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1
【关键词】古代传统教育文化生态分析教育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古代传统教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化的载体，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教育史中，有着丰富的传统教育理论，表现在传统教育目的上，主要有“明伦”说、“成人”说、“入仕”说等。这些传统教育目的论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分不开，而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是密切相关。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进行分析、理解和探索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本质内涵，也增进我们对当代教育性质的探索与开掘。
古代教育及其文化生态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能够实现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文化的生产尤其是文化的传播、增值有赖于教育这一重要途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这一具有系统性、计划性和制度化特征的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文化对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状况、文化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教育活动的效果；此外，文化的诸要素都从不同角度对教育产生影响，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取向来体现的。
古代教育的文化生态。生态，源于生物学领域，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人文过程，如果我们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教育则是“化人”过程，它是在文化生态这一有机体中发展的。
古代教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环境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总是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影响，内部影响是先前的教育传统，外部影响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因素。在外部影响中，对教育传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教育是传递、选择、发现和创造文化的重要手段，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会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换言说，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发展的，带有文化的时代特色。
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促生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持久性、多样性、凝重性和伦理型。中国文化生态由三个不可缺少的生态因子组成：文化精神的生长点和归宿；文化精神运作的内在机理；文化精神生长的根本意向。在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中，人们对情感予以了重视并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中的绝对意义，情理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结构，血缘本位、情理机制培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入世意向。因此，血缘、情感、入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态特征。
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分析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用文化的视角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和“入仕”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明人伦”说的文化生态分析。“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教育传统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教育传统的目标不是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注意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章之事。
“成人”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又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古代母语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同样与古代传统教育的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精神相通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自然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学说还渗透于其他文化形式中，如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其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中国的文学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即便是古代科技文化，也是先“正德”后“利用、厚生”。
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的古代教育，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伦理道德学说的影响，中国伦理型文化具有超越创化生命、超越自我的理想品性，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可以而且只能通过存心养性的后天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而母语作为最普及而基础的教育，自然成为道德涵养和培养人格的途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教育传统中的目标设定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也会引发人格修养上的平等与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的冲突，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造成人的自我贬抑与约束，甚至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导致了教育传统的异化，良好的教育目标和理想的人格追求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丧失，对于人的生命的提升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戕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古代传统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和古代传统教育缺乏学科独立性而服务于伦理和政治，其所提倡的“成人”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全面发展，只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单面人。
“入仕”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教育大家孔子认为母语教育的核心目的“入仕”，然后才能治人。他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将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的教育大家；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孔子的“入仕”思想统治阶级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有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这一思想最有力的佐证。几乎在整个中国古代，求学几乎是百姓们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通路，只有通过考试等途径他们才能获得一官半职。
“入仕”说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教育有着长远而重大的影响：第一，促进了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雏形—科举制度的产生；第二，使读书能做官、走进上层社会，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使古代的读书人有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精神信念，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入仕”说的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其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生主要是由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形态三者结合融入的产物，满足了时代环境下人的追求功名利禄的个人需求以及以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统治需求；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有十分现实性、世俗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特色使中国人和中国教育充满伦理道德色彩，中国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充满功利主义，加上中国文化的所具有的倾向现实政治色彩，教育入仕的目的得以张扬。而在科举考试等制度的推动下，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目的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当然，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入仕”目的，与积极进取、勇担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亦不无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热心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入仕”为官，方能更好地实现人生报复，为民造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是如此。
通揽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通过读书“入仕“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的。倾向现实政治和入世意向，涵养出古代传统教育中学用一致的作风，但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赖，使古代传统教育显示出浓重的功利色彩，甚至失去古代传统教育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工具。
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探索，还有其他的诸如“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这些学说的产生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烙印，是在中国古代文化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笼罩下的独特产物。
关于当代传统教育性质问题的思考
伴随现代性弊端的日益暴露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传统的合理内核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估。认识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既有矛盾、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适应、协调和促进的一面。教育传统受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影响，是在不断变革中形成、发展的，但教育传统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凝固性，甚至落后于时代。教育现代化是优化旧的教育传统和创造新的教育传统的过程。
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有着相区别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上，如：现代教育要求主动适应社会变革，教育观念是开放、动态的，强调多样性和个性化，具有超前意识，而教育传统则倾向于被动调节，教育观念是自我封闭和墨守陈规的，强调单一性、统一性和标准化，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现代化也不是凭空想象和割裂传统的，教育传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渊源，因此在当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其中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传统教育，借鉴古代传统教育理论，打开传统教育的新格局，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古代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赋予其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界定是模糊的甚至是依附的。单独设科的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者对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过种种探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只存在唯一效能，即：它的唯一本质是作为语言交际训练的工具而存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唯一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流沟通能力，所以，他们认为古代传统教育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教育。
