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1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主要挑战；税收政策；优化措施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2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金融业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理应建立与互联网金融相适应的税收政策。特别是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互联网金融业务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300%，但是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个人基本都不需要纳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家财产流失。为此，应当针对互联网金融对现行的税收理论、征管制度带去的挑战，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税收制度，降低互联网金融税收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指的是借力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而实现资金融通、支付、信息中介等功能的金融模式[1]。如，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等，都是典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二、互联网金融税收面临的主要挑战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是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创新，是对现行税收制度的另辟蹊径，对现行的税收理论、征管制度等带来极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冲击税收公正原则。所谓的税收公平原则，指的是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当负担不同的税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由于覆盖面广、参与者多元，业内的企业、个人纳税的金额、性质、类别等没有明确界定，难以落实税收公正原则，也很难做到税收公正[2]。
第二，冲击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核心是税收不能阻碍经济发展，并尽量的提高税收征管工作效率，降低税收城管成本。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发展，对税收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之所以这样，主要在于两方面原因：1.互联网金融纳税人的收入、成本有一定的时效性问题，难以清楚界定，易出现逃税问题；2.互联网金融中的很多业务在现行税收法律法体系都没有明确规定，缺少征税依据，如果按照传统金融产品征收税款，势必给互联网金融造成障碍，降低税收效率。
第三，互联网金融税制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金融交易过程是虚拟化的，且方式多种多样。现有的税务登记制度不能确定无形金融交易的税收管辖权，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
三、优化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的相关措施
（一）基于税收公平原则建立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国家大力支持互联网金融业发展，并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应以税收公平原则为基础，既要遵守税收公平原则，也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简单的说，无论是传统金融企业还是新型金融企业，只要从事了互联网金融业务，都应当负担相应的税收，且税负与其他行业企业相差无多，坚守税收公正原则。
对于税收负担的轻重问题，在我国金融业一直是一个争议课题，传统金融企业也面对这一问题[4]。一些发达国家集中征管银行的所得说，流转税税负一般较轻，而我国银行的流转税税负相对重一些，但是总体税负并不高。2010年后，我国银行实行“营改增”后，虽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要继续试点。对于互联网金融如何适应“营改增”政策这一问题，可能在传统金融试点结束后才会提上议程。虽然现阶段还不能探讨互联网金融业的“营改增”问题，但是可以考虑流转税、所得税等征管问题，都要坚持税收公正原则，体现出公民在税收待遇上的原则。在这基础上，给予互联网金融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采用先征后退的征管方式，尽可能减少逃税漏税情况
互联网金融税收支持政策上有很多备选方案，如直接减免税、先征后退等。一般行业，不建议采用先征后征管方式，但是互联网金融采用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带来三个方面的优势[5]：（1）在先征后退的税收征管方式下，利于全面衡量互联网金融业的税收支持力度，为将来编制互联网税制支出预算提供支持；（2）尝试采用先征后退方式，利于探索互联网金融业的税收征管方式与处理方式，为未来建立统一、公正的互联网金融税收制度奠定基础。由于互联网金融税收的纳税人、应税收入等问题都没有确定，工作实践中很容易产生问题，而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恰好为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途径，这正是互联网金融税收征收方式的一种“演练”；（3）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风险是较高的，先征后退利于规避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止滋生泡沫现象。
鉴于以上三点，互联网金融税收采用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是可行的，能简化互联网金融税收的征管程序。为了方便税收征管上，可以把第三方支付平台、p2p网贷平台等作为代扣缴义务人，支持先征后退征管方式。
（三）将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健全的涉税资料定为前置条件
税收支持政策实行与落实以健全的涉税资料为前置条件，然而当前互联网金融业务繁杂，税务部门难以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全部的涉税资料，使税收支持政策落实有一定难度。如，p2p网贷一般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税务部门无法完全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与第三方支付平台间的合作信息，特别是利益分配方式方面的，这样一来就无法全面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业务的涉税资料，给税收征收造成困扰。对于一般企业，遵从成本约束条件是可以的，即使不提供齐全的涉税资料也能正常进行税收征收，但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必须提供齐全的涉税资料。为此，应当把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健全的涉税资料定为互联网金融税收支持政策落实的前置条件。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信息处理和风险分析，以大数据、高速算法为基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低[6]。在大数据和高速算法的支持下，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利用大量数据综合分析客户行为偏好、互联网数据等情况，为挖掘客户价值、制定个性化服务等提供可靠依据，信息处理不仅快速，且成本较低，更容易提供全面的涉税资料。倘若互联网金融企业不能提供全面的涉税资料，或提供成本较高的话，可能过于乐观的看待大数据信息了。假设互联网金融企业真的无法利用大数据技术、高速算法工具提供全面的涉税信息，极可能出现“旁氏骗局”，此时更应该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完备的涉税信息，以便出现规避应付税收的情况。
（四）结合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不同业务类型，具体确定相应的应税节点
互联网金融企业涉及业务范围广、类型多，如p2p网贷、众筹等，都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具体实施起来，各个互联网金融业务之间的差异是较大的，这就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确定相关利益主体的应税节点。
如，p2p网贷的应税节点。目前，p2p网贷运营及其监管尚不完善，税收管理重点应当放在p2p网贷平台上，参考传统金融业借贷的税收处理方式确定借款人、贷款人，但是具体的税务处理要看是否形成资金池。如果借款人通过p2p网贷平台介绍获得贷款，贷款人直接从监管银行拨付贷款资金给贷款人，p2p网贷平台从中收取中介费用，按照经济业务进行税务处理；如果借款人先拨付贷款到p2p网贷平台上，p2p网贷平台再将贷款划拨给借款人，形成了资金池式运营模式，则可以按照当前的“营改增”政策进行税务处理。
再如，众筹的应税节点。众筹有股权式众筹、募捐式众筹、借贷式众筹、预售式众筹几种形式，其中募捐式众筹具有公益性性质，一般都全面免税。借贷式众筹已经转化成为p2p众筹，这里不做探讨，重点讨论股权式众筹、预售式众筹的应税节点问题。股权式众筹分企业和个人两种情况，在企业情况下，众筹项目发起人、项目支持人都要进行相应的税收处理；在个人情况下，对众筹资金产生的投资回报，按照股息所得税进行税收处理。对于预售式众筹，由于构成了销售行为，众筹项目发起人获得的众筹资金按照销售收入进行税收处理，缴纳流转税，因众筹资金产生的收入还需要缴纳所得说。此外，项目支持人投入的资金属于购买性支出，记入成本费用，并按照规定予以扣除处理。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是新兴的一种金融模式，与传统金融有很大的不同，对现行的税收政策产生极大冲击，主要存在于税收公平政策、税收效率政策、金融税制等方面，不利于正常开展税收工作。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业未来发展方向，对税收政策应当持有清楚的认识，建立完善制结构，在不影响互联网金融业发展情况下维持正常的税收工作，防止税款流失。
参考文献：
[1]叶娅莉.对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的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5（5）：270.
[2]王宜笑，王向荣，马慧子.互联网金融国家政策分析与发展建议[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96-103.
[3]沙超然.中国互联网金融与税收政策[J].商，2016（31）：169.
[4]杨玲玲.应对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取向――基于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3（21）：75-77.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2
1.促进金融脱媒，抢夺银行资产。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迫使传统银行面对金融加速脱媒的局面，即近年来由于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形式的“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融资结构中人民币贷款占比持续下降，直接金融和金融去中介化趋势非常明显。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影子银行”体系和规模，加速了金融去中介化。根据央行统计数据，2002~2011年间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从91.9%下降到58.2%，2013年降至51.4%。作为直接金融工具，p2p、众筹融资等都绕开了银行，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中介地位受到冲击。根据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2013年新增p2p贷款680.3亿元，未来两年将保持100%的增速，2013年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各类支付业务的总体交易规模达到17.9万亿元，同比增长43.2%。而《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2013》则显示，2013年p2p贷款规模已达千亿元。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虽然p2p行业规模尚不大，但年增长速度超过300%。互联网金融来势汹汹，正在蚕食银行的市场。正因为动了银行的奶酪，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便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指责和反击。互联网金融引起资金脱媒和渠道脱媒，切断了银行与客户的直接联系，进一步造成客户关系和信息脱媒。第三方支付对银行结算业务有替代性，因为第三方支付比传统银行支付手段更加快捷和高效，大量资金在银行体外循环，形成资金脱媒。依托互联网平台销售理财产品，比银行渠道更加便捷和高效，并使客户获得更加良好的体验，侵蚀了银行中间业务，形成渠道脱媒和客户黏性下降，致使存款搬家。如2014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存款搬家规模达9400亿元，同期余额宝规模达5000亿元，业内普遍认为，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是存款搬家的幕后推手。存款是银行最核心的业务，存款搬家限制了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和资产扩张规模，从而加大了流动性和期限错配风险。渠道和资金脱媒附带着客户关系和信息脱媒，因为互联网平台掌握了大量本应由银行掌握的客户身份、账户和交易信息，使得银行更加难以突破信息不对称的束缚，难以保证资本和风险定价的准确性。
2.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冲击银行盈利模式。“影子银行”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基本不受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和利率限制，因此在利率管制的金融体系中，“影子银行”利率被认为是能够反映资金借贷真实成本的市场利率。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并基于透明、充分且对称的信息，互联网金融的借贷利率以市场机制形成，互联网金融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推手。2005年、2007年在英国和美国，知名的互联网金融平台Zopa、prosper、LendingClub相继诞生，而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几乎与世界同步，就在2007年诞生了国内第一家p2p信贷平台——拍拍贷。互联网金融率先在欧洲和美国诞生，但为何只在中国才具有颠覆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和美国基本上都是市场利率国家，而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2013年类余额宝互联网金融产品引起了存款搬家，颠覆了银行低息揽储高息转贷靠存贷利率差实现低成本信用扩张的生存环境，银行被迫上调存款利率，使银行的盈利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以余额宝为例，上市之初7日年化收益率超过7%，现维持在5%，是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14~20倍和一年期定存利率的1.66~2.33倍（活期和一年定存央行指导利率分别为0.35%、3%）。互联网金融产品一般实行t+0的赎回模式，在高通胀形成银行存款负利率条件下，居民自然会选择互联网金融产品而不是银行存款。余额宝作为货币市场基金已累计分配收益75亿元，如果没有余额宝这些收益仍将归属银行，同期16家上市银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增速显著下滑，利润增速与2013年相比下滑2.5个百分点。互联网金融的高收益和期限利益以及普惠性引起了存款搬家，存款搬家产生的“鲶鱼效应”加剧了银行同业竞争。货币市场对存款的争夺提高了存款利率，资本市场对融资客户的竞争使优质客户贷款利率趋于下降，以市场供求为诱因的利率双向波动有力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减少了金融扭曲。由于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和货币流通存在货币乘数效应，因而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出现数倍于存款负债的增加。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银行不再作为信用扩张的中介，资金流动脱离银行在体外循环。金融脱媒和存款搬家造成负债减少。而负债减少会导致资产增速和规模相应下降，银行盈利能力下降。传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扭曲造成银行对资金价格信号反应迟钝和融资成本高，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客户可以“用脚投票”，最终银行只能自身“割肉”，向利润开刀，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二、现行银行业税制亟须改革
现行银行税制显然已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具体表现为：银行业税制不合理，税负偏重，银行业的税收负担能力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大力进行银行业税制改革。
