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1
关键词：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财政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虽然取之于民，但是其收入主要用于社会公共管理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物质保障。财政税收体制是国家和政府通过以税收作为主要财政资金收入来源来完成其职能的相关制度和举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深入，传统的财政税收体制逐渐暴露出了弊端，不再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局势。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实现社会公平，加速和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一、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可以看出，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水平，有利于地方财政收支的平衡，极大地发挥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二是对财政税收体制惊醒改革与创新，极大的改善了财政税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服务作用，加快了财政税收体制升级和转型的步伐，符合社会经济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异大的状况，是践行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三是深化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必然要求。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促进公平合理的征税，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为社会的其他行为树立行为典范，有助于充分调动社会的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民生民建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分析
1、财政税收具有局限性
从整体上看，我国财政税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目前设立的税种并不全面，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以及合理分配社会收入等方面的税种存在缺漏，大大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影响了财政的预算和支出，因此，在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性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二是在分配税收制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税收分配权利的设置以及税收收入的分割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缺乏自主性，这种分税不均衡的现象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制约其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
2、预算管理机制缺乏科学性
预算管理是财政税收体制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进行过程中，往往忽略了预算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导致预算体制管理改革的进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阻碍了财政税收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没有落实预算管理体制，预算管理的覆盖面较小，对于实行预算管理制度的地方政府来说其推行的力度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另外，由于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预算审批和预算监督机制，从而导致财政预算管理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透明，公共资金、资源的滥用和浪费现象比比皆是，大大降低了财政预算的效度。
3、转移支付体系缺乏规范性
转移支付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税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央政府在对财政收入进行集中之后，为了帮助地方解决由于财政资金不足而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将会根据各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通过财政支出的手段来缓解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不平衡。进行财政支出就避免不了资金的转移，然而目前我国财政在资金转移和流动支付过程中存在转移周期长、效率低下、资金转移类型和结构不合理、监督管理不善、腐败现象滋生等诸多问题，使得资金缩水现象严重。此外，在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和体制补贴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相比所占的比例较大，严重影响了财政准仪支付的公平性、公正性以及规范性。
4、地方财政管理不到位
地方政府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和降低管理成本，采取了精简税收管理工作人员的措施。然而人员的缺失加剧了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不到位，降低了地方财政税收管理的职能，这样不但资金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解决，还增加了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难度。此外，现有的财政税收部门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也普遍偏低，缺乏足够的责任心，影响了财政税收在国家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5、国民税务意识薄弱
税务意识薄弱体现在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以及收税人的服务意识两个方面。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表现为存在偷税漏税的现象，而收税部门并没有充分了解纳税人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没有正确的服务意识，不能为纳税人提供满意的服务。
三、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策略
1、合理规划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如前所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合理财政关系是导致政府间收支不平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直接影响因素。因此，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合理规划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利与财政收入比例的关系，改变地区财政失衡的不良现状。建立、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改善分税制度，从财政权利和事物权利两个方面重新明确和规划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由于地方的财政收入比较紧缺，导致地方财政所承担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大。因此，中央财政应该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为其分担一部分责任，在控制财政自由、科学规范地方财政税收的各项制度和流程的基础之上，要适当放宽地方的财政权利。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地方财政管理的自主性。
2、规范政府财政税收收入来源，改善财政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深入，导致我国财政税收的增长能力和增长空间都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政府的支出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职能的增加而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加剧了财政税收在支出和收入上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地方政府往往以不合理的税收方式来筹集收入的重要原因，乱收费现象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必须合理的规范政府财政税收收入来源。此外，我国政府财政在支持中央国家企业发展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投资或补贴的形式，这从本质上违背了公共财政的根本目标，大大降低了财政资源的利用率以及公共效益，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公平的实现。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财政与经济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对于经济健康和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对公共财政的使用必须以公共财政的根本目标为原则和依据，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
3、规范和完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体系
规范和完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体系是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另一切入点，政府应该从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的结构以及资金转移支付的比例两个方面来完善。具体实施策略是针对目前转移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政府应该适当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并协调增值税分享体制、税收返还制度等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之间的配合，从而保证转移支付资金的高效性和稳定性。同时，在实施财政的转移支付过程中，政府应该密切关注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地方发展现状以及区域特点等，并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合理的所转移支付的资金比重，使转移支付财政资金的效益得到最大化，做到统筹全局和协调发展。
4、提高政府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有效性
近年来，我国在税收体制的实行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财政税收体制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而不断改革，就必须加强政府对财政税收的管理力度，并通过合理的管理制度来提高财政税收管理的有效性。首先，在实行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分权管理与集权管理相结合的优越性，彻底改变重视税收忽略管理的传统局面。其次，积极利用法律、制度等强有力的约束手段来加强财政税收管理力度，从而避免或减少人为等主观因素所造成了不良影响。再次，政府应该尽力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避免地方政府出现负债现象。对于已经出现的地方债务，可以通过分类处理和分流处理的方法积极应对。最后，政府还应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纳税人和收税部门进行规范化管理，完善监督和管理机制，并从思想层面上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以及收税人的依法办事能力和为人民提供优质税务服务的意识。
四、结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必须持续进行，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我国政府应该深刻意识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立足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坚定不移地从多个层面深化财政税收改革，切实改善我国税务状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付师伟单位:吉林省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
参考文献
[1]高光元：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深化改革的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2（19）.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课题组：进一步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26）.
[3]陈光焱：当代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取向与选择[J].税收征纳，2012（11）.
[4]于秀锦：对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商务必读，2016（6）.
[5]龚煜桐：针对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相关思考[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36（1）.
[6]谢毅哲：基于创新思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3（19）.
