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语言学论文篇1
从语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我们知道语言的获得和珲解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探讨二者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历史上对语言获得进行的定义。行为主义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认为，语言并非是内在的，而是后天反复的刺激和反应形成的一种结构系统。语言学习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充分的运用大脑机制。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语言学派则认为人类语言的获得首先是人类具有获得语言的天赋。由此可见，语言既是模仿，也是创造。因此，关于语言获得和理解的研究成果如果应用到语言教学的实验和讨论中，将对语言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语言教学的理论依据之一。能够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学习者掌握一门语言。运用语言进行交流，而对语言达到理解和知晓如何使用才是进行交流的必要前提。Stern认为“没有关于语言学习者和语言过程的心理学理论就很难想象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理论离不开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这些心理学的概念，有关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的心理学的思考本身就是任何语言教学理论的核心部分。”我们知道心理学和教育理论处在第一层即基础层，而外语教学实践在第三层，也就是说心理学对外语教学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第二层及外语教学理论传递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外语教学的实践也会影响外语教学理论，从而对心理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2语言获得和英语教学的关系
语言获得指的就是孩子在什么时候及其如何开始学说话并且理解他们的母语或第二语言。语言获得研究的目标就是描述孩子如何能够说出并且理解语言，如何选择正确的处理策略，并且达到一个新的语言学习的里程碑。在英语教学中，为什么学生会对长的句子产生畏难和焦虑心理，如果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复杂，字数和生词出现的频率高。那么对于学生掌握及复述会带来难度。从而也影响他对句子的理解。也就无法达到语言获得，即在实践交流中，类似的表达学生难以完成。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曾提出知识结构论和发现法，认为教学目的应该兼顾发展学生智力这一内在目的和使学生获得知识的外在目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这是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激发学习动机就是要提高学习兴趣。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和难度的加大，学生的心理活动特点也随之变化，对学习的机械模仿以及直观讲解的兴趣逐步减弱。这时，在教学中要指导学牛自觉的进行实践，在实践中感知语言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和对比，去认识语言规律，掌握语言结构，从而达到语言获得。掌握语言结构。
3语言理解和英语教学的关系
语言理解在语言教育心理学中指的就是我们明白如何去读，去写或是做手势语。理解是一个始于对因素的感知能力而以得到整个句子意思为终的复杂的一系列处理过程。它还包括根据发言者讨论的主题来得出推论，以及根据他的手势和他的情绪状态进行分析并且在脑子里形成一定模式。语言教育心理学家对揭示人们如何从文章和言谈中理解发言者或作者的策略并且在什么时侯真正理解这一过程十分感兴趣。他们想知道理解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发生呢，还是时尚步骤的显露，如果是时尚的显露，它的步骤又是如何的々在语言理解研究这一环节中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词汇的歧义。因此，脱离了语境或者对语义结构不清楚的话就很难确定正确的句意。无论是写作还是口头表达，模棱两可的单词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很多人你会有这种感觉：尽管他们讲出的句子语法正确，但对使用的场合是否合适没有把握。由此得知，语言不只是一种言语系统，而且还是一个交际系统。语言的结构反映人们的认知模式，但仅从结构方面我们是不能充分说明语言交际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按照乔姆斯基的深层理论，一个简单的语言模式可以表达一系列的功能意义。相反，一个简单的功能意义亦可有多种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教学当中所需要考虑到的歧义问题。除了歧义，还应当考虑句子当中的隐喻，考虑是否还含有其他的寓意。另外那也需要搞清楚单词的意思是如何影响理解力的。理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脑活动过程，因此启发我们在英语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第二语言需要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考虑。加强第二语言的文化背景学习，这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交流中造成的误解和摩擦在当今世界相当普遍，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引进文化教学意义重大。对文化因素的追求会极大的促进语言学习。人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就学到了以该语言所承载的思维模式，世界观和一整套价值体系。
心理语言学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著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文化合流理论是一种顺应世界文化大合流时代的第二语言学习模式，它提出，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它有着诸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对第二语言获得的动力机制以及获得过程中的洋泾浜化现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为习得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如此，文化合流理论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心理语言学论文篇3
关键词：认知体验隐喻关联顺应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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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语言学论文篇4
【关键词】心理语言学语言学心理学
一、心理语言学的含义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语言活动时,遇见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看似简单的言语活动却复杂无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语言和他人进行交流,让他人明白我们的意思。然而我们却很少有人可以解释语言是怎样实现这一功能的。尽管如此,一个婴儿,可以在几年时间内习得母语并进行交际。要解释这些问题,就要弄清楚语言活动的构成。语言首先是思维的载体。无论怎样,我们在使用语言时,头脑里都有一个观念的存在。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要转化成我们能看得见听得到的言语,才能够表达这个观念,为他人所理解。在《心理语言学》里,桂世春开宗明义的指出了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过程。他认为这样可以把心理与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区分开来。理论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本身的结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功能。其实,正是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决定了我们可以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然而正如桂世春所指出的,只是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功能还不够,我们还要注意语言结构实现功能的手段,这些手段就是我们使用语言的心理基础,或者说是语言结构的心理现实性。只有这三者有机的联系统一起来,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言语活动,当然,要有效的使用语言,语言还必须如G.miller所说,具有五方面的知识。前三种和语言结构有关,即语音,句法和词汇知识。后两种与心理学有关,一是理性知识,二是概念系统。具体的说,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是个体怎样理解,生成,获得语言的一个心理过程。要更好的理解心理语言学的含义我们有必要区分以下两组概念。
二、语言与言语
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的差别。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强加给全体成员的一种特殊的规约,一种必须遵守的规范,它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等特点。语言作为社会的产物,作为人们互相了解的工具,它不从属于说这种语言的个人。相反,个人应以现成的形式来吸收它,并应付出巨大努力来精通语言系统。而言语是个人的现象或活动,是“个人的意志和智力的行为”。个人通过言语活动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使用语言工具来实现交际的目的。它具有不稳定性和一时性的特点。语言和言语有区别但又紧密相连,互为前提。不懂语言无从研究言语,要研究语言也离不开言语。“语言学把语言当作抽象的系统来研究”,而心理学则“研究语言运用的特点、语言在规划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儿童交际过程的形成途径等”。(《普通心理学》,1981)心理语言学则结合语言结构来研究言语行为。语言既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结构特点,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是个体怎样理解,生成和获得语言。语言心理学不仅要研究口语的生成、理解和获得,而且要研究书面语言的生成,理解和获得。
三、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
乔姆斯基在上世纪提出了语言能力和语言应用的概念。前者指说话人――听话人所具有的关于他的语言的知识,即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内容内在规则的了解;后者指语言使用者在具体环境对语言的应用。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隐秘的语言规则的集合,包括了音位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等许多方面。是语句或语言知识的核心。但是研究语言只限于研究语言能力是不够的。语言能力只是描述语言中的规则,这些规则怎样应用,就构成了语言研究中的另一重要领域,即语言运用的领域。研究语言应用就是人们在具体的环境中如何利用语言进行交流。这和人的语言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语言能力是语言运用的基础。研究语用能力就是要研究人们使用语言能力的过程包括语言的生成理解和获得过程。如果说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能力,那么心理语言学要研究就是语言应用。可见语言学和心理学联系之紧密。
