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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史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1:38:42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1

回顾14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史,700年来最令人惊叹的历史现象就是制度的重大变迁与经济的持续加速增长。700年前的千年,欧洲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05%,整个世界的情况亦大抵如此,按此速度,经济翻番需要1400年的时间。14世纪以来,首先是地中海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此后渐及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18世纪70年代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年经济增长率破天荒地达到2%。19世纪的美国与德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后来居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4%。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亚的日本与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年经济增长率竟然超过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再加上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的增加,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就呈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15世纪前后的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15%,而到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19世纪20年代之前,世界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0.32%,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为0.93%,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达2.11%,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下半叶,世界GDp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96%。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增长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陈振汉的研究,中国经济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就一直领先于世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于这一事实,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也是承认的,如英国史学家丹斯说过,“从罗马帝国逐渐衰落到工业革命开始,1500年间,中国比欧洲文明程度要高”。这种情况到处于13、14世纪之间的元代也并无改变,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在1271年跟随其父来中国,他在中国游历整整16年,回国以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据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所言,“整整两个世纪中,多少商人和航海家因为这部‘奇迹之书’而想入非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可波罗在书中盛赞中国之富庶。1289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孟德高维奴在给罗马教廷的书信中总结得好!他说,“就帝国的幅员之广阔、民族之众多、财富之无限而言,我认为,世上任何君主都无法与大汗相比。”

迨之明代,尽管西欧走上了经济增长之旅,但中国经济在当时依然领先于世界。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就是这种国力强盛的表现。郑和的下西洋,几乎要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远航要早一个世纪。据史籍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共计有62艘装有九桅大帆,排水量在3000吨规模的“宝船”所组成。有研究表明,郑和的这支船队不仅在船只规模和装备上大大超过15世纪末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哥伦布船队和在当时绕过好望角的葡萄牙达迦马船队,甚至可以使16世纪称霸世界海域的西班牙舰队相形见绌。虽然郑和的远航在15世纪30年代戛然而止,但是由此而兴起的海上私人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在1573~1644年间通过外贸出超而赢得了2600万墨西哥银元的顺差,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商业化趋势。明代后期,尤其大约在1615年以来,全球的气温下降了2至3摄氏度,1626~1640年间反常的气候袭击中国,地球上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史称“路易十六的小冰川期”)。当时的社会矛盾以此为触发点,农民反抗揭竿而起,社会动乱一触即发,饥荒连年,战乱频仍,这使得晚明的经济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同时出现衰退,而当时中国的经济要比西欧衰退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康熙前期(约为17世纪80年代)。

有清一代,大致经历了17、18、19三个世纪,除了17世纪中期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和人口危机之外,总的说来,这三个世纪是世界经济开始加速增长的时期,也是西欧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时间。对中国来说,清代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经济高峰,又是经济走向低谷的一个拐点,是中国经济史值得特别研究的一个朝代。

当世界历史翻开18世纪第一页的时候(公元1700年),正值中国清朝的康熙39年,尽管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2.3%),但是如果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其GDp总量(当时整个欧洲的GDp占世界的24.9%)已经超过中国的12%,而且其人均GDp更是超过中国的54%。整个18世纪,中国处于清朝的康乾盛世,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里,人均GDp已经停止增长,但由于中国人口在这一百年里翻了一番还要多(中国人口从1700年的1.38亿增加到1820年的3.81亿),到1820年时,中国的GDp较1700年增加了将近3倍,占世界的32.9%,而当时整个欧洲的GDp只占世界的26.6%。所以,在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又戏剧性地超过欧洲的24%,可以说在1820年,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传统的增长,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后的辉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世纪70年代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是一件值得玩味的历史事件,它是强弩之末的传统中国与初生牛犊的现代英国的一个历史性较量。

与当时处于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相比较,1820年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因为,与英、法、德、美等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不仅停滞不前,而且GDp的年均增长率还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可以从当时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的评价中反映出来。1767年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发表了其重要著作《的专制制度》,他在这本书的导论中充分肯定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可靠,同时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是已知的人口最为稠密而又最繁荣的王国。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其大小与整个欧洲相埒,宛如整个欧洲联合起来,置于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但是,9年之后,1776年英国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其中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与西方人过去的评价相比,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更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亚当・斯密尽管还在称赞中国的富裕,却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停滞的静止状态。当然此时亚当・斯密的参照系已不是过去的欧洲,而是经济即将起飞的英国。到了19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已经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文化了。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幼年文化”,“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今天的情状……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黑格尔还说,“满洲人夺得了皇帝的宝座,成立了当今这个朝代。而后,这个新朝代不能使国内有什么变更。”

尽管中国的GDp由于人口的惯性增长,到1850年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峰值,比1820年又增长了近10%,但紧接着就急转直下了。18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经济衰退的表面原因,据刘佛丁、王玉茹和赵津的研究,1850~1887年间中国GDp和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0.64%和-0.38%。正如马克思所说,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太平天国运动看作是一场革命,他紧接着说,“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从数据上来看,导致经济衰退最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衰减,1850~1870年,中国人口从4.12亿减少到3.58亿。

同治中兴以来的自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现代化努力,晚清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887~1914年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和0.30%。辛亥革命以后,1914~1936年间中国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45%和0.92%,1936~1949年间的中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2.40%和-2.87%。

毋庸置疑,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低谷,新中国成立以后,用了三年时间治疗战争的创伤,使1952年的经济状况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即便如此,1952年的中国经济还是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份额的5.2%,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却占世界的22%,这就使得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4%。1820~1952年的1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有0.22%,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1953~1957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2%。但是,在1958~1963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等等指导方针的错误,使得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为-2.0%。为此,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为期三年的调整。1963~1965年的调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5.1%,当然这种高速度是恢复性的。从1966~1975年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正是“”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6.9%和5.9%。总的说来,在执行计划经济的二十多年里,即1953~197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96%。当然,这个增长率如果进行纵向比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增长率。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尽管比世界1950~1973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4.91%要高出20%左右,但是如果与当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则大为逊色。日本在1950~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29%的水平。再看剔除中国、日本和印度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1950~1973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6.05%的水平,中国显然落后于这些亚洲国家。如果从人均GDp增长的角度来看,由于人口翻番,1950~1973年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86%,低于世界同期水平的21.93%。在这段时期,苏联和东欧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84%和4.86%,也低于世界GDp平均增长率的水平。由此可见,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以及东欧诸国,都不可能采用计划经济的体制来赶超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很难以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8年,年均GDp增长9.8%,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么长时期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2008年中国GDp达30.067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4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按当年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GDp总量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2

一。世界工厂及制造业中心形成的历史条件

世界工厂、制造业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是世界制造业在三个发展层次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空间布局形态不同的功能区,它们的结构和功能都不可同日而语。绝不是目前炒家们所认为的只是空间上的国别替代。他们把三者当作一个东西,从英国搬到美国,从美国搬到日本,再从日本搬到中国。我爱祖国,但更爱真理。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历史的机遇错过了就不可能再来,我们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找新的机遇,追求我们的卓越。在今天,世界工厂已经不是值得炫耀的桂冠,而是垂直分工末端最大的打工仔积聚地的代名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在分化,从美国的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过渡,中国成为中心之一不久就会面临无中心的国际经济新局面。江苏常州等市提出发展现代制造业基地是十分正确非常务实的战略方针。这是应该倡导的中国精神。千万不要给自己带上什么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帽子,给中国威胁论徒增口实,为国内已经有些浮躁的情绪推波助澜。