[7]张思佳：对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2
[论文摘要]持续3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发端于1978年并与整体经济改革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已经持续3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4年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领域入手的。最初确定的主调，便是“放权让利”。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提高被传统经济体制几乎窒息掉了的国民经济活力。而在改革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所占份额。这一整体改革思路与财税体制自身的改革任务——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相对接，便有了如下的若干改革举措：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从1980年起，先后推出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不同的体制模式。
——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减税让利”。从1978年起，先后推出了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制度。
——在税收建设制度上，着眼于实行“复税制”。从1980年起，通过建立涉外税制、建立内资企业所得税体系、全面调整工商税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完善农业税等方面的改革，改变了原相对单一化的税制格局，建立起了一套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互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征收的复税制体系。
——在与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上，给予“财力保障”。以大量的财政支出铺路，配合并支撑了价格、工资、科技、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改革举措的出台。
上述的这些改革举措，对于换取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整体改革的平稳推进所发挥的作用，可说是奠基性的。然而，无论放权，还是让利，事实上，都是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的。主要由财税担纲的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却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
一方面，伴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数字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数字迅速下滑：前者由1978年的31.1%，相继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和1993年的12.3%。后者则先升后降，1978年为15.5%，1980年为24.5%，1985年为38.4%，1990年下降为33.8%，1993年进一步下降至22.0%。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并未随之下降，反而因“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而出现了急剧增加（如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所带来的价格补贴以及为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而增拨的专款等）。从1978年至1993年，财政支出由1122.09亿元一路增加至4642.20亿元，15年间增加了2.1倍，年均增加21%。
与此同时，在财政运行机制上也出现了颇多的紊乱现象。诸如擅自减免税、截留挪用财政收入、花钱大手大脚、搞财政资金体外循环、非财政部门介入财政分配等问题，相当普遍，随处可见。
作为“两个比重”数字迅速下降并持续偏低、财政支出迅速增长以及财政运行机制陷于紊乱状态的一个重要结果，不仅财政赤字逐年加大，债务规模日益膨胀，而且，中央财政面临的困难，已经达到了难以担负宏观调控之责的空前水平。
从1979年至1993年，除了1985年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之外，其余年份均出现财政赤字，且呈逐年加大之势：1981年为68.9亿元，1990年上升至146.9亿元，到1993年则扩大至293.35亿元。若按国际通行做法，将当年的债务收入纳入赤字口径，则1993年的财政赤字水平实为978.58亿元。
从1979年起，政府恢复了中断长达20年之久的外债举借。1981年，又开始以发行国库券的形式举借内债。后来，又先后发行了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特别国债和保值公债。1993年，国家财政的债务发行收入规模已经达到739.22亿元。
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央财政债务支出＞)而论，到1993年，已经达到59.63%的国际罕见水平。这意味着，当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举债或借款收入来解决。
第二阶段：1994—1998年
如此的困难境况，很快让人们从改革最初成果的喜悦中冷静下来。意识到“放权让利”的改革不可持续，在这一思路上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财税改革自然要进行重大调整：由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转向新型体制的建立。恰好，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从1994年起，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
1994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过，政府便在财税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通过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土地增值税以及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基本规范等一系列的行动，全面改革税收制度，搭建了一个新型的税收制度体系。
——在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机构，实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基本框架。
——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同时，实行国有企业统一按国家规定的33%税率依法纳税，全面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
——彻底取消向中央银行的透支或借款，财政上的赤字全部以举借国债方式弥补，从制度上斩断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必然联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所推出的财税体制改革举措，多是围绕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展开的。而且，也是在整体改革目标定位尚待明晰的背景下而谋划的。这次改革的显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以往“放权让利”思路的束缚，走上了转换机制、制度创新之路。从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入手，在改革内容与范围的取舍上，既包含有利益格局的适当调整，更注重于新型财税体制的建立，着重财税运行机制的转换，正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重心所在。
迄今为止，我们所颇为看重并为之自豪的发生在中国财税领域的一系列积极变化，比如财政收入步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两个比重”持续下滑的局面得以根本扭转、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得以改进和加强、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有了基本的规范等等，正是那一次财税改革所收获的成果。可以说，通过那次财税改革，已经为我们初步搭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
第三阶段：1998—2003年
1994年的财税改革，固然使中国财税体制走上了制度创新之路，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因为，说到底，1994年财税改革所覆盖的，还只是体制内的政府收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则没有进入视野。而且，1994年财税改革所着眼的，也主要是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的制度变革，至于另一翼——财政支出的调整，虽有牵涉，但并未作为重点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的掣肘加之财政增收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手脚，使得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或变通性色彩。
随着1994年财税改革成果的逐步释放，蕴含在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和财政支出一翼的各种矛盾，便日益充分地显露出来并演化为困扰国民收入分配和政府收支运行过程的“瓶颈”。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先后进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心地带并由此将改革带上了财税体制整体框架的重新构造之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1998年3月19日，朱?基总理在当选之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段颇具震撼力的话：“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对此必须进行改革。”以此为契机，中国拉开了“税费改革”的序幕。
实际上，在全国性的“税费改革”正式启动之前，各地已经有过治理政府部门乱收费的尝试。最初的提法，是所谓“费改税”。其主要的初衷，是通过将五花八门的各种收费改为统一征税的办法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视野的拓宽，人们逐渐发现，现存政府收费的种种弊端，并非出在政府收费本身。现存的、被称之为政府收费的大量项目，既未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又基本不纳入预算，而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作为自收自支的财源，或归入预算外收入，或进入制度外收入，直接装入各部门、各地区的小金库。因而，它实质是一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来源。“费改税”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将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统统改为征税，而是以此为途径，将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纳入规范化轨道。于是，“费改税”开始跳出“对应调整”的套路而同包括税收在内的整个政府收入盘子的安排挂起钩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费改税”一词为“税费改革”所取代，进而被赋予了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特殊意义。
在“税费改革”日渐深入并逐步取得成效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翼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先后进入改革视野的有：财政支出结构由专注于生产建设领域逐步扩展至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优化调整；推行以规范预算编制和分类方法、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状况为主要着眼点的“部门预算制度”；实行由财政（国库）部门集中收纳包括预算内外收入在内的所有政府性收入且由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政府部门所有财政性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进将政府部门的各项直接支出逐步纳入向社会公开竞价购买轨道的“政府采购制度”。
然而，无论是财政支出一翼的调整，还是以“税费改革”为代表的收入一翼的变动，所涉及的，终归只是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局部而非全局。当分别发生在财政收支两翼的改革的局限性逐渐凸现出来之后，人们终于达成了如下共识：零敲碎打型的局部调整固然重要，但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重新构造，并将局部的调整纳入到整体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框架之中，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于是，将包括收入、支出、管理以及体制在内的所有财税改革事项融入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并且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当时，人们也发现，能够统领所有的财税改革线索、覆盖所有的财税改革事项的概念，除了公共财政之外，还找不到任何其他别的什么词汇担当此任。于是，以1998年12月15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为契机，决策层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定：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作为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目标的明确定位，带有整体改革布局性质的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正式进入到财税体制改革的轨道。
第四阶段：2003年——
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由构建到完善的跨越过程一样，伴随着以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核心的各项财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也逐渐步入深水区而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任务。在时隔5年之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那次会议上以及那份重要文献中，根据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判断，提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战略目标。认识到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放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从而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方案，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以此为契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又开始了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系列操作。
最先进入操作程序的，首推新一轮税制改革。在《决定》的第20条款中，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被概括为如下八个项目：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从2003年10月《决定》通过至今，已经先后有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改进个人所得税内容之一——上调工薪所得减除额标准和实行高收入者自行申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改革的重要一步——取消农业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在东北地区三省一市和中部地区26个城市进行试点、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的主要内容——内外资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等几个项目得以启动。并且，以处于核心地位的改革项目——内外资企业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改革的启动为标志，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操作期。