第二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即：集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于一体；这一观点强调古代传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这一派别历史上称为人文思想派。
第三类观点肯定第二类观点中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同时由略微有所区别，他们赞同“文以交际”的观点，且在交际中侧重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交流，同时反对古代传统教育带有人文性的观点，倡导顺势而为对学生进行教育。正是由于对古代传统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庞杂而混淆，导致了令人忧虑的传统教育教学现状，因此，广大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走出误区，探索革新之路”的建议，对传统教育教学“自身”进行再认识，重新确认传统教育的性质、任务，呼唤传统教育教学“个性”的回归。因此对中国传统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作为交际工具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其承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面，看到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总结
应该说，古代传统教育与我们人类的发展关系尤为密切，二者相互想成；首先，它的核心是语言，是人类用以沟通、交际的工具，生活中必不可少；其次，拥有了语言的人，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区别于低等动物的典型标志；所以，对古代的传统教育认知，我们应从客观的角度，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这对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时代教育，意义深远。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角色，是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并指向是人的发展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2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体育运动；体育哲学；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16-05
一直以来，古希腊体育被认为是现代体育的起源，尤其是古奥运会，其中蕴含的人文思想、哲学意味都被体育哲学各位论家诠释、阐发。在此中，古希腊哲学思想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之间的关联成为解释的关键所在。在先前较多的研究中，古希腊体育运动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表现”、“实现”特定哲学观念和文化理念的中介，而它的自性则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所以，厘清先前研究中古希腊体育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深挖古希腊哲学思想中蕴含的实践智慧，对古希腊体育作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诠释，使之有着更为饱满的哲学思考内涵是该文的思维导向。
当在体育运动领域论及古希腊哲学家及其思想时，最常被引用的一个例证是古希腊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尤其是伟大的师徒三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出色的运动家，其中还不乏奥运桂冠获得者［1］［2］。以此为依据，在较为宽泛的历史文化层面来树立体育运动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古希腊哲学与古希腊运动在形成伊始所具备的紧密关联。而在古希腊哲学家的原著中挖掘其思想内涵和论述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之间的关联则能开出另一条研究径路。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说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被称为“爱智慧”（希腊语为philosophia）［2］，意旨于对睿智的追求、热爱。但是凸显智慧的实践性，换言之确定实践智慧的内涵与意义的却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区别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知识或科学知识；第二类是实践的智慧、实践的知识或者明智、审慎；第三类是技艺、技巧或生产的知识、制作的知识”［3］（这三类分别对应希腊文episteme,phronesis和techne），本文所主要关注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phronesis，即实践智慧这一概念。不同于理论知识，实践智慧包含着伦理学与政治学，他们的研究目标是善和善的行为。国家和个人的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而在实现善的过程中，实践智慧作为“一种体现为行动的知识”即实践知识，得到了凸显。
1.1实践智慧与实践知识
亚里士多德崇尚知识，崇尚求知的生活，“他坚信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只有通过持久不懈的学术研究、逐渐积累知识才能达到，并因而告诫我们说，按照求知的欲望行事、实现自我乃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从事理智活动、进行思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并且这种求知的过程――“一种从事智识活动并进行思辨的生活”，是一种人追求不朽的过程，是人最接近神的一种状态［4］3。然实践智慧中包含着实践知识这一维度。通过挖掘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存在的知识因素，尤其是当摆脱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第一个知识类型（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束缚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具备的实践性知识，即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第二种知识类型（实践知识）得以彰显，这是实现认识论层面上对体育运动理解提升的一个途径。
然而实践知识却是丰富的，首先它是一种属人的知识，更是一种“让我们的欲望行正道”的知识。而如何“行正道”则与亚里士多德之后提出的两个概念――权衡与直觉，及由这两者构成的话语性知识和直觉性知识密切相连［5］。
亚里士多德关注人的行为，尤其关注人行为的目的和方式这两个方面，而由权衡形成的话语性知识就是解决人行为的方式问题，而由直觉形成的直觉性知识就是解决人行为的目的问题。
首先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实践的智慧必须是一种能够在与人类的善相关的事情上作出行动的合理的正确的状态”［3］，而实现这一合理、正确的状态就需要人来“整体性”地判断“什么是对他有利的”［5］，这一行为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权衡。所以说“实践的智慧的本质是权衡的”，且权衡的对象就是“那些我们并不永远如此的事情，比如医疗、航海”。从对实践智慧的界定出发，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著名的中道原则――以权衡的方式“在恰当的方式，对恰当的人，有所行动”［3］，而并非是一种无原则的一味“折中”，同时这也是人最好的一种行为方式。
而直觉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思想。作为一位古典经验主义肇始者，亚里士多德对感觉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的强调是必然的，但它同时也区别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列举的方式，即从“大量的特例中找到逻辑层面上的共同点”；第二种则是当人面对只能在整体中被观察到的原则时，人的直觉体验就至关重要，他便如斯定义了直觉理性――“区别于在推理过程中展现的逻辑理性”，而是一种“本质性的定义”［6］。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强调直觉与实践经验的重要性，重视人的参与过程和直觉体验，更为甚之的是，直觉成为了直面本质的一种方式［7］，是跨越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回归到特殊的途径［3］。所以通过直觉，人们就能把握行为的目的。
1.2实践智慧的身体性
在论述完实践智慧中存在的实践知识维度及其权衡和直觉两个方面，但是真正要与个人和国家的生活发生关联，知识和德性需要与个体发生关联，那么身体这一概念却在此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但由于哲学界的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关注多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身体维度存在一定的漠视，时至今日，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已是炙手可热，对亚里士多德对身体的描述的挖掘无疑有着对当今身体问题追根溯源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虽然两者都承认人身体的不完美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身体是人实现“理智生活”的一个中介［8］。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有着两个基本的界定。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已然被分为三个层次：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一些则与灵魂与身体有关”［9］13，与身体相关的善即可被认作是“身体的善”，其中包含了“健康、强壮、健美、敏锐”［10］，而在现代看来这些描述静态身体的形容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必须“在于行动”，“获得奥林匹克桂冠的不是那些长的最漂亮和最强壮的人，却是那些参与竞技的人”［9］，所以身体的行为是实现善的一个必要途径，身体的善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再者，亚里士多德并不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避讳身体的快乐，而相反他认为在身体的快乐中可以体现人“自制”的品德，并且这种“节制”的形成并不来自于道德、心灵的掌控，而更多的是身体快乐本身所具有的两种特性：第一身体快乐能驱开痛苦，只有过度的身体快乐才能治愈过度的痛苦，是从快乐的匮乏走向正常的品质，所以毫无疑问是一种向善的过程；第二身体快乐是强烈的，是天生的。［9］
可见，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中的权衡与直觉概念都在他对身体的阐述中得到体现和印证，如果没有身体，直觉经验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对身体快乐的正面肯定，实践智慧的善就无法在个体身上得以实现。同时身体也是古希腊时期个人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的一张必要的门票，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身体丑陋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善的人”［9］，所以身体也是个体通向集体的一个道路。
1.3个人的善与国家的善
经由身体这一中介，实践智慧及其衍生――实践知识进入了个体和国家的生活，成为个人和国家形成善的一个基础。个体在具备直觉性知识的基础上，可以明了善的行为目的，通过权衡这一话语性知识，便可使自己行为的方式符合善的需要。在亚里士多德对善的描述中，个人的善是身体的善、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的三者结合，前两者又与第三种相区别。在身体的善中，包含着“健康、强壮、健美和敏锐”，在灵魂的善中包含着“节制、勇敢、公正和明智”，在高扬身体价值的前提下，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而这两种内在的善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表达，正如他所说“具有德性还是认为在于实现生活”，所以外在的“财富、高贵出身、友爱和好运”是内在的身体和心灵的善的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10］。在这三种个人的善的描述中，也蕴含着向最高善――国家的善的迁移方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最高善，其他属人的善都是以其为目的，而城邦（古希腊的城邦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小的国家，为了理解便利，本文在后面将其都写作为国家）的善就是各种技艺的目的，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善。并且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完满的善应该是自足的，我们所说的自足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人过着孤独的生活，而是指他有父母、儿女、妻子，以及广言之有朋友和同邦人，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10］。所以亚里士多德作出如下论断：“尽管善于个人和于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因为，一个人获得这种善诚然可嘉，为一个城邦获得这种善则更高尚，更神圣”［10］。在这一论述中，不仅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对个人善和国家善一致性的论述，但是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国家的善的重要性的认识。国家的善的体现和实现方式也与个人的善相区别，目的在于形成“共同体的利益”，即在于利益的形成的公正的分配。但是有一点应当值得重视，也被当代的伦理学学者发挥：“一个东西之所以在国家层面是好的，完全是因为他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好的。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国家层面上的善为个人层面的善提供了根据。对亚氏来说，如果什么东西在国家层面上是好的，在个人层面上却是坏的，那将不可思议［11］。”
