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1
农村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法律问题
一、关于农村土地集体补偿安置及提前安置内涵的研究
（一）关于征地安置制度的救济意义研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安置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取得土地的行为以及该行为附随效果，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依照保障人权、利益平衡及法治政府之原则，对遭此损害的相对人给予补偿安置的法律制度。
提前补偿安置，是指城镇化进程中由地方政府探索的一种“人地分离”机制的制度创新，它在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南京市城市建设迅猛发展，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部批发的《南京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创新试点方案》，南京将探索对国家重点工程、重大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项目用地的补偿安置新模式，在项目确定并且年内开工建设的前提下，在r民自愿的基础上，经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用地阶段可先行开展补偿安置有关工作。
法谚云：“无救济即无权利”。一个系统优良的救济机制能够保证权利的具体实现。这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但是现今中国的征地安置制度的救济机制而言，被征地人很难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自身的救济。一是被征收人没有对违反宪法的土地征收规定提起宪法诉讼的权利；二是对征收决定只享有申请行政复议，而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三是对征收补偿数额不能享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二）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政策的模式
1.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模式的研究
费安玲认为近年来房屋拆迁补偿模式的进步之处在于立法理念的调整、确认了房屋所有权人应有的法律地位、强调了对基本法律规则的遵守；但是，由于这一涉及面很广的立法缺乏被拆迁人利益代表的参与，导致在有关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方面的规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私权保护理念的严重缺位。
郑财贵，朱玉碧对于目前中国存在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重新择业补偿安置、农业生产补偿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和“征地保障”安置方式等六种补偿安置方式的利弊和适用的条件进行统筹分析后，指出以后的补偿安置不是采用单一的方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组合方式。
张民学者认为货币化安置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工作要求。货币化安置也将逐步成为村改造的主流安置方式，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是巨大的。虽然短期内货币化安置对区财政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对于被补偿人来说，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房，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从长远来说，鼓励货币化安置，也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和社会管理压力。
戴水彬学者认为征地制度模式，要推行征转分离试点，创新农用地征转审批制度。即先征后转，创新土地管理工作机制，能有效解决征收和转用在时间、空间上的协调，保障重大工程项目及时用地，增强土地供给和保障能力：整体推进、统一安置，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征地补偿安置新机制，确保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细化征地补偿标准，配置或留用开发利用科学合理的建设用地，将被征地农民组织起来，保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实现让农民带着资产、资本、股权进入示范镇居住。
2.关于提前安置补偿项目的研究
赵敏鹃认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全国统一的补偿项目无法体现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现有补偿项目己经不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主张国家只规定基本的补偿项目，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项目，但必须报国家批准。在朱新华教授对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的研究过程中，认为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由政府自发探索的一项“人地分离”机制的制度创新。
由于农村土地征收提前补偿政策是南京政府自发探索出的一套征地补偿政策，其在具体难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学界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研究，主要提出以下问题：农村土地征收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是否合理，有无存在之必要？“双置换”、“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土地”等模式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此政策？只有不断解决其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农村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才能不断地到丰富和发展。
3.关于对提前安置差别对待的研究
鲍海君、吴次芳等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采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方针，因地区差别而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实行差别价格。南京作为全国二线城市，其经济发展迅速，随着科技创新项目、现代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和功能板块等建设的不断深入，征地规模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土地指标紧缺与土地需求旺盛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无疑成为了征地补偿政策必备条件，而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很好的适应了南京这类快速发展城市的需求。
二、关于被征地农民提前安置的存在法律问题研究近况
（一）关于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合法性的研究
提前补偿安置对重大建设项目的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一方面征地信息公开、被提前征地人员进保、项目征地拆迁等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引发的全市新增违法用地总量逐渐增大，市局“保重点”与违法用地查处压力日益增大。鉴于此，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就成为了必然要求。提前补偿安置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对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学研究价值。
朱新华教授通过对南京市实施农村土地提前安置政策探索过程的分析，分别从政策实践依据的合法性、适用类型的合法性以及实施程序的合法性几个方面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一政策是符合“效率优先、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但是于合法性问题上，目前并没有相关法规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实施范围、程序、责任及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且在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严格限定在“市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和民生过程”上，而是于建邺区江心洲部分项目属于商服配套用地的情况。
（二）关于现行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存在缺陷的研究
李国键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的缺陷主要存在以下几点：（1）法律对土地征用补偿规定不具体明确；（2）经济补偿标准过低；（3）征地补偿金分配不合理，被征地农民分配到的补偿金过低；（4）法定安置途径有缺陷，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困难。
沈虹学者认为征地补偿制度只能补偿农民土地承载的财产权利，而安置制度是对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的基本人身权利的补偿，因此两者是存在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目前我国法律也没有对被征地农民补偿与安置的规定进行区分，对安置的规定不足，导致实践中安置制度的实施存在许多问题。
（三）关于被征地农民提前安置的存在法律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有学者主要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政策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土地征收问题的专门立法，关于被征地农民安置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等规章，规定了土地征收的公告、听证等事宜。各地也有征地的法律规范，比如《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等。但是，关于被征地农民安置的法律制度缺失，一般对被征地农民补偿制度规定比较详尽，而安置制度的法律规定都是寥寥数语，或者将补偿与安置的规定混为一谈，没有严格进行区分。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问题：（1）征地程序的法律规定不完善；（2）法律对被征地农民安置与补偿没有进行区分；（3）法律被征地农民安置的实施主体规定存在缺陷。
三、关于我国目前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现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陈锡文在对201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析中指出决定中要求的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补偿过低等问题为解决全面建设小康之路指明了方向，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主张按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标准。以陈泉生为代表，他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48条，49条的规定，国家建设用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土地上有附着物和青苗的，还要支付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因征用土地需要安置农业人口的，还应支付安置补助费，并对多余劳动力进行适当安排。此外，《矿产资源法》、《草原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应的规定。他通过对征地补偿的性质、理论依据和原则的分析，并借鉴世界各国征地补偿的范围和标准，认为目前这种补偿标准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应扩大以避免土地征用与地产经营出现较大差距，从而维持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与此观点相同的学者还有黄贤金、陈龙乾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全国统一的补偿项目无法体现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现有补偿项目己经不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主张国家只规定基本的补偿项目，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项目，但必须报国家批准。
孔凡文、徐玉梅根据2015年最新《中央一号文件》，认为征地制度改革问题不仅涉及到土地资源的保护，涉及到国家投资建设和宏观经济的发展，而且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要做到包括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补偿办法，提高补偿标准；拓展就业安置途径，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等。迅速加快土地征地改革。
四、国外对征地补偿安置的研究
大多数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土地征用补偿通常会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市场价值，而且补偿土地得到最有效利用时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认为土地征用首先要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征用必须给予补偿安置同时认为征地补偿安置的范围不仅包括土地征用的直接损害补偿，还应包括因征地引起的间接损害。补偿补偿安置的标准应以市场价格为主，可以通过当事人双方进行必要的协商，协商不成可申请仲裁或提请法院调解等。
美国属于公私兼顾，补偿价由政府和拆迁户来共同评估。美国是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给予合理补偿来征用土地实际上就是购买土地，属于市场行为。美国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是以土地被征用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加上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并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加以补偿。同时，为了避免政府操纵征地过程，征地补偿一般通过独立的市场中介组织对土地价值进行评估。这个价值不仅包括土地的现有价值，还包括它将来一段时间可能产生的利润。
德国：按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补偿。德国的土地征用补偿范围包括土地或其他标的物损失的补偿，其标准为以土地或其他标的物在征用机关裁定征用申请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营业损失补偿，其标准为在其他土地投资可获得的同等收益；征用标的物上的一切附带损失补偿。德国被征用土地的补偿价格计算与英国一样，也是以官方公布征用决定时的交易价格为准。
日本：通常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日本的土地征用称为“土地收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具体来看，日本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5个部分：征用损失补偿，通损补偿，少数残存者的补偿，离职者的补偿，事业损失补偿。
此外，在波兰，赔偿费总额以征用土地和土地上建设物的市价为基础在14天之内一次性付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请专家咨询确定赔偿标准。韩国由中介认证机构对土地价格作出基本评估，双方以此为基础讨价还价，要么提供令住户满意的补偿金，要么放弃项目。瑞典的土地补偿费不包括预期土地将变为公共土地而引起的价格上涨部分。土地征用补偿价格的计算，以10年前该土地的价格为准。
参考文献：
[1]谭启平.论房屋征收补偿争议的司法救济.当代法学，2013（5）：26.