几乎是与此同时，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管理制度线索上的改革也投入了操作。对此，《决定》的第21条款描绘了如下一幅蓝图：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凡能纳入预算的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与以往发生在这些事项上的改革有所不同，这一轮的改革适逢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故而，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棋盘上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并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3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村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农村稳定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是在农村经济社会领域进行的一场深刻变革，改革中会不断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了解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产生的原因、演变的规律，探索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解决农村基层财政收入问题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农村“大包干”之后，全国农业增产、增收1984年达到高峰，随后出现了“卖粮难”，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负担却逐渐增加。尤其是农业正税之外的各种杂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为此，有些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主要是费改税，即在清理各类收费的基础上，经过核算按新的农业税收标准收税，其他杂费一律免除。
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税费改革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成立了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工作小组，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筹备工作。2000年1月，中央通过《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农业税率定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20％。在此基础上，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最终被确定下来。国务院于2003年3月27日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全面推开。随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要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按照“统一政策、分级决策”的原则，开始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从当年起，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是农村税费改革实践中迈出的又一实质性步伐。
2005年12月29日，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项政策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
二、地方财政收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乡镇财政收入困难也同时发生。分析影响乡镇财政收入困难的影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一个传导杠杆，深层次的原因是乡镇财政收入体制的缺陷、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滞后。
(一)财政收入机制是税费改革后地方入不敷出的制度根源
财政自筹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乡级财政的初建时期，1953年，政务院在《关于1953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中首次要求将乡镇预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范畴。乡镇财政收入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后，其支出费用主要由县级财政下划和自筹两种方式解决。至此，乡镇预算实行了收入全额上缴并列入县级财政预算，支出主要由上级政府下划和自筹的管理体制。这种自筹收入包括乡统筹和村提留、各种集资、摊派、捐款、收费、罚没等，它本来应是一种占较小比重的制度外财政收入。但是，在地方财政特别是乡级财政缺乏主体税种从而产生自身无法消除的财政缺口，并且又不能指望中央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种财政缺口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乡级政府正常运行，这种财政自筹制度就演变成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财政收入结构中，制度外的自筹收入一直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撑，地方财政收入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以税外收费为主的财政自筹制度，在财政自筹制度中，税费收入在乡镇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农村税费改革切断了制度外收入来源，农业税是其最后的财力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财政困境将更加严重。
(二)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自1989年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比较小，过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是乡镇财政陷入财力困境的原因之一。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浪费，利用效率低下，各部门自上而下拨付的专项资金虽然是用于社会事业发展，但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结果专项资金落到乡镇时已经所剩无几。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开支和政府的其他支出需要，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比较多，从而使资金的性质与用途发生变化。
(三)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滞后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缺少相应配套措施的及时跟进，改革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就会显现出来，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改革的初衷。税费改革是从单一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减轻农民的负担，倚重解决“三农”问题，是从结果上直接进行的单项改革，没有对改革对象过去长期存在的体制因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及时设计与税费改革相适应的基层政权建设政策模型。这种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一方面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地方财政建设的政策真空，使其陷入困境且无法化解和摆脱。
三、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加快配套政策制定和实施
(一)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赋予乡镇政府财政自
一级政府要有一级财政，乡镇财政是我国五级财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对巩固基层政权、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的县乡之间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政府不具有财政自，缺乏财力履行各项社会管理职能。税费改革改变了乡镇原有的财源结构和收入增长机制，税收收入将成为主体收入，但被上级财政集中过多。因此。若不打破地方各级政府现有财源格局并进行重新分配，加大乡镇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分享比例，则乡镇财政尤其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就会失去一级财政生存的财力基础，只能作为县财政的一个预算单位存在。针对现行乡镇财政体制的弊端，要从有利于规范县乡财政分配关系入手，改变传统的财政分配
方式，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给予乡镇政府应有的财政自，充分调动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实行完整意义上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按照负税与受益对等的原则设置乡镇政府的主体税种，现代税收的本质是消费者为消费公共产品和劳务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具有间接的返还性。乡镇税收主要用于为地方辖区内的居民和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由于乡镇政府更接近当地居民和企业，所以乡镇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而乡镇税收的设计更应遵循受益原则。企业和居民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并享受相应的税收权利，这种负税与受益对等的税收理念有利于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降低税收的征收成本，提高税收收入的使用效益。另外，房地产税的税基十分稳固，可以成为筹集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
稳定乡镇税制，提高乡镇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为保证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一旦确定就不应频繁变动。否则会影响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收入归属权是税收管辖权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地方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收入归属权的稳定是整个税制稳定的前提。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享体制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例如，所得税是地方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乡镇的分享比例将在很大程度影响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所得税分享体制不宜频繁变动。此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等改革在各地全面推进，乡镇政府在教育、科技、农业、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乡镇税收的分享比例将严重影响乡镇财政的收支平衡。因此，稳定乡镇税制对促使乡镇加强税收征管、保证乡镇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4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乡镇财政收入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农村“大包干”之后，全国农业增产、增收1984年达到高峰，随后出现了“卖粮难”，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负担却逐渐增加。尤其是农业正税之外的各种杂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为此，有些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主要是费改税，即在清理各类收费的基础上，经过核算按新的农业税收标准收税，其他杂费一律免除。
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税费改革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成立了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工作小组，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筹备工作。2000年1月，中央通过《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农业税率定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20％。在此基础上，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最终被确定下来。国务院于2003年3月27日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全面推开。随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要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按照“统一政策、分级决策”的原则，开始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从当年起，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是农村税费改革实践中迈出的又一实质性步伐。
2005年12月29日，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项政策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
二、地方财政收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乡镇财政收入困难也同时发生。分析影响乡镇财政收入困难的影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一个传导杠杆，深层次的原因是乡镇财政收入体制的缺陷、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滞后。
(一)财政收入机制是税费改革后地方入不敷出的制度根源
财政自筹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乡级财政的初建时期，1953年，政务院在《关于1953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中首次要求将乡镇预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范畴。乡镇财政收入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后，其支出费用主要由县级财政下划和自筹两种方式解决。至此，乡镇预算实行了收入全额上缴并列入县级财政预算，支出主要由上级政府下划和自筹的管理体制。这种自筹收入包括乡统筹和村提留、各种集资、摊派、捐款、收费、罚没等，它本来应是一种占较小比重的制度外财政收入。但是，在地方财政特别是乡级财政缺乏主体税种从而产生自身无法消除的财政缺口，并且又不能指望中央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种财政缺口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乡级政府正常运行，这种财政自筹制度就演变成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财政收入结构中，制度外的自筹收入一直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撑，地方财政收入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以税外收费为主的财政自筹制度，在财政自筹制度中，税费收入在乡镇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农村税费改革切断了制度外收入来源，农业税是其最后的财力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财政困境将更加严重。
(二)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自1989年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比较小，过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是乡镇财政陷入财力困境的原因之一。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浪费，利用效率低下，各部门自上而下拨付的专项资金虽然是用于社会事业发展，但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结果专项资金落到乡镇时已经所剩无几。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开支和政府的其他支出需要，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比较多，从而使资金的性质与用途发生变化。
(三)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滞后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缺少相应配套措施的及时跟进，改革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就会显现出来，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改革的初衷。税费改革是从单一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减轻农民的负担，倚重解决“三农”问题，是从结果上直接进行的单项改革，没有对改革对象过去长期存在的体制因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及时设计与税费改革相适应的基层政权建设政策模型。这种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一方面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地方财政建设的政策真空，使其陷入困境且无法化解和摆脱。
三、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加快配套政策制定和实施
(一)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赋予乡镇政府财政自