1.现行银行业税制不合理。目前，银行业涉及的税种多达十几项（包括代扣代缴），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契税、土地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其中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根据税收中性理论，对银行业征收流转税会扭曲货币资金配置效率。一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过多过重的流转税负担会促使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并通过资金流动转嫁给存款人和贷款人等银行客户。加之营业税不可扣除，其包含在融资成本中，从而干扰资本价格，不利于资本流动，扭曲资金配置效率，并从源头上加重宏观税负，违背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中性原则。因此，大多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荷兰、波兰、保加利亚、日本、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不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或者类似的税收，一些国家则对银行征增值税，但仅对非主营金融业务征税且税率较低，对于主营金融业务则免征增值税。如欧盟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对银行信贷、保险、证券、共同基金等主营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同时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我国对银行征收高达5%的营业税，而且将所有利息收入（而不是存贷利息差额）和中间业务手续费收入全额作为税基，税基明显过宽，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和国际税收惯例，削弱了我国银行业在国际银行业中的竞争力和在互联网金融条件下的生存能力。银行业税制不合理还表现在企业所得税上，银行一般风险准备金扣除比例过低，计提范围过窄，核销审批手续过繁。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5号）的规定，银行一般风险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为1%，且允许计提一般风险准备的资产仅限于贷款、抵押资产、贴现等债权和股权，不包括中间业务形成的表外资产，但保函、信用证等表外资产也是有潜在风险的银行资产。一般风险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过低、计提资产范围窄，不能完全覆盖风险，导致银行利润虚增、所得税多缴、资本充足率不真实和放大资产风险。
2.银行业税负偏高。目前，银行业综合税负高于国内其他行业。从行业比较看，2005~2012年间，金融业的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累计年均增长33.5%，比工业、建筑业的主要税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超出了17.8和10.2个百分点；金融业税收增长力度分别为工业、建筑业的2.13倍和1.44倍。金融业实现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的3.9%上升至2012年的7.6%，提升了3.7个百分点和2.05倍。同期金融业税负不断上升，至2012年为29.25%，远高于交通运输业6.19%、住宿餐饮业6.41%和房地产业21.38%。在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内，银行显然负担了金融业税收的绝大部分。而银行业之所以能够承受较高的税负，是因为利率管制和垄断使银行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又以低息揽储的方式实现税收转嫁。3.银行业税收负担能力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利率管制政策使实际利率偏低，表明对我国的储蓄行为存在较高的隐性税收，银行获得的隐性税收收入提高了其盈利能力，对融资的结构性垄断也使银行税收容易转嫁，二者共同提高了银行的税收负担能力。不合理的税制和高税负给银行带来的巨大成本可依靠政策红利和税收转嫁来对冲，但银行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和垄断型社会融资结构，一旦政策红利消失，税收负担会严重制约银行的生存和盈利能力。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效应”加剧了银行同业竞争，推动了利率市场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存贷差大幅缩小且波动幅度和频率扩大。与此同时，民营银行的快速发展更使银行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这都促使存贷款利率管制形成的归属银行的隐性税收红利将逐渐消失，不折不扣的税收收入效应会加重银行的税收负担。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的自由竞争使税收替代效应得以显现。对银行贷款利息收入开征营业税引起的税收转嫁会提高贷款利息率，使部分企业选择直接融资方式而不是从银行贷款，银行业所得税也会提高贷款利率，减少贷款需求量。互联网金融使银行无法有效实现税负转嫁，不合理的税制和过高税负将严重侵蚀银行利润，银行业税制如不变革将成为其应对挑战的税法制度障碍。
三、银行业税制变革构想
1.银行业税制变革的指导思想。
（1）要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税收中性是和税收效应相对应的概念，税收中性原则要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应以税款为限，尽量不带来税款之外的额外负担，不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产生任何影响。税收不能扭曲价格、供求等市场信号，不能干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由于营业税等间接税无法扣除，因而容易产生重复征税和税收转嫁、对银行征收营业税干扰资本价格信号、有碍资本配置效率，违背税收中性原则。作为融资的源头，对银行征收过多的营业税等间接税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不但通过资本流动而扩散和放大，而且银行会通过资本流动转嫁税收，从而从根源上加重宏观税负。因此，银行业税制应尽我国银行业主要税种及税率量符合税收中性原则，不征或少征间接税。
（2）要符合国际税收惯例。金融业对微小利差的变动极其灵敏，对其征收很小比例的税也可能使资金流向不征税或低税率地区，造成本国利益损失。所以，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开曼、卢森堡等都实行低税率和宽松的税前扣除政策。国际上一般对核心金融服务（如银行存贷款）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甚至实行零税率，仅对直接收费项目征收增值税。而我国对银行征收营业税，且税率较高。因此，为维持和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银行业的税制应当与国际税收惯例一致。
2.银行业税制变革的具体构想。
（1）简化银行业税制，对银行信息化建设投入给予税收优惠。建议取消银行业印花税和契税。这两种税收规模小、税收贡献率低，但却增加交易成本、压缩银行利润，取消这两项税收对全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大，但能有效减轻银行税负，解决银行抵债资产业务中的重复征税问题。以抵押权为例，银行的贷款业务需缴纳营业税，但现行税制将设定抵押物权和抵押物变现视同销售不动产，在两个环节分别征收营业税、契税等。抵押资产变现后一般难以全额收回贷款本金，对该项交易重复征税扩大了坏账规模，对银行而言是雪上加霜和抱薪救火。因此，在抵入环节应放弃征收营业税和契税等。对该项交易征税应仅限于抵押资产的变现价值超过贷款债权的部分。为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将大幅增加，因此对该项支出中包含的增值税应允许全额税前扣除，而对于该项支出的所得税税前扣除应给予扣除比例和期限上的优惠，以加速该项资产的折旧。
（2）试点进行银行业“营改增”。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已在全国展开，并已经覆盖了交通运输业等六大现代服务业，税法对同为现代服务业的银行业应当公平对待，否则“营改增”可能背离税收公平原则。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也符合国际上税收惯例，在开征增值税的国家，多数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而不征收营业税。我国银行业“营改增”试点应借鉴国际税收惯例，国际总体趋势是对核心金融服务免税，甚至实行零税率。因此，我国银行业“营改增”在征税范围上应对银行金融中介服务和间接收费业务等核心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仅对直接收费的附属金融业务征税。在课税方法上实行进项税额部分可抵扣免税法，即允许银行按一定规则抵扣进项税额，以减轻银行税负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客户接受银行服务时的重复征税。在抵扣规则上实行按比例抵扣法，即允许抵扣的比例等于进项税额可抵扣项目的年营业额除以进项税额可抵扣与不可抵扣两个项目的年营业额之和。在税率上，应根据“营改增”试点中对现代服务业实行的做法，对银行业实行6%的税率。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3
国内动态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了一系列《信息安全技术》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日前，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印发了关于《信息安全技术》系列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的通知，社会各界对标准的意见可在7月25日前反馈给信安标委秘书处。此次信息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系列有：《信息安全技术电子文件密码应用指南》；《信息安全技术移动通信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信息安全技术恶意软件事件预防和处理指南》；《信息安全技术可信计算体系结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信息安全技术蓝牙安全指南》；《信息安全技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控制措施》；《信息安全技术应用软件安全编程指南》；《信息安全技术代码安全审计规范》；《信息安全技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护要求》。
两部门关于印发《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等系列文件的通知
为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引领规范作用，推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步伐，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组织制定并印发了《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信息通信）》和《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电子产品与服务）》系列文件。系列文件将与此前印发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工信部联科〔2017〕332号）配套使用，在标准化工作中贯彻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
为加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规范税收执法，优化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办法》）。《办法》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内容有：一、《办法》明确收款凭证、内部凭证、分割单等也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将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二、《办法》在税前扣除凭证的种类、填写内容、取得时间、补开、换开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有利于企业加强自身财务管理和内控管理，减少税收风险；三、针对企业未取得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外部凭证的情形，《办法》规定了补救措施，保障了纳税人合法权益。
外管局央行：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管理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精神，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央行文件，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相关管理规定，进一步便利跨境证券投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汇出20%比例要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委托托管人办理相关资金汇出。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本金锁定期要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根据投资情况汇出本金。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对冲境内投资的汇率风险。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6月19日至22日举行将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委员长会议1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6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部分议程是：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中央军委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中国海警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等。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为促进我国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继续实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6月5日下发了《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执行下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对党政等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对其他部分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先征后退50%的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等的印刷、制作业务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同时，在上述期间，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对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已按软件产品享受增值税退税政策的电子出版物不得再按本通知申请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新能源车补贴新政正式实施
6月6日，工信部第308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本批公告中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18年第6批）》。按照《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号）要求，政策过渡期到2018年6月11日结束。自2018年6月12日起，2017年第1~12批及2018年第1~4批《推荐车型目录》将予以废止。新能源汽车要进入新目录，必须满足新的技术要求。与此前相比，新的技术要求在续航里程、百公里能耗以及各方面综合指标上都更高、更严格，因而是对于新能源生产企业的整个体系化运作能力和规模化市场能力的综合考验。从整体上看，标准升级后对于客车和专用车领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续航里程为150km~200km的车型。同时，为抢占市场，一些车企选择“自掏腰包”补贴消费者，以解决部分地区没有地方补贴的情况，换取市场和规模。
国外动态
加拿大推出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2018年6月12日，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拉尔夫·古德尔、国防部长哈尔吉特·萨詹及加拿大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部部长纳夫迪普·贝恩斯共同了该国的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该战略作为加拿大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路线图，旨在实现加拿大人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内容有三项：建立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设立国家网络犯罪协调部门；开展自愿网络认证计划。
欧盟将建通用网络安全认证框架
欧盟将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服务和流程建立欧盟范围内的认证框架，以此加强网络弹性。iCt行业可利用这种新机制认证联网汽车、智能医疗设备等产品。2018年6月8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欧盟委员会的电信委员会就网络安全法草案达成“总体方针”。新法规将赋予欧盟网络与信息安全局（eniSa）永久性的授权，并阐明该机构作为欧盟网络安全机构的角色。eniSa将被赋予新任务，包括支持成员国、欧盟机构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处理网络事件。eniSa将组织常规的欧盟级网络安全演习，并支持和推动欧盟的网络安全认证政策。
七国集团领导人就人工智能“共同愿景”达成一致
