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特征篇1
自Young认为改革开放加剧了中国区域市场分割，国内外学者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及其部分区域的市场一体化测度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一体化的测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测度方法，比如技术效率、经济周期和贸易流量等；第二，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皮建才和陈敏等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造成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第三，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徐现祥等人的实证研究认为市场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陆铭和陈钊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非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
已有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现有的方法忽略了经济区域内不同观测点的市场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只得到一个平均结果；其二，忽视了观测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等导致观测点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回归结果将无法满足一致性和无偏性。因此，本文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例，研究最近十年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概述
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融合，是指一国内部区际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无歧视，市场一体化是过程和状态的统一。过程是指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的运动，状态是指区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深化同时推动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其中，区际市场化是推动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主要动力，区际合作的深化，即市场层面的一体化则消除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歧视。商品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此外还有要素市场一体化等。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是研究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分别从状态和过程进行测度。对市场一体化状态测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对过程的测度方法有：贸易流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有两个作用：研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现状，量化它对经济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市场一体化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地区竞争加剧使得消费者获益增加，需求增加又导致投资进一步的增加，投资增加又促使价格的下降，实现良性的经济循环。因此，市场一体化意味着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率。
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理论分析，实证结论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经济增长；第二种，市场非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种，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概述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个体和时期的差异性会影响结果，但是并未得出统一性的结论。文献阅读发现，已有研究至少忽略了区域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的不足。为弥补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内部9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已有文献对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采用传统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假定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观测点之间保持一致性，变量系数不随观测点位置的移动而改变。传统方法既存在忽略样本差异性，从而可能得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结论，又存在应用对象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传统方法对异质性的忽视，Brunsdon等提出了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GwR方法能够有效处理空间参数的非均衡，而且其处理异质性的模型更为灵活，其参数随空间变动而不再依赖于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GwR方法扩展至面板数据，同时考虑了空间相关性，最后应用于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
1.GwR模型介绍
GwR模型的设定形式：
Yi=Xiβ（ui，vi）+εii=1，2，...，n（1）
其中，Yi表示被解释变量，Xi是1×K的解释变量，β（ui，vi）表示参数，ui、vi表示回归点i的空间属性变量，如经度和纬度，εi～n（0，δ2）。该模型将样本点的空间位置引入到回归参数中，利用局部加权回归方法分别对每个样本点进行估计，获得各样本点参数的不同估计值。若i为回归点，j点的权重是其与i点空间距离的函数，如wij=exp，其中，h为带宽。从wij的表达式可以看出，h直接决定了在对i点进行回归时j点的权重。
2.空间面板数据GwR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Y=ρowY+Xβo+u，u=v+ε（2）
其中，Y=（Y1，Y2，...Yn）t表示因变量向量，Yi=（Yi1，...，Yit）t。ρo为空间自相关系数矩阵，矩阵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通常对其进行行和等于1的标准化，wY表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Kronecker积。X为nt×nK的外生变量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t×K矩阵，βo为nK×1维参数矩阵。u为nt×1维干扰项向量，v为个体效应向量，ε～n（0，δ2εint）是随机扰动项。
根据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设定方式，采用mL估计方法可得到模型（2）中个体效应v为随机效应时的参数估计值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未列出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过程，实证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未详细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i=（X′Ω-1iX）-1X′Ω-1iaY（3）