一级政府要有一级财政，乡镇财政是我国五级财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对巩固基层政权、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的县乡之间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政府不具有财政自，缺乏财力履行各项社会管理职能。税费改革改变了乡镇原有的财源结构和收入增长机制，税收收入将成为主体收入，但被上级财政集中过多。因此。若不打破地方各级政府现有财源格局并进行重新分配，加大乡镇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分享比例，则乡镇财政尤其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就会失去一级财政生存的财力基础，只能作为县财政的一个预算单位存在。针对现行乡镇财政体制的弊端，要从有利于规范县乡财政分配关系入手，改变传统的财政分配方式，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给予乡镇政府应有的财政自，充分调动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实行完整意义上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按照负税与受益对等的原则设置乡镇政府的主体税种，现代税收的本质是消费者为消费公共产品和劳务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具有间接的返还性。乡镇税收主要用于为地方辖区内的居民和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由于乡镇政府更接近当地居民和企业，所以乡镇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而乡镇税收的设计更应遵循受益原则。企业和居民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并享受相应的税收权利，这种负税与受益对等的税收理念有利于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降低税收的征收成本，提高税收收入的使用效益。另外，房地产税的税基十分稳固，可以成为筹集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
稳定乡镇税制，提高乡镇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为保证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一旦确定就不应频繁变动。否则会影响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收入归属权是税收管辖权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地方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收入归属权的稳定是整个税制稳定的前提。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享体制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例如，所得税是地方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乡镇的分享比例将在很大程度影响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所得税分享体制不宜频繁变动。此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等改革在各地全面推进，乡镇政府在教育、科技、农业、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乡镇税收的分享比例将严重影响乡镇财政的收支平衡。因此，稳定乡镇税制对促使乡镇加强税收征管、保证乡镇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5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思考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论述，将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而将财税改革提升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一轮的财税改革拉开序幕。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先后几次重大改革之后，不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逐渐成为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者。当前，我国处在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战略机遇期，财税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对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财政是政府的“理财之政”，主要是指政府的行为，是政府的收支活动总称，包括财政收入、支出和转移支付三个基本要素。财税体制主要是在国家这一主体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税关系的制度安排。具体来讲，财税体制主要是划分、界定各级政府之间财政收支范围、管理权限和职责的制度。
1994年，我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这一改革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分税制改革有一弊端。那就是没有划分事权，当时改革的阻力较大，没有对事权和财权进行明确，导致了各级政府之间权责不清，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导致社会生产力受制于财税体制的落后。通过实践和调研，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事权和财权的不平衡带来的种种问题，改革财税体制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二、财税改革相关要求和部署
2012年党的十报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会议要求，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更好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党的十以来历次重要会议都将财税体制改革放在的重要的位置上来统筹安排，其主要原因是财税体制改革事关我国的一系列改革的成败。财税体制为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稳定税负、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障和战略支撑。
三、我国财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财政收支面临冲击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问题，增值税的征缴归中央，对服务业和相关劳务征收营业税，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中央明确了财权，只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事权做了原则性规定，事权并没有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在执行过程中难以落实。很多事务的决策权在中央，而具体执行却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量事务和基础性建设，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尤其是近年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部分行业由原来缴纳地税的营业税改为了缴纳增值税，税款直接纳入国库，地方税收收入明显下降，新增加的支出项目越来越多，与之相对应的地方财政收入较为紧张，已经无法满足地方政府大量支出需求。当前，我国政府性收入规模缺乏控制，政府收入大都由人民群众来承担，政府筹集的收入越多，人民群众的所得就会越少。2012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22.6%，如果加上土地财政收入和服务性收入，我国的财政收入大约占生产总值的40%以上，这一比例在国际上可以说占比较大。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过大将不利于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当前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都超过了税收收入，导致企业、居民负担过重。在税收收入中，间接税所占比重逐年提高，直接税所占比重逐年降低，导致我国直接税在居民城乡分配收入调节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范围和责任界定不够清晰，缺乏相关的制度和法律约束，本应该由社会资本投资变成了政府投入，加大了政府财政负担。而一些应该由政府负担的，例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文化事业等，却又推向了市场，用市场手段来调解，产生了“上学难、看病贵”等问题。
2、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
当前中央政府平衡各地财政状况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完成。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存在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较大，均衡性转移支付比例较低的问题，财政转移支付大部分用于项目建设，不便于地方政府统筹安排相应财力。中央在执行转移支付的同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要进行配套，有的高达80%，地方财政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配套资金的支出就会加大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专项转移支付需要层层审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先下达到省级财政，省级财政在转移到市县区财政，工作量较大，管理成本较高。部分转移支付资金不够透明、公开，容易滋生腐败问题。部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不能与项目同时下达，造成年终大量财政资金结余，年中项目资金短缺的问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评价难以实施，导致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果不佳。
3、政府债务风险较大，地方税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数额较大，截止到2015年一季度末，中国中央政府债务余额9.55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务规模也迅速膨胀，各地纷纷成立投资融资平台，大力兴建基础设施建设，向银行借债，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末我国地方债务余额达15.4万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审计署审计数额增约四成。不少地方债务余额是当年财政收入的五到六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不规范，相关制度不健全，部分地方政府只管借钱，不考虑还钱，债务规模超过财政自身偿还能力，地方债务违约风险较大。目前，我国地方税收体系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税权划分不够清晰，税种不够具体明确，大的税种较少，部分税种老化，起不到税收的调节作用。
四、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1、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和职责
政府要处理好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职责，才能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明确支出责任。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就是说，市场、社会能做好的政府要积极交给市场和社会来完成。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不能主导市场和社会。政府主要承担的职能有国家和安全、民生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宏观调控、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之间的关系，明确相关的事权和财权。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中央机关将事权和财权统一收回，如国防、边防、海关等相关建设费用。将一些具体职能和职责下放，明确县市区政府的具体职能。
2、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一个国家的财政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通过他的预算管理能力体现出来的。要通过预算体制的改革，打破原有的重收入、轻支出的问题，通过政府预算管理，实现财政支出的进一步优化和规范，为中央的地方财政风险管控提供重要的依据，及时化解债务风险，增强预算的执行力和控制力。将税收明确为各级政府的预期目标，不再是确定的任务，为基层工作人员减轻了负担，有利于基层工作人员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
3、完善各项财政和税收制度
建立与事权相适应的财政支出制度，科学设定地方支付的事权和财权，设计财权和事权清单，明确责任。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制度，提高财政资金的支出水平和使用效益。完善税收制度，全面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工作，通过设置科学的税率，加大优惠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征缴，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创新，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4、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控制地方债务规模，逐年化解相关债务风险，充分发挥财务杠杆作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规范政府性债务，政府不能通过企事业单位举措资金，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分类管理和专项控制，设置限额。严格限制政府融资平台的举债程序，建立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化解机制，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并纳入地方政府年度绩效考核。
参考文献
[1]马一民：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6
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改革进程：第一阶段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第二阶段是1998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这两个阶段的改革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的原则，改革工商税收制度；二是把地方财政包干制改革为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分税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个税收体系。
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首先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改革之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税种较多、税率难定、重复征税、随意减免等问题十分突出，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首先是简化税种，从过去的三十多个简化到18个税种；其次是改产品税为增值税。产品税是按一个个产品大类来征税的，其缺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确定产品的税种和税率十分困难，并且有产品就要征税，无法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增值税适用于所有的生产和经营环节，税种单一，税率简单，且前一道产品所开的增值税发票，到后一道产品出售时，可以凭发票扣除以前交的税款，有效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工商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的复合税制，基本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工商税制确立后，我国按税种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体系。基本内容是关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归中央；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税等归地方；增值税实行中央和地方分享，分享比例是中央得75％，地方得25％。整个分税制改革，采取渐进的办法，即以1993年为基数，基数内的收入全额返还地方。同时，增值税和消费税实行增量三七分成，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1％，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2001年又实施了所得税收入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对2002年的所得税增量，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对2003年的增量，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自此，我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实施，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减税让利和财政退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1.2％一路下降到11.2％，财政不断积弱，各级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明显的或者隐形的赤字，财政困难已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后，1994年至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长17.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为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政策提供了能力。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快速增长的双赢的财政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1994年到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从2906亿元增加到8583亿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财政收入从2312亿元增加到7803亿元，增加了2.37倍。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来的50％左右，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近年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对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又进行了一些改革。一是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镇统筹费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先期试点的地方改革表明，这项改革规范了农村的分配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人均减负率一般在30％左右，农村“三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对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进一步调整税制。如对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减半或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连续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使我国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由原来的8％左右提高到15％左右，等等。税收制度的调整和完善，进一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二）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进展分析
