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篇1
1、“社会关系”指除本人家庭成员以外的旁系亲属关系。
2、即除共同父母、配偶和子女以外的主要社会关系，包括岳父母、分居的兄弟姐妹等。
3、和本人关系密切及受其影响较大的亲友、老师、同学等，会要求填写“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按表格顺序填写即可。
（来源：文章屋网）
社会关系篇2
关键词：社会资本和谐社会促进关系
目前，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普遍认同普特兰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我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无形资本，它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个人和一定组织的共赢为目标，以社会信任为核心，通过社会成员自由地长期地横向交往与合作而形成的有利于增进个人或组织收益的一系列互惠规范或公民参与网络。由于社会资本对社会成员来说具有普利的优越性，与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我把它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比较性研究，以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比较研究，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发现社会资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与政府组成两只手，一起推动社会走向和谐，所以，有关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
社会资本与其他实物资本不同，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存在方式：一是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具有独立性。社会资本与其他形态的资本不同，是一种无形资本；二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社会资本一旦产生，就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是它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最大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三是社会资本分布具有非均衡性，社会资本对每一个人来说，拥有量并非是相同的，具有非均衡性；四是社会资本增值具有特殊性。社会资本更重要的特征是它是一种增殖资本，是一种包括经济效益在内的社会效益或社会资源的增值，如财富、地位、名誉等，不会因使用而减少，反而因不使用而消亡。
（二）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和谐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社会资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及共同长远的前途，社会资本的积聚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使人和社会得到协调发展，自然得到尊重的社会。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p28）。和谐社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社会关系和谐。
二、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
（一）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贫穷是诱发社会不和谐甚至冲突的最根本、最普遍的原因。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减轻贫困，是医治许多社会疾病和消除社会裂痕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措施。在生产过程中，以信任为核心互惠合作，不仅能够很好地整合各种人力资源，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合力，最大限度地节约生产成本，获得最大的产出，生产出大量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两极分化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还不健全引起的。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进行改革，调整收入的合理分配。改革本质上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的利益会增加，有的人的利益会减少，因此，我们的改革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是，如果我们以信任为核心地互惠合作，改革就能顺利进行，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的形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3]（p15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使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使全体人民“各得其所”，这样人们才能“各尽其能”，才能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之上的，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它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以信任为核心，以互惠规范促进人们的合作，它因教育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各种因素，让人们自愿成为合作者，从而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使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实现社会和谐。
（三）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尊重自然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成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是促进人和谐社会的物质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既关系人类，又关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及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过去、现在、将来的连续性，时间与空间的协调。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不断地破坏自然，人与自然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并且呈不断恶化的趋势。如能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物种灭绝等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威胁人与自然的和谐，严重制约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不是政府和少数人能应付得了的，必须通过绝大多数的人甚至所有人的亲密合作才能解决。因此，社会资本面对此问题能较其他方式得到更好的解决。
三、和谐社会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加和均衡分布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加。
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对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是一个核心的要素。经验和理论表明，一个社会资本存量较大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集体行动的理性程度会比较高，反之则反是[4]。由社会资本促成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一旦形成，和谐社会就会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社会资本来源于人们完善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从社会来看，人们及时还债，为慈善事业捐款及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他们觉得有义务这样做。使得这些行为成为可能的内在化规则可以把他人用作一种资源。在这方面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是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他们可以不用害怕赖账而增加贷款，从私人援助中获得利益或者放心地让自己的孩子到街上玩。另外，在某些局部范围内，如在某一个社区，人们之间相互关心和帮助，我为你照看孩子是为了我在繁忙的时候你帮我照看孩子。这样的社会资本就来源于人们的工具性动机，它具有封闭性，社区以外的人不能享受这种社会资本。但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破了社会资本的封闭限制，使人们的工具性动机变成完善性动机。这样就实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爱推及所有的人，从而实现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使社会资本得到较均衡分布。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物质生活非常富裕，城乡差别较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人对资源的控制就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是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在人们素质普遍提高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你可能在某个方面比别人有优势，但别人在其他方面比你有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使资源得到较均衡的分布。
总之，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社会的矛盾冲突，促进社会的更加和谐[5]；有利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形成。相反，和谐社会能促进社会资本较为均衡的分布，增加社会资本存量，它们之间是良性的促进关系。
参考文献：
[1]任典云.试论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J].东岳论丛，2006（5）.
[2]杨青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7.
[3]李岩主.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