1.只有英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工厂

一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是因为这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了“工厂”的角色,其制造业产品主要是为世界各国生产的,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回顾历史只有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后来的美国、日本,人们并不称之为“世界工厂”,而是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

早在18世纪,英国就在殖民地贸易和航海方面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英国凭借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发展了本国的工厂手工业,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建立,英国就以其发达的纺织业、采掘业、炼铁业、机器制造业和海运业确立了它的“世界工厂”地位和世界贸易中心地位。1760-1820年的110年间,英国的工业增长了23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而人口只增长了3.5倍,进出口增长了7倍多。在19世纪的前70年里,仅有世界人口2%的英国,一直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

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表现为英国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不同程度上成为英国原料供应地。英国纺织品的出口值占总产值的比重1819-1821年为66.6%,1829-1831年为67.4%,1844-1846年上升到71.4%.而英国所消费的棉花则完全依赖外国进口。这些棉花大部分来自美国南部,其余来自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英国不仅是世界各国工业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是生产资料的主要供应者。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煤、铁、机器的输出不断增加。英国生产了全世界的53%的铁、50%的煤。这一时期先后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业革命,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靠从英国输入的技术装备进行的。

试问除了英国之外那一个国家和地区有这样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机遇?!一个也没有,也不会再有了。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的本质规定性是它主要是一个供应者即自己是加工厂,生产出来东西主要是供应给别人用。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a工业革命的发源地;B经济上、军事上的世界霸权地位;C制造业规模和出口比重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D本国人口少,生产和消费都以对外为主。只有英国完全具备这四个条件,其他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四个条件都具备,后来的世界霸主美国也不具备全部条件。美国从来都是自己的工厂,不是世界的工厂,时至今日美国的外向度也不到30%,怎么能称为世界工厂呢?英国的世界工厂历史地位不是被美国取代了,而是世界再也不需要世界性工厂了。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历史使命就终结了。美国和德国、日本后来的崛起不管多么辉煌都不是世界工厂的历史地位,他们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或现代制造业中心之一。现代制造业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厂概念,它的内涵已经相当丰富,它的中心已经不在加工的积聚点上,甚至加工也不在一个积聚点上,而是全球化了,产业的灵魂在何处,何处就是中心。

2.只有美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美国的崛起取代了英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而不是取代它的世界工厂地位,因为世界需要一个“工厂”的历史已经结束了。英国正是因为它的世界工厂地位使它的经济因垄断而缺少竞争力,企业的技术和设备也越来越显得陈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在传统的基本工业方面的优势已经丧失,新兴工业方面则明显处于劣势,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终于丧失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自南北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空前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带动了美国的工业和交通进入了飞跃发展时期。1860年美国制成品在世界上占第四位,19世纪80年代初升为第一位。1894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等于英国的2倍,等于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此后,美国工业长期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地位。到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相当于英、德、日、法四国的总和,占世界的1/3以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工业技术革命的带头羊。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以国内市场为起点和依托,当国内市场过剩时,国际市场的拓展进一步确立了其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美国在20世纪初迅速超过英国而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市场的影响作用。从人口规模来看,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口就是英国的一倍半,到1900年就是英国的二倍,到1920年就是英国的三倍。从收入来看,按1913年价格的人均收入,英国从1870年131.3美元增加到1913年的236.1美元即增加不到一倍而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869年至1873年的平均223美元上升到1907年至1911年平均为608美元即增加了近2倍。以后的差距就拉大了,1913年英国的人均GDp为1437美元,美国为1817美元,1950年英国为2094美元,美国为3211美元。国内市场需求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拉动作用是决定性的。有人说如果全世界都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我们得需要六个地球。2亿多美国人的消费相当于当前世界12亿人的消费量,也就是说世界上1/5以上的东西被美国人消费了。从总量上看美国自己生产的东西还不够,还需要大量进口,怎么可能是世界工厂呢?但它的历史作用要比世界工厂更大更关键。世界进入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美国不仅是全球制造业中心,而且是科技创新中心,这二者合而为一,与工厂的概念已经大不相同。

为什么说只有美国才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呢?因为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如世界工厂风光不再一样,世界制造业中心也将成为历史,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实际推动者,工业品的制造、研发、销售、消费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普遍提高、分工关系日益密切日益细腻,世界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向相对均衡化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的高度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世界进入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时空互换运用比较自如的新时代。地球上的每一个点都可能成为某类产品的制造中心。但中心不可能只有一个了,综合性的百货商场式的制造业中心比较长期地固定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可能性不大了。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到处寻找低成本的投资区,它们不再仅仅考虑某个产品在哪里生产,而且要考虑某个零件在哪里生产成本最低。一架波音747有450万个部件,来自近10个国家,1000多家大企业,15000多家小企业。英国装配的汽车,发电机来自瑞典,控制设备来自德国,底盘、弹簧来自美国,车身来自意大利。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已经逐渐加强了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合作。在美国的硅谷地区,30%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是在日本与欧洲进行的,90%的组装工作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

被人们称为第三个世界工厂的日本不过是世界制造业次中心之一。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成为后发国家学习的榜样。但无论如何日本成名之后,其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从未达到英国的相对优势的地位,更没有达到美国制造业曾经是绝对控制的地位,日本制造业的绝对规模以及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甚至也从未超过美国。也就是说,日本作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重点行业、重点技术领域取得领先于美国的竞争优势而不是整体上取而代之。

德国、日本崛起之后,世界现代制造业多中心的时代就到来了。世界不可能只有一个制造业中心了,美国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就不存在了。而美国就其国家利益也没有必要维持单一中心的地位。当代世界霸主地位已经不是由制造业中心来决定的,而是靠世界消费中心来决定的。现在美国的消费已经决定着全球经济的冷暖起落,世界各国不管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什么看法,都盼望着美国经济持续发展,这样一种霸主地位岂能是靠为别人当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所能得到的吗?!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3

上帝创造经济世界的各种规律,似乎只是为了和经济学家们开个玩笑,让他们白费力气。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描述和预测经济世界的能力只是在1800年前后达到顶峰。工业革命后,利用经济模型来预测各国、各地收入和财富差异的能力越来越差。经济学变得更专业化。不断深化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对复杂的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了如指掌的高水平经济学家。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华丽的经济学理论在回答普通人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将来世界各国的经济是否都能很好地增长――时几乎没有说服力。

我们的经济世界被各种经济学杂志的论文和著作包围,这些论文和书籍不但没有让我们对事物有更清楚的了解,反而更糊涂了。这些论文和书籍所构建的经济史,基本上没有遵循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在历史的洪流中,经济生活的推动力――地理、科技和劳动力效率――似乎与日常经济问题脱节了。

