉脱落，乃至大渐，丹毒并作。”十二月驾崩，享年六十岁。
清朝延续使用大高玄殿
清朝统治期间大高玄殿继续被使用，甚至其地位更加受尊崇，与紫禁城内钦安殿、玄穹宝殿并为清代皇家三大道场。清朝入关后第二任皇帝康熙，名玄烨。为了避讳“玄”字，下令将大高玄殿更名为“大高元殿”，后改为“大高殿”。紫禁城内的“玄穹宝殿”始建于明代，清朝为避康熙皇帝讳亦更名为“天穹宝殿”。
满人信仰的是萨满教，为什么对道教情有独钟呢？我认为有以下两点：
（一）符合清统治者的宗教观
清朝统治者原始信仰是萨满教。顺治皇帝初入中原，政权不稳，迫切希望有一种适合自己的统治方式，实现对庞大的汉族群体的统治。因此他选择了佛教，同时重视利用儒学治国。他不尊崇道教，但也不排斥道教，且适时加以利用。康熙皇帝曾利用道士在军中助威布阵并嘉奖道士。雍正皇帝极为笃信禅宗，对道教方术也非常感兴趣。他认为，禅宗讲明心见性，道教炼气凝神，儒家存心养气，三者互相并不违背，都是要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
（二）雍正皇帝对道教的痴迷与扶植
雍正四年（1726）紫禁城内西北隅又增添了一座道教庙宇――城隍庙。殿内曾供奉紫禁城城隍之神，并陈设经卷、法器等。城隍庙建成后，每年万寿节和季秋遣内务府总管致祭。
此外，雍正皇帝还招集道士炼丹，以求长生。雍正九年至十三年（1731-1735），是其道教祭祀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有人认为他的死是服用丹药中毒所致。
其实雍正皇帝喜好炼丹，由来已久。他在做皇子时，不仅对丹药颇感兴趣并有所研究。即位后，曾与北京白云观等处的道士频繁往来。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雍正皇帝就经常吃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这是方家术士们在宫外特为其炼制的，他服后感觉有效，还作为特殊礼品赏赐给一些宠臣。
雍正八年（1730）的春天，雍正皇帝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他亲自用朱砂红笔写了十余份谕旨，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治病驱邪”期间，不仅寻访到一大批道家术士，还将大量炼制丹药用的矿物运进他所居住的圆明园秀清村。这些道士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雍正皇帝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也感觉病情好转许多。但是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是含有毒素的，对人脑五脏侵害相当大。他常年服食丹药，有毒成份在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暴亡。当然对雍正皇帝的死因史学界仍有异议，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清朝对大高殿的保护与管理
（一）大高殿多次修缮
清朝入主中原，定都北京之后，沿袭明制，并加强了对大高殿的保护与管理。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清朝曾对大高殿设施进行过多次修缮，其中分大修和常年维修两种形式。
较大规模的修缮是在雍正八年（1730）、乾隆八年（1743），乾隆十一年（1746）、嘉庆二十三年（1818）。现在“乾元阁”和“坤贞宇”的匾额，就是乾隆朝修缮时皇帝的御笔亲书。修缮程序是：每次维修前先派相关大臣查勘破损情况，估算修缮用的银两，将综合情况汇报给皇帝，待皇帝核准后，再挑选此方面的得力官员承办。维修工作全部竣工后再派官员验收。这样互相监督，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
常年维修是指对大高殿各处建筑物例行维修，或对殿内受到轻微损坏的建筑物进行简单的修补。对于每一次拆卸修补以及用料、用工、用银等情况，档案记载得非常详细。这些数字能够为我们今天的维修复原工作提供详实的依据。
清朝道光、咸丰时期曾多次修补大高殿。同治、光绪朝以来因财力不支，大高殿年久失修，1900年又遭八国联军的破坏，残损十分严重。承修跸路工程的张百熙曾奉命勘察大高殿被破坏情况，呈报告光绪皇帝并承命开工修缮。有关大高殿当时的损毁待修情况，档案记载十分详细。大高殿最后一次维修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时大高殿一些殿宇、值房均漏雨潮湿，正面牌楼风吹摇动。但此时的清廷已拿不出更多的银两进行维修了，只是令工部将险处工程进行一些补救，其他损残之处，只能任其发展了。
（二）大高殿外增添牌楼
乾隆八年（1882），大高殿进行大修，同时在东西两个牌楼之间南向添建四柱九楼牌楼一座。这座牌楼在设计上有些另类，通常牌坊两面均撑有“八”字形的斜向戗柱，而此牌楼采用的是粗大的楠木立柱建成，柱脚埋地很深，外加高大的抱柱石加固，因此未用戗柱，在当时北京众多的牌楼中独此一座。老北京有句歇后语：“大高殿的牌楼――无依无靠”，指的就是这座牌楼，“无依无靠”也成了此牌楼最大的特色。南牌楼的石匾正面题词为“乾元资始”，背面题词为“大德曰生”，用典出自《易经》的乾、坤二卦。
（三）大高殿的管理与使用
清朝设道司（仍沿袭明制，设僧司和道司。僧司管理佛教各寺庙，道司管理道教各宫观），对全国道教进行管理。大高殿是皇家道观，由内务府直接管理。内务府置派大高殿值年官员一人，全面负责大高殿事务。每月又派值月官二人，负责办理大高殿具体事务。
大高殿设有档案房，以收管档案文件和陈设清册等。另设道役若干名，进行日常的打扫和看守。办道场、祈雨雪由掌仪司负责。所需祭品、供案、供具分别由内务府有关衙门供应。大高殿的费用，每年要造出入款项报告册，报告册分春、夏、秋、冬四季呈报。此外，内务府对大高殿的陈设，管理很严，每年要造陈设清册呈报皇帝定期检查。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清廷对大高殿的使用，一是办各种道场，二是祭天。
1.举办各种道场。道教节日与道教的神真信仰和宗教生活密切相关，在不同的节日，一般要举办相应的斋醮法事。同时还吸收中国传统节气时令，所以道教的节日很频繁。清前中期皇帝每年在大高殿办道场数十次。以乾隆九年（1744）为例，全年办道场11次，共用银一千七百三两四钱四分九毫三丝二忽一微。每次办道场要供应供案、表匣、金花、高香、蜡烛、元宝、阡障、木柴、煤炭等用品，供饼、密食，梨、柑橘、甜桃、苹果、沙果、槟子、黑葡萄等鲜果，荔枝、龙圆、栗子、红枣、黑枣、榛子、松子、桃仁等干果，山药、藕笋等菜蔬，正供27碗，群供73碗。参与祭祀的道士有鼓手、瞻礼官、陈设、写法、茶役、厨役、油活等共60名。这些在清宫档案中记载的非常详细。道光朝以后，清朝国力日衰，办道场的规模和费用逐渐缩减。
