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价值篇1
内容摘要：法律的价值体系是多元的，但现阶段就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而言，应当把公平价值放在优先的位置，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障法的公平价值就显得格外重要。社会保障法作为维护社会分配的一个重要武器，就要把公平价值作为其首要的价值。一般来说，影响社会分配公平的有竞争的起点、机会、过程以及分配的结果等几个因素，因此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要在竞争的起点、机会、过程以及分配的结果四个方面体现公平价值优先原则。
关键词：公平价值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优先价值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
法律价值是法律制度追求的目标或法律制度的取向。法学界对于什么是法律价值已有较为合理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即作为客观的法律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卓泽渊，2004）。一般而言，每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法律制度都有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价值体系。换言之，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按照一般的观点，法律的价值主要有秩序、自由、人权、公平、效率等。在这个价值体系内部，各种价值要素的次序、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就社会保障法来说，它的价值体系也是如此。但是目前学者们对社会保障价值取向的认识并没有达成一致，几种主要的观点是：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是正义观、利益公平观、生存权观（刘传刚、马煜，2003）。有些学者认为公平和效率不是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是安全（郑鹏程、徐得刚，2001）。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为社会安全价值和实质正义的追求（曹艳春，2003）。还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和公平（种明钊、许明月，2000）。
笔者认为就现阶段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应该坚持公平价值优先的原则。公平是最古老而持久的法律价值之一。在社会保障领域，公平侧重的是结果的公平。社会保障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分配制度，公平即为分配的公平，但并不意味着不分能力差异的绝对公平。具体而言，社会保障法所倡导的公平可以这样理解：设计出一种制度，将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价值以及社会负担合理地分配给社会成员，并能对违反这种分配机制所产生的社会冲突给予合理公正地解决。社会保障法的公平理论是国家通过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对社会成员间的收入过大差距直接干预而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以通过追求社会公平价值的社会保障法来缓解因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具体操作就是收入的转移支付，如从高收入者转移到低收入者，从健康者转移到疾病者，从家庭负担轻者转移到家庭负担重者等。因此，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再分配的公平与正义。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要坚持公平优先原则的原因
（一）从理论层面上分析
公平是法的先导性理念，是法的其他价值实现状况的总体评价。公平不是法的产物，恰恰相反，法是公平正义的产物。甚至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包括法律制度都是为了完成对公平价值的实现，法正是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导下形成的，社会保障法作为弱势群体保护法更要以此理念为指导，把公平放在优先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普通公民，特别是老弱病残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使人们能够公平地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改革成果。虽然法律的价值除了公平正义之外，还包括秩序、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但是法的其他价值实现的状况，都是用公平正义与否以及公平的程度来加以评价的，法的公平价值是对一切价值进行总体评价的重要标准，因此社会保障法要坚持公平优先的价值。
公平是衡量法善恶的标准，一种制度和一部法律只有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它才是正义的。法之所以被遵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法律本身应该体现正义，不公正的法是不会被人们所接受的，人们甚至还会对其蔑视甚至对这种法律制度进行破坏。社会保障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要想成为一部被人们所认可的良法，必须要把公平正义放在优先的位置，不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是不会被社会所接受，是不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作用的。因此，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公平作为自己首要的价值取向。
（二）从实践层面上分析
社会公平要求社会保障法坚持公平优先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法的一大功能。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但是人由于先天或后天、自身或社会的原因，可支配的资源的质和量都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收入相差悬殊，弱者难以在社会中立足，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政府的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一制度保证社会成员站在相对公平的起点上，给人以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来实现自身价值，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市场经济本身是竞争经济，也要求社会保障法坚持公平价值优先。在市场竞争中，社会主体的活动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现象。这种差异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对市场竞争应当有所限制，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张，市场竞争应当存在一定的范围。这就要求法律必须赋予社会的不幸者和市场的失败者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权利，对他们热切同情和悉心关怀，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社会发展要求社会保障法坚持公平优先原则。要运用法律、分配政策等手段，以及社会保障等措施，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实现这一职能的重要手段，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对社会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使部分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能够得到经济补助或救济，从而可以缓解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种公平原则指导下的有限的按需分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倾向性保护，从而缓解了因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冲突，而且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公平价值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灵魂，是构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在社会保障制度法的价值体系中处于统帅地位。
社会保障法如何实现公平价值优先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起点上要体现公平
起点公平的实质是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有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它要求社会保障具有平等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等性是指人的生存权或社会保障权是平等的，反对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设计的目标是保障老年人、失业者、工伤者等社会成员的生活，以调节收入差距，调和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其基本宗旨或原则是以一定的制度安排来维护社会每一成员的基本利益，从而维护社会公平。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应由于地位、出身、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被排除在这种基本利益之外。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层次低、覆盖面窄等弊端，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剥夺了一部分人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导致在社会竞争的起点上不公平。而起点公平强调的是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起点应当平等。即对于具有不同自然禀赋、依存于不同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社会成员，应当根据具体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状况，有所倾斜地采取措施，以尽可能地保证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拥有同样的起点（李昌麒、黄茂钦，2006）。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机会上要体现公平
机会公平是指社会成员在利用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和空间时拥有公平的机会。这种公平的机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社会保障制度要有普遍性。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享受到社会保障，而且在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上是公平的。从总体上来说，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就目前来说，我国广大农村、私营企业、个体户、三资企业等还未完全纳入到社会保障的网络，这就使得它们在机会上存在着不平等的状况。其二，要注意合理差异，由于客观上人们在智力、体能、健康以及性格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些合理的差异会造成社会成员拥有的发展机会不可能完全相等。因此，应该有程度不同的差别，这就要承认合理的差别对待，如果在竞争社会中，残疾人必须和健康人竞争，承担社会的重压，并争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显然使得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在社会福利方面需要对他们实行合理的差别对待。对于农村的保障也是这样，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致，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保障也不能忽略它们的差异性而进行一刀切。
（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竞争过程中要体现公平优先
我国收人分配上的差距，是改革开放后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结果，更是起点不均等和规则不均等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结果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或者说它将长期存在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这就导致了过程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与社会成员的努力并无太大关系。而要缓解这个矛盾。就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中考虑到这种过程的公平，在社会保障的运作过程中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违法行为，如一些用人单位不为职工投保，或者拖欠社会保险费；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挪用或挤占社会保险基金，使得职工的养老金、医疗费和失业救济金的支付发生困难等，都损害了公民权利的实现。对于在社会保障实施中存在的违法行为要有严厉的制裁措施和手段，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在受到侵犯时能获得及时的救济。
（四）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要在分配结果上保障公平
社会保障法所追求的公平价值取向，主要侧重于分配领域，具体表现为“分配的公平”，其实质为结果公平或实质公平（王全兴、樊启荣，2000），结果公平强调的是通过一定的平等原则使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各得其所，其本质是实质公平。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差距过大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以上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很多，但可以归纳为竞争起点的不均等和竞争机会的不均等等方面。可以通过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强制性调节，改变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构，促进结果公平，政府应提高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制度，开辟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从高收入者那里征收一定的税增加财政收入，扩大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扩展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建立以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对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制度，通过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上的设计最终实现结果上的公平。
综上所述，虽然法律的价值体系是多元的，但是目前就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来说，公平和正义是其首要的法的价值，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价值体系中应该处于首要的地位。“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1987），因此，我国现阶段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其价值目标应该把公平放在首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保障法作为一部良法推进社会公平，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卓泽渊.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2004
2.刘传刚，马煜.论社会保障法的理念[J].理论界，2003（5）
3.郑鹏程，徐得刚.论社会保障法的基本价值取向[J].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4.曹艳春.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03（2）
5.种明钊，许明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
6.李昌麒，黄茂钦.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现念[J].社会科学研究，2006（6）
