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重建”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国学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开始谈论起中国传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一种时尚。可是,当我们面对着许多传统的缺失时,我们感叹,并要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所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卷入了这场全民大讨论中。这几年常听到或看到一种议论,说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具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色彩,造成中国的思想危机;说“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一股“左”的思潮,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开启了的先河,等等。持这种论点者,国外、国内都不乏其人。
说起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对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那个时代,文化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础的改变,使得作为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文化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其创始者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国是奴隶制瓦解之前的苟延残喘,而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所提出的理论自然是针对奴隶制社会的。后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走进了封建社会时期。其实,在处于封建初期的秦朝和汉朝前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是道家而非儒家。儒家的重新崛起是在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改造,并被汉武帝极力推行之后的。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建,使得原本以奴隶社会为基础产生的儒家文化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而儒家文化也因此重获新生。
二十世纪初期,封建体制摇摇欲坠,而被封建统治者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而被极力改造的儒家文化,也面临着一场“抽根”似的危机。其实,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建。只是,董仲舒的那一次是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进行的,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进行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于权威的迷信,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去粗取精”,改造传统文化。
从董仲舒改造儒学到封建社会瓦解,其间大概有两千多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家学说渐渐地发生了“质变”,成为专制主义与旧道德、旧文学的保护伞。从“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到倡导“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儒学从一种原本十分人性化的思想无奈地走上的扼杀人性的歧途,而这又导致了个人意识的泯灭以及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这毫无疑问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俗话说,“矫枉必先过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才可以唤醒民众,实现个性解放。
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其实,由于封建社会的“潜移默化”,“国粹”早已被扭曲,到不如在那个时候一并打碎它――文化的东西是不会被本民族的成员所抹杀的,它最多只会“休眠”一段时间,等到适当的时间它自然又会苏醒,而且以一种更加饱满的精神去生长。我想当代的“国学热”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又在社会中找到了归宿。而这一次,它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建,而这样的重建,必然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找到它适合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方式,为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其意义还是十分巨大的。
最后,新文化运动还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引进了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提出无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表现了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科学民主,提倡文学革命,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们,正是最反对“盲从”,最反对“不求甚解,浑浑噩噩”,尽管手段有些激进,但他们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提出要采取“全盘西化”这样激进的方式,也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反动势力的层层威逼,我们的革命者们是无法安下心来,与他们大谈“一分为二”的重要性的,当时要做的,只是让整个中国知识界能够活跃起来,共同关注这个问题,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而在这种论战过程中达到宣传自我的目的。
总之,五四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时期,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块里程碑。之后,中国文化界逐渐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当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历史,去评论我们的前辈,毕竟,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我们是不同的,而如何走好今后的路,才是我们当下最应该深思的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2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3
相对已经发展数百年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研究水平还在西方之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一些也已达到了西方二流SSCi期刊论文的水准，这话看似表扬，却让中国社会科学感到难堪：13亿中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最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仅仅只有部分达到西方二流期刊的水平。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说，中文期刊论文的质量，现在要比十年前高得多了，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高得多了。假以时日，中文期刊的质量最终可能接近甚至达到西方一流水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只有确立中文期刊发表社会科学论文的主体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华，才能从阅读西方期刊论文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营养，我们也才有了真正讨论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动权。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理论问题；深度理论问题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024—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对这一重大理论的研究，应既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又重视深度理论问题的研究。从二者的辩证关系来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需要深度理论问题研究的延伸支持和拓展支撑，而深度理论问题研究需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依赖和牢固筑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一方面，要进一步打牢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进一步加强对其中蕴含着的深度理论问题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由博士生导师李爱华教授作序、史家亮博士撰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22万字），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较好地做到了以下几点：论文
一是既有理论的思辨又有实证的开放式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不论是基本理论问题还是深度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有理论的思辨，否则，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就会流于肤浅的层面，难以从实质上把握这一重大理论。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由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思考仅有理论的思辨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实证的开放式研究，这有助于增强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的论述自始至终体现了对理论问题的理性思考与现实中国的结合，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运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首要地是应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尊重马克思主义原著，同时又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进一步增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研究的理论基点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运用了社会学、价值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些有理论深度、有新意的见解。作文/zuowen/
三是既有对理论的分阶段分析又有对理论的整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这一理论体系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由此，对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研究需要有分阶段的研究与分析，这是深入研究这一理论的首要环节。但仅此研究显然不够，还应重视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研究，这是更好地发挥这一理论的时代价值所必须要做的关键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的研究既以理论发展阶段为依据，论及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也从整体角度论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地位、基本特征、价值取向、实践价值、发展走向等问题，显示了作者从整体角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努力。对作者而言，这一探索尽管是初步的，但应该说是成功的，研究的价值值得充分肯定。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下转31页）（上接24页）一书在基本理论问题与深度理论问题研究的结合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将有助于推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毕业论文网
explorebasictheoreticalissuesanddepthofthecombinationoftheoreticalstudy
——commenton“theoreticalsystem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monographs”
chenjia-fu
（shandonguniversity,marxismcollege,jinan250100，china）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5
①准确、规范。要将研究的问题准确地概括出来，反映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出研究的性质，反映出实验研究的基本要求——处理因素、受试对象及实验效应等。用词造句要科学、规范。
②简洁。要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一般不得超过20个汉字。
二、介绍课题的目的、意义。即先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交代研究的价值。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三、介绍课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即文献综述，主要说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关于这个课题前人曾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等。
所谓综述的“综”即综合，综合某一学科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概况;“述”更多的并不是叙述，而是评述与述评，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发现问题，突出选题在当前研究中的位置、优势及突破点。综述的对象，除观点外，还可以是材料与方法等。
四、介绍本人研究的初步方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突破的难点，预期的结果等。即说明自己的主攻方向是什么，研究中主要根据什么理论、采用什么方法、取得什么成果等。整个研究在时间及顺序上如何安排，怎样分阶段进行，对每一阶段的起止时间、相应的研究内容及成果均要有明确的规定，阶段之间不能间断，以保证研究进程的连续性。
五、说明课题的可行性和创新性。不仅对可能遇到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关键性困难与问题要有准确、科学的估计和判断，并采取可行的解决方法和措施，而且要突出重点，突出所选课题与同类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
六、列出参考文献。最后要列出所查阅的主要参考文献，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立论的真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原著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篇数以各校的规定为准。
七、听取导师评价。在导师的评价后，再作必要的修改与补充，经导师最后认可后，就进入研究阶段，而后便可着手论文的写作。
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书
题目：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
姓名：刘某某
导师：李某某
专业：法学
年级：XX级
时间：20xx年10月22日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其中，未成年人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冲突，而且更意味着社会化、文明化的挫败;不仅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干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也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品德不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其一，刑事法学领域：
(1)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拓展新的思路。我国当前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学科内进行探讨。其中，犯罪学领域侧重于事前的社会预防和事中的治安预防;刑法学领域侧重于事后的刑罚预防。这些预防措施主要是通过外在的手段实现对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规制，而犯罪预防内在手段的运用，即借助思想道德意识的作用引导未成年人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展开分析，试图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冲破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工具。犯罪是一“综合病症”，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剖析。刑事法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其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我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惯于思辨式的理论研究，缺少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考察。本文拟通过实证调查、个别访谈的方法，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态势、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为犯罪预防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其二，政治学领域：本研究除了在刑事法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外，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学价值。我国未成年人有3亿多，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犯罪的发生，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犯罪预防对策，对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持续进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2、实践意义
未成年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作系统解读，可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犯罪破坏社会和谐，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影响社会治安，更是关系到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未来国民的素质，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非常。因此，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本文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有针对性地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提出未成年人个人预防措施和社会治理对策。这些建议和对策，立足于我国实际，更加突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将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现状