2.举办祭天礼仪。清朝皇帝大高殿祭礼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祈晴求雨，穰灾去祸。逢雨水不断或大涝，要举行隆重的祈晴仪式，祈祷上天求晴。逢干旱无雨或降雨雪少，要举行隆重的祈雨雪仪式，祈祷上天求雨求雪。待祈祷灵验后，要设坛感谢上天，并要求皇帝亲自参加。即使皇帝有病、有事也要亲自派王爷、阿哥或重臣代行祭礼。
庚子之变对大高殿的破坏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抢劫，皇宫道观也不例外。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洋兵入城，二十二日法国兵进驻大高殿，此后一直在大高殿扎营长达十个月之久，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十三日撤出。大高殿的建筑和陈设文物遭到破坏和劫掠。此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离开京城逃往西安，于是内务府大臣根据大高殿档案房的报告，上奏给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本年五月十七日，据法国将大高殿殿宇房间交还，由奴才衙门派人看守。奴才等当即前往接收，查看得各门座及前后殿宇亭座，均已伤损不齐，后殿尤重。各殿内神像、供祭器、装修陈设，遗失无存”。可见外侵留给大高殿的只有无法移动的建筑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开始从京城撤兵，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准备从西安回銮北京。但是京城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道路不通。急命工部尚书张百熙等迅速修复道路，以迎两驾回京。这时内务府大臣提出：“大高殿是皇帝亲诣拈香之处，应一并修理。这一请示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批准。
张百熙等奉旨后首先勘察了大高殿被破坏的情况：部分殿宇，音乐亭，石栏石杆，门窗隔扇、匾额铜字等被拆被毁。殿前古铜天炉、走兽，殿内高玄铜胎八师神尊、佛像神位、陈设铺垫、祭器法器及钟鼓楼内钟鼓等荡然无存。存放的册档稿案及一切家具均失落无存。张百熙等将大高殿情况奏报并提出了修缮的办法及工程需用银两清单，之后由钦天监选择日期开工。这次维修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才算全部竣工。
综上所述，大高殿作为明清时期皇家的御用道观，在巩固封建统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建筑特色在我国古建筑中亦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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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逊清皇室的条件，大高殿亦归逊清皇室所有，由小朝廷的内务府派人进行管理。民国初年，大高殿南向的牌楼与护城河之间开辟道路。因南牌楼年久失修倾斜，严重危及来往行人与车辆的安全，遂被拆除。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大高殿由故宫博物院管理。1950年一度借给部队开办展室，后便长期被占用。195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确认故宫博物院拥有大高殿房产权。1956年5月至6月间，市政府扩宽景山前街道路，大高殿前的东西两座牌楼和东西两座习礼亭等建筑被拆除。
清十二帝篇8
更何况，过去的25年，慈禧太后使大清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准确地说，应该变的都变了：向西方学习，踏上近代化轨道，中国的发展大致上说来已经进入正轨；而不该变的都没变：大清王朝还是满洲人统治，不管汉人官僚拥有怎样的权力，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动摇。一个时代就这样在历史上确立下来了，不管谁是名义上的皇帝，谁能不承认这其实是“慈禧太后时代”呢？
太后的想法
1886年7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51岁的慈禧太后似乎失去了对权力的兴致。这一天，她在宫中召见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还有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满洲贵族中的当家人；陪同慈禧太后召见的有年仅15岁的小皇帝光绪。会议主旨就是商量慈禧太后不再垂帘听政，将大清国日常事务处置权还给小皇帝。
根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当天会议之后的懿旨说，当年小皇帝即位时只有3岁，实在太小，无法亲政，大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所以那时不得已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郑重约定一旦小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现在12年过去了，小皇帝德业日新，长大成人了，这当然是国家之福，所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表示，有意借此机会卸任息肩，颐养天年。她郑重且高兴地宣布，她将遵守当年的约定，于明年某时举行皇帝亲政典礼。
如果我们不用“恶的历史观”去延续一百年来的史学话语，如果我们从日常情理层面去体察慈禧太后此时的心情，我们应该相信太后的真诚，应该相信，她的“退位”并不存在什么“微言大义”或矫情，更非虚情假意，而是其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那时，正是大清国的鼎盛时代，近30年的洋务新政带来了新气象，先前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大致恢复，大清王朝似乎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盛世时期。
慈禧太后在这个时候提出由小皇帝亲政，其实就是功成身退，就是要在青史上留名，要用事实正告那些一直诋毁她政治人格的反对派：我那拉氏虽为女流，但绝不是权力贪婪者。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刻意替慈禧太后翻案，因为历史事实俱在，当时大清王朝内部并没有谁对太后的权力提出过挑战，担负执政政治责任的满洲贵族集团，对太后过去若干年的操劳，大致还是满意的，所以也没有人对太后的权威提出异议。