历史证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给仍在贫困线挣扎的国家提供多少启示。世界上并没有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灵药,而复杂的经济改革也不能保证贫穷国家的经济能够复苏。事实证明,即便直接的经济援助也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实施的能使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受益的惟一政策,就是对移民开放。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福利的增长――儿童死亡率下降、成年人寿命周期延长、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减少――并没使我们比祖先更快乐。尽管我强调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收入是影响我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收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

要证明上述观点很简单。我们可以对各国国民发放调查问卷,直接问他们有多快乐或者对现有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尽管这种方法看似非常荒谬、原始,但除此之外,还能用什么方法衡量快乐呢?就单个国家而言,这种问卷的回答都与各种快乐的特征紧密相关。就所有国家而言,收入和快乐程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国家层面上,快乐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只有一点细微的联系。

为什么高收入并不能在长期内给各国带来更高的幸福程度?人们作了大量探讨。对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们的幸福程度不是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的相对水平,相对收入是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关键因素。很可能我们生来就不会知足常乐,而总是与身边的人攀比,只有自己做得更好时才会感到快乐。那些知足常乐的人,早在马尔萨斯时代就被淘汰了。

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千年来,科技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意义呢?罗伯特・弗兰克提出,由于高收入和高消费所带来的快乐程度的增长,是以竞争中失败者的幸福损失为代价的,在所有国家提高收入水平的努力,都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应该对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富有者课以重税,以减少这种成本巨大的社会行为。但是,目前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并不能给这种政策建议提供支持。加大富人的税收负担,可能会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但并不会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程度。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证明收入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总体上幸福程度更高。

不过,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当今世界的税收政策和马尔萨斯时期比较相似。在马尔萨斯时代,征税以满足统治者奢华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特别巨大的社会成本。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也存在上述现象――如果我们很注重科学研究、太空开发、公共艺术、高品质建筑等公共品,那么,无论经济成本多么巨大,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征税来为其筹集资金。尽管我们的物质消费会因此减少,我们的幸福程度却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周期中国经济 机遇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4-09-05

2008年是世界经济剧烈动荡的一年。上半年全世界还在担心物价上涨,下半年却是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出现严重下滑。为什么局势变化如此之快?由此,中国政府的对策应是什么?本文拟从世界经济内在的发展逻辑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高回报出现转折

近五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是我们理解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出发点。近140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1913年,在这40多年中,世界经济全球化势头汹涌澎湃,全球贸易年均增长4%,全球贸易平均增长占全球产出增长的比例,从187Q年的10%上升到1913年的20%。第二阶段是从二战后的1950年开始,但发展速度较快的是从1980年到现在。1973年以来,全球贸易年均以11%的速度在增长,占全球产出的比例由22%上升到1998年的42%左右,伴随着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全球经济增长也相当快,1870年到1913年,GDp年均增长是2.1%,1950年―1998年是3.9%,

全球化动力来自何方?上次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是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这次全球化主要动力有两个:一是以间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使地球变小,使各国经济进一步紧密联系,孕育了生产供应链的大变革。二是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1980年前,中国、前苏联和原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基本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隔绝。进入上世纪最后20年,这些国家纷纷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同时,一批新兴国家也开始融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这意味着世界上一大批原来较封闭的国家纷纷打开国门,欢迎外国资本与技术。仅中国加上印度等亚洲国家,就拥有全球人口约1/2的30亿人口,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开始寻找资本与先进技术。同时,发达国家成熟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逐渐下降,开始寻找高回报区域,主动推行全球化战略。双方一拍即合,全球生产供应链和生产分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必然生产出大量便宜的商品。

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前五年内,全球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出现了全球经济的高增长和低物价。1998年―2002年,全球GDp平均增长3.4%,物价平均增长4.4%,到了2003-2007年,全球GDp增长达到4.9%,经济增长快了,物价反而低了,全球平均是3.6%。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全球几十亿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必然慢慢出现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对资源需求的压力,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回报出现逐渐下降。在此背景下,如果全球需求过旺,但控制住全球货币供应,物价是涨不起来的。为什么物价在2007年底开始飞涨,继而又在2008年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这需要从商品的另一端――货币说起。

二、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美元化现象

在这轮全球性物价上涨和后继的美国金融危机中,货币自然起了决定性作用。占世界货币中约65%的美元又是主要国际结算货币,因此讲货币自然要从美元说起。

先以静态的角度分析美元需求。如前所述,推动这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是亚洲国家及一些新兴国家,2002年―2007年亚洲经济平均增长8%,世界其他地区增长才3%,前者是后者的2.7倍。其快速增长基本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出口导向。过去的“四小龙”,“四小虎”国家,现在的中国、印度、越南等国,都是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二是这些国家为了扶持出口行业,促进本国增长,都程度不同的采取了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或者说是盯着美元的制度,三是吸取亚洲金融危机教训,这些国家主动愿意积累大量外汇,目前亚洲国家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是积存最多的。因此,一方面随着经济高增长,积存大量外汇,同时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出口多、外汇多,经央行结汇后本国货币供应也多,对投资需求、物价及资产价格上升形成很大的压力。

再以静态角度分析美元供给。美元又是怎么供应出来的?2001年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刺激经济增长,连续降息13次。在降息过程中,华尔街又受各种利益诱惑,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创新,开创了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其实质是扩大信用。简单说,先是银行改变过去谨慎放贷的传统,开始对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不需要首付的房屋按揭贷款。放款额由2000年的200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6年1.5万亿左右。接着,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把这些贷款作为抵押,打包发行房贷抵押债券(mBS),进一步筹资发放按揭贷款。在此基础上,一些机构又对不同的mBS进行信用评估,分等级后再发行各种新的证券以筹资,也就是再一次进行抵押。就此,华尔街还不罢休。又创设了各种信用违约呼唤产品(CDS),对债务可能的违约进行保险。理论上是再一次转移风险与控制风险,说穿了是投机,而且是柜台交易,信用链极其复杂。该产品2006年膨胀到60多亿美元。不要忘记,构成这些衍生品的最基础的次级贷款才1.5万亿美元。期间的2004年,美国监管部门又主动放松对高杠杆率的限制,进一步纵容放大信用倍数,这样,在一系列金融创新和放松监管的同时,降低利率,拼命扩张信用,刺激房价不断上升,按揭贷款人拿了涨价的房子再去抵押、借款进行消费。由于美国GDp中70%是消费,消费的增长自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美国消费是如何推动的?是靠房产增值产生的财富效应。而房价泡沫是怎么吹大的?是靠美国政府的不断降息,刺激信用扩大。这也就是通俗讲的美元化现象。

中国等国家是美元需求方,美国是美元供给方,这仅是孤立,静态的分析。如何把供给――需求从动态角度结合起来,作为结论,是美国政府有意无意利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和亚洲国家经济结构没有调整到位前的空子,主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也推动了这一轮世界经济的高增长。在连续多年的高增长中,随着劳动成本的逐步提高和全球需求的日益旺盛,先是暴露了物价问题,后是引发了金融危机。说美国是“有意无意”,也可说是美国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但对这轮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宏观决策失误,弄