未成年人犯罪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的。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非常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保持高度重视。1979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八部委所写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这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为深入。尤其是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严重，其数量递增，而年龄递减，这一态势引起理论界的密切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成果显著，相继有多部著作出版和多篇文章发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研究视域狭窄。犯罪现象复杂多样，既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有关又与个人的生理、心理、生活方式等因素密不可分。因此，犯罪学研究必须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缺乏从众多的学科领域出发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内容缺乏创新性，研究选题过于集中。笔者对近些年出版的未成年人犯罪著述和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发现，虽然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很多，但论述内容相近，研究思路模式化。我们说，研究选题关注学术热点无可厚非，但应对同一问题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的来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内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进行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虽然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犯罪预防问题有所涉及，但过于分散和零碎，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
3、研究方法以思辨和论证为主，欠缺实证研究。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犯罪问题的研究，重思辨和论证而轻实证。康树华、周路、戴宜生等多位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理论研究的对象——犯罪现象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脱离了实践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而非主流。
(三)研究目的
1、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全面解读，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2、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原因、预防等问题的系统梳理，弥补犯罪学理论研究上的不足。
3、通过对未成年犯罪预防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激发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进而更好地做好未成年人工作。
4、通过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的剖析，设计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的方案，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
(四)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中国期刊网查阅文献资料和购买图书资料等多种途径，为开题报告的撰写和论文的正式写作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其中，主要著作包括：
1、陆志谦、胡家福主编：《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2、冯云翔、娄鸿雁著：《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3、许邦银、张晶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4、姬素兰等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5、董新臣主编：《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西苑出版社20xx年版;
6、袁作喜、冯锐著：《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防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王亚东、鲍遂献主编：《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8、康树华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9、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xx年版;
10、张小虎主编：《犯罪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1、李春雷、靳高风著：《犯罪预防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2、冯树梁著：《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3、鞠青著：《中国城市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模式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
14、黄教珍、张停云著：《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心理预防和教育对策》，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
15、莫洪宪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对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
16、[美]路易丝?谢利著：《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17、[意]龙勃罗梭著：《犯罪人论》，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
18、沈壮海著：《新时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xx年版;
19、《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编委会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20、苏宁著：《关注成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
21、鞠文灿主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问题与对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22、陈永弟：《借鉴与参考——部分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掠影》，上海三联书店20xx年版。
主要期刊文章参考资料：
1、周运清、王培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个性结构与特征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xx年第1期;
2、张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xx年第6期;
3、刘远山：《略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重点及对策》，载《河北法学》20xx年第4期;
4、席小华、秦卫平：《学校法制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xx年第5期;
5、钱晖元：《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原因及对策》，载《江淮法治》20xx年第10期;
6、王宇：《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预防》，载《公安研究》20xx年第9期;
7、狄小华：《社会转型期的未成年人犯罪与防控》，载《江苏社会科学》20xx年第3期;
8、全哲洙：《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载《理论前沿》20xx年第14期;
9、任月勤：《试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环节》，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xx年第2期;
10、王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综述》，载《道德与文明》20xx年第4期;
11、罗志丹：《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xx年第4期;
12、贾怀忠：《学校、家庭、社会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载《教育革新》20xx年第5期;
13、黄志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实施》，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xx年第2期。
二、论文结构框架(主要观点)
论文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导言部分主要是介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情况、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
正文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一节未成年人犯罪概念
第二节国内外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三节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与趋势
第二章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解析
第一节犯罪原因概述
第二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析评
第三节思想道德建设与未成年人犯罪
第三章当前我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思想道德因素分析
第一节社会
第二节学校
第三节家庭
第四节个体
第四章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第一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
第二节国外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措施
第三节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结语部分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出发，理性地分析和评价这一现象，再次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呼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多策并举、多措并举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
三、论文写作安排(进程安排、待解决问题)
(一)写作进程安排：
20xx年7月——8月搜集资料，确定论文题目;
20xx年9月——10月中旬撰写开题报告;
20xx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开题报告;
20xx年11月中旬——20xx年2月下旬撰写毕业论文;
20xx年3月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毕业论文;
20xx年4月毕业论文定稿打印。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6
【内容提要】如同历史上经典理论起源都具有相应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背景一样，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起源也有其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则；其二，中国革命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其三，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在专门论及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大都关注前两个层面，而对第三个层面的讨论，则较为鲜见。探究新民主主义理论起源，"论战"是不应绕过去的，因为"论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基本理论分析、理论研究方法、最终争论结果等方面，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
【摘要题】共和国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originsofthenewDemocracytheorycouldbetrncedbackfromthreeaspects:first,thebasicprinciplesofmarxist-Leninisttheory;second,thepracticalexperiencesoftheChineserevolufion;third,theassimilationofthepositiveresultsfromthedebateaboutthecharacteroftheChinesesocietyfromthe1920stothe1930s.thispapermainlydiscussesthethirdoneandindicatesthatthedebateprovidedvaluableintellectualresourcesforthenewDemocracytheory.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理论/学理起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正文】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基本革命理论，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能形成为一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筹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就其思想着础而言，有其必备的学理起源。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炽盛于30年代上半叶、学术思想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下简称"论战"）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当然，仅就学理起源而言，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但考虑到问题研究的针对性，本文仅以"论战"为讨论中心，而不及其他。
一、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
按学术界大致认同的说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起于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起于1932年至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起于1934年至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总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曾说："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总的论争的核心。"这三方面的"论战"期，分别代表着三个连续的思想学术论争的流程，而这又与中国革命进程相衔接。因此，这场"论战"的政治背景就很值得关注了，如何干之所说："革命的实践，引起了革命的论争，论争所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注：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86、183页。）正是这场"论战"的政治诉求所在。
显然，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抬格局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思想界的争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解答，就是这种"论战"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主编《读书杂志》而知名的王礼锡，在为其所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所作的前言中就称；"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1页。）1937年初何干之在总结这次"论战"时，也强调说："在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各党各派就展开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在民族战线内，各党各派对革命所抱的态度，所采的策略，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人主张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反帝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工人阶级革命。这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是由社会性质的分析不同而来的。"（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09页。）可见"论战"是有明确目的的。
对于"论战"起因，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论战"是由大革命失败后所逐步形成的中国"托派"挑起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陶希圣于1928年10月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引起的。就中共内部的争论而言，"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并由此导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争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而上升为总结中国革命理论的问题。具体而言，"论战"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检讨中国大革命失败在理论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论战"是以理论争论为手段、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的。1929年12月，李立三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观点展开批判。随后"新思潮派"（因1929年11月创办的《新思潮》而得名）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人也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反驳"托派"的观点。1930年5月中共领导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其纲领中也明确提出理论争论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10日。）。显然，"论战"对于中共党内的理论争论、对于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中国"托派"理论的争论，都呈现出"实际斗争"需要的政治诉求色彩。
但是从这场"论战"的深度与广度看，不仅仅局限在政治范围内，而且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恰恰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产生影响。从整个论战过程看，从事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均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因而，使得争论有了深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即便是以"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为宗旨的中国经济学社，也在1931年9月召开的第九届年会上关注"论战"。《申报》对会议的召开连续发表时评，其中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的就有4项，即"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地位及其关系"；"中国经济之变迁与现状"；"中国经济之特质"；"中国往何处去"（注：《中国经济学当前之巨责（一）》，《申报》1931年9月3日。）。这几点所讨论的实际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
如果说"论战"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政治思想问题而展开，那么第二阶段有关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第三阶段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则较多地带有学理之争了。
中国社会史的讨论，按何干之的概括不外乎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65页。）何干之甚至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思路。"新史学"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解决了许多中国历史难题，初步建立起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范式，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初学术成就，也成为判定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学术基础。
