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的措施篇1
【关键词】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三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在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一个有机的综合系统。“三化”协调就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良性循环。它们既是争夺资源的竞争关系，也是相互推动、互为支撑的关系。农业发展支撑工业化，工业化发展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又有效的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准确把握“三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之路。
“三化”协调发展面临的困境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导致“三化”发展失衡。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土地政策、产业结构、户籍制度等制度的存在，束缚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制约着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因而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现代化发展支撑现代工业，进而影响到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步伐，这就导致了我国“三化”发展失衡，也是目前中原地区面临“三化”协调发展的困境。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制约了“三化”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仍很突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依然处于高投入、低效益的经济运行状态。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粗放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的存在，长期以牺牲农业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片面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制约了“三化”协调发展。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在工业化发展方面，市场化程度低、环境污染严重、科技含量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中原地区在新兴产业发展以及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方面步伐缓慢，一些产业主要是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收益很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像行政区划束缚城市扩张、规划滞后导致重复建设、户籍门槛阻碍人口聚集等。在农业现代化方面，中原地区是全国粮食增长核心区，农业人口众多，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小，人地矛盾尤为突出。而且存在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土地利用效率低，农业基础条件差，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保护耕地、防治污染为重点的发展之路。我们要保护现有耕地资源用于发展农业，尽量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进行适量土地开发、闲散农地整理，合理利用闲置土地等，尽量保持耕地面积的动态平衡。同时，要严格控制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土地等。我们也不能牺牲生态和环境，要着力防治污染。在发展中，我们要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努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断完善监管体制，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环境法治建设。
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的城镇化之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城镇化，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它以城镇化的理念来改造农村，以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覆盖农村，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来支撑农村，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实现农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近年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处于探索、实践的阶段，需要在建设中不断发展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崭新路径，要把它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稳步推进、统筹安排、合理布局。
以转型升级为目标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当前我国工业发展方式仍然相对粗放，我们应该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二者深度融合。我们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应该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新兴的产业对我国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至关重要。我们应该不断扩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规模，在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的基础上，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走出一条以转型升级为目标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规模化经营为突破口的新型农业现代化之路。中原经济区建设需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要以规模经营为突破口。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是小规模、分散式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对土地利用效率很低，也制约了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科技的应用，农业经营效率低下。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经营模式，实行规模化经营模式。规模化经营能够使土地、技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增强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这种经营模式更能适应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应该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新型农业。
“三化”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是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中原地区城镇化进程中，要做好科学合理的规划，要有明确的建设和发展蓝图，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应该有合理的功能、产业定位，对现有城镇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最终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另外，改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的相关制度，这些制度的存在已经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的瓶颈。我们要改革城市间行政管理体制，降低设立城镇的标准，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提高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实现农村土地同权同价参与城镇化开发，还要不断改革户籍、医疗、社保等制度，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和融合。
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中原地区的建设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之路。我们要建立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专门组织机构，大力加强战略新兴产业的载体建设，全面实施战略新兴产业人才计划，还要加快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是一个地区经济振兴的着力点，对中原地区而言，加快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中原地区要下决心调整结构，改变生产方式，实现结构减排，淘汰落后，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能耗问题、排放问题。要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禁止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立项，从源头上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力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传统农业地区，中原地区要不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首先，由粗放型农业向精设型农业转变。在农业发展中突出效益产值提高、突出种植模式改革、突出经济作物发展、突出精品蔬菜建设等。其次，由高耗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变。低碳农业是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多种手段，减少碳排放，实现农业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良好局面。最后，从“感觉农业”向“理性农业”转变。“理性农业”能构建良性循环的高产、高效、优质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要加大农业环境保护力度，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统筹兼顾，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首先，坚持“三化”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我们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困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中原经济区大格局中，必须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着眼现实，立足实践，优化结构，调整布局，建设区域经济中心。其次，坚持“三化”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是否富有活力的标志之一，就是它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产业升级是否后力强劲。所以，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就是要积极培育中原地区的战略新兴产业，创造条件，吸引更多、更好的项目和投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原实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最后，坚持“三化”协调发展，要发挥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对目前阶段的中原经济区而言，作为基础性的产业，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保障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基础。在坚持整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力争做到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巩固工业主导地位与发展新型城镇化相协调。
总之，我们要统筹兼顾，融合互动，协调并进。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推进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打造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为探索“三化”协调发展之路提供良好的借鉴。
协调发展的措施篇2
【关键词】税务会计；财务会计；适度分离；协调发展；措施
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的意义
1.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税务会计模式
目前国际上的税务模式主要有三种：法德税务模式、英美税务模式和混合税务模式。我国税务会计模式还是趋向于英美税务模式，由于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建立比较晚，其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有一些小企业还没有实现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务会计模式的建立。我国将两者进行分离后将有利于会计制度的完善，减少会计制度上的漏洞，利于税务会计模式的建立。
2.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目前，全球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通过降低成本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例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负担一定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将其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企业的成本，有效的节约企业的资金，大大的提升了企业的利润，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由此可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3.有利于税收法规的落实与实施
我国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不仅在经济上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且也为税务会计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通过1994年我国的税制改革可以看出税法的独立性，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流转税制改革都奠定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的基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有助于我国税制体系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建立，是税收政策得以落实和实施的保证。两者的适度分离可以有效的对税收体系进行规范，提高了涉外税收的征管力度，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税款的流失，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4.有助于降低税收机关的征收成本
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两者合一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无法获取纳税人的全面涉税信息，因此也就增加了税务机关的征收和稽查的成本。然而将两者适度分离后，提高了涉税人会计信息的质量，不仅企业可以保证自身在申报过程中的准确率，同时也降低了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同时，两者的适度分离逐渐完善了税务会计核算体系，税务机关就可以及时、全面、准确的获取企业信息，这有利于税务机关更好的实施监管，大大降低了税收风险。
5.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体制的不断改革，企业实施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适度分离后，企业内部的税务制度和财务制度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日常的企业管理中的税务问题也有了专门法律规定来解决，使企业内部的税务问题的解决变得清晰明了，这不仅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涉税风险，而且也提高了企业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企业形象的提升有助于博得政府、投资者的信赖，从而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有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
二、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协调发展的措施