法律制度的价值篇2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法律价值；法律制度功能定位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的重要社会主体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路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其法律制度功能，不仅关系着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农村的改革、发展及稳定的大局。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居多的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农村，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职能虚化弱化现象，更有甚者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载体都不存在。而在党的十全会中也曾明确提到“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一要点。由此可见，有效实现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一直是我国农村政策的重要内容。那么，该如何运用法律制度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答案是只有明确其定位、功能与价值后，才能正确建立和完善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制度。
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法制的含义
农村集体经济又被称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目前，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大都存在相关法律及政策文件界定模糊的问题。理清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是法律地位明确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学术界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三类。一是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是指“农村中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的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形式的合体经济”。二是宽泛的集体经济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已转变为农民按照一定区域或自愿互惠互利原则组织起来，基本生产资料共有或按照股份所有，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经营，按劳和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所有制经济。”三是责任承包制的集体经济定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在以家庭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改变以往强调农户分散经营、弱化统一经营的现状，解决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不协调的矛盾，从而有效实现集体统一经营层面的创新。”
笔者认为，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含义字面寓意及具体语境中，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定位。根据近年来的文件及政策可以看出以下三点：首先已是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其次是在其发展中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力量的经济形式；再次是推动和规范法律制度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中的切实作用。
二、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现实必要性
（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农业发展自党的十一届全会以来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因农业上的地域发展层次参差不齐，水平也各异，导致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农业，农村集体经济依然发展缓慢。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巩固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农村中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共相继在十四和十五全会中对国企单位及国有经济结构做出了调整和改革，而农村集体经济也及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领域退出的份额，稳固了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上的主体地位。
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党的十六、十七大会议报告中都明确指出，农村集体经济在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实现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探索农村规模化经营的有效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当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成为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
（二）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最为重视的问题。我国更是在党的十会议中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村现代化道路，推动四者之间的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相互协调，促进四者之间的同步发展”，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指明方向。农村集体经济在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生产过程中，完善着农民在技术和科技上的盲目性，能有效的捕捉市场信息动态，全面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及农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起到推动农业技术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规范农村集体经济法律制度及明确其功能和价值
（一）农村集体经济的困惑及法制规范界定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了诸多亟待解决的困惑，从目前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来看，主要为以下方面。
1.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不清和股权模糊
自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以来，一直只是把集体产权按规定明确界定给所有的组员，来形成产权主体多元化，从而实现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发展方向；在股权的设置上本着按照规定的“集体股”和“成员股”来获得相应的股份后再按照入股的股份购买股权，但实际实践中，集体股权依然掌握在少数管理者手中，农民没有话语权，依然存在“行政干预，政企不分”的问题。
法律制度的价值篇3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创新；法律价值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6－0060－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6.16
存款保险制度对于保障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金融危机表明，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国际社会对于何种存款保险制度谓之有效尚无定论。2008年2月，国际存款保险人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Depositinsurers，iaDi）率先创建了一套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原则①。以此为基础，2009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BCBS）联合国际存款保险人协会了《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经验的基础上，在总结世界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状况之后，提出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则，为各国加强存款保险制度提供指导意见，存款保险立法由此迈入了国际统一化的轨道。2010年11月，BCBS和iaDi又了《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合规评估方法指引》②。该指引相当于《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一个实施细则，对各项核心原则的实施规定了具体、详细的实质标准，可以用来各国自评、第三方机构（如iaDi）独立评估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Bank）评估存款保险制度的质量③。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和后危机时代，其重要性更加突出。
一、《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核心理念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指出，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如何保护存款人（利益）及如何稳定金融秩序……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公共政策目标是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定及保障存户……倘可严格遵循核心原则，应可促进金融稳定及提升存户保障……。从这些表述中可探究出该文件的核心理念：通过保障存款人的利益来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从而最终达到促进金融稳定的目的。
（一）保障存款人利益
存款保险就是对存款人存入银行的存款进行投保，以避免或者减小因存款银行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他经营危机情形下的损失。因此，存款保险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即是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这也是《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初衷。但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国实践来看，多数存款保险并不100%覆盖全部存款，即存款保险只是给予部分存款以保障，或者说对存款保险实施上限管理（“限额”保障）。据Garcia（1999）统计，在1999年全球已设立的68个存款保险制度中，66个采取了部分保险制度[1]。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认同了多数国家对存款保险进行上限管理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最高保额应采限额且易于确认,并应能充分保障大多数存款所有人；存款保险的主要保障对象应是将资金存放于金融机构却无法获知其风险及是否可能发生倒闭状况的存款客户（如一般小额存款人及小型企业存款人）。进一步明确一国若拟将存款保险制度由全额保障转换为限额保障或者修正业已施行的全额保障制度，则应在条件许可时尽快落实相关转换工作。因为按照《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阐释，如果全额保障实施期间过长，将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可能增加道德风险[2]。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之所以强调限额保障，包含对存款保险机构赔付能力及银行投保成本的考虑，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存款保险要达到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信心的效果。而这里的公众主要是指“不计其数”的小额存款所有人，稳定了这一部分储户的信心，就能增强整个社会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二）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存款是银行创造信用、发放贷款、实施投资等一切问题的前提，所以保障存款人利益、确保储户存款安全，进而维持他们对银行的信心是银行运营的一项根本性工作。存款人较之银行而言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占银行客户数量绝大多数的分散的小额存款人缺乏获取银行经营信息和对银行实施监督的能力，容易“跟风”而盲目地进行挤兑，成为导致公众对银行恐慌的源头[3]。同时，银行业借短贷长、自有资产比例小、负债率高，部分准备金制度使银行只保留较少现金量应对存款人的日常现金需求。当存款人听到风吹草动，对银行信用信心不足时便会发生挤兑，而银行难以及时将贷款变现，很容易由此陷入流动性危机。更让人担心的问题是，银行是资金融通的中枢，不同于公司、厂矿等经济组织，其危机或破产将影响到大批个人和单位存款人，它们对银行信心的不足势必会引发更大的挤兑行为，由此造成“连锁性”的银行破产事件[4]。
银行加入存款保险体系，对储户存款予以投保，能够给存款人以“心理保障”，从而增强其对银行运营的信心。因为存款人知道，一旦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或者濒临破产倒闭，其存款将由保险机构进行清偿，因而不会出现恐慌，挤兑现象也得以避免。当存款保险制度比较健全、运行良好，并且大多数银行都加入了存款保险体系的时候，社会大众对整个银行体系的信心也将增强。
（三）促进金融稳定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指出，一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考量如何保护存款人及稳定金融秩序。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银行则是金融的“中流砥柱”。通过对存款加以保障来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从而最终达到促进金融稳定的目的――这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宗旨所在。一般来讲，存款保险制度具有以下几种功能：保护小额存款人利益的功能、监督银行运营的功能、银行危机处理功能以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功能。但正如《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所述，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以处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倒闭案（systemicallysignificantbankfailures）或系统性危机（systemiccrisis）为目的①，存款保险制度也并非为监督银行运营而设，因为监督银行运营还有许多更直接、专业的机制。保护小额存款人利益是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然而相对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单个小额存款人的利益不足为重，而且社会整体利益获得保障，单个小额存款人的利益才有归属。因此，促进金融稳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是存款保险制度的“终极”目的，这也是《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最根本的理念。
二、《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重大创新
（一）创设有效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原则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创新或者突破并非创设了存款保险制度，但其在归纳、创设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方面，该原则无疑是开了一条先河。通过对零零散散、参差不齐的各国存款保险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对传统存款保险制度予以修正、发展、完善，BCBS和iaDi联合制定的《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归纳总结并创设了一套使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得以有效运行的核心原则，从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先决条件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设计上确定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通行准则,反映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规范与指导原则的发展趋势,对已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完善该制度的作用不可小觑，对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引进该制度的意义更是极其重大[5-6]。
