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的意义篇1
北京自2003年起先后建成和启动了怀柔、平谷、房山、昌平四大地下水应急水源地，此外还拟在平原区新建一处应急后备水源地。
天津市在市区北部新建一处地下水应急水源地；山东省于2006年启动了全省重点城市应急水源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对17个重点城市规划了应急水源地并进行了相应的勘查；河南省于2007年为22个市县规划了应急水源地；河北省于2007―2008年开展了重要城市应急水源地调查评价工作，为11个重要城市规划了13处地下水应急水源地；此外，吉林、山西、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和云南等也相继开展了应急水源地的相关规划、勘查工作。
客观而言，黑龙江省城市应急水源地规划、勘查和建设工作相对滞后，已不适应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经济区”和“十大工程”战略要求。多年来，地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不强，基础地质工作薄弱，找矿找水工作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据此，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依靠中央加强地质工作的大背景，紧密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相结合，适时地提出了我省地质工作“五大战略”，其中“找地下水”战略就是“针对我省13个地市级中心地市及部分市县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度、水质污染日趋严重、缺水问题突出和供水水源主要来自河流、水库等地表水水源地，在遭遇自然灾害、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战争、恐怖活动等突发事件时，供水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实际，从民生建设角度出发，超前部署和实施中心城市应急后备地下水水源地勘查工作。通过开展地下水资源调查、详查、勘探工作，查明区域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水源地的水资源保证程度及环境影响程度，确定水源地建设的有利区段，探明水源地天然资源量和可开采量，提出水资源开采方案。到2015年，力争使13个地市级中心地市及部分贫水市县拥有或圈定优越的地下水应急后备水源地，在发生应急涉水事件时，应急供水规模可以满足本地短期内基本用水需求，达到改善民生、稳定民心、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
自1998年以来，松花江干流出现了百年最低水位，黄河等大江大河断流的天数日益增多。由于水资源的减少加之无节制的污水排放，使得我国大多地表水水源地面临污染的威胁。据2008年中国环境总站的监测成果，全国113个重点城市，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遭受污染而水质不达标的就有84个，占35%。2005年原国家环保局受理水环境污染突发事件76起，到2008年受理事件达135起，这些事件中绝大多数导致了供水水源地的污染。另外，像2005年松花江流域特大水污染事件；2007年江苏盐城饮用水源酚污染；2005年广东韶关冶炼厂超标排放含镉废水，沿江的英德、清远、佛山、广州北江饮用水水源地受到污染；云南昆明滇池水源、江苏无锡太湖水源、吉林长春新立城水源蓝藻爆发污染事件；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09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以及南方强降雨引发的洪灾等，这些突发性灾害和极端气候条件对城市供水系统造成的破坏往往更大。
地下水的意义篇2
[关键词]汉语词形象色彩意义审美解读
词是具有一定语音形式、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汉语的词有各种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大致可以分为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两大类。一般说词义,主要是指词的语言意义中的语汇意义,它包括词的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含蓄意义、文化意义等。
我们知道,理解一个词的词义往往不是孤立地解释这个词的概念意义,更多时候,是把该词放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中去讨论,这样,词所蕴含的确切意义才能更好的显现出来。本文着重探究词的语汇意义中的色彩意义,重点是探究词的形象色彩意义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进而感知词的形象色彩意义所显示的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审美意蕴。
一、词的形象色彩意义认识
词的色彩意义是指词的语汇意义中除概念意义之外的主要同交际环境有关的意义。它包括词的感彩意义、语体色彩意义、形象色彩意义等。词的感彩意义、语体色彩意义比较为人所共知,以下主要从词的形象色彩意义方面进行探究。
1.什么是词的形象色彩意义
所谓词的形象色彩意义是指词除了用来解释普遍存在的概念意义外,还同时具有形象感,它往往以生动、具体的形象诉诸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以引起人们对现实中某种形象的联想和想象,这些联想和想象的成分就是词语的形象色彩意义。词语的形象色彩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有感知的人对于代表感知过的对象的词语都会有共同的形象感。如“金钱豹”这个词,除了代表“猛兽”这一概念意义以外,我们仿佛还能看见这类猛兽的钱状似的黄色花纹,如见其貌。又如,“笑哈哈”让人仿佛听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欢畅之声,如闻其声;“甜丝丝”使人如同尝到甜味的美好感觉;“辣乎乎”叫人心头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灼热之感等。
2.词的形象色彩意义形成的因素分析
词的形象色彩意义的形成取决于多方面的要素。这些要素与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功能以及语言运用者的价值评判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所标记的客观事物必须是具象的事物而不能是抽象的事物,像“鸡眼”、“须眉”、“汗颜”、“映山红”、“凌霄花”、“猫头鹰”等,这些词本身就能生动、形象地显露出对象的本质特点;比如,拟声词大都具有形象色彩,它能惟妙惟肖地模拟声音,引起人们对这类词某方面特性的听觉感受,如用“轰隆隆”形容打雷时那响彻太空的天籁之音;用“哗啦啦”形容大雨如注雨水落地的声音;用“嘈嘈”“切切”形容玉珠落玉盘似的琵琶之声;比如有些可感性的动词常常也有一定的形象色彩,例如,“挤、盯、晃荡、哽咽、碰钉子、拆墙脚”等,像“晃荡”一词就有一种物体摇摇欲坠的动感;“哽咽”一词带有哭泣时声气阻塞的抽泣声;又比如,一些用摹状手法构成的词其形象色彩也非常鲜明,例如,“鹅黄”、“草绿”、“银灰”、“绿油油”、“红彤彤”、“火辣辣”等,这些词从事物的色、质、形、光等方面进行渲染,增强了所描绘事物的色彩感、画面感。
二、词的形象色彩意义的美学意蕴
美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想象,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可感性。美学原理告诉我们:美具有形象性,她是一种具体的、能被人的感觉器官感受到的、有一定观赏价值的形象,而绝非一种抽象的概念。因为概念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抽象概念无论如何也不会引发人的美感,即无美丑可言。美的千姿百态被人们概括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和科学美四种,无论哪一种美,都无一不是从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正因为美具有形象性,才能使事物的“美”,闻之有声,视之有色,触之有物,呼之欲出,从而给审美者留下丰富而生动的联想,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
美的形象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表现内容;二是构成感性形式的色彩、质地、线条、文字、语言、声音、空间等都是物质,所以美的形象离不开物质,这是美的自然属性,正是美的自然属性决定了美的形象性。词的形象色彩意义既表现为富有感性形态的形式,又具有丰富审美意蕴的内容,是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词的形象色彩主要有据状的、据形的、据色的、据声的、据味的几种类型,这些不同的色彩都具有形象性,它们被广泛运用到文学作品中,从不同的角度增强了所描绘的人物、景物、动植物的美学特征,从而使作品中所表现的事物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美。
1.词的形象色彩意义的形态美、动态美
据状的、据形的词都能给人一种具体可感的形态美、动态美。如“鸵鸟、圆规、鼎足、鸡冠花、连襟、雀跃、玉带桥、袅袅、袅娜”等,这些词通过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能够呈现出生动形象的美。鲁迅在《故乡》中写杨二嫂的形象: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里的“圆规”?一词,就蕴含着形象色彩意义,它生动形象的描画出人物腿脚细长,双脚张开站立时的形态感,让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又如,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中写虎山水库“我们才过岱宗坊,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铺下去,碰着嶙嶙的乱石,激起一片雪白水珠,脱线一般,撒在洄漩的水面。这里,作者运用了一串动态感很强的词语“跃”、“铺”、“碰”、“激”、“撒”来描绘虎山水库,这些词语赋予了虎山水库的水无限的张力、奔腾的气势,使之洋溢着一种动态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美;有些词语本身的色彩意义并不突出,但是通过比喻的手法,就使事物的形态美如在眼前。如《桂林山水》中写桂林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这里的“老人”、“巨象”、“骆驼”、“屏障”、“竹笋”、“怪”、“嶙峋”等词形象的描绘出桂林山的“奇”、“险”“秀”的万千形态,给人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让人美不胜收,流连忘返。
2.词的形象色彩意义的色彩美、绘画美
绘画是“空间艺术”,须将空间并列的景物按照美的原则加以巧妙的布置,使之具有立体的美感,同时,它还讲究色彩的巧妙搭配,使之具有和谐的生动形象的视觉享受。这些绘画技法加上富有形象色彩意义的词语被很多散文大家广泛运用到文学作品中,收到了出奇制胜的审美效果。朱自清先生在《绿》中写梅雨潭山间瀑布时“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条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在眼前了”。“镶”的本义是把物体嵌入另一物体内或围在另一物体的边缘,这里的“镶”字用来描绘瀑布处在山间的状态,既准确恰当,又形象逼真,使瀑布富于立体感、画面感。写瀑布的水“白而发亮”的色彩,鲜明、纯洁、剔透,与瀑布两边黑色的岩石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这黑白的岩石和水在山间这绿色的大背景中,色彩是多么的和谐、明快,让人赏心悦目。又如,老舍先生在《济南的冬天》中,写济南冬天小山的秀美“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象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象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象忽然害羞,微微露出点粉色”。这里,作家用工笔的手法,从山上、山尖、山坡一直到山腰细细的描画,用了很多富有形象色彩意义的词语:“青黑、白、银、草色、水纹、暗黄、薇黄、粉色”,生动的描画出了小山各个系部的雪光、雪色、雪态:松的翠与雪的白相映增色;如洗的蓝天与似银的雪相映生辉,草色的黄绿与雪色的纯白相映成彩,日落时薇黄的阳光与薇薄的白雪相映衬,微微露出粉色,象少女害羞的容颜,楚楚动人。这些描绘将读者带想、想象的意境,让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雪的光、色、态的外在美,而且是雪的情韵,雪的内在的美。这一幅雪景图之所以美,很大程度归功于作家巧妙地运用了富于形象色彩意义的词。
3.词的形象色彩意义的音乐美、和谐美
大自然有万千种声音,古往今来,汉语语汇有相当多的词用来记录这些声音,从而使这些词赋予鲜明的听觉色彩,给人带来生动的视听享受,美感享受。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诗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里诗人用“嘈嘈”和“切切”两个叠音的拟声词,摹写琵琶声的低沉、粗重、轻脆、柔细,又用“如急雨”、“如私语”增强其形象性,再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比对映衬,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同时显露出来,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接。接着在“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中用“间关”一词形容琵琶声象鸟声一样婉转流利,用“幽咽”一词形容琴声如冷涩的水流遏塞不畅的低泣声,让人们从琴声中听出了琵琶女不幸的身世和内心哀怨的情愫,进而联想到诗人对她的同情和怜悯,产生强烈的艺术共鸣。杜甫在他的《登高》中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描写夔州秋天的景色:“萧萧”使人联想到落木索之声“滚滚”使人联想到长江汹涌之状,这两个词极具视听感受、极具形象色彩。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的同时,深沉地抒发了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悲怆,给人们留下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又如,现代小说家孙犁在他的《荷花淀》中写一群青年妇女去探望打游击的丈夫,遇敌前后有两处写到妇女们划船时的水声: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顺手又丢到水里去……后面大船来的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这里,遇敌前划船发出的的水声是“哗,哗,哗”,这个据声的词语用在这里传达出妇女们虽然没有探到丈夫,但回家时还是比较悠闲、自得的心情;后面遇敌时水声变得“哗哗,哗哗,哗哗哗!”,用重叠拟声,无疑是突出了当时形势的危急,妇女们紧张的心情,与前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让读者也真切的感受到荷花淀里弥漫的硝烟味儿。这些富有声音色彩的词语,在作品中与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情感相交融,传达出和谐的音符,增添了作品丰富的审美情韵。
4.词的形象色彩意义的触觉美、味觉美
汉语里还有一些据状、据味的词,它们的形象色彩意义能够带给人们一种触觉美、味觉美,让人回味悠长,日久留香。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写北国槐树的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到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这里北国槐树落蕊的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能够引发人们的审美联想,真切细腻的感受到它柔而软的触摸意蕴。朱自清的《绿》中写梅雨潭的“绿”: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沉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这里“鸡蛋清”的“软”、“嫩”,“碧玉”的“温润”极富触觉感受,使我们的眼前除了那微微泛起的绿色涟漪外,我们的指肤间仿佛还能感触到那闪着光亮的绿波的跳动,一种柔和、明快、亲切的感情从心头漾起。作者甚至把她想象为“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想拍她、抚她、亲她,别致地把她叫做“女儿绿”,用词唯美到了极致,感情也柔美到了极点。那明艳多姿的画面,那逸趣横生的情怀,多么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在这饱含诗情、充满生趣的绿意中,透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爱,升腾着作者向上的激情。?朱自清在《威尼斯》中写威尼斯著名的夜曲:意大利歌女在微微摇摆的红绿灯球底下,颤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一片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红的样子。写威尼斯是“海中的城”,海水那么绿,那么酽(汁液浓;味厚),会带你到梦中去。这里“酽酽的歌喉”、海水的酽”几乎已经褪去了词本身的意义,而产生了更多的与歌声、海水相关联的联想和想象成分,让人回味悠长。
总之,汉语语汇里有大量的富有形象色彩意义的词,这些词只要跟特定的语言环境相结合,跟作家们所描摹的景物、所抒发的情感紧密相连,往往就能产生生动丰富、令人回味的视觉、听觉享受,传达出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蕴。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泰戈尔,朱自清等.人一生要读的60篇美文[Z].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1.
