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社会意义篇1
关键词：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构建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019-02
一、如何解读和谐社会下的公平正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要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价值和基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和顽强生命力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了不可超越的刚性政治底线，那就是公平正义是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必须遵循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也从本质上防止两极分化、防止再次出现阶级分化的可能性。不管是效率和公平，发展、改革和稳定，都只有在维护这一底线的基础上，不发生动摇，才能实现其重要意义。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是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价值重要体现。
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还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构建提供了合法性根据和道义的基础平台。即使由于生产力起始水平较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现阶段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能按绝对标准要求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待遇等方面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完全同等。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公正这一点上做得比资本主义要更加合理，更加完善，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平正义观有别于其他的公平正义观之处在于：这种正义观是以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为基本出发点，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出发，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近代西方文明中的糟粕，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正义原则和与其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基础上，阐述了完善的社会正义思想。
（二）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首先，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石。公平正义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整套的合理的基本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这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提供的基本准则，是社会各阶层所要必须遵守的，在相关的政策和目标的制定上面对的是全社会各个阶层。同志论述过社会公正的重要性：“维护和实现社会和正义，涉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在全社会努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才能从源头上杜绝社会不和谐现象，增加政府的公信度和人民的幸福指数，来实现我们党和执政的根本目的。
其次，公平正义的实施离不开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社会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加强了公平正义理念的深化。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是在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强调每个人所对应的位置的公平性。缺少了公平正义，那么社会政策的制定则会失去理论依据。但同时也应看到，公平正义是制度安排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基本规则，需要社会这个整体作为依托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政策开始逐步完善，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公平正义理念与和谐社会逐渐适应，同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步，公平正义理念的逐渐深化与和谐社会的发展日益趋向体系化和完整化。
二、和谐社会下重建公平正义的必要性
（一）现阶段不容乐观的现状
1.贫富差距过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那就是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不公平与收入渠道的差异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大。随着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入人心，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首先，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在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主要国家当中，中国的贫富差距属于中上的水准。
其次，城乡间的差距较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这种情况，在我国的表现尤为突出，城乡的收入水平差距在世界范围内排名比较靠前。
最后，区域之间差距的加大，从东部的发展来看，较之中部和西部处于远远领先的位置，从不同的城市来看，上海的收入最高，据相关数据推算，较之最低的贵州，相差5倍左右。
在现阶段，富裕群体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发展迅速，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出现这种现象存在某些的合理成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造成这种情况已经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造成不利的影响。
2.社会群体权利保障弱势化
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对于社会成员来说，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成员无法正常享受各种权利。
首先，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享受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包括基本生存权，平等就业权，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对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在收入分配较低的地区，从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发现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障，以及就业率指标都处在一个平均值之下。在城镇失业问题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十分严重问题。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群体在弱势化的同时还存在边缘化迹象，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逐渐下降，其具体表现为：工人、农民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参与程度不高，无法实现其话语权。
最后，从国家的社会公共投入来看，再次分配的过程存在不合理的成分，使得公民不能更好地享受国家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弱化了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二）政策与体制存在的问题
1.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不能仅仅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最低生活标准，也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更高要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速度还远远不够，造成人们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的不平等。在我国，社会保障存在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涵盖面比较狭窄。城镇与农村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存在差别。二是标准不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情况逐步改善，而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
2.分配政策存在的问题
分配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匹配主要表现在，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更加注重效率分配，从而出现了分配仅仅以效率为衡量标准，没有兼顾公平，在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近年来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工资的增长缓慢甚至存在拖欠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不注重初次分配领域当中的公正问题，那么便会人为的扩大贫富差距，造成大量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进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只有同样注重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并且倡导二次分配，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公平正义：和谐社会下人民的必然要求
（一）公平正义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阐述，认为公平正义是特定阶级的解放诉求。因此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必定是与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与超越资本主义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联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全体人民的公平正义意识，使公平正义思想在人们的心中做到内化，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去追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和谐社会必须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必须是经济的发展和思想水平的提高。，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应与时俱进，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只有在公平正义的指导下，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政策，更好地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内在要求，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发展权利，享有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
（二）公平正义的现实意义
公平正义的现实意义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进行了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之后，由于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程度的限制，我们曾经一度在民生的问题上，忽视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造成了地区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社会弱势群体并未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社会成果，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控制，势必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只有真正实现了公平正义，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在分配体制上实现分配合理，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做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协调好效率与公平问题，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提高最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对落后地区和困难群众，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这才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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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社会意义篇2
在中国推进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伴随着立法、司法、执法的日趋完善，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民运用法律维权的案例屡见报端，这充分反映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开始觉醒，也是对法律充分认同的最好信号。但与此同时，也不断涌现出与法治社会不太和谐的地下钱庄问题、强制拆迁问题、网上暴晒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问题等等。更有甚者，由于目前对交通肇事理赔的现状，交通肇事者在撞人后，为了逃避日后不成定数的治疗赔偿费用，则会产生要置受害人死亡的“潜意识”等等。思考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法律的正义与公民服从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本文拟对此问题从法哲学的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一、法律正义是公民服从的理论前提
1.法律正义释义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是普遍公认的崇高价值。在汉语里，正义即公正的道理，与公平、公道、正直、正当等相联。法从本质上来说应该代表正义，即是与公正、公道、公平、正直、正当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个体服从于社会的规范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到底是什么，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回答。笔者认为，所谓正义，就是对一定社会现存经济关系的观念化的反映，是一种人们关于某种特定事物如思想、行为、规范、制度等等的理想状态及理想模式的主观评价尺度和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对法律正义可以从两个层面去把握。一是法的深层的正义。在这里正义就是法的基本原则，是法应努力追求的某种完善的目标、道德价值或理想秩序;二是法具体规定的正义，也就是一套公正的法律规范和原则。2.从法律正义的分类来看我国法治化语境中的法律正义历史上对法律正义的分类有很多，主要有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个体正义与社会正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在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中，依法治国要求保障法律正义的实现，理论上，只有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通过公民的信赖服从实现实然的法律正义才能保障法治社会的真正实现。具体来看，在立法、司法、执法各环节都要体现和实现法律正义。立法是为了利益的第一次分配时的社会正义的体现，是实体正义。而法律的实施过程中的司法、执法环节是对具体权益的第二次分配，主要是程序正义。通过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实现即可实现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的相互协调。而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个体正义与社会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理论价值，在笔者看来，从其内在逻辑联系来看，都可以归结为是在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服务。故我国在法治化语境中的法律正义，即是要通过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来实现。我国法治化语境中的法律正义在现阶段来说更多的即是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在推进更高水平的法治化进程中，只有不断通过努力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才能促使人们法律意识更大程度的觉醒，从而促使全民学法、懂法、用法，全民信赖并服从法律。
二、公民服从是法律正义的重要环节和实然结果
公民服从即是公民对于法律的一种主动的接受并运用的态度。公民的服从是法律正义的重要环节，但法律正义和公民服从之间的矛盾在任何社会形态里却又都是必然存在的。法律具有消极保障性，不得已有时要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比如政府不能因为喝牛奶有益身体健康而强制大家都去喝牛奶。同样，人们不会因为法律形式上的正义而普遍自觉地拥护和服从法律。所以，追求法律正义进而要实现实体正义的法律还得建立在公民服从的现实基础之上。要看到法律正义和公民服从之间的统一，同时再看到两者的对立。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会出现悖论现象，如罗尔斯的观点:当个人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由于人类理性的缺陷和迷误，也必然会造成人们利益的冲突，造成人们实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结果的差别和不平等，从而最终限制和破坏了个人对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同时，按照罗尔斯的观点，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就是在实施自由原则的同时实施差别原则，即所谓“无差别对待的平等即是不平等”。通过国家调节以保障自由和不断解决由之产生的矛盾。另一方面人们在任何政治生活秩序中都必须服从某些规则，当这些必须加以服从的规则是人们自然的选择的时候，对规则的服从就变成了“自律”，也就是:“服从一种法律的义务”。从此意义上说，法律的正义源于公民的普遍服从。
三、落实法律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是法律正义与公民服从的纽带
落实法律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正义与公民服从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的产物，维系法律正义与公民服从的纽带即在于通过落实法律正义来实现社会公正。做到了这点，则公民在遵从法律、信赖法律并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就会慢慢增进与法律的感情，法律意识将会得到空前的提高，公民对法律的普遍服从即是以法律正义作为理论前提，同时以通过法律正义实现社会公正作为社会背景。实现社会的公正首先要确保公正的法律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做到有法必依。尤其是作为拥有一定社会资源、有一定权势的人在面对法律时不能绕过法律，通过关系、背景来使己身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要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深入人心。当前，权势地位等仍可能干预法律的情况还偶有发生，“我的爸爸是李刚”即是这点的鲜明反映。在我国法治化程度还不高的今天，尤其要重视通过实现法律正义来达到社会公平，以此呵护老百姓对法律正义的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公民的法律意识整体还普遍淡漠，究其原因，除了国人显著文化特征的人情观念根深蒂固外，由于少数法律工作者在运用法律、执行法律过程中各种原因的偏差，使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人为地与法律正义相悖，从而使当事人失望，也是导致人民对法律丧失信心的重要原因。同时需看到，社会是达到秩序和福利的手段，然而在具体的生活中有可能把社会当作目的，却不是生活本意的目的。尽管生活总是需要社会这一形式，但却不是为了完全地服务于社会。恰恰相反，社会必须服务于生活。为社会而进行社会活动是背叛生活的不幸行为。实现社会公正须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达到平衡，这需要通过法律正义来实现，而通过法律正义的实现来达到社会公正，而达到了社会公正，则促使人们普遍的服从法律。须知落实法律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是法律正义与公民服从的纽带。