2ε=F（Ψ2，hi，ρi）=（u′（（tΨ2in+Gi）-2Git+G-1i（it-t））u）∑j=1，...ngijtΨ2+gij+n（t-1）（4）
其中，Ωi表示估计i点时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阵，et=it-t，t=Jt/t，Jt表示元素全为1的t阶方阵，Ωi=（tδ2vint+δ2εGiit）（int）+（δ2εGiit）（inet），2ε表示回归时得到的δ2ε的估计值。Ψ2=δ2v/δ2ε，δ2v表示个体效应v的方差。
然后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集中化对数似然函数CLnFC（Ψ2，hi，ρi）：
CLnFC（Ψ2，hi，ρi）=c-12∑j=1，...，nΨ1-nt2lnF（Ψ2，hi）-12u′^Ψ21F（Ψ2，hi）+lnabs∏q=1，...，nt（1-ρiwq）（5）
其中，p=int，Q=int-p，Ψ1=ln（tΨ2+goi）+（t-1）ln（gij），Ψ2=（（tΨ2in+Gi）-1it）p+（G-1iit）Q，表示干扰项的估计值。模型（5）需要估计3个参数，Ψ2、hi和ρi，将其估计值代入式（3）和式（4），即可完成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
四、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本研究采用parsley和wei提出的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该方法的研究思路从冰川成本模型出发：假设商品k在i地价格为pi，在j地的价格为pj，在i和j之间销售商品k的交易成本为商品价格的一个比例C，0pkj或者pkj（1-C）>pki时，存在套利活动，即会有人进行跨区域的贸易活动获取利润，直至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得到相对价格pki/pkj的无套利区间。由于众多商品的绝对价格很难获得，而且现实的统计数据通常采用相对价格形式，parsley和wei等提出利用区际间相对Cpi或相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方差Var（qkijt）来测度区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Var（qkijt）越大则说明区域间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越严重，反之则反是。
本文以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珠三角各城市的9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括服务项目、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用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为基础，根据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
根据桂琦寒等（2006）的定义，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越大，对应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深，反之则反是。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08年普遍出现了提高，很可能是“次贷危机”导致地方保护加剧。此外，珠三角各城市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广州最高，深圳和东莞最低。
（二）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研究模型
本研究基于陆铭和陈钊（2009）的研究文献，得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
growthit=ci+βi1miit+βi2mi2it+ρi∑j=1，...，i-1，i+1，..nwijgrowthjt+γiXit+uit，uit=vi+εit（6）
其中，growth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真实人均GDp增长率（%），ci表示常数项，miit是地区i在t时期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mi2it表示miit的平方项，ρi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wij是空间权重系数。系数下标i表示该系数与回归点i的地理位置有关。在模型中分别用滞后一至三期的mi_LaG代替mi，以研究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即表2中的模型Ⅱ～模型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资本k的对数lnk，通货膨胀率Cpi，对外开放open，实际利用外资（aFC）占GDp比重，人口增长率pG（‰）。uit表示扰动项，包含个体效应vi和独立同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εit。
lnk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
Kit=Kit-1（1-δit）+iitKit（7）
其中，Kit和Ki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物质资本总量，δit表示资本重置率，iit表示当年的投资总量。令δit=9.6%，并用各城市198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10%作为该市的初始资本存量，得到人均资本存量kit=Kitpopit，popit表示年初和年末人口总数的算术平均。
（三）数据来源和回归结果
模型（6）和模型（7）的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回归分析包含模型的估计和检验两部分：首先，采用mL方法对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模型（6）进行估计；其次，采用基于拟合优度的拟合χ2分布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以及渐进χ2分布的随机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的Lm检验。两个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F（1.01，54.9）=0.00015和Lm=8.00。因此，本研究认为随机效应模型适合所使用数据。
在包含mi的回归模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而且在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自相关moran’si检验也表明自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pmoran’si=0.53）。该统计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在研究期内并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周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无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分别包含mi_LaG1、mi_LaG2和mi_LaG3的模型Ⅱ～Ⅳ中未再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2为包含不同时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指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总的来看，研究期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广州、深圳、惠州和江门的经济增长水平，但会降低肇庆和东莞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外，珠海的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滞后期变动：