[2]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4.
[3]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6.
[4]任浩.征地制度中地价补偿标准的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03.
[5]曹桂林.南京市征地补偿安置模式研究[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13.
[6]费安玲.私权理念与城市私房拆迁的立法.政法论坛，2004（5）：40.
[7]郑财贵，朱玉碧.失地农民几种主要补偿安置方式的比较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06，22（7）.
[8]民.下城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模式思考[J].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下城分局，2016-03-05.
[9]戴水彬.浅谈对征地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路[J].蒲江县国土资源局，2013-06-13.
[10]赵敏鹃.我国征地补偿法律问题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11]鲍海君，吴次芳.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安置途径探索.中国土地，200（04）.
[12]李国键.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现状分析与重新构建研究.财政研究，2007（2）.
[13]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决策探索，2013（11下）.
[14]陈思勤.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可供农民复合并用[n].南方日报，2015-10-16.
[15]付亚思.征地方式及其补偿应因地制宜[J].农经广角.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2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政府征收；法律困境
一、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特征
1.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国家的土地征收政策，就是把集体土地从原有使用者手里采用国家公权力强制收为国有的政府行为，它不需要征求别人的同意。在这一征收过程中必然损害到土地原有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必须要强调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形成冲突时，要首先考虑公共利益，但是也应该对受损害者进行补偿。
2.对受损害者必须给予合理补偿
基于公共利益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会对原有使用者造成利益损害，因此对其必须进行合理补偿，这是先决条件，是对法律所赋予的私人财产利益保护的红线。即使这种土地征收是政府行为，而且通过民主程序产生，也应该对受损害者进行公正的合理的补偿，其成本将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
3.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要体现合法性
合法性是在农村征收集体土地的首要原则，这种行为必须依法合规进行，其合法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一定要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且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而后者是必需要素；另一方面，政府以行政行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程序上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虽然代表着公共利益执行的是政府公权力，但是每一个具体的程序都要合法，这样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滥用公权力，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二、现阶段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现状
1.重点项目呈现群体违法
目前，针对于一些重大项目的拆迁或征地，部分群众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或者出于政府工作宣传不到位补偿不合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多得多占集体利益，发动更多的群众到相关部门去讨说法，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就引发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基至演变为故意毁坏公共财物、聚众阻碍执行公务、恶意扰乱政府部门工作秩序。这些群体性事件大多以群众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为导火索，加之信息社会的自媒体传播便捷的条件为这些事件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因此造成了消极的舆论导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强拆现象不容忽视
现阶段，各地方的重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普遍都在按照国家的法律和地方性的政策规定来执行。土地和房屋一旦被确定征收都将依据法律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价格评估，被拆迁一方如果同意就签定合同，政府将通过专款专户发放征收款项。总的来说，拆解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都能够充分保护拆迁人的法律权益，所以政府政令能够普遍执行整体效果良好。但是毋庸置疑，还存在个别或者一小部分被拆迁户不能接受拆迁补偿条件，和政府达不成有效的沟通，采取消极态度阻挠政府拆迁工作形成钉子户现象。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行使工权力进行强制拆除。虽然这种情况国家三令五申明令禁止，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有这种现象发生。
3.拆迁款基本到位但补偿标准不尽合理
我国的法律规定城镇中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农村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因此在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两种利益的分配。农村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应该归农民所有，而土地征收款则应该归为集体所有然后在集体内统一分配。但是在征收实际工作中，有些村集体转为城镇原来的村集体不复存在，为了避免征收款被私吞或截留，这就需要政府变通把这部分款项直接打入农民个人账户。现阶段，还存在着政府前几年的征地项目征收款迟迟没有落实，但是随着国家补偿标准的提高，现在政府要开展项目农民却要求按目前的补偿标准而拒绝按以前的标准领取征收款，使得项目无法进行。
4.失地农民养老急需解决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全国各地很多村集体土地被征收，虽然这部分农民都得到了可观数量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但是大部分农民没有理财意识，数年以后很可能会陷入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的困境，尤其是年老的失地农民养老问题将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虽然现阶段一些地方政府提倡农民拿土地补偿款缴纳社保，但是由于个人缴纳部分过高，再加农民的参保意识不强烈，使得这一农民以地养老模式没有广泛开展。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1.程序不科学不合理
在我国的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土地的权利人（在这里我们就是指农民）没有参与土地征收的政策制定和其他程序，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虽然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也明确规定征收方案确定后应该听取集体和村民的建义，但从中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法律只是规定了要求并没有规定这种要求的具体实施方案，也没有规定应取得的效果，由此看来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在征收之前没有和农民进行协商，在具体的征收程序中也没有农民参与，而法律规定的项目方案实施之前与农民和村集体的协商其实在政府公权力下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存在争议并不影响这一土地征收政策的实施，由此看来，在整个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农民根本就是弱势一方，他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争辩权，并且始终处于不平等地位。
2.农民无法寻求司法救济
在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存在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争议，当事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可由当地政府来决定，如果政府决定不能更有效解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无疑是向土地被征收者提供的法律救济途径。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土地征收是政府行为，所以政府决定和土地征收方案如出一辙，这就造成政府既是土地征收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裁定者，很难保证其公平合理性。而农民如果要走法律程序，这种关于土地征收纠纷法院一般不予受理，所以农民很难寻求司法救助。
3.地方政府滥用土地征收权
根据宪法要求，土地征收必须出于公共利益，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概念性表述，而在实际工作中各方面由于所处的角度所站的立场都各有不同，所以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虽然国家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对公共利益作出了列举式的规定，但是也只适用于城市建筑征收很明显并不适用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这就为地方政府从自身角度出发诠释公共利益提供了可能性，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以此为借口对农村集体土地随意征收从中获取利益。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现实项目中，大多数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都是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商业开发。
四、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
1.修改宪法中有关土地征收制度
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关键环节，就是要通过立法利用相关的法律制度制约政府的公权力，保护土地使用者合法权益。总的来说，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规范着程序的合理性，因此，制定城市用地规划过程中要体现农民的决策参与权利，而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项目中更应该听取农民的建议与意见。在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中，政府必须依法举行听证会履行政府向社会的告知义务，以保证农民关于土地的合法权益。对于双方主体发生的争议问题，要采取面对面协商解决的办法。对于一些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要采用听证会的形式，多听听社会上的声音，通过社会各界的监督发现问题尽快解决。
2.修改土地管理法中有关土地征收制度
目前，我国现有的相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都规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农民住宅，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进行自建。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宅却可以自由买卖、高价出租、甚至可以作为金融抵押，这很明显在法律层面表现出了在土地使用权上的不平等。因此建议改革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并且取消限制城市居民购买农村住房的法律规定，并且从法律层面严格限制政府关于土地征收方面的公权力，把公共利益这一要件限制为公益性的具体范围。对于那些用于开发经营的项目的土地征收，建议国家不在以政府形式征收而让开发商直接面对集体建设用地市场。
3.改变强制性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形式
目前，我国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政府强制性征收，由此产生了一些矛盾。由于解决纠纷的裁决路径转一圈又最后归结为制定方案的政府，所以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司法救济的渠道也不理想。这就导致农民只得采用过激行为，以上访和冲击政府机构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以期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形式虽然有悖于和谐社会建设，但也确实是农民的无奈表达。因此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争议协调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所以建议把政府征地是否合法也纳入司法程序。