由于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的不断发展，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两者相分离必然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降低税收部门的征管成本、节约企业的财务成本是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下面将就如何对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协调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1.改进会计制度，实现与税收法规的相互呼应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还处在发展和完善阶段，资本市场也处在逐步的成熟当中，企业经营过程中会计舞弊行为时常发生。由于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是分别建立在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会计制度进行改进，使其与税收法规相互呼应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可以采用以下办法：
（1）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进行改进，进一步促进会计制度的改革。
（2）明确造成企业贿赂支出、罚金和滞纳金的原因，追究责任到个人，并对造成的相关损失由责任人承担。
（3）会计制度要兼顾税收监管信息的需求，使两者在协作过程中会计制度对税收信息的支持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4）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要将会计制度对其的影响考虑在内，尽量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2.完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
我国财务会计体系的发展已经有一段发展史了，会计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对企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现阶段我国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还需要通过会计理论体系的指导，要进一步加强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发展，就要在两者分离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对税务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要将宏观的税收学的概念和理论转化成税法学的概念和理论。同时也要根据会计学的相关原理真实的反应企业应该缴纳的税款，进一步促进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发展。
3.适当的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引入税务会计
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引入税务会计可以降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还体现了税收征管的合理性。长期以来我国在税收方面存在着重收入轻成本的问题，导致了征收成本高居不下，实施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后，在确保纳税资料真实性的情况下，可以省略一些与税收无关或者相对次要的会计事项，这样也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
4.做好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工作
我国财政部负责会计制度的制定，而税收制度则是由国家税收总局制定的，由于国家机关的不同，其管理目标也有所差异，客观的使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只有保证财务部门和税务部门更好的沟通，才能保证两者相分离时得到更好的协调，使会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机制，才能使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政府的监管成本有所降低，从而降低宏观经济成本在总体上的最小化。
5.加强企业相关财务人员的培训
目前，在我国大多数企业中的财务人员是按照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而进行分离的，许多会计人员并不能同时精通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也就是说不能兼任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记账工作。首先，我国企业要对相关会计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能够同时胜任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两项工作，能够更好的完成两者的协调工作；其次，企业内部的税务人员也要转变思想，通过学习电算化知识，提高对财务处理的核算效率。再次，国家税务部门也要加大对企业内部会计人员的税收知识普及力度，使他们及时的了解国家的税收政策，为财务会计与税收会计的适度分离提供条件。
除此之外，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借助了大量的现代科学技术。企业采用电算化可以提升会计信息采集的速度和真实性，电算化可以在不增设原始凭证的情况下，实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开运行，可以说电算化可以为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适度分离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因此企业要加快企业内部的电算化进程，为两者更好的实现分离提供更好的条件。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对会计理论系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两者分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要结合实际情况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协调，更好的发挥出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的作用。
参考文献：
协调发展的措施篇3
（一）《保障措施协定》内容分析
《保障措施协定》由序言、14个条款和1个附录组成。该协定第11条第1(a)款规定：“成员方不得对特定产品的进口，采取或寻求Gatt第19条所规定的任何紧急措施，除非此类行动符合依照本协定的规定实施该条。”可见，保障协定已经成为实施保障措施的唯一合法依据。下面依次分析其实施的实体与程序等要件。
1.实施保障措施的实体要件。《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一成员（包括关税同盟）只有根据下列规定才能对一项产品采用保障措施，即已确定该产品正以大为增加的数量（较之国内生产的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输入其领土，并在此情况下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或严重损害的威胁。”由此可见，采取保障措施的要件包括进口增加、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威胁、以及进口增加与产业损害的因果关系。兹分述如下：
(1)有关产品的进口数量大量增加：包括绝对数量的增加与相对数量的增加。所谓绝对增加，即产品进口绝对值的增长；相对增加是指尽管进口数量的绝对值未见增长，只要进口国国内同类或直接竞争产业生产的产品减少了，相对地也就增加了进口产品。
(2)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此处国内产业应理解为一成员领土内进行经营的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全体，或指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总产量占这些产品全部国内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其范围广于反倾销协定和补贴及反补贴协定中所规定的产业范围。
所谓严重损害系指对国内产业的情况有全面性的严重损害：而严重损害的威胁，系指对于损害的造成，有明显而立即的可能性(clearlyimminent)。主管机关在决定国内产业是否由于进口的增加而遭受严重损害或有遭受严重损害的威胁时，必须将对所有与产业的有关情况，并属于客观且可以量化(objectiveandquantifiable)的因素加以评估。
(3)因果关系：实施进口保障措施需证明有关产品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usallink)。虽然其进口的增加不须为国内产业损害的主要原因，但其他造成损害的因素不得归因于进口增加。
2.保障协定的程序及其它规范
(1)案件的调查。保障程序的进行，通常系基于相关利益方的申请，并且必须经过调查，调查程序包括对利害关系方的通知、召开听证会、利害关系方提出证据、意见及辩论；主管机关应公布调查报告，记载裁决及时与法律争论作成的结论。
(2)临时措施。保障措施原则上必须在最终调查确定后方可实施，但有时情况紧急，若迟延将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临时性的保障措施。其实施要件为：须初步裁定有明显证据显示进口增加；造成严重损害或威胁；采取增加关税税率的方式；适用期限应不超过200天。
(3)实施方式及程度。由于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主要在于成员方履行关税减让和取消数量限制义务而导致的国内产业的损害，因而保障措施最常用的方式应为实施数量限制或提高关税，不过，进口国亦有搭配实施关税配额者。
就实施保障措施的程度方面，保障措施以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范围为限。若采取数量限制，不得减少进口数量使之低于最近三年期间平均进口水准。
(4)存续期间、延长适用与逐步自由化。乌拉圭回合制定保障措施协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为保障措施设定落日期限，以减少一成员将保障措施用作延长国内夕阳产业存续期限的方式。任何保障措施适用期间不超过四年，经过延长不得超过八年（包括实施临时措施的期间、实施保障的最初期间、以及延长的期间）。
保障措施延长适用的前提是进口国主管机关认为有继续保障或救济严重损害的必要且产业正进行结构调整，且措施的延长不得较最初实施期间终止时有更大限制，而应继续放宽。
保障措施实施期间一年以上，应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步自由化。若适用期间三年以上则应在实施的中期以前检查适用情况，在适当情况下撤销或加速自由化。
(5)通知、协商和补偿、报复。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方应对有关严重损害或威胁的调查过程、结论和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的决定通知保障委员会，各有关成员方应将临时性保障措施的协商结果及时经过保障委员会通知货物理事会。
提议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的成员应向对其有实质利益关系的有关产品的出口方提供事先磋商的充分机会，对受不利影响的成员方提供适当贸易补偿，以维持实质相等的关税减让水准及既有义务。若协商在三十日内无法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成员方在保障措施实行九十日内，在商品贸易理事会未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暂停实质相等减让义务，进行报复。
(6)实施保障措施时，必须遵守不歧视的原则，保障协定第2条第2款规定：“保障措施的适用，应不问其产品的来源(irrespectiveofitssource)”，明确肯定保障措施实施的无歧视性，但作为例外保障协定允许进口成员方在特定情况下，以某种歧视性方式分配配额。
（二）农业特别保障条款
农业协定第5条即农产品“特别保障条款(specialsafeguardprovisions)”允许成员方在进口量超过某一触发水平(atriggerlevel)，或进口价格低于一成员公布的触发价格的情况下，课征额外关税。该条款适用于已将非关税措施转换为等效关税的成员。
任何成员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应尽可能预先即在采取此类行动后十日内通知农业委员会，凡成员采取此类行动应给予有关国家协商适用这些行动的条件的机会。
（三）纺织品及服装过渡性保障条款
为避免进口成员国某项纺织品及服装进口量增加造成产业严重损害或威胁，纺织品及服装协定(atC)第6条允许成员国援用具有特定性、过渡性的保障机制(transitionalsafeguard)。
过渡性保障措施与Gatt第19条及保障协定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实施对象的选择性。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第6条第4款规定：“依照本条例所采取的措施，应在成员对成员的基础上实施(onamember-by-memberrbasis)”，可见，过渡性保障措施是以歧视原则为指导的，它允许实施对象的选择，而在Gatt第19条以及保障协定之下，保障措施的实施必须遵守不歧视原则。
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方式为限制进口数量，并且采取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成员，并无义务对受影响的国家进行补偿。
（四）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紧急保障措施
GatS第10条第1款规定：“在不歧视原则下，应就紧急保障措施问题进行多边协商。此类协商结果应自wto协定生效后三年内施行”。此项规定为将来制定的服务业紧急保障制度所设的唯一条件，保障措施必须基于不歧视原则行使。
在服务贸易的紧急保障机制尚未实施前，若发生成员的国内产业由于服务市场开放竞争的承诺而受到损害时，第10条第2项规定了替代紧急保障措施的暂时方式，其方式为准许成员方修改或撤销特定承诺。
二、我国入世后的应对措施
加入wto在对我国经济带来重要利益的同时，亦会对我国的经济，特别是对我国的产业发展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其冲击不仅涉及面广泛（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而且影响程度很深，所以在遵循wto自由贸易原则开放市场的同时，如何充分利用保障制度这个合法武器为我国产业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如何在wto框架下，汲取美、欧等国家的法制实践，建构起我国的产业保障机制实属必要和紧迫。
（一）健全、完善进口救济的法源依据。《保障措施协定》没有针对每个成员规定具体的实施方式，这就需要各成员在不违反该协定的前提下，由各国国内法加以具体规定，我国应兼顾wto规则和国家利益，加快我国的保障措施立法，以保护依循明确的实体及程序性规则保障我国的产业，这也是wto透明度原则所要求的，具体来说其内容主要包括：严格的产业保护程序，如通知、调查、协商等步骤；科学的判断标准，确定国外产品对本国造成损害，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才能作出判断，如损害认定的考虑因素等；明确执行机构，从国外产业保护实践看，产业保护主要负责部门是该国负责工业和贸易的部门，我国的产业保护机制应以综合经济部门如国家经贸委负责为主，由行业协会、海关、工商等参与配合。申请主体方面，除主管机关得主动调查外，行业协会、产业团体、地方政府均可向主管机关提出。
我国的保障措施立法要涵盖农业、服务业和纺织业等，加入wto后，我国面对的将是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受到严重挑战；而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服务业，我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针对农业、服务业等产业，依循wto的特别保障措施制订具体的部门产业保护办法实属必要和迫切。
另外，亦应规定相关的积极调整的补救措施，以协助国内产业在受到外来竞争时，能加速进行调整而恢复竞争力；同时建立进口监视系统，当发现进口有大量增加的情形时，经简单的程序和召开听证会，即可要求与出口国进行协商，这样就防患于未然，变被动为主动，相应地亦要建立起行业报告制度，以便主管机关及时掌握信息。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所谓行业协会，是指“某种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总体，或其产量占该产品国内产量大部分的生产者团体”，按此定义，一国的行业数量成千上万，而不是我国与部门管理体系相连的为数有限的行业的概念。
保护措施协定规定，进口国只有在通过确定大量进口对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才能采取措施限制进口。实际上，单个或几个企业一般是不能提出这种申诉要求的，只有那些产量在该国国内同类行业的生产总量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产业才有这种行为能力。事实上，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诉，大都有国内企业的行业协会或代表提出。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在美国、欧共体及其他一较多使用贸易保护法律的国家中，申诉人绝大多数是行业协会或类似组织，仅此一点可看出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
在开放性市场经济中，行业组织在保护国内产业、支持国内企业增强国际竞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提供wto所需的有关国内厂商受损的全面、详细、可靠的数据资料。显然，这种工作不可能由一个或几个厂商来完成，政府也不可能及时而详尽地关注每个行业的情况，并对有关行业的情况及时作出全面而详尽的调查。正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单个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的作用受到限制，行业组织才能够在各国使用保障条款保护本国产业的行动中起到发动者和提供证据者的重要作用。
（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进行产业的战略调整。保障协定第5条第1项规定，保障措施以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范围为限。进口救济制度的目的在于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利用贸易保护措施提供本国产业一暂时的舒缓空间，加速本国产业的调整以提高其竞争能力，使其能与外国产业从事有力的竞争，进而促进其产业升级。对丧失竞争力的夕阳产业过多保护，将无法达成竞争力的维持或提升，将导致贸易及生产活动的扭曲，而使生产者增加其成本。依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加速国内产业的结构调整，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利益和竞争优势，创造我国产业竞争优势。
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是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通过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移而实现的。在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我国新一轮结构调整应当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通过“升级型”调整和“适应型”调整，我国经济获得一个时期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动力。遵照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大力发展我国的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彻底改造和重组，放弃对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保护、扶持，采取市场导向，尽快实现跨地区、跨部门和所有制界限的产业重组，做到优胜劣汰，提高竞争能力。