地下水的意义篇3
原告李素花诉称：XX年8月8日，原告李素花与被告刘学义友好协商达成民房建筑合同，合同工期约定45天，但是被告刘学义至今仍未完工，且房屋存在有严重质量问题,请求判令被告刘学义赔偿原告李素花经济损失6万元整,现要求被告将四楼屋顶维修的不漏水,一到四楼的内屋顶空的地方进行维修,楼梯上的外墙砖只要是渗水的地方都需要维修的不渗水,一到四楼的架眼渗水的都要维修,四楼北墙上两个窗户东边的一个窗户上的檐瓦全部维修完,落水管6个安好,二楼东窗户台上掉的外墙砖要求粘上,二楼南墙上东间和西间下面的面砖要求修成一致，屋内内粉空裂处要维修，三、四楼水泥地坪维修，三楼东墙、西墙和后墙高低不一样，要求修平，能修的修，不能修的赔钱。四楼上的外墙沿大砖换成小砖，两个阳台二楼、三楼阳台和主墙有裂缝，要求维修，二、三楼夹山要求装上。
被告刘学义辩称：原来做屋顶时天下雨了，我也同意给原告李素花修屋顶，我去维修了几次，双方都未达成一致意见。现双方经核帐，原告李素花还欠我1760元工钱没付，可以折算维修屋顶的费用，不足的部分我同意再给她钱。在建一、二楼的时候，原告李素花让用的都是好砖，建三、四楼的时候她让用的都是孬砖，墙空鼓是砖的问题造成的;原告李素花让将地坪做成毛地平面的，毛地平面都起土，且她买的水泥没有合格证，质量有问题，不是我施工的事;层高错的是二分，而不是八分;窗台的外墙砖是安窗户时打掉一块;四楼窗沿的瓦是掉了一块;屋顶大面积空的可以修，小面积的修不成，屋顶没有啥空的;外面砖不齐没法修，一到四楼就四楼北墙窗户下面有渗水，同意修;阳台裂缝有一点，不存在大问题;二、三楼的夹山是当时原告李素花同意不让装了，她儿子也同意了，要是她不同意的话，帐就不会给我结;落水管上面都安装好了，就差下面的小弯头了，当时她家没有。我方在法庭调解过程中去原告李素花家，对墙体空鼓的地方已进行了维修。
原告李素花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以及本院对该部分证据认证如下：
XX年8月8日建房协议一份、图纸2张、收到条及核算单共4大张，被告刘学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被告刘学义未提交证据。
本院出示XX年4月9日、4月10日、4月22日、5月4日、6月15日的询问笔录，XX年6月24日的现场勘验笔录，原告李素花与被告刘学义对此均无异议。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及诉辩意见，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XX年8月8日，原告李素花(甲方)和被告刘学义(乙方)签订建房协议，其中约定：甲方新建三层住宅一座，由乙方承包施工，包工不包料，工价每层按板上好甲方付款8000元，竣工余款1000元一月内付清，甲方保证材料供应，乙方保证工程质量，如果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担。协议签订后，被告刘学义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建房义务，原告李素花自XX年9月1日起至XX年11月10日分8次向被告刘学义支付建房款，共计69400元。经双方核算，均认可建房总面积为530.5平方米，总建房款为71565元，被告刘学义认可该建房款可减去维修时使用原告李素花水泥钱400元，结合已支付的建房款，原告李素花应再支付给被告刘学义建房款1765元。被告刘学义认可四楼房顶漏雨属质量问题，同意维修。原告李素花与被告刘学义均认可屋顶漏雨维修费用可每平方米为25元，左右可不超过2元的范围。原告李素花提交的图纸上显示，二楼西南屋有东墙夹山。经现场勘验，该处没有此夹山。另经现场勘验，双方无争议的是：四楼北墙上两个窗户东边的一个窗户上的檐瓦掉了一片;四楼三间屋的北墙上架眼渗水;四楼西间窗户下沿有空鼓;二楼东南屋屋顶有裂缝;二楼东窗户台下外墙砖掉有二块左右;四楼屋顶的面积为69.5平方米，加上四周女儿墙面积为92.33平方米。在庭审期间，被告刘学义对一到三楼室内墙体空鼓的地方进行了维修。原告李素花与被告刘学义均认可在建三到四楼时，原告李素花让使用存在质量问题的砖垒墙。
依据上述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李素花与被告刘学义签订的建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刘学义对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应负维修的义务。被告刘学义认可四楼房顶漏雨属质量问题，同意维修。因被告刘学义几次去维修，双方对维修方式都有歧义，故对该部分维修可折算成维修费，由被告刘学义支付给原告李素花。结合双方对屋顶的维修价格能够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对维修价格按每平方米25元。现对平方数意见不同，对于平方数的计算，鉴于屋顶做防水，应在离地面50cm处做泛水，该房屋已建成，原做防水仍漏雨，故原告李素花要求将防水做在女儿墙上端也不违反技术规定，故维修屋顶面积按92.33平方米计算，应为2308.25元，冲减去原告李素花应再支付给被告刘学义建房款1765元，被告刘学义应再赔偿给原告李素花屋顶维修费543.25元。对一些明显存在质量问题的地方：四楼北墙上两个窗户东边的一个窗户上的檐瓦掉了一片;四楼三间屋的北墙上架眼渗水;四楼西间窗户下沿有空鼓;二楼东南屋屋顶有裂缝;二楼东窗户台下外墙砖掉有二块左右，被告刘学义对这些问题无异议，应由其负责维修。对原告李素花诉求的一到四楼的内屋顶空，楼梯上的外墙砖渗水，屋内内粉空裂、两个阳台二楼、三楼阳台和主墙有裂缝的,二楼南墙上东间和西间下面的面砖要求修成一致，三、四楼水泥地坪维修，三楼东墙、西墙和后墙高低不一样，要求修平，能修的修，不能修的赔钱。被告刘学义对此有异议，认为屋内内粉空裂处已经进行了维修，水泥地坪是原告李素花让拉的毛地坪面，其余的都不属于质量问题，不同意维修。原告李素花未在法定期间内对上述问题提出司法鉴定，对上述问题是否属质量问题及需花费维修费用的具体数额，需要有专业机构做出有效的认定后，才能认定其主张是否能成立，故其该部分请求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对此不予支持，其有有效证据后可另行起诉。对原告李素花诉求的落水管6个安好，四楼上的外墙沿大砖换成小砖，二、三楼夹山要求装上，被告刘学义对此有异议，认为落水管仅剩下面的小弯头没安，原因是由于当时原告李素花家没有。根据合同的约定，原告李素花负责供应材料，故该责任不在被告刘学义方;对四楼外墙沿大砖换小砖的问题，双方无明确约定，原告李素花也未举出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被告刘学义建筑时提出反对意见并阻止被告刘学义用大砖建外墙沿了，原告李素花的此项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二、三楼夹山的问题，从双方认可的图纸上显示，二楼图纸上显示有夹山，被告刘学义陈述“不安夹山的原意是因为一楼北屋是个大厅，大厅上有个大梁，大梁上安夹山承受不了，原告的儿子也同意了，要不原告不会给我工钱”。原告李素花陈述“当时被告刘学义答应安个单胚墙，我同意了，但一直没有装”，现要求按图纸做，并提出对大梁的质量进行鉴定。从上述双方的陈述，可以印证在施工中对该大梁如何建筑产生了实际变更，但当时是如何约定的，双方对自己的陈述均无有效证据印证，对该大梁的承重性能如何也无有效证据印证，原告李素花可待有有效证据后可另行起诉，本院对原告李素花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学义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给原告李素花屋顶维修费543.25元。
二、被告刘学义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维修好原告李素花房屋四楼北墙上两个窗户东边的一个窗户上掉的一片檐瓦;四楼三间屋的北墙上架眼渗水处;四楼西间窗户下沿有空鼓处;二楼东南屋屋顶有裂缝处;二楼东窗户台下掉的外墙砖。
地下水的意义篇4
关键词：水资源有效性可控性可再生性广义狭义计算口径
对水资源概念的明晰定义，是界定水资源评价口径的前提，也是进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的基础。由于水资源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一定条件下还具有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因此，“水资源”这一貌似简单的概念却蕴涵着丰富的内涵，并由此导致了水资源评价中的争论。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水问题的不断突出，有关水资源的一系列基础概念正在受到挑战。例如，自然界中的水分，符合什么标准才应当算作水资源？在水资源的定义和评价中，如何反映人类活动导致的水资源演化效应？对不同层面的发展需求，如何建立具有层次化结构和兼容性特点的水资源评价口径？为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外学者给出的水资源定义，从中找出了代表水资源本质特征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三个评价准则；然后依据这些评价准则，提出了层次化的水资源定义；最后结合例题，说明了水资源各个评价量的计算口径和相互联系。
一、水资源的定义及其内涵
国际上水资源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正式场合，是1894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设立了水资源处（wRD），其业务范围主要是地表河川径流和地下水的观测，以及相关资料的整编和分析等，显然，在这里水资源是作为陆面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总称。《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水资源解释为“自然界一切形态的水，包括气态、液态和固态水的总量”，这一定义失之过于宽泛，没有反映水资源的若干本质特征。在1963年的英国《水资源法》中，认为水资源是“具有足够数量的可用水”，该定义虽较前者严格，但缺乏科学基础和可操作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在1988年对水资源的定义是：“可供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具有足够数量和可用质量、并为适应特定地区的水需求而能长期供应的水源”，在可操作性上推进了一步[1-3]。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指出：“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仍未能全面反映可持续发展不同层面的需求。对水资源认识上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储量有限而用途广泛和不可替代，具有多种赋存环境和复杂转化机制，而从各个侧面给出的水资源定义及其评价口径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和层次性。
国内学术界对水资源一词的理解也各有不同。1991年《水科学进展》编辑部组织国内有关人士对水资源的内涵进行了一次笔谈[4]，各位学者给出了如下定义：
刘昌明提出：“从自然资源的观念出发，水资源可定义为与人类生产与生活有关的天然水源”。
陈梦熊提出：“一切具有利用价值，包括各种不同来源或不同形式的水，均属水资源范畴”。
张家诚提出：“降水是大陆上一切水分的来源，但降水只是一种潜在的水资源，只有降水量中可被利用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水资源”。
黄万里提出：“人类所利用的水资源包括农业用水、工业和生活用水。河槽水流是工农业用剩的水量，不应误作全国水资源”。
曲耀光提出：“水资源是指可供国民经济利用的淡水资源，它来源于大气降水，其数量为扣除降水期蒸发的总降水量”。