模型Ⅰ，模型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只包含当期mi，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受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当期值的影响。但是，东莞和中山的mi显著为正，即说明采取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同期的经济增长；江门的mi显著为负，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
模型Ⅱ～模型Ⅳ的回归结果显示，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的滞后期对地方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与mi相比，mi_LaG1、mi_LaG2和mi_LaG3在9个地区中分别有7个、4个和5个地区显著。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和江门的mi_LaG系数总体为负数，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滞后的积极影响；东莞和肇庆的mi_LaG1和mi_LaG3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的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当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至一定水平时，商品市场一体化将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见表3）。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较大的份额，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但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对落后地区通过获得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或者采用赶超战略等方式使其拥有部分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其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中所享受的利益份额，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再受益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本文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或国内部分区域的一体化组织不断扩大的原因，只有通过不断添加相对落后的个体，才能够保持较发达地区获取区际贸易的正面影响。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只有肇庆市和东莞市的经济增长明显受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有利影响，江门和惠州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两种不同的影响同样会随着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出现拐点（见表3）。虽然商品市场分割能够保护当地企业免受外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结果。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市场一体化通过区际贸易同时直接或间接影响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则只能影响供给因素①。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企业太缺乏竞争力，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只有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这样能够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地企业的竞争（肇庆和东莞）。但是随着商品非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过于封闭的商品市场会给技术创新等供给因素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地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如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包含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一体化更有利当地经济增长（江门和惠州）。
表3的结果可检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即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的趋势。回归结果表明，除了模型Ⅰ的东莞和模型Ⅱ的江门以外，β1显著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拐点，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拐点，该结论与陆铭和陈钊（2009）的结论相似。根据拐点公式-β12β2计算得出，大部分观测点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即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趋势在大部分地区未发生方向性的变动。
从β2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几乎所有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商品市场一体化会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地，当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商品市场非一体化也会阻碍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此外，其他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地区的lnK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的增加对dylw.net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个模型的Cpi系数都显著为负，陆铭和陈钊（2009）认为当期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当年的通货膨胀有可能伴随着未来更低的经济增长。东莞和肇庆的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加剧了地区的竞争，但并非一定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本身的特征差异影响区域对外来竞争的消化能力，因此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地，实际利用外资aFC变量也出现了区域间方向性的差异性，其中，东莞和肇庆的aFC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的aFC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综合open和aFC两个变量来看，虽然东莞和肇庆在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外来资本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正面影响，而珠海和江门则出现与它们相反的结论。为了有效地吸收贸易及外资的有利方面，去除其不利影响，这两组城市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增进交流，从而实现共同进步。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对称性：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内部之间的不对称。商品市场一体化有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不一定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需求因素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由于构成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差异，有些相对落后地区无法消化外来产品的竞争，从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更有利（如东莞和肇庆）。相反地，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结构和当地企业竞争力可享受到区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则商品市场一体化同样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如江门和惠州）。