4.构建土地征收中农民司法救济渠道
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对于政府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可以从以下三条路径寻求司法救济一是对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是否适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目的性规定提起诉讼二是对现有的补偿方案是否合乎情理提起诉讼三是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之后并没有利用于公共利益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有有按照规定支付征收土地补偿款农民可以法院提请撤销本项征地行为并提出收回土地的诉讼。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3
【关键词】土地征用；权利保护；农民利益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呈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城市化进程迅速展开。而一些地方把“圈地”当“发展”,违法批地,滥用征地权,层层克扣征地补偿费,侵占了农民利益,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农民失去土地,生产和生活无保障,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土地不仅具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还具有重要的法律属性，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剧烈土地资源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普遍的重视，对土地的利用，开发固然要借助于法律予以规制蕴含在土地经营开发过程中的巨大经济利益更是进行土地管理，完善土地立法的动因。
1土地法律规范与土地法律关系的性质比较
土地法律规范泛指调整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相关的行政规定包括从国家宪法到乡镇一级政府的所有调整土地的文件，而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法律规范，理由在于在法律规范并不完善的状态下一些行政性文件具有类似于法律规范的实效由于土地法律调整的利益关系归属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些文件从大类区分为公法类规范和私法类规范受计划经济观念，制度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国的土地法律直到今天仍然是以管理为主突出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性支配地位和不恰当地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权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土地法律不适当地忽视甚至否认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当事人意志"。致使土地法律被定位于土地权力法"从而形成土地权利法的萎缩状态，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土地法律规范文件不下上百件从立法主体、立法内容权利义务配置规范结构到法规名称都可以看出其对行政权力的强化，而对具有私益性质的土地私法类问题则多半是一带而过语焉不详这种立法局面强化了土地管理部门的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管理权力意识，而对土地管理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应有的服务意识没有必要的促进作用"深层次的原因是漠视土地法律关系的多元性从法律关系所指向的利益看土地法律关系分为公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和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两大类具有公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包括土地管理法律关系指的是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管理与各类土地管理之相对人所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包括宏观管理关系和具体的土地行政法律关系土地管理法律关系狭义上仅仅是指以土地为媒介在管理者与受管理者之间直接形成的管理权力义务关系但是广义上的土地管理关系还包括以土地为媒介间接形成的土地规划关系土地征用关系土地利用关系土地整治关系与土地保护关系。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永久性资源规划利用整治和保护是国家的职能"在法律上是国家的一项行政权力。这项权力根源于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领土"是从国家土地管理权派生出来的管理权力土地税收行政法律关系!这是指利用土地从事商业或者类似商业的经营时，依据法律规定"在土地使用者与国家税收行政机关之间所形成的专业经济关系。是同土地管理关系密切联系但又是独立的公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具有私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一般来说是由民法的物权法调整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类一是土地所有法律关系指土地所有者与其他一切所有者以外的主体之间就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依法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故土地所有者只能是国家和集体
2是土地使用法律关系
土地使用者因使用国家或者集体的土地而与国家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法律表现和结果土地征用补偿法律关系：土地征用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权，而征地补偿是对政府合法损害的一种补救"土地征用补偿是具有私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是被征地之利益相关者的一项请求权，也是政府的一项民事义务土地征用需要详细的法律规范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客观存在!必定发生土地所有权转移而随着经济建设用地急剧增加，必然大量发生不同所有制的土地移转问题理论上可以有国有土地转换为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两种转移形式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一大二公$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土地移转历来就是只有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转移的情形!而从来未发生过国有土地转换为集体土地的例子这种状况在法律上就称为土地单向转移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只认可集体土地所有权向国家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广大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就被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方式被征用征收!农村的土地资源日益枯竭和萎缩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其所有权主体实质上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支配权由于禁止土地买卖集体土地无从流转相反，只要国家具有名义上形式上的需要就可以动用国家行政权力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无形中使得作为公有制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其所有权主体对土地丧失了实质意义上的支配力。
3我国土地征用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可推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主要是由于公共利益的扩大化导致的征用权滥用以及对被征用人不合理的补偿。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建国初期，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征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要求我们仔细分析当前土地征用中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根本上存在着如下问题：滥用征用权《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也就是说，农用地征用的目的性很明确，即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在实际操作中，国家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也可以动用征用权，将经济建设也归为公共利益的行为，广义化了公共利益的涵义，导致了土地征用权的滥用。我国征地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带有计划经济的浓重色彩，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存在征用补偿范围窄，补偿标准低的现象。新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用地征用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的范围仅限于与土地有直接联系的一部分损失，残地损失和其它间接的损失没有列入补偿的范围。与补偿范围窄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补偿的标准低。新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倍。土地补偿费以农地收益来计算，并没有反映农地转为非农地的预期收益，失去土地的村集体及村民受益程度低，被征用人的利益在土地征用补偿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我们在苏南的调查显示，土地征用费用仅相当于出让价格的最低。这样的补偿标准，属于市场外的产物，未得到市场的检验与认同，完全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在征用过程中，不尊重农民的财产所有权，给农民很低的补偿是产生征地难的主要症结。补偿项目设置不合理，劳动力安置困难我国土地征用补偿项目设置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是对土地所有人的投资以及土地所有权转移的一种补偿和“购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土地投资的一种补偿，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的设置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实质是一种实物补偿的异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的就业安置是确保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有效措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有了较大的用工自由，土地征用安置的劳动力容易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另外，劳动力安置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则劳动力的生活将面临困难，这与劳动力安置的初始设计目标相背
4地方政府征地与农民利益之博弈模型构建
4.1严格规定土地用权行使的范围
《土地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宽泛模糊，对于“公共利益”的把握基本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地方政府和官员有更大的可能与更多的机会以此为名来实现自身利益。为此，应完善有关法律和政策，可参照日韩等国采取列举加概括的办法严格限定“公共利益”。国家应尽快制定出详细征地目录，只有进入征地目录的用地项目才能启动征地程序。其它非公益性用地，政府不能动用征地权，可以让土地需求方与集体土地所有者进行谈判和交易，地方政府作为组织者、协调者以及监督者参与其中，国家通过税费和土地总体规划进行调控。
4.2实行土地征用协议制度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虽然确定了“两公告一登记”的程序，但征地补偿安置主要是由市、县地方政府单方面拟定的，缺乏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组织或者农民的沟通和协调，因而导致征地过程中时常发生冲突。实行和健全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协商机制，扩大征地行为透明度和广大农民的参与程度，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一次博弈转变为多次博弈，可以减免政府与农民冲突的产生，达到共赢的局面。为此，可以在征地程序中增加征地协议环节，政府制定征地补偿方案前应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组织或者农民进行沟通，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广泛征求村民代表意见的内容，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相应保障。