公正的社会意义篇3
[关键词]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思考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5—0070—02
自古以来，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罗尔斯曾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中的首要价值一样。”
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对于公民个人，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温宝家总理曾指出：“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可以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本质特征，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把社会公平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应正确理解社会公平正义的科学内涵
社会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何为公平正义呢？从法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相统一，它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同志曾对公平正义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即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简言之，就是社会发展人人参与，社会成果人人享有。可见，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应当包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规则公平等多层含义。并且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规则公平四者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系，其中权利公平是基础，机会公平是前提，分配公平是目标，而规则公平是手段和保障。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而在我国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着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改变中国普遍贫穷的面貌，我国实行的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效率优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积聚了一些社会矛盾。现阶段，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已成为我们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命题，因此，我们不能继续搞“唯经济论”，而应广泛关注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实践证明，强调和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其一，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不仅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也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和福利国家的水平。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贫富矛盾、干群矛盾等日益凸显，引发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只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有效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缓解社会矛盾。
其二，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治，形成了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使得广大农村居民不仅仅在收入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在公共产品的占有方面也严重匮乏，普遍存在着受教育水平低和看病难等现象；同时，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也使中西部地区在发展状况和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不同地区的人口在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这种逐步扩大的差距，极易使落后地区的人民群众产生不满情绪，引发社会矛盾。只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
其三，有利于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机制。当前，弱势群体的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不仅仅表现为社会政策制定中其话语权的缺失，还表现为弱势群体在就业、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劳务工伤、养老等诸多方面的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这就使得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仅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也出现了“贫二代”，弱势群体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其四，有利于遏制现象的发生。近年来，官员贪腐现象在我国多有发生，且涉案金额之大、案件发生率之高令人咋舌，这些频发的官员贪腐行为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干群关系，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只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热情，才能进一步强化对官员的社会监督，有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遏制官员的贪腐行为。
最后，有利于今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历史经验和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至3000美元时，社会会进入一个矛盾的凸显期和集中爆发期，即经济与社会两者严重失衡。它突出的表现就是贫富分化、社会动荡、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等等。而目前，我国就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是各种矛盾和利益主体的冲突纠结，一方面，底层百姓仇官仇富；另一方面，“官二代”、“富二代”们目空法纪，诸如“我爸是李刚”这样的恶言恶行频频曝光。两种极端碰撞到一起，使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暗藏着种种不安定的因素，近年来，“”的频繁发生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国际社会上，“拉美现象”这样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实践证明，只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才可能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人均GDp的更高突破，
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
（一）促进发展，夯实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
贫穷并不意味着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更不是共同贫穷，而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也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同志明确指出“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因为只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不断促进社会物质财富增长，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没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仅仅依靠发展将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是远远不够的，并不能够缓解现今的各种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将社会财富的“蛋糕”分好，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诸多手段中，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因而民主法治才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现阶段，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切实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是要重视领导干部法律思维的培养。在公共决策过程中，通常会涉及到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和法律思维，实践中，法律思维往往是被忽略的一个方面。而重视领导干部法律思维的培养，摒弃“权大于法”的错误认识，才能够走出“人治”困境，在决策时以合法性为首要前提，科学民主决策；也有利于定纷止争，在节省社会成本的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更有利于为社会生活提供公平的制度规则，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是要坚持科学、民主立法，实现“良法之治”，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切实保障各社会利益集团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真正的体现“民意”，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完善公共财政法律制度，保障公共资源和产品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保障社会成员在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依法调节社会收入再分配；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防止垄断企业滥用垄断地位获取非法利益而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完善反腐倡廉的相关法律制度，依法惩处行为等，以法律手段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是要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既是民主法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坚持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既不能超越法定权限或是违反程序规定，也不能以不作为、“慢作为”等方式怠于履行职责，保证公权力不会对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同时还要保证公权力最大程度地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要构建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要使社会成员在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致“走投无路”，应当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救济渠道通畅，我国的权利救济途径有调解、申诉、行政复议、诉讼、等多种方式，应合理引导社会成员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当的权利救济途径，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要坚持司法独立，维护司法公正。公平和正义是司法活动的核心价值，司法公正与否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最终保障，也是考察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正如培根曾指出：“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不法行为弄脏的是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污染了水源。”可见，司法腐败与不公乃是最大的腐败，它摧毁了人们对法律和公正的信仰，是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大敌，是我们向公平正义迈进路程中的拦路虎，因而司法公正对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尤为重大。应当坚持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忠于法律、恪尽职守的法官、检察官队伍，并完善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三）树立公正理念，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首先，公正理念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基础。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公平正义观念。”一个社会只有弘扬公正的理念，追求公正的目标，才可能将公正的制度付诸实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其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确保公平得到维护，正义得到伸张。否则，社会无序，人心失衡，法律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社会公平正义也无从谈起。可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下，各项制度才能得到切实的贯彻和落实，社会成员才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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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社会意义篇4
近年来，加强公民意识是党和政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是要把公民培养成具有民主法治理念、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意识、能够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基本自由的同时，负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意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办家、社会所需要的有积极生活态度、有政治参与热情、有民主法治素养、能与其他公民和社会组织合作的合格公民。由此可见，公民意识教育与法律意识教育是殊途同归的。从法律意识教育的角度来看，公民意识教育是更深层次的公民法律意识教育，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效发展途径。
一、公民意识教育的内涵及意义
公民意识教育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公民的主体意识教育，即公民作为国家主人和社会主体的意识。公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自觉关心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荣誉和安全。二是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即公民对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某种行为合法性的意识，以及对他人合法权利的尊重。三是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意识教育，即公民必须履行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的意识。四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教育，即公民要有尊重法律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公民不仅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要同各种违法行为作斗争。五是公民的道德意识教育，即公民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必须具有的道德规范意识。公民要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此外，公民意识还包括公民应具有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意识。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意义主要有：第一，一个国家的国民只有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只有当广大国民普遍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才能建立成熟的、民主法治充分发展的公民社会。“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逐渐落实，必将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来说，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有利于有效提高国民素质，有利于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关系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有力实施，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功建设，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环节。第三，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对我们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言，是最为直接、有效的补充，也就是说我们发展民主法治，必须靠高度的公民意识来弥补法律制度所不能覆盖的空白。第四，当前公民意识缺失，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监督意识不强，二是权利和义务分离，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中许多问题与公民意识缺失有直接联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能推动上述状况的改变。
二、法律意识教育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法治国家的法律对公民的资格与行为、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责任、法律关系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法治国家的文化对公民意识有相应的要求。因此，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过程，一方面是向公民灌输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律意识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向全社会传播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公民的法律意识教育，核心是培养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在法制轨道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引导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机制实现的。每个公民只有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在法制框架内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整个社会才能够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
三、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更深层次的法律意识教育