（二）明确公共政策目标与避免逆向选择
1.明确公共政策目标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将“公共政策目标”列在第一条核心原则，足见该项原则的优先及重要性。设计存款保险制度或改革现行存款保险制度之首要步骤为确立公共政策目标。公共政策目标应予正式明定，并妥善整合纳入于存款保险制度设计之中。按照文件的阐述，存款保险制度主要的公共政策目标为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及保障存款所有人。
根据iaDi的调查，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国地区存款保险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标大同小异，一般都在立法条文或序言中明确规定，例如加拿大《存款保险公司法》规定存款保险政策目标为：为成员机构存款提供保险、促进金融体系稳定等；又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存款保险法》将政策目标设定为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秩序、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等。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正是基于各国实践经验而强调指出：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时，不仅应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其公共政策目标，还应将公共政策目标落实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以凸显存款保险的价值功能。
在说明及辅助准则中，《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描述公共政策一般涵盖目标的选定及在特定范围内达成上列目标的凭介；公共政策目标系公共政策的一个环节，且通常隐含正式及非正式政策之意，并提供政策目的与重点。如前所述，文件确定了存款保险的主要保障对象是“将资金存放于金融机构却无法获知其风险及是否可能发生倒闭状况的存款客户（如一般小额存款人及小型企业存款人）”，并主张“公共政策目标亦应对亟需保障且无法负担任何损失的存款客户提供保障”。
2.避免逆向选择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第八条是关于“强制投保”的规定，意在避免逆向选择。这一条彰显了金融监管法的秩序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也体现了金融监管法的效率观――推动金融市场发展[7]。按照《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解释，所谓逆向选择是指当存款保险制度采取自由投保时，易发生那些低风险的金融机构不愿加入，而高风险的金融机构较愿意加入的情形。此时，如果投保银行等金融机构缺乏审慎经营及管理，那么存款保险机构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当金融机构非传统银行（如经营微型借贷的金融机构）或某类接受监管方式与既存银行投保成员机构显著不同的信贷机构时，以上情形更显重要。为此，《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要求政策制定者应确认金融机构是否自动具备投保成员资格或需提出加入申请。由于提出加入申请的做法对存款保险机构而言较具弹性，因而其可设立承保标准藉以控制风险，也可以通过赋加谨慎性要求和标准来加强金融机构的合规性。在这些情形下，需要一个适宜的过渡计划，包括获得成员资格的标准细则、程序和时间表，并且这些标准应公开透明。投保成员资格依各国法律规定状况而定，部分国家视金融机构经营业务为符合投保成员资格条件之一，如果该金融机构经主管部门核准设立并开始营运，那么存款保险机构不得拒绝其加入。
当监管机关而非存款保险机构决定新设立的金融机构是否具有投保资格时，应事先与存款保险机构商议或通知有关申请事项，以使存款保险机构能办理新会员加入的相关事宜。同时，当监管机关撤销金融机构经营资格时，其投保资格也应同时终止。同理，如果金融机构由存款保险机构终止其投保资格，则相应主管机关应吊销其营业执照。
（三）强化道德风险的防范
存款保险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道德风险问题，其发生“机理”如下：存款保险的存在使得存款所有人的担心可能被转移，因为存款所有人知道他们可以获得存款损失的补偿，这会激励银行的管理者承担过度的风险，因为赚得的全部利润都归属于银行，但发生的任何损失都将由存款保险机构承担。类似地，存款所有人在监测银行时可能会更不认真，而且存款所有人会选择那些提供最高利率的银行而不管所涉及的风险，因为他们明白任何损失都将由存款保险机构予以补偿[8]。换句话说，当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客户及其他债权人相信其将获得保障而不致发生损失，或政府不允许金融机构倒闭时，道德风险行为即有可能发生。
一般来讲，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市场约束降低与道德风险增加是造成银行危机的重要原因，这种危机不同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下由挤兑危机所引发的风险。但存款保险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尽管存款保险制度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增加也并非完全不可控制。只要能够将挤兑的程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一个运行有效的金融安全网保护之下，就不会导致银行危机的产生和银行风险的积累，从而最终导致存款保险制度的崩溃，即设计良好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限制本身带来的道德风险。
基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因获得保障会产生过度承担风险的诱因，从而引发道德风险这一现象的认识，《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以核心原则二“降低道德风险”特别规定了这一问题。该原则要求“存款保险制度应予适当设计并透过金融安全网相关要件的配合，以确保降低道德风险”。为此，构建或者修正存款保险制度时应适当设计如最高保额（保障限额）、不予保障存款项目（保障范围）、风险差别费率等重要项目。此外，《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还指出，除了通过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来降低道德风险之外，还可透过金融安全网强化银行公司治理及健全的风险管理、有效的市场纪律、坚实的法规及审慎监管等，共同防范道德风险问题。
（四）突出存款保险的国际合作
目前，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跨出国（地区）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或者控股他国金融实体，或者联合东道国投资者成立新的金融机构，跨国（地区）金融监管以及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由此产生。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在核心原则七规定了“跨国议题”：隶属不同管辖权的存款保险机构，或存款保险机构与国外金融安全网成员之间的信息及资源交流应予保密；当东道国对国外分行提供存款保险的保障时，应在事先明确规定（当该分行出现危机时）由哪一存款保险机构进行赔付；如果母国已提供存款保险时，应于决定保费时予以承认。
跨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存款保险问题早已存在。从各国实践来看，几乎所有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均不对本国或本地区银行的境外子银行提供存款保险，而由子银行经营所在国或地区提供存款保险。对于本国本地区银行在境外设立的分行，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及大多数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等不提供存款保险。在大部分欧盟国家则由母国提供存款保险，但大多数欧盟国家对本国银行海外分行的存款保险仅限于欧盟国家或欧洲福音同盟（eea）国家之内，德国等将承保范围扩展到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属于例外[9]。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则”，当境外分支机构出现危机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应对危机的矛盾甚至是冲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对此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协调。《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指出，跨国间的存款保险机构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紧密协调机制与信息分享机制相当重要。在东道国与母国均有对跨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提供存款保险保障时，则应事前约定由哪方存款保险机构负责办理赔付事宜，此种情形可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加以规范。具有管辖权的存款保险机构必须确认在赔付过程中充分向存款所有人提供明确及易于理解的诸如最高保额及赔付程序等相关信息。
（五）强调金融安全网的整体功能
众所周知，金融监管、金融体系的稳定非存款保险制度所能独立完成。一国金融的安全与稳定需要健全完善的金融安全网来维系，存款保险制度只是金融安全网的一个环节，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发挥有赖于金融安全网其他成员的协调与配合。因此，《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强调存款保险机构与金融安全网其他成员之间应持续或针对特定银行建立紧密协调及信息共享机制。该原则指出，存款保险机构与其他金融安全网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可视职权或权力范围而有所不同。当存款保险机构需负责执行全体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功能时，其化解潜在冲突最平和的方式是厘清各相关部门间的独立权责。如果由不同机构共同执行金融安全网的功能时，资源与信息共享、权责分工及不同功能之间的协调等则较为复杂，需予以载明。此外，基于“银行本身、监管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系提供银行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为确保存款保险机构获得必要的信息且不造成金融机构资料申报的额外负担，《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认为“信息的分享及协调合作至为重要”。尽管信息分享可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但《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指出，“惟其仍应明订于法规中或以签署合作备忘录、签署法律协定或采用前列综合方式办理，方对建构金融安全网成员协调机制大有裨益”。①因此，存款保险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应通过明文加以确定，确保准确、及时，并视情况注意保密。如果存款保险机构具备管控承保风险的权限，需要即时取得准确信息，才能充分评估投保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所交流或者分享的信息应包括赔付时所具备的必要相关信息。同时，为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指出应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责与权能，完善内部治理，确保其运营的独立性、责任性、透明和公开性以及廉洁性。
三、《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法律价值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其因应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监管合作需要，还体现在其针砭了金融危机下的传统存款保险制度，更体现其在存款保险国际立法史上首次创设了存款保险的国际准则，既提供了一套可供选用的“最佳实践”，又强调了原则实施的基础条件。所以，该原则对于有关国家修正、完善现行存款保险制度，尤其是对金融落后国家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国际存款保险人协会主席martinGruenberg指出，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维持公众信心，而《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正是BCBS与iaDi合作应对金融危机教训的成果，这套原则为各国建立或改革存款保险制度奠定了重要基准①。从《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理念内涵来看，《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欲实现一种社会正义，更求达至一种安全、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而这也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初衷[10]。可以合理预期，遵循《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基本理念与内涵的存款保险制度，将有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增强对存款人的保护。
（一）对传统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价值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是在总结各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各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并洞察存款保险的未来发展趋势而经过系统研究制定的。其吸收了传统存款保险制度的合理内核，并对传统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些弊端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作了适当修正、改进、完善。《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主要创新突破包括：创设有效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原则，明确公共政策目标与避免逆向选择，强化道德风险防范，突出存款保险的国际合作，强调金融安全网的整体功能等。这些方面对于存款保险制度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至关重要，但却在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中被忽略或弱化[11]。同时，《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对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责、权能以及治理作了详细说明，给存款保险制度运作主体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有利于既有存款保险机构对照完善，更有助于未来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立②。
（二）对金融落后国家的指导意义
目前，全球金融发展很不平衡。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飞速发展，金融系统已相当发达，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精英们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大量衍生金融产品。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十分缓慢，金融体系很不完备，金融部门非常脆弱。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金融风险无处不在，因为“传导机制”的作用，金融落后国家极易受到他国金融动荡的冲击。比如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美国本土的波及面虽然相当宽，但美国的金融体制相对比较完善，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从1933就开始运作，因而美国凭借其金融体系强大的自我恢复能力而比较快地走出了金融危机，现在美国经济开始全面复苏。而反观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并非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端地，但依然受到“传染”，金融系统严重受挫，经济大幅下滑，而且由于体制、机制的落后在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金融落后国家的金融监管乏力，不但没能让金融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反而因为金融部门的“一蹶不振”影响了经济发展，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是其金融安全网脆弱的表现之一。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反映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规范与指导原则的发展趋势，对各国建立或改革存款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金融落后国家可以以《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为基本准则，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或者对既有存款保险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以使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积极功效。