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模型Ⅱ的中山市除外），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相对发达地区或者相对落后地区不会一直收益或受损，这可能是影响区际关系波动的原因之一。
总之，商品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区际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区际间的产业分工，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系统的构
成存在空间非均衡，导致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同。提高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完善区际经贸关系需要重（上接第4页）
点解决落后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因此，相对发达地区需要在发展本地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兼顾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一味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会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而且会促使落后地区选择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同样地，相对落后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获利有赖于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当地政府和企业应该更多地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不是单纯选择技术含量高，利润可观的产品。最后，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在实现区际合作时，应该形成互惠互利的政策，从而减少区际贸易中的摩擦，降低区际贸易的风险，以提高区际合作为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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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特征篇2
关键词：文化市场特征产业复杂
文化市场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产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市场，它带有本身的特殊属性。研究探讨文化市场的特征，对于繁荣发展文化市场，既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时间参照价值。本文就此发表几点浅见，以期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
一、商品的双重性
文化产品与一般的产品不同，进入文化市场的文化商品也与一般的商品不同，文化产品与文化商品均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
产品，顾名思议，指生产出来的物品。商品，指为交换而产生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一般价值两大要素。“使用价值”与“一般价值”都是一般商品的共同属性。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产品不是商品，为他人生产但不经过交换的产品也不是商品。可见，所谓“商品”，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历史范畴，它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的结果。换言之，商品是进行交换、交易或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而文化产品，一旦进入文化市场进行交换、交易、销售之后，便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就物质属性的层面而言，文化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存在价值；就精神属性的层面而言，文化商品又具有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美学品位、提高人的艺术鉴赏能力与艺术素质等多种功能。
二、产业的复杂性
文化产业与一般产业相比，也呈现出明显的复杂特征。
一般产业，是指各种生产、经营事业。而文化产业，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兴的产业，同样具有物质与精神相交融、相渗透的复杂性特征。正因为文化产业的精神属性，所以我国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常常密切相关，甚至成为“连体婴儿”或“孪生姊妹”。然而，发展文化产业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国家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开发，目的是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力。
为此，一方面要注重文化产业的市场发展前景，努力创造丰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要注重文化产业的精神属性与精神意义，努力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要强调：文化生产不同于其他的物质生产，文化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劳动与精神创造，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的复杂系统工程。
三、市场的多元性
文化商品的双重性与文化产业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多元性。
一般的“市场”概念，是指商品买卖的场所，它是一定地区内商品或劳务等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间的关系。按地区范围划分，有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按商品种类划分，有粮食市场、棉纱市场、黄金市场等，并有技术市场、金融市场、信息市场、老五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等。市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与商品经济密切相连，它具有交换商品、提供信息、通融资金等重要作用。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极大地发挥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一代市场体系，推进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特别是面对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多种功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与一般的市场相比，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的市场，呈现出明显多元化特征。