协调发展的措施篇4
关键词：规划；调控；编制程序；规划评估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发展规划”从“计划”中独立出来，突出了发展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发展规划对计划、政策、政府工作的导向作用，对完善发展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规划期限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其中4～5年的中期规划最为重要。本文围绕“十一五”规划纲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注重从比较研究中总结进一步完善我国规划的对策。
一、中外规划的功能
规划功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从规划史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指令性、指导性等类型。指令性计(规)划是以行政命令来调控所有的经济活动，起到经济运行中枢的作用。指导性计(规)划的功能较弱，主要是担当信息、协调、调控职能。信息功能是指规划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政府调控意向等信息。协调功能是指规划编制过程中，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形成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规划方案；还包括为达到规划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调控功能是指通过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主体进行约束和引导，促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符合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控功能一度被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一些采用规划方式调控经济的国家初期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如1951～1979年法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9％，日本则在5％以上，超过了原联邦德国(4.7％)、美国(3.6％)和英国(2.6％)。但20世纪80年代后，法、日、韩等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规划的功能是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单项的刺激经济增长。
规划的调控功能是规划功能体系的核心，也是关系到规划存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调控功能强，转型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控功能相对弱；发达国家规划调控作用较强，而发展中国家调控作用较弱。
规划的调控功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方式。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规划的调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规划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绩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使规划内容选择不科学，许多本应由市场实现的内容，却被政府强加干预，目标因此落空。再比如，尽管各级政府在改革绩效考核方面有较大进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
要实现好、完善好我国规划调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包括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目标明确和切实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经济运行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调控功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规划的内容
各国规划内容具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各国规划内容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同。20世纪50、60年代，各国普遍以经济增长为规划目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规划开始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重视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的目标和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划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第二，规划的内容涵盖领域不同。发达国家的规划一般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特点较为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往往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外交等各领域，“总体”规划特征明显，但重点又放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偏少。第三，规划内容的组织方式不同。规划目标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标与政策措施的组合方式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较为成功的规划一般都是由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机组合而成。如，韩国的新五年计划纲要(1993～1997)对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标都有清晰的界定，这些目标辅以对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严密。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够明确，五年规划中的目标多没有具体分解，各年度实现的目标不清楚，而年度计划又较少关注五年规划的目标；而且我国规划采取了“目标、战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政策措施，这带来了各类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的问题；政策措施较为宽泛，许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实践中难以遵照执行；一些支撑政策如投资政策等，与目标间的关系论证不充分，各种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规划目标的需要。
我国发展规划内容应“有进有退”，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政府可调控的领域内进行内容选择，减少经济等领域的内容，增加公共服务领域内容的比重，增加相应的对策措施。规划内容应实现“虚实结合”，即一方面将总体规划作为阐述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遵照发展战略确定规划目标，体现规划的战略导向性。另一方面，还应包含具体工程项目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与具体工程项目性质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规划的“实体内容”，各项政策是保证规划和内容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规划内容与政策的组合优劣是关系规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应逐步推广“规划目标+配套政策”的规划模式，保证各规划目标都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总体框架和近期具体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策对规划内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三、中外规划的编制程序
大多数国家编制规划的程序都包括五个步骤，即前期研究、规划草案、全面协调、正式方案和公布实施。核心环节是前期研究和协调。其中，协调环节是中外规划编制程序中差别较大的部分。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对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修改、完善来达成共识，促使规划方案更贴近实际、减少执行阻力的基本手段。因此，协调的范围和深度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发达国家规划都重视协调，协调的时间要历时3年，而规划方案编制仅需几个月；韩国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正式公布，整个过程一般需要两年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协调；日本一个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审议和决定过程。
从协调对象看。发达国家规划是与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群体进行协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各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民众等进行协调，尤其是与企业、民众间的协调更为重要。协调工作较好的法国、日本、韩国都侧重于企业、民众的协调。如，法国负责规划协调的现代化委员会(后改称为计划工作委员会)由产业组织的代表、政府有关官员、政府指定的专家及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前两部分人员占60％～70％。我国总体规划主要与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协调，侧重与不同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尤其是与财政、土地、建设等部门的协调。但与企业和民众的协调还不够。到目前为止，国家规划的初步方案对企业和民众都是保密的，只有规划批准公布后，广大企业、民众才能了解规划方案。编制“十一五”规划期间，民众、企业还只能通过发展改革委网站专栏反映意见和建议，或采取邮寄信件、电子邮件方式反映意见看法，还不能直接对规划方案提出意见。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企业和民众“知情权”的建设。
从协调内容看。规划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标选择(在众多可能的目标中选择最优目标或为大多数群体所接受的目标)、目标与政策手段的配合、讨论和修改总体方针和政策建议：最后，形成规划草案报告。协调是为了确保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地区或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国家目标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协调一致。我国规划协调主要是不同政府部门、各地方对主要发展指标的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对主要措施、重点项目和资金配套关系等进行讨论修改，这与国外规划大体相同。但协调本身追求的是与大多数群体达成一致，由于我国规划缺少与企业、民众的协调。所以，实质上协调内容较国外少。
从规划协调的机构看。许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协调工作，以提高规划协调力度，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组织规划协调的主要机构，从第五个计划开始，在计划草案报送内阁批准前，必须广泛征集有关方面对计划目标和政策的意见。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是具体负责中长期规划编制事务的机构。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应建立专门负责规划协调的组织机构，以委员会的形式搭建规划的协调平台。加强规划与企业、居民的协调，在进一步加大与专业部门、地方协调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强与企业、民众的协调，尤其是对战略性产业的企业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进行协调。
四、中外规划的评估
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包括监测和评估两部分。监测是对规划实施的全程记录，评估可分为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定期评估包括年度评估、中期评估、最终评估(后评价)；不定期评估主要是指应急评估。各类评估的差异很大，年度评估的重点是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和进程，中期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环境、实施进程、修改建议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应急性评估的重点是重大突发事件对规划的影响，最终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
目前，我国规划评估体系还不健全，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应急性评估长期没有开展。2003年，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但该报告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趋势。
不同类型的规划评估重点差别很大，评估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指令性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投资、财政、信贷等的“三大平衡”，主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量等指标来安排具体项目，对其评估的重点是主要指标实现程度和指标之间的平衡趋势，方法主要是对指标进行定量对比。指导性规划目标的重点在于阐述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及相应对策措施，对这类规划的评估也集中到落实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主要是评价各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规划的方向，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评估方法也由单纯的定量比较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包括利用定量指标判断基本指标的实现程度，依靠专家定性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规划战略的吻合程度，利用问卷调查评价规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等。
我国“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性规划，而且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评估的重点是这一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可通过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在规划前后的切身感受对比，辅助以必要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估。二是产业、区域、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虚实结合”。评估应兼顾战略方向和具体工程的进度。三是发展指标性质不同。评估应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指标。应着重从“指标、战略、满意度”三方面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指标”主要是评估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战略”是评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是否遵循规划的战略意图。“满意度”则主要调查企业、个人、政府部门对规划实施的满意程度。
“指标”的评估主要可采用数值对比方法，难点在于约束性指标的评估。约束性指标包括可均分性指标和不可均分性指标，即有的指标可基本平均分到各年，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等，这些指标均分后通过数据对比直接测度。许多指标包括全国总人口、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受自然规律影响，工作成效难以逐年体现。为此，一方面，应注重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年度目标。另一方面，对指标完成情况的测度应放到较长周期考察。还有部分不可均分性指标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程度，国家已对每年实现的目标进行了确定，可对照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一些重大工程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科技创新工程等探索性、试验性、风险大等项目进程往往具有时间不对称性，存在“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等情况，对其评估应使用不可均分性指标进行处理。
协调发展的措施篇5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按照《*区交通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全区交通工作实际，对梳理出的影响和制约交通事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群众反应强烈的重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归类，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对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立即整改，对暂不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分步实施，有效解决，确保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二、目标任务