1998年以后，财政改革的重点转向财政支出体制，目标是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方面，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推行部门预算；二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三是推进政府采购改革；四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实行部门预算，增强了预算的完整性、统一性，部门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外资金）全部在一本预算中编制，所有收支项目都在预算中反映出来。部门预算经过人大批准后，对该部门的收支项目安排就具有法律效力，从预算执行到资金使用的全过程都必须接受法律监督。从2000年开始，我国中央和省两级逐步推行了部门预算，有些市、县也开始编制部门预算。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是将所有的财政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所有的财政支出由国库直接支付，取消各部门和单位在银行设立的收支账户。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后，财政部门加强了对各部门和单位的收支活动的全程监督。2002年，中央在38个部门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的试点，许多地方也积极进行了改革探索。与此同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实行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拨付制度，支持了部门预算和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
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克服了过去分散采购的许多弊端，如采购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脱节，无法有效进行监督；采购效益不高，采购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价高质次；采购过程不透明、不公开，容易滋生腐败，等等。1999年实行政府集中采购以来，采购规模快速增长，当年采购规模约130亿元，2002年已突破1000亿元，每年政府采购的资金节约率都在11％左右。2002年，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从收入方面，防止了部门和单位乱收、滥罚及坐收坐支；从支出方面，执收单位上缴收入不再与其支出安排挂钩，有利于执收单位公正执法。近年来，这项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中央和地方普遍加大了改革力度。
与此同时，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我国各级财政逐步减少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支出，加大了教、科、文、卫、社保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的重点支出，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向公共支出转变。总之，经过近五年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优化了支出结构，增加了财政支出管理的科学性，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
二、今后我国财政改革的侧重点和趋势分析
过去的财政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新的财政制度、机制、管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协调、不适应、不规范等问题。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今后必须在以下方面继续深化财政改革：
（一）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继续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
经过1998年以来的财政支出体制改革，我国虽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离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仍有较大距离。公共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考察和分析：一是财政的主要职能和基本定位。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其主要职能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对全体公民一视同仁的规范的税收。二是财政的运行机制。也就是财政收入的组织机制和财政支出的安排机制，目前的运行机制主要是财政的预算管理。三是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监督。如预算的科学编制方法、税收征管的方法和手段、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集中采购等。在这三个层次中，预算管理是核心。首先，财政的职能要通过预算的安排体现出来，即通过预算得以实现；其次，科学、细化、规范的预算管理，是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集中采购正常运行的基础；再次，预算是财政监督的依据，具有法律效力。如果预算不规范，不仅财政部门很难进行全程监督，也不可能形成社会其他有效监督机制。因此，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必须要不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我国在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集中采购等方面已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这使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进入了核心和攻坚的阶段，即深化预算改革阶段。
财政预算规定了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与结构，以及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担负的成本即税收数量。那么，每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以及社会负担的成本由谁来决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结构和类型又由谁来选择，即财政预算管理中的公共性问题如何解决。因此，今后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预算管理中引入公共决策和选择机制。比如在人大设立预算编制和审查委员会，专司预算的编制、审查和监督工作；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建立广泛征求意见的机制；增加预算的透明度，扩大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社会监督，构建纳税人的意见反馈机制等。
财政支出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购以及加强财政监督的依据，也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的关键，因此，必须要细化预算的编制。目前的预算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固定部分，即人员工资和共用经费部分；二是活的部分，即专项经费部分；三是转移支付部分，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对于固定部分，关键是要引入绩效预算的办法，即财政供给与单位取得的成效挂钩，成效越大，财政支持越大，改变过去财政养人、养懒的做法，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引导作用。对于专项经费的预算，一定要细化到项目，把经费和项目挂钩，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对于转移支付支出，要按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规范转移支付，减少随意性。总之，要尽量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不断细化预算编制，使预算尽可能的规范、合理和透明。
（二）按照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继续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以来，逐渐暴露出来的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基层财政越来越困难。
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是五级财政，即国家、省（市、自治区）、市、县（市、区）和乡（镇）。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划分了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收入范围，省以下的体制是各地仿照分税制体制自主安排的。在中央提出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背景下，省以下的体制安排自然带有层层集中财力的倾向。近年来的情况显示，现在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的结果是，财力逐步向上集中，但事权仍在基层，甚至呈扩大的趋势。尤其是许多该财政承担的支出，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过去基本由农民自己承担，农民负担过重已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税费改革，这部分支出开始回归财政，基层财政的事权反而在扩大。因此，在这两个反方向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县、乡财政困难的矛盾开始激化。2001年全国拖欠工资的县、乡占全国县、乡总数的18.7％和27.1％，县级财政支出中工资支出高达61％。绝大部分县、乡的财政是捉襟见肘，仅仅能够应付“保工资、保运转”的支出，用于建设的财力非常有限，各方面的支出欠账越来越多。目前，在基层财政困难的倒逼机制作用下，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以维持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但基层财政困难的程度，是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形势变化而逐步显现的，因此转移支付较多采用的是一事一办的专项转移支付，不仅转移支付很不规范，基层财政预算难以安排，而且增加了基层财政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出现“你给钱我才办事”的被动局面。
分税制财政体制能够成功运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各级政府有自己的主体收入，用自己的财力办自己的事情。否则，地方政府就会逐步增强对上级政府的依赖。依赖不断增强和上移的必然结果，是分税制财政体制逐步转化和变质为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自然消亡，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转化为“跑上”的积极性。因此，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解决基层财政的实际困难，核心是确立一级财政，就要使这级财政有能够基本满足自己需要的自主财力，在辅之少量的转移支付财力的情况下，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目前，我国的五级财政体制存在不合理的问题：一是财政层次过多，影响了各级财政主体收入体系的形成。二是财政层次过多，影响了各级财政的事权划分和职责的确立。总之，目前我国的财政层次过多，是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和导致基层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取消乡镇财政，实行乡财县管；取消市级（地级市）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管理，实行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县级财政。这样一来，全国的财政级次变为三级，即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地级市、县级市）三级，增强各级财政的调控能力。
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相对称，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的又一基本要求。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一是中央财政的职责重大，如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展高等教育、尖端科技和高新产业，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江河湖泊的治理，等等，中央财政必须要有强大的财政调控能力。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逐步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符合中央财政的财权和事权相对称原则。另一个是县级财政的职责重大。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社会经济体制，“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结果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时，财政供给的公共产品主要是面向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很少。因此，我国今后要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有九亿多农民的广大农村，财政在供给公共产品方面要弥补历史的欠账和满足新的公共需求，如提供基础教育包括今后发展的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农村社会保障，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等等，基层财政的任务是非常巨大的，时代赋予基层财政的责任和压力也是空前的。所以，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要增加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扩大税收分享中县级财政分享的比例，同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大幅度增强县级财政的实力。
（三）按照公共财政和城乡一体原则，继续改革农村财税制度
目前，我国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遏制农村“三乱”现象的发生。从试点情况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实现了上述目标，减轻了农民负担，安徽省农民平均减负在25％以上，有效遏制了农村“三乱”现象。但是，现在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1958年左右形成的农村税收体系，农村仍然实行有别于城市的税收制度。
