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1
关键词：核算原则科目资产现价计提准备
一、《企业会计制度》体现了会计核算与市场价值的统一
1992年财政部颁布了《工业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又相继出台了《企业会计制度》。目前,国家大型企业《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已经停用,中小型企业两种制度并存。因为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创造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60%,上缴国税占全国税收金额的50%,全国有2/3的就业岗位在中小型企业,65%的专利、75%的技术创新、80%的新产品开发都在中小型企业。因此中小型企业对会计制度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基本面。
《企业会计制度》科目设置更趋合理,会计核算依据更注重与市场变化的一致性。在科目设置上,《工业企业会计制度》重于法律形式,《企业会计制度》则重于经济交易实质。例如:企业长期待摊费用,按《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列入“递延资产”科目,而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取消了这一科目,改为“长期待摊费用”科目,科目设置更趋合理。
科目设置的合理性是由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决定的,而这个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在于它符合了市场经济交易的实质。譬如:企业在筹建时期所发生的费用,不可否认有部分属于资产,也有一部分不属于资产。如果按着《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列“递延资产”科目使资产数额虚升,使本应该在会计当期摊销的费用当作资产长期分摊。因此,将这类经济交易划为资产有失公允,而《企业会计制度》的核算原则就做了这样的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由此看出《企业会计制度》核算更注重符合市场经济交易的实质。
二、《企业会计制度》会计中期的设置,使会计报表及时地反映投资的市场价值的变化,使企业决策者能更好的管理过程预期
《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会计中期的概念,半年度、季度和月度均称为会计中期。《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没有中期的概念,核算和报表只反映初始投资成本,不反映现市值的变化,投资者往往只能在报表的附注中了解市值的变化。因不是规范的要求,附注的数据往往不能准确的反映市场的价格,投资者无法根据会计报表的数据做好过程控制,因此,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会计制度》设置了会计中期,作为一项规范要求,中期报表必须准确反映投资市场现值,把期末关口前移可有效的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使决策者能更好的做好过程管理。
三、《企业会计制度》的计提准备制,使会计核算更符合市场的变化而更科学
1.短期投资计提跌价准备,使会计报表反映了短期投资值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投资者完成投资后其资产随着市场的价格的起伏或增值或减值。《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对短期投资只做初始成本的反映,不反映市场的变化。因此,会计报表与市场脱节,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企业会计制度》以计提投资跌价准备金的方式反映了这一市场变化,它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企业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应当单列核算,在资产负债表中,短期投资项目按照减去其跌价准备后的净额反映。中期和期末的会计报表及时反映了市场的变化的曲线,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2.新增委托贷款科目及利息的计提减值准备,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结果。
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企业融资方式多种多样,委托贷款是其中之一。在会计核算上《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委托贷款的内容,并规定企业的委托贷款应视同短期投资进行核算。但是,委托贷款应按期计提利息计入损益;企业按期计提的利息到付息期不能收回的,应当停止计提利息,并冲回原已计提的利息。期末企业的委托贷款应按资产减值的要求,计提减值准备,冲减资产反映净值,该科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3.《企业会计制度》完善了计提坏账准备的外延,更符合市场经济化的实际,使坏帐处理更加科学。
企业的坏账按原有的会计制度,只限于应收款范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企业破产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合同,收取了预付款后无能力供货成为经常发生的事。预付款回收无望也成为坏账的原因之一。《企业会计制度》根据市场这一现实将这类应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列入计提坏账准备范围。转入其他应收款的预付帐款可以计提坏帐准备,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由原来的按制度规定计提变为企业可以自行确定,确定的方法为按照以往经验及债务单位的财务状况,并在坏账核算上取消了直接转销法。这样通过会计制度的改变,使企业坏帐得以及时处理而能及时反映资产的净值。
4.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规定反映了企业流动资产在市场中的真实性。
企业存货在流动资产及全部资产中占有较大比重,其价值的准确反映直接关系到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对存货只反映其初始成本,不反映其发生的毁损、陈旧或跌价减值。《企业会计制度》则对存货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减值作了反映。它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在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按照减去存货跌价准备后的净额反映,会计报表及时的反映了存货在市场中的现值。
5.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反映了投资回收效果。
为了使投资者了解投资的回收效果和真实价值,根据投资回收的情况《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企业的长期投资应当在期末时按照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四、《企业会计制度》对购建固定资产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更完善
对于购建固定资产借款发生利息的资本化,《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交付前可化为资产,之后即为费用。但是对经常遇到的资本化的准确分摊、资本化暂停都没有明确规定,为会计核算带来混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企业会计制度》制定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准确分摊计算方法,并明确规定了固定资产的购建发生非正常中断,且连续中断时间超过3个月(含3个月),就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直至购建重新开始,这样就使购建固定资产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更完善。
五、《企业会计制度》避免了债权人豁免债务的核算给企业信息失实提供的口实。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2
论文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的特征。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手段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姓“社”姓“资”的制度属性的区别。由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提，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并同该社会基础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要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以及后来的实践，是重要的历史性尝试。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市场经济。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过搞混合经济的设想，但没有来的及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设想，还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实践，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为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完善的，有些实践也是盲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如怎样将国企推向市场，国企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破产、三农问题如何解决、金融体制如何改革，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但是，市场经济又总是与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与之并存的必然是非公有经济的各种形式，它们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也提出了改革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任务。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出特有的优势。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3
论文摘要：在考察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剖析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探索农地征用矛盾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揭示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4
