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1
关键词：新安全观；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4－0026－06
一、引言
一般而言，安全从客观意义上讲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从主观上讲是因这种客观状态的存在而排除心理上的恐惧。安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术语，一旦与政治产生关联，便立即成为政府权威部门优先处理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涉及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是执政者不可回避的首要责任。
传统的观点把安全等同于以国家为对象的军事安全，或者把安全界定为保卫国家免受外来的颠覆和攻击，其内容是维护国家领土和完整。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安全的问题领域和范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就是逐渐突破了国家中心和军事政治领域，并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推移。如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安全研究的外延。纵向上，将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发展到个人、次国家集团、地区及全球体系。横向上，将安全的议题领域由军事政治安全扩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的问题视角开始聚焦到“人的安全”上，这无疑是最具道德说服力的，同时也是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概念。如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2](p.24)。虽然“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观念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如忽视了国家层次的安全认同，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还比如把所涵盖的七类问题都提升到安全层面，容易导致“人的安全”概念的泛化，等等。但对“人的安全”的这些批判并不妨碍这一概念被联合国大力倡导，并在现代社会日益涌现的威胁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得到众多不同政治背景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接受度。
作为“人的安全”的核心内容，政治安全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随着传统安全观念中军事－政治安全比重的相对下降，政治安全相对于以军事防御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而言，其内涵和外延获得空前的拓展，在国家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的指引下，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逐渐脱离狭隘的国家间安全体系的零和博弈思维，从而获得更加宽广的研究路径。
二、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政治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安全”这个概念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因素，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3](pp.3237)。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
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笔者对近12年来（截至2012年4月）两大数据库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以“政治安全”作为题名的学术论文不足200篇，远远低于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详见表1）。因此对政治安全的内涵、体系构建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极具理论价值。
对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2
关键词：安全意识,安全教育
abstract:thisarticlefromtenaspectsofsecurityawarenessoftheconnotationofplainpaper,safetyeducationpeersinhopefromthetenaspectsholdsafetyconsciousness,safetyeducationandbeneficialtoprovidenewideas,enhancesafetyeducationthepertinenceandoperability.
Keywords:safetyconsciousness,safety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X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安全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职工思想中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搞好安全教育就不得不对安全意识的内涵有所了解，以下是笔者就此进行的浅显的探讨。
安全意识的内涵
2.1安全政治意识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保护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高度重视对全体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也是从人的角度保护生产力，这是安全政治意识最根本的内涵。
其次，安全政治意识的内涵应关联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国家不同时期安全生产形势所作出的重要指示，如同志提出的“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将长期内对安全生产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再次，安全政治意识的内涵应关联到党的安全生产方针，即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指导方针。
另外，安全政治意识的内涵是随着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有待于我们与时俱进地加以研究、升华。
2.2安全经济意识
安全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是搞好安全生产的物质保障，这是安全经济意识的基本内涵。必要的安全投入有了保障，才能加强员工的安全培训，采取安全技术措施，消除或控制事故隐患，有效监控危险源（点），使生产得以顺利进行，更快地发展经济。同时，经济发展了，必须反哺安全工作，必须从企业产品销售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之于安全，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
2.3安全文化意识
搞好安全生产必须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从文化的角度去把握和强化安全意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重要有机成分，有其语言外壳。如：“安全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说法，反映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文化意识，“安全是天字号的大事”、“安全是职工最大的福利”、“安全工作贵在做细做实”，反映了正确的安全文化意识。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向职工灌输正确的安全文化意识，纠正错误的安全文化意识。同时，企业安全文化需要不断从安全生产实践中去挖掘、培养、提高。
2.4安全科技意识
现代化的生产中，科学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生产、管安全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必须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渗透于安全生产的各个方面。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安全生产提供了许多研究方向和学科，如安全工程学、人机工程学、安全心理学等。当前，许多企业利用这些学科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还缺少主动性，因此大力提倡安全科技意识显得比较迫切。
2.5安全标准意识
为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称为企业标准化。安全工作作为企业整个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方面，必须实行其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的体系化，这是安全标准意识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企业的标准化是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发展的潮流之一，国家安全法规、企业内部安全规章制度在企业内的表现形式将逐步被企业安全标准所取代，即企业将制定系统的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管理标准、安全工作标准来实现安全工作的运作。安全标准意识将逐步发展，为人们所接受，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将进一步显现。
2.6安全法制意识
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方略，搞好安全生产也需要依靠健全的安全法制来规范，企业全体员工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法制意识。
我国的安全生产法规比较全面，2002年又颁布、实施了规范安全生产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这是安全法制得到充分发展的重要标志，将为增强全社会的安全法制意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企业必须和社会舆论相配合进行深入的普法宣传，不断提高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安全法制意识，服务于企业的安全生产。
2.7安全道德意识
“以德治国”的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可以应用于当今社会。即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使之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同样，在全社会尤其在企业员工中树立牢固的安全道德意识，必能弥补安全生产管理的不足，促进安全生产。
安全道德意识寓于职业道德之中，对企业领导、安全管理人员来说是对职工的生命和国家财产高度负责。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企业的发展，家庭的幸福。每个人都应有对自己、对同志、对家庭、对企业、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以强烈的安全道德意识去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自觉地搞好安全生产。
2.8安全实践意识
实践出真知，安全意识的树立和强化是在生产实践中才能完成的。同时，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正确的安全意识又会对安全生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要善于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安全生产的规律，又要善于利用这些规律指导生产，以最小的安全代价获得最大的安全效益。这是研究安全实践意识的目的，也是强化安全实践意识的要求。
强化安全意识要特别重视企业自身安全生产实践中发生的事故案例，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比纯粹的说教更深刻，更有说服力，这是强化安全实践意识的必然要求。
2.9安全开放意识
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社会对安全生产提出的要求是树立安全开放意识。安全开放意识要求同行业间、企业间、国家间建立安全生产信息交流互动的关系，促进安全生产技术的交流，促进安全生产管理手段的更新。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期、经济体制转轨期，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事故损失严重。回顾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也有这样的历史阶段，只有认真吸取他们的教训，才能少走弯路，更好地保护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2.10安全全局意识
安全全局意识在企业内部的反映是确立安全工作在企业整个工作格局中的地位。“安全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原则是对安全在企业整个工作格局中地位的反映。安全工作关系到生产力的保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是企业的头等大事。只有合理地定位安全工作，才能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的关系，使安全工作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安全全局意识更广泛的含义是安全工作在全国整个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合理定位。近几年来，一次死亡数十人、上百人，伴随着巨大经济损失的重特大事故频频发生，在全社会引起极大震动，安全生产工作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格局中越来越引人注目。只有把安全工作放到保护劳动者、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局中去全盘考虑，才能更自觉主动地搞好安全生产。
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3
关键词：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72－03
2010年5月1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时，提出“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1］。为此，我们深感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责任的重大，义不容辞，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地处革命圣地，更应该承担起这份重担。因此，我们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于大学生进行实践性教学环节，努力为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对延安红色文化的解读
要把握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首先还得从文化、红色文化谈起。关于“文化”一词在《辞海》中表述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2］当然，这里讲的文化是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的，是指文化资源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红色文化是我国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广义的角度上而言，所谓“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它包括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文化、长征文化、延安文化、太行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文化、“两弹一星”文化、“九八”抗洪文化、“5.12”抗震救灾文化，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的遗迹、文物、具体事件、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等。就狭义而言（本文讲的红色文化是从狭义的角度而言的），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及其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当然，红色文化资源又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形象直观，在推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民族文化遗产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和民间习俗为核心，内涵丰富，有着更加巨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因此，所谓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在延安所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革命遗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革命文章、诗篇、歌曲、戏剧等作品（物质文化）以及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二、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大学是人生接受教育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逐渐形成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青年学生在这个阶段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外，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事关国家与民族振兴的大事。在父母的眼里，孩子离开家庭就意味着把孩子托付给了学校；在学生眼里，进入大学就意味着开始独立决定自己的人生；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要求大学把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栋梁之材。然而，近些年有关这个象牙塔里天之骄子自杀、打架斗殴、酗酒、、盗窃等行为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反思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为此，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加强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教学的实践基地，多次的教学实践已证明，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推动我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如下：
1.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
如上所述，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它折射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思想作风和优良品质，彰显出中国革命理论的先进性，是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始终坚持为“为人民得解放”、“为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价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同宗同源，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又赋予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新的内容，既体现其优质性，又凸显出教育的本源性。因此，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优质资源和本源性的思想理论教育支撑。
2.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价值观在《辞海》中表述为：“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3］这说明了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人类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就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出的价值观来看，它再现了延安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这种价值观与实践观科学地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统一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就客观真实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特别是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要忠诚于党、忠于革命首先就是要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为重；忠于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报效国家、献身革命就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持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高度统一。可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观教育教学内涵，形成了天然的“联姻”，并为其提供了正确的教育教学导向。
3.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的革命文化根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职能就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所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凝聚人心、激励全国人们团结奋斗的基础性工作”。［4］这也就是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因为它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5］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该充分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支撑性和根基性。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承载着革命军人听党指挥、匡正勇胜的军魂，勇往直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保家卫国、爱国爱民的革命情怀，英勇牺牲、献身使命的革命气节。这种优秀革命文化的先进性，既被红色革命历史所印证，又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检验，还被时代所认同和接纳。它的内涵特质、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基本内涵本源上达到了有机统一，因而客观上、本质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文化根基。
4.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种革命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诠释着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可以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充分发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正如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6］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极为重要环节。对此，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教育价值，早在解放之初，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7］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发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延安精神。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8］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这一地理优势，为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们思想政治素质又开辟了一个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目的，除了按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搞好教学之外，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建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的红色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
因此，在加强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可以进一步增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艰苦奋斗精神等教育，帮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国史，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必须倍加珍惜，从而使他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利用实践基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以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最终目的。
概而言之，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凤凰山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以其承载的革命历史、宝贵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养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加大对于大学生们在实践基地的教学环节，使民族精神渗透到大学生们的血肉之中，成为他们的内在灵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努力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6）：11－14.