四、早期研究
语言学领域,Schleicher1863年发表《达尔文主义与语言学》,把生物学的物种分类和比较方法引入语言学研究。Humboldt也进行过语言种系分类研究,在语言学基本问题的考察中,尤其注重语言中的心理因素。现代语言学创始人F.D.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论证语言的符号性时指出,语符联系的不是名与物,而是概念与声音表象;声音表象也不是物理的声音,而是心理上的标记。这些早期研究,心理学家研究语言旨在揭示人类心理的特性,而许多语言学家关注心理也是为了研究语言的特征,然而他们却都涉及到了现代心理语言学的很多问题,儿童语言获得的机制及儿童语言发展、语音研究、词句的理解和产生、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语言发展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心理学等等。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均为20世纪心理语言学或语言心理学的学科建立奠定了基础。
五、形成
1.理论背景
心理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使其发展受到其他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和语言学,发展的极大影响。在其产生之初,科学界对心理语言学的建构和发展影响最大的三大理论是:以J.B.watson(1878~1958)和B.F.Skinner(1904~1990)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以L.Bloomfield(1933)和R.Harri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以C.Shanon(1948)和w.weaver为代表的信息理论。
信息论原本是电子通讯理论,1948年问世。但很快,它的信息处理模型、信息的计量、传递、交换、处理和储存等术语乃至研究方法,都大量地被用于心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家仿照信息处理模型从事语言信息分布的分析,语言的编码和解码,采用其研究方法对言语的感知和言语的产生进行实验研究,并进行语言信息的统计分析。信息论与心理语言学汇合留下的一些永久性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主张研究语言系统本身,它使用分布主义研究方法分析语言表面结构,注重语言形式和使用频率而不管心理过程。心理语言学进行“句子加工”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
行为主义理论主张对客观行为的研究,以动物实验取代心理过程实验,强调经验塑造行为和环境刺激对语言习得的强化作用。B.F.Skinner1957年发表的《言语行为》主张,正确的言语行为是在有正确的言语示范的环境中习得的,是言语错误得到纠正的结果,即言语是习惯经强化的产物。过分强调对语言的行为主义的处理,造成对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的忽略,其结果是疏离心理学与语言学的交互活动,滞缓了心理语言学的发展。然而,当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美洲大行其道之时,欧洲法兰克福学派wertheimer提出的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后来却对认知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2.正式形成
“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心理学家坎特(J.R.Kantor)1936年的著作《语法的客观心理学》,但学术界普遍承认这一术语是在本世纪50年代。1951年夏天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简称SSRC)在康乃尔大学召开了一个关于语言行为的跨学科讨论会,与会者有3名心理学家和3名语言学家,这次会议事先没有明确的意图,但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果。第二年,成立了“全国语言学和心理学委员会”,意味着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并肩从事语言研究。1953年夏天,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下,在印第安拿大学召开了一个跨学科的语言讨论会。次年,奥斯古德(C.osgood)和西贝奥克(t.Seboek))把这次会议的文件汇编出版,书名为《心理语言学:理论与问题概观》。这次会议和这本书的出版通常被看作心理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它提出了研究的方向、对象、范围、方法等根本问题;并在解决和探讨上作出了初步的示范。
六、重要发展
1.转换生成语法对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推动
20世纪实际60年代,语言学领域,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崛起对心理语言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7年,n.Chomsky发表了《句法结构》,提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1959年他又著文(aReviewofB.F.Skinner’sVerbalBehavior),深刻批判行为主义。乔氏全新的语言学理论震撼了整个心理学语言学界。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一种行为,它象少类的其他行为一样,是受规则支配的,这些规则就是语法,人们利用语言的规则,可以从有限的基本语言单位去构成无限的、复杂的语言系统,”这就是语言的生成性。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思想还包括“句法规则占核心地位”的理论及“句子的双层结构”理论。它对心理语言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打破了行为主义理论的思想禁锢,解放了思想。人们不再拘泥于行为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转而研究言语活动的内部过程和机制。第二,在乔姆斯基观点的影响下,一方面,人们试图用新的观点重新考察心理语言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如从语言能力角度探讨语言获得和语音发展。布雷恩(L.Braine)、米勒(w.miller)、欧文(S.ervin)、布雷姆(L.Bloom)以及布朗(R.Brown)等相继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进行追踪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不同于以前的计数研究。计数研究满足于描述儿童的话语,而现在的研究则试图探讨儿童对语言究竟知道些什么,这些语言知识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是什么规则控制了儿童的语言发展等等。另一方面,人们试图探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规则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即这些规则是否反映或揭示了言语行为的实际心理过程。第三,由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句法为核心,以解释语言能力为目标,因此,许多心理语言学家开始重视句子水平上的心理语言学分析。另外,语义问题渐渐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2.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语言学的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受到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影响,心理语言学工作的主题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计算机科学、哲学、神经科学以及其他相邻学科。语言理论、语法规则、语言分析再度受到重视。句法结构在言语处理中的作用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人工智能首先需要对人的智能有透彻的了解,并对语言作形式化的处理后,计算机科学家才能实现智能型的人机对话。在言语听辨研究方面,根据神经网络特点提出的新的连接主义模型,从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结点之间的平行互动,扩展激活作用等方面解释连续性语音听辨,心理词汇和词汇检索等语言理解过程及其神经心理基础,把心理语言学研究导向纵深发展。心理语言学对语言与思维之关系的探索,进一步深化了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七、结论
这篇文章旨在描绘出心理语言学发展历史的大概框架,从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到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心理语言学经过了不少的发展。文章试图介绍相关的背景信息,这样可以能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心理语言学。然后,文章介绍了邻近学科对心理语言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心理语言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受到了相邻学科的很大影响。心理学和语言学是对心理语言学产生影响最大的两门学科,正如文章所呈现的,无论何时这两门学科的新发现都会给能力语言学注入新的动力。相应的,心理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创新,也可以对其相邻学科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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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语言学论文篇5
关键词：二语习得外语教学教育启示
1.二语习得研究及外语学习
西方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二语习得方面的研究，但直到80年代对这项领域的研究才开始大量涌现。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外语教学本质的认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为人们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依据，无论是对语言学科发展还语言教学效果的增强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语习得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它包含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认知心理学家ellis[1]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复杂行为，它需要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进步，最终实现自动化。外语学习者同样如此，根据学习任务的变化和自有语言水平的发展不断做出调整。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有利于内化和巩固语言知识和学习行为，从而实现有效学习。
2.二语习得理论概述