在今后的法律意识教育中需要进一步强化公民意识观念的教育，突出公民意识的培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一精神对于做好公民的法律意识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法律有效执行的社会基础和效果。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意识教育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公民法律意识教育，它体现了公民对法律精神与内容的理解、认同与情感，表现为人们的一种观念、感觉和心理状态，它深植于公民的社会意识之中，又作用于法律意识实践，是法律意识实践的内在推动力，形成尊重法律、维护法律、自觉遵守和实施法制的风气和习惯，可以说是尊重民主、维护民主、实施民主的风气和习惯。
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关键是国家公职人员
公正的社会意义篇5
论文关键词正义自由正义论现实意义
一、对罗尔斯“正义”概念的解析
对于罗尔斯的“正义”应分别从前后两个时期进行考察，即《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因此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
（一）罗尔斯“正义”概念提出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面临着种种矛盾，诸如陷入越战泥潭，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建立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来化解冲突，这就为罗尔斯提出“正义”的概念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在学术领域，美国当时深受分析法学的影响，大多数人深陷语义和逻辑关系的争辩之中。为了挽救政治哲学的萧条局面，必须要有一种理论来取代功利主义思潮，这也促使了罗尔斯“正义”概念的产生。
（二）罗尔斯“正义”概念的基本内容
罗尔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正义”的概念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针对分配的正义而提出来的。它将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作为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西方民主社会的道德价值，反对西方社会传统的功利主义，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主要美德；非正义的法律制度即使有效，也应加以修正和清除。他还认为正义与社会合作密切相关，制度层面的正义原则和个人层面的正义原则应当有所区别。
制度层面的正义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与他人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最全面、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包括公民的各种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二是差异原则，即应当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既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符合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
（三）对罗尔斯“正义”概念的评判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实际上存有矛盾，他强调最大平等自由的同时，又用差别原则加以限制，显然这两方面是不一致的。差异原则的背后意味着一些不正义的存在，违背平等自由，可能对美国的上层社会人群带来严重的损害。笔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虽然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在与社会契约论的结合中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的坚持与发展，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观。
二、对康德“自由”概念的解析
自由是康德法哲学最核心的概念，虽然他的自由理论涉及到很多方面，但其真正关心的是“理性的自由”，即自由是不可知的，它不能单纯用感性的知识去解读。
（一）康德“自由”概念提出的依据
实际上，康德“自由”概念建立基础是对唯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唯理论认为知识只来自于理性，否定经验对知识的意义，这其实使人从根本上丧失了获得自由的机会。因为它将理性与感性完全分离，不能真正说明脱离感性经验的理性究竟如何实现。而康德将“自由”的概念建立在对理性的考察上，认为一切知识起源于实践得出的经验，实践是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自由就是纯粹理性在伦理道德上的表现。正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所言：“在除去一切经验欲望和感性因素的道德领域，自由就出现了”。
（二）康德“自由”概念的基本内容
对于康德的自由观，邓晓芒教授给予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即先验自由、实践自由和自由感。在三个层次中，先验自由是核心。
1.先验的自由：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谈到，自由必须假定一种来自自由的因果性，自由只有在独立于自然因果性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先验自由是针对自然因果性提出来的，是为了使自由成为可能而做出的假设，人的自由意志为这种假设提供了依据。
2.实践的自由：邓晓芒教授认为康德的实践自由分为两个部分，即自由的任意和自由意志。任意的自由是对先验自由在实践中的理解，但由于其不纯粹性，会受到某种利益的制约，这就需要自律自由的存在。自律是主体对自身行为的规定，是一种自我约束。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必须有个限度。
3.自由感：康德对自由的论述不仅涉及到哲学、伦理学，还涉及到美学等领域。在美学领域的研究，使其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其后来的三大批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鉴赏的评判，康德认为纯粹的鉴赏判断只能是自由地使人喜欢的美。而在从审美到自然目的论，康德又将自由赋予了权利的意义，即自由权利。作为一种法权的自由，这不仅弥补了道德义务在约束人的行为上的不足，也为个体提供了追求自身目的的可能性，让人们更大程度地获得幸福。
三、对罗尔斯“正义”概念与康德“自由”概念的比较
（一）罗尔斯“正义”概念与康德“自由”概念的逻辑切合点
虽然自由和正义从字面上看是完全不同的，但事实上却有内在的联系。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实际上是可以从康德的自由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就连罗尔斯本人也说过“我的正义论是对康德自由观的一种演绎，是一种康德式的诠释”。基于康德自由和注重自由而平等的人的理念，罗尔斯自由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的观点就显得如此富有逻辑。人是平等和自由的，因为他们“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能从事稳定的社会合作，并作为平等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他们“具有形成、修正和合理追求善观念的道德能力”并且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正当要求的自证根源。康德的这种论述本身就反映了自由的优先性。罗尔斯从某种标准的道德思想和实践的特性出发，推出使道德生活得以成立的原则和前提条件，也就是平等的自由。只有在此情况下，公民才能实践上述两种道德能力，形成合理的道德生活。
（二）罗尔斯“正义”概念与康德“自由”概念的根本差异点
虽然罗尔斯“正义”概念与康德“自由”概念之间有相同之处，但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根本区别。例如两者在价值目标上是不同的。用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来对康德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进行解释，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其他人自由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这揭示了康德心中的目的王国；而罗尔斯的正义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秩序井然、正义作为全社会最高尚价值观的一个理想社会。另外，两者在理论前提上也存有差别，康德的自由论是以先验的自由为前提的，这样会导致一种个体至善的结论；而罗尔斯的正义论则以经验的社会基本制度为前提，导致的将会是一种社会至善的结果。
基于对上述罗尔斯“正义”概念、康德“正义”概念的阐述与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论对它们如何解读，自由与正义都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对当代中国社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自由与正义都是人和社会必须始终遵循和捍卫的最高准则，是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只有在各项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过程中坚守自由与正义，我们的社会才能用“和谐”二字来形容。
四、罗尔斯正义论的现实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两个原则暗示着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利益。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必然导致一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而这些不公平现象与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如何在确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证的社会的稳定是中国当下的必然命题。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为这个命题提供了解决的理论基础。
（一）自由平等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人民行使公民权利的实质意义在于选择具体的政治模式，从而使该政治模式能够真正地、最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最终能够真正地实现政治公正、公平的实质目标。罗尔斯正义论的最大平等自由原则可以为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提供参考。
（二）加强程序正义建设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体质和政治体质的改革中，应当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合理、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实现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平等参与的机会。
（三）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培养公民美德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公平正义”就是要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的主旨之一。“公平正义”包含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罗尔斯的正义论，其“正义”的概念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针对分配的正义而提出来的，和谐省会需要公正的秩序以保证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良好的外在制度约束，也需要内在道德的提升。
（四）运用差异原则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公正的社会意义篇6
【内容提要】平等、消灭私有制、民主和人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伦理的基本准则，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伦理价值和伦理实践作用重大、影响至深。由这些准则具体演化而来的公正、富强、法治和自由的准则同样是现今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奋斗的目标。上述社会主义准则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巨大推进给我们开辟了思考和发扬这些准则的无限宽广的伦理天地。
【英文摘要】equality,eliminationofprivateownership,democracyandhumanityarethebasicnormsofmarxistsocialistethics.theyhavehadtheimportantfunctionandthedeepinfluenceontheethicalvaluesandethicalpracticeofthesocialistmovementinthe20thcentury.Justice,prosperity,rulebylawandlibertywhichareevolvedfromtheabove-mentionedfournormsareequallytheaimsofthepresentandfuturesocialistmovement.allthesenormswhichgreatlyadvancedthehumanlifehaveopenedupawideethicworldwhenwereflectandenhancethem.
【关键词】社会主义/平等/消灭私有制/民主/人道socialism/equality/eliminationofprivateownership/democracy/humanity
【正文】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社会主义（注：自恩格斯以来，人们习惯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名称实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蒲鲁东首创，他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等同于实证意义上的“科学原理”。））伦理体系的基石是平等、消灭私有制、民主和人道准则（注：“准则”不是一般的理论原则，而是指应用或规范于实践而转化为个人的行为原则和社会的行为原则。）。这四个准则也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及其实践大厦的四大支柱。如何考察这四个准则，最重要的是如何不断完善它们，则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一、社会主义平等
众所周知，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平等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的核心。平等是指人们相互间生活与利益的相同性，它不关涉人们起因于自然的相同性或非相同性，而是关涉人们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利益是否相同或相等。平等实质上是利益及利益来源的问题。它标志着人们在相互间的生活中处于同等地位和拥有同等的权利。平等始终意味着权利的平等。
平等具有两层伦理含义：一方面，公民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这是因为每个公民作为组成、缔结或创建社会的一分子的“先天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构成了基本平等原则。基本平等原则不过是表明每个公民从社会所应得到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个人因能力、素质、贡献等差异而享有不同的利益或权利。这就造成了个人所享有权利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做贡献之大小。因而，社会主义平等不可能是绝对平等，总是呈现为个****利有所差别的平等。这种平等构成了非基本平等原则。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具有两翼，一是基本平等原则，二是非基本平等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关系既体现出个人对社会的权利与义务之关系，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及其价值评价都须基于这两个原则而缺一不可。在实际生活中，割裂上述两个原则，只是抽取、夸大某一原则，则会出现“只索取不贡献”或“多索取少贡献”的现象，它们有悖于平等原则的健全发展。而“不索取只贡献”或“少索取多贡献”的现象，则超出了平等的界定，已属于仁爱的范畴。
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孰先孰优，无疑，基本平等原则优先于非基本平等原则，这是从个人的生存先于发展而言的。当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发生冲突而要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社会主义平等伦理所要选定的是基本权利的优先性。显而易见，有了生存才可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不妨暂把基本平等原则称为生存原则，把非基本平等原则称为发展原则。然而，当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发生冲突而进行或此或彼甚至两者皆可时，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应该注重并确立非基本平等原则。换言之，生存是为了发展。当人们强调生存侧重于权利而发展侧重于义务时，还必须注意到：非基本平等原则的可行和实现不是以牺牲基本平等原则为前提的，而恰恰是既要确定享有非基本权利的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满足，又要保障享有非基本权利的其他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上述两种平等原则的关系及“张力”(tension)还在下列的平等的两种方式上显示出来。
社会主义平等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公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等同交换；二是“不公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非等同交换。当权利大于义务时，则意味着不公正；而当义务大于权利时，如前所述，则已超出了平等的界定。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关系带来了平等向公正转化的问题，进而带来了平等及平等原则必须由公正来充实的问题，即平等不能限于形式上的平等，而要演化为实际上的平等即“公正”。
公正问题的提出，把平等这一关于人们相互间的生活与利益的相同性引伸为人们的等利（害）交换关系，因为人际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换关系。公正的定义是指人们的等利（害）交换的关系及行为，具体地说，公正是指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相交换的关系及行为。公正与公平、正义等为同一概念，它标志着个人应得的行为与社会应予的行为之关系。进而，对于公正而言，权利作为社会所保障的利益及“索取”，也是每个义务主体理所当然地获得的利益。义务作为社会所要求的任务及“贡献”，也是每个权利主体向社会和他人必须而且应该付出的利益。所以，权利与义务相等的交换行为和交换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公正伦理的根本内容。当权利与义务二者发生非等同交换和非等同关系，公正则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公正的根本原则在于：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应该与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成正比，应该与个人对于社会所作出的义务相等。只有基于这一根本原则，下列的社会公正原则与个人公正原则才能成立。社会公正原则是指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个人所负有义务相等，个人公正原则是指个人所行使的权利与个人所履行的义务相等。这两种原则的差异在于：社会不应该给每个人分配完全相同的权利和确定完全相同的义务，而每个人也不可能向社会要求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作出完全相同的义务。正是由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公正在个人与社会的“两极”关系及权利与义务的“两极”关系上（包括前面的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的具体运作非常复杂。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任何个人公正的出发点都基于社会公正，而任何社会公正的落脚点都归于个人公正。
在社会主义平等诸具体原则（如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中，我们仅举较难把握的机会平等原则来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公正原则。机会平等原则所指的机会仅为人们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因为基本权利是公民个人平等享有的，无须竞争，也就无须机会。机会平等原则是指个人对机会（也即对非基本权利）的占有和利用取决于他所作出的贡献（如才能、品德）和所负有的义务。由于机会本身不是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交换，致使机会平等不是基本权利平等与非基本权利平等所进行的交换。每个个人对机会占有的多少和利用的大小是与他对社会所负有的义务成正比的，是与他的贡献及能力、素质和水平成正比的。机会平等原则指明：由每个个人可能占有和利用的机会，即是社会所提供的某种同类的权利，也是个人对社会和他人所作出的某一同质的回报。
