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特征篇1
【关键词】虚拟经济特征综述
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虚拟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全面认识虚拟经运行特征将有利于充分发挥虚拟经济的功能、正确发展虚拟经济。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统一认识。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尝试将国内在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虚拟经济运行特征，以期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一、虚拟经济运行特征的研究现状
在研究虚拟经济特征的众多观点中，内容最全面和影响最大的主流观点是成思危和刘俊民的理论，其他贡献者多是针对以上两位的观点进行肯定或延伸或继承。成思危认为，在理解和分析虚拟经济问题时需要注意虚拟经济的五个特征。
第一，复杂性。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有限理性的，难以了解和预测各种可能的结果，通常只能根据主观判断进行决策，而且在决策时也难以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此外，人们的价值观和周围人们的言行也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政策等环境因素只能通过影响人们的决策准则和行为来改变自组织作用的方向和力度。
第二，介稳性。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介稳系统，即远离平衡状态，但是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系统。虚拟经济的介稳性来自3个方面：一是来自虚拟资本的内在的不稳定性。二是来自货币的虚拟化。三是来自正反馈作用。
第三，高风险性。虚拟经济的风险性既来自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来自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还有不少人因为追求高收益而甘冒高风险，从而促使各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创新不断出现。此外，内部交易、庄家操纵、信息披露不真实等违法行为的存在，也会造成虚拟经济的高风险。
第四，寄生性。虚拟经济的寄生性则表现在其运行周期大体上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运行周期，但短期的背离是可能发生的。由于虚拟与实体这两种经济系统之间联系紧密，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而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第五，周期性。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出周期性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刘俊民认为，从虚拟经济成本的构成角度讲，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是没有生产成本的，它的价格取决于人们在市场上对它的估价，即取决于人们对这类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可以将这类资产的价格看作是由人们的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所有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包括地产、证券、无形资产等）构成了虚拟经济系统。这套价格系统反映了虚拟经济的一切特征。
此外，其他学者在成思危和刘俊民研究的基础上，又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虚拟经济的根本特性在于它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衍生出的价值运动体系。首先，虚拟经济各主体经营的是金融产品，即与资金融通具体形式相联系的载体。其次，虚拟经济的交易活动与实体经济有很大不同。最后，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资本的价值决定和价格运动有自己的特殊性（管仁勤、李娟娟，2004）。
第二，虚拟经济的显著特点是易波动性，即投资者对虚拟资产投资预期易受各种系统性因素影响而发生逆转，资产价格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巨大变化。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和现代金融交易方式的发展，对宏观经济的不确定预期转移到虚拟经济部门，投资者预期在虚拟经济领域其影响力被大大放大了，系统因素变化引发的投资者心理预期的逆转对虚拟资产价格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而在宏观层面,表现出来的就是虚拟资产价格水平常常偏离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水平（李宝伟，2007）。
第三，非独立性。从虚拟经济的作用机制看,虽然虚拟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它的扩张也不断脱离实际生产过程,但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虚拟经济的良性运行要以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条件。人们关于虚拟经济的判断主要来自对实体经济的预期评价（李政，2006）。
第四，规范性。虚拟经济是一种规范经济,这是由虚拟经济的交易本质所决定的,一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资源形式的规范化，二是交易条件、程度、场所等运作方式的规范化（李政，2006）。
第五，虚拟经济的根本特性在于非物质性,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衍生出的价值运动体系。虚拟经济的微观基础是虚拟资本,因此研究虚拟经济的价值基础实际上是研究虚拟资本的价值基础（段进朋，2006）。
第六，虚拟性。这是虚拟经济最根本的特征，也是虚拟经济区别实体经济最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虚拟资本中所包括的股票、期货、期权等交易都是在虚拟的运动中完成的,并无实物进行交换,其他衍生金融工具如各种合约、外汇汇率、期指等也都是虚拟交易行为（冯琦，2003）。
第七，高度流动性。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提高了虚拟经济商品的流动性（冯琦，2003）。
第八，不稳定性。由于虚拟经济自身所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像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冯琦，2003）。
第九，高投机性。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虽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也离不开投机行为，这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虚拟资本交易均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越是在新兴和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监管能力越差，防范和应对高度投机行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具有更高的投机性（孙耀乾，2007）。
第十，信用性。虚拟经济的信用性根源于虚拟资本的信用特征。首先是货币的信用特征；其次，各种虚拟资本体现着不同形式的信用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整个虚拟经济体系就是靠一种信用而存在（戴辉、刘新梅，2004）。
第十一，脆弱性。虚拟经济的脆弱性表现为：虚拟经济固有的虚拟特征和固有的经济周期波动使虚拟经济易受到冲击导致虚拟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的脆弱性来自三个方面：首先，货币表现出显著的虚拟化特征；其次，与实体资产的价格相比，虚拟资本的价格具有显著的虚拟特性；最后，正反馈作用机制直接影响着虚拟经济的脆弱性（戴辉、刘新梅，2004）。
第十二，报酬递增性。在实体经济中，规模收益递减被看作是普遍存在的规律。在虚拟经济的特殊运行方式中，规模递增是经常起作用的机制。虚拟经济中的资产定价模式是造成报酬递增的主要原因（周婷，2004）。
第十三，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是它在当展的新特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性便表现为虚拟资本价值增值程度的不断加深，即原生金融资产价格的膨胀和金融衍生资产衍生化程度的加深（张宝林，2001）。
二、虚拟经济运行特征的评述及问题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发现,学术界对虚拟经济运行特征还没有达成共识。对虚拟经济涵义的不同理解决定了研究虚拟经济运行特征的不同视角，也决定了对虚拟经济运行特征的不同认识。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简单分析上述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在成思危界定的虚拟经济涵义下，首先，虚拟经济表现出的介稳性、不稳定性、易波动性与脆弱性存是一致的。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介稳系统。而这种介稳性的直接表现即是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和易波动性，虚拟经济固有的虚拟特征和固有的经济周期波动又使虚拟经济受到冲击导致虚拟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而这又是虚拟经济脆弱性的表现。其次，虚拟经济的寄生性与非独立性是统一的。虚拟经济的寄生性表现在其运行周期大体上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运行周期，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所以，虚拟经济的运行具有非独立性，即虚拟经济的良性运行要以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条件。此外，虚拟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的运行又体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虚拟经济的定价方式和独立运动又造成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运行，其运行过程遵循虚拟经济的内在规律表现出一种规范性，规范性是虚拟经济独立运行的必然体现。
在刘俊民关于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系统的理论下，虚拟经济的虚拟性、非物质性、高度流动性、报酬递增性、高度投机性与信用性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虚拟经济资本化定价行为所表现的特征。首先，根据刘俊民的概念界定，可以理解为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衍生的价值运动体系。虚拟经济的微观基础虚拟资本的交易是在虚拟的运动中完成的，他们表现出虚拟经济的虚拟性与非物质性。其次，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虚拟资本的流动性很高，导致虚拟经济表现出高度的流动性，特别是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和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虚拟经济中商品的定价不再是由这种商品的成本来支撑的，而是用预期收益折现的方式定价,它是以心理为支撑的。由于虚拟经济商品不是以成本来定价，就不会表现出报酬递减性，而是报酬递增性。此外，由于种种不确定性导致缺乏对虚拟资产价格的了解，为虚拟资本存量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条件。虚拟资本没有实际价值，人们还是接受它，还会参与虚拟经济活动，这完全出于人们的信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整个虚拟经济体系就是靠一种信任而存在。
同时，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决定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也决定着虚拟经济的功能发挥；对虚拟经济运行特征的不同认识将会导致虚拟经济监管者、被监管者、投资者的行为偏差。目前的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在虚拟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方面，而对虚拟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所体现出的具体特性，以及如何根据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去正确发展虚拟经济的研究较少，这应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成思危：虚拟经济探微[J].中国科技产业，2004（2）.