众臣吁请继续垂帘
从太后的立场分析，她之所以提出让小皇帝亲政，主要还是为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考虑，希望小皇帝在实际历练中提高能力，树立威望，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或团队。
然而，从小皇帝的立场看，不论已经学到了多少知识，15岁就担负起大清王朝的政治责任，委实有点早，何况这个位置迟早都是自己的，有“亲爸爸”老佛爷在前面罩着，帝国一切用人行政，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所以当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小皇帝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奕■及礼亲王世铎等亦以时事多艰，万几繁钜，恳请皇太后从缓归政，将小皇帝扶上马再送一程。
奕■是道光帝第七子，他的大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奕■和他的大福晋的第二子载■，也就是现在的光绪帝。从亲情上说，奕■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是当今皇上光绪帝的亲爹，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说，他的陈情与呼吁，都是真诚的，都是为帝国、为小皇帝未来前途着想。何况，奕■的学识才智不过中等，既无野心，更无锋芒，他之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比较公平的说法就是他的平庸和谨慎。
至于礼亲王世铎，虽然长期位居军机处领办大臣等显赫地位，但也属于那种比较平庸甚至无能的人，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亦不必怀疑，所以在慈禧太后当政期间，世铎的政治待遇一直保持不变，以满洲贵族掌门人的身份协助皇太后处理朝政。
慈禧主意已定
醇亲王、礼亲王再三恳请，慈禧太后对此也有比较深的了解，但她主意已定，并不理会。她说：12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懿旨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她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
这是慈禧太后宣布归政当天的事情，所有细节在《清实录》、《翁同■日记》等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后来的研究者对事实本身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看法，只是在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动机分析上，大都遵循“恶的历史观”，揣测太后归政诚意并不可靠，认为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使她不可能真的放弃已经获得的至上权力。这种分析不过是臆想罢了。
根据翁同■日记，奕■在向慈禧太后当面请求从缓归政未准后，曾找帝师翁同■等人商量对策，奕■介绍了与皇太后面谈的情况，说皇上亦当面跪求，但仍然没有使太后回心转意。翁同■说：此事至关重大，王爷宜率御前大臣、毓庆宫诸臣，一起请求皇太后接见讨论。奕■对翁同■的建议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表示待军机处开会商量后再作讨论。
在稍后召开的军机处会议上，礼亲王世铎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圣意难回，只好承旨去做。翁同■依然建议醇亲王率枢臣继续面谏，争取慈禧太后收回成命。醇亲王表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待第二天王公大臣会议会商后，再作表示。
散会后，翁同■往访同僚孙毓汶，告诉他如果请求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不如请缓归政为得体，而孙毓汶对翁同■的建议唯唯否否，不知所云。是日夜，热情亢奋的翁同■起草了一份奏折，准备明天商之同僚同仁。
第二天（7月12日，六月十一），一切如常，翁同■将他起草的奏折底稿交给同僚讨论，各位阅读后大致同意翁同■的建议，遂定议联衔上奏，并以此请示奕■，奕■以为然。
众臣再作吁请
7月15日（六月十四），奕■先上了一个折子，折子的前半段吁请皇太后体念时艰，继续训政，即便要归政，也应该等皇上20岁时；后半段专言皇帝亲政后，宫廷一切事务仍请太后裁决，上不问，始可专心典学云。这个折子似乎已考虑接受皇帝亲政的意思，所以翁同■对这个折子的评价并不高，以为“意甚远”。
同一天，世铎等也奏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在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的蒙古亲王伯彦纳谟祜等，也专折奏请皇太后从缓归政。这些请求，可以说是帝国政治游戏，是政治粉饰，是对皇太后的拥戴。
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改变主意，她表示：垂帘听政之举，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这个决定经过反复审慎权衡，是最后决定，不容再有游移。慈禧太后坚决否定了奕■等人继续训政的建议，不愿就这个事情再作任何讨论。
至于奕■在奏折中提出的，希望皇太后在归政后参照现在规制，宫中事宜仍请太后裁决的建议，慈禧太后表示可以考虑，称皇帝很小的时候就被接到宫中，由她自己抚养教育，十余年如一日，感情至深。所以即便皇帝亲政后，她也不会将所有事务全部推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经验，随时调护，随时提醒。皇太后表示，这是她的政治责任，不容推卸不容否认。平心而论，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放在任何一个母亲那里，都是可以理解的决定，不必赋予文献本身所没有的含义。
这一天，钦天监选择的黄道吉日提交上来了，小皇帝的亲政典礼定于明年正月十五、也就是1887年2月7日举行。
皇太后稍作让步
翁同■是光绪帝的老师，两人关系很深，感情也好。如今皇上要亲政了，翁同■也觉得自己的多年心血就要有结果了。7月16日，他在给皇上例行上课时，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皇上颇为之感动。