巧成拙,最后惹成了自己的家园着火,并殃及全球。

具体说,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中止35美元自由兑换一盎司黄金,意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仍然牢牢巩固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随着世界贸易的不断发展,客观上又需要多发些国际结算货币以媒介世界商品的交换,即一定意义上是容忍美国可适当通过扩大贷款,多进口些商品及资源,如果出口跟不上,即进口大于出口,形成一点贸易赤字也无妨。但从历史数据看,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其GDp约1-2%时,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比较稳定。但是此比例若超过2%,这个世界往往不太平。2006年底占世界GDp约四分之一的美国,此比例已高达历史上罕见的6%以上。这意味着美国利用美元这一国际结算货币手段,拼命扩大信用,占取他国商品。而其他国家拼命出口,作为积存美元的代价,也扩大了本国的货币供应,刺激了本国的经济增长。由此,引起整个世界信用的快速扩张(除美元之外,日本长期低利率政策,拼命扩张日元信用、日元套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总计仅12万亿美元,是世界GDp的1.1倍,到2004年全球金融资产达到136万亿美元,是世界GDp的3.3倍。在全球信用扩张尚未彻底恶化前,全球化和人口红利仍处高回报时,表现了全球商品价格的便宜,但是随着近五年全球金融资产的快速膨胀,全球需求过旺,各种资源成本包括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物价、房价、资产价格上涨压力明显,慢慢就闹得整个世界不太平了。

作为上述这样一种机制的运行结果,全球经济必然呈现的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消费、低储蓄。美国等富国靠借穷国的钱来过日子。同时在借钱中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全球的供需失衡,是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高回报出现转折和美元过多的共同结果。但是进一步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制度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对美元供给没有约束,或者说这一制度给美国政府发行过多的美元提供了可能。至于说华尔高管人员薪酬刺激、人性贪婪、高杠杆化等问题,只是浅层次的技术层面原因。以上是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内在的发展逻辑。

三、中国经济的压力与机遇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其经济“出事”,其他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多个国际组织预测,2009年发达国家均陷入负增长,世界经济必将陷入低增长区间。对于多年来形成的出口主导的中国经济而言,外需的突然大幅下降,增长和社会稳定压力可想而知,有专家测算,尽管中国政府200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但按目前的政策力度和内容,经济增长也许只能为6%左右,因此绝对不能低估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同时我又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经济仍然有望继续看好。

一是有较好的农业基础。2008年粮食连续第五个大丰收,创历史纪录。这为我们在反周期、放松银根情况下,保持物价基本的稳定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我国物价指数中33%左右的权重是由粮食食品所组成)。

二是中国财政实力比较雄厚。前几年基本无赤字。目前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1998年为12%左右,现在到了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明显上升。这表明当我国经济需要出台更大力度的刺激政策时,财政是有能力余地来保增长。

三是我们仍实行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资金没有大进大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同时还掌握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四是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放慢,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下行趋势,给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提供了空间。

五是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西部差距大。且存在、3亿人口的大消费市场,国民消费正处于升级阶段,这是国外羡慕不已的。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

从中长期看,危机是严峻挑战,更给中国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

1 成为消费大国的重大历史机遇。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高储蓄,低消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许给我们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30年前刚结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逼着我们解放思想,搞改革开放。这一“逼”,13亿人口的国家连续30年,年均GDp增长达到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现在,面对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全暴露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走不通了。经济严重下滑,社会矛盾凸现。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解放思想,必须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发展方式。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压力面前,如果处理得好,会“逼”出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格局,“逼”出一个大国消费市场。长期以来靠下“红头文件”要求做而未做好的事,今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许不得不做好了。当然,这需要时间。回顾30年,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因此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抓紧调整政策,再过五年、八年来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会发现,正是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道路,初步形成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使得我们经济结构更趋合理,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抓紧政策的调整。

2 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中,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孤儿。第二个30年,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原来并不清楚,认识是模糊的。今年,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开始了又一个30年,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约60年后美元开始走衰的周期相重叠。60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暴露无遗,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鉴于中国前30年积累的财富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当前世界迫切需要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秩序发生冲突和矛盾,也需要采取与世界上现存秩序和“华盛顿共识”不完全一样的发展策略,因此,同样也需要有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因此,我们政治上可以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经济上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经济上就不需要培养“世界经济领袖”的意识。从中国今后又一个30年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出发,我们正遇上了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重大历史机遇。

当然冷静分析,重大的历史机遇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仔细分析11月15号华盛顿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都是浅层次的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准备。要向世界呼吁,用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让世界借鉴,

要渐进法,要先易后难。要考虑上述改革的力度和各个主要国家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所需的外部环境。

四、中国对策

(一)国内:内需主导、消费为纲

短期:面对外需突减而带来的近三千多万青壮年人口的就业压力,宏观经济政策的落脚点,应是就业至上,确保社会稳定。为此,1 想方设法,兼顾短期压力释放和长期结构调整,尽可能运用多项政策,投资,消费、出口增长三个方面一个也不放弃;2 中国地大人多,各地差异大,应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鼓励各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哪怕是临时性措施(包括发各种形式的消费券),扩大消费,稳住就业,确保各地的社会稳定。3 在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局限性将逐渐体现,应充分用足财政政策。中国财政不同于负债累累的美国财政,中国经济正处于长期高增长的通道,这意味未来财政有能力消化短期内的财政负担,因此当需要时可实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必拘泥于书本上通行的3%的赤字警戒线,4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讲究艺术。局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仍存在一定泡沫,但该市场对经济增长又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之时。短期内政策调整应在基本保障低收入群体有房住(大面积盖保障房也是扩大投资),基本确保扩大市场交易量的同时,容忍房价适当下调,慢慢挤出泡沫,以刺激投资与消费。5 应对各项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及时调整政策内容与力度。自去年八九月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已陆续出台了四五十项文件,涉及政策几百项。一系列政策效应如何?这是确保全年保增长、保稳定在第一季度,上半年中必须做的一项重要事。否则到年底将错失政策再调整时机。

中长期:内需主导、消费为纲。确立这样的发展战略,理由有五点:1 这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2 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存在诸多矛盾,如严重的城乡,地区差别,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内外经济失衡等问题,这一切问题进一步分析都集中体现在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失衡上。抓住内需主导、消费为纲,是纲举目张,是集中体现于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3 全球经济失衡正处于再平衡的修复期,中国扩大内需正是顺世界经济再平衡之趋势。4今后十年,二十年,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向亚洲,中国转移,我们发展内需是有充分的可能性。5 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内,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变,但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的群雄竞起,“一极多元”,必然会加重国际经济秩序的“混沌”局面,因此中国的伟大复兴必然会引起更多的不可避免的挑战与纷争。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教训,为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外部极端性摩擦,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壮大,更需要“内需主导、消费为纲”。

(二)国际:继续韬光养晦,渐进改革世界经济秩序

鉴于在可预见的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尽管国际货币体系会出现“群雄竞起”的局面,但仍看不到像1944年前后能取代英国地位――美国那样的实力国家出现,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难以根本改变,因此,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我们更要关注:

第一,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汇率的剧烈波动,从长期看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外部环境。同时,鉴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影响,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第二,妥善处理美国与imF的关系,适当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的绝对控制权,改革投票,贷款确定等机制。同时要拖住美国对imF的支持。因为如果架空美国在imF的地位,美国可能抛掉imF,直接向各国央行贷款以取代imF的地位,成为各国“央行的央行”,则更难控制美国滥发美元的行为了。最近美联储继与英国,欧元区、日本央行搞了货币互换协定后,又与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签了货币互换协定,这个动向要警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要傍着美国这个“大款”,同时韬光养晦,埋头发展。

第三、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以防范包括中国在内的新金融危机的产生。

第四,顺应相关国家对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要呼吁,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第五、呼吁世界各国,应确立相应的机制,对世界主要国际结算货币的泛滥供应进行制约。同时在短期内,既要加强中美合作,共渡危机,又不要对美国在短期内尽快走出危机阴影抱有过高的期望。在美国政府不愿在危机中“壮士断臂”,减少财富前提下,尽快走出危机阴影往往意味着美元的继续过度发行,会给世界经济的稳定埋下新的隐患。

第六,要求国际社会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并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部份替售赤字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减少财政赤字。同时要求美国在危机中不能采取保护主义,应以出售其高技术、境内外优质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第七,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在推动亚洲金融,货币合作的同时,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应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在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第八、针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面临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缺乏的困境,同时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鼓励我国银行向困境中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企业产品。在这过程中,不鼓励由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应由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抵押。当然,要坚持对方自愿,于对方有利的原则,是真诚的帮助对方,争取双赢。人民币全面国际化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应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人民币与非大国货币间的货币互换,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5

【关键词】世界城市民族性国际化科学发展

城市的世界性主要体现在其功能上,体现在城市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上。城市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其特有的人文内涵上,也就是其历史性和文化性上。只有世界性,没有民族性,城市就失去了特色和根脉;而只有民族性,没有世界性,游离于世界现代化潮流之外,也就没有世界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建设世界城市,必须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努力实现城市功能与城市内涵的有机结合,走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建设发展的创新之路。

世界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

世界城市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人们普遍认为,所谓世界城市是重要的国际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中心,也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中心,更是重要的国际社会交往交流和活动中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秩序深刻调整,政治格局急剧变化,全球思想文化激烈交锋交融的今天,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战略眼光,重新审视和解读世界城市的建设发展问题。

世界城市应该是高端化的城市。经济是城市的基础,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合格的世界城市,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规模,具备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水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是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和增长极,是高端产业、高端服务、高端品牌的汇聚地,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控制力、集聚力和辐射力,掌握强有力的全球经济引领权。

世界城市应该是知识化的城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类正逐步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迈进。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知识日益成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知识经济日益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作为知识密度最高的地方,城市处在知识经济浪潮的中心。建设世界城市,应当充分挖掘、重新整合、有效配置一切知识资源,全面提升知识人才的战略地位,实施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建设学习型城市,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世界城市应该是创新化的城市。创新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世界城市应当成为智慧的摇篮、创新的孵化器和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心,应当成为世界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新体制的发源地,应当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点,应当充分激发各类城市组织和广大市民内在的创新需求,形成有利创新、推动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使创新成为整个城市的生存状态和运行规则,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成为广大市民生活的第一需要和普遍行为,成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

世界城市应该是人性化的城市。它不应以华宇巨厦、奢华靡废为傲,而应精确考量城市设计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城市建设在承载现代化功能的同时,充分彰显其特有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和美学特征,服务人、亲近人、愉悦人,使城市不仅成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更成为人们的宜居之处,成为心灵栖居的文化精神空间。

世界城市应该是国际化的城市。世界城市首先是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同民族和谐相处,多元文化融合共生。它必须引领国际潮流,提供国际化服务,成为国际文化、信息、商品、资本、劳动力等的集散中心和交流中心。

世界城市应该是生态化的城市。倡导和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实现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完美结合,基本消除环境公害,清洁、优美、舒适,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同步。

中国建设世界城市必须遵循的原则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世界城市建设,要借鉴已有的路径和经验,但又不能简单复制现成的模式,而是要在遵循共性和规律的同时,突出个性和特色,探索中国式的世界城市建设新模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城市。

中国的世界城市建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也是中国世界城市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当前我们面临着城市人口膨胀、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碳约束”形势下的发展环境,面临着严峻的生态挑战和较高的发展门槛。因此,我国建设世界城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低碳发展的创新之路,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的世界城市建设,必须充分体现中华文明特色。中国拥有5000年文明发展史,汉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汴梁和元大都,在当时都已经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决定了中国建设发展世界城市,不是复制一个伦敦,再造一个纽约,克隆一个巴黎,而是要以深厚的中华文明积淀为依托,吸收融合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人文魅力、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尚的文化品位。

中国的世界城市建设,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等世界城市,是在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渐进形成的。中国要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间内建成世界城市,必须认真总结世界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借助中国经济腾飞、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的机遇与优势

当前,中国的世界城市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以及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世所瞩目,“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已经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我国建设世界城市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50%,并以较高的速度继续增长,有特大城市近50座,大都市、都市圈、城市群大规模快速形成,为世界城市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区域背景。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化质量,有效启动内需。上述结构调整的一揽子政策为中国的世界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撑。

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不仅保持了整体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而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行动中,中国积极承担义务,进一步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中国建设世界城市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转移,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愈益重要的地位,也要求我们拥有具有全球辐射能力的世界城市。

北京是一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具有建成世界城市的众多有利条件。北京是六朝古都,有3000年的建城史,历史上曾作为世界性城市蜚声海外,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源密集,科技实力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充满活力。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化、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无论从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现实发展看,北京都具有建成世界级城市的良好基础。当然,北京也面临着城市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要建成真正的世界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走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道路,按照“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城市定位,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进一步增强软实力,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区域辐射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延伸阅读

专家建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奇迹”中的作用

   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走社会主义道路、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结果,因此,这些成就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支持,并且构成其理论内容的直接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总结和评价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过程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恰恰是建立在“二个忽视”前提上:第一是不谈社会主义;第二便是否定或故意忽视新中国前30多年的贡献。因此,一些把改革开放成就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做法自然地把矛盾和问题归结为政府责任,从而进一步鼓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要说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前提之一便是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奇迹”中的作用。我们还是从“二个忽视”开始。在此我们选取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志武。说典型,是因为他集中经济学专业、国外一流大学教育、影响力等流行的权威背景,颇有代表性。陈志武的观点有很多,其中涉及改革开放的核心便是认为: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或者,换一种说法,“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①

