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理论篇1
针对当前中国对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以下总结：
1．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学的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包括作者生平简介、个体文学的讲授和介绍、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讲解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拘于形式，没有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当今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师应着重注意学生的人格培养、情绪调适、意志培养、认知纠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2．在课外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给学生布置适量的课外任务以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和阅读、读书笔记、写作练习、撰写论文等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或是以心理健康为题让学生思考并创作论文，从而达到在课外学习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外与学生的相处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发展，尤其是师范类院校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会成为中小学教师，这关系到中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一名教师应具备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
4．正确认识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虽然很值得研究和学习，但也有其消极的内容。每个人在研究其内容时，对其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是忧愁伤感、忧国忧民，而古代文人在文字中也透露了自身的性格特点，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给学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使学生无意中开始模仿并形成这种忧患、多愁的性格。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教学思路，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此种情况，应及时对其进行教育，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以积极的心态来学习古代文学，客观了解古代文人的写作思想。
二、结束语
古代教育理论篇2
审美教育不仅是文学类课程的重要教学手段，更是其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审美教育应以当代化、以人为本为中心，以意境为主要载体，这样才能增加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活力，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当代化以人为本意境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的核心与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是分析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发展、繁荣与演变情况，具体包括经典作家与作品、文学流派及其艺术表现规律、文学运动与思潮、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旨在培养、提高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解读等综合能力。这些教学内容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一、认知维度，即要求学生掌握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迁现象相关的各种具体的文学知识；二、审美教育的维度，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对古典文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中净化和升华师生的精神和心灵，以促进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认知维度是审美教育实现的知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高尔基曾说：“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以同样的强度既作用于思想，又作用于感情。审美教育是美学在人们人生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审美功能的最终体现；在教育领域，审美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如何发挥我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和功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理念要实现当代化如何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
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化”问题，而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因为古代文学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自身的价值与目的。如果教学与研究目的是为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当今学生和读者的热爱，久而久之必然就会失去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的生命力。本课程目前的教学实践已经面临这一挑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性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教学教育手段的当代化，如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之价值取向与目标要当代化，要能有效应答学生和读者在当下现实中所面临种种困惑和不安，塑造他们的心灵，净化他们的情感，吁求理想人生境界。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古典文学的当代性价值如何实现这一命题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要求中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实现对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充分理解时代要求，发掘古代文学资源，并能运用后者来阐释时代命题。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下的时代困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匮乏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之异化、生态环境等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回应、介入这些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命题。在《诗经》中、在诸子百家散文中、在汉赋唐诗宋词中、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创造种种精美的意境中，充满着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特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有资源、有条件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之异化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有足够的文学及相关文化资源储存，可以大有作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对当代人们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该诗语言浅白通俗，但意境清新优美高远，颇具哲理性；诗人没有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话语与意境塑造了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的人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之本真存在”的向往与践行。孟浩然在《春晓》中描绘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具体内容与意境完全可以结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生态阐释。这样类似而又独特的诗句、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学生和读者就是在这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境界、审美中实现了生态教育，在对古典文学进行的审美享受中重塑、重建、重构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实现对时代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回应与介入；同时也实现古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当代化，实现了“古为今用”，展现古代文学的勃勃生命力。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之目的
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文学应该、必然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关注人的存在。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辅助方法或艺术效应，其本身就是实证和实现人的生存理想的重要途径。美育目的在于人本化，即美育既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同时也以人的生存为目的。当代审美教育观念充分肯定审美的人本主义取向，强调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整性是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尊重个性发展、促进个体的情感解放和精神自由作为审美教育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审美教育是为了促进“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审美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性、人格的完善是其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认为人按照其本质来说就是审美的，人的本质和审美本性在本体上具有统一性；主体（人）的审美状态时人的自由本质的充分体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和“自由地对待产品”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能处于审美状态，不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就是非人的存在。这样，美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更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历史成果；审美就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享受，而且是人的自由的类生活本身的特性，是人的自由生存的必要充分条件。