[2]管仁勤、李娟娟：虚拟经济的理论透视[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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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进朋：虚拟经济的作用及影响[J].生产力研究，2006（11）.
[6]冯琦：关于虚拟经济内涵界定的思考[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11）.
[7]孙耀乾：论虚拟经济的特征及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7（4）.
[8]戴辉、刘新梅：论虚拟经济的特征[J].经济纵横，2004（6）.
[9]周婷：虚拟经济及其效应分析[J].天府新论，2004（1）.
[10]赵锦辉：虚拟经济理论论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6）.
实体经济的特征篇2
论文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 集团组织 “涉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修正案中，立法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做了较为明确的诠释和定义。总体说来可以从表面和内在两个层面进行解释，从内在层面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和内部结构方面都较为固定，每一层阶都有特定的任务和信息传递方式，为完成共同的犯罪目的而又不同功能的分工；从外在层面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不法手段或者是披着合法外衣的不法勾当来扩大影响，加强对地区、行业的控制力。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内容具体分析，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理应具备组织性特征、行为性特征及经济性特征。
一、组织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组织性被描述为应具备“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组织性的核心是具有相应的组织形式特征。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提到了“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该款事实上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式特征进行了诠释。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式应该分为几个方面理解，首先，内部的结构应具有层级性，从上到下呈金字塔结构展开，各个层级的分工合作较为清晰，并且层级数量不少于三个。www.lw881.com其次，有严格的帮规或者是戒条。这种准则行的纪律会贯彻到整个组织的上下，并且在该条规的“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所以，一些省市有这样的规定，在组织形式特征中应体现以“有被组织和成员认可的帮规、戒律、家法等行为规则或约定俗成的规矩，但不要求必须具有明确的组织名称、纲领、章程、文字规约等作为必要条件” 其三，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已成气候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逃避法律打击和惩治，利用之前积累的非法资金成立公司，借助公司的合法外衣，从事更大的非法活动。不仅如此，公司也成为其掩饰不法罪行的盾牌，混绕司法认定和处置。而且，这一形式已然成为一种高阶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形式。2009-2010年一年之内，在重庆展开的“除黑打恶”各项整治和斗争中，重庆各级法院共查处了二十四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一般以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了注册企业，并且，30%的企业规模庞大，资产上亿。 基于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的第二条将上述打着公司合法旗号进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排除在单位犯罪之外 。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而保护社会公平，维护公共秩序和经济秩序，以及人民的各种权利。
二、行为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性被描述为“,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该条文明确的从三个方面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行为特征方面的内涵。下文将从行为的暴烈程度、行为的持续程度、行为的影响后果范围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第一，在对行为手段的界定上，《刑法修正案（八）》有这样的描述：“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对于行为手段特性的界定上来看，事实上分文了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暴力性行为。所谓暴力，是指不符合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负面力量 。事该种暴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的强暴。也就是呈现出一种强大的施暴力量，对他人施加这种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方法或强力强力，获取不法利益或获取暴利。那么这种客观意义上的暴力手段不仅仅是一种推拉与挣脱的外力表现，更是一种达到足以使被害人按照施害人意识决定而为之的强力，也就是说，这种外力应该达到一种特别紧迫、急切和重大损害的程度。对人身进行强制或打击较为常见，笔者认为还应该将被害权益纳入其中，被害人权益是暴力指向的最终目标。身体强制或行为强制都只是手段或是方法，真正要达到的是一种利益的获取。也就是在这种利益趋势之下，行为的暴烈摧残程度才会具有如此大的伤害性。第二个维度，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除了直接性暴力而外，还有种是间接暴力。故意破坏办公器材和办公用品，导致机关事务性工作无法展开或者进行。此类财产性破坏，也应认定为暴力手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行为的方式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暴力行为特征，而法律对其追究的依据也必须依赖其行为的违法性，所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必须要具备行为性的特征，而暴力手段，则是行为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显像和支撑。
第二，在对行为持续程度的界定上，《刑法修正案八》的描述是：“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换句话说，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活动必须具有长期性，而不是偶发的、碰巧聚在一起的共同犯罪。首先，《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会对黑社会组织行为的“持续性”进行描述，笔者认为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区分与普通的共同犯罪。因为在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也会有共同的犯罪意图表达，以及共同共通的犯罪行为。但是，共同犯罪一般不具备长期持续性。这是对犯罪形式上的一种区分。其次，持续性程度也是对犯罪行为危害程度的一种折射。长期、多次、持续性的进行某种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对势必会给社会治安造成一种长期威胁，另外，从群众的角度来看，如果某一社区或地区长期流窜犯罪分子，为非作歹，长期进行非法活动，势必会给群众造成一种心理阴影，这种黑社会性质行为的非法控制给群众造成的心理强制也会影响到社会安定。基于之上分析，沿海省份会有这样的规定：“‘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一般掌握为：（1）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授意、指使实施的。（2）组织成员为组织的利益有预谋地实施或按照该组织一贯行为实施的。”
三、经济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性特征被界定为应当具备“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经济性特征主要有两个指向标，其一，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其二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的物质基础。两者相辅相成。
首先，经济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目的性指标 。黑社会组织存在或壮大的本质原因在于谋取更高额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利益会很大程度上大于本分的劳动，由此，社会的不安分子开始蠢蠢欲动，试图纠集成伙，获取暴力。表现形式在社会中有多种多样，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某一地区开设各种不法场所谋取暴利，有的以合法外衣为掩护，开展各种非法经济活动。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快获得更为丰盛的经济利益和各种社会权益。这种社会权益包括了政治身份。笔者认为具有经济性目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判定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这一特征极好的解释了团伙行为的目的性。
实体经济的特征篇3
