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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5:57:26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1

关键词:台湾地区;征地补偿;补偿项目;地价补偿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需要有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就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而言,土地农转非的主要途径是土地征收。与土地征收相伴而生的是土地权利及相关收益的转移,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产生社会矛盾与冲突。台湾地区的征地补偿制度在改革与实践中不断完善,尤其是征地补偿项目全面、具体,可谓不厌其详,既包括对土地及其改良物实体的补偿,又包括对土地所有权与他项权利的补偿,还包括由征地而引起的其他损失的补偿。本文就台湾地区征地补偿项目的相关规定进行阐述,并通过与我国现行征地补偿项目的比较分析,探讨于大陆可鉴之处。

一、台湾地区征地补偿项目的规定

(一)地价补偿

地价补偿是土地征收的主要补偿项目。台湾地区涉及土地征收补偿的法令条例较多,对地价补偿标准的规定也不一致,有按市价补偿的,有按公告现值补偿的,直到《土地征收条例》并实施以后,地价补偿标准得以规范,规定地价补偿按公告土地现值补偿。公告土地现值是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估计并提经地价评议委员会评定的地价,于每年1月1日公告,作为土地移转及设定典权时申报地价的参考,也是主管机关审核土地移转现值的依据。由于公告土地现值往往低于市场地价,按照公告土地现值补偿曾引发被征收者的不满与抗争。为使补偿的地价接近市场地价,台湾地区采取公告土地现值加成数的办法,最初加成数为二成,后来增至四成,至《土地征收条例》以后,规定加成数要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地价确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地价补偿是以市价为基准的。

(二)其他土地权利的补偿

台湾地区规定,如果被征收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已设定他项权利,如地上权、典权、地役权、永佃权、耕作权等,这些征收土地“应有之负担”由地政机关在发给补偿金时代为补偿,并以余款交付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如果被征收土地是带租约的耕地,则由主管机关代为清偿耕地承租人的地价金额。如果设定他项权利的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被征用,要付给所有权人或他项权利人使用补偿费。被征收的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原设定的他项权利因征收而消灭。有些公益事业需要取得地表上空或地下空间时,在征得主管机关许可后,需用土地人可以通过协议价购的方式取得地上权。如果协议价购的方式不成,准许依法征收地上权。如果地上权被征收后,对土地利用造成不利的影响或者降低了土地的价值,则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请求需用土地人征收土地所有权。

(三)土地改良物的补偿

台湾地区将土地改良物分为两类,一是建筑改良物,即建筑物或工事等土地附着物;二是农作改良物,即农作物、其他植物或与水利、土壤有关的土地改良物。《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征收土地或建筑改良物时,对建筑改良物的补偿按其重建价格计算;征收的土地附带有农作物时,补偿费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期而定:成熟期距被征收时间在一年以内的,按照农作物成熟时的产值而定;成熟期距被征收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按照农作物种植及培育的费用而定,同时参考这些费用的现值。如果土地改良物尚未完工而遇到土地征收,而且土地上的改良物是合法的,不是在政府公告之后抢建的建筑物或抢种的农作物,并且在公告期间已按规定停止工作的,对土地权利人或使用人已经付出的土地改良费用也给予补偿。

(四)其他补偿

除以上征地补偿项目外,台湾地区还规定对下列情形给予补偿:

1.迁移补偿。对因征地而造成的人与物资的迁移费给予补偿,具体有以下情形:①土地改良物由所有权人取回并自行迁移的;②坟墓及其它纪念物迁移的;③人口需要迁移的(政府征收公告之前六个月设有户籍的);④生产资料必须迁移的(动力机具、经营设备、生产原料等);⑤养殖物必须迁移的(水产物或畜产物)。另外,因土地一部分被征收而造成土地改良物需要全部迁移的也发给迁移费。

2.营业损失补偿。《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对土地权利人因土地或改良物的征收而导致营业停止或营业规模缩小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

3.一并征收补偿。台湾地区在征收土地时对土地上的改良物一并征收。一并征收不包括土地所有权人要求取回、自行迁移、违规建造建筑物或非正常种植农作物的情形。另外,因征收同一所有人的土地或改良物的一部分,而剩下的土地或改良物的残余部分地形不整或面积过小,导致利用价值降低的,土地或改良物的所有权人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一并征收。

4.征用土地补偿。台湾地区土地征收与征用并存。征用补偿是因政府兴办临时性的公共建设工程,需要征用私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而发给权益人的补偿费。其中,征用土地的年补偿费按照公告土地现值10%计算,征用土地改良物的补偿费按照征收补偿费的10%计算。如果征用期超过三年,所有权人可以申请政府征收其土地所有权。如果征用土地导致土地改良物必须拆除或者不能回复到征用前的状况也给予补偿。

5.连接地补偿。因征收某块土地而导致与其连接的土地受到影响而使价值降低,对该连接地给予补偿。连接地补偿款额以不超过减少的地价额为准。

6.调查勘测损失补偿。需用土地人为申请征地而实施调查或勘测时,有时需要拆除或迁移地上的障碍物,由此导致土地权益人遭受损失,这种情形也给予适当的补偿。调查勘测损失补偿款额由当事人协议商定。

二、大陆征地补偿项目的法律规定及新补偿标准

(一)大陆现行法律对征地补偿项目的规定

大陆关于土地征收的法律条例不多,最早有关征地的法律文件是1953年政务院公布的《建设用地征用土地办法》,当时对征地补偿项目的规定是比较详细的。后来由于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大陆逐步形成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征地补偿模式,征地补偿的项目逐渐减少并趋于综合性补偿。在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中对征地补偿项目做了明确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关于各项目的补偿标准,规定对于耕地的补助费按照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二至三倍计算,安置补助费按照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二至三倍计算,土地附着物补偿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是对农民投入损失的补偿,安置补助费是对农民的生活补助以及失地后就业、转业等费用的补偿。土地补偿费虽然是对土地所有权损失的补偿,但不能算是地价补偿,因为计算土地补偿费所采用的产值倍数法不是地价的计算方法,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中产生的政府定价补偿方法,其补偿金额远低于市场地价。加之补偿项目少,对因征地而引发的各方面损失考虑不周,不足以满足被征地农民的现实需求,农民不满情绪较大,时有抗征现象发生。征地补偿偏低是我国大陆征地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征地补偿新标准

2005年以后,开始实施征地补偿新标准,即采用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将征地补偿费用分为两部分,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者均采用年产值倍数法计算。与原补偿标准不同的是,新标准计算的依据不再是被征地的年产值,而是依据多项因素测算的综合年产值,补偿倍数也是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将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合并成为区片地价,计算方法仍以年产值倍数法为主,加入了农地价格因素修正法和征地案例比较法。按照规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应考虑被征土地的地类、产值、土地区位等综合因素,但问题是,这些综合因素没有量化指标和计算依据,能否在计算结果中得以体现令人质疑。

三、台湾地区征地补偿的可鉴之处

1.我国大陆应设立《土地征收法》及征地补偿估价技术规程。目前大陆没有为土地征收设立专门的法律条例,有关征地的法律规定仅限于《土地管理法》的部分章节,而且规定不够详细具体。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应设立《土地征收法》,明确补偿原则、补偿依据、补偿范围、补偿方法及其他与征地补偿相关的规定。大陆还应确立征地补偿估价的技术规程,或者与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合并成为城乡土地估价规程,为征地补偿提供技术指导及法律保障。

2.大陆应建立以地价补偿为主的多项目征地补偿体系。大陆现行的征地补偿为综合性补偿,没有对补偿项目进行细分,这有不尽合理之处。因土地征收会涉及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考虑不周,就会造成对农民利益的损害。综合补偿难以直观地表明补偿的各项费用,也就难以直观地表明各项费用的合理性。应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建立以地价补偿为核心的多项补偿并存的补偿体系,对于应补偿项目尽量列举,除现有补偿项目外,还应增加迁移补偿、营业损失补偿以及残余地补偿等。并且要规定各补偿项目的补偿依据,如按市价补偿或协议价补偿等,避免笼统、模糊的规定。

3.大陆应建立权益型征地补偿模式。就大陆目前农村土地产权状况来看,农村土地产权不仅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还有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租赁权,征地不仅造成土地所有权的丧失,还造成了土地承包权和租赁权的权益损失,但现行征地补偿的法律和新标准并没有对承包权和租赁权给予考虑。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征地补偿应当增加对土地承包权和租赁权的补偿。在计算征地补偿费时,应考虑土地使用者对土地投入,将他项权益价格与农地等级相联系。通过对土地投入多寡施行奖惩,进而减少农民掠夺性使用土地等短期行为发生,遏制土地退化现象,有效保护土地资源。

参考文献:

[1]刘守英.我国台湾地区土地征收的做法与借鉴.中国国土资源报[n].2013-04-08.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2

【关键词】失地农民权利保护征地补偿法律制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国家征收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成为必然,失地农民的数量也随之越来越庞大。据统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5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据预测,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超过1亿。