4.3建立土地仲裁纠纷机构，保障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合法民利。
按照目前法律规定，在征地过程中发生补偿费用争议的，应有县级以上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则有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由于农地征用主体是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征地博弈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因此可以将土地纠纷问题引入司法程序，建立独立于政府的仲裁机构来裁决征地纠纷和对农民进行司法救济。一方面既可以降低农民抵制政府违规征地的成本，又可以提高抵制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应地是对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一种“威胁”，弱化违规征地的力。其次，经仲裁机构裁决后，对于有些农民恶意抵制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保障征地的顺利进行。这样，有利于推动政府与农民的博弈达到理想状态可以有效的保护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权益。
5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土地所有者的民事权利和利益，土地使用者的在先权利和土地上的他项权利，因为土地被征用所引起的损失或者预期的收益，应当给予及时有效和充分的补偿。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限制甚至剥夺相关各方的民事权利。不得以土地规划利用关系代替土地征用民事法律关系，掠夺被征用地之民事权利和利益。上述土地法律关系概括表明，土地法律关系区分为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由于土地公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由此产生了国家对集体的土地进行征用的问题，并进而影响到被征用的土地之使用者的利益，土地法律规范确认的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制度和土地征用中忽视土地私法关系和权利保护的弊病，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4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决策作出后，近几年来，各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特别是法制建设的领域内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法律制度问题，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应引起足够重视，否则会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相当的阻碍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将现代农村描述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即“新农村”。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中最关键、最基本的问题当属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农民与土地休戚相关，农村土地权益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完善更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土地存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双重划分，同时还牵涉到国家土地政策、保护农民利益等其他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权益法律制度中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农村土地权益法律制度，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含糊不清
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明，使得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而《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只规定了“村农民集体所有”和“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这两种所有权主体，对村民小组未加规定。《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只规定了“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两种所有权主体，而取消了原来乡镇集体的主体地位。但是这样导致了原来的由乡一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体缺位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现在很少有明确的土地权属确认工作，国土部门也很少发放集体土地使用证。在征地时，往往是乡镇政府或县以上政府与投资者具体商量土地的征用问题，决定土地的征用价格等，村、组仅仅是根据上级的决定补办一下手续，村、组没有实际的决定权。
新出台的物权法虽然给出了集体所有权的范围，指出了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也规定了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和集体成员的监督权利问题。但是，物权法没有界定集体所有权主体性质，因此无法明确集体所有权主体与其成员农民间的权利义务，这些妨碍了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如村民小组的资格认定，村民的资格确认，村委会与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认定，等等，仍属于法律上的空白。
二、农民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制度，即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而言，新出台的物权法做出了许多进步的规定，在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上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物权法也留下了诸多未解的难题。
1．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
《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明确界定为物权中用益物权之一种，把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放在了更高的法律地位上，给土地承包经营人更为全面的保护。但也有一些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长可达7o年，但70年后将如何处置。这种担心在于两条，一是年限过后土地被收回，自己所有的权益何以得到保障；二是即便不被收回，是不是还得交一笔不可预知的费用。这些问题农民都没得到回答。
其次，《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围界定模糊。《物权法》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百二十五条提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这样以来物权法所调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是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经依法登记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未经登记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是模糊的，这将会直接带来权利的规范和使用上的困难。是不科学的，必将造成我国学术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新的混乱[1]。
第三，其他方式承包经依法登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无完善法律规范适用
根据《物权法》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l1个条文分析，直接规定“其他方式承包”只有1个条文，即《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物权法》其他条文主要规范和调整“家庭承包”的。《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人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物权法》只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没有涉及其他内容。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标的、主体、客体、内容、期限、设立、变更、流转和消灭等内容闼，而《物权法》对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述法律制度内容几乎没有涉及，不利于通过《物权法》法律规范调整“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述法律制度内容规定也很少，其内容(法定内容)、期限、变更、消灭等几乎没有规定，其他方式承包经依法登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律规范的适用仍属空白。
2．关于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同时，《物权法》对征收补偿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但这些规定可也存在问题。首先，“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从而在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国家机关以“公共利益需要”作为不当征地的最好理由，把公共利益的外延到所有经济建设，把所有市场主体的商业投资亦视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而频繁使用征收手段。事实上，土地被征收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被征之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正是由于农村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需要”界定不明，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的随意性过大，出现农民本不应该失去土地却失去土地的情形；也导致土地征收中出现不规范的情形增多，进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其次，土地补偿没有统一的法定标准，极不合理。土地补偿受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极大，而征地补偿范围没有涵盖对土地上的他项权利的补偿，有的政府部门滥用自由裁决权，以较低的补偿费用获得土地后再以较高的使用权出让金投入市场，从中赚取差价利润，而失地农民既不能从土地增值中获利，征地所得的补偿费用又不能解决其长远生计、官民矛盾极易爆发。当然这可能不是物权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正说明这一法律问题重要性。
再次，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在法律却没有明确，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政府)都可以是这个集体。所有权主体的多极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造成了人人所有却人人皆无权的尴尬场面。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解散，而当初分地时土地权属登记手续并不健全，一旦面临补偿，三个主体为利益所驱都来与民争利。
第四，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目前法律规定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和劳动安置，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还规定了预留地和土地使用权入股补偿的方式。但由于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实践中有的政府和企业只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对农民今后的生计考虑不周。部分农民失地后大量涌人城市，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和专业知识，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若遇生病、上学等花光仅有的补偿金后，根本无法在城市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去，极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五，补偿法律程序不完善、欠缺司法救济。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由市、县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后公告农民征求意见，但实践中对公告期间农民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制定者有的象征性地听取并略作修改，有的听之任之，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参与权。而纠纷发生后，法院往往也以征地补偿案不属于民事案件为由不予立案，造成被征收人利益的严重损害，久之极易造成农民对司法、行政等国家公权力的不信任。