通过整改，解决好群众反应强烈、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解决好阻碍交通事业发展的问题，解决好政风行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营造“干事、创业、为民”的良好氛围，力争到今年年底，实现三大目标体系：
1.落实“三个服务”。一是服务*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围绕区委三届六次全会提出的实施“三大战略”、推进“四个第一位”的发展思路，自觉加快交通发展，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规模化程度，为经济社会全局的发展创新优势提供新势力、拓展新领域，形成满足需求、适度超前的支撑和保障能力。二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交通运输工作的重点，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提高公路等级，实现通行政村公路硬化，为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提供良好的交通条件。三是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积极推进农村客运班车通达工程和城乡客运一体化工程，建设城乡公共交通资源相互衔接、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逐步实现“村村通”客运班车。
2.实现“三个有机衔接”。一是注重各种交通网络的衔接和协调，二是注重境内外交通通道的衔接和协调，三是注重交通枢纽的衔接和协调。
三、分析梳理
通过对各种形式征求的意见、建议及查摆出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提炼，共整理归纳出影响和制约我区交通事业科学发展以及群众反应强烈的4项突出问题：
1.希望交通局在今后的交通道路建设中，能紧扣“建设生态玉溪”这一主题，从大局出发，超前规划设计。
2.“三分建、七分养”，公路养护也是发展，建议加大全区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力度，主要是公路养护客观要求所需的资金保证和资金筹措，再加上体制和机制的正常运行，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群众出行条件和交通安全。
3.继续关心、爱护、帮助各块工作，经常与基层政府联系，了解基层实际，解决实际困难。
4．协调解决基层道路维护、养护费用，协调解决所欠的道路、客运站建设工程款。
针对这些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局逐项认真进行了分析，科学分类，将其划分为“有条件解决，正着手解决的问题”以及“有一定难度，正在积极协调、创造条件争取解决的问题”两大类。
四、落实整改
(一)希望交通局在今后的交通道路建设中，能紧扣“建设生态玉溪”这一主题，从大局出发，超前规划设计。
整改措施：一是创新管理机制，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和做法，紧密结合我区交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我区交通区位优势，构建公路网络。二是创新融资机制。在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和资金安排补助的基础上，努力争取扩大财政性资金来源，探索新的融资渠道，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地方配套资金来源地问题。同时，健全交通资金监管和约束机制，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益。三是转变交通发展方式。在加快公路建设中，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约土地、能源、材料，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与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正确处理好交通建设、运营、管理与资源节约，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出一条交通发展、节约资源、环境改善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责任领导：李桂仙
涉及部门：公路科
整改时限：长期
（二）“三分建、七分养”，公路养护也是发展，建议加大全区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力度，主要是公路养护客观所要求所需的资金保证和资金筹措，再加上体制和机制的正常运行，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群众出行条件和交通安全。
整改措施：进一步健全公路养护保障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全区农村公路养护长效机制，积极协调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争取养护管理政策出台，确保养护资金到位，管理人员编制及管理机构升级。已制定方案，筹备建立养护公司。我们将积极争取*区编委给予增加编制，同时提升地方段为副科级单位。对于各乡镇没有交通管理所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我们将协调上级部门帮助协调解决
责任领导：李桂仙
涉及部门：公路科、局办公室、地方段
整改时限：2009年下半年
（三）继续关心、爱护、帮助各块工作，经常与基层政府联系，了解基层实际，解决实际困难。
整改措施：交通局的中心工作就是构建“路、站、运、管”一体化协调发展，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服务群众便捷出行。因此要加强机关干部作风建设，首先要把身子沉下去，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作为政府组成部门，更要注重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开展调研工作，充分发挥部门优势，做好调研工作，开展调研要选择一些带有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问题作为调研对象，要在深度上下功夫。要在机关建立“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大局、促进和谐”的长效机制，主动走出机关，问计于群众，求教于实践。找准切入点，有的放矢，切实提高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能力和水平。
责任领导：局长、副局长
涉及部门：局办公室、公路科、运输科、地方段、路政大队、运政所。
整改时限：2009年下半年
（四）协调解决基层道路维护、养护费用，协调解决所欠的道路、客运站建设工程款。
整改措施：加大协调力度，争取解决基层道路维护、养护费用，一是区级以上政府补助资金的到位，二是乡镇对道路维护、养护费用的预算。对于拖欠工程款，我局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领导，争取逐年解决一部分，最终全部解决。
责任领导：施洪春
涉及部门：局办公室
整改时限：2009年下半年
五、保障措施
协调发展的措施篇6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按照《××区交通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全区交通工作实际，对梳理出的影响和制约交通事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群众反应强烈的重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归类，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对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立即整改，对暂不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分步实施，有效解决，确保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二、目标任务
通过整改，解决好群众反应强烈、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解决好阻碍交通事业发展的问题，解决好政风行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营造“干事、创业、为民”的良好氛围，力争到今年年底，实现三大目标体系：
1.落实“三个服务”。一是服务××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围绕区委三届六次全会提出的实施“三大战略”、推进“四个第一位”的发展思路，自觉加快交通发展，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规模化程度，为经济社会全局的发展创新优势提供新势力、拓展新领域，形成满足需求、适度超前的支撑和保障能力。二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交通运输工作的重点，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提高公路等级，实现通行政村公路硬化，为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提供良好的交通条件。三是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积极推进农村客运班车通达工程和城乡客运一体化工程，建设城乡公共交通资源相互衔接、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逐步实现“村村通”客运班车。
2.实现“三个有机衔接”。一是注重各种交通网络的衔接和协调，二是注重境内外交通通道的衔接和协调，三是注重交通枢纽的衔接和协调。
三、分析梳理
通过对各种形式征求的意见、建议及查摆出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提炼，共整理归纳出影响和制约我区交通事业科学发展以及群众反应强烈的4项突出问题：
1.希望交通局在今后的交通道路建设中，能紧扣“建设生态玉溪”这一主题，从大局出发，超前规划设计。
2.“三分建、七分养”，公路养护也是发展，建议加大全区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力度，主要是公路养护客观要求所需的资金保证和资金筹措，再加上体制和机制的正常运行，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群众出行条件和交通安全。
3.继续关心、爱护、帮助各块工作，经常与基层政府联系，了解基层实际，解决实际困难。
4．协调解决基层道路维护、养护费用，协调解决所欠的道路、客运站建设工程款。
针对这些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局逐项认真进行了分析，科学分类，将其划分为“有条件解决，正着手解决的问题”以及“有一定难度，正在积极协调、创造条件争取解决的问题”两大类。
四、落实整改
(一)希望交通局在今后的交通道路建设中，能紧扣“建设生态玉溪”这一主题，从大局出发，超前规划设计。
整改措施：一是创新管理机制，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和做法，紧密结合我区交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我区交通区位优势，构建公路网络。二是创新融资机制。在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和资金安排补助的基础上，努力争取扩大财政性资金来源，探索新的融资渠道，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地方配套资金来源地问题。同时，健全交通资金监管和约束机制，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益。三是转变交通发展方式。在加快公路建设中，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约土地、能源、材料，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与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正确处理好交通建设、运营、管理与资源节约，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出一条交通发展、节约资源、环境改善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责任领导：*
涉及部门：公路科
整改时限：长期
（二）“三分建、七分养”，公路养护也是发展，建议加大全区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力度，主要是公路养护客观所要求所需的资金保证和资金筹措，再加上体制和机制的正常运行，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群众出行条件和交通安全。
整改措施：进一步健全公路养护保障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全区农村公路养护长效机制，积极协调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争取养护管理政策出台，确保养护资金到位，管理人员编制及管理机构升级。已制定方案，筹备建立养护公司。我们将积极争取××区编委给予增加编制，同时提升地方段为副科级单位。对于各乡镇没有交通管理所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我们将协调上级部门帮助协调解决
责任领导：*
涉及部门：公路科、局办公室、地方段
整改时限：2009年下半年
（三）继续关心、爱护、帮助各块工作，经常与基层政府联系，了解基层实际，解决实际困难。
整改措施：交通局的中心工作就是构建“路、站、运、管”一体化协调发展，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服务群众便捷出行。因此要加强机关干部作风建设，首先要把身子沉下去，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作为政府组成部门，更要注重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开展调研工作，充分发挥部门优势，做好调研工作，开展调研要选择一些带有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问题作为调研对象，要在深度上下功夫。要在机关建立“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大局、促进和谐”的长效机制，主动走出机关，问计于群众，求教于实践。找准切入点，有的放矢，切实提高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能力和水平。
责任领导：局长、副局长
涉及部门：局办公室、公路科、运输科、地方段、路政大队、运政所。
整改时限：2009年下半年
（四）协调解决基层道路维护、养护费用，协调解决所欠的道路、客运站建设工程款。
整改措施：加大协调力度，争取解决基层道路维护、养护费用，一是区级以上政府补助资金的到位，二是乡镇对道路维护、养护费用的预算。对于拖欠工程款，我局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领导，争取逐年解决一部分，最终全部解决。
责任领导：*
涉及部门：局办公室
整改时限：2009年下半年
五、保障措施
协调发展的措施篇7
关键词：贸易；环境；wto；meas
中图分类号：D99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099－04
一、协调贸易与环境法律冲突的必要性
贸易与环境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话题，wto追求自由贸易，多边环境协定（miltilateralenvironmentalagreements,meas）追求环境保护，自由贸易对环境保护的影响日益凸显，而环境政策对贸易的冲击更是近年来整个世界贸易体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但从本质来看，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原因在于，一旦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都被破坏，那么经济发展和经济贸易增长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停止经济贸易活动而单纯去从事环境保护，只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来加强环境保护。良好的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基本目标都是通过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不断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从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
从法律角度分析，贸易与环境的冲突具体体现为规则的冲突，这个冲突集中体现在以推动自由贸易为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内。一是wto体制内的环境措施对wto基本原则的冲击；一是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措施对wto体制的原则、具体环境措施以及争端解决程序的冲击。然而，wto并无一个专门处理环境与贸易关系的协议，通过对其协调环境问题的规则进行分析，会发现wto只是在一些具体协议中不同程度的涉及环保问题，当实际处理贸易与环境关系时，就难免出现分散性和如何适用的问题。wto对环境问题的调整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宗旨和原则的层面，更多体现为对环境保护的一种政治上的回应，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规则和体系，如Gatt1994有关环境的条文只是照搬了Gatt1947的规定，而Gatt第20条（b）、（g）款的规定起初并非为解决环境问题而设置，而今将之理解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基础，过于原则和隐晦。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弥补了实体规则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但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完全解决规则本身的问题，何况争端解决机制本身之规则也有需要完善之处[2]。应该明白，并非自由贸易政策对于环境保护政策有负面作用，而是自由贸易的结果扩大了原来的不当环境政策的负面效应[3]，因此，这种冲突是可以调和的。
二、wto体制下贸易与环境法律冲突的协调途径
wto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因其有体系庞大的贸易规则体系，比较完善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被公认为协调贸易与环境法律冲突的主要场所。wto争端解决机构特别是上诉机构的一系列争端解决实践暗示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当贸易与环境冲突时，在价值取向上逐步向环保方向倾斜。所以，目前解决贸易与环境法律冲突的主导思想应该是：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引导下，通过修订完善wto体制内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改进并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借鉴成型的协调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有益模式，加强meas与wto的合作等方面进行协调。