关键词:征收;国家补偿;义务;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8/09-0149-04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征收――这一国家对经济合法管理的手段对受影响权利主体利益损害所承担的补偿责任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并进而借用其分析方法对当前经济法责任研究领域中学者提出的具体经济法责任之“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的性质进行分析与界定,以辨明其在经济法责任体系或经济法体系中应处的位置,以期对经济法责任体系建设的理论探讨有所启发。
一、征收实践中国家补偿责任的确立
征收是指国家,特别是基于其对私人产业之支配权,对私人财产权利的取得或限制。[1]私人的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然而对于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并不是绝对的,在各国立法中征收均合法存在,并以给予补偿为合法要件。如法国民法典第54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转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并在事前受公正补偿时,不在此限。”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项规定了“对财产的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且该法律必须规定补偿的形式和额度”。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了“私有财产亦不得在未予以公正补偿后,予以公用征收”。
对外资的征收,当前为所有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和北美)所支持的规则是:对外资的征收是合法的,而补偿是合法性的要件之一。[2]该规则所体现的补偿作为征收前提条件或者合法性要件的原则在大多数(包括各国已经实际签订的范本)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investmenttreaties,以下简称Bits)、各种多边投资协定中,①均得到了确认。由此亦可见发展中国家尽管对于具体补偿额的确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有重大分歧,但对征收补偿责任的承认却是无庸置疑的。
我国通过大量Bits的签订确认了国家由于其经济享有对外资的征收权,并在征收条件的规定中明确要给予补偿。[3]在《外资企业法》第5条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2条第3款中,也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可依法行使征收权,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该规定为普遍意义上的征收的合法性及提供补偿提供了根本法上的确认。
至此可见,无论是在普遍意义上的征收,还是对于外资的特别征收,无论是在各国国内法上还是国际法上均确立了国家的征收权和补偿责任。
二、国家征收补偿责任的性质分析
通常来说,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份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份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后果。[4]在法律上,前者即义务,是责任的积极方面,而后者即为通常所指的法律责任,是责任的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
根据法的一般理论,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根据法律责任“义务说”(又称作“第二性义务论”),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5]凯尔森则认为:“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到制裁。”[6]此时,同是义务,两个先后产生的义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后者成为法律上的责任。
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征收补偿责任的性质,究竟是法律上的义务还是责任?对于国家征收补偿的性质可尝试通过如下两种假设进行分析:
假设国家补偿是第一性义务。此时,国家补偿是基于征收的相关法律明文规定的由国家承担的义务。当国家没有履行该义务的时候,就应承担由此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即法律责任。该假设符合现实的征收及补偿责任的实践,应当成立。
假设国家补偿是第二性义务,即其产生只能以国家违反第一性义务为前提。此时国家的第一性义务只能是国家负有不得征收私人财产的义务。而在现实的征收制度框架下,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国家对私人财产的征收是完全合法的,是法律赋予国家的一种权利。更进一步说,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管理职能已成为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生社会经济宏观调控需要的时候,国家对私人财产的征收更是一种义务,此时这种义务是第一性义务。由此分析推出该假设与实践相矛盾,不能成立。
由此,在征收制度下的国家补偿责任是法律规定的第一性义务,而不是法律责任。
三、“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的性质分析
“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作为经济法学者提出的新型的政府具体经济法责任,是指由政府及其相关责任人员承担的因政府的经济决策失误而导致的财产责任。[7]又有称“经济法上的国家赔偿”,指为了补偿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措施不当,而给调制受体所造成的损害,从应然的角度说,国家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来给予赔偿。[8]
(一)基于“责任第二性义务”理论的假设分析方法的可适用性
对经由征收确立的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及对其性质的分析方法,是否可以用来对“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进行分析呢?答案是肯定的。征收的国家补偿责任与国家调制措施所导致的“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尽管二者从名称上看有天壤之别,但却具有同质性。具体可分析如下:
1.征收与国家调制措施的同质性
首先,二者以相同的法哲学观为基础。作为大多数现代国家征收立法指导思想的“扩张的征收理论”认为:财产权是负有社会义务的,并非绝对不可侵犯,公共利益的需求可以对抗私人财产权利。由此,征收作为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人的财产权利进行剥夺或限制的措施,体现了社会本位的所有权思想,即强调所有权应当负有社会义务,应当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9]所以尽管最初的征收制度源起于行政征收,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措施“为引导经济以实现特定目的”[10]而成为经济法上的国家经济规制措施。
其次,对财产权利的征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管制措施。征收是对财产权利的剥夺或限制。除去基于古典征收理论的行政征收,征收,特别是对外资的征收(其中又包括间接征收)有其自身的构成要件,如对财产权利影响的程度。一项政府管制措施是否构成征收并须要补偿,须依据一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布朗利在其《国际公法原理》中关于并非所有国家管制措施都构成征收的论述也确认了这点。[11]在我国对外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中,绝大多数都明确规定,征收既包括直接征收也包括间接征收,如与征收“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1982年中国与瑞典协定第3条第1款)、与征收“效果相同的其他措施”(1983年中国与罗马尼亚协定第4条第1款)以及相对征收的“其它任何具有同样效果或同样性质的措施”(1995年中国与摩洛哥协定第4条第1款)等。
2.国家补偿责任与“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的同质性
国家补偿是国家对其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合法行为对私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进行的弥补。而国家经济失误赔偿则是“政府决策失误而由政府及其责任人员承担的财产责任。政府经济失误赔偿涉及国家赔偿,但经济法上的国家赔偿不是通常所说的行政赔偿或司法赔偿,而可能是立法赔偿。因为国家管理主体的失误更多的是立法上的失误或立法性决策上的失误”[12]。补偿与赔偿具有不同的含义,二者根据通说以合法、违法与否为区分标准。依此标准,“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尽管使用了赔偿一词,但在含义上实为本文所定义并使用之补偿,是国家经济失误补偿责任。
至此,由于二者的同质性,前面分析国家补偿责任性质时所采用的以“责任第二性义务”理论为基础的假设分析方法,同样可适用于对“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即国家经济失误补偿责任进行分析。
(二)“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的性质分析
1.“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的第二性义务假设
先从假设“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为第二性义务开始。那么,国家经济失误补偿责任的产生只能以国家违反其第一性义务为前提。此时国家的第一性义务就只能是国家对其作出的经济管理决策负有没有失误的义务。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在经济法体系下,法律对其规制对象――国家调制经济的义务是否或应否有如此程度的要求?