这一天，翁同■还与各位王公大臣商量再上奏折，希望即便皇太后归政、皇上亲政了，海防及一切紧要事情仍应由慈禧太后做最后决定，并准许内外重要臣工封事直达储秀宫，像过去一样可以直接向皇太后请示汇报。对于翁同■的这个建议，诸王以为然，但怎样建构这个新体制，诸位王公大臣以为还要与礼部商酌决定。
慈禧太后归政，大概是没有办法转圜了，军机处和各位王公大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劝说皇太后放缓步子，或者答应在归政后仍然为帝国重大事务操劳。7月17日（十六），军机处拟就一份奏折，首言“垂帘听政”虽然是大清过去几十年的权宜之计（权），但并没有违背大清规矩（经）；次颂过去二十年，皇太后在大清王朝政治发展中的功德；末言外国交涉各种事务及战守机宜等，期望未来还能仰承皇太后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这个奏折中甚至有“为亘古未有之创局，即系亘古未有之盛事”二语，被翁同■在当天的日记中嘲讽，以为不甚妥当。
翁同■不仅忙着与诸位王公大臣商量怎样请求皇太后暂缓归政，而且利用他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当面劝说光绪帝一定要在皇太后面前诚恳请求，真诚希望皇太后能为大清王朝继续负责任。
翁同■等人的用意，究竟有多少发自内心真诚，有多少是官场规则和礼仪，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在光绪帝、奕■、世铎以及各位王公大臣一再呼吁奏请下，慈禧太后于7月19日（六月十八）不得已答应勉为其难，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早些天因为皇帝典学有成，特降懿旨，及时归政。这是深宫十余年来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应共谅。所以当这个决定宣布后，王公大臣等合词吁陈，均未允准。只是最近几天，皇帝及各位王公大臣再四恳请，情真意切，力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提出了不少应对方案，读后令人深省。所以当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俟数年后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慈禧太后原本期待功成身退，为她的时代画上一个完美句号，最终因为这些原因没有成功。
双轨体制
在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收回成命，答应在光绪帝亲政后再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非常大的变数，至少使皇权中心发生了偏移，使许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
不过，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皇太后和清廷高层并不是一点预感也没有，她在决定接受群臣呼吁收回成命时，就命令军机大臣世铎等专门研究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以免发生权力冲突贻误大事。
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世铎等提交了一份建议方案，规定在皇帝亲政后，所有谒陵、祭祀等大典，均循旧制由皇帝出席，或循旧制由礼部提出具体方案；凡遇皇帝召见、引见事宜，建议参照礼臣会议规制，暂设纱屏为障，皇太后在幛后升座训政；凡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的奏折，均按照通行的规制书写；凡须接见的各部臣工，仍按旧制一律带领引见，至于皇太后是否出面接见，由皇太后届时自行决定；至于乡会试等各项国家大考，仍建议循旧制由相关部门拟题，呈皇太后审定，由皇上宣布，录取结果也仍由皇太后把关；内外臣工所递奏折需要批示、批复的，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由皇太后审定后发下。
按照这个制度安排，光绪帝亲政后似乎还有一个政务处理见习期。在这个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在这个见习期也就是继续训政期仍由皇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越来越多。这大概就是皇太后和满洲贵族重臣的期望，希望15岁的小皇帝在老太后的带领下在政治上逐步成熟，或许能够像奕■所期待的那样，再过5年时间，待光绪帝20岁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政务。到那时，为帝国操劳30年的慈禧太后再从第一线退出。这样肯定更有利于帝国的稳定。
从大清王朝政治立场看，这个制度安排可能更合乎逻辑和道理，更合乎大清王朝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当时人们并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筹备着进行着。
亲政典礼
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一大早，年仅16岁的小皇帝率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六部九卿满汉高官前往慈禧太后居住的正宫慈宁宫门外行庆贺礼。礼成，光绪帝颁布亲政后第一份诏书，一是感谢过去十几年慈禧太后辛勤养育，感谢皇太后过去十几年孜孜不倦，励精图治，颂扬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精心治理下纲举目张，物阜民康，丰功伟绩，为向来史册所无。
光绪帝的亲政诏书在谈到未来体制时，强调尽管自己遵照皇太后懿旨亲政了，但未来几年帝国重大决策依然如过去一样，由皇太后作最后决定，皇太后仍是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光绪帝要求诸王贝勒内外大小文武群臣，务当各抒忠赤，尽力报国；全国军民，共享升平。
慈禧太后的继续训政，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使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只是，随着小皇帝亲政，随着小皇帝的成长，帝国政治最终决策权必将逐步向光绪帝移交，这是朝廷内外大小臣工都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随着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她要为自己的余下岁月寻找生活兴趣，甚至要为自己找一个更合适的居所，一来方便生活起居，二来逐步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让皇儿尽早“断奶”，逐步独立自主地处理帝国政务。