3．关于宅基地使用权问题。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5
【关键词】土地问题；管理政策；现状研究；对策分析
一、土地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立法问题
（1）在现实的土地管理法制中，国家对于土地资源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国家有权对任何土地进行征收，并给与一定的补偿。也就是说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言，最终村民并没有出让权，或者说土地的出让权被剥夺了，这使得在土地出让方面，本应该获得既得利益的农民并没有获取到这份收益，从权益来看，农民并不拥有土地处分的的权力。（2）在现实的土地管理政策当中，作为乡、镇、县和市政府，他们在土地的征收过程中，往往担当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实施者，所以对于土地征收这个过程而言，农民并没有在任何的权力，对于土地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行为，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力也无法保证农民的利益。（3）在现实土地所有权方面，本来应该是由农民自己决定或者说由农民集体来决定，但是在实际中，往往是农民的这种权力最终被村委会侵占了，在关于土地的征收方面，农民并没有表决权，而是由村委会直接决定，这与国家法律制度是不相符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非常普遍。（4）国家相关法律对于土地管理方面也有相应的说明，对于违反国家法律的土地管理行为，在刑法方面也有重要的说明和补充。但是反观国家其他法律条款，对于侵占国家土地和集体土地的行为惩治程度还是比较轻的，甚至一些惩治措施并不能对于实施人员给与足够的惩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各种土地侵占行为的发生。
二、土地管理制度中的执法问题
（1）国家对于土地利用做出了详尽的说明，要求在土地使用之前，应该对于土地的使用做出相对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规划，但是在现实当中，大多数土地使用都没有详细的规划，往往最终申请和审批都是根据农村的习惯而定，并没有任何的依据。（2）作为乡村的行政决策机构和管理机构——村委会，往往承担的是上级单位的下属机构和群众的代表人员两个身份，所以这种尴尬的角色往往在实行过程中，充当了上级政府的传话筒，对于农民自身利益并不具有维护权益的能力。（3）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农民对于征收的政策和给与的利益补偿不满意，应该有专门负责申诉的机构和人员来从事此项工作，但是目前对于该项工作并没有专门的部门来承担，而往往是通过请愿或者上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很多地方工作人员更加的肆无忌惮剥夺农民的权益。（4）长期以来，土地管理当中，各种土地违法事件频繁出现，究其原因，最主要还是各种既得利益在从中作梗，尤其是一些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既得利益，所以对于土地执法，重要的是剥离这些既得利益。
三、对策研究分析
（1）对于土地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立法是关键。从土地的征收到土地的使用等，笔者认为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制定比较完整和详细的法律，并且由农民真正的来实施自己土地的决策权，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应该非常明确的说明由农民集体来决定土地，而不是由村委会独立来决定，在决策过程中，农民集体通过讨论对于征收过程中的各个细节都应该通过村民的集体表决来完成，对于一些不懂的环节，可以聘请专业人士来帮助完成，但是聘请人员也应该得到村民的认可。当然，对于在土地征收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都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追究相应的责任，并给与相应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惩戒违规人员和违规行为。（2）在针对土地管理中的执法问题，从法律的制定者，到法律的实施者，到最后法律的适用者，绝对不能把相关执法人员作为前两者，而把农民作为后者，在执法过程中，对于执法人员和相应的管理部门如果出现违规行为，也应该受到上级部门和百姓的监督和管理，一旦出现违规行为，上级单位和司法机构应该公平公正的给与及时的处理，对于包庇和拖延违法行为处理的，应该给与更加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执法行之有效。
参考文献
[1]唐细宗．我国现行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思考[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2）
[2]裴蕾，濮励杰．我国现行土地出让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21）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6
（一）耕地减少问题
乡镇工业园区的建设占用大面积的农村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致使原本的耕地性质发生变化，成为工业用地，引起耕地面积减少。耕地减少这一问题是对于大范围的群体而言的，对于因被占地而失地的农民而言，是失业、是丧失基本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保障。这也是建设乡镇工业园区前应考虑并解决的问题。
（二）原土地权利人参与土地增值利益的分享问题
乡镇工业园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补偿范围主要涉及土地、房屋、青苗、地上附着物、人员安置等，并未对土地权利人参与土地增值利益的分享问题作出约定。这种被征地人不参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补偿模式，对于被征地农民是不合理的。
（三）原农村居民的安置问题
现行法规对被征地农民安置的规定比较笼统，对征地安置的目标、原则未作出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致使各地在征地安置中采取的多种途径，在操作和管理方面缺乏依据。实践中存在货币安置、留地安置、就业安置、社保安置等，其中主要采取货币安置方式。具体为：一是货币安置方面，除对土地、青苗、地上附着物、房屋的补偿款，对于未成年的农村居民一次性给予安置款；二是社保安置方面，对于女满55周岁，男满60周岁的农村居民，给予社保安置，未达前述年龄要求的，待达到年龄要求时享有社会安置保障。
（四）乡镇政府职能与职责异化
乡镇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权力主要体现在：规划权、用途管制权、土地流转签证权三个方面，关乎土地的利用、用途、使用权归属等。并且，这三种权力的行使都需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土地权利人的利益，经过法定的程序。但是，很多乡镇政府在行使这三种权力的过程中，未能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土地权利人的利益。
（五）相关法律、政策、制度的欠缺
第一，土地征收程序制度缺失导致程序的不规范。现行法规对于土地征收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操作性规范的缺失使得征收主体在实施征收过程中违法征收土地，致使多征少用、浪费闲置等现象。第二，土地征收中被征收人权利保护的缺失。土地征收中被征收人在征收程序中应该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处分权、补偿权、行政救济权与民事救济权。而这些应有权利保护的不足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征收权的商业化。这种征收权商业化的后果便是程序权利不周全、实体权利不充实、救济权利不完备和缺乏保障力。第三，对于耕地减少这一问题，有力措施、政策的提出和上行下效的贯彻实施，是缓解这一严重社会现象的关键。关键就在于措施的欠缺以及实施的不尽合理。第四，土地权利人补偿、利益分配、安置等政策的缺失。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于土地征收的补偿、利益分配、安置中存在很多缺失。法律、政策的缺乏是工业园区建设所导致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建设乡镇工业园区引发问题之对策
（一）乡镇政府职权与职责的回归
乡镇政府职权、职责能否正确的行使和履行是土地征收是否合法合理的关键。乡镇政府职权、职责的回归，需要做到：一是考察被征地的价值。通过对被征地价值的考察，使征收方与被征收方双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实现。二是对征收主体的资格进行审查。征收方是被征土地的下一个使用权利人，应该对其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其是否满足使用并实现被征地土地效益最大化；同时，也能确定其是否具备违反义务时承担责任的能力。三是对被征地将来增值利益的评估。以进一步确定征地是否可行，同时也为被征收人参与被征地增值利益分配做大致预期。四是政府行权时应规范行权方式。职能、职责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行权方式错误导致的。
（二）法律、政策、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第一，土地征收程序构建。土地征收程序的不完善是导致土地征收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故土地征收程序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出台《土地征收法》，实现征地内容法制化。《土地征收法》中，对土地征用的主体、客体、条件、方式、范围、步骤、责任等都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其次，完善征地审查机制，保证被征地的合理有效使用。再次，被征地实行市场定价，保障被征地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实行市场定价制度。再其次，完善征地补偿程序。防止征收中，征收补偿款被拖欠和截留，保障被征地人补偿权。最后，规范征地行为，建立完善的征地监管程序。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不被征收主体非法侵害，促进征收主体实施征收过程的合法。
第二，被征收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在充分保护被征收人的知情权方面应做到：一是直接通知被征收人。需要告知义务人直接告知被征收人的信息有三种：第一种是征收申请人拟征收土地的信息；第二种是征收审批机关就土地征收事项作出的决定；第三种是补偿方面的信息。而在我国，相关的土地征收信息采取公告或告示方式，效果显然较弱。二是明确公告的地点和需要被告知的权利人范围。使被征收人尽早确定自己是否为权利人且利于被征收人获得征收土地方面的信息。三是增加告知的内容。一方面，规定被征收人可以查阅征收申请人向征收审批机关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被征收人可以查阅征收审批机关的审批材料和决定；另一方面，规定征收申请人向每个被征收人提供具体的补偿数额和安置办法及其确定依据。这两方面的内容在目前我国的征收法律法规中并未涉及。四是强化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保护被征收人参与权方面可以通过：一是允许被征收人参与决定土地能否被征收和征地的面积；二是允许征收申请人与被征收申请人协商确定征收补偿数额和安置办法；三是明确可以参与决定的权利主体的范围。对处分权的保护可以通过恰当地规定征收申请人范围的方式来予以解决。当前，世界范围内征收申请人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我国目前的实际的征申请人范围不受限制，为了平衡征收人与被征收人之间的权益，适当缩小征收申请人的范围是必要的。行政救济权保障方面可以通过：一是清除运用行政救济权的实体法障碍与程序法障碍；二是缩小行政救济权的客体。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使被征收权利人的权利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强有力的保护。民事救济权方面，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争议应该享有民事救济权。使被征收人最终获得的补偿在数额及给付时限上都有保障。
第三，防止耕地减少措施。主要有：一是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控制。化肥、化学物质等对耕地的侵蚀，使得耕地丧失耕种性能，故防止环境污染对耕地减少是有效用的。二是禁止对耕地的非法、不合理的征收、征用。就乡镇工业园区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情形而言，在征收土地前，应该做好各方面的预算、计划，防止多征少用、症而不用的现象，浪费土地，减少耕地面积。三是合理开发可耕地。一方面节约合理用地，另一方面也应合理地开发可耕地。
第四，被征收人补偿、增值利益分配、安置保障的政策。首先，被征收人的补偿方面，不仅要重视直接损失补偿，也要重视间接损失补偿。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对征地补偿方面仅包含三方面：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这种直接损失赔偿方式远不能实现被征地人的利益，有必要增加间接损失的补偿。具体包含：一是农民失业、转业损失等费用。农民大多数文化水平低，其他技能较为欠缺，失去土地将导致绝大多数农民丧失生活经济来源，因此，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失业、转业费用以助其获得知识、技能，以解决长远生计。二是补偿方式应以货币补偿为主，辅之以其他补偿方式。首先，乡镇工业园区的建设不仅可以发展工业，对被征地农民而言，也可以提供工作岗位来获得生活经济来源。故征地方在对被征地人的补偿中增加对应的工业就业中所需的知识、技能的培训机构，提供培训服务，这种补偿方式对于失地农民也是有益的。其次，失地农民参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对策，需要法律、政策明确规定。原土地的价值不断提升，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原土地的所有人能够参与土地的增值利益分配，使被征地人参与土地增值利益的分配没有法律依据的支撑。况且，被征收人参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势必对其他享有土地增值利益主体产生利益分割态势，若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利益相关主体将难以协调。最后，农村居民安置方面，一是居民住房的保障。工业园区的入驻对农村居民住宅也同时予以征收，而当前住房保障主要是采取货币补偿以及为居民修建居民房方式。二是生活保障。满足条件居民转为社会保障，未成年人一次性给付保障费用。但未成年人的保障费用是极少的。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的保障上，除货币的给付，还应当在受教育方面予以保障，只有从教育保障中获得知识，才是对未成年人保障的长远之策。当前，与乡镇工业园区建设相关的征地补偿方面的法规并不完善，这是导致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7
