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革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起至1956年底，中国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消灭了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此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在内容上截然不同，但是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可以发现二者存在很大的共通之处。
一、基本目标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目标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也为了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于1952年底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大量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改造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2]
十年结束之后，“左”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收到了严重打击，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革在全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大锅饭”局面，调动了广大人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有力的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二、方法思路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都是采用“先破后立”的思路方法，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是在实践基础上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创新。三大改造的实施策略没有完全照搬苏联，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不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清除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迎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左倾的错误，“左”的思想严重禁锢了人民的头脑。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人们对“两个凡是”的迷信。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次大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由此社会主义改革拉开了序幕。社会主义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特征的错误观念，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农村到城市逐步开展全面改革。改革30多年来，经济繁荣，国富民强。事实证明，不研究事实，不解放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成就。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行不通的。
三、政治方向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在政治方向上都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国际环境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中国，实行对华经济封锁。从国内环境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的激化，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了威胁。历史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中国重新陷入黑暗。因此只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向光明。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3]。
社会主义改造篇2
关键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然性得失
1949到1956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深刻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一、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新民主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土地改革也得以完成。在此良好基础上，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1956年底，我国广大农村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这期间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首先，建国初期，我国农村中大量存在着的小农经济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农业在中国所创立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已经使生产力的发挥达到了极限。我国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资料微薄、生产分散、生产规模狭小、农业科技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一年的劳动收成，除了扣除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交纳国家的农业税外，绝大部分仅限于用作基本生活的消费。因此在这种微弱的小农经济制度下，不仅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其次，小农经济自由发展势必会导致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土地改革虽然铲除了土地占有的不公平，但是却保留了土地私有和买卖转让的制度，这就必然会导致农民之间因各种差异和意外因素发生经济上的分化。因此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进行改造，将小农经济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再次，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土改以后，个体农户存在着耕地少、生产工具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如果不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路，不仅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状况并导致重工业发展缓慢，成为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农村生产力，加快农业发展，使农业与轻、重工业之间的矛盾得以解决。
二、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得失兼有的改造
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立足本国实际，因势利导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相互衔接的“三步走”改造道路形式。通过这次改造，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农村私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1953到1956年改造期间，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8％，为历史之最。这样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我国实际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和农村的全面进步功不可没。
但是，在看到改造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多地广的国家里，要进行如此广泛、深刻、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大变革，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缺点和偏差。
第一，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和经营管理方式上存在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和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是肤浅和片面的，认为其只能是也必须是完全、纯粹的公有制。在集体所有制方面，又强调必须实现统一管理，集中经营，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高级越好。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不可能囊括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其次，统一经营的管理体制，既不符合中国农村的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相矛盾。这是造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严重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思想的继续膨胀，发展成为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阻碍了我国的农业发展进程。
第二，在农业互助合作的形式上存在问题。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幅员辽阔的国家，既有少数现代化的城市，还有大片穷乡僻野；在农村，既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也存在原始的刀耕火种，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然而过去一讲合作化，就认为只有一种形式、一种途径，这就是互助组、初级社，最后过渡到高级社。应该肯定它的适应性和优越性，但是，把这“三步走”的形式过于绝对化，在全国农村都按照这个模式办，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就很难适应我国农村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不能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一种误解和失策。
第三，改造所谋求的目标上存在问题。
改造的终极目标是把我国农业变成生产资料共有的、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大农业。这个目标就给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变革生产关系，建立公有制；第三，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改造成为生产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至少这三部分缺一不可，但当时我们片面地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用合作化的办法，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改变所有制，变革生产关系，把农民原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这种理解上的片面性，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涵盖的内容大大缩小了。因此，从完整、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真正完成。
三、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对历史的扬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摒弃了许多不符合国情、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东西，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混乱。有的人认为，当前的农村经济改革是对历史上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否定，因而有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说法。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们在农村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把分散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在农村确立了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办法、按劳分配原则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我国从1981年前后，在全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即生产队通过合同形式，把集体耕地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承包到户，由农户自主经营，生产成果由承包户完成相应的国家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下的全归自己。农民有了自主权，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剩余劳动力和资金，并运用它们发展家庭经济和多种多样的联合经济形式，从事多种经营。