（三）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功能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核心理念是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以及促进金融稳定，其中促进金融稳定是文件最核心的理念。作为金融安全网之一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存款保险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处于发展阶段中的事物，有一个建立、健全及完善的过程，而且各国情况各异、对于存款保险的理解不一、法治水平不等，因而在存款保险的制度建设方面参差不齐。显而易见，制定不合理、运行不规范的存款保险制度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作用极其有限。基于《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及其前期基础文件即iaDi早期独立颁布的有关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议性文件，许多国家都扩大了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提高了存款保险的最高保额，以有效应对此次金融危机[12]。《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倡导加强存款保险机构的跨国协调、建立多维度的金融安全网，对于金融全球化时代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一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的存款保险机构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将日益拓展、深化。
（四）对存款保险立法统一化的促进作用
此前，存款保险的立法行为基本上是“单打独斗”，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最早，实践中历经多次修改，到目前为止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尽管iaDi在2002年成立后做了一些“协调性”的工作，但因机构本身的影响力有限而不成“气候”。①欧盟曾于1994年通过了《欧盟存款保险制度指引》，为成员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定了最低标准，但只是在欧盟范围内发挥作用[13]。鉴于BCBS在银行监管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成立以来关于银行业监管的富有成果的实践，iaDi与BCBS合作推出的“成果文件”势必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同时，《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与《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堪称姊妹篇，从另一个层面对银行业的监管进行了专业、深入的研究，它的实施和推广必将大大完善现有银行监管体系。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存款保险立法的未来发展包括细化、深化、延伸、完善等等，都将以《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为蓝本和基准。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纵深推进，各国将参考、借鉴甚至依照《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对现行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修正、改进。可以预期，《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将成为国际公认的关于存款保险的通行准则。
四、结论
存款保险制度最早建立于1933年，自诞生后起一直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关于存款保险的国际立法还是一片空白，《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出台即是一个开创之举。可以说，《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既是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又是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
设计良好的存款保险制度对经济金融健康发展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增强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可以在金融危机中有效地救助和处置问题银行，为化解风险或防止风险传染提供保障；它还对银行信用活动、债务及不良资产提供特殊担保，从而有效提高市场流动性[14]。
但是，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着许多缺陷。BCBS和iaDi及时推出了《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总结了各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经验教训，归纳、创设了有效存款保险制度的一套核心原则，在对传统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层面、对全球金融的稳定方面、对金融落后国家的指导以及对存款保险国际立法的统一化等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由国家赔偿自然人的存款以期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这种做法不利于提高存款人及其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削弱了市场自身的约束作用，不能给予社会大众“心理保障”从而增强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同时也不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15]。因此，我国应建立正式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的出台对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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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的价值篇4
【关键词】依法治国；保障机制；核心价值；价值认同
一、法律保障机制与价值认同
社会学、心理学均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认同”。“认同”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第一，在个体层面上，“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社会角色和身份的理性确认，它为个体社会行为提供持久的动力。第二，在社会层面上，“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拥和分享，是维系社会成员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本文所说的“价值认同”，就是指认识主体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原则为追求目标，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种或某类价值客体的认识、选择、接纳和内化的过程。党的十提出“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需要法律规范来保障，机制建设是增强社会核心价值认同的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要从机制上下功夫，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得以实现的关键、支撑和有效途径。
1.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关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法治的基础，是法治的标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高效的法制实施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认同机制的一个方面，只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人们提供法律依据，使暂时没有内化为自觉行动的人们能够受到法律的约束，在外推与内生相结合上下功夫，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主导价值观。
2.“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推进需要法律规范来保障。对一些严重背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行为要予以法律制裁。当前我国还面临一些威胁，例如分裂势力、邪恶势力、境外反动势力等。一些人用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机密换取个人利益、危害社会稳定。新常态下，国家出重拳治理等行为，然而铤而走险者仍然存在，针对上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严重背离的行为，必须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健全法律保障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换言之，通过对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恶劣行为予以法律制裁，用法律使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全体不受伤害，维护他们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否则，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利益不受保障，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人没有得到遏制，甚至出现不认同的群体侵犯认同群体的利益，这是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相背离的。
3.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是一个逐步积累、认识到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机制有很多论述，有从认知认同机制论述的，有从情感认同机制论述的，还有从实践认同机制、动力认同机制等等角度论述的，但是毋庸置疑，法律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会为上述机制发挥作用助力，只有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保障机制，才能使其它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反过来，各种机制相互作用，势必会推动社会主义法律保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也势必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进程。
二、依法治国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法律保障机制
1.以依法治国为法律保障机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确立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法治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从社会学角度看，“价值观”不同于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制度，它属于一个文化体中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相对于表层的器物文化和中层的制度文化，它的变迁速度往往比较缓慢。价值观从形成到社会认同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建设过程。从法治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里程碑，其精髓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思想教育、实践养成，制度、机制的保障需共同发挥作用方能达到一定的效果。要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法律是国家约束统治的必要强制武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各种社会问题也都将集中在此阶段，因此必须及时完善健全法律体制，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允许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受到影响，用依法治国，建立具体的法律机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夯实法律基础。
2.以依法治国为法律保障机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实现增添新动力。当前形势下，国家治理腐败力度空前加大，广大人民群众拍手叫好，调整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也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切身的利益体验，因此要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程度，实现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进一步内化，尚需一个外化于行的漫长过程，必须不断开拓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内驱力，而法律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必将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已经获得的群众基础，也能保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进一步增强提供新动力。只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才能顺利推进；反过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推进也能够促使人们守法意识的增强，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进一步深化。
三、以依法治国为法律保障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
法律制度的价值篇5
摘要：本文首先对东西方法律价值的主要观点进行概述，其次界定了法律价值的含义，最后提出完善法律价值的基本思路。
关键字：法律价值；观点；思路
一、概括东西方法律价值的主要观点
（一）西方法学流派关于法律价值的观点
1.新康德主义法学派。这一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继承和发展康德法律思想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法学派别，主要流行于意大利、德国等国。他们把法律价值看做是仅凭信仰去把握的领域，界定为法律理想或者是法律理念的境界，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分配的公平正义性。在新他们把法律价值界定为法律理念或法律的理想境界,看成是只能凭信仰把握的领域，其内容就是分配正义原则。在新康德主义法学看来,法律价值是相对的。
2.新自然法学派。这一学派也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亦可称之为复兴自然法学派。该学派认为，在自然法的理论体系当中，法律价值既可以指它具有的意义和应发挥的作用；也可以指实在法所赖以生存和得以产生的基础；还可以指对其评价的标准和所用追求的理想境界；而把这三者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法。还指它应追求的理想境界和对其评价的标准;而这些不同方面的统一,自然法。在这一学派法学家眼里，法律价值所包含的内容很多，是绝对的，但是其最高价值还是正义。
3.社会法学派。这一学派是19世纪末以来资产阶级法学派别中的一个派别，又可以称之为社会学法学派。它强调19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法学中一个派别。又译社会学法学派。社会法学派更强调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他首先承认法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法的发展，但同时强调法对社会能动反作用。认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即实现立法目的和对人力社会有积极推进作用的法就是真正的法，反之就不是真正的法。他们认为法律价值是一个社会评价和制定法律的依据和标准，而这个标准只能是从经验所获得，并通过理性来安排行为和调整关系，使得其在浪费和阻碍最小的情况下，使得整体大局利益得到最大的优化和效果。