   考虑到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视角的独特性,以及历史研究需要综合考察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陈志武突出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做法并无大碍,问题出在他进行历史比较的“世界潮流”的基本假设上。从论辩的角度说,如果在逻辑上各个国家都能够搭上全球化的便车,那么也就不再需要今天这些经济学家的工作了,也不需要各国政府殚精竭虑以图发展了。因为,斯密早就在《国富论》中描述了那种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并预言了世界太平的到来。在今天,斯密的文本仍然激发着各种不同的解读,例如阿锐基便基于对斯密的新解来阐明中国的奇迹②。实际上,放宽视野,尽管关于西方世界兴起以及其后的东方社会再造的“奇迹”说一直十分热闹,但主流经济学视野中从来没有奇迹,例如诺思等人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世界银行对东亚成功的解释。③不过,正是因为世界从来都不是严格地按照理论运行的,它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从严格的经济学视角来讲,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效率,同一个世界之中各个民族国家状况之间的级差,也迫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奇迹”说之所以流行,其本身便在于斯密式教条,各种奇迹挑战的正是那个不可证伪的斯密悖论,而对“奇迹”的否认只是以更精致的保护来扞卫了那个教条。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不只是一般逻辑上的。因为,真正让世人感到“奇迹”的是:这是一个被自由主义经济学预言没有效率的国家,一个注定会失败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却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创造了资本主义亦无法完成的长期经济增长。这是奇迹的真正含义。这一奇迹当然不会与市场没有关系,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但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存在奇迹,便是社会主义的奇迹。并且,与前苏东的垮台相比,这个奇迹尤为突出。在这一点上,德里克的下述强调是十分重要的:“‘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够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即在全球的层面上所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特点的进行了近30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坚持通过市场和自由贸易来擦除中国发展的奇迹性质,勾消改革开放的前提以及前30年新中国为改革开放腾飞所创造的基础。在解释前提和基础这两个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自然地提出这个问题:改革难道不就是否定先前的体制,开放不就是回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怀抱,并由此自然地把建国后前30年的成果和社会主义一笔勾销?为使问题的讨论更具“专业”的性质,我们还是采纳经济学的语法来提问和分析。一个典型的提法是:为什么在前30年尽管我们的积累率达到40%以上,但其输出效率却不高呢?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尽合理,因为“效率”并不具有唯一的合法测量标准,在今天关注的“民富”与昨日关注的“国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虽然二者必须历史地联系起来。这正是经济学所承认的。因此,如果对历史采取严谨的态度,在评判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会尊重如下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在“国强”方面,新中国30年不仅有效率,而且非常高,正是这一点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这个问题今天已经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工业化需要的巨额资金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其主要来源是“农民的贡赋”,这是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的。就中国的历史经验来说也并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据周其仁估计,建国30年间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隐蔽的农民总贡赋为6000亿元以上,这是中国农民对国家工业化作出的历史贡献。⑤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前30年的经济结构正是通过控制和压抑市场而保证了现代化起飞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其特征并不超出经济学一般所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结构转移和增长模型:即通过把农业剩余转化为用于工业投资的积累,从而扩大现代产业的再生产规模。但是,在今天的经济学计算自己偏爱的市场功劳时却无视这一事实。更有甚者,大量的投资,特别是“三线”投资,其产出实际上并没有转化成生产性资本(这是温铁军所言的10000亿国营工业固定资产),然而后来这些资产的货币化并产生“效率”又成经济学的功劳。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主张,这些似乎正是构成进一步影响效率的非市场残余,应该予以私有化。在这里,发生的不只是因为对历史的无知而导致的奇谈怪论⑥。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之际便说过,“三十多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⑦

   今天,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重温,并且还需要补充更多的东西。上文已经强调,前30年新中国发展的逻辑实际上并不外于经济学理论,进一步来说在政治逻辑上,同样不是不可理解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实际上就已对此有所论及,从他的理论来看: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起飞需要自己的政治动员,中国这样的国家经过百余年历史探索解决了这个问题,其高度集中的体制不是历史专制的结果,而是在西方列强竞争下的必然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充分肯定了苏联和中国。⑧不过所有的理论都没有正视的是,前30年的成就不只是体制的结果,更是全体中国人民自愿奉献和牺牲的结果。在这其中,社会主义带来的政治上的解放以及它激起的未来想象始终清晰可见,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政策和措施也有明显的失误,曾严重地打击了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异在性因素而始终是其中最显着的力量。第二个方面,涉及更深刻的历史问题。过去30年以及更深入的近160年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其中一条必须正视:世界历史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的王朝循环的道路,也造成其现代化起点上的屈辱,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顺应(当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曾经被不恰当地夸大为“超越”)世界历史发展的选择,它为我们的现代化赢得了新的起点,也确保起飞,未来也只能在其保障下才能继续在世界历史的正道上实现民族的真正繁荣富强。

   二、建设并驾驭市场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7

关键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分析;技术革命;浪潮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不是一触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刺激消费才能产生新的资本积累,经济才能增长,这就需要人们有新的需求、新的消费。新产品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的产生是需要创新产品的出现,而实现产品创新就需要技术的创新才能实现,所以要维持经济增长的话,就必须创造出新产品、新部门来让需求高速成长。这种创造新产品的过程就是技术革新的过程。需求的技术革新力量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任何工业革命的本质都是技术革命

1.经济发展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适用性

在排除了政治性的主观干预与假设了完全竞争的经济条件中,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仅仅只是一种要素的投入,用要素的投入解释经济增长似乎有些过于牵强。研究经济增长所关注的四种要素中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因为与政治相关,因此,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应将这两种因素剔除出去,只需关注资本和人力以及科技这些要素对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

2.第一次工业革命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技术革命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近一百多年里整个世界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竟然比此前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这就使得我们开始深入地探究这一百多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人类的经济飞速增长,物质文明极大地丰富?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看到近一百多年以来,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工业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堪称壮观的大规模的,几乎是全球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工业革命把人类从封建社会带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真正创造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直接增长的却是技术革命,即以棉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的技术革命,因此,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技术革命,其根本的、基础性的技术就是蒸汽机的发明,而其标志性的、真正为那个时代带来经济腾飞的技术则是棉纺织技术。

3.第二次工业革命仍然是以技术为核心的革命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人类不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蒸汽时代,而且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支撑之下,人类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的工业革命的进程也在不断缩短,第二次工业革命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来得更猛烈、更彻底,也更加富有“技术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因此,人们习惯上用技术来称呼这一时代就像人们用技术称呼上一个时代为“蒸汽时代”一样,人们称这一时代为“电气时代”。如果没有“电气时代”所发明的电气技术,人类还要在昏暗之中度过夜晚,更重要的是,人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几乎一切幸福生活,我们触手可及的一切几乎都是电气设备所创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核心仍然是技术革命,电气技术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增长创造了可能性。

4.现代社会的信息时代依然是以技术支撑的时代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常常被称为信息时代,这是一个以信息支撑起来的时代,信息技术不但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今天家庭中的一切都是信息技术的产物,小到智能手机、智能信息终端,大到智能电视、电脑,甚至是洗衣机、电饭煲、冰厢都已经实现了智能化,没有信息技术,我们可能会一下子无所适从,信息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现代社会中的一切,只不过是我们还不习惯于回过头去看世界,一旦信息时代所提供的一切不复存在,我们一写会大吃一惊,正是信息时代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有别于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而创造了今天的一切经济条件的正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数字化使得各行各业的生产、军事、农业、经济、文化、娱乐、社会生活都得到了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想像的极速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现代社会依然是以技术支撑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时代。