［2］［3］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4］［5］［6］.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8，65，53.
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4
摘要：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关键词：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公权力abstract：incriminallaw，“pubicaffairs”shouldbeinterpretedfromitsdenotationsandconnotationsrespectively.itsdenotationscanbedividedinto“governmentalpublicaffairs”and“socialpublicaffairs”inaccordancewiththeruling，administrativeandservingfeaturesofcivilservice.theaffairsadministeredbythestatecivilservantsonlyrefertogovernmentalpublicaffairsratherthansocialones.asforthedenotationsof“publicaffairs，”ananalysisshouldbemadeinaccordancewiththecharacteristicsofpublicpowerandpublicness.Basedontherequirementof“oppositeobservation”theoryandadministeringofpubicaffaires，“publicaffairs”incriminallawislimitedtostatepublicaffairswhilecollectivepublicaffairsareexcluded.Keywords：publicaffairs；thestaffinstateorgan；subjectofcrime；publicpower虽然“公务”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词汇，然而，关于“公务”的含义，目前既没有对之进行立法界定，也没有形成理论共识，致使其含义相当模糊，有些刑事立法解释还因此与刑法条文产生了逻辑矛盾。例如，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的立法解释，就是以“公务”为核心来构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这就使得《刑法》第93条中以“公务”为核心构建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与之难以区别。这样一来，《刑法》分则中部分罪名(如罪和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在理论上就会界限不明，(注：而且，有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例如妨害公务罪。)以致于时常引发司法实践中的论争。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公务指的就是公共领域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可解释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注：从行政法的角度也可以将公共利益称为公共福祉(publicwelfare)、公共需要(publicneed)、公共使用(publicUse)或公共目的(publicpurpose)。)所从事的事务，它是公共利益的外在体现。(注：学理上通常认为，“公务”在狭义上包括国家行政管理事务，在广义上可以包括立法事务、审判事务、检察事务等，但是当前对“公务”一词仍没有出台法定的解释和形成统一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66.))这种公共事务是一种为了能够直接或间接增进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或处理措施，具体可包括提供诸如环境保护、社会安宁、大众健康、经济发展、公共安全等社会福利。由于公务的内容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大体可以进行几种分类[1]。首先，从纵向上可以把公务界定为不同层次：(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务，例如维护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构建统一的世界商品市场及服务市场等；(2)全国性公务，例如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保障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义务教育，进行跨地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等；(3)地方性公务，例如地方城市道路建设、垃圾处理、街道照明等；(4)社区性公务，例如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其次，从横向上也可以把公务区分为不同种类：(1)基础性公务，例如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公共工程；(2)管制性公务，例如施行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提供国家安全或地方安宁；(3)保障性公务，比如提供社会保障、疾病防控；(4)服务性公务，比如提供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注：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公务划分为如下4个种类：一是最基础的事务，即涉及共同体生产力发展的公务；二是合理化的公共制度；三是对社会每个成员正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四是提供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受益的公共物品，包括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这种划分与上述横向划分类似，但是不如后者归纳清晰。(韩大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J].法学论坛，2005(1)：7.))不过公务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国家的职能在不断发展，社会福利也在日益完善，公共事务的内容会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客观发展而变化，在确定一个国家特定时期公共事务的具体含义时，应将国家与社会变化之中的实际利益目标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放之四海皆准或者一劳永逸的“公务”范畴是不存在的。根据学者归纳，当前我国“公务”的内容包含以下几种：(1)国防、军事设施建设和国家安全的保障；(2)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的维护；(3)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4)社会公用设施建设及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兴办；(5)道路、河川、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交通建设；(6)国家机关或公立机构办公场地和设施建设；(7)电力、通讯、供水、墓地、废水废物处理场所等社会公用事业建设；(8)环境保护、古文物和遗址保护；(9)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10)发电站、水库、防汛等能源、水利国家基础设施建设；(11)救灾、防灾、救济贫困等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虽然未必全面，但足以说明公务含义的复杂性。由于公务在内容上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在纵向层级和横向种类上又存在较为复杂的划分，因此具体到刑法的相关规范，“公务”的含义是指什么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从内涵上看，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都可以执行“公务”，但是刑法中的公务是否应当就此二者予以区分?从外延上看，公务似乎可以涵盖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但是刑法中的公务是否真的包括以上两种?由于刑事立法和相关解释都没有予以明确规定，因而上述问题有待于从学理上进一步分析。现代法学康诚：论刑法中的“公务”一、“公务”内涵的刑法解读——统治公务与社会公务公务是公共事务，关于其含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可将“公共事务”先行拆解，分别解释“公共”和“事务”，而后将两者相结合以形成对公务的完整诠释。其中，何谓“事务”便是公务之内涵将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一)确定公务内涵的必要性公共事务虽然可能涉及基础性事务、管制性事务、保障性事务、服务性事务等多个种类，但这并非刑法视野下“公务”的当然内涵。例如，国立医院救死扶伤的医疗行为、国立大学的授课讲学均可谓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事务，但即便对其予以(自身的)侵害或者(外部的)妨害，往往也并不会牵涉到刑法中的或者妨害公务。而且在现代社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都可能实际执行某种国家公务，上述各类公共事务中，虽然有的是由国家机关直接执行，有的却实际是由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来完成的，(注：国家公务既可以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也可以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参见：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80.)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企业、事业单位职员即使执行某些国家公务(如国有财产的经营)，也与《刑法》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无关，这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相应法律后果不同的。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其理由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从刑法意义上予以考量的性质不同。不过，二者究竟存在怎样的不同?由于“公务”的刑法内涵始终没有在立法上和学理上予以明确，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刑事立法上看，关于“公务”的诠释是阙如的。我国1997年《刑法》第93条虽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多种情形作出了清晰的规定，但是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含义没有进一步解释。此后，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也没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予以明确说明。该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可以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可见，该立法解释把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注：由于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即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该立法解释因此被视为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和范围的立法解释。参见：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项。)的基点落在了“从事公务”上，这与《刑法》第93条把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基点落在“从事公务”上并无不同。所以，不但从刑事立法上寻求“公务”内涵的直接答案是不可能的，而且试图通过刑事立法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来认识“公务”内涵的思路也行不通。因为，对刑法中“公务”的诠释，不但不能在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完成之后，相反，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还要靠解析“公务”的内涵才能完成。