人们越来越重视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将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加以区分。第二语言习得是指人们逐步提高第二语言水平的过程。人们对这种过程进行研究，期望从中得到对外语教和学有用的知识和启示。这些理论从社会、心理、话语结构、语境、先天语言能力、语言转移、认知能力等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解释了第二语言习得这一复杂的过程，对现代外语教学在探讨学习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动机、情感、学习策略、学习能力、语言迁移等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都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1）第二语言发展监控模式。美国学者Krashen[2]于1982年提出“第二语言发展监控模式”理论，主要分为五个方面：语言习得-学习假说、学习自然顺序假说、语言监控假说、语言输入假说及情感帅选说。外语水平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掌握习得规律的前提下接触足够的输入自然习得的。在课堂教学中，二语习得通常遵循“输入―吸收―输出―习得”的顺序。根据他的这一理论假说，在选择最佳语言输入时，可理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输入量应为“i+1”（i为学习者已有水平）。因此，学习材料难易必须与学习者当前水平相适应，习得方能产生。同时，材料的趣味性能够强化学生动机，降低焦虑，使得语言材料进入语言习得机制，有利于知识的学习内化，继而产生可理解性输出。
笔者教学法家认为他的理论在多方面都是与交际法原则相一致。组织学生用英语进行各种活动，可能使学生学得更快。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于活动，而不是语言本身，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学会语言。
（2）文化适应模式。习得第二语言是文化适应中的一个方面，学习者适应目的语社团文化的程度决定其习得第二语言的程度。文化模式认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受到学习者在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方面的干扰或帮助。mcLaughlin[3]（1987）认为社会距离和心里距离决定学习者与目的语接触的多少，以及学习者对目的语的开放程度。在社会距离和或心理距离大的情况下，学习者只能得到极少的语言输入。
anderson[4]从认知方面发展文化适应模式，详细阐述了学习者的内部加工机制，认为在语言学习早期，学习者经历一种“母语化”的过程，即学习者基于自己对母语和对世界的了解，建立一种内部准则或假设简化学习任务，创造出自己的过渡语，包括同化。随着学习的进步，学习者开始逐步过渡到一种不同的过程，即“否母语化”。学习者根据外部准则重塑自己的过渡语系统。
（3）话语理论。话语理论认为，学习者可以通过参加对话交谈发展自己对目的语结构形式的认识，学习者只有通过接受语言输入才能学习语言。它还认为，在自然环境中，这种语言输入部分地是由学习者决定的，为了与非本族语者达成语言交际，本族语者会自己调整自己的话语。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语法的顺序与接触到的语言的各种特点的频率是一致的，即接触得多的先习得。学习者先习得经常出现的惯用语句，然后才分析是如何构成的。
（4）变异能力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的语言根据情境而出现变异。大致来说，在鼓励自由或即兴使用语言的语境中，学习者说的或者写的语言可能是不正规的，更口语化的，离格形式更多。而在一个有条件进行更多的监控或鼓励谨慎地使用语言的情境中，他们可能会使用正式、规范的语言。语境变异主要指由语言环境决定的和由情景环境决定的变异。语境变异反映出学习者将来的语言发展道路，而自由变异在学习者努力完善自己的过渡语的过程中起推动作用。
（5）中介语理论。过渡语理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在很多方面与心灵主义关于第一语言习得的理论相似。学习者的过渡语是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过程中建立的一种目的语过渡语法。通过对学习者的语言输出错误分析，人们发现过渡语语法包含源于三方面的语言规则：来自学习者母语的规则，即语言转移的语言规则；来自目的语的部分规则；学习者自己根据语言输入创造的规则，既不受母语，又不受目的语的影响。Selinker[5]认为，“固化”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不能获得像本族语的人那种能力的原因。无论他接受何种语言输入、练习或教授，一旦他不再改善他过渡语中的某些离格现象，这些错误就会固定下来，成为习惯，形成语言的固化。
（6）认知理论。认知理论认为学习一种语言是习得一种复杂的技能，因为完成该任务的各个方面必须得到实践，然后形成流畅的语言行为。这就要求组成这种技能的各个微技能的自动化。认知理论家把语言学习看做是一个从有意识地作出决定的阶段到自动化阶段的过程，他们称这个有意识决定的阶段为“控制下的加工”，而自动化地进行决定的阶段为“自动加工”“或自动化”，随着学习者实践那些有意识的行为，会逐步过渡到自动加工。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重建”，指在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找到另一种办法或捷径解决问题。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重建涉及协调和将任务的组成部分融合或重新组织成新的单位，需要的不仅仅是微技能的自动化，还需要重新组织和构建获得的信息。认知理论认为学习需要重新组织和琢磨推敲认知步骤，习得认知技能也需要巩固、推敲和重建，这时学习者获得的控制就会逐渐增大，它说明语言学习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3.二语习得理论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外语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学艺术的基础是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的规律性，教学程序、组织形式、方法、手段须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身心的发展；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知识和观点不仅不能有错误，反而要与时俱进，在创造性的艺术中因人、因时、因地地灵活运用语言教学规律，即所谓的“教学有法而无定法”。
（1）以培养创新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为核心的语言能力培养模式。语言教学应重在创新能力的培养。语言教学和学习的目标不仅仅在于传授语言知识，更应该立足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创新不仅是一个国家持久发展的关键，而且是外语学习者知识掌握之“魂”。没有评判，没有创新，永远不可能有发展。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只会折断思维的翅膀，语言教学的关键是培养学习者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2）教师教育与自我发展。教师是外语学习环境下提高英语教学水平的关键，只有提高教师的外语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语言掌控能力可能在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内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才能挖掘学生的自主学习潜能[6]（周燕，2010）。正如前文所说，语言教学与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效果的影响因素众多。教师只有自身已经掌握并有效应用二语习得、外语教学、语言测试等方面的理论，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教学，而语言习得的理论日新月异，因此师资培训尤为重要。
（3）从“教”到“学”的理念转变。二语习得研究新发展告诉我们要转变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参与课堂，参加各种教学实践活动，鼓励合作学习、同伴学习，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及相互评价，而教师则成为课堂的管理者、指导者。教师应该重视怎么样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从具体情况出发组织教学的问题。要了解他们学习外语的心理过程、学习方法、学习动机等，进而激发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并最终实现主动学习。
（4）以文化为导向的英语教学模式。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语习得的过程是文化的习得过程。以文化为导向是指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授，中西文化的对比应贯穿其中，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心理学认为，事物的相异性对学习者产生刺激，更易于认知和识记。德尔・海姆斯的交际能力学说着重阐述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和干扰。交际的成功，除取决于双方对中介语的应用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和容忍度，即了解对方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合作态度等的程度如何，也包括对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了解。因此，就中国英语学习者而言，其最终交际能力取决于他对英美及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成为在汉语文化背景下教授英语的主要目标之一。现代外语教学应把“文化”既视为手段又视为目的，从而形成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耿璐，2007）[7]。
（5）平衡语言的输入和输出。Swain[8]（1993）的语言输出假说认为，只有使用语言才能为二语学习者提供检验对二语学习假设的机会。同理解语言不同，使用语言可促使学习者从语义操作转向句法操作。在语言输出缺失的前提下，再多的输入，语言习得无从检验，自然也谈不上高效实现。对于缺失真实语言环境的外语学习来说，无论是有限的课堂教学还是第二课堂教学，都应秉承创造相对真实的语言环境，实现有意义的交流，如此习得自然就伴随而来。
由此可见，二语习得理论对外语教学相当重要，外语教学者应关注并应用其最新发展理论于外语教学当中，同时结合我国外语学习者的特点来研究这些理论，从而研究发现适合我国学习者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由此二语习得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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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语言学论文篇6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之前，语言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创立的“语法”。这种“语法”是以逻辑为基础建立的一些规则，没有涉及到语言结构。第二阶段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语文学。语文学派认为语言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相反他重视的是古文献，因此，语文学主要是确定、解读和评注古文献，币忽视活的、现时的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或称比较语法阶段。比较语法源于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他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精通梵语和波斯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印度的古语言—梵语，有许多语法形式和词根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有联系，1786年他在印度..亚洲学会”宣读论文.阐述了这些新的看法。
