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1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定义；科学性；不精确性；局限性
一、计量经济学的含义
1.计量经济学的早期含义
在17世纪时期，计量经济学第一次在戴夫南特和金的研究中出现，但当时，计量经济学这个专业术语并未出现，直到挪威的一位名叫弗里希的经济学家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概念。计量经济学表示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在研究中发现在统计学和数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发现这个发现的发现者将其命名为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对理论政治以及纯经济学的主观抽象法则进行试验和数据检验并由此来将纯经济学最大化的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1933年，计量经济学会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通过经济学与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以实现经济问题理论定量与经验定量相统一的目标。这个定义表现了计量经济学是由统计学数学以及经济学共同组成的，缺一不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数学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应用，也不能笼统得以为是经济理论问题的简单统计，只有将三者构建在一起才能发挥出特定的效力。
2.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含义
由于计量经济学的早期目的在于科学化经济理论研究，因此在随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完善中，计量经济学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定义变的更加具体也更加具有内涵。第一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理论数据，将经济学的经验理论包含在内一起分析，通过分析来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第二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的目标是建立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学中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模型来确定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其他变量会造成多大影响。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工具来解决发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变量变化问题，并引导人们对此类问题分析和了解并解决。小结：发展至今，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但其基础和目标并未有多大改变。还是将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三者合一共同解决和推断经济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不管是哪一门学科都可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因此，计量经济学也可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自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影响至今。作者认为这不一定是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其可归结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计量经济学的滥用和理解的不透彻所以才无法从理论计量经济学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计量经济学的特性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独特一面。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志在于其严谨的数学方法逻辑性和正确指向性的统计推断。当然，对于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也从未间断过。凯恩斯认为计量经济学是“统计的炼金术”，“蹩脚的魔术”。他认为计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此作者统计出了科学标准并表现了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1.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哲学标准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标准：其核心是事物的可证实性。包括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柏林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亨善尔”逻辑主义。证伪主义科学标准。这种证伪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证实和证伪之间的逻辑不对称。凡是可以被证伪的那就不是科学的。其次，我们可以在计量经济学中发现逻辑实证主义的特性：重视证实，观测，反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反对理论实体。从计量经济学中我们更能找到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影子，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就在于对原有的经济理论或问题进行模式分析，不断假设推断，通过证实和证伪发掘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在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在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
2.计量经济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首先，计量经济学具有不精确性。其实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从基础来源上来看，庞大的经济数据本身就具有不精确性，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也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们能得到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未来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商榷。统计学也是计量经济学的构建者之一，这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是一个随机事件，是否得到想要的结果还需要共同的努力，这与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并未冲突。其次，与其它学科一样，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之外还有其局限性。从研究方法上而言，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这既是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所在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从经济学的语言层面而言，以统计学和数学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有着其自带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的气息太重，这种以不平衡的逻辑为出发点的方法论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结论与展望
时代在进步，人民富有了，消费提高了，伴随的经济危机也爆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重对计量经济学的质疑。无法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在解决经济危机上的能力不足都存在于人们疑惑中。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模型，在此模型中我么能够看到理想的世界，能够正确预测经济的走向，但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统计学成分决定了其理想结果之外还存在其他结果。我们应当做的事理解透彻计量经济学并不滥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证明其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经济领域中变量的变化以及影响的大小并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有制定对策，那么应该会有效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洪永激.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经济研究，2007(5):139-156.
[2]Frisch，1993，editorialeconometrica，pl.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2
机会成本属于经济学中重要的一个概念，在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对应的是会计成本，即从会计学角度考虑的实际发生的账面成本。对于这两种成本内涵的辨别，对于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机会成本的内涵
1.机会成本的出处。机会成本这一词由奥地利学派弗？冯？维塞尔独创，他通过成本定律分析，将效用与成本联系起来，解释了机会成本，他在其《自然价值》一书中指出：“在生产财物能够作为多种不同的使用的场合，……在这里必须注意选择那些无论在种类和数量方面都能证明是经济最有效的使用。”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论著中提到：一切竞争的成本总要牵涉到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自古有之，只是之前没有确切的定义。现实中更是充满了选择，无论做何选择都会存在机会成本。
2.机会成本的含义。机会成本是指在一定经济资源投入到某项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机会成本：将一种资源用于一种用途就意味着它不能用于其他用途。
由于经济资源具有稀缺性，因而将一定的经济资源生产一定数量的一种或几种产品时，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于其他生产用途，即企业所获得的产品收入，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生产其他产品时所能获得的收入作为代价，由此便产生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例如，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论著中所举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一样，上大学四年的机会成本是四年的学杂费加上不上大学出去打工所挣的工资。做了一件事而不能做另一件事的代价就是机会成本，也是为做这件事而放弃做其他事牺牲掉的机会。