在6月初于加拿大查尔维奥瓦(Charlevoix)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七国集团领导人认可了“人工智能(ai)未来的共同愿景”，并认识到“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为社会带来重大利益，并帮助我们应对一些最紧迫的挑战”。该愿景概述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所作的几项承诺，例如：(1)促进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并推动适当的技术、道德和技术中立方法；(2)促进对产生公众信任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的投资；(3)支持终身学习、教育、培训和不断学习新技术；(4)促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劳动力发展和技术学习方案；(5)促进多方利益攸关方就如何增进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和采纳进行对话；(6)鼓励改进人工智能数字安全和开发技术的举措；(7)确保ai的设计和实施尊重隐私和数据保护框架。
美国联邦法官无条件批准at&t收购时代华纳后者股价涨3.6%
美国反垄断法院作出裁决，无条件批准at&t以85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本次合并后，媒体行业将诞生一家横跨电影制作、电视频道、卫星、手机网络以及光纤电缆的新巨头。新公司的市值将达到约2750亿美元。时代华纳股价盘后涨3.6%，at&t则跌1%。21世纪福克斯涨5%，康卡斯特跌2.1%，迪士尼跌1.5%。除了这两家合并伙伴之外，本次裁定的影响还将波及整个通讯和媒体行业，在媒体行业，几桩潜在的并购案仍悬而未定，其中包括华特迪士尼公司和康卡斯特(Comcast)竞购21世纪福斯公司的交易。
埃及通过网络犯罪法对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产生影响
据报道，埃及议会于6月5日通过了一项网络犯罪法，该法引入了对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内容施加限制的法规，这将对网络审查和言论自由产生影响。由于当局试图制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该法律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讨论。据称，法律赋予调查机构在网站提供“威胁国家安全或危害国家安全或经济”的内容时“下令审查网站”的权利。
废除网络中立性法规决定已生效
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消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废除网络中立性法规的决定已于本周一开始实施。网络中立性法规由奥巴马政府于2015年制定，禁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屏蔽某些网站或给这些网站提供优待，旨在保证全体网民拥有平等地访问互联网的权利。网络中立性法规的原始版本为应对快速变化的互联网，制定了很多监管计划，使得联邦通信委员会得以审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们的行为。这些监管计划禁止的行为包括：屏蔽网站。降低网速。付费以提供优待。许多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称，一旦网络中立性法规被废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们将开始捆绑销售网络服务。
特斯拉第9版软件8月推出将开启全自动驾驶功能
6月11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虽然autopilot自动辅助驾驶技术今年卷入了多起车祸，但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方面并未因此而放弃，其第9版软件将在今年8月推出，全自动驾驶功能也将在该版软件中开启。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特斯拉电动汽车都能实现自动驾驶。除了软件，还需要硬件，特斯拉2016年10月以后生产的电动汽车，都具有自动驾驶所需的硬件，但要启动这些硬件，很多车主需要额外支付8000美元的费用。即将在8月份推出的第9版软件，距离2016年9月推出的第8版软件，已有近两年的时间。
互联网金融
当前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稳定经济金融运行平稳
日前，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适时调整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灵活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提供不同期限流动性；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置换中期借贷便利（mLF），增加银行体系资金的稳定性，积极支持小微企业融资；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资金4000多亿元；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扶贫、以及棚改、水利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扩大mLF担保品范围，有效解决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和mLF时合格担保品不足问题。成立国际金融风险跟踪组，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今年以来：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适度；金融市场利率企稳；债券市场风险总体可控。
韩国央行表示将不会发行数字货币（CBDC）
韩国央行（BoK）周一表示反对央行发行数字货币（CBDC）的想法，因为发行CBDC将提高货币政策和实施的基本机制，包括银行使用公开市场的操作。BoK担心CBDC会给社会造成很大损失并引发道德风险，同时，发行CBDC可能会破坏市场秩序，因为数字货币目前不构成货币。该银行经济政策研究员Kwonoh-ik在报告中称：“技术改进并不意味着私营部门将被允许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韩国央行应该对其进行监管，但要妥善处理。”
俄罗斯通过三项法案监管数字经济领域：不效仿美国区分代币为实用型、证券型
俄罗斯国家杜马今年三月相继出台三项法案，旨在填补这一领域的立法空白并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三项法案均已通过一审。俄罗斯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阿克萨科夫称，目前三项法案均在“重写”中，“数字货币”的概念肯定会被剔除，将用“数字权益”的概念替代。他还表示，不打算效仿美国SeC将代币分为实用型代币（Utilitytoken）和证券型代币（Securitytoken）。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比特币是首个可以替代法定货币的加密货币
在美国数字资产生态系统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一直以来扮演重要的监管角色。在最新的进展中，SeC主席JayClayton明确表示，比特币是唯一一种不属于证券类别的加密货币，这是因为比特币是首个可以替代法定货币的加密货币。尽管SeC主席对比特币在数字货币中重要位置表示赞同，但加密货币交易所并不愿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范，而就目前来说，加密货币交易所和iCo组织者必须在SeC注册。
中国互金协会：避免"保本""无风险"误导消费者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于6月13日举办《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营销和宣传活动自律公约》签约仪式。根据《公约》，从业机构应当仅限于针对自身依法可开展的业务进行营销和宣传活动，并确保所营销和宣传的内容与依法可开展的业务范围、内容相符。此外，从业机构应避免使用绝对化用语，避免使用“保本”、“无风险”、“保收益”等用语或近义词误导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得对投资理财类产品的收益、安全性等情况进行虚假或误导表述，不得对有投资回报预期的产品及服务的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从业机构应当向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提示相关风险。从业机构不得以任何宣传和营销活动的方式诱导借款人过度举债，致使借款人陷入债务陷阱。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4
但仅半年多时间，类似的“中心”、“园区”、“基地”便在全国各地频频露脸。原本局限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人士，也频频穿梭在全国大大小小的互联网金融会议上，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
但概念与规划火热的背后，多地互联网金融产业园似乎还停留在自弹自唱的阶段。即便在领风气之先的北京海淀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也没有找到一家真正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正式开工。
热浪
2014年5月28日，贵阳市揭牌设立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声称力争把贵阳打造成“西部互联网金融创新城市”。
6月22日，“华中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正式落户武汉中央商务区。该基地被寄望于“起到聚集和辐射效应，形成区域金融中心，促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
同时，在昆明、西安、成都、郑州、廊坊等地正在筹备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蓄势待发。
这可以视作地方政府推动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建设的第二波浪潮。
第一波浪潮发生在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年初。2013年8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开始打造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之后，北京海淀区、上海黄浦区、天津开发区、深圳福田、罗湖、南山三区、南京秦淮区等密集公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扶持政策以及产业园区规划情况。
已经开展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建设的地方政府一般都会明确扶持政策，规划产业园区位置，设立企业入驻门槛，有些城市甚至配套了相应的行业协会及人才培养计划。
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对入驻海淀区科技金融重点楼宇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给予三年的房租价格补贴，前两年50%、第三年30%等；天津经开区设立了额度为1亿元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自开业年度起5年内，可按企业注册资金及对开发区实际财政贡献，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运营扶持，领军人才两年内免交房租或给予每人每月4000元的房租补贴等；南京市秦淮区不仅设立了总额为3亿元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还搭建了互联网金融人才培养基地，等等。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不少省市领导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比较早，积极主动地筹划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规划，形成从上而下的推动力。
九次方金融大数据公司是首批入驻贵阳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公司执行总裁王叁寿表示，地方政府官员能够深刻了解互联网金融的并不多，而如果能够做到自上而下达成统一认识的就更难得。
更多地方是区级领导或者相关开发商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比较有想法，因而会形成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其中，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都是由区级政府推动建立而成。
动力
插上“互联网金融”的新翅膀，部分城市争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更像是在圆一个金融中心的旧梦。
仔细研究地方政府创立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的名单，不难发现，南京、成都、武汉、西安、郑州等地，都曾努力打造区域金融中心。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为许多未能完成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城市带来一丝希望。
“互联网金融中心与打造金融中心的理念是很贴近的，许多地方政府是为了趁着互联网金融的热潮更好地推动金融中心的建立。”北京京北金融总裁罗明雄说。
随着深圳前海、上海自贸区等概念的热炒，各地方政府在产业升级和区域功能定位上，都希望发展平均产值更高的行业。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更是获得了国家高层的认可，这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在这一点上，北京市海淀区金融办副主任王鹏深有体会：“我们现在经常接待来自各个地方金融办前来走访的人员，大家几乎都会关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经验，毕竟各个地方政府都存在产业升级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压力。”
距离海淀区金融办不到1000米便是海淀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都会顺道去参观一下。
同时，细数推动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多数集中在区一级政府。“这需要从财税角度来分析。”罗明雄说。
南京市秦淮区金融办主任叶增生向记者分析，传统金融机构的税收基本全部上交省级财政，但是秦淮区又是南京市的金融核心区，许多重要金融机构需要从区政府获取很多公共服务，这就会造成一种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为此，南京秦淮区打造互联网金融产业园是希望利用区域传统金融发展的优势，孵化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带动金融功能区的发展，并对税收有一定的作用。
南京市一季度的税收显示，互联网金融对税收的拉动作用已经有所体现。全市金融业入库税款20.78亿元，同比增长22.16%。除去传统金融三大行业，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新兴金融业，税收突破亿元，同比增长近60%。
由于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的审批权限集中在区一级政府，因此，也出现了同一个城市存在多个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的现象。比如北京两区、上海两区、深圳三区，等等。
同时，产业园区能够实现对土地、楼宇建筑的再利用，一些地方政府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以房地产开发商的名义在推动。
比如，上海嘉定区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是由上海金融谷搭建，云南互联网金融产业园项目的主发起方也是当地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北京海淀区互联网金融中心也是由一个五星级酒店项目改造而成。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是出于将民间金融阳光化的角度，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规范民间借贷，促进小贷公司健康发展。比如广州民间金融街的改造，温州、佛山等地对互联网金融的重视，以及谋而未成的鄂尔多斯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建设，等等。
现实
然而，在地方政府的一腔热情背后，互联网金融产业园似乎未能及时得到企业的呼应，尤其是一些知名互联网金融企业。
在北京海淀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5层高的办公楼里，入住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仅仅几家，断断续续从其他楼层传来有装修噪音。7月的艳阳下，海淀区互联网金融中心施工场地的围挡上，还留着3月正式启用的宣传语。
南京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大楼还残留着刚刚搬过家的痕迹，旧楼重新翻修过后才能正式投入使用。
依托天津开发区服务外包产业园建起来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还难觅互联网金融相关企业的身影。
“有些产业园主要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缺少相应的配套建设。同时我们又完全是线上业务，对实体物理条件没有特别高要求，暂时没有寻找产业园的打算。”一位互联网金融企业人士说。
王鹏介绍说，目前海淀区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已经将50%的房屋出租，大部分还在装修中，所以暂时还较难形成规模。“明年这时再来参观就应该是另外一番场景了。”
另外，也有一些企业注册在产业园所在辖区，然后将办公地点设置在其他辖区更加繁华、更具影响力的地段。
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种互联网金融代表性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的招商具有一定的吸附力，而另外一些二线城市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则只能以知名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分公司或者后台配套服务部门为主要招商对象。