社会关系篇3
关键词：双重关系；效益主义；义务论；社工伦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073-03
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专业伦理两难问题非常复杂，内容有所不同：针对服务对象、工作方法、政府政策、机构价值等，其中包括针对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即专专业关系中的双重关系，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不仅要扮演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还要处理好个人角色，因此，如何处理与服务对象关系显得尤为突出。
专业关系中的双重关系主要是指：“专业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与当事人可能会有不止一种关系，由于居住和工作的小区的性质，社会工作者与当事人除了专业关系，还可能会有一些社会上的、生意上的、经济上的、宗教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角色关系。”[1]
案例：
某位男社工员已咨商一位女性案主数周了，他告诉她从现在开始在每次咨商时，他们必须对彼此表现出热情（或温暖）且有感情的欢迎行为，因为这位案主的问题之一就是“无法与人亲近”，而他认为这样做有帮助，所以他们应该开始执行这个议题。
一、伦理困境以及案例分析
伦理困境主要是针对社会工作者，面临与案主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1）社工与服务对象的性别不同；（2）服务对象的问题之一是“无法与人亲近”，问题敏感度高；（3）处理该案例时所用方法可能有违社工伦理手册的相关内容（即肢体接触）；（4）社工处理该案例时，可能面临被怀疑是性骚扰或犯等问题。（5）社工认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也是应该先做的是案主自决，征求案主对这样的服务技巧的态度。
二、理论视角
（一）义务论
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分为行为义务论和规则义务论。前者将个人看作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处的情境也具有自己的特点，相信人们可以通过人的良心和直觉来判断行为的对错。而后者则认为无论事情最终结果如何它本身都有对错之分。与效益主义不同，它强调个人行为是否符合这些对的道德准则的“特性”、“原则”。谈及个人良心和直觉来判断行为的对错，在五级伦理思考模式中提到：“专业人员做伦理决策时，完全根据个人良心的原则及个人的伦理意识，而不考虑社会、专业的价值或伦理，或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2]
义务论强调行动的动机，即动机―行动―结果（如图1）。而最高动机则在于当事人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换言之，如果当事人认为这样的动机是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帮助，那么这样的行为就可以接受[3]。
■
（二）效益主义
效益主义即功利主义，它是以快乐为原则，提倡追求“最大幸福”，换言之，追求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效益最大化。与义务论不同，效益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
效益主义不仅会考虑这个行为的结果对服务对象本身的影响，而且还要考虑如果这样的实务工作情形普遍发生，对专业的价值伦理有怎样的影响，即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影响有多大。
效益主义被分为行为的效益主义和规则的效益主义。前者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能产生好的结果时，它就是对的。后者则认为当遵守一系列行为规则，能使一个行动产生最好的结果时，它就是对的。前者重视个人的行动判断，后者则更加宏观，重视某些行动规则，尤其是它们给个人行动带来的后果[3]。
（三）社工伦理守则
1.专业关系
《全国（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伦理守则》表明：“社会工作者不应该同当事人或前当事人保持双重或多重关系，以免有可能对当时人造成剥削或潜在的伤害。一旦避免不了双重或多重关系，社会工作者应该采取步骤，保护当事人，并有责任设定清楚的、恰当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界限。”（《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1999，1.06c）。与此同时，对督导以及被咨询的社工也有明确规定：“提供督导和咨询的社会工作者有责任设立清晰、恰当和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工作界限”（《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1999，3.01b）。这些标准明确指出了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双重角色关系，使社会工作者在采取行动之前依据必要步骤进行提前设定界限，或者说尽量避免这类关系的出现[4]。
2.肢体接触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中关于肢体接触（physicalContact）有明确规定：“如果肢体接触（例如：轻抱怀里或抚爱案主）的结果有可能对案主产生心理上的伤害，社会工作者不应与案主有肢体的接触。社会工作者在与案主有适当的肢体接触时，有责任设定一个清楚的、适当的，和具文化敏感度的界限，以约束类似的肢体接触”。（《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1996，1.10）由此可以看出，伦理守则中允许社会工作者与案主有一定的肢体接触，但是需要事先划定界限。
3.目标考虑
《中华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中针对社会工作者工作动机和目标明确提到：“应以案主之最佳利益为优先考虑。说明：（1）阐明社会工作者的基本信念，应以协助案主达到最佳福利状态为目标。（2）社会工作者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一个人均有动机与权力去追求更满意的生活。”（《中华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1998）因此，社会工作者在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何能够使案主的利益最大化。
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伦理决策模式与步骤中，徐震、李明政也提到五级伦理思考模式，其中一个阶段是：“个人导向――专业人员的伦理决策的焦点是案主的权益，以避免侵犯案主的权益为优先考虑；做伦理决策时，不仅考虑社会的规范、法律，同时更考虑案主的需求。”[2]
由此可知，案主的权益是社会工作者伦理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因根据不同情境做出判断。
4.案主自决
《中华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中提到：“应尊重并培养案主自我定的能力，以维护案利。说明：（1）阐明社会工作者的基本信念，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价值与选择。（2）社会工作者相信每一个人均有自，应使每一个人有最大的机会去决定其生活方向。”（《中华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1998）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中关于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指出：“社会工作者尊重且促进案主的自我决定权，并协助案主尽力认定和澄清他们的目标。在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判断下，当案主的行动或潜在行为具有严重的、可预见的和立即的危机会伤害自己或他人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限制案主的自我决定权。”（《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1996，1.02）
案主自决是相信案主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事情，社会工作者帮助案主分析利弊，并不为他做出决定。但是，一旦关系到生命等重大事件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限制案主的自我决定权。
三、具体分析
（一）行为义务论视角
在行为义务论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如果社工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案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即使男社工希望选择的拥抱或热情的方式都可以被认为是允许的，因为行为义务论允许社工依据良心和直觉进行判断。正因为案例中的案主面临的是“无法与人亲近”的问题，其实质是沟通交流的问题，沟通的前提之一就是需要双方彼此都要热情真诚，而沟通交流的方式也有很多种，热情拥抱或者欢迎行为就属于其中之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沟通方式有些差异，在社工与案主都能够接受的文化背景下，如果这种行为有助于案主解决问题，也是允许的。然而，这种视角下，行为动机或者说其本身的良心都是基于专业关系，因为是想帮助案主解决问题，其动机是比较单纯的，因此专业关系方面会比较单一，主要就是与案主的工作关系。
（二）行为效益主义视角
行为效益主义认为，在保证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产生好的结果时，它就是对的。案例中，男社工的热情欢迎行为如果能够解决案主所面临的“无法与人亲近”的问题，并且不会产生其他问题，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被允许的，或者说是正确的。但行为效益主义视角下，存在以下问题：（1）如果这种好的结果只是针对案主个人，而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时，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换言之，行为效益主义的目标是“最大幸福”，保证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需要大家都好才可以。（2）对“好”的判断标准因人而异，这是一个主观判断的内容，很难有一个统一确定的答案。就专业关系中的双重关系而言，这种视角也会比较偏重工作关系，但是考虑角度不同，当专业关系中的集体与个人出现矛盾时，更多的是倾向于集体利益，而非个人福祉。
（三）社工伦理守则
双重角色关系是否一定会干扰专业关系，或者一定会与之有冲突？答案并不一定是肯定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很多角色，这些角色可能是同时发生，也可能是依次发生。在处理专业关系的时候，重点在于要将专业关系和其他关系区分开来[1]。在这个案例中，虽然可能会存在有感情的拥抱或欢迎行为，但不能认为一个拥抱或者一个动作就会导致性接触或者与案主产生其他角色的关系，这样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此外，社工在处理个案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当事人的性格、处境、性别、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不是法律或者规范中所要求的内容，社工是做“人”的工作，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以案主的福祉为第一考虑内容。