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在中国社会史方面取得较大学术成就的应以郭沫若、陶希圣为代表，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页。）。陶氏在史观上反对"中国封建社会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持相反立场，此处姑且不论。郭沫若则因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使得他成为"论战"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最初代表。郭氏对"论战"学术价值的最大贡献，在于以扎实的古代文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演化阶段在中国同样存在，并对不同阶段作出年代划分。对此顾颉刚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郭氏的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郭氏之后的史学家吕振羽，在1934年6月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同样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在中国适用的历史根据，只不过吕氏与郭氏在年代划分上存在差异罢了。
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继续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扩展到农村社会，但这巳不是简单地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论争，而是在更为精确的社会学基础上展开论证，其中以各种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因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引起的，赞同王氏观点的文章常发表于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此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巳不是封建性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批社会经济学家，如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他们因以1934年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为论战阵地，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该派虽然宣称"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遣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注：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3版，第3页。）。这种为"现实真理而战"并不影响他们在"论战"中的学术成就，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的调查结果经过统计数据而实证的结论，都是经由严格学术规范写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论著而体现出来的。可以说，"中国农村派"是在学术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了，由此在客观上为中共所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上观之，"论战"的参与者有的是以不同政见的理论家姿态出现，有的是以政治宣传家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则是以学者的身分参与论争，这批学者大都经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论战"不完全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不可否认，"论战"存在"宣传"的意味，这是当时政治现实所要求的。但同时"论战"之所以能够在诸学科上展开，则在于它有相应的深厚学术底蕴作基础，而这点恰恰是它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有所贡献的地方。也就是说，"论战"的政治诉求，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论战"在学术上产生的有益成果，则在学理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知识库"。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及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分析与年代划分、帝国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作用、农村社会的土地问题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从这一"知识库"中得到必要的学理根据。
二、"论战"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经过思想界的论战，使得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及其代表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经过一批学者的深入讨论，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得到科学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作包括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证。
"论战"中使用的概念可谓繁多，其中最重要者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与界定。"论战"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倾向于这一立场的学者，大体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主编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而主张"学术中国化"的学者沈志远就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转引自《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7页。）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经由一批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深入研究，基本已成为一个阐释中国社会诸问题的科学概念。
中共早期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没有作出系统的分析，仅在有关文件或文章中有过个别的提及，这点在等中共领导人早期的文章中都有体现。作为中共的正式文件，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已有"半殖民地"的提法。较明确地将中国社会性质作出定性的，是中共六大。六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注：《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页。）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提法的，是1929年2月3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7页。）。所有的这些涉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在学理上都缺乏充分的论证，只是到了"论战"时期，这个概念才以学术理论形式被较为充分地论证。
"半殖民地半封建"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前期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名文章中明确而科学地界定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释与"论战"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这就需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演变加以历史地考察。
第一，从"论战"的演进过程看，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过较全面的学术研究的，首推"新思潮派"。1930年4月，《新思潮》月刊在第5期推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王学文、吴黎平、潘东周、李一氓等中共理论家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其中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与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两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分析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在论证"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资本主义"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页。）；"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时（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03页。），是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生产力着手，但他们研究的积极意义，正如何干之在总结这场"论战"时所肯定的那样，是"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而"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性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0、211页。）。
第二，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将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从学术层面上升华了一步。也就是说，通过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已有可能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学基础上，从而使得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相应社会性质的确定有了竖实的史学基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依据中国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献，第一次证明中国也曾经历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形态有规律地递替阶段，不但反驳了"新生命派"与中国"托派"的"空白奴隶制"说与中国"国情不同"说，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必要的史学依据。与此同时，吕振羽的史学论著也明确提出"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论点（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本书为原《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增订本），"原版李序"（即李达序），耕耘出版社（上海），1949年，第2页。），这也体现了它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
第三，"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与前期两次"论战"同时起步''''，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中国农村》上刊载的大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学术论文，表明"中国农村派"已建立起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学术框架。1935年间，钱俊瑞发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孙冶方发表《农村经济学底对象》，陶直夫（即钱俊瑞）发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薛暮桥发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等等（注：这些专业性极强的论文，1935年9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过几番，"论战"，到1937年已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体现在前述的何干之的总结性评述之中。1937年，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书的相继出版向人们表明，经过"论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已被当时进步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所接受，可以说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已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共识。他们当中有些学人后来奔赴延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有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述、理论建构，在1935年实际已经成熟、完成。"（注：雷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雷颐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这一观点值得讨论。因为作为政党最高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成熟，必须以其政党的政治纲领或该政党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因而，作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当以等中共领袖人物关于该理论基本观点的系统阐述和正式完整发表为标志。仅就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的，则是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地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页。）。而体现这一概念经典表述的，则是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固然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时，其学理资源可以说是来源于"论战"的积极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非忽视在此之前所作的艰苦理论探索）。这可以从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在延安的学术活动，以及关注他们的学术活动的史实中得到印证。
其一，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以历史学角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体现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而这一章是他人撰述经由修改而成的，无疑认同了其中的基本观点。参与这一章撰述的有、李等（注：参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而则直接参与了"论战"。1931年6月，用刘梦云的笔名写成《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刊登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以评"托派"理论家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为主要内容。在驳论中，从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两重性、社会经济中的商品关系与剥削关系、对外贸易所表明的中国经济性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土地问题等方面，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此文的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
其二，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观点，以及前面提到的两本对"论战"的总结性著作，在延安学术界及对本人都产生过积极影响。何干之1937年8月赴延安（10月初到达），任陕北公学理论教员及陕北公学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因将准备撰写的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函告，毛回函给予肯定（注：：《致何干之》，《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页。），并在函中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书中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财政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注：《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不久之后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应有诸多帮助。
其三，"论战"期间在"新思潮派"中起重要作用的王学文，在："论战"中从学术理论的高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是出于"根据党的指示"（注：王义为：《王学文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进行的。王学文1927年春由上海到延安后，相继任中央党校教员、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刘少奇、、陈云等都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在该院任教的吴亮平也直接参与过"论战"。1930年他在《新思潮》第5期上发表《中国土地问题》，文中论证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并且在注文中进一步辩证地指出："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45页。）王学文、吴亮平等中共党内理论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延安时期理论界有关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其四，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工作，同样受到的关注。吕振羽关于"西周封建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等观点，都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吻合之处。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尤其受到的重视。该著的学术批判性主要是针对"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历史观，尤其是对陶希圣同名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批判。曾询问过这部著作的撰写情况（注：朱振惠：《论吕振羽史学》，《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0页。），可见对吕振羽的学术活动始终是关注的。
总之，上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以及参与论战的一些主要的进步学者纷纷奔赴延安，他们将"论战"的积极成果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共产党人，成为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源泉之一。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论战"积极成果的吸收