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也莫能概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如此充分如此优美精致地再现着古人的欢欣悲喜、忧伤困惑和豪迈豁达，如此形象生动地表达出古人的种种情绪与情愫。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可以窥探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着，生存着：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感受古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中体验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情怀；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中领略古人对生命的眷恋，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受古人的深沉与慷慨，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中体会古人的建功立业的豪迈，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想象古人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优美动人的意境中，读者、学生、当今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古人进行着对话，在体验古人情绪和生命的同时感受自己的人生。的确，审美教育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与实践，也不可能直接去创造美的环境，但能逐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建构美的心灵。以此为基础与前提，审美教育无疑会对读者（学生）的行为实践和人生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实现了以“以人为本”，以“以今人为本”；也就践行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让历史引领现在，让历史照亮未来。”
三.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审美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马克思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及艺术审美内在的含有政治与革命的潜能，其实质是强调通过艺术及其审美改造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感觉、情感、判断、认知等等，从而最终改变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艺术审美也势必内在的含有教育功能。但是必须要强调，虽然审美必然引发一定意义上的教育，但是教育并不一定就是审美。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要处理、把握好审美与教育的关系。文学审美要取得教育的实际效果，就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必须首先给予学生（读者）以美的享受和乐趣。审美愉悦和享受是文学艺术之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充分条件。很多学者都曾论述过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又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有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简练地把审美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归结为“寓教于乐”。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雄辩的目标是说服，历史的目标是教导，诗歌的目标是用移情动魄的文学教法042手段给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指出艺术作为教育的有益手段不是简单生硬的说教，“诗人、小说家、演员，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特别是当心灵本身舒展着迎受这震动的时候，就更准确有力地打动人心深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艺术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一再力量，越会迷失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本杰明也曾说：“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的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正确的。”所以，文学艺术的教育潜能也仅仅存在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即其文学性、审美感越强，其教育潜能才可能相应越强；反之亦然。文学审美教育具有人文性、感受性、情感性、直观性、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审美教育不是像德育那样以“概念”、“逻辑”进行“分析”、“推导”、“说理”、“说教”，而是通过诗人创造的种种美的形象、意境，潜移默化，渗透于人的感官和情感，在感觉、想象、体验中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的心理和喜好，从而实现文学艺术审美的教育功能。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审美教育实践的基础在于师生要充分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了解、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等），认知、体会其文学表现形态的华夏民族古典特色，包括传统的文学观点（言志说、虚静说、文以气为主、赋比兴、文已尽而意有余、神思说、缘情说、妙悟说），古汉字的象形特点和古汉语音韵独特表现（双声叠韵对仗押韵等）。在中国先人所创造的富有感情的富于声律辞采美的古典语言形态中，在美的享受和愉悦中，在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意境中充分实现其潜在的教育功能。四.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特有的审美教育载体“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最高范畴，是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概念，深得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滋养，是古代先贤以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论把握。一般认为，“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等方面，是艺术辩证法的充分体现。它的更为空灵与高妙的美学意蕴则是将有限的生命境遇与无限的宇宙图景相互交融。从汉朝的刘勰，到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再到宋代严羽，清代王夫之、王士祯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丰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直至近代，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完成了古典美学已经论的探讨，提出了理论化的意境论。中国古代诗人无不在创作、欣赏中鲜明地体现出对意境的审美追求，并在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中显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人之思和诗化的感觉方式。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一般不提倡激烈感情的直接流露，而强调情感必须通过可以感知的对象（景）呈现出来，使情成体，化无形为有形，将作者情感渗透在、弥漫在、投射在景物上，使率直表露的情感变得含蓄蕴藉，并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召唤着读者，激发他们的直觉、想象、情感，读者可以把玩无极，回味无穷，即所谓“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一切景语皆成情语。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但“意”中必含有情，情是已经的基本要素，无情不能成意境。杜甫在其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中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意境。诗中写景与抒情结合完美，真正做到了情境交融的效果。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天地和世界，自然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景、物、事、人等综合构成的“境”，和作者所要表达之“意”浑然一体，含蓄而又强烈地表现出作者对于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前人曾云：“古人卫士，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春望》被后世认为是表达“国破家亡”悲愤忧伤之情的典型意境，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经典之作。
四、总结
总之，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抓手。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认为文学审美教育具有突出的形象性、体验性、情感化、生动化等特征；而意境所具有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正契合了这一要求，使得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打动学生、感染学生，潜移默化，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意境使得相应的文学审美教育在实践过程达到了较为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古代教育理论篇3
[论文摘要]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课程特点，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并保持大学课程应该具有的开放、多元、学术、个性等特色。
高校中文师范专业担负着为基础语文教育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重任，但今天高校师范专业在教学上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对基础教育的漠视。笔者在近两年指导中学教育实习中发现大学教师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课程结构、教材建设等方面都与中学语文教育的新理念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直接的反映就是毕业生在教育实习阶段进入中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实习单位提出毕业生自身的专业素养、知识结构都有待提高，否则难以适应中学语文课改的进程。这对高校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适应基础教育发展趋势，深化高等中文师范专业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新制订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语文课的改革都明显地更为强调对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传承，扩大了古代作品在课文中的比例，然而笔者在中学指导实习期间，通过和学生交流、课堂听课等方式对银川几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古代作品的教学情况进行了相关了解，从采集的信息看，古代作品的教学存在较多的困难。部分教师自身古代文化知识储备欠缺、对诗词歌赋的鉴赏停留在一般的、表层的知识讲授上，而对其蕴含的丰富的文学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以及创作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等挖掘很少，这就导致学生对古诗文认识不深入、不到位，无法真正领悟其所蕴含的深刻的人文情怀，同时由于古代作品时代久远，使得学生在理解上有距离感，觉得难学甚至学不懂，长期下来，学生失去学习古代作品的兴趣和信心。最直观的反映就是测验卷面上涉及古代知识的题型失分较多。这种情况一定程度表明了担负着中学语文教师职前培养使命的高校中文师范专业在整体上与中学教育是脱节的，培养的语文师资还远未达到基础教育方兴未艾的课改的新要求。因此，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如何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课程特点，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如何把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宁夏语文基础教育的现状很好的结合，都将成为古代文学教研室课程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讲授的高校教师，笔者认为，大学师范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在改革中必须从教育理念、教学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