对此，许多政府推进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被定位于孵化器的角色，以吸引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主。
罗明雄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许多地方政府的产业园是放在不太繁华的地方，因为这里往往是前些年开发建起了大楼，但是迟迟没有投入使用。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借助“高大上”的金融将这一片区域带动起来。
同样有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金融企业通常都是一个平台辐射全国，在产业园外面照样发展得很好。各地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优惠政策只针对自己的产业园，况且部分产业园纯粹就是商业地产，对处于发展时期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也是不小的成本压力。
博弈
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冷清的背后，一方面出于企业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因地方政府既要发展产业又要控制风险的权衡。
据了解，北京海淀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的企业入驻审批主要先经过房地产开发商的筛选，然后金融办召集业内专家进行评审，最后在园区内合规经营超过半年的企业才能申请到政府补贴。
“海淀区的审查标准算是比较严格的，需要经过至少三道程序筛选才能入驻产业园。”有参与申请的企业代表说。
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都遵循着跟海淀区类似的筛选办法。只是在企业类型的选择上，各地方会根据自身优势有所区别。
目前，天津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内已经聚集了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数据中心和技术总部，包括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和央行征信数据研究中心。
因此，天津经开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主要吸引三大类企业：一类是各种具有潜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包括传统金融衍生出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一类是数据开发公司；一类是电商企业。
相比较而言，南京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坐落在南京市新街口金融中心，被许多传统金融机构包围。叶增生介绍说，南京互联网金融产业园主要以孵化具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主，将新街口的金融聚集功能再升至一个新的层级。
目前发展和监管不足的互联网金融，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到非法集资的红线。北京海淀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就曾驱逐过一家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涉嫌非法集资的公司。因此，如何平衡招商成果和把关力度，考验着每个园区管理者的智慧。
作为天津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的主要推动者，天津经开区投资三局局长乔伟向记者表示，一些由房地产开发商主导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更是要警惕盲目招商和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5
换位思考：服务需求精准把握
青海国税换位思考少数民族纳税人越来越高的服务期望值，坚持政策执行到位、办税服务到位。一是双语沟通“零障碍”。通过开设藏汉、蒙汉“双语”服务窗口，方便少数民族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推出“双语”电话服务套餐，使90%以上的少数民族纳税人享受到“动态电话提醒”服务，准期申报率达到98%。二是上门办税“零距离”。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企业分布较为分散的特点，推出上门辅导办税业务、开展政策宣传等服务举措，实现由“窗口服务”到“上门服务”的转变。三是权益保障“零风险”。密切关注少数民族纳税人的“关心事”，对政策新规定、税负新变化等，及时进行政策解读;积极改进少数民族纳税人的“难心事”，时时关注纳税人在窗口办税、申报纳税、政策培训过程中的不满，第一现场了解情况，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不折不扣：政策服务精准对接
青海国税千方百计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让税收政策成为“真金白银”，助推民族企业爬坡过坎、成长壮大，增强民族凝聚力。一是护航“一带一路”。针对全省所有“走出去”企业开展“私人定制”服务，为企业抵免境外所得税7600万元。建立起常态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宣传辅导工作机制，引导帮助企业应对境外投资风险，使青海民族企业更加积极地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大潮。二是撬动“绿色开发”。在生态立省大战略下，充分发挥税收在涵养扶持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政策导向性作用。淘汰水泥、铁合金落后产能27万吨，提前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三是助推“大众创业”。通过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扶持小微企业相关政策，加速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今年以来已为近10万户次纳税人发放1.6亿元的优惠政策“红包”，助力产业调整、结构升级。
马上就办：服务质效精准改进
青海国税从纳税人需求和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一是涉税审批精简到位。全面落实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仅保留7项行政许可和23项其他权力事项，锁定审批项目的“底数”，权力的有效“瘦身”赢得了纳税人好评。二是办税效率提上去。推广应用纳税服务规范化管理平台，倾力建设集网上办税、大厅服务和线上咨询“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办税服务体系，打造贴心专业的“互联网+税务”服务，让纳税人多跑网路、少跑马路。三是办税负担减下来。针对民族纳税人办税需求，青海国税连续推出税银互动“贷易通”等“易通”服务，最大限度便利民族企业。提速退税审批，实现新办出口企业认定等八项业务的即时受理、即出单证和当天归档，有力地支持藏毯、民族服饰等民族企业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6
[关键词]支付宝研究；互联网支付；发展文献综述；海外策略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2014年11月，总理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互联网作为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将有效支持中国经济“新引擎”提质、增效、升级。次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并于同年7月由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互联网+”概念深入人心之前，互联网已经在我国消费、媒体、即时通讯、信息共享、金融、物流等多个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消费领域，伴随着淘宝、京东、亚马逊等一批中外电商平台从初创期到高速成长为具有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的行业代表，它们也培育了如今已成为中国消费主力军的70后、80后、90后的互联网消费习惯。通过“互联网+消费”的模式植入，我国的消费环境得以改善，消费者可以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完成交易；同时消费者与商家的互动性得到了增强，提升消费参与感；更是优化了消费结构，有效的进行了资源优化，节约成本、避免浪费。凡此种种，使得互联网行业与消费行业的成长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如上文所述，在我国互联网消费行业发展的同时，我国互联网消费群体也逐渐扩大和成熟起来。他们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学习能力和探索欲望都非常强烈，对生活品质也有更高的要求。伴随着我国消费市场与全球市场接轨的日益紧密，互联网为消费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消费空间――海淘。海淘即通过互联网媒介直接通过境内、外销售商购买海外产品。传统的互联网消费由于生产、销售、物流、消费等链式行为均发生在我国境内，以人民币作为货款资金的支付结算存在诸多便利，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习惯选择网上支付、线下刷卡支付或货到付款的现金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但海淘与传统的互联网消费不同，消费行为与销售行为分属两国，由于国家间法定货币不同，这就为买卖双方在货款的支付结算时带来了汇兑方式与汇率风险等诸多问题。美国在线支付公司pay-pai和调研公司ipsos联合了《第二届全球跨境贸易报告》，据报告中显示，2015年有35%的中国网购消费者以海淘方式购买商品，相较于2014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另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4跨境电商调查分析报告》预计到2018年，中国的海淘人数将达到3560万，海淘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这为我国互联网支付在跨境消费领域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二、文献综述
随着跨境消费激增，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互联网支付与跨境消费的关系，并且在跨境支付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经验，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韩飚（1992）对国际经济交易中因汇率和利率的变动而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变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外汇风险应分为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和储备风险。面对上述风险时，企业和国家都要做好汇率风险预测，对常用货币的汇率进行趋势分析，同时积极采取金融衍生工具和货币调换来进行交易风险管理。通过对汇率风险进行基本的分析，在互联网跨境支付场景中也应积极应用相关理论。
朱晓明（2011）研究了互联网支付公司的格局，他认为互联网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概念并不能完全重合，只是互相有交集。互联网支付包括了第三方支付和网络银行直接支付等方式，而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在于凭借第三方参与交易使得交易更加可信、安全、方便，可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多种手段实现。同时他将互联网支付按照支付工具划分为七类，包括电子信用卡网络支付、数字现金支付、智能卡支付、虚拟货币支付、网银支付、电子支票网络支付、电子汇票系统等。该研究的部分观点得到了市场的后续检验。根据互联网支付产业的实践，由于第三方支付占据了互联网支付中绝大部分，因此遵循市场经济用语，本文中我们将第三方支付与互联网支付作为一定程度上等同的概念。
曾刚（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支付革新是对传统金融造成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的关键之点。将支付手段内嵌于互联网商业模式中，为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奠定了市场基础，也必将引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中凸显，正是这种征信困难催生了第三方支付的产生和发展。账户粘性对于互联网支付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支付是最显著的优势，账户粘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粘性，从而决定市场份额。曾刚认为互联网支付方式通过提高支付效率，倒逼整个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对我国金融体系有着深远影响。互联网支付将对我国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跨国贸易和国际货币间结算中应用逐步普及，互联网支付还将影响国际汇率，同时对国际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新华社金融世界栏目和中国互联网协会（2014）联合对互联网支付的创新情况与未来发展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安全性与便捷性将对互联网支付的发展产生长足的影响。相较其他支付方式，便捷性是互联网支付的内生优势，某种程度上它被定义为互联网支付业务发展的生命线。交易便捷、使用简便、良好的用户操作体验是互联网支付应用的必备要素，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支付中要求更为严格。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便捷性的实现通常需要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
随着移动物联网和信息互联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陆续开展，互联网支付市场刚踏入蓬勃发展的朝阳时期，其创新发展和市场监管都将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三、支付宝的海外策略
互联网支付是基于委托理论而形成的资金流动模式，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机构增信降低买卖双方间信息不对称风险从而促进交易达成。随着用户数量积累和业务规模扩大，我国互联网支付平台业务已迈向国际市场，其业务也不断创新。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知名品牌，也是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主营支付和理财业务。支付宝的战略合作金融机构超过180家，包括国内外多个银行以及银联、ViSa、masterCard等国际组织，支付宝也被金融机构认定为国内电子支付领域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早在2009年，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明确了支付宝的国际化战略。随后几年，为了使不方便出境和缺乏外币支付手段的用户可以使用人民币在淘宝网和支付宝境外合作购物网站上购买外币标价的商品，也为了使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家和卖家在国内外汇管制条件下便捷的通过支付宝直接和境内消费者进行网上商品、服务的交易，支付宝一直在努力应对国际支付的挑战，创新产品与服务。
伴随阿里巴巴集团业务发展，支付宝推出境外收单业务和小额贸易担保交易，将市场拓展到俄罗斯、美国、新加坡、澳洲、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依据我国相关规定进行登记和年限额控制，通过其便捷的一站式支付解决方案让境外零售商减少为满足外汇监管而采取的繁琐手续，也让支付宝用户使用人民币支付在海外合作商家网站处购买的境外商品。同时，支付宝积极对接境内外物流公司信息系统，在资金和货物的处理上不断提高信息交互效率，提升买卖双方的用户体验。2013年支付宝移动支付金额达到9000亿元人民币，共27.8亿笔，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其交易额是主要竞争对手pay-pal和Square当年交易额之和的3倍。
支付宝在2013年推出海外退税服务，支付宝用户出国购物可以领取退税单，在退税单中找到alipay填写支付宝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码，在海关完成盖章，投入退税信箱即可完成退税办理。使用支付宝退税服务，税金最快7个工作日到达支付宝账户，较统信用卡退税方式大大缩短时间。目前已有韩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等24个国家开通此项服务。
2013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同意在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深圳等地开展试点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业务范围包括货物贸易、留学教育、航空机票、酒店住宿及软件服务。
支付宝在2013年与支付机构Uni-pay、peertransfer开展合作，实现英国、美国等300多所海外大学的学费支付功能，包括麻省理工、康奈尔、利兹等知名大学的留学生朋友可以通过支付宝用人民币支付留学费用。
支付宝与上海银行合作，通过支付宝移动端在2014年推出国际汇款业务，支持用户向海外银行账户进行直接汇款，款项约3-5个工作日到账，单次最高可汇款49986.5美元，支持美元、港币、欧元、澳元、英镑、加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日元等多种货币。汇款人只需要填写收款账户的姓名、国家、地址、银行和账号，不需要填写汇款人信息，全程在线操作，相较传统银行的国际汇款，操作简单，流程便捷。该功能虽未限定汇款人，但目前主流使用者均为个人用户，企业用户不普遍。