社工采用的所有方法和技巧都必须是建立在帮助服务对象达到最佳结果的基础之上的，不可以有其他的意图或者目的。虽然在社工伦理守则中明确说明，特殊情况下的肢体接触是被允许的，但是需要事先征得案主的同意，即案主自决，由案主决定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欢迎仪式。如果案主接受，在保证界限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这样的技巧。反之，如果案主不同意，社工也不能一意孤行，要尊重案主的意见，调整介入方法和技巧。
（四）社会工作伦理的执行
社工若采用非传统的介入方法，正如austin曾提到的：“如果你正在使用一些尚未被普遍采用的技巧，你将会需要在你所属领域中，来自其他专业者所接受或支持的理论基础。当你使用所谓的非传统方法来进行处理时，向同事们咨询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这主要是因为向同事们咨询，较容易找出自己可能会有的偏差。一些可能会被界定为所谓非传统的治疗技巧，包括有：要求案主脱去衣服；击打案主；或给予一些难以达成的任务。”这些已经被证实会对服务对象造成伤害。然而，在naSw伦理守则中，针对这些意见也做出了响应：“在一般认知标准尚未存在的实务工作新兴领域中，社会工作者应谨慎地判断，并采取必要之步骤（包括：适当的教育、研究、训练、咨询和督导），以确保其工作能力并保证案主免受伤害”[5]。因此，该案例中男社工在采取该技巧之前，已经完成教育、研究、训练、咨询和督导等必要步骤，则可以采取相应的技巧，但是应该注意界限，谨慎处理。
（五）伦理决策的步骤
作为社会工作者，首先面临的是社会价值的不断演进，男社工必须对案主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清楚的认知，尤其是生活文化背景等，了解他想采取的技巧是否是案主能够接受的，避免对案主可能造成的伤害；其次，社工必须澄清自己的价值观，自己如何看待有感情的欢迎行为，自己必须清楚采取这种措施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再次，将自己的想法与考虑告知案主，案主是否接受这样的欢迎仪式等。只有当案主完全参与决策的时候，价值伦理问题才会减少到最小，通过这样的方式澄清社工与案主的专业关系，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产生；然后，社工要厘清自己的价值偏差，与机构同工、督导共同讨论分析，从而将伦理决策的个人因素减到最低；紧接着，经过考虑后，选择最适当的实务技巧、知识与能力来实施伦理决策后的行动，确保服务的顺利进行；最后，要进行反思和检讨，通过研究、咨询、督导等方式进行反思，了解自己的价值偏好，从而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2]。
四、讨论
从理论视角分析，我更倾向于运用行为义务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原因如下：一是行为义务论认为只要是能够帮助到案主的方法即可，它与《中华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中“要以案主的最佳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原则相符；二是行为义务论只针对个体本身，而行为效益主义需要考虑大部分人的福祉和利益；三是行为义务论更强调行动的动机和目的，真正能够从案主本身出发，做到“以人为本”；四是专业关系的双重角色，每个人的多重角色关系往往是在无意识中产生，但划分界限后，只要将专业关系与其他关系区分开，明白专业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动机不同，找准真正的动机即可。
总而言之，在这个案例中，我赞同社工针对案主的问题采取热情或有感情的欢迎行为，但前提必须是经过研究、训练、咨询和督导等一系列必要步骤之后进行的，与此同时，在采取这样的技巧之前，应该与案主进行沟通，经过案主同意后，方可使用。在服务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度”，时刻分清楚专业关系和其他关系的界限，这表示自己要十分清楚所采用的方法目的是什么，更要让案主明白，不会产生误会或者歧义，防止移情或其他现象或关系的产生，如果发现有些偏离，需立即采取措施阻止或终止服务等。
如何分辨专业关系与其他关系的最重要的考虑方法是动机，动机不同，即使同样的行动，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这个案例中，如果用Briscoe及thoams的三种导向模式来分析，我个人更倾向于运用个案需求导向的方式，即社会工作者对其角色的认知，受其服务对象的需求与发展目标所影响。
参考文献：
[1][美]拉尔夫・多戈夫，弗兰克・m.洛温伯格，唐纳・哈林顿.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第7版[m].隋玉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0-132，142-146.
[2]徐震，李明政.社会工作伦理[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3]mackinnon&Barbara.Kant’smoraltheory，3nded.Beijing：pekingUniversitypress，2003.
社会关系篇4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之界定
(一)经济法之界定
关于经济法的定义之争，目前学界已经达成了较为统一之认识，即将经济法看做调整在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本质即是国家干涉经济之法，是政府经济行为之法，是国家干涉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
但是关于经济法的体系构成的这一命题，学者之间却有不同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二分法，即主张经济法是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组成的;三分法，即主张经济法是由市场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组成;四分法，即主张经济法是由市场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和社会保障法组成的。可以看到即使关于经济法的体系构成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是每种观点中必然包括的有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也就是说，这两部分是经济法的核心构成部分，所以本文将以二分法为主探讨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二)社会法之界定
关于“社会法”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比较通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四类，分别是：一种法学思潮;社会团体制定的“行为规范”;相对于公法和私法的“第三法域”;独立的法律部门。
以上四种定义都有其理论价值，但是它们对于社会法的定位却相差甚远，因此我们有必要选择一种相对受到认可的社会法的概念，这样才能对经济法与社会法进行比较研究。对此李昌麒教授也说道：“通过大家的共同探讨，应当可以寻求到一个被大家相对认可的社会法的定位，否则‘社会法’这一概念在法学中就没有意义。”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社会法定义为：为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的法律现象。是在法律社会化运动中产生的具有公私法交融特点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并从狭义的角度，假定社会法与经济法是并行的部门法。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义务教育法、公共卫生法等。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联系
(一)二者都强调国家干预
比较分析一下经济法和社会法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经济法与社会法都产生于19世纪以及20世纪，而这一时期正是发生重大社会变迁的时段，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兴起，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也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并且之前一度盛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完全市场经济自由，已经产生了诸多积弊，如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这种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模式已经不符合时展的要求。
这一时期，因为激烈的竞争、高度的垄断，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从而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制度无法有序运转以及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亟需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新制度对市场秩序进行重整、对市场资源进行优化分配，但是无论是现有的民商法还是道德、习惯对此都无能为力。因此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改变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转变其对市场经济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必须对市场经济加以干预。
相应地，在社会领域，无法否认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资本家越发疯狂地剥削底层劳动人民，这些困苦的劳动人民不能获得与劳动相等价的报酬。因而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不断加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与经济领域日益加深的矛盾造成的后果一致，现有的社会秩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政府因此也要转变其职能，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并且需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法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是在市场及政府无法有效运转时，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时代赋予它们的使命就是强调国家干预，以调整强调市场自由背景下混乱的经济及市场秩序。
(二)二者都是社会本位法
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是一组对应的名词，也就是说它更加趋向于追求社会整体利益，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个的个体利益，它更加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发展，它更加追求社会范围内效率的提升，以促进社会的更好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与集体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对于保障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有积极意义。