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备的革命理论形态，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学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来源，既有域外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有本土的，如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积极成果。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证明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吸收了"论战"的积极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论战"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在延安时期的学术理论界，成为一种被较为普遍采用的概念，在的文章中也多次使用。然而，就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一个概念的使用并不足以支持该理论的体系结构框架，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形态，它的建构完成是充分吸收了各种学科各方面知识的精华的。"论战"的积极成果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表明后者的理论内在知识因素完全移植于前者，只有在有助于构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基本特征的层面上，前者才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学理起源。近代以采中国社会史基本性质的论定，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石，"论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们，为此作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第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对其基本性质的确定显得相当困难，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否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是否已资本主义化了，抑或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0年4月，"新思潮派"的王学文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论证中国的"交换经济"在"广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只不过是较小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农村中只有"稀有罕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镇手工业中有着无控制的"劳动剥削"，农村中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形式的剥削，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中国的具体的表现"。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仅是"小小萌芽"，在中国广大经济区域中，"只不过（是）发展初期的萌芽状态，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实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80、187、189、191、190页。）
"新思潮派"的潘东周，在批评中国社会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已实际不存在的观点时，强调说，"商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代表一个经济制度"，"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而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的勾结，则造成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注：高军编：《中曙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99、201、203页。）
"新思渐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正如何干之所评价的"确有了划时代的贡献，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4页。）。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也同样强调了这种观点，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页。）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社会变化二重性，是"论战"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此问题也有较全面的分析。
"论战"中"动力派"学者大都持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否认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其中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作文章是一个典型。严灵峰以"生产技术"作为"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用1913年至1921年中国进口工农业机器数量的增长数字，"证明中国社会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中国虽然"受帝国主义束缚日益坚固……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348～350页。）任曙则将对外贸易当成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取得支配的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国经济生活中取了决定意义……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系"（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动力派"完全否认了帝国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事实。
对于"动力派"的观点，专门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予以驳斥，文中指出，任曙"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是"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文章以许多实证数据，如海关进出口数据、国外投资数据等，论证了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其附庸，"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指出，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性质，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性质的前提。"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而"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第3、14、44-45、70、72页。）
据曾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朱伯康回忆，刘梦云（即）文章发表后，"读者反映良好，都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佳作"（注：朱伯康：《往事回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况且作者后来直接参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其这一观点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被完善地表述。
第三，从生产关系入手剖析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是"论战"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中国农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濒于破产，因而有1933年开始的所谓"复兴农村、救济农村"的社会改良运动，但"中国近来流行的''''复兴农村改良技术''''的口号，宣传得怪好听，实际上未见有若何改进之处"（注：褚汇宗：《国际经济战争与中国》，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第257页。）。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显然不是一个生产技术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经济派"的王宜昌、张志澄等人犯了一个基本理论错误，即认为"技术即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中劳动对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对此，"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作出了有力的辩驳。钱俊瑞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而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为"（一）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据统计"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二）中国目下农村资金的累积与剥夺，主要以，土地所有''''这一种财产关系为根据"；"（三）农村劳动力的荒废起因于农民的失地"（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73页。）。薛暮桥也认为，尽管不能否认农业生产力中的技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的一面"，即"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研究农村生产关系为重点的方法，可以避免"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而把''''机器生产当做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因素''''"的错误。薛暮桥还指出，不能夸大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因为从农村生产关系上看，"在中国农村中间，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底向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又可看到整个农村经济底衰落、崩坏；在这情形之下，贫农底增加，远比资本主义经营底发展来得迅速。"（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50、54、56页。）由此证明，虽然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生成，但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总之，"中国农村派"主张"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之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来把握生产力"（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90页。），才能科学地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这种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的方法，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同样体现着，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关于"农民阶级"的分析，以农村土地占有及使用、农村中阶级关系、农村经济剥削形式等方面入手，确定不同阶层的农民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作用等等就是例证。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7
关键词：视域融合；问题视域；理论文本；异质文化；时间间距；空间间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018-06
“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当代哲学解释学最具权威性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一个解释学的重要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阐释文本理解的性质和方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自西方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学界迅速传播之后，“视域融合”这个概念几乎立刻得到了正在急切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国学者的心领神会和广泛接受，并很快被用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和实践进程。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然包含着“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与渊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相遇，而且必然地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相遇。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构成读者视域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是凝结在读者头脑中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因此，这个“视域融合”是发生在异质文化的互动过程中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旨趣或一种文化策略的选择，而且是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创新。因此我们就不仅仅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创造出足以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世界”变迁的普遍语言，为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过程所遭遇的各种困难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支点。因而，只有深入地、确切地把握中国社会在其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才能通过“视域融合”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和深度中国化。
一、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基本论点
伽达默尔“视域融合”论的提出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即“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非常赞同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此在）的时间分析，认为理解不仅是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之一，而且是“此在”本身存在的方式，它是“此在”基本的、构成它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在动”，（being—in—motion），从而包括了此在全部的世界经验。因此，就文本理解而言，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文本作者有着属于他自身的历史结构，这个历史结构基于他的历史处境和社会处境。也就是说，作者总是一定处于一个世界中，总有他自己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逻辑结论：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中，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时间性或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解者，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这就意味着，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
作者和读者各自的历史处境，或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构成了他们各自的“视域”。所谓“视域”，在伽达默尔那里，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前判断体系，这个前判断体系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历史处境和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成见甚或偏见，包含着一个人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每一种视域都对应于一种前判断体系，因而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视域，但决不会有封闭的视域。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文本）各有自己的视域，但理解并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域中，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视域就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
既然文本理解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那么理解的历史性就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传统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先在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但传统并非像想象的那样只是保存旧的东西，即使是最彻底、最坚固的传统，也不是靠一度存在过的东西的惯性来维持的。传统确实是保存，但却是有选择地保存，本质上是在一切历史变化中主动地保存。传统作为保存就像革命和更新一样，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这样，正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因此，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作者或文本最初读者的偶然性，文本的真正意义与作者的原意或心理特征无关，“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但历史的客观进程实际上是永无穷尽的，“对一个本文或一件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也就是说，文本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要比作者想要表现的东西多得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根本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为达到正确理解而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相反，它实际上是理解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伽达默尔进而认为，时间间距有一种过滤作用，可以把我们在前判断中不自觉地产生的对于理解对象的成见、预设及功利性看法进行过滤。当然，时间间距过滤掉的是一些不适当的成见，但同时也保留和增加一些合理的成见。在这个过程中，成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合理的成见在历史的进程中会变得不合理，死守过时了的成见只会同这些成见一起被人所抛弃。这样，成见也是理解的基础，但又要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得到检验、调整和修正，包括剔除在理解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错误的成见，同时产生新的建设性的成见，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传统的一部分，传统就是这样发展的。只要我们理解，我们就参与了传统的发展。传统决定我们，我们也决定传统。
从上述观点出发，伽达默尔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也就是说，在历史理解中，主体和客体并不是二元分立的，理解的主体就在历史之中，而历史的真实亦在主体的理解之中，并不存在着离开理解主体的历史自身。历史既不是纯粹的客观对象，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是狄尔泰的“生命的自我表现”，而是主客体的交融和统一。历史主客体的这种统一不只是显现在观念中，更重要地是显现在历史效果中。对此，伽达默尔明确指出：“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效果历史预先决定了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什么是研究的对象。“在一切理解中，不管我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种效果历史的影响总是在起作用。
既然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这就决定了理解的逻辑结构是问答逻辑结构。历史文本成为解释对象意味着它问了解释者一个问题，因此，解释总是包括了同这个问题的关系。“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文本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必须到文本中去找。文本或传统提出的问题当然有其历史视域，而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就必然包含了现在和传统的互为中介的作用，即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视域内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必须从一个问题出发把所说的话理解为一种回答，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样，问答关系似乎倒了过来：为了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我们自己必须开始问问题，也就是在我们的视域内重新构造提出的问题，而我们重新构造的那个问题不能不超出那个问题原有的历史视域，这个视域必然包含着提问题的人的视域。正是通过问问题的过程，我们寻求文本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因此，问答过程实际上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在重新构造文本或历史提出的问题时，我们的视域必然要进入历史的视域，从而发生两个视域的融合。这就是使“文本的意义方向得以规定的问题视域（Fragehorizont）”。
