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研究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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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和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大转移趋势,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加速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外迁或新设全球(地区)总部、办事机构或代表处。北京、深圳、天津、广州等兄弟城市纷纷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发展。因此,加快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集聚,是上海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增强上海金融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和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并巩固上海在国内的金融中心地位。
二、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和问题
1.主要成效。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和上海金融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进程明显加快。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在金融方面,截至2012年末,在沪银行类功能性总部持牌专营机构总计七大类12家,非持牌专营机构达到34家。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第二总部持续推进,继中国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人民币交易总部之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中心揭牌成立。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也占全国一半以上。在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方面,上海积聚了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财富里昂、海际大和、东方花旗等证券公司,以及光大、国投中谷、新湖等期货公司总部。全国161家期货公司中28家期货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占总数的17.4%。在保险业金融机构方面,太平洋保险、中国大地财险、海尔纽约人寿保险、劳合社再保险(中国)、丘博保险(中国)等保险公司总部,以及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在新型金融机构方面,集聚了中银消费金融、农银金融租赁、交银金融租赁、上汽通用汽车金融、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弘毅跨境投资基金、方源资本等新型金融机构总部或业务总部。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功能机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2.基本特点。一是外资或合资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特征明显。截至2011年末,累计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沪设立机构,机构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资产规模占全国48.8%,从业人员占全国逾40%。二是金融机构总部能级不断提高。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中国、大中华乃至亚太总部设在上海,并不断升级总部管理权限和扩大业务范围。如花旗银行除了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亚洲新设的首个亚洲拉美贸易服务处也落户上海。三是金融机构总部辐射带动效应较强。如中国银联总部落户上海,充分发挥组织枢纽作用,推动了支付产业资源和大批的金融、芯片技术和it人才向上海集聚。四是各类新型金融机构集聚速度加快。近年来,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科技银行、基金管理、股权投资、资信评级、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村镇银行、企业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向上海集聚。五是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并逐步向扩散。金融机构总部目前主要集中在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等中心城区。随着中心城区商务成本不断提升,新型金融机构和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后台服务机构向城区集聚。
3.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和统一的统计口径。全市层面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关于金融机构总部认定的明确标准,导致目前没有统一规范的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口径和准确的金融机构总部数据。二是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和能级与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差距较大。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集聚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能级都相差甚远。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也不占有明显优势,部级的金融监管决策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集团企业总部大多集聚北京,且面临着深圳、天津等的激烈竞争。三是政策扶持和配套体系还不完善。调研中普遍反映比较突出的是与人才引进相关的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出入境等问题。目前的人才政策针对企业高管居多,核心专业人才和一般金融人才难以享受。由于供给能力有限,引进人才在享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四是政府服务意识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调研发现,政府在政策宣传和主动对接企业上做的不够,很多被访企业都反映对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如何享受这些政策、应该找谁办理等方面都不太清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落地和惠及面。五是金融制度环境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形成一定制约。在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会计准则体系、金融人才数量、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税收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等软环境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六是上海商务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随着上海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写字楼租金、人力资源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并导致很多企业向外转移。
三、加快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对策建议
1.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标准。(1)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范围。建议将银行(含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股权投资机构(含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集团财务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公司、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中外资营利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功能机构、国内外金融组织和金融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金融机构都纳入本市总部认定范围。(2)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条件。由于金融机构类型复杂多样,在资产规模、业务性质、组织架构、税收贡献、企业人数等方面差别较大,不宜采取统一的总部认定条件。对于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建议针对金融细分行业(如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信托类、基金管理公司类、股权投资机构类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认定条件,如注册地、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管理基金规模、市外下属企业或机构数量、纳税额等指标。对于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可综合考虑功能属性、管理级别、社会影响力、行业地位等,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认定。(3)针对不同总部级别制定差异化政策。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不同总部级别(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或亚洲区总部、中国区或大中华区总部、地区性总部)的认定条件,并给予差别化的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升格总部级别和扩大管理权限,并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资助。(4)合理界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在加大对新注册和新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扶持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和完善对现有金融机构总部特别是本地金融机构总部的扶持,保持政策的衔接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扶持,防止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外迁。妥善设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划分的时间节点。(5)明确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机构和程序。金融机构总部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企业自愿、政府审核、社会公示、动态管理。建议在全市层面成立金融机构总部联合认定小组,由市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和受理工作,定期召开总部认定工作会议。建立健全申报、受理、审查、复核、公示、颁证、考核、统计等制度,明确办事流程,确定最长申报审批时限。(6)加强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工作。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总部统计体系,建立金融机构总部企业统计报表制度,构建属性指标(如登记注册所在地、登记注册类型、行业类别、总部类型等)和数量指标(如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计、增加值、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等分类统计指标,建立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库,经认定的金融机构总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破产、解散、撤销、迁移等重大调整的,要及时进行统计、分析和上报。本文来自于《经济师》杂志。经济师杂志简介详见
金融政策研究篇2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金融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2－0011－05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一、政策性金融学的提出
政策性金融(poliey-orientedFinance，poF)与商业性金融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互补的两大基本金融中介。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已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历史转折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许多基本而重大的问题亟待拨乱反正、整顿梳理。而创建政策性金融学科，重新认识、界定和全面深入地研究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并据此确立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和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重构或再构造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制，从而按科学发展观实现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已经势在必行。
古今中外，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一直持续和延伸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共生共存，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规律，也是一个必然的经济金融规律，有着一般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具有深刻的基本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金融史专家孔祥毅教授认为(2003)，一部金融史就是商品经济发展且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历史，也是政府干预的历史。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适度介入和干预的一种有效手段，在金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十分悠久。据史料记载(宋则行、樊亢，1993)，国外最早出现的政策性银行，可能是1462年在意大利帕鲁奇亚市开业的第一家由政府低利向穷人贷款的“公立银行”(montidipieta)。但真正开始引人注目是在20世纪40-60年代，即二战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被称为政策性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再度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不仅遭受危机的国家政府再次要求政策性银行发挥重要作用，重整本国经济，而且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在发挥作用，援助和拯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与此同时，一些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纷纷要求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他们相信，无论是在工业化时期还是在经济转轨时期，政策性金融都与经济发展直接相连。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银行或非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有的国家，如日本、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甚至设有若干家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办理政府信用业务、也就是办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泉府”，经营政策性“赊贷”业务。泉府也可以说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最早的组织形式。此后的一两千年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一直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而从未间断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则是一种不规范的“超政策性银行业务”(白钦先，1999)。1994年，随着三大政策性银行的组建，政策性金融业务逐步从各类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中分离分立出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进入了机构专营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3年来，尽管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还不是很充分，但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贯彻落实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三农”政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人和机构出于自己的局部利益需要，刻意或故意曲解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误导了有关决策部门，不仅造成政策层面的混乱，而且导致政策性金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立法失衡(政策性金融立法严重滞后)、监督失衡(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及绩效评价体系缺失)、区域失衡(欠发达地区政策性金融缺位)、产业失衡(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错位)、机构失衡(在住房、存款保险等领域有待建立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行为缺位和越位并存等，影响了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得决策层不得不做出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政策主张。另外，有的政策性银行，做的主要是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央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也早已明确其为政策性银行，但在理论上却不明确承认自己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曾康霖，2004)。所以，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学科理论体系，深入系统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科学理论，以更好地规范和指导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则具有迫切的现实针对性。
在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多种视角进行了一些探索。其中，作为政策性金融学科及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和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首倡者的白钦先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白钦先(1999)在诸多相关系列性研究成果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政策性金融的内涵、六大特有功能和理论依据，将政策性金融提到基本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理论的高度，揭示了其深刻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并明确提出了在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是相互对称、平行和并列的两大金融族类。曾康霖(2004)认为，按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金融制度安排。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需要四类金融，即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互金融和扶贫性金融。郭刚(2002)从财政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视角并以准公共产品为重要切入口，探讨了政策性金融若干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谭庆华(2005)基于金融功能观，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国家开发银行提出的开发性金融理论(2004)，虽然没有明确而全面地界分开发性金融的概念，但也是对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在国外，一般认为政策性金融是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需要而必然产生和发展的(GaryClydeHupnauer&Ritam.Rodriguez，2001)。w.G.谢波德(w.G.Shephard,1975)从产业组织论的角度分析了在金融业寡占的情况下，设立政策性银行可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在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浪潮中，许多知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仍然一如既往地声称并坚持其政策性金融的本质属性(KDB，2004)。目前，日本政府也要求改组后的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树立鲜明的政策性金融的旗帜，充分发挥其先导性作用(张舒英，2007)。
国内外对政策性金融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对政策性金融也有多种称谓，如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特殊金融、财政投融资等(白钦先，1999)。这种多称谓、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表明，各国对这一领域尚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笔者认为，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应该是指在一国政府的支持
和鼓励下，以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合理性为目标，以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强位弱势地区、强位弱势领域、强位弱势群体为金融支持对象，以优惠的存贷款利率或信贷、保险(担保)的优先可得性及有偿性为条件，在专门法律的保障和规范下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这里，所谓的“强位”，是指关乎国计民生而需政策性金融扶植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所谓“弱势”，是指这些政策性融资对象由于自身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造成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和特别弱势的状态。所以，对强位弱势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的金融支持，既符合并执行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外经外贸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也是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作为一种制度，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经营主体有多种方式，既可以由专门组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独立经营，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兼营。国内外的相关实践证明，采取政策性金融机构专营政策性业务，效果会更好(王伟，2006)。
总之，目前学术界对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缺乏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的探究，也没有从一个学科发展的理论高度，系统地构筑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和学科架构。理论要联系实际，但理论更要超前于实践，未雨绸缪，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引导性、指导性作用，避免在改革发展中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及亡羊补牢等方法论上的失误。因此，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促进政策性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根据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白钦先，1998)，作为政策性金融学研究对象的政策性金融资源，包含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从基础性核心政策性金融资源来看，政策性金融学研究政策性货币资本或资金量的高效筹集、融通和合理分配、利用。融资的高效性，体现于资金来源的充足性、优惠性、可得性和稳定性，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赖以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微观层次或基础层次上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集中体现于对需要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按照信用原则和特殊的金融规则提供贷款、保险、担保和投融资服务。
第二，从实体性中间政策性金融资源来看，政策性金融学研究政策性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大体上与戈德史密斯(1969)所称的金融结构相一致。作为政策性金融制度形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主体，实现的是资源配置的宏观社会合理性目标。所谓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一国政府或政府机构发起、出资创立、参股、保证或扶植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但并非不盈利)，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按照特殊的金融规则(如非主动竞争性盈利规则等)运作，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特定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法律限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某种特殊政策性投融资活动，从而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稳定、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管理工具的金融中介机构。
发挥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要求实体性中间政策性金融资源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体现于对商业性金融资源没有或很少涉足配置的落后地区和领域，应及时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李扬(2006)在“政策性银行改革与转型国际研讨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最该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方却没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住房领域，就应当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在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突出特色，引领金融创新的浪潮。在这方面，如出自法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混合贷款”和“网上信用评级”业务，就是在商业性金融领域绝无仅有的金融创新。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也是国内率先引进现金流量表的，体现出政策性金融应该具有的超前诱导性特有功能。
第三，整体功能性高层政策性金融资源，是政策性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说上述两个层面的政策性金融资源是政策性金融资源的“硬件”，那么政策性金融整体则为政策性金融资源的“软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优化和健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政策性金融主要是针对商业性金融功能作用的不足和缺陷而发挥自身特有的功能，特别是对商业性金融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通过功能互补来提高金融的总体功能效应，强化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效能。当前，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独立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因为良好的金融法律生态环境是维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协调有序运作的基石和可靠保障。
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与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政策性金融学的对象制约着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实现着政策性金融学对象的要求。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政策性金融这一宏观现象的产生、发展及运动的规律。具体地说，政策性金融学任务的内容主要包括：(1)揭示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划清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阐明政策性金融与其相近学科的关系。(2)揭示政策性金融的产牛、确立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理论根基，阐明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原理，明确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规则。(3)阐明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规律和内在矛盾，为正确处理政策性金融业内部关系提供理论指导。(4)阐明政策性金融与政府及国民经济中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政策性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5)揭示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在其业务经营中的体现，为制定和调整金融产业政策，促进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三、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内容：poF-SFe框架
下面，借鉴金融效率研究的SFe方法(沈军，2006；白钦先等，2007)，把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整合在政策性金融结构(policy-orientedFinanceStructure)、政策性金融功能(policy-orientedFinanceFunction)与政策性金融效率(policy-orientedFi，nanceefficiency)(简称poF-SFe框架)的系统视角内进行一般分析。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基轴
政策性金融功能是联结政策性金融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节点，也是联结政策性金融结构与政策性金融效率的桥梁。任何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不同的地区
或国家在不同的时间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金融机构的形式、监管机构的形式都应该基于功能观点进行重新整合。(D.B.Crane,R.merton,Z.Bodie,etc.,1995)基于功能观视角分析金融中介，不仅是金融分析范式的重大转换，也是研究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根基。金融功能不仅包括一般金融功能和商业性金融功能，而且也包括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不同类别的金融功能既相互对立、又有机统一于金融总体功能之中而相得益彰，而金融总体功能的优化和健全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否则，对金融功能的研究将会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对金融理论的认识也将是片面的，对金融实践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我们应该首先从理论上重视对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或个的研究。只有首先深入系统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功能、核心功能和衍生功能，也才能更好地认识政策性金融，从而进一步探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和政策路径。当然，与功能有正相关与负相关一样，政策性金融功能也有正功能(显功能)与负功能(隐功能、反功能)之分。其正功能体现在适度的、优化的政策性金融结构，从而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负功能则会延滞金融发展，进而延滞经济发展。
(二)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主体