首先,基于权利与义务设定的对应性,国家作为经济法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监督主体享有对国家社会经济广泛的调制权利/权力,并因此而享有特殊的经济法地位,所以法律对其也课以相应严格的义务要求。因此,国家负有正确、积极、严格履行其经济职权的义务,不得懈怠。但这并不等于不允许国家犯错。
其次,哈耶克认为:“法治不是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原则’(或‘超法律原则’)或一种政治理想。”[13]那么,国家是否应当负有不失误的义务呢?同样借用哈耶克的原理,竞争与试错合法合情合理。对义务主体提出的要求应切合现实的需要与实现的可能而不应仅为理想,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状态的最终结果极有可能导致其沦为空想。尽管政府合法并且合理管制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为了克服“夜警”政府无力实施对国民经济良好干预的缺陷而应运而生的经济法,反过来要求政府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经济进行精巧控制和引导,正确、积极、严格履行经济职权的义务而不产生失误,完美达到期待的目标,是非理性的要求。同时,经济法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目标的实现,由于社会整体效益体系是有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多种利益体所构成,包括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这里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在实质上是对各利益体利益平衡的追求。一项具体国家管制或者调节措施的制定和施行,在一定期间内对一定利益体利益平衡目标的完美实现没有也无法有确定的客观标准,更勿论失误的产生与否。
到这里,国家对其作出的经济管理决策负有不失误的第一性义务并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为第二性义务的假设不成立。
2.“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的第一性义务假设
再看将“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作为第一性义务的假设。政府经济失误是法律受制于其所规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不得不允许的情形,此时基于公平负担理论,“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同时人人亦应平等分担社会负担。如果个别或部分公民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或受到了特别的损害,国家即应给予他(他们)特别的补偿,以将个别或部分人因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失转由全体公民分担”[14],国家负有积极地给予补偿的责任。由于法律意义上的义务是“由国家规定或承认,法律关系主体应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15],而“‘义务’这个词汇中,隐含着拘束负义务之人的‘契约’这样的意象,而‘责任’这个词汇之中则潜藏着债务的观念”[16],因此,此时的国家补偿责任在设定目的和含义上更符合义务这一积极责任的内涵。
“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为第一性义务的假设也更为切合经济法的目的。“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则是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这一目的性价值与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协调追求同根同源”[17]。经济法上国家作为调制主体的总体义务是通过采取经济调制措施以调和、平衡对各利益体的利益冲突。这个义务自然就包含了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利益的义务和促进各个利益体利益的义务。后者当然包含积极补偿各利益体的利益缺损的义务,如这里的国家经济失误补偿责任。
因此,关于国家补偿责任在经济法领域内的性质,尽管对于法律义务与责任、补偿与赔偿、违法与合法等概念存在有不同的界定,从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在界定经济法责任为责任主体“没有做好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后果”的前提下,提出如政府经济失误赔偿作为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或者经济补偿责任作为政府经济法责任的一种并进而将之作为独特的经济法责任既不符合论证逻辑,更不符合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效益的要求。
四、结语
国家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及其补偿责任制度的确立与实践对经济法责任体系的理论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以“第二性义务论”为基础的假设分析方法对征收的国家补偿责任的性质进行分析,界定了其在本质上是法律义务,而非法律责任。征收的国家补偿责任与国家调制措施所导致的“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具有同质性。因此,可借用该假设分析方法对“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的性质进行分析,并可知“国家经济失误赔偿责任”亦属法律义务,而非第二性义务意义上的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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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特征篇4
关键词：农地征用；市场交易制度；土地补偿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
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实体经济的特征篇5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实体经济的特征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电力消费聚类分析关联分析
相关文献综述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节能减排的背景下，研究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的关联模式，可以更好的了解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及电力消耗状况，从而可以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之间的关系，对经济、电力行业的协调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研究人员和学者对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进行了多个角度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结论。相关的定量研究主要包括时序序列回归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两种方法。林伯强（2003）、朱天星等（2010）应用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得出了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均衡关系、电力消费到GDp单向因果关系，而王海鹏等（2005）的研究则认为，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相关的研究方面，林卫斌、苏剑（2010）研究了我国2008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经济正增长而用电量负增长的特殊背离现象，并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不同步的重要因素，但是二者的背离程度无法从产业结构的变化得到完全的解释。潘雄锋、李良玉（2009）研究表明，我国电力消费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各产业电力使用效率的提供，其中工业电力消费强度的下降是总体电力消费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一研究结论也体现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张琳等（2008）应用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对我国2001~2006年3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电力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电力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份，其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上述研究中，对我国经济总量GDp与电力消费总量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时，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双向因果关系的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回归分析可选取的样本数据量过小，估计效果不够理想，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同时在长期内，我国宏观政策的调整也对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产生影响。因此，从总量上研究二者的关系会导致一定的局限性。
当应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的局限性，但仍不能有效处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周期差异及宏观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不能较好的解释二者的关联关系。SqualliJ（2007）对opeC的11个成员国的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得出二者类似的关联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该研究指出应按各国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特质分别进行研究，而不是盲目地进行统一的分析。我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不同，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周期也各不相同，张珍花、刘安琪（2011）通过研究指出了泛珠江三角洲九省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白雪梅、赵峰（2011）采用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结论指出1997-2008年间我国省区经济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地区间的差异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及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应考虑我国各地区的自身经济发展特点。
方法设计与指标选取
（一）方法设计