二、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问题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我们深入把握文本理解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观念和方法，同时对于我们探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毫无疑问，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视域融合”无疑是民族文化消化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使之本土化的核心环节或机制，它意味着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在问题逻辑中的融合，形成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新的文化视域。不过，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于理解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来说，又是不够充分的，需要做一些理论上的扩展。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所界说的主要是同质文化中文本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关系。在同质文化中，作者和读者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语言，并处在同一个民族或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之中。虽然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特别是在作者与相对久远的读者之间，传统和社会境遇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时间间距，但是，一方面传统在其发展中所保留下来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因此，在传统中总有诸多共同的因素既支撑着作者对文本的创造，也支撑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特别是当作者和读者处在同一个语言文化系统中时，二者所能达成的语义共识远比文本作者与异质文化的读者之间所能达到的语义共识要高得多，这就如同处在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之间一样，尽管变化多多，但此水总非彼水；另一方面，传统的确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在同质文化系统中，文本的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了传统的变化过程，他们通过理性的自由选择行动有选择地保留着传统的东西，同时又根据自己的视域和问题更新着传统。这样，尽管由于时间间距，读者的视界与作者的视界有很大差异，但是构成读者视域的那个“前判断体系”事实上总是在传统中汲取文化资源，而没有游离于传统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归根到底表现为同一传统的自身发展。总之，在同质文化系统中，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本身具有一种凭借文化传承关系而形成的文化连续性，它使置身于同一传统中的读者和作者并不是相互陌生、相互外在的“自我”与“他者”。也就是说，理解自己祖先的文本总比理解外来文本要容易得多。
而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文本作者与在另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文本读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间距，而且存在着文化意义上的“空间间距”。这种“空间间距”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间距”，亦即对于理解外来文化文本的读者来说，这个读者所处的文化传统、语言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他所面临的并试图在文本中寻求答案的种种问题都与作者有着极大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差异，他的视域或者说他的“前判断体系”与作者的视域缺乏同质文化所具有的那种传统的连续性，这就使跨文化的视界融合较之同质文化中的视界融合要困难得多。
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也就是必须通过文本互动加以解决的问题。所谓文本互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翻译将外来文化中的文本置于本民族的语境中。在这种文本互动中事实上已潜在地包含着视域融合的过程。当一种外来文化的文本被置于民族文化的话语体系中时，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经实现了一种观念的融合。被翻译过来的语言，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虽然基于文本作者的语言，但在语义上又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者的文本语言，虽然取之于读者（或译者）所属的民族话语系统，但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民族话语的原本含义，这种语言实际上已经是作者的视域与读者的视域通过语言媒介而达到的融合。
然而，语言上的解决并不是视域融合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它的实质性内容。伽达默尔认为，视域融合的逻辑是一种问答逻辑，理解一个文本意味着理解问题。由此观之，语言上的解决主要地还是一种语义上的相互理解，还不是针对问题的反思，它开启了视界融合的大门，但要进入这个大门就必须以问题为先导。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诠释或解读马克思著作时提出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式”（problematic）概念。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跨文化视界融合也是很重要的。阿尔都塞说：“问题式的概念与唯心主义地解释思想发展的各种主观主义概念的不同之处，正是问题式的概念在思想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问题式，这个问题式本身是一个答复，但它回答的不再是它自己的问题，即问题式内部包括的问题，而是时代向思想家提出的客观问题。”这就是说，引导读者进行文本理解的是读者力求从文本中或从一种思想体系内部寻求答复的问题体系，而这个问题体系所包含的问题并不是读者个人的主观问题，而是读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向读者提出的客观问题。因此，“问题式”不是一种纯粹思辨的学术问题，而是与读者的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境遇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
事实上，自资本主义的发展借助资本的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线以来，一个处在急剧变革中的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多种文化相互交会的“文化接触区”（德里克），不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织碰撞，而且外来文化中的各种理论思潮也会在这个接触区中相互角逐，从而使这个民族国家在文化转折上处于激烈的思想交锋过程中。“问题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为，思想交锋过程就是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注意力已经从语言转向了民族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确认哪一种思想理论更有助于我们透视民族问题或社会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哪一种思想理论更有助于启发和引导我们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或社会危机。因此，这个过程也是拓展读者视域的过程，使读者把语言问题或观念问题同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了对外来思想理论文本的理解和再理解。
当然，思想交锋毕竟还只是发生在观念领域中，尽管这个过程似乎永无歇止之日，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观念领域，就绝无可能使一种哪怕是最先进的外来文化在民族文化的机体中生根。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真正的视域融合只能发生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如同伽达默尔所说，“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这是理解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亦即，如果说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那么创造历史的人如何理解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将决定他采取怎样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因此，历史理解和历史创造必然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相统一的过程。由时代问题或社会问题所构成的“问题式”无疑是读者的视域即他的前判断体系的主要成分。在对外来文化文本的理解中，读者在寻求问题的答案的努力中与作者实现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在于建构出一种能够实际地解释和解决实践活动所遭遇的困惑或问题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源于外来文化的文本，但却述说民族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理论虽然在民族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得到表述，但却使民族文化得到了系统的改造，使之能够胜任社会变革实践的伟大使命。这也正是“效果历史”的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视域融合”问题
深入探讨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社会变革的风雨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构成中。一种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理论思潮，最终竟能与一个完全异质的社会机体及其文化系统相融合，这无论是对于社会发展史来说，还是对人类文明史来说，都是一个典型的、值得深入思索的“世界历史”事件和过程。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完全被中国的文化血液所吸收，并随着中国文化脉搏而跳动，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旨趣，毋宁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已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地，同时也成为多重思潮交会、碰撞的文化“接触区”。进化论、唯意志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各种西方哲学思潮都在这个接触区中尽情地表演自身，也的确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目光，特别是也曾经对那些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些“主义”直到今天依然是西方的“主义”，是相对于中国文化的“他者”，只有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的主导。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为研究和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视角、思路、观点和基本方法。而其中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更迎合了革命知识分子力图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激进要求，并使他们相信，在中国将要发生的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强化了他们献身于社会革命的信念和热情。同时，也只有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地摆脱形而上的清谈，为中国人的解放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现实的策略和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就在于它的理论主题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相互吻合。由于这种“主题相关”，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多种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脱颖而出，不仅被成功地置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而且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真正实现了“视域融合”，而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达到了“效果历史”。
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不只是理论上的思想交融，更是实践上的“效果历史”。贯穿于其中的就是“问题式”的思维逻辑或“问题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在于把握了这个问题逻辑，更为具体地说，就是把握了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问题视域”。所谓“问题视域”不是指各种问题的杂和拼凑、胡乱堆砌，而是指一系列彼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构成的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问题体系。这个问题体系所包含的问题涉及事物或过程的基本性质、因素或环节，谋求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答，实际上也就是对事物或过程的理论把握。依据问题域而形成的理论与衍生问题的事物或过程必然具有一种同构性。因此，问题视域可以说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中介。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版本。而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视域。这个问题视域就是指涉及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状况、结构关系、内在矛盾、发展动力和规律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所构成的问题体系，其主要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转变？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革命动力？如何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寻求这些问题的理论解答，由此构成了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和过程的总体把握，系统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显然，这一理论体系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引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仅仅依靠马克思的理论文本也是不可能形成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的理论结晶。在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高度的“视域融合”，这不仅在于于民主革命时期，能够始终坚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地考察、分析和总结中国社会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和实际经验，而且在于他能够始终在党内思想理论战线上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右思想路线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由此探索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以其卓越的哲学才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视域融合”——特别是跨文化视域融合——的最本真的原则和方法。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8
题目：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
姓名：刘某某
导师：李某某
专业：法学
年级：XX级
时间：2014年10月22日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其中，未成年人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冲突，而且更意味着社会化、文明化的挫败；不仅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干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也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品德不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其一，刑事法学领域：
(1)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拓展新的思路。我国当前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学科内进行探讨。其中，犯罪学领域侧重于事前的社会预防和事中的治安预防；刑法学领域侧重于事后的刑罚预防。这些预防措施主要是通过外在的手段实现对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规制，而犯罪预防内在手段的运用，即借助思想道德意识的作用引导未成年人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展开分析，试图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冲破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工具。犯罪是一“综合病症”，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剖析。刑事法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其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我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惯于思辨式的理论研究，缺少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考察。本文拟通过实证调查、个别访谈的方法，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态势、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为犯罪预防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其二，政治学领域：本研究除了在刑事法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外，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学价值。我国未成年人有3亿多，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犯罪的发生，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犯罪预防对策，对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持续进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2、实践意义
未成年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作系统解读，可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犯罪破坏社会和谐，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影响社会治安，更是关系到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未来国民的素质，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非常。因此，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本文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有针对性地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提出未成年人个人预防措施和社会治理对策。这些建议和对策，立足于我国实际，更加突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将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现状