施德鸿提出：“不能把降水、土壤水或地表水称之为水资源，犹如不能把海水、洪水、水当作水资源一样，（要）把具有稳定径流量、可供利用的相应数量的水定义为水资源”。
贺伟程提出：“水资源主要指与人类社会用水密切相关而又能不断更新的淡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水，其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
陈家琦提出：“作为维持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的水资源应当具有下列特性：可以按照社会的需要提供或有可能提供的水量；这个水量有可靠的来源，且这个来源可以通过自然界水文循环不断得到更新或补充；这个水量可以由人工加以控制；这个水量及其水质能够适应人类用水的要求”。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得出水资源最为本质的三个特性是：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有效性是指，只有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效用的水分才可以看作是水资源；可控性是指，在对人类具有效用的水分中，有必要进一步区分通过工程可以开发利用的那一部分水分；可再生性是指，水资源在流域水循环过程中形成和转化，其作为可再生性资源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保持流域水循环过程的相对稳定。
综合以上讨论，特别是水资源最为本质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准则，笔者认为：“水资源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效用的淡水资源，其来源为大气降水，赋存形态为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水资源在数量上为扣除降水期蒸发的总降水量，通过天然水循环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同时受到开发利用的人工调控和人类活动的其他影响”。
二、水资源评价准则与计算口径
2.1有效性准则与广义水资源
从有效性出发定义水资源，首先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水资源概念进行拓展。有效性标准对传统水资源涵义的第一个拓展是，与生态环境具有密切关系的水分都应该评价为水资源。这是因为，有效水分不仅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而且还滋养了对人类生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生态系统，有效性概念可以同时体现水资源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有效性标准对水资源涵义的第二个拓展是，对生态环境具有效用的水分不仅是径流性水资源，而且还有部分降水资源。因为无论是天然生态还是人工生态，有效降水都是研究其水分需求的前提，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就更是如此。由此可以认为，从有效性出发定义的水资源包括了降水中的有效部分和径流性水资源，是一种广义水资源[5]。
国内外习惯上仅将流域产水量评价为水资源，未包含雨水资源的利用量，不能反映水循环过程的全部有效水量。在我国北方地区径流性水资源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从流域水循环的角度整体研究水资源利用问题日显必要。广义水资源量的提出，对雨水资源化、节水标准和缺水标准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广义水资源与传统水资源评价口径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效降水。有效降水计算可对人工生态系统和天然生态系统分别进行。人工生态系统对降水有效利用量的计算包括植被与水面两部分，水面部分为降水深与人工水面面积的乘积；植被部分为各类人工植被面积利用降水的有效量之和。对每种人工植被，用种植面积与单位面积实际利用的降水深这两项的乘积作为降水利用的有效量。天然生态系统利用的有效降水计算更为简单，其水面部分与人工生态系统相同，其植被部分可认为植被面积上的全部降水深均是有效和可以利用的。
2.2可控性准则与狭义水资源
从可控性概念出发研究水资源，是从人工调控角度对广义水资源作进一步的区分。广义水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效降水，可为天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所直接利用，这部分水量难于被工程所调控，但可以调整发展模式增加对这部分水分的利用；另一类是径流性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地下含水层中的潜水和承压水，这部分水量可通过工程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因此，从可控性准则定义的水资源是狭义水资源。1980年代初我国第一次水资源评价时资源量中不包括有效降水部分，相当于仅就狭义水资源进行评价。
流域的多年平均产水量即为狭义水资源量。在基本没有开发利用的情况下，流域多年平均产水量即为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在开发利用量较大不能忽略的情况下，还要加上流域平原区可以夺取的潜水蒸发。这部分“可夺取的”水分大小要视开发利用情况而定，最大量为流域山区对平原区的侧渗补给和平原区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对我国西北内陆河地区，情况最为简单，不重复的流域总产水量为出山口径流量、平原区山前侧渗量、平原区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量三项之和。一般情况下，流域的产水量会随开发利用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如地下水位一定程度的下降，会加大山前侧渗项和降水入渗补给项，而潜水蒸发项减少相对较小，从而使总产水量增加。同样，渠道衬砌会减少渠道入渗补给量，田间节水会减少田间入渗补给量，大规模引水会减少河道入渗补给量，各项开发利用活动导致的流域产水量变化，是流域水资源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2.3可再生性准则与生态耗用水量和国民经济可利用量
从可再生性出发研究水资源，是对狭义水资源在可持续利用意义下再作进一步的界定，以便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水资源可利用量。由于水循环是狭义水资源与广义水资源的共同基础，水循环本身及其相关过程的长期稳定性，是水资源可再生性维持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维护水循环本身的稳定，需要保持水热平衡和水量平衡；维护与水循环相关的物理、化学与生态过程的稳定，需要保持水沙平衡、水盐平衡和水土平衡。上述各类平衡归结到一点，就是在特定的时段和地域条件下保持有效水量的平衡。对于工程能够调控的狭义水资源而言，其不仅易于为国民经济所利用，更是干旱区非地带性植被赖以生存的基础，若在国民经济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之间调控不当，则会直接影响到流域水循环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了生态需水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因此在狭义水资源中应当首先满足特定保护目标下的生态环境用水，其余部分才可作为水资源的国民经济可利用量[5-7]。
生态环境需水的定义，一般意义上是指与特定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相联系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处于平衡状态时所需要的水分，涉及到不同尺度的水热平衡、水循环平衡、水土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水化学平衡等。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需水，是指符合生态保护目标且对景观维持及环境状况改善起支撑作用的系统，为维持其平衡所要消耗的水分。一般情形，农、林、牧业既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生态环境功能，其用水属于广义的生态用水。严格意义上的生态需水，不包括国民经济需水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需水。
从生态建设的水资源保障条件看，生态需水可分为可控生态需水和不可控生态耗水。可控生态需水是指植被所利用的径流性水资源，可通过水利工程改变径流的时空分布，从而控制或影响生态环境的水分利用条件。不可控生态耗水是指植被所消耗的降水中不形成径流的有效水分，尽管不可控生态耗水与水利工程无直接关系，但其耗水量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利用格局改变的影响。从生态系统形成的原动力不同，又分为天然生态耗水和人工生态耗水两大类。天然生态耗水是指基本不受人工作用的绿色生态所消耗水量，包括天然水域和植被所耗水量，在干旱区天然植被可分为荒漠河岸林、低地草甸、前山带河谷林、荒漠植被等；人工生态耗水是指由人工直接或间接维持绿色生态所需水量，包括为生态目的种植的人工林草灌溉量和城市景观供水量，农业灌溉退水维持的人工生态水量，以及水土保持造林种草所消耗的降水量。
水资源的国民经济可利用量，特指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狭义水资源中能够被工程系统一次性开发利用的最大潜在量。这一最大潜在量包括了地表水和地下水两部分的可利用量，由于二者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可利用量均不是固定的，要根据二元模型进行计算。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平原地下水几乎全由地表水转化而来，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动态补给情况对地下水可利用量进行调整。
在讨论水资源的国民经济可利用量时，必须要与工程系统供水量相区别。工程供水系统明显改变了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形成了一次性意义下的水资源可利用量被多次重复利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全流域的工程系统供水量大于狭义水资源量的情况。地表水利用后的退水，在水平方向又汇入到地表径流中，相当于增加了水平方向的局域循环量；在垂直方向则入渗补给地下水，相当于增加了垂直方向的局域循环量。
根据水资源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提出的水资源评价准则与基本口径参见表1（略）。
三、各项水资源评价量的计算
以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片为例，对广义水资源、狭义水资源、生态需水量、国民经济可利用量、工程系统供水量等进行了计算。基本的计算单元为流域三级区，由于篇幅所限新疆综合成三个分区，河西走廊为三个分区，柴达木盆地自成一区。计算中以降水为基本通量，在狭义水资源（径流）评价的基础上，对径流以外的降水进行了分析，初步估算了西北内陆河地区的无效降水和有效降水。通过直接估算无效降水，得出有效降水，从而推算广义水资源量。分别对山区和平原地区估算无效降水。计算无效降水的范围（冰川、山区裸岩裸土，荒漠戈壁、盐碱地）由遥感解译图给出数据。降水量根据降水等值线图与观测数据合理确定。不形成径流的降水扣除无效损失之后，得出有效降水。有效降水与径流量之和为广义水资源量。计算成果见表2（略）。