从税收负担看，目前农村居民普遍相对高于城市居民。如对城市居民普遍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月均800元，假如一家三口仅一个人工作（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3300元以下是不需要交税的，但农民现在的人均纯收入基本都在3000元以下，却普遍都要交税。许多工商税都有起征点和免征额，如增值税、营业税等，但农业税没有，无论农业生产的成本多大，也无论农业生产的净收入是多少，都需要缴纳固定比例的农业税。目前，许多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还不如城市居民的“低保”水平，尤其在很多贫困地区，但在城市享受照顾，而在农村确要纳税。因此，相对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的税收负担是重的，也是不公平的，在税制上设置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待遇。
从实现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出发，必须继续深化我国的农村税收制度改革。长远的目标，应是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协调的税收制度，将农业税改为体现农民纯收益的具有和城市个人所得税有大致相同的起征点和免征额的新型收益税。当前，“三农”问题已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恢复乏力，已严重影响了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张。目前，增加农民收入，已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为此，在农村新的税制改革到位以前，建议目前免除一切农业税。现在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形势较好，而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下降到3.7％左右，并且农业税的征收成本很高，免除农业税对财政经济形势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对于目前广大农民的休养生息和增加农民收入是非常关键的。
在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政策体系中，财政与农民的关系，主导的观念是财政支农。这是带有浓厚计划经济时期特征的观念，是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仍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早已过时的观念。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7
关键词：财政;体制改革;回顾;展望
一、我国历次财政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体制历经了四次大的变革，据此可将中国财政体制划分为四个阶段：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一领导、分层管理的财政体制，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
（一）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统收统支财政体制
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负责组织财政收入，最后全部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都需要经过中央的批准，逐级划拨。在这种状态下，地方没有相应的财权和事权，只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二）地方拥有一定自的财政体制――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1953年―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其基本内容为，在中央的统一政策、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地方分级管理。这种体制给予了地方一定的自，旨在激活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三）高度分权的财政体制――分级财政包干的体制
为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80年代引入了分级财政包干体制。这个阶段有三个标志性的改革，一是1980年开始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二是1985年的“利改税”，即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三是1988年的财政包干制。[1]分级财政包干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地方政府的其他改革提供了财力支持，但也使得中央政府的经济调节和行政管理能力大大降低。
（四）中央集中与地方适度分权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
1994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将各种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建立比较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预算约束。[2]
二、我国当前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行为失范
1.事权划分不清晰。我国有关法律对地方政府的事权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体现出“上下对口、职责同构”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出范围的交叉重叠和错位。
2.事权下放的情况比较突出，但却没有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力。中央政府不断下放事权，将一些学校、研究机构等企事业单位下划地方，并按照下划时的基数给予补助。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的上涨，补助与实际支出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3.财权划分不合理，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在财权划分上，增值税与所得税的归属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受利益导向，地方政府必然利用土地、税收优惠等条件吸引投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对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二）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影响地方财力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地方可调控财力减弱。中央在现行体制下集中了大量财力，再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补助地方，而且许多转移支付有配套要求，对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极为不利。2.地区间财力差异较大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目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客观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度。[3]3.专项转移支付过多。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地方政府有时拿到转移支付也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省以下财政体制不够完善，不利于基层政府有效行使职能。
按五个层级进行分税，中央为提高其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了中央在整个财政分配中的比重;而省、市作为地方财政的高端，也相应提高了自己在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如此造成了严重的县乡财政困难。省以下又有省、市、县、乡四个层级，不仅结算效率不高，而且转移支付在各层级政府间会出现层层“渗漏”，为提高财政利用效率，需对财政层级进行“扁平化”。
三、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历经六十多年的风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把握财权与财力的集中程度
财权与财力的集中程度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是整个财政体制的核心。从建国初期适应国家财富少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到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分级财政包干体制，再到后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都体现出了财权与财力的集中程度与当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
（二）统筹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我国立足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财政体制改革既要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实际经济环境出发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财政体制改革也要与金融、投资、地产、物价等方面的改革形成合力，共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三）坚持渐进原则
财政体制改革涉及资源重新分配，关系方方面面的利益，坚持渐进原则，实行稳步推进，是财政体制改革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经验。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里程碑。但改革初期尽量保留了既有的利益格局，在增量的利益格局中做出有利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的调整，之后逐步调整和完善，保持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稳定。[4]
（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截至目前，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越来越清晰，财政体制也通过制度变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造条件。分税制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随着分税制改革进行的“税利分流”，有力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向共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
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展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5]财政体制改革要加快完善财税体制，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
按照现行法律、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的原则，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性质的支出责任由中央承担，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主要以满足地方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目标，努力解决当前事权下移但财权没有相应下移造成的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的现象。保持现有的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二）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6]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必须抓住改革预算编制制度这个核心问题，通过统一、规范、透明的预算编制程序，健全的结合预算制度、科学的收支分类方法等编制出便于管理和易于约束的预算。特别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定额标准体系，规范部门预算编制，以规范预算制度和整合国家的财力。
（三）健全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优化转移支付的结构，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转移支付。同时，还要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尽可能减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交叉、重复，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
（四）完善税收制度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五）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
要使现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得到长效地解决，必须考虑减少财政层级的扁平化改革，而在改革实践中有两项值得注意、应该推动的改革，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
乡财县管，全称乡财乡用县管，实质性意义在于把乡镇财政看作县级财政下的一个预算单位，这种体制基本上可以适应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省直管县，原来的地级市不再集中县级财力;各项转移支付及补助不再经过市级财政结算，提高了结算效率，避免层层“渗漏”;也有利于全省各县的财政平衡，保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六）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地方财政作为一级财政，承担着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职能，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征收一些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地方税。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对于一些涉及面广、数额较大的地方税，其立法权可归全国人大，以避免不公平，但征收管理权限可留给地方政府。[7]
当然也有人担心，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可能会引起税收秩序的混乱。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的约束，的确可能产生税收秩序混乱的现象。所以，在考虑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问题前，要制定一部符合国情的税收基本法。
（七）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主要是科学界定财政职责与职能，建立并完善公共财政的支出体系和收入体系，构建公共财政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今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必须把均等化服务的公共性与功能区建设的主体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其公共性方面要更加突出公平性，做缩小差距的工作，在主体性方面要更加突出重点性，做提高效率的工作。[8]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8
笔者以为，无非纳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征纳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人与环境）之间“五种”关系。事实上，全部财税体系就由这五大基本关系或系统构成。
关键在于，如果理顺这五大基本关系，就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坦率地说，如果不能理顺，而是引发、制造或加剧这五大基本关系的矛盾、传统与摩擦，便有悖财税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而且，如何理顺征纳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应是重中之重，是根本和杨心。因为它决定和制约其它四种关系的和谐程度。
为此，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五大基本财税利害关系的本质，即，它们是怎样一种关系？
众所周知，交换关系是关涉人类利害生存的基本关系，分为两种：因果交换关系和目的与手段交换关系。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交换，作为交换主体者，不是一种为了什么的交换，比如施舍。因此，这种交换就不是一种等价的利害交换，属于分外的善行。但后者，则是一种目的为了什么的交换，交换是为了从对方交换者那里得到什么的交换。自然，等价交换是其必然的逻辑与基本特征。
直言之，纳税者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交给政府，并不是纳税者的觉悟有多高，是一种无私利他、大公无私的行为。恰恰相反，纳税者给政府交税，让渡他的一部分财富，是一种不得不的自利行为，是为了从政府那里交换到他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一种物品――公共产品和服务。他之所以不愿意自己生产，或是认为不值，个人生产成本太高，无法承受，或者是因为不愿，或是因为有“搭便车”的投机心理，企图免费享受，等等。
其次，如何理顺和调节这种关系，避免冲突和混乱，防止其背离财税体制创建的终极目的？
迄今为止，就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与手段而言，无非道德与法两种。财税道德是一种财税主体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它主要依靠教育和舆论两种非权力力量来发挥作用，调节五大财税利害关系。财税法则不同，它是一种财税主体行为“必须且应该”如何的规范.属于权力性规范，一方面依靠暴力强制，比如军队、警察、监狱等手段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依靠行政强制，比如提薪、降职等手段发挥作用。