论文摘要：在考察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剖析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探索农地征用矛盾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揭示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土地改革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5
关键词：渐进性制度转型；经济波动；结构性波动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宏观波动属于短期问题，是经济总量的波动，与经济结构没有关系，也不考虑经济体制转型的长期问题。但是，经济制度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经济波动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对转型经济体单纯使用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和总量分析方法显然缺乏针对性，不利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进行恰当的把握。事实上，近年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以及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恰当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宏观分析思路上的宏观经济学思路和其他方法的分歧。突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转型期经济波动，会有不同的认识。
一、体制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仍未完成，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关于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道路一直是转型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转型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关于转型所采取的方式，尽管也有经济学家如麦金农、钱颖一等赞成渐进主义，但是，以萨克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大爆炸式的激进主张显然占据了主流，并成为东、中欧国家转型实践的理论引导者。激进主义者主张大爆炸式的转型，其理论基础是以价格自由化、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以稳定宏观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特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主张则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经典教科书，看起来十分合理。这些基础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货币理论，根据通货膨胀源于货币供应量的认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且缺乏完善的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因此，以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为特点的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成为必然；第三，比较经济体制，强调经济体制的概念和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经济体制整体的互补性，导出了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第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犹如一个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越小越好，这推导出为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另外，还有很多理论，更一般的是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强调非激进式的制度转型可能引发的问题。而对于激进转型则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个鸿沟跨越的过程则被忽略而过，成为一个不被人知的“暗道”。
激进式转型国家始料未及的产量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得“内部人”获益甚至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证明了激进式转型的问题。相反，不被看好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则被视为成功的典范。显然，早期围绕着转型策略渐进还是激进的热烈讨论，说明经济学对转型长期性的认识不足，是对转型任务毫无准备的表现，这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转型上是力所不逮的。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他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将这些规则分为正规规则和非正规规则，其中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而非正规规则包括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惯例、习俗、传统、习惯等。从诺斯对制度本身的定义和分类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长期性而非一蹴而就的特征。从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来看，其本身就是一种博弈活动，因此，制度本身可以进一步定义为“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人们在发生互动关系时较准确地了解别人的行为方式的社会契约。或者说，制度本身是多次博弈之后的均衡结果，制度变迁则表现为一种制度均衡向另外一种制度均衡状态的演变，这种演变从正式的规则看，表现为一种法律法规或合约被逐渐认可的过程，而不仅表现为其颁布的短暂瞬间；从非正规规则来看，其博弈的相持时间会更长。
因此，“制度变迁表面来看是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替代的过程或一种更高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诺斯的这个结论充分说明了制度变迁和制度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当然，历史上也有革命式的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的发生，但是这种剧烈变革只发生在正规制度领域，非正规制度的演进永远只能是渐进性的。因此，非连续的变迁其实很少是完全非连续的，这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规则的非正规制约受到影响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柯武刚、史漫飞认为，“制度转型难免在预期上造成一种巨大的中断。它使过去熟悉的调节手段失效。旧的制度被废除了，但新的制度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对于制度转型的研究思路，以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非合作博弈论的运用，结合经济学的演进方法，日益演变成了对于制度转型的演化制度观。这种思路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制度结构，强调任一时刻当事人的制度环境及其发生和演化。“在这样的思路下，转型具有总和的不确定性，即使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公认的理论能说明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总和不确定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转型这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包含了无数经济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而且，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因此，改革的不确定性不是假设，而是一个现实，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人和政策的制定者对综合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
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事实上已从转型国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及其效果那里已经得到了实证。从转型的具体速度和顺序看，按照杰弗里?萨克斯等的理想，这是“一个迅速、全面、目标远大的改革工程，以便于实现标准的资本主义”，但是，除了从实施自由化的实践上中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三国实施了渐进方式，其他转型国家大体上遵循了大爆炸策略以外，在改革的其他方面，实施迅速转变的国家其实很少。就私有化来说，只有捷克和俄罗斯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其他国家实施的是渐进式私有化；从企业重组来看，列举出的所有国家实施的都是渐进式转型而且发生在转型的较晚阶段。最初实施大爆炸的国家后来纷纷转而实行渐进式的转型，大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的受阻，例如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在政治上的受阻。转型方式在真正实施时采用了渐进的而非激进的方式，很好地验证了我们对于体制转型长期性的理论推演。
实施激进式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无疑成为体制转型长期性方面又一个不言自明的证实。实施大爆炸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初始的产量下降，有的国家在若干年产量下降之后开始复苏，但是，一些国家仍然在经历非常严重的产量下降，并远未达到对初始产量的完全恢复，还有一组国家自由化以来经历了持续的产量下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