数据挖掘是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探索和分析，以便发现有意义的模式和规则的过程。聚类分析和关联分析是数据挖掘的重要功能，分析时不需要传统计量分析模型所依赖的各种假设，对复杂、多样化的样本数据有较高的适应能力。本文将分二个步骤综合应用数据挖掘的聚类分析功能和关联分析功能，设计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应用聚类分析识别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的基本特征。聚类分析是一种非监督的模式发现方法，不需要任何先验知识，只是按照某种相似性的度量，将样本数据划为多个分组，每一组表示一个类。并要求同一个类中样本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类中样本间的差异较大，即相似的样本划为一类，不相似的样本划分到不同的类中。聚类分析结果中的每一类代表了一种模式。
本文假设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的状况在每年均表现为某一个具体特征；一个地区可逐年表现为相同或不同特征，也可间隔、反复出现同一特征；不同地区在同一年内可表现为多种不同的特征。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每一地区可按时间先后顺序呈现出其特有经济发展规律的特征序列模式；地区间的特征序列在时间上可能会出现重叠或滞后，这也更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各地区每一年的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状况均作为一个样本，若有m个地区，时间期限为n年，则可由m×n个样本构成聚类分析的数据集。然后，通过聚类分析，划分为若干类，每一类就代表了一种具体的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状况的典型特征。
应用关联分析发现特征的序列周期性。关联分析是寻找在同一个事件中出现的不同项的相关性，是为了挖掘出隐藏在数据间的关联规则。比如在购物篮应用中，应用关联分析获得顾客在一次购买活动中所买不同商品的相关性。如果同一事件中各个项的出现在时间上具有先后关系，则称为时序关联分析。
根据步骤1识别的基本特征，可以得到各个地区在n年内按年表现的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状况特征序列。有m个地区，则对应m个特征序列。每一个序列表示一个事件，序列中的一个特征表示一个项。应用时序关联分析可以发现具有强时序相关性的特征序列，这些特征序列就表示了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状况的变动规律和趋势。根据相应的变动规律和趋势，可以掌握区域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的综体状况，也可以预测某地区未来的变化趋向。
（二）指标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指标变量应涉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电力消费等方面，综合相关研究文献所使用的指标，本文选取人均GDp、第一产业GDp占比、单位GDp电耗共三个指标，由于电力消费水平与地区的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主要围绕GDp设计相关指标。人均GDp反映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的阶段，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该指标表现为由低到高的变化规律；第一产业GDp占比指标体现了经济结构状况，通过这一指标的变动可以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在地区经济发展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变化过程中，该指标一般表现为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单位GDp电耗可以从总体上反映了GDp产出的用电效率，该指标可以直接体现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在近几年的实施效果，该指标的高低也能够从侧面反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及所处阶段。
关联模式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了1999～2009年连续11年的相关数据，其中我国各地区的GDp、第一产业GDp等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区域经济数据库”，各地区各年的电力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宏产业数据库”。
由于地区的电力消费数据缺失，因此在样本中剔除该地区，保留了我国其它所有的省及直辖市，共30个地区。其中，海南省1999年的GDp数据不完整，只保留该省2000～2009年数据，其它地区数据区间仍为1999～2009年，由此导致的数据区间不一致，对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不会产生影响。关联模式分析中使用的指标数据包括人均GDp（aveGDp）、第一产业GDp占比（wiGDp）、单位GDp电耗（eleGDp），这三个指标全部可以由上面的数据计算得到。
（二）聚类分析识别典型特征
样本数据集包含30个地区、11年的329个样（除海南省1999年的样本数据），应用SaS企业数据挖掘平台进行聚类分析，并采用最小二乘法聚类准则，自动分为10类，每类包含的样本数、地区数、年限数如表1所示。根据SaS聚类分析结果，三个变量aveGDp、wiGDp和eleGDp在聚类分析中的贡献度（importance）分别为0.784、1.00和0.756，表明变量选取合理，聚类结果理想。
表1显示出11年间31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状况可以划分为10类，每一类代表了一种特征。其中1、2、5、6、10等五类包含的样本数较多（不少于26个样本），每一类所涵盖的地区也比较多（不少于6地区），并分布到各个年份中（均为11个年份），3、4、7、8、9等五类包含的样本数较少（最大为14个样本），涵盖的地区比较少(最多为3个地区)，也只包含部分年限。
表2详细列出了各地区各年度在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方面所属的类别特征。如1999年共29个地区（不含海南）总体表现为9个特征，特征9在本年度中未出现；2009年30个地区表现为7个特征，特征3、7、8未出现。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同一时间截面上，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的特征呈现多样性。
同时，根据表2的数据按时间序列进行分析，自1999～2009年间，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区先后经历了6、2、9三个特征阶段。尽管在同步性上不完全一致，但阶段先后和特征趋向是相近的，这说明了三个直辖市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其区域发展的个性特点，也具有发展进程及阶段的共性。同理，宁夏、青海、山西表现为相近的模式；甘肃、贵州也相似。海南地区较最为特殊，前9年的特征均为8，该特征也是海南独有的，其它地区未出现过此特征，到了最后一年表现为5，这一结果体现了海南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关联方面的特殊性。黑龙江地区在研究期内其特征保持不变，其特征始终为1，表现出其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状况的稳定性。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确定聚类结果较好的解释和呈现了我国各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方面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某些地区滞后的特点。
（三）关联分析发现特征序列模式
根据表2所列出的各地区特征变化序列，文本将采用关联分析方法继续研究其中蕴含的序列模式。表2中一个地区（一行）表示关联分析的一个事件，所有事件包含的项种类只有10类，即特征1～特征10。每一事件是由多个项按时间先后组成的特征序列。
根据SaS时序关联分析的数据要求，需要把表2的数据重新整理，一个样本表示一个地区某一年度的特征值，分别用area、year、class表示地区、年度、特征值，样本数为329。在进行时序关联分析时，area设置为id变量，year设置为sequence变量，class设置为target变量。
关联分析的部分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简略，表3只列出了支持度大于30%的关联规则。例如，关联规则“5==>1”拥有36.67%的支持度和91.67%的置信度，说明该规则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由于关联分析实验的数据量较小（共30地区表示事件、10个特征表示事项），同时各地区特征序列中连续重复出现相同特征的情形比较多（详见表2），在研究期间内，有1个地区（黑龙江）的特征序列仅由1种特征（特征1）组成，22个地区的特征序列由2种特征组成，6个地区的特征序列由3种特征组成，1个地区（内蒙古）的特征序列由5种特征组成，各地区在时序上没有形成明显的阶段变化特点。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关联分析无法发现更长的关联规则链。因此，本文进一步应用SaS挖掘分析平台的链接分析工具，对各地区的特征序列进行分析，试图对潜在的变化规律进行更加全面的识别和展现。图1显示了链接分析建立的有向链接路径。图中10个结点表示了10种特征，边及边的方向表示了两个特征的先后关联顺序，边的粗细表示了链接次数的多少。表4具体列出了前、后结点及链接次数。
根据图1和表4，可以得到51629或5129等链接路径，并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的部分关联模式，用于判断和预测某些地区未来可能的变动趋势。例如，参照这一链接路径和表2显示的特征序列，则可以预测河南、湖南、吉林、江西、四川等地区在未来的几年内存在向特征6变化的可能。
结论
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明显高于大开发前，与全国和东部地区增长幅度之间的差距，亦呈收敛态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也纷纷呈现出与地区实际相匹配的经济发展历程。
由于地区差异及发展战略重心不同，各区域在横向上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及特征，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水平不同；在纵向上又表现为区域经济自身发展历程的趋同性，从第一、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加大，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电力消费水平也逐步提高。因此研究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在发展过程中表现的阶段性，以及按时间先后形成的前后阶段关联模式，可以更好的了解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及电力消耗状况，近而更好的把握和预测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及电力消费水平，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加强电力行业的协调发展以及完善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搜集了包含我国30个省、市行政地区1999～2009年连续11年的329个样本数据（除海南省1999年的样本数据；由于地区的电力消费数据缺失，样本中不包含地区），这些样本包含了30个地区、11个年份的人均GDp、第一产业GDp占比、单位GDp电力消耗等指标数据。其次，应用SaS企业数据挖掘平台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聚类准则，按10类进行归类识别，把各地区、各年份的经济发展状态划分为10类，三个指标变量均达到了较高的聚类贡献度，说明聚类结果较好地识别了各地区、各年份的经济发展特征；聚类分析的实际结果也显示出，在同一时间截面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的特征呈现出多样性，符合论文分析的基本假设。再次，应用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的序列模式，选择地区、年度、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值作为分析变量，建立329个样本，应用时序关联分析建立了关联规则，确定地区经济的前后阶段关联情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应用SaS挖掘分析平台的链接分析工具，对各地区的特征序列进行衔接，建立了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有向链接图，使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规律得到更加全面的识别和展现，从总体上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格局及变化趋势。