经济法就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人本位行不通时产生的，它是适应时展产生的，因此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化的时代需要。它的价值主要在于保障国民经济良好运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促进经济领域的公平、正义及效率。与个人本位不同，它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处理国家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并不局限于某一阶层的利益，它能真正地考虑到社会整体利益，因此我们说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
而社会法顾名思义是为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的法律现象，通俗地讲社会法更加关注的是民生问题、社会秩序问题。与之对应的，社会法的一个核心就是社会保障，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它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可见其也是社会本位法。
(三)二者功能有相通之处
法律虽然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但是法律也是根据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是适应时代变化需要而产生的，相应地，它们的产生也必然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因此，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有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变革的作用。
学界有人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社会法与经济法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功能相通之处。具体而言就是说，社会法具有保障社会稳定的功效，而经济法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功效，二者一个着眼于社会静态运行，一个着眼于社会动态运行，二者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社会良好运行。
经济法以国家干预的手段介入经济领域，从而防止市场经济高度自由所固有的弊端。社会法则旨在调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只有社会法而没有经济法，必将导致垄断盛行，经济秩序混乱，从而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致使整个社会面临危机;同样如果只有经济法没有社会法，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的调和及解决，那么也必将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三、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十分复杂，甚至在广义的社会法中，包括经济法，但是这并不表示二者只有共同点而没有区别，笔者认为对经济法与社会法进行划分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细化二者研究领域，从而使得立法、司法实践对于经济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能够得到有区别的、有偏重的、系统的处理。具体而言，二者的区别如下：
(一)二者存在着经济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它调整的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在国家干预国民经济运行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经济性，主要表现在：1.调整对象的经济性。这是指经济法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领域，并直接作用于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关系。2.法益目标的经济性。这是指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主要侧重于保障经济领域的公平、效率与秩序。3.运行机制的经济性。经济法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的法律，所以经济法的运行是为了使市场经济有序运行，这也体现了经济法运行机制的经济性。4.效果评价的经济性。经济法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需要看其运行后发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其效果评价的经济性。
社会法是为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的法律现象，社会性是其重要特征。其社会性主要表现在：1.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社会法是为了调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秩序稳定，是为一国的社会政策服务的。2.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这与经济法的所发挥的经济效益相对应，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与经济法所指向的经济效益并不相同。
(二)二者调整对象不同
虽然经济法与社会法有诸多相通之处，甚至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是相同的，即都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自由而引起社会混乱的大背景之下，但是，经济法与社会法调整对象也有很大区别。社会法调整的是社会分配领域和劳资关系领域的关系，它侧重于调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群的基本生活权利保障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则是特定的经济关系，不是所有的经济关系，更不是其他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三)二者宗旨不同
经济法的宗旨是保障市场经济良好运行，避免由于市场失灵，而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故障，推进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维护国民经济安全和社会有序发展，从而协调并保障经济法主体的利益。而社会法，从其调整对象来看，其宗旨在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利，缓和社会矛盾，以维护社会基本正义和秩序。经济法的宗旨更侧重于经济领域，而社会法的宗旨则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设定的。
(四)二者在国家干预手段上有差别
无论是经济法还是社会法都以国际干预为其重要特征，但二者在国家干预的手段上却存在差别。社会法所涉及的国家干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以协商、监督、设立保障弱势群体的团体性组织等为主要手段;而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手段则具有多样性。经济法在国家干预手段上有规制手段和调控手段之分，这两种手段都十分繁复，并且手段的组合结构还会因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关系篇5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一直是莘莘学子奋发图强、求学上进的动力和座右铭。恢复高考30年来，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的栋梁之材。其中不乏出身普通百姓之家的子女，包括农家子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平民教育的发展普及，接受高等教育对改善一个人的处境和社会地位的作用不像起初那样显著了。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带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显现，在寻找工作时“关系”变得重要起来。因而，有人对知识改变命运产生了怀疑，认为现在走关系决定一切，关系、机遇、背景决定一切，看不到“关系”的作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即使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家庭背景等社会关系因素对人们获得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影响，更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具有重人情关系传统的国家。但是，把“关系”置于首位，则是本末倒置。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或掌握一技之长的人，哪怕再有“关系”，也不可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就算找到了也胜任不了，最终只能是害了自己又损害了社会。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自致的而不是先赋的，人们通过发挥自己的技能、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接受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统社会则相反，社会地位是先赋的，而且是很难改变的。人们获得某种社会地位，靠的不是个人努力和奋斗，而是由种族、性别、家庭背景等因素决定的，换言之，也就是由“关系”决定的。在现代社会，虽然家庭背景、性别、民族和种族等先赋因素或关系对人们获得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已经不再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个人要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接受教育以及因受教育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素质和能力。