二、体制转型长期性蕴涵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命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的长期性蕴涵了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这是因为，这个变迁过程是市场机制逐渐替代计划机制的过程，只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替代尚未完成的中间阶段，就会体现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对抗的过程，并因此导致了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在不同转型国家选择转型的形式不同，因此，转型期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特征在这些国家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在实施激进式转型的国家，旧的体制被迅速打破，而新的市场机制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市场机制培养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会较慢，甚至长期负增长，这正是为什么实施激进转型的国家长期经济低迷的原因。而对于实施渐进式转型的中国，由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宏观经济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更加鲜明。
我国渐进改革的步伐采取的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产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易后难、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战略，到目前为止，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结束，体制转型非均衡推进战略的选择使市场结构市场化发育程度出现不均衡，并因此形成鲜明的经济结构性特征。
(一)市场构成结构差异化。根据非均衡战略的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不同类型的市场次第推进的，市场化推进程度差异已经十分明显。总体上，从市场结构来看，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在产品市场内部，农产品(不包括粮食和棉花)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市场化程度；在要素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言，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领域，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性的。
(二)城乡结构差异。我国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收入自，差异，还体现在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而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跟市场化发育程度相关，这跟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步骤次第推进紧密相关，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由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二元经济与制度变迁的混合体。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与改革的进程在时间上呈较强的相关性：1978年到1985年城乡差距缩小，正是农村全面、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同期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进展不大。但是自那以后，针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逐渐推开。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逐渐推开，但是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在城市居民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农村居民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财税制度实行城乡分割，例如在教育方面实行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对待，城市的投资由国家解决，农村的则由农民自己集资解决；就业用工制度改革不彻底，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不仅存在制度上的差别，而且很多地区制定了一些限制农民工的政策；土地这一农民的重要生产要素仍然实施强制性的征用制度，农民在土地交易中不仅不能获益，反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些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一起，成为城乡分割的制度源泉。
(三)区域结构差异。受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影响，按照梯度开发理论的设想，我国非均衡改革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实施主要体现在对于东南沿海的优惠发展政策，沿海各省份因此优先获得了市场化改革的机会，成为市场制度改革的“试验田”，市场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优先得到了发展，从而较早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利益。但东部地区在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不仅未能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相反更进一步汲取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形成了加速发展的集聚效应，东西部地区市场化推进和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结构不仅体现在全国的角度，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同的差别，而且，地区内部城乡差异也十分明显。以上三方面的特征相互交叉，使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鲜明的转型期结构性特征。
三、中国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仍属于体制的部分质变阶段，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子市场存在推进程度的巨大差异，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个阶段，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矛盾，也有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因此，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体制变革前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约束状态。这些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呈现出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性和复杂性特征。
(一)转型期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学里，宏观经济失衡被总结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关系的两种类型，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高度发达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是一个常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性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货膨胀则是一个经常现象。但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特征明显的背景下，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市场构成部分间的差异意味着不同子市场在市场效率实现程度上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成为主要的市场矛盾。这主要存在于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的下游市场、产品市场。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市场，计划配置方式使得投资过热在这些领域经常存在，这作为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源动性因素隐含在经济机体内部。这主要存在于上游市场、要素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不同市场构成的这一特点在区域的差别上也有一定的体现，并且更具复杂性。这样，宏观经济所呈现出的特征就不仅是由总供求之间的关系所导致，以上两大部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决定了宏观经济状态，如果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子市场力量较大，总体经济就呈现出偏冷态势，如果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子市场力量较大，就会从价格形成的源头上点燃经济过热的导火索，经济波动就再次以经济过热的形式显现出来。这样，市场经济经常存在的通货紧缩和计划经济经常存在的经济过热的交替出现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经济波动特征。
以上两种波动形态在中国已经有过展示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所引起的以价格总水平下降为特点的通货紧缩现象，曾经引发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形态是否已经转型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已经转向的讨论，这引导了我国世纪交替期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拉动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时期，在总体经济紧缩的背景下，上游行业投资过热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且在2002年后开始以房地产等资金、土地要素密集型产业的供不应求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带动了各种建材、能源等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宏观经济呈现出通货膨胀的趋势。