从经营管理方面来看，今天实行的是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经营体制并没有根本否定简单的统一经营，而是根据时代特色和社会变化发展的特点，对需要和可能统一经营的实行统一经营，对需要和可能分散经营的则采取分散经营的方式，将“统”与“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分配方面来看，今天的改革并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只是用联产承包的办法代替过去的劳动分工制。用群众的话说，过去的分配办法是“先生产，后分配”，现在的办法是“先分配，后生产”。谁劳动好，产量高，谁的收入就越多，完全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比劳动分工制更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应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是否定了“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而是当前在农村中最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并且简单易行的办法。再从所有制方面来看，这种改革并没有否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现在，广大农村继续保持着农业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集体所有，不少地区，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仍为集体所有，归个人所有的只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因此，在所有制问题上，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依然存在。改革后允许农民个人拥有部分生产资料，是为了更符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总之，当前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更加完善，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它是现实对历史的扬弃，而不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
只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过去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为了纠正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有活力。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改造和当前的改革只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不同形式而已，任务不同，形式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参考文献
[1]李安增，陈招顺．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评价[J]．经济评论，2000（6）：51．
[2]武力．略论合作化初期党对农业问题的三点认识[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2）：20．
社会主义改造篇3
众所周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际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但同样性质的改造以及几乎采取同样的方式方法，而我们的改造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踊跃支持，农业经济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可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却以革命暴力运动的形式得以完成，并且在改造过程中其农业经济也遭受了极大破坏。其根源就在于两国政府在对待农民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一、从阶级的产生来看，中国的农民与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
中国的无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鸦片战争过后，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了一批船坞和工厂。他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剥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而这些劳动人民就组成了我们早期的无产阶级，他们大多都直接来源于无地破产的农民。而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使中国的农民不仅仅受到本国封建地主势力的残酷压榨，同时也受到了来至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这种同时受到非人的双重压迫的情况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所以他们也是最具有革命性的。
苏联的无产阶级从其产生的时间来看大致比我国要晚一些，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主要产生于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以后。其构成也比较复杂，除了破产中的农民以外还包括破产的封建农奴主以及破产的农业资本家。同时，虽然俄国的农民同样受到了封建农奴主的压迫，很显然其所受压迫的程度那是无法和我国当时的农民所受的双重压迫相比的。所以，苏联无产阶级特别是早期的无产阶级无论是从革命的彻底性还是从组成成份的纯洁性来讲都有差别于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
因此，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直接来源于农民，所以他们深知农民的苦难，在先天情感上很容易偏向于农民。同时，他们自己从一开始也深受本国封建势力以及外国资本势力的压迫，其面对的都是同一个敌人，这为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提供了前提条件。所以，中国的农民与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在后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才会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相宜的改造政策，农民也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造。
二、从政权取得的过程来看，中国的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中国无产阶级最终取得领导的地位并逐步地壮大和巩固是在革命斗争形式的过程中实现的，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通过领导广大的穷苦农民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民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坚实的同盟军。
从革命的实质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共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因为在中国总人口中，有8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其革命的内容也主要是围绕着土地问题进行的。在苏联，虽然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也有农民参加，当农民不是革命的主力军，并且苏联无产阶级是以直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的。因此，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中国农民真正体味到了革命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依靠力量。
从革命实现的道路来看，中国无产阶级采取了一条完全和苏联无产阶级不同的革命道路“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相反的道路”我国革命根据地主要建立在离中心城市比较偏远的农村，党的革命事业长期扎根于农村，这使得无产阶级产期和农民保持着紧密联系。而在苏联，其革命形式是通过城市中心暴动的方式一举取得成功的。
从革命的复杂性来看，由于中国新民民主义革命所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而自己本身力量比较弱小，这一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艰巨性。所以中国无产阶级从革命开始就一直注重统一战线的建设，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中国的农民阶级一直都是统一战线中的主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苏联，无产阶级主要面对的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双方力量对比不悬殊，所以苏联共产党采用一夜暴动的方式取得了革命政权。
三、从国家社会历史来看，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
以前的中国和俄国在形式上虽然都可以说是以农业性质为主的国家，但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俄国农奴制改造过后。直到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就是典型的传统式小农经济，而俄国在18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农业形式越来越商品化同时随着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其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遭到瓦解从而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济。
另外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所以中国一直以来都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而这种情况在苏联就不一样，苏联虽然早期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但其主要注重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粮食生产。
社会主义改造篇4
关键词：改造主义课程论课程论流派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C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4.014
1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概述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学者们将其原因归于美国教育的落后。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在学者们对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严厉批判下产生。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拉梅尔德，其教育目的是培养社会的批判者和改造者，以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改造主义者认为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过于强调以儿童为中心，而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因而造成了美国困难的局面。所以，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主张学校课程要以社会实际问题为核心，要求学生能尽可能地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去，因为社会是学生学会解决问题最好的培训场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布拉梅尔德的“轮状课程”，轮状课程即学校每个学年的课程都以一个社会问题为核心展开，课程的结构就像一个轮子状，四个轮子按在乌托邦的车体之上。可以看出，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以社会问题为课程内容的核心，但是却忽视了学生对系统知识的学习。
2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的历史回顾
2.1国外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的历史
第一，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的兴起。1932年，康茨做了《进步主义教育敢于进步吗？》的演讲，引起了教育界的强烈反想，之后康茨又做了两次演讲，并将自己的演讲内容出版为《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同年，拉格和克伯都相继出版了关于社会改造主义的论文。这些论文和演讲的出版为社会改造主义的理论基础做了一个宣传，它标志着社会改造主义初步形成。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课程论流派还没有一个较为稳定的理论基础，但是社会科学、政治学已经被应用于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的研究。由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该流派还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完整的内容体系，研究法方法也主要是理论层面的一些探究。
第二，1933-1935年间，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1933年，由克伯屈主编的《教育边疆》一书出版。该书的作者包括：杜威、博德、蔡尔兹、劳普、V・泰勒和赫尔菲希。该书从不同方面全面阐明了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的基本主张。这一时期社会改造主义课程流派发展较快，理论基础较之前也有所丰富，心理学被列入其理论体系之中。研究对象一般以学校或儿童为中心展开，内容体系尚没有形成。
第三，作为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约翰・杜威教育和文化研究协会的成立。协会的主要职能是出版年鉴。从1937-1946年，协会先后出版了八部年鉴。这一时期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已经成熟，理论基础也较之前更加的全面，包括心理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被应用其中，这些都使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的理论基础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这一时期社会改造主义另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应用了多种研究的方法，例如：理论研究法、调查法、实验法。
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的内容体系作为社会主义课程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已经趋于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拉格的社会科学课程论，该理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科的教育目的、设置社会科的指导原则、社会科课程的内容、社会科课程的设计及社会科课程的教学。