土地是我国大多数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农民就业、养老的最基本、最可靠的保障。农民是占我国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理应成为土地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事实上,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占用后,应该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却大部分被剥夺,由于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发生大量的纠纷。因此,有必要对涉及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的宪法原则及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和完善,并对解决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司法救济机制提出建议。

二、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1.《宪法》对征收补偿的规定

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前,土地征收一般包含在“土地征用”的法律含义中,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区分了“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的法律含义。

2.《土地管理法》对征收补偿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3.《物权法》对征地补偿的规定

于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对土地征收补偿有了较明确的规定。《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对农村土地征收补偿作了专门的规定:“一是明确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二是规定了征收的条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三是规定了补偿的原则和内容。四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征收补偿不到位和侵占补偿费用的行为,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违反规定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物权法》对土地征收补偿的规定,进一步强调了对被征收主体的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确立了民事基本法对土地征收补偿请求权的保护,有利于被征收人对抗行政权利的不法侵害,促进依法行政。

三、现行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物权法》的出台对土地征收补偿做了较明确的规定,但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法律制度尚存在不足之处。

1.“公共利益”界定模糊

《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均规定了土地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却没有相关法律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对于土地的征收使用存在矛盾。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征收土地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又不相互协调,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无论何种性质的需要使用集体土地的项目统统划为公共利益,征收集体土地的范围被扩充到了极点,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

2.产权主体不明确

根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我国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三级所有,究竟产权主体属于哪一级经济组织却不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只享有作为该组织成员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集体组织的财产并没有所有权,在实际分配中,往往会出现层层侵占、截留补偿费用、挪用、克扣等资金管理不严的现象,使最后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中的补偿费变得更少。

3.补偿原则和内容突破不大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补偿原则是“依法足额”,依的法是相关的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然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对土地征收是按照土地原用途进行补偿,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市场价格及土地发展价格,这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是不合理的,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给征收人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补偿标准过低。

4.土地征收程序设计不够规范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对土地征收程序作了规定,被简称为“两公告一登记”程序。但是,当前的立法在许多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存在漏洞,具体表现在:(1)土地征收目的的合法性审查没有纳入土地征收程序之中。(2)缺少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3)失地农民的参与权无法得到有效发挥。(4)对失地农民的救济措施规定不足。

5.征地补偿标准偏低

《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由于现行的土地法规对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不具体,在实践中很多用地单位往往采取下限标准来补偿,标准明显偏低。首先,征地补偿的费用远低于土地的出让收益;其次,征地补偿的费用远低于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再次,征地补偿费远低于作为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按农业经营收入来制定的补偿费大大低估了土地对农民的经济价值。

四、日本和台湾地区征地补偿制度之借鉴

1.日本的征地补偿制度

日本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由多项内容组成的一套完整制度,主要包括补偿原则、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方案确定程序和补偿争议的救济等内容。

日本宪法将正当补偿原则规定为土地征收的补偿原则,其第29条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可以为公共目的之使用。”何谓“正当补偿”,现在日本学者认为,除了农地改革等社会改革外,通常的公用征收等,应该采取完全补偿说,实行完全补偿。

日本土地征收的补偿范围包括:(1)对土地等的补偿,指对被征收土地、房屋等所有权及其他具有财产性价值的权利的补偿,实行完全补偿。(2)剩余土地的补偿,指对于被征收后剩余土地不成形状或面积狭小时,对其价格的减少部分进行补偿。(3)通常损失补偿,指在土地征收中,由于征收而通常可能导致权利人蒙受的附带性损失,但不包括对精神上的损失补偿和重建生活的补偿等。(4)对第三人的补偿、公共补偿。关于对土地所有人及关系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补偿,《土地征收法》规定了沟墙补偿,《伴随公共用地的取得的损失补偿基准纲要》仅规定了对少数残留者和离职者的补偿。公共补偿是对征收中侵害公共设施等的补偿。

关于补偿标准,1967年日本《土地征收法》对补偿标准采取了以交易价格为原则、以事业认定公告时为基准时这一价格固定制。《基准纲要》进一步规定对土地以正常的交易额为补偿额,计算的时期为契约缔结时。

日本现行的补偿方式吸取了德国的做法,规定以金钱补偿为原则,现物补偿为例外。现物补偿的方式主要有:提供替代土地(换地)、开造耕地、开造宅基地、代为实施工事、代为迁移等。

日本的征地补偿方案的确定是由兴业人事先拟订补偿标准,再与被征收人进行协议,如达不成协议则由征收委员会裁决。

关于补偿争议的救济,兴业人或土地权利关系人对损失补偿金额不服时,不能提出不服申诉,只能在收到征收委员会的裁决书后3个月内以另一方当事人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

2.台湾地区的征地补偿制度

台湾在2000年公布实施《土地征收条例》,统一了土地征收规范。

台湾土地征收程序中比较具有特色的是严格规定土地补偿款的支付时间以及土地在法定时间内未被使用,原土地权利人有权申请收回土地。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235条前款规定:“被征收土地之所有权人,对于其土地之权利义务,于应受之补偿发给完竣时终止,在补偿费未发给完竣之前,有继续使用土地之权。”在台湾地区,政府因公用征收而取得被征收不动产所有权的时间,应为补偿费付清之时,这样的规定十分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具体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支付时间是由申请用土地人在公告期满后的15天内必须缴付完毕,这样有利于督促需用地人及时付清土地补偿费用。同时台湾法律也通过“专户保管”的规定来约束被征收人及时领取土地补偿款,防止被征收土地所有人延迟、拒绝受领土地补偿费而给申请用地人带来损失。

同时,台湾土地征收法律严格规定土地征收后必须要按照规定的计划使用,如果在土地征收补偿费支付满三年后,被征收土地没有按照规划使用,原土地使用权人可以申请收回土地。法律规定明确了需地人和被征收者关于土地交付时间、土地补偿款收取时间以及用地人开发的时限,即保护被征收者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需地者的合法权利,达到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

3.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虽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我国的完善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以公平合理的理念作为征地补偿的原则。(2)以市场价格作为征地补偿的标准。(3)以补偿范围扩大化和补偿形式多样化为目标。(4)以专门的立法来规范征地补偿行为。(5)以严格的程序来确保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

五、完善我国征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

1.提高立法位阶,完善征收补偿条款

“一部宪法的原则和规定只有符合现实情况和需要,才能构成其发挥治国的工具作用的前提条件。”应当提高我国土地征收立法的位阶,制定独立的《土地征收法》,对征收补偿的原则、方式、标准及相关程序作出严格的规定,使土地征收从开始到执行包括监督都安全置于法律规制之内,最终形成相关法规完备、衔接紧密、形式统一、可操作性强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

2.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

土地征收应严格限定“公共利益”范围,参照国际上有关国家的规定,可以对我国的“公共利益”采取概括和列举并用的方式规定,具体可以包括:(1)国防军事需要用地;(2)政府机关和其他公益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需要用地;(3)教育、科学、文化、环境、卫生设施需要用地;(4)交通、水利、能源设施需要用地;(5)城市基础设施需要用地;(6)国家重点工程用地;(7)其他公认或经听证程序认为是公益事业用地。

3.明确产权主体

可以借鉴德国立法有关“权利损失”补偿的规定,在土地征收补偿法中明确规定征收补偿的主体是土地上存在的土地物权的权利人以及因征地造成实际损失的人;对于所有权的主体应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补偿主体应当是该物权的权利人;对于其他实际造成的损失,其补偿主体应当是实际损失人。

4.确立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

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虑我国的土地制度、“三农”问题的特点以及我国目前各地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根据土地的区位、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供求关系等因素制定公平合理征收补偿的标准,既要求补偿的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适时调整,又要为我国保护公共利益提供必要的回旋空间。

5.设计规范的土地征收程序

规范的土地征收程序可以从几个方面完善:(1)建立征收目的的审查制度。(2)建立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可从征地范围的决定权、征地审查权、赔偿方案确定权等方面来规范。(3)保障失地农民的参与权,规定听证程序。我国目前《征用土地公告办法》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之后,如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要求听证的才举行听证。应将听证程序前移至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之前,且必须举行听证。(4)引入司法救济途径。司法救济是维护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引入司法救济途径是保护失地农民利益的有力保障。引入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可以确保农民的诉讼权利。

6.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建立一套健全和完备的土地评估体系和方法,以便于政府在土地征收时委托具有丰富土地转业知识和经验的土地评估师,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勘查评估,以确定被征收土地的正常交易价格,使被征收人和征收受益人双方均能信服和接受。

六、结语

农村土地征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举措,也是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失地农民在我国已经形成一个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失地农民权利的保护,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对于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需要与时俱进,针对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从法律上加以约束,有效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舒小庆:《论失地农民权利的制度保障》,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221页.

[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物权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载news.省略/a/20070327/002892.htm,于2011年5月12日访问.

[3]柯友芳、朱永宁:《浅议〈物权法〉规定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载wlfz.省略/Readnews.asp.newsiD=339,于2011年5月12日访问.

[4]梁立宽、陈利根:《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善》,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第7卷第7期,第79页.

[5]钟头朱:《日本征地补偿制度及其启示》,载《特区经济》2010年3月,第82-83页.