财税道德与财税法之区别，在于各自所依靠力量的不同，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非权力，以及财税道德影响力弱一些，但范围大，可调节一切财税利害行为，而财税法影响力强，但范围相对较小，仅仅作用于那些重要的财税利害行为，重在守住财税治理的“底线”。但必须强调的是，财税道德是财税法的价值导向系统，财税道德优良先进，财税法就可能优良先进：财税道德落后恶劣，财税法可能落后恶劣。
进而言之，尽管财税道德规范可以任意约定，财税法规范也可以任意约定，但优良财税道德和财税法却不能任意约定和制定，只能从财税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经由人类社会创建财税体制的终极目的，根据财税价值，从财税价值判断中获得。这是因为，财税终极目的是客观的，财税行为规律是客观的，财税价值是客观的，财税制度（财税道德与财税法）的结构，及其制定的过程与方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要全面理顺和调节好五大财税基本关系，制定优良财税道德是前提，制定优良财税法是关键，核心则在于如何调节好征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固然，调节好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也十分重要、不可或缺。
只是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评价财税道德和财税法优劣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笔者以为，核心标准应由终极、最高与根本标准构成。终极标准是指一种财税体制增进了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以及增进了多少。即是说，那种财税体制增进得越多，那种财税体制就越优良，反之则越恶劣。而终极标准还可具体化为两个分标准：一是在征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尚未发生根本性冲突、可以两全情况下，应该遵从“不伤一人的增进所有人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二是在征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情况下。应该遵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原则。最高标准即人道自由原则，可具体化为“把纳税人当人看”与“使纳税人成为人”两大原则，并进一步细化为法治、限度、民主等原则。根本标准即公正平等原则。进言之，唯有全面符合这三大原则的财税体制才是优良先进的。自然，要彻底协调理顺好这五大基本关系，就必须遵从这一终极、最高、根本之核心价值标准，并以此为目标，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而且，由于财税关系属于目的与手段类型的交换，更应遵从等价交换原则，即公正平等原则。不仅征纳税人之间的交换必须遵从公正平等原则，也不论征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还是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都应该遵从公正平等原则。同理，国与国之间财税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交换，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与交换，都应遵从公正平等原则。一言以蔽之，这五大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和分配，都必须遵从完全平等原则，按需分配：但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则应该遵从比例平等的原则，按照贡献的大小比例分配。
最后，就财税体制改革实践而言，关键是必须弄清楚当下财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五大基本关系中的哪一对关系之中，并以此确立财税改革的具体目标，对症下药，从而提高财税体制改革的针对性与效用性。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9
关键词：税收制度；经验回顾；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税收制度先后经历几次大的调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本文在对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三十年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评价改革得失，探讨新时期的税制改革方向和完善思路。
一、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可分为涉外税制的建立、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和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
1.1978年至1982年的涉外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是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税制改革的推进做了大量突破性工作，为税制改革的推进打下理论基础。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需要，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
2.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方案。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将建国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成为国家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实施和工商税制改革。为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关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一系列行政法规，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此后，国务院又陆续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特别消费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等税收的法规。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至此，我国工商税制共有37个税种。这些税种按照经济性质和作用大致可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和行为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涉外税类、农业税类七大类。总之，这一时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税制，建立了涉外税制，彻底摒弃“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的观点，恢复和开征了一些新税种，使我国税制逐步转化为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日益加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要求，1994年我国启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工商税制改革。
(1)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外资企业停止征收原工商统一税，实行新的流转税制。
(2)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取消原来分别设置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同时，国营企业不再执行企业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包干制。
(3)统一个人所得税。取消原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对个人收入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统一实行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
(4)调整、撤并和开征其他一些税种。调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烧油特别税、奖金和工资调节税；开征土地增值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盐税并入资源税，特别消费税并入消费税。改革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统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市场经济下我国税收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又推行以费改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增值税的转型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
1.稳步推动“费改税”改革，将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项目转化为税收。2000年10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车辆购置税，取消了车辆购置附加费。同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农村开展税费改革，根据“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对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了调整，明确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
2.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对内外资分立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一个规范、统一、公平、透明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3.对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的改革。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取代了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此外，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也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修改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也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范围，同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提高了税额标准；2006年4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对烟叶的收购实行20％的比例税率。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税种设置进一步减少为19个，税制更加规范和统一。二、三十年来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必须有理论突破作为先导。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其征税依据、征税对象、征税标准、税率高低等课税要素的确定，均需要有理论作为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关系认知，形成了国营企业只能上缴利润、不能上缴税收的做法，也就形成了“税收无用论”的理论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国家和国营(有)企业关系认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了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出资者的两种身份和两种权力，从而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确定以所得税形式处理国家与国营(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使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并且统一了税法，扩大了企业的自，为多种经济主体的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二)税收制度改革中必须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在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税制改革必须考虑到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对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改革尚未创造出新增利益之前，改革的成本只能由财政来负担。另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因。无论从改革，还是从发展、稳定的角度看，税制改革不能弱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税收制度改革必须走渐进式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了优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前扣除标准，这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国内投资环境的逐步完善，为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成为必然。同时，为减少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吸引外资的负面影响，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也坚持了渐进式改革原则，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给予五年的缓冲期。
(四)税收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必须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变革为前提，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定位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税收在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时的形式。同时，税制改革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正是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后，才有了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税种收入的规范化划分。
(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指令性计划对经济的干预，这就要求强化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通过优惠税率、税收减免、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来贯彻政府的调控意图，根据客观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的潮流，适时调整我国的税种结构，开征新的税种或取消不合时宜的税种，优化税制结构，强化税收对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功能。
三、税收制度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的法治化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为防止政府公权对私人产权的肆意侵犯，民主国家一般均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即“有税必须立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的原则，并且这一原则大都写入了宪法。而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仅为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找不到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相关规定。从理论上讲，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和税收程序法的基本方面，均由立法机关立法，税收征管程序中的具体问题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从我国目前各税种的法律层次来看，大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
(二)税收调控经济的功能还比较弱。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格局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确立起来的，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而税收在发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促进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调控经济过热或过冷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目前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仍为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税收在引导企业技术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仍有缺陷。