第四，20世纪50年代社会改造主义达到了一个顶峰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布拉梅尔德，他的主张集中体现在《教育的目的和手段：世纪中期的估价》、《走向改造的教育哲学》等书中。由于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步入正轨，社会相对发展稳定。社会学、政治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儿童心理学都被用于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家庭破裂、核危机等。关注社会实际问题是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不变的主题。
2.2国内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流派的历史
我国改造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颜元，他受胡瑗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出了“经实致用”的教育观，创立了颇具特色的“实学”、“实用”、“实习”、“实行”教育思想。并对人才做了独具特色的分类即：通儒、专才。通儒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稀有人才，专才即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在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方面，颜元认为教育和社会生产紧密相连，可以推动生产的发展。他说：“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教和养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对于教育的主要机构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颜元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本源所在，其功用要高于朝廷。所以，他采取了“分斋教学”的方法，来培养治国的实用人才。
社会主义改造篇5
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
——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的讲话
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政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我们要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南，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理念思路提升、体制机制创新、现代科技应用和法律制度完善结合起来，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
一、深入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对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各级法院检察院要遵循权责统一原则，加快构建权责明晰、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司法权运行新机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构建权责统一的司法权运行新机制。员额制是司法责任制的基石。最近，全国法院、检察院系统已经完成首批法官检察官遴选工作，入额法官12万多名，入额检察官8.6万名。各级法院检察院要严格执行法官检察官遴选标准和程序，让办案多、质量高、效果好的人员入额，让入额的人员多办案、办好案。要完善动态化的员额退出机制，让不适应在一线办案的人员及时退出员额，形成正确导向。建立常态化的员额增补机制，对预留或空出的员额指标，定期进行遴选，让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助理等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入额，稳定职业预期。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入额后办案数量要求，并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新类型案件，带动形成以办案为荣的职业精神，促使法官检察官回归办案本位。要健全落实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职业保障政策，调动广大司法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落实司法责任制，既要确立法官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做到谁办案谁负责，又要与时俱进创新监管方式，确保放权不放任、有权不任性。对院庭长来说，实行司法责任制，不是不要监管，而是对监管内容、方法要作改革，从微观的个案审批、文书签发向宏观的全院、全员、全过程的案件质量效率监管转变，推动从整体上提升司法质量和水平。要完善专业法官会议、检察官联席会议等机制，充分发挥其在类案建议、专业咨询、业务交流等方面的作用，促进法官检察官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要总结一些地
方建立办案流程自动监管机制、开发庭审自动巡查系统等有效做法，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创新监管方式，变人工监管为智能监管、事后监控为实时监控、粗放监督为精准监督，提高监管科学化、程序化、公开化水平，确保司法公正廉洁。
深入推进组织结构创新，构建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建设相结合的司法组织机构新体系。内设机构改革是创新司法机关组织结构的必由之路。过去，一些地方增设内设机构，导致管理层级多、一线办案人员少，影响了司法效能。要以县级法院检察院为重点，推动省以下各级法院检察院进行内设机构改革，进一步提高司法效能。改革过程中，既要尊重审判、检察工作各自规律特点，不搞左右看齐，也要考虑不同层级法院检察院职能差异，不搞上下完全对口。要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努力在专业化建设基础上实行扁平化管理，达到内设机构减下来、质量效率提上去的目的。专业化新型办案团队的构建要坚持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以审判和检察业务需求为导向，推动人员专业化分工、类案专业化办理，让法官检察官集中精力处理判断、裁定等核心业务，提高办案质量效率。要从司法工作实际需要出发，合理确定司法辅助人员规模，防止人浮于事。同时，通过现代科技应用、司法辅助事务外包等办法，大幅减少司法辅助人员需求量，提高效率。
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构建人力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司法运行新模式。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的来临，我们不仅站在“巨人”肩膀上，而且可以站在人类“智慧之巅”。
要把现代科技伟力和司法人员创造力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科技理性和司法理性融合效应，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引领时代潮流的司法运行新模式，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不断突破人的体力、智力局限，为提高司法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要善于运用新技术，通过推动电子卷宗自动生成、案件信息自动检索、法条案例自动推送等，使法官检察官能够从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处理司法核心业务。在法院受理案件中，民商事案件占60%左右，是案多人少矛盾最突出的领域。要找准人工智能要素式提取和类型案件要件式解构的结合点，推进婚姻家庭、合同、劳动争议等民商事案件要件化、标准化审理，特别是在非讼案件、程序性裁定、小额诉讼等简易案件中推广使用令状式、格式化裁判文书，进一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要借鉴一些地方研发运用电子督促程序的做法，对简单的债务纠纷，实行支付令网上申请、审查、送达，进一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现代科技具有的预见性、精准性，与提高司法质量的需求高度契合。要推广应用法律文书智能分析、校对系统，帮助司法人员及时发现和纠正逻辑错误、事实证据遗漏、法条引用错误等，提高法律文书质量。要运用大数据技术研发侦查监督平台、公诉证据分析系统、数字化出庭系统等检察智能辅助系统，为检察官提供证据分析、期限预警、办案瑕疵提示等帮助。研发更高水平的审判智能辅助系统，为法官提供类案推送、裁判比对、数据分
析等服务，对偏离度过大的案件自动预警、及时评查，推动“类案类判”，促进裁判尺度统一。
随着各类科技信息化产品进入日常生活，人民群众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对高品质、高效率司法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我们要积极研发司法智能服务系统，为当事人提供类案检索推送等服务，引导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形成理性预期，增强对司法的信任。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试点，运用大数据技术联通各地诉讼服务中心，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等问题。探索建设互联网法院，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提供司法保障。要充分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机制，把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的事务交给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去做，把司法辅助事务集中起来外包给有资质的企业、中介机构，让司法人员专注于司法核心业务。要建立矛盾纠纷在线化解平台，健全诉讼风险评估、类案结果提示等机制，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有效缓解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善于运用“互联网+服务”等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司法服务。
二、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
大数据、人工智能通过挖掘、学习，能够拓展、延伸人的理性思维，极大提升我们探索未知、塑造未来的能力，也给刑事司法工作注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近年来，上海、贵州运用现代科
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探索运用大数据分析证据，明确侦查、起诉、审判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据标准指引，研发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探索了一条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融合的新路子，改变了许多传统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提高了管理、决策科学性，是一次历史性变革，对于规范司法行为、防范冤假错案、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表明，现代科技应用迈出一小步，可以推动刑事司法文明前进一大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司法规律，善于把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努力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文明发展之路。
坚持诉讼规律和认识规律相统一，以科学可行的证据标准指引刑事诉讼活动。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反思近年来纠正的历史上少数冤假错案，导致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据标准适用不统一、取证行为不规范、证据审查判断不全面，造成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导致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难以落到实处。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把诉讼规律和认识规律统一起来，依法制定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证据标准指引，并以此规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确保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要把握证据标准指引的阶段性，对同一类型的案件，充分考虑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不同的职能定位和认知条件，分阶段制定证据标准指引。要把握证据标准指引的递进性，按照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层层递进的原
则，越往后证据越充实、证据链越完善，最终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要把握证据标准指引的制约性，坚持后一阶段证据标准指引严于前一阶段，达不到后一阶段证据标准要求的，就会提示补证，不能补证的就无法进入下一环节，从而把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落到实处。要把握证据标准指引的基本性，作为办案指引的证据标准，只列明同一类型的案件应具备的基本证据要求，不需要也难以做到包罗万象、穷尽各种具体的证据要求。要把握证据标准指引的差异性，对不同类型的案件，根据案件性质、特点，实行差异化的证据标准指引，以达到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
准确把握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功能定位，更好地发挥现代科技在刑事司法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慧创造的一种新型工具，对数值、符号的计算，比人脑更加精准快速、稳定可靠，也更容易找到最优的解答。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是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应用的智慧结晶，是推动刑事司法变革的重要力量。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不替代线下刑事诉讼活动，也不替代司法人员独立判断，而是通过推动公检法在共同的办案平台上、明确的证据标准指引下办案，成为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提升刑事司法工作水平的重要抓手。一是对符合证据标准指引的案件自动放行，对不符合证据标准指引的案件自动阻止并提示补证，为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提供新载体。二是引导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依法、全面、规范收集和审查证据，及时发现需要纠正的问题，防止因证据收集、审查不全面不规范而导致冤假错案发生。三是对证据完整性及矛盾点进行基础性审查、判断，帮助司法人员克服认识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最大限度减少误差和人情关系的干扰，统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当前，要加快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为建立完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提供技术保障。