3.相关的成本概念及比较。成本一般可以分为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社会成本是指是指全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的成本汇总起来的总成本，也可指某一种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其反映的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所发生的成本，即社会可获得的资源的最好替代用途。最早提出社会成本一词的人是著名经济学家庇古，他在分析外部性侵害时发现社会成本是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社会成本的分担与补偿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
私人成本是指单个厂商使用某一资源而产生的费用，即厂商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见，私人成本是从厂商私人角度来看而形成的成本，厂商投入的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价格均应计入私人成本。
进一步，私人成本又可划分为显性成本和隐含成本。显性成本指企业从事一项经济活动时所花费的货币支出，包括雇员工资、购买原材料、燃料及添置或租用的设备的费用、利息、保险费、广告费及税金等。这些成本会在会计帐目上反映出来，又称会计成本。隐含成本是相对于显性成本而言的，指企业使用自有生产要素时所花的成本。比如，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会雇佣工人，从银行贷款，而且有时还利用自有的土地和资金，并亲自管理企业。如果企业使用的某部分生产要素是自有，在会计记账时，这些要素的价格总和形成的成本，不计入会计成本（显性成本），但是，经济学上认为，由于这些自有要素和非自有要素在生产过程的作用相同，也应向自己支付利息、地利和薪水等，所以这笔价值应当计入成本之中。由于这类成本不如显性成本那么明显，故被称为隐含成本。隐含成本必须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按照企业自有生产要素在其他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来支付，否则，厂商会把自有要素转移出企业以获取更高的报酬。因此，西方经济学中讨论的成本概念与一般企业会计人员所指的成本相比有着不同的含义。
由于不同成本含义存在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利润含义的差异。目前，主要有两类利润：一是，会计利润：销售总收益与会计成本的差额；二是，经济利润：销售总收益与企业经营的机会成本或经济成本的差额，又称超额利润。
进一步存在，经济利润=总收益-经济成本=总收益-（会计成本+隐含成本）。若令经济利润=0，则有，经济利润=总收益-（会计成本+正常利润+其他隐含成本）=0，进而可知，会计利润=总收益-会计成本=正常利润+其他隐含成本。由此可见，当经济利润为0时，会计利润并不为0，而是为正常利润和其他隐含成本的总和，反之，当会计利润为0时，经济利润为负数。因此，由于成本含义的差异导致对厂商的经济评价结果完全不同。
二、机会成本的特点及存在前提条件
1.机会成本的特点。机会成本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机会成本具有时效性，机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某个时间点，不同的时间段，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第二，机会成本不是完全由选择方单方面决定的，竞争的选择会影响到选择方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成本，但是它能影响我们的抉择。第三，机会成本的计量难，机会成本有可计量的也有不可计量的，比如时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的机会成本。例如：煤矿的破坏性开采，它的机会成本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后期弥补环境的破坏的成本是无法核算的。
2.机会成本存在前提条件。机会成本存在的四个基本前提：第一，资源具有稀缺性，即相对于人类无限增长的需求而言，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资源总是有限，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造成了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稀缺性可划分为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绝对稀缺是指资源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相对稀缺是指资源的总供给能够满足总需求，但分布不均衡会造成局部的稀缺，通常所说的稀缺性是相对稀缺。第二，资源具有多种用途，这保证了资源在使用时的可选择性。第三，资源可以自由流动，这保证了资源能够进行自由配置，这又进一步保障了资源用途的可选择性。第四，资源可被充分利用。如果将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投入到某些用途后，还有一些用途所需的资源得不到满足，才会出现收益损失。如果资源的每种用途都满足后，资源仍有剩余，即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则闲置的资源不能获得收益，使用闲置资源的机会成本为零。资源是稀缺多用途的才可能促进使用资源者充分利用资源，四个前提是递进关系。只有在这样三个前提下，才存在机会成本。
3.机会成本变动规律。在既定的经济资源和生产技术条件下，每增加或减少一单位某种产品的产量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会出现递增或递减，即机会成本变动存在客观规律。
由于资源是有限的，且生产要素间可以替代但又不能完全替代，因此，一般来说，每增加一单位某种产品的产量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会出现递增，即机会成本呈递增规律，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因资源是有限的，随着某种产品产量的增加，用于生产其他的经济资源逐渐减少，造成该经济资源相对稀缺，价格增加，在所放弃的其他产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所放弃的最大收益即机会成本递增；另一方面，因为存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即在维持产量不变的前提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不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这种生产要素所能替代的另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换言之，机会成本递增。这也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凹向原点（有时也称为“凸性”）的原因。
三、机会成本案例分析
1.国家建设的决策。修建水坝需要考虑的机会成本，截断河流修建水坝，最直接的经济效用就是水利发电，但是不能只考虑这座水电站可以发多少电，带来多少收益，还应考虑用同样资金可以建多少中小型水电站，这些中小型水电站能发多少电，带来多少其他收益，后者是前者的机会成本。修建水坝的机会成本还要考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上下游人文环境的影响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是无法用货币来估算了。机会成本的存在，使人们会从全局来考虑问题。
2.企业的经营决策。问题一：如果一家企业占用资产100万元，社会平均报酬率为10%，但它只能达到5%的资产报酬率，那么这个企业在真正帐面上就应该是亏损5万元，而不是盈利5万元。上面这个例子，就是沿海一带大量中小企业纷纷由制造业转行到金融或是房地产业脱离实业生产的最好说明。资本逐利的本能，会让企业主重视资本的有效利用和进行正确的投资决策来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考虑生产运营的机会成本。
3.日程生活中的决策。日常生活中个人的投资决策。问题一：老张拥有一个商铺，租金6万/年，如果自己开商店投资20万元开店，开店的年收益率是30%，而20万如果投资基金会有10%的收益率，老张是开店好还是出租店铺？
从货币价值的角度来考虑，老张自己开店的机会成本是6万的年租金和2万的投资基金的货币收益之和，即8万元。而他自己开店，账面上可以赚6万块，但他因此损伤掉了赚6万块的租金和2万块货币收益。最后理性的决策，老张是出租商铺。
问题二：上医学院的机会成本比上一般大学的机会成本大。
医学院的学生，时间成本都比一般大学的高，医学院本科毕业需要5年比一本本科长一年，这一年的学费和不上这一年所挣的工资就是医院学生的机会成本。此外，医学院的就业选择面很专业，转行成本高，这也导致他们的机会成本高。
问题三：企业中职务越高的女性生小孩的机会成本越大。其一，职场中女性职务高越高收入更高；生小孩后无法工作，收入锐减，机会成本高。其二，生小孩后重返职场原职务级别难报，失去原有的晋升更高职务的机会甚至被原单位辞退。这是职场高职务女性生小孩所面临的两大高机会成本。
在人们作出任何决策时都要使收益大于或至少等于机会成本，如果机会成本大于收益，则这种决策从经济的观点看就是不合理，这就是说，在作出某项决策时，不能只考虑获利情况，而且还要考虑机会成本，这样，才能使投资最优化。由此可以看出，机会成本在经济生活中对决策的重要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3
近十年西方许多企业在组织设计、复杂环境、信息技术方面面临着比较广泛的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对管理会计变化的需求，许多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了这种变化。如传统的管理会计技术（如预算）尽管仍很普遍但通常与新的会计技术一同使用；新信息技术在许多组织中使常规的会计任务中心化（或从外面取得），管理会计由原来在组织内部由一小部分专家所拥有变成组织内部分散化的知识；管理会计师转向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直接的支持或内部经营咨询。管理会计的变化当然通常被推断为好的现象-将现实变得更好，但是人们发现，变化也可能与负面的发展相联系。如带来大量的问题、引起倒退、甚至迅疾的大破坏。而且，尽管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还是比较困难和缓慢（Granlund，2001）。
管理会计变化的这些特点，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管理会计变化研究因此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点。
根据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观点，现代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是经验案例研究、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实地研究和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认为，管理会计变化与环境和围绕它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和制度力量有关，管理会计可以视为个别组织中的制度，在特定的组织中管理会计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巩固思维和行动中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关注概念体系、转变条件和原因，涉及制度和行为方式、制度行为如何在不同时期持续等问题。macintosh和Scapens（2000）认为，会计文献所使用的社会学制度理论有三种：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社会学（newinstitutionalsociology）。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会计的研究，基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合理性和均衡的核心经济学假设，因而更为关心预测合理的或“最优的”结果，而不是解释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所呈现的过程也即变化过程。新制度社会学对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实践的外部组织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般影响。旧制度经济学则将视角集中在组织的常规和常规的制度化，认为管理会计系统和实践能够产生组织的规则和常规，因而研究管理会计的变化同时也是研究组织常规的变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介绍和研究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和Burns和Scapens（2000）的基于旧制度经济学的管理会计变化制度理论。