一是经营体制的多元化，既有国营的文化市场，又有民营、自营的文化市场。
二是经营范围的多元化，既有一般的文化市场，又有特殊的文化市场（例如古玩文化市场、书画文化市场等）。
三是经营者的多元化，既有文化人，又有商人，还有商业文化人或文化商人。
商品经济的特征篇3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产品；税制优化
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这对于各国税收制度在内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以知识与技术的应用将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为背景，研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一国优化税制可能显现的新特征；讨论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应如何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加快我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优化进程。
一、对知识经济的几点基本认识
知识经济是建筑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经济，是以知识为主要产品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作为非物质要素的知识，与工业经济中的原材料和能源等物质要素迥然不同，这是知识经济区别于工业经济的根本所在。一般来说，知识产品或要素具有如下特征：
1.非物质性。知识产品不同于工业经济中的物质产品，它也许只是一个方法、技术，或者是一个创意、理念，其存在不具有一定的形态（如固态、液态等），不占有一定的空间。计算机程序以及思想理论、技术、咨询服务等，都是典型的知识产品。
2.可复制性。知识产品可以具体表现为信息产品，在网络上表现为网络产品，也可以被数字化而成为数字产品。其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以低成本进行复制，即可以无限次的复制而不影响效用。
3.价值的不确定性。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是一种复杂的、与常规性劳动不同的创新性脑力劳动。不能由简单劳动相加而得，具有不可比性；知识产品生产具有不确定性，能否产出、产出多少与投入的物质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不成正比关系，因此，对知识产品的价值的度量极为困难。
4.生产的个体性。知识产品生产是一种典型的智力劳动，是人的思想成果，如一个广告创意。也可以借助于电脑来完成，如编制计算机软件。既可以规模化企业生产，也可以分散到家庭内个人生产。
知识产品的上述特征，决定了知识经济是一种“去物质化”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社会发展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度下降，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作为经济要素，其流动不再有国界，使知识经济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特征。这些方面与工业经济都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来说，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基本经济要素和主要社会财富存在形态，必然成为税收的源泉，进而成为课税者关注的对象。但如何征税，却面临很多变数。
1.税收制度面临的新变化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产品具有非物质性，按照现行税收制度的课税要素来衡量，其属性变得模糊不清了。而事实上恰恰在定性上出现困难，因而征什么税种难以确定，这也是目前电子商务交易课税立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2.税收征管面临的新变化
（1）获取信息难。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它可以采用在线电子商务方式进行交易。而这种交易具有主体隐匿性、标的模糊性、交易地点流动性以及交易完成快捷性等特点，使得电子商务环境下，获取纳税人的交易信息极其困难。而且，电子商务广泛采用先进的安全技术，使得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难上加难。
（2）确认计税依据难。知识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使产品定价失去横向可比性，销售额的计算也缺乏“实在”的财务基础，导致税款征收、稽查时，确定应税销售额发生困难；知识产品的可变性、可复写性，使税收信息极易修改，税收征管、稽查的取证工作准确性将大打折扣。
（3）确认征管对象难。知识产品生产的分散性、隐蔽性，使税务机关确认生产地点、进而确认应税行为发生困难，尤其是对个体性家庭内生产，税务机关将无法确认。
3.国际税收面临的新变化
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环境下，知识产品的国际交易市场具有“虚拟化”特征，同时全球电子商务交易也表现出参与者的多国性、流动性和无纸化操作等特点，使得各国基于属地和属人两种原则建立的国际税收管辖权面临挑战，国家之间税收管辖权的潜在冲突进一步加剧。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首先，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必须一致。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基于知识经济的税制改革思考
1.更新观念。现有研究者仍然用传统思维看待知识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试图用工业时代的税制去对知识时代的产品课税，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系列难题和障碍。因此，必须在理论上、观念上进行创新，建立知识时代的新税制。
2.建立电子商务新税制。对于在线（online）的数字化产品电子商务交易，要抛开“是商品”“还是劳务”的无价值争论，致力于建立新税制：设置一个新税种，实行单一比例税率，以在线电子商务交易额为计税依据，以购买方为纳税人，以资金支付环节为纳税环节，以购买地为纳税地点。
3.转变征管方式。现行电子商务课税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确认纳税人（商品、服务提供者）身份进而掌握交易活动来实现课税。这种重视纳税人身份的识别、认定，重视掌握每一笔交易信息的思路，这在知识经济下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征管方式必须实现跨时代的转变。
（1）由现行控制信息流变为控制资金流。工业时代的税收征管是以控制信息流为主，控制资金流、物流为辅的，即通过登记、申报等制度措施，掌握纳税人静态、动态信息，必要时才去查银行账户。在知识时代，则要以控制资金流为主，因为物流消失了，而资金流的控制节点少于信息流，实践可操作性更强。
（2）由卖方纳税变为买方纳税。即由购买方支付并负担税款，实行价外税。这样，一方面与实行在资金支付环节扣税模式相适应；另一方面，一国消费者支付的税款留在本国之内，课税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收入来源地原则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为知识产品输入国）。总之，通过网络银行扣税可以形成一个税制简单、征管效率高、成本很低、完全自动化的新型电子商务课税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规范资金渠道，选择好控制节点。
（3）由现行人工干预征税变为计算机自动扣缴。在资金支付环节安装计算机专用程序，对通过金融机构支付的电子商务交易结算资金，按照固定税率直接代扣税款，如同银行代扣存款利息所得税那样。这种自动扣缴税款入库模式，忽略对交易内容信息的监控，免除普通税务人员的人工干预，基本不损害交易者的隐私权。
参考文献：
[1]蒋兴红,尤惠,伍菊英.知识产品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论坛,2003(02).
[2]叶裕惠.论知识商品的特点[J].科学中国人,2006,2.
[3]孙昌春.论电子商务中的税收[J].商场现代化,2008,6.
[4]刘文武,解新华.中国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制探索[J].改革与战略,2008,4.