针对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实践的需要，高师古代文学教学的改革在内容上必须从知识层面、素质层面、审美层面及理论层面都做相应的调整。以宁夏大学为例，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分为四段:即先秦两汉段、魏晋隋唐段、宋元段、明清段，在教学中把《中国文学史》与《历代文学作品选》结合起来，但该课程自身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就是在有限的课时里，如何让学生把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学、如何让学生理解众多的经典名作，实是一件捉襟见肘的事情。以至于长久以来教学中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社会背景、作者生平加作品分析的“文学史模式”，忽略了古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主讲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把重点用于讲清文学发展的脉络、形制特点、作家贡献、文学主张、文学现象上。而对学生的鉴赏评介，审美和领悟作品的能力以及对其阅读范围、知识的整体储备等等的检查较为忽略，这就使得毕业生走入中学岗位后自身的文化底蕴薄弱，在实践教学中困难重重。就此，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教学环境下，合理的分配教学内容是该课程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根据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把教学重点做适当调整，例如先秦两汉文学把重点倾向于对学生古汉语基本功底，原典阅读能力的培养上;魏晋隋唐文学继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同时侧重学生对文学自觉地阐释和理解;宋元文学更多的强调学生诵读能力、鉴赏审美能力;明清文学倾向于较广的阅读面，加强学生作品形象分析能力。与此相对应，教师可在古代散文的教学中形成文史结合，严谨扎实，重视史料的教学风格;在诗词歌赋文学中形成审美、吟咏讲解的教学风格;在小说戏剧的教学中形成知人论世、人物分析的教学风格等等，这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学时数不足导致人才培养上的不利影响，缓解了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缺失导致其走入中学工作实践后和语文新课改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是构成文学的四要素。传统的大学教学还是中学教学只侧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以及作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在涉及读者时，则仅仅注意到作品对读者的教育作用，而对读者(学生)是否接受作品或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和理解作品，是不够重视的。接受美学认为，作家写出作品只是完成了文学活动的一个部分，作品本身并不产生意义。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读者的阅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要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置于文学研究的首要地位，充分承认读者对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创造性作用，这一理论已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中学新的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中说的“具有独立阅读能力”、“教学建议”说的“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其主要体现的就是在阅读教学中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而这一教育理念也符合文学活动的本质，所以完全适用于大学及中学的教学。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在整体教学改革上提出“四环节”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中贯穿“讲授—讨论—论文—阅读”四个环节，改变以往单一的讲授型教学方式，把教学主体转移到学生上，学生通过老师的讲授获得专业的知识，通过课堂讨论锻炼自身的表达、理解能力，通过小论文的形式加强其书面写作水平，通过阅读相关的参考书目拓宽知识层面、提升其对文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最终目的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希望通过这种改革，培养出适应21世纪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这种创新型的人才的培养目标显然也完全符合接受美学理论提出读者对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具有的创造性作用这一文学命题，符合“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的教育理念。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中更应遵循这样的教育理念，在教学中让各类体裁所承载的有效知识交互使用，相互辅助和映衬，促使学生分析知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知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知识的边缘性和内涵性，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探究、思索、感悟、再造的空间，从而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趋势。
值得说明的是，笔者提倡高校中文师范专业古代文学的教学面向基础教育，绝不意味着将大学教育等同于基础教育。我们甚至需要警惕中学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对大学教育的干扰，拒绝教学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在面向基础教育的同时，始终保持大学课程应该具有的开放、多元、学术、个性等特色。
[参考文献]
古代教育理论篇4
关键词：“兴趣点”；兴趣教学理论；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在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丰富人文底蕴诸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新的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要求下，古代文学教学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古代文学跟现代社会的巨大时代距离，导致学生产生隔膜与疏离感，古代文学根底普遍薄弱。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学课时锐减、要求降低、教学过程流于表面、手段滞后、课堂枯燥乏味等多方面因素使学生兴趣减退。如何摆脱古代文学教学困境，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突破口在哪里？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刻地指出了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教育的目的除了使学习者获取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能力，而获取知识、培养能力的强大推动力就是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者一旦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以学习为乐事，这样既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又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实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对此，爱因斯坦做出了一个更精辟、更简洁的结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关于兴趣与教学的关系问题，历史上许多著名教育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兴趣教学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誉为“教育科学之父”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他最早对“兴趣”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兴趣是“心理上的积极活动”，是“人的意识的内在动力”，兴趣意味着主动性，代表着“智力追求的能量”。赫尔巴特将兴趣视为教学的教育性实现的重要因素，将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作为教学的直接目的，特别强调教师必须激发学生各方面的兴趣和感受性。“兴趣说”是赫尔巴特为广大教育者指点迷津的一盏明灯，是帮助教育者理解其教学论的一条红线。
另一位对“兴趣说”给予特别重视的是美国教育家杜威。他将兴趣视为教学的基本原则，视为“儿童成长能力的信号”。他提出：“兴趣是求知的动力，是个体主动认知、探索某种事物的积极心理倾向和主动情绪反应。”教育者首先应该准确把握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以此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其次，教材本身也要能引起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教材的编写和选择应符合学习者的身心特点，这样学习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赫尔巴特和杜威都强调兴趣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差异在于前者主要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强调兴趣教学要以教师为中心；后者主要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提倡兴趣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兴趣教学”，不仅要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兴趣，还要发掘教育材料和媒介（课程）的兴趣点。具体到古代文学的教学，要想从当前的教学困境中实现“突围”，“兴趣点教学”不失为一条可取之路。
本文的“兴趣点教学”是相对于“知识点教学”而提出的，长期以来的教学理念无一例外的都是突出知识点的学习。以知识点为主线开展教学，有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学科知识框架。如，古代文学的教学就是以朝代顺序为经线，作家作品为纬线，经纬交织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点网络，学生通过知识点的学习能清晰掌握各朝代的文学常识、代表作家、典范作品、文学流派和思潮。但“知识点教学”模式讲究按部就班、环环相扣，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多是被动地听讲接受，而且由于追求知识点的完整性，课堂教学节奏很快，部分基础一般的学生一旦跟不上教学的节拍就会被落在后面，进而产生排斥感，害怕对知识的学习，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兴趣点教学”最大的特点是把培养学生对知识感兴趣作为教学的第一要务，以兴趣为载体，引导学生完成对知识的学习。传授知识是目的，引发兴趣是载体，寻找和把握“兴趣点”是关键。这里的“兴趣点”重点关注三个层面：（1）学生的兴趣点；（2）教师的兴趣点；（3）课程的兴趣点。
所谓教师的兴趣点是指教师对所讲的古代文学课程要有浓厚的兴趣，通过授课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和乐趣。所谓课程的兴趣点，是指教师在深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挖掘古代文学课程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地方（如古典诗词），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谓学生的兴趣点，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而不是被其他无关的因素干扰。三者之间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和组织作用，课程则是联系二者的桥梁。