道理很简单，在现代社会，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是自己从事的职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不需要多少知识和技术的低工资、低社会地位的工作岗位在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岗位。但是，从事这些工作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素质和能力。恢复高考以来，成千上万的农家子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了专家教授、工程师、企业家和国家公务员，改变了他们的父辈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没有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社会关系篇6
关键词：民法；市民社会；自由
一、对“民法”概念的思考。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是《民法通则》中对“民法”所下的定义，从开始学习法律，我们便接受这个概念。但是随着学习的逐渐深入，这个“民法”概念也日益引起笔者的思考。“公民”是一个极具公法色彩的概念，公民是宪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该国的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从其性质上看，公民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公民的自然属性指公民首先是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和存在的生命体。其法律属性是指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以一个国家成员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可见，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仅限定于本国的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也有可能受民法的调整，而且自然人的范畴也远远大于公民。因此，在民法概念中使用具有公法色彩的“公民”这一概念略有不妥。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在其概念中借用公法中的词语也是不恰当的。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有学者将“民法”定义为：是以规范自由人之间人身与财产关系而成为使命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这里，我们对自由人的理解不能单单局限在“人”，这里的自由人有可能是自然人，也有可能是法人，还有可能是其他组织甚至是国家。自由人的重点在于自由，是指具有自由身份之“人”，是着重强调人所具有的自由之身份。在古罗马，能够享有在法定限度内按照意愿处置自己的人身和行动的自由权并不属于所有“人”；拥有这种自由权的人叫做“自由人”，完全丧失者是“奴隶”。在自由人中又包括市民，外国人等。市民是拥有自由身份的罗马人。罗马法中对于市民之定义首先要求拥有自由之身份。
自由人得名于自由一词。自由是每个人，除了受物质力量或法律阻却外，可以任意作为的自然能力。这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也是指私法意义上的自由，因而那些受到强力阻碍而无法支配自己的人身和行为的人同样被正确的视为自由人。
二、关于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的英文是civilsociety，其产生是欧洲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剩余，人们相互之间交换，商业逐渐发展，出现了商人。商人在市民社会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商人之间进行商业活动要求一定程度的自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随之渐渐出现了市民社会。从词源上其最早可上溯至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于公元1世纪将其转译成拉丁文societiescivilis，不仅意指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所使用的“市民社会”，其意指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文明社会或政治社会，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市民社会与国家才逐渐分离。
在法律上，由事实上拥有个人自由，文化上同样个人自由保障的人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所形成的人的群体称之为市民社会。组成市民社会这一群体的人首先必须拥有事实上的个人自由，即“在法定限度内按照意愿处置自己的人身和行动的自由权的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连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为的权利都丧失了的话，该社会就不能称之为是市民社会。文化上同样拥有个人自由保障的人，该人其思想上是自由的，并且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自由的表达于外部而不用顾及他人及社会之威胁。
市民社会的本质在于拥有个人自由，不论是事实上的自由还是文化上的自由；不仅包括财产自由，还包括活动自由，思想自由。
民法是市民法，是权利法，是私法。罗马法中“每一民族专为自身治理制定的法律，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叫做市民法”，即调整罗马市民之间的法律，作为罗马市民也必须要求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人身和行动的自由，所以市民法更是调整拥有自由之人格的罗马人的法律。民法是权利法，体现了其权利本位的思想。民法中有大量关于当事人权利的规定。而整个市民社会的运行，都围绕着如何保护市民的权利和利益展开的。
三、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通过罗马法的学习，了解到“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民法与市民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法的主体要求是自由人，作为市民社会的市民必须是事实上拥有个人自由文化上同样拥有个人自由保障的人。民法的核心原则是意思自治，要求当事人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签定合同，强调作为民事主体的人对其自我意思的自治和行为支配的自由。民事主体所作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活动不受非法干涉，不受其他人的支配，同时对自己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法中的各种规范也是为了维护主体自由人在民事制度中的中心地位。
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个人对其自己的生活和关系处理施行的是一种自治和自律，做出自己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活动并排除政治国家的干预。就此一点来看，“自由”将民法于市民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在民法中，人享有法律上的行为自由，其核心是合同自由，包括任意取得和出让经济财产的自由；而且，人就其合法取得的权利相对于其他人受到民法的保护。这都体现了自由深入到民法之中。同时，民法是法律，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市民社会无疑又是处于基础地位。因此，民法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以市民社会为依托。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在市民社会中，一个人的自由受到所有其他人的自由的限制。即依个人意志自由形式权利以不妨害他人为限。完全的自由就是完全的没自由。国家对民事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的民事社会秩序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是有所限制的。
社会关系篇7
作者：陈亮途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湛庐文化策划
定价：45.00元
【悦读推荐】
社会化媒体营销和移动互联网的势头已经是锐不可当的了，而这两者最需要创意与跟顾客、跟大众建立关系、创造利润。本书汇集50多个最新、最具创意、最经典的国外社会化营销案例。这里没有太多的专业理论，没有很多详细的数据，有的更多的是能启发营销人员的案例；这里没有很多国内的案例，因为大家在别的地方可能都已经听过、看过；这里不会批判个别的社会化平台或者是网站，有的只是建议怎样可以利用这些现成的资源，把品牌的创意营销策略做好。
营销的核心定位应该是建立和发展与消费者的良好关系，而不仅仅是售卖产品，从而实现以“产品”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对于陈亮途先生的了解最早还是在新浪微博上，我是他的粉丝，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社会化媒体营销的案例，也常常和自己的学生分享。陈先生最近出了新书《社会化营销》，所以马上在第一时间拜读。
这本书写了些什么呢？在书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他先阐述了对社会化媒体出现导致企业营销规则有所改变的看法；也着重说明了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创意营销对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介绍了社交网络、微博网站、视频分享网站、位置分享服务网站和自设社区网站的发展、成功失败的原因、一些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最重要的成功案例分享。第八章特别介绍了整合营销的重要性，结尾是关于社会化营销会怎样改变媒体生态、营销生态、企业组织架构，以及更多新企业的涌现所带来的无限商机。综观全书，作者对于社会化媒体以及社会化营销的基本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而且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就是汇集了50多个最新、最具创意、最经典的国外社会化营销案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心得作为读后感应和一下陈亮途先生。
社会化媒体的核心在于建构关系
任何新媒体的出现都不是对原有传播手段的简单修正，通常都是颠覆性转变。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讯息”，梅罗维茨也认为，在现代社会，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其中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对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令人瞩目，因为它能更有效地重新组织社会环境和削弱自然环境及物质“场所”间一贯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更愿意将社会化媒体称为一种改变社会的力量。这将导致我们对于社会化媒体的本质认识为：它不仅是一种营销或者公关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商业模式，一种文化体现。