坚持办案系统创新和诉讼程序完善相协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刑事诉讼程序体系。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让办案系统中各种事实证据接受法律检验的关键环节。要发挥好庭审的制约把关作用，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依法规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坚持直接言词原则，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出庭作证保护和补助机制，提高出庭作证率。控辩实质对抗是庭审实质化的标志。公诉人要熟练掌握证据审查、运用规则，深入研判、有效应对庭审可能遇到的质疑尤其是律师的不同意见，提高公诉质量。要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健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提高律师辩护率。切实保障辩护律师发问、质证、辩论等权利，让控辩双方充分辩论，有证举在庭上，有理说在庭上，让法庭通过充分的聆听、严谨的论证，做出客观公正的裁判。
庭审实质化主要适用于依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重点是
不认罪和认罪后又翻供的案件。对绝大多数简单刑事案件，以及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办理，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要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不断完善速裁程序运行机制，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轻罪诉讼体系。要正确处理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严格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程序公正等原则，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
公安改革、国家安全机关改革和司法行政改革，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重要地位，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公安机关要牢牢把握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全面深化公安改革，从根本上提高打击犯罪、社会治理、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快建立侦查工作新机制，加快建设适应不同层级功能的大数据中心，深化大数据应用，以打击专业化应对犯罪专业化，努力使打击犯罪更有力。要围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发展智能安防，提高对各类风险的识别、预警、防控、处置水平，努力使社会治理更有效。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扎实抓好惠民政策措施落地，努力使群众办事更方便。国家安全机关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改革任务，扎实细致做好配套工作，推动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水平。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深入推进律师制度、公证机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和社区矫正制度等司法行政改革，
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
三、切实肩负起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政治责任，为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不懈努力
明确指出，我们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四个自信”，把按司法规律办事与从中国国情出发统一起来，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砥砺前行。
善于把讲政治的要求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实际行动，将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到底。我们正在落实的司法体制改革总蓝图，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绘就的。实践证明，这一顶层设计是科学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的。我们只要矢志不渝地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动摇、不懈怠，就一定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积极进取的精神、扎实细致的作风，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当好改革促进派、实干家，不当“观潮派”。要原原本本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不走样、不变形。要在抓好司法责任制改革基础上，积极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升改革整体效能。
善于攻坚克难，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爬坡过坎。随着司法体制
改革逐步深入，深层次问题不断显现，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如果不能迎难而上，就会一退千里。只要看准了的改革，就要一往无前、一抓到底，务求必胜。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勇立潮头，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推动在重大问题、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政法单位主要领导既要对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要方案亲自把关，又要亲力亲为协调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难题，带领班子成员和广大干警排除阻力、疏通堵点，决不能当“甩手掌柜”。
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改革不断向前推进。改革是在发现解决新问题中得以深化和拓展的，领导干部也是在发现解决新问题中增长见识和才干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必定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入调查研究，对本地区、本系统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有针对性地研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要在政法系统大力提倡认真学习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不说空话、多干实事，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评价领导干部作风实不实，不只看开了多少次会议、发了多少个文件，关键是看在调查研究上下了多少功夫、解决了多少基层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善于总结推广基层鲜活经验，让微创新释放大能量。基层是孕育创造力的沃土，也是改革的活力之源。实践证明，许多重大改革举措，首先来自于基层探索，然后在全国推广。对于创新，
我们要有无比执着的热情，坚持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鼓励基层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真正让创新潜能充分迸发、让智慧火花充分绽放。只要符合党中央精神、符合各地实际、符合司法规律，就要给予尊重、支持，不要随意指责、批评，努力让实践走在争议之前、以实际效果判断是非。要进一步拓宽视野，善于发现、挖掘基层小创造、小革新中所蕴含的大价值，及时加以培育、推广，努力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把一地创造的经验变成各地共同的财富。
善于提炼升华改革成果，推动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只有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才能实现法治和改革“比翼齐飞”。总结司法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对有关法律立改废释，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中央政法单位将会同有关部门，对经过实践检验成功的司法体制改革政策、措施，推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发挥好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保障作用，防止走回头路。要抓紧推进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修改工作，推动改革成果法律化，确保改革行稳致远。
社会主义改造篇6
关键词：社会改造主义；教育现状；社会问题；培养个人；发展社会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在这个信息传播高速率时代，时时刻刻都能在信息更新的浪潮中感受到自己作为一名身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风口浪尖上的公民的身份。然而应试教育下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变成了最忙碌的人群，“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似乎成了基础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们的真实写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如果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纯粹的只会读书考试而对社会不关注并且不愿意去回报社会的个体，那么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问题势必会更加严重。教育要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教育需要培养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有充满社会意识的个体。把教育和社会相联系的最为著名的一个教育理论，莫过于自称是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真正继承者的，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社会改造主义理论。
一、社会改造主义社会理论的概述
社会改造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从进步主义教育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教育思想派别。它最基本的思想是社会的改造和变化并涉及教育的改造和变化，而且社会的改造需要利用教育。在社会改造主义者眼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社会的变化，设计并实现理想的社会。它主张包括：
1.教育的根本价值是社会发展
社会改造主义批判学生中心课程过于注重学生的个人需要、兴趣、自由以及活动，忽视了社会变革的需要。因而改造主义认为，学校课程的价值，最终是社会的价值，课程是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运载工具。
2.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社会
社会改造主义认为，学生中心课程实质上是帮助学生“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改造主义也强调课程的经验性质，主张经验是第一位的，但却坚定地认为，经验是团体的而非个人的，所以改造主义格外强调的是团体经验。团体经验实质在于改造社会，因此教育的目的是推动社会的变化，设计并实现理想的社会。
3.构建社会问题中心的“核心课程”
社会改造主义批判儿童中心课程理论夸大了儿童个人的自由，主张把课程的中心放到社会现实问题、社会改造和社会活动上。它主张课程应由教育者按照社会需要来决定，而不是由学生自己来决定；应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逻辑而不是学科知识的逻辑为主线来组织课程，使课程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增强学生适应和改造社会生活的能力。
二、对社会改造主义理论的评价
社会改造主义教育理论作为一种危机哲学，它有着广泛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它实现了一种价值引领，即告诉人们在危机的社会背景之下，在价值多元和冲突的背景下，应该如何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选择，倡导人们将公众的意愿作为价值选择的最高标准之一。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改造的教育理论是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的。如其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策略过于肤浅；很多方面改造主义教育者对学校和教师的作用存在着浪漫主义色彩；改造主义者对民主的观点以及相应措施的制定是不切实际的。
任何一种教育理论，它的兴起与衰落都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没有贡献就没有兴起，没有极端就没有衰落。所以，我们同样应当辨认地看待社会改造的教育理论。面对当今接踵而来、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教育在责难声讨中应该平静地作出反思。对于改造主义教育理论中闪光的论点，我们的教育毋庸置疑是应该去借鉴和尝试的。教育和社会的关系唇齿相依，密不可分。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其成败取决于社会及其发展水平，而教育又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就是通过培养人而实现的。所以一方面教育目的的确要符合社会需求，因为教育过程就是把社会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个人，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一代新人的过程。而另一方面人又有其自身的身心发展规律，因此教育又要考虑到这些规律，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教育的目的。由此应该将教育目的的“社会本位论”与“个人本位论”统一起来，做全方位的、系统的考查。
参考文献：
[1]单中惠.当代欧美十大教育思潮评述（一）[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4）.