参考文献：
1.林伯强.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11)
2.朱天星等.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0)
3.王海鹏等.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间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例[J].生产力研究，2005(3)
4.林卫斌，苏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与电力消费—为什么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不同步[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2)
5.潘雄锋，李良玉.我国电力消费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9(7)
6.张琳等.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30省市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2)
7.SqualliJ.electricityConsumptionandeconomicGrowth:BoundsandCausalityanalysesofopeCmembers[J].energyeconomics，2007,29(6)
8.张珍花，刘安琪.我国泛珠江三角洲内地九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基于岭回归分析法[J].经济问题，2011(4)
实体经济的特征篇7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特征采取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的质量及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的质量是指会计信息产品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会计信息所应当达到或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即会计信息为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而必须具备的那些特征和特性要求，它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的约束。要想全面、正确地理解会计信息产品质量特征的本质，必须认识到会计信息质量受到信息的使用时间、使用地点、使用对象、社会环境、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基本本质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相对的概念，而不是固定的概念，即要求内含的质量特征和特性均满足用户需要，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诸特征的最佳组和。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为会计目标服务的，它是联系会计目标与实现目标之间的桥梁，对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起约束的作用，是提供信息符合会计目标的要求。在会计目标被定义为决策有用性的前提下，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使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特征。投资者把资源投资于企业，目的在于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包括股利和资本利得等，出于这一目的，投资者需要做出持有还是出售的决策，债权人需要做出是否贷款的决策，等等。这些人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都需要有用的会计信息，即有利于他们做出决策的信息，对其预测未来时会导致决策差别的信息。所以，相关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最重要的质量特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拥有更充分的信息，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可以获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他们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可靠的信息，任何虚假和误导的信息都比没有信息更有害，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可靠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另一重要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其他质量特征有：可比性、重要性、及时性。
二、新经济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影响
美国国家商务部在1999年度报告中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指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功能强大的个人电脑、高速的电子通讯以及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进的市场的不同名称加在一起的简称，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等。”新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经济；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以智力为支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面向未来的经济。新经济对会计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以下两种挑战：
1.国际需求与国内需求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企业跨国化的发展造成资本和信用的跨国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各国经济与企业的发展与他国紧密相连，会计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成为必然趋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方面要满足本国会计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财务报告使用者广泛化和多样化，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挑战。
2.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虽然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也导致不确定性，但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事前和事后不对称，相应地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前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后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都使会计环境的风险加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如何应对环境变化显得十分迫切。
三、关于我国构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几点设想
1.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纳入框架体系中。“概念框架”一词是在1966年由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基本会计理论报告》中提出。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提高了会计准则制订的效率。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已达到较高水平，使得现有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在理论上与具体准则不匹配、不协调。因此，修订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建立概念框架显得十分迫切。在修订时应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作为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会计基本理论中的地位，有利于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符合我国的会计目标的要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取决于会计目标，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的会计目标也不相同。FaSB在其第1号概念公告中指出：“财务报告应当提供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评估报告主体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信息”，国际会计准则也将会计目标规定为“决策有用性”，受会计目标的影响，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偏向于相关性，德日的会计目标定位为“受托责任观”，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则偏向于可靠性。
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目前并不十分明晰，但主要体现的是“受托责任观”，这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但所有者缺位现象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实现。笔者认为，“决策有用性”是指对信息使用者有用，信息使用者包括投资人、债权人以及委托人等相关各方，因此“决策有用观”实际涵盖了“受托责任观”。根据新经济时代的特点，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大大增加，“决策有用性”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会计目标应定位为“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二者的结合，这样才能与会计信息使用者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变化相适应。