2古希腊体育运动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契合
如若单纯从当前哲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伦理学、政治学视角出发，无法非常直接地与古希腊体育运动建立直接的关联，但是当身体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中被挖掘后，古希腊体育运动，尤其是作为其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就能与古希腊的实践哲学形成互为印证，继而能在西方哲学发端之时树立体育运动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存在的通向个体和国家的善和通向实践知识这两条道路是形成与实践哲学相互印证的重要条件，在社会历史层面上来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也成为了古希腊哲学实践智慧的集中展示。
2.1体育运动：通向个体和国家的善的道路
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重视，但是由于柏拉图主要持理念论的观点，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身体不能保证心灵的优秀，但是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一定会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拒绝过度的饮食”，但是柏拉图却又尖刻的指出日常的体育锻炼会让运动员变得缺乏适应性和懈怠，需要更多的睡眠［12］32。而亚里士多德高扬了身体感觉，重视体育运动，原因在于“健康的心灵取决于健康的身体”，“田径运动能让年轻人变成强壮、健康的公民并能在战时保卫雅典在和平时为雅典服务”［9］47，这就非常直白地印证了实践智慧中对身体性的强调和伦理学、政治学意义。而下面所阐述的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两个隐喻便展开了个体善的提升和国家稳定这两大实践智慧的意义。
2.1.1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
古希腊先民普遍存在着自然崇拜和人格神崇拜，一方面是对自然力量的畏惧，而另一方面也是对身体不朽的追求，然后太阳的东升西落，季节交替和风雨雷电，使得先民认识到“运动”（这里的运动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非体育运动）是自然力量的本质所在，所以先民用自己身体的运动来“模写”自然的运动，所以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就形成了“模写”自然崇拜和人格神的作用［13］。从对古代神话和身体运动的研究出发，这种“模写”作用的一个反映便可诠释为身体――自然隐喻，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体育哲学学者C.Jane和Darwin就揭示了各种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存在着大地与天空是身体――自然隐喻的两个方面：
他们转述了早在公元前522年-443年的pindar的记载，“赛跑、铁饼和掷标枪、搏击、摔跤和战车比赛都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认为其中“摔跤、拳击、赛跑和战车比赛都是与大地相关”，而“投掷性的如铁饼、标枪却与天空相关”，更深入地说，摔跤、拳击等运动模拟着人格神宙斯在大地上的动物代表――公牛，骏马的行为，而“甩出铁饼前所做的圆周运动正是模写着宇宙的一种秩序”，是一种对天空中太阳东升西落的圆周运动的模写，所以“铁饼只要求达到最远的距离，而不是击中某个目标”，但是圆周运动只是铁饼运动的一部分，这也暗示着“人是无法完美地展示这永不停歇的太阳的运动”。而人投掷标枪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古希腊人格神宙斯投掷其武器――雷电的动作，标枪在天空中的划过的轨迹也模拟着流星从天空中滑落的过程［13］。
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实质上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完美的追求，也着重实现了身体在人与自然进行交流沟通时的关键性地位。这样身体，尤其是身体的运动，成为了实现人能力提升和对完美追求的先决条件，是模写了完美的天空和太阳。由此引发出的身体观便不同于近代心物二分观念深入人心后的身体观。在这一身体观中，首先，善和身体的美相关联，古希腊人对身体的一个信念：“（身体）超越战争、超越，对身体特定但是却普遍的一个信条：美貌由德性而来，成为美的才能成为善的”［12］，而体育运动正是形成身体的美的一个最佳途径；其次身体的美所形成的善更是一种社会的教养，这样身体又与社会规范相关联，norbertelias更深一步地解释了古希腊时代的善是不同于我们当代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与军人和有教养的人的培养相关”，而“身体形象是其中的主导因素”［14］。最后，体育运动中的身体又是行为的身体，是趋向于美的身体，是个人趋向于善的过程，同时具备了善的目的和过程。所以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从实质上是一种善的体现，更为确切的说，是一种个体的善的提升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智慧个人的善的实现、展现的一种方式。
2.1.2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个体――国家隐喻
如果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存在的自然――身体隐喻是一个个体层面上善的追求，那么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个体――国家隐喻则是一个社会的、群体层面上的善的追求。然而这一个体――国家隐喻就体现在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场地、规则和教学方式的设置上，其中“正义”理念是隐喻的内核。
首先在古希腊时代，体育比赛必须在一个公开的场地上，在日光下进行，这是为了让神来见证比赛的全过程。拳击比赛都是没有现代拳击比赛的“重量级”概念，虽然这一方式在现代拳击运动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的目的却在于，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这种无差别级的比赛才能展示最有力量和最强壮的人且不受制于体重，才能代表太阳这一“生命之源”的力量。在摔跤中，一个失败的身体姿势是某一方的背部触及了地面，因为这个时候失败者能感受到太阳的力量，而此时毫无疑问，获胜方正是代表了和行使了太阳的力量。可见，古希腊时代的正义来源于太阳，而在古希腊的体育运动中正是展示了这种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这种正义展示给社会大众，形成维系社会群体，形成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13］。
再者，尽管是体育运动或者是早期的身体教育，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拒斥特殊化。在eliseoandreu-Cabrera等人对古希腊时期体育运动与身体教育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就反对音乐教师和体操教师对运动员进行区别化的训练，他坚持认为“年轻人应当受到所有种类的体育运动，而不是仅仅接受它们中的某一项运动训练”［15］。简单地看，这是一项古希腊身体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深层次的政治学理念。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体育运动中的太阳隐喻展示了正义，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这种拒斥特殊化的做法是实现正义的一种途径。个体的身体在未经体育运动和身体教育时是私人的，为己的，但个体若要成为一个公共人物，抑或是政客、官员，从事体育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私人的肉体得到公开的展示，且需要进行近乎“全才式”的培养，这样个体的身体才能形成国家的公器，社会的、群体的、国家的善才能得以实现。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城邦时代，作为“哲学王”的哲学家们有不少都是运动员。
通过揭示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个体――国家隐喻，可以打通古希腊体育运动中两大隐喻，个体的身体不仅仅在个体层面上与自然力量呼应，同时也能超越个人身体的限制，成为一种社会的身体、城邦的身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鸿沟也同时被超越。
2.2体育运动：通向实践知识的道路
暂且将古希腊体育运动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在学理层面上的联系搁置一边，古希腊哲学家们所创办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就与体育场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希腊的哲学家在教授哲学的同时，还会教授各种运动技能。亚里士多德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府（对应的英文为Lyceum，也有翻译为莱森学派，逍遥学派）就靠近古希腊式的体育场［7］，在那里经常还会有哲学、政治学上的论辩。由此可见，古希腊的体育场所，不仅仅是一个人锻炼身体、提高运动技能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展开哲学争论，学习哲学、算学、修辞学等知识的地方，所以先天的，古希腊体育运动就与知识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体育运动所包含的知识，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实践知识，却是另需一番论证，HealtherL.Reid［16］对在知识层面上对古希腊体育运动（包括了体育教育）作出的重释是实现体育运动成为通向亚里士多德多崇尚的实践知识之路就是其中较为典范的。
Reid对古希腊体育运动在知识层面上的复兴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第一便是古希腊体育运动是“真理之争”。因为首先古希腊体育运动挑战着人们业已认可的答案，不重复原有的状态，充斥着不确定性；其次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是一种“开放和中立”的比拼，在其中形成的知识正符合了古希腊哲学的知识定位，“知识作为事实的表达必须是可信的且是可以被证实的，并不是一个所谓信念、意见”；最后，古希腊体育运动是通过公开展示的方式，由“共识”来确定胜负，而非传统、权威、信仰和暴力。
第二是蕴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善德之争”，它的基本核心是将体育运动对胜利的追求转向对善德的追求，亚里士多德的两位先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这种转向的积极倡导者。在哲学史层面上，苏格拉底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为主的研究导向转向于道德哲学。苏格拉底一直坚持体育运动应该是“离开那些现实的，追求胜利的目标，而是为了追求理想性的善德的目标，换言之，这就是‘爱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就能发现自我的存在，实现真正的幸福。柏拉图则与苏格拉底所走的类似“个人救赎”道路迥然相异，他的教育理念是追求“发展灵魂的哲思能力，最终形成社会领导能力”，所以在他看来，体育教育一方面需要参与者能理解规则，让自己的灵魂和欲望恢复到原初状态，一方面体育教育也能训诫灵魂，使之能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最终形成公共服务能力，形成欲望和灵魂的和谐。
由上述两点可以发现，与其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与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宁说古希腊体育运动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区别于理论知识的一种实践知识，其中追求真理与善，追求国家与个体的和谐正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界定的关键所在，是一种身体化的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践智慧中的“权衡――对不永远如此的事情的求解”的具体体现。
3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实践智慧契合的当代意义
上文在阐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内涵的基础上，又以蕴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个体――国家隐喻及实践知识维度为中介，实质上就是挖掘了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但是这种深挖已然存放在博物馆中的历史故事，厘清其中的历史脉络是否有价值，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追寻这一历史踪迹的现当代意义是本文的要旨之一，其中它对植根于当代体育深处某些问题的反思更具有核心意义。
3.1体育与知识关系
体育运动是否在传授一种知识？这一疑问一直困扰着体育学学者、体育教育学者。尤其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这一疑问则更为凸显。随着教育学的日臻完善，“教育性知识”被界定成一种“命题式或理论化的理解”，它有着启发性的价值。而体育作为一门学校的课程，也用这种“教育性知识”来重新“装点”自己，努力能“自证”为一种“学术性课程”［17］，成为一种和其他理论学科一样的一种“知识”。为实现这一目的，体育教育有两个做法。amour对此进行了描述：第一，体育课程中，“理论课和理论考试是寻常可见的”；第二，国家课程体系必须主导国家体育课程的设置。Hargreaves［17］等人对这两个做法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尖刻地指出“（体育教育）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课程，理论考试的出现意味着体育教育失去了他最为优势的方面”，即便不停地在体育教育中强调理论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的体育课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实践性的，身体性的。虽然armour在身体维度对体育教育中存在的这种身体与智识之间的矛盾进行重构，但是这种直接在体育运动、体育教育的体系中直插入身体概念是稍显突兀的，然后追寻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实践智慧，挖掘其中的实践知识却是一个正本清源的做法。
毫无疑问古希腊时代风行的体育运动、身体教育方式和当代社会的体育教育课程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身体与智识的和谐共处却在哲学层面上为当今体育教育、甚或说为“体育运动是否在传授一种知识”这一疑问提供了一条解释的径路。毋庸置疑，在上述的种种论述中，已经不难发现古希腊的体育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实践知识，区别于理论知识，体现着一种实践智慧。也正是由于古希腊体育运动的这一特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体育与知识息息相关，互为辅佐。