（二）东方法学流派主要是我国学者关于法律价值的观点
1.第一种观点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在于满足主体的内在的需要、效益和利益为内容，并且法律的作用、变化和存在于法与主体的统一关系当中。法与主体的统一是由主体性为主导来决定的。表现在外在形式上，是指一种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和它所包含的价值量的大小。所以，法的价值指的是法的什么作用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和满足人们所需要的最佳的生活方式。
2.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在主体的有用性和满足其需要的积极的作用。法律不仅仅是只具有服务性和工具性，它本身也具有其自己的价值，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的本身的价值，指的是法的保护机制、调整机制和程序机制，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所赋予的特殊的文化价值，所以说法律的自身价值是指它能够实现其工具使命所应当具有的素质。如果离开了其工具性的价值，那么我们讲的法律价值就无从谈起了。
3.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的价值是指法律与社会当中人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而与人的这个关系又是法律对人的效用、意义和作用和人对于这个作用的评价。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论。说的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机制，是课题的作用、属性和存在等对于社会当中的人的意义和效用，也可以说是这种客体所能满足的主体的需要。人的关系说，强调价值不能够离开主体也不能够离开客体，而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价值不是主体的一种需要和满足，不是客体所具有的属性。这样一来，对法律价值的概念的解释就模糊化了。
二、法律价值的含义
（一）法律价值概念不能等于法律的效用，不是一个属性的范畴。法律的本身所包含的法律的强制性、阶级意志性和发挥的何种作用等等都仅仅是法律价值得以形成的条件和基础。虽然法律的所具有的客观的属性对理解和解释法律的价值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相比而言，法律价值的内在的尺度和主体才是其主导因素。武步云先生认为：法律价值应该指的是这样一种将法律满足主体意志、需求和愿望和其本身的作用、功能相结合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这一说法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在后来的阐述中则认为：法律价值总的来说指的是法律对社会的有序性的增进和维护。这样一来，就使得法律的价值和法律的有用性相混淆，有点狭隘。
（二）法律价值的概念相比于商品价值等等概念更为特殊和复杂。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客体是劳动产品。在这一价值关系当中，主体和客体都是确定的。而法律价值的客体指的是法律，它不仅仅属于一种精神客体和现象，还是一套价值的规范。由此，人们可以从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研究法律价值：一是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工具，即人们自身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当做是客体而把法律作为价值的规范来研究；一是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对象，即把法律看作是客体来进行研究法律的价值。应当说明的是上述两个不同层次来研究都是数以法律价值的必要内容，但是，法律价值是否仅仅就只是包括上述两个层次呢？很多学者不太赞同，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律价值的根本意义在于法律如何来为人们服务，我们所倡导和弘扬的是人的主体性的法律价值。
三、实现法律价值的基本思路
（一）创新法律制度。一是对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大胆地立、改、废。适时地进行法律的创新和修正工作是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科学合理的立法工作始终是建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认真亚久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的，以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并且最找法律制度的规律及其程序，大胆地进行法律制度的创新。二是用法律制度去完善社会的控制机制。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的分析我国当前所出现的社会各类的违法和矛盾冲突，健全各种相关法律机制，并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进行解决和调节，使矛盾和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更新法律理念。一是，要明确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的使命。法律史适应当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而产生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饿立法的重点就是要在为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之上，最好能够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平公正。二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法制理念。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解决矛盾，协调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谐。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和建立的助推器，而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得以进行的首要环节。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依法治国在发挥法律价值的作用和满足人们的需要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方针和策略，致力于法律文化的构建和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逐步提高人们的法律素质，从而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参考文献：
法律制度的价值篇6
[关键词]正当防卫个人本位社会本位法律价值&nb……
一、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嬗变中的正当防卫
（一）正当防卫——从本能的反应到理性的肯定（二）正当防卫——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嬗变
正当防卫行为从原始社会的行为习惯到奴隶社会以成文法的面目出现,历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嬗变。这种正当防卫所维护的价值中心的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个人的正当防卫行为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关怀——法律给个人的防卫行为穿上国家意志的外衣，在这层华丽的外衣之下的防卫行为是正当的，受到保护，而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反击行为则成为社会的弃儿。因此，防卫权由个人的防卫本能，发展为整个社会意识所认可的权利；防卫行为由私人报复行为，发展为合乎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质的飞跃。〔1〕（p47）其次，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的变化也呈现出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在原始社会表现为自然复仇的正当防卫只是遵循着同态复仇的习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允许的正当防卫没有度的限制，甚至超出了同态复仇的模式，如对盗窃者杀之无罪的规定，表现出正当防卫权膨胀的趋势。这是当时社会统治的残酷性与人治的特点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为了冲破中世纪对人性的极端束缚和压抑的黑暗，给个人的天赋权利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在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个人权利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限制，正如洛克所说：我享有那以毁灭来威胁我的东西的权利，这是合理和正当的。因为基于根本的自然法，人应该尽量地保卫自己，而如果不能保卫全体，则应优先保卫无辜的人的安全。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怀有敌意的人。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个体意识走向了极端个体主义的形成为刑事立法中无限防卫权的规定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与经济领域出现的国家调控相一致，法律上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的限度也受到国家意志的限制，即国家赋予的个人权利的行使不能有害于国家统治的社会整体利益。如果防卫行为产生过分的伤害，则造成个体间利益的失衡，从而有害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就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必须制止。同时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思想家提倡的“人是世界的模型”的思想也从早期的矫枉过正走向成熟，所以，各国的正当防卫立法中出现了对防卫过当进行制裁的规定。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相一致的，正当防卫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成为必然的要求。因此，历史发展到今天，作为个人权利的正当防卫在得到肯定和保护甚至提倡的同时受到社会整体利益的限制，实现了转向以社会为本位的历史嬗变。
二、法治社会中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价值追求
从上述正当防卫的发展演变来看，正当防卫作为法律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同步进行。法治社会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2］（p229）其法律制度不再仅仅是统治的工具，而在更大意义上成为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幸福的指引，因此法律价值当然受到法学界的诸多关注。由于法受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法存在多元的价值追求，我们在不忽视法所具有的外在形式价值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法所促进的价值法的内在价值或实质价值，例如正义、自由等内容。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法理学学者没有理由不对正义的法律秩序的基础进行探究，即使这个任务可能有必要从侧面涉入哲学、人类学和其他非法律学科的领域。社会科学不能拒绝考虑‘善社会’的问题，也不应当把这一责任推给政治家和立法者，因为他们全神关注的乃是那些在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果最有才智的人也因认为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想的、非理性的概念而放弃探求法律中的正义与公正问题，那么人类就有退回到野蛮无知状态的危险，在这种状态中，非理性将压倒理性，黑暗的偏见势力就可能摧毁人道主义的理想并战胜善良与仁慈的力量。”正当防卫制度步入法治社会的今天，在促进人类文明方面如何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然面临更为深刻的法律价值的探究。
（一）正当防卫制度与秩序
秩序是指人和事物存在和运转中具有一定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结构、过程和模式等。〔3〕(p177)“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阻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决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的或‘违背自然’的努力。”因此可以说，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如马克思所说，法“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积极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因而法既是秩序的保证也是秩序的化身，秩序是法的直接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与其永远相伴随的基本价值。正当防卫制度作为法的一部分也是以秩序作为其价值基础，其存在是秩序的要求，其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与其他法律规范所不同的是正当防卫制度从两个方面予以表现，一是从对自然复仇行为的法律规制到防卫范围的扩展以积极授权希望行使的方式为秩序服务，二是从对防卫过当进行惩办的消极限制方面对秩序的法律价值给以体现。因此，正当防卫制度与秩序价值不仅内在契合，而且具有追求秩序价值的自身特点。其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就是要实现由法所确立和保护的人与人相互之间有条不紊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实现就是社会的各种利益达到平衡，而为了实现利益的平衡，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就要求做到对社会利益、防卫人利益和被防卫人利益进行合理的划分、恰当的分配和正确的协调，而这些方面又无不与平等、正义、自由等法的价值相关，可见正当防卫制度同样是法律价值多元。
（二）正当防卫制度与正义
正如上面所述，秩序与正义密切相关，但“秩序侧重的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而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制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因此，正当防卫法律制度必将正义作为其迫切即时的目的和远大终极的追求。（三）正当防卫制度与人权
“人权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聚讼不定的概念，”它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等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权的最基本内涵。法律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正当防卫是刑法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法律价值的追求应充分体现刑法所发挥的人权保障机能。
对于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是保障什么人的人权存在不同的理解，我国著名学者陈兴良先生指出，由于刑法自身的特殊性，人权保障主要体现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和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2〕（p139－144）因此，在正当防卫制度中体现为对侵权人的人权保障和防卫人及其他公民的人权保障。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7〕（p31）这是因为人权具有普遍性，人权是全部自然人的人权，现代人权观念已经冲破了启蒙运动时期所谓的“理性”人权的局限，不能对其做出不同的人的人权限制。因此，就对侵权人的人权保障而言，侵权人也是人，虽然防卫人被赋予对侵权人的防卫权利，但是被防卫人并不因此而丧失社会对他的人权的公共保护，也就是说侵权人的生命权等人权在防卫的范围外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防卫人并不能以防卫行为而无限打击被防卫人，这也与刑法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精神相一致。就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而言，正当防卫制度应对全体公民的个人权利给予保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刑法是公民自由的大宪章。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民既然保留着正当防卫的权利，国家就不能强行剥夺被防卫人自身的正当防卫权，否则，国家就会变成利维坦，公民自由就会受到侵犯。
（四）正当防卫制度与效益