你局以浙土〔1996〕60号转报的杭州市土地管理局《关于要求解释“土地收益”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关于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管理问题。1995年3月11日，国家土地管理局曾就安徽省土地管理局的请示作出过答复，即“国家土地管理局新的‘三定’方案规定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土地市场，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土地市场管理的法规和规章，规范土地市场’，这说明土地管理部门是土地市场即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市场同时涉及房屋买卖、租赁、抵押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等，凡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以及房屋租赁涉及土地使用权出租等应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规范和管理。”“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由该部门审查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请遵照执行。
你省杭州市在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管理工作中，采取补办出让手续，补交出让金的做法是符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财政部有关规定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在执行中如何处理该法与该条例的衔接问题，总的原则是：条例与法律规定一致的，应结合起来执行；法律没有规定，条例有明确规定的，应按条例规定执行；法律虽然有原则规定，但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依照国务院规定执行的，在国务院新的规定出台之前，应按条例或国务院其他规定执行；条例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执行。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8
一、问题意识：问题的缘起及提出
兰州新区[1]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自2010年8月起在“兰州新区”建设过程中，据不完全调查统计，包括永登和皋兰两县境内的宗家梁、方家坡、小黑川、俞家梁、泉头、当铺、陈家梁、大庙等众多村中的耕地已经被全部征用完毕。目前兰州新区至少已经完成了7万亩以上的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工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法律问题和一系列难题。其中一些是当前我国在土地征收、拆迁安置补偿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一些却是在兰州新区建设中存在的特殊性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影响着新区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同时也为兰州新区建设长远、稳定、和谐发展留下了一些理念上的缺陷和制度安排上的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理念上未严格遵循以人为本和依法建设的原则与理念。仅从新区对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机制、补偿标准以及当前形成的一些补偿纠纷可以看出，新区为了以尽可能低廉的成本完成建设用地储备，在新区政府和当地农民之间，明显把15万农民所拥有的集体土地看作是利益博弈的主要对象，即只将800多平方公里的农村集体土地作为新区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物质资源，而没有将当地15万农民看作是新区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人口资源加以重视。
二是对国家现有的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方面法律、法规重视和落实不够，未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关于建设用地储备及拆迁安置、征收补偿工作。
三是各项具体工作开展的规范性程度不高，关于地方性政策与制度储备严重不足，对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需的制度、文化等软件条件缺乏系统的长远规划和准备。
四是在完成建设用地储备和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土地征收的程序性法律规定，也未根据法律授权因地制宜地建立规范、合理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政策及标准。
二、对兰州新区管委会制定的地方性补偿标准及其合法性审查
自2010年开始，在兰州新区筹备成立前后，先后以兰州市人民政府和兰州新区管委会的名义，制定颁布了两个关于征地补偿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一是为了加强兰州新区控制区域内的规划管理，遏制乱搭乱建现象的发生，提升新区品味，优化发展环境，确保兰州新区规划建设管理的顺利实施，现就进一步做好严禁在兰州新区控制区域内乱搭乱建工作，兰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8月15日了《关于禁止在兰州新区控制区域内乱搭乱建的通知》。该《通知》规定：“自通知之日起，永登县、皋兰县政府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兰州新区规划控制区域巡回检查，对非法建设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予以处罚，并强行依法拆除，拆除的违法建筑不予补偿。”
二是兰州新区管委会《兰州新区土地征收补偿、房屋重置价格及附属物补偿、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若干规定（试行）》，其中第七条规定：根据《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在兰州新区控制区域内乱搭乱建的通知》，自2010年8月15日起，在集体土地、宅基地上突击抢建、改建、增建的房屋、临时棚舍、抢建的花草、苗木及其他设施等不予补偿。
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根据我国立法法及相关地方性立法权限，其制定程序和实质性内容均缺乏基本的政策与法律依据，其合理性、合法性及其效力问题明显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该《通知》颁布于新城区建设规划获国务院批准之前，事实上截至目前，关于新城区土地规划与利用方案仍然未完成法定的审批程序（甚至关于整个新城区开发建设中的土地征收征用程序从一开始便处于非法状态，即“先斩后奏、先征后补、先征后批”）。因此，关于“自2010年8月15日起，在集体土地、宅基地上突击抢建、改建、增建的房屋、临时棚舍、抢建的花草、苗木及其他设施等不予补偿”的规定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其次，该《规定》中明确适用的补偿标准是按照永登县、皋兰县的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为依据进行计算的（详见《永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登县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暂行标准的通知》永政发〔2009〕72号），根据该文件内容，其标准仅适用于“城市房屋拆迁安置”，不能直接适用于耕地征用补偿。即便通过兰州市人民政府或者兰州新区管委会的名义颁文，也明显超出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地方性立法权限。
再次，根据该《若干规定》内容，其第一条明确规定：“永登县、皋兰县分别制定的本县集体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兰州新区征收土地时，拟征收的土地在永登县、皋兰县境内的，分别按照永登县、皋兰县的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执行。”由此可见，兰州新区提出的补偿标准是按照永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登县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暂行标准的通知》的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为依据进行计算的，其明显不具有可参照性。
三、兰州新区建设中关于执行国家政策与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由于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土地所有权性质、所有权主体、土地管理方式以及拆迁安置对象等方面均有差异。而我国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各级政府直接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导致其制定补偿标准随意性很大，补偿标准十分混乱，直接影响了拆迁的进程和效率。从当前已经出现的一些补偿纠纷来看，兰州新区和农户之间依据双方不同权利主张和补偿计算办法与标准，双方计算目标结果相差十分悬殊，争议明显且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本文认为，兰州新区建设中关于执行国家政策与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地绝大多数失地村民表示兰州新区征用土地补偿过于低廉，也没有依法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权利，征用过程既没有召开村民大会，也没有与村民签订补偿协议。
二是由于城市房屋作为生活资料，其功能不同于作为农村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土地，农村集体土地承担着农民长远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不能按照2009年永登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暂行标准的通知》为标准，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进行补偿。
三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征地到2011年年底，兰州新区共征用了附近村庄近7万亩耕地，这近7万亩耕地是否经过甘肃省国土部门的批准呢？涉及的基本农田是否向国务院报批了呢？截至2011年年底，兰州新区共组织报批59个批次1330.7公顷土地用地指标，根据这些资料数据可以看出，而其中只有19960.5亩土地向国土部门进行报批[2]，剩余的土地皆为违法占用。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9
（一）征地和移民安置的涵义
土地征用主要是指过国家因社会公共利益需求，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在获得权限批准后，将农村农民的集体所有土地转移至国家，并按照规定给予农民集体及个人适当的补偿，其实质为国家与农民集体之间发生的所有权转移。移民安置是指因土地所有权转移或工程建设需要产生征地和拆迁的需要，导致被征地群众失去原有土地，失地群众需要异地安置的行为。移民安置具体包括移民的去向安排，移民安置地公共设施建设、生活设施、交通条件、生产条件等，涉及到移民在居住和生活设施、交通、水电、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或安排，土地征集和生产条件的建立，涉及到安置地移民文化系统、经济、社会等各层面活动，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在工程建设中，移民安置是极为关键的一环节，其安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会有影响到工程项目建设的整体质量，以及社会的和谐、安定。因而，在进行移民安置时，必须进行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到移民今后的生产、生活以及居住等各方面因素，尽可能实现移民移居前后各方面水平的差距最小化，并保证移民在新的环境中能获得长远发展。
（二）征地及移民安置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1．城市化发展对土地的大量需求。
伴随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各方面发展对我国土地需求不断扩大。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对土地的征用，而征用土地基本来源于农村土地。农村用地的工业化，以及土地的城市化成为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来看，城市面积扩大、工业规模扩张历来都主要依靠农村土地征用。当前，我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国防建设、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科技园区建设、大学城建设等都需要占用一定的土地面积，而用地需求的快速上涨，使得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形成规模高速扩展的局面。
2．土地对群众生存的保障意义。