全西北内陆河地区降水量3260亿m3。无效降水948亿m3，其中山区、平原分别为667亿m3、281亿m3；有效降水约1326亿m3，径流性水资源986亿m3，因此，广义水资源量约2312亿m3。有效降水主要是天然生态系统直接利用，少部分为平原人工绿洲的人工生态系统（包括农田、人工林草、水库等）吸收。
从降水—有效吸收（维持天然生态与人工生态）、无效蒸发—产流的构成看，西北内陆干旱区的无效降水量与产流量大体相当，分别为29%与30%左右。根据初步估算，西北干旱地区的有效降水量较大，平均达降水总量的41%以上。这部分降水支撑了广大的地带性植被，并补充了平原绿洲生态耗水，尤其对绿洲荒漠交错过渡带的生态需水起关键的作用。有效降水是过渡带生态耗水的主要来源，在部分径流参与下，广阔的过渡带成为绿洲抵御荒漠扩张的天然屏障。
四、水资源评价量之间的转化关系
根据本文给出的定义，流域水资源各项评价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从图中关系可以看出，流域内天然和人工植被所利用的有效降水越多，则广义水资源量越大，越接近降水总量。若降水时空分布相对均匀，流域下垫面的温度、坡度、土质、水化学条件适宜，则几乎全部降水都可以形成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效用的广义水资源。反之，若流域内的植被全部消失，生态系统所直接利用的有效降水接近于零，则广义水资源量就等于狭义水资源量。由于内陆河降水集中在山区，产流几乎全部来自于山区，而山区的人类活动影响小，故狭义水资源的多年平均值基本稳定。对于平原绿洲区，降水较少，天然和人工植被的水分需求主要依靠狭义水资源来支撑，社会经济系统对径流性水资源的耗用越多，对生态环境用水的挤占越甚；生态环境用水的减少势必导致生态恶化，其结果又会反过来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地下水的意义篇5
1999年，傅作义生意失败后，经朋友介绍来到号称“免税天堂”的迪拜，想东山再起。迪拜的阿维尔市场是中东最大的水果蔬菜批发和转运中心，中东各国都到这里批发蔬菜。这里的蔬菜主要从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进口，价格昂贵，一公斤大白菜的价钱相当于人民币30元。傅作义看到其中的商机，想自己种菜卖。
可是，要想在炎热贫瘠的沙漠里种出新鲜蔬菜，谈何容易。傅作义找到迪拜附近的沙漠，雇人用推土机将土推平，在土地四周种上棕榈树用以抵挡风沙。
种菜不能无水。在沙漠里打井取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傅作义到来之前，也有迪拜人想种菜致富，但打井打到40米依然无水，只好摇摇头，打消了在当地种菜的念头。
因有先例，傅作义心里有了底。井打到40米的深度，果然不见一滴水。朋友说：算了，真的没有水。傅作义说：再试试吧。于是继续往下打，结果打到45米的深度时，打到了水。此时，傅作义对沙漠里种菜就更有信心了。
沙漠里的水是咸的，于是傅作义又打了第二口井。这口井打到45米的深度时，水是有了，可是十分混浊不能饮用。傅作义说：继续打。打到60米时，水质清澈甘甜，他和手下的工人们欢呼雀跃，激动不已。这口高品质的水井是他发财致富的保证。因为他深知：水质好，菜才长得好。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改善土质。要把沙漠变成沃土，那工夫下得大了。傅作义花钱买来草烧成灰，再与鸡粪、羊粪、牛粪、骆驼粪等搅拌起来当肥料，这样种什么长什么。三月青、韭菜等各种蔬菜长势喜人，一株丝瓜苗能长出四、五十条丝瓜。
在沙漠里种菜非常辛苦。为了适应迪拜的炎热气候，傅作义调整了作息时间。晚上在地里点上灯种菜，白天睡觉，以避开白天的酷热。迪拜苍蝇多，傅作义将蛇皮口袋往地上一铺，再用篷布把整个人包起来睡，闷得全身是汗。
经过不断试验，傅作义成功地在沙漠里种出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鲜嫩的白菜、青菜、韭菜，以及浙江义乌特有的白皮丝瓜。附近菜市场纷纷从他这里进货。傅作义沙漠里的菜园子规模最大的时候达一百多亩，仍供不应求。
地下水的意义篇6
关键词：彝语地名；语言接触；文化交融
中图分类号：H2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124-07
峨山地处滇中地区，是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彝族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支系最多，民族文化也最为丰富的民族。峨山自古就是彝族聚居的地方，彝族人口众多，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地名既是一个地理位置代码，又是民族历史、语言、文化等要素的综合体，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产物。在历史发展中，峨山传承了大量的彝语地名，承载着丰富的彝族历史文化。同时随着汉族的迁入，汉语地名不断增多，体现了汉文化与彝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峨山彝语为彝语南部方言峨山土语，直至今日，彝语仍然是彝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交流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越来越普及，特别是城镇地区，汉语峨山方言成为主要的交际工具，传统的彝语地名一部分被吸收到汉语中沿用至今，一部分被汉语地名替代而成为历史词汇。考察彝、汉地名的转换，既可以看到汉语与彝语的接触和影响，又可以看到汉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交融。
一、彝语地名的借入
峨山古称峨，唐南诏末年（880年）设峨部，元初建立峨州（1276年），寻降为县（1289年），民国19年（1930年）改称峨山县，境内民族以彝族占绝大多数。[1]（p8）彝族村寨有的早在唐代就建村，大多数在明清时期建成，产生了大量的彝语地名，在历史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彝语地名以不同的方式约定俗成地被借入到汉语中，成为峨山汉语地名词的一部分。
1.纯音译
以汉字标记彝语字音，将彝语地名的音、义一起借入到汉语。例如：
“发告莫”fa21ka55mo21：“发”标记彝语词义“石岩”，“告”为“中间”，“莫”为“大”，意为大石岩中间的村寨。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为富良棚乡“发告莫”村。
“丫勒”za331丫33：“丫”标记彝语词义“水”，“勒”为“缓缓流动”，意为江水平缓流动的地方的寨子，因村寨坐落在绿汁江边得名。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为富良棚乡“丫勒”村。
“他拉莫”tha33la33mo21：“他”标记彝语词义“松树”，“拉莫”为“大箐”，意为松林茂密的大山箐里的村寨。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为双江镇“他拉莫”村。
“他得起”tha33t55thi-21：“他”标记彝语词义“松树”，“得”为“林”，“起”为“下”，意为松树林下的村寨。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为塔甸镇“他得起”村。
“罗细巴”1o21i55ph丫33：“罗细”标记彝语词义“清香树”，“巴”为“多”，意为清香树多的地方的寨子。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为化念镇“罗细巴”村。
“茂那代”mo55na33t55：“茂”标记彝语词义“竹”，“那”为“紫”，“代”为“林”，意为紫竹林里的村寨。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为富良棚乡“茂那代”村。
“哈左格”xa21dzo21g丫21：“哈”标记彝语词义“绵羊”，“左”为“吃”，“格”为“草”，意为放牧绵羊的地方的寨子。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为塔甸镇“哈左格”村。
[Jp+1]以上村寨从古至今都是彝族聚居村寨，以音译方式承袭沿用彝语地名可谓顺其自然。但有些村寨居住民今天已经变化，有的是汉族为主，彝族杂居，有的甚至完全变成汉族或回族聚居的村子，仍然以音译方式沿用彝语地名。例如：[Jp]
“黑白克”x丫21b丫21kh21：“黑”标记彝语词义“水塘”，“白克”为“山上”，意为山上水塘边的寨子，今为小街镇“黑白克”村。该村明代即建村，现村民以汉族为主，少数彝族杂居。
“阿巴冲”a55b33tsho33：“阿巴”标记彝语词义“蚂蚱”，“冲”为“箐”，意为蚂蚱多的山箐里的寨子，今为小街镇“阿巴冲”村。该村明代就建村，今已变成汉族聚居的村庄。
“迭白莫”de21b丫21mo21：“迭”标记彝语词义“平地”，“白”为“山”，“莫”为“大”，意为大山上平缓地方的寨子，今为小街镇“迭白莫”村。该村清代建村，现已为回族聚居村庄。
以音译的方式直接借用彝语地名的情况比较多，这一方面说明了地名这类特殊词汇具有相当强的稳固性，一方面也说明外来的汉族、回族对彝族地名文化的接受和吸纳。
2.减省音译
以汉字标记彝语地名的主要部分，做部分音译。这类情况，如同简称，减省部分次要音节，只借入彝语地名音、义的主要部分。例如：
“戈嘎租”go33ka55dzu33：“戈”标记彝语词义“荞”，“嘎”为“中”，“租”为“连接”，意为荞地开花结籽的地方。该村寨明代即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省略次要音节“租（dzu33）”，音译为“戈嘎”村。
“矣咩租”zi21m33dzu33：“矣”标记彝语词义“水”，“咩”为“尾”，“租”为“连接”，意为山连水的尾端的寨子。清代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哈尼杂居，后省略次要音节“租（dzu33）”，音译为“矣咩”村；又以“矣咩”和“玉美”近音，转音译为“玉美”村。
“甸末冲”de21mo21tsho33：“甸”标记彝语词义“平坝”，“末”为“尾”，“冲”为“山冲”，意为平坝尾山冲口的村寨。明代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哈尼杂居，今省略次要音节“冲（tsho33）”，音译为“甸末村”。
“维堵莫”ve21du21mo21：“维”标记彝语词义“水”，“堵”为“出”，“莫”为“地方”，意为出水的地方。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省略次要音节“莫（mo21）”，并为了与小维堵村区分，加上“大”，音译为“大维堵”村。
“维木西哩谷”ve21mu21i1.55ig.55u21：“维木”标记彝语词义“天上”，“西哩谷”为“虹吸水”，意为彩虹吸水的地方，因此地经常出现彩虹而得名。明代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族杂居，后以村在县城西面山谷中，仅取彝语“西”、“谷”二音改称“西谷村”。
这种减省音译的方式，保存了彝语地名音、义的主要部分，使词形缩短，简洁明了，更便于使用。如“戈嘎租”减省为“戈嘎”，“种植荞子的地方”这命名理据未因减省而改变，彝语地名音义的主要部分仍得以保存。也有个别村名减省后，命名的理据发生了变化，如“维木西哩谷”减省为“西谷”，只是保留了部分彝语的音，但其所代表的含义已经被汉语义取代。
3.半音译半意译
以汉字标记彝语地名的一部分，对彝语地名进行部分音译，另外的部分则采用意译的方式。学术界习惯将这种由两种语言要素混合而成的合成性词语称为“混合词”，或叫作“合璧词”，也是汉语吸收其他语言成分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例如：
“他达喀勒”tha33ta33kha33155：“他”标记彝语词义“松树”，“达”为“坡上”，“喀勒”为“旧寨子”，意为松树坡上的旧寨子，寨子在大黑山岭岗上，松林茂密。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他达”音译，“喀勒”则意译，汉译为“他达旧寨”。