总之，关注“兴趣点”就是回归教育的原点。在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基于兴趣理论的“兴趣点”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努力构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新型教学模式，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思路。
参考文献：
古代教育理论篇5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古代教育理论篇6
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大背景下，应该重视对古代文学传统课程改革，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现状、阐释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并拟从课程理论、培养创新型人才、尝试mooC化教学等三方面探讨改革举措。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课程理论;mooC教学
一、当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现状
1．重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而缺乏课程改革理念和目标
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方面许多都是专注于探讨教学方法手段上的改革。长期以来讲授法主导着古代文学的课堂，确实对学生整体把握知识和系统化学习有帮助，但单一和过度地使用容易导致课程变得枯燥反而会影响学习效果。而学者们已认识到单一讲授法的不足，认为教学方法应该多元化和灵活化，很多高校已经在践行各种教学法并取得一定效果。例如，普遍地使用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以声光画形式感染学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课程综合感染力;另外，情境体验法、任务法、阅读法以及多种教学法结合等实践尝试也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但在古代文学课上，许多教师也采取了一些手段，却不知如何着手，也没有太多地去做理论探究，即“怎么做和为什么”，因此，教师对课程理论研究的欠缺势必影响了课程改革的深度拓展。
2．缩减课程理论学时，注重实训技能的培养，但缺少具体的实训手段
随着大学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课时被不断缩减。原来古代文学课程一般设为两年四个学期完成，它的总学时约为300～320学时，而每学期约是72～80学时。据了解很多大学已把这门课总学时压缩到230～260学时，每学期课时由72学时缩减到58～68学时不等，甚至可能还会缩减。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训技能，不少大学还把部分理论学时转为实践学时，给学生增加了约2～4的实践学时。从业教师虽然知道实训技能培养的重要性，但是具体怎么去做就很模糊，而且课程本身实践性也不强，教师往往用观看影片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以说实训技能培养效果不佳。
3．重视作品文本学习，强化国学经典诵读，但实施效果不佳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主要是学习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作品，但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呈现出偏重文学史的理论学习而忽视对具体作品分析的倾向。目前古代文学课程已经逐渐开始向文本分析倾斜，甚至加重作品学习在课程中占有的比例。各高校也纷纷成立国学院或设立基地以开展国学教育，尤其是重视国学经典作品的诵读。例如，围绕着国学经典作品，大学开展阅读主题活动或让任课教师列出必读书目，将结果记入平时成绩，以此来鼓励督促学生阅读和传播经典文化。从实施情况来看，学生对古代作品文本的学习有所改善，比如唐宋诗词诵读实践已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一些学生阅读主动性不强，为了检查和平时成绩应付了事，笔记报告抄袭现象比较严重，这就导致有些作品的阅读还是流于形式，实行效果一般。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
1．是解决存在问题，优化课程实效的需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是探讨教学方法手段方面的改革较多而忽视课程理念的研究。第二是课程的学习观念以及人才培养目标滞后迫切需要转变。第三是课程改革的有些举措的确有效果，但尚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实效。如，在课时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古代文学课学时减少和教学内容繁多的矛盾。另外，有人提倡古代文学课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但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还有人提倡古代文学课实行mooC教学，当前我国的一些重点大学部分课程已纷纷加入mooC平台开始实行mooC教学，但普通大学则较少加入。
2．是适应社会变革发展，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世界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竞争可以说是未来综合国力竞争，高等教育改革也就成了全球关注的热点，而课程改革更是高教改革的重点，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古代文学课程也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增强课程竞争力。“世界某些发达国家大学课程改革的趋势主要是通才教育、学科整合、探究式学习、课程模式四方面”［1］，而我国现正经历着发达国家经历过的课程改革，大学课程改革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如，高校压缩课时和增加课程门数的做法就体现了通才教育和学科综合化倾向。另外，科技的进步也使人类以前一些悬疑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样一来课程内容就需要相应地变化。
3．是传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需要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为了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国民修养，当今社会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文化熏陶。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优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开启民智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这门课程没能发挥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应有作用，而随着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课程也需要由知识教育变为道德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
三、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进一步改革的措施
1．强化课程理论研究，指导课程改革
教师应该重视课程理论研究，因为它往往直接关系着课程的改革方向。为指导古代文学课程建设，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底蕴，更需要研究课程理论以便开展前瞻性的探索。如，一直以来课程建设中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手段等都来源于现代课程理论中的泰勒原理。泰勒原理提出了课程开发的4个基本问题即确定教育目标、选择教育经验、组织教育经验、评价教育经验等，认可教师的权威性和强调课程对教育目的的实现程度以及用量化方式评价课程结果，这适应了当时社会条件和外部环境，有一定合理性和研究价值。而近年来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提出“4R”课程理论，即“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和“严密性”，他强调课程的开放性、参与性、反思性和师生平等性以及反对定量的评价。他书中指出现代课程体系有不利于学生的自由探索与创造性学习和压抑学生个性的缺陷。当前学者在课程改革中提出的“以学生为本”、“开放式教学”、多元化成绩评价和“过程教学”等都基于多尔的“4R”理论的影响。
2．构建新型学习观，深化课程改革
世界各大学都很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新型学习观的树立，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要深化课程改革有必要构建新型学习观。新型学习观指的是探究式学习观，它在课程中主要体现在阐释和审美方式的运用，同时注重学习对象的反思和体悟，课堂表现为学生负责查找使用资料来分析解决问题和教师做适当点评。探究式学习有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大学生课题项目、顶点课程和研讨班课程等形式，把课堂变成是基于问题的学习，使大学生能主动去学习、实践和应用。探究式学习现已成为国外一些大学课程教学的重要方式。博伊本科教育委员会提出，“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确定一种新的学习观———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对于本科生而言，学习是基于导师指导下的发现而非信息的传递……要把视学生为知识接受者的教育文化转变为视学生为知识探究者的学习文化。博伊报告建议是:一年级学生应参加为其开设的研讨班，进行大量的写作练习，开展合作学习，新生的教学计划应该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和研究性。至于中高年级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则把研究与实习结合进来，或参与教师项目研究。”［2］
3．尝试mooC化教学，完善课程改革
mooC是massiveopenonlinecourses的简称，它的中文翻译是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2012年美国顶尖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平台，在网上提供免费课程，给更多学生提供了系统学习的可能，这是mooC的开始。2015到现在mooC在中国发展很快也很受欢迎，加入它的大学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它无强制的特质也导致了辍学率较高，不能完全替代课堂教学。为了探索课程改革和拓宽教学模式，普通大学可尝试课堂教学与mooC结合。古代文学课程也可进行mooC的教学实验，因为mooC能实现更便捷地与其他学科交流和更迅速地了解学科前沿问题，能为古代文学课程改革输入了新理念、新资源、新操作空间，使各国学生成为世界顶级学府的学生并能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交流文化思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mooC还符合多尔的后现代课程的理念，因为它使教师从单一的文学知识传授者变为导学者和助学者，更强调过程学习和培养学生的研究分析能力。当然，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一些有效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国学经典诵读问题。除唐诗宋词外，大学生对古代小说戏曲的阅读基本是空白，多数人只看过影视剧像《史记》《三国演义》等。学生不爱阅读与功利的社会风气以及学生的自律性有关，但教师检查不严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为解决严格检查阅读和检查时间有限矛盾，大学可参考普通话机测办法让系统自动评分来节省了人力时间。又如，关于缩减课时后的古代文学课怎样完成丰富的教学内容问题，可采用课内学习和课外自学自由组合的方式解决。为解决古代文学课实训技能培养效果不佳问题，教师可围绕当今发生的实际问题与古人展开交流，从而进行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总之，为了能不断培养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综合性人才，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作者：梁红黄儒敏单位：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古代教育理论篇7