在20世纪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常常表现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实践中。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必须推行并且得到注重的是基本平等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随着时间的较长发展，则出现了许多忽视非基本平等原则和个人公正原则的倾向，即一味追求绝对平等而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不公正。而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改革开放之际，许多人片面强调非基本平等原则和个人公正原则，甚至某些人置基本平等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于不顾而造成了另种新的不平等、不公正。上述两种倾向都应为我们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平等和公正的实践中加以反思和切实纠正。
社会主义平等准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同资本主义所谓平等准则区别开来，还在于它成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即它是衡量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尺度。平等准则在理论上（至少是在逻辑上）成为社会主义伦理体系的起始性准则，没有这一准则，其他一切社会主义伦理准则无从谈起。平等准则虽然不象后面所要谈及的消灭私有制准则那样具体，不像民主准则那样显赫，不像人道准则那样完整，但是平等准则却蕴含了社会主义伦理的目标和取向。平等准则在实践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由平等走向公正进而走向人与社会之间最大限度的融合，从而使每个个人对于社会来说成为全面社会化的个人，而社会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成为真正个人化的社会。
因而，如何达到平等？如何实现公正？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各执己见，众说纷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首先达到经济平等，才有可能实现种种公正。而达到经济平等的首要条件就在于消灭私有制。
二、消灭私有制意味着扬弃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学说创立和公布于世之际，他们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消灭私有制成为社会主义伦理的宗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生产资料为少数私人所有，生产过程为他们支配，劳动财富为他们占有，社会绝大多数人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种私有制成为不平等、贫穷和苦难的根源。消灭私有制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历史上最宏大的消灭社会不平等及社会不公正的实践。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消灭私有制的实践大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中完成或进行的，这使消灭私有制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尚未充分发展的局限。消灭私有制意味着扬弃私有制。这种扬弃不但保留并且丰富以往的物质财富，而且继承、改造或提高过去合理有效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管理水平。实际上，私有制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越是有益于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创造出比私有制条件下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比以往社会更广泛更有效地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只有如此，公有制才能相比较于私有制而合理和优越。
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仅仅指国家所有制，而是在形式和成分上多种多样。究竟哪些公有制形式和成分代表和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同样受制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往的和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具备唯一的公有制形式即全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更多的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单位”所有制。当“单位”所有制主要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及相关制度时，社会中固有的并且呈现出的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单位人”与“非单位人”之间的矛盾和不平等，不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公正的固痴顽症，而且是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具有的主要局限。
消灭私有制与建立公有制的关系，人们更多地以效率与公正（包含平等）关系来引伸。正如市场与计划并不相互排除，效率与公正也可相互促进。效率作为人的活动实现其目的的效率程度，它标志着人的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在于：尽可能以最小最少的活动时间和活动支出来取得最多最大的成果和收益。在实际中，效率与平等之间既可能冲突，更可能一致。与效率冲突的平等是“不公正的平等”，这种冲突意味着越是平等越是无效率，要平等则无效率，要效率则无平等。而与效率相一致的平等是“公正的平等”，这种一致意味着越是平等越有效率，越是不平等越无效率。(p115-116)社会主义公有制应使效率与公正（包含平等）相得益彰，因为社会越是公正，个人的所得与个人的贡献越是一致；而个人的活动积极性越强，活动的效率则越高。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言，公正是效率的基础和起点，而效率是衡量平等是否公正的尺度。因此，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若是选择了平等，那就既失去了效率又失去了公正的平等；若是选择了效率，则既得到了效率又得到了公正的平等，而失去的只是不公正的平等。所以，效率对于平等具有优先性，对于公正具有兼顾性和包容性。
人们常把消灭私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今天看来，消灭私有制更多地是一条途径，一种手段。消灭私有制旨在争取使每个个人生活富裕和使社会生活强盛，我们把这一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伦理的富强原则。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既不应该使绝大多数个人的生活水平滞留于私有制条件下的生活水平，也不应该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徘徊在私有制时代的程度，更不应该使个人和社会倒退到私有制时期甚至前私有制时期的贫穷、匮乏、软弱和落后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大力强调，消灭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原因就在于他们英明地预见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设若是不能实现个人富裕和社会强盛，消灭私有制往往意味着贫穷的普遍化甚至反动、愚昧的封建传统努力的泛滥。
同时，正如个人公正与社会公正是协调一致的，消灭私有制要达到个人的富裕与社会强盛是融和洽切的。社会强盛保障了个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个人享有更加优越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更加自由的社会生活，而个人富裕促进了社会比以往往何时代的社会拥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加完备的精神素质和更加发达的社会实力。在消灭私有制而不断完善公有制的前提下，个人富裕与社会强盛的互动带动了二者各自的全面创造和全面实现。这里所说的全面创造和全面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二是社会主义的人道完善。
三、社会主义民主
如果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那么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失去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追求和奋斗的社会公正目标。民主准则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可操作性的主要所在。
关于民主的定义，众说不一。在我看来，民主有两层含义：狭义上讲，它是指在社会特定的群体活动中，多数成员对少数成员的制约关系、制约行为和制约规范；广义上讲，它是指民主政治，即作为社会被统治者的全体公民个人最终决定着和从总体上制约最高权力的政治运作过程及政治运作方式。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不是所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即统治者”，即不能把民主简单而又片面地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因为“人民”这一概念从民主的形成和运作来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把民主等同于人民大众直接或间接地行使最高权力，无论在可能性上还是在现实性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另一方面，民主也不应从统治者及领导者的角度来规范，那种所谓“当官为民作主”的说法和观点就是对民主的误解。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在该社会的任一集体中被领导者使领导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领导，在全社会中作为统治者的全体公民使作为统治者的国家根据他们整体的意志进行统治。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被领导的或被统治的人们使领导权力或统治权力适应并保障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的基本权利。
社会主义民主标志着在以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机制来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时，它本身充分代表和实现了社会绝大多数个人的意志。在这种民主下，全体公民个人制定或同意的法规、法则，不但是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意志而被用来管理共同事务，而且也使他们自己置于这些法规、法则的约束之下。全体公民个人对这些法规、法则的同意、服从和对有关义务作出的承诺，实质上也是对他们自己意志的同意、服从和承诺。
对于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在内的种种民主而言，民主本身获得所有个人的一致同意和一致服从只是一种可能性，否则，民主显得多余。这一点最主要地体现在民主进程中的诸多特性及相关原则上，如程序性原则、多数性原则、少数性原则、历史性原则、职业性原则等等。下面，结合前三种原则，简要谈谈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关问题。
程序性原则主要指民主的实施和运行所必须具备和完成的相关步骤和过程，诸如舆论、选举、参与、决策、审议、监督、执行等。这些步骤和过程是使民主成为有机整体的必要条件。当缺少甚至人为地砍掉有关步骤和过程时，民主就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试想，没有舆论、没有选举等等的民主成何体统？在我国，曾有人指责民主只是形式的东西。言外之意，民主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性原则的发育和健全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能否确立。
多数性原则是民主的真髓，它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多数成员的利益和意志支配着少数成员；二是在整个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是从事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根据。这一原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所谓民主是人民统治的观点。然而，由于人人不可能从事社会统治和管理这一事实，多数性原则就通过代表权的表达和转让等环节来加以体现。因而，多数性原则只不过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是根本性的和整体性的，从而它们的表达和体现也是间接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多数性原则与那种无序的、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民主”不仅对群众来说是非民主的，而且是贻害社会和贻害群众个人的“群众暴政”。
少数性原则是指在民主活动的多数人与少数人之关系中，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民主从来都不是没有限制的多数人统治，也不意味着在民主面前“不同意者不得食”或“不服从者不得食”。在采纳和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和决定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否则，民主就会蜕化变质。对于少数人个人而言，“允许改变看法不但是他持久自由的基础，而且使民主能够作为开放的、自我调整的政体持久存在。每个人的自由也是全体人的自由。……只有尊重和保护少数的权利，才能维护民主的力量和机制。”社会主义民主的少数性原则应该成为既允许某种少数人改变己见、修正错误的合理理由，更保障另种少数人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自由根据。少数性原则是检验和确保民主的关键。
现代民主意味着法治，至少在形式上是通过一系列代表和集中体现了大多数人根本利益和意志的法规、法则的制定与实施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调整和制约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操作和规范运行。如何理解和对待民主，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和对待法治。“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法制”（法律规章制度）的可行、健全和有效，而且给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
四、社会主义人道
人道大体上是指关于人的一切行为方式及其规范的总和。人道的内涵则指：人道是基于人的唯一性而把人与宇宙间其他一切事物区别开来，标示着人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问题都为人的所在所是，从而指明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人道的伦理意义在于：凡是人的生活都应该成为人道的生活，凡是人都应该被当成人来看待和对待。若是如此，则是人道的；相反，则是非人道的或反人道的。自近代世界历史以来，“人道”这个概念不但成为一个非常普及、非常显着和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由于“人道主义”思潮的经久不衰而演变为一个歧义甚广、用法混乱的概念。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三者对人道的不同界定就使“人道”概念成为昭示着人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概念。简言之，人性论是把人自身的个性及其实现视为最高价值并且由此把使人成为人当作道德首要规范的思想理论；人道主义是把人本身视为最高价值而主张善待一切人的思想体系；人本主义是专指哲学上把人作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和世界本原的学说。这三者之间有交叉、有重叠、有演进，但不管怎样，人道问题和人道思想都蕴含了人类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历程。
尽管人道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流派，但是，人道本身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且也是与社会主义相互包容的。我们不能同意那种把社会主义与人道当作相互绝缘的做法，并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扬弃了旧人道主义而把人道主义甚至人道原则统统归为资产阶级“专利”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以往历史上种种人道主义的批判和继承决不意味着它本身是非人道的甚至是反人道的，恰好相反，它把人道主义乃至人道本身推向一个新的历史维度。
正如没有平等、没有消灭私有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人道，社会主义就难以建设和难于完善。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在广义的、浅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指人道是把人本身当成最高价值而善待一切人并且把人当成人看待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社会主义的人道准则是对于人道规范固有的博大仁爱精神的发扬光大。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否弃非人道、反人道的行径，正是因为这种行径敌视人、虐待人、不把人当成人。这种人道准则通行的做法常常有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宽待俘虏、不虐待罪犯等等行为。当年关于张华作为一名大学生献身抢救遇难农民是否值得的热烈讨论，其伦理的根底是何等的浅薄！见死相救，早在200年前就由哲人康德指为人道的“绝对命令”(imperative)，更遑论现代社会主义人道的“法令”！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就其狭义的、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指人道是把人本身的完善当成最高价值并且使人成为有可能成为的完善的人，从而实现自己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换言之，人道是把人实现自己的潜能当作最高价值并进而使人成为其人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p132-133)。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否弃非人道、反人道的行径，还因为这类行径无法使人实现自己的潜能，无法使人自我实现，最终无法使人成为其人。
人道准则既然确定出人的自我实现是人道的指标，那么如何达到自我实现？人道准则进而指明了自由是达到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和主要途径。具体说来，在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并且使人成为其人之际，应该不应该或者能够不能够保障人获得自由或者不断地获得自由，这是检验人道准则真正与否和可行与否的标准。基于马克思主义把自由定义为对于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社会主义伦理则进一步把自由具体规定为如下方面：1.自由是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当作目的一致的活动；2.自由是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既有益于自我实现又益于社会进步的活动；3.自由是人的本质得以存在、充实、创造和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4.自由是人道的极至，是人性的最高境界，是臻真、臻善、臻美三者统一的道德世界；5.自由是人之如此看待人、人之如此成为人的完善归宿。人道与自由的关系主要在于：只有人道而无自由，人道之舟就失去了座标和航程；而任何自由都是人道的。
总之，社会主义的人道准则和人道实践应该而且更有可能给社会每个公民成员创造出比起以往任何时期更多更大的自由权利和自由机会，提供并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最主要的一点，社会主义的自由伦理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如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标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都应该首先是人的进步和人的解放。而社会主义的自由伦理正是确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这一目标上。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有着无限的差别。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有”（或“应该”，oughttobe）与“现有”（或“存在”，tobe）的矛盾关系也同样体现在上述社会主义准则的伦理理论与伦理实践的关系之中。这一关系贯穿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之中而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永恒主题和发展动力。因而，社会主义的若干准则无论达到了何种理论水平，实现了何种实践形态，它们都永远不会穷尽自己的伦理意义，都不会封闭于单一的、静止的、绝对的伦理应用之中，所以，这些准则的伦理证明和伦理实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其第一个世纪（19世纪）到其第二个世纪（20世纪）再到其第三个世纪（21世纪）的历程恰好映现出这种社会主义已在进行的并正在从事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美好世界的“三部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王海明．公平·平等·人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9.