未成年人犯罪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的。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非常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保持高度重视。1979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八部委所写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这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为深入。尤其是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严重，其数量递增，而年龄递减，这一态势引起理论界的密切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成果显著，相继有多部著作出版和多篇文章发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研究视域狭窄。犯罪现象复杂多样，既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有关又与个人的生理、心理、生活方式等因素密不可分。因此，犯罪学研究必须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缺乏从众多的学科领域出发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内容缺乏创新性，研究选题过于集中。笔者对近些年出版的未成年人犯罪著述和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发现，虽然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很多，但论述内容相近，研究思路模式化。我们说，研究选题关注学术热点无可厚非，但应对同一问题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的来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内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进行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虽然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犯罪预防问题有所涉及，但过于分散和零碎，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
3、研究方法以思辨和论证为主，欠缺实证研究。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犯罪问题的研究，重思辨和论证而轻实证。康树华、周路、戴宜生等多位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理论研究的对象——犯罪现象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脱离了实践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而非主流。
(三)研究目的
1、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全面解读，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2、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原因、预防等问题的系统梳理，弥补犯罪学理论研究上的不足。
3、通过对未成年犯罪预防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激发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进而更好地做好未成年人工作。
4、通过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的剖析，设计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的方案，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
(四)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中国期刊网查阅文献资料和购买图书资料等多种途径，为开题报告的撰写和论文的正式写作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其中，主要著作包括：
1、陆志谦、胡家福主编：《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冯云翔、娄鸿雁著：《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许邦银、张晶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姬素兰等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董新臣主编：《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6、袁作喜、冯锐著：《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防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王亚东、鲍遂献主编：《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8、康树华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10、张小虎主编：《犯罪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李春雷、靳高风著：《犯罪预防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冯树梁著：《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鞠青著：《中国城市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模式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4、黄教珍、张停云著：《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心理预防和教育对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5、莫洪宪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对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美]路易丝？谢利著：《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17、[意]龙勃罗梭著：《犯罪人论》，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8、沈壮海著：《新时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9、《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编委会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0、苏宁著：《关注成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1、鞠文灿主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问题与对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陈永弟：《借鉴与参考——部分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掠影》，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主要期刊文章参考资料：
1、周运清、王培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个性结构与特征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1期；
2、张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刘远山：《略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重点及对策》，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4期；
4、席小华、秦卫平：《学校法制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5、钱晖元：《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原因及对策》，载《江淮法治》2002年第10期；
6、王宇：《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预防》，载《公安研究》2005年第9期；
7、狄小华：《社会转型期的未成年人犯罪与防控》，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8、全哲洙：《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载《理论前沿》2004年第14期；
9、任月勤：《试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环节》，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0、王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综述》，载《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4期；
11、罗志丹：《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年第4期；
12、贾怀忠：《学校、家庭、社会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载《教育革新》2006年第5期；
13、黄志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实施》，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二、论文结构框架(主要观点)
论文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导言部分主要是介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情况、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
正文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一节未成年人犯罪概念
第二节国内外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三节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与趋势
第二章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解析
第一节犯罪原因概述
第二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析评
第三节思想道德建设与未成年人犯罪
第三章当前我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思想道德因素分析
第一节社会
第二节学校
第三节家庭
第四节个体
第四章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第一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
第二节国外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措施
第三节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结语部分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出发，理性地分析和评价这一现象，再次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呼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多策并举、多措并举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
三、论文写作安排(进程安排、待解决问题)
(一)写作进程安排：
2014年7月——8月搜集资料，确定论文题目；
2014年9月——10月中旬撰写开题报告；
2014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开题报告；
2014年11月中旬——2015年2月下旬撰写毕业论文；
2015年3月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毕业论文；
2015年4月毕业论文定稿打印。
(二)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入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其中，实证调查将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这一研究要以多学科为基础，学科之间的整合也将是该研究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导师或论文指导组意见：_____________________
知识扩展：论文开题报告的意义、写法
一、论文开题报告的意义
论文开题报告，就是当课题方向确定之后，课题负责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报请上级批准的选题计划。开题报告既是文献调研的聚焦点，又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展开的散射点，对研究工作起到定位作用。它主要说明这个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真实性，是对课题的论证和设计。其中真实性体现在研究计划上。
课题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要准确、规范、简炼。
准确就是课题的名称要把课题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有时候还要把研究方法写出来。课题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规范就是所用的词语、句型要规范、科学，似是而非的词不能用，最好引用成熟的理论术语来构造题目，口号式、结论式的句型不要用。因为我们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要用科学的、规范的语言去表述我们的思想和观点。
简练就是课题简短精练，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
二、论文开题报告的写法
论文开题报告的格式及写作技巧
1.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论文开题报告的一般内容包括：
(1)课题来源、开题依据和背景情况，课题研究目的以及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文献综述，着重阐述该研究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应用领域，同时介绍查阅文献的范围以及查阅方式、手段。
(3)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
(4)研究计划。包括学术构思、研究方法(包括拟采用的实验手段)、关键技术、技术路线、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包括所需科研和实验条件、课题工作量和经费)、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难点、解决的方法和措施以及预期目标。
(5)主要参考文献，列出所查阅参考的文献。
(6)研究工作进度计划。
2.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技巧
(1)选题合适是前提
一个清晰的选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因此选题应本着以下原则：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综合训练的基本要求，难易度及任务量适宜。
*与自己实际教育背景、科研工作或生产实践相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
*是自己专业中发展迅速影响重大而需综合评价的部分。
*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所选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2)研究目标具体却不死板，有价值
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课题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课题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3)收集资料，积极学习研究课题所需理论是论文开题报告的基础
首先，收集资料。我们要了解别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工作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要有创造性。
文献资料是撰写好学术论文的基础，文献越多，就越好写。选择文献时应选择本学科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等，要注意所选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及科学性、优先选择阅读近期的(近3~5年)，后读远期的；广泛阅读资料，有必要时还应找到有关文献所引用的原文阅读，在阅读时，注意做好读书卡片或读书笔记。
其次，学习理论。我们要掌握与我们课题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研究工作才能有深入进去，有真正的创造。因此，我们进行科学研究，一定要多方面地，要加强，这样我们写开题报告的时候，才能更有把握一些，制定出的开题才能更科学、更完善。
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要注意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资料。该部分应是是评论性的，本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4)正确的指导思想是论文开题报告的政治保障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对于范围比较大，时间又很长的课题来讲，大家在总的方面，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就可以避免出现理论研究中的一些方向性错误。
(5)研究计划是开题报告的核心
研究计划，就是课题确定之后，研究人员在正式开展研之前制订的整个课题研究的工作计划，它初步规定了课题研究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和步骤。研究计划水平的高低，是一个课题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反映。一个好的计划，可以使我们避免无从下手，或者进行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的情况，保证整个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因此研究计划要科学、要务实，切忌脱离实际。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9
标准化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研究则是当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公共服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公共图书馆儿童早期阅读服务基本理论问题探讨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构建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理论分析会计记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食品安全犯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关于文化经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试论公司道德审计的基本理论问题教学质量评价的基本理论问题浅谈作文写作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关于管理控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论道德评价的基本理论问题财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再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旅游社会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集团公司财权安排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关于琉球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当代中国大学体育实践的新动向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视角转移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3]李春田.标准化概论[m].第六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1.
[4]DenHaRDtRB，DenHaRDtJV.thenewpublicservice：Servingratherthansteering[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2000，60（6）：549-559.
[5]谢志强.文化社会学[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5）：44-45.
[6]舒辉.标准化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30.