随着古希腊文明的式微，基督教统治欧洲，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层面上二元论得以延续，但是它有关体育教育，实践智慧的理念却被忽略［2］。之后兴起的近代哲学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心物二分”观念，身体不再被认为是“人类主体在世界的泊处”，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理智――“我思”的高扬［18］，身体成为了心灵“令行禁止的工具”［19］，所以在中世纪，对身体的拒斥走向了极端，出现了宗教式的禁欲和苦修生活［2］。在这一知识背景下，体育与知识之间形成了隔阂，而在其中对身体的认识的跌宕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一直影响了后期体育、体育教育哲学的思想。之后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体育开始从走向了学校，进入了教育化过程，在18-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科学和技术成为了时代的主导，体育便进入了科学化和课程化时代。虽然在这几个时代中，似乎体育与知识紧密联系，体育中充满了“理性知识”，整合了心灵与肉体，如JesseFeiringwilliams的将体育认为是“通过体育的教育”这一观点便是代表之一。基于将个体认为是心灵和身体的整合体，心灵是这一整合体的本质的观点，williams认为“体育教育不仅仅只关注身体健康，也需要关注通过体育教育而达到的个体关系、情感反应、智力学习、团队行为、社会关系、情感和审美效果”［2］。可见在这一知识背景下，体育，包括体育中的人的身体只是一个被科学所分析的对象，它的知识来源于其他学科，体育中包含的运动技能甚至运动技艺不被认为是知识的来源，而是被解释的对象，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倡导的“实践知识”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在现当代哲学繁盛的今天，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传统、尼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传统、莫斯-布迪厄的人类学传统实现了身体的重光［20］，在这三股思潮传统的作用下，身体不再被简单的当作“肉体”，也不再是心灵和意识的附属。身体成为了“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身体是某种兼具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实体，既形塑社会，也被社会所形塑”［21］，由此身体成为了社会与个人的中介，也成为了人认识和影响世界的中介。针对身体的探讨还在深入了认识论层面，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指出：“所有知识都有其身体根源”［22］。虽然波兰尼对知识的身体性的论述有着深刻的认识论变革意义，有着冗长的论述，但是他却是将知识的根源定在身体之上的开始。在当代的体育哲学界，将身体纳入研究分析，甚至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23］，引发了国内大量学者的共鸣，但是较多的研究均是在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身体与体育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如体育中社会对身体的规训，体育中对身体的人文价值的体现等，所以只停留在身体的中介性意义上，但是最为知识根源的挖掘则尚未展开。从这点看，体育哲学中的身体研究就缺憾了与当代哲学的认识论研究的身体根源性挖掘这一方向的呼应。所以体育哲学中的身体研究还未深入到知识层面，体育运动中蕴含的“实践知识”就无法得到进一步挖掘。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智慧”形成了契合。在历史追溯层面上，找到体育运动与知识的早期契合，身体的善是它们之间的中介。在哲学史演进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当代解读形成了体育与知识在当代哲学背景下再度形成契合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从古希腊体育至现代体育的发现又可搜索出一条实践知识沉浮的线索，为体育哲学中的认识论研究提够逻辑发展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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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3
关键词：“兴趣点”；兴趣教学理论；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在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丰富人文底蕴诸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新的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要求下，古代文学教学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古代文学跟现代社会的巨大时代距离，导致学生产生隔膜与疏离感，古代文学根底普遍薄弱。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学课时锐减、要求降低、教学过程流于表面、手段滞后、课堂枯燥乏味等多方面因素使学生兴趣减退。如何摆脱古代文学教学困境，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突破口在哪里？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刻地指出了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教育的目的除了使学习者获取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能力，而获取知识、培养能力的强大推动力就是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者一旦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以学习为乐事，这样既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又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实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对此，爱因斯坦做出了一个更精辟、更简洁的结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关于兴趣与教学的关系问题，历史上许多著名教育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兴趣教学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誉为“教育科学之父”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他最早对“兴趣”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兴趣是“心理上的积极活动”，是“人的意识的内在动力”，兴趣意味着主动性，代表着“智力追求的能量”。赫尔巴特将兴趣视为教学的教育性实现的重要因素，将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作为教学的直接目的，特别强调教师必须激发学生各方面的兴趣和感受性。“兴趣说”是赫尔巴特为广大教育者指点迷津的一盏明灯，是帮助教育者理解其教学论的一条红线。
另一位对“兴趣说”给予特别重视的是美国教育家杜威。他将兴趣视为教学的基本原则，视为“儿童成长能力的信号”。他提出：“兴趣是求知的动力，是个体主动认知、探索某种事物的积极心理倾向和主动情绪反应。”教育者首先应该准确把握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以此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其次，教材本身也要能引起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教材的编写和选择应符合学习者的身心特点，这样学习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赫尔巴特和杜威都强调兴趣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差异在于前者主要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强调兴趣教学要以教师为中心；后者主要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提倡兴趣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兴趣教学”，不仅要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兴趣，还要发掘教育材料和媒介（课程）的兴趣点。具体到古代文学的教学，要想从当前的教学困境中实现“突围”，“兴趣点教学”不失为一条可取之路。
本文的“兴趣点教学”是相对于“知识点教学”而提出的，长期以来的教学理念无一例外的都是突出知识点的学习。以知识点为主线开展教学，有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学科知识框架。如，古代文学的教学就是以朝代顺序为经线，作家作品为纬线，经纬交织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点网络，学生通过知识点的学习能清晰掌握各朝代的文学常识、代表作家、典范作品、文学流派和思潮。但“知识点教学”模式讲究按部就班、环环相扣，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多是被动地听讲接受，而且由于追求知识点的完整性，课堂教学节奏很快，部分基础一般的学生一旦跟不上教学的节拍就会被落在后面，进而产生排斥感，害怕对知识的学习，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兴趣点教学”最大的特点是把培养学生对知识感兴趣作为教学的第一要务，以兴趣为载体，引导学生完成对知识的学习。传授知识是目的，引发兴趣是载体，寻找和把握“兴趣点”是关键。这里的“兴趣点”重点关注三个层面：（1）学生的兴趣点；（2）教师的兴趣点；（3）课程的兴趣点。
所谓教师的兴趣点是指教师对所讲的古代文学课程要有浓厚的兴趣，通过授课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和乐趣。所谓课程的兴趣点，是指教师在深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挖掘古代文学课程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地方（如古典诗词），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谓学生的兴趣点，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而不是被其他无关的因素干扰。三者之间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和组织作用，课程则是联系二者的桥梁。
总之，关注“兴趣点”就是回归教育的原点。在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基于兴趣理论的“兴趣点”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努力构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新型教学模式，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思路。
参考文献：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4
现代科学和社会发展难道不再需要古生物学了吗？或是像有些学者指出的（Feldman，1994；石磊，2009），古生物学要灭绝了吗？从进入21世纪以来的科学和社会发展来看，古生物学不仅没有灭绝，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古生物学可能正逐步走入新的复苏和飞跃阶段．
2、新时期古生物学的发展机遇
进入21世纪，古生物学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近年来大量新的重要古生物化石材料和信息的发掘和一些新的化石分布规律的揭示，给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带来新的认识和启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许多重要的传统科学认识．中国古生物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对于中国古生物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刊物《nature》和《Science》都曾经给予前所未有的专门归纳和评述，并曾将其中15篇报道和评述集成专辑出版（Gee，2001）．（2）进入21世纪，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挑战之一．与当代环境恶化紧密相随的生物多样性剧减，使人们不得不联想到地质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以古生物大灭绝为标志的重大地质事件，因而有学者提出当前我们人类正面临着“第六次大灭绝”（LeakeyandLewin，1996；何卫红等，2004；Barnoskyetal．，2011）．因此“全球变化”已经成为当前最热门的主题，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政界范围，与生物和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以及能源）问题，都已经成为推动或者制约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关键，例如新能源的开发碳减排等．（3）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已知的生命也只生活在地球上．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寻找地外生命和外太空生存空间的努力已全面展开．但是经过大量的努力后，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的地外星球只能与我们地球的初期状态进行比较．因此，地球早期生命起源及其拥有的环境条件研究，成为外太空生命探测的指向标．基于地球生命与环境为一体的“Gaia假说”（LovelockandVolk，2003），已经指导了近年来的地外生命和环境探索．（4）古生物化石对于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其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也是如此．其主要原因是，它们曾经是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生物，既真实又具体，但绝大多数已经灭绝了．它们的生存及消亡，对于我们人类也具有启示意义．对它们的认识和了解，正是培养青少年科学思维和提升民众科学素质的最有效途径．因而在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类以古生物化石为特色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量产生．其不仅是政府行为，用来提升民众的科学素质，而且也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样地，由于化石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以化石为交易对象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地下市场也活跃起来．（5）尽管当代科技进步发展了许多定年和划分对比地层的新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古生物化石更经济有效而可靠的地层年代确定和划分对比手段．虽然全国1：20万大区域地质调查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地层格架，但新时期在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中，仍离不开古生物学的精细研究，如年代地层界线层型GSSp的确定造山带地层学研究精细的矿产地质资源调查与评价等．只是这些工作对于古生物学知识的需求通常更加专业化，且需求量相对有限．（6）21世纪科学发展的新高度，在微观领域，生命科学在微生物等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不仅带动了生命科学的飞跃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地微生物学（geomicrobiology）的新生；在宏观领域，地球系统科学中生物圈与地球其他圈层之间的关系是最复杂也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孙枢和王成善，2008），它迫切需要从地球历史的角度认识和探索地球生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关系和过程，从而给古生物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可以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正在拓宽和深入，并逐步向地球生物学（geobiology）发展．