(二)转型期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
因为完全市场的基本假设，宏观经济学遵循总量性研究方法，认为因经济失衡而导致的波动是总供求关系对比的结果，宏观经济有供大于求、供小于求或供求平衡三种状态，考察的指标体系主要是Cpi、GDp增长率、自然失业率、投资率、货币增长率等，因此，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体，结构性问题也普遍存在，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60年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论敌。
显然，转型期中国的事实与完全市场的假定相去甚远，由于市场化程度在三次产业间及其内部、在上下游产业间、在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问的差别，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由于市场化程度推进不一，在我国总体经济内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市场和下游市场存在通货紧缩的因素，而在市场化推进较为缓慢的要素市场以及上游市场存在经济过热的因素，这两大市场成分则可能分别在内部形成局部紧缩或局部过热，与总体宏观经济表征出现背离。于是除了供过于求、供不应求以及供求均衡这三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之外，经济运行还可能表现出以下几种转型期不均衡态势，这使得以传统的总量指标在判断宏观经济状态时出现力所不逮。
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在现实中的表现十分明显，我们用1991--1999年间名义GDp构成和实际GDp构成的比较来说明我国通货紧缩的结构性特征。
从第二产业来看，1994年以后名义值的比重基本不变，但是实际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实际值比重大于名义值比重，说明第二产业实际供给不断增加，而同时价格水平下降，是竞争加剧、供过于求的表现；第三产业的情况与第二产业恰恰相反，名义值比重大于实际值比重，前者在1996年经历了一个低谷后开始上升，但是后者上升则缓慢得多，说明第三产业供给增加幅度较小，价格上升明显，是供不应求的表现。因此，第二产业价格下跌成为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
(三)转型期价格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总体价格水平上升有限的特征
市场价格指标体系传达了不同环节的价格状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是同质的，不存在结构性问题，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价格传导在最终环节体现出来，总体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可以作为物价总指数。在转型经济下，投资旺盛直接导致对于投资环节的生产资料的需求旺盛，并相应推动了燃料、能源和动力的需求，基础产业和基础材料供给紧张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并带动了这一领域价格指数——例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的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尤其是在基础产业部分价格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沿用下来的成本定价法的情况下，更进一步抬高了这一环节的价格水平。
而下游产业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竞争加剧背景下厂商致力于改进制度、技术以占领市场，因此，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不复可能，供过于求成为经常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厂商致力于压低成本、降低价格，因此，上游的投资过热导致的价格上涨对于下游产品的价格影响力大大减小，基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价格传导机制在这里出现失灵，表现为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的特点。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既有别于计划成分占比例较大的体制转型初期的宏观经济表象，同时又有别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表征：一方面是投资过热、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以往其结果必然是总体的经济过热，另一方面其他产业一般表现为供过于求；一方面是上游价格迅速上升，另一方面总体价格上升缓慢。这种结果导致市场价格出现失真，形成假性的资源配置信号，造成资源的非有效配置，相应的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出现了经济过热，以及是否应该采取紧缩的措施与以往相比显现了难度。
例如，长期以来我国上下游价格指数之间传导关系的滞后期上的规律性一般表现为，Cpi滞后3--6个月，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相关性最大；Cpi与生活资料价格指数相关程度密切且基本没有时滞；Cpi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相关性最高的月份是滞后12个月；Cpi与原材料、燃料购进价格指数滞后12--15个月，相关性最大。不同价格指数之间，高度相关时段大体为3个月左右，随之相关度逐渐衰减。但是随着市场推进程度差异的日益显现，这种相关性正在发生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2003年以来，从传导时滞上看，生活资料出厂价比生产资料出厂价滞后约1年零3个月；加工工业出厂价比采掘业出厂价和原材料加工业出厂价滞后约12个月；一般日用品出厂价比加工工业出厂价滞后约6个月；耐用消费品比加工工业出厂价时滞更长；从传导程度上看，上游生产资料与下游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传导过程较弱，生产资料向生活资料传导程度减弱，其中尤其是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到一般日用消费品价格的传导能力大幅度减弱。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6
1证券市场的税制制度的讨论
我国目前现行证券市场的税制制度中税种的主要内容包括:证券所得税、股票交易印花税、证券营业税以及其他税种。首先，证券所得税的主要内容指的是证券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所征的所得税，是以股息和红利所得作为征税对象而得的税收，对个人投资者按照国际上标准规定对个人的红利收入按照20%税率进行征税。证券所得税的主要内容指得一是对个人投资者的各种资本利得不征所得税，对证券市场活动的股息按规定的20%征税;二是对于国内企业，股票转让净所得并入企业的应税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股利实行抵免法，但债券的利息收入需计入应税所得;三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股票转让净收益须并入应税所得。股票交易印花税也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历程，是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交易过程中而发生的一种税制。之所以要对股票征收印花税其主要目的在于股票印花税作为普通印花税的一种，是对股票交易进行征税。产生印花税的首要目的是因为在证券交易的过程中往往以目前的税制制度无法做到对其进行征收。对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征收印花税是为了鼓励证券投资者能够长期持有股票，国外常常对股票买卖双方实行差别税率。总而言之，对股票征收印花税目的在于:一是作为普通印花税的一种对股票交易进行征税;二是在股票交易所得税难以征收的情况下，以印花税作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替代税种;三是印花税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是专门针对证券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活动而征收的一种税，通常也是国家经济监管部门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调控证券市场走向的一项直接政策工具。证券营业税是对证券市场过程中涉及的对“金融保险业”项目所征收的一种税种。证券市场中的其他税制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税制制度建设尚未完善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实现突破。
2我国证券市场税制制度存在的缺陷
根据相关证券市场工作人员以及对应的部门机关人员的反映，在证券市场的税收征收过程中涉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二次征税的问题。重复征税指的国家对同一征税对象征收多种税或多次征税。具体地说，重复征税也被称为二次征税具体指的是对一次证券交易活动进行两次征税，在证券市场中的重复征税具体表现在股东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是从扣除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中支付的，而个人所得的利息还要再次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此项双重纳税是目前证券市场中的税制制度缺陷最明显的一点。虽然这种弊端在目前的证券市场中显而易见，但是对于这个弊端并没有相应的专业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二是个人的征税负担过重。由于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从业人员逐渐转到证券行业。同时也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也投入到证券市场中，因此保证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和保证其较可观的利润来源是相应监管部门应付出最大努力所应该做的事。税率过高不仅会损害投资人的切身利益，还会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发生动荡，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市场的正常运转带来严重的危机。三是缺乏相应的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以及税收行为的监督。证券市场和与之对应的税制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应的各项制度都没有得到完善。尽管我国也存在对证券市场的税收过程的监管部门，但是由于各项制度的不完善，监管部门在监管的内容、监管的技术、监管的力度以及腐败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差错。因此，要切实保证各个参与证券市场的个体的根本利益，对其税收过程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3证券市场交易与税制建设未来发展的讨论