二、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
macintosh和Scapens1991年在《管理会计研究杂志》上发表“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一文，提出将：Roberts和Scapens（1985）、macintosh和Scapens（1990）以及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运用到管理会计系统的研究中。认为结构理论包容了adamSmith的古典经济学和Karlmarx的经济决定论（macintosh和Scapens，1991），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是解释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社会秩序的产生、调节和转变中的作用，理解推动该系统的不太明显的动力的有价值的手段；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中可以形成和复制含义、权力和道义。
（一）结构性及其三个方面
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
其最终的目的是一种Spencer，weber，parsons和marx传统下的一般社会理论（grandsocialtheory）。
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包括行为（agency，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观行动）和结构（来自行为和相互作用个人和团体的社会结构的结构资产）两部分。结构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安排社会行为和为社会活动提供约束的规范、样板、蓝图、准则和规则，是社会相互作用和活动的“Dna”。行为将社会生活描述成由主动的个人所组成。这些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主观地产生引导他们的共同理解。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一种有目的性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能力。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
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结构性同时发生在三个方面：含义（signification）、支配（domination）和合法化（legitimation），有时也被称作含义、权力和道义。含义结构是用作产生意思的语义规则；支配结构是用作产生权力的资源；合法化结构是产生道德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这三方面紧密交织难以拆分，它们一起在组织与制度中影响社会活动和行为人间的相互作用，它们限制和强制行为人获得为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合作。下面对结构性的这三个方面作进一步描述。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4
关键词:资本成本会计;股权资本成本;现实意义
一、资本成本与资本成本会计
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取得和占用经营资本所承担的费用,它不仅包括企业借入资本所需支付的利息,也包括投入(股本)资本所需发放的股利。资本成本会计是以现代金融市场和企业制度为依托,以企业资本成本为对象,将企业成本概念及其计量引入产权领域,全面确认、计量和报告企业资本成本信息的一个新的会计领域。所以现代金融市场和企业制度与会计的共生互动性构成了资本成本会计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会计主体和成本成为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基础。它是由美国会计学家罗伯特・安东尼教授于1973年提出的。
资本成本会计与现行财务会计的明显不同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只确认、计量和报告债务资本成本而忽略股权资本成本;而资本成本会计则认为,企业使用的各种资本成本都应象生产成本一样计算,从企业收入中扣除,以确定企业的利润。也就是说,利息费用既有属于债务资本成本的部分,也有属于资本成本的部分。股权资本成本属于隐含成本,而债务资本成本则和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间接费用等一样属于显现成本。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从实质上说,就是将会计信息领域加以扩展,财务报告应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发生的一切成本,既包括显现成本,也应包括隐含成本。
二、资本成本会计对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
(一)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冲淡了传统资本要素的地位冲破了现行会计理论与方法以资本为中心的局限,突出地强调公司主体权益,拓展了会计学的研究视野,沟通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计学就是产权经济学。
(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资本成本会计是针对现行财务会计实务在资本成本信息方面的偏差,旨在矫正会计信息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扭曲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资本成本会计构想改变和丰富了会计的信息内涵,增强了会计信息的管理决策导向功能。
(三)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根据主体观念,资本成本会计的确认与计量,把会计恒等式变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使债权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权益在会计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改变了传统的会计观念。股东权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及股权股利,应明确的是资本公积中只包含资本的溢价、资本外汇折算差额。因为接受捐赠的资产,从捐赠者来看,是为公司或经营者而捐赠,非投资者;资产重估增值,是经营者对资产投资、保管和使用得当而带来的,非投资者带来的,所以这两项应作为主体权益,单独设置一个“主体公积”科目来反映股权股利是留存于公司尚未分配的股权资本成本。另外从保护股东权益出发,还应设置“经营风险准备”科目,计提了经营风险准备,就不再计提法定与任意盈余公积,但仍应计提公益金,这时的公益金不再是职工集体福利基金,而是员工离退职及遣散安置等费用的准备金。这样主体权益包括:经营风险准备、主体公积、公益金和未分配利润。股权资本成本会计的建立将使公司成本发生三大变化:首先,利息费用将广义化为企业的资本成本,既包括债务资本成本也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利息费用不再是一项期间费用,而应将其视为一项成本核算处理;其次,企业存货成本和销货成本中将包含占用的或生产产品所耗用的资本成本;最后,自建固定资产的成本中将包含在建期间所占用的全部资本成本。
三、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这两个会计分支学科,从某个侧面展示了当代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
因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总是表现为分化与融合的辩证统一,会计学科也不例外。管理会计确认和计量一切成本包括显现成本和隐含成本。而现行的财务辩证统一,会计学科也不例外。管理会计确认和计量一切成本包括显现成本和隐含成本。而现行的财务会计却仅仅确认和计量显现成本,对隐含成本却视而不见。两者之间缺乏统一性,既对会计学科的理论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也为它们的实际应用带来诸多不便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
1.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有关“成本”的口径不同。以存货管理为例,所谓存货决策实际上就是存货的储存成本与订货成本之间的权衡。在这里,财务会计的“储存成本”必定小于管理会计的“储存成本”,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权益资本成本。
2.在投资项目立项时,管理会计对投资项目应用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和内含报酬率等动态经济评价时,折现率时一个重要的参数,而折现率的确定基础时包括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在内的资本成本,当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却由财务会计来评价和考核,由于两者的评价标准不一致,使得人们无法据以了解投资项目立项时,所要求达到的投资报酬率在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实现。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解决了这个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统一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成本”口径,而且协调了投资项目的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这两个会计分支学科。
(二)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使企业的净利润更具有经济意义
首先,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实现了对会计利润的经济学改造,使会计利润向经济利润靠拢,也拓展了会计学的视野,将会计学成本概念及其计量引入产权领域。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下,净收益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和真实的净收益两部分。把股权资本成本当作企业净收益的一部分,虚增了企业的净收益,从而高估了企业的经营成果。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还其本来面目,使企业的净收益真实地揭示了企业的经营成果。这样,会计学的净收益实际上就是目前经济学界流行的经济增加值。其次,传统财务会计不确认股权资本成本,计算出的净利润包含股权资本成本,因此,净利润指标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也就缺乏其应有的经济意义。引入股权资本成本会计后,在损益表上的净利润,就是扣除股权资本成本后的净利润,将更具有经济意义。
(三)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冲淡了传统资本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企业主体利益,更加全面地体现了会计主体观念
在资本成本会计下计算出来的净收益指标,有助于会计的焦点转向企业主体,而不是基于股东进行信息披露。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本会计则突出人力资本要素的地位,它们的结合,有助于我们构建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相结合的会计理论及方法体系。
(四)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通过会计学科确认与计量资本成本,提供资本成本信息,将企业与外部经济环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将收益与风险联系起来,反映企业实际已承担的风险与报酬,实质上体现了未来会计的发展方向