“他达喀夕”tha33ta33kha33i21：意为松树坡上的新寨子，“喀夕”标记彝语词义“新寨子”，因寨子在大黑山山坳里，森林掩蔽而得名。清末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将“喀夕”意译，汉译为“他达新寨”。
“尼达切莫”i33ta33the33mo21：“尼”标记彝语词义“黄牛”，“达”为“上坡”，“切莫”为“大村寨”，意为黄牛上坡的大村寨。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将“尼达”音译，“切莫”则意译，汉译为“尼达大寨”。
“尼达切夕”i33ta33thei21：“切夕”为“新寨子”，意为黄牛上坡的新寨子。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将“切夕”意译，汉译为“尼达小寨”。
“坡拉坡哩则”pho33la21pho331i33dz21：“坡拉坡”彝语意为斑茅草多的地方，“哩则”为“街”，意为斑茅草多的街子，因历史上为集市贸易地而得名。明初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族杂居，后把“坡拉坡”音译为“富良棚”，“哩则”则意译，汉译为“富良棚街”。
“迭咩”de21m33：“迭”标记彝语词义“坝子”，“咩”为“尾”，意为甸中坝子尾的村寨。唐代即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哈尼杂居，后将“迭”音译为“甸”，“咩”则意译，汉译为“甸尾”村。
“迭欧”de2133：“迭”标记彝语词义“坝子”，“欧”为“上部”，意为甸中坝子头的村寨。元代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族杂居，后“迭”音译为“甸”，“欧”则意译，汉译为“甸头”村。
“迭足切莫”de21dzu21the33mo21：“迭”标记彝语词义“坝子”，“足”为“中”，“切莫”为“大村寨”，意为坝子中间的大寨子。明代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族杂居，后“迭足”音译为“甸中”，“切莫”则意译，汉译为“大甸中”村。
“迭足切惹”de21dzu21the33zo21：与“大甸中”对应而名，“切惹”标记彝语词义“小村寨”。明代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族杂居，后“迭足”音译为“甸中”，“切惹”则意译，汉译为“小甸中”村。
“法那莫”fa21na21mo21：“法”标记彝语词义“石岩”，“那”为“青黑色”，“莫”为“大”，意为大青石岩旁的村寨。明代建村，村民彝族为主，汉、哈尼杂居，后“法那”音译，“莫”则意译，汉译为“大法那”村。
这种借入方式，大多将中心语“村寨”意译，修饰语音译，如“他达喀勒”译为“他达旧寨”，符合汉语构词的习惯。彝语构词往往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如“法那莫”，按照汉语构词习惯，修饰语应在中心语前，“莫”意译为“大”，前置到中心语“法那”前，译为“大法那”。彝语地名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符合汉语构词规则的则沿用，不符合的则按汉语构词规则进行调整。
4.意译
依据彝语地名命名的理据，意译为汉语，多采用直译的方式。例如：
“欧者租”丫21dz55dzu33：“欧者”标记彝语词义“杉松树”，“租”为“岭上”，意为杉松树多的山岭上的村寨。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意译为“杉松岭”村。
“他代可”tha33t55kho21：“他代”标记彝语词义“松林”，“可”为“里面”，意为松树林里的村寨。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意译为“松树林”村。
“卡莫”kha33mo21：“卡”标记彝语词义“寨子”，“莫”为“大”，意为大寨子。元代建村，村民以彝族为主，少数汉、哈尼杂居，今意译为“大寨”村。
“候剥白拉”x丫21po21b丫21la33：“候剥”标记彝语词义“公喜鹊”，“白”为“山”，“拉”为“箐”，意为喜鹊尾巴一样的山箐里的村子，以山形像翘尾巴的喜鹊，村在箐里而得名。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意译为“喜鹊箐”村。
“鲁以札”lu33i21tsa21：“鲁”标记彝语词义“石”，“以”为“水”，“札”为“有”，意为有石水井的村寨。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今意译为“古井”村。
意译是按照汉语构词方式，用汉语词表达外来概念的一种方式，是否应当归为外来词一直有争论。我们这里主要是讨论彝、汉地名的转换，说明这些汉语地名源自彝语地名，因而也宽泛地将其归为借入。
以音译或意译多种方式将彝语地名吸收进入汉语，丰富了汉语词汇，同时随着一个个地名词的借入，其所负载的彝族地名文化也融入到了汉文化。
二、彝语地名的替换
元代前后，有少数汉族迁入峨山。明洪武年间，随着大批汉族迁移云南，大量汉族进入峨山屯田垦殖，[2]（p118）汉族人口逐步增多，成为县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坚力量。受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一部分村寨原有的彝语地名，逐渐被汉语名替代，有的是在彝语地名基础上另赋予新意，大多则是以汉语地名直接替换彝语地名。
1.求典雅优美
以典雅的汉语词汇替换朴实，甚或不雅的彝语地名。例如：
“白扎搓”b丫21dza21tsho33―文碧村：“白”标记彝语词义“山”，“扎”为“有”，“搓”为“箐”，彝语意为山箐里的村寨。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后音变为“白塔冲”，又称“碧桃冲”，因“白塔”雅称“文笔”，改称“文笔冲”，1945年以谐音定名“文碧村”，1967年又改名“红色村”，1981年复名“文碧村”。
“白拉莫”b丫21la33mo21―笔峰村：彝语意为大山箐里的村寨，“白”标记彝语词义“山”，“拉莫”为“大箐”，因村寨居高山，下有大山谷而得名。明代建村，汉、彝、哈尼杂居，1960年以村的后山形尖如笔锋，更名“笔峰村”。
“白古莫”b丫21gu21mo21―古柏村：“白”标记彝语词义“山”，“古”为“弯”，“莫”为“地方”，彝语意为山弯里的村寨。明代建村，汉、彝、哈尼杂居，后因“白古”之音取“古柏溢香”之意，改名“古柏村”。
“白达莫”b丫21ta33mo21―白云：“白”标记彝语词义“山”，“达”为“坡上”，“莫”为“大”，彝语意为大山坡上的村寨。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后以村寨下常云雾缥缈，改名为“白云”村。
“白扎力”b丫21dza21li21―齐云：“白”标记彝语词义“山”，“扎力”为“垭口”，彝语意为山垭口处的寨子。清代建村，曾设卡哨驻兵，得名“垭口哨”，彝族为主，汉、哈尼杂居。后以村居高山之巅，云雾缭绕，更名“齐云”村。
“搓嘎”tsho33ka55―临溪：“搓”标记彝语词义“箐”，“嘎”为“中部”，彝语意为山箐中的寨子。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后以村前有溪水长流，更名“临溪”村。
“期勒冲”thi.33l55tsho33―玉河寨：原为哈尼语地名“克洛埔”，“克”标记哈尼语词义“狗”，“洛”为“叫”，“埔”为“寨子”，意为有狗叫的寨子；民国初年，彝语称“期勒冲”，“期”标记彝语词义“狗”，“勒”为“叫”，“冲”为“山箐”，意为狗叫箐，村民以哈尼族为主，彝、汉杂居。后以其名不雅，因村后河水清澈如玉，更名“玉河寨”。
“梅的卡”me21d丫33kha33―自然村：“梅的”标记彝语词义“耗子”，“卡”为“寨”，彝语意为耗子寨。民国年间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因其名不雅，1967年以村寨周围林木葱葱，环境幽静，更名“自然村”。
这些彝语地名大多依据山、水来命名，显得朴实自然，而“狗叫寨”“耗子寨”之类的命名，则不雅致。以“笔锋”“齐云”“临溪”“玉河”等汉语词汇替换彝语地名，显得典雅优美，但命名的理据已发生变化。雅化是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更替为汉语地名时比较常见的现象，优点是体现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缺点是使原有负载的文化消失。
2.祈求平安兴旺
祈求平安兴旺是汉语地名命名比较常见的理据之一，表达了人们祈盼美好生活的心愿。在替换彝语地名的时候，同样体现了这一美好愿望。例如：
“矣札迭”i21tsa55de21―万和村：“矣”标记彝语词义“水”，“札”为“绕”，“迭”为“平坝”，彝语意为有水环绕的坝子。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1934年汉译为“望河村”，后因“望河”与“万和”近音，以祈求万世和平之意，改名“万和村”。
“他说迭”tha55o21de21―兴旺村：“他说”标记彝语词义“野兔”，“迭”为“平坝”，彝语意为野兔出没的平坝，因旧时村寨旁的平坝常有野兔出没而得名。明朝建村，村民以彝族为主，汉、哈尼杂居。清末村建栅子门，有人题联门上：“兴古楼重培风水，旺学士而振文风”，后据上下联首字改名“兴旺”村。[3]（p50）
“茂赊拖”mo55s55tho33―龙凤：“茂赊”标记彝语词义“荆竹”，“拖”为“沟”，彝语意为荆竹沟里的村寨。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民国年间取龙凤呈祥之意，更名“龙凤”村。
“舍觅”―双安：“舍”标记彝语词义“长”，“觅”为“田”，彝语意为有长田的地方。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后以村旁河道弯曲改名“双湾村”；民国时村人取国泰民安之意，更名为“双安”村。
“拉咩”s33mi55―进宝：“拉”标记彝语词义“箐”，“咩”为“尾”，彝语意为山箐尾的寨子。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民国时以招财进宝之意，更名“进宝”。
国泰民安、龙凤呈祥、招财进宝，这是非常典型的汉民族思想文化，以此作为彝族村寨新地名的命名理据，可见汉文化在彝族地区的影响和融合。
3.反映社会变迁
新中国的建立，使彝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地名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也反映出彝族人民对新生活的追求。例如：
“遮代莫”ts33t55mo21―翻家村：“遮”标记彝语词义“椎栗”，“代”为“林”，“莫”为“地方”，彝语意为椎栗林里的寨子。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新中国成立前村民均为地主佃户，1952年，以翻身当家做主之意，更名“翻家村”。
“矣莫勒”i21mo21l33―万新村：“矣莫”标记彝语词义“大水”，“勒”为“山冲”，彝语意为水源多的山冲里的村寨，因村寨居于长年溪水流淌的山箐畔而得名。明代建村，民国年间以兴旺发达之意改名“旺兴村”，新中国成立后以万象更新之意改为“万新村”，现已为汉族聚居村子。
“觅嘎哈则去”mi55ka21xa21dz21thi21―万年村：彝语意为祭龙树村，坐落在大洼子山北麓，牛尾冲箐边，常年缺水，彝族聚居村寨。1964年在政府支持下，村民集资投劳，拦截牛尾箐水，建成水库一座，被誉为“万年桩”，寨子名随之改为“万年村”。
“以此迭”i21tshi21de21―建方：彝语意为陷泥塘坝，在三乡河支流源头，因多泥塘得名。清代建村，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当家做主，以建设地方之意，更名“建方”村。
“波白则”pho33b21ts21―新富村：“波”标记彝语词义“斑茅草”，“白则”为“山梁”，彝语意为生长斑茅草的山梁上的村寨。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后以劳动致富之意更名“新富村”。