关键词：音乐教育六艺儒家思想乐致传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她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音乐教育活动作为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具大作用，而且在今天将更加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不过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因为，人所追求的目的，应该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所确定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种目标。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活动，看作是人类追求实现自我完善的构想的目标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生发展历史作粗略考察。因为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应当是进一步从历史中接受启发，并对其合理思想加以发挥，以为今天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需要。”②
远古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是怎样的存在形式，我们今人已无法准确地考察。因为时隔久远、扑朔迷离，很难一言以蔽之。但依据现存的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可进行一些研究推测。根据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大概新石器时代就有可能产生最初的音乐教育行为。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从萌生、逐步定型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现存音乐文字资料中，有关音乐教育最早的记载，是五帝时期的“成均”之学，而“成均”之学又是以音乐教育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故可以说“成均”之学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源头。夏商时期，标志着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始。这个时期比较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保留了“成均”外，又有所谓“殷尚声”之说，并特设“瞽宗”这样新的音乐教育机构。不过，当时的礼乐内容偏重于祭祀、宗教、习礼方面的内容。
到了周代，虽说礼乐的应用范围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但却更注重伦理、礼制等政治思想方面的需求。西周时，其教育政策则是根据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提出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并以礼、乐、诗、书相辅，文艺的样式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乐”是与歌、舞、诗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时的统治者很重视礼、乐的教育作用，其音乐机构也是相当的庞大。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到周代初，已建立了音乐机构一大司乐。它的职能是音乐教育，承担着培养贵族子弟：世子、国子和学士的音乐教育任务，并按一定的学习程序进行。单从音乐教育方面看，大司乐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音乐学校，其设立的目的是配合礼乐制度，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此外，大司乐还有两个职能，一个是严格行政管理，另一个是音乐表演。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者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风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可见音乐教育在我国周代的教育中是一个基本的内容。
我国古代用以造就人才的教育科目中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驭)、书、数。文献中写道“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③及“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造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④然而，把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之一，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凭空制定的。这表明，一方面，音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乐器种类还是乐的理论，和乐的制度都是比较完善的，是取得较高成就的一种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很普遍，从天子、大夫、士的各种礼仪、飨宴等活动，到庶民欢庆丰收、农事乞雨、婚丧祭祀等事宜均用乐，可见它的存在对人们是多么的重要。由此来看，把音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也是必然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学术文化逐渐走出了贵族的圈子，扩大到下层中去，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儒家的音乐教育。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教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身教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实践先河。
孔子作为思想家，不仅表现在他对政治、教育、哲学、伦理学等知识领域的精通，而且也反映在他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实践上。他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乐教思想，主张礼乐并重，认为人格完善的境界，只有通过“乐”才能达到，所以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⑤的教育思想。他对音乐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对音乐的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音乐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他能唱歌、鼓瑟、弹琴、吹笙和击磐。“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⑥“孔子即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与笙歌”。⑦“子击磐于卫”⑧等，都记述了孔子的音乐实践活动。“子与人善歌，必使之反之，而后和之。”⑨另有，“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进矣。孔子曰，‘五巳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又问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又问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又问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⑩上文中“曲”与“数”指的是技术问题；“志”则指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却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由此可见，孔子的音乐实践是由技术而深入于精神，进而把握到这种精神，同时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实践活动的过程。因而，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也是以他音乐实践为前提的，故而进一步阐发了他的音乐教育主张。他认为音乐具有强大的政治作用和强化功能。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11”强调音乐有改善社会风俗的作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2他自己办学，弟子达三千人，在其教育中，音乐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说明孔子看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总之，孔子重视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最后达到由乐观政、知政以至治道的政治目的。
孔子之后，孟子和苟子是儒家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不但赞成孔子采用的教育科目，而且也认为音乐对于人的性情具有陶冶功能。孟子说：“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是可以也?恶可以，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13，与苟子的“语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14，夫乐者，乐也，人性之所不免也，故不能无乐”15等主张都表明了他们对音乐教育的基本看法。总起来看，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其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则是根本。但不管怎样，儒家的音乐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我国音乐教育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另外，在先秦诸子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有过非乐的言论，这些言论在墨子的《非乐》一书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也有过否定音乐的思想，主要存于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齐物论》中。他们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既不意味着否认音乐的存在，也不表明他们否认音乐艺术的魅力和音乐教育作用。
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由于春秋时的孔子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音乐教育的先进经验，并且在自己音乐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发展，使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文化也由此而获得“乐感”文化的美称。然后，由于种种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所致，在其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音乐教育却逐渐衰退了。怎样认识我国音乐教育衰退的这一历史现象，一直是人类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但不管怎样说，先秦的音乐教育主要是强调其社会功能作用，这一点是能够得到认同的。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音乐教育也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形成了中国大统一的秦王朝。统治阶级一方面要“存天理，灭人欲”以维持社会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在统治者自身又要纵情声色，花天酒地。而以教化为目的、以雅乐为内容的乐教，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礼教逐渐取代乐教。作为统治阶级的礼，其根本目的是“灭人欲”，是“使之复欲而不乱”，这与音乐“生于人心者也”的本质从根本上是对立的。由此可见，音乐教育在秦代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汉代的董仲舒尊孔重儒，在教育思想上也承袭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仁、义、礼、乐缘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16很显然，其“变民风化民俗”是教育的结果，而做到这一点，则必以仁、义、礼、乐为工具，董仲舒选用“六经”作为教材，并论述了它们的长处。但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可以主宰人事，认为人事与自然界的变异有密切关系。他的天人感应说应用在音乐上，使儒家的音乐思想带有神秘化的色彩。