效益是当代法学家，尤其是经济分析法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法律价值，在他们看来，法律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效益原理支配的，法律安排实质上是以效益为轴心的。法律的效益价值就是指法能够使社会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不管什么形式存在的效益，必须是有效的而不是无效的；对主体是有益的而不是无益的。法律的效益价值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价值，至少包括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3〕（p203－207）正当防卫制度也应为追求效益的法律价值进行设计。一般而言，国家对于违法犯罪进行惩罚是属于事后的权力资源的投入以挽救和恢复社会所遭受的经济利益和公正利益的损失，这也是由刑罚权统一于国家所决定的。但是，这种权力的运作毕竟是滞后的，不能积极主动的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为了提高效益而赋予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力以及时有效的避免和减少损失。同时，正当防卫制度也应该恰当的对司法资源进行分配，以便减少法律资源的浪费，更好地实现司法个案中的公正来达到社会公正。立法的任务就是为司法提供一把正义而明确的标尺，司法的职责就是使用这把标尺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裁量，因此二者的权责界限分明，才能充分的发挥和正确的使用有限的资源以达到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效益。否则，如果立法不明确，就会造成司法资源过多投入，并且还有可能丧失个案的公正；如果立法亲自过问具体的司法问题，就会导致不必要的立法资源的浪费和司法资源利用的萎缩，甚至产生整个社会公正的负面效益。
三、我国正当防卫制度法律价值的考察
法律制度的价值篇7
论文关键词 军事法 价值 军事法体系
一、价值、法的价值和军事法价值的辨析
价值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对价值都有不同的认识。如有学者即认为，对于价值，我们只能从是否具有意义的角度而非实际存在或不存在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界定。因此，价值不具有具体性，而只具有抽象性，一般认为，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
而具体到法的价值，法学家也纷纷给出自己的理解。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而有的学者根据价值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界定，认为法的价值即为法这个客体对于公民、群体、社会、阶级等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法的价值的有无、大小既取决于该法律制度本身的良善，又取决于其对一定主体需求的满足。简而言之，法的价值即是以作为客体的法与作为主体人的关系作为基础，对公民、社会关系的满足。
那么，作为具体法部门之一的军事法，它的价值又为何？在界定军事法价值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军事法本身予以界定。笔者认为，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的军事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者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定军事活动诸方面行为准则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军事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的军事社会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军事法律制度已经涵盖了国防法律制度、兵役法律制度、军事人事法律制度、军事管理法律制度、军事设施保护法律制度、军事后勤法律制度等。这里，军事法价值则是指作为军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军人和军事组织在履行军事法进行部队的管理行为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法本身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军事法对主体的积极意义。
二、军事法价值的具体面向
笔者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军事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是因为其具有独特法律价值的存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利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形成
法律体系，又称“法的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则是指，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在所有现行法律规范的基础之上，对其分门别类，将其划分为若干部门法，从而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统一法体系。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法治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早在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要具备以下三方面的要求：一是法的门类必须要齐全，要涵盖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二是主要的法律规范比较齐备；三是整个法律体系内部，基本做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由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及相关法，包括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构成。在这七大法律部门的列举中，我们没有看到军事法的身影，很显然，学界没有充分关注到军事法的特殊地位。但笔者认为，无论从军事法对我国整体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来看，还是从我国军事法自身的发展现状来看，都应当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首先，在我国，军事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及作战行动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地说，我国军事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力量内部的关系，也包括武装力量与政府(行政机关)、社会、公民等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关涉到我国的军队建设，更影响着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我国法治必须重点规范的内容。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类社会关系进行规范，才能确保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协调，理顺军事法与刑法、行政法等的关系，从而保证法律体系内部的规范有序。因此，只有充分重视军事法这一特殊而重要的部门法，才能促进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和逻辑严谨。其次，从我国目前军事法自身的发展来看，军事法主要的法律规范已经基本齐备，形成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对齐全的法律体系。在法律层面上，我国目前已经有了《国防法》《兵役法》、《武警法》、《现役军官法》、《人民防空法》等；在法规上已经出台《政治工作条例》、《现役军官任免条例》、《军人优待抚恤条例》、《军需条例》、《装备条例》、《保卫工作条例》等；在规章层面已经颁布了《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剥夺犯罪军人军衔的规定》等。因此，一个以宪法为母法、国防法为龙头、条令条例为主体，涵盖了国防法律制度、兵役法律制度、军事设施保护法律制度、军事训练和作战法律制度、军事政治工作法律制度、军事管理法律制度、军事人事法律制度、军事后勤法律制度、军事装备法律制度以及军事刑法和军事诉讼法律制度等各方面的军事法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军事法与其他部门法共同构成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内容。因此，只有充分重视军事法，完善其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地促进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军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军事法制建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完备的法制保障，而且也丰富、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
（二）有利于军事法治的形成
军事权即是一种受约束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进行管理的国家权力，是一种通过汇集使用包括人力、财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源，建设和使用武装力量的公共权力。它的本质也是一种权力，其行使的正当与否关涉到国防利益、军事秩序和军人权益的实现。立法者只有在国家法律体系中予以正确地定位，方能有效实现军事法律、法规、规章与国家其他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的协调、配套和衔接，才能维护社会稳定、维持社会秩序、规范武警部队执法和司法的制度保障和促进部队不断发展的法律保障。也只有承认并建立完备的军事法体系，通过军事法的制定，规定军事权行使的主体、程序、范围，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从而保障军人的权益，促进法治国家的形成。
(三)有利于我国军事法学理论的发展
具体部门法理论的发展是与该法是否是独立的部门法密切相关的。只有成为独立的部门法后，相关的理论研究才称其为体系。但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军事法能否成为独立的部门法存有争议。争议的存在使得军事法学界对该法理论的研究信心不足，资源较为分散、凝聚力不强，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我国军事法理论发展的发展进程，影响了我国军事法学科的建设。当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也应该对军事法的独立地位予以肯定，学界在共识达成的基础之上，应集中精力加强我国军事法理论的研究，对军事法的概念和特征、军事法的伦理、军事法的权利义务关系、军事法制的基本规律、军事立法权、军事司法权、军事执法权。
三、军事法价值的实现
军事法的价值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实现，笔者认为，构建自洽的军事法体系是实现军事法价值最有效的途径。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军事法能否作为一个独的立部门法一直存有争议。此种争议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在于，我国自洽的军事法体系尚未形成。任何一个部门法的科学发展均离不开自身理论体系的主体性构建。在一定程度，自洽的法体系的构建是部分法独立的标志。作为法学的分支部门，军事法学在中国的创立，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理论者对军事法体系的构建。但目前，军事法学界尚未对军事法体系的构建形成共识，唯有通过军事法体系的重构，形成以军事权为逻辑原点，以军事组织法、军事行为法、军事程序法、军事责任法和救济法为基本逻辑的军事法体系，方能实现军事法的价值。
法律制度的价值篇8
论文关键词商法的价值价值取向效率价值
近几年商法学研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势态。商法学教程就有范健主编《商法》、李有星主编《商法》、施天涛主编《商法学》、赵旭东主编《商法学》等，以及大量的法学期刊。从以上期刊和学者的教程来看，商法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商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有很大的进步，但其理论的研究仍旧不足。学者们在商法总论的基础理论内容这一编与其他商事部门法等几编在整个编排中占有较小的比例。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也会制约着商事部门法的研究。现今来看，对商事部门法的研究资料远远多于对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而对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难度较大，这也是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之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商法的价值研究是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本文仅从商法基础理论中商法的效率价值这一命题去研究，讨论了效率价值在商法中的重要性。
一、商法的效率价值的内涵
（一）法理分析
讨论商法的效率价值问题，就必须从法理学的角度去思考何为法律价值、何为法律的效率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商法的价值及商法的效率价值。法律价值作为一个从西方法学移植而来的法律概念，其实质是法的有用性。法律价值是以人与法的关系作为基础，表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的需求与供给的对应关系，体现着客体（法律）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人）需求的效用。通说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包括正义、秩序、公平、自由、效率和安全等。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其最终也要体现一定的法律价值，但各法系、各国家中不同的部门法对法律的价值取向侧重点不同。法律的效率价值则是指法能够让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率的需求。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属于法律的范畴，既具有法律的一般价值。以营利为目的是商法价值观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可以说营利也是商法所追求的价值。效率价值在商法中极大的推动商事主体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效率价值在商法中相比其他价值尤为重要。商法的效率价值可以这样定义：在商法的规范下商主体通过商事交互行为，以期尽可能的获得最大的效率需求。这样的表述虽不准确，但商事交互行为完全以营利为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力求交易的迅速完成，这必然决定了商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效率。
（二）效率与效益的区别
在法理学或是商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多数研究者未对效率与效益这两个概念进行辨别，以至于在其著述中对效率与效益混合使用。效益与效率无论在经济学还是法学领域中运用均为较多的两个词，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效益一词在《新华字典》和《辞海》中的基本解释均为：效果与利益。百度百科中对效益的基本解释为：⑴效果与利益；⑵项目对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它包括项目本身得到的直接效益和由项目引起的间接效益；⑶劳动占用、劳动消耗与获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以上解释都在寻求一种结果，就是利益。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利益就是“人们，个别的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们关系进行调整和对人们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考虑到的东西。”而效率一词在《新华字典》中的基本解释为：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百度百科中对效率的基本解释为：⑴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⑵经济学含义：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即经济蛋糕的大小。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们的愿望和需要。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要为市场经济持续健康高效的发展服务。综上所述，效益是指市场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效率是指追求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强调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后者则强调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经济学或是法学的研究，笔者认为效率一词更能体现市场经济利益追求的目的。市场经济交往的商事主体同时追求效益与效率，但有效益并不一定是有效率，而有效率一定是有效益存在的。作为自由竞争的商事主体的营利性是人们对效益的追求，效率是更有效的、合理的、最大化的利益追求目的。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商事主体的追求应是指效率而非效益。