首先在证券市场的税制制度的管理中要做到的是降低税收过程中的重大负担。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降低税率有助于更多的人员加入到证券市场，也有助于各个证券公司的发展。一旦证券市场得到充分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市场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给我国的市场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可以发展更多的工作岗位。因此，证券市场中税率的降低，应该要引起国家经济监管部门的注意，通过经济监管的各个部门的稳步实施策略来实现对税率的一步步地控制。其次，解决重复征税问题这一弊端，一直以来都是税制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需要有相关的监管部门对这个工作进行监督和督促，真正实现证券市场中的税制制度的改善和我国整个税制制度的完善。所以，国家需要设立专门的部门对税制使得的合理化进行讨论和实施改革工作，希望这一点可以早日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对于对证券市场中的税制制度的监管问题的解决需要注意和关注的方面就更多。首先就是要设立具有明确职责的相关部门并明确和确立他们具体的监管的作用。在各个不同部门设立和各项职责关系确立之后，监管部门要保证其履行其职责。对于监管部门内部的协调发展以及可能会存在的腐败问题国家也应得到相应的重视。
4结论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税制制度的改革是刻不容缓之事，本文针对税制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随着我国在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的步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证券市场涉及的税制制度会得到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李孟雯．论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完善［J］．科技资讯，2010，29．
［2］阳朔，杨春亮．关于我国证券市场税制建设的几点思考［J］．统计与咨询，2009，4．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7
关键词：网络经济 网络外部性 标准化 进入壁垒
新经济下的产业以很大范围产出上的平均成本递减、相对于新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可以获得的融资而言不算太大的资本投入、非常高的创新率、迅速而频繁的进入和退出、消费的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满足这些特征，要求在标准设定方面实行垄断或者企业间的合作，纵向一体化在新经济中往往更为普遥。而这些特征都把新经济推向垄断，同时也推向竞争。
一、新经济条件下垄断市场的形成
1.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和需求方规模经济
网络外部性作为新经济最基本特征，是指某一信息产品对一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产品或者可兼容产品用户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因用户数目增加而增加效用是产品的直接外部性，而由于用户数目的增加导致更多互补产品供给而实现效用增加则是产品的间接外部性。网络外部性是网络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一种规模经济。产生于市场需求，是一种需求方规模经济。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某一特定网络产品用户越多，该产品具有的价值越大，从而吸引更多用户，由此形成网络扩张的正反馈效应。在此效应作用下，信息产品市场迅速扩张，市场占有份额提高，市场垄断性加强，可能形成独家垄断性市场结构。
而工业经济下亦存在的正反馈效应，也有规模经济效应。但是这种来自供应方规模经济导致的正反馈效应，在产品达到一定产量便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负反馈将发挥支配作用。因此旧工业经济时代，厂商很难将规模扩大到垄断整个市场的地步，单个公司主宰市场的现象难以出现。2.兼容性与标准化竞争
产品的兼容性指一个“系统”中两种组件结合并工作的能力。两种产品结合并共同提供服务但没有成本时，就说是兼容的。这种产品之间的兼容性程度直接影响网络规模大笑，从而影响产品的应用速度和市场地位。如果产品兼容，拥有的网络价值相同，以成本竞争优势地位。但是如果产品之间不兼容，而网络外部性较强，如果厂商采取先发优势进入市场并形成行业标准，在正反馈效应作用下，可以获取巨大的超额利和市场控制力，甚至垄断市场。由于标准选择中的锁定效应，使得信息市场中，消费者预期对产品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在信息市场上，新生产品想要进入时，除了自身技术优势，还要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差异化竞争等手段来积极引导消费者，通过正反馈效应来形成和扩大市场垄断地位。
3.产品或市场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是导致市场垄断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市场上，先入者的技术标准构筑起后入者的市场进入壁垒，从而导致市场垄断。归根结底是因为信息产品的网络外部性。从网络外部性和消费者惰性产生的锁定效应来看，消费者是进入壁垒的设立者，虽然并非自己选择。但是，信息市场上，技术创新是动态过程，创新而带来竞争的持续不断，竞争可以打破垄断形成新的垄断，技术标准也会不断更新。这些竞争围绕技术标准化展开，先入方用作进入壁垒的技术标准成为后来者进入市场的障碍，竞争也就以此为关键，由此，信息技术不断被替代和升级，也出现了网络经济时代垄断的一方面特征:高竞争和高更替。
4.知识产权和专利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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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知识产权是为了鼓励知识产品生产而授予知识产品生产者的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对促进技术持续创新十分必要。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己经如此。企业是要从创新的利润中汲取创新动力的。而利润才通过发明专利加以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理垄断。在新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效应更使得企业在信息技术快速变化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一定市场垄断性。比如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市场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二、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市场的特征
1.垄断市场的技术性
新经济时代的竞争主要是技术创新的竞争，技术垄断是企业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由于有知识产权和专利法的保护，技术的不断扩散和难以仿制的特点，创新企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技术垄断，对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这和旧的工业经济时代不同，工业经济时代影响竞争的决定因素在于资本，企业只有拥有足够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在竞争中胜出。因此，竞争的积累主要是资本积累的竞争，垄断的企业多是资本雄厚的大企业。而网络经济时代占有市场垄断地位并不一定开始都是大企业，垄断地位不能单凭市场份额来判断。
2.垄断市场的易变性
在新经济时代，垄断是以技术为主导的垄断，技术创新是形成市场垄断的关键性因素。由于创新技术的不易性和进入壁垒，以及知识产权和专利法的保护，再结合信息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较强的优势和稳定的市场垄断地位。一浪高过一浪的创新活动也使得信息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使得新经济下的垄断具有很强的世时期性和脆弱性，更是暂时性的垄断。新经济下的市场垄断稳定性和变动性并存，造成了整个市场的易变性。
3.垄断市场的竞争性
新经济下垄断与竞争的关系特征也发生了不同于旧工业经济时代的变化。不复是交替性关系态势，而一定程度上互为强化。伴随着技术创新速度加快，技术产品生命周期虽短，创新频率提高。另外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减小创新的障碍，所以信息市场，垄断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比尔·盖茨就已在警告员工，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而竞争和垄断之间呈现了交替性，并互相激发。4.垄断市场的合作性
旧工业经济时代也存在企业之间合作，但多以价格和产量的合谋形式存在，损害了消费者福利而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在新经济中，企业合作大大加强。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合作的价值更大。另外，消费者导向的市场之形成也成为企业合作的必须选择。此外，网络技术为企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交流条件。新经济时代因产品技术性和开发风险的提高，封闭式创新模式已不再适用。
5.垄断市场的全球性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新闻传播业；跨越式发展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40年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我国确立已久。市场经济体制由最初确立，到不断的发展，现已经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精神以及发展规律，已经为人们所认知和掌握。在新的时代和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迎来深入发展的新机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业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实现新闻传播业的跨越式发展应当遵循以下思路：首先明确市场经济背景下新闻传播业实现转变发展理念的必要性，其次明确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之上，新闻传播业应当明确新闻传播业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路径。