如今，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不再盲目地被商家引导，而是主动、积极地搜集各种有关消息；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广告，而是主动向企业提出实用的反馈。而在科特勒看来，更重要的是，社会化媒体的兴起本身就反映了消费者信任从企业向其他消费者的转移，他称为“水平化的信任体系”。因此作为营销手段，应该更多地体现为关系营销，即将营销的核心定位于建立和发展与消费者的良好关系，而不仅仅是售卖产品，从而实现了以“产品”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营销的更高境界是打造一种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在经济日益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商业模式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作为商业模式，引用摩根斯坦利的观点，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呈现为三个层次，最底层是以产品为中心、其次是以平台为中心，而最高层则是以社区为中心，而社会化媒体的存在正是以社区为表现形式的。知名的互联网鞋类经销商Zappos的thomasKnoll也表示，目前对于社会化媒体，过分地强调了其中的媒体属性，而应该更加关注它的社交性，因为社会化媒体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客户联系和建立关系。
学会沟通而不是止于传播
在社会化媒体中，要适当弱化企业的身份，而代之以某些员工的身份（即相对个人的身份），与这些重要消费者建立关系。也就是，消费者们比较愿意与企业的某些员工交朋友，但不一定愿意直接与企业的官方打交道。东方航空公司的微博账号“东航凌燕”虽然也是官方微博，但与网友交流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空乘服务员，有效地避免了可能给网友们带来的不适感。人们在微博上的身份不是消费者，而是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所以企业在管理微博账户的时候，言行不能太商务化，不能冷冰冰的，要用用户的沟通方式跟用户沟通，做微博营销活动也是一样，过于商业的活动，大多数用户是没兴趣的，除非参加这个活动能给他带来很多价值，那也只是为了参加活动而参加活动而已。
此外，社会化媒体上的对话是一种双向对话。与传统营销不同，社会媒体营销人员需要听取社区群众的声音并与他们对话，这可能是社会媒体营销活动的最大壁垒。要先学会聆听，看看你的用户在谈论什么、关注什么、感兴趣的是什么？你们的竞争对手都是怎么做的，你们行业中做得最好的企业又是如何去做的。学会聆听不仅是要获知消费者提供的信息，而且是要听进去，甚至要了解他们的“弦外之音”，并且有针对性的措施和行动，这样消费者才相信他们的话没有成为你的耳旁风。
无论是与消费者还是自己的员工进行良好的沟通，也许是解决传播与沟通的唯一的钥匙。通过沟通，融入到消费者乃至员工的社区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逐渐学会站在消费者和员工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处理问题。而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跟得上利益者相关前进的步伐。至于如何建立沟通、管理沟通，如何解决上述的难题，并通过良好的沟通达到融入的目标，将是我们今后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
改变组织架构成为必然
做社会化媒体营销的企业无法回避一个现实：每个企业都希望在社会化媒体上能够一呼百应，粉丝数越多越好，但其背后的维护成本极为巨大。所以企业在进行社会化媒体实践之前以及在运行之中，心中应时刻想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匹配性――自己的业务支撑团队是否有足够能力来应对来自市场、来自公众的巨大挑战。
危机公关的四个层级：1、客户不满；2、客户抱怨；3、大家说；4、形成话题。之前我们认为危机公关是由市场部负责，现在我们认为危机公关的核心环节在客服，如今的互联网及社会化媒体加快了2到3的进程，客服是控制这一特点的关键，应该赋予客服一定的权利和职能。更重要的是企业要持续优化你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新浪微博上一个进行企业一线管理的人根据实际经历做出的切身总结，虽然他的角度在危机公关，但也反映出企业维持社会化媒体运营的出路的思考。但只能说讲对了一半，因为这必将是一场全员参与的战斗！
不管社会化媒体的时代是否到来，企业的组织结构都势必会由传统的金字塔集权制改变为分权的横向网络型组织结构。原来承担上下级层次间信息沟通联络的中间环节――中间管理层将日益减少；内部分工和由内部分工带来的控制和反控制、协调与反协调的内耗将被扬弃，从而创造最短的信息流。这种组织结构意味着员工素质大大提高，他们逐步养成独立处理问题的管理能力；也意味着组织的分权趋势，组织成员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直接处理事务。
目前看，以涉及社会化媒体管理链条的相关职能部门派出人员组成新的机构是一些企业的主要做法；而从长远看，原有部门管理架构调整不可避免，建立更为灵活、有效的部门机制成为一种必然，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包括人事管理、绩效评估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连锁调整。
文化认同是迈不过去的“坎儿”
在社会化媒体的王国中，倡导开放、透明、坦诚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并非如此，或者内心并不愿为之改变，相信这条路会充满荆棘。但可能又不得不走，因为这种文化属性也代表了新型组织的一些相关特征：价值观驱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打破组织围墙的跨界合作等等，可以说它代表了未来。
社会化媒体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分享。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透明性对企业形象有很大的打击，但是如果企业想真正地参与到社会化媒体中，就必须打造一个更为开放、透明、共享的组织结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组织的文化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能得到公众和员工的认可和评论，这是企业成长中很关键的一环，也是考验一个组织信息是否对称的标尺。
文化虽然无形，也并非最为直观的影响因素，但对于企业进行社会化媒体的实践绝对是个关键。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参与到社会化媒体的应用实践中。这包含两个方面的认识：提醒企业不要盲目介入社会化媒体，需要事先反思自身的企业文化；必须认识到社会化媒体是大势所趋，企业必须建构符合其要求的内部文化，即使需遭受巨大的变革阵痛也在所不惜。
【点评人】
社会关系篇8
这部由沈严、刘海波执导，陈建斌主演当代都市生活大剧，以一个体制内还算成功的中年男性马国梁，生活突然间意外辞职、离婚而开始，对“领导关系”“利益关系”“合伙关系”“男女关系”“家庭关系”这五种对人生产生最重大影响的关系进行深刻细致的描写及刻画，颇富“中国特色”的剧情，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桥段，让观众纷纷依据剧情揭开的中国社会现实一角而代入了自己的现实情感，对“中国式关系”展开更深层面的多面热议。
体制内外vs中年危机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史，《红楼梦》的那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其中真意。何为“中国式关系”？没人说得清，但这种所谓的“关系”早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做人、办事都要以这个“规则”为准，不然就有吃亏、失败的风险。电视剧《中国式关系》中由陈建斌饰演的马国梁，就遭遇了既典型又特别的“中国式关系”。
45岁，正是意气风发、深谙各种社会规则且尚有升迁机会的马国梁，可谓是机关里的“中产阶级”。但体制内的关系，就像那句“你看到的生，未必是生；你看到的灭，也未必是灭”一样，充满机会，更充满陷阱。
马国梁的人生危机恰恰是在外人看来事业顶峰时刻开始的，在春风得意的同时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早已经埋下了深层的危机――在目睹了妻子与下属沈运，紧接着官位又被这个老下属巧取后，马国梁被迫跌入了商场。
这个人物寄托了导演的某种人格理想，他代表了磕磕碰碰的70后中年男性：受过体制的恩惠，接纳官场的规则；对于婚姻家庭，有着大男子主义式的“责任感”，因此一旦婚姻和事业出问题，必然懵圈。
先来看看剧中马国梁的日常。出国考察后拒绝接机，自己打车――符合八项规定。批评了混迹夜店的霍瑶瑶，教育她女性要通过奋斗自强，而不要只靠男人――三观很正。评审海归精英江一楠的老年公寓项目，相对客观，不吃拿卡要――廉洁自律。参加了厂商的商务宴请――违反《八项规定》第二条，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整体来说能打85分，是个合格的干部。但身为某国家事业单位设计院的综合办副主任，马国梁之所以丢官，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轻信了“小人”沈运，而是他自己的为官方式出了大问题。老主任还没人走茶凉，他已经暗地准备了另一套材料和方案，操之过急，被沈运抓了小辫子。有些话，放在明面上说，叫开诚布公。背地里说，就是背叛。
《中国式关系》陷入家庭剧狗血窠臼之处还在于，马国梁因为目击沈运和媳妇拥抱，就跑到单位和副手沈运扭打在一起，与现实中的王宝强相似，他喝醉了在小区里公开叫骂，用上了西门庆潘金莲、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传统”字眼；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直播、微博、微信朋友圈异常发达的时代，“体制内干部手撕男小三下属”、“设计院版王宝强”简直是分分钟热搜、刷屏的节奏嘛，更别说这是对本单位的核弹级抹黑。
马国梁扭打沈运的那一刻，他已经宣告了自己仕途的死刑。这就好像“宝宝”王宝强在离婚声明中说的，自己“对工作对社会对婚姻都忠诚”，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上升受挫，再加上家庭破裂，马国梁因此跌入了商场。相比体制内有形的“对手”，体制外需要提防的人更多。除了与男人斗心眼，还要“对付”漂亮女人；要拓展事业，更要应付情感。
所以70后的马国梁，他的使命是要重建中年人的自信，他半推半就离开体制，半推半就结束婚姻，都是70后男人的胆怯与善良，然而真正离开，便不再回头。而在经历了体制内外的双重磨炼后，坚韧的中年男人让各种“中国式关系”成为人生必经的一场洗礼。
商业江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现实主义题材近来剧作不断，但大多数是一种新的脸谱化创作，用阶层和出身来区别判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表面上看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学，实际上剥夺了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每个人物的语言、行为、遭遇的事情和命运都在框架之中。
《中国式关系》当然也有框架，这个框架决定着某个人物大约是什么性格，什么话语方式。比如马国梁这样的“老干部”，按部就班地升迁，有些官僚，认可酒桌文化，被人捧惯了便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关强，举手投足都是北京小混混的“风采”，全北京的关系似乎没有一个他不熟的，追着人喊哥喊姐，营销公司的小男生真的全这样。
而江一楠这样的海归建筑设计师，精英职业女性，先是被丢入到“中国式关系”之中，无所适从，随后又遭遇丈夫出轨，她引以为傲独立自信的价值观和婚姻观面临坍塌。前一秒她充满优越感，看不起马国梁这种“自我感觉特别好，真本事一点没有，人品极其地差”的直男癌，下一秒，两个便同是天涯沦落人。