公正的社会意义篇7
关键词：罗尔斯;无知之幕;原初状态;正义原则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11-02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当时的美国正遭受战争的困扰，社会动荡不安，危机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罗尔斯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关心社会平等自由、注重社会公正、合理分配、给予更多人机会、关注弱势群体等问题上。罗尔斯对人民权利与义务的论述，对社会分配问题的探讨，对最少受惠者的关爱即是他当时写作的目的，也是我们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当下的中国既面对着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又面临着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何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如何能在既照顾到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情况下又使更多人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值得我们用公平正义理论重新审视社会。
一、正义原则的解说
（一）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
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契约论者，罗尔斯不再将社会的建构架设在社会契约理论的“原初状态”中，他认为那样的状态完全是众说纷纭的假想状态。但是，必须肯定的是一个社会应存在正义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是社会的基本准则，失去公平正义社会便无意义。于是，罗尔斯为正义原则设计了一个理想状态――无知之幕。无知之幕的状态是指人对于社会特性、自然特性、自我生活计划以及社会客观外在状况等相关信息的“无知”。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即立约者并不缺乏基本的理性，他们不过是在摒除利益和功利的状态下做出的选择，这就控制了偶然因素对于正义原则的影响。处于无知之幕后的无知与无偏见状态便是所谓的原初状态，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没有任何关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信息。罗尔斯的理论体系也恰恰就是建构在原初状态下，尽管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同样存在着理想化的假说，但是罗尔斯的理论目的并不是要论证这种状态的合理性，他只是为公平正义原则寻找了一个合适的、不受外界因素困扰的理想之地。他论述的中心是公平正义这就足够了。
（二）两个正义原则
1.第一原则
自由平等原则是罗尔斯所强调的第一正义原则。他说“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相容的具有最广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基本的问题是要说明自由的最优先性，因为在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中，原则一与原则二是按照词典式次序排列的，只有满足了第一原则方可探讨第二原则。在第一原则中，罗尔斯以五种最基本的善来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它们分别是：各项基本的自由，这是保障基本善的前提;迁徙的机会与选择职业的自由;职位的特殊权利;个人收入情况和财产状况;自尊。可以说罗尔斯的这条基本原则是为了说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而设立的社会的最基本条件。除非社会上每个人都同意不满足以上的一点或几点自由，否则，这条原则将一直存在。在平等自由原则下，所有人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按照平等自由原则，所有人都能够具备最高限度的自由。
2.第二原则
罗尔斯在第一条原则中将社会基本的平等自由做了详细的介绍，他也把原初状态下人们将普遍赞成第一原则做了解释。罗尔斯为我们介绍了社会的基本的善，但是，对善的践行却是千差万别的，这就要交给正义原则的第二条来解决。第二个正义原则是平等的机会与差别原则。这条原则着重解决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及社会不公现象等问题。罗尔斯认为：“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的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平等到达它们的机会。”罗尔斯在这里为社会地位分配做了详细的说明，其中心目的是要给予才干和天赋基本相似的人有同样渴望成功愿望的人以同样的社会机会、同等的教育背景、平等的成功前景，而这些都是在忽略社会出身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当然，天赋的差别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状况，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如何实现天赋的合理分配呢？在罗尔斯看来，天赋较高的人不应该仅从他的个人天赋中获得利益，他应该用他的天赋节省训练和教育资源。此外，罗尔斯在这第二个原则中提出了照顾最少受惠者的主张，既天赋和地位较高的人应该用他们的天赋和地位照顾到弱势群体，使其在社会中同样受益。
3.两条正义原则的评价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不再围绕自由或平等一方单独讨论问题。自由与平等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走向矛盾的苗头。自由更多强调的是人的基本权利，体现在人的财产上。而平等则更多强调的是分配方面的问题，体现人在财富和利益方面的平等。以往的思想更多的是把二者对立来看，即要自由就难以平等，求平等就要泯灭自由。但是罗尔斯恰恰找到自由与平等的切合点。他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坚持自由第一性的观点，将自由视为是第一原则，是其他各个原则的前提，这正是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在重视自由的同时罗尔斯兼顾了平等的观念，他把社会地位财富分配问题作为第二原则来解决。在自由的背景下，给予每个人以平等的社会机会，照顾最少受惠者这是对平等的最好诠释。在罗尔斯那里，自由和平等都是社会正义的本质体现，缺一不可。因此，两个正义原则是自由与平等、权利与利益的最理想的分配原则。
二、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社会物质条件的日益完善都在昭示着中国的变化。但在巨变的背后我们仍然应该看到不变的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当前社会生产力尚不能满足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矛盾的存在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不能满足所有人民的需求，我们还远没有到达共产主义。所以，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仍然存在、贫富差距问题仍然存在、社会矛盾也仍然存在。
（一）权利保障不全面，人民权利意识淡薄
当代中国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尚不完善。社会不公现象还很严重。如：失业问题、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问题、机会分配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弱势群体保障不利问题、权力的滥用与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不公现象的表现。而我国现在尚没有纠正社会不公现象的对应法律。人民表达意见的途径还很少很闭塞。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公平的实现。天赋人权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基本主张。人民生而享有财产、安全、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所独有的，所以民主国家都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的公民同样享有基本的人权。但是在我国人民行使权利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不足的。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人也习惯于过“安稳”的生活，保持基本的温饱。人民对权利的“渴望”远不及西方国家的人民。比如，我国公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等方面的自由，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但是在我国却很少见到人民以合理的言论或合法的行为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心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私有财产遭到破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人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使中国公民要求权利的愿望减弱。
（二）贫富差距拉大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富差距问题也愈加严重，它既是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同样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今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主要表现在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究其根本，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政策与制度并没有完全落实。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它会使一部分人产生仇富心理，从而诱发犯罪行为，影响社会秩序，最终导致社会矛盾加大，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效率优先的同时，更应该高度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达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是推动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种种矛盾的存在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远没有实现。而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恰恰为我国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指导和意见。
（一）保障自由、平等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础
罗尔斯的第一条正义原则已经向我们说明了一个社会为了维系基本的正义理念，为了实现真正的“善”首先必须把自由作为基础。自由即保障基本的人权。权利不是谁赋予的，是作为一个公民与生俱来的。国家要做的是给予这种权利以保障。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以相关法律为补充的法律体系是保障人权的基本要素。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我们国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导向，走向了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但是，公平的前提是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公平也不是一味地追求平均。我国不忽视公平的决心和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在维系公平的道路上、在照顾大多数的利益的同时我们必须照顾到“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发展，人民才能够走向共同富裕。
（二）完善制度，实现公正
罗尔斯认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首要对象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仔细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与矛盾，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来自于社会的不公分配。而社会的不公表现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或者是漏洞造成的。我们的政府对于给予最广大人民以公正机会的方面的保障还是欠缺，在保障公正有效的社会秩序方面有漏洞，在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不公现象。为了完善公正合理的制度我们应做到两点：一是制度的制定阶段真正体现出公正性。制度的制定是政府工作的开端，是做好一项工作的基本前提。所以在制度的制定阶段，就一定要考虑该制度的公平性与可行性。既照顾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又不忽视少数群体的合理的意见与诉求。一项制度只有代表了这二者的共同利益才能真正地实现公正。二是制度的执行要同一。一视同仁是制度公正的基本要求。制度的执行阶段更要有同一的标准与准则。搞特权、寻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大障碍。要想实现公平，就必须有同一而标准化的实施过程，这是实现公平社会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公正的社会意义篇8
关键词：现代公共意识；公民；社会建设参与；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087—03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国内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开始升温。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只有从社会建设的高度去认识、用社会建设的手段去解决发展中的社会矛盾问题，才能更好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①与此同时，人们对公共意识的研究也逐渐趋热。当代公民的现代公共意识必然会对他们的行为乃至社会建设参与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认知现代公共意识？它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如何？怎样才能促进公民的社会建设参与，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乃至共同发展？这些问题亟须学界予以回答。本文就此予以初步探讨。
一、现代公共意识与社会建设的概念选择
学界关于社会建设主要有三种认知：第一，基于“社会”概念之理解，把社会建设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社会建设。所谓广义的社会建设，是指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全面建设和管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②就是指这种广义的社会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是指社会公共领域的单一子系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即是狭义的社会建设。广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和狭义的和谐社会建设是相互联系的，广义的和谐社会建设要靠包括狭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整个子系统的建设与和谐运行来支撑；反之，没有整个社会建设作为建设的大环境，没有其他子系统的配合，狭义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很难建设成为和谐子系统。③第二，从主体论的角度审视，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诉求，因此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政府，或是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抑或是微观层面众多的公民个人，都是社会建设的主体，都需要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参与社会领域的各项建设事业。否则，如果不能动员各方力量的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第三，从功能论的立场出发，社会建设包含正反两个方向的功能指向。一是通过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在正向维度上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促进社会公平和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二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力量、控制手段和预防措施，在科学有效的运作机制下，对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予以化解与处置，从而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行与和谐发展。
就公共意识的认知来看，目前学界虽未形成一致的观点，但都普遍认可公共意识是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和社会整体观念的结合，是现代社会中独立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整体意识或整体观念，是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关系的产物，是社会公域内对人的基本素质要求。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主体性与公共意识所指向的整体意识并不矛盾，因为公共意识生发于每个公民的社会实践，存在于人与人的公共生活领域，规制于社会的公共伦理，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公共意识离不开人的主体自由，离不开人的主动参与，更离不开公民对社会整体规则的认知与遵从。而公共意识体现在行为上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合作预期和积极参与。可以说这种整体性的意识既表现为对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认知和评价，也表现为对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的基本行为态度。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公共意识，只是这种公共意识有别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意识。现代公共意识是一种以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现代公共伦理为准绳、与现代公共生活领域紧密相关的社会意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个体的主体性，强化了人们的自由、平等意识，也为现代公共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动因，促进了现代公共意识的快速形成。
二、现代公共意识与社会建设的关系认知
1.现代公共意识为社会建设提供伦理支撑