从而将企业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会计信息上得到反映。通过在会计学科中确认与计量资本成本,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有利于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并提高管理效能,使公司的价值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得到合理的反映。有利于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降低成本,从而约束人(经营者)短期行为、保守行为、“消费”行为和偷懒行为的发生。还有利于促进职业经理人(即经营者)人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玉明.高级成本管理会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李梅芳、刘萍等.论资本成本会计的相关理论问题及其信息披露[J].事业财会,2006,(5).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5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用“稳中有进壬辰龙”评述去年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并指出，面对世界经济普遍低迷复杂环境，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较快，经济结构有所优化，各项民生和社会事业稳中有进。
两会前夕，各省、区、市的成绩单也纷纷出炉，《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显示，2012年，随着云南省GDp迈入万亿大关，31个省份，已有24个进入GDp“万亿俱乐部”。
多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经济学家对2012年的GDp增长情况表示满意。但他们仍然指出，我国GDp增长质量有待提高，GDp的含金量应进一步提升，民生、环保等关系居民生活幸福的含义应更多地被经济发展包含。
GDp含金量是什么？简而言之，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越多，生活水平也相应越高，GDp的成色越足。
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所言，改善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这体现了GDp的含金量，否则，单纯的GDp增长是毫无意义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GDp含金量如何计算？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算法。曾任山东电力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的崔健伟，2005年在《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应用》一文中提出人类社会进程方程式，用来测算居民的年购买力。
《中国经济周刊》引用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计算公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数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
“人均GDp”值，由“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统计学专家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近似值。
杨开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GDp的含金量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真正满足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有很多，最主要的是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有多少，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GDp的增长要能够同时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
沪京粤：GDp含金量保持三甲
宁夏进步快，津黔藏指数回落
《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通过为期3个月的专家调研、统计、计算，从全国31个省份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月25日）中计算得出全国各省份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即“GDp含金量”。
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海南、江西、云南、安徽、重庆、贵州、黑龙江、福建、广西、宁夏、山西、湖南、四川、湖北、江苏、甘肃、辽宁、天津、河北、河南、吉林、山东、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三甲与2011年相同。
数据还显示，GDp总量排名靠前的，GDp含金量却并不一定靠前。2012年GDp总量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的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3位、第19位、第26位、第4位、第24位。山东、河南的GDp总量虽然靠前，但GDp含金量却靠后。
浙江与去年一样，GDp和GDp含金量均排在第4位，与连续两年GDp和GDp含金量分别排在第1和第3位的广东，成为仅有的两个GDp总量与GDp含金量都名列前茅的省份。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云南的GDp总量排名在全国虽然靠后，但是GDp含金量排名却分列第5位和第7位。
2012年GDp含金量排名与2011年排名纵向比较看，宁夏由去年的第23位跃居至2012年的第14位，进步9个名次，进步最快。
对比2012年和2011年各个省份GDp含金量的数值，只有天津、贵州、2012年的数值比2011年略有降低，其他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普遍都有上升。
杨开忠认为，这是由这3个省份2012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它们的GDp增速高，且以资本密集型大项目为主要推动力。
杨开忠认为，北京、上海、广东3个省份的GDp含金量之所以能够排名靠前，这跟3个省份总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排名都比较靠前。GDp含金量的计算跟居民收入密切相关。从概念上理解，居民收入是居民从各种来源所取得的现期收入的总和，不但包括个人提供生产性劳务所取得的收入，而且也包括转移支付获得的收入。
居民的收入来源有4个方面：一是工资性收入；二是财产性收入；三是经营性收入；四是财政转移性支付。在北京、上海、广东这3个地方，工资性收入相对比较高，老百姓参与经营的机会比较大、程度比较深，财产性收入也比较高，包括房屋出租、股票的投资等，肯定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再加上这3个省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转移性收入也不低，体现在以上4个收入来源方面都比较高。
而江苏、山东虽然GDp总量排名靠前，但GDp含金量靠后，杨开忠认为这跟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方式密切相关。相比而言，广东和浙江的民营经济都比较发达，并且广东的消费比较高，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拉动比较多，表现出的居民收入会高一些。而江苏和山东两省的发展，更多是依赖投资拉动。
含金量总体上升，但区域之间仍不平衡
三个因素促成含金量上升
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201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定为7.5%，并表示，真正的目的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这反映在GDp含金量的统计数据上，与2011年相比，2012年的GDp含金量指数整体上有所提升。
杨开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GDp含金量的总体提升有几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国家在战略上强调GDp增长跟居民收入要实现“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是最直接导致今年GDp含金量比2011年高的原因。二是客观的供求关系在发生变化，比如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化。由于劳动力稀缺性显现，导致劳动力报酬、工资上升，这样老百姓的可支配性收入就会增加。三是跟减轻税负有关。
“所以，有客观性因素，也有经济内在的规律，还有政策性因素的作用，而且我相信这在未来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杨开忠说。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含金量的提高，说明老百姓收入提高了，克服了国家过去在大分配过程中，过于向政府、企业倾斜，而居民比较低的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刘戒骄认为，含金量的整体上升是因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有些企业面临一些压力，市场作用以及企业兼并重组使之淘汰了一些，同时群众对污染等问题的关注，也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同省份之间GDp含金量指数差异加大。2012年GDp含金量排名第一的上海与排在第31位的，两者差距超过0.3。
赵振华认为，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还不够协调，经济增长的分布还不够均衡。
北京、上海更多地依靠第三产业，中西部地区这两年增长率虽然比东部高一些，但更多地是靠第二产业。产业增加值上去了，但效益还比较低，在收入分配上，老百姓得到的增加值比较低，所以GDp含金量比较低。
事实上，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全国经济增速减速的时候，落后省份依然有很高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热情。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6
关键词：会计治理；有效假说；会计准则
1会计治理中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
对于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其价格总是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换言之，任何资产的价格都是其均衡价值（内在价值）的真实反映，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蒂尼奇与韦斯特在认定“一个有效资本市场将使得流动性的资本迅速而准确地流向对社会成员有益的部门中去”的基础上，对何种机制实现资本在市场中的有效配置进行了剖析，并区别出两种效率：运作效率，或称内在效率，与定价效率，或称外在效率。其中，运作效率指的是市场中的买卖双方能否在最短时间并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完成交易；定价效率则是指资本资产价格能否充分、及时、准确地反映所有相关的信息。如果市场富有定价效率的话，则证券市场价格就可以充分、迅速、准确地反映所有相关信息，并据以作出相应的调整。此时的市场价格就成为资本资产的内在价值的最佳估计。有效市场假说主要就是指定价效率，也被称为信息效率。鲁宾斯坦认为信息效率就是指所有市场参与者均可以无成本地获悉现有信息，而且与未来证券价格相关的信息都充分反映在证券的现行价格之中。
2有效假说理论发展历程
最早系统提出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美国经济学家珐玛在1970年推出有效市场的标准化定义，并于1976年进行了修订。马尔基尔对有效资本市场的定义进行了系统整合，概括出它所包括的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在于它的基本意义，即如果一个资本市场在确定证券价格时充分、正确地反映了所有的相关信息，这个资本市场就是有效的。这是对珐玛式定义的重申。第二层含义在于若证券价格并不由于向所有证券交易参与者披露了某个信息集而受到影响，那么就说明该市场对信息集是有效率的。这与鲁宾斯坦基于珐玛的扩展式定义雷同。这一层含义在于揭示市场效率可以通过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并通过衡量证券价格的反应来加以检验。第三层含义是对于某信息集有效意味着根据该信息集进行证券交易不可能赚取经济利润。这一层含义引用的是詹森的提法。它意味着可以通过衡量利用某个信息集进行交易所能赚取的经济利润来判断市场是否有效，从而为市场效率实证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分析基础。