二、商法的效率价值在商法中的地位
法律确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相对独立性，但法律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及社会需要。我们应肯定的是，法律在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社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法律价值应为有利于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市场经济提供便利。由此看来，法律的价值必须体现代表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效率原则。2013年年初深圳市推行新的商事登记制度，新版营业执照不再记载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以此促进商事登记的效率。2013年3月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总局局长、政协委员周伯华接受采访时说，商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已经初步形成，将在两会后全面施行。商事制度改革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满足商事参与者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
效率价值是商事主体利益在法律上的体现，以经济自由为基础。商法即是直接将这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定下来。商事参与者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也体现了效率是商法的终极价值。从商法的基础理论来看有一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商事调整对象来看，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主体的设立和存续主要体现为称之“商人”的商事参与者以营利为根本和最终目的；所谓“商人不从事亏本的买卖”，商事行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也是为商事参与者服务，以追求最大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力求交易的迅速完成，因为只有交易迅捷，从事商事交易的人才能多次反复而实现营利的目的。商法的价值追求必然要反应商法的营利性特点，以效率为最终价值。第二，从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来看，商法的职责为在制度的层面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身的要求就是效率优先，则通过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商法正是在制度上促进和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正如科斯所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第三，效率价值能够在商法的原则中体现出来，使商事参与者在商事交往中，最大限度的获得经济效率，从而促进商事交往的繁荣，促进社会的发展。在与商法其他价值的关系上，效率价值处于首位，在发生价值冲突时，其他价值退居其次，甚至会为效率价值目标而牺牲其他价值。典型的如有限责任制度和票据无因性制度正是体现效率的这一价值取向。
三、商法的效率价值在商法制度中的体现
商人要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必须追求效率，交易效率便成为商法的最高价值追求。交易效率价值在商法上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交易定型化。按照李有星教授的观点，交易定型化是保障交易效率的前提，包括交易形态定型化和交易客体定型化两个方面。豑交易形态定型化是指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交易主体，无论何时从事该类型交易行为，都取得同样的效果。例如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的明码标价，保险公司制定的保险协议书等。交易客体定型化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化或证券化。当交易客体为有形物品，给予统一的规格或是标记。如电脑的规格、超市同一类商品有统一的二维码。对于交易客体属于无形权利，为了便于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如股东的股票，债权人对公司所持有的债权，为商事交易而签发的本票、支票、汇票等证券化的权利。
第二，短期消灭时效。各国商法为达到商事主体及时了结交易，实现最大利益的，并能持续不间断的营利，确立了短期消灭时效制度。短期消灭时效是指将交易行为所产生的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予以缩短而从速确定其行为效率的立法规定。短期消灭时效制度在我国的商事部门法中也有体现。如《票据法》第17条、《保险法》第27条、《海商法》第257条至第267条对短期消灭时效做了专章规定。短期消灭时效制度旨在推动商事纠纷的迅速解决，为达到此目的可能会牺牲其他价值来换取交易效率，更加体现了现代商事法律对效率价值取向。
法律制度的价值篇9
一、宪法价值
“价值”原为经济学上的语汇，例如“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用以表示产品对人而言的要求、有用与相对稀缺。据国外学者考证，这一范畴引入哲学、人文科学之中，始于19世纪下半叶赫尔曼•洛采所创立的价值哲学。[9]自此以后，“价值”成为一个伦理性的概念，用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对事物的相关评价。按照哲学界的一般说法，所谓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与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10]由此可见，价值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表征着作为价值主体而言的人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契合程度。
价值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法的价值等，法的价值只是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那么，什么是宪法价值呢？这是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宪法价值作为法的价值的一部分或者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应当从法的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宪法价值。对法的价值，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11]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价值观”时指出，“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护等”。[12]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标志着法律与人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就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或效用和人对这种效用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功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13]
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这就是，法律的存在、属性、功能以及内在机制和一定人们对法律要求或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显示出来的。……法的价值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的内在要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社会主体对法律的需求。如果主体没有法律需求，法的价值就是若有若无的，更谈不上评价法的价值问题。第三，要有法律实践这一重要环节。”[14]
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求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15]
有的学者认为：“严格意义的法的价值应该是指在法的功能与作用之上的，作为功能与作用之目的的之上目标与精神存在。只有法基于自身的客观实际而对于人所具有的精神意义或人关于法所设定的绝对超越指向，才是最严格的法的价值。法的价值是以法的物质存在为基础的精神存在，是以法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超知识范畴。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16]
对法的价值的描述与界定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因此对法的价值下一个完全精确的定义显然是不明智的。[17]不过，为了研究的方便，仍应对法的价值进行界定，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并加以采用，即认为法的价值是指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是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基于以上对法的价值的认识，结合宪法作为法的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宪法价值是指以宪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宪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具体而言，宪法价值这一范畴包含如下意义：
第一，同价值的概念一样，宪法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由人对作为客体的宪法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宪法，而是以人作为宪法的本体这一关系得以存在的。宪法无论其内容或是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宪法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
第二，宪法价值表明了宪法对于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了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惜的部分。也就是说，宪法的价值意味着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例如，在宪法中经常提到的自由、正义、秩序、人权等，都是人们为了生存、合作所必须确定的一种理想状态。
第三，宪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的认识，更包括对应然的追求。宪法价值的研究不能只以现行的实在宪法为限，它还必须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判断的方法，来追寻什么样的宪法才是最符合人的需要的。这种追求就是所谓的“绝对超越指向”，是指宪法价值在主体处理主客体关系时对于主体始终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和目标意义。“绝对”是指宪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其极致的性质；“超越”是指人总是无限地接近宪法价值，并在这种无限接近中得到发展，也是指宪法与宪法价值的实现状况总是无限地接近于理想的状态；“指向”是指宪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等含义。
二、宪法价值冲突
根据上述对宪法价值概念的分析，宪法价值系统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庞大体系。因为，宪法对于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人对于宪法又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追求，这些“不同的意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追求”造成了彼此的相互矛盾与冲突，这便是宪法价值的冲突。
宪法价值冲突或者是指宪法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或者是指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或者是指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
首先，宪法价值冲突指的是宪法价值准则与宪法价值观念本身固有的矛盾。宪法价值准则是人们将其固定化了的、具有一定共识性质的关于宪法价值的原则、目标等。宪法价值准则代表着人们的价值期求，也是人们评价一定宪法现象的价值标准，其内容非常复杂，人们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但是，它也具有一定的公认性质，作为现代宪法的价值准则，其中至少包括人民、秩序、社会发展、社会正义等。宪法价值准则是人类生活中逐步固化与精炼形成的基本观念。人类活动的多目标性，既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多种目标就意味着多种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这些选择与追求之间会存在某种冲突是必然的。这些矛盾一旦体现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之中，他们就成为了社会现实的价值冲突。宪法价值观念是宪法价值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和存在形态，是指人们对于宪法价值的认识。宪法价值观念如同其他法的价值观念一样，包含着人们对特定价值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大部分，人们对宪法价值的理性认识，一般以学说、理论的形式出现。例如，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不同地域的人往往有着宪法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是对特定宪法价值的感性认识上的冲突；不同法学流派的法学家们往往也存在着宪法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就是对宪法价值的理性认识上的冲突。
其次，宪法价值冲突也表现为不同的价值主体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这是由宪法价值主体的意识性与多元性所决定的。只要价值主体是有意识的，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甚至同一价值主体自身就会产生在价值上的矛盾情形。就不同主体来说表现为相互之间在价值问题上的不一致、互相矛盾。就同一主体来说，则表现为在相关问题上的迟疑不决、自相矛盾、彷徨痛苦、无所适从等。除了人的意识属性会导致价值冲突之外，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同样是价值冲突的根源。由于人有意识存在，人又以多元的状态存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乃至人与社会之间都会产生价值上的矛盾情形，从而构成价值冲突。这些价值冲突如果是与宪法相关或者是存在于宪法的某个方面与环节，就形成了宪法的价值冲突。宪法价值冲突如同其他价值冲突一样可能是不同主体在观念上的分歧，也可能是在认识上的差异，还可能是选择上的对立，也可能是同一主体在这几个方面的难以抉择。
最后，宪法价值冲突也大量地存在于不同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不同的宪法制度之间会存在着某种价值冲突，这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必然不同于计划经济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民主社会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必然不同于专制社会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当不同性质的宪法规范与制度并存或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时候，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的价值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从宪法制度意义上说，市场竞争的宪法规范与制度首要保障的是自由、效率等价值的实现，而社会保障的宪法规范与制度更侧重的是公平、秩序等价值。在宪法规范上，有些针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侧重于保障公民权利及其实现，而有些针对社会管理的规定则侧重于公共秩序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制约。在同一宪法制度中也会存在价值冲突。这是因为一个宪法制度，乃至一个宪法性文件中，所调整的都不是单一的社会关系，涉及的也不是单一的价值主体，所追求的都不是单一的价值目标。所以，在同一宪法制度之中也会有规则之间的价值冲突。宪法制度、规范等都蕴涵和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念，遵循和追求着特定的价值目标。从宪法自身的表述到对社会纠纷的解决，都有着价值上的取舍，价值冲突当然存在其间。
三、结语