[1][2][3][][]从刑法学理上看，以往学者对“公务”给予关注的各种“公务论”，也只是将该学说的着眼点放在与“身份论”的对比上，并没有从正面阐述公务本身的含义。而且，之前一些学理解释关于“公务”含义的表述也相当模糊，有的认为“公务”是指“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2]，有的认为“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3]。这些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都是立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视角来解释公务，即解释的仅仅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而不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因此，既不能据以认定渎职罪主体所从事的公务，也不能用以识别妨害公务罪所涉及的公务，况且，前一学说以抽象的“职务行为”、“国家事务”来解释“公务”，是一种同义反复，实质意义不大。这些“公务论”从区别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其功能限于将“国家工作人员”同“非国家工作人员”区分开来，并不能进一步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国家工作人员”中区别出来。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公务之内涵。(二)确定公务内涵的标准由于很少有刑法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因此把握刑法中作为规范的构成要素的“公务”并非易事，“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区分也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从刑法条文的文字表述上看，《刑法》分则中有多达19处的地方使用了“履行公务”、“从事公务”等用语，但是其中既涉及我们所公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也指向国家工作人员；而除了采用“公务”一词之外，《刑法》还有24处使用了“担任职务”、“执行职务”、“利用职务”等用语，也是同样涵盖了理论界和实务上公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这两类人员；《刑法》条文还有12处使用了“利用职权”或“”；16处使用了“承担职责”或“履行职责”等，都存在相同的现象。所以，仅从法律条文字面上的“公务”或者类似的词语，是无法真正确定“公务”内涵并运用于区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可见，把握“公务”这一要素的内涵还需另辟蹊径。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原则性的区分标准，不妨尝试把“公务”从理论上分成两类，即“社会公务”和“政府公务”。(注：所谓“政府”，这里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的概念，是各类国家权力机构的综合体，而不是指狭义的行政机关。)前者是一种“公共管理事务”，后者是指“国家统治事务”。二者的区别，可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管理”有三种含义，一是负责某项工作使之顺利进行，如管理财务等，二是保管和料理，如管理图书资料等，三是照管或约束，如管理罪犯、管理牲口等；而“统治”有两种含义，一是凭借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和地区)，二是支配、控制[4]。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公务”所指的“公共管理事务”可以界定为包括管人、管财、管物在内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事务处置”；而“政府公务”所指的“国家统治事务”可以界定为约束性程度更高的“事务控制”。详言之，“社会公务”可以涉及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卫生、能源、交通、通信、科技等各种事务，其约束性并不直接动用国家政权及其背后的暴力；而“政府公务”则是为了维护统治利益而实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控制，其强制性必须凭借政权的控制力及其背后直接体现着的暴力性[5]。虽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仍然服务于国家事务统治的需要，但这毕竟只是为了统治，而并不是统治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说，统治必然是管理，而管理未必是统治。于是可以尝试着这样理解：在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既包括“社会公务”，也包括“政府公务”，即属于广义的公务(此即为《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则仅仅是指“政府公务”，亦可称为狭义的公务。认识到这一点，法官就可以从理论上对不同的“公务”内涵予以把握，将“政府公务”在原则上从“社会公务”中解析出来，区分出狭义的公务和广义的公务，从而准确辨别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政府公务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这种公权力包括军事、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在当代各国实践中，国家的立法、司法、军事等权力都由国家机关直接行使，具有显著的“统治性”特征，属于当然的“政府公务”，因而比较容易判断。但是行政权则不同，虽然由行政机关自身行使的公务属于“政府公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将一些行政公权力授予各种社会组织(例如国家允许设立民办高校和民办医院，又如教育行政机关授权高校学位委员会行使学位授予权，卫生行政机关授权医疗机构在紧急状态下隔离传染病疑似病人)，甚至有的国家机关已经过渡为具有机关、企业双重性质的组织机构(例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同时是国家烟草总公司，国家盐务局同时是国家盐业总公司)，由这些组织行使的行政权有的具备“统治性”特征，有的则只具有“管理性”特征，因此从实际行使的行政公务上看，仍然需要进一步区分“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以下的探讨将主要在这一领域展开)。由于上文提到的“统治性”、“控制性”和“政权与暴力性”等区分原则还是显得有些笼统，在认定某种行政权是否具有“政府公务”的属性时仍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因此还需要尝试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判定标准。关于公务内涵的具体判定标准，也曾有学者进行过讨论。有人认为，统治就是政治统治，管理则是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由于政治事务与经济、社会事务存在差异，据此就可以区别“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但是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实际上，由于政府职能的演进总是会经历从政治职能向经济职能，进而转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大致方向[6]，政府的统治就不仅包括政治统治，而且也包括经济统治和社会统治，因而上述方法不能作为判定“政府公务”的具体标准。还有人认为，只要能够确认公务存在服务性特征或者管理性特征，就可以肯定为“社会公务”而否定“政府公务”。笔者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统治与管理、服务并不总是矛盾的，具有统治性特征的公务可能同时也表现出管理特征或者服务特征，即服务或管理可以直接体现统治职能，而统治职能融于管理或服务之中。因此，不能因为肯定了公务所具备的服务性或者管理性特征就可以忽视其统治性特征存在的可能性。质言之，在对是否属于“政府公务”进行判断时，是否具有统治性特征不能够作消极推理而需要进行积极判断。笔者认为，关于“政府公务”的相对具体的参照性标准，(注：所谓参照性，是强调其不可以作为绝对标准，因为绝对标准只有一个，即所从事公务的“统治性”特征。)可以在批判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例如，依据公务的所谓“重要性”标准来区别，即对于国家而言属于重要的公务可视为政府公务。因为这涉及价值的排序的问题，所以显得较为抽象，具体可采用“质高”及“量广”的准则进行甄别。所谓“质高”，是依公务受益人社会生活需要的强度而定，凡是受益人社会生活需要程度高的就符合“质高”的标准；所谓“量广”，是依公务受益人涉及的数量而定，凡是能使最大多数公民受益的即符合“量广”的标准。如果符合“质高”及“量广”的准则，就可以视为具有“重要性”的“政府公务”。但这种参照性标准仍显得抽象而不易把握，所以有必要采用列举的方式来进一步说明。在当前我国，“政府公务”可以包括：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与计划安排，维护平等竞争秩序，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维护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控制人口增长，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制定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调节社会分配、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社会结构，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保护社会并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等措施。(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往往表现为执行行政处罚、行政裁决、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监督、行政奖励等典型行政行为[7]，其内容涵盖了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或者由于市场无法供给而只能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例如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军事、国防、意识形态、义务教育、某些基础科研、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以及危机处理等重要物质、精神产品的供给与维持。这些公务活动的特点是：它们都以维护制度、保障机制、对社会进行调控和约束这些直接涉及实现统治秩序的价值追求为目标。由于政府有限的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社会的所有公共利益需求和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政府除了提供责无旁贷并且力所能及的管理和服务之外，可以并且实践中也的确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允许或鼓励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将一部分行政权赋于公民社会来行使。根据宪法、行政法的有关理论，公民社会所代表的利益并非是“个别”的或者“私人”的，因为组成公民社会的人是“普遍”的人，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只不过是抛却了“政治身份”的代表。公民社会是理论上区别于政治国家(但实际并不与之分割)的一种自治的共同体。与追求统治和控制的政府不同，公民社会以经济关系为核心，靠文化纽带联结，所以，“社会公务”的主要内容是对经济事务和文化事务的处置，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为目的。这些社会公务多体现为服务性的特点，承担许多具有专业性的服务职能，可以包括国家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重要性”程度相对次要的某些物质、精神产品或服务的提供，例如公共医疗保健、教育和学位授予、科技、文化艺术、娱乐、体育、交通和通讯、能源、道路、照明、水电等公共产品。社会公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体现了极强的社会公共性[8]，涵盖了包括提供公共设施、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等一般性国家事务的服务行政行为，但这些公务并不直接体现统治性特征。上述列举未必准确和严密，但是可以较为具体地帮助我们认识“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的抽象内涵。在社会与政府高度融合的情况下，社会公务与政府公务是重叠的。(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高度融合的情况，并非仅指一种历史现象，在国家不适当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前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取代了“普遍的人”的利益，造成生产力水平萎缩和社会活力下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权力逐步撤出经济生活，社会与政府才开始分离。)