[2]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3]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4]张辉.美国改造主义教育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主义改造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土地改革完成后，转变成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
3，西藏和平解放，表明全国大陆实现了解放和统一。全国解放后，国家把官僚资本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4，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建国初，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的三反运动，在城市私人工商业者中进行五反运动。
5，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
6，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二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
7，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一目标是通过合作化的途径实现的。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按照"自愿互利，曲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自愿地联合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8，我国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途径，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9，简答：如何对工商业的改造？
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民族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既有剥削工人、追求利润，又有拥护工产党领导，愿意接受改造的两面性决定的。其二，我国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三，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
10，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有代价地、逐步地实现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经验？
答：第一，严格区别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的界限，根据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和平赎买的形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第二，创造了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第三，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
12，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我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3，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宪法形式肯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结束了由全国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
第七章
1，中国共产党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主要有哪些因素？
答：第一，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第二，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第三，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2，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基本方针。
3，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决议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国内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4，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明确提出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规律问题。
5，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6，简述毛泽东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内容？
答：第一，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第二，以工业为指导，农业为基础。第三，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进行。
7，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分成存在的问题做了思考，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并将其称为"新经济政策".
8，在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所有制改革思想。这一思想为中共八大决议采纳，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
9，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在正治思想方面，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经济工业方面，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选择题）
10，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1，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社会主义改造篇8
一、罪犯教育是统治阶级意识的产物
罪犯教育是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罪犯教育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失。罪犯教
育是监狱机关依法、科学、文明、规范对罪犯采取强制措施实施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任务，以改造人、造就人为目标的系列教育活动
。
我国的罪犯教育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意识是我国工人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阶级意志的
集中体现是把我国快速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由于社会还存在犯罪现象，社会主义国家要按照自己的意识改造
社会，改造人类，就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整治犯罪。在我国，要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仅凭刑事惩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罪犯实
施教育改造。罪犯教育正是在人民民主的前提下，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把罪犯改造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社会新人。监狱组织
罪犯进行国情国策教育、法律常识教育、思想道德教育、认罪服法教育等，实质上就是向罪犯不断灌输无产阶级意识的活动。只有通过把科学
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向罪犯的反复灌输，才能使他们矫正不良行为，养成良好习惯，改造成为国家和人民所希望的那种人。因此罪犯教
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色，并自觉成为了灌输社会主义国家意识的主要工具。
二、罪犯教育是实现监狱宗旨的重要手段
《监狱法》第一章总则指出，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是我国监狱工作的根本宗旨和中心任务。我国改造罪犯
三大基本手段：一是狱政管理；二是教育改造；三是劳动改造。罪犯教育在改造罪犯工作中具有主动性、针对性、指导性和渗透性等的工作特
点，它把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等多项工作，当作自己要达到目标和任务，同时，又作为多功能的手段渗透到狱政
管理、劳动改造、监管安全等多种工作活动之中，并为他们的有效工作创造条件。因此，罪犯教育贯穿于刑罚执行的整个过程，并对罪犯的思
想产生深刻的、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造就社会新人的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罪犯教育是实现狱政管理改造罪犯的左右手。管理和教育同时作为监狱改造罪犯的两种基本手段，没有上下先后之分，尤如人的左右手是
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狱政管理为罪犯教育提供保证，罪犯教育为狱政管理创造条件，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狱政管理主要通过依法限制罪
犯的活动自由，实施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加上监规纪律的约束，迫使罪犯产生畏惧感和罪恶感，促使罪犯服从管教，遵守监规。但使罪犯产生
畏惧感、罪恶感，以及约束罪犯的言行，不是刑罚执行的最终目的，而只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要使罪犯深挖犯罪根源，真正认识到自己行
为的违法性、危害性和应受惩罚性，促使罪犯从行为上、认识上、情感上认罪服法，接受改造，这只有通过罪犯教育反复不断的疏导和灌输来
实现；罪犯监规纪律的遵守，劳动习惯的培养，行为规范的养成，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形成，同样需要通过罪犯教育反复不断的疏导和灌输来
实现。罪犯教育在狱政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为狱政管理发挥改造罪犯的作用创造条件。
众所周知，我国对罪犯执行刑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迫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使其在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自己
，促使罪犯培养劳动感情，养成劳动习惯，将罪犯改造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社会新人。罪犯投入改造后，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自觉接受劳
动改造，而是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消极怠工，抗拒生产劳动，企图逃避劳动改造。罪犯教育正是在与劳动改造有机结合的同时，发挥其特殊的
喉舌作用。监狱通过组织罪犯进行系统的劳动创造人本身、劳动的目的和意义、遵守劳动纪律、端正劳动态度等内容的教育；采取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促使罪犯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实现由强迫劳动改造到自觉接受劳动改造的重大转折
。
罪犯教育是实现监所安全稳定的源头。监管场所的安全与稳定是保证刑罚有效执行和罪犯改造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狱内良好秩序的建立
和形成，首先必须严格落实各项监管工作制度，堵塞漏洞，消除狱内重新犯罪的隐患。但罪犯投入改造后，那种情绪，铤而走险的意识
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因此，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既隐秘又激烈。如果罪犯的反改造态度没有根本改变，既使管理制度再严格再科学，罪犯也会
寻机以各种方式逃避和对抗改造。这种逃避和对抗行为，无疑对狱内的改造秩序是一个破坏，影响着监管场所的安全与稳定。因此，要实现监
管场所的安全与稳定，就必须从源头抓起，做好罪犯的思想转化工作。通过对罪犯进行认罪服法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组织罪犯参加现身说法
等多种辅助教育活动，针对性的找罪犯进行个别谈话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重新犯罪的严惩性和危害性，促使他们悬
崖勒马，安心改造。针对少数顽危罪犯，因人而异，因势利导帮助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改造态度，走上积极改造的轨道。
三、罪犯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殊窗口
精神文明是人类主观世界得到改造和发展的精神成果，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因
此，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
罪犯是触犯刑律受到刑事惩罚的公民，他们的行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一个破坏，他们是全民族精神文明的落后面，他们在思