[6]学说上对于“正当补偿”有完全补偿说和相当补偿说两种观点。完全补偿说认为,补偿必须将不平等还还原为平等,即对于所产生的损失的全部进行补偿。相当补偿说认为,只要参照补偿时社会的一般观念,按照客观、公正、妥当的补偿计算基准计算出合理的金额予以补偿即可。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7]李穗浓:《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改革――以农民利益保护为核心》,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网络出版年期2010年12期,第33-34页.

[8]谢在权:《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9]宋均梅、陈利根:《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征收制度》,载《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5年第6期,第75页。专户保管:根据台湾法律规定,如土地所有权人延迟或者拒绝受领的,土地所在地政府应当在支付补偿费用期限届满次日起3个月内将土地补偿费提存在专户进行保管,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土地申请用地人的支付义务视为完成.

[10]李穗浓:《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改革--以农民利益保护为核心》,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网络出版年期2010年12期,第34-37页.

[11]梁慧星:《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第85页.

[12]黄蓓,黎继忠:《试析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农民权益保护为视角》,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10期,第117页.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3

一、日本宪法29条3项「正当补偿之内容

日本宪法29条3项规定,「私有财产,在有正当补偿之下,可供公共所使用。根据此一宪法条文,作为有关以公共为目的所为土地征收之一般法的土地收用法在1995年被制定;该法就损失补偿设有相关规定。因公共目的有兴办事业之必要,并基于该必要性而拟征收土地之场合,成为征收对象之土地或建筑物上所存在的所有权或租借权等,将因公共利益而从己身所有土地上被剥夺。原本,在利益为社会全体所共享之场合,本即应当由社会全体平等负担之;但实际上,某特定人因特定事业而需用土地之场合,却不得不让土地所有人负担该需用土地,而将之充作公共事业之用。此虽然是现实(实际)情况,但是本来应由社会全体分担的负担,却由该土地被征收者个人所承担者,乃是不平等之负担;因此为将此不平等负担转由社会全体负担而被承认的制度,即为损失补偿制度。因此,日本宪法29条3项所规定的「正当补偿,若举土地征收的案例来说,在对照私有财产权的旨趣及平等原则之同时,因土地征收乃是个别且属偶发地剥夺土地所有权之故,对其补偿必须是完全补偿;而如此一想法正是议论学说或判例之出发?H.

二、土地征收法之程序及征收补偿等之内容

简单就土地征收法所规定的程序流程作一介绍,之后再对征收补偿等进行说明。1.土地征收法之程序(1)土地征收之当事人土地征收程序之当事人有「为公共利益兴办事业之事业主〈起业者、土收3条〉以及土地所有人或关系人。所谓关系人,是指土地所有人以外之权利人〈土收8条〉。(2)土地征收程序—事业认定及征收裁决—土地收用法所规定之征收程序的流程可以加以图示化,如图1所示;而征收程序,可大致区分为①关于事业认定阶段以及②关于征收裁决阶段。所谓事业认定,是在确认具体的起业者或事业计划,并判断是否该当土地征收要件之后,对于起业者赋与征收土地权利之行政行为。而所谓征收裁决,是由征收委员会站在第三人的立场,确定起业者的权利内容,在调整起业者和被征收人间的纷争同时,并确定权利关系,以寻求实现征收权之行政行为。事业认定是由国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所作成〈土收17条〉,而②阶段之征收裁决则是由设置在都道府县下的征收委员会为之。又、关于事业认定或征收裁决,因一旦作出认定或裁决后,则该被征收土地之利用或权利将单方地(权力的)被限制并同时被消灭;因此上述两者均被理解为行政行为,而成为抗告诉讼的对象。此外,关于后面将再讨论的土地收用法上所定补偿金额之计算时?H,现存有「事业认定公告时以及「征收裁决时此两对立见解。(3)裁决裁决程序是透过起业者之申请而开始的,基本上于征收委员会作出裁决后程序终了。裁决可区分为驳回裁决〈土收47条〉以及征收裁决;而征收裁决是由权利取得裁决和交付裁决所构成〈土收47条之2〉。是以权利取得裁决来决定被征收土地之区域、权利取得或消灭的时间?H以及有关对权利之损失补偿等事宜项;而除移转费用等应依据权利取得裁决决定之事项外,对于损失之补偿或土地之移转时间等是由交付裁决来决定〈土收49条〉。2.损失补偿(征收补偿等)之原则(特别是金钱补偿原则)及补偿之内容等(1)金钱补偿原则日本土地收用法是以金钱补偿为原则〈土收70条〉。但是在有关提供换地、作成住宅用地、替代进行建筑工程等情形下,例外地承认现物补偿〈土收82条-86条〉。唯,此情形终究是例外。(2)损失补偿的内容〈种类〉①对于土地等之补偿土地征收之补偿之核心,在于对被征收土地其本身作出补偿。因属于对权利本体的补偿,所以又被称之为权利补偿。又此一补偿必须是「完全补偿。②通损补偿〈亦称为通常所生之补偿、附随性损失之补偿〉土地收用法对于因征收所生的通常损失亦予以补偿。具体来说,例如对象移转费用之补偿、营业上的损失补偿、离作费用之补偿等〈土收77条、88条〉。虽然对于这些费用之补偿是否包括在「完全补偿里,尚有疑问;但是已包括其中的见解则已逐渐确定下来。③沟渠围丬之补偿损失补偿被认为是以因征收而直接受到土地被剥夺等不利益者为对象。因为间接性不利益并不被认为是权利遭受侵害,只不过是事实上的侵害而已。但是,作为此一想法的例外,在日本土地收用法上承认「沟渠围丬之补偿〈土收93条〉。例如,某人的土地被征收的诘果,有必要新盖沟渠或围丬的场合,则承认对其补偿。因为对于被征收人以外的第三人亦承认对其补偿,因此也可以将之归类为对第三人补偿的一种。又,依据土地收用法所受的第三人补偿只限于「沟渠围丬之补偿而已;但是依据政府的内部基准「因供公共用地所生损失补偿基准要纲〈以下称「损失补偿基准要纲〉,则对于少数残存补偿或离职者补偿等,亦有所规定。以上为损失补偿的内容,但是对于补偿的计算方法、补偿范围有无扩大到上述补偿之外等,尚有问题或课题存在;以下将针对此些问题的所在说明于后。

三、损失(征收)补偿相关问题(课题)

关于日本损失补偿的问题(课题),可整理为以下4?H:亦即①「完全补偿金额及其计算方法与基准,②土地价格的计算和客?主义,③第三者补偿,以及④生活补偿。1.「完全补偿金额及其计算方法与基准如前所述,土地征收的补偿必须是「完全补偿。对于计算此「完全补偿金额的时间?H,有学说主张应该以事业认定时为基准,亦有学说认为应该以裁决时为基准〈另有对此些学说的修正〉。关于此些学说的对立,在此暂予省略。就计算时间?H,土地收用法于第71条有如下的规定。「对于被征收土地及有关该土地所有权以外权利之补偿金之金额,是将以考虑邻近类似土地而算出公告事业认定时之一定价格,再乘上对照至裁决时为止之物价变动的修正系数所得出之金额。基本上,系以事业认定时为基础,在此一基础上,采取纳入若干裁决时想法的形式来考虑物价变动等来计算补偿金额。此一规定在于予测征收后的事业以避免投机性地价高涨而导致影响补偿金额;但是问题并未被解决。因为地价变动在与物价变动产生明显落差时,问题才会被显现出来。而地价轿一般物价高涨时,此一部分因被认为是被征收人的予期外利益〈ごねどく〉而不予补偿;但是站在完全补偿的立场,则存有疑问。又如地价下跌的情形,则有过度补偿的问题。换言之,上述问题均是起因于固定价格一事上。关于此问题?H,依据日本法院的见解,虽然地方法院判决认为土地收用法71条违反日本国宪法29条3项的规定〈广岛地裁昭和49年5月15日判时762号22页〉,但是最高法院却作出合宪判决〈平成14年6月11日民集65卷958页〉2.土地价格之计算及客?主义关于土地收用法第71条,根据实务专家的著作〈参考文献④参照〉,有如下之叙述:「土地价格应以客观价值来计算,因此在评定价格的时,应该统一以一般交易价格为基础。所谓一般交易价格,是指在邻近类似土地有交易价格存在的场合,就以该价格为基准;如交易价格不存在的情形,就以邻近土地或类似土地的正常价格、收益还原价格等为基准,并就该土地之位置、形状、环境等综合考虑后评价之。〈解说19页〉扼要说明此一主张的话,就是土地价格的计算,应该依据客观价值来决定,而其客观性取决于交易价格。进而导出,对于予期利益?逸失利益?〈假设该土地若未被征收,今后可必然可以得到的利益〉或精神上的痛苦,不给予补偿的诘论。然而,如此是否妥当,尚有疑问;亦即,关于予期利益应否被包括在通损补偿中处理,纵使是对于精神上的痛苦,学说上亦尝试朝向承认补偿方向解释。关于土地收用法的客观主义,有下述说服的说法。「对于人来说,如因征收而导致土地被剥夺,只要能得到财产损失的补偿的话,就没有精神上的痛苦,又,即是以能凭藉一己之力维持向来的生活此种人生观为前提的。〈参考文献①参照〉但是在此应附带一提者是,日本亦存有修正上述人生观的动向。3.第三者补偿在日本,伴随土地征收而来的损失补偿,应该以直接被征收的被征收者为实施对象,除「沟渠围丬补偿之外,原则上第三人非属损失补偿对象所及。但是,因贯彻此一原则所衍生的问题,已被提出。例如,在兴办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场合,因该事业的实施导致该土地被征收人以外的第三人〈附近住民〉亦遭受损失的情况。此可说是伴随公共工程所?常发生的现象;但是对于此类所谓「事业损失的问题,该采取如何因应方式,已成为问题。对此,日本土地收用法并无相关规定;但透过为施行「损失补偿基准要纲的阁议了解,如事业损失超过一般社会通念的忍受程度,且其发生被视为当然者,则对其赔偿,已被承认〈参考文献②④228页参照〉。4.生活权补偿所谓生活权保障,是指为保障生活或生存权而被承认的补偿。举日本国宪法来说,一般是将其根据求诸于宪法25条以及14条。在过去,损失补偿是出自于保障财产权的观点,故因土地征收所生补偿的应有方式,基本上是金?补偿。本文前述的强烈近代生活观,乃是其前提。相对于此一思考方式,在日本学说或实务上存有部分修正。具体来说,成为问题的有:①狭义的生活补偿,②生活重建措施,③少数残存者补偿,④离职者补偿。关于②和③,透过「损失补偿基准要纲,已被承认;但是①则不被承认。再者,此生活权补偿如果没有法律规定,仅是依据其为「损失补偿基准要纲所承认的关连,对于国民能否作为向行政或法院提出请求的权利,又其根据为何,均尚有议论之余地。学说虽主张可由宪法导出,但是裁判例却是呈现消亟见解〈东京高裁平成5年8月30日〉。而此一问题确可说是日本损失补偿的重要课题。