[7]GB/t13016-2009.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
[8]徐方雅.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策略[J].中国商贸，2014（14）：191-192.
[9]中国电子政务网.标准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eB/oL].[2014-12-23]..
[10]新华网.授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4-11-11].http：///2013-11/16/c_118166672.htm.
[11]中国广播网.文化部将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eB/oL].[2015-01-03].http：///newsFeeds/201401/t20140103_514565504.shtml
[12]新华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2015-01-14].http：///ttgg/2015-01/14/c_1113996899.htm
[13]GB/t12366-2009.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
Researchonthefundamentaltheoryissuesof
standardsystemofpubliccultureservice
QiUJunping1，LiXiaotao1，2
（1.ResearchCenterforChineseScienceevaluation，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p.R.China;
2.Libraryof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nanjing210016，p.R.China）
abstract：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资本问题；融通性；研究范式；视域
中图分类号：F0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05-06
步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这四大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新的挑战，经济学界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应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其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本身都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许多理论成果对深化改革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特别是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资本的研究似乎松懈了。这显然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不相符合。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观念、概念、资本实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问题的研究也面临着全新的重大挑战。一个基于文献的判断是对《资本论》视域研究的、马克思称之为极其简单而无内容的最基本的资本问题的研究停滞不前，文献极少；而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的具体而极其繁杂的资本实践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文献极多。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带来了深思。本文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基于《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比较资本研究的融通性问题。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功能等，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概括为“为资本正名”。其中代表性研究包括梁坚、何炼成、杨承训、文宗瑜、武建奇、蒋学模等的研究[1-6]。另一个时期是在21世纪初，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对资本的研究更多地结合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特别是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特殊性，但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何炼成等[7]。但也有学者批判了“资本中性论”，认为不存在“公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总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而主要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的具体形式进行研究，其资本形式主要表述为：中国固定资本存量，特别是物质资本存量以及中国资本积累及其效率等。代表性学者有：张军等、李治国等、王孟欣、张勇、吕冰洋等[8-12]。这些研究一般使用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构建数学模型，通过实证结果检验其结论。通常认为这类实证研究与第一类从《资本论》视角对于资本的研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很少有文献把二者结合起来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两类研究之间可以互相借鉴，特别是对于从《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可以借助于第二类研究的某些数据或结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成果。综合来看，完全照搬《资本论》的内容，将其看成不变的教条，直接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中根本行不通；而完全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有可能陷入“数学教条主义”[13]。可见，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须借鉴外国一切先进理论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因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以《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时，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具体资本的某些方法、手段。从《资本论》三卷研究内容的逻辑关系来看，第一卷着重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三卷中“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且有明确的规定性。一卷中“资本”概念最抽象；二卷中“资本”主要指产业资本，或更加强调为工业资本；三卷中“资本”主要指各种具体资本，即作为特殊要素的资本形式。可见，本研究可以借鉴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似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就是一个很高深的领域，只有专门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才去做，并且似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体的资本形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科学数据等相隔离，这显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且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而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保证其研究结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二、两种视域下比较研究的主要方向
（一）资本概念
“资本”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马克思正是围绕“资本”构建展开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频繁使用资本概念，但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赋予资本的内涵大致有狭、中、广三种，我们分别称之为狭义资本、中义资本、广义资本。
狭义资本，作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特殊剥削关系，是反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特有范畴。马克思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4]在这里，资本以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为决定性条件。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上述狭义的资本关系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其他一切关系，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最基本、最主要、最常见的是这种狭义资本。
中义资本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剥削关系，而且是对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共有的一般剥削关系的本质概括。这种中义的资本含义，马克思在多处使用过，如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
广义资本作为一般无酬劳动支配权或剩余劳动索取权，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迄今任何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共有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的最后，马克思先把剩余劳动称为无酬劳动，接着指出：资本“按其本质来说，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这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际上是无酬劳动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14]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而剩余劳动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下，其具体形态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在封建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地租，在奴隶社会则主要表现为对奴隶的直接强制劳动，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又表现为社会的积累、管理和保障费用。马克思写道：“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3]马克思把这种剩余劳动看作“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既然剩余劳动存在于迄今一切社会形态中，那么作为剩余劳动支配权的广义资本，就是一个内涵极为宽泛的概念。
从国内文献来看，目前从《资本论》视角研究资本问题的文献相对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因主要是当时市场化体制建立，改革进一步深化，需要对资本概念的深入研究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从目前来看，那一时期相对集中的文献对于资本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很多共识，特别是学者们在从广义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时，始终无法突破狭义资本概念的束缚，从而形成巨大的矛盾。学者们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与马克思的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始终未有定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争议就是关于“公有资本”概念的认识问题。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本问题，其资本概念与《资本论》视角的概念有巨大差异。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主要从要素论角度出发，其体现的是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而从《资本论》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则更多体现的是生产关系，这也正说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关于资本物质方面的研究总是具体而多样的，而关于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总是简单而抽象的。由于概念范畴的判别不同，也导致了研究具体内容的差异。因此从目前资本问题研究的现状来看，关键是学者们如何从两类资本概念范畴中找出研究的融通点，为两大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内容，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
（二）资本规模和结构
本文所指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一国宏观意义上资本总量的规模和结构。其与金融学、企业财务学上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概念不同。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资本是依靠剥削工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但物本身并不天生是资本，只有当它们成为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并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生产出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所以从本质上说，资本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总是体现在物品上，通过一定的物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些物品本身天然就是资本。因而历史上和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资本说成是同生产工具一起出现的、超越历史的范畴，否认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而将资本主义解释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4]
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也必须体现为一定物的形态。那么这种资本所体现的物质形态在量上如何衡量？国内学者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都不太关注这样的问题，至少笔者从《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四种刊物中未找到这一视角的文献。相反如果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角度研究资本量化问题的文献却非常多，特别是将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角度的文献占有很大比例，在上述四种学术期刊搜索的结果中约占到60%。本文所界定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宏观上资本表现物的量的规模和结构。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同时在实际中如何衡量这一定义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在经济学理论界少有研究。结合收集到的上述经济学期刊上的主要文献，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语境下的资本规模的量的衡量，由物质资本的存量来代替；而资本规模的结构问题，可以由物质资本存量的总量指标中按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两大类进行解构。这样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大视域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可以创新性地融通起来，下文尝试以此为例具体展开。
三、两种视域下资本规模和结构融通研究例证
笔者对两种视域下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尝试用量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问题进行深入认识，当然这种尝试难度大，也难免存在许多漏洞，不过做为一种尝试可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这一思路对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精确化”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或变为“数学教条”[13]。因此在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根本目标上，必须明确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本作用是什么。
资本的迅速积累是中国最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深入改革和非国有经济比例上升，稀缺资本无效配置的现象逐渐减少。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成就，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已经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被广泛认同。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体系、市场机制和制度变迁都明显存在转型的痕迹。那么，中国的资本存量在经济转型的路径上又表现出哪些内在结构的变化趋势呢？
显然上述这些重要思考是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来展开研究的，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张军（2004）、李治国（2003）、吕冰洋（2008）等。借助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建国以来资本积累的总体规模情况。如图1所示。