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随着每一次经济浪潮而增强

细数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几乎每一次发展的浪潮都离不开新技术革命的推动,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发展过程本身都脱离不了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是源于一次新技术革命,只不过这次技术创新与革命的手段有点特殊,那就是两个字“剥夺”,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诞生于血淋淋的剥夺,可以说没有剥夺就没有资本主义。剥夺其实说句文词就是获取利益。剥夺其实也是一种技术,是高级的经济管理技术的创新与革命。获取高额利润、奴役工人阶级、驱使打工者,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定的管理才干与开拓精神。企业家获取高额利润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懂得利用技术革命与技术创新。资本主义的确立在基于上述的资本要素被激活的基础上在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浪潮之下终于得以堂而皇之地统治了这个现实中的世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后来的约瑟夫・熊彼特、埃德温・曼斯菲尔德,这些伟大的经济理论的研究者们的结论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经济的增长必须依托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二者是紧密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技术的进步也需要经济增长的支撑,技术的进步又极大地剌激了经济的迅猛增长。

三、结语

针对上述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分析可见,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是正相关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也是无可争辩的。已经被许多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事实验证了的。经济世界的前三次浪潮无不源于技术进步,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的以高新技术进步为依托的第四次浪潮也同样给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增长。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2004年2月4日上线的facebook网站(不幸的是,这个网站在我国是无法浏览的),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在世界500强品牌中就超过了微软占居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facebook,但你一定知道微软,从二者的对比之中你就可以看出这第四次浪潮的迅猛程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站六年变成世界第一品牌,并且这个品牌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还不知道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了世界第一,这第四次浪潮的冲击远比以前三次浪潮来得更加猛烈。

参考文献:

[1]陈伟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2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8

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一、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三、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9

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高达33%。而后中国迅速衰落为弱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迅速下降,至20世纪中叶,仅为全球总量的5%。直到1950年,中国才抑制了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从极低的经济水平正式发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奇迹,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纪录,也创造了减少贫困人口的历史纪录。今天,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综合国力第二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根据麦迪森的估计,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再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复兴不再是梦想,中国崛起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国迅速崛起已经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对世界有所贡献,但也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笔者认为,中国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机会而不是威胁,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事实上,改革开放的过去20多年来,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未来中国的发展还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但其前提是中国必须立足于国情,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选择适当的崛起之路。笔者认为,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还必须要“绿色崛起”。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变,走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才能够顺利实现历史性的崛起。一、绿色转型的国内外背景1.全球减排背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为第一份防止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法文件,并于1994年3月12日生效。1997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京都议定书》,成为第一个以条约形式要求承担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义务的执行性文件,并创新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权交易制度。1998年5月,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2007年,国际能源署(iea)提出“450稳定情景”,即将大气中Co2当量浓度长期稳定在450ppm左右,使全球温度平均升高值比工业革命前上升2.4℃(iea,2007)。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路线图”。2009年12月,联合国将召开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决定2012年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高峰会议是全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但却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即不能就减排目标和义务达成全球协议,陷入“全球灾难”,导致全人类都将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为此,国际社会需要中国自主自愿作出公开2050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及制定路线图。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这不仅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还来自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的压力,同时也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上:与世界减排同行,与世界减排脱钩;与世界积极合作,与世界消极对抗。2.国内背景从工农业产品产量为主的实物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非常高速的工业增长过程,1978~2011年,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5%,高出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以上。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由1980年的4%上升到2003年的22.0%,也超过美国占世界的比重(为16.5%),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不少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比重迅速上升,跃居世界前列,其中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已列世界第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水、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巨大压力,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居世界第一位。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趋向将会更加突出。中国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在产生巨大的资源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仍在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同时,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

世界经济增长史篇10

二战后,欧美各国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政策,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中的成功和不足,给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启示。

一、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

1.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的过程。

(1)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政策:①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②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成果,改进传统工业的生产技术,发展新兴工业和军事工业。③扩大政府职能,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

成果: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西部和南部发展尤其迅速。

(2)20世纪70-80年代

原因:①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弊端日益显露,通货膨胀,债务负担沉重。②特别是由于中东产油国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政府调整经济政策,适当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但债务负担加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

(3)20世纪90年代以来

政策:①美国政府进行社会经济改革。②加大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的力度,促进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③完成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

特点:美国经济逐渐有了持续稳定的发展,进入了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

2.美国经济政策综合表现。

①(根本原因)调整经济政策,进行资本主义机制的自我调节。②(主要原因)抓住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③重视基础教育,培养实用人才。

3.美国经济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要全面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缺陷。②要抓住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培养人才。

二、二战后日本经济政策

1.表现:①二战后美国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政策,进行社会改革,为经济发展扫清军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障碍。②20世纪50年代,充分利用美国的扶持政策。③抓住朝鲜战争的机遇,获得美军在日本的大量特需订货。④政府制定恰当的经济政策,由引进最新科技成果到重视发展教育和科技。⑤80年代,日本实施“科技立国”政策,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

2.成果: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在钢铁、汽车、船舶、电器等许多重要生产领域,日本都居世界前列。

3.影响:日本迅速崛起,直接冲击着美国的霸主地位,使世界形成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经济崛起的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欲望也开始膨胀,军费支出不断增加,引起亚洲邻国的警惕。

4.日本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①善于抓住机遇,加强国际经济联系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②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大胆创新。③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三、二战后西欧的经济政策

1.表现:①西欧国家走向联合,走共同发展之路,各成员国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②利用美国的扶持,参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③发挥高素质劳动力优势。④利用美国的援助,采用最先进科技成果。

2.影响:欧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极大促进了成员国的社会进步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十分有利于维护欧洲的稳定与和平,也有助于两极格局后多极格局的形成。

3.启示: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②牢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化干戈为玉帛是历史的进步。③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实现“双赢”和“多赢”,我国应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四、战后苏联的改革

1.赫鲁晓夫改革。

内容:1954年至1964年期间,赫鲁晓夫试图克服斯大林时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弊端,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评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模式,但未能根本改变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农业落后的状况,也没有克服计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

2.戈尔巴乔夫改革。

背景:①经济基础日趋衰弱,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②社会矛盾不断积聚,综合国力不断下降。

过程: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以经济改革为重点,没有取得成果后转向以政治改革为重点,苏联由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国家权力分散。

结果:导致苏联解体。

3.苏联改革失败对我国的启示。

①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②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③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惩腐,执政为民,立党为公。④在建设道路的选择上,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别国模式。⑤必须重视国内民族问题,正确处理民族关系。⑥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⑦改革要对西方鼓吹的某些思想和价值观采取正确对策。

五、二战后东欧改革

背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各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弊端日益暴露,改革势在必行。

代表:匈牙利改革。

结果:东欧改革未收到预期效果,引起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进而带来政治危机,最终导致东欧剧变。

六、印度走上民族振兴道路

在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领导下,独立后的印度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粮食基本实现自给,经济有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原子能、生物等科技成就令世人瞩目。

【考情分析】

本专题与现实联系密切,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因此各地中考都对本专题十分重视。从考查题型来看以选择题为主,从考查内容来看以美国、日本、西欧的经济政策为主,从考查能力来看以识记和比较能力为主。