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体系功能的主要体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区别也主要是表现在其政策性金融结构之间的差异方面。政策性金融结构作为衡量各国和一国不同地区政策性金融发展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然也就成为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自从美国著名的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金融结构”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学者对金融结构理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分析，也提出了不同的金融结构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所指的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政策性金融相关要素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层次性。例如，国内政策性金融与国际政策性金融、地方政策性金融与国家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银行金融与非政策性银行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性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政策性金融资产与政策性金融负债、政策性金融负债中政府融资与市场融资、政策性金融与经济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与金融发展、政策性金融理论发展与政策性金融发展……都是政策性金融的相关要素。它们之间可以有太多的排列与组合，都可以形成一种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许多可计量的政策性金融要素，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量的比例或比率(如政策性金融相关率pFiR等)，从而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结构。
(三)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归宿
金融效率是一个全球性论题，也是金融基础理论中亟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政策性金融效率问题也应该成为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然政策性金融是一种资源、一种稀缺而特殊的国家战略资源或政府资源，那么政策性金融效率即为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正功能的直观体现，能够比较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有机统一。因为，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是强位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合理性要求。这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活动严格遵循信用的有偿性原则和特殊的金融规则，体现了一种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效率性目标。这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所以，政策性金融效率包含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效率。同时，政策性金融效率也是政策性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有机统一。这种质性发展实际上是指在“六大协调均衡”基础上的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白钦先、王伟，2004)，而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量性增长则体现了以虹吸诱导为导向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发展的量的比例关系。
四、政策性金融学的学科体系结构
政策性金融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创建。这里，从基础理论、机构运作和国际借鉴三个层面来进行构建。如图所示。
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篇，分别论述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政策性金融外延与政策性保险，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区别与联系，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理论辨析，政策性金融机构含义及特征；政策性金融历史演进探源，制度变迁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演进的自然历史规律，国内外政策性金融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政策性金融制度的永恒性与现实性；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根基，包括市场失灵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及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金融功能观与金融范式理论，基于市场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功能观，政策性金融的主导性核心功能，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产权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治理模式，政策性金融立法特征及内容，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与权力结构，中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实证分析，中国政策性金融治理结构的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外部关系，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关系、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与其客户的关系，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
金融政策研究篇3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财政政策
一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目前，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
新增就业的75％进入到了中小企业，创造的GDp占全国60%，交纳税金占50%。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占66%，研发产品的80％（1）。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阻碍着其发展。2000年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后，中小企业融资形势虽然有所好转，总体上看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远大于50%，但融资额占总融资额比例始终徘徊在30%以下。（2）
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两种。所谓内源融资，就是指企业将自身的储蓄不断地转化为企业投资的过程。而外源融资是指企业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闲散资金，使之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据有关统计，在目前中小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当中，利用企业自有的积累资金占比48.41％，商业银行贷款占比38.89％，发行股票债券占比2.38％，其他占比不足13％。（3）从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上看金融论文，它有着低成本﹑高收益﹑抗风险的优点。但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分配中留利不足，自我积累少的情况。在外源融资方式当中，商业银行贷款是其首选。2009年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当年全国信贷规模出现超常规增长，仅一季度新增贷款就达到4.58万亿元。但是，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却并没有大量流入占中小企业。以珠三角地区为例，这里一直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活跃的地区之一。仅深圳一地，就有2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以上论文格式范文。而当地中小企业所获得的信贷比例还不到30%。（4）另外，从其他的直接融资渠道上来看，主要有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两种方式。目前只有少数国有大型企业能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而在股票市场上，虽然在2004年创建了中小企业板市场，但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仅有几百家中小企业上市发行股票。由此可见，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成因分析
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很多。从内源融资上看，造成中小企业自我积累少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盈利能力较低，自有资金来源有限；其次，现行税制使中小企业税负负担较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占销售收入的6.81％，高于6.65％的全国平均水平（5）；三是中小企业折旧费过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低折旧率制度，在折旧率的计算上只考虑使用中的有形损耗，而很少考虑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无形损耗，造成中小企业在技术改造更新时缺少足够的资金等。
从外源融资来看，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商业银行贷款、资本市场公开融资等形式。但目前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渠道也并不畅通。从商业银行贷款上看，贷款的形式一般以抵押或担保贷款为主。但是，由于众多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盈利能力不高，流动资金与固定资产都比较少；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建立健全的财务制度，资金管理较为混乱；加之一些中小企业信用意识淡薄，不乏恶意逃废债者，导致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估普遍偏低。因此，在向商业银申请贷款时，不仅手续繁杂，而且为寻求担保或抵押等，中小企业还要付出诸如担保费、抵押资产评估等相关费用。进而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增加。并且，中小企业一般只能借到短期贷款，无法满足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的需要。在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公开融资方面金融论文，由于受发行规模的严格限制，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而利用发行股票筹资的方式上，对于企业同样有资格限制。在所有的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中小企业所占比例较小，因为股票市场主要是面向大中企业筹资而设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范围。
三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对策分析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各国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普遍面临的问题。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重要作用，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内外因素在短期内还会存在，而且单纯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的力量还很难解决。因此，需要各级政府综合利用各种财政政策，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促进其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扩大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财政资金规模，并提高其使用效率
首先，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规模，使其对中小企业外源融资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央财政陆续设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主要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和农业成果转化资金等。但是这些财政扶持资金存在着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的问题，资金规模小且分散，缺乏统一的政策协调。除了加大对于这些基金的投入以外，需要对其进行整合，发挥合力，提高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率。
其次，要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财政资金的惠及领域将由个别领域和个体性优惠向区域性﹑群体性﹑普惠性方向转换。财政资金的支持对象，要由对于单一企业或者项目的直接支持，向间接支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转变，扩大财政支持中小企业的范围。由于企业的发展周期经历了创业﹑成长﹑成熟﹑衰退等阶段。因此，要用财政资金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所采用的扶植政策也应该有所不同。在在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上，在普惠性和群体性的基础之上，要对中小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扩大就业等方面进行重点支持。（1）
第三，增强财政资金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杠杆作用。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的作用，必须要让其他方面的资金加入进来。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普遍较低，导致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的风险较大。因此，各级政府应该从提升功能，防范风险和改善环境三个方面做出努力论文格式范文。增加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的投入，对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提供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建立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组织体系金融论文，促进财政支持路径的集中化与系统化，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降低对于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信用风险，实现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的可持续性。（3）通过财政资金的引领和放大作用，引领金融机构以及民间资本等来加入，进而保证为企业筹措资金渠道的畅通。
（二）加强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取消不合理的行政收费，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
这是增加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目前中小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应该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切实增加企业的积累。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方面，要统一规范对于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现出企业平等税负，公平竞争的原则。制定惠及中小企业的增值税政策，把增值税的起征点从个人扩大到企业纳税人，扩大一般纳税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小规模纳税人的范围，并且进一步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率。在中小企业的所得税方面，政府要着眼于促进中小企业自有资金的增加。对于增加自有资金的中小企业给予在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方面的照顾；对于中小企业用税后利润进行资本再投资的，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返还投资中已缴纳的所得税的部分，以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再投资；放宽中小企业税前列支费用的列支标准，对于不违法金融法规的融资利息支出都可以列入到税前列支的范围内；缩短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允许实现加速折旧，支持中小企业加快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对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降低中小企业的纳税成本。（6）
（三）利用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增加中小企业收入
增加对中小企业财政补贴的形式和额度，扩大对于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增加中小企业的收入，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对中小企业财政补贴的主要形式包括：1就业补贴，对于提供就业岗位较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财政补贴2研发补贴，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方向，确定创新领域，对在该领域当中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补贴3出口补贴，加大对于生产出口产品的中小企业进行补贴，扩大其出口规模4创业投资补贴，对于处在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政府对其投资者给予一定比例股金的创业补偿，增加企业的资本金5贴息贷款，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政府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金融论文，承担其利息部分或者全部。对于超过市场利率的部分，政府可以予以补贴。（1）
其次，政府可以完善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制定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操作性制度。第一，明确规定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中标份额和范围，给予中小企业竞争价格优惠，招标文件给予中小企业政策倾斜。第二，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准入门槛，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条件；实行项目拆分，对一些可以拆分的大宗政府采购项目适当拆分、化整为零，变成若干中小企业可以承担的小型项目；鼓励联合投标，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明确对中小企业投标联合体的评审细则，促使中小企业形成竞争合力，以弥补中小企业资质条件的相对不足，分散中小企业各方成本和采购人的风险；减少资金压力，对中小企业的投标、履约保证金的收取，适当降低标准和数额，或以动产、不动产为抵押方式收取。第三，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培训指导和宣传。提高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中的竞争意识﹑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第四，建立政府采购扶植中小企业信息平台。第五，解决中小企业采用政府采购的实际困难。第六，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和监管考核工作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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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晶浅议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对策〔J〕中外企业家2009（7）：1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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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采购任重道远吴小明〔n〕中国财经报2009-06-24
作者姓名：李鹏
出生日期：1977年2月2日
性别：男
学历：硕士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金融理论
工作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金融政策研究篇4
摘要：政策性金融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理论研究当中非常具有争议性质的话题，因为政策性金融牵涉到政府与市场、财政和金融等等领域。本文主要是基于政策性金融理论基础上，对我国政策性金融当前理论与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具体实际，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希望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政策性金融理论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金融理论金融实践发展思路
一、我国政策性金融理论以及实践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最显著的跨越式发展特征表现在政府处于转型期而且经济市场处于转轨期，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会使得社会矛盾大规模出现，导致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正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对于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厘清政策性金融理论基础以及实践基础，这样有助于帮助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以及政策性金融的关系，进一步提升政策性金融理论的科学性和持续性。
（一）我国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当中，每个人都会在自身利益驱使下选择最优策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可以实现各个主体利益最大化，他们认为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唯一的有效方式。所以他们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但是随着多次经济危机的发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颠覆，暴露了市场机制内在的缺陷。即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导致帕累托最优难以实现，资源配置不恰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因此，在认识到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前提下，以凯恩斯为主的新经济学派就指出政府宏观干预市场经济，有效配置社会资源，这样一种“看得见的手”的理论就逐步引领了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开始不断发展。当然，我们需要明白政策性金融与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机制不是对立矛盾的，宏观的调控更多是作为市场机制失灵情况的补充和完善，对于具体资源的配置还是需要市场机制主导。
（二）我国政策性金融实践基础。经济学中“市场失灵”理论是我国政策性金融理论出现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我国政策性金融理论起源自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中，国家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的命脉。“大一统”的形式使得银行业务仅仅是单一性的指令安排，都是政策性的业务，但是这样一来，这种传统的金融体制难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无法发挥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因此，我国政策性金融产生的实践基础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国家一般是出现了市场失灵之后才会引发政策性金融，但我国恰恰相反，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绝大多数金融活动都是政策性金融活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我国才逐步将商业金融体系从政策性金融当中剥离出来，真正发挥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
随后，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开始建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就是我国政策性金融实践基础的最根本的来源。
二、当前政策性金融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政策性金融业务问题
1.运行基础的问题。国外发达的商业银行可以为政策性金融体系运作提供良好的基础，但是我国恰恰相反，我国商业银行起步之初都是政策银行的形式，所有诞生会出就是先天性的不足，一方面承担政策银行的业务，另外还要背上专业银行业务包袱。目前被称作“政策性金融贷款”当中依旧是很大一部分行政命令或者变相的行政约束的政府投资和管理不善导致。正是因为运行基础存在很大缺陷，导致政策性金融业务难以正常开展。
2.资金来源问题。政策性金融业务要想做好的关键环节就是解决好资金来源和利息的补贴。但这一关键环节上面我国依旧存在很大问题。政策性银行业务的开展需要强大经济支持以及政府财政支持作为后盾，但是我国的财政是“吃饭财政”，根本无法保证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
3.经营环境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是主要是投入性为主，微观经济缺少发展潜力。但是政策性金融需要立足于一定的微观基础，但是我国经营大环境限制了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政策性银行很容易就成为了新的吃饭财政的来源，导致形成“资金大锅饭”场面，影响长期的发展，影响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制度缺陷
1.没有完善健全的法律保障。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银行都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他们具有经营范围内独立法人的地位。但是我国自从90年代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之后，对于其法律法规体系保障迟迟没有建立完善，这样长期下来，就导致了政策性银行违规处罚以及具体规章都没有明确，央行无法可依，监管就自然流于形式，使得我国政策性银行存在着很大的金融风险。
2.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倾向明显。我国农业银行、国家开放银行在内的三家政策性银行都具有商业化的倾向。他们越来越倾向支持电力、道路等发展态势良好的行业，不支持风险较大的行业；只支持还款付息能力强的行业，不支持急待解救的还款能力偏弱的项目。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我国开发银行就和华为以及中兴签订了贷款协议，从而引发了国内对于政策性银行经营范围的质疑和讨论。
3.政策性银行效益不好加大政府财政负担。农发行成立之前，农产品收购资金都是农业银行承担，在资金提供上，农业银行可以南北作物成熟时间差将资金交替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面节约资金。成立农发行之后，每年所需要的信用贷款都一次性到位，使得资金总量变大，出现季节性的闲置，导致了资金的浪费，而且还直接加剧了国家财政负担。此外，我国政策性银行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同时，自我经营意识比较薄弱，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从而导致国家财政本来可以甩掉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三、完善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对策
（一）政策性金融支持“三农”领域。政府部门需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活动引导和影响农村以及农业部门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我国长期保持可持续发展最大的影响因素和最不确定的变量，需要足够的重视。第二，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加快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改变农业经济结构畸形发展面貌，促进农业发展效益的提高。第三，我国处在转型时期，农业和农村是我国改革成本转嫁最大的去向，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进行相关的补贴和赔偿，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和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对我国进出口业务的支持。对于进出口业务而言，自由无障碍的贸易效益最高，可以优化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但是我国也需要设置一些保护自身利益的措施，对于进出口业务的干预是必要的措施，但是在自由化贸易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间接地政策性金融手段应该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可。
（三）对我国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我国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十分普遍存在，这也体现了当前我国金融投融资渠道单一不完善的问题。因此，我国政策性银行应该加大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来可以极大缓解城乡失业问题，另外也可以扶持高科技创业活动的起步。这两个层面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社会稳定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四）对我国基础教育以及助学的支持。现在各大高校开放的助学贷款业务是具有非常显著的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通过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发挥政府部门监督以及群众监督的优势，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这样一种形式对于我国科教兴国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是十分重要的支持。
（五）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从当前具体情况来看，我国金融市场稳定问题受到政府监管部门以及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部门重要的调控手段之一，需要在维护金融稳定领域有所作为。
四、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具体战略规划
（一）坚持做大做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改革，政策性金融这一措施最终会变成金融领域的开路先锋，作为十分重要的经济杠杆以及银行间战略合作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已经处在快速发展期，尤其是在规模性、市场覆盖领域以及运作能力上面都有一定的突破性。但是由于先天基础的薄弱，做大做强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因此，我国政策性金融要立足于实际国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树立远大的目标，使之成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重要助推力。
（二）提升我国宏观政策金融的控制能力
第一就是风险控制能力。宏观层面上需要将政府部门的组织优势和银行的融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建立信用市场体系；微观层面上需要形成一个“规划、开放、融资以及效益”的循环系统，提高项目运作能力已经融资能力。结构上面要推行多元化项目体系，有选择性的和国有企业以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提高项目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就是资金流向的引导能力。充分利用国家信用，通过国债发行，把金融短期资金以及社会资金转化为长期的大额资金，发挥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资产管理的方式进一步引导商业金融以及社会资金的注入，并且将资金引向国家急需要开发的行业和亟待发展的领域。主要是通过贷款和信托的方式，从而引导我国的金融资金大力支持关系民生事业的新项目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防治国家的重点项目发生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三）宏观上面协调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两者协调发展。目前来说，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努力协调和我国商业性金融机构协调发展的路径。严格意义上来说，政策性金融业务活动和商业性金融的活动没有明确清晰地界限，这就使得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实际运作当中必须要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规范其资金的运用范围和使用的条件。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可以确保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参与不正常的商业竞争。中国目前虽然在抓紧制定有关政策性金融机构专门的法律规章，但是短期内要想依据法律法规划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活动边界难度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实一点的选择就是将政府政策支持与特定业务活动联系起来，建立科学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风险补偿机制，具体来说，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承担相关的风险，处理好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关系，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资源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面提升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运作能力，从而有利于改善当前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两者的具体合作关系，促进其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建.对开发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的认识[J].农业发展与金融，2006.