从本质上看，现代公共意识仍然是一种社会整体观念，它是以现代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对公共事务态度和观念的总和。当前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仅需要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也同样需要社会伦理规范合理有效的指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④而现代公共意识是建立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它坚持民主、法治、公平、互利和共同发展，因此现代公共意识的建构对于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伦理规范、培养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公共意识的生成，没有一定伦理规范的引导，就不会有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更谈不上和谐社会的实现。总体来讲，现代公共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提供社会伦理支撑。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公共意识尚处在形成期，仍未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导。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公共意识正处于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公共意识转变过程中，仍然受到封建社会的公共意识观念的影响。因此，推动现代公共意识的形成和完善，以现代公共意识来促进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建设已经成为相当紧迫的课题。
2.现代公共意识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建设的目标诉求
公共意识与社会建设的关联性还在于公共意识的形成是社会建设的目标追求。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即民主法制的政治目标、共同发展的富足生活、充分就业的保障体系、较为完备的公共服务、全民素质和道德风尚的提高、创新性国家建设、社会管理体系完善、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可以看出，推进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和发展是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内容，包括共同富裕、公共服务、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等。公共意识是公民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及其内在一致性的自觉意识，是民众彰显社会价值、凸显社会进步的意识体现，是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从这个意义上，公共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有利于国民超越个人与利益群体的狭隘关系，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自由发展，有利于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群和谐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公共意识本质上是个体自觉的关于权力、责任、义务关系的理性精神与信念体系。⑤从民主政治的视角看，公共意识是国民对个体权利、责任、义务的实现与国家权力结构、配置模式内在共性的自觉意识，尤其对于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来说不可或缺。缺失了现代公共意识，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3.当前社会的公共意识存在危机
一百年多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传统文化遭到怀疑、叛逆乃至彻底否定，而当今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更加重了当代社会精神生活的迷茫，GDp快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许多不良现象，其中公共意识危机首当其冲，包括公共意识的缺失、扭曲以及公共参与不足等。
由于社会生活已经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公民参与的现代社会建设已突破了原有的概念范畴，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具体事务。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各种公共关系网络中生存、生活和工作，离开了公域中的社会生活，离开了公共事务的参与，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人，也不可能成就一个人的事业，因此培育现代公共意识时不我待。但是与这种公共生活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意识，在其形成过程中仍受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惯性的历史作用、不当的教育影响等使得当代公民在集体精神、公共道德规范等公共意识方面不尽如人意，传统家国观念影响下的乡土认同、同乡忠诚、同乡组织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始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各种形式的“同乡会”等非正式组织在公民中的影响力也往往超过正式组织⑥，以至于使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缺失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总体来说，公共意识危机是指人们在追逐现代化和物质享受的过程中，背离社会公共利益诉求的观点和行为，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威胁。目前公共意识危机具体表现在：整体性、公众性观念滞后于经济基础；节约意识、社会公德有悖于优秀传统道德的社会责任担当；民主思想、法治精神错位于现代社会的真实内涵；环境意识、生态观念背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三、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与社会建设参与的良性互动
1.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离不开当下的社会建设
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需要在公民积极参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这是由现代公共意识在我国生成的当代语境所决定的。公共意识在我国的生成语境一是要符合国情，二是要与现代合拍。就国情来说，公共意识在我国的生成必然要受社会主义集体意识的影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要体现社会主义新型集体主义原则。同时现代公共意识的建构还应该对我国的传统公共意识有所扬弃，因为传统社会的观念，如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思想、家国意识、乡土观念等将在现代社会长期存在。
就公共意识成长的现代语境来说，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我国公共意识的生成必然要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包括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契约、法制、等现代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我们所建构的现代公共意识必须首先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时代内容的社会主义意识。具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方面的内容，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公共意识必将承载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弘扬功能，而这种承载方式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具大众性和有效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出真知。社会建设的过程也是公民个体自身体验、建构社会认同、生成现代公共意识的过程。因此现代公共意识的建构应该在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建设实践中进行，并具体贯穿于行动参与、实体参与和虚拟参与之中。尤其是当代青年群体知识广博、思想活跃，他们普遍具有求实精神、厌恶教条主义，他们参与意识强，追求自我实现，求新意识强烈，厌倦传统的教育并关注社会难点和热点问题。⑦这些新特点决定其对社会建设参与的现实感和体验感更强烈、更直接，反应更迅速、更快捷，效果也会更明显、更突出。因此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用他们自己的切身参与体验来感悟公共领域的生活，这是现代公共意识生成的实践基础。
2.积极的社会建设参与促进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
公共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意识同样离不开当下人的社会建设参与行为。因此建构现代意义的公共意识，并使之成为公民社会建设参与的社会伦理支撑，必须重视当前的社会建设实践。目前，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层面利益相关方的复合联动关系，这种复合联动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在传统的“国家—乡土”的双重认同中，在当今“全球—国家—社会（城市）—家族”的多重格局中，需要开拓、创建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现代公共意识，创建一种和谐社会生活，增强全民共同发展的归属感、认同感。因为现代公共意识最初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内形成的，只有公民通过与日常生活相关之具体“公域”的社会参与行为才能达到对现代公共意识的真正认同和观念提升。在这种亲身参与的社会建设经历之中，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乡土意识和同乡、同仁意识具有了被“社会”真正认可的公共意义和奉献精神价值。⑧
3.满足现实需要是现代公共意识生成和社会建设参与之良性互动的关键
人的行为源于动力，这种动力首先来源于人的现实需要，而需要的启动受思想观念包括公共意识的制约，最终人的需要通过行为来满足。虽然现代公共意识形成于社会群体各成员积极的社会建设参与之中，形成于社会的群体、成员的理性思考、理性共识之中，但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理性的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需要关注公民的切身利益，满足他们的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曾告诫说：“如果不是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在生活中没有人会持久地奉献最大的努力。”⑨离开现实的利益杠杆，公共意识只会走向理性的反面，强制的公共意识观念不仅不会内化为社会建设自觉的动力，反而会造成个体与公共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引起抗拒、冲突与隔阂，形成对社会建设的破坏。离开健康、正常利益的引导，任何社会建设参与都不能唤起坚实的责任感，这不仅无助于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也最终会影响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
四、结论
公共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建设参与属于社会行动序列，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支配行动的观点，培育现代公共意识将有助于促进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这一公共事务。为此应该从三个层面去努力：一是通过教育培训途径实现对现代公共意识的理性认知；二是通过社会行动实现对现代公共意识的行为养成；三是通过监督激励实现对现代公共意识的观念固化。
注释
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③郑杭生：《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④万俊人：《论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条件》，《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3期。
⑤王福民：《国民公共意识的生成及其意义》，《福建日报》2008年9月28日。
⑥⑧潘一禾：《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建设参与和社会认同构建》，《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9期。
公正的社会意义篇9
[关键词]社会公平；社会权利；个人权利；市场公平
一
“公平”是社会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个人对客观现实所作的主观评价。既然是“主观评价”，那么，它就带有“主观感觉”、“心理平衡”等问题。当然，实际上，一个社会“公平”与否，还得以“客观现实”为根本基础和评价标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公平或者说社会公平是“客观现实”与“主观感受”的有机统一。从政治哲学或人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公平或社会公平，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称”或平衡的关系。[1]
就目前我们对公平或社会公平的研究状况和资料来看，公平或社会公平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内涵是国家社会制度、规则的公平、正义；第二层次内涵是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平等，即个人向市场提供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的多少，要与获得的报酬相适应；第三层次内涵是社会个人收入补偿制度的公平和合理，即政府要对个人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和矫正。第一层次是社会基本制度方面的，第二、三层次是属于社会体制方面的。这三级内涵是相互联系的，越是前者越是基础和根本。
如前所述，社会公平不只是一种价值规范，就其所反映的内容而言，它还不能脱离事实的客观性，因此社会公平还属于事实判断。那么，社会公平所评判对象的“公平”意义就含有实证分析的内容。它注重人的现实功利要求，追求结果的时效性。人在对象性活动过程中，总是从他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而指向客体的，追求客体与主体需要目标的一致性，为此，活动主体更多地关注于行为的结果，寻求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成果的最佳活动方式。
一种公平的制度或规则总是“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于个人”[2]，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关系双方的条件差距之比与所得差距之比是同一比例。这种均衡的实现，需对关系双方按同一标准（或原则）对待。如在政治生活中，是否拥有与同阶层人相同的权利；在收入分配中，是否与同条件、同等努力的人取得相同的收入。如果同等条件被同等对待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从这点上看，一种公平的制度或规则，“就相互关系而言，个人有资格享有平等或不平等的相关地位。……其重要的格言常常被格式化为‘同样情况同样对待’（treatlikecasesalike）。当然，我们需要对之补上‘不同情况不同对待’（treatdifferentcasesdifferently）”[3]。因此，我们说公平问题只发生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公平问题的。
休谟说“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4]。合理地划分利益是社会公平的深层本质。社会公平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分化的产物。如果社会中各种利益高度一致，不存在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人们也就不会计较社会公平与不公平、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在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内部，社会公平问题就不是重要问题。但是，私有财产出现以后，随着人们之间的利益逐渐分化，在相互的交往中利益冲突也逐渐增多了，这时就产生了合理地划分利益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社会公平的要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实际上是财产私有化的产物，或者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因私有财产的出现和你我之间的利益划分而开始具有重要性的。正因为人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此也就决定了规则建立的必要性。罗尔斯指出：“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这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原则，用来选择决定这种利益分配的各种社会安排，保证达成某种关于恰当分配份额的协议。这些原则也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规定了在社会基本体制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同时规定了对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5]
社会公平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不存在永恒的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及社会公平的观念，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的产物，按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是说，社会公平是有条件的，它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它“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6]。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社会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恩格斯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7]，“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8]，“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9]。
二
我们知道“公平正义”一词的使用由来已久，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它主要用来评价人的行为，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公平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譬如说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公平正义的对象或者说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罗尔斯和其哈佛大学同仁诺齐克发起的。政治哲学如果不以政治的规范和价值的观念（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自己的中心关切，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以这些观念的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为契机的。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仅要回答政治哲学鼻祖苏格拉底提出的“什么是”（…be）的问题，还要回答oughttobe、tobe、willbe即“应然”、“实然”和“将然”的问题。所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并不比古典政治哲学回答得要少要简易，相反它受到如今的各种思潮的挑战与科学大旗的遮掩，更难以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也是当代政治哲学在西方与东方的困境。