3、当前古生物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然而，当前的古生物学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第一，传统古生物学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的情况．古生物学不仅要重视研究古生物的生物学，包括古生物复原生态恢复生物演化等，而且也要强调古生物的资源和环境效应，如烃源岩的古生物学生物成矿和找矿作用环境微生物和生态修复等．古生物学需要从深化理论研究和拓宽实际应用两方面同时进行努力．第二，虽然人们重视了当代和未来的全球变化研究，但却对过去全球变化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现今生活的地球只是其数十亿年坎坷演变历史中的一个瞬间，当代人类宜居的环境是生物界与地球环境经过长期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产物．因此要正确认识当代人类生活的环境面貌，预测未来的全球变化，就必须解析地质历史时期的生物界及其与地球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以启示人类正确处理当代和未来的人―地关系，才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利用措施．第三，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迫切地希望飞出地球去开辟新的居住地，而忽视了当前我们的地球环境是地球古生物历尽艰辛长期改造和适应的结果．只有全面理清了我们地球历史上从生命起源，经历无数关键节点的演化飞跃，直到人类诞生的历程及其生存背景条件，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各类星际生存空间的探测目标．第四，现有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学生的科学兴趣和科学探索的培养．虽然大多数少年儿童在早年的时候都对化石着迷，并具有探索自然科学的热情，但很快在随后的模式化教育中被扼杀，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必须投入到与升学直接相连的应试教育中，不能再有太多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了．在一些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环境中，化石虽然被作为一件真实的科学珍品而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但或者由于民众古生物学知识的缺乏，或者由于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也或是经营者也缺乏相应的古生物学知识，许多化石常被演绎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民间传说”，而且“以讹传讹”，误导民众，甚至歪曲科学（廖卉，1998）．更有甚的是，由于地方管理者和民众的古生物学知识的缺乏，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滥采乱挖，使得一大批不可再生的珍贵化石资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而对人类自然科学研究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五，受前期行业不景气的影响，有不少人偏见地认为，古生物学在地层研究中已失去作用，因而一些基层单位很不重视古生物地层工作．在某些古生物学相关行业，一些部门和基层领导对古生物学工作重视不够．例如在区调工作中很少布置化石采集鉴定工作量．在许多新区，生物地层工作水平有所下降，而古生物地层工作是需要野外和室内较多的投入和比较专业型的人员才能完成，尤其精细的古生物地层研究更需要耐心和投入，这与当前普遍追求的高效益时代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古生物学在许多基层单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此外，许多古生物学家也常不易跳出传统古生物学的研究范畴．新时期的古生物学研究，不仅要研究古生物本身，更需要注重借助古生物来研究整个地球，要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生物及其作用对象的各个方面．除了与生物直接相关的环境和地球表层系统外，甚至还要通过古生物来示踪地球深部过程或地外事件，例如板块运动超级地幔柱活动外星撞击等事件，因为这些重大事件都会在生物界的发展和适应过程中留下可靠的印记．由此可见，当今古生物学的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古生物学教育肩负有重大历史使命．进入21世纪，古生物学的发展已经与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一起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古生物学教育必须与时俱进，跟上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4、古生物学教育的途径
21世纪的古生物学教育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在3个层次上进行改革探索，即专业的古生物学教育非专业的古生物学教育和普及古生物学教育．其中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重点是调整课程设置，适应科学的发展；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关键是改革教学内容，顺应社会经济和建设的需求；而普及古生物学教育的核心是因材施教，培养各类社会服务所需要的人才．
4．1专业古生物学教育
专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从事古生物学科学研究实践应用探索和传承古生物学文化的专门人才，他们肩负有维系和发展古生物学科学的历史重任．20世纪的古生物学经历了从门类古生物学理论古生物学生物地质学的渐进演变历史，顺应了时代的发展（newell，1987；殷鸿福，1994b；Goodwin，2006）．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在实践应用领域中都取得了重要成绩．也使得古生物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科学内涵不断丰富学科地位不断提升，为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力也不断增强．21世纪的古生物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科技进步和人类认识的飞跃，微观领域的地微生物学和宏观领域的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催生了“地球生物学”（geobiology），它是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融合领域，其基本内核是从地球历史的角度探索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化关系（殷鸿福等，2008；童金南等，2010）．由此可见，地球生物学应该是古生物学在新时期的跨跃（谢树成等，2006）．而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又都是新世纪发展最迅猛的龙头学科之一，因此可以预见地球生物学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古生物学的本质是地质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结合，因此在传统的古生物学专业教育中，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都特别兼顾了地质学和生物学两方面的核心科学内容．相应地，在新时期的专业古生物学教学改革中，必须对其主干课程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内容更新，既要引入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领域基础核心课程内容，也要注意吸收这些学科领域的一些新的知识内涵，以满足新兴“地球生物学”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所必须具备的知识需求．因此可以认为，调整和重新规划与地球生物学相关课程并更新其教学内容是进行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重点．表1摘选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含原北京地质学院和武汉地质学院）几个代表性阶段与古生物学相关的课程设置情况，其基本上反映了各阶段古生物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知识结构需求．波动比较大的是九十年代以后，当地层古生物专业被撤消之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一直采取的是以地质学专业招生，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选择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方式，即在地质学专业课程中只学习“古生物地史学”（一般为70学时），到后一年半的专业方向学习阶段再选择性地学习一些与古生物学相关的课程并从事古生物地层学的毕业论文工作．进入21世纪后，地质学专业古生物学课程的设置更加简化，在专业化学习阶段通常保留的一般只有“微体古生物学”“地层学”等，但阶段性地探索新增有“化石鉴定技术”“生物地质学”“地球表层学”等具有专业针对性和前沿性的课程．然而，这显然达不到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目的，于是古生物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任务转嫁到了研究生阶段．由于在研究生阶段基础课程的学习不是主要任务，虽然学生可以采取补课的形式来充实基础知识，但缺乏系统性有规划的基础教育，很难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年来古生物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鉴于此，我们认为专业古生物学人才的培养还必须从本科教育开始，依据当前学科发展现状和趋势，结合当前古生物学专业化方向（地质学专业）的本科教学体制，重新规划古生物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及教学内容的安排．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的古生物学课程仍是必须的，包括普通古生物学地史学古生态学地层学等，但必须增加一些地球生物学交叉学科的基础课程，如普通生物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概论环境生态学等，或者将这些必要的基础科学知识融合到本学科的其他基础课程中．鉴于课时总量的控制，除普通生物学外，其他课程可以考虑作为本专业方向的重点选修课，同时还要增加一些古生物学应用专业的主干课程作为重点选修课，以使得本专业学生具备探索古生物学实践应用的基础知识．如果在本科学习阶段能够在这些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再通过研究生阶段的专门科学训练，可望能够培养出具有较好古生物学专业基础，并在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专业型古生物学人才，从而推动古生物学的科学发展和实践进步．
4．2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