[2]李扬.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金融政策研究篇5
一、国外财政对农村金融扶植政策的借鉴
各国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实，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基层信用社为主，资金清算以上层信用社为主。最基层的信用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层次的合作银行或联合社不进行干预，中心合作银行或中间层次的合作银行则发挥“信用社的信用社”作用，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清算和融资服务，主要是解决“小”信用社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单个信用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庞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制；二是单个信用社规模小，假如备付金过多，影响信用社的盈利水平；备付金过少，轻易发生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这样，基层信用社和上一层次的信用社就形成了有效的业务合作关系。
财政扶植农村金融进而间接补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各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和措施。由于财政的力量是有限的，各国政府制定农业金融法规，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对公营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治理和监督，并通过他们贯彻农村金融政策。同时，为了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发达的农村金融体系，除了政府的银行，也有私人银行、农村信贷协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非正式金融组织。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雹基金、信贷政策和利率等手段进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现代化。
各国政府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其目的是以农村金融为渠道，把财政的补偿输导给农村经济。通常采取的方法有税收优惠、利差补贴、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资金、提供担保等等。例如，财政贴息后，银行执行低利率的政策，目的是降低农业发展的融资成本。那些坚持合作金融组织基本特点和性质的国家仍然维持了对合作金融组织的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国政府还对那些向农民提供优惠贷款服务的银行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和补贴，并随着贷款的增加，补贴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1．美国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
美国只有3％的农业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是与其高度发达的农村金融制度分不开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是政府对农业保护度极强的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在美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问题，为了保护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农利益，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粮食压库和销路不畅时，就组织农民休耕和粮食出口，由政府出资补贴农民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的金融制度对农业进行间接补贴。
美国的信用社是发放个人贷款，向社员非凡是同一个公司的雇员提供消费信贷的非盈利性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法规放宽，答应信用社提供类似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一样的金融服务。联邦注册的信用社能够发放信用卡和住房抵押信贷。许多信用社也提供生息的结算账户。信用社免除联邦和州的税收，能够高于市场利率吸收存款，并低于市场利率发放贷款。1984年对信用社会员资格的治理放松了，答应吸纳新的会员，并通过缴纳股金增加信用社的营运资金。目前美国拥有信用社11000多个，有社员7600多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3。自愿入社的人只要填一份表格，交5美元股金，即可成为信用社的社员，享有存贷款、获利分红和选举的权利。
美国合作金融的核心是把非盈利性作为其发展的基本宗旨，其主要目的为通过传授金融知识，帮助无力获得商业银行的正规金融服务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培育良好的金融意识和理财能力，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区合作和经济发展。美国的第一家信用社是1909年成立的圣玛丽教区居民信用社。由于当时正规的商业银行既不愿意接受小额存款，又不愿意发放小额贷款，这些“小存款人和小借款人”就自发地联合起来，以互助合作精神为宗旨，吸纳社员的存款，服务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为这部分非凡群体提供小额消费性贷款。美国信用社对社员有一个基本要求——共同联合要求，规定信用社必须建立在某种共同联合关系的基础上，例如，同属一个雇主，同属一个组织，同属一个社区。美国信用社的注重力主要集中在为社员提供各种便捷廉价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其他商业银行所不愿或无法提供的，目的是互助合作，改善社员生活，促进社区发展。关于是否保留信用社特点的问题，在美国有很大争议。1998年4月美国众议院以411比8票通过HRll51法案，答应信用社接收新会员，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和会员扩展计划。
美国信用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法规体系。最主要的法律是1934年通过的《联邦信用社法案》，法律规定了联邦信用社治理局的职能与作用、信用社股份保险以及中心流动性安排等具体内容，信用社治理局1998年修订的《准则与规章》对信用社的具体运作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1937年美国国会决定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规定。后来当此项政策受到银行业的普遍反对时，国会多次审查信用社的免税资格，以“信用社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合作互助组织，其收入均用于帮助社员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社区的协调与发展，因此它的收入不构成利润”为由，也就可以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不包括储蓄性股份。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在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所以社员来自股份的收益也就称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得以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而社员规模的不断庞大又进一步增强了信用社的政治影响力，使信用社在与商业银行关于税收待遇的长期斗争中，能避免储蓄与贷款协会及储蓄银行的结局，而始终保持着它的税收优惠。
2．法国通过贴息贷款扶植农业
法国对符合政府政策要求及国家发展规划的贷款项目，都实行低息优惠政策。向农业经营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鼓励农业经营者积极向农业投资，而优惠贷款利息与金融市场利率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农业信贷互助银行是法国惟一一家享受政府贴息的银行。贴息资金，一直固定由农业部从政府拨给的农业年度预算中统一支付给农业信贷互助银行。贴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借款者的利息负担，很受农业经营者的欢迎。此外，也增强了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竞争能力，扩大了信贷业务，提高了收益。贴息贷款，在期限上只限于中、长期贷款，在放款用途上，主要用于生产开支和生产设备投资，在行业上主要是对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农村市镇小手工业等放款及住房放款。贴息放款的用途、期限和数量均由农业部按信贷原则确定，具体放款办法则由银行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基本原则和该行放款章程确定。每年的放款指标由总行逐级分配给省行及基层行，至于贷给谁、贷多少、贷款期限长短、贴息期限长短、贴息幅度大小，则由经办行自主确定。贴息贷款并非整个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而只是在一定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比如，购买土地的贴息放款，对年轻农民的贷款期限最长为25年，享受贴息期限10年，对一般农户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7年；对扩大经营的农场主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只有5年。
二、建立以农信为载体、扶持三农的通道
“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可能只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进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时如不同时采取正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改革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扭曲的财政政策将减少社会的金融资产，制造金融业内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建立财政政策补偿金融、金融扶植农村经济的渠道，就是国家把扶植农业经济发展的补贴和保护政策，更多地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扶植和补贴，改善金融业的融资环境，增强农村金融反抗风险的能力和信用创造功能，发挥对经济的亲和力和推动力，以及对经济资源的组织和调节能力，并把对金融的补贴，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增加信贷额度、扩大贷款范围等方式，输导给需要扶植的农村经济部门，达到反哺农村经济的目的。这是一种直接补贴金融，间接补贴农业的方式。
补偿金融优化财政补农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给予金融机构的补偿，同样的财政资金，效用是不同的。财政补偿银行，银行支持经济的方式，其目的是财政能够利用较少的补贴支出推动数倍的农业贷款的投入。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种是财政直接投资与间接补偿的效用比较。例如，有5个农业项目，需要投资的资金总额都是100万元，共需500万元。由于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前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偿还贷款利息，商业银行因现金流量不足“不情愿”贷款。假如财政资金只有100万元，由财政单独用于直接投资，只能投资其中一个项目。现在财政用100万元分别对5个农业项目进行贴息，则商业银行看到收回利息和本金有了保障，愿意给这5个农业项目分别贷款100万元，那么5个项目共500万元的筹资完成了。
另一种是对金融机构补贴的效果。假设某县有10家农村信用社，其中5家亏损，原因是存款都只有800万元，均达不到盈亏点最低存款1000万元的限额。在无人弥补亏损的情况下，只有把5家农村信用社全部撤销，以降低金融风险，则该县农村信用社可能减少存款4000万元。现在通过减免农村信用社税收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经营成本下降，盈亏点降到了存款800万元的水平，这5家农村信用社能够盈亏持平了，可以继续营业。那么该县就有了这4000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经济发展。
以上举例省略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但可以说明利息补贴有利于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意愿、改善贷款条件，从而增加信贷资金供给；减免税收，有利于降低银行营业费用、扶植偏远和落后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也能够起到增加信贷资金供给的效果。
财政多渠道支持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扶植
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可以采取以下财政对金融的补偿渠道，以恢复和提高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功能，并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贷款意愿。
1．适当的税收补贴
1996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城乡信用社财务治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把城乡信用社当作城镇集体企业来对待，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和其他各种税赋的规定对农村信用社是不公平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不分的继续，是把合作制等同于集体制错误观念的继续。应该借鉴国外发展合作金融的成功经验，对合作金融必须明确其为公益法人，非纳税团体，免征税赋。可行的方式有：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牺牲的利润和承担的风险进行合理补偿；根据农村信用社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金融组织的特点，加之其服务的对象与部门本身需要政策补贴，信用社应当免除营业税，减免或降低所得税税率，或返还所得税；农村信用社存款作为社员存款，视同股金，免缴利息税，减少农民的税收负担，增强信用社的竞争力。
2．合理的收入补偿
目前农业投入机制的致命弱点之一是缺乏投入补偿机制，通常是投入高、产出低，这与农业的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特征密切相关。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农业的自我积累功能低下，积累效益差，造成投入的资金不能较快地形成投资收益，投资主体投入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由于投入补偿机制缺乏，尽管有政策约束，也轻易造成资金对农业的假投入，虽然统计在农贷科目中，实际上投入到其他方面。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制度，维护农村资金的完整性，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保证农业投资的连续性、有效性，降低投资的风险，使有些项目投资的回率能够基本达到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吸引商业银行直接投资。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例如，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建立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主要是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建立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中心和地方财政安排一些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农业项目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项目风险；对农村信用社历年垫付的保值补贴利息支出给予补偿；？砸恍┟飨源姓咝苑銎豆δ艿拇睿缍ê侠淼恼咝钥魉鹂占洌湔咝钥魉鹩刹普Σ埂6岳仙俦咔畹厍呐逍庞蒙纾┟袢肥敌枰执锊坏焦婺pб娴木魉穑捎傻胤讲普植梗？6）财政补贴除了补贴金融机构外，还要继续运用财政补贴杠杆对农产品市场进行调控和治理，对边远地区、山区等实行特定的补贴政策，改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环境。
3．贷款利息补贴和免缴存款利息税
存贷款利率是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政府通过干预利率的结构，把它作为征税和作为补贴的一种途径。如存款利率的补贴，在金融机构储蓄短缺的情况下，对储蓄补贴有利于增加储蓄总量，“使储蓄可以从现金窖藏中提取出来”；存款利息税的免税；对贷款利率的补贴等等。这样，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
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利率安排比法定利率低一些；农村信用社可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项目，降低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以降低融资成本，达到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减负的目的。给予信用社财政政策优惠的目的，不是提高信用社的利润率，而是通过降低融资费用，从而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反哺农村经济，发挥政策的杠杆效应。
存款利息税是利用利率环节征税的一种形式。我国征收存款利息税，在农村刺激消费的正效应不够明显，反而带来抑制农村经济的负效应。由于农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就是存款和现金，其他方面的投资农民得不到，征收利息税不会发生投资的转移，等于增加了财政预算收入，减少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同时抵消了贷款利率补贴的作用。免缴利息税可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可以作为扶植农村信用社的措施。巩义、新密农村信用社化解风险过程中采取了利息税由当地政府代缴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剥离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
下决心解决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当前信用社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鉴于财政有困难，可首先解决有支付风险的信用社。第一步，农村信用社在账务方面把与农行分家前形成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第二步，由省一级政府成立地方性的金融资产治理公司，收购农村信用社剥离的不良资产。其中，财政部门收购资金的来源：一是把从金融机构取得的税收，返还给农村信用社，作为收购资金的一部分；二是从财政支出中切出一块专项资金；三是经中心政府批准发行地方财政债券；四是直接向中心财政借款。第三步，把不良资产的清理责任按属地划分落实给各级政府，清理收回的现金作为当地农业贷款的担保基金。
5．建立信贷担保基金
地方政府牵头，在县和乡一级，由地方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信贷担保基金，其余可在当地企业中募集，作为以工补农的渠道。盈利的信用社可把部分盈利用于认购担保基金。担保难问题也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贷款担保基金，解决农民贷款条件不足的问题。