图1、图2能够清晰地刻画出中国从1952年至今物质资本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总体规模。尽管从图1、图2及相应文献也能看出具体研究中选用方法及指标方面仍存在差异，但这些细节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要点，因此不影响我们对中国建国至今资本总体规模变化趋势的认识。显然基于马克思《资本论》视域研究资本问题的既有文献并没有给出中国目前资本总体规模变化趋势的精确化分析结论，那么这种资本总规模量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问题的启示和意义是什么呢？马克思笔下，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考察资本概念最为抽象，最为概括；而随着《资本论》创作的进一步进行，马克思关于资本具体形态的变化也逐渐展开，资本的概念也逐渐具体化和可量化。马克思从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资本概念入手直到资本形态的变化分析研究，是以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大量资料和数据为前提和基础的，尽管我们在《资本论》中看不到大量的数学推导和模型，但绝对不代表《资本论》是概念的堆砌和纯逻辑的游戏。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如何从量化角度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来看，以这些量化研究结果为基础，需要进一步做哪些研究工作？这就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在当代中国，关于资本有无，或为资本正名已经成为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把“资本”与“公有”联系在一起，正式提出“公有资本”的新概念。这就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及其与“公有资本”的联系和区别，进而科学地把握公有资本的内在规定和要求。尽管公有资本概念本身仍存在许多矛盾，如资本一般，即使是包含在公有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一般，笔者认为它和包含在私有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一般是同一个东西，绝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它是一个与当代经济现实密切相连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概念，因此包含着一些我们并不喜欢，却又不能不接受的内容。唯其如此，它才是一个有用的科学范畴，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深入地研究。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背景全然不同，马克思不可能超越时代而预见到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资本问题，诸如私人资本和公有资本等概念范畴。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必须直面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上述中国物质资本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总体规模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研究才能体现这一思路呢？笔者尝试将中国物质存量总体规模进行结构划分，以体现这一资本总量中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的比重，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此处的公共资本存量与公有资本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价，但是其物质内容上有很大重叠，因此，笔者用公共资本存量近似地来表征公有资本的存量特征。
在众多的有关中国资本存量的文献中，主要是对中国物质资本存量总量进行估算，但如何对总量资本存量进行分解则是一个难题。传统上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粗糙，一般采用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或者预算内财政投资中的基本建设支出部分作为公共资本的代表，其余则作为私人资本。对资本存量总量进行分解的文献很少，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为例进行阐述，如图3、图4所示。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别，本文估算的中国资本存量结构与张勇（2010）的估算结果差异较大。显然，本文低估了中国的公共资本存量规模，但与张勇（2010）的估算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仍有其现实意义。为什么会低估呢？首先，作为中国的国情，国家预算外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会被转为公共部门资本存量，因此对应的投资必须包含这部分。其次，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究竟算私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在当前的研究中，国有企业投资被计算在私人投资领域。尽管就国有企业的职能而言，其仍然属于生产领域，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国有企业的投资更接近于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纯粹的私人投资行为。如果把快速增加的国有经济的投资计算在私人部门，从而得出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可以拉动私人部门投资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但是这样却低估了公共资本存量对实体经济的真正影响。
就中国资本存量变化的特点来说，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存量近年来快速上升，而图3反映出以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为主的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等准公共部门资本规模相当高，私人资本存量只是近期（2006年）才超过公共资本，反映出中国离市场化的程度还很远，发展模式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公共资本规模的持续扩张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中国投资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的资本规模始终居高不下，且在近年出现快速上涨势头，这说明国有企业仍然牢牢地把持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政府支出结构同样不合理，作为公共支出主要职能的社会保障支出只是在近期才接近资本性支出，但仍然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很大。
中国的投资和资本存量快速增加，资本的快速积累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连续15年可以实现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在合理地分解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规模比传统认为的要大得多，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比想象的大得多，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如何理解这一研究结果，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四、讨论与启示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极为不同，导致了在我国很长时期内基于这两种视域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形成巨大反差。本文所尝试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也不在于将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在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的实践出发，如何运用现有理论更好地揭示中国特殊背景下这一问题的规律性及发展趋势。显然，在当今中国，如果学术研究将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完全隔裂，是不能反映中国资本实践问题的真实情况的。那么在两种研究范式不发生质的变革的情形下，在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思路上进行创新融通，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概念的研究
资本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在《资本论》三卷中，资本概念的界定有明显不同。但是这些有差异的资本概念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资本概念由于《资本论》具体研究目的不同而进行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界定，但他们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制度高度吻合，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尽管马克思在第二卷中也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预言，“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15]然而马克思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准确预见到当今的情况，因此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下，资本概念的研究前提与马克思所处时代迥然不同，也必然有其特殊的矛盾。公有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在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下的一种必然，而这一概念反映了资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但这一概念本身也存在着特殊性和矛盾性，因此从两种视域下研究资本问题有助于完善公有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社会总资本（社会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联系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马克思在后续论述中采用了大量数据例子来说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然而这些数据并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如何在统计学意义上被量化是有意义的。本文所考察的物质资本存量总量与《资本论》中的社会总资本是不同概念，但两者密切相关。社会总资本衡量资本规模，进一步分析可考察其结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资本所有制结构的研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内容。资本与公有制存在本质上的矛盾，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能够让公有资本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本质，在公有资本概念仍需要不断重新认识的条件下，要真正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非常复杂。
（三）关于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
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是一个老问题，但在当前中国却遇到了许多新情况。从已经有的许多观点来看大致有：（1）认为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已不足50%，其主体地位已不复存在。（2）从企业注册“资本”比重看：我国的公有资本已大大少于外资资本，也大大少于私营企业的资本，因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3）从企业“资产”的比重看：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公有制企业（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资产已少于其他企业的资产，所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下降。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很不准确，结论也极不科学。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理论界的普遍共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然而这一共识在现实中如何去解读，特别是在本文所指的两种视域下如何去研究，必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课题。
正如本文第三部分的结论，中国物质资本存量快速增加，在对其合理地分解为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规模比传统认为的要大得多，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比想象的大得多，国有经济牢牢把持着国民经济命脉。这是否体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然而经济现实却并不理想，特别是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结果还存在许多问题。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投资领域存在着很大偏差，公共部门的过度投资阻碍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也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艰巨的挑战。这说明公有资本并未体现其真正价值。
笔者认为对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的问题，应改变传统的公有资本所占“比重”和“绝对数量”的观点，向所具有的“质量”和所体现的“投向”（领域）转变。如果说，进入21世纪前，实践“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一使命，就是使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转向某些社会民生产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则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不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是资源约束日益强劲、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此时，大量国有资本连同收益仍滞留在一般制造业，就践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使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在竞争性领域很难认定国家对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资本控制力就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也很难确认在某个行业提高国企占比就能“体现国家控制力”。原则上讲，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国有资本具有公共性，它的投向应当体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16]。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有其特殊性和历史性，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下以融通视角更好地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重大课题。我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指出：“纯粹的单一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不混合着其前一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后一发展阶段的萌芽的经济制度，客观上是根本不曾存在过的。”[17]王亚南告诫说：“要彻底了解一个社会的代表经济形态，除了注意其规模或数量外，同时还得以此三方面去确定其性质。其中之一方面，是要看该社会所由构成的诸基本经济条件，在体现着怎样的社会本质；另一方面，是要看社会和诸基本生产关系，形成了如何的社会阶层构成；最后第三方面，是要看该社会的一般经济活动，在被怎样的指导原则所左右。”[17]
参考文献：
[1]梁坚，等.《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热点难点探讨[J].经济学动态，1998，（1）：43-45.
[2]何炼成.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J].经济论坛，1994，（19）：28-30.
[3]杨承训.理论创新：确立公有资本范畴[J].经济学动态，1997，（11）：3-5.
[4]文宗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再资本化[J].经济研究，1996，（12）：14-19.
[5]武建奇.应对资本范畴进行怎样的再认识[J].经济研究，1995，（3）：72-76.
[6]蒋学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J].经济研究，1994，（10）：54-58.
[7]何炼成.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资料，2003，（1）：20-22.
[8]张军，等.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9]李治国，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3，（2）：34-42.
[10]王孟欣.工业行业研究和开发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研究和开发资本存量的面板数据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1）：80-86.
[11]张勇.中国资本存量：公共与私人资本存量的再估算和对比分析[J].经济学家，2010，（6）：103-104.
[12]吕冰洋.中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1978―2005[J].经济学（季刊），2008，（2）：509-532.
[13]何炼成.“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启示[J].经济研究资料，2003，（7）：33-35.
[14]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