整修颐和园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光绪帝亲政后不久，两宫似乎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安排。1888年3月13日（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二），光绪帝谕内阁，宣布将清漪园加以整修，并更名为颐和园，以备皇太后将来归政后居住。
上谕说，过去二十余年，皇太后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对自己实在考虑太少，现在想来实在有点不太合适，因念西苑距皇宫也不是很远，往年乾隆爷曾经在这里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神。旧名清漪园谨改名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将酌情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更是作为慈禧太后六十华诞的贺礼。
对于光绪帝的孝心，慈禧太后当然高兴，但她也明确指示，现在虽然寰宇粗安，也不敢稍有暇逸之心，还是应该一切从简，只要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她的心也就安了。
慈禧太后是对大清王朝有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按理说重建一个住所也是正当之举，然而我们看到大清王朝的体制在这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在言官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光绪帝宣布，此项工程并不动用国库中的经费，“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这个声明见于《清实录》，然而这个工程在后来却备受批评。
颐养天年
1888年7月27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慈禧太后懿旨，定于明年二月归政。稍后，懿旨择定具体日期为二月初三。至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在稍后的懿旨中择定为明年正月二十七。也就是说，当光绪帝完成大婚典礼成人仪式后不到一周时间，慈禧太后也就将帝国的所有政务统统交给光绪帝。
慈禧太后的这个决定究竟有多少诚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怀疑，其实这些怀疑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事实是，随着完全归政日子的逐渐来临，朝廷内部似乎也有不同声音。1889年2月20日（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一），御史屠仁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慈禧太后在归政后，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按照训政时期的体制上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皇太后披览后再施行，并建议皇太后不要住到颐和园，远离皇宫，继续住在慈宁宫，以方便对朝政的干预。
屠仁守的建议或许是出于一片公忠体国之心，但慈禧太后阅后极端震惊和愤怒，表示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鉴于前代流弊和教训，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这是不容再作讨论的事情。如果按照屠仁守的建议，归政伊始，又降懿旨，规定内外奏折仍书“皇太后圣鉴”，仍由皇太后指示，这不是让皇太后自坏规矩，自损名声吗？
屠仁守的这个建议既与朝廷先前决策相违背，又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根据皇太后的建议，屠仁守被开除公职，宣布永不叙用，只好回老家教书去了。
看来，慈禧太后的归政决心并不必怀疑。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从此完全从政治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太后归政后仍然有办法继续为帝国政治出力，为光绪帝把关，而通关渠道不再是训政时期的权力二元，即所有奏折一式两份，分送皇太后和皇上，而是权力一元，由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惟需要皇太后操心者，由皇上的生父奕■随时与皇太后单线直接联系，听取皇太后的意见。只是这个联系，并不是帝国体制中的硬性规定，更不会使训政体制继续下去。
一点猜想
慈禧太后希望完全归政的决心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其诚意也是不必怀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究竟是利是弊，却很难说。清末笔记《异辞录》就说，假如慈禧太后当时接受了屠仁守的建议，继续训政，那么后来的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肯定都会不一样，慈禧太后也可以避免第三次垂帘听政的尴尬，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都，乃至《辛丑条约》的战争赔款。
历史当然无法假设，历史就这样走过了。1889年2月26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18岁的光绪帝大婚礼成。几天后，3月4日（二月初三），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宫中继续住了一个半月，就在光绪帝的陪同下前往颐和园。一个属于慈禧太后的完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属于光绪皇帝的时代就此揭幕。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慈禧太后和传统中国千千万万的老太太没有什么区别，她们养育了儿子，然后培养他成才，然后为他娶妻成家，然后就把这个家交给儿子和儿媳。比较理智理性的婆婆，此后一般都不愿过多干预孩子的生活。从日常情理的视角，就不难理解慈禧太后的选择和放心离开，就不会产生那些无端的猜疑和臆想。