通过金融渠道，把对金融的补偿转变为以间接补偿方式为主的对农业的补偿，由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被动依靠，转变为市场主体能够清醒地判定和把握市场规律，自主做出经营决策，主动进行投资选择，这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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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研究篇6
关键词：科技金融；政策；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4）05-0022-06
一、引言
科技金融是为科学技术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的金融服务，它是金融与高科技产业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传统金融的完善和创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金融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协作是保证科技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如科技担保、信用贷款、财政补贴等政策的陆续出台，更加有力地促进了科技金融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更应该强化政府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和支持作用。本文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选择的视角分析了政府政策保障科技金融发展的必要性，以及地方政府在促进科技金融发展过程中应采用的政策。
二、文献综述
对于科技金融的研究最早由Schumpeter（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他强调银行可以通过识别和支持那些能够成功运用新产品和生产过程的企业家来促进技术创新[1]。由于高科技活动存在着外部性和高风险性，政府在科技金融中必须调节、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以保证其发展，所以有关科技金融的相关政策也是学者们的重要研究方向。Freeman（1997）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起重要作用的观点，他们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同时，更强调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2]。nelsonR（2003）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具有积极的外溢性作用，由于新科技的社会效益要大于其个体效益，所以政府需要在科技创新外溢性的社会效益和个体效益之间进行衡量，从而实现最优化的整体产出[3]。Saperstein和RouachD（2003）认为，在一国科技金融发展初期，政府主导型科技金融模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随着科技金融环境的不断改善，如政策环境、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模式会向市场主导模式逐步演进[4]。国内学者王涛、李石柱（2002）认为，科技创新的正外部性会降低企业对其投入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市场在科技研究与发展方面投入的不足，这就决定了政府参与科技资源配置的必要性，并对研究与发展活动给予支持[5]。王耀德等（2006）认为，政府科技投入不是直接导致技术创新，而是起到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科学水平的作用，政府科技投入主要侧重于基础研究，部分应用研究和其他公益性研究[6]。曾梓梁和胡志浩（2006）通过对政府研发投入的国际比较后指出，政府研发投入的规模决定了一国的科研投入水平，新型工业化国家在科技追赶阶段，更需要政府投入研发经费的超速增长[7]。王宇伟、范从来（2012）指出，国内科技金融领域普遍存在对创新初期的企业支持不足的现象，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创新者和各类科技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分担和收益共享，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8]。赵稚薇（2012）通过研究表明，政策性科技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科技贷款的作用效率不太显著，而创投资金则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9]。
从科技金融活动本身来看它是微观经济的表现，尽管宏观政策可以促进科技金融的发展，但微观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更加符合以微观经济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金融活动，所以从地方政府的微观政策层面来研究地方制度政策如何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三、政府支持科技金融的分析
技术创新是一种高风险性活动，需要面对如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诸多风险。同时，技术创新又具有知识和效益外溢性等特点，一项新技术的社会效益一般来说要大于个体效益。科技创新企业在获得技术突破后，其技术成果会通过各种途径“外溢”到其他企业，其他企业可以通过复制、模仿等手段快速掌握新技术，企业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不能完全为科技创新者所独占。科技创新的研发投资收益比传统项目投资的收益具有更大的风险，这使得私人部门在新技术上往往投资不足。研发实施者同投资者之间高度的信息不确定性也限制了投资者对研发项目的资助。投资机构一般愿意在技术的产业化阶段进行投资，而不愿意在技术的研究阶段，特别是基础技术研究方面进行投资，都希望在其他企业取得技术突破后自己搭便车。由于投资规模和风险都较大，高科技企业回避或者无力承受战略性关键技术的创新，银行面对此类项目也不愿意去发放贷款，高科技创新活动面临着极大的资金瓶颈障碍。
科技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需要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设计对科技金融市场进行扶持以及社会机制的辅助来促进高技术创新。在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政府也是利益相关者，由于企业的科技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行为，一旦创新成功，企业的经济效益会大大改善，政府也可以从企业利润中获得更多的税收。企业科技创新也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和战略性调整，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构成了政府参与科技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因。下面构建一个科技金融创新模型来论证政府政策在科技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假设市场中只存在高科技企业、银行和政府三个部门，高科技企业拥有技术但缺乏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资金，银行以收益为目标进行科技金融活动，政府则通过税收和相关政策进行市场调节。
高科技企业以利率r从银行获得数量为m的贷款，且r∈[0，1]。设定高科技企业的生产函数为Y（m），在单位资金产量y（m）=Y（m）/m=1的条件下，可将生产函数简化为Y（m）=m。假设高科技企业产品价格为单位价格，则其利润函数为L=（1-r）m；银行利润主要来自借款利息，也就是rm，其成本主要是逾期贷款带来的资金损失，假定高科技企业贷款的违约率为？茁，且？茁∈[0，1]，则银行部门的利润函数H=（r-？茁）m；政府收益来自于高科技企业和银行缴纳的税款，那么政府的利润函数G=（L+H）t，其中t为税率且t∈[0，1]。
银行只有在获得正常利润的情况下才会进行科技金融业务，如果政府不进行政策扶持，银行会根据科技企业高风险的特点，为科技贷款制定较高的利率，至少要保证r>？茁，使得H>0。对于银行而言，r越高越好，但是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r越高意味着企业利润越低。上述条件下，最终结果是高科技企业很难获得贷款，阻碍了高科技企业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但政府从产业和宏观层面考虑不会仅仅充当“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而会以实际政策推动银行向高科技企业融资，推动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对于政府而言，可以采取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银行金融创新过程进行干预。
（一）直接干预
具有强势地位的政府可以直接干预银行贷款利率r，例如要求银行以普通贷款利率向高科技企业放贷，因为高科技企业的经营风险远高于一般企业，政府的干预实际上是对高科技企业变相的信贷支持。政府会制定较低的利率，甚至让其低于违约率？茁，在r（？茁-r）/（1-r）。尽管高税率能够让政府征收充足的税款，让其有能力对银行进行激励，促使银行向高科技企业贷款，但是却将高科技企业的利润压缩至（1-r）（1-t）m，严重挤压了其利润空间，进而会降低其融资需求。所以政府将企业收益补贴给银行，并不能真正改善局面，而且带来的经济扭曲会随着税收和补贴的增加而不断增大，高科技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的经济利润不断减少，受政府直接激励的金融创新也将停止。因此，政府直接调节手段虽然可以延长金融创新的时间，但其措施以降低高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为代价，科技金融活动难以持续进行。
（二）间接干预
政府通过推动市场建设，建立相应中介服务体系，中介机构通过信用评级、项目可行性咨询等方式遴选出优质项目，优质项目的风险低、收益高，降低了贷款违约率？茁，使银行的利润H=（r-？茁）m由负值变为正值。这种方式增加了银行利润，却不以牺牲高科技企业利润为代价，为银行自身盈利能力的提高以及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从而使高科技企业、银行和政府的互动关系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科技金融业务在更大范围被采纳。在此基础之上政府再进行政策扶持，如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活动会更加促进优秀科技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因此，政府采取间接干预方式的效率比直接干预要高，科技金融活动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政府有充分的动机去干预银行的金融创新，这就是说政府在科技金融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选择的干预方式不当，则不仅不能推动银行开展金融创新，反而会抑制科技金融活动的开展，所以政府要选择适当的政策，综合考虑科技金融体系的整体效能，因地制宜进行政策设计。
四、地方政府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
如上所述，高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与金融支持不足的矛盾，是金融市场失灵的结果，政府为市场和经济组织提供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金融支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选择，因此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损失补贴等使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发生变化，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中具有的强制优势、组织优势等来推动市场建设，促进科技金融的发展。地方政府要从战略角度着手制定相关的政策体系，从振兴经济的全局出发，按照科技与金融的发展规律，制定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建立多元、高效的资金运作机制，实现科技和金融、经济的结合，以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地方政府在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构建时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自主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环境与之相配套。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融资支持的金融市场体系应包括银行借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中又应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场外市场等不同层次。完善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为技术创新提供相关服务的技术市场等也是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科技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地方政府要勇于创新，对不适合企业自主创新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调整，在实践基础上及时修改完善，使其能够与自主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相适应，与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要求相适应。
2.科技金融引导政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持设立引导基金的方式，支持本地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要创新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奖励作用，吸引银行增加贷款。还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建立银行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用于补偿银行的贷款损失，降低银行向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引导政策扶持应该通过风险收益的再分配，使投资机构的收益与风险相匹配。增加投资机构预期收益的扶持政策包括降低投资所得税率、税收抵扣和税收返还等，降低投资风险的扶持政策则包括投资损失补偿、再融资担保等。地方政府还可利用财政资金设立担保风险补偿金，降低担保机构的贷款担保风险，鼓励担保机构积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
3.发展创投体系。在投资基金方面，开展投资基金试点，大力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创业投资，提高财政资金的推动作用，实现财政资金的杠杆效用。地方政府可以引进并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通过先期参股、后期跟投等多种方式逐步构建既能体现政府推动意图又能实现市场化运行的融资体系。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其在产业规划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信息优势，向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推荐优秀的投资项目和创新企业，促进社会资本投向政府支持发展的产业领域和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
4.建立科技金融服务平台。高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最大问题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只有建立起信息共享、利益共赢的服务平台，才会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构建高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服务平台，首先要充分考虑平台运行的全面性以及政府制度保障的要求，从顶层设计上构建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该平台是以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相关科技金融机构参与为前提，以政策推进和协同合作为保障，以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建设目标，实现各方信息流的成功对接是关键。地方政府在区域性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中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要充分调动银行、创投机构、证券公司以及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平台整合与建设。
五、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案例
2009年武汉东湖高新区被国务院批准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继北京中关村之后获批的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目前东湖高新区的科技金融体系已初具规模，形成由“两个平台，五种方式”为核心内容的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两个平台分别指以武汉科技投资公司和武汉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为主体的科技投融资平台，以及由武汉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为主体的担保平台。五种方式包括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资助方式、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方式、星火科技示范户小额贷款贴息方式、科技保险融资方式[10]。通过推行这一系列的科技金融政策，东湖示范区的科技金融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东湖高新区科技金融发展现状
东湖高新区建立了高科、高农等国有平台，这些平台为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高新区国有平台对高新区中小高新科技企业担保余额3.6亿元，支持了三特索道、兴谷鸿景等一批企业的壮大发展。2008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利用湖北省财政专项资金，建立了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武汉市也成立了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两个引导基金的规模分别达到1亿。2009年湖北省高投、武汉科技创新投资公司分别代表湖北省及武汉市两支创投引导基金与四家著名创投企业签约，引导其在武汉设立新的创业投资基金。
东湖高新区在原有的政策体系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信用贷款、质押贷款等在内的8种融资渠道。除并购重组、信用保险及贸易融资以外，其余几项科技金融改革工作已经出台了相应的具体配套措施。省、市相关部门和高新区在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贷款实施、融资担保等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制定出台了14项支持示范区科技金融发展的配套政策。在关于高新区整体规划的政策纲要中，也有6项政策涉及到科技金融的发展，这些相关的政策都为区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11]。