进入十九世纪初，威廉•凉斯的看法被人们所重视，这样，在欧洲掀起了语言比较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一连串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法朗兹•葆朴、雅各布•格里木、波特、库恩、马克思•缪勒、布劳恩、古尔替乌斯、施来赫尔等等，著作如葆朴的《梵语动词变位系统》(1816年)、缪勒的《语言科学讲话》(1861年)、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原理》(1879年)、施来赫尔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年)等等。在十九世纪整整百余年时间，比较语法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得非常细致和深入。
人们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比较语法虽然对开辟语言研究这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还没有去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作的比较有什么目的，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今天看来，比较语法的研究最主要的功绩只是为重建语言的历史做了一些具体和实质性的工作。
比较语法学派既然不关心研究目的和关系意义，那么他们所研究的必然是“纯粹”的语言，所以比较语法学家对语言的看法绝大多数抱着自然主义的观点。例如施来赫尔在他的《语言比较的研究》中说“语言有它的将来，这将来就词的广义来说也可以叫做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最纯粹的形式，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长里找到，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再比如马克思•缪勒在他的《语言科学讲活》中说:“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又说语言的一切变化“都不是真正历史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长;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可以有历史，而语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严格地说，没有历史，而只有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虽不断起变化，但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的。••，…随意创造新的词语，将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规律。”象施来赫尔和缪勒一样，把语言及其发展变化看作是类似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自然主义观，有一大批人。
到了1870年，比较语法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出现了一个新语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开始提出质疑: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语言的生命真的象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吗?以德国勃鲁格曼为代表，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古尔替乌斯，宣称古尔替乌斯等以前的比较语法学家所从事的只限于语言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说话者个人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言语的机构应该包括个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个方面。生理方面比如语音。发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的，所以语音定律(语音变化规律)跟物理定律一样产格，不容许有例外。另一方面，心理方面是与人的因素相关的，比如由类推作用构成.新的形式，发生类推作用完全是由人的心理联:想造成的。象英语的复数形式、被动态、完成:时等等形式。在新语法学派之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派，如保罗等的个人心理主义学派。总之新语法学派的兴起，使比较语法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考更进一步深入。正是在比较语法学末期这种背景下开始诞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一位天才语言学家，1878他就写出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震惊欧洲语言学界的论文，那时他才21岁。早期，索绪尔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这样他对语言的观点逐渐与新语法学派发生了脱离，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心理社会学学派。
“格式塔思想”转变了索绪尔当初的语言观，但由他所建立的心理社会学学派理论却直接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模式，而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又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心理社会学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社会是由“观念的总体”构成的，观念又体现于人的心理，所以“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理现象”，语言就是集体心理现象。索绪尔深感当前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的缺陷，他毕生致力于探索，一生中很少发表著作和文章，但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如梅耶、巴利、施薛皿等。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巴利、施薛霭等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有的人认为，索绪尔的沉默正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站在时代前列的悲剧。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称《教程》)的问世，全方位革新了以前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教程》的出版，标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索绪尔成为本世纪直到目前为止，影响最深远的一位语言学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充分阐述于《普通语言学教程》，《教程》内容丰富，范围非常广泛，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能管到。又因其阐述问题概括性强，包含的思想深邃，故初学者读此书感到困难。但总的看，《教程》始终贯穿主要几条大纲，这几条大纲就是索绪尔语言观的核心，它给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
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而心理总归是属于个体的。他把以前人们所说的语言这个笼统概念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又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包括说话者的意志组合(即心理)和语音表达，是次要的;语言是纯心理的东西，是在言语活动范围内人们的心理印象，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是主要的。因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由言语构成;言语要产生表达效果，为人所理解，也离不开语言。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社会部分的语言，而不是属于个人部分的言语。
2、指出语言研究就是要从所指和能指中找出它本身的价值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之所以这样有用，就是因为它有价值。语言的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是在劳动和工资这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语言的价值是在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通俗一点，所指就是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义(或内容)，能指是音响形象，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形式。一定的形式总是表示一定的语义，一定的语义要用一定的形式表达，它们之间是互相对应的。正因为这样，语言才能完成交际的功能，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语言就是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里，索绪尔给我们指出了语言研究的着手点。
3、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由于语言和言语的存在，索绪尔又区分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什么叫做共时语言学?什么叫做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里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言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阶段上的演变，言语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言语是属于历时的。相反，语言是属于社会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上有变化，但变化最终还是出自于言语上，所以语言可以看作静态的，共时的。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时存在的语言的各成分之间的联系，是属于整个系统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而把以前比较语法学所重视的历时研究认为是次要的。
4、确定语言成分的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各种成分的关系，可以分成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各个词(或称各个要素)是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个要素可能只有一个词，可能是一串词组成的句子。总之，这些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句段关系。句段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句子层次分析、词组结构分析、词的结构分析等.另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话语之外总是有一些东西出现在说话者的记忆里，这些在记忆里被唤起的东西，与说出的每个词(或称每个要素)有一些共同点相联系着，这种联系称联想关系。联想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名词的词形变化:复数、格。动词的词形变化:进行体、完成体、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等等都属于联想关系。
后来的结构主义追随者修改了索绪尔这两个带有心理学概念色彩的术语，把句段关系称为组合关系，把联想关系称为聚合关系，被人们所公认。