有效市场假说自推出之后就受到众多经济学者的追捧，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主流意识，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与挑战，甚至有反对该假说的行为金融学派异军突起，并与之分庭抗礼。抛开学派之争与门户之见，越来越多的人更相信，“价格收敛于价值是一个比以往证据所显示的更为漫长的过程”。而会计信息的作用就是加速这个收敛过程，促进公平定价，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并导致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3市场假说对于会计与信息治理的启示
有效市场假说给会计研究领域指明了方向，也带给会计理论与实践很多重要的启示与警示，特别是对会计治理的现实启示最为重要。
第一，资本市场有效主要指的是信息有效，信息有效是保证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信息的有效性是为了让有效生产与供给的信息充分地反映到股票价格中去，而充分披露和充分对信息作出反应的股票价格才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实现。可见，有效性是相对于大量的信息而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会计信息对于证券市场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市场价格对其的反映效率是衡量会计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会计治理的有效性首先是保证信息有效，保证会计信息被高效地生产出来与供给出去，并在被市场高效地理解与吸收方面承担一定的应有责任。而且，会计信息的有效性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应当通过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而得以验证。股票价格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对价格的形成机制，如果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较高，投资者根据股票信息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就会引导资金及资源向需要融资的公司流动，其实质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意味着会计信息从生成到传播再到被获得的全过程要保持信息完备性、真实性、时效性，并最后有效反映到证券价格上。而这个过程显然需要培育，是一个综合治理过程。这个治理过程可以来取竞争市场的自发机制，也可能需要外在的规制，这是本文随后分析的重点。
第二，有效市场假说存在一个有趣而耐人寻味的悖论。格鲁斯曼与斯蒂格利茨非常精辟地指出，如果股票价格在任何时候都是所有投资者所拥有的信息的完全的、无偏的反映，即在任何时刻股票市场价格都等于股票的内在价值，那么，一位投资者完全可以不去从事收集、分析信息的工作，而是直接从股票的市场价格推导出市场上所有的关于股票内在价值的信息，一方面搜集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另一方面也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不拥有信息的投资者也不会去搜集和分析信息，尽管去搭便车即可。但是如果所有投资者都这样保持着无知的理性而不去搜集与分析信息，股票价格就不能有效地反映其内在的价值。对于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学者Lee认为更为合适的表述应该是股票的价格在任何时候都在努力寻求着内在价值，但在任何时候，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冲击着股价，使其偏离内在价值。有效资本市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和结果。所以我们应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如何创造条件让价格回归于内在价值，而不是直接假设价格等于价值。
第三，有效市场是证券市场的理想状态，类似于一般商品的完全竞争市场。它的存在需要满足以下假设条件：信息对称；信息传递不需要成本；没有伪信息，也无需花费成本去证伪；投资者在智力、知识、个性品质、判断能力等方面没有差异，因而在相同的信息条件下，他们能作出对证券价格相似的判断。显然在现实的市场条件下，这些假设不能被完全满足，强式有效市场只是人们追求的“理想”。虽然现实中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最优状态，但它却为会计治理指明了奋斗目标与努力方向，具体而言，会计围绕信息的治理过程，充分披露信息，努力减少与尽可能消除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息公开与透明机制，尽量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通过保证信息质量，保证会计信息系统不提供伪信息，并通过提高投资者的信任而不再花费成本去证伪，通过会计知识的传播与信息明晰性处理，保证更多的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会计信息，并据以作出理性的决策，从而达到规范证券市场、提高市场效率并最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第四，有效市场假说还引发一个近乎谬论的悖论，即有效资本市场使会计信息系统的存在变得没有意义。其中似乎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即会计致力于消除信息不对称，促使了资本市场有效，而资本市场完全有效了，价格就包含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于是会计信息就失去了价值与存在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解释，尽管其本意另有所指。就如同蜡烛把房间照亮了，于是我们以为房间已经亮了，所以就不需要蜡烛了。会计通过向资本市场输送充分、相关的信息使资本市场变得有效，有效的资本市场能够对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作出充分反应，会计政策变化以及会计造假都能够被有效市场所识破，改进会计信息确认计量与报告方式的任何做法也是无用的，我们于不同会计政策之间的选择上的纠缠不清其实是“小题大做”，往往不过是“字面”意义上的差异而无实质性意义，进而会计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似乎告诉大家，我们的会计系统正在从事着“自掘坟墓”的工作，即会计努力推进了资本市场有效，而有效的资本市场却促使了会计的消亡。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有效市场正是因为诸如会计之类的丰富信息系统的存在而有效，即便在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不是变得没有用了，而是说会计已经达到高度市场化的自治，并由手段变成了一种环境和氛围，就如同阳光、空气与水，不能因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或作出经济决策时考虑不到它们甚至忽视它们就否认了它们存在的真实意义。
第五，基于第四点，有效资本市场的确给会计一种警示，即会计正在与其他信息渠道，如新闻媒体、信息中介乃至市场价格本身进行着相互竞争，有效资本市场能够对来自不同渠道的所有可能信息作出反应，而不仅仅是会计信息，如果会计不能比其他信息渠道传送更相关、更可靠、更及时以及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信息，恐怕会计作为一种信息渠道就会被别的信息渠道所取代，会计消亡的可能意义恐怕就在于此了。毕竟，会计人员没有“天生”的权利能在竞争的信息市场中生存下去。就如同上面刚刚作出的比喻，房间被蜡烛照亮了，而明亮的房间可能真的再也不需要蜡烛了，当我们有了电灯等更为有效的照明手段的时候。可见信息不对称给会计的存在提供了理由，而且资本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彰显了会计存在的重要性，但会计必须证明自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相对更为有效的手段。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7
一、共同话语是经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基础
（一）问题：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不一致？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是不一致的。在这些经济法学者中，也还存在分歧，有的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大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有的则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小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分述如下：（1）郑少华、吴晓晖在《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及方法》一文（以下简称“郑、吴文”）中指出：“由于‘宏观调控’一词的本源是经济学，而经济法是对经济现象的法律规制，因此，法学对经济学概念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法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如果保持完全一致，势必打破法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路径，因此，在构建一个子部门法体系时，不必拘泥于经济学的严格界定。比如：宏观调控法的体系问题。如果严格按照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宏观调控法体系只应当包含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金融政策法和通过财政政策调控的财税政策法。但法学出于研究行为的学术传统，从宏观调控行为的整个流程来考虑，将规划法也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经济学上讲，‘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根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其资源配置方式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①，它并不是宏观政策工具或宏观调控针对的直接对象。但是，调控主体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宏观调控法也将‘产业政策法’或‘产业调节法’纳入其中。”②（2）漆思剑在《剔除附庸性：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经济法改造———兼论国家投资经营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区别》（以下简称“漆文”）一文中虽然也同样认为经济法学上宏观调控的含义不同于经济学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对“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有着与“郑、吴文”完全不同的理解，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学之宏观调控明显不同于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其前提是自由经济。因此，大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应经济法领域，不仅包括宏观调控法，还包括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包括市场规制法。