罗尔斯从洛克、卢梭、康德等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出发，把契约理论推向一个更为抽象的层次，并对当代社会的公平问题作出新的思考。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即公平”，“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10]公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罗尔斯的社会公平观是具有平等主义思想的、重视社会最少受惠成员的公平观，罗尔斯从缔结社会契约的人的原始状态出发，认为处于公平的“无知的面纱”（veilofignorance）下的人们将选择两条正义原则：第一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原则确定和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与政治权利；第二原则：经济平等原则。罗尔斯将机会上的均等当作贫困者能获得更多利益并开始赶上富裕者的手段。另外，在坚持机会公正平等、地位和职位开放的基础上，运用差别原则，从社会中甄别出最少受惠者，使之得到补偿，这样才能使穷人和社会不幸者的生活条件得到最大的改善，逐步缩小社会的不平等。[11]
罗尔斯“正义即公平”理论强调的是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社会权利，而诺齐克的“分配正义思想”却强调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首要的是必须保障个人权利，他主张所谓“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管事最少的最低限度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谓“守夜人”的国家。这也正是二者的主要观点分歧所在。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就应当体现着平等的原则，不平等就是非正义、不公平的；诺齐克则竭力坚持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他承认不平等是一种不幸，但并非不公平、不正义，因为如果强行拉平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反而是不公平、不正义的。诺齐克的分配内容仅指对财富的分配，他的财富“分配正义思想”也主要有三个原则：获取的正义原则、转让的正义原则和矫正的正义原则(即“对持有中的不正义的矫正”)。[12]在诺齐克理论中明显地带有纯个人主义的色彩。比较之下，“罗尔斯的政府适用于西欧式的福利型资本主义，诺齐克的理论适用于美国式的竞争型资本主义”[13]。罗尔斯和诺齐克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权利(即个人权利之上的弱者群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之争，在政治哲学中也有人（如何怀宏）概括为是“平等”（罗尔斯）和“自由”（诺齐克）之争。[14]
通过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社会公平理论之争，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公平其实有以下两种理解：第一，社会公平即结果的平等，即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但是收入的均等程度指的仅仅是以人均货币收入或家庭货币收入来表示的收入状况，它既不反映财富的占有状况和全部福利的分配状况，也不能据此作出对社会公平的直接价值判断，收入均等程度高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平程度高。第二，市场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中占据重要地位。市场公平其实包括“市场内公平”与“市场外公平”。而“市场内公平”是指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跟罗尔斯的“自由优先权”和机会优先原则与差别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权利平等即各种劳动主体和投资主体在市场上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人们进入市场不受任何社会歧视或享有任何特权，并且在市场上通过竞争机制达到“奖勤罚懒”、“奖优汰劣”。机会平等应理解为“获取收入和财产的机会均等”[15]。“市场内公平”意味着，在现存经济价值所有权的分配中，决定一个人获得相对份额的主要是个人的努力和机会选择等“自致”(achieved)因素，而不是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ascribed)因素，只要存在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平等”就有其“福利最大化”的“工具合理性”。“市场外公平”则是在“市场失效”时所需要的一种公平状态。由于个人在禀赋和能力上的差异，即使给予每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机会，也不能够保证他们在获胜机会上拥有平等的起点，某些“先赋”条件的差异已经决定了竞争初始位置的不平等。也就是说，机会平等中仍包含着差别和不平等。詹姆斯·m.布坎南曾指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一个人在进入每个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中(指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与其他人都平等。”[16]因此，需要政府采取手段和措施来保证市场外公平，把由于个人禀赋和能力的差异所造成的起点的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抑富济贫”。如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工资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来调节利益差距，进行社会福利的二次分配，使在市场上竞争无力或竞争失败者具有起码的生存保障和发展的机会。市场公平的两个部分看起来难以协调，但是，只要两者所调节的领域不发生混淆，二者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统一。其实，“市场外公平”是确保“市场内公平”的重要条件，“市场外公平”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市场公平作出校正和补充。由是观之，社会公平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抑或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分配概念，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此，不能把社会公平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涉及到收入的分配、财富的占有、一些基本自由权力和权利（如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和选择）的获得、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状况等方方面面，一句话，它涉及到全部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的配置。并且，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指发展机会的平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发展机会(如教育、就业等)的权利不应当受到家庭背景、性别、种族、身份和资本占有状况的影响。发展机会的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证。
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竞争与社会公平有很大的关联性。
在一般意义上，效率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阿瑟·奥肯认为：“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17]；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认为：“效率：资源配置使所有社会成员得到的总剩余最大化的性质”[18]。在经济学中，关于效率的使用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一是经济效率；二是生产效率。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它主要是指资源的配置状况，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衡量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志。生产效率是指单位时间里的投入产出之比，它因崇尚自由并以“古典自由主义”所假定的“理性人”为出发点，故能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是效率的有效载体。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就会存在着社会竞争，因此，市场经济又可称作为竞争经济。正如艾哈德所说：“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提高生产率的最理想手段”[19]，“一种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同时又是最民主的制度”[20]。但是，竞争要以一定的公平或公正规则和环境作为基础，如果没有公正的规则和公平的环境，那么竞争就是不公平的竞争，而不公平的竞争就可能产生垄断，而垄断会泯灭自由，无自由则会出现低效率。因此，要想保持高效率以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必须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和制定一个公正的社会竞争规则，即使市场处于公平状态。市场公平意味着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即各种劳动主体在市场上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人们进入市场不受任何社会歧视或享有任何特权。惟有如此，市场效率与市场公平才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竞争是行为发生发展的外部压力。由于社会资源及价值目标的“稀缺性”，一个人或一些人得到了某种利益目标，就意味着另一些人将失去相同的利益目标，这就表明在同一利益目标的不同活动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合理的社会竞争会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并使竞争主体得以发展。艾哈德说：“我把开展竞争看作是不断提高效率以及合理分配国民经济的最好保证。”[21]人们为了适应社会竞争要求，不断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最终使社会大多数获得利益。当然，社会竞争体现了不同主体间利益的排斥性。如前所述，为避免不正当社会竞争的现象发生，就需要社会竞争者本着公平的原则，共同遵守相应的社会竞争规则。惟其如此，才能使社会效率不陷于偏颇亦或丧失效率。社会公平的价值论意义就在于通过规则的制定，促进实践主体利益的合理实现，并使社会竞争充分而有效地展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曾系统地考察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联系，认为人的经济本性是自利的，但具有一种“同情心”、“利他心”，人们会在具体经验基础上形成道德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则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判断的标准。而在此意义上，人们“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2]。
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是存在矛盾的。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之一是太顾效率而不大顾及公平，尤其是分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谈到这一点时曾指出：“我们所学的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最早成果之一是，它是有效率的，但是它对公正或平等却是盲目的。”[23]“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24]。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也承认：在收入分配方面，“市场经济的记录并不是那么好，有时还是非常丢脸的”[25]。由于“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26]，也包括收入的不平等，从而产生了收入的分配差距。这种差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有差别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先天的因素主要是指遗传的因素，从而造成先天的禀赋和能力的不同（如前所述）。当这种差别决定于“天生才智和能力的原始分配”，即“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就是先前对自然资产——天生才干和能力——的分配的累积结果”[27]时，它就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后天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自致”因素，即个人的自身能力和机会选择是不同的（如前所述）；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因素，即由不合理的背景体制决定的，比如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一部分在计划体制下占据着有利地位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发韧和起步阶段，拥有了竞争的优先权，即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起点和机会的不公平”。这种优先权显然具有负面作用。
但是，公平与效率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具有相对的统一性。正如阿瑟·奥肯所说：“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而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28]我们知道，正如前面所述，公平包括市场内公平与市场外公平，而市场内公平是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的最好体现，这种市场内公平有利于效率提高，因为，效率的实现和提高要有一定的公平环境和公正规则。这样，市场效率与市场公平就有了一定的相对统一性。并且，无论公平还是效率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就社会生活某一方面而言是公平，从另一方面就是不公平，反之亦然；就微观而言是高效率，从宏观来看就未必是高效率，反之亦然。公平和效率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一定程度的公平总是与一定水平的效率互为前提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不一致性也只是有限的和非绝对的。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平等程度很低，而经济效率也很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带来不平等的加剧，同样也带来经济效率的降低。当然，公平和效率的相对统一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符合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公平结构，自然能够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效率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是导致其社会效率低下及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在此制度下，工人阶级作为绝对的弱势群体，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所占有，其付出的劳动与其所得严重失衡。这种社会不公正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增加。贫富两极分化使贫困者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许多权利被剥夺。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高层次的公平和高层次的效率，更确切些说就是二者的相对统一性。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者只要公平不要效率，都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来不承认绝对的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管其他方面是否平等，其首先要求的是等价交换的平等。改革开放初期，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容忍社会某些方面（如财富收入）差别扩大的状况及程度，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在，要着力提高社会公平的水平和程度，二者都是依据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及社会其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都取决于对以前及现在现实生产力水平和结构的分析。认为传统体制下平等程度很高因而应当维持下去，或者认为只要加剧不平等就会无限制地提高经济效率而当前社会也必须这样做，这两种观点都是绝对不可取的。
可见，社会公平不是竞争和效率的对立物二者在一定情况下存在一种相对统一性。
纵观公平与效率之争（从亚当·斯密到丹尼尔·贝尔到奥肯），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以公正秩序的既成事实为前提的。就逻辑而言，社会公正（即社会公正的秩序和规则）乃是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共同基础，是主张对结果不平等进行干预的自由平等主义同反对这种干预的保守自由主义相互认同的基石，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并不与社会效率发生冲突，而恰恰正是市场经济繁荣的效率源泉。
四
社会公平自古以来作为阶级社会中人们关于社会公共秩序的最基本的政治理念，突出反映着弱势阶层对消除阶层地位悬殊差异的要求。从前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公平也从身份面前的平等发展到起点和规则平等。起点平等指的是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市场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有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的平等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以强制的方式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单方面的意思进行交易。规则平等指的是每个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规则面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市场规则适用于进入市场的每个主体。