这些新的汉语地名，有明确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了峨山彝乡社会变革和彝族人民新生活、新面貌。
4.依据自然环境重命名
彝语地名多依据居住地自然环境命名，不少汉语新地名的命名也遵循了这一命名习惯。新地名的命名理据与原彝语地名虽然已经不一致，但总的还是依据自然环境命名。例如：
“霓簪格”ni33ts33k21―双龙：“霓簪”标记彝语词义“红水”（即锈水），“格”为“过”，彝语意为过锈水的地方。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曾因沼泽地多而得名“烂泥箐”。民国年间以村寨左右两河流围绕，更名“双龙”村。
“纳姑”na55ku33―青龙：“纳”标记彝语词义“迁来”，“姑”为“湾凹里”，彝语意为迁来湾子里的村寨，因村民是从其他地方迁来。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后以村后山峦蜿蜒起伏如青龙，更名为“青龙”村。
“哈玛格”xa21ma33g21―象鼻：“哈玛”标记彝语词义“绵羊”，“格”为“脚”，彝语意为绵羊山脚的寨子。清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后以寨子所在山梁形似象鼻，更名“象鼻”村。
“簪达”ts33ta33―石虎：“簪”标记彝语词义“椎栗树”，“达”为“上面”，彝语意为椎栗树上面的村寨。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后以村寨下有巨石如虎，得名“石老虎村”，今简化为“石虎”村。
“他得去”tha33t55thi21―常青村：“他得”标记彝语词义“松林”，“去”为“下”，彝语意为松树林下的寨子。清代建村，村民以汉族为主，彝族杂居，后因村旁有榕树，终年常青，更名“常青村”。
“白迭可”b21de21kho21―翠竹：“白”标记彝语词义“山”，“迭”为“平地”，“可”为“里面”，彝语意为山中平地里的寨子。明代建村，彝族聚居村寨，民国年间以寨子周围竹林茂密，更名“翠竹”村。
以汉语地名替换彝语地名，在承袭彝族地名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多的汉文化，反映了文化的融合和时代的变迁。
三、对彝、汉地名转换的认同
彝语地名转换为汉语地名，需要得到彝族群众的认同，而且这不仅是对一个地名词的认同，实际是对汉文化的认同。从1980年开始，峨山县政府对全县地名开展普查工作，2000年出版《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内部发行），使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彝、汉地名的转换从政府行政上得到了确认。为了解彝族群众对彝、汉地名转换的认同情况，我们对大龙潭乡进行了调查。大龙潭乡位于峨山县北部，距县城90公里，群山环抱，彝族占全乡人口的62.3%，是一个以彝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山区乡镇。从我们在大龙潭乡的调查看，地名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年龄、族际等群体运用的差异，同一个村寨在不同的群体中存在使用不同名称的情况。例如：
族内彝语交流（以70岁人群为主）
族内、外汉语交流（60岁人群）
族内、外汉语交流（60岁以下）
与异地人交流
勒扎白l55dza21b21（意为出热水的地方）
洗澡塘
大龙潭（因村北有地下泉水）
大龙潭村
鲁基秃lu33ti55thu55（意为白石岩对面的寨子）
六七冲
绿（lu21）溪冲（因村在溪水边）
绿溪村
白尼果b21ni21ko21（意为山咀上的寨子）
独家村（最早只有一户人家）
新家村（因地质队进驻而改）
新家村
扒雌勒pha21tshi55l55（意为甜叶树多的地方）
蒙冲箐
麦（me31）冲箐（因出产小麦多）
麦冲箐村
搭结ta33te21（意为搬来住的寨子）
大结
大吉（谐音取吉祥之意）
大吉村
大龙潭乡虽然是彝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一个乡镇，但汉语的影响仍然很大，居住民语言使用情况在年龄和区域上都表现出差异。从年龄看，70岁以上的彝族老人多不懂汉语，用彝语交际，还使用彝语地名；60岁人群或多或少懂汉语，使用汉语交际时习惯讲旧地名；60岁以下人群，汉语峨山方言是日常主要交际语言，与外地人交流也有能用普通话，一般使用规范汉语地名。年轻人对彝语旧地名多已陌生，至于彝语地名的命名含义更不知晓。从区域上看，大龙潭乡政府驻地“乡上”，汉语普及率非常高，大多彝族群众已转用汉语，日常交际均使用汉语方言，一般使用规范汉语地名。在“乡上”周边的上塔村、下塔村、绿溪村等一些村寨，村民以彝族为主，汉族杂居，属于彝、汉双语地区，彝语地名和汉语地名并用，如绿溪村彝族老人多只会讲彝语，还自称“鲁基秃”，中年人使用彝语和汉语大多习惯称“六七冲”或“绿（lu21）溪冲”，只有与外地人交流才使用“绿溪村”。而在大木箐村（拉莫果迭la33mo21go21de21）、雨龙村（咪达莫mi.55da33mo21）、橄榄甸村（嘎腊迭ka55la21de21）、大麻栗树村（白尼者租b21i.55dz55dzu33）等相对偏僻的山区，彝族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日常生活均使用彝语，只有在跟外地人交流时才使用不太流畅的汉语，族内多使用彝语地名，但与外地人交流也用汉语地名。
虽然地名的使用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使用规范汉语地名是发展趋势，说明彝族群众对汉语地名是认同的，只是在发音上越接近彝语地名、彝语发音，越有亲切感、认同感。
四、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
1.彝语对汉语的影响
语言的接触和影响是双向的，虽然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主要的，但少数民族语言同样也在影响汉语，我们分析峨山彝语地名的借入，就是希望从地名这一具体的词汇剖面，说明彝语词汇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语言成分借用是接触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语言的接触带来了语言成分的借用，而语言成分借用最多的部分是词语的借用，汉语中就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或是借自外国语，或是从国内其他民族语言借用。随着汉族人口迁入峨山，汉语与彝语的长期接触，大量的汉语词被彝语借用，同时也有部分彝语词借入到汉语，彝语地名词的借入就是具体例子。地名属于专有名称，有学者认为外国人名、国名、地名等专有名称，不应该属于外来词范畴，例如印度、莫斯科等。[4]（p98）我们认为彝语地名词通过音译、减省音译、半音译半意译和意译等多种形式，融入到了峨山汉语方言，具有了与其他汉语地名词一样的性质和功用，再经过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际已成为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将其视为来自于民族语言的外来词应该是合理的。词语的借用是语言接触和影响的历史见证，彝语地名词的借入给汉语注入了新的血液，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彝语对汉语的影响。
2.彝、汉地名文化的相互影响
[Jp+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当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时，不同文化随之产生交流，语言融合也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地名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同语言地名的命名习惯、命名理据，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地名的借入和转换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Jp]
从上面所举例子可以看到彝语地名多依据自然环境命名，观察自然，源于自然，可谓是峨山彝语地名命名最突出的特征。峨山是一个典型的高原山区县，群山起伏，山高坡陡，箐深谷狭，森林茂密，彝族村寨就散布在山坡和洼地间。依山而居则因山得名，“山”彝语读音为[b21]（白），“箐、山谷”读音为[la33]（拉）、[tsho33]（搓），如“白达莫”意为大山坡上的村寨，“他拉莫”意为松林茂密的大山箐里的村寨；傍水而居则因水得名，“水”彝语读音为[i21]（矣、以、雨、玉），如“雨都莫”意为出水地方的村寨，“矣莫勒”意为水源多的山冲里的村寨；环林而居则因树得名，“松树”彝语读音为[tha33]（他），以“他”或“他代”（松林）来命名的村寨比较多，如“他得起”意为松树林下的村寨，“他代可”意为松树林里的村寨；置身花海则因花得名，如“阿格迭”意为遍地黄花的村寨（“阿格”标记彝语词义“黄花”），“玛依糯”意为马樱紫花盛开的村寨（“玛依”标记彝语词义“马樱紫花”）；与野生动物为伴则因动物得名，如“谢迭”意为岩羊出没的坝子里的村寨（“谢”标记彝语词义“岩羊”），“袜尼白”意为野猪多的山上的村寨（“袜尼”标记彝语词义“野猪”）；等等。彝族人民热爱自然，一山、一水、一木，都是他们命名的依据，这既是彝族地名命名习惯，也是彝族生活环境、民族精神的再现，特殊的地理环境、秀美的山川、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彝族人民，也造就了彝族人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造就了彝族淳朴自然的民族文化。这些地名，或音译，或意译，融入汉语词汇系统，也融入了彝族人民的精神和文化。在今天讨论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话语背景下，彝族人民崇尚自然的精神，显得更为珍贵。
在汉族地区，地名往往与历史传说、历史事件、古代名人、宗法观念、祈求太平富庶等相关联，反映出一个地方历史、人文多方面的文化现象。从汉语地名对彝语地名的替换，也可以看出这一文化倾向，以“文碧”“笔峰”“古柏”“白云”“齐云”“临溪”“翠竹”等诗情画意的汉语词汇替换原有的彝语地名，显示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既体现了汉文化对彝族地区的影响，也反映出了彝族文化对汉文化的融合；以“万和”“兴旺”“龙凤”“双安”“进宝”等替换彝语地名，表达了祈求国泰民安、幸福安康、兴旺发达的美好心愿，这是汉族人民的心愿，也是彝族人民的心愿；以“翻家村”“万年村”“万新村”“建方”“新富村”等替换彝语地名，展现了新中国建立，彝族人民当家做主，勤劳致富，建设家乡的新气象。地名既是文化融合的体现，也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是边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果实。[Jp]
地名是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逐步形成的，游汝杰（2003）先生把邻近少数民族聚居区用汉字记音的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称为“地名化石”，认为研究这些地名可以知道历史上某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及其与汉语和汉文化在某一地区曾经有过的接触和交流。[5]（p78）含义丰富、多姿多彩的彝语地名，让我们看到了峨山彝族社会历史风貌、语言文化；从彝、汉地名词的转换，我们看到了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与融合。
[参考文献]
[1]峨山彝族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2]峨山彝族自治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Z].2000.