2014年，支付宝将跨境服务延伸到境外交通出行，通过“海外交通卡”服务，出行者可提前买好旅行目的地的交通卡，到目的地兑换点领取即可使用。2016年，UBeR和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在全球移动出行支付领域达成重要合作，Uberapp内将开通支付宝跨境支付功能，使中国内地的Uber用户在境外的用车也可以通过支付宝以人民币在线支付车费，从而进一步方便国人出境旅游，为在线跨境旅游消费提供便利。
2016年4月8日跨境电商税改政策正式实施，支付宝抢先接入新的海关总署版全国通用系统，成为第三方支付行业内首家接入国家海关总署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统一版信息化系统的支付公司。支付宝就此将对消费者提供海淘商品相关的电子化报单解决方案，消费者通过支付宝进行海淘购物，只需要一次提交支付人实名信息，由商户发起指令后几毫秒内，支付宝就能将支付信息推送海关，去完成电商企业提供的报关单、支付企业提供的支付清单、物流企业提供的物流运单的三单对比，从而缩短跨境商品通关的滞留时间。
随着支付宝用户数量增加，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宝在与境外机构合作时将拥有有更大的话语权，更高的公信力，为境外服务和商品的生产商提供一整套的资金解决方案，也帮助支付宝用户在跨境消费和出境旅游等方面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四、基于支付宝研究相关启示
互联网支付可谓互联网消费的基础之一，在该资金流动中有三重资金交互，一是支付平台机构与商户的账户资金循环，二是支付平台机构和平台用户的账户资金循环，三是支付平台机构与金融机构的账户资金循环。上述三重资金循环都可能涉及境外支付，衍生出不同的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支付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我国个人的跨境消费方式，加速了传统金融业改革升级，也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互联网支付的发展方便境内人民消费境外商品，个人在互联网消费中可选择以人民币或外币进行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名币“走出去”战略的发展。但由于互联网跨境消费属于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支，并非属于资本项目，所产生的外币消费往往将由个人信用卡外币额度实现，通常不包含在居民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结售汇限额。随着移动支付的网络规模效应日益显著，移动支付因其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大量减少人们对现金的需求，进一步改变了货币需求的形式，互联网跨境消费的普及将增加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压力，使外汇管制难度变大，汇率波动变强。
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支付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国际金融格局和法律体系。国际贸易的资金往来以国际金融法律体系为框架，该体系由一系列的国际金融条约、规则、惯例、涉外金融立法构成，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金融交易行为起到规范性作用。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支付因其参与主体所在地域不显著、金融交易行为自发、信息交互时限短暂等特征，大大超越了传统国际金融法律体系的约束范围，导致国际互联网金融行为目前难以约束，亟待形成国际金融法律体系的新格局。这一特点也要求我国在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支付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面对挑战尽快加强国际合作，希望建立一套各主流国家能遵循的互联网支付框架和结算标准，缩小各地区间的监管差异。
互联网支付的发展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贸易有较大区别，基于传统贸易制定的税法制度也面临重大的冲击。一方面支付宝、财付通等我国龙头互联网支付企业积极投身海外退税业务，为广大出境游和境外购物消费者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由我国财政部、海关总署、国税总局三部委联合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对消费者，即B2C）进口税收政策，已于2016年4月8日起正式实施，同时调整行邮税政策，为国内营造统一的税收政策环境；该政策调整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境内外各大知名电商平台均对中国境内上线的业务做出调整，在此也提示国内互联网支付企业要规范管理，配合国家政策，合法合规经营，避免巨大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实践中，监管部门对互联网支付机构的监管力度逐步提高。支付机构若严格依据监管法规制定经营策略进行管理经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将降低支付业务和创新业务收入。与此同时，支付机构的管理成本和监管成本不断提升将影响地方政府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决心，并影响相关政策的执行效力。尤其全球化的互联网支付机构帮助用户通过匿名账户划转资金，或以极低的成本通过虚假商品售卖完成资金转移，甚至配合跨境电商进行网络、交易和服务买卖，均为洗钱等非法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前国际“洗黑钱”情况频发，进一步完善虚拟商户信息监管、虚拟账户开户监管和可疑交易监测监管，提高互联网国际金融监管水平，对我国社会长治久安也有重大影响。
互联网支付是基于委托理论而形成的现实工具，是为在交易过程中解决买卖双方间信息不对称，因此互联网支付平台本身的信用风险集中体现流动性风险和外在声誉风险，互联网支付平台自身的信用评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平台用户的数量和粘度。另外，通过将互联网支付平台上买卖双方纳入征信体系管理，在保护各方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健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推动互联网支付业务发展，推动我国征信体系建设，最终将在国内外贸易中得到应用，切实降低交易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支付宝境外支付业务的系统性回顾，对其从境外购物支付服务、境外购物退税服务到境外消费支付服务等一系列战略布局的深入研究，获得了诸多启示。伴随着我国互联网跨境支付业务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加速传统金融业改革升级提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要求。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7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一、互联网金融的现状与症结
1.互联网金融现状分析
（1）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传统经营理念。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互联网金融更关注个人及小微企业的需求，并且以便捷快速的方式集结了一大批个人闲散资金，利用这批闲散资金，发放给亟需资金的个人及小微企业，从政府方面来说，互联网金融恰恰发展了“普惠金融”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行业的不足，满足个人及小微企业的需求。从地点上看，发达城市遍布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行业的空缺，然而二线城市特别是偏远山区，则数量极少，大多数只是简单地存取款而不涉及融资活动，个人手中集结许多闲散资金，这就显示了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互补性。
（2）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以其线上活动，减少了许对营运成本，“小而轻”的产品迅速聚集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并转而帮助个人及小微企业走出融资难的困境。这种种模式，使得互联网金融的盈利能力远远高于传统金融行业，冲击了传统行业，使得其为了应对竞争，不得不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从而谋求利润。
（3）互联网金融加快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互联网金融扩大了资金流转的范围和速度，作为助推力量使得资金流向需要的方向，其线上交易的特性加快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另外，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简单快捷，客户会越来越依赖线上支付、线上融资，而不愿意去手续繁琐的线下传统金融行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反过来，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互联网金融。其最早的存在形式网络支付，也一直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发展。
2.互联网金融面临的主要症结
（1）缺少健全的风险评估体系。与传统金融行业做比较，从行业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未能有效地识别其客户存在的风险，缺少健全的风险评估体系，也未能掌握其客户的相关信用历史，过于注重如何快速盈利从而忽略对潜在风险的识别，缺乏对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估体系建立的意识。从客户的角度来说，正是由于互联网金融本身存在的诸多风险控制难的问题，不能有效判断客户的信用风险，使得部分优质客户不愿意进行互联网金融的投资，从而导致该行业加大夸张的营销宣传，进一步隔离论文部分优质客户。
（2）难以进行有效的信用评价。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刚刚萌芽，其经营主体大部分是一般工商企业，而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由于并没有注资率、经营范围、信贷规模、风控等方面的规定，其准入门槛并不高，信用评价控制有待加强。同时，互联网金融的线上交易，带来面与面沟通的可能性减少，再加上线上的信用评价系统并没有完善起恚所以对其客户之间的真实个人信息及信用历史把控不足，较容易引起骗贷等问题造成重大损失，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不止一起，值得注意。
（3）技术类风险还需规避。互联网金融依靠网络线上虚拟货币交易，互联网存在着诸多安全威胁，新技术尚处于初始发展时期，安全性有待加强，技术类风险还需规避。黑客攻击、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密措施不完善、木马病毒侵蚀等多种网络风险，已经严重威胁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的信息、资产安全，也使得一大批优质客户不相信互联网金融，对交易始终持有谨慎性态度。
（4）法律类风险难以处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犯罪的数量有所增加。面对法律时，但是与传统犯罪不同的是，互联网交易存在着多处困难使得受害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一是互联网交易信息不透明，不只是交易人双方难以辨别彼此，甚至连交易平台本身对交易人身份的认证也存在着漏洞，使诉讼变的困难。二是线上交易举证困难，互联网交易留存的以数字居多，易于篡改，不像传统交易留有纸张可以举证，其交易难以得到法律保护。
（5）监管类风险仍要留意。由于互联网金融正处于起步时期，在法律、法规、规范等还需要加强监管力度，对各类经营事项进行约束，避免真空时期不法分子钻法律的漏洞侵害财产。相关监管机构在职责上没有具体、明确的分工，定位模糊，监管类风险居高不下。
二、走出互联网金融发展困境的解决对策
1.从互联网金融微观角度来探索对策
（1）关注技术安全，加强防火墙设立。互联网金融多度依赖线上交易，不同于面面交易，线上交易的安全性取决于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安全性，如何防止黑客侵入、如何管理客户个人信息、如何杜绝病毒木马，如何保证资产的安全性，留存完整的数据是互联网金融行业需要尤其重视的部分。从客户角度来说，要有技术风险意识，明白互联网金融自身存在的固有风险。从企业方面来讲，要加强技术的研发更新，及时关注新型病毒的演进，加强安全性，建立信息安全的警报机制，防患于未然，将技术漏洞带来的损害降低到最小。同时，加大宣传，增强客户的个人互联网安全防范意识，加大处理风险能力，一旦遇到技术性攻击，应建立快速全面恢复数据的体系，控制互联网金融技术型风险。
（2）使用实名制，建立信用评价机制。观察互联网金融行业不难发现，其出现的种种诈骗、跑路危机，除开自身管理问题，也与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应加强信用机制的建立。首先，利用央行的征信系统，推广互联网行业交易实名制系统，如果想要使互联网金融行业本身拥有社会认可度和信誉度，那么就要规范其用户的个人真实身份和信用，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而不是一个虚拟的账号、人物。其次，加强对客户的个人信息的甄别，在于客户首次合作时，应准确识别客户的个人信息、个人信誉、个人风险等，建立评价机制，作为交易平台要保障客户双方的权益，以便建立一个合作互信的优质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最后，增加行业内部处理力度，宣传行业自律，对于部分行业共性问题，可以由行业出头进行疏导、约束，提高整体行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形成行业内部合作，共同打击低信誉分子，减少损失。
2.从国家宏观角度来探索对策
（1）完善制度，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平台。与传统金融平台相比，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存在空白漏洞，容易造成纠纷。因此要想帮助互联网金融做长足发展的准备，首先要敲定其法律主体、经营性质、个体定位，以便于观察传统行业中监管模式中哪些可以应用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同时，完善法规补漏洞，从而从根源上规避互联网金融风险。其次，结合互联网金融“小而快”的特点，制度的总体方向可以偏向于优化社会福利，降低监管成本以避免干扰互联网金融自身优势，建立多部门多元化监管，明确分工，将风险以成本最低的方式分摊至多部门，降低成本。最后，要加强管理该行业的准入门槛，从源头处就开始管控风险，并且加大退出成本，使互联网金融平台以企业长时间发展为宗旨，而不是捞一把就走，以便于规避企业铤而走险的风险。
（2）规范法律平台。从法律上来说，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主体并不特别明确，传统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不能很好地覆盖互联网金融行业，存在法律空白区间，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牟取暴利。因此，要规范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制度，明确其法律主体、经营范围等，建立相关法规，做到有法可依、申述有效等。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明确行业的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里进行分类管理，根据不同的范围进行法律区分，在同一个范围内，应有明确而又严格的制度管理。
（3）探寻纳税管理模式。从税务上来说，互联网金融的税收有待加强。因为互联网金融的线上交易特性，税务机关难于得知其真实的资金吞吐额，税收征管部门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许多互联网交易的客户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这严重违背了纳税公平的原则，因此，税务机关应探索新的纳税管理模式，建立相关法律保障国家权益，比如互联网金融行业应披露自身真实的业绩盈利额，加大对偷税漏税的处罚，加大依法纳税的宣传。
三、总结与展望
1.总结
互联网金融目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多路要走，很多不足需要完善，将来的发展走向还需要加大监管力度，不过事实上互联网金融已经显露出其利好的一面。它发展了“普惠金融”的政策，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收集社会闲散资金，并分配到需要的地方。促进了互联网创新，冲击传统行业为了提高利润而不得不发展技术。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但是，互联网金融行业也需要直面不足，其存在包括缺少健全的风险评估体系、难以进行有效的信誉评价、技术类漏洞、法律类空白、监管类风险在内的多处短板，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行业有其积极的影响，却也存在诸多风险。
诚然，在目前的形势下，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可行之路有待讨论，本文建议从以下角度探索互联网金融发展之路，从其行业本身的微观角度来说，关注技术安全、加强防火墙设立，并使用实名制、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与央行的征信体系相结合。从国家的宏观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增加金融覆盖面，亟需完善制度，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平台，完善法律漏洞，探寻属于互联网金融的纳税模式。
2.展望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顺应市场潮流，不但要鼓励这种创新技术的发展，更要看清其内在风险，考虑多方面的利弊来探寻监管方式。总的来说，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走向积极，出现麻烦就解决麻烦，清除阻碍，让互联网金融更好地发挥其优势，促进社会金融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悠悠.我国互联网金融：问题、前景和建议[J].管理世界，2015（4）.
[2]李克穆.互网金融的创新与风险[J].管理世界，2016（2）.