在早期的市场经济阶段的社会公平观念中，由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作为市场逻辑的必然体现，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激发人们进取精神的原动力和效率的源泉。必须指出，当时，这种平等体现的是一种机会公平或形式公平的原则，由于在市场进入和退出上的平等和每个市场主体的主客条件的差异导致竞争结果上的差异或不平等。这种差异也构成了新一轮竞争在起点上的不平等。这种结果的不平等，同样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由此，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就形成了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与结果不平等，形成社会公平与实质不公平的内在矛盾（这即本文前面所述的“市场内外公平”的问题）。这种植根于市场内在逻辑的矛盾，无法在市场体制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政府作为代表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应将其职能真正集中到建构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秩序上来，使政府承担起捍卫社会公平、公正，合理地干预与调控利益格局以及调整社会阶层分化的职责，将阶层分化导入公正、有序、规范的轨道，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巩固国家政治一体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公平观既具有方法论意义又具有价值论意义，即社会公平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一种社会公平观的形成，从其直接手段上看，在于调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而在其根本目的上看，则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社会公平观念价值论意义的实质所在。一般地说，衡量一个社会发展与否的标准有两个，即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平的价值就在于对它们的促进作用。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公平观念的最终价值目标。这一最终目的的实现，当然需要依托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更依赖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因为从社会政治道德角度来看，人的发展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全面的。人的需求是多元化的，除了追求经济效率满足物质需要外，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情感、价值等市场无法估价的特殊价值的追求，也构成了人的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树立正确的社会公平观，维护社会正义，实现社会的公正、和谐与稳定，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9]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目标。他还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0]
人的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自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公平的内容逐步从“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要求发展为对现实世界物质利益的肯定，进而发出“平等、博爱、自由”的呼声，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提高所致。社会公平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价值形态，在本质上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它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衡量社会公平观念合理与否的终极标准一是看其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之下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及关系能否得到满足和平衡，当某种社会公平观念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并能相对满足和平衡当时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时，就表明该社会公平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应使之完善、发展。反之，某种社会公平观念就已经是落后了、过时的，应该为社会和人们所摈弃。
应该说，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非正义的社会问题而产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平等，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因此，社会公平和正义必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基本特征。
注释：
[1]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64.
[2]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39.
[3][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57.
[4]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40.
[5][10]约翰·罗尔斯，谢延光译.正义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3，1.
[6][7][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12，212，212，448.
[11]约翰·罗尔斯，谢延光译.正义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一编第二章：“正义的原则”第11-13节.
[12]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56-159.
[13]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761.
[14]罗伯特·诺齐克，何怀宏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代译序”.
[15]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3.
[16]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90.
[17][26][28]阿瑟·奥肯，王奔洲等译.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2，86.
[18]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上）：126.
[19][20][21][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54页，120，116.
[2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下）：27.
[23][24]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下）：1173，83.
[25]马丁·L·威茨曼.分享经济[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30.
公正的社会意义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F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10－0031－02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它包含了惩恶扬善、是非分明、处事公道、态度公允、利益平衡、多寡相均等内容。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
公平正义的理念内在地包含了公正与公平的理念。公平更多地用来表述人们在法律面前或者纠纷中的双方在审判或仲裁过程中的地位和待遇；公正更多地强调居间者的不偏不倚、公而无私的品质。在由双方当事人与居间者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公平观念侧重于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享有与维护的考察，公正则侧重于对居间者行为公允而无私的要求；公平强调实体正义和实质正义，公正强调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公平的核心是平等，既包括案内平等，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也包括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同等对待”；公正的核心是无私、中立，它意味着居间者既要不受自身情绪的影响，又要排除外界的任何压力，还要无视当事人双方的任何身份背景等。
从公平的理念来分析，公平的对象是纠纷的双方，“公平”中有“平等”的意思，常用于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在诉讼中，公平的指向只能是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平是过程的公平，更是结果的公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的地位和权利都是对等的，这是过程的公平。形式上的诉讼地位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甚至可能是形式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它并不能切实地保证实体权利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强调权利享有的对等的重要性。诉讼双方要求权利的对等是法官中立及程序对等的必然结果。权利对等和程序对等共同构成了诉讼双方的平等。而且和程序对等比较起来，权利对等更具实质性，对诉讼参与者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对等与否直接关系着其实体权利的实现。
从公正的理念来分析，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价值。这里最重要的是司法是否合于法律制度的公正；司法是否合于社会意识的公正。同时公正的理念内在地包含了对司法的程序要求。
首先，要求居间裁判者的司法公正。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的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各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照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激化，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而且，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方面。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的权力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的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结果，当然包含着人民对其的依赖。
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即司法是否合于法律制度的公正；司法是否合于社会意识的公正。前者可以将其称为“合于法律制度的公正”，后者可以将其称为“合于社会意识的公正”。司法“合于法律制度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司法公正的前提是“立法公正”。立法公正就是指立法要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就是要能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多数人的意志的载体――法律制度本身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即合于多数人的意志。
司法的“合于社会意识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正”不仅是法律制度意义上的，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公正的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还必须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法律制度的公正与社会意识的公正经常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间也可能产生差别与冲突。社会意识中的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到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制度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念上或制度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
其次，要求居间裁判者的立场中立。司法裁判活动的普遍规律要求裁判者站在中立的地位。法院的天职是以符合正义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争端和纠纷，使每一个为维护个人权益而诉诸司法的人都能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要完成这一使命，法院必须在发生争端的双方之间严守中立，既不偏袒一方，也不歧视另一方，更不直接介入诉辩双方之间发生的争端，帮助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攻击或者防御。法院只有保持这种中立无偏的地位，才能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外观上具有公正的形象，取得诉辩双方的共同信任，从而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社会正义。所以，中立性就成为法官的必备品质。
裁判者的中立性是一种通过排除各种不公正、不合理情况而保证程序正义目标实现的。用诉讼法学的术语来解释，法官中立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这是裁判者的中立性在司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判范围方面的体现，实质上也是裁判者中立性的最集中的体现。它要求法院的所有司法活动只能在有人提出申请以后才能进行，也包括法院的裁判范围必须局限于书所明确载明的被告人和被控告的事实，而决不能超出的范围去主动审理未经指控的人或事。
第三，要求树立司法的权威。在最原始的法治的定义中，法律的“普遍服从”就已成为法治的必备要素之一。司法活动作为法律实施的途径之一，其过程和结果都必须获得普遍服从，而这又依赖于司法权威。假如参与诉讼的公民不尊重法院的工作，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包括法庭权威、既判力（生效判决必须执行）、一事不再理等，这些在我国还显不足。就既判力而言，主要是执行难问题。一事不再理要求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程序的及时终结性，为此必须确保法院对同一案件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确定的状态，使得在此之后对同一案件的审判受到严格的限制，避免随意或无限制的启动审判程序。无节制的再审制度实际上是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名义下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权威。司法应当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应当成为一切争端的最后裁决者。
第四，要求加强对司法的约束。在现代社会中，孟德斯鸠权力容易滥用的名言已成为公认的法则，同时有权力必须有约束也是不容置疑的。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也同样如此，而我国严重的司法腐败就是司法约束不力的结果。在我国，这种约束并不少但欠规范、欠科学。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党的领导和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对法官的约束，甚至媒体对法院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司法改革的结果就要达到司法约束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不仅要对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而且还不能妨碍这些权力的合法有效行使。此外，公正的理念内在地包含了对司法的程序要求。
第五，要求程序公正。我国有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实践中过于强调实体，有时不惜以违反法定程序为代价。过于强调实体能否达到目的姑且不论，执法、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违反法律，在一个以法治为目标的国家里，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所以，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尤其显得重要。
程序正义的特征是：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果。
司法机关经常使用“查证属实”、“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语言，其含义是说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这种实事求是是在追求实体正义，主观愿望无疑是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现完全的实体正义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只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是有区别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我国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以法律为准绳”没有歧义，它指的是有法必依，而“以事实为依据”则常常令人困惑，因为这个“事实”有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分。所谓客观事实是事情本来的面貌，而法律事实则是指我们搜集到的有关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一般来讲，只要证据是真实可信的，这两者就不应该有矛盾。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使我们搜集到的证据再充分确凿，它也只能让我们的判断接近于客观真实而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因为客观事实是裁判者没有经历过的，且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使客观事实重现。法律之所以要制定严密的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形式、证据的证明力以及举证责任进行严格的规定，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出入，以期达到法律的公正。
但是，既然客观事实是我们的期望目标，那就说明两者是有差距的，甚至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两者有可能是相悖的。从理论上讲，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认识主体能力的限制、认识客体的不完全性、认识工具的局限性，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不完善的，基于此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保证完全的真实，也就是说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实体正义。可见，对实体正义的过分强调并不能有效地保障正义的实现，绝对的实体正义是不现实的。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评价标准进行比较会发现，程序正义的相对可靠是一个长处。实体正义的抽象性使其评价标准异常模糊，可能因评价者利益出发点的不同而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相对而言，程序正义客观实在得多，更容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且直观简便，操作性较强。
如此强调实体并非说我们应该重实体，轻程序，而是说要实体程序并重。这需要在一如既往地重视实体的同时提高对程序正义的重视程度，让二者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公平正义这个目标。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