“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17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音乐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见，他认为礼、乐可以调节人的性情。他说：“性情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18但大规模的音乐教学活动则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的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因此，乐府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研究机构。也是西汉乐府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的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中国的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魏晋以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谈到诗教、乐教的问题，其中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无论就其理论深度还是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都不如先秦诸子。但值得一提的是，音乐教育在宗教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职责。宗教音乐机构，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音乐人才。他们在教学方法、教学原则及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见解，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这一时期与邻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对音乐教育的发展亦起到了很大作用。
隋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只有37年的时间。然而，隋朝的建立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从东汉末年以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此后，国家的统一成为我国中后期封建社会的主要潮流，音乐文化的发展随之步入极其辉煌的阶段。隋朝统治者创立了音乐教育机构一“教坊”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方面的音乐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造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这些开放性的文化政策，不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我国封建社会的音乐文化朝着世界性规模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方向发展，其历史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隋代音乐的发展，为唐代音乐教育的兴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音乐教育重点还在官府。主要有：大乐署、教坊(内教坊)、梨园与小部音声等。大乐署是太常寺下属的音乐教育、表演机构，内设若干乐师执教，主要担任乐工、乐伎的考试和训练，并组织他们参加各种不同场合的演出。教坊，是管理教学、领导教习人员的机构。教坊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即有歌舞、器乐，也有散乐等。梨园，有内廷梨园和宫外梨园之分，都是培养、选拔音乐人才的教育机构。内廷梨园是唐玄宗亲自执教的地方，主要内容是传习“法曲”。小部音声，是梨园法部特设的一个音乐“少幼班”，是在唐玄宗亲自倡导下设立的。“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19设立“少幼班”的目的，是为唐代音乐的稳步发展和统治者的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并与其他音乐机构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
宋元时期的音乐教育与唐代的音乐教育形式上大致相同，基本上是唐代教育体制的沿袭，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社会音乐教育方面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条件及统治者对待音乐事业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唐时的教坊、大乐署、鼓吹署等音乐教育、表演机构，都被宋继承下来。其教育目的、教学制度、教学管理及内容诸方面与唐代相比，规模差不多，但质量却不如唐代。但随科学技术的进步，音乐书籍的刊印，乐律学理论的完善提高，乐器制造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为音乐教育事业向科学化方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提到的是宋代学校音乐教育方面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胡瑗。他是当时音乐教育最积极的倡导者，在他从教的40年中，始终对音乐教育十分重视。宋代书院里的教学活动也很积极。书院是宋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是以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副的私立性学校。明清两代在文化教育制度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音乐教育从整体上说，较之唐宋时期有所衰退，学校音乐教育的地位受到排挤，教学内容受到削弱。但在明初的少数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乐教的内容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数。”20但好景不长，到洪武中期，乐教的内容又被取消。自此以后，除蒙学还保留较少的“歌诗”内容外，其他学校中的教学内容则很少涉及乐教，学校音乐教育处于萧条的地步。至此，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到了极其衰微的境地。
通过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的粗略梳理，不难看出，上古时期的中国音乐教育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其中许多闪光的音乐教育思想仍给今人以深刻的启迪。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说：“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灭。”21音乐丧失其教育功能，也丧失了其在乐教中的重要地位。历代宫廷中的音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统治阶级享乐以及其政治统治目的而专门设立的音乐教育。孔子以音乐教育为中心的乐教遗风，在后世虽然有所延续，但只是一种丧失掉生命力、僵化的传统乐教的形式，在乐教中，随诗的普遍流行而取代了人对音乐的要求。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我们很难作出一个全面准确而概括的结论和评价。就其音乐教育的本质来说无论在人类社会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情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音乐在社会情感教育中的社会功能作用又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是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音乐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各种礼仪庆典活动，不仅是一种礼仪，而且还是一种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规范或制度。但不同社会形成之后，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这一点在我们上面的叙述中已得以证明。而音乐教育的兴盛与衰亡，也正是由于音乐所具有的鼓动人心的感召力，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利益和矛盾而决定的。即使在历代的宫廷中有过大规模的音乐教育现象，然而这种音乐教育也仅局限于为统治阶级的享乐和统治服务的，而很少认识其社会价值。这种音乐教育中已没有孔子乐教中完善人格的艺术精神，而仅局限于一般技艺的层次，是一种专门化的技艺传授，而不是人格修养的审美教育。但无论如何，由孔子推至高峰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在人类的音乐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它为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119页
②《思辩哲学新探》王树人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1页
③《周礼·地官·保氏》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
④《礼记·王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⑤《论语·泰伯》、《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⑥《论语·阳货》、《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⑦《礼记·檀弓》、《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⑧《论语·宪问》、《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⑨《论语·述而》转引自《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1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⑩12《史记·孔子世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料注译》，蔡仲德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
1113《论语·李氏》，《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⑩《孟子·离娄章句上》、《礼记·王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4《荀子·儒教效篇第八》、《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5《荀子·论乐篇第二十》，《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6《汉书·董仲舒传》。《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7《春秋繁露·同类相勋》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8《论衡·本性篇》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9《大真外传》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古代教育理论篇8
【关键词】课程思政；古代汉语教学；创新
近年来，课程思政理念渐渐深入人心，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各科教学争相进行改革和创新。古代汉语是一门基础课程，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借助古代汉语教学开展思政教育，或者围绕思政教育深入开展古代汉语教学，不但有助于弘扬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文化功底，还能够丰富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推动教学工作的创新。本文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就如何在课程思政理念下创新古代汉语教学谈谈个人看法，一孔之见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课程思政的由来及其内涵
2017年为落实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指示，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作实施纲要》首次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概念。综合各方面的解读，课程思政是新时代的一种课程教学观，是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科教学的一大崭新实践。课程思政要求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对各专业课程教学进行创新和改革，以最大限度地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思政理论课程与选修课、基础课、专业课要一起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前者担负着显性的育人功能，后面的三者担负着隐性的育人功能，前者与后者同向共行才能顺利完成育人的大业。