[4]张兴权.接触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ContactandinfluenceofnationalLanguagesandCulturesbyStudying
theplacenamestransformationbetweenYiandHanineshan
LUoJiangwen
（SchooloftheHumanities，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abstract：
地下水的意义篇7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过：“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社会的沟通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都需要符号。所谓符号，就是在传递意思和信息的过程中具有特定意义的标识。它们可以是文字符、密码、讯号符，也可以是手语、形象等等。以密码为例，在密码传递的过程中，编码者和译码者之间约定的图文便是符号。在原始社会，人们将图腾作为部落标识、开始结绳记事；古代中国，甲骨文成为文字工具、烽火台的烟可以判断是否有匈奴袭击、占卜八卦术等等。这些都是符号发展的源头。然而，由于与符号相关的学科涉及范围极广，对其研究并未受到重视。符号学研究直到20世纪初才受到关注，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各国重新兴盛。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言符号解释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时，“符号”一词才算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认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其中“能指”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则是它所表达的概念。索绪尔把它们比做一张纸，思想（概念）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他们永远处在永远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两者只有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与此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提出了符号三元关系理论，皮尔斯将符号解释为符号形体、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其中符号解释就是符号在意指过程中被赋予的意义。
二、符号学无处不在
符号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所涵盖的内容甚广。在生活中，对符号学的研究和应用也无处不在。在中国电影的国际化策略中，张艺谋的电影中也渗入了许多中国元素，《活着》里面的皮影戏、毛主席像等，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符号；在中国山水田园画中，梅花傲立寒冬、暗香扑鼻，是严酷环境下不屈不挠品格的象征，与梅花类似的还有兰花、松柏等，都是国画中的符号；在服饰方面，中国古代历代官服上的图纹代表着不同的身份，“龙”是皇帝的符号，其他官员的官服则用其他不同动物代表不同官衔和等级。由此可见，我们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符号的应用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广告中的符号应用
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广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告在促进消费的同时还需要为消费者提供信息，而信息的传递依赖于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广告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的传递行为，即用语言文字或视听觉形象等来传播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讯息。”?广告创作者是编码者，根据目的编码生成“广告文本”,“广告文本”汇集了所有编码者想要传达意思的符号，广大消费者是广告的译码者，解读广告中的符号来选择自己是否购买该产品或服务。广告中符号的使用是否恰当，不仅决定广告的成败还影响着产品的销量好坏。因此，广告中的符号学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四、广告中的符号意义的差异
（一）符号的意指
符号的意指由能指和所指联接构成。“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则是概念，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意指”是将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第三种关系，从而表达符号的意义，也就是皮尔斯所说的“符号解释”,符号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是“意指”.罗兰·巴特说，“尽管一般人们只是说能指表达所指，但我们在任何符号系统中面对的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不同的方面。因为我们的把握并不是一个方面接着一个方面，而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关系，即能指、所指和作为前两个方面的结合整体的符号。”他认为，能指+所指=符号，但是能指与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只是符号表意的第一个系统，它又可以是第二个表意系统的能指，与新的所指形成新的符号去“意指”,因此意指完成符号意义的传递。
（二）符号意义的差异性
具有能指、所指并被意指的完整符号就可以传递信息，但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很多符号的意义已具有被人和社会约定，符号意义的约定可以用心理学的“刻板印象”解释。这种约定并非强制，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某些事物形成的固定的看法，有的时候这种看法并不一定正确，正如符号的意义在不同条件的约定下不同一样。符号意义的差异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和表现：地域、时间、民族。
1、因地而异——以“王老吉凉茶”和“老北京酸梅汤”为例王老吉凉茶是创立于清道光年间盛行于广东、广西的清热去火的饮品。我国两广地区夏季气候炎热潮湿，凉茶成了“清热、去火、消暑”的必备饮品。作为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凉茶领导品牌——王老吉凉茶，在两广地区的人们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王老吉凉茶的广告多以热火朝天的火锅场面、烈日炎炎的夏日做场景，当广告中人物喝下王老吉之后，就会出现空调、冰块等象征清凉冰爽的道具，广告传递的信息便是其广告语“怕上火，喝王老吉”.这句广告语现在广为人知，但试想在广告投放前恐怕很少有北方地区的人听说过凉茶，更别说“王老吉凉茶”了。然而，在两广地区，人们一上火便会想到喝凉茶，凉茶在他们心中是“清热、去火、消暑”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凉茶在当地被意指为“清热、去火、消暑”,具有这些功效。[LunwenData.Com]
与此不同的是，在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盛行的去火佳品却是“酸梅汤”,其中以老北京酸梅汤最为有名。酸梅汤于请乾隆年间风靡清宫。传说满族人好渔猎、喜食肉，他们发明“酸汤子”,有喝酸的历史。但是，酸汤子由玉米发酵易发胖，乾隆皇帝命御膳房改良酸汤子，后来御膳房发明了酸梅汤，据说乾隆皇帝饭前饭后都要喝酸梅汤。从此，酸梅汤在北方地区便流行开来。“酸梅汤”在我国北方地区就被意指为“清热、去火、消暑”的上乘饮品。
同是“清热、去火、消暑”,在两广地区是凉茶，在北方地区则是酸梅汤。同一种意义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符号载体，即不同的符号可以被意指为同一种意义。另外，王老吉凉茶在北方知之者甚少，其作为去火佳品的意义因此难以在北方广泛传播，这种状况也同样发生在酸梅汤身上。这是由二者间地域气候和生活习惯的差别决定的。
2、因时而异——以“花露水意义”变迁为例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老上海流行一种名叫“花露水”的化妆品，论文格式其中“双妹牌花露水”名气最大。双妹牌花露水的瓶身上贴有在今天可视为“广告”的图纸，由外销画家关作霖的曾孙关蕙农设计、绘画。画面上，两位活泼开朗的少女置身于风景恬静幽美的花园中，高贵典雅又洋溢着少女的青春气息，仿佛远远就能闻到来自她们身上的香气。在当时，花露水是很多上海明星、名媛必备的化妆品，被当做是时尚、奢侈的香水，拥有一款花露水成了很多人的追求。可见，花露水在那个时候承载的是美丽与梦想、优雅与芬芳，是“时尚”的代名词。
而现在，花露水中最有名气的莫过于“六神花露水”,但是如今的花露水已经不在被意指为“美丽、时尚”,它已经脱离了“高档香水”的行列。六神花露水的广告语是“去痱止痒，提神醒脑”,说明花露水现在的主要功效是“驱蚊止痒、杀菌除臭”.夏天来临的时候，花露水成了每家每户的必备品，价格上也平易近人，不再是以前奢侈品的价格。同一个产品随时代变迁有了不同的意义。所以，在“广告文本”的创作过程中，编码者要根据当时符号所被意指的意义进行广告创作。
3、因民族而异——以阿迪达斯足球中国龙版和中国移动恐龙版为例
“龙”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动物形象在中西方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符号意义。在中国，龙是权力、力量、财富、繁荣与祥和的象征。中国人对龙有狂热的崇拜，华人无论到了哪里都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中国式建筑、服饰、民俗和语言中都有龙的一席之地。在欧美国家，龙是一种巨型爬行动物，身上有翅膀、会喷火的怪物，它长相凶狠、类似恐龙，是邪恶和暴力的标志。圣经《启示录》中龙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一些好莱坞电影，如《龙战骑士》，龙都是邪恶、凶残、黑暗势力的象征。
然而，对“龙”在不同文化中的符号意义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会造成误解，以阿迪达斯足球广告中国龙版和中国移动恐龙版为例。阿迪达斯足球广告中，龙是灰色外表，穿梭在黑色基调为主的画面中，与几位世界知名的球星穿插表演。广告中“龙”的形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龙”,而与欧美国家传说中邪恶、凶残的龙极为相似。阿迪达斯广告本想通过运用中国龙拉近与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广告效果却弄巧成拙。这是由于阿迪达斯在广告创作中忽略了中国人对“龙”的意指，而是加入了自身对“龙”的意义的理解，显得“中国龙”灰头土脸、邪恶凶残。反观中国移动推出的恐龙篇，老师提问世界上最大的恐龙是什么，周杰伦回答“恐龙”,结果被电话那头的女友听到，误以为周杰伦在说她。在中国，“恐龙”被意指为“长得难看的女人”,不同于欧美国家黑暗凶暴的恐龙。
（三）总结
符号与其意义存在以下三种关系：第一，不同符号，不同意义。这是不同文化背景，符号的意指差异是常态。第二，不同符号，同一意义。如王老吉凉茶与老北京酸梅汤，两者均被意指为“清热、去火、消暑”.第三，同一符号，不同意义。花露水从时尚、奢侈的香水到驱蚊止痒佳品的转变和“龙”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意义均体现了这层关系。
地下水的意义篇8
复习要求：
能准确领会词语在文中的意思。
复习提示：
由于词语的多义性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可以临时改变用法和词性)，有些词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必须在复习中着重指导学生“瞻前顾后”，联系上、下文准确理解词语的意思。其方法大致有：
1、找出前后文中的有关语句——明确词义。
这是指有些词义已包含在或直接出现在文章里，只要联系前后文加以明确就行了。比如：《马踏飞燕》中的“构思奇妙”这个词，只要引导学生读读后一句“让马的右前腿大步前跨，左后腿向后平伸，以表现它在快速奔跑”，学生就把握住词义了。有时，这种情况还有些变化，比如《将相和》中有“完归赵”这个词语，但课文中只有“把和氏璧送回赵国”，那就“完”没有解释，其实转个弯词语的意思也就有了。如果我们引导学生想一想送回的“和氏璧”怎样的?学生就能归纳出完整的词义：把和氏璧完整无缺地归还赵国。
2、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推敲揣摩——把握变化。
有些词在实际使用时，词义有了变化。对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联系语言环境分析，推敲揣摩，才能把握变化。例如：“他借到一本杂志，贪婪地读起来。”“贪婪”的本义是贪得无厌。放到句子里怎么也说不通。引导学生想一想句子讲了什么，然后再思考“贪婪”的意思，就能领会这里的“贪婪”是不知满足，专心入迷的意思了。
3、借助前后文决定取舍——选准义项。
有些词有多种义项，在文章中究竟取何种解释，就地“借助”前后文，把词义与具体的语言挂上号，要注重让学生有一个根据查字(词)典得到了多种义项，然后通过分析比较，对照文章，恰当选择的思维过程，并注重培养学生把选择的词义，放到句子中检查是否合适的学习习惯。
二、理解句子的含义。
复习要求：
领会句子在语言环境中的含义和作用。
复习提示：
理解句子的含义，主要指对句子深层意思的领会，对句子修辞方法的理解，对句子作用的分析，对作者用意的解说。
主要方法有：
1、通过注释疏导理解句意。
对造成阅读障碍的词语，教师要加以必要的注释疏导，帮助学生扫除障碍。如《草原》写小丘之绿，“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学生不理解“渲染”与“墨线勾勒”的意思，只要启发画过中国画的学生到黑板上画一画，学生就明晓句意了。对难在“物”上的句子，可用这种方法。
2、联系上、下文抓住关键词语理解句意。
关键词语，显然是在句子中起关键作用，核心作用的词语，关键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属于生字新词，而是看其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地位。抓关键词语有“扣词法”、“推敲法”、“删减法”等，如《为人民服务》中有一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理解了“固”或“于”这句的含义也就掌握了。
3、借助句法知识理解句意。
有的句子比较复杂，可以指导学生先把构句间架勾勒出来，用缩句的方法去理解;有的句子用了修辞手法，要分析修饰成分，找出表达的重点;有的句子是复句，要理清逻辑联系准确体会。如《桂林山水》中有一句“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受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它的间架简单：“漓江水静，漓江水清，漓江水绿”，针对它的修饰成分加以分析，就能明白这句话描绘了一幅秀丽的景色，表达了作者赞叹不已的思想感情。
地下水的意义篇9
关键词：《水浒传》施耐庵中华武术文化精髓
一、引言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一部章回体小说，它是在民间的传说和评书、戏曲等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全书紧紧围绕“”这一线索展开，生动描写了不堪暴政、侠肝义胆的108个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到受招安，再被朝廷用计剿灭的过程。它并没有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把起义农民视为“盗贼草寇”，而是着力刻画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侠肝义胆。这部小说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腐朽的社会根源：即上至皇帝、权臣昏庸无能，下至小吏恶霸横行欺压、民不聊生，刻画了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正是因为社会黑暗，所以一帮英雄好汉揭竿而起，他们的身上有着一股浓厚的侠义精神，其实这就是中华武术文化的精髓。本文尝试通过《水浒传》看中华武术文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二、《水浒传》中的侠义精神
《水浒传》以北宋末年宋江农民起义的历史事实为根据，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从产生、发展、壮大到被招安、遭失败的全过程，写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兴衰史，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与认识意义。
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艺术地展示了“”的时代环境和十分尖锐的阶级对立，形象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小说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赞美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通过对招安悲惨结局的描写，揭示了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客观上形成了对招安的批判。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叱咤风云而又性格各异的起义英雄的典型形象，如李逵、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等。他们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下，在正与邪、言与行、行与思、悲与喜、真与假等多重矛盾的困扰下，表现出了人性的崇高与困惑，使这部小说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这些人物既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又具有传奇化的色彩，寄托了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理想；同时也打破了类型化和定型化的局限，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其次，小说善于通过人物具有个性特征的言行来揭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一手法本是源于评书、戏曲。由于这些形式都因舞台的局限，不允许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游离情节之外的描写，所以要求通过精练的语言、富有代表性的动作行为来集中体现人物的个性。《水浒传》不仅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手法，使得作品的民族风格更加鲜明。比如，当描写林冲抓住高衙内欲要打又有所顾忌的瞬间，巧妙地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人们在此刻复杂的心理斗争，既想打，但又怕惹来麻烦，前怕有狼，后怕有虎。