《教程》洋洋大观，内容远不止上面所述，如在绪论中讨论到了文字、音位学，第三编讨论了历时语言学，第四编讨论了地理语言学，第五编讨论了原始语言，语言的史前史。但总.的说，重点在绪论和第一、二编，这三部分是《教程》的精髓。而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又是结构主义的精神核心，是贯穿《教程》的骨架，也是《教程》占有最大篇幅论述的内容，故此文仅作精要介绍。索绪尔对语言的种种看法，形成了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最基本方法。
在索绪尔的《教程》问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对语言提出这样深刻而自成体系的观点，《教程》的出版成了一部划时代著作。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
这三个学派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之外，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学派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在具体程序操作中，一些细节也有分岐，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1、布拉格学派
1926年，特鲁别茨科依等在布拉格成立语言学会，标志布拉格学派成立。布拉格学派主要研究成就在音位学，这方面成绩最突出是特鲁别茨科依，他最先把语言系统理论运用到语音研究，发展成音位学，他把音位定义为:在语言中相对立的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辨义单位的成员。这个定义从语音对立和辨义特征两方面相结合，今天看来一直是比较科学的。
特鲁别茨科依对音今学和语音学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他明确指出:研究言语的能指的
学科叫语音学，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科叫做音位学，语音学是纯粹的语音现象的研究，音位学是语言语音功能的研究。在他之前，索绪尔也没有给音位学作出过这样明确的定义，索绪尔《教程》里的音位学概念大致相当于语音学，索绪尔所说的音位也只相当于通常说的音素。索绪尔的这些概念称呼也只是沿用比较语法学派的称呼法，但索绪尔又说:“许多音位学家差不多都只注重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而忽略了听感方面。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耳朵里产生的印象不仅与器官的发动形象一样直接，而且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从这里看出，索绪尔对音位学的概念不仅只注重语音，而且考虑到了听感(辨义)的一面，并且说“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也就是意味着要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音位学。所以说，索绪尔为特鲁别茨科依的现代音位学概念事实上莫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特鲁别茨科依也批评了其他一些音位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音位下定义。
特鲁别茨科依还全面论述了音位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确定音位，如何划分音位和音位组合的界线，音位组合时各种对立出现的情况等等，这都集中论述在他的著作《音位学原理))(有译为《音位学纲要)))。这部著作是特鲁别茨科依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遗著，书中所用语
言材料多达220种，是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研究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纯理论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符号性质，及从符号的角度确定语言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从形式和实体方面来分析语言，给语言的本质以更严密准确的分析，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
语符学理论是对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理论的发展。索绪尔在《教程》中说，社会生活中有一门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叫符号学，语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一个自成为特殊系统的成员。接着又提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符号则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或意义)之间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据此发挥更细，区分为: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并进而把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把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及其所构成的种种关系看成是语言之内，并由此构成语言符号系列。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语言学不同于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我们研究语言•要在其中找到一个常数，使之投射于现实语言中，不论有任何变化，都是适用的，永恒的。他们极力拼弃以往语言研究中采用的归纳法，认为采用归纳法不科学，归纳只能寻找语言中的差异，而不能发现常数，只有采用演绎法才能找到常数。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所谓常数就是符号，认为只有符号是永恒的，所以要研究有关于符号的一切.语言学家用语符学理论套用到各种语言研究中去，确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差错。但实际操作性很差，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纯理论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当你理解了哥本哈根的理论观点时，它给你一种清心明目的感觉，甚至让人感到兴奋。但另一方面，它对具体的语言分析帮助不大。
哥本哈根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有乌尔达尔、叶尔姆斯列夫，他们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叶尔姆斯列夫的名著《语言理论导论》里。
3、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称描写语言学派。
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基督教的传播和战争的需要。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等教派都规定其经文不能随便译成其他语文，基督教却不一样，相反要求它的教徒尽可能将其经文译成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美洲有大量基督教徒进入印第安语区学习研究印第安语等土著语言，进行布教活动.，他们当中有些还是很有语言修养的教士。这些教士们记录土著语言，给当地人创造文字，然后用当地文字翻印福音书，客观上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新材料，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调查方法，从而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1911至1939年，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鲍厄斯对这些语言作了综合研究，写成很有名气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共三大册)。一般认为鲍厄斯的工作，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开端。
另一个原因，也可称为次要原因，是二战爆发期间，为适应全球战争的需要，美国人需要学习大量外国语，描写语言学大师之一布龙菲尔德本人就参与编写过几种外语教材。以上这两种语言工作方法都是不谋而合的。
描写语言学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对语言的描写，当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时，学习它必须从语音结构和结构组合入手，因此描写语言学的大量工作是描写语言的音素组合，找出它的特点和规律。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调查印第安民族时，他们首先遇到的也是语言问题，他们首先也得从学习和研究印第安语入手。所以在美国，许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大师。
描写语言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开始调查印第安语的都是欧洲语言学家，只是在长期大量的调查工作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很讲时效的一套方法特色。但总的，描写语言学完全遵循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首先他们亲身感受到语言是由各要素组合起来的，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他们就是要渴诚找出这些关系的规律。语言的符号事实显而易见，一种语言是由有限的符号组合而成的。学习研究的是社会共用的语言，而不是某人特征的言语。研究语言重在现时的，也就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是不重要的。这些都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原则。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师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萨不尔生于1884年，布龙菲尔德生于1887年，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个人各写有一本书，都叫《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是一本小册子，论述很精辟;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有600多页，结构很严密，论述没有漏洞。都是语言理论的经典，同齐名。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是结构主义大师，但他俩的语言观有所不同，可能与职业有关，萨丕尔持观念主义(或称心灵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有结构模式，语言的结构模式大大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主张一些难于解释清楚的细节不必过于纠缠;布龙菲尔德持的是机械主义(或称行为主义、形式主义)语言观，主张研究语言是描写其形式构造，排除任何带意义的因素。因此，有的人把萨丕尔排除在描写语
言学派之外。萨丕尔又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他1933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8主又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下转第68页)会长，足见他在这两个领域中占有的领袖地位。无论怎样，两人同为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并因这两人所作出的成绩，使这一派成为结构主义三大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派。
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心理语言学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体位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心理语言学论文篇8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504