3.构建多层次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模式，但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应多层次化，第一层次为总体质量特征，即有用性；第二层次为主要质量特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透明度、可比性和充分性；第三层次为次要质量特征，包括如实反映、公允性、谨慎性、完整性、重要性、前瞻性和实质重于形式；会计信息的制约因素包括及时性、成本效益原则及相对性和动态性。
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应该采取的对策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有赖于企业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生产与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其中，企业会计信息生产是企业会计师在企业经营者领导下，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利用会计劳动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如实反映。为此，若将经营者对企业会计工作的蓄意干扰、企业会计师的业务素质低两因素搁置不论，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质量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由于审计问题已经成为今天的焦点，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本文着重从会计信息的生产方面来考虑，如何更好的生产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一）必须建立严格而不繁琐的会计准则
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应该向iaS看齐，力求制定出一个通用，简约的高质量会计准则。我们可以欣喜的看到，2001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中期财务报告、固定资产和存货的三项会计准则，并且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还正在起草《企业会计准则每股收益》和《企业会计准则终止经营》这两项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也先后出台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002年，证监会、国家经贸委颁布了《公司治理准则》，并且首次组织了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联合大检查。这些事件准则的制定正是在我们的证券市场出现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及时的提出来的，同时也以较为简约的风格顺应了iaS的特点。我们国家这几年会计准则的制定、出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别的国家来比较，这个速度是惊人的。另一方面从质量上看，我们目前已经非常迅速地在接近国际规范的水准，这应该说也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非常大的成绩。所以世界会计师大会在中国召开，是对中国会计行业的认可。包括对会计准则制定的认可。（二）必须保证会计准则严格执行，及时披露
由于知识经济时代和创新精神在会计界的影响，为了适应一些行业的特点，我们制定了相关的一些方法，但是由于缺乏实践，往往造成被一些套利企业所误用，这些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借着新方法手段，借以取代会计准则，这些公司无不是其财务人员在Ceo的授意和逼迫下，利用自己熟悉会计制度、熟悉审计稽查的思路和方法大肆造假，大肆违规。
会计准则实质是一份“社会契约”，是企业的各外部产权主体与经营者通过谈判达成的关于通用会计规则的约定，是与企业剩余有关的各利益主体的代表进行博弈的结果。既然大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就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不折不扣的予以遵守，否则就不适合再在游戏里出现，也就是必须被“除清”。
（三）提高企业经营者和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企业经营者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是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心智结构，承担起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责任。其次，要加强会计人员和职业人员的后续教育，使每一个经营者和会计人员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管理经营知识和手段。再者，要求每一位经营者和会计人员要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适应的经营理念和道德理念，一方面要增强法制意识，另一方面要增强道德自律意识，增强道德责任心和责任感，保持职业良知。
（四）改善会计人员的从业环境
重拾会计诚信必须注意到在现在所发生的很多财务事件中，尽管会计人员是很不光彩的，但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受到来自更高层领导的压力的。会计人员的地位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并且一直会争论下去，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高级管理人员，尤其是公司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从公司长久发展来考虑的话，就会给予会计人员一个没有任何压力与合理要求的会计环境，使得会计人员可以独立行使和发挥其专业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为高质量的信息。如果我们的Ceo们继续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大肆逼迫财务人员造假，就会如美国一样，股市暴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通等一连串公司欺诈案所引发的信任危机。目前，美国投资者的普遍感受是“玩股”等于“玩火”。一些调查结果显示，近一段时间，美国投资者有的转而投资房地产，有的转向国库券，有的转向黄金市场，还有的转向投资艺术品。财务“造假”公司股价一夜之间由几十美元跌到几美分，吓走了股市投资者。从而导致公司失去血液，从而走向灭亡。为消除美国股市的信任危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945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提交有本人签名的财务报告，如有不实之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个人负有法律责任。可见公司财务问题绝对不仅仅是CFo,而且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于Ceo。尽管美国进行多方努力，以化解这场信任危机，但仍有很多分析家认为，恢复信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伴随着股市的暴跌，美元也明显贬值，美元与欧元的比价已经跌到1∶1的心理界限之下。股市和汇市的动荡互相交织，可能严重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只有我们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我们的会计人员一道，共同营造一个高效的会计环境，才会真正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重拾投资者的信心，建立一个诚信的会计环境。
（五）改进与完善会计信息的披露
从可靠性谈会计信息的披露。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首先就要建立健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法规法则，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其次，会计信息来自于企业日常的经济活动，如果企业能按现代企业的要求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大大减少操纵会计信息的行为，若年终财务报告采用企业内部公示的制度，对预防会计信息的作弊也是一种有效方式；第三，要进一步完善注册会计师的会计制度，对于不负责的注册会计师，要进行曝光，追究其法律责任，给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一个较好的经济和法律环境。
从相关性谈会计信息的披露。现行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与需求者相关，对决策分析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用户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拘泥于目前这种通用模式的财务报告必然满足不了使用者千差万别的需求。因此，必须改进和完善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突出其相关性。首先，要解决历史信息滞后性与信息需求超前性的矛盾。其次，要建立表内信息与表外信息互补的财务报告体系。第三，规范和完善分部信息的披露。
（六）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施的间接控制，或称外部治理结构，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兼并市场等等。其二是为实行事前监督而设计的直接控制或称内部治理结构。它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组成的一个三级结构。在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企业外部所面临的产品市场变得激烈了，但是仍缺乏来自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竞争，因此外部治理结构是不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方面，我国国有公司形成了六套组织机构（职工代表大会、党委会、工会等老三会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新三会），但相互之间责权界限不清，运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会计不是兼顾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而成为经理人直接操纵反映其意图的工具。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1）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结构，包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逐步培育经理市场。这些外部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构成了对经理人的威胁机制。（2）规范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要对复杂的新、老三会进行责权的明确划分，必要时可予以整合，形成有效的权力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3）建立和完善对经理人的绩效考评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实体经济的特征篇8
关键词：科技型企业 技术经济效益 双重特征 客观评价误区
科技型企业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科技型企业的产品主要是科技人员所创造的智力成果，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产品。因此，与工业产品生产型企业相比，有其独特的企业产品形态和技术经济形态。具体地说，科技型企业不仅具有广义的企业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科技型企业所特有科技人才价值。简言之，科技型企业技术经济的效益形态，具有科技型企业所特有的科技人才价值和企业存在价值的双重特征。这一效益形态的双重特征，对科技型企业经济效益审计评价提出了新的课题。为此，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科技型企业经济效益的基本特征是科技人员所创造的智力成果及其货币化价值