清十二帝篇9
关键词：清代皇帝；诞生；祥瑞
一、顺、康、雍三帝诞生祥瑞窥探
清代自入关后，从顺治帝到宣统帝一共经历了十位皇帝，这些皇帝的诞辰并非全部都有祥瑞的记载，见于史料的只有顺治、康熙、雍正等三位皇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五位皇帝均未见有关诞辰祥瑞的记载，至末代皇帝宣统的诞辰祥瑞则只有一些民间传说流传。
史料记载顺治帝诞辰祥瑞如下：
“文皇后于崇德戊寅正月三十日戌时诞上（顺治帝）于盛京……孝庄文皇后方娠时，有红光绕身，衣裾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以火，近视之不见，如是者屡，\皆大异。诞之前夕，孝庄文皇后梦一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孝庄文皇后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见，既寤，以语太宗，太宗曰：“是异祥，子孙大庆之兆也。”次日上诞生，视之顶中一缕耸然高起，与别迥异，是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漫。”
顺治皇帝作为清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一位皇帝，死后被尊为世祖章皇帝，可谓是集历代皇帝诞生祥瑞的大成。其母孝庄文皇后在怀孕时即有红光绕身，被身边侍女以为是火灾，衣裙之间貌似时时又有龙盘旋。到临盆之前，孝庄文皇后又梦到天神赐子，并借神人之口说出了顺治帝是“统一天下之主”，并且再借其父太宗之口说出了“是异祥，子孙大庆之兆也”的话，可谓是祥瑞中的“光”、“龙”、“神”一应俱全。而且顺治帝相貌也有奇异，头顶的一绺头发直直的竖起，与其它头发迥异，而且也是红光照耀，经久不散。
再来看康熙帝，“（孝康章皇后）年十五，诞上于景仁宫，乃顺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十八日巳时也。先是孝康章皇后诣慈宁宫问安，将出，衣裾若有龙绕，太皇太后见而异之，问知有娠，顾谓近侍曰：“朕曩孕皇帝时，左右尝见朕裾褶间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果诞生圣子，统一寰区，今妃亦有此祥征，异日生子必膺大福。”……“至上诞降之辰，合宫异香，经时不散，又五色光气充溢庭酰与日并耀。是时宫人以及内侍无不见者，咸称g瑞云。上天表g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
康熙帝之诞生祥瑞与顺治帝大同小异，其母亲在怀孕时皆有龙在身边盘旋，康熙诞生以后也是香气满室，经久不散，光气也变成了五种颜色，可堪与太阳相比，而且更是宫中人都见到的实情。
至雍正皇帝诞生时的祥瑞则又更进一步，“母圣仁皇后乌雅氏……尝梦月入怀，华彩四照，已而诞上，时康潦七年戊午十月三十日寅时也。诞生之夕，祥光煜~，经久弗散，阖宫称异，上天表g伟，隆颀身，双耳丰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举止端凝。”见此材料可知，据说雍正帝是月亮转世投胎，光气等等也一如顺治、康熙两位皇帝。
二、皇帝诞生祥瑞与其历史地位相对应
世祖顺治帝虽冲龄践祚，且前期尚有摄政王多尔衮把持朝政，但对于清王朝来说有定鼎之功，后世对其评价也是相当不错的：
“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
这里把顺治帝与禹、汤等古代圣王相提并论，可谓是评价甚高，也为后来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的基业，故此顺治帝的诞生祥瑞等级在清代皇帝中是最高的，后继之君无出其右。
其继承者康熙皇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显赫的名声，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康熙帝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为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重大局面。历史上对于康熙帝的评价是：
“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于戏，何其盛欤！”
康熙帝虽然是继顺治帝以后的守成之君，但实际上却是如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的历史功绩足够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相媲美。而他又颇具仁慈之心，这又与儒家的治国理念相契合，故此康熙被尊为“圣祖仁皇帝”。“（康熙帝）至孝性成，继志述事，仰承太祖太宗肇造鸿基，以守兼创；追念世祖章皇帝耿光大烈，孺慕终身。”“祖有功而宗有德”，康熙皇帝以并非开国之君的地位，得到了后世“圣祖”的庙号，这也是对于康熙帝功绩的高度评价。以至于清代灭亡以后的民国时期，清史稿的作者还发出了“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于戏，何其盛欤！”的感叹。故此康熙皇帝诞生时候的祥瑞与其父顺治帝诞生的祥瑞可以说几乎是如出一辙，包括长相容貌的描写也与顺治帝非常相似。
康熙的继承者雍正皇帝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但他因为过于严厉苛刻故此不被人所喜，在加之在位时间不长，故此对他的评价都低于其祖父顺治、父亲康熙以及儿子乾隆。
“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清史稿》中对雍正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赞许也仅仅是“可谓知政要矣”，又把他比作了汉代的汉景帝，这与尧、舜、汤、武比起来，实在相差甚远。再加之雍正帝是实实在在的守成之君，故此对他的评价也不会超过顺治、康熙两位皇帝，他出生时祥瑞的等级也明显要低于顺、康二位皇帝，没有了飞龙盘旋的记载，只有其母梦见月亮入怀以及光气经久弗散的记载。故此综其所述，笔者得出了皇帝诞生祥瑞的“出现”与其历史地位相对应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春秋经传集解序》。
[2]《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