如果把经济学概念照搬到经济法学领域，那经济法也应更名为宏观调控法了。这一点，经济法学界是不可能接受的。在经济法学界看来，宏观调控只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与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具有同等地位的概念，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再者，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提高经济总量，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不仅要提高经济总量，还要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包括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协调、健康发展；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立足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融入了价值判断，引入了社会经济公平，立足于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经济总体公平。这些差异非常显著。”③以上两种来自经济法学界对宏观调控的解释虽然迥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含义是不同的。对此，笔者有以下疑问：首先，法律对宏观调控的规制是以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行为为对象的，如依“郑、吴文”所言，规划、产业政策不属于宏观调控，那有什么必要把调整规划、产业政策的法律称为宏观调控法呢？这样不是徒增纷争吗？直接叫规划法、产业政策法不是更好吗？况且，它们既然不属于宏观调控，应当具有区别于宏观调控的特殊规定性，对法律调整也应当有特殊的诉求，由宏观调控法调整也不合适。如依“漆文”所言，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等于国家干预，那么相应地，经济法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也就是经济法，两者等同，经济法学界为什么不接受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其次，“郑、吴文”指出法学要与经济学上的概念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保持一致，当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概念扩展到超出经济学上宏观调控概念的外延时，两者如何能保持一致？最后，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既然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那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究竟是指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还是指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呢？如果指后者，作为经济法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如果指前者，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上疑问表明：即使不能就此判断“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两篇论文对此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还需另辟蹊径。
（二）分析：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要搞清楚“经济法学是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这一问题，必须从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说起。关于经济法与经济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经典论述：“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①经济法也是由经济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其次，我们想到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的构建反映或者应当反映经济效率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确实反映了经济法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但是，这不是专门针对经济法而言，而是所有法律均具有的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反映经济法与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两者关系的特殊性主要是由经济法的内容所决定的。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国家要调节经济，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国家调节就缺乏科学的依据，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许多经济法的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没有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就难以找到解决经济法问题的钥匙。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成为了经邦济世的显学，在法治社会，经邦济世的技术必须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其价值，经济法就是转化经济学经邦济世技术的法律，不懂经邦济世的经济学，经济法学就难有所为。对此，著名经济法学者漆多俊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出色的经济法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位够格的经济学家。”②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均以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绩效、时机和方式；经济法学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保障国家干预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和法律制度建构建议。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就其研究的共同对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应当有共同话语，否则，两者难以协同推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三）结论：经济法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一类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关注的对象，经济学研究宏观调控的绩效，应该何时、采用何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经济法学研究宏观调控中的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监督，保障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并防止其滥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达成宏观调控的目标。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经济法学无法进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研究，因为根本不知道应该给谁配置权力、配置多大的权力；离开经济法学的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就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和制约，必然出现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和腐败，甚至可能沦为利益集团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难以达成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只有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形成共同话语，两个学科才能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如果两者使用同一个概念，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就很难产生协同作用。
二、宏观调控的界定
（一）问题：众说纷纭的宏观调控说“一千人心中有一千种对宏观调控的理解”可能有些夸张，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综合国内学术界及实践中对“宏观调控”的界定和使用情况，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笔者在此按照其外延的大小，分别用“微”、“小”、“中”、“大”来概括。（1）“微”。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行为。如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①樊纲等人认为：“宏观调控不是指‘经济计划’，也不是指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而是指通过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政策，对经济运行的总量关系进行调节。”②吴敬琏也指出：“现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产业政策等同于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总量的调控，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解社会总需求，而不是指具体部门的发展、企业的运营。”③（2）“小”。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经济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对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或国家，客体是国民经济的总量，主要是指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手段是货币、财税等宏观经济政策，不包括产业政策、结构优化标准和环境政策等。④（3）“中”。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间接调节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①（4）“大”。该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干预，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所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为了实现所谓的宏观性经济目标，必须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在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看来，宏观调控相当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包括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经济杠杆，也包括反垄断和国有化等政策。”②“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政策工具（调控）几乎可与国家干预通用；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措施都可归纳为宏观政策工具，包括反垄断、国家投资、各种宏观经济手段。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国有化）也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宏观政策工具。目前非常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除了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工具外，对反垄断、国有化和私有化也都有涉及。”③