不过，《中国式关系》剧中的主要角色，都将经历人格特质的打碎和再建过程。好的现实题材剧当然不仅仅只有塑造几个鲜活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传递一定正向的人格价值。
每个中国人都身处于各种中国式关系之中，如鱼得水还是困顿不堪，都是正常现象……从官场辞职下海是马国梁重新建立自己关系的开始，也是他对过去生活方式的告别，然而在波诡云谲的商业江湖中的一身正气到底是福是祸实难预料。
但在他的心目中关于做人的原则与家庭的道德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支撑下，他帮助土豪金士豪理清内部冲突，也能爱憎分明地宣布不想与罗世丰这样的商业小人共事。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赢得江一楠的认同，并且成为公司的真正核心人物。
正如他在与沈运决裂时所说的，或许有一天他会感谢对方的挤兑，因为正是沈运的逼迫使其走出了官场生存的困境。虽然下海之后又面临新的危机与磨砺，但至少他打破了旧有的枷锁。
在人设上，马国梁是中国社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表面上看起来圆滑世故，不近亲情，但内心却十分善良，他与江一楠从陌生人到朋友到知己再到伙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与此同时，马国梁与情敌下属沈运、老婆俐俐、女孩霍瑶瑶、丈母娘、商人罗世丰等人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或朋友、或敌人、或情侣，不一而足。
70后要证明，“对社会对工作负责，对朋友对婚姻忠诚”，绝对不是贬义词，也不是空洞的口号，反而是珍贵的，稀缺的，是能得到80后90后的认同的。同时，他在与80后90后的情感沟通中，又重新找寻到责任、情感、忠诚新的意义。
社会关系篇9
摘要：性别领域是社会工作工作范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决该领域的相关问题，可以从个体、互动以及制度三个视角入手。本文以同性恋歧视现象为例，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并找到社工介入的方向与手段。
关键词：恐同；个体；互动；制度：社会工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同性恋话题早已不再陌生，人们的态度也已经越来越包容，接纳程度也在逐渐改善，但无论是在相对传统的东方还是在看似开放的西方，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恐惧却从未停止。就像黑种人之于白种人，少数民族之于多数民族。在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环境下，在一个强势群体往往是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群体，同性恋仍为社会所不容。同性恋群体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以及心理健康状况，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社会工作者们予以特别关注。
从个体角度来看，弗洛伊德认为对同性恋的恐惧和排斥来自于人们对自身同性恋倾向压抑的结果，1920年，弗洛伊德说：“虽然人们表白自己是异性恋者，但大多数人身上都具有某种潜在的或无意识的同性恋倾向......所有人都可能选择一个同性恋的对象，并且在潜意识中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部分人选择接受潜意识里的同性恋倾向，并逐渐接受自己的这种性身份。但由于同性恋群体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符合传统的社会规范，不是主流群体，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在获得某种社会身份、获得社会认同感的过程中，其观念与欲望必然要经历排挤、否定的过程。因此另一部分人在本我、自我和超我间产生焦虑，使得自我防御机制出现，并通过否定、压抑来缓解焦虑。所以，他们往往通过一种强烈的反叛、歧视的态度来保护自己。而当这两种途径都无法使得自己接受自己，则会产生自残、自杀的行为。张北川等人对230位同性恋者进行调查后发现，有30.1％的调查对象曾因大众对同性恋的认识而产生过自杀念头，9.1％的人因为不接受自己的性倾向有过自杀行为。对此现象，社会工作者应发挥自身的作用，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入手，帮助其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并且接纳自己，减少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促进其健康幸福的成长。
而从互动的角度来看，来自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社会上的排斥，使得同性恋群体压力很大，这里简单叙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以孝道为先的传统文化影响下，生儿育女是家庭中的首要且必要的任务。而当父母知道儿女是同性恋时往往会表现出恼怒、失望的情绪，不能接受现实，会让同性恋者更加恐惧出柜。而一些人面对社会各方压力会选择与异性结婚来逃避，但往往伤害了婚姻双方。而当对方知道真相后，对同性恋者还会冷嘲热讽，或冷言冷语，同性恋者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如履薄冰，忍受着另一半对自己的歧视。家庭对其的影响及压力无疑是最大的。据我了解，当代的一些同志青年敢于面对自己的同志身份，可以和除了家人外的所有人出柜，但惟独没法跨过家庭这道坎，甚至想隐瞒终身。
而此外，由于我们的社会环境是反对同性恋、异性恋至上主义的，因此，同性恋群体在其工作环境中也往往受到歧视。一项研究表明，同事相互知道一定程度的关于他们私生活的信息，有助于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以及和谐的工作关系，从而更好地指导工作，但对于同性恋者，他们的私生活很隐秘，所以很难建立良好的网络工作关系，也得不到有效的指导，这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是很不利的，但如果同性恋者公开他们的关系，又有可能受到嘲笑、讥讽，甚至是丢掉工作，于是很多同性恋者在工作中要么和同事很少交流，要么和同事发生破坏性的冲突，这都会导致他们工作的质、量都有所下降。
社会工作者应当首先从其家庭入手，对其父母及家人进行工作，帮助转变其认识、了解同性恋的基本知识，转变其思想观念，逐步接受其子女的同志身份，营造一个接纳的家庭环境，给与同性恋群体更多的自尊和自信，以及面对人生的勇气，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
此外，对于来自社会上的压力，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宣传、开展活动、推广社会运动等方式帮助人们更多的了解、认识这一群体，消除误解，从而在工作场所、日常交往中给与更大的宽容。
从制度角度，同性恋不仅是对异性恋霸权地位的威胁，而且也是对异性恋意识形态的威胁。奥纳(michaelwamer1991)曾说过：“性的秩序与更大范围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相互重叠，因此对性秩序的挑战，或迟或早会遭遇那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性恋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某些持“正统”观念的人从小就接受这样一种教育：同性恋者是变态的、孤独凄惨的、绝望的、短命的。当同性恋者以普通人，甚至是人群中的佼佼者的形象出现，这无疑是对这些“正统”人士所持观念的彻底否定，并使他们感受到来自于意识形态的严重威胁。因此主流社会默认同性恋现象的存在，却不给予法律的保护。但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与快乐的权力，承认同性恋婚姻必然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要随着每个国家、社会的民主进程的发展而定。对此，社会工作者应积极推动社会运动的发展，投身社会改革和立法当中，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利，实现社会真正的平等。
参考文献：
[1]许学华．同性恋歧视及其心理健康问题[J]．高校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06，(01)．
[2]刘颋颋．同性恋者性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3]钟玲．后现代主义对同性恋亚文化的解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
社会关系篇10
社会分层与流动方面的研究，传统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布劳、邓肯在分析美国社会结构时认为，在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中，个人的教育程度极为重要和关键，但他们的理论分析中并没有明确将教育因素作为一个分层维度来看待。来自马克思和韦伯的传统阶级阶层结构理论，则把教育或者技术资格看作是划分阶级阶层结构的重要依据。更为具体地分析教育对阶层结构形成意义的研究的是R・柯林斯。R・柯林斯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校证书来体现）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即存在一种“文凭社会”或者“文凭主义”。所有受惠于文凭制度的职业的获得，需要通过对教育文凭的投资，而文凭反过来被用于购买免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工作职位。他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文凭社会”的产生，指出教育中的阶梯建构在整个社会地位大序列之中，而教育作为进入社会、经济方面受益阶层的筛选标准，不仅仅存在市场社会之中，而且作为进入的壁垒设置，教育与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1]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划分标准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复杂劳动（因而报酬较高）的职业需要教育较高的人来承担，由此提高了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人事制度的不断分层化，使人事选拔需要建立在一种既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提供均等机会的客观标准之上，教育正是具有这种功能的一项客观标准。由此可见，教育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有着密切联系。
二、教育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