但在社会与政府逐渐相区别(不是分割)的情况下，社会公务与政府公务虽同属于国家公务，却涉及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刑法学意义。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从内涵上比较，“政府公务”(狭义公务)不同于《刑法》总则第93条所述的公务(广义公务)，因为后者的内涵大于前者内涵，后者既包括政府公务也包括社会公务，泛指一切国家公务。把公务区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是理论上的一个尝试，虽然在刑法学研究中对之所进行的描述远远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其完善还有待于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深入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区分公务内涵的思路很有必要。“公务”的含糊概念已经给刑事司法实践造成了现实的困难，如果一种法律概念总是让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紊乱，那么就应当对它进行改良。(注：此语系法国学者皮尔士所说。参见：王涌.作为民法方法论的分析法学导论[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秋季号)：3.)通过分析公务的内涵，从而对“公务”的概念进行解析，将有助于区分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准确认定职务犯罪的主体和妨害公务犯罪的对象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法，但由于此前还没有从内涵的角度划分公务类型的相关理论研究，笔者希望这个尝试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公务”是刑法中的规范构成要素，其内涵是极难把握的，或者说它是只能描述而不能界定的要素，尤其对处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当中的我国更是如此，它有赖于对变迁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的考量。但是，对“政府公务”的认识也并非不可捉摸，依据上述的原则和方法，司法者是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具体结论的。二、“公务”外延的刑法解读——国家公务与集体公务针对“公务”外延的讨论，重在明确何谓刑法所关心的“公共”(注：首先应明确的是，探讨“公共”的含义，是为了探讨公共事务所代表的主体范围，而不是公共事务所指向的对象范围。)这一难题。大陆法系的传统学说将相对于私人或个人的事务界定为公共事务，但一个公共事务究竟需要涉及多少私人?在有些情况下，是否涉及再多的私人也无法形成刑法中的公务?或虽为少数私人的事务仍有可能构成公务?分别代表国家共同体和集体共同体意志而实施的“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是否都属于《刑法》第93条所指的公务?(注：就“公务”的含义而言，我国刑法理论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有的观点认为，“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刘家琛.新刑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1660.)。但是，这种从字面上理解的“公务”是否等同于刑法中的“公务”，不无疑问。)这些问题都还值得探讨。(一)根据“公共”之含义认识公务的外延“公共”是相对于“个别”和“私人”而言的，根据《辞源》的解释，公共，谓公众共同也。至于如何确定公众的范围，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以地域为基础提出的“地域说”。德国学者Leuthold曾在《公共利益与行政法的公共诉讼》一文中提出，“公共”涉及一个相关空间内的大多数人[9]。换言之，这个地域或空间就是以地区为划分标准，且多以国家之(政治、行政)组织为单位。借鉴此学说，可以认为一个地区内的大多数人的事务，就足以形成公共事务。至于在地区内居于少数人之事务，则可以称之为个别事务。第二种是依据人数为标准的“人数说”。德国学者neumann曾提出，不确定的多数受益人就是“公共”的含义。即以受益人之多寡的方法决定，只要有多数的不确定数目的人存在，即属公共[9]186。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分别存在缺陷。比如，Leuthold单纯地以地域为划分标准，似乎完全排斥了其他区域的人的可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其他区域的人，也可能越区使用交通设施、文教设施等，如此一来，公共事务的范围似乎不应限于某个区域内的大多数人了。neumann的观点虽然是德国流行的学说，但是，以不确定的多数人来定义不确定的“公共”本身，近乎同义反复，操作性意义不大。因此，近年来德国学者又发展出了新的判断标准，即以“某圈子之人”作为与“公共”相对的概念，从反面间接地定义“公共”。所谓“某圈子之人”，是指由一范围狭窄之团体(例如家庭、团体，或成员固定之组织等)加以确定的隔离；或是以地方、职业、地位、等要素作为界限，而其成员之数目经常是少量的。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某圈子之人”有两个特征：第一，该圈子非对任何人皆开放，具有隔离性；第二，该圈子内的成员在数量上是少许者。由此，从反面推论，公共的判断也应当至少具备两个标准：(1)非隔离性；(2)数量上须达一定程度的多数[10]。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为关于“公共”含义的“反面说”。笔者认为，“反面说”较为合理，它实际上综合了地域说和人数说。即在定义“公共”时，首先要确定一个范围，当然，这个范围并不限于地域性质，也可以是职业的、身份的、的，甚至年龄的、性别的，关键是要将人与人区分开，不能只笼统地讲静态的“不确定”，而是指在动态的环境下，人数具有变化性和人员具有流动性，即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某一范围，该范围不封闭也不专为某些个人所保留，也就是所谓的“非排他性”。其次是这个范围内的大多数人构成公共，其余的少数则构成个别。“反面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无论是“公共”还是“个别”都属相对的概念，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因为作为个别的“某圈子”实际上是可大可小的，这种圈子最小是指单个的个人，然后逐渐地向外扩展，根据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同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由许多同心圆相互交错的图像。因此，对一个圈子来说，相对于圈子内的少数人，圈子内的多数人就是“公共的”，而相对于外层的一个更大的圈子而言，这个圈子又可能构成少数，成为“个别的”。当然，这个圈子的范围在理论上并非是无限大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应当以一个国家为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公共体即国家，国家的事务无疑是最大、最根本的公共事务，也总是符合“反面说”的公共含义，在外延上总是属于公务的。往上看，虽然在国家之外还存在所谓“全人类的利益”，但是这已经不是一国的国内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了，讨论所谓的国际公务在刑法上实际意义不大；往下看，国家内部的其他集体事务则存在大小范围不同的各种可能性，任何集体相对于更大的圈子而言，其集体事务可能就不再符合“反面说”的“公共”含义，因而在外延上就未必属于公务了。所以，虽然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都是公共事务的下位概念，但是由于外延的不同，对它们在刑法上的评价是大相径庭的，前者必为公务，后者未必属于公务。(二)依据“公权力”之标准认识公务的外延公务不仅是公共事务，而且是运用公权力处置的公共事务。(注：关于公务，由于并没有现成的定义，一切分析只能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公务不可能依据私权利进行，只能依据公权力实施。(杜国强.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评析与完善探究[J].检察实践，2004(2)：3.))关于是否属于刑法中的公务这一问题，如果说对“公共”含义的探讨使得集体公务是否属于刑法之“公务”受到了质疑，那么关于事务处置依据的分析则会将其彻底排除出刑法之“公务”的范畴，从而使国家公务得以肯定。国家公务与集体公务虽然都可以实现公共利益，但是实施二者的依据却有所不同。国家事务或集体事务的执行根据在逻辑上存在两种可能：公权力或者私权利。私权利是指法律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或享有权利的人，具有自己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或要求他人那样行为或不那样行为的能力或资格[11]。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这些决策、立法的权力[12]，是建立在义务基础上的权威和职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既不可以随意放弃，也不能够任意行使，只能依法严格执行，即权力无自由可言。然而，在这一点上，集体公务显然不同于国家公务，它完全可以依据自治意思决定是否进行和如何进行，在自治范围内法律并不强加干涉，因此集体公务的根据是私权利而不是公权力。此外，根据公法的有关原理，公权力不能给行使者自身带来直接利益，因为，公权力只是为了两方以上的利益(除自己以外)，从公正合法的角度，作出正当规范的评判和处置。易言之，利益永远只能是权利主体的利益，而不是也不可以是权力主体的利益，权力主体任何时候都只能代表权利主体去争取利益，决不可以为自己而侵吞和剥夺利益[13]。而对集体公务执行者而言，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与其说只能为了其所代表的主体，不如说也同时可以允许为自身带来直接利益。这也说明了集体公务的执行根据并不是公权力，而是私权利。这使得集体公务区别于依据公权力行使的国家公务(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公务所依据的是一种组织秩序和一种外部规则，而集体公务则是依据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和一种内部规则)，即国家公务是对私权利的维护和保障，而集体公务则是私权利的直接行使。因此，国家公务才是刑法中的公务，而集体公务则不是。在以往的刑法学研究中，虽然也曾经就《刑法》第93条中“公务”的外延进行过讨论，但是关于集体公务为什么不能成为刑法之“公务”的理由却不曾作出明确说明。笔者认为，刑法中所研究的公务，应当符合“公共”性要求，并且以公权力为依据，因为无论从刑法所需要保护的公务范围出发，还是从所要打击的破坏公务行为考虑，刑罚的发动都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因此，尽管“公务”从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注：有学者认为，公务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后者仅指国家公务。(康明.刑法渎职罪主体界定问题刍议[J].行政与法，2005(7)：121.))但是刑法中的公务在外延上应当仅指国家公务，而排除集体公务。参考文献：[1]孙双琴.论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及其制度基础[J].行政与法，2005(6)：29.[2]张穹.修订刑法条文实用概说[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11.[3]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80.[4]丁声树现代汉语词典[m].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10，1155.[5]李永升，张光君.论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2)：81.[6]孙荣，陈鸿惠.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4(8)：94.[7]胡建淼.公权力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89，198.[8]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J].政治学研究，2001(3)：27.[9]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2.[10]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m].台北：三民书局，1997：158.[11]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2.[1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13]章戎，王晶.试论私权利与公权力[J].云南学术探索，1998(1)：40-41.