东湖高新区引入了多家科技金融服务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小贷公司、创投机构、保险类机构等，积极为创业企业寻找融资渠道，为创投机构寻找融资项目搭建平台。目前在高新区注册的风险投资机构超过15家，注册资本达42亿元。在直接融资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主板市场主，以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为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高新区上市公司总数已达30余家，占湖北省上市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一，利用资本市场累计融资超过两百亿元。
为解决初创企业贷款“两高一长”的问题，武汉市与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汉口银行等银行合作，设立高新区孵化共同担保资金，通过1∶5的比例放大，为在孵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武汉市在共同担保平台建设中，探索出了“机制”，即联席会议机制、担保费补贴机制、贷款贴息机制、企业信用和无形资产评估机制、担保品种拓展机制、审放贷快速机制、贷款风险控制机制、平台建设激励机制。
东湖高新区的融资结构如图1所示。
（二）东湖高新区科技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东湖高新区在促进科技金融体系创新中取得了可圈可点的业绩，并形成了具有“东湖特色”的发展模式。高新区科技型企业呈现出大量涌现的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愈发明显。作为东湖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的重点，高科技企业获取金融支持的要求，不论就结构而言还是就规模而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有的科技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区内企业的实际需求，科技金融的“东湖模式”也面临着新的困境。
中关村在2007年开始实施信用评级和信用贷款业务，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东湖高新区则是初步开展区内企业信用体系工作；中关村对企业信用评级工作制定了详细的规定[12]，但东湖高新区还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政策。目前，商业银行拥有企业和企业家个人的信用资料和记录，但由于商业银行较多且分布较广，使得这一资源不能有效整合，影响了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信用报告的工作，也使得企业信用评级活动无法落地，这就间接阻碍了信用贷款活动的开展，具有高信用的科技企业无法获得资金支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在高新区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中，各职能部门间自成体系、条块分割，导致了部门间的信息封闭和信息扭曲。相关金融机构和信息服务平台结合不紧密，没有发挥出信息平台应有的资源共享作用。由于信息平台共享和更新不及时等因素，使得这一资源不能有效整合。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在一个服务平台上还无法直接完成立项、申贷、补贴、上市培育、引入风险投资机构等各个步骤；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工作效率较低、服务周期较长、手续繁杂。科技型企业为获得融资或补助，前期准备工作耗时较多，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和上下联动不够，对高科技企业的持续长效融资服务还有待提高。
东湖高新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同国内其他示范区相比仍有差距。以中关村为例，中关村共有境内外上市企业150余家，东湖高新区上市公司数只有26家，中关村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是东湖高新区的2.35倍，境外上市数量是东湖高新区的10倍，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更是高达19倍[11]。东湖高新区只有那些产品技术先进、市场广阔的高科技产业能够争取到在中小板及创业板中直接上市筹资。另外东湖高新区在债券融资领域发展滞后，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虽然东湖高新区在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方面积极推进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试点，但进展缓慢，资本市场的发展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推动东湖高新区科技金融发展的对策
1.推动高科技企业直接融资。积极促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股权报价转让制度，每年通过筛选重点辅导上市企业，助推合格企业在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积极探索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计划等多种适合高新区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逐步设立多层次的债券交易市场。借鉴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工作的先期经验，尽快启动非上市股份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加快建立面向高科技企业的非公开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柜台交易市场。
2.进一步细化信用贷款实施规则，让更多的企业能够获得资金支持。信用贷款门槛根据区内企业实际运营情况来确定，且年度信用等级要与金融机构相对应的信用评定级别相符合。高新区要设立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用于企业的信用评级费用补贴、贷款贴息以及信用贷款银行的风险补贴。加快设立东湖高新区信用贷款扶持资金，为符合条件的高科技企业提供无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服务，同时对贷款银行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贴，以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水平。
3.完善东湖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设立统一的企业融资服务平台体系。加快建立产权交易所、技术交易中心、信息与咨询公司等领域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信息的互联互通机制，提高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运行效率。积极发挥创业投资协会等行业协会团体的中介作用。通过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疏通中介服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为科技金融各个参与主体的良性互动发挥纽带作用。
六、结语
制度是通过一套行为规则为经济行为的所涉主体提供能影响各主体行为的机制。制度具有全面性、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在科技金融体系中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为推动科技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应建立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的政策框架和有效的运作平台，形成各类科技金融机构协同运作的局面。而上述目标的实现要以现行科技金融政策工具为基础，以科技金融环境政策和市场化政策为支柱，进而形成自上至下、有机统一的政策体系，这才会有利于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也有利于科技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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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研究篇7
[关键词]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金融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07-0128-04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金融政策研究”[赣教社政字2007(11)号]
[作者简介]张国良，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东华理工大学地质资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为矿产资源经济学；(北京100083)
路兴中，东华理工大学地质资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讲师，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规制经济学。
(江西抚州344000)
一、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
(一)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点。从整体上看，我国陆地地壳活动强烈，底层发育齐全，沉积类型多样，构造复杂，赋矿地质环境、成矿种类和矿化力度自成体系，由此决定了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点如下：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拥有量较少，持续发展存在瓶颈；矿产资源品种齐全，但某些重要矿产特别是大宗矿产相对不足或短缺；矿床数量多，但大型、特大型矿床较少，不利于规模开发和规模经济的形成，成本容易失控；矿产地分布广泛，但不均衡。因此，我国应根据不同的分布特点，建立不同的资源配置类型和各具特色的经济区；贫矿多富矿少，“三难”矿多，“三易”矿少，且矿产的开发利用效率低；共生矿床、伴生矿床多，单一矿床较少，采矿和选矿难度较大。
(二)我国矿产资源形势分析。从我国人口、资源、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国际矿业大市场的发展趋势出发，我国在21世纪前半期面临的矿产资源形势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巨大的需求压力。根据“矿产品使用强度”理论，今后二三十年内，我国正处于矿产品使用强度高峰期，经济增长仍然需要大量物质特别是矿产品的投入，而人口高峰加剧了对矿产的需求，许多关键矿产的储采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现象更加体现了这一点。据估计，到2020年各类矿产品的需求量将增加1倍以上，需求总量将跃居世界第一。
2.缓慢的储量增长。目前，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查明资源储量增长缓慢，且大部分有所下降(见下表)，其根本原因在于找矿难度加大和地质勘察的投入不足。
3.可用资源不足，且承载力有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矿产资源现有储量中只有60%左右可开发利用，35%左右可以采出，实际可利用的储量明显不足，而且相当部分矿产的探明储量对经济建设的保证程度偏低。
4.矿业的全球化趋势增强。上世纪末，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矿业出现了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尤其在投资领域。矿业的全球化为我国矿业的资本积累、技术改造、勘查开发能力提高等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三)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仍然偏低，有色金属为35%左右，黑色金属为30%-40%。
1.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成果显著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近20年来，办矿理念基本实现由“单一矿产资源开采”向“共伴生矿产资源(金属和非金属)系统综合开发利用”的转变，白云鄂博、攀枝花、金川三大共生矿床的综合利用示范作用明显。综观全国矿业，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比较大，全国对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只有20%，可提升空间巨大。
2.削减单位能耗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1990-2004年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3%(以创造2000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计算)，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较进展特别明显，在此期间印度的单位能耗增加了12%，俄罗斯的单位能耗下降了9%，巴西增加了11%，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耗下降差距仍然较大(见下图)。
3.矿产资源企业的循环经济实践取得长足进步，但仍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工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理念，我国在就循环经济理论进行热烈探究的同时，对循环经济实践也在大力推行，尤其是一些矿产资源企业，如攀钢矿业公司在“尾矿库”无害化堆存的建立、江西铜业集团在有效利用“三废”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循环化系统，等等。但是，我国矿产资源企业的生态工业系统目前尚未普遍建立，循环经济的效益也未全部实现。
(四)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的金融支持现状。近年来，我国金融部门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对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等方面给予了政策方面的支持，但资金短缺、金融效率低下仍然是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的主要难题之一。
1.矿产行业的资金需求较难满足。矿产行业发展资金需求量大，回收周期长，期间也存在很多不可预知因素，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经常遇到资金支持、信贷优惠等方面的难题。而且，循环经济的核心在于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形成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但是，无论是产业链的“延伸”还是“耦合”，都需要系列化、循环式、长期性的资金予以支持。
2.矿产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效率低。矿产资源领域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但是，受金融机构信贷管理体制的制约，以及对矿产行业的贷款条件也颇为严格，因此，造成数量不足与时滞等低效率现象。此外，矿产资源企业运用其他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融资的规模较小，操作水平也有待提高。
3.我国矿产资源领域中金融市场发挥的作用亟待增强。近年来，全球矿业投资的强劲增长促成了金属期货市场的牛市，可以预见，未来矿产资源不仅会成为一种基础商品，更有可能成为一种金融符号。在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各种金融要素的共同影响下，金融市场将更多地左右矿产资源的价格，与此同时矿业市场的活跃将会催生出更多的矿业金融衍生产品。因此，今后矿产资源领域对金融服务要求更高，而我国金融产品较少，中介机构整体水平不高，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亟待增强。
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模型分析
(一)矿产资源利用的经济学分析模型。矿产资源一般存量固定而且有限，增加目前的开发利用就意味着减少未来的开发利用。因此，矿产资源的优化利用，就是要把企业和社会的资源利用决策过程规范化，寻求有效利用资源的基本条件，确定不同时期的合理开采规模，从而获得最大收益。
首先给出矿产资源产品的生产函数为：R(t)=g[L(t)，
S(t)，t]，其中t代表技术和社会经济因素，R(t)为资源产品量，L(t)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S(t)为资源存量对当前产品生产的影响；接下来定义资源产品的需求函数p(t)=D[R(t)，t]，其中p(t)代表产品价格，D为t所引起的需求方面的变化；然后定义社会经济效益函数SB(t)=∫R(t)D[h(t)，t]dh+a[S(t)]，其中a(・)代表为使用的资源所提供的环境价值；最后用w代表L(t)的机会成本，r代表时间上的贴现率，那么矿产资源的社会最优利用模型为：
令q(t)为矿产资源的边际使用成本或者稀缺租，根据最优控制理论，求得以下两个确保资源社会最优利用的基本条件：
p(t)=da(・)/dS(t)+w/[R(t)/L(t)]+q(t)，即从全社会角度来讲，为确保资源的最优利用，任何时候矿产资源产品的价格都必须与失去的环境价值、边际开采成本和边际使用者成本三者之和相等。
r・q(t)=q(t)+[p(t)-q(t)]・[R(t)/S(t)]+da(・)/dS(t)，即当且仅当增加一个单位原位资源的保有所付出的代价(主要表现为出售该资源的利息所得)，要跟所带来的好处(主要包括原位资源稀缺租的增值、矿产资源未来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环境价值的增加)相等。
在上述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结论1：竞争性企业的微观决策倾向于过度开发资源，主要原因在于此时企业对于未来收益的风险性会给予较多的重视，并且企业决策一般会忽视原位资源存量的环境价值，因此对于竞争性矿产资源企业需要通过征收资源使用税和降低企业的贴现率等办法来调整企业的资源开发利用。
结论2：垄断性企业倾向于减少现在开采而增加未来开采，从而在短期内有助于资源的保护，不至于迅速枯竭，主要原因在于，此时垄断性企业可能忽视原位资源的环境价值，并且对资源产品价格有一定程度地操纵或影响。
结论3：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贴现率、技术更新进步、制度设计、风险及不确定性等均为影响矿产资源最优开发利用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无不影响着开采成本、稀缺租、矿产资源产品价格等上述变量。
(二)提供高质量产品和降低成本的激励模型。根据上述分析，得知诸多矿产资源企业一般而言最有效的方式是垄断的或者是被管制的，那么我们需要为其提供激励以便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
假定成本C是产品数量q、质量水平s、降低成本的努力水平e和技术参数β(β∈[β，β]，在此只考虑连续情形)的函数，并假定提供高质量产品的成本是货币性的，那么其具体函数形式为C=(β+s-e)q；设定一个反需求函数：p=p(q，s，θ)，其中θ(θ∈[θ，θ])为需求参数，或者为需求惯例，而且p随q和θ的上升而下降，随着s的上升而上升。简单起见，我们用线性的反需求函数：p=m+ks-hθ-bq，其中m、k、h和b为已知的正数；根据均衡条件Sg(q，s，θ)/q=p，求得消费者总剩余函数Sg(q，s，θ)。
为方便表述，我们给出一个定义：如果质量的提高导致净边际支付意愿(即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上升，则产品数量和质量为净互补关系，即，也就是说k>1。
定义企业租金为U=m-φ(e)≥0，其中为管制者向被管制企业支付的净货币转移支付，φ(e)为努力水平e的负效用函数，令λ表示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则事后的社会福利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之和：
w=Sg-pq-(1+λ)(C-pq+t)+u
在完全信息下，功利主义的规制者就会追求w的最大化，即：
maxw=(1+λ)(m+ks-hθ)q-b(+λ)q2--(1+λ)[(β+s-e)q+φ(e)]-λU
s.t.m-φ(e)≥0