结语

以上为本人的报告。总之,日本的损失(征收)补偿,是以所有权(权利)及其它权利的归属者为对象所架构起来的损失补偿。而补偿金额是基于客观主义根据交易价格所确定的这种想法,乃是运用的基础;但是,对于此一运用,仍存有许多问题及课题被指摘出来,因此,对于此些问题的因应,乃是目前必须面对的课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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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芝池义一[行政救?g法讲义?第3版?]〈有斐阁、2006年〉205-225页。

②室井力编[新现代行政法入门?2?]〈法律文化社、2004年〉176页以下?安本典夫执笔?.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4

[摘要]本文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之现状,当前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完善的主要思路。[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土地立法一、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之现状根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应当对被征收土地的农民进行不降低生活水平为原则的补偿,从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分析,任何标的物的流转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原则,否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在美国,财产法将宪法规定的合理补偿规定为补偿所有者财产的公平市场价格,包括财产的现有价值和财产未来盈利的折扣价格。“对抗政府的一系列的干预,补偿可能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我国现行的土地补偿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补偿原则各国的土地立法中都规定了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我国也不例外,目前通常采用的补偿原则主要有三个;一是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是补偿或补助性质的,而不是地价;二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补偿;三是依照法定标准予以补偿。随着我国《物权法》的颁行,对征收补偿又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新的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安置必须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2.补偿项目及支付对象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2007年颁行的《物权法》增加了新的规定:征地补偿费用包括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支付对象是向被征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向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支付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向因征地而造成的富余劳动力支付的安置补助费。3.补偿安置费用标准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至于青苗补助费和其他地面附着物的补偿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执行?二、当前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1.“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如同前面分析,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哈耶克指出,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辞的表达为“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实践中建设项目繁多,“公共利益”需要的尺度很难把握,政府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极易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将商业目的用地纳入土地征收的范围,从而损害被征收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2.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范围过窄(1)土地补偿标准过低。低成本征地,极易导致有关国家机关征地行为的随意性、严重侵害相对人权益?补偿标准不够科学合理,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甚至使失地农民彻底失去生存的依靠,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很难以保证被征地农民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更忽略了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土地发展权。(2)低价征收,高价出让,补偿费用难到农民手中。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这种补偿标准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但仍存在着不足。在实践中,有的县级和乡镇政府也参与到补偿收益的分配中,从而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得到的补偿减少。同时,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的使用、管理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督,农民得不到妥善安置的情况时有发生。3.征地程序欠缺,透明度不高,将农民置之度外科学合理的土地征收程序可以预先设定行政机关的权限,规定其决策的依据和步骤,避免行政机关专断和滥用职权,保证土地征收的顺利进行。但是在我国,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容易带来行政权力的泛滥。且由于土地征收费用低,很多土地被征收后闲置,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被征收土地者在整个土地征收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如补偿方案的确定是由政府核准并实施,征收程序的公正性难以保障。农民寻求救济往往采取集体上访甚至更为极端的解决方法,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完善的主要思路1.民主的决策。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一定要通过“公共程序”去寻求。因此,必须明确以下两点:一是将商业性用地严格排除在外,当土地与商业性相联系时,就不能通过土地征收的手段来实现;二是应当严格控制土地征收的范围,尽可能减少征收集体土地,只有合理规划,严格审批,才能有效保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征收过程中,注重被征收土地者在整个过程中的参与,设置科学合理的救济措施,保证在发生争议时,被征收土地者可以通过多种救济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2.科学的立法。在立法方面要完善相关制度,包括有关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设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基本上保证农民不因土地征收降低生活水平?细化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从我国实际出发,结合国外经验,适当扩大征收补偿范围,将残余地分割损害、正常营业损害以及其他各种因征地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等可确定、可量化的财产损失列入补偿范围,以确保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借鉴国外立法条例,结合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程序。3.平衡型的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中,在维护、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与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之间,谋求一种平衡——通过公众的参与,通过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动态平衡,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既防止公民权的滥用,同时也防止行政权的滥用。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5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补偿漏洞补偿完善

一、补偿漏洞

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虽然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存在,并经过若干法律的修订,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但从总体来说我国的土地补偿制度很不完善。不仅反映在立法层面上,也体现在制度操作层面上。

1、立法层面上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在某些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还制定了征收土地补偿的规定,如北京和上海两地。这些规定既不系统,也不全面。相对具体的只有规章的规定,在立法上反映不出征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

2、制度层面上

由于政府权力缺乏制约、存在大量的违规现象,农民权利被严重侵害。首先是政府违法压低补偿费,低价征得农民土地再高价卖给开发商,从征地中获取暴利;其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村委会、村干部剥削瓜分农民的补偿费,使失地农民雪上加霜;再次是征收补偿程序中农民的听证权无法实现。听证会大都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参加;最后是司法保护薄弱,民事审判往往以征收补偿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为由不予受理,行政审判庭则以各种方式阻止农民起诉。[1]

二、补偿完善

鉴于以上问题,有必要对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以完善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1、补偿主体和权利人

补偿主体是农村土地征收中向农民给付补偿金的主体,在征地补偿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此问题,理论界一直不大关注,政府充当补偿主体似乎不容置疑。我国土地征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益人使用,即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征收土地之后,还要将土地卖给真正开发使用土地者。这些土地使用者称为“受益人”。另一种情况为政府使用,如用于军事设施建设。这种情况没有明确的受益人。为确保政府在征收土地的中立地位和征收补偿的公正合理,借鉴域外经验,应当明确有受益人的情况下由受益人作为补偿主体,在没有受益人的情况下,由政府作为补偿主体。至于征地补偿中的权利人应该为丧失土地的农民本人,而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补偿标准和范围

补偿标准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因为采取何种标准直接关系农民所获补偿金额的大小。征收标准的确定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土地的价格实际上是地租的资本化或资本化的地租,即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因此,土地价格的确定可以参考每亩土地年平均给农民带来的利润和同期银行的不定期存款利率来确定。

具体公式如下:设若该地区每亩耕地一年的产值减去农民的投入后年利润为人民币X元,而征地当年的不定期存款利率为Y,则该每亩土地的市场价值Z=X/Y。此Z即可确定为每亩土地的基准地价。这个价格意味着,农民个人通过出让土地取得Z元后,即便把钱全部存入银行,其每年从银行所获取的利息与其继续耕种土地所得的利润完全相同。这就基本保证了农民的利益,保证其原有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

3、补偿方式

关于补偿方式,改革的呼声很高,一些学者借鉴东南沿海征地补偿中政府、集体与个人共同缴纳保险费的办法,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应当重视对农民的社会保险补偿方式,[2]还有一些学者针对我国一次性货币补偿的缺点,提出了“分期补偿、土地使用权入股安置、留地安置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安置。

从我国农民谋生的技能较低、进入城市后就业困难的现状出发,上述补偿方式可以弥补单一金钱补偿的不足,有利于失地农民的生活安置。除以上金钱补偿外,还可以增加以下几种补偿方式:一是置换地安置,即给与被征地农民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土地。二是留地安置,即将部分被征收土地给农民兴办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或招商引资。三是土地债券安置,即将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用直接入股到征收土地上建设的经营型企业中。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6