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5
论文摘要：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国家安全思想是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自对“安全”思想内涵的理解不同。科学认识“安全”思想是研究国家安全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十多年前，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战略格局重组时，许多人曾预言，人类社会正在从非理性的对抗走向建设性的对话，从无休止的冲突走向互利性的合作，世界可能比以前相对安全。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一度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实无情地昭示人们:国际形势空前复杂，人类社会很不安宁。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人了新的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人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9·11”昭示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重视国家安全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安全思想和国家安全思想在历史上的出现，相对于“安全”及“国家安全”概念，要早得多。早在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文献《易经》中，就包含着安全的思想，其“泰卦”中的“泰”字，就有通达、安全之意。《易经》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尚书》也有类似的提法:“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也。”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安全思想，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思想。所以说，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的。国家安全思想又是一个相对的“文化”范畴，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安全”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会有不同的认识，会追求不同的安全目标，采取不同的安全手段。
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
从词源上讲，“安全”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确定”(sure)和法语的(suf)。在牛津大词典中，其定义为“拥有或足以提供信心，保障和确定的状态”。以此观之，免于安全之困就是拥有发现事物可预见性与认识客观事实的知识和信心。
在现代西方语系，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中，安全的词汇有两个，分别是Security和Safety，含义都是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等的状态或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在法语中，表示“安全”含义的也有两个词，即Security和surety，分别表示“感觉”和“状态”。综合来看，“安全”在西方语系中，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种是主观感觉，一种是客观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动词“使安全”(tosecure)最初也是用来描述人的，后来被用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侧重于国家军事和外交含义的“安全”一词，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被广泛地使用。当时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盛行，在霍布斯、卢梭和孟德斯鸿等人看来，个人出于寻求安全和自由的目的，通过契约结成国家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与自由。
西方政治思想中，安全思想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指个体的生命，心灵、躯体及其(主要就人类而言)外在所有物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西方安全思想最早可追溯于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之本的自然法(naturalLaw)观念中，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的根本原则:一是各有其所有，二是各偿其所负。”还认为:“‘他人之物，不得妄取;误取他人之物者，应该以原物和原物所生之收益归还物主，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等，都是自然法”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不存在最高权威时，人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stateofnature)”中，自然状态是这样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们只被强烈的自然情感所控制。由于自然状态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个体都会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正如处于“自然运动”中的其他类型的自然体之间的冲突一样。由于这些原因，自然状态中的生活的确是“贫穷、鳗龋、残忍以及短寿”的，对权力进行角逐的斗争也是根本性的。因此，霍布斯形容这种自然状态是充满暴力和战争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awar，asisofeveryman，againsteveryman)”。所以，霍布斯最后认为:虽然有多种自然法的原则存在，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必须遵守它，自然法不过形同虚实，人们仍会互相冲突，安全仍不能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在理性的启迪下，人们便订立契约，各人都放弃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交给某人或某个集体，让他或他们拥有权威和力量来管理社会……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在这里，霍布斯指明国家创建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和平与安全。
此后，洛克对格劳秀斯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个人主义改造，也对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进行了攻击，洛克把自然状态看作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以及保存”这样一种状态，并认为，自然权利本质上有三种:生存权、自由权及财产权。洛克断言，人自己的财产权和尊重他人财产的责任同时存在，人的这些权利和责任的产生并不是利维坦所决定的。但是，生存和自由的权利不可能被证明，因为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公理。由此，安全可以得到它最明确、最简洁也最基本的哲理界定:个人安全即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无虞侵害和剥夺，只要其实际行使不侵犯其他个人同等的当然权利;国家安全依照个人/国家之比拟，即国家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国际安全即在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类似洛克式“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有秩序和较有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mangold)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从词源上讲，“国家安全”是个美国概念，尽管在第四任美国总统麦迪逊(J·madison)的著作中可找到有关的思想，但它的出现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据他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USForeignpolicy)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提法才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成了取代诸如军事事务、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较陈旧词汇的新提法。“安全”一词从指称个人的福利，转移到了国家的专利，个人反倒成了它的手段。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罗斯福新政时指国民福利，发展到了冷战时期专指国家安全。
阿诺德·沃尔弗斯对安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也就是说，安全(security)通常是指没有危险，免于恐惧。安全指以下三种状态:一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二是主观上不产生恐惧，三是后果上不蒙受损失，反之，都是一种不安全。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安全就是指国家不存在威胁，免于恐惧，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国家安全包括国家内部安全和国家外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主要是指国家的生存不受威胁。就国家外部安全而言，主要是指不存在军事威胁和军事人侵。可以说，战后至今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视权力为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安全观，即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连同自由主义的制度安全观、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观，是目前在西方国际政治领域主要存在着的三种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原来被冷战掩盖的各种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复杂化、多样化。针对冷战后安全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概念，以示区别于冷战时代的“传统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等概念的提出和思想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国家安全思想的哲理内涵。这些概念涉及的很多问题尚无定论，甚至是学术界根本未仔细讨论过的，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阐述国家安全思想，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内涵，如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等理论中，都包含着重大的安全意义;列宁在亲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更是在多方面的理论论述中阐述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如国家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等。
中国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中国面临的不同的国内外环境适时提出了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安全观是特定国家对自身所面临客观状况的主观认识，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对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和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感受，并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思维分析结果所得出的主观看法。”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他在冷战愈演愈烈东西方争夺最激烈的时期，强调我们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政治上的生存安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相对缓和，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由此提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以重视经济发展为主的综合安全观。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可归纳为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际和平等五个相互关联、逐步递进的逻辑层次，即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家利益，要以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为固本之源，要努力维护政治安全、实现国内稳定，要提升军事力量、大力反对霸权干涉、维护国际和平。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国内状况的实际出发，在继承前人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在“七一”讲话、杜尚别讲话、十六大报告等各个场合的论述，逐渐形成了“合作协调中的共同安全观”，即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是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是综合安全，在安全途径上是合作安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和平的、合作的、普遍的安全观;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是对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安全，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只有在双边以及多边的层次上不断推进平等对话，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消除紧张局势，促进共同繁荣和稳定，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强化了政治理想主义认识，代表了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崭新观念。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这种安全思想，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又与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新安全观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有机结合起来，既突破了传统的安全观，具有涵盖领域广、涉猎内容多的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特征，又突出了主权安全在我国国家总体安全中的特殊地位，是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我国复杂环境现实的大安全观念，显示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既有着足够的重视，又绝不被西方的安全议题和价值取向牵着鼻子走的鲜明立场。它不仅突出了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冷战思维针一锋相对。因此，它又是和平的、合作的安全观念。这种国家安全观念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国家安全的整体水平，也必将有助于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6