现阶段，由于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对土地征用越来越频繁，加之新闻媒体对征地中各类事件的大肆报道，农村征地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土地征收关系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是农民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一旦农村土地被征收，农民便失去了其依靠的生产资料，已不再是实质意义上的农民。
3．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的供给不足。
当前，我国关于土地征收方面，主要以《土地管理法》作为法律依据。此外，在土地征收补偿上，还会适当援引部分较有代表性的行政政策与决定。从总体上表现为，国土资源部、国务院颁发规定以及对各类问题的批复。虽然这些政府部门所颁布的政策对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土地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有一定成效，但由于这些政策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充分适用于当前土地利用的新局势，特别是在农村土地征收方面，缺乏准确而具体的法规制度依据，使得部分地区在农村土地征收上处理极不规范。
二、当前我国征地及移民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征地范围过宽
土地征收从实质上讲，限制了我国公民的合法私人财产所有权。因此，在进行土地征收前，必须保证其征收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求。作为土地征收权合宪性获取审批的前提条件，公共利益是评定具体土地征收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关键衡量标准，对征收权的规范行使起到一定的监管作用。其中，“公共”所涵盖的范围并未作出明确的限定，通常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衡量，拥有统一的评判标准。通常而言，法律崇尚的为正义价值取向，杜绝因私人谋利或个别团体而动用国家公权。
（二）征地审批和程序制度不够科学
土地征收审批牵涉范围较广、部门较多，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县，根据相关的审批流程，将土地征收的请示文件层层上交与审批，并作出具体的审查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征收审批涉及部门及各个层级政府职能部门并没有对其个人的审批职责及重点作出明确的规范，使得审批中出现对某一材料的重复审批状况，延长了审批的时间。加之，信息化管理水平与审批人员职业技能、素质有待提升，极大地降低了审批效率。土地征收审批涉及的部门包括社会保障部门、建设规划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而在这些部门中，缺乏统一、明确的审批流程，致使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部门采取多套审批程序，审批流程极为繁琐。
（三）征地补偿安置制度还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行使的土地补偿安置制度仍为计划经济时期所产生的，仍沿用于当前新环境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社会财富、生活资料、社会生产资料等的分配上，均存在极为显著的计划性，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对生产与消费资料的平均分配。因此，关于土地征收补偿方面行使的制度，也存在较强的公有制特征，在对相关集体的补偿上，主要围绕其生活与生产问题进行，但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财产，在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上，并没有体现在经济上。
三、我国征地及移民安置法律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制定完善的征地制度
我国的征地立法体系主要是以《土地管理法》为核心，由系列单行法规和规章组成，没有独立的土地征收法。这样的立法体系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第一，征地立法层次低，大部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第二，立法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立法造成法律法规之间的内容不统一，欠协调；第三，从中央法律到地方立法之间没有形成一个上下协调的征地法律体系。征地的立法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独立式，即制订专门的土地征收法；二是单节式，即土地征收法作为其他相关法律的一个章节存在。征地补偿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非常具体的法律制度提供依据。我国也应该制订土地征收法。先通过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将征地补偿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待地方法律制度与社会实践结合比较成熟之后，国务院再制订一部专门的土地征收法。这部土地征收法的内容应该包括土地征收原则、“公共利益”范围、征地主体、征地补偿方式、征地补偿标准、其征地权限、征地程序、纠纷解决机制、法律责任。
（二）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规范
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一定范围内广大社会成员福祉的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一般为：第一，军事国防建设及国家机关用地；第二，水利、能源、交通等公共事业或城市建设用地；第三，慈善机构、环保事业、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用地；第四，国家一些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用地；第五，以公益为目的由政府兴办的其他事业用地。法律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还不能很好的保障该概念被正确使用，程序上应该设置“公共利益”听证制度，进一步保证“公共利益”原则合理使用。听证从实质上讲，为保证行政机关政权行使的公正、严明，而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公民则能通过法定权利对行政机关可能存在的违法行政行为进行抵抗，以此来缩小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较大反差。通过听证来进行公共利益确认，使得政府必须听取公众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能够更好的保证政府对“公共利益”的判断符合一定区域大部分成员的意愿。
（三）建立公平的征地补偿制度
公平的征地补偿制度要求公平的补偿标准和合理的补偿方式。为保证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公平、公正，必须实现补偿方式与补偿标准的有机结合，其二者皆具备较强的公平性。当前，在土地征收补偿方式上，我国使用较为频繁的为：移民安置、货币补偿、就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社会保障安置以及农业生产安置等。其中，最主要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在农村土地征收补偿上，通常会根据所在地区农民的具体状况，采取入股分红或农业生产安置等方式。在城市规划区内，应征收农民土地使得农民丧失生产资料，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将其纳入到城镇就业体系内；在城市规划区外，集体土地征收时，需要为其土地所有人在本行政区域内为提供必要岗位工作或留有一定的耕作土地；对于一些无地农民，则需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作为异地移民进行安置。社会保障部门、劳动部门以及征地涉及其他部门还需为被征用土地的农民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指导与服务。
（四）建立完善的征地程序
行政程序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制约行政机关违法或滥用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合理的征地程序制度应该保证农民享有充分参与征地活动的权利，例如要求政府在申请征地前告知被征地农民，并听取农民的意见；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由政府和农民双方协商确定，发挥农民的主动性，而不是由政府单方确定后告知农民。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有义务向社会和人民群众公开其管理过程，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也有权了解、知晓行政机关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以便更好的监督，保证权力良好运行。土地征收不仅涉及部分农民的财产权，而且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涉及公民的基本利益，政府应该充分公开各种征地决策和信息。
（五）完善征地官员的问责机制
我国的法律制度规定了行政人员在土地征收中的责任，主要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政治责任，相关行政人员无需承担道德责任。征地过程中存在许多无法通过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救济的不当征地行为，如政府给予农民法定最低限度的补偿；政府不安置被征地农民；政府不解决征地纠纷等等。这些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实践中也从来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这些行政行为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不能置于监督的“真空”地带。如何监督这部分行政行为呢？这就需要把官员问责制引入征地过程中。实行官员问责制，强化政府的责任道德意识，能深入实际，对被征地农民面临的困境感同身受，并积极为他们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法，确保被征地农民均能得到妥善安置。当前，在相关征地法律法规中，还未对各层领导人作出明确的职责规定。因此，官员问责制的构建，还需明确相关领导人员的职责，并在实际中严格追究高层领导人的责任。
（六）健全征地和移民安置法律制度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篇10
关键词：征地款分配原因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城市化，而随之而来的征地款处分问题、嫁城女或入赘婿及其所生子女的权利享有问题、城市化农村村民的生活保障问题等各类矛盾却纷呈迭出，利益交错碰撞，成为当前城乡结合部农村矛盾的聚集点，继而成为司法
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诸多纠纷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所得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表现最为突出，但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有必要探究纠纷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理论上构筑纠纷的解决方案，以公平理念为出发点，维护农村稳定，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一、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
作为土地法上重要概念的土地征用和土地征收，在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第2款、《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分别作了规定，但立法上并未明确“征收”与“征用”的区别。学界对“征收”和“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征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为“土地征收”，征收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称为“土地征用”；也有人认为征收不只是针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也可以征收。笔者同意学界第一种观点对二者所作的区别界定，原因有三：其一，征收与没收的关系，征收与没收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都带有强制性，且这一强制性的结果都使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但没收常都有制裁（惩罚）性，常表现为国家无偿取得权利，而征收没有制裁性，且征收是基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为之，国家基于征收行为往往要给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其次，征收与征用的关系。虽然征收与征用也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且国家往往都要给予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征用带有征来使用的意思，有点象土地使用权转让，但该转让不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而是基于国家法令，国家在征用之初就明确了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即国家使用原土地权利人土地的）期限，而征收常不作期限规定；最后，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关于集体土地的征用，实际上指的就是征收，立法上对二者的混同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土地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与现行法律相衔接，本文使用混同了的征收和征用概念。