[3]《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
[4]《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
[5]《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五。
清十二帝篇10
近年来古代帝王玉玺市场逐渐红火，相比较其他古代玉器艺术品，这些昔日的国之重器以其高贵的身份，成为诸多高端藏家们的心头爱。其中，乾隆玉玺在拍卖市场上出现次数尤多，且每次出现都会创造一个新的纪录。
2011年12月，北京保利秋拍古董珍玩夜场，清乾隆六十年（1795）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以1.61亿元成交，刷新御制玉玺和白玉拍卖世界纪录，这枚圆玺自2007年以4625万港元成交价首次亮相拍卖市场来，4年中身价翻了4倍多。
在很多人眼中，皇帝御玺可能是国家社稷的象征，但这枚白玉圆玺却带有鲜明的乾隆个人色彩。
乾隆帝让“传国玉玺”回归理性
前228年，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将那块著名的和氏璧雕琢为龙鱼凤鸟钮玉玺，上刻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因为年代久远，关于此玺的形态也有不同记载，有说是用陕西蓝田白玉雕琢而成的螭虎钮。这是关于“传国玉玺”的最早记载。
嬴政期望流传千秋万代的大秦基业才到二世就亡了，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汉高祖。这时开始，玉玺的交接正式代表了一个国家政权的变更。这枚玉玺在汉朝诸帝间世代相传。两百多年后，王莽篡汉，逼迫其姑母即皇太后交出传国玺。太后愤怒中用力将玉玺掷到殿阶上，崩坏了玺的一角。王莽为了不影响美观，便用黄金将损坏的部分镶补上，此后，传国玺的外貌不再完美。
王莽被杀后，玉玺辗转于那些战争中的胜利者手中，自东汉的光武帝始，成为东汉历代皇帝案上之物。至汉献帝时，军阀混战，负责掌玺的官员为了避祸竟然将传国玺投到宫井中，玉玺自此失踪。
《三国志》中记载，孙坚（孙权之父）进军洛阳时，在宫中的一口井中捞出了这枚传国玺。袁术以孙坚夫人作为人质，得到这枚传国玺，还没得意多久就成了群雄的众矢之的，各路军阀争来抢去，谁都不愿放弃，最后来个折中的办法――还给汉献帝。
司马炎称帝后，传国玉玺归了晋朝，之后，玉玺随中原政权更替不断变换主人，直到隋亡，被萧太后携带遁入突厥，传国玺再次消失在茫茫历史中。
唐贞观年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将传国玺一并带回，太宗龙颜大悦。直到后唐灭亡，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历史上关于传国玺的确凿记载就此完结。
而让传国玉玺真正回归本质的人，是艺术鉴赏家乾隆。乾隆皇帝不仅考证出当时进献的传国玺为赝品，更发表过一番宏论，认为所谓的秦玺只是一件供人把玩的艺术品而已，无论真伪都无法与当朝的印鉴相提并论。作为人君最重要的是有“德”而非储宝。只有“德”越重，传国玺才会显得越贵重。只有将国家治理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依附，国之印鉴才会有价值和威望。这是封建帝王对待传国玉玺的一次理性回归。
风华绝代乾隆二十五宝
清军入关以前，皇太极的印玺是用满文镌刻，也兼用古篆。定鼎北京之后，清帝印玺也根据古制镌刻，使用满汉双文篆书样，左满文，右汉文。材料有玉、黄金、田黄石、还有檀。其中，玉玺的材料又分为白玉、青玉、翡翠；印纽的龙纹有两条缠绕相交的龙、有盘曲回旋的龙、还有状似蹲着的龙。根据不同的需要，印玺的大小从六寸见方到二寸一分不等。
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前，清朝已陆续制作了29方御宝。乾隆时玉玺数量已增至39方，但皇帝发现这与康熙朝记载的数目和存放地点均不相符，而且竟有把无印文的御宝形玉料也当成御宝，把假的秦传国玺奉为至尊的混乱情况，便决定重新审定。
乾隆十一年（1746），皇帝钦定了二十五玺藏于交泰殿，史称乾隆二十五宝，玉玺陈列依律排定“座次”。二十五宝印文主要用“宝”，唯有“钦文之玺”用“玺”字，材质主要用玉，仅“大清嗣天子宝”用金，“皇帝之宝”用檀香木。
这二十五宝印文和用途各自不同，如“皇帝之宝”用于遇到喜事或丧事，赦免罪犯或减刑的诏书；“天子之宝”用于祭祀诸神；“皇帝尊亲之宝”用于褒封赞美的称号；“皇帝信宝”用于征调兵马等等。
尽管乾隆帝在厘定二十五宝时明确规定了其各自的用处，但实际上，清代御宝大部分都是藏而不用的。从现存清代御宝印迹统计，只有檀香木“皇帝之宝”、玉质“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和“皇帝尊亲之宝”经常钤用。其中用得最多的则是檀香木“皇帝之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之宝”才是最能体现皇帝权威的国之重器。
乾隆将二十五宝全部收贮交泰殿，没有再移动过。交泰殿位于内廷，是外官难涉之地，而清代诸帝严禁内监与外官交结，御宝处于严密监视之中。钤印使用时，由太监将御宝捧至乾清门，由内阁学士与内务府总管大臣共同监视钤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规定，除钦奉特旨随时钤印御宝外，其余则半月汇总用宝一次。
乾隆皇帝把宝玺的数量定为25方，取意《周易》“天数二十有五”，希望社稷江山能够传到25代而不像秦始皇奢望传之千万世。然而，清朝在乾隆皇帝之后只延续了6代而已。这“二十五宝”如今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中。
乾隆宝玺颇具记事功能
乾隆宝玺很多，数字在历代帝王中无人能及。除了上述的二十五“公章”之外，还有许多自用“私章”。有一种说法是，乾隆一生共刻制约1800余枚宝玺，是爷爷康熙的15倍，父亲雍正的11倍。
在质地上，这些乾隆宝玺多种多样，包括中国制印的传统材料铜、玉、石、水晶、玛瑙、象牙、文竹、蜜蜡、澄泥等，但还是以常用的印章石和玉石占绝大多数。其中玉质宝玺的制作比例明显较多，品种包括碧玉、青白玉、青玉、墨玉、汉玉等。
这些宝玺的印文丰富多彩，包括儒家经典、诗词名句、乾隆御制诗等，记事纪盛功能非常明显。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郭福祥说，乾隆时期每遇到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以示纪念。如果把它们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起来，乾隆一朝的国事家事便可一目了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构成宝玺背后文化意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乾隆抄录诗作要用玺点缀；七十大寿刻“古希天子”及与之配套使用的“犹日孜孜”；八十岁刻“八（音同‘征’）耄念之宝”及与之相配的“自强不息”；为纪念其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特镌“十全老人之宝”等。这些宝玺择取含有“福”、“寿”字样的诗文，用寿山石、青田石、铜分别制成，总量达660方。乾隆时期曾编纂过一本实物钤印而成的《乾隆宝薮》（现藏于北京故宫），将自己的宝玺著录其中。