【原刊页号】5～18
【分类号】J2
【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3
【作者】梁道礼
【作者简介】梁道礼，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在中国文论史上，以突出文学形式锤造为特色的魏晋南北朝文论，实现了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促成这次理论突破的，除“文学自觉”的经验基础之外，“言意之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言不尽意”、“言尽意”虽宗致顿殊，但不是针锋相对的两派，而是在互不相干领域里进行的平行探讨。“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言不尽意”论唤起了文学对语言局限性的警觉，“言尽意”论坚定了文学“立言不朽”的信念，“立象尽意，得意忘言”论提升了文学运用语言的境界。“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在陆机、刘勰那里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陆机为古代文论的理论建构找到了一条“意、物、文”的贯穿线索，刘勰始终把“文学语言运用经济学”置于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
【摘要题】古代文论
【关键词】古代文论/言意之辩/王弼易学/《文赋》/《文心雕龙》
【正文】
20世纪前50年的研究著述，通常仿照西方近代史学的做法，把魏晋南北朝称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中古”时期。现在看来，中国文学史、批评史著选择西方近代史学所谓“中古”这个称谓，更多是陈述上的方便设施，而不是刻意要用它去刻画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学批评的神采。因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文学批评，并不具备类似于西方史学里的“中古”，例如西方哲学史上的“中古哲学”在“上古”哲学里“打转身”那样的品格，相反，在称之为“中古”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理论认识和运用实践上，还经历过一次本文称之为“文学语言革命”的范式转换。
读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文论文献，最强烈的印象，莫过于魏晋南北朝人似乎是用迥异于先秦两汉的文论语言，陈述着迥异于先秦两汉的文论问题。魏晋南北朝文论惹人注目的特色，就是把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锻造，置于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例如，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丽”即文学对语言形式的音乐感和对称性的刻意追求，从本质上把“诗赋”和“书论”、“奏议”、“铭诔”区别开来。在陆机的《文赋》里，文学语言形式上的富赡之美(“艳”)，是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美学境界。在钟嵘的《诗品·序》里，“润之以丹采”和“干之以风力”一起，是创造诗歌“滋味”的基本途径。在萧统的《文选·序》里，语言的“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性，是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翰藻”即文学语言形式的赏心悦目性，是文学理所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义”)。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里，“文”即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也是《原道》篇里作为“文之枢纽”来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即文学“神理设教”、“与天个地并”之本质的实现。
这样的理论安排，有文学发展自身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注：关于“中国文学自觉”发生的时间，目前有三说：一是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里的“汉武”说；二是鲁迅《魏晋风度及与药与酒的关系》里的“曹魏”说；三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里的“齐梁说”。本文从“曹魏”“齐梁”说。）依本文的观点，“文学自觉”首先是从对文学语言特殊性的自觉、对文学语言形式对于文学存在的重要性的自觉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文论把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锻造置于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既有一般原理上的逻辑必然性，也有具体实践上的现实迫切性。就一般原理而言，文学是通过“立言”才获得“不朽”的。语言是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基，理应成为文学理论关注的中心。离开文学表现的基本形式-语言，关于文学的一切言说，皆是空谈。在现代，坚持把表现形式置于艺术论的中心位置，以便对艺术进行更深入的哲学思考，例如克罗齐“形式即表现”美学，仍然是很有影响的美学派别。就其具体实践而言，伴随着文学的自觉，“文采”作为区别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第一个标志，首先被认识。在那时，文学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深入发掘和突出强调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以巩固文学自觉的成果。在现代，通过对文学语言特殊性的追问，把握文学的本质，仍然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例如韦勒克和沃伦那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美欧陆颇有影响的《文学原理》。
这样的理论安排，更有其特殊的思想背景。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更新了魏晋南北朝人对语言功能及其局限的认识，更加坚定了魏晋南北朝文论把文学语言置于文学理论中心位置的理论立场。中古文学的玄学思想背景，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成果也颇为丰硕。但还有一些看似琐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这些问题包括：对“言意之辩”层次性的分析，对“言不尽意”论与易学、庄学复杂关系的分疏，对“言尽意”论问题域的厘定，对“立象尽意”论“忘象”“忘言”理论机制的发显，等。这些问题看似琐细，实关大节。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对“中古文学语言革命”思想背景更清晰地勾画，而且有助于对“中古文学语言革命”与玄学之复杂关联更精确地指认。职此，本文拟以辨析“‘言意之辩’的宗致”为中心、对上述问题作一澄清。
一、言意讨论的两个层次
玄学中的“言意之辩”，是由曹魏时代荀粲从道家立场质疑经学效果而引发，主要在“名学”、“易学”领域里展开的关于语言(“言”，概念)与语言要去固定的对世界的认识和体验(“意”)之本质关系的大讨论。[1](p26—47)
言意关系即语言与语言要把握和表达的那个世界的关系，可以在两个性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一个是对宇宙本体的思辨层次。语言要把握和表达的那个世界，在思辨中可以离析为不即、不离的“体”-“用”二元。“用”是一切“在场”的存在。“在场”的存在可以被感官直接把握，有“实”可名，因而被抽象为“有”(“有名”)。“体”是对一切“在场”者“如是存在”性的究根问底，即在思辨中一层层剥离“在场”存在的具体差异性直到无物可剥时剩下的那点“残余”。那点“残余”，除了是一切“在场”者“如是存在”的最终依据，此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在“有”这个世界里，是不可思议的神秘的东西。因而道家依其“什么都不是”性，把它勉强地称作“无”(“无名”)。语言依其本性，只能确切描述具体时空中的“有”。至于那个“什么都不是”的“无”，只能在思辨(“意”)中体味，无法像言说“有”的世界那样，用语言去准确固定和精确传达。不得已强制要求语言去描述，根据老庄的经验，也只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例如“天”、“帝””、“空”、“无”等，含蓄而又含混地来暗示。但接受的人仍会按语言“控名责实”的本性，用“有”的世界里具体的“苍天”、信仰中和现实里的“帝”、“一无所有”、“空洞无物”去想象。结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言说反而导致对言说对象的根本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言”和“意”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言不尽意”。或者如奥地利哲学家马丁·布伯说的，人与世界之间，横亘着一道“语言门槛”。人对世界体认之所得，并非都能迈进这道“语言门槛”。能迈进的，可以言论；迈不进的，就只能意致。（注：马丁·布伯《我和你》，见张世英《哲学导论·人与世界的两重性》里的介绍与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265页。）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王弼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训，故言必及‘有’”。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真义就在这里。
另一个是认识论里意义传达的具体操作层次。在意义传达的具体操作层面，言意问题就没有抽象思辨层面上那么玄虚。思维离不开语言。思维是用语言去思维，思维成果也要靠语言来固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言”与“意”即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因而，“言”是否能够尽“意”，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思维是否成熟透脱、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否纯熟自如、解读语言的方法是否正确得当的实践问题。“言”“意”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思维透脱、能力纯熟、方法得当，“言”就能“尽意”。孔子讲“正名”，讲“文言”，孟子讲“以意逆志”，就是为实现“言尽意”做出的努力。
心理语言学论文篇9
摘 要：新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概论教材的编者在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上取得共识，秉承继承、发展与创新的理念，注重对语用与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积极引介，教材在框架、观点、编写形式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内容庞杂，主次不明，重理论，轻方法，没有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学概论教材继承创新
一、引言
语言学概论（以下简称“语概”）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程，是普通语言学的入门课。作为研究全人类语言共性规律的一门课程，语概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各门具体语言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的语概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