四、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税制改革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就必须贯彻“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原则，建立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及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利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
(二)税制改革与法治化建设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和立足点，要求有健全的税法体系：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并接受行政司法机关和社会监督，纳税人能够依法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税制改革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纳税人、税收行政机关都要服从于法，法外无税。推进税法体系建设，积极参与税制改革、税收立法调研，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10
一、基于财政压力的乡镇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以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源泉的“农业财政时代”的终结，历史上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皇粮国税”得以废止。这只有在经过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以工商业为财政支撑的时代才有可能。
改革实质上是对利益和权力的再配置过程。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仅在于为农民减轻负担，更在于它直接冲击并要求改变传统的治理体制。因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基本上是依靠农业税费维持的。正是以农业税为核心的各种税费造成农民负担有增无减，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而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免除农业税以后，受冲击和影响最大的亦是乡镇体制。
财政，财是政的基础。财政来源与能力决定着政权的特性与能力。从国家特性看，国家税赋主要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国家属于传统国家。传统国家对乡村治理有两个特征：一是实行以皇权－官僚体制下的乡村自治，国家政权不直接渗透于乡村，即所谓“皇权止于县政”。政府的功能也非常少，主要是政治统治，相应的地方政府机构和人员也非常少。其重要原因就是有限的农业剩余无法供养一个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的政权体系。没有财政支撑的行政是无能力而又成本太高的行政。这是制约传统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基本原因。二是国家与农民的联系主要是纳税的关系。农民作为分散孤立的经济个体，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国民，主要取决于向谁提交税赋。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有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①由于土地（终极意义上的）国有制，决定了“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合理性，换言之，农民向国家提交税赋是单向的义务。这为行政不断扩张，以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汲取财政提供了方便。而这又会破坏国家行政的合法性，即“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由此使传统中国只能依靠数百年一次的大动荡来缓解行政扩张与财政压力的矛盾。
这种历史循环于近代被打破。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国家的解体，中国进入到一个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民族－国家，它要求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向全社会渗透，对分散孤立的乡村进行国家整合。由此就有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从20世纪初开始，国家政权从县到乡村，甚至一直延伸到农户。人民公社体制达到极致，每个农民都被整合到“政社合一“的国家体系中，乡村社会为国家体系所遮盖。这一“政权下乡”的过程对于建构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对传统乡村加以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表面上具有“现代性”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具有不属于现代国家本性的传统特点：
一是国家基层政权的制度安排仍然服从和服务于向农村汲取资源，为行政主控型。人民公社体制是最便于向农村汲取资源的体制，即“先交公粮，后交余粮，剩下的才是口粮”。在这一体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主导着乡村社会，来自于上级领导和政府的“任务”成为支配基层和农民行动的主要依据。在单一体制下，县乡政权机构设置的依据是与上级政府对等对口，由此造成县乡机构迅速膨胀。我国是一个由中央、省、市（地级）、县（市）、乡（镇）多级机构构成的政权体系。政府任务会逐步增多，到最低一级的乡级时，政府任务和目标会呈几何级的增加。如我们调查的一个乡，仅仅是签定目标责任书的上级任务就多达200多项。这就使得乡一级政府成为一个面对上级，主要完成上级任务的机构。乡镇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一级组织，对一定区域的事务负责，即行使管理“块块”的职能。出于地方政绩的驱动，乡级还要从事许多能够显示出其地方政绩的事务。这些事务主要是贯彻上级精神，往往与本地实际和需要相脱节。正是“条条”和“块块”的双重压力，使乡村工作不堪重负，政府功能急剧扩张。
正是基于政治压力，中国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免除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结果是改变着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财政基础，原来依靠农业财政维持和运行的基层政权体系及政府任务顿时因为财源枯竭而面临困境。基于财政压力，我国开始了乡镇治理治理体制改革。
正是因为合并乡镇村组的局限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一些地方开始了以改革乡村治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乡镇改革。其代表者是湖北咸安的改革。早在2002年全国还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合并乡镇之时，咸安区（县级区，以农业为主）就启动了乡镇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撤消原有的乡镇内设机构，乡镇设立三办一所（党政办公室、经济事务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和财政所）；改变原有的“七站八所"”的官办性质，将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引入乡村公共服务；将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任务和录用过程。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人、减事、减支”。通过交叉任职，减少领导干部职数，通过改设内部机构和站所改革，减少一般干部职数。在减人的过程中，也要减事，即减少那些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或者不该管的事。通过减人减事，最后达到减支，缓解财政压力。咸安改革很快引起中共湖北省委的重视。2003年，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关于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文件（17号文件地），其基础就来自于咸安。湖北省的乡镇改革得以走在全国前列，被誉为“湖北新政”。
二、超越财政压力的制度构造
从目前的乡镇改革实践看，基本上来自于财政压力。有关乡镇改革的理论，也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也无法给乡镇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其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乡镇改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财政时代”，只是就乡村自身的财政能力设计乡镇体制。本人认为，现在应该超越财政压力，从现代国家构造的角度设计现代乡镇制度，以此作为改革的依据。
首先，随着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由现代化初期进入现代化中期，工业化不再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进行原始积累，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工商业。中国已由“农业立国”进入到“工业立国“的阶段。而且，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整合已基本完成，高度分散和孤立的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进国家体系中，被国家结构化。这是最终得以免除农业税费，并有可能走出所谓“黄宗羲定律”的客观条件。
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建构要求超越传统的财政压力，重构乡镇制度。现代国家有两个特征，一是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一是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国家。主权在民要求每个国民成为平等的国民。但由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紧迫性和民主－国家建设意识的薄弱，在相当长时间里，广大农民作为平等的国民，没有能够享受相应的“国民待遇”。如长期存在的“农业税”，以产业纳税就是一种不利于农民的制度安排。印度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国民的大多数。但印度以个人所得作为征税依据，农民基本上不缴税。④特别是中国的“农业税”带有很强的国家义务的特性，日益扩张的行政会不断突破义务的边界。但是，在现代意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达日益广泛地向乡村渗透的过程中，义务本位的农业税费的缴纳逐步失去合法性基础。1990年代，无论是农民通过抛弃土地，消极逃避税费，还是上访上告，为减轻负担的依法抗争，都反映了农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事实上，与人民公社时代相比，1990年代的农民负担可能更轻，而农民的抗拒却更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个体利益及相应的权利意识的增长。如果治理体制不能适应这一转变，就会造成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下降，甚至抵抗政府行为。如此，民族－国家的治理也会失去牢固的根基。
正是传统农业财政时代的义务税费愈益失去合法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以工哺农，以城支乡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为超越财政压力，改革乡镇体制，建立现代乡镇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方向。
其一，从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传统乡镇制度都是围绕从农村汲取资源构造的，这是由农业财政时代所决定。在现阶段，中国已进入由工商提供财政支持的公共财政时代。以工哺农，以城支乡，首先就体现在国家如何支持农村发展。为此，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资源汲取型的乡村治理体制，从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设计和构造乡镇制度。资源支持型是现代乡镇制度的基本要求。
其二，从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传统的乡镇制度的功能主要是管治型，主要依靠行政压力保障国家从农村获得资源，通过行政能力强制纳税保持国家与农民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以农民义务为本位的。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愈来愈深地卷入到社会化过程中，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部分的现代乡镇制度，其基本功能就是为农民提供服务，通过良好的服务而不是收税强化农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服务型乡镇政府是以农民权利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观所决定的。
根据以上方向，乡镇改革不仅仅是“减人、减事、减支”，做“减法”，更是超越财政压力、上下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是一项需要进行“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的系统工程。
1、“加”，就是增加国家对农业乡镇财政的支持，促使行政与财政的统一，乡镇财政成本由国家财政负责。现代政府体系的重要特征是标准化、一致化。如不管什么地方，都设立相应的机构，都有所谓“几大班子”。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财政能力却差距甚大。特别是农业地区的乡镇财政主要来源于农业税费。那么，在免除农业税以后，农业地区乡镇的财政来源大为减少，有的地方甚至难以维持正常运转。仅仅是依靠“减人减事”来减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行政都需要必要的财政支撑。农业地区的乡镇也属于国家政权体系，在免除农业税以后，其开支应该由国家承担。应该彻底改变变相的地方财政包干主义。如果行政统一集权，财政也需要统一集权。这样既可解决农业地区财政支出困难问题，同时也可杜绝地方和基层官员既吃“皇粮”，又吃“杂粮”的现象。由此可根据产业基础、地区差别、乡镇规模等标准，将乡镇划分不同类型，分类划拨财政经费。当前，在乡镇体制改革之初，对乡镇分类是基本前提。以农业为产业基础的乡镇应该恢复为乡的建制，可以接受国家财政支持，镇的建制主要以工商业为支撑，不可接受国家财政支持。由此实行产业分化基础上的乡镇分治体制。
2、“减”，就是精官简政，减少行政层级、机构和领导职数。任何国家的财政能力总是有限的，有限的国家财政不可能承担更多官员的财政支出，必然要求减人。我国的政府机构不是简单的人多，而是官多员少。即管官的“官”多，直接面向民众做事的员少。从纵向看，直接面向民众为民众提供服务的乡镇一级的人员并不多，多的是乡镇以上的层级。如乡镇以上有中央、省、地级市、县（市）四个层级。从乡镇内部看，领导职数过多，一个乡镇至少有10多名领导，而直接办事的人员又太少。这不利于支持农村，为农民提供服务。美国的农业部是国家公务员最多的部，达30万之多。但其组成人员主要是为农民提供服务并直接接受农民监督的公务人员。为此，乡镇改革应该超越现有的局限，进行整个行政系统的改革。从纵向看，需要减少行政层级，变五级政府为“三级政府网络管理”（中央、省和县为完整意义上的政府体系，地级市和乡镇为非完整意义上的政府体系，人员更为精干）。只有这样，在乡镇内部才能尽量减少“管官”的职数。目前许多地方的乡镇改革首先减少的是办事人员，这不利于为农民提供服务。
3、“乘”，就是改善治理方式，实行市场、自治与政府的共同治理。乡镇改革不是简单的减人减事，而是要以精干的政府提供更良好的服务。为此需要改善传统的单一的行政治理方式，实行市场、自治组织和政府多元一体的共同治理。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将农村的公共服务都由政府包揽下来，这又会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政府的轨道上去，并会增加行政成本。现代国家的治理体制首先要求培育市场。能够用市场力量解决的问题尽可能由市场解决。因为市场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它还是一种整合机制。市场有一套健全的规则，人们进入市场机制后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规则办事，更多的是寻求政府的保护而不是与政府对立。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与农民的对立和对抗度越低。其次是培育社会，通过社会自治的力量解决社会自身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达，社会成员的需求愈来愈多样化。在相对分散居住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及时有效地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而自组织的农村社区自治力量却能达到这一点。所以，乡镇政府应该尽可能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只有市场“失灵”和社会“失效”的情况下，政府才发挥其直接治理的作用。由此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共生、互补、合作的现代治理体制。从这个角度看，咸安改革中“养事不养人”的取向是合适的。
4、“除”，就是要消除传统乡镇体制中各种不适宜建立现代乡镇制度的的思想和体制性障碍。由于长期历史的影响，在税费改革和乡镇体制改革中，相当部分的乡镇缺乏方向感，甚至无所适从和无所用心。因为过去最为熟悉的“任务”型工作减少了，过去最为便当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不方便了，过去一呼百应的工作方式不见效了。现代乡镇制度所需要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未能确立。其深刻的原因就是传统乡镇制度中自上而下的授权机制，使得乡镇基层干部习惯于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所以，在乡镇改革中将竞争机制引入乡镇治理过程中，变单一的对上负责为上下双向负责十分必要。湖北、四川等地实行乡镇领导“两推一选”和“公推公选”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①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9页。
②《数字“三农”》，《决策咨询》2003年第5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