作者还善于把人物置于典型环境中，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来刻画其思想性格，在事件中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运用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和对比手法细腻地刻画人物个性。因此，书中的英雄形象，生动鲜明，呼之欲出。如鲁智深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侠义性格，憎恶权势、同情弱者的善良品质，反对招安，乐观豁达的战斗精神；李逵对梁山事业的赤胆忠心，憎爱分明、嫉恶如仇的阶级感情，淳朴、率直而又莽撞、天真的性格特点；林冲从逆来顺受、委屈求全发展到怒不可遏、决意反抗等等，无不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在塑造英雄人物的同时，作品也描绘了一批作为反面形象的奸邪之徒，如高俅、西门庆、蒋门神、郑屠、牛二等，无不各具特点；《水浒传》还塑造了一批小市民的形象，如何九叔、武大郎、王婆、阎婆惜等，也各具声态，栩栩如生。众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有助于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北宋末年的社会面貌、风俗人情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
其实，《水浒传》也是一本武术小说。小说中描写最精采的部分并不是战争场面，而是宋江、晁盖等人的侠义之道和江湖上武林好手之间的打斗。据有人统计，全书描写的有名目的打斗共约250次，几乎每一次都有其独特的内容，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在《水浒传》中，诸如王进教史进使棒，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棒打洪教头、武松醉打蒋门神等情节，都是著名的传神之笔，其中所有的武术招式都符合章法，并无装神弄鬼、仙法妖术之弊。这是《水浒传》高于其他武术小说之处。据传施耐庵本人精通武艺，参加过元末农民战争，这部作品中融入了他的武学知识和实战经验，所以不少打斗场面和技击招数都写得合情合理，精采纷呈，确有其独到之处。
三、从《水浒传》看中华武术文化
在《水浒传》中，忠义堂上聚集一大批武林商手，除林冲、鲁智深、武松、史进以外，还有石秀、刘唐、杨雄、李逵、卢俊义、花荣、阮氏三雄、燕青、焦挺、李俊、杨志、张顺、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等，他们各怀绝技，纵横江湖，杀富济贫，锄强扶弱，构成了一代武林的辉煌长卷。从武林文学的历史发展来看，《水浒传》的功绩不仅在于它塑造出一批数量可观的武林好手的生动形象，而且在于它以写实的手法，不借助仙法妖术，艺术地再现了宋元之际，乃至明初的中国技击水平，并影响于后代的武术。比如鲁智深对镇关西时的连拿带打，王进对史进时的先虚后实，以棒为枪的棍法，武松对蒋门神时的“玉环步”“鸳鸯脚”等，至今还在一些拳派中作为传统招式而保留着。《水浒传》对武林打斗场面的出色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自唐代以来武林小说浓厚的神怪色彩，扭转了武林小说的荒诞倾向，有助于武林小说沿着健康的道路继续发展。可以看出，《水浒传》对我们认识中华传统武术文化有着借鉴意义。
武术，古称“拳勇”、“技击”，后来又叫“国术”，外国人则称之为“功夫”。中国武术，不仅仅是搏击术，更不是单纯的拳脚运动，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武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运动规律和技术风格。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华武术的精神，我们就应该将武术文化传承下去。文化从来是有继承性的。武术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发扬武术文化中的精神，任重而道远。
总之，我们可以从《水浒传》中看出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我们要将之发扬光大，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也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张同胜.《水浒传》诠释史论[D].山东大学，2007.
[2]邓程.《水浒传》主题新探[J].贵州社会科学，2004（03）.
地下水的意义篇10
“治水与治军并举”的傅将军
由于家乡就在黄河边上，傅作义年少时曾在波涛汹涌的黄河里畅游，也目睹了黄河水患给沿岸百姓造成的巨大伤害。1910年，15岁的傅作义离家求学，1918年从陆军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进入晋军第十团任见习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
1939年，身为国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奉命率部进军绥西后套。这一地区面积约为1200平方公里，虽然土地肥沃，但地广人稀。当傅作义率领10万大军进驻后，后勤保障成为一大难题。为此，傅作义提出“治水与治军并举”的思路，开展了“大兴水利，大办屯垦”的生产自救运动。不久，他开始主持绥远地区行政事务。为了有效推进兴修水利事业，他专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指派身边的一名副官负责，统一调配所辖地区的民工。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指挥部队与当地群众一道兴修水利。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春，他带领军民在后套地区修复、新修干渠超过40条，其中大渠近1500公里，小渠超过3000公里。有的大水渠可以养鱼甚至航运，在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渠道网络，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过去荒凉贫穷的后套地区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塞北江南”。对此，邓保珊将军夸道：“宜生从小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后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1945年，时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著名将军魏德迈来到后套参观考察，当看到当地百姓安居乐业、部队兵强马壮时，他情不自禁地赞道：“与世界强国的军队相比，毫不逊色。”
然而，傅作义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想法是对水患不断的黄河进行大规模修复。因此，他从繁忙的军务、政务中抽出时间，亲自陪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对宁夏石嘴山到后套这一段黄河进行认真勘察，对其流速、河床变化等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遗憾的是，不久内战爆发，他治理黄河的计划被迫搁置下来。
“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
1949年3月，也就是北平和平解放两个月后，专门征求傅作义建国后的工作打算，傅作义明确表示希望从事水利工作。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党中央一度拟安排傅作义和程潜、张治中、龙云等起义的原高级将领一道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但说：“对傅作义这样安排还不够，因为傅作义的功劳比这些人要大。如果傅作义决定死守北平城，我们今天就不能有这个北平城了，也不能在这样的地方开会了。傅作义立了大功，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当中央再一次征求傅作义本人意愿时，傅作义一如既往地表示有兴趣到水利部工作，愿在后半生投身于水利建设事业，为国家做点实际事情。就这样，党中央充分尊重傅作义本人的意见，任命他当了水利部长（后改称水利电力部部长）。这一年，他54岁。
在遴选水利部组成人员时，中央决定由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葆华为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在酝酿其他组成人员时，中央尊请傅作义推荐合适人选。说：“凡是傅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傅作义为中共领导人的真诚所打动，立即推荐了两位著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为原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家；另一位则是与他一同起义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刘瑶章，他此前曾任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北平市长。这两个人均顺利地在水利部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张含英担任了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则成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此外，傅作义还建议在水利部成立参事室，他自兼主任，一些起义的原高级军政官员如覃异之、刘瑶章、黄翔等均为参事。
淮河是我国的一条重要河流，但历史上常闹水患，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新中国成立后，治理淮河理所当然地摆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50年深秋的一天，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两位民主人士到他位于中南海颐年堂的寓所，微笑着对他俩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傅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傅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傅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傅作义连连点头答应。为了使治理淮河取得成效，挥笔写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1951年5月16日，当治淮工程全面展开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视察，慰问治淮民工及干部。他们把的题词制成4面锦旗，发给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等治淮指挥部。11月，傅作义发表《的领导决定了治淮工程的胜利》，指出：“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的决心，对淮河流域1300万受灾人民成为一个救命的福音。已经逃亡的人民回来了，未逃走的人民安定下来，积极地参加了生产自救的工作。的决心，对淮河流域5700万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动力。无论灾区与非灾区，多数群众都踊跃地自愿报名参加治淮工程。的决心，对各级干部，有关部门，是一个战斗的号令，有多少行政、技术干部，有多少生产运输力量，立即组织起来，为完成这个任务，用尽心思，以提高工作的质量数量。正因为这样地掌握了群众的切身的要求，这样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才能造出这样巨大的成就。抗美援朝和根治淮河，不是相矛盾的，而是相结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每一个胜利，在淮河工地都成为最有鼓动力量的生产竞赛的口号；治淮工程的巨大的成就，对抗美援朝前线，也是鼓舞士气，提高爱国主义情绪的一个有力的根据。”在“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全国广大干部、工人、农民、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治淮大军，从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奔赴治淮战线，展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的治淮运动。
在一个部任职最长的部长
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后谦虚谨慎，注重调查研究。上任之初，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要不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光坐办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曾长期在水利部门工作，任过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说：“我们同傅先生在一个部里共事多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水利工作一片赤诚。面对解放前留下来的烂摊子，为确保大江大河不决口泛滥，在与党员副部长李葆华同志密切配合下，做了大量工作。他每年总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出差在外，下黄河，溯长江，到各地检查督促，调查研究。”在外出视察时，傅作义总是带最少的随从人员，轻车简从，从不讲究排场，更不喜欢前呼后拥。他出差，按规定可以坐火车公务车（在列车后单挂一节专用车厢），但他从来不要，他说和工作人员合住一间软卧包厢就够了，甚至说：“买不到软席买几张硬座也好嘛，还可以联系群众！”
在深入基层调研中，他常常与随员一起翻山越岭，察看水利工地。视察时，他不仅看工程，还看工棚、食堂，有时还到农户家中，了解群众生活情况。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三角洲，有水利建设工地的地方，就有他的足迹。1951年，他和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李葆华一起视察淮河，在去往洪泽湖一个叫蒋坝工地的途中，有约30里路程汽车无法通行，他坚持和大家一道徒步前行，只雇了3头毛驴来驮行李。在建设黄河三门峡水电站时，年近六旬的傅作义执意从黄河下游山东一直上溯视察到陕西潼关。到陕县时中午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但他仍然坚持按计划开展视察工作，夜晚就露宿在黄河的沙滩上。
1957年4月，他到山西视察水利工作，途中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获知这一情况，立即派专家从北京飞往太原进行抢救，他才得以转危为安。1962年初，中央考虑到傅作义的身体状况，安排他们一家到广东休养。但傅作义表示，如果只是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央和广东省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可到广东后，他立刻马不停蹄地先后视察了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及新会、佛山、高要、从化等地的主要水利工程。每到一座水库，他都是先服了预防心脏病突发的硝酸甘油片，然后健步登上坝顶，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1963年8月初，河北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海河流域地区普降暴雨，时间长达10天，降雨量普遍在800毫米左右，滏阳河上游内丘县，7天降雨量不可思议地达到了2050毫米，创下了祖国大陆地区降雨量之最，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洪水途经衡水、沧州、天津等地，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受到严重威胁。河北军民纷纷投入抗洪抢险斗争。当时傅作义正卧病在床，获悉灾情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率水利部有关人员深入抗洪第一线，视察灾情，慰问抗洪抢险军民。经过当地军民的奋力抢险，加上1958年以来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的调节，终于战胜了洪魔，使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化险为夷。
傅作义在《治水五年》一文中曾深有体会地写道：“五年来参加水利工作，使我更加亲近了我国的劳动人民。我了解了他们过去的痛苦，我看见了他们今日的欢欣，我也看见了他们在水利工程上的忘我劳动。因而使我深切地了解到，是他们使政府的计划兑现，是他们使治理的方略兑现，是他们使纸上的蓝图变成了物质的长城。”在谈到解放后水利电力事业迅速发展的情况时，他说：“我深深体会到党的领导的伟大作用，思想的伟大作用。”“我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人，能够亲身参加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虚心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