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如“古希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都多达几十枚。乾隆皇帝酷爱收藏，他将自己最喜爱的收藏著录在《石渠宝笈》中，凡收入其中的，都会盖上“乾隆御览之宝”和“石渠宝笈”两个玺印，还要盖一个“殿名玺”，表明这个作品收藏在什么地方，是乾清宫、养心殿，还是御书房等地。
《石渠宝笈》中所藏作品又可大致分为上下两等。上等作品在已有上述3个玺印的基础上还要再加3个：即“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有时还会出现增减玺印的情况。
晚清时，这些玉玺很多从宫内流出，加上清末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北京抢掠，乾隆所制的玉玺如今已是散落四方，大多无从寻觅。目前流失到世界各地的乾隆宝玺大概有二三百枚。
唯一的圆形“太上皇帝”宝玺
乾隆六十年（1795），85岁的乾隆皇帝遵守不超越祖父康熙在位时间的承诺，正式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自己退位当太上皇，保利此次秋拍中亮相的这枚“太上皇帝”圆玺正是制作于这一年。第二年嘉庆帝登基，据说登基前，老皇帝抱着象征至高皇权的“皇帝之宝”御玺，迟迟不舍得交出。嘉庆二年（1797），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还在一方玉玺上面赫然写着“归政仍训政”。
乾隆宣布自己归政后，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了“太上皇帝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这枚“太上皇帝”宝玺是这20多方中唯一一个圆形玉玺。
“太上皇帝”圆玺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干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以拨划法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玉质温润细腻，顶部纽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形态自然。其顶部所刻的双龙捧干卦图案，乾隆时期不但将其刻成宝玺钤用，而且在同时期其它各类宫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为乾隆帝的重要标志图案。
“太上皇帝”四字有意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乾隆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这方“太上皇帝”圆玺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此玺往往与“古希天子”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郭福祥认为，二玺制造之初似为一对。
“太上皇帝”圆玺制作于乾隆退位当年，此玺的纹饰和文字对其主人而言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圆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实反映。该诗作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新正完成授受大典，乾隆帝成为太上皇帝刚刚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初八日。
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意思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张载著名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
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之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等繁文缛节，只是“命镌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该诗被多次移刻在不同的“太上皇帝”宝玺之上。
其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乾隆仍然是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所写下的太上皇悠然生活是说到做不到罢了。
这方宝玺在《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常钤用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韩《五牛图》卷、晋代王献之《中秋帖》，博物院藏明代唐寅《品茶图》轴等。
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
八国联军时被抢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从当时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乾隆御玺的情况：“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玉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御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这位年轻的将军毫不客气地拿走了数枚御玺。“太上皇帝”的圆玺被当时年仅28岁的法国将军德•耶赛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