（一）修订完善wto体制内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
1.对Gatt/wto中第20条作出详细的解释
作为wto法律体系中环境保护主要依据的Gatt第20条，①wto对其缺乏统一的、详细的解释，而只是由争端解决机构针对争端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案解释，从而造成第20条的诸多缺陷，如法律规则不够系统和完善；措辞宽泛、模糊；适用与解释松散、零乱，有时出现前后矛盾等。因此，wto对Gatt第20条作出详细的解释已势在必行。
（1）对第20条（b）款的解释
第一，对“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可将其解释为包括整个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而非仅指进口国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
第二，对“必需”解释时应考虑Gatt的目的是取消贸易限制，而第20条的目的是国家在追求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不妨碍其他政策目标的实现，如实现贸易与环保间的平衡。也就是判断争议的措施是否是“必需”的，要看在达到“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这一目标时，若有其他措施对贸易的限制更少，又同样能合理实现有争议的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则不符合“必需”的要求。
（2）对第20条（g）款的解释
第一，对“可用竭自然资源”的范围作出界定。可用竭自然资源应该既包括非生物资源又包括生物资源。由于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具有流动性，所以为了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自然资源不仅指采取保护措施的国家范围内的资源，而且还包括其管辖范围之外的自然资源，但管辖范围之外的资源应当进行严格的界定，以防一国援引（g）款使其单边贸易措施具有域外效力，将其国内标准强加于他国之上，即该自然资源必须和采取保护措施的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对“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进行界定。该措施不能仅针对出口国采取，必须也对国内该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限制，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要不偏不倚，不能有国别歧视。
（3）对第20条序言的解释
国际贸易中“武断的歧视、不合理的歧视和隐蔽的歧视”，应被理解为相互关联的，它们互相传递信息，隐蔽的限制包含了隐蔽的歧视。
第一，合理性应包含采取的贸易措施要符合比例原则，首先，所实行的措施必须是为达到目标所必要的贸易措施，为达到该目标没有比该方法对贸易限制程度更小的措施；其次，该措施必须与所追求的环境目标成比例，即如果该措施对贸易流动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但仅仅换来了环境稍微改善，即使这种措施是为达到同样环境目标对贸易限制最小的方法，也是不合理的。
第二，不得构成“变相的限制”，即所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必须符合wto规定的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并且限制措施的采取必须满足国家行使权利的“善意”原则，否则即为利用第20条的（b）、（g）两款的例外规定来掩盖实施某种限制所造成的武断的或不公正的歧视。
2.充分利用Gatt/wto的豁免条款
这是在个案基础上决定meas规定的贸易措施是否合法的方案。有两种方式进行豁免：
第一，采用Gatt第25条“缔约方的联合行动”来豁免有关缔约方的相应义务，允许其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包括meas中的相关义务规定。根据Gatt第25条第5款规定，“在本协定其他部分未做规定的特殊情况下，缔约方全体可以解除某缔约方根据本协定所承担的某项义务，但这项决议应以缔约方所投票数的2/3的多数通过。而且这一多数应包括全体缔约方的半数以上。缔约方全体可以采取同样的投票方法：a.规定采用其他投票方法来解除承担义务的某些特殊情况，以及b.制定为实施本款规定所必需的某种标准。”[4]
第二，利用wto中部长会议豁免有关缔约方的相应义务，允许其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包括meas中的相关义务规定。根据《建立世贸组织的协议》第9条第3款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部长会议可以决定豁免成员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承担的义务。豁免应以协商一致在不超过90天的期限里做出；如果豁免的申请在90天内未得到一致同意，将由成员以3/4多数通过。”第4款规定，“如果一项豁免得到通过，必须指明可证明该决定合理的特殊情况，适用于实施豁免的条款和条件以及豁免终止的期限。一项豁免，其期限超过一年的必须由部长会议进行年度审议。部长会议有权根据年度审议的情况，延长、修改或终止豁免”。第9条的豁免程序严格了Gatt第25条的豁免规则[5]。
就采取豁免方式协调二者的矛盾，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批量授予的方式――把豁免权同时授予某些成员，允许他们出于环境的目的而使用特定的贸易限制措施。另外，还可以建立广泛的豁免制度――设立一些一般条件，只要是符合这些条件的环境例外都可以得到豁免。
3.对单边环境贸易措施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wto框架下贸易与环境的冲突常常表现为某些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目前，主要表现为环境标准、ppms标准与wto的一些原则与条款的冲突。
（1）环境标准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环境标准可从如下方面协调：
第一，将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定的国际标准作为确立各成员方实施共同环境标准的目标。
第二，现阶段考虑到各国环保国情方面的差异，可以规定一个最低环境标准。在统一实行国际标准之前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设定国内的环境标准，但不能低于最低环境标准。同时，还应当规定各国的国内标准不得高于国际标准，严格各成员方以高于国际标准的国内标准限制其他成员方产品的进口。
第三，规定各成员方统一实施国际标准的时间表，照顾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环境和经济水平方面的不平等，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推行国际标准规定更长的期限[6]。
（2）ppms标准
ppms（processingandproductionmethods，简称ppms）标准，对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加工或生产方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加以限制或禁止。wto可以考虑扩大“相同产品”的概念范围，将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包括其中。但ppms涉及复杂的技术、道德、文化、社会价值等多种主观因素，各国对ppms存在不同理解，任意将其引入相同产品的概念，无疑会导致非歧视原则和整个贸易体系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借鉴欧盟的灵活协调方式，做一些尝试：
第一，根据目前wto各成员在环境方面的不同发展水平，将其划分成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成员可以规定不同的生产工艺标准。发达国家适用高标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采用相对较低的标准。
第二，对于贸易限制措施的实施设定一定的限制条件：即进口成员方在实施这类贸易限制措施之前必须经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批准，即使在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批准之后，受限出口方仍然可以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利用争端解决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
第三，要求成员方公开其环境标准和政策，接受其他成员的监督和咨询，增加透明度，防止环境标准歧视。
（二）灵活运用并改进wto争端解决机制
1.灵活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根据现有的wto规定，由于修订Gatt第20条以及相关wto协定，要通过正式条文修改程序并不容易。在缺乏新的条约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只能暂时由争端解决机构（DSB）通过个案灵活运用和解释相关规则的途径来建立。
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如下：至今人们还没找到一个能够较好的平衡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制度，[7]针对争议措施的种类和形式的不同以及案件在事实问题上的差异，由DSB对二者关系进行调整，这种灵活性是必需的。另外，争端解决程序或司法意见或判决不具有先例效力，不是判例法。个案基础上调和贸易与环境的难度会大大减轻，而且裁决案件时可以参考以前对同类案件的裁决，但又不必完全受以前裁决的束缚。
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如下：wto争端解决机制虽不存在严格“遵循先例”的原则，但通过对Gatt/wto诸多案例的考察可以看出，事实上以前的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确实对后来的争议审理具有重大影响[8]。这样就产生了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问题,而立法机构却没有有效手段重新解释法律，纠正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意见。尽管《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赋予了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以权威性的法律解释权，然而这种权力从未行使过[9]。
综上正反两方观点，依靠争端解决机构的个案处理来对相关条出解释应当非常谨慎，不能走的太远，不能违背成员方的意愿，侵犯属于成员方全体的立法权。争端解决机构不能也不应该承担制定新规则的职能，wto规则中包括环境问题、劳工标准问题在内的众多空白和模糊之处，恰恰反映了缔约方之间的政策分歧，留待将来谈判时重新考虑。
2.促进环境专家和nGo的参与，增加DSB的透明度
wto一般通过缔约方政府的多边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封闭的制度使环境专家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观点和建议很难在这些谈判中得以体现。专家组的裁决过程处于一种与公众隔离、独立运作的“黑箱”状态。为促进贸易与环境争端的公正、合理解决，wto应选环境专家进专家小组，促进nGo的参与，以更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开展与环境保护组织的对话与协作。
对环境专家入选DSB专家组名单这点进行改革，异议不大。但发展中国家对nGo的加入心存疑虑。多数的nGo来自于发达国家，在wto中游说的诸如环境保护、劳工标准、人权等问题，恰是发展中国家缺乏谈判能力的问题。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nGo会向本国政府游说施压，可能会带来贸易制裁措施的滥用。
尽管nGo的加入给wto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但wto的态度应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考量利弊，不应给nGo在wto中参与决策的权力，可以在DSB内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受理nGo的各种提案，并授予nGo旁听争端解决程序中听证会或磋商过程的权利。
（三）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关模式的借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为协调贸易与环境问题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1.对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冲突协调的借鉴
对可能产生的贸易与环境争端，meas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都没有明确争端的法律适用与管辖权问题。可采用如下方式尽量明确法律适用及管辖权。
第一，确立环境协议优先原则。naFta第104（1）条规定，“当naFta与meas中的贸易条款不相符时，meas中的义务在不相符的范围内优先适用，假若成员有多种同等有效又合理的方式来遵循这些义务，成员应选择其中最不违反naFta其他条款的方式”[10]。该协定还规定，成员可以通过书面协商一致的方法，将现存的或将来的meas列入受保护的名单，使之也自动优先于naFta。不过，该协议规定，若墨西哥认为某一meas可能严重限制其贸易，其有权拒绝认可。这样，naFta不仅首次承认现有meas中的贸易措施的合法性，使三国实施的环境协议中的贸易措施不受naFta的挑战，而且如果未来的国际环境协议包含新的贸易措施，该协议被纳入naFta后，将自动优先于naFta实施。而且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也对其利益进行了一定的考虑和照顾，贯彻了环境法领域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11]。
第二，管辖权冲突的协调。如果争端双方同时既为meas的缔约方又是wto的成员方，因适用meas的规定的贸易措施产生纠纷，可以规定应优先选择多边环境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如果双方都是wto的成员，而其中一方不是meas的成员，则应毫无选择的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2.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借鉴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规定由被告国承担举证责任。而naFta规定，当国家之间在环境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应当由控告国负责举证，即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证明这种环境措施属于一种绿色壁垒而不合理，被告国没有责任向控告国解释实施这种环境措施的理由。该方式无疑对于一国滥用环境政策进行贸易保护将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在贸易与环境争端中，发达国家往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措施不符合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提出控诉，即往往处于原告方的地位，如果能够合理采纳举证责任倒置的建议，被告方发展中国家将免于举证诉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独立执行本国的环境政策。
（四）加强meas机构与wto的合作
多边环境条约的秘书处掌握着很多meas的信息，秘书处通过与wto的Cte的合作和交流，使贸易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相互支持。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信息交流。多边环境条约机构将环境条约中与贸易有关的事项通知wto的相关委员会，wto的相关委员会也应将自己草拟的可能影响环境的贸易措施事先征询有关的环境条约机构的意见。彼此应尽量给对方一定的时间发表评论。第二，设立观察员。wto应授予管理多边环境条约的组织在wto相关委员会中观察员的地位。目前，世界上的meas太多，过多的meas的参与到wtoCte的谈判中，有可能给Cte造成太大的环境压力，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为此，可考虑同意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几个有代表性的meas秘书处以观察员身份参加Cte会议：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巴塞尔公约》。在具体讨论某一mea时，再邀请该mea秘书处作为特别观察员出席会议[12]。第三，联合建立专家簿。由wto和有关的多边环境组织联合建立相关环境问题的专家名册，以备在必要时提供专家意见，也是促进解决贸易与环境争端的措施之一。
三、结语
贸易与环境冲突深深根植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经济实力和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二者属于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层次的重要原则和规范，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要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不仅要解决表面上的法律冲突，更要解决两大阵营中的实力差异导致的利益追求的冲突，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人类也没有必要在两者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两者对人类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法律协调，不管是事后裁判的个案解决，还是更高层次的事前的预防协调，都很难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这是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还是人类的根本追求在绝对意义上的不确定呢？”[13]两者应该都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谓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法律就失去其存在基础和发展的空间），只能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相对合理，只能是不断的接近与完善。本文所说的解决途径，就是力图向在这个“无限接近”中接近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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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的措施篇8
其他发达成员：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呈不断下降趋势