商品经济的特征篇4
关键词：礼品包装；视觉形式；符号；文化经济
中图分类号：J5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161-02
让・波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一书中写道：“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在消费社会中，“物”指的就是商品。商品琳琅满目，礼品是其中一个典范的代表，礼品在消费社会中的存在形式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礼品不仅是一种单纯满足生活直接需要的商品，它还承担着重要的人际交往职能。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在新春佳节、婚娶生育、生日庆祝、乔迁升职时赠送礼品总是必不可少，礼品成了人们友谊和情感交流的桥梁，正如人们所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
因此，礼品承担着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更进一步，从礼品本身的构成因素来说，礼品包装在承担上述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上发挥出尤其突出的作用。礼品的文化经济意义落实到具体的感性存在上，实际正是礼品包装的文化经济意义，正体现在其审美内涵中。本文从礼品包装的审美内涵切入，进而揭示出礼品包装的文化经济意义。
那么，礼品包装有什么特点呢？在送礼时，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包装精美的礼品，因为在大家的心中，礼品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要表达送礼人的审美情趣和面子。因此，市场上的礼品包装花花绿绿、形态各异，它们以美丽的外表攫取人们的心，吸引人们的眼球，给人们带来了惬意的视觉效果。事实上，礼品包装的这种视觉效果是通过视觉形式与符号象征建构出来。
一、包装的视觉形式建构
克莱夫・贝尔曾提出了著名的“有意味的形式”说，礼品包装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是通过视觉形式展现出来的。所谓的视觉形式即视觉艺术的空间结构关系和组织方式。通过媒介材料层面的形状、色彩、点、线、面等要素构成，最终展现出均衡、和谐、对比等组织方式。
下文笔者将考察包装设计中视觉形式美的“标志”与“色彩”特征。
（一）标志
标志在商品包装中发挥着核心效用，它作为一种符号，实现传播信息的功能。苏珊?朗格对符号进行界定并划分了功能，她认为，符号分为推论性与表象性两类。作为视觉形式，表象符号由线条、色彩、体块等接合而成。标志呈现在人的视觉里，作为一种表象符号集中了大量信息，它的功能是即刻传达出符号背后的理念和意义。作为一种形式美，从构成法则来看，标志的设计是使用重复、对比、调和、对称、均衡、渐变等手法，采用阿恩海姆的力的张力原则，组成一种使受众欣喜的审美形式。
在具体的礼品包装上，标志一般以“文字图形化”与“图形意蕴化”表现出来。
1.文字图形化
文字是语言和情感的载体，也是视觉形式的表现方式之一。文字作为一种直观的显现，源于它本身就可以传达特定的信息的性质，因为人们可以从字面上就理解这些文字所表达的表层意义。
2.图形的意蕴化
图形是表达信息的符号，是视觉形式的另一表现方式，也是充满智慧的视觉语言。图形本身也能传达相关的信息，富有特定的意蕴。
（二）色彩
色彩是艺术家表达情感的物质媒介。作为一种视觉形式，由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证明，色彩除了引起轻重、远近、冷暖等心理物理感觉，还能使人产生情感上的联想。许多颜色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例如，红色表示喜庆、幸福，象征活力与庄重。
在具体的礼品包装上，色彩一般有“象征功能”与“信息传播功能”。
1.象征功能
通过一个具体形象，象征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而表现某种概念或感情。黑格尔曾这样阐述象征：“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符号，其内涵与外在形式就是任意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象征中，内涵与外在形式是相契合的，因此它“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可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同时，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一般来说，象征的感性表现是一个具体事物，可是象征的内涵并不直接体现在这个具体事物上，而是作为一种广泛的联想存在于读者心中。因此象征具备两个层面：一、内涵；二、内涵的感性表现形式。
罗丹在他的《罗丹艺术论》中说：“色彩的总体要表明一种意义，没有这种意义就一无美处。”色彩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譬如，赤色和大红象征权高势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这种境况的写照，后来也有喜庆等象征义；黄色在古代象征大地和地位最尊的中央；紫色象征高贵等等。
2.信息传播功能
当色彩的象征内容具有了普遍性，这种具体的色彩可以升华为某种抽象的意境或情绪帮助人们传递感情，形成色彩文化场域。色彩是富有情感的艺术语言,能引起消费者不同的感觉和联想，产生不同的情感，以此达到信息传播的功能。
首先，商品包装色彩能很好地传达商品内容这一信息。包装中的色觉和味觉实现了通感，给人食欲。其次，包装色彩在竞争商品中有清楚的识别性。再次，包装色调中往往包含一种情调，这种情调能产生一种诱惑力。色调是色彩的总的倾向，表现一定的思想、情绪与情调。