接下来考虑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并假设管制者面临多维的不对称信息。令γ=β+hθ/k，那么该模型就变成了一维逆向选择问题。为方便起见，假设γ在区间[γ，γ]上的累积分布函数为G(g)，信息不对称下的规划问题就成为：
s.t.U＇(γ)=-φ＇(e)e＇(γ)
结合最终的求解结果和福利函数的凹性，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4：当且仅当数量和质量为净互补关系时(k>1)时，在不完全信息下的质量水平会低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质量水平(即最优的质量水平)；对质量关注的增加会增加激励方案的强度，也就是会提高努力水平；那么提供高质量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会降低激励方案的强度。由此可见，如何加强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净互补关系，对提高管制效率尤为重要，即在控制企业成本的基础上完善质量和价值之间的正相关机制。
三、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金融政策建议
循环经济是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利用的唯一方式，对其原因和必要性的分析可谓汗牛充栋，在此本文不再赘述。结合前面两个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矿产资源企业的竞争性程度不宜过高，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行为进行管制。以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循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金融政策支持，无疑要体现在克服资源的稀缺性、稳定较低的贴现率、促进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更新、完善制度设计和“质量――价值”正相关机制等方面。
(一)培育有利于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本市场。实践证明，传统的融资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循环经济模式的融资需求，必须为此设计新的融资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应培育发展循环经济的资本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证券融资、招商引资、金融信贷、民间资本等多元化筹融资体系，为循环经济型矿产资源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软环境，为企业及金融机构在更大范围内优化生产能力配置及其环境适配性而服务。
一般而言，高新技术与循环经济是紧密结合的。因此，今后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的资本市场创新的逻辑框架即是：资本市场创新――高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发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本市场创新的具体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风险投资推动循环经济型企业发展。我国矿产领域的循环经济发展中风险投资的重点应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重点支持与循环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创新项目，为风险投资行为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投资相应的风险，引导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集中支持有利于带动循环经济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和技术更新的创新项目。
第二，发展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管道。二板市场把企业家及其创新成果和风险资本家有机地连贯在一起，成为对长期性、高风险、高科技含量、高增长潜力的企业投资的重要制度支撑，而完善的资本市场必须在鼓励进入的同时也要完善资本退出机制。
第三，资本市场配套环境需不断改善。我国资本市场能否在循环经济发展中承担历史重任，取决于资本市场自身的完善程度。具体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遵循资本市场的内在规律，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为最高目标，调整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和功能定位，进行制度创新，如发行与上市分离制度等，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产业调控、公司治理监督约束作用。二是积极调整与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在培育股票主体市场的同时，积极发展企业债券、中长期票据、产权并购等市场，引入机构投资者，以此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三是提高国有股权的流动性，推进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强化对国有股的监督制约机制。四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应改革上市发行机制，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五是改善政府行为，强化有效监管。
(二)基于循环经济的银行信贷创新。当前，银行信贷创新应当按照循环经济新理念来设计银行信贷产品，创造银行信贷新的管理模式，才能在推进循环经济与创新银行信贷之间获得相对平衡。首先要对信贷产品组合进行创新。循环经济的核心在于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在此情况下，银行要适应服务对象的变化，关键在于着力对信贷产品组合长度和宽度进行调整，积极而稳妥地引入循环贷款的新组合，以保持信贷服务与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相衔接。其次要在银行信贷管理上取得新突破。银行在试行循环贷款中，必须对循环贷款实行专业化管理，应当紧紧把握如下三个环节：一是资金管理。如何测算附着于产业链的若干相关企业的资金需求量，是今后银行对循环贷款实行资金管理的重点。二是项目管理。银行对产业链或产业圈发放中长期循环贷款，应当按照项目贷款进行管理，特别要做好项目可行性评估和评价工作，严把资金“投入关”。三是风险管理。循环贷款作为信贷链向产业链渗透所形成的一种信贷新组合，其风险形式集中表现为连锁风险，银行要逐步在连锁风险的引发点与波及面之间构建一种阻抗机制，努力将连锁风险“扩散”效应降到最低限度。
(三)基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开发性金融创新。开发性金融创新的意义在于它与发展模式的密切性，即其可以更紧密地根据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金融支持策略设计。其创新途径，大致可以通过规划先行、信用建设和融资推动三个环节在矿产资源企业之间和内部形成生态产业链条。一方面能够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现有的业务优势，采用硬贷款、技援贷款、转股期权贷款、企业债券发行、风险投资基金等多种融资模式；另一方面能够利用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积累的丰富经验，采用“借款人直接借款――用款――还款”或借款人转贷的贷款模式。对于大型企业集团，可以采用集团统借统还、“平台直接借款――用款――还款”或“平台借款――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用款――平台还款”的贷款模式。对于一般企业贷款，可本着多元化、分散风险的原则，寻求当地政府、银行、企业的共同参与。
(四)实施保险创新。保险和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紧密关系。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风险对保险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意味着保险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从产业角度分析，矿产领域的循环经济发展中面临三方面风险：一是开发风险；二是产业化风险；三是生态风险。为了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要致力于保险主客体创新，研究和扩大循环经济保险险种，创新保险产品，尤其在风险投资保险市场。同时，要促进保险制度创新，更新保险观念，推进高新技术保险资产证券化工作。适应循环经济发展要求，保险业还应从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手段以及服务体制等方面入手，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五)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功能，以完善矿产资源领域价格机制。通过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我国可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合，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炭、成品油等矿产资源的价格，利用价格机制的作用，通过比价效应，抑制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矿产资源项目，促进符合环保要求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新技术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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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研究篇8
关键词：薪酬体系；激励机制；高管；金融业
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B
由股东和经理人经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委托问题需要一个有效的安排机制，使得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传统理论认为经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因此需要激励机制去激发经理人接受有风险但是会给公司带来丰厚回报的项目。经理人的薪酬结构中包括固定部分（基本工资部分）和可变部分（奖金部分）。为了使股东收益最大化，奖金部分往往与公司的利润有关，比如股票期权、现金形式的奖金以及长期股票计划等（murphy，1999）。HaugenandSenbet（1981）也指出，为了使经理降低风险规避程度，激发经理人承担风险，经理人的薪酬结构除了基本工资外，往往会有奖金、公司股票以及公司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企业运用这类金融工具留住有能力的经理人，这类金融工具就像“金手铐”一样，使得有能力的经理人员离开企业的成本非常巨大（Cappelli，2000）。然而，这些激励机制会诱使经理人过度承担风险，会诱使经理人为了获得短期高收益而牺牲公司长远利益，甚至诱使经理人做出伤害股东利益的决策。
金融机构采用的这种基于绩效的薪酬机制会加重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毕竟金融交易是“人”来进行，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归根结底也是“人”的行为引起的，而“人”的行为由动机驱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基于短期绩效的薪酬体系使得经理人在经济繁荣期低估风险，大量投放信贷，银行短期利润会上升，从而经理人的奖金也会增加。但是，在经济繁荣期银行过度承担的风险会使得小股东、银行的交易对手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害（Becker，2008）。在经济处在衰退期，由于大量项目净现值为负值，银行经理人往往会担心绩效不佳而过度保守，从而使得银行信贷供给能力下降，进一步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衰退。可以说，基于短期绩效的激励机制对经理人的行为动机进行了约束，从而使得经理人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由于薪酬机制的缺陷，使得经理人会以牺牲公司长远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从微观上，这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从宏观上，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对薪酬体系进行改革，降低经理人决策的顺周期性，正确激励经理人的行为，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金融业高管薪酬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监管部门大规模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银行逐渐脱离传统业务而向收取手续费的中间业务发展。美国银行的高管薪酬增加速度大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Breweriiietal.2003；philipponandReshef，2009）。CuatandGuadalupe（2009）指出，在这个期间，银行高管的基本工资并没有变化，工资增长的部分均来自于薪酬结构中的绩效奖金部分。
银行Ceo薪酬的激增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基于银行Ceo大量的股票期权以及非现金的补偿是财政政策以及相关会计准则在企图降低高管人员薪酬时的副产物。在1984年，美国政府公布了赤字降低法案（DeficitReductionact），规定如果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超过平均水平的三倍，则要对该公司进行额外征税。然而，Jensenandmurphy（2004）指出，实施该法案的结果是很多公司的高管薪酬进一步攀升。在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预算协调法案（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法案指出，经理人的非绩效工资（non-performancerelatedcompensation）超过100万美元是不合理的，因此不能进行税前扣减。Jensenandmurphy（2004）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这些法案是为了降低高管薪酬，但是结果却是增加了高管的薪酬。当该法案颁布后，很多公司将高管人员的薪酬中的现金部分提升至一百万，然后将薪酬结构中的其余部分变为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从而钻了法律的漏洞，最大限度的运用了抵税政策。
会计准则同样对于高管薪酬的增加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06年之前，美国公司给予高管的股票期权是不在利润表进行费用扣减的，因为对给予高管的股票期权的估价是基于当时的期权的内在价值的。由于行权价往往为股票当时的价格，因此期权的内在价值为零，所以在利润表上没有扣减。FaSB在1995年就向美国国会建议，要求对股票期权按照公允价值计价，反应在公司的利润表中，但是被美国国会拒绝。之后，FaSB要求公司在其财务报告的附注中公布股票期权按照BS公式或者二叉树方法估值的结果。在2002年安然事件爆发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2004年12月，FaSB修订第123条规定（Statementno.123）中有关基于股票支付（Share-basedpayment）的部分，规定从2006年开始，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要在利润表中计算给予经理人股票期权的价值，并进行相应扣减。
在过去的20年间，相对于其他行业，金融行业高管的薪酬增加更大，这主要是由于放松管制所带来的竞争的加剧。philipponandReshef（2009）研究结果表明，放松管制可以解释83%的金融部门高管的薪酬变化。CuatandGuadalupe（2009）认为20世纪90年代放松管制由此导致金融业竞争的加剧使得金融业高管薪酬结构中与绩效挂钩的部分大幅上升。
金融业薪酬过高已经成为当下一个热点问题。philipponandReshef（2009）测度了金融业（相对于非农业私人部分）过度薪酬指数（excesscompensation），结果表明目前金融业的过度薪酬指数已经超越了大萧条之前金融业的过度薪酬指数（图1）。图1表明，在金融业，绩效与高管薪酬相关性很弱。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绩效与高管薪酬相关性非常弱。2007年，在金融机构利润大幅下降的时候，华尔街奖金仅仅降低了2%，为332亿美元。纽约州审计官在2008年新闻会指出，这个情况出现是因为一些公司害怕失去绩效高的雇员，因此，这些政策在未来会得到修正。之后，一些美国和欧洲银行（高盛、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UBS）高管声明放弃2008年的奖金。2008年，金融机构利润下降了44%，但是华尔街的奖金仍为180亿美元之上。纽约州审计官在2009年新闻会指出，华尔街奖金的下降仅仅是因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对高管的薪酬进行了限制。
二、薪酬机制的扭曲
激励机制的扭曲会使得高管过度承担风险。具体来讲，薪酬机制的缺陷会从以下八个方面促使高管进行高风险的活动，从而对金融机构长远发展以及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薪酬机制的短视性。高管的薪酬往往参照其短期表现，且参照的指标往往是会计利润。然而，会计利润是一个后瞻性指标，且很容易被经理人操纵。这种激励机制会激励经理人关注短期收益，过度承担风险，忽视效率以及长期公司的发展。虽然经理人可以通过平滑收入降低金融企业的顺周期性，但是在过去的10年中，这种现象并非主导（Healy，1985；Fudenbergandtirole，1995）。当经济向好时，银行经理人往往会放松贷款条件，从而人为增加信贷投放，增加短期利润，但是这种行为极有可能会榨干银行的未来利润，使得在经济处在衰退期时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大量降低。当市场波动性很强时，对冲基金以及共同基金的经理往往会关注与季度收益，虽然年收益率往往为负值。企业利润高，经理人得到的奖金也高；而企业利润低，经理人的奖金却不返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经理人的理性选择就是增加投资组合风险。
薪酬机制的短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一方面，薪酬机制促使信贷产生顺周期的自我加强机制。由于薪酬体系的短视性而引发的金融体系信贷顺周期性的主要表现就是银行经理关注于短期信贷投放，从而增加经理的奖金。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研究高管薪酬与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的研究比较少见。一些银行业的研究证明银行业的薪酬体系具有短视性。Caballeroetal（2008）研究日本的银行业。他们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业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降低了信贷供给，致使许多优质公司也无法得到信贷，造成了信贷配给的现象。银行业高管对于信贷的克制使得处在经济衰退期的企业无法获得信贷，使得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由于薪酬体系的短视性而引发金融体系信贷的顺周期性的表现在于，在经济扩张期，银行经理往往对风险定价过低，表现为贷款利率过低，信贷大幅增长。由于贷款利率较低，使得贷款人在放贷时出售给借款人的隐形看跌期权的价格很低，从而借款人在经济扩张期容易获得期权，在经济收缩期更容易行权，即违约。Dell’aricciaetal（2008）研究表明，在美国2000至2006年违约率高度地方，往往是信贷投放量大的地方；违约率与宽松的信贷标准往往是正相关的。而信贷标准的放宽正是由于信贷经理关注于短期信贷投放，从而增加自身奖金的手段。
另外，薪酬机制也可以使得金融市场产生顺周期的自我加强机制，直到趋势无法维持。Jensen（2005）的研究成果指出薪酬体系的短视性造成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的机制。当公司的股票价格与内在价格相比偏高时，经理人无法通过公司的绩效证明公司股票价格。为了保证自身的财富，经理人就会采取一切手段保证股票价格维持在高水平。这种薪酬机制就会使得股票市场产生一种自我加强机制，价格高的股票会进一步上升，直到无法维系，市场进行自我纠正。