发展中成员：广泛和频繁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仍然是重要的贸易保护手段
从“贸易救济措施”作用转为“贸易防卫措施”
wto成员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新趋势
wto各成员具体使用反倾销措施数量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对2003年反倾销情况的调查显示，其中发起案件数量的国家前三名有印度、美国和中国，而数量最少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最终采取措施数量的国家排序最多的前三位分别是印度、中国和土耳其，最少的是美国。在被发起案件调查以及被裁定实施最终措施的国家或地区中，中国都是位居榜首，而中国台湾也是榜上有名，但是数量不多，居于末尾。
美欧：美国是最主要的反倾销手段适用者
长期以来，美国和欧盟是贸易救济措施的最主要使用者。但由于现任政府经济思路的不同主导，欧盟更主张贸易自由化，而美国在贸易领域除了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外，还添加了许多非贸易性的因素。
反倾销措施仍是美国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为重要的工具，2001年美国反倾销立案数量成为自1992年以来最多的一年，且主要为钢铁产品，而在2002年和2003年发起调查数量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美国也广泛地适用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使得三种贸易救济措施适用交相呼应。
由于案件调查从发起到终裁周期较长，从连续几年反倾销措施最终实施案件数量看，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案件发起数量与其国内经济发展情况直接相关，且大多集中在原料性产品、初级加工产品等在欧美属于“夕阳产业”的产品，同时，案件发起还与国内局部政治利益和集团利益相关，比如2001年大量涉及的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保障措施案件等就是鲜明的例子，是基于一定政治原因而发动，为了竞选拉票，给予某些团体以利益的行为。
美欧也进一步意识到，只对单个产品的所谓“救济”，将可能导致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因为某个产品被实施贸易救济措施而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反而影响整体产业链的平稳运行。同时给最终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影响也是政府发起贸易救济行为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他发达成员：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呈不断下降趋势
除了美欧之外的其他主要发达成员，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长期以来也是最主要的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者。近期，上述几个发达成员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无论从涉案数量，还是涉及产品品种和金额上讲，都在呈下降趋势。
这既是其长期以来适度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一个延续，同时也反映了对于贸易救济措施经济价值和效果的审慎态度。以加拿大为例，2000－2001年度发起反倾销46起，其中涉及的钢铁产品的案件37起，而且主要针对欧盟和美国的钢铁产品。而同期案件涉及进口金额只占当期加拿大全部进口额的不到1％。
发展中成员：广泛和频繁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自身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发展中成员自身和他们与发达成员之间的贸易数量激增，使得发展中成员也开始频繁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发展中成员的反倾销措施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新趋势：首先，从受调查到主动发起调查，从而更大限度和范围地行使wto规则赋予的权利。其次，调查行为的规范性和结果的确定性仍不甚令人满意。由于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成为贸易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发展中成员中已经呈现泛用和滥用的趋势。第三、通过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使得其行使产业救济功能与如何激活国内整体产业链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导致贸易救济措施在实施中往往出现不了了之的情形，严重影响了自身形象、法律的严肃性和执行效力。
2003年，中国反倾销措施决定采取最终措施数量在世贸成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成为各成员关注的焦点，从而使得中国不仅成为最主要的贸易救济措施被调查国，也成为经常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发展中成员。
全球反倾销措施实施中的新特点
贸易救济措施仍然是重要的贸易保护手段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在不断减少其他贸易壁垒措施的情况下，贸易救济措施发挥着处理“不公平贸易”、抵消出口国产品比较优势和增强调查国产业生命力，以促进自身产品比较优势进一步加大的作用。
因此，尽管对反倾销这一贸易救济措施存在诸多质疑或争论，但要废除它或做出重大修改，在可预见的未来，尚缺乏现实可能性。这从各国不断适用贸易救济措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世贸组织新一轮关于《反倾销协定》、《反补贴协定》的规则谈判的进展趋势等，均可以验证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从“贸易救济措施”作用转为“贸易防卫措施”
随着国际经济发展和贸易量的不断高速增长，贸易救济措施的所谓“救济功能”不断被弱化，如欧盟对中国适用反倾销措施的产品的当年出口金额只占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总额的0.5%。而且，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可能对该产品上下游产业和最终消费者带来更大经济影响和利益损失，因此，通过贸易救济措施来实现对国内产业救济的功效到底如何已经被各方质疑。
目前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功能已经更多地转向“贸易防卫”，即选择对国内相关产品在竞争力上存在更大威胁和压力的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使得该措施成为阻拦产品进口的防卫性措施，从而得以减缓对国内相同产品的竞争压力和削弱进口产品的比较优势。
从维护“公平贸易的行为”转为“应急措施”
以往的贸易救济措施在其定型上均以规范和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面目出现，扮演着借此制止贸易扭曲行为，救济国内产业，增强产品比较优势的角色。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中，其效果和作用不尽令人满意。
因此，越来越多的成员将其性能着眼于一种“应急”的行为，即对可能扭曲公平贸易的产品实施一种应急性的限制行为，来实现有期限地阻止产品对贸易扭曲的进一步影响。
这一转变意味着成员已经将贸易救济措施本身被赋予的规范“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功能大大弱化。这种认识的变化恰恰是对包括反倾销措施在内的贸易救济措施性质的客观认识，使得本来不该赋予贸易救济措施的这些功能得到回归，而更多从着眼于在一定时间内对扭曲贸易行为的校正的角度对其性质进行认识，强调贸易救济措施的偶发性和实施的期限性，从而在理论上应当避免贸易救济措施滥用和泛用。但实际发生的情形恰恰与之相反。
但是，对于贸易救济措施本身性质的分析已经更为理性，这就表明了贸易救济措施的实际功效与最初制度设计时所预期效果之间存在较大距离。
“竞争法”方式
近年来，如何处理区域自由贸易中的参加方之间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已经成为积极参与谈判的有关成员的关注焦点。目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有关自由贸易协定中确立了处理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法律规则，它排除了传统的3种贸易救济措施，而是规定采用竞争法来制止任何可能扭曲贸易的行为。
但是对于其他第三方的产品，仍适用传统的3种贸易救济措施。这一规定，实质上又应和了有关进一步完善贸易救济措施理论中的一个观点，即“用统一的国际竞争法来取代现行反倾销政策和规则，而把从严界定的、反竞争的‘倾销行为’纳入国际竞争法作为它的一个条款”。
wto新一轮规则谈判不容乐观
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中，有关授权对《反倾销协定》修改的基本立场是：在保留基本原则、概念、协定的有效性与其规定的措施、目标和进一步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情况的前提下，旨在澄清《协定》有关规定和增强各方适用协定的约束性。
开启谈判程序以来，由日本、韩国和其他发展中成员组成的“反倾销联谊小组”积极推动谈判，递交若干关于《反倾销协定》案文修改的提案。
美国对谈判持消极态度，但面对其他成员要求推进《反倾销协定》修改的态势，也不断提交相关提案。
欧盟态度相对中立。由于谈判涉及规则的修改，各方在取得共识上存在困难，加之2003年坎昆会议受挫后，整个谈判进程均没有取得较大进展，规则谈判领域近期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参与贸易救济措施实施工作的对策建议
中国在反倾销调查中是缺少经验的新手
自1997年12月我国对新闻纸第一次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使用反倾销调查措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尽管如此，我国在使用反倾销措施领域仍然属于缺少经验的新手。
根据目前我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基本情况，我们应主要从以下几个问题着手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相关实施措施：合理选择被调查产品；进一步总结我们以往调查中的经验和得失，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力度，提高反倾销措施使用的效率，从而加强反倾销法律规范的系统稳定性；重视反倾销措施在调查过程中行政机关行为的规范性；加强海关执法力度，增强反倾销税实施的确定性和严肃性；完善复审制度，建立较为丰满的复审制度，增强复审制度本身的确定性。
进一步完善中国企业应诉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外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将仍呈增长态势。因此，进一步增强我国应诉工作就成为进一步弱化反倾销措施对我国影响的重要保证。
从优化资源组合出发，以追求最大经济效果为目的来强化“四体联动”机制。在反倾销应诉中，政府应当充分调配各种职能，合理使用各类资源，将资源优化组合，避免不必要浪费。
首先，在对外交涉的外交资源利用上，应将交涉个案的重点放在对我国频繁适用措施且调查行为不规范的发展中成员，而非美国和欧盟。其次，强化政府自身行政管理职能，打击低价出口和走私行为，增强政府规范经济秩序的能力和手段，在提高产品出口秩序稳定性方面，发挥政府应尽的责任和功能。第三，对最终解决“市场经济问题”不能持一蹴而就的心态，应当充分认识到该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多边化后果，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国经济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此外，只要相关反倾销案件不进入世贸争端解决程序，涉及的案件技术性和法律性问题的交涉应在双边交涉，不应通过多变渠道进行，避免资源浪费和交涉无果。
还应为企业应诉反倾销提供更为优化的条件。企业应诉积极性的提高是取得应诉良好结果的重要因素。在企业应诉中，需要进一步提高行业的协调性，防止各自为战，尤其是在应诉中提交相关生产数据和信息的准确，统一和协调就显得十分重要。
其他贸易救济措施应对的新问题
近期加拿大已经开始对我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因此，面对反倾销应诉的重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反补贴措施的应对工作。同时，如何在“非市场经济”问题和被实施反补贴调查问题上保持一个平衡点也是政府需要深入研究并做出取舍的现实问题。
在特保案件的应诉方面，由于特保措施存续的周期较长，实施门槛低，未来被成员滥用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由此，我们应当将其与反倾销一样作为技术问题处理，同时，不能低估中国企业对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消化能力和市场重新占有能力，尤其在发展中成员对我国实施时，避免对实施特保措施后可能对我国产品的实际影响或损害作不切实际的评估。
协调发展的措施篇9
自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通过以来,世界各国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数量逐年上升,2001年全球范围内保障措施调查案达53起,比2000年的26起,增加了27起[1]。2001年美国发起了201钢铁保障措施调查,对世界钢铁生产和消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作为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我国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立案公告对部分进口钢铁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调查,这是我国在加入wto后第一次应用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措施。
按照wto有关规则和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1)不可预见发展(unforeseendevelopment)的存在;(2)进口数量的增加;(3)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seriousinjuryorthreatofseriousinjury);(4)进口数量的增加和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suallink)。由于保障措施对于我国的调查官员、律师和企业人士而言还是相对陌生的法律制度,而且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规定较为抽象和简略,以下将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涉及保障措施的判例对上述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逐一作简要的分析:
一、不可预见的发展
所谓不可预见的发展是指一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该情况的发生以及该缔约方履行关税减让承诺的结果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的相关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不可预见的发展最初源于wto《Gatt1994》articleXiX的规定。其基本要求是,如果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之情况下,一缔约方履行其在《Gatt1994》下的包括关税减让在内的义务,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领土内的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该缔约方可以在防止或救济损害所必须的限度和时间内,针对该进口产品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其在《Gatt1994》下的义务,或撤回、修改其在《Gatt1994》下所做出的减让。
wto规则之所以设计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主要是为防止保障措施被滥用。保障措施的规定也被称为“逃避条款”(escapeclause),因为该条款允许一缔约方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但由于一缔约方的逃避行为会对其他缔约方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wto规则必然要通过规定不可预见的发展,限制缔约方仅能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时,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Gatt1994》articleXiX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并没有被写入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的最终文本,因此对不可预见的发展是否构成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各缔约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一分歧已经为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SettlementBody)的上诉机构(appellateBody)在韩国奶制品案的报告中解决。在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缔约方证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存在是缔约方为适用保障措施所必须的一项“先决要求(prerequisite)”[2]。因此无论各缔约方是否在国内立法中作了相关规定,各缔约方在采取保障措施时都必须将不可预见的发展作为一个先决要求进行考察。
wto《Gatt1994》和《保障措施协议》中没有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具体的定义,但在1951年“Hatters’Fur”案中,当时的争端解决工作组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了如下解释:“不可预见的发展指在相关关税减让的谈判后出现的情况发展,并且要求做出关税减让的国家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预见到这种情况发展是不合理的”[3]。这一解释还被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上诉机构在1999年韩国奶制品案中所引用[4]。
对于上述解释,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1)判断某种情况是否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关键在于该情况是否能为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合理预见”,凡是能够合理预见的情况均不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2)判断是否能“合理预见”,应该从一个假设的“理性的缔约方”的角度来考察,至于具体缔约方之间预见能力的差异应不在考虑之列;(3)判断合理预见的时点应考察缔约方进行缔约谈判时是否能够合理预见。