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的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所谓市场经济，是指市场运行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决定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是世界上多数所采纳的一种经济制度。从具体分类来看，市场经济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市场经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我国，是我国对世界市场经济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鲜明的规律和特征：首先，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既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规律。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市场经济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市场在生产生活资料的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大多数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易均是通过市场交换所实现的，因而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亦与市场产生紧密联系。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者进而获得决定生产产品数量、种类以及产品定价的自主决定权。生产企业的生产自主性受到一定的尊重；二是政府在经济运行及发展过程中仅仅起到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等监管者和服务者的作用，其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具体运行。市场经济的这一特征与计划经济体制截然相反，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国家计划作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国家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决定性作用表现为国家对于具体具体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品种、数量予以实现限定，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执行这一生产计划，其自身没有决定生产及生活资料的自主决定权。这种情况下，市场在计划机制体制下没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进而难以形成。其次，我国的市场经济又具有我国的自身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特征在于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这种公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有制的经济运行模式决定了我国采取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公有制特征。公有制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遵循市场在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规律同时，政府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依然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实现其对经济运行与发展的适当干预与指导，以纠正市场在“失灵”。如此一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的特点。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9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要义
把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要认识它的特殊规律。对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邓小平提供了重要思路。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坚持党的领导。总体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个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同上）
历史和现实表明，市场经济总是依附于并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它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曾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但也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不可克服的弊端。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将会带来生产力更高的发展，并能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缺陷。之所以会有这个优势，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社会主义最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有坚强组织系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完善，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完善及其优越性的发挥。
完整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这一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服务。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一个要义。
总结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当然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决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特殊要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定受政治方向的规导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整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等各个方面，有其特有的经济基础。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有适应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说：“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同上）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发展和巩固，也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四个坚持”包括党的领导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属于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属于交换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必须服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要求，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服务于以先富带共富的宗旨。若是离开了整体要求，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必然改变自身的性质，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纯经济问题，怎么与政治扯在一起？有的学者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这是违背常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商品经济都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列宁在20世纪初就指出，商品经济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市场经济也是有领导者的，属于阶级利益的政治是决定其性质的重要因素。美国参议员伯尔・桑德斯说过：“有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引自《人民日报》2015年7月26日）大金融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控制着美国的市场。而且凡是实行“纯”市场经济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发达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也会受到很大牵连，有的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的一年到头陷入竞选争票的循环圈中，动乱不休，冲击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有固有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对内保护大垄断资本的利益，形成两极分化;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垄断，同时动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经济制裁（可谓经济领域中的政治战争），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研究“中国模式”，却不得“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要领。只感悟种种现象，很难有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整体自觉。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自发产生和完善的客观规律，必须依靠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党的领导来完成这一伟大进程。而运用好市场这一“手段”，正是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服务的。所以，坚持党的领导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体性规律所决定的。