（二）分析：不同定义的立足点第一种观点将宏观调控限定在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范围极其狭窄。但这却是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契合的界定。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总量控制，追求和实现的经济平衡属于总量平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政策专指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水平，以减缓或消除经济活动水平波动的政策。第二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范围有所扩展，认为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需求，也调整总供给；不仅使用经济政策，而且使用行政措施。这种观点也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增加有效供给的办法稳定经济。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简单来说，这两种观点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前两种观点相比，第三种观点大大扩展了宏观调控的范围：（1）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2）扩展了对供给与需求的调节范围，将对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间接影响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不限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就结构调整来说，包括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就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调整来说，如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国实践中理解的宏观调控，见于党政机关的文件和政府官员的讲话，也得到部分经济学者的认同。但是，这显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2004年5月访华时对中国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作出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④那是不是说，该种观点错了呢？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第四种观点，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国家干预，定义过于宽泛，与我国的实践也不相吻合，只是有些政府官员为了给直接干预经济提供借口的一种故意混淆行为。学术界很少有此种观点，实践中也受到人们的批判。
（三）深究：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含义，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说起。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范畴，“宏观调控”一词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其最初是为了给扩大企业自提供依据，强调政府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而只应当从宏观上调控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先使用了“宏观调节”概念。1989年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进一步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此之后，宏观调控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中。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党和国家更是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实行“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3年，“宏观调控”一词被写入《宪法》，当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当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阐述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200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体系做了如下表述：“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在阐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时指出：“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宏观调控的内涵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界定，但以下几点是显而易见的：（1）宏观调控始终是作为与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主要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间接干预，但也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宏观经济需要所采取的必要的直接干预措施。（2）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3）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也包括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经济手段中，既包括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计划以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其他政策。由此可见，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划等号，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界定宏观调控，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指责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有之意则越来越远”①，显然是犯了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
（四）结论：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界定宏观调控既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土生土长”的一个概念，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我们就不能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去限定它，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去理解它。上述第三种观点对宏观调控的理解是为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解。我们可以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讲话中看到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从实践中的调控措施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不仅“谋全局”，也“谋一域”；不仅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行政手段。当然，这种论证方式可能受到循环论证的指责：先假定了宏观调控调整结构，然后把调整结构的措施纳入到宏观调控中来，并反过来论证宏观调控包括对结构的调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实践中采取了这些措施，且采取这些措施的机构认为这些措施就是宏观调控措施。
不过，第三种观点虽然是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表述并不准确。在法治社会，一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列并不合适。因此，宏观调控的定义应修正为：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依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该定义包括三个要点：
（1）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既可能是总量不平衡，也可能是结构不合理；既可能是全局性问题，也可能是局部性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8
一、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标志设计
（一）使用传统的图案来表达现代信息
现代标志的作用就是使用视觉效果来传播一定的信息资料。对于设计目标的实际含义、发展状况和行业特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是标志设计的关键环节。把传统图案中较好的含义（像是对吉祥幸福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力量的代表等等）和现代标志所体现出的含义进行有效的融合，能够让现代标志体现出更深远的含义，也有利于传播和判别。例如；陈幼坚所设计的“mRCHan”茶饮料的品牌标志，见图一，整体是一个佛手拿着一个树叶，具有佛教的文化气息。其中“佛”的深意就在于手指转动的瞬间。品茶在东方人的生活中是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感受茶的清苦和淡雅，像是人生的经历，是调节人们心灵需求的必需品。这个设计继承了民族图形的象征意味，通过外形结构，建立起客观事物和所要表达事物之间的深刻联系，让设计的视觉冲击和审美享受逐步提升，具有强烈的人文特征和情感追求，从而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向合一，达到了和谐的境界。
（二）根据传统图形进行现代设计的创新
传统的图形在结构方面具有抽象、简单、综合、内涵充实，具有现代设计创作的特点和审美追求的特点，所以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因为时代的不断变化，传统图形还具有结构繁杂、模式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审美的特点，所以在外形方面还需要不断的创新和提升，在精神和含义上面进行区分。比如：杭州城市标志设计，见图二。杭州城市标志设计使用汉字这个民族符号，使用航船、江南的建筑和园林的相互融合。“杭”的古意具有“航”的特点，也来自于杭州古名“禹杭”的特点，有体现出杭州的亲切性。：“杭”字的上半部分是“亢”，其中隐含了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三潭映月”的特点；标志的下半部分这是城市、航船、建筑、园林、拱桥和溪水的象征，表现了杭州独特的城市特点。简单和形象化是杭州的形象代表。在设计的时候，根据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把其中良好的元素进行划分，进行分解和展示，进行合理的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化学因素，不是传统因素的累积。这样设计出来的图案，才可以体现出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融合。