1.现代社会教育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传统的就业方式，即受教育后从事某职业安安稳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代已逐渐成为过去。知识与技术的不断更新必然加快职业变换的频率，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个体充分实现自我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天生较为懒散或不务实际的人的闲情逸致因求生的需要不得不搁置起来，因为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使他们随时有失业的危险。面对这种现实，最迫切并必须的，就是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新陈旧的知识。接受再教育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有效途径。这种接受教育后从事工作，又因工作需要再次接受教育的过程，多次重复形成了一种循环。社会发展越迅速，知识技术更新越快，这个循环运行的频率就越高。在这种循环中，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不断加强，教育选择人才的功能也就得到充分发挥；只有能跟得上这种循环的人，才不会落后于时代。由此可见，教育在知识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已成为决定个体发展程度的主要因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简言之，教育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发达的社会增加了许多受人尊敬的职业，而这些职业往往需要很高的资历，尤其是一些高新技术型职业需要从事者接受长期培训，这就离不开较高层次的教育。由于这些职业的社会地位与报酬较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提高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知识技能水平，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能增加个人社会地位升迁的机会。
2.教育是实现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的重要手段
鉴于教育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中的特殊作用，其在社会各阶层的良性流动中也通过相同的机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教育不仅是个人获得文化技术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社会各阶层呈现良性流动的主要动力。而且，有别于其他各种资源的获得方式，文化技术资源的获得一部分依赖于个体的先天性因素（如智商、天赋等），而更主要的是依赖于个体的后致性因素（如勤奋、钻研等）。而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实现方式。
首先，教育是个体获得文化技术资源的主要手段，其公平性要远胜于其他手段。教育其本身并非文化技术资源的量化形式，而只是促进个体提升自身资源占有水平的途径和手段，对于每一个体来说，接受教育而获得提升自致性因素的机会是相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
其次，相对于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而言，社会中下阶层最易于获得的是文化技术资源，其手段是享受中高层次的教育。在由政府主导的各种社会政策中，较难通过转移支付的功能来有效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经济资源占有程度。虽然政府正在加强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各项社保政策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质变的提升。同样，组织资源的转移和分布将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也没有切实有效的途径。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正是政府实现转移支付的有效手段。如何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并通过其分配的公正性（或合理的偏向性）来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资源占有程度，是社会政策创新的正确方向。
再次，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之间呈现出较大的相关性，也使得教育成了改变个体经济资源的有效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脑体倒挂”的现象已基本消除。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仅为0.025和0.027。而根据陆学艺等的最新调查显示，现今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收入增长6~7%。[2]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投资教育，特别是那些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社会阶层，他们更倾向于为自己或其子女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就算是仅仅为了经济上的目的他们也会如此。而对于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群来说，这同样是改善自身经济资源劣势的最直接的手段。
三、社会流动中教育存在的问题
受教育程度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正如许多原理一样，它仅是纯理论的抽取。现实社会中许多影响教育过程的因素使这种由教育决定的社会流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而更为广泛的是个体处于同一社会地位阶层之中的流动――横向流动。这种状况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教育机会均等问题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长期以来是人们的视觉焦点。理论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教育机会完全均等是不太可能实现的。首先，个体所处家庭背景如父母的职业、收入（即经济条件）、家庭文化氛围等，都影响着个体受教育的机会及受教育的效果。其次，学校环境如教学设施、教师质量，以及该地区的整体教育发展水平也会对个体受教育的水平产生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甚至不同教师所教的学生都有差别，相对而言，地区落后、学校差、教师素质低，其受教学生在教育机会上就相对较弱。最后，教育制度、人才标准等也影响个体的受教育程度。
2.现存学校教育本身存在局限性
知识经济强调知识的生产力价值，而现有的学校教育所传授的许多知识本身缺乏实用价值，课程的开设与社会需求彼此错位，学生走上社会后需花费很大精力重新适应，即便是社会需要的专业，其课程内容本身仍存在知识老化现象，许多教材是几年甚至十年前的。教师本身缺乏实践经验，讲起课来单调乏味，致使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种种因素削弱了教育对个体发展应有的影响力。
3.不良流动限制了部分人才的发展
社会流动是个体与群体从一个社会地位到另一个社会地位的流动，赞流动则是由金钱、地位、权力等因素造成的社会流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重要性日渐显现，传统社会中典型的等级制度，阶层之间的森严界限已不再成为主流。然而，现实中由金钱、声望、权力等因素所决定的社会地位的悬殊，使得个体的社会纵向流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同样，每个人的工作起点也存在极大差别。毫无背景的人必须赤手空拳，从最底层干起，而父母职位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可能无须奔波就有优良的环境施展才华。这种赞的人才选拔模式使得个体社会地位提高更加复杂化。看待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应看到它的表象，更应深究其产生的原因。社会的不平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教育的完全平等、个人发展的完全平等也同样难以完全实现。此外，社会分工本身就需要有差别的成员，人的发展的差异性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教育部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弊端，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缩小其影响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四、流动过程中教育问题的政策性分析
1.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
这主要是由于各个阶层之间的占有经济资源相对不平衡所造成的，其根源还是来自于各阶层不同的“先天性因素”制约了个体“后致性因素”的获得，从而导致阶层分化的路径依赖和阶层间良性流动的不通畅。在现今的中国教育政策中，教育投入只占GDp比重的很小一部分，且结构相对不合理。目前，最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公共资源配置不公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或不当。从城乡来看，城市的公共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共教育机构。实际上，农村的教育是农民自己办的教育，而城市的教育才是国家办的教育。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与城市居民子女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特别是现行高考招生体制和高等教育收费制，无疑提高了农村学生跨入公立大学深造的门槛，其结果是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少足够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适当的向上流动的机会。[3]因此，要改变现在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出现的各个社会阶层的竞争性需求这一现状，增加教育这一公共资源的供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方向。同时，在提供足够教育资源供给的前提下，还要保证社会中下阶层享有这一公共产品的权利不受其他“先天性因素”的影响，其主要是应注意防止经济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在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环境中，可以通过国家征收教育税（或相类似）的方式，真正杜绝在教育系统中由经济因素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2.调整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
发挥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后致性流动机制的作用首先要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均等。基础教育是人们接受教育的起点，如果基础教育不能保证公平，以后的教育根本无从谈论机会均等了。应增加教育投入，合理分配教育经费，国家尤其要给经济不发达地区以政策扶持，使其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水平。同时还应广泛开展成人教育，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改变传统的封闭型教育制度，构建富有弹性的灵活多样的开放式教育体系，为每个社会个体在人生各个阶段提供充分、多样的教育机会。
参考文献：
[1]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