三、“两只手”协同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市场经济并非只有市场机制一只“无形的手”自发调节。它必须与“有形的手”即政府作用相配合。这就是“两只手”的协同。而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能使之协同得好，这就要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只要一只“无形的手”，认为它具有解决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中一切问题的“自组织”功能，其结果造成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经济波动，甚至造成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上世纪30年代中期，有了罗斯福新政的经验和凯恩斯的“经济学革命”，产生了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利用财政、金融改革，增加有效需求，熨平经济波动，就是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但因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扭曲市场），在实践中有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结果上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滞胀并发症（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互相作用）。于是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并成为统治世界的政治性“意识形态”。上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使得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灾难，直到新自由主义始作俑者的美英等国发生国际金融风暴。这表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必须用好“两只手”，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真正使“两只手”协同。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走向另一个极端，取消、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举措虽然在特定的时期产生了很大的激发功能，但由于体制的僵化，使得经济关系不协调，甚至畸形化，缺少活力，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其虽然有共产党的领导，却由于还不能够驾驭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生产社会化运行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做法，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协同运用的有效机制。经过30多年的探索，使之日臻完善，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带到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功效。可见，没有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就会走上僵化的老路。
那么，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中如何才能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同志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谈治国理政》，第116、118页）党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面力量。这些论述进一步发挥和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的重要观点。
党的领导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于它的先进性和统一性，集政治、思想、组织等一系列优势于一身。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是通过政府发挥指导、协同功能。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又能矫正、弥补它的缺陷。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市场依法管理，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都是政府职能。即使是微观层次，有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也不能主要依靠市场，如生态文明建设、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最重要的也得靠政府职能。市场中的风险，也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规避和弥补。前一段时间，政府采用得当措施，有效化解了股市的风险，就是明显的例证。
四、惟有坚持党的领导方可深化改革、不断进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完善的进程。在中国，整个改革进程，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深化改革这一历史性系统工程便会停滞，或者走上邪路。这里可以举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例子。
1.实现市场、政府职能及其运行的法制化。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制的完善是其日臻成熟的标志。党的领导则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2.深化市场主体的改革。简政放权，何度为宜，要探索。国有企业和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业，都面临着通过深化改革、增强活力的任务，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如何通过内部的改革和外部环境的创造，增强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正确领导需要继续探索。而新自由主义也是在此事上大做文章，以深化改革为名把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鼓吹私有化，借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名，企图吞食、削弱、取消公有经济，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对大量的民营企业，怎样把支持与规导有机结合起来，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刚刚破题，实际上这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在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下积极探索。
3.完善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方式。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并继续深化。事实表明，这个结合释放了巨大活力，尤其进入新常态“三叠加”时期，使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也遇到新的挑战，需要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创新领导方式。
4.完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制。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开放性，因为市场与国际市场互相沟通、彼此影响交易和竞争领域十分广阔。国际市场仍然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一方面国际市场变数很多，另一方面垄断资本有意作祟，有很多风险和陷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发展、竞争制胜，就必须在扩大开放中有防风险、化冲击的机制和能力，把握开放的限度和方式，适应国际交易规则。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须加强和提高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进一步引导改革的深化。
5.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思想道德建设。辩证地看待市场经济，它存在鲜明的两重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突出地表现在思想道德领域，它一方面激发了人们参与竞争、敢于进取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一些不良的思想和行为有所泛滥。因为市场经济是逐利的经济，个人主义必然肆行，财富占有欲的驱使、“一切向钱看”、“一夜暴富”的念头和功利意识日益强盛;奉献、牺牲精神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压抑，一些违背道德的不良风气趁机流行，乃至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以致多年被消灭的东西死灰复燃。邓小平同志早就警示，开放之后蚊子苍蝇也会趁机进来，必须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党中央一直强调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现在看来，这项工作任重道远，尤其要警惕西方国家向我国推行的“街头政治”、“”。这个领域尤其要加强党的领导，以更大的力度和更新的形式发挥好我国的政治优势，而教育青年人树立正确价值观则更为重要。
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构建从严治党和加强领导的互动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活力之一，在于它本身有一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机制。这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长期艰苦磨砺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免疫系统，是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能否超越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如何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们党是一大考验。从现实分析，市场经济中的趋利冲动，资本势力对权力的诉求，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加上执政党许多新成员缺乏战争、劳动和艰苦环境的锻炼（很多人从校门到校门），为人民服务意识薄弱，就很容易在执政过程中被潜移默化俘获从而悄然变质，乃至形成某些利益集团。面对新的执政任务，全面从严治党与加强党的领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对自身建设的强化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职能，也是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领导的必备前提。所以，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从这一辩证关系出发，理解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成为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篇10