作为技术经济实体的科技型企业，其产品的载体是科技人员所从事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科研项目(以下简称“四技”项目)和承揽的一些技术工程服务项目等，核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学科建设和技术研发。其目的是通过发展企业自身所特有的科技生产力和不断提升技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科技型企业的人才价值和企业价值。客观评价科技型企业的经济效益，至少必须把握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客观评价科技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把握科技型企业技术经济活动形态及其运作机制
以某科技公司技术经济活动形态及其运作机制为例。该科技公司通过设立“专业技术研究中心”，并构建以专业研究所和科研项目（课题）为技术经济活动载体的技术经济运行机制，使科研项目（课题）所蕴涵的科技应用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设置在企业管理的基础位置上，以绩效挂钩的利益分配关系为纽带，最大限度地释放和创造科技型企业基础生产力的能量，使专业技术研究机构始终处在能够自我发展的最佳状态，并通过创新学科和科研项目（课题）的技术成果，去创造技术经济效益和科技型企业的社会存在价值。
考察科技型企业这一经济活动形态，就不难看出，科技型企业中的专业研究中心，相当于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一个“车间”；合格的学科带头人（或专家）就可能创造一个高科技的品牌产品，其产品形态就是这个专家或由他领导全体科技人员所共同创造的智力成果。能够向当今社会展示的价值，就是智力成果被货币化了的价值量。这是科技产品社会认可价值的基本特征，也是科技型企业生产力的基本特征。蕴涵在科技型企业基本特征中的经济效益，也就具有货币化的人才价值和企业存在价值的双重特征。
（二）评价科技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把握科技型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所特有的科技人才价值和企业存在价值的双重特征。
上述分析，使我们看到了科技型的科技人才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并存关系。评价科技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应当首先从科技型企业经济效益这一双重特征（即人才价值和企业价值）入手，即要既考察人才凝聚能力（即企业特定的科技人才货币化价值对科技人员的激励能力）和人力资源储备能力（即为企业未来储备的人力资源预计创造货币化价值的能力）所表现的货币价值量；又要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对投资者的贡献能力。这应当成为科技型企业、企业员工和企业投资人所共同追求的效益评价目标。
就近期情况看，人才凝聚能力与人力资源储备能力，仍然是科技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稳定前者的同时，应通过对科技型企业发展前景和技术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积极探求合理的企业、员工与投资人利益共享的目标和效益评价体系，应当成为科技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审计评价重点关注的问题。否则，经济效益审计评价将有可能步入误区。
二、客观分析科技型企业经济效益的双重特征，是把握经济效益审计评价尺度的切入点
科技型企业是现代企业形态中的特殊形态，没有现成的经济效益评价体系可供借鉴。必须在把握其经济效益特征的前提下，寻求经济效益审计评价尺度的切入点，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分析科技型企业“科技人才价值”货币化特征，是评价科技型企业经济效益的基本切入点。
考察科技型企业转制后走向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科技型企业彻底打破了原来的科研事业单位“平均主义”工资制度和利益分配方式，真正实现了“科技人才价值”货币化。并依此调整企业、专业技术研究部门、科研项目组及广大员工的利益关系，走出一条通过解放科技生产力发展科技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地释放科技生产力能量的新路子，从而凝聚了一支学科和专业基本配套的科技人才队伍，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激活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性思维和科技人员开拓技术市场的潜力。
据某科技公司的一组统计数字表明，统计年度内，技术专家年收入为一般管理人员年收入的7至8倍；专业技术人员年收入为一般管理人员年收入的2至3倍，在工效挂钩的激励机制推动下，当年的技术经济创收总量较往年增长了50%。并在此后三年创造了连续递增50%的技术经济创收业绩。
就单纯的科研创收财务总价值而言，另一组统计数字则表明，由于体制的转换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列举的科技公司3年所创造的技术经济总量，等于改制前15年所创造的技术经济总量的1.75倍；经营利润则为前15年的近3倍。
科技型企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走出了一条具有科技经营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关键在于激活和释放科技生产力，从而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而科技人才价值难以货币化，正是多少年来科学技术生产力绩效倒挂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科技型企业通过变革企业生产关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一现象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客观真理性和时代实践性。
实体经济的特征篇9
我国的农业税收，主要涉及原来由财政机关征收的“农业四税”，即与农村经济相关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在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将“农业四税’.划为乡级财政的主体税种。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分配关系，但全面考察和分析，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存在着一些具体的问题与矛盾，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矛盾
1.“农业四税”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关不密切在现行的“农业四税”中，耕地占用税是对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生产建设的单位和个人所征收的一个税种，其征税范围包括国家和集体所有的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耕地占用税虽然是以农业付出土地的代价为基础，并划为地方预算的固定收入科目，但不论从纳税人角度还是从其本质内容上来说，都与农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所以说，耕地占用税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关不密切。契税是以买卖、典当、蹭与或文换形式取得土地房屋产权的，承受人为纳税义务人的税种。其征税对象是产权发生买卖、典当、赠与、交换等转移变动的土地房屋。它在客观上仅与农村房产产权变动有关，而与农业生产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与农业生产联系较为密切，其征税对象分别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收入和从事农业特产品生产的农业特产品收入。但在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税收标准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情4况，如农业税计征土地与实际土地不相符.计税常年产量与实际产量相差太大，名义税率与实际负担水平发生较大背离等问题，并导致农业税负担偏轻而农民负担畸重的矛盾。农业特产税也存在着征收品种多和适用税率繁杂等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对农业特产税的征收，除国务院规定的征收品种外，各地也开征了一些品种.以吉林省为例，吉林省地税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就达八个大类，涉及30余个品种。同时，各类品种征收季节不集中，加之各农户经营水平的差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就某一项农业特产的实际收人进行控制难度很大，导致难以准确确定应税所得额。2.税种制定界限不清，不利于征管及维护税法的严肃性根据1983年n月国务院对农业特产税征收范围的统一规定，原属于“其他经济作物收入”、“园艺作物收入”以及“经国务院规定或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中的绝大部分，都纳入了农业特产税的征收范围，改征了农业特产税，由此可见，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实际上是将同一征税对象予以分割而并行设立的两个税种.因此就在征税范围的划分上有纠缠不清之处，难以明确。如尽管种植两种经济作物收益相同，但却交纳不同的税收，导致税收负担差距很大.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农业特产税目前的税目采取列举法表示，不可能穷尽前述“规定”当中所涉及的全部农业特产品，也难以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对随着农业技术推广而出现的高新技术项目，哪些需要纳税，哪些不需交纳缺乏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就难以被纳税人所接受。如同样是大棚种植蔬菜和瓜果，种植蔬菜收入高却不需交纳农业特产税，而种植瓜果收入少却在纳悦之列。这些间题在具体执行税收的过程中，往往使纳税人心理上产生纳税多、税种杂的误解，不利于调动其纳税积极性。同时也增加了许多繁杂的征税手续，加大了征税工作量和计征成本。由于农业实行农户承包经营体制.农户兼营现象大量存在.同一农户兼营多种农业项目，税收征管力量需要对一个农户的多个项目逐一核定，不仅要核实哪些交纳农业税，哪些要交纳农业特产税，而且还要对交纳农业特产税的项目核免农业税，加大了征管的难度，也不利于维护税法的严肃性。3.有关农业方面的税收不能对当前农业实际收入水平实施有效的调节在我国新的税收体系当中，对农业收入水平的调节还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税法制度。农业税执行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相对于过去普遍较低的农业收入水平，起到了鼓励生产、稳定负担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农业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差别水平也较五、六十年代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税率明显偏低的农业税已经失去调节农业收入水平的作用。而农业特产税的出台也没能弥补农业税之不足，由于其征收范围和征收对象的不明确，亦不能对农业收入水平进行有效的调节。
实体经济的特征篇10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宪政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宪政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7参见郭道晖:《权威、权力还是权利》，《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