一、加强日常养护，确保公路畅通
（一）为加强干线公路日常养护，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年初，我局及时召开各养护单位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年养护工作，一是制订小修工程考核办法，成立考核小组，完善考核监督体制，加强考核管理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先后对国道线、线，省道线、线、线路肩进行整修上土，对桥梁、涵洞、排水沟进行清理疏通，修复绿化池、排水沟、平交道口、路宅分家、桥护栏，补植、移植各类树株，完成小修工程投资39.6万元；二是加强路面保洁力度，提高保洁频率，特别是旧邹线北段个别弯道、石子厂路口，安排专人严把死守，随脏随扫；三是及时维修、扶正、加固各类公路附属设施，完成公路保养工程投资177万元。同时对去年年终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条进行分析研究，狠抓整改落实，路容路貌大有改观，养护质量明显提高。
(二）强化绿化护管，提高绿化档次
今年，在市局没有绿化计划情况下，我局强抓春季绿化黄金季节，先后对省道线彭集以西国槐段、县界段、省道线大羊以西段进行绿化改造，移植、补植、新植金丝柳、大法桐、百日红、高杆女贞、小法桐、国槐、千头椿、火举树、木槿等树株3577棵，其次对国道线樱花、省道线百日红段进行浇水，对省道线南段、线南段、线大井段路树进行高标准修剪，修剪金丝柳3295多株。为确保绿化质量，提高绿化成活率、保存率，我们一是及时对所有新绿化树株进行浇水；二是加强看管，找责任心强的养护员日夜看守；三是及时扶正，为确保树株成活率、栽植质量，我们及时组织人员对新植树株进行扶正、培土、封坑。目前各项绿化工作进展有序，绿化效果明显。
（三）重视桥涵护管，确保安全畅通
为确保干线公路桥涵安全运营，我局一是加强桥涵巡查，做好巡查记录，及时掌握桥涵动态，坚持桥梁“四个一”管理制度，明确具体责任人，加强桥涵考核管理力度；二是积极主动做好涵洞调查工作，掌握涵洞基本数据，登记涵洞台账；三是备齐桥涵日常检测设备，按市局要求，我局在原有桥涵检测设备的基础上，新购置充气橡皮艇一套、活动式人字梯一架、强光灯一个，为各项桥涵数据检测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积极做好桥涵清理、疏通工作，特别是强抓国道线拓宽，桥涵需加长的大好时机，及时组织人员对沿线加长桥涵进行彻底清淤、疏通，截止目前，共清理疏通桥涵35座，为桥涵安全畅通奠定了基础。
（四）主动出击，确保公路综合整治工作扎实深入开展
在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我局按照省市县公路综合整治年活动安排部署，一是成立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织机构，积极组织养护路政人员对干线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杂树、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详细调查，摸清摸透需要采伐移植的树株、拆迁的房屋，做好准备工作；二是根据泰安市公路综合整治年活动实施方案，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及时制订东平县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并上报县政府，争取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三是积极与沿线乡镇主动协调，把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与沿线乡镇的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寻找路域环境整治工作与乡镇建设的结合点，形成以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整治工作机制，全面推动整治工作深入开展；四是以重点工程建设带动整治活动开展。在今年实施的国道拓宽改造、国道流泽西桥改建、国道东平段路面翻修工程中，我们按照干一个工程整治一条路域环境的要求，统筹安排，积极协调，实现了路域环境整治与重点工程建设的有机结合。目前，随着国道线南段拓宽工程的启动，路域环境已得到明显改观，另外，经我局主动协调，乡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已全面启动，势头强劲。
（五）强化管理，提高内业管理水平
我局高度重视养护内业管理工作，根据市局新内业标准，指定专职内业人员，到市局参加内业培训，由于迎国检内业整理工作量大，任务繁重，我局为养护处新配置微机一台，购置档案厨3个，同时为确保各类养护数据材料的及时快捷传递，局主动为各公路站、养护中心开通宽带业务，有效提高了办公效率。目前，各养护单位内业人员正按照新内业标准，结合迎国检工作安排，加班加点，对至年的全部养护内业材料进行梳理，为迎接全国养护大检查做好充分准备。
（六）积极主动，支持重点工程建设
自国道线拓宽工程开工以来，养护干部职工积极响应我县重点工程建设号召，按照局工作安排部署，及时组织人员移植各类树株8000余棵，搬运存放路肩板、预制块、路宅分家盖板8600余块，拆除存放各类标志标牌50余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3万余元。
（七）重视路况调查，确保数据准确
为迎国检、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国道线大修改造各项工作提供第一手准确数据，全体养护人员加班加点，多次步行在各条干线公路上，先后上报各类路况调查报表20份、照片628张、影像资料1份，为以上各项工作的开展，以及全年养护计划的制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在下一步的养护工作中，我们将以这次检查为契机，按照市局要求，进一步加大养护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思路，确保圆满完成今年各项养护工作任务。
（一）加强日常保洁及小修工程管理，严格考核，奖罚分明，全面提高养护质量；
（二）积极主动，密切配合，做好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三）配合国道线、线重点工程建设，做好大修完工后的附属工程建设及各项应急工作；
（四）按照市局养护工作安排，做好各项养护中修及专项工程建设，确保工程质量；
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7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文明；新意涵
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具有新的特点与意涵。
意涵一：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统一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统一的特性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1)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是指每一种社会形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发展的状态和水平，是人类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的具体过程；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优秀成果；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相交融。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特征。从理论上看，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政治方向和政治环境；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政治文明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的有效实现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与先进的文化相协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2)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所以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就在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显然，这意味着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生活水平的指标，而是社会的全面进步状态，是一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达到较高水平的社会。
(3)政治文明对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因为小康社会中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民利的要求需要通过完备的民主形式和渠道来满足；小康社会所需要的社会规范和调节机制需要完备的法制来提供；小康社会所需要的优良秩序需要通过有效的政治控制和协调机制来维持；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良性社会结构需要不断创新的政治机制来建构和维持。所有这些都有赖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意涵二：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统一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统一的特性表现在：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政治保证。
(1)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政治文明与社会和谐在本质、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就本质而言，文明与和谐都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目标，文明侧重于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进程所获得的一系列进步性成果；和谐侧重于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良性运行；在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上，政治文明与和谐都是通过善治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即民主法治得到崇尚并且在社会运行中发挥根本作用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中，民主法治被置于首要地位，这是对民主法治的价值与功能的科学认识。
（2）政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证。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坚实的制度保障。这是因为，政治文明是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建立的推动力量。构建利益均衡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通过对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行合理有效的调整来实现的社会秩序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关系主体的各种利益要求不断提出又不断协调，以形成全社会各种正当利益和谐共存的局面，而政治文明就是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机制。政治文明所蕴涵的制度体系和调节机制为全社会提供普遍的约束力，规范和整合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将社会的运行纳入制度轨道，平衡社会矛盾，缓和利益冲突；政治文明所具有的程序化、规范化的行为准则为各种利益的协调和分配提供、机制和方法，从而保障社会有秩序地运行，为社会的其他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政治文明是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手段。政治文明能够创造和维护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良好氛围，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政治文明还能够通过各种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提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
意涵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点和价值取向。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代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够凝聚民族的力量，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因此，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基本前提下进行。这不仅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全局的巩固，而且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能否得到保证。
（2）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和核心是实现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新型的、为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的政治文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推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因而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它意味着：在价值层面，政治将日益为人民群众所享有和运用，人民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国家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仅要追求民主形式的完备、机制的完善、理论的创新，而且更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依法享有民利。
（3）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和基本途径。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依法治国，实现政治法治化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现代化的重要参数。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党的领导的实现与法制的完善紧密相连。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实现人民民主是法制建设的价值导向。离开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而进行法制建设，就会使法制建设违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同时，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离开了法制的建立与完善，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具体化。