本文选取了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2000年4月）、叶宝奎主编《语言学概论》（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修订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黄智显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伍铁平主编《普通语言学概要》（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胡晓研主编《语言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网络远程教育教材，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王红旗编著《语言学概论》（修改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彭泽润主编《语言理论》（第五版）（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刘富华，孙炜编著《语言学通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崔希亮主编《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张树铮主编《语言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等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18部语概教材。这些教材针对方方面面的学生和读者，既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也有自考学生、电大学生，以及通过网络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学生。本文通过对上述教材从内容到形式等方面的比较，探讨目前我国语概教材编写的现状，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以后的语概教材编写有所借鉴和助益。
二、编者对语概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取得共识
我国的语概教材总体上继承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注重对语言本体进行静态描写，注重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通过下表可以看出，18部教材基本都包括了以下内容：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语言的发展变化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内容。这18部教材中，有5部没有单列出词汇一章，而是将词汇部分的内容分别融入语义和语法一章，如将词义与句义相并列融入语义一章中，将构词法和变词法融入语法一章中的组合规则与聚合规则中。有2部教材的编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文字不是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是文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没有将文字部分列入教材。通过梳理可以看出，编者在教材总体内容的编写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语概教材要向学生呈现语言本体知识和核心理论，使学生了解语言系统的整体面貌特征。除此以外，不同教材编者还在教材中渗透了自己对有些问题的独特理解以及自己的某些研究成果。18部教材的主要内容比较见下表。
三、与时俱进，反映学科研究新动态
语概教材既要继承传统语言研究的成果，从而保持学科体系的稳定性，又要引进“活水”，反映学科研究的新动态，这样教材才能保持理论的鲜活性。新世纪以来语概教材的编者秉承与时俱进的编写理念，重视理论的鲜活度和理论的实际应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研究的新动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语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30年代，美国哲学家莫里斯首先提出了“语用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和美国哲学家赛尔先后发表了“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了“合作原则”的理论。1977年出版于荷兰的《语用学杂志》确立了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独立地位。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并将西方的理论与汉语特点的研究相结合，语用研究逐渐兴起。通过上表可以看出，18部教材中，有11部都单列语用一章，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教材主要从言语行为、言语过程、言语交际的原则以及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影响等方面讲述语用学知识。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国外语用研究的影响，我国语言学界在重视语言内部研究，静态研究、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渐从语言基本要素的研究扩展到语言运用和语言功能要素的研究，开始将目光转向语言的外部研究、动态研究与应用研究，语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二）语言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迅猛发展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语言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语言学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交叉学科日益发展的今天，语言学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产生了很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上述18部教材中有10部教材都分别介绍了语言学交叉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相关知识。具体包括：语言教学、语言习得、语言规划、语言康复、语言信息处理等语言学的应用学科以及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多种语言学交叉学科。在教材中积极引介语言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充分体现了编者与时俱进，反映学科研究新动态以及重视理论应用的编写理念。
四、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上述18部教材在传统语概教材编写的基础上，各具特色，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或是框架的创新，或是观点的创新，或是编写形式的创新。
（一）框架的创新
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在继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创新与突破，对索绪尔提出但没有研究的言语的语言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构成了贯穿整部教材的框架。教材在第二章（语音）、第三章（语义）、第四章（词汇）中将言语的声音、言语的意义、言语的词汇与语言的声音、语言的意义、语言的词汇相并举进行研究，体现了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的结合；将一般教材中所论及的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子系统）的发展变化融合在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各章节知识之中进行阐述，体现了语言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有机融合。另外教材总论部分对语言学发展历史的介绍以及结尾对当代语言学交叉学科的介绍，这种编写框架突出体现了编者“力争将语言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静态与动态，单一与交叉，理论与运用等方面和谐统一的编写理念。”②
（二）观点的创新
上述18部教材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体现了编者各自新的、比较成熟的观点。
伍铁平主编《语言学概论》在吸收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语言机制”的理论。该教材指出：人类的语言之所以能够巧妙地为人类的交际服务，源自人类使用语言的几种机制：预设机制、排除机制、补偿机制、多余机制、类推机制、对称机制和经济机制，这些预设充分地说明了人类使用语言的灵活性和巧妙性③。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论及语言的形成过程，对荀子的“约定俗成”论进行了现代阐释：指出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是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与交际过程中完成的，如果某种人声跟某个具体的行为和环境联系的时间足够长，对应的频率足够高，这里便蕴藏了语言产生的契机，前者便是语言的语音部分，后者便是语言的意义部分。④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将语言看做开放的动态系统，对语言与外界经验世界的关系、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句法语义范畴以及语用范畴方面等进行了新的阐释。教材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现实现象分为心理现实和客观现实，心理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语言符号是对心理现实的指称。⑤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提出质疑，编者认为：任意性是符号的根本属性，是任何一种符号都具备的属性，不是语言符号所特有的属性，语言符号的性质应该是指语言符号特有的区别于其他符号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以语音形式为能指，线条性、多义性、历史传承性和层级性等方面⑥，这样的表述更严谨和科学。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倡导词式书写的理念，整部教材从拼音的标注到文字的编排格式，都采用了分词书写的形式，这是对传统汉字书写形式的一次大胆改革。刘富华主编《语言学通论》针对语言符号的性质提出了交缘性。所谓交缘性是指语言同三个世界（自然界、社会以及思维中的世界）之间的一种交叉联系。该教材指出：语言是自然界的产物，语言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发展，语言的实体有一定的物质形式，但语言不是物质，语言与精神、意识有关，但语言不是精神也不是意识。⑦
（三）编写形式的创新
以往的语概教材以理论阐释与介绍为主，语言表达抽象而富有逻辑性，体现了语言学概论理论性与抽象性的课程性质，很多教材所选的语料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感。综观新世纪出版的诸多语概教材，在编写形式上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注意结合日常的生活语言来阐释语言理论，注重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运用语言理论分析语言现象，形式的创新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语言通俗，语料生动活泼