二、总结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9
联合国国际会计组织指出，环境成本亦是指根据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时，需要为此采取或者被动采取相应措施而发生的成本，以及因为执行企业的环境目标所付出的其他的成本。这一概念是从狭义角度对环境成本的概念含义进行总结的。而从广义的角度上看，环境成本则是指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总和。本文研究视角是广义的环境成本。根据以上的含义界定可以将环境成本划分为四类，其成本结构图如图1.1所示。图1.1成本结构图。其中，“环境成本（1）”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成本，就是会计上已经确认并进行计量的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环境成本（2）”属于在现行政策条件下，在会计上已经确认并计量的环境成本，即内部环境成本。因此将环境成本（1）和环境成本（2）二者相加，就是目前已经确认计量的全部成本，也就是在传统会计核算中采用的成本的数字。“环境成本（3）”被定义为可以货币化的外部环境成本，在现有会计核算系统中，这部分成本不需要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同时企业不需要对它负责，并且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利润，故在做出决策时也没有深入考量。那么如果从全体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环境成本（3）确实对于自然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会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因此全社会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环境成本（4）”是不能货币化的外部环境成本，因此很难用货币来量化，同时也难以将其纳入成本中来达到做出正确决策的目的，故只能做一定的定性分析。
二、针对制药行业环境成本核算的方法探究
1.制药环境成本的确认。在针对制药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中,首先是要根据各项支出发生的时间空间作用的不同，来确认历史成本的核算。具体的确认流程是:首先是要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政策的变更进行确认;其次是要针对以往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环境成本进行确认;最后则是要针对成本效益在环境成本方面的体现进行确认。2.关于环境成本资本化和费用化的确认计量。为了有效地实施环境预防和治理，企业购置相应的固定资产在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方面应予以资本性,其账务处理为：借记“固定资产——环保资产”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环保工程”、“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这也是对于环境成本资本化和费用化处理的有效体现。3.制药环境成本的计量。环境成本计量指的是根据环境成本的结果进行确认，同时将其予以量化的实现过程。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对于计量单位的拓展;二是运用非历史成本法开展的确认计量;三是指利用特定计量方法进行会计核算和计量。
三、制药行业环境成本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1.环境法规建设的滞后性。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关于制药行业环境成本核算方面的立法仍较为落后,而且很多要求都是缺乏必要的强制性,不仅是在核算内容、核算形式还有在数量上也都缺少清晰明确的规定，因此导致大部分企业在环境成本对外披露方面避重就轻，逃避对外披露的责任和职责，这样不仅不利于企业控制和降低环境成本,同时也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对于环境法规的建设。2.成本项目的归集和分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大部分制药企业采用完全成本法对产品成本进行归集和分配，并将全部的成本费用大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制造成本,另一类是期间费用。但是因为通常在传统会计领域采用的是比较武断的分配标准，并在生产过程中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同时也不能对产出的计量方法进行统一,所以无论是按照产量还是产值来进行划分,都使成本在划分和分配标准之间失去直接因果关系。而且在制药企业的成本核算过程中，环境成本表现得比较分散且发生额度较小，因此在财务核算的工作中环境成本完全没有体现出来。3.环境成本核算中未包含回收复用项目。一般情况下,制药行业的修旧利废、回收复用,指的是重新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质，通过修旧利废降低成本、回收复用增加效益，这样不仅减少了浪费,而且能够更大限度的实现利用和节约资源,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部分制药企业并没有在成本及其价值方面进行详细的测算和控制,也没有在制药环境成本的核算中对这方面进行详尽的阐述和说明,这样也就最终导致了制药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的不完整性。
四、对制药行业环境成本核算的建议
1.完善环境会计准则，提高环境成本核算能力。首先，我国制药行业的立法主要着眼于制药安全方面,较少有针对环境方面的立法,致使制药行业在开展环境成本核算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存在,应当及时完善环境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健全制药行业的环境法律法规,这样就能够使得制药行业重视其环境方面的总体投入。同时当企业的环保投入加大到一定程度,并且已经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的时候,环境成本的核算工作自然会得到重视，并被企业提到议事日程当中来的。其次，我国在环境成本核算方面的复合型核算人才尤为缺乏，而环境成本核算工作是需要复合型人才才能实施和开展的。所以必须通过培训和学习才能提高核算人员的综合实力,提高员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客观规律的认识，最终为企业成本核算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2.引入管理核算理论，科学利用作业成本法。根据目前成本项目不合理归集和分配的情况,应该要求相关的制药企业尽可能的运用先进的管理核算理论，充分合理运用作业成本法，并积极推进制药环境成本核算工作的开展,鼓励企业在会计核算中应用环境会计，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反应过去的信息,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企业会计核算的发展趋势。此外准确提供成本核算信息，可以使企业在管理决策与未来发展方面尽可能控制成本，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要实现环境成本控制与管理，作业成本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3.加强环境成本内部化管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的含义是将制药企业因为污染环境所产生的成本划分到企业的整体成本支出中去。所以针对环境成本内部化管理，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加强法律法规对制药行业环境保护的制约力度和激励作用。其次是要求企业的决策者积极增强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并有效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决策者应该尽可能地针对安全隐患进行有效的预防,逐渐地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环保意识并承担节能减排任务。最后要求全面加强对环境成本外部不可量化的部分进行研究。
作者:张亚辉石野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海峰.基于循环经济的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研究与应用[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7.
[2]张群,荀志远.考虑环境成本的项目经济分析方法[J].统计与决策,2005,19:029.
计量经济学的含义篇10
关键词:贸易引力模型;计量经济学;政策含义
中图分类号:F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9602
1关于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简述
西方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荷兰计量经济学家tinbergen(1962)和德国经济学家poyhonen(1963)将引力模型进入经济学后,对它的研究就没有停止。最早的是anderson(1979)从Bergstrand理论得出的完全竞争模型,这个模型认为:消费者认为产品是不同质的,即完全竞争。这个模型的经济学含义是控制国家规模和双边距离,在两个距离世界其他国家远的伙伴国家比距离其他国家近的伙伴国家发生的贸易量大的结论。这个模型最大的缺点是生产环节没有理论基础。
第二个主要的模型是Helpman和Krugman(1985)的垄断竞争模型,这个模型在假设无运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以及需求和供应方面的CeS偏好对称的条件下,得出简单的双边贸易模型,这个模型的经济含义是两国的产品贸易量与此国总支出占世界总支出的份额和此国固定产品产出成正比,但是此模型的缺点是假设每个国家生产不同的产品,与现实差异很大。
关于引力模型的第三个模型是Feenstra、markusen和Rose(1998,2001)的相互倾销模型,假设两国技术相同并且用一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产品的需求弹性是1,不存在运输成本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两个国家规模相同时,世界总出口额最大。但是相互倾销模型没有表明双边进出口取决于贸易双方贸易品的GDp。
中国在对外贸易流量方面的研究开始得较晚,且文献较少。近几年开始有学者基于引力模型研究影响贸易量的因素。谷克鉴的《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一文中对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方法加以经济学解析和运用主流国际贸易模型实施理论验证,将贸易引力模型的变量设置成为一个不断拓展和延伸的外生变量系列;林玲、王炎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实证检验和政策含义》中,添加了变量“国土面积”,用apeC取代了wto作为虚拟变量,然后验证了是否要引入“发达国家”虚拟变量,最后用GDp、空间距离、国土面积和apeC建立模型,解释了2002年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作者认为,使用国土面积作为解释变量的经济含义相对比较弱,所以就没有在模型中验证“面积”这个变量。
2中国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和实证检验
2.1中国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过去的学者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为基础,试图建立反映中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以Linnemann的模型为基础,对其进行扩展和修正,建立适合中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