意涵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相统一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和内容，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1）制度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是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性、稳定性、协调性和公正性的重要要件，具有理顺秩序，协调关系，规范行为等作用。人民民主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取向，但是，对人民民利的价值肯定并不等于人们就真正拥有了管理国家权力的平等机会和现实权利，如果没有保障民利行使的制度加以确认和巩固，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人民的民利很容易流于表面和空泛，就容易被各种人为因素所破坏，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制度缺欠造成的，因而制度文明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2）规范化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前提条件。政治行为规范程度是测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尺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不是通过制度和程序的设立自动实现的，制度只能规定各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产生方式等，而这些规定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得以实际运行，就需要一系列详尽而具体的政治规范。政治规范化具有调节政治关系、规定社会文明的行为模式，为政治权力主体提供政治文明范式的功能。
（3）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程序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通过一系列法定的程序来管理国家的，是实体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统一。没有实体民主，程序民主就丧失了依据和内容，缺乏程序民主，实体民主就失去了保障手段；程序文明为政治文明提供运作程式和方式：对国家权力体系进行调控和安排；对政治主体的政治参与途径进行选择和定位；为政治资源分配、信息沟通提供方式；为防错和纠错创造机制；程序的功能贯穿于民主政治运作的全过程：制度和规范的制定、政治过程的启动与进行、政治资源的选择与投入、政治机器的配置与运转、政治产品的输出与交换等全部过程均表现为一种程式化的状态。由此，民主政治程序化建设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
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8
【关键词】执政党治理体系;治理;执政功能;执政绩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艰巨任务。随着历史的发展，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开始凸现出来。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可以从治理内涵、执政党功能和执政绩效三个纬度来理解。
一、从治理内涵来理解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
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应该内含治理理论的科学成分，体现治理本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成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研究的热词。治理理论的兴起是与政府的失效和市场的失效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1]可见，治理理论是对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再思考，是对传统权力的主体、性质、来源、向度、边界的再认识。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将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这一定义内蕴着治理的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率、协调性等基本要求，具有代表性，得到广泛认同。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监管责任缺失、宏观调控不到位、执政方式不完善，仍然面临诸多治理难题。吸收西方治理理论的科学成分推进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诚然，执政党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是不一样的，但其中的治理内涵具有借鉴意义。完整的治理内涵应该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治理绩效四个要素。从治理主体来看，执政党及各治理主体应确立制度治理、民主治理、法治治理、高效治理、协调治理的基本理念，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治理能力;从治理制度来看，在保证执政权威的前提下，以治理理念为指导规范各行政单位、组织机构的职能职责、明确边界，理清执政党、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的相互关系和准确定位，在此基础上建立治理公共领域的科学制度;从治理机制来看，应建立一整套科学的民主的现代化治理机制，形成各治理主体在制度框架下高效运行的动力结构;从治理绩效来看，最终要体现在综合国力增强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上。特别是，不能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掩护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这四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要导致治理走偏。
二、从执政党功能来理解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
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应该与时俱进地发挥执政党功能，实现执政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3]这一本质规定说明了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充当的重要角色和应有的独特功能。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质在更高层面上表达了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功能诉求。王长江教授认为，政党的基本功能可归纳为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四个方面。[4]这是从一般政党的意义上概括的政党基本功能，具有指导意义。王韶兴教授对政党职能和政党功能进行了区分，认为政党职能包括组织动员、价值导向、桥梁中介、人才保障、利益协调、发展稳定六个方面。[5]这种解读更加细化、更加全面，对我们理解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功能：一是政治功能。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中国梦”凝聚力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民，用利益认同促进价值认同。用民主的执政方式激发人民群众自觉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实现政治认同和利益认同有机统一。二是政策功能。构建畅通的渠道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所在，并通过政策途径真实地实现这些利益。能够运用制度化方式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与人民群众形成有秩序的良性互动。三是组织功能。切实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把社会上的精英人士和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建成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队伍。严禁生成逆淘汰机制。这三个方面是执政党治理体系的价值所在，是人民群众认可执政党的重要因素。
三、从执政绩效来理解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
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应该具有较高的执政绩效，拒绝执政败绩。
执政绩效就是执政主体的业绩和效能，反映的是执政成本和执政收益情况。事实上，执政成本和执政收益都是难以估量和计算的。但是，建立“执政成本――执政收益分析”的科学理念，重视通过科学的监测、控制和管理，使公共运作处于高激励、高效率状态中，以持续提升整体执政绩效，这是毫无疑问的。[6]在价值层面上，一种好的执政形态，它的特质应该是法治的、集约的、廉洁的、人本的、成本的执政。在事实层面上，一种好的执政形态一定体现了发展、稳定、公正、安全、效能这样一些最为重要的特征和要素。[7]这种分析为我们考察执政党治理体系的质量和绩效提供了一个框架，就是稍微显得有些复杂。综合这些成果，有四个方面可以整体反映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绩效：一是执政成本低廉。以执政成本最小化和执政收益最大化作为执政依据，以拒腐防变和廉洁执政减低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二是执政资源累加。这些资源包括人才、组织、权力、思想理论、信息、政策、情感、物力、财力、民意等。执政过程中，要严防执政资源流失。三是执政形象提升。执政队伍需坚定理想信仰，牢记宗旨意识，塑造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执政过程中，要严厉整治庸、懒、散、贪、腐形象。四是执政合法性增强。所有的执政绩效都体现在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认同执政党的领导。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就是以最小的执政成本获得最多的执政资源、以优良的执政形象赢得最大的执政合法性。
综上所述，治理内涵反映的是治理本性，执政党功能反映的是执政价值，执政绩效反映的是执政效果。三个维度由内而外，共同构成对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判断。换句话说，可以从这三个纬度判断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
【参考文献】
[1]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天津社会科学，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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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9
随着煤炭资源整合和大公司、大集团的建立，建设企业安全文化，已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煤炭企业保证安全生产，建设和谐矿山的内在要求。这对新时期煤炭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内涵
安全文化是企业管理技术的灵魂科学，它发挥文化的功能来进行安全管理，是安全管理发展的新阶段。安全文化作为管理科学来看，正是注重通过提高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素质来实现管理。我们知道，企业管理至今已经过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行为管理三个阶段，而安全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第四个阶段，并且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但是，一些人对安全文化建设内涵的理解并不全面，一方面，他们只停留在作表面文章，认为写几条标语，搞几项活动，就算开展了安全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安全文化建设是软指标，应该由党群部门来搞。这些认识有碍于安全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从而使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安全文化融汇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价值观念、群体意识、道德规范等多方面内容，对于它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1、安全文化是企业的一种物质文化。在世界走向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有本企业特色的物质文化，诸如明确的企业目标，完善的规章制度，先进的技术装备，系统的培训教育措施，合格的安全生产设施等。还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安全文化阵地，美观整洁的矿容矿貌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
2、安全文化是企业的一种行为文化。它包括全体职工要具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各级领导干部具有优良的工作作风，能够较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职工队伍具备良好的素质等。
3、安全文化是企业的一种观念文化。主要是指一个企业要培养和体现职工群体意志、激励职工奋发向上的企业精神。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企业的物质文化是整个企业文化结构中的基础，它决定和制约着企业的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而企业的观念文化是核心，它引导着职工的行为，反过来作用于物质文化。因此，安全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抓物质文化建设或忽略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建设，都将使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二、安全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安全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内容、功能、途径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点和相通之处，两者相辅相成，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管理的优化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加强。