[3]余中东.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的地方监管研究[J].管理世界，2015（8）.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8
【关键词】信息消费产业；税收政策；扩大内需；对策
一、我国信息消费产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正在成为影响其发展的核心因素。近年来，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消费不足问题，高举着扩大消费需求的旗帜，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来解决该问题，如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提倡全民旅游消费，加强农村宽带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其中，信息消费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正吸引着国内各界的眼球，尤其是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信息产业发展，并把其视之为拉动内需的一剂良药。
1、信息消费与信息产业的定义
一般认为，消费者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消费信息服务与信息产品的经济活动即是信息消费。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消费几乎在我们的生产、生活消费等各个领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消费者对手机、平板等多种信息产品的使用促进了信息消费；另一方面，类似于语音通信、网络数据使用及软件安装等各种信息服务方式也增加了信息的消费数量。在现代社会中，这些都是较为传统的通过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直接带动消费的模式，在各种高科技数字技术兴起并逐渐运用于信息产业之后，信息消费的范围扩大了，还包含了一些通过间接方式带动消费的新型模式，例如B2B、C2C、B2C、支付服务、云计算等等，并且这种新型间接服务模式能够极大程度地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而信息产业是以计算机和通讯设备为主体的it产业，其主要是通过信息手段和技术，快速收集、整理、储存、传递信息情报，提供信息手段、信息技术等服务的产业，其主要包括三种产业类型，即生产和分发信息行业、传递产品和数据的行业以及数据处理行业。信息产业是一门新兴的产业，它凭借着知识密集型、高渗透性、低消耗高增值等特点逐渐成为了全球主导产业，对各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收集、处理及运用信息已经成为了各国关注的重点，而信息产业的高效率发展将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结构。
2、信息消费产业对拉动内需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拉动内需的经济模式已经在资源使用、规模发展、环境污染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弊端。然而，信息消费产业除了在人们消费总量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在消耗资源、污染环境、扩大规模等问题上也有其自己新的、有利的特点，而其本身的这些特点将极大程度地促进国家内需的增长。首先，从信息的供给与需求上看，信息消费呈现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特点；其次，信息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具有“绿色无污染”的特点；再者，就信息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言，其有“带动性强”的特点；除此之外，安全隐私问题对信息消费也尤为重要。
群众化、无污染、安全性这些特点为整个社会信息消费产业发展的范围和环境奠定了基础，给其拉动国家内需提供了可能，而其对整个社会的带动性正是扩大内需的核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社会的轮廓逐渐清晰，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使得信息消费逐渐成为其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方法。信息交流作为最基本的个人信息需求之一，在移动通讯技术普及的今天，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仅2014年上半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网民就达到6.86亿人，智能终端市场也延续强势发展势头，产销量居全球首位。[1]信息消费的带动性则表现在其对经济的贡献和对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上，从数据上看，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会带动国民经济增长338亿元。[2]我国信息消费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之后，对于拉动消费会起到很大作用，据初步测算，现在信息消费可以达到两万亿到三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且发展的速度非常快。[3]由于我国人口比较多，在信息消费这个领域里，市场的潜在规模非常大，所以促进信息产业的完善，对于拉动内需是很有用的。同时，信息消费能够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在改善民生方面可能会形成一些以信息服务业为特征的新的产业，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服务业。
3、我国信息消费产业的发展现状
2013年8月，随着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的印发，信息产业和信息消费的发展势态一发不可收拾。在信息产业上，文化传播体系在技术、传输和覆盖范围上进步飞速，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和数字文化内容也得到了大力地发展，并且开发出了大量新型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使得信息产业的发展速度令人惊讶。当然，信息消费数据也相当可观，根据通信企协的消息，2014年上半年，我国信息消费整体规模达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0%。截至6月底，固定宽带接入用户达1.98亿户，宽带接入速度稳步提升；4G用户接近1400万户；移动宽带用户数达4.8亿户，占移动电话总数的38.5%。智能手机出货量近2亿部，占手机出货总量比重达到87%。移动数据收入和流量分别增长46.4%和52.1%。[4]另一方面，政府则以智慧城市为着手点，不断增加对信息化社会建设的投入，仅仅在2014年，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投资规模就接近2000亿元。[5]
面对信息消费不断增长，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形，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信息消费的作用，并展开了大量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的讨论。倪霓和王怡璞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促进信息消费的相关税收政策上展开了讨论；郭红雨等着重研究了信息消费将带动电子信息产业的税收收入；杨春立则通过对2010年-2013年信息消费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加速“宽带中国”、“数字家庭”，扶持信息产业等的政策性建议。除了越来越多的文献，各级政府也相继投入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实施中。北京市和天津市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实施意见；安徽省出台了加强快递网络建设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文件；浙江省则鼓励城市发放信息消费券；另外，2015年7月，上海举办了国际信息消费节，这是目前国内首个面向信息消费经济的多级别、多层次、多元化、互动性系列的活动，将是中国的信息消费成为扩大内需主要途径的标志。
目前，由于中国国内需求和消费不足，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了滞缓的现象，中国急需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国内需求，增加消费。在科技不断进步和新兴产业不断出现的过程中，信息消费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以信息消费为代表的消费升级将成为经济内需增长的直接动力。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缺陷和政策原因，信息产业的发展却面临着许多困难，将给信息消费作用的发挥带来影响。
二、我国信息消费产业相关税收政策的运用与缺陷
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之一，税收政策和制度对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不可忽视，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的优化，是提升信息产业内涵质量、促进信息消费发展、优化信息交流环境的重要途径。下面从我国信息产业已经实施的相关税政策以及制约信息消费发展的税收政策原因两方面来分析。
1、国内信息消费产业相关税收政策的现状
意识到信息消费在市场中扮演这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政府开始大力优化政策环境，并通过深入分析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新兴业态、新兴商业模式的特点，积极探索与实施了一些有利于其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一是逐年完善能够刺激信息消费的相关税制内容。税制是保证信息产业高速平稳发展的基本前提，政府也日益重视与信息消费有关的税制部分的完善，近年来，几乎每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发展会议与文件都会强调信息消费及相关税收政策的完善，如《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制定配套政策，《互联网金融企业税收征管问题探究》的课题报告中也探讨了完善税收政策与征管模式等，并且这些税收政策相继在每年的税法中都有更新。二是在信息产业的建设和研发上，越来越多的税收优惠与扶持政策被采用。首先，在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已经逐渐被运用，“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强，拆掉墙。”这些流传了几十年的俗语，被腾讯公司Ceo马化腾用在了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上，足以证明了信息产业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政府也开始关注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确定了一系列相关支持政策，如：国务院通过的《“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中表明要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融资环境、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6]其次，在研发上，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减少开展业务的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在一定程度促进企业研发活动，更新信息技术，创新信息产品与服务，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并增加信息产品与服务消费，从而拉动国内消费。如上文中的《关于全面坚持依法治税更好服务经济发展的意见》中提到，对新兴的信息行业，要严格落实好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等税收扶持政策，在《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了从事网络图书、网络报纸、网络期刊、网络电子出版物、网络游戏软件等产品开发和运营的企业可以享有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大量的小微信息技术研发企业保持了创新活力，使得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飞快，满足着消费者的需求，大幅度地提高了国内消费需求。
2、制约信息消费的主要税收政策及原因
（1）制约信息消费的政策原因及税收政策着力点。尽管信息消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内需，前景非常可观，但是制约信息消费发展的因素仍然很多，其主要有居民收入水平、信息产品研发、信息资源来源和信息安全问题等方面。首先，尽管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2014年中国每月人均收入为1680元，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高达20000元。[7]另外，我国居民还有养老、医疗、房屋等硬性支出，使得其能够用于信息消费的支出更少；其次，由于信息产品的更新淘汰太快，信息产品研发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若是产品销量不好，则可能会影响下期投资，面临破产；再者，信息资源来源于人民群众，而人们在提供信息时往往很少拿到报酬，如网络信息大部分是免费上传的，信息使用几乎也是免费，这样会降低信息提供者的积极性；另外，网络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有些用户害怕信息泄露，也会选择减少信息消费。
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信息市场的活力进一步被激发，要素活跃度明显增强，税收政策在促进信息产业发展，刺激信息消费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信息消费拉动内需中存在的问题，税收政策正是以上文中提到的四个制约因素为着力点，即：如何运用税收政策增加居民收入，通过什么样的政策刺激企业研发新的信息产品，怎么样扩大信息来源、鼓励人民提供信息。以及用什么政策提升信息安全性、增加信息消费。
（2）阻碍信息消费的相关税收政策原因。首先，在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完整的信息税制。从改善税收政策运行环境看，决策层面需要在利用税收手段促进信息产业发展和刺激信息消费这一重大问题上统一考虑、提高认识，加强财税部门同其他部门间的互联互通，增强政策的衔接和协调，集中信息资源，以此优化促进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消费升级的税收政策运行环境。
其次，我国关于信息消费相关税收政策仍然不是很完整，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漏洞，尤其是在新兴的数字信息领域，由于时间和经验不足的关系造成税制不全，使得大量信息被消费而未被计入信息消费总额，形成“伪消费”，因此，这些不健全的税收政策将难以保证信息产业发展尤其是刺激信息消费拉动国家内需。这些税收政策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信息产品与信息技术研发阶段虽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还是不够，导致了许多中小型研发公司担心投入太多资金无法及时收回而承担破产的风险，而这些中小型研发公司正是我们国家信息技术研发的核心力量，其缺乏创造活力将直接影响信息内容与服务的创新，减少信息消费；其二，我国缺乏直接刺激信息消费的税收措施，如给予购买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居民一定的补偿、鼓励信息产品与服务供给者降低销售价格（假期活动、税收返还等）；其三，在信息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信息产业投融资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税收政策来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农村地区是信息消费发展的一支潜力股，如果农村地区发展的好，将大大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但由于基础设施（如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等）的不完善，农村的信息消费仍然不普遍。在信息产业投融资方面也是由于承担风险过大，人们在投资和融资时都有所畏惧。其四，在网络信息消费方面，还没有相应的税收政策对信息的使用收费，形成较大的税收漏洞，同时，没有税收政策规定对信息的提供者付费，这样会降低信息提供者的积极性，从而间接影响信息消费拉动内需；其五，对于网络信息安全问题，许多人担心信息被泄露，而选择非信息消费，这便需要相应的税收政策打击网络欺诈，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增加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其六，信息垄断问题也日渐突出，尤其是大数据，基本上是由少数人掌握，使得信息消费具有了局限性，因此，可以用税收政策增进相关行业与部门的互联互通和衔接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共享”。
三、完善信息消费相关税收政策，推进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上看，促进信息消费的税收政策建议就是完善信息税制，均衡的从顶层设计税制，但这个工程太大，需要从实践中总结，从国家层面来制定。而本文将仅仅针对几个制约信息消费的基本问题提出相关的税收政策建议来拉动国家消费需求。
1、制定促进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刺激信息消费的税收政策
尽管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但信息消费的扩大内需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主要问题表现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特别是农村地区。在信息消费成为城市消费的主体过程中，农村地区信息消费也是不容小觑的，国家总理通过报告明确提出：“壮大农村信息消费，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发展物流快递，把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搞得红红火火。”促进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升级的税收政策主要就是加大农村信息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力度，并加强直接刺激信息消费的税收政策。近年来，农村已经逐渐淘汰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宽带网络等用户大幅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来自农村的网民达到1.77亿，占到总网民数量的28.6%，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7.5%。[8]尽管农村信息消费在不断上升，但由于基础设施、资金不足等问题，其信息消费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需要政府采取税收措施加以调整。在基础设施建设（如固话、光纤、宽带等）上，政府可以对投资者给予税收减免，这样会使得大量闲散资金聚集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并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加快农村信息设施建设，促进信息消费；并且要鼓励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鼓励农民通过互联网销售自己的农产品，除了税收减免（如增值税即征即退）外，可以通过普及网络信息知识的方式，扶持农业发展。而直接刺激信息消费的税收政策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其包括给予购买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居民一定的税收补偿，通过税收返还的形式鼓励信息产品与服务供给者降低销售价格等形式，这是消费者最愿意接受的形式，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的增加信息消费。
2、推进信息企业优化升级的税收政策
信息企业的优化升级能大大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如：既无厂房也无原料的微软公司，其市场价值曾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信息产品与服务的更新速度几乎是以天来计量的，如苹果公司，它的手机的更新周期几乎是一年一台，然而该公司还在试图缩短其周期，并且每年其手机都有新的技术加入，以增加其吸引力。这些大型跨国公司能承担得起信息产品与服务研发而需要的资金投入，而很多国内中小型研发公司要么因为资金投入无法收回而破产，要么因为资金短缺，无法研发新技术而被淘汰，最为典型的就是国内小型手游研发公司，国内老字号游戏研发公司中华网龙的总经理吕学森表示，“由于手游的趋势逐渐走向万人连线游戏的类型，2015年小型手游研发公司恐掀倒闭潮”。因此，用税收政策推进信息产业优化升级是必要的。首先，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使用范围，允许国内大部分未上市的研发公司同样享受这些政策，同时，引入除了传统税收优惠政策以外的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增加成本抵扣额度，缩短成本抵扣年限等，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最注重的就是投入资金收回的及时性，扩大其每年折旧率，放松成本抵扣的要求能够降低企业在研发阶段面临的风险，增加其创造活力，研发出更多人们喜欢的信息产品与服务。其次，依法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大型新兴企业进行税收管理，严厉打击其偷税漏税等问题，规范其纳税行为，保证大型企业的健康发展。再者，企业运营模式的多样化与网络化，使得许多现行的税收政策无法适应互联网金融企业，所以，应尽早明确新型模式税收政策，如：互联网金融企业通过服务平台提供各类资讯信息及中介服务的服务性收费的性质用现在税收政策难以判断。另外，政府还可以针对信息垄断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我国目前信息垄断问题突出，大量大数据是不公开的，限制了信息消费，也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国家可以试着对信息垄断企业征重税，打击信息垄断，还可以用相关税收政策增进相关行业与部门的互联互通和衔接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共享”。
3、有助于培育信息消费新供需的税收政策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人们离开了信息将很难办成一件事情，即使是要付钱，也几乎不会降低人们对信息的使用量。然而，大量的网络信息基本上是免费的，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许多大型信息企业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并加以利用来获得可观的利润，如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互联网大型跨国公司，其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以收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并把这些信息卖给广告商的方式在线进行的，而互联网行业网络信息的收集、出售几乎是零成本。除了互联网公司，个人在使用网络信息时，也是很少付费的。而对于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几乎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前面谈到，信息消费的一大特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供使用的信息基本上是从人民群众中产生的，而这些信息的形式均是分散的形式，很难在社会中找到确定的人，更不用说给其付费了。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可以试着对网络信息的使用者进行征税，首先，对其征税几乎不会减少信息的消费量，但会增加税收收入，通过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信息消费拉动内需；其次，可以将这些税收补偿给信息的提供者，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信息提供者的积极性，鼓励其提供更多人们需要的信息，增加信息消费。然而，在社会中找到确定的信息提供者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需要国家采取措施对网络用户进行统一管理，如：可以设定网络“自由工作”用户，并与之绑定银行账户，以便对其提供的信息付费。
近年来，信息消费在人们消费总量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其在消耗资源、污染环境、扩大规模等问题上有其自己新的、有利的特点，顺应着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税收政策问题，相信通过不断更新与改进，均会被解决，而信息消费将会成为社会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
【注释】
[1]2014年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统计报告.