【复习策略】

1.厘清线索:以时间为序,牢牢把握各国经济政策的阶段性,注意不同时期各国经济政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

2.横向比较:复习本专题要注意美国、日本、西欧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采取的相同政策和不同政策,并分析出现异同的原因,归纳历史启示。比较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的不同后果,加深理解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

3.前后联系:历史的发展有其延续性,二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政策调整与罗斯福新政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复习时一定要结合罗斯福新政的影响,深刻理解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内容。同时还要联系世界政治、科技发展状况,进一步把握各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原因和影响。注意联系现实,加深理解,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既要肯定它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也不要忽视它带来的种种弊端。

【真题回顾】

1.(2013・山东临沂)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新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美国经济的最主要特征是()

①信息化②全球化③多极化④军事化

a.①②B.③④

C.①③D.②③

2.(2013・湖南怀化)当代西方史学家说:“西欧国家希望通过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来振兴经济并降低未来战争的可能性。”1993年西欧国家在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成立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

a.国际联盟B.亚太经合组织

C.欧洲联盟D.世界贸易组织

3.(2013・四川宜宾)二战后欧洲逐步走向联合,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①20世纪60年代欧共体成立②20世纪90年代欧盟成立③2002年欧元在全欧洲使用④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a.①②③B.①③④

C.②③④D.①②④

4.(2013・湖北孝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开始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1957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学技术振兴教育方案》;1958年改革中小学课程;60年代开始产、学、研、相结合。这说明二战后日本()

a.推行了非军事化管理

B.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

C.实行了政治民主改革

D.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扶持

5.(2013・内蒙古包头)二战后,美国、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调整发展时期,其共同原因是()

a.“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B.朝鲜战争的爆发

C.采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

D.形成经济共同体

6.(2013・湖南郴州)二战后,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影响较大的改革有()

①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②日本的明治维新③苏俄的戈尔巴乔夫改革④匈牙利的卡达尔改革⑤俄国废除农奴制

a.①③④B.①②③

C.②③④D.③④⑤

7.(2013・四川成都)马克・吐温说:“印度,你只要见一眼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它同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当今印度“同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表现在()

①宗教单一②科技人才众多③计算机和软件研究成就斐然④人口数量位列世界第二

a.①②③B.①②④

C.①③④D.②③④

【强化训练】

1.美国和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滞胀”现象,经济增长停滞或下降,物价则持续猛涨,通货膨胀严重。上述现象出现于()

a.20世纪50年代初

B.20世纪60年代初

C.20世纪70年代初

D.20世纪80年代初

2.1970年,日本大阪举行了世界博览会,标志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其主要原因不包括()

a.推行非军事化政策

B.抓住朝鲜战争的机遇

C.利用美国的大力扶持

D.实施“科技立国”政策

3.欧共体成立后首先着手建立关税同盟,成员国之间逐步取消了各种关税。这一措施()

a.导致西欧世界经济霸权

B.有利于西欧对外贸易发展

C.导致西欧各国丧失

D.阻碍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

4.然而他本人肯定没有把改变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推行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尽管这样,他在实质上还是修改了这个体制……而且也扫除了有关党及其领导人一贯正确的神话。这段历史评论中的“他”是指()

a.斯大林B.邓小平

C.赫鲁晓夫D.戈尔巴乔夫

5.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新经济带来的影响有()

①经济持续增长②就业人数不断增加③物价增幅保持在较高水平④进口贸易增长势头强劲

a.①②B.①②④

C.①③④D.①②③④

6.阅读下列材料,回答有关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到现代化的行列之中。

材料一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没有真正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弊端之所在,仍然宣称“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只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小修小补……使得斯大林模式更加完善巩固。

――《历史学习新知识新视野》

材料二资本主义经历了20世纪上半期的震荡,在战后普遍采用国家干预的方法缓解私人资本主义阶段无法解决的矛盾,使得生产关系较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进入了相对成熟时期。……在国家干预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包括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机器制造等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不大,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为第一位。……尽管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对追求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以罗马俱乐部为首的学者提出,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会造成人类有限的资源耗费殆尽,人类生存的环境会遭到严重破坏。这些观点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至今仍然有巨大的影响。

――《历史学习新知识新视野》

材料三邓小平提倡中国“致富”……给中国经济“松绑”……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每年经济增长率每年将近10%。如果保持这一速度,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世界:一部历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二战后苏联的现代化有何特点。导致了什么后果?

(2)材料二中“20世纪上半期的震荡”指什么?根据材料,说明二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何影响?

(3)指出材料三中给经济“松绑”的主要内容。根据材料三,指出其进步意义。

(4)上述材料中各国现代化的政策给我们什么启示?

参考答案与解析

【真题回顾】

1.a【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历史现象的能力。美国的“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故其主要特征为信息化和全球化,本题正确答案选a。

2.C【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再认再现历史知识的能力。1993年西欧国家在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成立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欧洲联盟。故正确答案为C。

3.D【解析】1999年,欧盟单一货币欧元正式问世,但不是所有国家都参与欧元区,另外欧洲许多国家并没有加入欧盟,欧元在全欧洲使用不符合史实,故本题正确答案选D。

4.B【解析】本题考查阅读材料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题干材料显示二战后,日本在教育和科技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有为的政策,说明其对教育和科技非常重视,故本题正确答案选B。

5.C【解析】本题考查比较历史现象的能力。“马歇尔计划”对日本、西欧和美国都是发展的机会;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提供条件,但对西欧经济没有直接影响;战后西欧形成经济共同体,不适用美、日。据此,排除a、B、D,本题正确答案选C。

6.a【解析】本题考查了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解答此题,一要注意时间二战后,二要注意地点欧洲,三要看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满足这三者的是①③④,故正确答案为a。

7.D【解析】本题考查再现历史知识的能力。印度国内宗教众多,矛盾复杂,①选项不符合史实,故本题正确答案选D。

【强化训练】

1.C【解析】本题考查再认再现历史知识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中东产油国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美国和西欧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出现“滞胀”,故本题选C。

2.D【解析】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施“科技立国”政策,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大阪世博会于1970年举行,故本题选D。

3.B【解析】本题考查分析历史材料、推理历史结论的能力。“成员国之间逐步取消了各种关税”将推动欧共体各国贸易自由化,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但不会影响各国国家地位。另外,当时美国依然掌握世界经济霸权。故本题正确答案选B。

4.C【解析】本题考查论证历史结论的能力。赫鲁晓夫改革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本质上是小修小补;在政治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但仍然实行高度集权的政体。斯大林没有“扫除了有关党及其领导人一贯正确的神话”。邓小平则没有利用“体制的独裁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具有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也不符合“独裁主义”的特点。故本题正确答案选C。

5.a【解析】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当时,美国的一家杂志称这一现象为“新经济的胜利”,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就业人数不断增加,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则在逐年走低,故①②正确;③④与史实不符。故正确答案选a。

6.(1)特点:进行改革,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但没有成功。后果:苏联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2)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原因:普遍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实行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影响: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进步;生态环境遭破坏,引发人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