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都与全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甚至走向反面。监狱作为特殊学校，本着“挽救人、改造人”
的宗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针对罪犯的具体情况，组织罪犯
进行政治、文化、技术教育，鼓励罪犯参加自学、电大、函大等学历考试；这实际上就是在努力提高罪犯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缩小与全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差距，以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要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罪犯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们的金钱至上，损人利己等错误的思想道德观念无不有关。监狱通过组织罪犯进行法律常识教育
、伦理道德教育，采取社会帮教等多种形式，帮助罪犯树立正确的理想和道德观念，养成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道德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一步加强，罪犯教育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成
为国际社会恶意攻击我国人权的焦点。因此，罪犯教育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特殊窗口。
四、罪犯教育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事业。江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
大会上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犯罪现象是社会消极文化、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集中表现，监狱改造罪犯，就是要用先进文化战胜消极、落后、腐朽的文化。因此
，监狱组织罪犯进行政治、道德、文化、技术教育，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
体现。
监狱的发展方向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入世的脚步，历史已把中国推上了现代化文明建设的轨道，在新形势下，监狱工作也同样面
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1995年1月在全国司法厅（局）长暨监狱劳教局长会议上，司法部提出在全国逐步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奋斗目标，
就是我国监狱工作要适应我国政治、经济、法制建设的需要，适应国际行刑制度发展趋势的一项重大决策。所谓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是指建设
具有现代化先进科学装备，代表当代人类社会进步水平的关押改造罪犯场所。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键：一是现代化，二是文明。文明既包
括精神文明又包括物质文明，主要是指监狱设施执法水平、管理制度、教育措施等内容。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二十一世纪监狱的发展方向，
其实质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监狱工作中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罪犯教育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是确保实现监狱宗旨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殊窗口，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篇9
一、再造文明:文化层面的哲学基础
近代中国面临深刻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危机,对于危机因何而来?如何救治?学者们多认为应归咎于中国文明的不适应性。具体而言,主要有守旧和革新两种观点。守旧派认为中国之危机全因为人心不古,忘了祖宗成法,所以挽救的方法是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保存国粹”。而革新派认为,中国自我封闭太久,缺少外界的刺激与交流,因而落后了。中国古老文明不失为世界上之最优秀,但应付现代生活已力不从心,需要学习别人的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接触、结合产生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胡适属于典型的革新派,提出了“再造文明”即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作为救国的基本路径。
胡适强调实证主义特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影响,把有机体的一切行为均看作是一种环境适应行为,生物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才能生存,因而否定理性主义的永恒真理观,认为所有的观念、理论、思想体系都应该看作是假设。胡适还主张“用存疑的眼光重估一切价值”,“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需要用冷静的眼光来搜求证据,这便是评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1]。胡适认为,从达尔文、赫胥黎到斯宾塞,就他们的实证主义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拿证据来。由此出发,胡适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对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及其出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明是人的心思智力作用于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产物。”[2]没有单纯的精神文明,也没有单纯的物质文明。寥寥数语,驳斥了“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保存国粹”者的论调,也为文明的评判确立了一个标准———应付环境的能力。中国文明应付环境的能力如何?“中国的问题在于‘思想上’不适于现代的环境,‘种族上’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社会制度与心理习惯上’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危险。”[3]在胡适看来,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古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世界环境下,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相比之下,“西方人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找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环境,改良社会政治制度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4]在胡适看来,西方文明建立在以“机械力”为标志的科学基础上,并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民主为追求目标。
而科学与民主蕴涵着高度的精神潜力,并竭力满足人的理想追求,甚至单纯的技术进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解放人类的思想和能力,去享受这种文明所创造的价值和成果。这种“利用厚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既然传统文化已经式微,以科学民主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文明又充满活力,为摆脱民族、文化危机,反省和扬弃传统,充分接受西方的新文明和新文化,再造新文明就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急需的觉悟就是:“我们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而且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政治不如人。”“第二步是死心塌地学习人家,一心一意地采取现代化的态度。”[5]胡适言下之意是,要救国,必须实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的现代化,而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接受西方文明,特别是民主、科学、技术。而如何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何接受民主、科学、技术,教育的独特、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胡适实现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未尝不是对现代中国出路的一种有益探索,也成为其教育救国思想的文化哲学基础。
二、教育是社会改良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教育社会价值层面的哲学基础
胡适的“教育救国论”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及其教育哲学对其基本概念和观念演绎的必然结论。受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影响,杜威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视为与自然界的进化具有共同规律的过程,是一个改良和渐进的过程,“是东一块西一块零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世界。但是,要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一件的,不是整块的,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6]胡适也主张,“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个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制度的解放,这个那个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7]胡适不厌其烦地陈述其改良的进化观。主张改良的进化观,一方面必然反对采取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其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下了伏笔。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杜威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并坚持教育要为改造社会服务,为创造美好的生活服务的观点。
他认为教育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他会给社会生活以充分明显的影响,教育是富有建设性的东西,是能纠正社会弊病,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影响力的最基本的方法。教育的首要社会责任,不是使现有社会秩序永久地保持下去,不论是经济秩序,法律秩序,还是社会秩序,而是对其改善做出贡献。他在1897年《我的教育信条中》宣称:“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教育在达到分享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如果没有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保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工具。”[8]胡适也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倡言,“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生活,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9]实用主义是现代美国的主要价值精神,胡适承袭了其基本精神,将社会改良寄希望于教育,并赋予教育以广泛的政治、经济,改良社会习俗的功能,成为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另一理论基础。