摘要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土地管理法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集体土地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8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可见我国的集体土地即是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以及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

(二)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

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2004年3月公布实施的“宪法修正案”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由上述法律规定可见,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主体是国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征收或征用,但应予被征收权利主体以相应补偿。

二、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现存的主要问题

(一)征收程序不规范

首先,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该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既是土地征收的决定者,又是补偿标准的制定者,还扮演着正义裁决者的角色。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监督机制缺失导致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的权力滥用,滋生腐败。其次,在决定土地规划和征收时,缺乏有效公开的听证程序,被征地者只能被动的接受,知情权受到侵害。最后,在确定征收补偿标准时,被征地农民没有参与权。虽然《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在实际征收操作过程中大都是主管部门自己确定,即使实行征地听证制度的地方,也大多流于形式,参加听证的多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很难真实的反应失地农民的利益。

(二)征收补偿范围过窄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1款规定:“征收土地,按照原有用途给予补偿”,第3款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可见我国法律规定征地补偿的只是土地原来用途的直接损失,并不包含间接损失。按照原来的用途补偿损失剥夺了土地发展权带来的收益,土地补偿与土地出让金之间形成的巨额剪刀差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三)征收补偿标准不合理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可超过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能超过土地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根据上述规定,征地的补偿计算标准是该土地平均年产值为计算单位,即“产值倍数法”,这种计算标准表面看非常合理,实际是不合理。以某省会城市为例,政府给出的土地的出让金金额为每亩500万,假设该地农民每亩的年产值为2000元,按照规定其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为2000元,全部按照最高来算土地补助费为2万,每人安置补助费为1.2万,假定一个农户有耕地8亩,人口为5口,其总补偿费为22万元。补偿费与土地征收后的收益相比是不值一提的。

(四)补偿费的分配不合理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由此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小组,权利主体的多元性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享有主体混乱。很难保障失地农民补偿费及时足额到位。

(五)补偿安置方式简单粗糙

一直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但是据调查显示,80%以上的土地征收采取简单的货币方式补偿安置,金钱具有很强的融通性,可以灵活的支配和使用,大多数失地农民乐于接受这种补偿方式,所以现金补偿一直是补偿安置的主要方式。然而坐吃山空的现象普遍存在是这一方式的主要缺陷。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方式虽然大多数的失地农民乐于接受,但补偿金用尽后的生活、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更应得到关注。

(六)缺少专门的土地征收纠纷处理机构

近年来,频见于报端的征地引起的各种不和谐事件,多是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找不到相应的纠纷处理机构维护其权利造成的,虽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当地政府对相关纠纷有协调、仲裁的权力和责任,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失地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维护。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是土地征收的关键,本文认为合理协调相关各方利益,处理好上述问题是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的要求,也符合当前城市化进程、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7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缺陷及完善

一、目前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概况

我国土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那么作为土地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土地所有权也相应分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而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我国的土地征收也只能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因此本文所谈的土地征收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征用。

二、当前土地征收制度的缺陷

(一)土地征收权被滥用

当前土地征收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与我国土地征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政府对土地管理的缺位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实际上公共利益的概念已被扩大到经济建设,可以说许多企业都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来申请用地,那么这就存在一个“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问题。

(二)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和范围不合理

1、补偿标准和范围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按照目前的土地征收制度,实际上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即由农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既然是两种所有制的转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价格就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就应该由法定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来评估。而现行法律规定是按照被征用土地前3年的平均产值的6―10倍来计算的,一方面这种制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市场、土地用途、地区差异、种植条件等。另一方面按照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征收是单方强制性的,被征收单位不得拒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被征收土地的农村组织和农民只有对土地补偿标准有异议的,才有权要求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

2、征地补偿范围小、标准低

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土地征收的补偿范围一般限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土地复垦费或耕地开垦费等。这样的补偿范围在土地市场发展的今天远远弥补不了农民失去土地的损失。因此是否能考虑一下象国外一样进一步扩大征地的补偿范围,如加拿大的土地征收补偿一般包括(1)被征收部分的补偿,必须根据土地的最高和最佳用途及当时的市场价格。(2)有害或不良影响补偿,主要针对被征收地块剩余的非征地,因建设或公共工作对剩余部分造成的损害,可能还包括对个人或经营损失及其他相关损失的补偿。(3)干扰损失补偿,被征地所有人或承租人因为不动产全部或基本征收,因混乱而造成的成本或开支补偿。(4)重新安置的困难补偿。

(三)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缺乏民主

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虽然对建设用地的规划、批准及其实施方案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严重侵犯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而事实上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不但不听取意见,甚至在补偿方案未出台的情况下用地单位就将推土机开到地里。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早已不是新闻。实质上不管是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或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立法目的都是为了规范和监督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防止征收权利被滥用,在这里主要是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主任、组长,因为他们的民主法律意识很淡薄,有些事情不要说召开村民会议,甚至事后也不通知群众,严重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条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一个小组长甚至连上百亩的土地都敢私自出卖,完全不顾村民的利益,更不考虑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后的生计,这也是近年来土地上访案件逐渐增多的原因之一。

三、对完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从立法上明确“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的概念

我国2004年《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上述两部法律虽然对土地征收和征用作出了规定,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土地征用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还未作出相应修改,立法上有点滞后,在现行土地征收、征用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法律空挡。那么什么是土地征收?什么是土地征用?实际上征收和征用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不同之处在于,征收是所有权的改变,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

(二)尽快制定《土地征收法》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8

【关键词】土地征用补偿补偿制度存在缺陷制度的完善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土地征用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方式,土地征用补偿问题逐渐上升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和关注的重要课题。土地征用补偿的实质是国家给原土地权利人因征用其土地所造成的损失按照相关规定给予一定补偿。虽然国家在土地征用补偿方面给以了极大的重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协调好社会发展和公民利益间的关系,必须要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二、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征地行为缺乏规范性,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在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制定方面形成了重征用轻补偿的模式,虽然我国在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方面建立的比较早,但至今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仍无宪法依据。就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来看,各种制度的规定分散在“单行的各个法律中”并且土地征用补偿标准针对不同地区差异性较大。现行的立法使得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因无法可依,造成政府行为失控或公民权力受损等问题发生。

(二)补偿标准偏低,难以达到补偿目的

补偿费用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被征地公民的利益。《土地管理法》第47条中规定:国家依法征用集体土地,按照被征用土地征用的原有用途给予补偿,包括土地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如果按照最高补偿30倍来计算,每亩地平均年产值2000元,补偿费也才只有6万元。“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依据上述规定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仅仅相当于公务员一两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仅仅能够维持两年多的基本生活”。基于征地补偿标准较低,使得被征地公民的生活水平直接受到影响,难以保证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原来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对于基本是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而言,通过低廉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买断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得他们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农民拿到同原来土地生产收入不成正比的补偿费用后,如果政府没有对农民进行妥善安置,一旦将这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支配完,农民为了生存往往会铤而走险,做出一些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行为。

(三)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

土地征用收益为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及土地征用后的补偿费。因我国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故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应该是合理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然而,就当前的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现状来看,部分地方乡镇政府也参与土地补偿费用分配当中,使得作为集体土地使用者和经营者的农民收益直接受损。

三、完善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思路

(一)完善土地征用补偿立法,规范土地征用行为

我国土地征用补偿问题之所以难处理,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在土地征用补偿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难以有效通过相关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具体来讲,应在宪法的相关规定下,科学合理制定系统完善的土地征用补偿法。这样可以将原来分散的补偿规定汇集在一起,利于各条文间的衔接和立法精神协调,进而使补偿标准明确化,补偿形式合理化。针对当前农村地区土地征用补偿政府说了算的问题,应加强规范土地征用补偿行为,确保被征地农民利益不受损害。可以通过建立土地价格评估制度和征地补偿方案听证、审批制度,征地补偿民主决策制度,征地补偿争议司法救济制度等程序制度来避免该类问题的发生。

(二)合理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

针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农民被征地后的收益无法得到保证问题,我国应进一步明确“谁征地,谁出钱”原则和“谁所有,谁受益”原则,确保征地补偿所得费用农民能拿到手中,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避免因农民合法权益受损,土地被征用后无稳定的生活收入来源,做出危及社会稳定和谐的行为。

(三)改革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我国在土地征用补偿方面,采用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实践表明,这种补偿方式存在很大的弊端。为此,我国应加大对土地征用补偿改革的力度,在补偿方式确定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农民近期利益,而且也要考虑农民的长远利益。改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为多样化的补偿方式,比如可以采取实物补偿方式。

此外,为了能够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应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范围,保证失地农民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权利。

(四)细化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主要是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这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土地征收立法进行修改,应从我国实际出发,结合国外经验,适当扩大征收补偿范围,将残余地分割损害,正常营业损害、相邻地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因征地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如律师或专家的费用、权利维护费用等可确定、可量化的财产损失列入补偿范围,以确保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举措也有利于被征收人积极配合土地征收工作,保证征收活动的顺利进行。