第二，激励的不连续性与不对称性。实践中公司往往设置一个利润的最低限值。当公司的利润达到该值时，经理人就会收入奖金。同理，当公司利润高，股票价格高时，经理人的股票期权的内在价值就大于零，经理人就会行权。然而，当公司绩效不好，股票价格下降时，经理人没有任何伤害。这种非对称性的激励机制就会使得经理人为了达到利润的最低限制而增加组合的风险，甚至接受净现值为负的项目或贷款。
第三，虚假的阿尔法值。阿尔法值代表了经理人创造额外收益的能力（Rajan，2005）。正如金融危机所揭露的，经理人的奖金是基于承担高风险所带来的回报。然而，这些风险因子往往被忽视，从而造成这些收入是经理人能力体现的假象。在UBS2008年的股东报告中写道，UBS在CDo中高手续费的收入源于次级层面，即高风险的层次。虽然金融机构都有风险经理，然而风险因子却难以识别。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计算真实的阿尔法值非常困难，只有当风险真实发生时，评估结果才能令人信服；第二，高管层面本身也要依靠短期利润获得奖金，因此，风险经理行使职权的动机大打折扣。经济学家杂志在2008年8月7日写道，“交易员往往将风险经理看成阻止其获取利润的障碍，每当风险经理询问高额利润的情况时，他们只回答‘no’”。纽约时代周刊2009年1月4日写道，“由于风险经理不被认为是利润创造者，因此他们在交易台没有说话的权力。这种现象在泡沫破裂前特别显著，因为每个人都在尽可能的获取每一美元”。由无法测度风险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是高管增加风险胃口的重要原因。
第四，激励机制会使得经理人与公司进行讨价还价。Yermack（1997）实证分析表明，激励机制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从而伤害股东的利益，经理人可以在利好信息公布前要挟薪酬委员会增加其股票期权的持有量。aboodyandKasznik（2000）认为经理人可以延迟公布利好消息，尽快公布负面消息从而最大化其期权价值。Bettisetal（2001）指出，经理人在预测未来市场波动性高时，往往会采取一些对冲手段降低其自身财富的风险，而忽略公司整体价值。BurnsandKedia（2008）以及efendietal.（2007）研究结果表明，当经理人财富与公司相关性很强时，经理人往往会对财务报表进行操纵。当公司治理结构较差时，经理人往往会得到高的薪酬，然而公司的业绩却非常差。
第五，高额的薪酬机制往往会造成欺诈。近期的研究支持Becker（1968）的结论，即经理人薪酬越高，越容易产生欺诈。如果经理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是非受限的，欺诈的可能性会非常高；如果经理人的股份是受限制的，期权分为既得（Vesting）与非既得（Unvesting），则欺诈行为的可能性就会非常低（Johnsonetal.2009）。在SeC对公司的调查案件中，经理人往往持有的都是非受限股份。
第六，股票期权的劣势。首先，BS公式表明，标的资产价格波动性越高，期权价值越大。作为股票期权的持有者，Ceo会有增加承担高风险项目的动机，增加公司利润波动性，从而增加其期权价值（SandersandHambrick，2007）。mehranandRosenberg（2007）的研究表明经理人期权价值的升高是通过增加银行资产风险来实现的。其次，Ceo有动机回购股票，从而加速股票上涨，而不管这对公司长期影响是否有害。在2000年至2007年，美国八个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一共回购了1745亿美元的股票，其中在2007年就回购了277亿。再次，股票期权会促使经理人增加风险胃口。Cohenetal.（2000）研究表明，股票期权计划会增加银行的风险。Chenetal.（2006）研究结果表明，风险的大小与经理人通过公司得到的财富密切相关。
第七，金降落伞协议。一旦公司被收购，经理人就会被解雇。金降落伞协议就是为了解决经理人这个后顾之忧的，从而使经理人以最大化公司价值为目标。然而，在公司不景气时，如果经理人持有公司股票，经理人可以使得公司股票价格进一步下降，使得公司更被容易收购，经理人就会得到更多的收益，同时得到了金降落伞协议的保护。
第八，与基金经理有关的激励机制问题。首先，基金经理的收入取决于其业绩表现。对冲基金经理往往收入超过基准收入20%作为回报。这种激励机制往往会激励经理人增加投资风险，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其次，经理人的收入往往与资产规模有关。Chevalierandellison（1997）研究结果表明，年轻基金资产增长速度非常快，投资者会非常快速的将资产移到近期成功的基金，然而从表现不佳的基金撤资却非常缓慢。结果是，投资经理仅仅关注市场上升的情况，而忽略了下行风险。再次，基金绩效往往采用相对于行业基准形式汇报，这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激励问题；第一，绩效不佳的基金经理为了增加收益，往往会暗中增加投资组合的风险；第二，经理人之间会互相攀比，从而证明他们不比他们的同行差。在资产价格上升的时期，这两方面力量相互促进，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使得资产价格大幅偏离其基本价值，也为之后的大幅下跌埋下了伏笔。
三、薪酬机制的改革
经理人薪酬机制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机制的问题在于薪酬政策往往是以激发经理人增加未来预期收益为导向，这在金融部门尤为明显。然而，高收益必然意味着高风险，这种对未来收益强烈的渴望促使经理人偏离了正常的风险收益组合。因此，在薪酬体系改革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决定薪酬标准的关键参数应该对风险进行调整，薪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关键参数包括经过风险调整的收益率、计算奖金的时间长度以及奖金发放的时间。第二，薪酬结构中的可变部分（即奖金部分）应该与公司未来营运结果相关，比如奖金推迟发放、长期现金激励、对给予经理人的公司股票进行限制、加税补偿条款（Claw-backclauses）以及将保留既得退休金的权力长期化。
随着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施压，舆论的谴责以及公共的关注，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已经对薪酬机制进行了改革。摩根斯坦利宣布，员工的奖金推迟三年发放，而且只有在这三年内公司的绩效为正时，员工的奖金才能够发放。法国银行监管当局（FrenchBankingFederation）根据国际金融公司（instituteofinternationalFinance）在2008年的指引，规定法国银行高管人员、交易员以及基金经理薪酬中的可变部分要根据经过风险调整的净收益进行计算，而且要根据若干年之后公司的表现进行发放。
改变薪酬体系是非常艰巨复杂的。第一，计算经过风险调整的收益率非常困难，很难区分收益率中哪部分是因为承担风险，哪部分可以归功于经理人的能力。第二，增加决定经理人奖金数额的期限可以解决短视性的问题，但是可能会降低经理人的努力动机。第三，奖金发放的频率以及风险爆发的时间存在错配，经理人可以操纵投资组合，使得在奖金计算期内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第四，金融危机倒闭的公司，本身都是遵循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比如董事会独立、董事长和总经理分离、有设计良好的薪酬结构等，这就使得改革的空间变得狭小。第五，实践经验表明，对经理人薪酬结构的严格规定最终都会失效。然而，虽然存在上述困难，整体改革的方向在于将经理人的薪酬与公司长期绩效挂钩。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企业内部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第一，加强组织结构建设。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应该强调团队的力量，避免过度依赖一个人。这种组织结构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经理人讨价还价的权力，从而使得经理人的薪酬不至于过高。第二，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银行大股东往往会对造成危机的行为进行容忍。有效的治理结构应该评估经理人薪酬体系，明确风险经理的角色，评估内部决策流程是否合适等，从而避免利益冲突。Brunnermeieretal.（2009）提出，每个公司应该建立一个薪酬委员会，从而对经理人工资的多少以及结构进行决策，从而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美国在2009年公布的复苏法案（RecoveryandReinvestmentact）针对接受taRp计划的金融机构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第三，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建设，准确评估尾部风险。降低风险承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风险管理建设，有效、独立的风险管理部在银行的权力等级中是非常重要的。交易员是不允许凌驾于风险经理之上的，风险经理直接向高管层或者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中，既要应用会计估值、市场价格和波动率等数据客观判断，也应根据风险经理的经验以及考虑人的因素进行判断，尤其是在复杂产品方面，人的经验判断更加重要。
从监管者来看，首先，监管者应在决定一些系统重要性银行Ceo的薪酬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当Ceo具有接受高风险项目动机的时候。监管当局应该规定金融机构有关薪酬的信息。意大利中央银行规定受监管银行应披露其薪酬政策，银行应披露持有股份的经理人的真实薪酬，包括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与绩效相关的奖金以及期权是如何设计，经理人离职会得到什么好处等。其次，监管当局应分析金融机构的薪酬体系对于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应该定期检查金融机构薪酬体系是否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系统以及风险胃口相一致。同时，监管当局应将薪酬体系所带来的风险与资本联系起来，即激励高管层过度承担风险的薪酬机制应视为风险，对其应计提资本。最后，应将薪酬制度以及透明度纳入法律体系。美国国会对高管的薪金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总额不能超过总薪酬的1/3，而且仅当自救资金（Bailoutfund）到位时，才可以以股票的形式支付。这有可能使得金融机构得到政府帮助的数额降低，并且使得已经得到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快速的支付薪酬。而且，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基本工资，从而变相的给高管高薪酬。然而，对于这个规定，舆论也做出了让步，认为这项改革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改革还需要更加彻底，更加具体，应使得经理人的激励与公司长期发展相联系。
总之，通过薪酬改革降低经理人的风险承担一方面需要市场的监督以及公司的自律，另一方面监管当局应加强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具有强烈的动机留住高层管理人员，给予优秀的员工丰厚的报酬，这就需要高标准的绩效考核，而高标准的绩效考核往往会诱发员工找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漏洞。因此，激励机制的改革需要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共同努力，也是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金融体系非常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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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研究篇9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十条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回顾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的二十年，战略决策上的模糊、理论上的忽左忽右、立法的严重滞后以及实践过程中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思想等种种因素，导致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政策性金融商业化倾向，即政策性金融的异化。a这些困扰使政策性金融在我国的发展步履维艰、反复多变。此次党的最高决策层决定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充分显示了决策层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极端战略重要性与紧迫性;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来看，也是其在发展二十年后必须正名、正身、规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破解当前困境而不得不做出的别无选择的选择。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首先要求政策性金融理论有所突破，对于政策性金融的定位也需要有与时俱进的新提法。前不久，笔者首次提出政策性金融的公共性本质特征这一重要理论思想问题，并率先在一个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项目申报材料中进行了初步的阐述。早在三、四年前，笔者及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国际信用评级问题的有关报告中阐释了信用评级的特殊公共性问题，0沿着这一思路，2014年年初又将政策性金融的公共性本质特征郑重提出，以“公共性”作为对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一概括具有以下几点优势：(1)充分吸收了现有理论的发展成果，是建立在对政策性金融本质属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内涵了以社会效益、国民福利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思想，与社会发展客观进程的新需要相适应。(2)“公共性”是多元社会中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理想正义的一种新型表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进入新世纪后的新发展，也是中国重新走向世界后与世界思想互动的结果，在哲学思想层面的一次突破。(3)符合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需求，满足政府由政治统治者、经济建设者向社会管理者角色过渡的要求，也是对公共财政的补充与完善。
二、何谓“公共性”政策性金融是否具有公共性
“公共性”一词的内涵极其丰富，并不是某种固定指称。并且一直处于变动中。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民主制和公民社会，那时的“公共”是指多元协商机制，可见“公共”的最初含义与政治有关。而在近现代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较早使用“公共”一词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所著《论永久和平》一书中他曾指出公共性的属性有二：其一,公共性的准则和目标的实现必须以不影响他人的权利为前提，即非排他性，这是它的否定形式;其二，公共性的实现是有前提条件的，必须以与国家的权力和政治的结合为必要条件，这便是它的肯定形式。
根据上述对公共性的阐述，我们来看政策性金融是否具有公共性本质属性的问题。
首先，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提出包含了社会多元的假定，承认社会成员利益与诉求的差异性并尊重社会成员差异。具体体现在：(1)其职能是在承认商业性金融功能的基础上对商业性金融功能的补充，现有的政策性金融理论中都一再指出，在多数领域中以商业性金融为主，以政策性金融为辅，而在特定的领域中，特别是那些商业性金融不愿涉足的领域应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商业性金融为辅。(2)政策性金融业务对象的选择是建立在各个产业及社会群体具有差异性的基础上，并根据这种差异决定是否提供此种金融服务。
其次，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并不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利益为代价，即非排他性：(1)政策性金融的出发点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若以牺牲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来换取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是与政策性金融建立的初衷是相违背的。(2)政策性金融在其职能发挥过程中并不影响商业性金融的发挥，其涉足的领域往往投资规模大、资金回笼周期长、经济效益较低、风险性较高、社会效益高，因此在业务对象上与商业性金融的业务对象并不冲突。(3)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并不以牺牲商业性金融功能的发挥为代价，反而政策性金融功能有效的发挥能够为商业性金融功能的发挥提供某种保障，为商业性金融提供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更为和谐、协调的经济金融社会环境和更大更多样化的需求，进而也促进了商业性金融更可持续的发展，二者彼此相互促进而不相互替代，相互合作而不相互竞争，是共生共长共繁荣的。
再次，政策性金融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公共性政策的执行。政策性金融的存在与国家的存在紧密相关，这体现在其资金投向往往是为实现国家某种战略所需要的产业和项目，以我国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经营的业务来看，国家开发银行致力于国家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出口银行为成套机电设备进出口和战略性资源的进口提供融资与担保，农业发展银行则服务“三农”，以支农、促农、富农为其最高宗旨，每个政策性银行都有其明确的服务对象，而这些服务对象往往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或关系民生、民本之大计,可见，政策性金融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与国家权力、政治政策结合紧密，此为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之通例。
最后，政策性金融还享有国家信用。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的资本金构成来看，不论中国还是外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都是国家或政府注资成立，这也就决定了国家或政府对其经营业务的特殊战略与政策要求;另外，其经营性资金主要通过发行债券获得，其发行的债券有国家或政府为其提供担保，进而享有国家主权信用，使其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及时筹集资金，0这也是由政策性金融机构背后有国家和政府为依靠所决定的，它不是一般的工商企业或金融企业，是政府特殊机构。
综上，政策性金融公共性特征强调了它在利益取向上必须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并以此为起点与终点;体现了人民主权、公利、公益、公平与正义;公共性目标或利益的实现必须以与国家权利与政治相结合，国拨资本、主权信用、税赋减免都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其最高宗旨而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政策公共利益为其最高目标，以及相应的特定选择性和准竞争性等，都是由政策性金融公共性这一最核心的本质性特征所决定与制约的。
三、政策性金融公共性和财政公共性的不同
传统的经济理论在涉及“公共性”问题时，主要研究的是财政的公共性问题。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发展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目标，其本质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稳定、社会安全与和谐。财政具有公共性是大家普遍接受的共识。
既然政策性金融也具有公共性，那么它和财政的公共性是否是完全相同的呢?