二、古代汉语的育人价值
古代汉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和积累已经成为内容丰富、内涵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里面既有厚重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体系，还包括灿若群星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典籍。对中国古代汉语所包含的文化体系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不难发现，古代汉语课程内容包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具有非常重要的育人价值，一是蕴含的哲学元素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科学的宇宙观，治国平天下的大局观，以人为本、忧国忧民、爱国敬业、和谐的社会观等等；二是蕴含的道德修养元素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修养观。比如学以致用的学习观，厚德载物、诚实守信的道德观，精神豁达、自强不息的进取观，个体自由、志向操守的修身观等等；三是蕴含的各类文化元素能够帮助大学生净化价值情感，提升精神气质。比如各个时代的人物形象能够引领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各个时代的文化精髓能够帮助大学生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这些宝贵的文化一旦内化成大学生的价值情感和文化内涵，就会逐步外化为具体的行为举止，使他们逐步成为人格健全、举止大方端庄、有胆识有魄力敢担当的栋梁之才。
三、课程思政理念下古代汉语教学创新途径
要想使古代汉语教学更好地融入思政教育，必须进行大胆的创新。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教学改革都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教学观念的创新，二是教学内容的创新，三是教学方法的创新。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本人认为，课程思政理念下高等学校古代汉语教学的创新也必须围绕以上几个方面深入进行。
（一）树立“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要想做好古代汉语课程思政教学，必须首先树立“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古代汉语教师树立科学的“课程思政”理念，必须扎实地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科学地把握“课程思政”理论提出的背景、内涵及其要求，在古代汉语教学中自觉主动地把“立德树人”作为教学的根本目标，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二是要进一步围绕“课程思政”丰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科学筛选相关的德育元素，搭建古代汉语与思政教育的有机桥梁。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全面拉网，挑选出有代表性的德育文选材料和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内容，以便更好地引领学生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另一方面，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专业知识和思政教学相结合的教学篇目，既要让学生学到古代汉语的专业知识，也要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让古代汉语的德育资源和思政教育元素发挥更大的育人作用。三是要正确处理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关系，防止把古代汉语教学变成说教式思政教育。四是要古为今用与科学发展相结合，把古代汉语的德育元素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传统文化和古代汉语得到拓展，让古代汉语教学焕发出时代气息。
（二）课堂讲授集中展示教学内容
根据课程思政理念的要求，古代汉语教学必须把“少教多学”理念与课程思政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深入总结，选准精华，丰富古代汉语教学的内容。比如围绕《论语》就可以开展一次深入、全面的思政教育，精心选取《论语》中的思政元素，依次开设“学是为人之基”“信是为人之本”“修身是为人之根”等精彩的思政教育课程。期间，教师课前要认真收集资料，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另一方面，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少教、科学地教、创造性地教，通过最精彩有效的方式把内容讲深讲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相互学习、思考，自主学习探索。
（三）翻转课堂精心引导
思政教育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特别是受传统灌输式思想教育的影响，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如果教师一味地进行单方面的讲解，势必会让学生产生说教的感觉，从而产生抵触心理。鉴于此，课程思政理念下，古代汉语教学必须大力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活动，一是要把学习的决定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地选择学习的内容和学习方法；二是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合作学习、共同深入探讨；三是教师要有针对性地与学生加强沟通交流，以更好地引导每一个学生深入思考，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教师要引导学生课后做好总结，认真选择课余的学习内容，自主把握学习节奏。
（四）第二课堂巩固提高
把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古代汉语教学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其难度。为化解学生的畏难情绪，笔者依托“课程思政理念”积极开辟古代汉语教学第二课堂，收到了良好的实际效果。一是积极组织学生游览与古代汉语课程相关的古迹，拓展教学内容，通过现场参观实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思政内容的思考；二是精心准备，组织开展古代汉语知识竞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学习；三是引导学生撰写对古代汉语内容进行评判分析的论文，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与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实现兴趣性融合；四是举办网上古代汉语论坛，巩固提高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的学习效果。
（五）开辟古代汉语思政教学微课堂
根据本人的了解，大学生想学古代汉语，但不愿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涉猎更多的古代汉语知识。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欲望，笔者大胆尝试开展了古代汉语教学微课堂活动。这种教学方法虽然给自己增添了大量的教学负荷，但取得了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做好微课堂教学，一方面要结合古代汉语课程的内容精心做好课前准备工作，根据自己的特长和能力做好精美的课件；二是要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程的知识点做好深入讲解；三是要进行讲课方式的创新，用不同风格的讲课方式讲授不同的内容。
参考文献
2016《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12月9日。
孟庆楠、郑君2018《基于“课程思政”的高校课程转化：价值、目标与路径》，《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期。
孙雪英2019《课程思政理念下古代汉语课程改革与探索——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例》，《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古代教育理论篇9
郭庆（1993-），女，汉，江苏南京，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现代文秘2班，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礼记》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影响力历经几千年而日久弥新，其中的许多教育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笔者在研读《礼记》时发现虽然对其文本的内容有了深刻的研究，但是在体育运动项目方面，研究不多。因此笔者依据《礼记》中大量精辟的论述和阐述，通过对《礼记》蕴含的体育运动项目的研究分析，以总结出一些启示和经验，希望对今后研究《礼记》方向有所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先秦；《礼记》；体育运动项目
《礼记》作为我国儒家的重要经典作品，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和有机组成部分。该书对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总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礼记》一直是指导教育事业发展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其中，体育教育思想是《礼记》教育思想和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对体育的重视，与国家政权的巩固是紧密相连的。反应在《礼记》上，这种意识依然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在礼记中，对体育的分类，提出了七类体育运动项目，分别是乐舞、田猎、讲武、射御、角力、射礼、投壶等。仔细分析这项体育运动项目，不难发现，很大程度上带有“军事训练科目”的痕迹，这些运动项目不仅仅是为个人强身健体、自我保护而设立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为了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王朝政权的长治久安。
一、古代的体育运动“乐舞”
“乐舞”是古代最具健美性质的体育项目。据《礼记》记载，乐舞分为祭祀庆典的乐舞和欢娱燕乐的乐舞两种。实际上，对乐舞的分类，还有更多的方法。比如，有大舞小舞之分，这是从舞蹈形式进行的划分。大舞又分为云门、大咸、大馨、大夏、大濩、大武等舞蹈形式，小舞则有帗、羽、皇、干旄、人等舞蹈形式，而且大舞都是由小舞根据不同的要求和各自的职能编排而成的综合舞蹈。再如，有文舞和武舞之分，这是从内容上划分，文舞即持羽籥，武舞即舞干戚。在古代，有专门教授乐舞的教育部门，叫做东学和南学，属于古代国学中的五学；也有专门管理和教授乐舞的教师职务，叫做大乐正、小乐正。当然，在乐舞逐渐普及之后，历代历程越来越强调和注重乐舞的理论教化功能，比如，在古代的学校教育中，乐舞就基本只剩下教授祭祀庆典类的乐舞了，这与最初的乐舞的性质和目的是有很大不同的。
二、古代的体育运动“田猎”
“田猎”是古代最具刺激性的体育运动项目。据《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乃教于田猎，习五戎，班马政”。这句话中的五戎，据汉末郑玄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而“马政”又称“马正”，是古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从这些分析来看，古代的“天子”们是需要进行及其严格的体育或者说军事训练的。比如，五戎，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涵盖了对各种武器的使用和掌握的训练活动，有对车马的驾控技术，有各种飞禽走兽、鱼虾海味的捕捉技术，等等。这些军事化的体育训练是一种军事目的及其明显的训练方式，但在和平时期，也是锻炼身体、增强生存能力的首选运动项目。
三、古代的体育运动“射御”
“射御”是古代最具攻击性的体育运动项目。简单地讲，射御即射箭御马之术。古代六艺中的两种，都属尚武的技艺。最初的射御是指生产生活的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备战作战的需要，射御逐渐脱离了原来为生产技能和生活所需的性质，演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军事训练项目，成为古代官兵军事训练的“必修课”。
四、古代的体育运动“讲武”.