【关键词】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理念发展实施
一、相关概念的理论界定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是经济管理行为法律层面的范畴。其主要特征是经济管理行为受到法律的制约，并经过了法律的调整。经济管理的范围包含了国家对于经济财产事务的公共管理，同时也包含了对个人、家庭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实物管理。在文中主要论述公共经济管理和因社会化而导致内部关系外部化具有公性质的私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相关内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可以定义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非营利组织等公共部门对于国民经济实施管理的行为。其显著的特征是在管理过程中突出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理内容包含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实施、组织协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经济管理中发法律行为制度是为了保证国家对于经济管理行为的实施，是其管理的重要法律保障。因此在管理过程中，相关的法律制度要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根据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法律要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要能够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理念，作为在经理管理法律行为过程中的行动指南、行为标尺，最终形成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
（一）持续性特征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的首要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在此特种中要求法律管理行为能够兼顾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结合，避免各种短视行为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可续行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坚持以和谐型内涵作为基本的方向，可持续性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能够保证人类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不能够超越资源以及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能力。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持续性特征人类的经济体系与生态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生态体系较为稳定、变化较慢，而人类的经济体系则变化较快，呈现动态的基本特征。因此人类的经济发展要能够满足持续性的特征，保证不破坏生命支持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功能，人类活动的影响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和谐型特征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要能够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此基本特征下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不是能够对自然进行随机支配的主人，而应该更为关注自然界的独立意义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药能够给予自然充分的尊重，不能够安排超越自然承受能力，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要能够适应和谐性的要求，要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吸收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科学因素。
（三）系统性的特征
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发展的特征不是孤立的，在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中不能够存在孤立发展的观点，简单的方法也不能够解决经济管理中诸多复杂的问题。局部发展或者某一个方面的发展不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的经验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微观效益的方案对于经济整体发展都是不利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是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整体系统观念的体现。
三、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
（一）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是实施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手段，社会主要市场经济也是最有效率、最为成功的经济制度之一。但是市场不能够有效解决人类经济发展所有重要的问题，因此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市场可以实施有效的管理，纠正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正确走向，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其主要实现方案主要有反垄断、消除不正当竞争；采用税收、补贴及法律规制等各种手段，增加外部的收益和负外部的成本，使外部性内在化以及提供公共用品等，通过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主要体现的持续性、和谐性等方面的特征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群体之间能够协调运作，健康发展。因此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群体、不同阶层要能够保持一种共赢与和谐竞争的关系。公共利益的存在是个人利益存在的重要保证。个体的理性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缺乏合理的格局，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坚持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运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来纠正个人理性所导致的偏差，实现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和谐相处，达致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共赢。
四、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贯彻实施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能够倡导经济的绿色转型，要能够发展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保证经济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培育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对于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管理中要能够体现对于产业的地区合理布局、实现经济发展以及环境社会发展的协同效果，在进行相关制度的建立的社会要能够进行正确引导，避免避免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主管部门同时也可以通过财税管理手段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要能够建立稳定的资金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程进行合理的补助，并采用税收等行政手段对于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进行有差别的税率，提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关税税率，使得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引导的作用。最后还可以通过金融手段为循环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当前阶段，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急切需要进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进行绿色经济的转型。
五、结论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缺乏管理的机制下，市场的竞争以及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无序混乱的，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具有不利的影响。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可持续性、公平性以及整体性的特征，通过制度的建立实施，以管理的手段以及各种调控方案对经济发展进行正确引导，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史际春.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