上述18部教材的语言总体上都比较通俗浅近，在理论阐述之后，往往结合生活中鲜活典型的语料来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讲述语言符号的约定性时列举了著名艺术家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儿”，通过这个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相同的能指可以约定不同的所指，两种不同的约定形成歧解，令人捧腹。王红旗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阐释语言和言语关系时指出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但是个人的言语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就成为语言。编者举了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一句歌词：“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这里的“投入”本为动词，但是在这句歌词中被词作者活用为形容词，随着电视剧的走红，歌词也被大众所熟知并接受，“投入”这个词也因此具有了形容词的用法，由个人言语进入社会语言。⑧总之，教材中生动活泼的语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语言理论的兴趣。
2.课后习题灵活多样
上述18部教材中大多数在正文之后都配有课外习题，还有的专门编写课外《学习指导》（如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上述教材在习题的设置上形式更加多样，这些习题中既有对基础知识的识记，也有对理论问题的思考，还有对基本理论的灵活运用。突出了对语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的考察。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和黄智显主编《语言学概论》密切结合生活中鲜活的语言现象，灵活设计练习题，注重引导学生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生活中实际的语言现象的能力。气象谚语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请从符号的角度，分析“月晕”与“风”，“础润”与“雨”的关系。⑨语言符号有哪些特点？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叫“狗”为“猫”，秦朝赵高指鹿为马，但结果鹿还是“鹿”，马还是“马”，这是什么原因？⑩彭泽润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附录部分设计了思考练习举例、考试题目举例、毕业论文写作入门知识、毕业论文题目举例等内容，对于学生的课外学习，考试复习，毕业论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编排体例更趋科学合理
上述18部教材，基本都在章节之后或书后列有
参考文献，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启发学生思维，深化课堂所讲内容。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设计了课前学习提示，课后学习小结，课后扩展阅读小卡片，非常有助于学生自学。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彭泽润主编《语言理论》、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等教材在章节前面引用了名言或警句，这种设计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把握章节的主旨和大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教材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气息。
五、问题与政策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国内语概教材在继承以往教材总体框架与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静心思考，发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庞杂，主次不明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不同高校语概课程的学时安排大致分别为：32、48、54、56学时，平均为47学时左右。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掌握语言学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并形成对语言学学科体系的整体认知，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教材内容的取舍以及主次安排是教材编者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方面。目前有些语概教材的编者为了体现教材内容的丰富性和个人的创新性，除了介绍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中传统的成熟的理论和观点之外，还大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又加入编者自己的一些新的见解，这样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涉及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教材越编越厚，如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阐述中外语言学史的内容，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介绍近几年新兴的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与应用学科，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阐述编者个人有新意的但是并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教材内容庞杂，主次不明，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了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以及当今语言学发展的新动向，对于学生了解语言学学科的发展脉络，掌握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确实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教材编者一定要注意取舍，注意内容的主次，切不可面面俱到，切不可喧宾夺主。如果教材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可以考虑设置必讲内容和选讲内容或设置前文（核心内容）和后文（扩展内容），这样既体现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做到主次分明，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教学效果会更好一些。
（二）重理论，轻方法
语概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各门具体的语言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学生以后学习其他语言理论课程打下基础。因此语概教材的编写不但要包含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交给学生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阅读可以发现，不同语概教材中提及的语言研究方法有多种，如分布分析法、替换分析法、变换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语言事实材料统计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往往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穿插在各章的教学内容之中，目前的语概教材缺乏对这些语言研究方法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归纳，有重理论而轻方法的倾向。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学了理论，不知如何去运用这些理论分析语言事实。梳理归纳方法的过程也就是贯通理论内容的一个过程，建议以后的语概教材编写，应将语言研究方法与语言理论并重，适当加强对语言研究方法的介绍，这样可以对于学生将语言理论直接应用于语言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教材毕竟不同于专著，教材编写要充分考虑学科体系的稳定性，个人观点如果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就不宜轻易编入教材中，这体现了教材编写的继承性。另一方面，教材编写应与学术发展同步，积极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保持教材理论的鲜活度，这体现了教材编写的创新性。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教材编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的语概教材编写中，一方面存在着长期炒冷饭，滞后学术发展的弊病，浙江师范大学池昌海教授曾撰文指出，当前学界在语音、词汇、语法、历史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等领域收获颇多，但是教材对于这些方面的吸收较慢，教材中有的内容甚至在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面貌?。另一方面，有些语概教材的编者为了一味求新求异，以突出教材的特色而将自己或他人的没有被学界所公认的观点写入教材，这样会影响学生学习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教材的编者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稳中求变，切忌盲目求新。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我国语概教材的编者在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上取得共识，秉承与时俱进，继承、发展与创新的理念，注重对语用与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积极引介，教材在框架、观点及编写形式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教材编写应注意内容安排的主次与取舍，应适当加强方法的引介，应进一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希望本文的探讨对今后语概教材的编写有所助益。
注释：
①本文为第三届语言理论与教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苏州，2013）提交的会议论文。
②岑运强《语言学概论教学再探——谈语概教材的编写》，福建外语，1997年第1期，第11～18页。
③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47页。
④韩宝育《语言学概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201页。
⑤叶蜚声、徐通锵主编《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23页。
⑥张先亮、聂志平《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第47页。
⑦刘富华，孙炜《语言学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39页。
⑧王红旗《语言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5页。
⑨李宇明《语言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9页。
⑩黄智显《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大学教材，2005年10月，第38页。
?池昌海《框架、概念和关联——“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略谈》，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9月，第5～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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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语言学论文篇10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