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主要是针对地学其他专业，甚至相关的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进行的古生物学基础知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在科研教育生产和社会实践中能够应用古生物学，运用古生物学知识作为工具，服务于其所在领域的科研或实践活动．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针对的教育面最广，也是各界学者从业及讨论最多但一直没有得到比较好地解决的问题之一．一般说来，这方面的古生物学知识教学课程比较单一，即古生物学，或称为古生物学基础古生物学概论等，也有与地史学或地层学合在一起称为古生物地史学或地层学及古生物学等．只有少数与古生物学相近的学科专业有时还增设有其他与古生物学相关的专业课程，如微体古生物学古植物学等．由于这些专业的古生物学课程一般在课时上明显少于地层古生物学专业相应的课程，常规的处理办法就是压缩其教学内容，但保持原课程内容体系．例如对于80学时的地层古生物学专业的古生物学课程，一般要求学生掌握80个左右的“标准化石”，而相应地对于40学时的非地层古生物学专业的古生物学课程，就要求学生掌握40个左右的“标准化石”．这种教学内容的安排在当年以古生物化石作为地层年代确定的主要手段的地质工作中并未受到广泛质疑．但自20世纪后期其就受到明显的争议，也致使许多非古生物学专业同行认为古生物学在其研究中失去了作用．这不仅影响了古生物学的科学地位，而且直接影响到古生物学在实践应用中的潜能开发．由此可见，这方面的古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改革迫在眉睫．由于当前已不再有地层古生物学专业，极少数学校新开的古生物学专业招生人数十分有限，大部分学校实行的是以地质学专业招生，而在培养的后期进行古生物学专业化本科人才培养．但即使这样，接受古生物学专门教育的人数也十分有限，因此古生物学教育的主体仍是非古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当前针对这类学生的古生物学课程一般只有一门“古生物学”或“古生物地史学”，或其他变化名称的课程，也即对于大多数学生的主要古生物学知识传授必须贯穿在这门课程中．因此说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核心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进行古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也是针对非古生物学的地质类专业学生的古生物学课程内容的优化组织．其基本方案已经体现在近年出版的《古生物学》教材中（童金南和殷鸿福，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同时也修编了针对非地质类专业的《古生物地史学概论》教材（杜远生和童金南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9）．主要改革精神是5个“强调”，即强调基础理论教学强调科学体系教学强调研究方法教学强调科学应用教学和强调与科学前沿和学科发展结合．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基础理论知识培养，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科学前沿和实践应用需求（童金南和殷鸿福，2008，2009）．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这些改革尝试对于当代科学和实践中古生物学知识的运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在一次古生物学教育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上，一位专家对高校古生物学教学提出一条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意见．他认为当前形势下高校的古生物学教育应该重点教会学生3个问题，即什么是古生物？古生物能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研究古生物？显然这最后一个问题主要是针对专业古生物学教育中需要考虑的内容，但前两个问题则是所有古生物学课程教学中的重点．鉴于此，非古生物学专业的古生物学课程内容应该着重于古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古生物学应用两个方面．由此看来，进一步的古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改革重点，是要进一步缩减门类古生物学方面的内容，但要大大加强古生物学应用方面的教学内容．从而培养学生认识古生物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古生物学知识的能力．
4．3普及古生物学教育
普及古生物学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提高普通民众认知古生物的能力，增进社会各界各阶层对古生物学的了解，能够共同合理地利用和保护古生物资源，发挥其应有的科学和社会服务功能，引导和培养青少年及民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造福全人类．古生物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主要借助于各种媒介和政府部门．媒介是直接向社会提供古生物学知识服务的渠道，如各种报刊杂志媒体网站展示宣传等，尤其是当前大量兴起的自然历史或古生物博物馆，前所未有地打开了向广大民众传播古生物学知识的渠道（Rebbert，2007）．而政府部门则是推动科学普及教育的最重要力量，其主要贡献是在政策上给予引导和支持，例如在中小学教育中强调对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要求；引导和支持各种专业媒介（尤其博物馆）建设并向全民开放；制定和引导实施古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规范古生物学知识宣传和普及教育；严厉打击各种破坏古生物化石资源的行为；支持古生物学科学普及和研究工作．虽然古生物学知识普及教育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媒介，但从事古生物学科普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任务仍在各古生物学教育部门，而且这类科普人才一般还必须具有比较专深的古生物学知识能力，才能比较准确地将有关古生物材料科学通俗地传播给普通民众．另一类人员是从事古生物资源保护政府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必须具备有初步的古生物资源鉴别以及从专业角度进行古生物资源保护的能力．由于科普媒介多种多样，化石资源丰富多彩，民众的科学知识能力和知识需求日新月异，因此科普教育的对象千变万化，对于这类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从最专业的古生物学人才培养，到普通古生物化石管理人员的一般知识普及等，需要分层次按目标地进行课程设计和内容组织，以取得最佳效果．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5
道德教育首先必须使受教育者了解和懂得社会的行为规范，建立基本的道德理念，发展道德判断力和培养道德选择能力，当感性和理性、利益和道德发生冲突时，需要有强烈的道德理念和坚强的意志力，培养和发展这种良好的个性道德心理品质，正是道德教育实质所在。因此，教育对古代中国人来说，远远超出了功利性的范围，对个人而言，教育能使一个人安身立命，被社会所容纳，体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以家族而言，具有荫泽后人荣耀门庭的意义；对社会而言，具有使社会保持一定秩序与发展的作用；对国家而言，具有保江山、稳民心的社会教化作用功能。所以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德性培养，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发扬不计个人得失成败，不问个人安危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知识经济是在充满理性的知识化社会中发展的经济，是在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中发展的经济，是在公正社会中发展的经济。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生在人格素质方面除了要有现代科学知识，有严守纪律法规的意识外，还必须有一种有理想、有道德、崇尚正义公平、能诚实守信的人格。我们知道，西方市场经济成功的核心和关键，恰恰就是我国古代德育教育中一直提倡和强调的“诚实守信”。英文中的公司集团———托拉斯（trust）一词，就是忠诚、可靠的意思。知识经济无疑是更高度规范的市场经济，应该有更高度的诚实守信的品德。中国古代浑厚的教育文化底蕴不仅不是中国人走向知识经济的障碍，相反，正是我们建立规范经济制度的文化优势，这一点已为日本、新加坡的实践所证实，也必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所证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古代教育要注重德育、注重人格塑造的传统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在现代高等教育中，一方面注重提高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德性与理想教育。
主张创造性学习的思想
现代社会是竞争激烈的社会，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人人有负担，人人有压力。可以说适应竞争和压力正是现代大学生所必备的一种素质。因此素质教育应该使大学生把来自外界的被动负担转化发自自身的危机感、竞争欲与求知欲，让大学生变成自我教育的主体，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激发大学生身上储存的巨大学习潜能，充分发挥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正是我国古代教育家一贯的主张。南宋初年著名的理学家胡宏认为学习过程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过程，所以，他非常强调学习要有创造性。他说：“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汩灭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黄宗羲也是创造性学习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上的创新，都离不开“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在他看来，没有怀疑就不会有创新。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素质的核心是创造力。一个大学生创造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方式。我们长期实行的是模式化教育，强调死记硬背，把考试时能将老师讲课复述得一字不漏的学生称为“好学生”，而用老师没教过的方法解题则往往会被判错。回顾一下先贤关于创造性学习的教诲，应是猛醒的时候了。
倡导终身学习的思想
当今社会呼唤终身教育，这与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汉代的王充就十分强调立志发奋，力学不辍。在他看来，只有终身学习，才有成功的希望。王充以河水结冰、堆土成山为例说明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河冰结合，非一之日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干将之剑，久在炉炭，钴锋利刃，百熟炼厉。”所以，他主张“宿习”反对“暴习”。他还以不同树种中的生长来比喻求知的长远。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其材强劲。王充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需不断的努力，才有成效。北宋著名的教育家张载也强调终身学习“：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所以他劝诫学生学习只有终身继续不已，学问才会“日增日得”，如果时进时辍，就很难取得成就：“学者有息时，一如木偶人，牵搐则动，舍之则息，一日而万生万死。学者有息时，亦与死无异。”张载还勉励学生在遇到困难和曲折时，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叶适在批判朱陆理学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教学思想。他们认为学问完全靠扎扎实实地历炼，“学非一日之积也。”他们认为无论文章故事，一艺一能都要勤学苦练，不惜精神气力，要倾注毕生精力。朱熹黄宗羲也是终身学习的倡导者。他认为天下之事，未有不积累而成者。黄宗羲明确指出知识学习和德性培养不但要重积累而更要持之以恒。当今社会，科技与生产的急剧变革，对各类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和管理者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知识的飞速更新，职业的频繁变动，需要劳动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不同的劳动岗位。这就要求大学教育不能只培养大学生从事一种终身不变的职业能力，而必须培养他们对不同工作的适应能力和自觉学习、终身学习的欲望和能力，过去那种“一次受教便能终生享用”的传统教育模式显然已经过时。教育将扩展到人的一生，成为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成为整个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看，我国古代教育家可以说是当代终身教育的先驱者。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6
关键词：私塾先生；现代教师；教师专业技能；教学品质
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日益受到重视，打造一流的学校教师队伍需要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方法、个人品质等多方面进行提升。因此，教师专业技能与教学品质的打造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专业技能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运用教与学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为实现教学目标、促进学生的学习而采取的特定的教学行为方式。追溯教师专业技能的发展，早在古代私塾教育中，就已体现出教师应有的专业技能。中国古代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教学品质等对现代教育仍具有一定启示，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的教学方法更是经久不衰，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鉴于此，研究古代私塾教育中塾师的教学专业技能及教学品质对现代的教育教学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古代私塾教育概述
（一）私塾的涵义
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附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传统教育机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其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已基本普及，到明清时已形成一种制度，在民间广泛设立。随着封建教育的发展，私塾教育也相应蓬来，从城市到乡村都广设私塾。私塾的学生既有儿童，又有成人，以儿童为主的私塾主要教蒙学，重在识字，以成人为主的私塾主要教经学，重在举业。汉代以后私塾逐渐成为小学性质的教学场所，教学方式以个别教育为主。私塾按其设置方式可分为：教馆、村塾和家塾。由塾师自己创办的学馆并招收学徒，称为“教馆”或“学馆”。由某一宗族或村里捐资修建学馆，聘请老师教授，称为“村塾”或“族塾”。富裕人家独自聘请老师在家里教学，称为“家塾”或“坐馆”。
（二）私塾的塾师
在古代中国，儿童启蒙阶段的教育很多都是由私塾承担。私塾的教师即塾师，俗称“私塾先生”或“先生”。在唐宋以后，主要由科举落第的秀才担任私塾先生，其次是未中秀才的童生。在私塾教学中，私塾先生的教学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通过自己开办私塾进行施教；二是被人延请到家中施教。由于学识、人格、品德修养等不同，私塾先生个体的社会声望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一部分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世人选择塾师的标准也是十分严格的，对塾师的要求也很高，除了品行端正和学问好之外，还要求塾师一定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三）私塾的教学内容