[2]人民日报.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带动国民经济增长338亿元.2012-11-29.
[3]人民网.高新民：信息消费对于拉动内需意义重大.2013-08-14.
[4]光明网.我国信息消费快速发展.2014-07-30.
[5]中国it通讯网.信息消费2.0时代获得飞跃式发展.2015-05-26.
[6]光明网.“互联网+”如何“行动”起来.2015-06-27.
[7]天涯论坛.中国人看看！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世界各国人均月收入一览表！2014-08-19.
[8]江苏快讯网.京东利用其优势开创农村电商发展新模式.2015-03-18.
【参考文献】
[1]胡春燕.基于产业发展视角的消费需求扩张研究.消费经济，2010.
[2]肖艳，马哲明.消费主体对信息消费的影响分析[J].情报科学，2009（7）.
[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G].经济科学出版，2015.
[4]王蕾.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9
关键词：信用贷款；融资方式；中小微企业；互联网+
一、中小微企业融资现状
（一）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表现
（1）融资方式比较单一。中小微企业传统融资方式主要有银行贷款、民间融资、股权融资渠道。其中民间借贷没有复杂的手续和审批流程，借款要求相对低，但其法律制度不健全、缺乏政府扶持政策、经营手续不齐全，造成借贷成本较高。依据兴业证券2015年的月度民间资金调研报告，5月份民间融资的资金月利率为3%到5%，年利率高达36%到60%。面对金融市场上融资方式操作性低，品种单一的情况，中小企业也只能望而却步。（2）融资渠道不畅通。我国资本市场未形成中小企业直接的融资途径。从2015年央行的小额贷款公司分地区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出，在32个省市自治区中，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不足8%。商业银行主要对中小企业提供存贷业务，其中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不能满足中小企业长期资金的需求量，因而只能越过资本市场筹资途径，从非正式的金融市场上间接获得企业所需的融资资金。（3）融资结构不合理。当前在贷款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没有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投资回报率,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以及低效率的企业融资平台。根据中小企业协会的2015年四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31%的企业反映融资一般，较上季度下降12个百分点；53%的企业反映本季度流动资金充足或一般，比上季度减少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产能过剩、投资收益率低，加之高杠杆率与低利润率的矛盾，降低了企业偿还本金支付利息的能力。（4）融资成本支出高。当前的经济市场活动中，存在个别部门和地区性收费清单格式、内容、标准等方面的不规范、不清晰问题，降低了清单公示的作用。依据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的评估报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收费是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反映较多的一部分，企业融资贷款过程中咨询费、顾问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层出不穷，多数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达到15%～20%。过高的融资成本给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1）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一方面，企业诚信意识薄弱，存在为达到降低企业纳税额度取得银行贷款的目的，采取向相关税务机关提供不一致财务信息的现象。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会计报表不完整、治理结构不健全，财务报表信息无法准确地显示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了贷款难度，降低了企业信誉。（2）银行与企业间信息的不对称。中小微企业规模较小，同时小额的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在发展中倾向于考虑经营成本，忽视市场分析成本。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信用评估与监督不完善，加大了对小企业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致使银行很难单纯依据会计报表衡量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3）国家宏观制度的不完善。首先，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尤其是非国有中小微企业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限制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途径。其次，我国制定了《公司法》、《担保法》、《中小微企业促进法》，但并没有对中小微企业融资信用贷款的解释说明。最后，中小微企业融资立法不规范、行政执法环境差，降低了国家立法对债权债务的保障。
二、纳税信用贷款分析
（一）纳税信用贷款的含义
纳税信用贷指以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和税款缴纳情况为审核贷款的基础，采取银行、企业和税务三方合作的创新方式，运用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打分卡系统，按照a、B、C、D四级评定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对于符合标准的纳税信用企业发放银行信用贷款。
（二）纳税信用贷的特点
（1）以信用方式融资。“纳税信用贷”以企业良好的纳税信用作为银行发放贷款的重要条件，参照企业缴纳税款的情况审批贷款额度。纳税信用等级越高的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额度就越多。（2）审批流程快。整个办理流程由企业向银行网点或者拨打服务电话提出信用贷款申请，到银行上门调查，再到完成审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到最后企业根据需求取得贷款，仅需要四个流程。简化了企业贷款程序，提供了高质量的时效保证。（3）受众面广，成本低。贷款将纳税信用作为依据，凡具有持续良好纳税信用记录的中小微企业都可以申请办理。其中银行对优质纳税企业给予更优的利率待遇，有效减少了企业进行融资的成本。（4）产品的标准化。“纳税信用贷”实施专门的打分卡，以“信”换“贷”，将打分结果和人工审核有效的结合，采取标准化的设计和操作，实现企业纳税信用贷款的快速办理和高效审批。
（三）纳税信用贷款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意义
（1）开创融资新模式，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在“互联网+”的推动下，银行根据税务机关提供的企业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向守信企业提供贷款，进一步减少纳税人的融资成本。据重庆市国税局统计，2015年1～11月，“纳税信用贷”共发放19.6亿元贷款，惠及33个区县1365户纳税信用优良的企业。其中，949户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共计12.5亿元。（2）“量化”诚信，提升企业社会信用。纳税信用贷款以税收的缴纳作为基础条件，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是企业履行义务的良好回报。尤其是在中小微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时，以纳税信用换取的贷款，无疑增加了企业社会信用指数，实现了企业和银行的双赢。（3）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税效率。税务机关以信用贷款规章制度为前提，以“互联网+”为理念，大力推广网上办税服务，加强与企业、银行的信息对接，打造了“互联网+税务”的新模式，助力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信用贷款。
（四）中小微企业纳税信用贷款流程
中小微企业办理纳税信用贷的流程如图1所示。（1）在确保基本纳税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企业通过互联网或者现场填写《纳税信用贷款申请表》，提出用款申请（2）银行同意受理后，对贷款企业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核查。如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企业申请贷款的原因和主要用途进行综合分析。若银行未同意受理纳税信用贷款，企业应重新检查自身财务等相关资料的有效性与完整性，之后再提出信用贷款申请。（3）税务局根据纳税信用制度对企业的税务资料，包括年度纳税申报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等进行评定向银行提供企业纳税情况证明。审查过程中，税务局与银行通过税银征信合作模式，依据纳税信用指标体系，按照a、B、C、D四个等级对按时缴纳税款的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纳税信用贷款，实现企业以纳税贡献换取信用额。（4）核查后如果银行认为企业符合信用贷款条件、同意贷款的，应与企业签订《纳税信用贷款合同》。合同需要约定贷款种类、用途、金额、利率、期限、借贷双方权利与义务等其他事项，确保信用贷款的实施。对于不符合贷款要求的企业，银行将不予提供纳税信用贷款。
三、中小微企业纳税信用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纳税信用指标体系的内容
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问题，可以说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解决好纳税信用贷款需要科学的管理决策艺术。有效进行纳税信用贷款的核心是纳税信用等级的评定，进而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小微企业纳税信用贷款的实施。依据《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8号），本文建立了纳税信用指标体系，包含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31个三级指标，指标主要从税务管理系统中采集。同时，采取年度评价指标扣分和直接判级方式确定。对于纳税人涉税行为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设置不同的扣分标准，未遵循指标要求的企业按照百分制的方式进行扣分计算，正常申报缴纳税款的企业不予扣分。另外，在税收优惠申报材料虚假、伪造、变造、虚开发票、有非正常户记录、逃避缴纳、逃避税款的企业将直接认定为D级。具体的纳税信用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纳税信用等级结果的确定与应用
依据上述评定指标体系，将纳税信用评定级别设为a、B、C、D四级。a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90分以上的；B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70分以上不满90分的；C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40分以上不满70分的；D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不满40分或者直接判级确定的。在纳税信用等级结果应用方面，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财税网站、企业诚信系统、税务公告等途径，主动向社会公布a级信用纳税人名单，引领企业纳税人诚信纳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二是实施分类管理。对于a级纳税等级的企业，给予肯定与鼓励，设立绿色通道，优化纳税服务。加强对B、C级纳税人的日常管理和辅导，提升纳税水平，增强纳税信用度；对信用等级低的D级企业，进行重点监督与管理，实现对纳税人信用等级的实时动态管理。三是推行“纳税信用贷”服务。银行按照守信激励的原则，对不同信用级别的纳税人给予不同的信用贷款额度。
四、利用“互联网+”开启纳税信用微时代
（一）“互联网+税务”的提出
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文件，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满足税收征管对互联网应用的需求，国家税务总局了“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互联网+税务”主要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要依托力量，充分运用大数据的优势，将互联网与税务征收进行有效的结合的税务征管方式。“互联网+税务”模式下，中小微企业进行纳税信用贷款时，实时进行税务数据的上传，税务机关将企业的财务系统与税务系统进行衔接，之后，银行依据纳税信用等级证明判定是否给予贷款以及核定信用贷款额度。进而实现银行、税务机关、企业三方财务信息的对接，推动中小微企业纳税信用贷款的发展。
（二）“互联网+”背景下纳税信用贷款的优势与挑战
（1）增强纳税评估水平，适应大数据发展趋势。新模式下中小微企业融资方式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以非结构化数据采集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评估体系，优化银行信用贷款流程，降低企业纳税信用贷款成本，进而更好适应大数据的发展，提高纳税评估水平，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难的问题。（2）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减少国家税收流失。“互联网+”前提下的纳税信用贷款，对企业财税数据的检查更加严格，国家税务诚信系统将全面分析纳税人的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等多方面内容，实时监控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信息，确保高质量的纳税遵从度，进而有效减少税收偷逃现象。（3）信息泄露影响大，增加系统安全性风险。税务机关掌握着网上纳税人的各种企业数据信息，一旦遭遇到不法分子或者黑客的攻击，产生的不仅仅是数据的损失，更可能使得机密泄露，对企业甚至对社会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当前的安全防护系统并不能很好地完成税务征收管理的整个过程。不论是人为操作还是系统原因，这些故障的产生对“互联网+税务”的危害都是极其惨痛的。
（三）“互联网+”背景下纳税信用贷款工作强化建议
（1）强化涉税信息安全性，规范税务数据管理。涉税信息的安全性保障包括制度保障、人员保障与技术保障。做到这三个方面的保障，需要国家建立更加全面具体的信息安全相关法律制度，例如《互联网税务法》，以规范企业税务信息的采集、加工与更新处理。需要税务机关加大工作人员信息安全方面的培训，在制定完备的网络信息监管制度的基础上，确保税务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此外，税务机关加强办税系统网络平台的建设，设置密钥认证机制，以技术为保障进一步防范税务信息风险。（2）优化纳税服务手段，实现纳税新格局。“互联网+”时代下，税务机关征税平台运用电子信息化技术，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办税的多元化纳税服务。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特征，提供全面的个性化服务，及时地解决纳税人的办税问题，在方便企业纳税的同时也增加了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服务。另外，采取手机移动纳税平台以及微信纳税服务实现税务事项的相关办理，在满足纳税人需求的同时也做到了对纳税风险的一定控制，进而达到提高企业纳税信用贷款质量的作用。（3）转变软件模式，进行企业内部自我提升。“互联网+”对企业原有的业务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从纸质版发票到利用网络技术开具发票再到现在的电子发票的应用，是企业业务在税务处理形式上的一种转变。企业的发展需要完善内部财务系统与eRp系统的对接，改进与税务机关网络办税服务的数据信息的共享方式，提高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在提升自我的基础上实现对“互联网+”与纳税信用贷款的有效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杜逸冬：《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浅析》，《财会通讯（综合）》2015年第23期。