“讲武”是古代最具军事色彩的体育运动项目。“讲”既是“练”，也是“赛”。所谓“练”，就是备战期间进行列队阵形的常规训练；所谓“赛”就是，部队对将帅采取“一对一”竞赛的形式进行进行考核。前者属于集体性质的操练演练，操练项目主要有“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等；后者属于个体性质的竞技比赛，包括射箭、驾车、角力等竞赛项目。
五、古代的体育运动“角力”
“角力”是古代最具田径运动性质的体育运动项目。所谓角力，就是一种用人类的力量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对抗、训练和比赛，通俗地讲，就是进行武艺比赛。角力的种类很多，有举鼎、拓关、开硬弓、蹠驽、斗兽、相搏、负重跑、投掷等。一般来讲，角力是不许借助工具进行比赛的，必须是徒手相搏。现代很多体育竞技项目的诞生都可以从角力中找到源头和痕迹，比如，角力中的举鼎，与现代的举重有很多相似处。此外，在民间角力这一体育运动非常普及。
六、古代的体育运动“射礼”
“射礼”古代是最具伦理道德教育意义的体育运动项目。在古代，射礼是进行理论道德和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要仪式活动。这是一项比较特殊的体育运动项目，基本没有了军事训练的色彩和功能，正所谓古人常讲射礼是“立德正己、礼乐相和”，已经成为了道德礼仪教育的重要形式。这一点，从《礼记·射义》所载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如“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讲的是通过观察一个人在射击过程中的姿势、神情、效果以及控制力、稳定度等方面，可以考察出这个人的德行。
七、古代的体育运动“投壶”
“投壶”是古代最具儒雅气质的体育运动项目。投壶是从射礼中延伸衍生出来的一种比较儒雅的投掷游戏，一般在古代士大夫宴饮时经常会玩这种游戏，讲求礼仪礼节，追求从容安详，底层民众倒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的。据《东观汉记》记载，东汉的大将祭遵，“取士皆用儒术，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可见，在当时，投壶与雅歌等融合在一起，已经是高层雅士的生活常态。
在上文论述了古代主要体育运动项目之后，这里对古代体育制度进行简要论述。古代设立或者建立体育制度，都是根据上述七类体育运动项目的实际训练或者建设需要而进行的。《礼记》对体育制度的论述有很多。有关于对体育教授与学习制度的规定，比如，《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南鼓……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不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这段话对如何进行体育教授和指导学员如何学习进行了很详尽的规定，包括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等等。
古代的体育运动项目是非常丰富的。尽管在古代，尚未有我们现在日益发达的体育设备、器材、场所和竞技技术体系，但是古代对体育种类体例的设立、对体育教育管理体系的建构以及对体育制度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视的。其中，有三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第一，关于体育运动理念方面。古代体育运动注重对身心的综合均衡发展，注重体育承载的伦理道德教育功能。第二，关于体育与国防建设相结合方面。古代体育运动项目多数都有军事训练的性质和目的，现代体育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民间和部队强化体育锻炼的国防目的。第三，关于体育运动项目大众化方面。古代体育倡导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结合发展，适宜普及的体育运动项目，向大众推广。（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诸斌杰等著.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任愫.论艾青诗的艺术风格[J].东北师大学报.1982（4）.
古代教育理论篇10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当代价值
我国古代没有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作为历代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文化统治和道德教育的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名称及其功能与当代有所不同。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萌芽于原始社会、发展于奴隶社会、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在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的伦理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创立的理论和方法最为系统，其方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统治工具，因此一般谈到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方法为主体。中华民族有着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社会和谐”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人格理想的精神品格，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重视伦理道德建设和思想道德教育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既强调社会教化又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思想道德教育理念，创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教化和个人修养方法体系，教化方法和修身方法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种主要方法，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今天继承这一方法体系中的有益成分，有利于我们巩固思想道德社会教化权力，强化自教自律，引导社会风气，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
一、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本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历代统治者特别重视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个人与家庭、宗族、国家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建设和强化，而伦理道德也在论证和巩固这种政治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古代从统治阶级到庶民百姓都特别强调道德教育及其方法的运用，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核心内容将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划分为外在的教化方法和内在的修身方法两大类。“教”在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指统治阶级的“教育、训诲”；“化”指“具体化、感化”等。教化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种“上施下效”的教育活动，因而教化方法是指用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理论灌输并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原始社会教化主要表现为由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通过耳口相传、观察模仿等方式向青少年传授生产技能和道德规范；进入奴隶社会后，甲骨文中对教化已有记载，孔子是古代教化思想的承前启后者，明确指出“上化”“下习”这两种具体教化方法的主要途径。修身方法是中国儒家强调的自我修养、自律自教的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如思维自律修养的自省方法、言行自律修养的克己方法、习惯自律修养的慎独方法等。
二、两种教育方法的确立依据及其关系：
教化方法的确立依据教化方法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其本质是使人们在懂得一些基本的道理之后，明智自觉地进行社会规范的选择。意识的能动作用、对人性的认识和灌输理论是教化方法的确立依据。在方法途径上，修身方法强调的是内心思想的转化，其实质是一种内化方法，其确立依据主要包括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教化方法与修身方法之间的关系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教化方法强调教育主体从外部对于教育客体进行正确思想意识的灌输，是一种外化方法；而修身方法更注重强调教育客体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化，是一种内化方法。修身方法是内因，教化方法是外因，两者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修身方法是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水平变化发展的根据，教化方法通过修身方法对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水平的变化发展起作用，两者护卫条件，同处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中，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三、两种教育方法的功能及其特点：
教化方法和修身方法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为宣扬统治阶级思想、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巩固统治阶级地位服务的，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受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影响，两者又都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消极作用。教化方法是一种注重外在思想灌输的外化方法，在原始社会，其功能具体表现为使青年人掌握生产技能和道德规范；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其功能具体表现为通过对百姓进行政治规范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培养一代又一的顺民。因此，教化方法的功能是通过强调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运用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等教育方式，将本社会、本阶级的思想意识由外向内地对人们进行教育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统一，以达到维护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目的。而修身方法以教育客体的内心活动为特征，注重其内心思想转化；本质是强调人们进行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自觉性，从而开发教育客体的内在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以充分发挥内因的作用。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推行这种方法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自觉用统治阶级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要求检查自己约束自己，以便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同时，统治阶级还将修身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并作为治国的手段之一。由于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深受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同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比，其具有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相结合、教育内容具有历史继承性、方法途径选择具有内在性、方法使用过程具有强制性和浓厚的渗透力这五个特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属于政治伦理，是伦理道德与政治统治相结合的产物，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思想既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伦理思想，又是一种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思想，这既是等级制度的基本要求，又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巧妙地将伦理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以忠孝为基本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导致了伦理专制。伦理专制是政治独裁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政治独裁专制则是伦理专制的前提和保证，主要表现为一种追求内在价值的教化方法，是征服人心的内化方法。
四、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