(五)实现土地征用补偿方式的多样化

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土地征用的补偿方式既可以采用货币补偿,也可以采用实物补偿。其中,实物补偿又可以采取迁移代办和工程代办补偿、替代地补偿等相结合。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建议创办一套以货币安置为主,以留地安置、土地开发整理安置、社会保险安置和农民集体土地入股为辅的补偿安置模式。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9

宅基地使用权征收补偿现状

我国目前关于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规定尚不统一,《物权法》肯定了宅基地使用权这一权利地位,对于该权利受到侵害时需要补偿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等公法并没有明确这一权利。以及各地区各异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对于宅基地使用权这一特殊的财产权,其性质与一般财产权利相比较必然存在着许多的特殊性及局限性,加之地方法规对于《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弹性规定的自我限定。因此,现今针对这一权利的补偿的法律依据上是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此外,目前地方针对宅基地及其上房屋征收补偿设定了许多不同的方案,例如,许多地区将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直接与其他补偿结合一体,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权利所得到的补偿具体的数额;另有些补偿方案中则是直接用货币进行补偿;还有则是用“以地换地”的方式来补偿被征收人因征收而收到的利益损失。

宅基地使用权征收补偿存在的问题

法律法规不具体、不明确

1、《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物权法》中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其中《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四十四条分别是关于征收、征用的补偿规定。《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因宅基地及其上房屋的征收而消灭应得到补偿做出了明确的原则性规定。

2、《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其他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再根据其相应的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在此,集体财产的所有人是集体成员,当集体土地被征收时,集体成员当然享有得到补偿的权利,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权利人仅能对于其享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得到补偿。那么,在此土地补偿费应理解为仅对宅基地所有权被征收的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则是对宅基地上的住宅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被征收的补偿。如此一来,《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的“土地补偿费”被《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限定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就宅基地及其上房屋征收补偿问题《土地管理法》仅做出弹性极大的规定,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补偿标准问题。

3、地方性规章的相关规定

各地区各省人大、其常务委员会及当地政府根据《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结合自身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也因其所重点参照的法律不一致而导致在工作中具体补偿标准的不一。

当我们看到在各法律法规对于该问题的规定是如此之多,却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统一。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因为这些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补偿问题只是做出原则性规定,这就需要地方性法规对该问题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据调研所得,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在各地方制定的相关实施细则中并没有得到具体的体现,又基于如上所述《土地管理法》并没有明确的做出规定,仅是总的规定补偿问题,而国务院所颁布《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土地管理法》中“土地补偿费”的限定性解释,导致许多地方法规也没有对该项权利的补偿问题做出相应规定。

补偿不明确及补偿标准偏低

宅基地及其上房屋被征收,因此需要给予权利人合理的补偿。据前期实践调研所得,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以房屋的补偿与安置相结合的方式来补偿被拆迁人,根据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于2007年的《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拆迁住宅用房,实行以调产安置和货币安置为主、迁建安置为辅的安置方式,严格控制迁建安置。选择迁建安置的,不能同时选择其他的安置方式。”又据相关部分人员的介绍以及在该地区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所得,该地区绝大所数被拆迁人是选择调产安置。

1、货币安置

就以《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为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中有调产安置、货币安置和迁建安置,其中最为直接的补偿方式就是货币安置,货币安置即由拆迁人提供相应的安置补偿金,由被拆迁人自行选购商品房的调产安置方式。结合当地货币安置的具体规定来看,即本意见的第十四条: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安置的,其补偿安置适用下列规定:(1)被拆合法房屋可安置面积内货币补偿金额=(商品住宅平均价格-基本造价+被拆房屋重置价格成新)可安置建筑面积

其中“商品房平均价格”该意见则是根据《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有关价格和费用标准》而定的,该标准中规定:“2007年有关地段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指导价为:一类地段每平方米3600元,二类地段每平方3500元,三类地段每平方米3200元,四类地段每平方米2500元。”被拆迁房屋充值价格“则按房屋结构等姐分为多个标准:钢混结构则从一等至三等的住宅重置价格分别为1060、800、720,非住宅为1260、1000、870元;砖混结构也从一等之三等分别为:700、620、520,非住宅分别为850、700、600元。”基本造价“则也分为两个部分,即:钢混一等1060元,二等为800元,三等为720元;砖混一等为700元,二等为620元。”

除此之外,还需结合地段等级范围划分、房屋成新标准、住宅楼层差价、住宅朝向差价率等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最终才能得到货币安置的货币补偿数额。据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选择这一安置补偿方式的人是非常少的,理由则是该补偿方式所得到的补偿是很少的。那么在2011年的现在,房价的飞快上涨已是有目共睹,但在政府部门网站上所看到相关公开的近期(2011年7月26号)的拆迁公告中补偿安置标准按镇价[2007]33号、镇价[2009]38号及相关文件执行,即根据镇海区物价分局2007年及2009年的标准进行补偿。在镇海区国土资源分局网站上所公开的征收补偿标准则是笼统地将耕地、建设用地等合并补偿,则不能看到其具体相关标准。基于选择货币安置的人非常少,则按照常理即可知补偿之中针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标准事实上则也是相应偏低的。

2、调产安置

调产安置是多数人所选择的补偿方式,这一方式既能够满足被拆迁人在房屋被征收时的需要,也便于政府各种拆迁工作的实施。但是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宅基地使用权补偿问题!根据《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2)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可安置面积部分给予安置补贴,补贴金额为:(安置房基准价格-基本造价)可安置建筑面积。

拆迁人选择了安置房屋,他所能得到的补助是相对较少的,据当地调查结果显示,在有些情况下,被拆迁人还是需要向政府补一定数额的钱才能得到被拆迁人理想中的、适当的安置房。但是,在此,需要说的并不是这一问题,而是宅基地使用权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虽然说安置房也涉及到土地使用权,但是该土地的性质是国有土地,即国有土地作为建设用地其使用权为70年,而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其使用年限,只要该被拆迁人是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那么就享有申请宅基地用于建造房屋的权利,如此一来,许多学者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期限为永久性。

完善宅基地使用权征收补偿制度的建议

立法原则上归于统一

基于上文已分析宅基地使用权年限问题,永久性一词,相对于调产安置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70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计算差价的,那么这必须将这种偿转化为另一形式,而不是直接地计算比较。但是,于立法上而言,这里所说的立法,指的是《土地管理法》的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以及各地的地方立法的修改。这样至上而下的统一,在执法过程中也将是保障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最有力的依据了。将宅基地使用权补偿的具体化,又将成为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各地方具体情况不同,也必将产生不同的补偿方案。但是,这对于目前的宅基地征收补偿问题来说既是迫在眉睫的,也是从立法上根本的解决这一补偿问题,只有在立法上做的更完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则也是一个关键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都是环环相扣的关系。

合理规划,适当选择安置补偿方式

与调产安置相比,迁建安置是一种在征收补偿过程中较为公平的补偿方式。迁建安置指由拆迁人按被拆除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并提供迁建用地的有关费用,由村民委员会负责按有关规定办理用地手续,在规划确定的农居点复建多层住宅进行安置。《物权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对定“宅基地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灭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失。对失去宅基地的村民,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因此该迁建地应为宅基地,在此种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便能得到延续。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由于规划的严控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土地利用的严峻形势,迁建安置的适用范围较小。

安置区的土地特殊化

将征收补偿的安置房相对集中,重新规定其土地使用年限,即将国有土地特殊化。农民因征收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将直接导致农民失业,随即影响农民的生活水平。众所周知,目前城镇居民与农村的生活水平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虽然说对农民往后的生活水平问题应由安置等措施来给予帮助的,但是将安置区的土地特殊化,在房屋问题上解决被征收人的后顾之虑,或者是说在被征收人在失去宅基地的那一刻开始,起点的拔高,也许有利于其往后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安置区内被安置人员的生活水平与原城镇人口生活水平差距逐渐缩小,被征地人能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及模式,能够有一定高度的生活水平之时,或者一种更加理想的状态之下,即待到两者在生活水平处于相当水平线上,即完全城市化,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待到这时则是要保证全体人们的平等性问题,即可再将其土地性质变更、统一。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篇10

内容提要:现行法律未分别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标准,给《物权法》第42条第2款及第132条的适用带来了困惑。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集体土地征收应采取“二元化”的补偿模式;基于法经济学分析,在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假设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应以其市场交易的均衡价格作为补偿标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应分别采用年平均产值、失地农民转业培训标准、居民社会保障标准,作为其收入、就业及社会保障效用减损的补偿标准;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应以延期收益损失作为补偿标准;分别考量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即可确定已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征收补偿标准。

土地征收补偿是当前农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注: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2002年上半年,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等问题,占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涉及征收纠纷问题,这其中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参见孔祥智:《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受偿意愿”(wta)和补偿政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也是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就理论层面而言,学界对土地征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地征收目的的正当性,即“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1]二是,农地征收补偿的正当性,即农地征收补偿标准、范围及程序的正当性。[2]由于“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外延均具有不确定性,故而对“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并非易事,对土地征收实践中公益目的之确认更是难上加难。据此,土地征收补偿的正当性就成为实现土地征收正当性最重要的依据。而土地征收补偿的核心内容乃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它是征收补偿额度的计算依据,直接决定了土地征收补偿的正当性,因此,研究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3]