私塾教育并不像现代学校那样明显的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私塾的学生是高低程度混在一起的，教学效果取决于塾师的教学水平。传统塾师大多是科举落榜的知识分子，通常教授学生背书、写字和作文。其中，优秀的塾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的科举考试，但就学生而言，还是分等级的。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二是读书教育；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五是不断温书练习，备考。
中国古代童蒙教学，总体上重注入、背诵和训练。教学内容主要有识字、写字、读书、作文等几个方面。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先认方块字，之后开始读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识字课本往往有一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小，句式整齐，平仄互对，音节易读，朗朗上口。充分利用了汉语中的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强的优势，突出记忆力的发展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果、最成功的特点，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来，也十分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及儿童年龄特征的客观要求。
二、古代私塾先生的教学
（一）古代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内容上，私塾教育强调文化知识与伦理道德教育并重。蒙童在学习识字、历史知识、生活常识、为诗作文的同时，同样接受着伦理道德教育。如《小学诗礼》《小学韵语》《蒙童须知韵语》等。塾师在授课时随时灌输一些道德伦理知识，加强学生对礼教的学习与认识，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与品德，从而达到教育目的。现代教师教学方法与古代私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教学方法上，古代私塾秉承儒家教学理论，注重“学、问、思、辨、行”并重，“父师善诱法”及“启发诱导”。
1.“学、问、思、辨、行”并重的方法
《礼记·中庸》十九章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说的是为学的几个阶段。“博学之”是指学首先要广泛的猎取，培养学习者具有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审问”是第二个阶段，指有所不明的时候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到的知识加以怀疑。问过之后还要仔细地考察、分析，检验所学能否为自己所用，即“慎思”。“明辩”是第四个阶段，指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就会因鱼龙混杂而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学有所得之后，就要努力实践，使学有所用，做到“知行合一”。
作为一种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孔子同样倡导学与思、行结合，他在论述学习与思考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读书若只是记诵一些知识，却不通过思考加以消化，就可能分不清是非曲直，导致盲从别人的观点；如果只是空想，却不通过读书等途径学习实际知识，也会疑惑不定。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单纯的学和单纯的思，都存在片面性。在现代教师的教学中，面对学与思，同样需要全面思考两者的关系，即学是基础，在有了知识材料的条件下，需要进一步思考，这样才能使认识深入和提高，从而掌握事物的本质。此外，孔子还强调学习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之中，为社会实践服务。
2.父师善诱法
清人唐彪在其著述的《家塾教学法》之《父师善诱法》中阐述了儿童教育的理论及方法，以论教法为主，主张“善诱”为“教学”之本，体现了指导学习的方法以及养成学习的习惯。唐彪认为，儿童教育首先要重视家教，家长要为儿童择师选友，以端蒙养之正，他提倡要顺应儿童的天性，寓教于乐，主张根据儿童年龄和生理特征进行因材施教。蒙学之时着重抓诵读、习字、认字等，教学上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唐彪曰：“故父师于子弟，懒于读书者，当督责之，勿令嬉游；其过于读书者，当阻抑之，勿令穷日继夜，此因材立教之法也。”唐彪提醒父师，教子弟时，要做到“因材立教”，即教孩子读书时不可让他过于贪玩，也不可让他过于劳累，还要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教育。
古代教育家朱熹也曾有关于因材施教的论述，《朱子语类》卷十：“精神长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词义简易者。”“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晩，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意思是读书要根据自己的精力和年龄特点去读，精力充沛者，适宜广搜博取；精力欠缺者，只读最紧要的书，以涵养性情。年纪轻者，须多读；年纪大者，宜择要书。但无论哪类人都应该将每本书沉潜玩味，究到极处。
鉴于此，现代教育教学应该更加注重根据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认知水平开展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独立的个性，避免千人一面，鼓励学生求知创新。
3.启发诱导
启发诱导可以说是《学记》中最基本的一个教学原则。《学记》中说：“君子之教，喻也。”这里的“喻”，可以说是启发诱导的意思。《学记》认为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的基本特点是要善于启发诱导，进一步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只有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可见其把启发性原则看待得十分重要。
在有关如何进行启发诱导的问题上，《学记》中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道而弗牵”。指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学习而不是牵着学生走。二是“强而弗抑”。指要善于激励、劝勉学生，而不要压抑、逼迫学生。三是“开而弗达”。即教师要指点学生，开启其智慧，而不要代替学生做出结论即只提供“标准答案”。这三条就是对启发诱导原则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说明，教师在教学中起的是引路人的作用，教师要启发学生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不能拖着学生，压抑、逼迫学生，更不能代替学生走路。这就是“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此外，还需要把握好启发诱导的时机。《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发愤求知的欲望”，就不要“启发”他；不是到了“想说可就是不能恰当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不要引导他如何表达。其中，“愤”是指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中，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此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予以指导，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因此，学生只有经历了“愤”这一阶段，教师才能“启”。同时，教师还要掌握好“启”的时机与火候，以此来达到最佳效果。
启发诱导，培养了学生的学习情趣。现代教学中，有部分学生缺乏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习有很大的困难。对这部分学生，应着重培养他们的学习情趣，多给一些学习的机会。课堂上，简单的问题多让他们回答，哪怕是回答得语无伦次，也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回答得对的部分给以表扬，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鼓励他们不懂就问，他们提出的问题，教师要心平气和地逐一讲解，直至弄懂。
以上几种教学方法在使用的过程中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将“学、问、思、辨、行”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对所学知识了然于胸的同时，经过提问和进一步的思考分辨，从而有意识地联系实际。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师充分运用父师善诱及启发诱导的方法，使得学生领悟所学、掌握学习技能，最终学有所用。中国古代塾师的教学方法相辅相成，在教学过程中相互渗透，为现代学校教师提供了一定启示。
（三）古代教学名师的教学品质
中国古代教学名师的教学品质可以概括为：学问、勤奋、严格。
1.学问
在私塾教育中，优秀的塾师往往具有广博的学问。例如孔子继承了西周贵族“六艺”的教育传统，又根据实际需要创设新学科。在《论语》中有多处记述，如“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孔子博览群书，涉猎范围极广。《学记》中同样要求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强调“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2.勤奋
塾师同样具有勤奋好学的品质。孔子在回答子贡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认为教师要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状态。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意思是如果不学习不修养，止步不前，就会失去为师的条件，这是值得忧虑的。因此，教师要勤奋治学，把良好的治学精神传授给学生。古代私塾教学，同样体现了塾师内在坚忍不拔的品质。孟轲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认为，人的聪明才智得于艰苦的磨练，环境越是恶劣，对人的造就可能越大。
3.严格
古代私塾先生还具有严格治学的教学品质。孔子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做事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严于律己的为人准则。孟子同样具有反求诸己的个人品质，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可见，严格治学是中国古代塾师教学品质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从教者应有的治学态度。
三、对现代学校教师专业技能培养的启示
古代私塾教育对现代学校教师的专业技能及教学品质培养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教学方法及塾师个人品质特点上。
从教学方法上看，新课程理念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促进了教师专业技能的发展。在教育事业的国际化视野下，教师专业技能的培养要适应新课程的课程设置及教育目标。根据我国教育目的对受教育者身心发展提出的总要求，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应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具有一定动手操作能力，锻炼身体，完成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这与古代塾师提出的“学、问、思、辨、行”相结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教师在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应渗透对所学内容进一步思考的意识，使认识逐步深入和提高。此外，还要学以致用，服务于社会，证明自己所学。另一方面，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重视对学生的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在各类教育教学中，观察学生的学习特点，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了解学生智力发展水平，把握教学时机，因势利导。最终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因材施教对于教师专业技能的提高同样是一项挑战，需要教师用更多的精力了解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意学生个别差异。
从塾师个人教学品质上看，中国古代教学名师所具有的学问、勤奋、严格的教学品质，仍是现代教师专业技能培养中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现代学校教师要具备广博的学问，需要教师不断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扩展视野；勤于治学，奋发图强，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传承与创新，培养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课堂教学评价的方法以及心理教育技能等多重模式的建构，使中国传统私塾教育中塾师的教学技能在传承中得到符合现代教育实际的发展。
在教师专业技能与教学品质的打造与传承上，需要结合古今优秀的教育教学方法和现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注重学生主体地位，从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去培养学生。同时，在教师专业技能的传承上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古为今用，使古代教学名师优秀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品质得以创新升华。
参考文献：
[1]高时良.学记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7
一、中学阶段在古典诗词教学中开展审美教育的现实意义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创造力和直觉》一书中指出，现代科学文明的问题就在于此人们似乎普遍感到科学远离了哲学和文学之类的其他文化活动，因而，我为一件事感到不安，就是说这种片面的抽象化趋势缺乏某种对于创造思维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在古希腊，不但直觉和抽象是完全和谐的和处于相互平衡中，而且也不存在科学远离哲学、文学和艺术那种事情。所有这些文化活动都是和人心很靠近的。一个人可以像欣赏几何学那样欣赏诗。[1]可以说，审美教育不仅对塑造完整的人格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外研究表明，13～20岁是审美发展的危机阶段，也是个人偏爱和审美标准逐渐形成、并最终导致其审美理想形成的阶段。而这一阶段，正是人生的中学阶段，因此，在中学阶段开展审美教育的重要性无需赘言。