由于政策性金融公共性的提出是近来的事，对其研究与讨论都处于初始阶段，形成的文字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即使现有的一些讨论也是在探究财政问题时附带地将其进行评述，例如“合理填充补足财政直接支出和商业性融资之间的‘中间地带’，追求政府财力依托机制的转换及实现效率提升的倍加效应，服务于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和某些战略重点上的赶超突破”。6因此，笔者认为，要想使政策性金融的公共性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就必须正确梳理政策性金融的公共性与财政的公共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政策性金融公共性与财政公共性的区别至少有以下三点：
1.政策性金融不具有强制性。强制性是指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手段加以实施的标准，具有法律属性。财政资金的收入与支出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点，如财政资金的收入主要依靠国家对各项经济活动征收一定量的税收，尽管税收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有相关法律根据作为征收的保障，任何形式的抗税都是一种违法行为，因此，强制性是税收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财政资金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财政支出规模和用途的安排中，众多的公民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公共支出不是按照某一公民的意见做出决策，而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做出决策并依法强制执行，在民主政治下，财政的强制性体现为财政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与此相对应，政策性金融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像财政运行过程中那样的强制性，虽说经营业务范围有特定的选择性，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强制”，但其与财政相比是非严格、非全面的。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的收入来看，主要是通过公开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营运资金，而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的债券购买者来说都具有独立的选择性，并没有像需要纳税那样的义务去购买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而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尽管国家规定了特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特定范围，但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对指定营业范围内的客户政策性金融机构仍具有一定的自我决策能力，贷与不贷、借与不借、借贷双方都是自由地选择，与财政支出相比较少地受到政策方面的直接影响。
2.政策性金融具有有偿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尽管能够提供价格低廉的融资担保服务，但归根到底，它仍然是以资金的还本付息为条件的出借行为，在出借与偿还的过程中，价值的流动是双向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获得融资的企业付出与所得是对等的。
而财政资金则具有非直接偿还性的特点，这与其强制性是相一致的，当国家向公民征税时并不负有向纳税人偿还税款的义务;同样在取得政府补助的情况下，企业只要按照取得资金的规定用途使用资金，企业也不需要偿还补助资金。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其付出与所得是不对称的，且其所得所支是通过公共财政体系来实现的，因此，财政运行具有非直接偿还性的特点。简而言之，政策性金融资金是双向、有偿借贷，而财政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则是无偿的单方面支付。
3.政策性金融与财政运作环境要求也不同。现代高度制度化的政策性金融与财政诞生的时间相距较远。早在原始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氏族部落联盟的分配便产生发展起来，这就是原始公共分配，即财政的原始形态。原始财政是以原始公权力为主体，以满足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公共需要为目的而进行的集中性分配。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持这种公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一税款，于是以国家为主体的集中性分配制度一国家财政便正式产生，国家财政产生以后伴随着国家形态的发展变化，先后经历了奴隶制国家财政、封建制国家财政、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和社会主义国家财政。
而现代制度化的政策性金融的产生在国外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而在我国的实践也仅仅经历了二十年。这是由于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要依托金融自身的发展，需要有强而有力的财政做后盾，有完善的金融制度、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因此，政策性金融公共性功能的发挥要晚于财政公共性职能的发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或是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具有公共性职能的机制。
四、政策性金融公共性与财政公共性的统一性
任何紧密相连的两个事物间都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政策性金融公共性与财政公共性内涵上的差异是二者间个性的体现，而二者间的共性又寓于这二者的个性之中，善于从事物的个性中把握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灵活应用。在考察政策性金融与财政公共性这一问题时也应采取科学的认识方法，全面地分析这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政策性金融公共性与财政公共性的统一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正视社会的多元性，承认社会成员间的差异性并尊重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让差异性的个体得到合理和正义的共处。政策性金融与财政资金的配置不论是在时间、空间还是在各个产业间都具有一定的结构，这种在不同纬度上对资金配置的不同正是根据资金需求主体个体差异性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通过税率在不同产业与产业间的差异，财政补贴对不同行业的补贴力度，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政策的配合等手段可以实现财政资金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而财政政策的扩张和紧缩，财政赤字和盈余可以实现财政资金在时间维度上的优化配置。而政策性金融通过是否对特定行业提供贷款、担保以及贷款利率的确定调整对不同产业、地区的扶植力度，通过浮动利率贷款、固定利率贷款、贷款展期、利息豁免等手段实现对不同时间维度上资金需求主体的扶植。
2.政策性金融和财政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宗旨。财政的本质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其根本目标不仅仅局限在利润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而是包括但不限于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等目标的综合性目标，简而言之即社会利益最大化。政策性金融亦是如此，它是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的、直接或间接的资金融通行为，其最终的落脚点是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也不是利润最大化。
3.与国家权力、政治政府紧密结合。财政本身就是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经济、管理等职能而设立的收支机制，其自身的运动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征税时曾指出：“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权力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国家有这种权力，国家所有制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7政策性金融也一样，它的存在与发展与国家、政治休戚相关，不论是其在资金筹集过程中有国家、政府为其担保、使其享有同国家信用一样的信用级别，还是其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资金的投向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政治意图，这都表明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内的普通工商事业单位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是不以利润最大化的导向的，恰恰是这一点与财政是完全一致的。
五、对当前政策性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一金融，其自身领域能否切实深入推进改革、使金融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决定着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全局之成败。金融改革无疑是此次改革的重头戏。此次会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十条措施其中之一便是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可见，政策性金融之改革是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深化改革的排头兵。政策性金融一定要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乘改革之东风破历史之藩篱，实现自身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同时服务实体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基于政策性金融的公共性视角，笔者就当前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谈几点政策建议。
1.加速政策性金融立法，明晰政策性金融、财政、商业性金融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我国产生、发展已有二十年，但关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却进展缓慢，至今没有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法律规范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日本、德国、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前都是以颁布相关法律为先导，确保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在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滞后二十余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也是如今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种种乱象的根源所在。如今进一步的改革已是迫在眉睫，首当其冲便是立法工作，由于不同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往往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有的领域间彼此差异还非常显著，因此，在尊重个体差异性的前提下“一行一法”更为有效，这也是国际惯例。
此外，在立法过程中也应注重协调政策性金融与财政、商业性金融的关系，在哪些领域财政为主、政策性金融为辅，哪些领域财政为辅、政策性金融为主;哪些领域商业性金融为主、政策性金融为辅;哪些领域商业性金融为辅、政策性金融为主。从法律上划清彼此职能范围是避免当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彼此在业务上越界的根本办法，也是避免政策性金融机构间业务覆盖重叠或缺失的有效途径。°8以上原则是建立在承认不同资源配置机制的差异并尊重这种差异的基础之上，是在保障财政功能、商业性金融功能有效发挥前提下政策性金融介入而实现的更高的社会效益，是符合公共性内在要求的。
2.借鉴功能财政收支理论，促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收支理论的发展。功能财政是指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当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时，政府有义务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实现充分就业。如果起初存在财政盈余，政府有责任减少盈余甚至不惜出现赤字，坚定地实行扩张政策;反之，当存在通货膨胀缺口时，政府有责任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如果起初存在财政预算赤字，就应该通过紧缩减少赤字，甚至出现盈余。功能财政思
金融政策研究篇10
从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中可以看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数目依旧较大，因此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多、潜力大的消费群体，它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基”、也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一、金融惠农政策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1)农业信贷补给理论
anjiniKocha指出，印度正规信贷市场的运行显著地影响了农村经济，通过分散地参与曾由大农场享有的农业信贷改变了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等，并且认为是通过土地租借市场起作用的。adams，Dw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低利率的农业贷款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收入的集中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不良运作。他们主要是关注与农村居民这一低收入低消费群体，通过更低的门槛，给予农村居民借贷上更多的便利，以促进起自身的发展。
(2)金融服务理论
这一观点站在金融服务的视角来阐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ohnRichardHicks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缓解理性经纪人对于流动性风险的顾虑，促进资金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益。Diamond、Greenwood等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对交易成本的降低来论证金融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作用。
2.国内研究现状
(1)农村金融主体研究
邓海英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类为农户、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供销社以及粮食企业，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韩俊认为，农村金融需求按照主体性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农户金融需求和乡镇企业金融需求两类，分类比较清晰简便。赵德旺则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为了五大类：一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一般农户和种养专业户;二为医生、教师等智力型职业者以及乡镇企业务工者;三为初具规模的农村个体工商户。
(2)金融惠农的整体性与区域性研究
惠农政策是一个体系庞杂、历史深远的系统结构。目前相关学者将我国惠农政策作为一个政策整体研究对象的成果还比较欠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整体角度，例如薛恒的《国家“三农”政策的制度化建设》建议稳定惠农政策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导向，强化政策落实监控制度;包括硕士学位论文陈燕妮《取消农业税后我国惠农政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等也给予了关注
(二)本文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均衡研究与非均衡研究相结合
虽然本文是做实证研究，但是研究的是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状况及其对农村经济实实在在的影响。本文采集了诸多数据进行均衡分析研究，同时又借助于一些科学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与解释。既从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了解了重庆农村发展的情况实证分析，又从区域特点上加以解释。
2.文献研究是实地考察相结合
在论文撰写之前，本文作者查阅了诸多资料，来完善论文的内容。同时抽样考察了荣昌县、永川区、潼南县、黔江区等地区的农村，对其基本状况做了记录与分析。
(三)本文的不足之处
1.由于重庆市是1997年才正式挂牌直辖，本文选择了重庆市1997年至2012年的农村经济数据，所以数据的选择样本较少，时间范围较窄。因此在模型设计的时候由于样本较少而带来的误差可能会有所增加。
2.理论知识与学术能力的不足给予论文的撰写增加一定的难度，因此造成论文质量缺陷请老师指正。
二、重庆市农村金融主体与基本结构
据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界定是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重庆市农村金融体系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新型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为生力军，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为辅助，民间金融为补充的格局，在具体金融机构上包含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民间借贷机构。
三、重庆市惠农政策实施困境与解决
(一)重庆是金融惠农政策实施面临问题
1.农村发展面临资金匮乏问题
由于农村资本的边际效率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其实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危险。虽然我们看到重庆市对于农村的投入不断增加，惠农政策也在不断地颁布实施中，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仍旧不容乐观;
2.重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储蓄率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较高，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有待提高，落后的消费观念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3.农村金融体系亟待完善
金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纽带，只有资金流动起来，才能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由于重庆地区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产品较少，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素质普遍不高，信息对称严重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农村经济瓶颈的出现。
(二)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几点建议
1.由被动的金融惠农政策到积极引导的金融惠农政策
我们可以发现，重庆市为了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努力，但是这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这些政策普遍是被动情况下，是对农村经济发展瓶颈的消极应对。要从根本上解决瓶颈问题，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对金融惠农政策的谋划能力，不能消极盲目地投入资金等方式来提高其经济的发展，应主动引导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应该把传统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手段转化为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上来，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储蓄率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制定和实施金融惠农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和政策性促农经济发展银行因注重对农村居民消费挂念的转变。实现从资金投入到观念引导的转变。
3.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完善首先应该从主体出发，主体是体系中的最活跃因素，也是关键因素，因此，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应该注重发展多元化、规范化的金融主体，以期提供给农村给多的更多的金融产品。只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使农村资金高效有序的运作起来，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充分有效的沟通反馈，能够有效地促进惠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必须重视和加强我国惠农政策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也是目前惠农政策建设的当务之急。
4.注重基层人才培养
基层人才是贯彻落实金融惠农政策的纽带，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将惠农政策的理念传达给基层老百姓，是他们更加了解惠农政策的细端末节，乡土精英通过自身特有的信服辐射力对公共事件进行信息整合、传播，实现着对公共事件导向的影响和控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惠农政策体系健全落实的战略角度出发，乡土精英在村民自治体制内部发挥着落实、传达政府惠农政策，引导农民对惠农政策的信息反馈，提高农民与政府政策对话能力的综合作用，且具有低成本、效果好的特点。
5.谨慎实施金融惠农政策，避免陷入补偿性回馈陷阱
补偿性回馈是指善意的干预引起了系统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抵消了它所产生的利益。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不是政策愈多愈好，而是应该集合实际恰到好处，太多太繁杂的金融干预，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规律。物极必反，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也是如此，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金融惠农陷入补偿性回馈陷阱。
四、结论
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让更多的业内人士人士到金融惠农政策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价值所趋，从而对现阶段的金融惠农政策有一个全面了解，认识到这样的金融惠农政策必将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