二、进口数量的增长
进口数量的增加是实施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措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增加或者相对增加”。《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又进一步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审查(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从上述规定看,进口数量的增加并不应该是单纯的“数量”分析,并不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均可以构成《保障措施条例》所要求的“进口数量的增加”。相反,《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要求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角度审查“进口数量的增加”,换言之,进口数量增加的程度和方式要足以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所以在进行进口数量的分析时,不仅要考察进口产品的绝对增长率与增长量,而且应考察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
《保障措施条例》的上述要求也反映了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中的观点。在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在保障措施调查中如果仅仅证明今年的产品进口量高于去年或者五年前,(这种分析)是不充分的”,“值得再一次重复的是,仅仅证明进口数量的任何增长是不充分的”。上诉机构要求,“进口数量的增长必须是在时间上足够临近的(recentenough),足够突然的(suddenenough),足够明显的(sharpenough),足够重要的(significantenough),并在数量上和性质上能造成或威胁造成严重损害”。[5]
三、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
《保障措施条例》没有对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做出专门的定义。根据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第1款,严重损害指对某一国内产业的地位造成的重大总体损害。严重损害威胁是指严重损害迫在眉睫,确定存在严重损害威胁应当基于各种事实而不应仅仅基于断言、推测或者遥远的可能性。
按照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件中的观点,保障措施案件中的严重损害(seriousinjury)要件要比反倾销案件中的实质性损害(materialinjury)要件更为严格。因为反倾销措施针对的对象是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而对于保障措施并没有存在此种限制,换言之,即使不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也同样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所以保障措施作为进口限制措施是不同寻常的(extraordinary)。考虑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特征,立法者在设计保障措施的发起要件时应对保障措施的发起要件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考察国内产业是否遭受“重大总体损害”,必须对国内行业的整体状况做出评估。《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在考察国内产业损害时,应当审查下列相关因素:(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3)国内产业产量、销售水平、市场份额、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利润与亏损、就业等指标;(4)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上述考察因素包括了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所列出的全部产业损害考察因素。
但正如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中指出的,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所列出的考察因素并没有穷尽调查机关的考察范围,仅仅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清单,为准确评估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调查机关还应考察《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之外的其他一切反映国内产业状况的相关因素。在该案中wto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严重损害存在结论的做出,并不要求被考察的每一项因素均呈下降(declining)趋势。实际上根据案件所涉及的不同国内产业,在某一案件中,可能销售水平、就业和生产能力方面显着下降的事实就足以做出国内产业遭受重大整体损害的结论;也有可能在某一案件中,尽管某一因素没有呈现下降趋势,但就整体产业状况而言仍可以得出国内产业遭受重大整体损害的结论。
上述对严重损害的确定方法同样可以适用在严重损害威胁的认定中。基于同样的理由,保障措施案件中的严重损害威胁(threatofseriousinjury)要件要比反倾销案件中的实质性损害威胁(threatofmaterialinjury)要件更为严格。在考察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时,调查机关同样要考察一切反映国内产业状况的相关因素,该考察范围不受《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的限制,以便对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做出正确的评估。
与严重损害要件不同的是,严重损害威胁还须证明威胁是迫在眉睫,这一威胁的存在是基于各种事实而不应仅仅基于断言、推测或者遥远的可能性,而且损害威胁的发生存在着高度的可能性。所以《保障措施调查立案暂行规则》第十三条进一步规定,以进口增加造成国内产业严重损害威胁为由提出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供下列证据资料:(一)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出口国的出口能力、库存情况以及进口将可能继续增加的证据资料;(二)本规则第十二条(一)项所列因素或指标的明显迫近的变化趋势。
四、因果关系
保障措施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进口数量增加和国内产业受到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应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保障措施条例》第十一条要求调查机关应当根据客观的事实和证据,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与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考察因果关系要件时,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将进口增加之外的因素(即“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与进口增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按照《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不得将进口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进口增加。wto《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2(b)也规定,“除非调查根据客观证据证明有关产品增加的进口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得做出(a)项[6]所指的决定。如增加的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因于增加的进口。”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保障措施条例》要求调查机关在保障措施调查中必须进行因果关系的调查,并应区别考察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的影响,但因果关系究竟应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认定,《保障措施条例》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依据的标准,所以可以参考wto的有关判例。
wto上诉机构在美国麦麸案的上诉报告中,将wto《保障措施协议》对因果关系的上述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为如下方法[7]:(1)作为调查机关考察因果关系的第一步,调查机关应把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损害区分开;(2)第二步,进口增加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损害分别进行归因,以保证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会归因于进口增加;(3)第三步,判断在进口的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该因果关系构成两者之间的真实和实质的关系(agenuineandsubstantialrelationship)。
五、结语
以上是通过wto的相关判例对采取保障措施的四个要件所作的简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中已经明确规定,wto的法律规则不能在中国直接适用,而必须通过转化为中国国内法的方式适用。所以实践中,中国法院在审理保障措施的案件时并不能直接援引wto《保障措施协定》及其相关判例做出裁决,而只能依据《保障措施条例》等国内法规做出裁决。但是,作为wto协定的缔约方,中国有义务保证其国内法与wto法律保持一致性,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所指出的,在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如果适用的国内法规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其中一种解释与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一致的,法院应选择该种解释。考虑到中国目前涉及保障措施的法规比较简单尚处于摸索阶段,通过学习wto的规则和相关判例对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些法规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1]数据来源:信息要揽,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uk/chinese/2002/020424.htm
[2]Korea-DefinitiveSafeguardmeasuresonimportsofCertainDairyproducts,wt/DS98/aB/R,adoptedon12Jan,2000;又参见:UnitedStates-DefinitiveSafeguardmeasuresonimportsofFresh,Chilled,orFrozenLambmeatfromnewZealandandaustralia,wt/DS177/aB/Randwt/DS178/aB/R;
[3]ReportoftheintersessionalworkingpartyontheComplaintofCzechoslovakiaConcerningthewithdrawalbytheUnitedStatesofatariffConcessionunderarticleXiXoftheGatt,Gatt/Cp/106,adopted22october1951。
[4]Korea-DefinitiveSafeguardmeasuresonimportsofCertainDairyproducts,wt/DS98/aB/R,adoptedon12Jan,2000。
[5]argentina-SafeguardmeasuresonimportsofFootwear,wt/DS121/aB/R,para.131。
协调发展的措施篇10
关键词全球治理；贸易摩擦；协调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1-0052-06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贸易伴随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壮大。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世界各国联系紧密、交织渗透，形成了既相互合作又激烈竞争的格局，而贸易摩擦成为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变化中的必然。近年来，全球贸易摩擦数量持续上升，涉及领域不断拓宽，影响范围日益广阔，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阻碍。
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源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自由流动，也助推了经济、生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显现，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诉求日趋强烈，协调合作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共识。将贸易摩擦放在全球治理的时代背景中考察，有助于缔造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准确把握国际贸易发展新态势，深入推进全球贸易可持续发展；应用全球治理机制处理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将合理解决贸易争端与贸易纠纷，有效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重塑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一、全球治理面临变革转型
全球化纵深发展，国家之间协作应对紧迫性公共问题的需要日益增长，全球治理成为国际重要议题。全球治理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事务进行协同管理的理论，事关各国长远利益，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更替演进。
（一）全球治理新形势
1992年创建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的《天涯成比邻》（ourGlobalneighborhood）报告中[1]，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国际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世界法治的关系，报告强调形成具有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实践中，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支撑的全球经济货币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保障的全球贸易体系，及以世界卫生组织、劳工组织等为基础的全球社会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虽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使世界发生巨大变革，但也导致发展失衡加剧，全球可持续发展紧迫性显著增强。可持续发展侧重基础设施、治理标准、气候变化等基本发展目标，实现难度加大，发达国家望而却步，但新兴大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期，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构想，还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使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顺应世界发展格局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亟需变革。
（二）全球治理新架构
全球治理属于动态复杂系统工程，处于不断调整完善过程中。在全球治理架构中，治理主体属于关键性要素。现时期，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和目标表现出更多关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项议程，全球治理开始迈入多层次、宽领域、跨国性的全面合作时代。联合国作为多边舞台始终是国际体系中心，不容置疑地成为全球治理重要主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则是全球经济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实体；以G20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基点，建立了处理国际问题的新秩序，形成保障全球治理成效的多边或双边规则和制度安排[2]。在新的治理框架下，虽然国家是全球治理不可替代的主导力量，但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作为有益补充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3]。众多治理主体趋于平衡的协同关系是国际社会面临庞杂全球问题进行的改革创新，治理主体间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交叉合作的非等级结构，共同努力应对来自于不同领域的全球威胁，将全球治理议题从包括金融、贸易在内的经济治理，向日益突出的能源、环境、人权等非传统安全治理转变，以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三）全球治理新机制