三、完善的个性主义:教育个体价值层面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实现社会现代化是胡适救国论的路径依赖,教育是胡适救国论的工具依赖,那么,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则是一切依赖的依赖。正如英克尔斯所说:“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基本的要素是个人,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也就是说,要实现“再造文明”、教育救国的理想,要实现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价值,必然关涉到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对此,胡适提出了完善的个性主义。他引用易卜生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时候,我感到好像整个世界沉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你自己。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10]而“救出自己”的关键在于养成自由思想的独立、宽容的人格,充分发展自由的个性,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胡适认为具备独立人格,充分发展的个人乃是社会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动力,藉杜威的社会进化论、智能的个性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论证了培养完善的个性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进化论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源头之一,作为一个社会进化论的笃信者,胡适构筑于社会进化论基础上的完善的个性主义表达了对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乐观和期待,在他看来,社会有机体论所主张的个人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的概念既是个人自由的根据所在,也是教育和启蒙的根据所在。他说,“人的身体里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作战……,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11]胡适的理路在于:既然个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理性充分发展,文化自觉,精神健全的个体是自由和健康的社会得以建立和存在的根本保障,那么,通过启蒙宣传与教育,开启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的个性和理性自觉,就是创造新的自由社会和国家的“造因”。
社会主义改造篇10
关键词：王造时；20世纪30年代；费边社会主义；述论
作者简介：刘是今，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04）
王造时，江西安福人，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曾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但是在1930年代，王造时堪称是当时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其极富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为当时的知识界所瞩目。对这一时期王造时的思想进行勾勒和梳理，可以丰富我们对费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也能为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新的内容。
一、从《新月》到《主张与批评》
费边社会主义，又称费边主义，是19世纪后期产生于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派别。作为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意识，费边社会主义反对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主张运用和平的手段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最终实现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其温和渐进的特点，赢得了中国“稳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欢迎和追捧。正如后来胡适所谈到的那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1]（2374）。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前往费边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英国，学习、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王造时正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典型代表。
1929年，王造时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前往英国，进入了伦敦经济学院，作为研究员师从当时费边社最有名望的理论家——拉斯基。在随后的一年中，王造时根据费边社会主义理论，英国工党发展的历史以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总结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对这套办法信心十足，“可以用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同时实施所谓‘渐进的社会主义’。”[2]（80）
1930年5月，踌躇满志的王造时离开伦敦回国。当时，国内已有一些知识分子团体开始研究和宣传费边社会主义，其中首推胡适、罗隆基、潘光旦、徐志摩、梁实秋、陈源等人在上海组织的“平社”。他们以《新月》杂志为中心，以聚会讨论为形式，研究费边主义的理论，探求改造中国的自由主义方案。回国后的王造时，作为潜心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博士，很自然地被邀请加入，并成为了“平社”后期的骨干和《新月》杂志的一员猛将，“这一年（1931年），最为犀利的政论俱出自罗隆基与王造时之手。”[3]
但好景不长，在的高压政策下，平社内部的意见分歧日益加剧。1932年初“平社”悄然解散，《新月》杂志也不再谈政治。这个平台的丧失，对于立志回国后“谈政治、发议论”[2]（81）的王造时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恢复“平社”无望的情况下，王造时于1932年11月与清华校友彭文应、潘大逵、徐敦璋等人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重树费边社会主义的大旗，系统宣扬自己的主张。但该刊两个月后即被当局查封。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1933年2月王造时等人创办了第二个刊物——《自由言论》半月刊，“继续说我们应该说，并且不能不说的话。”[4]。
吸取“平社”由于意见分歧导致解散的教训，王造时对《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的宣传主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主张与批评》第一期的卷首，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主张》：（1）“主张实现独立统一的国家”；（2）“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3）“建设民主法治的政府”；（4）“提倡科学的文化”。在卷尾的投稿简章中，明确提出“本刊欢迎投稿，但须与本刊的根本主张（见本刊第一期）大体相合。”[5]
在《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两个刊物里，王造时和他的同仁大量著文，全面提出了用费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国的思想和主张。由于在当时还没有哪一个刊物如此明确、系统地宣传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因而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回国不久的王造时也因此声名鹊起，“王博士”之名不仅为文化界所熟悉，也为地方军阀、国共双方所知晓。后人也将这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称之为“主张与批评派”。[6]
二、王造时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国思想界极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共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在探寻中国的前途，都在谋求中国的出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公平与效率，民主与独裁，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为热点的话题。作为当时思想界名人的王造时却很少卷入与他人的争论。在他看来，或许根本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中国的问题不是靠修修补补，敲敲打打能解决的，需要有一个整体的、全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费边社会主义。
1.平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平等一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内容之一，也是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的共同诉求。作为费边社会主义信奉者的王造时，平等自然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根本目标和理论归宿。
王造时认为，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这种平等不仅包括经济平等，也应包括政治平等。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促成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又促成政治上的不平等。”[7]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正是利用经济上的势力，同时拥有了政治上的特权，即便是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实际上也是不民主的。“美国的民主政治给了人民以政治上的平等，但是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它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容易变为虚伪的东西。”[2]（78）
对于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王造时在一定程度上抱有赞赏和同情的态度。他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堪比法国大革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他看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确立了政治平等的原则，“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已确立了经济平等的原则。”“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在苏俄比较在别的国家，是有相当保证”，“这比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得多”。[8]尽管苏俄共产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很大的合理性，但王造时仍然毫不含糊地表示“在理想上我们还不能举手赞成”。[8]因为“苏联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一个党的，不符合全民政治的原则，造成了人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2]（76-77）“我们固然要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还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固然要根据大众利益来实行的统治经济，我们还要我们人民自己来参加施行的统治经济；总而言之，我们不但要求民有民享，我们还要求民治。”[9]总之，在王造时眼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是我到英国去留学并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的原因。”[2]（76-77）
而后来《主张与批评》杂志的发刊词——《我们的主张》一文，可以看出此时的王造时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一方面“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将一切的生产工具、土地、富源最后归国家所有，由国家全权支配，通盘计划，建设全民共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建设民主法治的政府”，“凡国民，不分性别，皆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与义务”，“人民在法律上，应一律平等，不应有超法律的个人、团体或阶级”。[9]
2.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
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里，民主是一个核心概念，民主是自由、平等原则的综合体现，也是自由、平等原则得以实现的手段。它不仅指一种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而且也包括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因此，社会主义的简单表述就是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但对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主要是把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形成的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因此，在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经济民主；或者说，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经济平等。