二、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开发区热、旅游开发热和房地产热等纷纷兴起，农村（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征用，有的甚至是整个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但被征用的土地得到了合理利用了吗？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被征土地并未实现其被征时的目的，至少没有被合理利用。现实中，圈地滥征和征而不用现象普遍存在。因为有些商家意识到了土地市场的升值潜力之大，利用开发各种园区之名为变相圈地之实，进行假投资真炒作。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全国开发区规划总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但圈占的耕地却43％在闲置。大家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农村的土地更具有双重性质，它不光是生产资料，还是社会保障，被征用的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的生存田越少，加之违法用地和浪费上地资源现象严重，因征用土地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如果不能妥善合理地处理征地后的农民问题，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近年来涌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和村民待遇纠纷案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农村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表露的现象，不难看出其存在以下问题：
1、有关土地执法不严。尽管《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第31条1款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该法第43条1款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同时该法第43条2款又规定“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据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执法中，受眼前利益驱动，不惜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钻法律空子，先以低价的农用土地补偿金从农民手中征来地，变成建设用地后再以高过补偿金数倍的价格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工商业，从而获取高差额，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却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变为“流民”。
2、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件限制不严。农民集体土地征收是国家强制剥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利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虽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将“公共利益”作为集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但对何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限制不够，在理解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能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土地都用于了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搞国家经济建设，结论自然就为“公共利益”目的，因此，“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使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给滥用土地征用权大开绿灯。
3、征地费用补偿标准不合理。我们知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明确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以土地过去年均产值作为确定补偿费用标准，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价值的升值潜力，该标准显然偏低，而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
4、征地费用分配混乱，矛盾迭出。征地补偿费标准偏低，使本已非常有限的补偿费用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每个人都想争得更多的补偿金，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于是，借村民自治权利而剥夺他人的利益享有成为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剧增的主要原因。对于嫁城女、入赘婿等能否享有分配权、享有多大分配权，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各地各村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行使自治权中处理的结果相差很大，有的明确不能享有，有的限定满足一定条件才享有分配权，也有少数就给予分配权，但该分配权较同村组其他成员要小的多等等，于是没有享有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以要求享有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对该类案件因缺乏法律依据，在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存在的原因与对策从涌至法院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来看，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谁应该分配、应该如何分配不明确，即谁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村民资格）和怎样分配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明确。对此，应从以下方面考虑解决：
（一）村民资格的界定问题
在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上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登记主义、事实主义和折衷主义。登记主义，即以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事实主义主张以是否实际在本村组长期生活为标准来确定资格；折衷主义则主张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长期居住的事实状态为例外来确
定成员资格，我认为这三种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认定成员资格应当坚持以公平为出发点，以户籍审查为原则，以长期生活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作为认定为成员资格的标准，户籍在本村组不能就认定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但如原
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村组集体成员资格。
①在外村组长期从事工商业的村民其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身情况的最直接、最基本依据，由它作为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之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首先应当考虑的。但是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在保留户籍的基础上长期在城里或其他村镇从事工商业，那么如果说该村民因长期不在本村组生活而否认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则过于武断，有失公平。因此，如果该村民虽长期在外从事工商业，但其能够在在外期间坚持履行本村组其他成员相同义务的，或该村民户籍虽在本村组且长期在外村组从事工商业，但其在该外村组生活已满十年并能在其生活期间积极履行该外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且该外村组并未拒绝其履行的，亦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而如果该村民的原始户籍虽在本村组，但其在在外期间经过五年且连年未履行本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的应认定为其不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国家强制，如服刑人员和意志以外原因，如妇女被拐卖等除外）
②嫁出姑娘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嫁出姑娘在出嫁的同时带走户籍的，应认定为从嫁出之日起不再具有原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如其在嫁出之后并未及时带走户籍，亦应作此认定，视为其户籍已迁走。这符合户籍登记应与事实相符这一原则。嫁出姑娘在嫁入外村组后，户籍同时带入该外村组的，应认定为其具有该外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其所生子女可随父或随母申报户口，同样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理由同前。但该嫁出女在结婚后未满五年又提出离婚的，在离婚时应将其在婚姻存续期间在该外村组以集体成员资格取得的利益适当返还，必要时可以其应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或个人财产抵偿（这主要是防止以结婚为手段而达到其他目的）。
③独女的入赘丈夫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同“②”。
④有儿有女户要求招婿，理由正当且符合老有所养精神的，其所招女婿及其所生子女的资格认定同“②”。
⑤被收养子女的成员资格问题。无子女户依照《收养法》收养子女的，其子女的成员资格从收养成立之日起生效，收养成立后又解除收养关系的，从收养关系解除之日起被收养人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但如果被收养人对造成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应返还其在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期间所获得的与其他成员相同的收益的一部或全部，但如果收养人对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不返还（这主要是防止借被收养之名而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
⑥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的资格认定问题。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在在校期间至就业之前，应具有原户籍所在地村组的成员资格。
⑦在役农业户口义务兵的资格认定问题，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但已转志愿兵的，从转志愿兵之日起丧失该资格。
⑧因违反计生政策而超生的子女的资格认。定问题。该种情况超生的子女是否具有村民资格，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由其所在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但该村民拥有依法取得的户籍的情况除外（如违反计生政策而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了户籍登记，法院应认定其具有
该村组村民资格，但该村委会通过行政诉讼使公安机关撤销了该户籍登记的除外）。
⑨因历史原因落实政策后按照离退休人员对待的、正常离退休人员和因其他原因将户籍迁回原籍的人员，要求享有分配权的，其主体资格是否享有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⑩农业户口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村民资格问题，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二）处理纠纷的对策
我们知道“村民”是个法律概念，“农民”则是对职业的描述。拥有了村民资格是否就享有同等的村民待遇却不能一概而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因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要
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但同时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村民的自治权并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性质。因此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鉴于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说，村民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见又要遵守法律。
2、集体、个人利益相均衡原则。在处理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和保障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又不能损害集体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实现也要考虑成员个人利益的获得。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四、愿望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