本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从法的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宪法价值的概念。笔者列举了国内外几种对法的价值的理解和表述，并采用了其中我国学者卓泽渊的观点，从而进一步得出了宪法价值的概念，即指以宪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宪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宪法价值冲突的存在及其基本含义，即指宪法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或指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或指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从而理解宪法价值冲突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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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的价值篇10
一、中小学法制教育的价值取向
价值一词含义复杂，其含义及用法上的扩张起初见于经济学并逐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随着西方哲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价值及价值准则的诠释与扩展，逐步成为人文、社会、心理等学科的概念。而对于价值概念的解释，我国社会科学界一般认为价值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体现在商品经济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二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法作为意识形态的范畴，其价值是法对人的意义，表现在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价值都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都是主体需要的满足，没有主体需要就无所谓价值。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的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但是，法的价值并不是被动的，其一方面表现为法的能动性，它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目标、导向的意义，这就是“法的绝对超导向”价值。法的价值意义决定了法制教育及中小学法制教育价值，它首先必须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且，也必须通过教育使得受教育者基于对法律精髓的理解与感悟，而按照法律的价值导向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为观和价值观。换言之，就是使学生逐步形成国家法律所指向的与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具有同向性的法律意识或价值观。对于这种“需要”与“导向”价值必须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表现为法律给人的正当权益的保障或应当给予的保障，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律赋予人的负担或义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中小学法制教育的价值取向应该是首先立足于受教育者自身健康成长需要，同时在此基础上发挥法律的“绝对超导向”功能，引导他们形成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价值观念。因为，如果中小学法制教育首先不是为中小学生服务，不考虑中小学生的成长需要，就会把中小学生作为教育客体而不是教育主体采取法律条文的灌输与强加，这势必会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法制教育就成为了学生的负担，这种做法既背离了法所固有的价值属性，也与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中小学法制教育应该充分发挥法的导向价值，中小学法制教育应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核心，培养中小学生的爱国意识、公民意识、守法意识，养成尊重宪法、维护法律尊严的习惯，使之成为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生力量。所以，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总体设计必须在认识法所固有的价值属性的基础上框定法制教育的价值取向，即“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建立以学生为本的法治教育模式”，形成以“价值塑造”为主旨的中小学法制教育理念。
二、中小学法制教育的主旨及根本目的
关于中小学法制教育，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美国将青少年法制教育纳入公民教育的总体目标中，把青少年法制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公民教育。所谓公民教育，就是培育公民有效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公民与社会的相互认同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美国法制教育的突出特点是突出价值观的塑造，培养学生对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的认同感，对社会生活的认同，尤其是“美国学校教育注重对学生进行权利、义务观的教育，旨在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成为尽到公民责任的合格公民，这也属于树立法律意识的体现”。英国的青少年法制教育主要放在中学阶段，与美国相同的是英国也是把法制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内容的取舍上十分科学与严谨，“从公民身份密切相关的法律入手，选择法律教学内容，通过法制教育培养学生对于公民身份的认识及对于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理解，促进其公民意识的养成”。由此观之，这些国家法制教育都更多地侧重于学生的主体性教育，即权利、义务观的教育，更注重培育学生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的认同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英美的法制教育的重点在于价值教育，突出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
关于我国的中小学法制教育，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加强中小学生的法治教育问题。他明确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1995年12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家教委联合中央综治办、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中明确地提出“学校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依法治国的百年大计”。2007年国家又正式出台了《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总体而言，国家把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地位放在了一个与我国依法治国同等的高度。中小学法制教育模式在逐步完善，法制教育目的逐渐清晰，法制教育实现途径的可操作性在逐步增强。但是，中小学法制教育在政策层面仍然体现出教育理念落后、教育目的不够明确和突出等问题。比如，纲要虽然明确了法制教育的主要任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小学法制教育的价值教育及对学生价值观塑造的教育目的，但规定过于宽泛笼统。教育目标中公民教育的主旨仍然不是十分清晰明确，法律知识教育色彩仍然浓厚，“价值塑造”根本目的仍然没有突出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借鉴英美等国家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成熟经验，提升我国中小学法制教育理念，明确“价值塑造”主旨，摒弃教条与口号化的东西。
培养中小学生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确定为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及文化生活等领域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建立法治国家需要法律制度的准备、司法体系的形成、司法公正与监督体系的建立以及坚实的民众基础等，而民众基础则是关键的要素。因为，只有法治理念成为民众的心理需求，民主观念成为民众的普遍追求，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依法治国才有生存的土壤。所以，民众价值观的形成就显得尤其重要。中小学生处于心智发育、人生观世界观开始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展法制教育与对成年人法制教育相比，更容易养成法治意识。而且，中小学法制教育的目的或侧重点也必须是促成其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的养成。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法制教育应当借鉴国外成功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经验，应当着眼于中小学生的未来，逐步培养其法律意识，确定以培育学生权利、义务观为核心，以促进其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的养成为教育目标。
三、如何确定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基本内容
法制教育不同于法律教育，法制教育是国家和社会各种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公民进行的常识性的、基础性的法律知识的传授，旨在培养其法律意识，使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具备较高法律素质的公民教育活动。法律教育通常是指培养专业法律人才的教育制度、模式，也称法学教育。基于二者目的、对象、教授法律知识的范围与程度等区别，应当准确把握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内涵。首先不能把法制教育搞成法律教育，追求法制教育知识化，因为，虽然法制教育必须传授必要的法律知识，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并非在于让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达到比较高的程度，更不在于使之成为法律人才。所以，中小学法制教育不能搞法律条文的大量传播和强记，不能让学生陷入“法条主义”的泥潭中。其次，应当准确把握中小学法制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重要内容的实际，把握其基础教育的特点，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教学方式的采用上等结合受教育者所处年龄段的特点进行。比如像前文提到的英国从与公民身份密切相关的法律入手，选择法制教学内容。再次，法学本身是一门分支较多的社会科学，其内容十分丰富，法理深奥，不能也没必要让中小学生系统了解法律知识。这个分寸必须把握，否则就会违背教学规律，徒增学生负担，使其失去对法律学习的兴趣。
中小学法制教育也不同于一般的普法教育，一般的普法教育是指我们国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在全社会进行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活动，从广义上讲，中小学法制教育可以视为全民普法教育的组成部分。全民普法是分阶段、有期限的，我国普法教育一般为五年一个周期，是一个时间性和现实目的性都很强的工作，普及的内容基本上是针对成年人的。虽然其出发点与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提法近似或相同，但实际上其功利的色彩更为浓厚一些。普法教育侧重于普及法律知识，中小学法制教育更应注重价值观的塑造，提高公民素质。而且，中小学法制教育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工作，其意义更为深远，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更大。所以，在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内容选择与安排上应该有一个更系统的、更长远的规划，避免短视的、功利化和片面化的倾向，更不能用全民普法的理念选取教学内容。
在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内容选取上，本文认为需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以了解宪法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公民权利义务教育。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了我国的国体和政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通过宪法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与社会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形成权利意识和责任观念，认同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权威性，热爱国家，立志捍卫宪法，遵守法律，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宪法教育对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至关重要。纵观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各国对于国家制度和国家精神的教育都置于重要地位。其次，法律观、法制观的教育。法律观就是让学生认识和了解国家法律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生活中的作用，认识到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只有真正认识法律的这种功能，才能使受教育者真正感受到法律与社会公众如此贴近，每一个公民的生存与发展与法律的作用须臾不可分离。从这个方面入手可以使受教育者感受到法律是有用的、权威的、不可替代的，并且是必需得到维护的，使他们逐步形成崇尚法律、追求法治的法律观。另一方面，就是法制观的问题，法制观与法律观紧密关联，法制观更侧重于人们对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秩序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法制观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既然是法律观、法制观教育，也就不是对庞杂的专业法律的系统学习，是在前述宪法学习之外通过对法的作用、价值的认识，使学生从小树立起较强的法律意识，以法制观念看待社会，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而为建立民主社会和推动依法治国培养良好的心理和思想环境。第三，对与中小学生密切相关的一些法规及规则教育，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以及交通、治安、学生操守规范、守则等，对这类法规或规则的教育也应该是采取归纳式的重点内容的了解与学习，不能采取系统地传授的做法。其目的一方面让中小学生了解在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国家法律是如何对其提供特殊保护的，了解自己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有守法意识、纪律观念，落脚点仍然侧重于法律意识的熏陶与塑造。
中小学法制教育属于基础教育的范畴，它具有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中小学法制教育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及合理科学的教学内容。我们国家正处于法治国家建设的初期，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具有法治意识的民众作为基础，需要中小学教育机构能够明确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方向与宗旨，需要政府和社会能够真正重视这项工作的深远意义，真正把中小学法制教育放在公民教育、为国家培育合格公民的高度来对待，利用学校的、家庭的、社会的资源共同推动这一事业发展。也只有这样，具有现代法治理念的新生力量才能源源不断地走出校门走入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必需的民众基础才能逐步夯实。正如法学家卓泽渊先生所述：“任何法治都是以民众具有较高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基础的，只有全体人民都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法治成为人民的理想，人民才能当家作主，依法监督权力的正当行使，保障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有效地防止腐败，打击腐败，权力才能尊重而不践踏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法治才能实现。”所以，我国的法治进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小学法制教育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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