而如何实现经济平等或者经济民主，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弊病，对于不同道路的选择，成了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与苏俄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费边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领导人民打碎旧的机器，正好相反，是在现存国家制度框架内，“劝说人民更为合理地利用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力”。[10]（249）这一思想深得王造时的赞赏。
王造时指出，理想的实现，“不外两条路径：一是改良，一是革命。改良不用武力，革命非用武力不可。”他对革命是抱有很深的成见的。在他看来，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比目标本身更为重要。革命的血腥和残暴，决定了它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悲剧！”只是“一个无可逃避的罪恶！”[11]（47）而这种悲剧和罪恶是原本不必发生的。因为就实现人类平等而言，通过改良同样也可以做到。而这样一条改良道路，就是费边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随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及，民利的扩大；……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从而社会正义感即所谓社会良心的扩大，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合法斗争和议会道路，逐渐实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革，以至于最后取得政权。”[2]（98）而2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工党的几次上台执政就是这条道路可行性的最好证明。
1918年以前，英国工党在英国的政坛上并没有多少分量可言，但此后在费边主义的指导下，成为现代新型政党并迅速崛起。1923年、1929年工党两次赢得大选，两次建立工党政府。英国工党的执政对王造时的影响很大，在他看来，工党的成功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论断，证明了在现有体制内完全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王造时后来在自述中曾提到：“英国工党发展的历史亦使我对议会道路发生了幻想。”[2]（78）因此，工人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斗争，一步步逼迫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从而以不流血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有和平实现的可能，那么在和平未到绝望之时，不可轻言革命。正因为如此，王造时明确表示：“我是主张先用和平方法的。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走通，我是反对革命的。”“政治上，若有别的办法，我是不赞成武力的。”[11]（53）
3.统制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职能是国家的唯一职能，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让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反思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指出，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无所作为，而应该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英国费边社主要的政治理论家，无论是先期的韦伯还是以后的拉斯基，都主张政府对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干预，正是他们的思想，为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国家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深受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王造时全盘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要实现社会的平等，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实现政治民主的前提下，国家的权力源自于人民，国家已经成为“全体国民的国家”，“全体国民共存共荣的团体”。这种高度的一致性，使国家成为“人类谋求幸福的手段”，“国家已不复是个人主义者所谓‘必要的恶’（necessaryevil），已成为‘积极的善’（positiveGood）”。[8]
既然国家与个人在利益上是一致的，那么“十八世纪末期一般政治思想小视国家与政府的功用，主张放任政策的见解，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的生活”。[8]而“资本主义最大的毛病，就是国家对于生产事业，毫无管理，完全放任，让私人去自由进行。”因此，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干预经济。“因此，如果要为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换言之，生产工具，不但须由国家计划，并且须由公共所有；不是从少数的利益着想，乃是从大众的利益出发；不是消极地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乃是积极地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9]
而如何实现国有化，对于王造时而言，国有化既是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一渐进过程，王造时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设计。“全国工商企业应分为下列三类：（甲）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乙）公私共有，公私共营；（丙）私人所有，私人经营，国家监督。农业也分为三类：（甲）国营农场；（乙）集体农场；（丙）个体农场。随着国家机构的健全，……经过科学调查研究，逐步地由（丙）类上升到（乙）类，再升到（甲）类，以达到一切工商业和农业都归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即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2]（79）
三、王造时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当时思想界的一股热潮，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刊物以及文化名人，没有不谈几句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途似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费边社会主义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流派，为广大中间知识分子所接受和推崇。而30年代初期的王造时堪称其中最为忠实的宣传者和最为热情的鼓动者，他从头至尾也一直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必须看到，他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在王造时看来，社会主义与生产力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社会主义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可以实现，在落后的中国也可能而且有必要实现。任何社会只要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严重的不公正，那么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是对这种社会的修正。正是出于人道的关怀，出于对人的价值实现和发展的强调，他主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而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方式上，他是反对革命的。在他看来，“社会正义感即所谓社会良心”[2]（98）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他相信统治者与普通群众一样，他们都追求着人类的正义。因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能对话沟通并达成共识的。革命并非最佳、也非唯一的手段，劝告统治者，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合理且代价最小的途径。王造时的这些特点，即从道德关系来理解社会主义，赞成改革但反对革命，表明他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但必须看到，王造时尽管是自由主义者，但在他身上却表现出了一种传统自由主义者所少有的偏执与激进，以至于当时的舆论界时不时把他与共产党相提并论。之所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正好反映出传统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或者说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也可以看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蜕变。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而言，平等与自由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但在两者的排序上，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存在明显的不同。古典自由主义以取消限制和限定作为其首要的奋斗目标；新自由主义则关心实现经济收入的更公平的分配和更大的社会公正。对自由或平等的侧重，使古典自由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美国现代政治学家约翰·凯克斯指出：“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是平等主义者，但其程度也许多少有些不同。自由主义者越是倾向于平等主义，他们就越靠近左翼的社会主义；他们越是不倾向于平等主义，他们就越向右翼的保守主义靠近”[12]（116）
对于王造时而言，在自由与平等的排序问题上，平等明显是置于更优先的地位。而正是对平等的强调，使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左翼。也正是对平等的追求，使他天然的与共产主义产生一种内在的倾向。毕竟费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他们之间的最大分歧只是实现理想的途径的分歧，即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的分歧。而改良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决定了王造时与共产党的亲疏远近。如果在政治开明，有轨可循的社会，这种分歧也许会让他与共产党拉大距离，以至彻底决裂。但在统治下，残酷的现实决定了王造时的设想缺乏改良的空间和机会。
1934年1月，王造时创办的第二个刊物——《自由言论》被查禁，王造时本人也被南京政府当局视为危险分子，一度被列入蓝衣社的暗杀名单。残酷的现实让他对改良的热心与激情逐渐消退，失望之余的王造时只有无奈地哀叹：“这年头，实在不能有一计划，有计划也恐将等于空中楼阁。”[13]（192）。也正是的顽固，导致王造时在政治立场上逐渐左倾，王造时后来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在这时期（救国会成立前——作者注），我是旧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应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结果是到处碰壁，一无所成。在这个问题上，我摸索了16年，救国会运动开始之后，我才初步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基本上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和领导，并参加了广大的群众斗争运动。”[2]（87）也几乎从这个时候起，王造时很少再谈费边社会主义，很少再发表相关的文章。此后的王造时已偃旗息鼓，锋芒不再，在思想界逐渐归于沉寂。
参考文献：
[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
[2]叶永烈.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姜义华.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J].江海学刊，1998，（1）：127-136.
[4]王造时.开宗明义第一[J].自由言论，1933，（1）：1.
[5]王造时.我们的根本主张[J].主张与批评，1932，（1）：6.
[6]刘是今.一个鲜为人知的费边社会主义宣传团体——主张与批评派初探（上）[J].广西社会科学，2007，（12）：95-98.
[7]王造时.对内的平等[J].自由言论，1933，（5）：7-9.
[8]王造时.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J].主张与批评，1932，（2）：22-24.
[9]王造时.实行统制经济的先决条件[J].自由言论，1933，（16）：5-7.
[10][英]萧伯纳.关于费边社政策的报告.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王造时.我们为什么主张实行.荒谬集[m].自由言论出版社，1935.
[12][美]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