就立法层面而言,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明确了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及“平均年产值”的补偿标准。另外,我国《物权法》第42条第2款将社会保障费用也列入了土地征收补偿范围,但对社会保障费用的补偿标准未加规定。虽然《物权法》第132条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因承包地被征收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但对其应采取何种补偿标准未加规定。可见,现行法律仅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补偿标准,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应采取何种补偿标准,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之间应具有何种关系并未明确规定,以致给实务中如何适用《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带来了困惑。

一、土地征收补偿模式:“一体化”或“二元化”

基于对土地征收客体的认识不同,土地征收补偿模式可以分为两种,即“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及“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所谓“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是指政府土地征收的客体仅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故仅应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征收补偿。所谓“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是指政府土地征收的客体不仅应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而且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故而对两者均应进行征收补偿。可见,在“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下,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唯一的征收客体及补偿对象,故只须确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即可。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提留多少补偿款,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分得多少补偿款,仅为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内部分配问题。然而,在“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下,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均为土地征收的客体及补偿对象,因此,不仅应确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也应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可见,研究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我国应采取何种土地征收补偿模式的问题。

基于立法层面而言,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1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而《物权法》对土地补偿费的归属未作规定,只是在第132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可见,《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确立了“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而《物权法》第132条虽然并未明确规定应采取何种征收补偿模式,但已为采取“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预留了法律适用的解释空间。

对于我国应该采取何种土地征收补偿模式,学者之间亦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采取“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2]亦有学者主张采取“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4]相较而言,我国采取“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更为妥当。其一,基于理论层面而言,虽然“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具有征收成本低、征收效率高等方面的优点,但适用此种模式至少存在以下弊端:一是,《物权法》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独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一项物权性权利。(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均为物权性权利,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是否登记可分为债权性权利和物权性权利两种。由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常态,故而绝大多数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性权利。)土地征收不仅发生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且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灭失。可见,采取“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与《物权法》所规定的农地物权结构体系不相吻合,故而缺乏正当性。二是,采取“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无法确保承包方享有话语权,致使承包方的知情权、异议权及财产权等方面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三是,虽然,在“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下,土地征收补偿费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可以由其依照一定程序酌情分配给承包户。但鉴于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民主程序不够完善的现实,“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容易诱发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征收补偿费的分配纠纷。其二,基于立法层面而言,虽然《物权法》第132条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应采取“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但该法条却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承包方有权因承包地被征收而获得相应的补偿。显然,《物权法》第132条作出如此规定是以“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为预设前提。据此,我国完全可以依据“有利法优于不利法”[5]549的原则,基于对社会效果和目的的衡量,采取社会学解释方法(注:所谓社会学解释,是指将运用社会学方法,通过对社会效果和目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具有的文义范围内确定法律规范含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参见胡建淼:《法律适用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9页。)对该法条进行解释,在土地征收实践中采取“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以避免“一体化征收补偿模式”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以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假设

如前所述,在“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下,需要分别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征收补偿。这就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分别厘清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不过,为了构建“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下补偿标准的分析框架,本文先以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预设前提,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进行分析。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

基于比较法视角之考察,域外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1)完全补偿原则,即对土地征收实行全额补偿,其补偿范围不仅应包括经济损失,还应包括诸如感情因素等方面的非经济损失。比如,加拿大在财产征收中征收补偿价格往往要高于市场价格的5%—10%。[6](2)公平补偿原则,即以被征收土地所有权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其征收补偿的标准,而对征收所导致的被征收方的诸如感情因素等非经济损失不予补偿。虽然有学者认为,基于市场价值之公平补偿就是完全补偿,但美国法理学家波斯纳较好地阐述了完全补偿与公平补偿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公平的补偿应被认为是只要支付市场价格就可以了……。因此,宪法意义上的补偿不是完全的补偿,因为市场价格不是每个财产所有权人赋予其财产的价值,而仅仅是边际所有权人对其财产所赋予的价值,且其边际性是外在的和客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所有权人的边际性是内在的和主观的,即所有权人由于拆迁成本和对其财产具有的情感或特殊(可能是怪诞的)的需要,对其财产赋予的价值往往会大于该财产的市场价格。对这些所有权人来说,如果政府征收他们的财产而仅仅给予他们市场价格的补偿,那么这些人就会感到受伤害。征收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从财产上所获得的附加价值或私人价值。但是,只要征收是用于公共使用的目的,公平市场价格便是公平的补偿。”[7]例如,美国基于联邦最高法院1878年的一个判例形成了以市场价值为基准的公平补偿原则。(注:boomco.v.patterson.98u.s.403.(1878).)(3)适当补偿原则,即基于公益目的之需求并参照被征收方的财产状况予以适当地补偿。例如,德国及我国澳门地区实行的是适当补偿原则。(注: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除联邦法律另有规定外,征收必须给予适当的补偿。”《澳门民法典》第1234条规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应当作出适当的损害补偿。”)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至今没有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原则,致使地方政府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问题上“各自为政”,分别采取年产值倍数、区片综合地价等多种征收补偿标准。[2]

诚如苏力教授所言:“任何具体的制度本身都不具有超然的合法性,而都必须以服务人类、特别是当代人的需要为其合法性的根据。”[8]而法律制度欲达致服务人类,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之目的,必须以考量法律制度赖以运行的社会背景为前提。据此,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原则的确立,应立足于我国土地征收状况及其社会背景之考量。我国土地征收的状况及其社会背景为:其一,我国尚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迫切需要大量的非农用地。由于我国城市土地资源整理可挖掘的潜力不大,土地征收仍将是当下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非农用地的最主要来源;其二,我国实行年产值倍数及区片综合地价等较低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已经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因土地征收补偿而引致的上访甚至“自焚”事件频频发生;其三,由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致使稀缺的土地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土地“圈而不用”、“多圈少用”现象比比皆是。上述第一个特征决定了我国不宜采取完全补偿原则,否则将会导致农地征收成本过高,从而减少非农用地的供应量,阻滞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因征地而导致的诸如感情伤害等诸多非经济损失是不好衡量甚至无法衡量的。[2]上述第二个、第三个特征决定了我国也不宜采取适当补偿原则,虽然适当补偿会降低征地成本,但适当补偿不仅会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并且会造成土地资源大量闲置。

相较而言,以市场价值为基准的公平补偿原则应是我国的较佳选择。其一,诚如波斯纳所言:“对公正补偿要件的最简单的经济学解释是,它能预防政府过度使用征用权。如果不存在公平补偿规定,政府早已积极地去用土地替代对社会更便宜但对政府成本更高的其它投入了。”[9]可见,采取公平补偿原则可以内化征收成本,“唤醒”政府的征收理性,促使政府在征收决策过程中权衡成本与收益,控制政府行使征收权的规模和数量,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二,市场价值具有形式上的中立性。由于所有人与购买方对标的物的价值评价不尽相同,因此,标的物的价格并不仅仅是由所有权人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购买方决定的,而是由众多所有权人与众多购买方之间相互博弈形成的。可见,以市场价值为基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征收补偿,就不会偏向于征收方与被征收方的任何一方,尽到最大可能的“自然公正”。其三,市场价值具有可操作性。完全补偿需要评估因集体土地征收而导致的非经济损失,而适当补偿则须参照被征收方的财产状况,故而此两种补偿原则均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与完全补偿及适当补偿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相比较,以市场价值为基准的公平补偿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及可操作性。可见,基于公平补偿原则之要求,我国应以土地所有权(非农使用)的市场价值作为其征收补偿标准。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价值的确定

虽然以市场价值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具有客观性及可操作性,但如何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非农使用)的市场价值不无疑问。尤其是,我国现行法律禁止集体土地所有权自由交易,实践中并无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市场价值可作参考,致使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市场交易价格直接确定其市场价值几无可能。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其加以间接确定。

假设:有一块农地,集体土地所有权(农用)为某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市场价值为ps。(注:值得说明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农用)的市场价值ps及集体土地所有权(非农使用)的市场价值pns,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予以确定。参见邹秀清:《农地征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补偿: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载《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6期。)城乡统一规划中,该块农地被划定为非农利用。某城市设置于国有土地之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加权平均市场价格为pns。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权力否决城乡规划及政府征收决策,但可以直接与开发商讨价还价。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信息充分并且对称。开发商了解集体土地所有权(农用)的市场价值为ps,集体经济组织也清楚该城市国有土地之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加权平均市场价格为pns。也就是说,集体经济组织了解开发商愿意受让的最高限价为pns,开发商也同样清楚集体经济组织愿意转让的最低限价为ps。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非农利用)最终成交价格将落在区间[ps,pns]内。至于最终成交价具体会落在上述区间内的哪一点上,则取决于买卖双方的谈判能力。不过,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于任何一个成交价在区间[ps,pns]交易来说,其土地价值增量的分配都是有效率的。[10]