随着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推进，全球治理内容不断丰富，范围逐渐扩展，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机制也在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问题中悄然转变，显现出独特的发展态势。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取决于代表性、决策效率和实施效果[4]。联合国处于国际体系中心代表性高，但由于立场各异决策效率较低；作为历史国际核心机构，G8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高效率作用，但仅由发达国家构成的G8代表性较低，没有充分反映当今世界格局变化，仅凭借其在金融、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等领域占据的绝对优势，力图强化由其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阻碍了全球治理的真正实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集团地位发生了急速转变，G20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半，旨在促进全球平衡和国际合作，为全球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机制保障。自G20成立以来，其组织运行机制不断完善，议题内容逐渐调整扩大，影响作用明显提高，已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机构和主要平台，特别是新兴大国在G20为标志的全球治理新机制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了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向推动者的升迁[5]。在全球治理重要转型时期，G20与联合国将并存互补各自发挥作用，弥补治理效果的有限性问题，使全球性紧迫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二、全球治理中的贸易摩擦内涵
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摩擦”一词长期处于笼统指代状态，与贸易争端、贸易救济、贸易壁垒等概念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时常出现混同使用的现象，为此，有必要对全球治理视角下的贸易摩擦理论内涵进行分解与剖析。
（一）贸易争端
经典贸易理论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与出口国家自身福利，然而全球化浪潮缩小了各国间的比较优势，促使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相比较而言，“贸易争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术语，主要用于描述成员国之间出现的贸易纠纷，通常是指贸易双方中的一方在另一方采取关税、非关税壁垒措施来阻止其产品出口时，提出反对意见并要求对方予以纠正，终止其贸易措施甚至予以补偿的行为及其过程。wto贸易争端解决结构（DSU）负责监督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顺利运行，是多边贸易机制的主要支柱。自1995年wto正式运行以来，截止2015年，DSU接受贸易争端案件共计503起（见图1）。从总体来看，贸易争端案件大致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说明国际贸易摩擦在减少，这是因为wto规则中，仅当对进口国制裁措施不予接受时，出口国才会诉诸wto争端解决结构，因此大量贸易摩擦通过双边途径予以解决，wto处理的贸易争端只是国际贸易摩擦的一部分。
（二）贸易救济
传统关税保护力度日益减弱，“贸易救济”措施开始成为重要贸易政策工具。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wto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倾销、补贴和过激增长等给其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以维护国内产业安全。中国加入wto以后，其他成员方在特定过渡期内针对中国产品进口，则可以单方面采取特别保障措施以维护国内产业利益。自1995年至2015年，wto成员方共计发起反倾销调查4990起，反补贴调查413起，保障措施调查312起（见图2）。虽然贸易救济措施立案调查数呈不稳定波动状态，但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有较为明显的增加。经济危机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各国家及地区积极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身产业安全。从贸易救济实践可知，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主要针对价格歧视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保障措施则针对进口产品激增的情况，在实际操作执行中，由于各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贸易救济措施的自由决策行为常令被调查方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使贸易救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实施贸易保护的合法利器。
（三）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是国际经济、社会、科技不断发展的产物，日益滋生的新贸易壁垒现已成为部分国家及地区实行贸易保护的高级形式。“贸易壁垒”也被称为贸易障碍，主要指一国对国外商品或劳务进口所设置执行的各种限制措施。实施贸易壁垒的目的在于各国政府为保护该国经济不受外来产品或劳务的侵犯，为此具有一定倾向性，凡是正常贸易受到阻碍，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受到干扰的各种人为措施均归属贸易壁垒范畴。从表现形式来看，贸易壁垒包含违反承诺的关税措施，缺乏规则依据的进口管理限制，缺乏科学依据的技术法规、产品标准、合格评定程序（tBt）、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SpS），不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服务贸易准入经营限制，不合理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以及其它贸易壁垒等。以目前备受关注的tBt与SpS为例，自1995年至2015年，wto共计发出tBt通报24831件，SpS通报14502件，与贸易争端和贸易救济总体趋势不同，tBt和SpS通报数持续性上升，见图3。多数贸易壁垒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隐蔽、涉及内容广泛且操作简便，成为各国家及地区越来越频繁使用的贸易保护工具。
（四）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是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常态，全球视野下对贸易摩擦的概念界定相对更为包容与宽泛，借鉴前期研究成果[6]，在现有世界分工格局下，“贸易摩擦”是指存在国际经贸关系的两个或多个国家及地区中，为维护、提升本国及地区相关利益、排除对自身利益的威胁或以占据国际市场为目的，采取或意图采取某些贸易保护或限制措施，导致他国及地区利益受损，从而引发相互间的冲突或纠纷。
从以上定义得知，贸易壁垒是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发因素，两者具有相似表现形式；贸易救济是贸易摩擦的间接产生原因，两者具有部分交叉，而贸易争端则是贸易摩擦最强烈的表达方式。对于贸易摩擦的界定包括以下含义：从涉及对象来看，贸易摩擦逐渐打破了单边或双边界限，致使摩擦主体及其影响作用辐射至区域或多边更广阔范围；从行为过程来看，贸易摩擦防御性与攻击性兼容，其既可以维护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利益，也可以为拓展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而预先采取或应对实施各种形式的争议性贸易保护或限制措施；从产生结果来看，贸易摩擦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由此导致的国家利益损害将使摩擦方在经济、生态、社会等国际关注重点领域发生冲突或纠纷，最终造成对国际自由贸易的障碍。
三、全球治理中的贸易摩擦特性
国际贸易摩擦是国家及地区间利益冲突与碰撞的独特表现形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为贸易措施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特殊手段，使国际贸易摩擦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贸易实践中，应以倡导自由贸易为宗旨，避免隐蔽性贸易保护和贸易限制对世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一）自由性与过度性
多边贸易制度是全球治理框架建立的基础，偏离制度约束的过度性与自由性则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显著特性。随着国际贸易的长久发展，贸易制度呈现出系统内多层次化的趋势：wto是处理国家间贸易规则的重要国际性组织，全球大多数国家，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贸易国都是wto多边体制成员，wto开创了全球贸易治理的全新时代[7]，形成了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业协定》、《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为主的正式、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而旨在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贸易协定是对wto多边贸易制度的进一步充实完善，涉及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国际层面的制度政策可以扩散影响国内决策，各国家在wto框架下纷纷建立了国家贸易制度规则，对于贸易救济措施而言，wto虽已明确了执行要素，但调查操作存在充分自由裁量空间，导致各国家衡量视角相异裁定易出现冲突结果；对于技术性贸易措施、知识产权等相关内容而言，wto制度仅仅提供了实施方向但缺乏指导细则，致使部分国家积极制定大量具有偏见性的国内贸易法律规则，在具有合法意义的制度支持下，对国家经济、贸易利益造成过度保护，加剧了世界贸易不平衡结果。
（二）交融性与复杂性
依据贸易摩擦内涵，国际贸易摩擦多以微观企业为触发焦点，但逐层延伸会对国家宏观发展造成阻碍和影响。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发达国家经济下滑，财政赤字恶化，失业率显著升高，迫于国内利益团体政治压力，不得不频繁使用贸易保护措施作为解决危机的重要手段，却为未来国家体制层面和战略层面的贸易摩擦埋下了隐患。贸易摩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力的较量，使得其实施形式错综复杂交融变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联动实施、保障措施与反倾销措施等轮番出击、技术性贸易壁垒与知识产权保护交替并用等逐渐成为贸易摩擦的常态化表现。联合措施大大提高了贸易保护的有效性，保障了案件裁决结果向着有利于进口国国内利益的方向发展。在国际贸易制度保障下，贸易措施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层面逐渐延伸到农林牧渔产业，并迅速扩展至劳动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无所不包且仍有增加的态势。近年，全球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贸易政策渐渐进入公众视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发展重点放在新兴能源产业、节能减排技术等领域。wto规则已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开辟了有限额外空间，这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及《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中均有所体现，各国家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同样可以参考使用贸易措施，新型贸易保护形式“碳壁垒”隐约可见。
（三）倾向性与争议性
在国际贸易制度和wto贸易规则约束下，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适当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合理和合法性。随着传统关税、进口配额、许可证等贸易措施逐渐被取消或受到限制，诸如技术性贸易措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等非关税类贸易工具影响力日渐扩大。部分发达国家及地区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实施具有倾向性的贸易限制措施，其目的在于否认出口国资源禀赋优势，同出口国展开世界资源争夺，并将资源密集产业生产由国外转移到本国，从而够保障国内产业产能的提升和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此外，发达国家及地区凭借自身占据的比较优势，规避歧视性争议，在科技型产业频繁采取不公平的救济方式和保护措施，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发展，是包括发展中国家需要坚决予以抵制的。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为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所制定的产业转型政策也较易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制度规则发生冲突，由于调查机关处理方式不同，国家间发生贸易摩擦时争议焦点较多且相互难以协调，如果分歧继续升级将诉诸wto贸易争端解决，根据wto贸易争端统计数据，自1995年至2014年上半年DSU接受的482起案件中，双方同意已解决的案件共计94起，仅占案件提起总数的19.5%，仍在磋商中的案件149起，其他案件则以各种形式待以解决，争端双方所需时间更长、耗费资源更多，对于各自利益皆有影响。
四、全球贸易摩擦协调治理思路
贸易属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范畴，全球贸易治理基本目标在于构建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提供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平台，形成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国际贸易摩擦最直接体现在国家间实施倾向性贸易保护措施，新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也由此成为全球贸易重点治理的领域。全球治理不仅要促进发展也要兼顾公平，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国际组织机构间的合作成为深化全球贸易治理改革的重要保障，依赖于良好、高效的经济体系和国际贸易制度，才能够有效化解国家间频发的贸易摩擦。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只有立足于全球视野，主动承担起全球贸易治理责任，深化地区合作[8]，沿着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管理的思路，积极探索多层次、多样化的内外兼治型治理模式（见表1），才能有效维持多边贸易体制平衡，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一）完善贸易摩擦监测预警机制
目前，wto与独立贸易监督服务机构“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不定期向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数据和研究报告，各个国家也纷纷建立了国内产业安全预警系统，以便在早期阶段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事件做出应变预案。建立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机制是化解贸易摩擦的重要环节，在全球治理视野下，各国家应加强与国际组织的数据交流与信息共享，保障传输渠道畅通；在贸易摩擦即将发生以前，应与贸易摩擦直接或间接所涉及国家进行沟通和协调，针对重大分歧积极磋商，努力变对抗为合作谋求共赢；国家应逐步建立全产业体系贸易数据监测，随时观察、及时发现贸易安全隐患，从而预防、减少甚至化解贸易摩擦。
（二）提升贸易摩擦妥善应对效率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具有权威性约束力，能够有效减少肆意而为的大国单边行动，当出口国家面临侵害国家利益的非法行为和不公正的贸易裁决时，可以寻求主动提请wto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正当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贸易摩擦产生本因是国家间的利益损害，为此开展协商和谈判并达成一致共识是涉事双方解决贸易摩擦最直接的渠道，掌握一定谈判策略和方法能为化解贸易摩擦带来良好效果；当贸易摩擦无可避免时，出口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为核心，以行业商会、律师团队、涉案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线，迅速开展贸易摩擦多元协同应对工作，维护国家经贸安全。
（三）促进全球贸易可持续性发展
wto既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也是全球贸易治理的主要平台。在全球治理变革时期，wto亟需重塑自身结构，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进一步规范国际贸易规则，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协调各成员共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局下，贸易摩擦双方应善于借助地缘性或经济性区域贸易组织搭建双边会晤平台，保障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互有联系、互为补充；同时，出口国遭遇贸易摩擦后也应反躬自省，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出口产品技术质量，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成功实践经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不平衡状态，从而化解贸易摩擦。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G20集团涵盖面广，代表性更强，是促进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富有建设性和开放性对话的有效机制，能够为有关世界性紧迫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借助G20机制逐渐走向全球贸易治理前台，而政治、经济和贸易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与wto成员国间存在诸多利益重叠，这在客观上赋予了我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充当起协调者与建设者的角色，促使我国有责任在国际规则的制订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自身身份认同与国际压力之间实现一种巧妙的平衡，控制好平衡的程度和节奏，以平等互利、认真负责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区域合作及全球贸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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