企业安全文化，就是企业职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群体意识，它包括：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制度、企业环境、企业形象、企业生活方式等。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的政治优势。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企业走向市场，思想政治工作同样需要不断改进和加强，需要赋予新的内容和方法，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安全文化作为新型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其性质也由社会主义制度和企业性质所决定。安全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以培育“四有”的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以推进煤炭工业现代化进程为目标。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无论在战争年代或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煤炭行业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艰苦的作业环境，更显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在生产、经营、安全等项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方式方法，早已被职工群众认同和熟悉，发挥了有效的劝善引导功能，没有弃优而不用的道理。
三、如何构建煤炭企业的安全文化
首先要突出“以人为本”。安全文化具有实践性、系统性、人本性和全面性等四个特征。安全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安全价值。安全生产的实践主体是人，安全生产本身是对人的生命权益的维护。人的安全意识如何，安全文化素质高低，直接作用于安全生产的具体工作，只有以人为本，启发、引导、强化职工的安全意识，才能做到自主保安全，以收到减少事故的效果。
在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文化建设共存于企业安全生产的管理和实践之中。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也是人，二者都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调动人的最大潜能作为基本指导原则。建设企业安全文化，强化企业意识，创造企业安全文化氛围，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并要始终坚持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大量的事实也证明，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做得细，职工的安全意识、安全观念就比较强，职工素质的提高也比较快，这个单位的安全生产就搞得比较好，安全文化的氛围就比较浓。
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篇10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效能；政府审计效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政府审计监督制度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历近30年的发展，其工作覆盖面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扩大，工作水平逐渐提高，并逐渐完成了由传统的财务审计向绩效审计的转变，更有效地履行了政府审计的监督职责，为中央政府部门各项财政预算的执行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在看到政府审计工作业绩的同时，同样应认清其不足之处。审计队伍在扩大、工作水准在提高、审计准则日趋完善，为何审计问题仍旧屡审屡犯？始于2003年的“审计风暴”，为何会受到社会公众迫切的关注？审计职能到底发挥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问题一直值得人们反思。如何解决这些疑问？关键点就在于运用新的视角来提高对审计的认知，深化对审计职能的理解，通过强化审计职能来解决审计问题屡审屡犯等痼疾。鉴于此，本文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重新定位政府审计的功效与职能，力争通过全新的角度解析政府审计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高政府审计效能。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政府审计效能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效能内涵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经济学理性角度出发，要求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运用，以追求“3e”（economy经济性、efficiency效率性、effectiveness效果性）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改革政治体制以来，作为一种所谓“重塑政府”或“再造公共部门”运动，已迅速席卷全世界，并逐渐发展成为大多数国家改革政府管理模式的主流方式。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下，政治改革必然涉及组织机构的设置与职能的重新划分。每一个国家都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如果说立法权的价值是民主与科学，司法权的价值是公正，那么行政权的价值就是公平与效率。因此，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出发，改革政府管理模式目的就是要彰显行政权价值，即公平与效率，以实现国家的行政职能；为实现行政权价值，“3e”就成为政府改革过程中所要考虑到的基本目标。因此，我们将“3e”与职能的综合内涵称为“效能”，即效能是衡量工作的尺度，经济性、效率性与效果性是衡量“效”的内容或者依据，“3e”的综合水准体现的正是“效”，而职能的履行程度衡量是“能”。
（二）行政效能与政府审计效能
政府效能亦称“行政效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为实现行政目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发挥功能的程度及其产生效率、效益、效果的综合体现。政府效能要彰显政府职能的发挥程度，并且以效率、效益、效果三维视角作为衡量其程度的指标；政府效能是行政建设的关键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机关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绩效考评与其他评估的关系，解决好办事效率和程序的统一问题。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定位政府审计机关职责，体现审计在国家民主法治、改革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政府审计应首先要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效果及效益，完善审计职能的发挥，加强政府审计部门效能的建设；其次，从建立服务型政府和高效能政府的层面，通过执行各项审计任务，加强监督、评价，提供客观公正的审计意见，从而深刻地揭示被审计单位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促进体制、机制以及公共管理水平的完善。
三、新公共管理理念下政府审计效能内涵解析
（一）政府审计效能的“效”
1.审计效率与经济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审计机关应当提高审计工作效率。”这是首次在法律层面，对审计工作效率作出明确规定。该条款对政府审计机关认真履行审计职责，不断规范审计行为，强化审计质量控制，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更高的目标。
从时间角度来讲，审计效率是指为完成某单项或某期间的审计工作任务，审计组所耗费的有效工作时间；从成本角度来讲，审计效率是指为完成某单项或某期间的审计工作任务，审计组所耗费的资金成本数额；从过程角度来讲，审计效率是指为完成某单项或某期间的审计工作任务，审计组所执行的有效审计程序。时间、成本、过程三个概念视角下的审计效率内涵，三者之间有一点共性即追求“合理有效地提高审计资源的利用程度”，无论是对一般亦或重要的审计活动而言，都需要注重效率性。因此，审计效率，在本质上是个相对概念，是针对审计工作时所体现出的效率的衡量。鉴于不同审计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及相同审计工作任务在执行时间、地域上的差异性，审计效率的衡量应区别考虑被审计单位的特性、审计业务的性质以及审计时机，选择相对比较，而不是绝对比较，因此，审计效率的高低以最低值作为评价指标，不可能有最高的审计效率作为统一标准，审计效率的高低应引入“效率区间”的概念，就是说在此区间内审计工作体现的效率水准皆应得到认可。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构建政府审计效率衡量区间指标体系，并逐步评价、改进以适应审计环境变化的需要。
经济性是指组织经营活动过程中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及其他成果时所耗费的资源最少。经济性主要关注的是资源投入和使用过程中成本节约的水平和程度及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审计经济性是一个与审计效率相对应的概念，呈现相反的状态，在资金成本视角下的审计效率，经济性关注投入（成本或资源）单一层面，而效率性关注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两个层面，可见，为了更准确、全面地评价审计工作，应将经济性与效率性二者结合在一起综合分析评价。
2.审计效果
审计效果是对审计结果或审计目标是否达到预期的衡量。
按照供给需求理论，衡量审计效果可以通过“审计工作是否已经满足各利益主体（主要是政府、纳税主体、投资者）的需要”来评价；按照受托责任理论，衡量审计效果就是“评价政府审计机关是否已经妥善完成公共受托责任”；按照经济监督理论，衡量审计效果就是“评价其是否已达到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的目标”。按照免疫系统理论，政府审计是国家的免疫系统，发挥着预防、预警、揭示、抵御和建设性功能，功能的履行程度，即是对政府审计效果的衡量。
（二）政府审计效能的“能”
审计效能的“能”是指职能、功能，是审计本身固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体现审计本质属性的内在功能。
刘家义审计长在中国审计学会五届三次理事会上提出：“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维护国家安全是审计工作的第一要务”，国家安全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民生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维护国家安全，审计责无旁贷。政府审计要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于审计工作始终，真正发挥好政府审计的职能作用。
1.经济职能
在学术界，关于审计职能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着单一职能论与多职能论的观点，而在审计职能的演化研究中，存在审计职能一成不变与逐步变化的观点。尽管，对于审计发挥何种单一或多重职能看法不同，但是对于审计具有经济职能本身并没有疑义，而且，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审计主要体现经济监督职能、社会审计主要体现经济鉴证职能、内部审计体现经济评价职能，三者共同构建成审计体系，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各司其职，泾渭分明地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国家审计，在宏观方面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良影响与危机转嫁，最终从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免疫力方面，保证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在微观方面，它又关系到政府体制的稳健运作与对公司的治理，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2.政治职能
从政治学视角来看，政府审计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其作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政治工具，以政治立场与视角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国家职能相适应的一种权利，而审计监督之所以属于政治范畴，关键就是审计监督本身及其所反映的种种问题实质就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
我国于1982年，在宪法中明确实行审计监督制度，这一点无疑使审计工作具有宪法实践性质，将审计的地位给予法的肯定。从宪法和法律的视角来看，审计是一种专门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权力，比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充分发挥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将其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党的十六大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要发挥司法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从受托责任角度看，审计是对政府公共部门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独立检查权。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公共部门受托管理和运用国家或公共资源，其管理和运用公共资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需要通过独立的审计监督给予检查和证明。
综上所述，审计的政治职能包含三方面，即政治制约、政治监督、政治检查，而结合政治学思考审计问题，树立正确的审计政治观，有利于培养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审计问题与现象的能力和方法，可以对审计监督本质及审计职能有个清晰、全面的认知。
3.法治职能
政府审计是依法审计，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审计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就为审计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审计要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使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财经领域的法规得以贯彻落实，在维护和促进法制建设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二是要以法律法规作为审计工作的标准和依据。审计就是要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违法必究，促进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发展。
依据审计法，审计机关代表政府每年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工作；审计结果要向社会公告。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监督，而是体现人大意志和纳税人意志的法治活动。从国家审计的本质来说，监督只是手段，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才是目的。审计工作的开展是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核心内容，以审计准则等规章为执业标准的审计法律规范体系，中国审计工作基本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履行法治职能。
综合而论，政府审计具备三效与三能，三效是审计工作层面，三能是审计职能层面，审计工作的三效水准促进审计职能的践行，而审计职能的定位规划审计工作的目标领域；政府审计通过执行经济监督履行政治监督职能，政治职能的履行促进法治职能的发挥，政治与法治职能是构建执行经济职能的前提与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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