那么,集体经济组织与开发商的最终成交价应在区间[ps,pns]内哪一点上,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呢?颇值思量。在上述集体土地所有权交易过程中,一旦谈判破裂,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状态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农用)的市场价值ps,而开发商的利益状态为零。可见,集体经济组织与开发商的风险值(注:所谓“风险值”,是指双方不合作时的利益状态。)分别为ps及零,而非合作解的总价值(即未达成交易时交易双方的利益之和)为ps。如果集体土地所有权交易成功,集体经济组织与开发商的利益状态分别为零及pns,故而其合作解的总价值(即达成交易时交易双方的利益之和)为pns。可见,其合作剩余(注:合作剩余是合作解的总价值与非合作解的总价值之间的差额。)为pns与ps之差。根据法律经济学原理,在任何交易中,每个当事人都至少能得到风险值,否则,合作也就因无利可图而无法形成。交易协议的合作解是每个当事人获得风险值外加合作剩余的一个平等份额。[11]也就是说,当集体经济组织与开发商的最终成交价为(pns+ps)/2时,就能兼顾效率与公平。此时,集体经济组织与开发商获得的土地价值增量均为(pns-ps)/2。可见,出于效率与公平之考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补偿标准应为集体土地所有权(非农使用)交易的均衡市场价格(pns+ps)/2。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基于两种不同的取得方式

如上所述,根据《物权法》第132条规定,承包地如被征收,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物权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该依据何种补偿标准获得补偿,现行法律缺乏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实有深究之必要。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分为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下简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下简称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两种。由于两者的形成机理及法权配置均存在差异,致使其征收补偿标准也应存在差异,故而应分别探讨。

(一)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

所谓土地征收补偿,实际上是征收方对被征收方因土地征收所造成的财产价值减损的补偿。可见,确定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的关键,在于评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因征收所导致的价值减损。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地的效用,效用包括社会效用和生产能力效用,效用越高,其价值就越高。”[12]笔者认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主要体现在收入、就业及社会保障等三个方面的效用,故而评估其价值减损应分别对上述效用的减损进行评估。

1、收入效用减损的补偿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效用是由承包地面积、法定承包期限、承包地已使用年限及单位面积的年平均产值等因素所决定的。由于法定承包期限及承包地已使用年限不难确定,故而评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因征收而致收入效用减损的关键在于,确定征收所造成的每位成员承包地减损面积及单位面积的年平均产值。

如何计算每位集体成员因征收所造成的承包地面积减损,颇值思量。实际上,如果政府征收了集体所有的全部土地,那么,集体经济组织每位成员因土地征收而致本轮次乃至下n轮次的承包地面积为零。另外,如果政府仅征收集体经济组织部分农地,在本轮次承包期限内,对于征地未涉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其家庭承包地的面积不会因征地而受到任何减少。[4]对于征地涉及的承包户而言,将丧失部分或全部承包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家庭承包地是承包户凭借其成员资格平均分配获得的,加之土地征收并不导致其成员资格的自然丧失,故而在下n轮次集体土地发包时,失地农民仍能凭借其成员资格重新分得土地,从而致使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成员下n轮次分得的承包地面积会因本轮次的土地征收有所减少。[13]可见,当政府征收集体所有的全部土地时,每位承包人因土地征收而减少的承包地面积即为其承包的全部土地面积;而当政府征收部分农地时,评估每位集体成员因征收而减少的承包地面积,应分别考虑征收农地所涉及的集体成员在本轮次承包地的减少面积及所有集体成员在下n轮次承包地的减少面积。

就立法层面而言,单位面积的年平均产值应按照农地的原有用途加以确定。(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不过,有学者建议:“在土地用途限定为农业用途的条件下,应以土地最佳农业用途的年平均产值为补偿基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进行补偿。具体而言,应该综合考虑土壤类型、土地肥沃程度、最佳种植结构等因素对农用地进行分类,确定各种类型农用地的最低补偿标准。”[2]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因为,即使征收时被征农地尚未被用于最佳农业用途,但可以合理预期,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普及,若该块土地尚未被征收将很快被用于最佳农业用途,故而此种确定方法更能体现公平补偿原则。

2、就业效用减损的补偿标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安置补助标准是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笔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安置补偿标准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不具有其合理性。其一,此种以平均年产值为基数的安置补助标准过低,无法实现失地农民再就业功能;其二,以平均年产值为基数计算安置补偿费缺乏科学依据。《物权法》第42条第2款沿袭《土地管理法》的相关做法,仍将安置补助费列入土地的征收补偿范围,但对其归属及标准未作规定。不过,《物权法》第132条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的法律依据,为弥补上述缺陷留下了解释空间。诚如拉伦茨所言:“目的论的解释意指:依可得认识的规整目的及根本思想而为之解释。在个别规定可能的字义,并且与法律之意义脉络一致的范围内,应以最能配合法律规整之目的及其阶层关系的方式,解释个别规定。”[14]由于征收方支付的就业效用减损的补偿费用的根本目的,在于能够实现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转型,因此,可以对《物权法》第42条第2款及第132条规定进行目的性解释,根据失地农民就业转型所需的实际费用来确定就业效用减损的补偿标准。

3、社会保障效用减损的补偿标准。如前所述,《物权法》第42条第2款首次以立法形式将社会保障费列入了征地补偿范围,但并未明确社会保障费的归属及补偿标准。有鉴于此,我们不仅应通过法律解释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归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范围,而且应通过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障费的补偿标准。根据社会保障学原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应包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最低生活保障费三个方面。[15]由于失地农民因征地被迫成为“城市居民”,故而社会保障效用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当地城市居民的养老标准、医疗保险标准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所确定的合理费用的三者之和。

(二)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标准,致使此种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无法可依。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承载着收入、就业及社会保障等多种功能不同的是,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仅具有财产功能。也就是说,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仅体现在收入效用方面。据此,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的确定,应仅限于对其收入效用减损的考量。

如何确定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因征收而造成的收入效用的减损呢?基于经济学原理,测算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效用的减损有两种方法:一种为以未来收益求现值法;另一种为延期收益损失测算法。所谓以未来收益求现值法,是指将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持续经营所能获得的未来收益进行折现、加总之后,作为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所谓延期收益损失测算法,是指将承包方由于调整投资方向可能带来的延期收益损失,作为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究竟哪种方法更适宜测算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标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以延期损失测算法测算补偿标准更为合理。其理由为,虽然由于集体土地征收终止了承包方的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并没有因此剥夺承包方以其他途径或方法再次进行类似投资获取收益的权利,承包方可以将发包方退还或补偿的各项投资费用,投资于其他相同或相似领域以获取收益。承包方所承担的仅仅是由于调整投资方向可能带来的延期损失。因此,可以将这种延期收益损失作为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依据。[16]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并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应采用延期损失测算法的理由还在于:与延期损失测算法相比,采取未来收益求现值法将会使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畸高,这样将会使集体经济组织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所享有的征收补偿费较低,从而不符合集体所有土地的法权配置原理。至于承包方再投资所造成的延期损失之测算,一般是根据承包方经营项目的复杂性,确定承包方再次安排类似投资经营所需要的客观年限,并结合未来年净收益以及报酬率予以测算。其数学模型为:py=a/(1+y)n,其中。py为征收补偿额,a为未来年净收益,y为报酬率,n为再投资所需要的客观年限。[16]

四、农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以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

为了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诉求,现代民法理念逐渐由注重“物的归属、所有”转变为注重“物的使用、收益”。我国现行物权制度体系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框架内设置了诸如土地承包权等多种用益物权。诚如拉伦茨所言:“一旦所有权人在其所有权上设定了某项限制物权,他就放弃了一部分所有权权限,而将同样的或者相似的权限转让给了他人。”[17]基于此,与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相比,已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补偿标准应该低得多。

如上所述,在“二元化征收补偿模式”下,需要分别对已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征收补偿。就应然层面而言,在同等条件下,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费,应为已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费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费之和。可见,分别考量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及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即可确定已设置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同样,分别考量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及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即可确定已设置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

注释:

[1]王利明.论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j].政法论坛,2009,(2).

[2]王兴运.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05,(3).

[3]曲茂辉,周志芳.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9,(3).

[4]郭平.农地征收制度的变革契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制度[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5]胡建淼.法律适用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6]jacklknetsch,thomaseborcherding.ex-propriationofprivatepropertyandthebasisforcompensation.universityoftorontolawjour-nal,1979,29(3).

[7]张利宾.美国法律中政府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和补偿[j].中国律师,2007,(8).

[8]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50.

[9][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上)[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1.

[10]邹秀清.农地征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补偿: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中国农村观察,2008,(6).

[11][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m].施少华,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68.

[12]邓大才.家庭承包土地的价值分析及确认[j].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1).

[13]刘灵辉,陈银蓉,成楠.土地征收对承包权的影响与补偿研究[j].资源科学,2011,(2).

[1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0.

[15]赵曼.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反思与完善[c]//.陈小君.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现实考察与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