审美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作为中学阶段语文教育中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古典诗词教学中的审美教育自有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美学发展史看，美学是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不但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美学思想，而且在诗文理论、绘画理论、音乐理论、书法理论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理论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往往还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精华部分。[2]大量的古代诗论中所阐述的美学思想，无不是从对古代诗词的研读与赏析中获得的。而中学教材所选的古代诗词，基本上勾画出我国古代诗词发展的主线，选出了历代最重要的诗人(集)的重要作品。在对这些古代经典诗词作品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开展审美教育，正是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其次，从审美教育的最终目的来看，是塑造完善的人格。而《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论语阳货》中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都是在强调诗词的兴发和感动力量或人在诵读诗词过程中所体验的一种兴发的感动。中国诗词最可贵之处，在于可以使人越过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不断传出一种生生不息的感发生命，起到净化和完善人格的作用。这也正是审美教育的目的之所在。再次，从审美教育的主要内容看，各种审美形态(优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丑与荒诞)、审美意象和审美感兴等内容，都可以从古典诗词中找到很好的范例，便于学生从中学习、体验，掌握审美的基础知识。最后，从学生个体提高审美能力的需要来看，通过古典诗词教学的方式开展审美教育，可以让学生利用古典诗词开展审美体验，并且举一反三，磨练其审美感兴能力的敏锐性，逐步提高审美能力和审美品质。
二、古典诗词教学中审美教育的主要内容
古典诗词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应当遵循古典诗词教育的一般规律，从文学背景、字词的疏通、语句的理解到全篇的赏析，将审美教育贯穿、融合于古典诗词教学的始终，重点使学生能够懂得美是什么，并初步掌握古典诗词的几个主要美学特征。
1.通过古典诗词文学背景的学习，让学生懂得生活之美
在古典诗词教学中，文学背景或文学常识的介绍，可以加深学生对诗词的理解。从审美角度看，这一过程可以让学生明白诗既来源于生活，又反映了生活。别林斯基说过：伟大的诗人在谈着他自己，他的我时，也就是在谈论着一般人，谈着全人类。所以，人们才会从他的悲哀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悲哀，从他的心灵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心灵，认识到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人。如学习《诗经》，学生了解到《诗经》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颂是祭祀乐歌，雅是正声雅乐，而风则是指土风、风谣，它包括了15个地方的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歌谣，是《诗经》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其中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1/3(朱熹《诗集传》)。课文所选的《氓》和《静女》分别出自《诗经卫风》和《诗经邶风》，也就是卫、邶地方的民歌。《氓》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首弃妇诗，借助对比手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侮辱与损害的女子形象，她温柔、多情，有着对自主婚姻、幸福生活的强烈追求;她冷静、坚强，虽命运不幸，却坦荡自信，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氓》反映了古代男女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夫权对妇女的迫害，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与《氓》以女子口吻控诉男子的薄情不同，《静女》则从男性的视角，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位恋慕至深、如痴如醉、憨厚多情的男子形象。全诗借助细节，重章复唱，巧妙地将人、物、情融为一体，表现了爱情的纯真，生活的美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首先是使我们想起人以及人类生活的那种生活。《氓》、《静女》这两首诗所带来的美感，正是通过对古代男女对美好爱情追求的现实描写，引起人们的联想、想象，激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欲望而产生的。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8
关键词：积极性；现代化元素；改革创新
音乐属于艺术课程的范畴，不仅可以培养人的情操和鉴赏
力，还可以提高其思维和记忆，有利于人的工作和学习状态的提升。大学音乐素质教育中主要有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两种，但这两种音乐从不同时期发展而来，具有时代特征的差别，但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共性。所以，如何实现大学音乐素质教育中古典音乐跟现代流行音乐的有机结合，对大学音乐教育至关重要，甚至会影响到未来音乐事业的发展。
一、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特征
李岚清在《李岚清音乐笔谈》中提到音乐的重要性：“音乐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陶冶人的情操，还可以启发创意，有利于自我情感的表达和抒发。”喜欢和热爱音乐，可以完善自身的文化修养。现代音乐主要分为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两大门类。古典音乐（classicalmusic）主要是指规模宏大、影响深厚、结构复杂，具有持久性效应的音乐，而现代流行音乐（popularmusic）主要是指广为流传、通俗易懂、活泼的音乐，两者表面看似存在很大
区别，但其本质上存在一定的通性，所以，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和
冲突。
现代音乐创造中，可以实现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融合，很多古典音乐家将古典的音乐转变成了现代流行音乐的风格，例如：理查德・克莱德曼采用流行音乐的元素来诠释和演绎古典的钢琴曲，在大的时代背景下，采用“应情动人”的方式来表达。所以，现代大学音乐中，如果将现代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相结合，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有利于音乐素质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实现这两者的结合，不仅会使古典音乐更“平易近人”，同时也会让流行音乐的档次更高，意义更深远。
二、如何实现古典音乐跟现代流行音乐的有机结合
素质教育需要满足的要义：面向全体学生；实现学生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素质教育融入现代大学音乐的教学中，首先，要把握好大学音乐课程教育的目标、对象、教学过程、教学方式和教学关系等内容，同时要注重教学环境，构建符合大学音乐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其次，针对大学音乐教学中的情趣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来构建符合大学音乐素质教育的教材和课程体系；最后，在大学音乐素质教育中实现课堂跟课外实践教学。
现代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对古典音乐的欣赏面比较狭窄；缺乏对古典音乐作品的认识和了解，感觉古典音乐较为古板。所以要想实现古典跟流行的有机结合就需要在培养学生对流行音乐热爱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和鉴赏能力，同时要将古典的元素和内容等融入现代流行音乐中。
1.消除学生内心深处对古典音乐的漠视和恐惧
很多时候学生都会听见一些门铃、洒水车、手机铃声等，但都不晓得这些音乐出自何处，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些熟悉的乐曲进行录音，在录音中设置古典音乐，认真地分析古典音乐的内涵和价值。例如，在按门铃时，我们设置一首乐曲《致爱丽丝》，这是贝多芬的钢琴曲。而当洒水车出现时，设置一首《婚礼交响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可以让音乐学习富有情趣等。只有消除学生心中对古典音乐的认识偏差，才会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
2.积极地探索古典跟流行音乐的有机结合元素
古典音乐中可以添加一些流行性的元素，很多古典音乐已经开始慢慢地现代化了。在古典名曲《命运》中表现了浓厚的感情，贝多芬的作品让学生感悟到真正的价值所在。但欣赏了理查德改编的《命运》后，才发现《命运》也具有时代特征，于是恍然大悟。所以，要想将古典音乐在大学中普及和推广，需要激发起学生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例如，可以采用精美的电子小提琴古曲和女子十二乐坊的经典名曲，利用现代化的演绎节奏，提高学生的兴趣。
3.加强大学音乐素质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1）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生动形象的古典音乐特色展现在学生的眼前；（2）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形成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随着现代音乐的发展和进步，音乐形式逐渐发生了改变，但在大学音乐素质教育中只有优化教学模式，将古典融入现代音乐教学中，才会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提高素质教育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张文利.大学音乐教学中古典与流行的结合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2012（20）：153-154.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9
一、教育的涵义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人的智力与体力、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可以称作教育。它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狭义上的教育则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主要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向变化的活动。
二、教育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是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
三、教育的属性
(一)教育的本质属性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二)教育的社会属性
1.教育具有永恒性
2.教育具有历史性
3.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
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一)教育的起源
1.神话起源说
2.生物起源说
生物起源说代表人物有l9世纪法国的利托尔诺,美国的桑代克,英国的沛西能。生物起源说认为人类教育起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物的生存本能活动。
3.心理起源说
美国心理学家孟禄是心理起源论的代表人物,认为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
4.劳动起源说
劳动起源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苏联米丁斯基、凯洛夫等,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
(二)教育的发展历程
1.原始社会的教育
原始社会的教育没有阶级性,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
2.古代社会的教育
古代社会的教育包括奴隶社会教育和封建社会教育两个时期。
(1)奴隶社会教育
①中国
夏、商、西周:教育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②西方古希腊教育
斯巴达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体格强壮的武士。学习内容主要是“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称之为“五项竞技”。
雅典学习内容主要为读、写、算、音乐、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是雅典教育的显着特点。
(2)封建社会教育
①中国
《四书》、《五经》,特别是《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被作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②西方
西方封建社会,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教育:教会学校和骑士学校。
(3)古代学校教育的特征
①古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具有非生产性。
②古代学校教育适应古代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具有阶级性;封建社会的学校还具有等级性。
③古代学校教育适应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表现出道统性、专制性、刻板性和象征性。
3.20世纪以后教育的新特点
第一,教育的终身化;
第二,教育的全民化;
第三,教育的民主化;
第四,教育的多元化;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篇10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代阐释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3]张万敏.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论文的现代转换[J].长春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