［2］张艺馨：《新形势下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路径》，《价格月刊》2015年第7期。
［3］钱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与有效性研究》，《企业经济》2012年第2期。
［4］任梦华、巫晓帅、徐小琴：《纳税信用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财政》2015年第22期。
［5］何家凤、何少武：《大数据时代的纳税评估信息采集模式》，《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
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篇10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保障，着力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农村支付系统、惠农综合服务系统、农村金融教育体系”，消灭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区，普及农村金融知识，促进广大农民运用现代化金融工具加快增收步伐，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为“三农”服务原则；二是坚持金融业可持续发展原则；三是坚持适度竞争原则；四是坚持政策扶持原则；五是坚持整体布局原则。
（三）总体目标
力争到2012年底，实现金融iC卡在社保系统的推广应用。到2013年底，构建“农村支付绿色通道”，实现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覆盖到各县（区）的所有乡镇和行政村。到2016年，市农村地区支付系统网点覆盖率达到80%以上；非现金支付交易量年增长率达20%以上；农村地区人均持有银行卡1张；卡消费额占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12%；受理银行卡商户增长20%；农民工银行卡业务量增长率达5%以上；atm、poS机具布放数量分别达到300台和500台；在全市所有乡镇实现atm、poS机具布放零突破；实现财政、国税、银联公司的横联，开通横联系统所有缴税功能，电子化缴税覆盖率达到70%以上；国家各项补贴全部依托支付清算系统，通过集中代收付系统发放；所有公共领域应用金融iC卡，促进惠民便民；为全部农户建立信用档案，电子建档面达到95%以上，评级面达到75%以上，信用村（镇）年增长率达5%以上，农村企业信用建档率达到100%，初步实现农村地区的信用信息共享。
二、工作任务
（一）构建农村信用体系，保障“三农”健康发展
各县（区）要结合实际，制定本辖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细则”，围绕“信息征集、信用评价、信用村（镇）创建、信用奖惩、信息共享”五项重点，大胆创新，勇于实践，构建可持续的政策扶持机制，发挥好信用的保障作用，促进“三农”经济快速发展。
1.建立农村经济主体信用信息征集机制。制定印发《市农户（企业、专业合作社）信用信息采集标准》，鼓励涉农金融机构依托自身的信贷管理系统，为每一个农村经济主体建立一套信用档案，力争三年内完成所有电子档案的建档工作。研究开发金融机构系统对接程序，与全国企业（个人）征信系统有效对接，构建农村信用信息平台，为防范信贷风险、发展各项金融业务提供多层次的信息支持。
2.建立农村经济主体信用评价机制。鼓励涉农金融机构依托自身信用档案信息，建立农户（企业、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公正地做好信用评价工作，并将评价结果及时公布在企业（个人）征信系统上。同时，加大农村企业外部信用评级业务推广，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参考外部信用评级，修正自身评级结果，建立内外部评级结合的信用评价机制，并在授信、贷款等金融领域得到实际应用。
3.建立信用村（镇）联评工作机制。制定实施《市信用村（镇）联评实施办法》，组建“政府机构+所有涉农金融机构+农户代表”的联评模式，细化信用村（镇）评定条件，公示评定结果，实施政府表彰命名制度。同时，对信用村（镇）进行动态化管理，严格考核程序，实行有升有降的浮动制度。把信用村（镇）创建与“一村一品”示范村、新农村建设重点村、扶贫开发整体推进重点村建设活动结合起来，加大“三村”的信用评级与信贷支持力度。通过有针对性的信用实践活动，促进农村地区整体信用环境改善，形成以信用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4.建立农村信用奖惩机制。制定鼓励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政策措施，推动信用产品在农村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的应用，使守信者得到实惠，失信者受到制裁。对信用良好的农户和企业在贷款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大力宣扬守信典型，曝光失信行为，依法追究严重失信者的法律责任，从制度上防止各类失信行为的发生，促进诚实守信风尚的形成。
5.建立农村信用服务体系。鼓励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解决“三农”发展中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大力促进“农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种形式农村信用共同体的发展，拓宽农村地区融资渠道，继续推动和完善“农户联保”等农村互助担保组织建设，逐步建立适应农村经济特点的新型担保方式。
（二）构建农村支付系统，提高“三农”发展水平
大（小）额支付系统是做好农村地区资金清算、推广支付工具的基础平台，各县（区）要把支付系统的延伸作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核心工程来抓，加快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支付系统覆盖范围，畅通结算渠道，提高农村支付结算效率。
1.着力扩大农村地区大（小）额支付系统覆盖面。加快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电子化、网络化的建设步伐，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支持和引导力度，力争2012年内，大（小）额支付系统覆盖到所有乡镇以上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网点。
2.加强涉农金融机构内部清算网络系统建设。对于新设立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分支机构，要把与上级机构清算网络连接作为营业的必要条件，在实现上下机构系统连接的基础上，再与大（小）额支付系统相连，形成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农村支付系统。
3.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入大（小）额支付系统。积极探索合理的接入模式，简化接入手续，鼓励和引导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机构加入大（小）额支付系统，为新型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支持“三农”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4.切实推进银行卡联网通用。各县（区）应根据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合理确定atm、poS机具的市场需求，建立atm、poS机具布放目标考核制度，以扩大农村地区的银行卡联网通用覆盖面。
（三）构建综合扶持体系，促进政策普惠于农
各县（区）要结合辖内农村地区经济特点，坚持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组织、指导、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开发和推广各种非现金支付工具，提高农民对非现金支付工具的认知度，指导农民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解决融资需求，运用金融理财产品，拓展增收渠道，促进“三农”经济加快发展。
1.促进农村地区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积极开展农村地区银行结算账户需求调研，会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探索出台便利措施，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简化开户手续，为农村经济组织种养殖户等开立结算账户，帮助涉农企业、农户通过银行结算账户办理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资金结算，加快农村地区资金周转速度。同时，要支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入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和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实现对该机构的银行结算账户非现场监管。
2.着力推广金融iC卡的应用。紧紧抓住市被人总行确定为全国金融iC卡应用试点城市的契机，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借助政府信息平台，配合“一卡通”工程建设，全面推进金融iC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与社保、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行业相结合，逐步实现集社保领取、惠民补助、银联消费、水电缴费、公交刷卡等功能于一卡，确保各项惠民政策与群众的快捷对接。
3.大力推广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工具。
（1）加大农村地区银行卡推广力度。鼓励农村地区的批发市场、农资交易市场、农产品生产基地发展银行卡特约商户，扩展银行卡应用范围。完善银行卡服务功能，推广有特色的借记卡，在农村养殖户、种粮大户、个体私营企业等范围内推行惠农卡、富秦家乐卡、邮政绿卡，并给予不同授信额度，解决农民小额资金短期周转困难。
（2）继续推广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加强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的业务指导、安全管理和宣传引导，使广大农民工切实享受到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的便利。扩大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的辐射面，引导更多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营业网点开展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丰富农民工汇款渠道。
（3）积极发展农村票据业务。针对农村企业的资金结算需要，提高农村地区银行机构营业网点票据业务受理能力，满足农村企业的票据结算需求。支持和鼓励涉农金融机构签发银行汇票，提高涉农企业资金结算效率。
4.着力构建“支付绿色通道”。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充分利用网上支付、电话支付、手机支付等工具，发展新兴支付清算服务模式，为农民提供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在农村偏远地区或涉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不足的乡村，建立惠农金融服务站，指定合作商户布放银行卡受理终端，向广大农户提供小额取款和余额查询服务，方便广大农户存取现金，消灭金融服务空白区。
5.全面推广集中代收付业务。依托小额支付系统，建立财政涉农补贴资金发放网络化平台，以“一折（卡）通”模式，指导涉农金融机构发放各类财政补贴款，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到账和安全使用。
6.大力推进财税库银的横向联网。加大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建设工作，在实现国库部门与地税、银行开通“实时扣税、批量扣税”两种功能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国税、财政、银联公司加入系统的可能性，开通“银行端申报缴税、银行端查询缴款”功能，实现农村地区税款征收的无纸化和电子化。
（四）构建金融教育体系，提高农民金融知识水平
1.建立农村金融教育新模式。依托中国农村教育基金会，建立金融志愿者教育培训机制，总结陇县试点工作经验，逐步推广金融志愿者教育方法；依托“支付通”、atm（poS）机具布放点，建立农村金融知识辅导站，摆置宣传资料，专人辅导讲解，便于农户急需急用；依托政府部门“大课堂”，增设金融知识课程，为不同层次人员（如返乡创业、劳务输出等）进行专题培训，提高农民运用金融工具实现增收的能力。
2.建立农村金融宣传长效机制。建立农村金融宣传联动机制，将金融知识宣传与金融机构业务拓展有机结合起来，实行联合联动，提高宣传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建立综合宣传工作机制，充分利用“科技之春三下乡”、珍爱信用记录日、法制宣传日等节日，开展支付、征信、“两反”等金融知识的综合宣传活动，向群众介绍atm机操作、安全刷卡消费、安全网上支付、个人信用信息保护、警惕银行卡欺诈等安全用卡常识。组建农村金融知识宣传工作队，深入农村学校、农户家中、个体户门店、企业产品推介会、专业合作社等上门宣传。捐赠金融知识书籍，宣讲金融业务，营造农村金融文化氛围。建立信息报送机制，编发工作简报，反映工作成效，交流经验做法。特别要运用好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宣传工作典型，扩大工作影响力。
3.建立农村金融环境维护机制。各县（区）应成立农村金融债务案件“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连续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严厉打击农村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积极开展清理党政干部拖欠贷款活动。农村各金融机构对已曝光的逃赖债典型企业联合实施“不提现、不开户、不贷款、不结算”的金融制裁措施。建立健全农村地区银行卡风险防范体系，加大预防和打击银行卡违法犯罪力度，创建安全的银行卡使用环境。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组织领导工作机制。各县（区）要充分认识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机构下，建立组织领导工作机制，统一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农村金融服务工作，并把此项工作列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实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目标责任考核，确保工作早日见效，农户早日收益。
（二）创新有效工作机制办法。各县（区）要科学规划、精心部署，统筹安排，全面铺开农村金融服务改进工作。在摸清辖区内所有农村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底数的基础上，重点抓好2-3个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的设计、培育和可持续推广工作，不贪大求洋，重在做出成效，树立典型，以点带面，推广经验做法。凤县留凤关新区要开展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机制和方法。
（三）建立专项监测报告制度。各县（区）要加快建立专项检测报告制度，主要包括：各县（区）农村金融创新工作主要举措；推出的主要农村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动态情况；农村金融创新工作的总体进展和实际成效；促进当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等动态进展情况；农村金融创新需要反映报告的其他情况，包括典型经验总结、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等。报告报送至市金融生态办。
（四）建立激励制度。对于有突出特色、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的农村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市金融生态办将以《金融生态简报》等方式，重点向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人大和市“新农办”等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在全国、全省主要媒体上进行宣传，并适时汇编成册，集中宣介推广。对在农村金融创新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人民银行和涉农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将分别向其上级行进行推荐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