因此可见，色彩作为一种视觉语言，在礼品包装中占有不可小觑的一席之地，巧妙利用色彩的联想和情感规律就能充分表达色彩的象征意义并传达特定的情感和信息。
二、包装的符号学解码
二十世纪初，索绪尔在他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结构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一个独立自主且封闭的符号体系，并引发了语言学的革命。在语言学的基础上，符号学应运而生。
现代社会是一个符号的社会，符号社会是围绕着诸如送礼、节庆、宗教仪式等符号交换组织起来的。巴尔特在《神话学――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利用符号学对服装、摄影、食品、广告等日常消费文化进行解读，在那里，符号成为揭发物化的“细致的工具”。他认为，人们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也不是为了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商品中所蕴含的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将具体的物虚化为一种形式符号，这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运行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用物――符号来表示。同样的，礼品包装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符号。
（一）礼品包装的符号价值
当前消费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向就是商品符号价值的膨胀。所谓的符号价值，指的是物或者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来计价的，其本身承载着一定的意义和内涵。在礼品经济中，礼品包装毫无疑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礼品经济”的一种有效的表现形式，具有显著的符号价值。
礼品的象征层面与马克思所发现的隐藏在商品中的物质交换很相似。波德里亚在对符号价值的分析中指出，商品的价值源于商品所带来的声誉以及对它们所展现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方式的衡量。礼品的本质表现为它流动在人与人之间，送出去一份礼物，获得的是一份人情。人们通过礼品的馈赠和关系的强化，从来建构属于自己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关系。礼品包装一方面包含有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的炫耀性消费的倾向，即选择的礼品其包装的精美，可以显示购买者的品味和经济能力，也是购买者的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符号价值的“碎形”弊端
礼品包装虽然能够表现出文化的符号价值，然而我们也会看到，当下对礼品包装的过度重视，也带来了审美观念上的反转和价值的碎形。
虽然精美包装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但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原本应该传达的信息能力，虽然它突出了此刻的形象，却失去了形象的历史和形象所内涵的社会性。其中的原因正如巴尔特所指出，“从能指到所指，一个纯粹的自反过程是建立在所指不断空泛的过程中，也可以说是内容空泛的过程中，但这一过程丝毫不会放弃它的意指力量”。巴尔特提出的这一种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非对应性关系，在礼品包装上也就显现为包装的使用价值和象征价值之间的非对应性关系。
正是由于这种非对应，礼品包装的“超真实”便凌驾于作为客体的礼品之上，作为物的礼品包装幻化成符号。因此，精美的礼品包装在充分传达送礼人的诚挚情意时，也会产生某种“价值碎形”，在市场主导的消费社会里，这种负面效应虽然难免，但可以通过文化环境的引导尽量纠偏，以期营造健康的社会主义礼品市场。
三、总结：作为“文化经济”组成部分的礼品包装
礼品包装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从标志、色彩、形状等各个外在的视觉形式都愉悦了人们的眼球，同时，礼品包装极具符号价值的审美文化内涵，引起人们普遍消费的欲望，因此，礼品包装也是一种文化商品。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文化审美与市场、商品结合，人们从消费物品的经济行为，转向消费物品的形象这一文化行为。伊格尔顿对这种将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形象，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的这一阶段做了清晰的表述：“商品不是反映意义上的形象，而是本身的形象，它的全部物质性全部投入了它的自我呈现中”。
在媒介饱和的消费主义时代，消费比生产更为重要，传播媒介更是直接制造出消费的动机与动力，甚至可以说，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就必须进一步重视传播媒介，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媒的新特点，从而深刻把握住当今经济发展的新燃点。
在后工业化时代，精美的礼品包装不再像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提到的只属于贵族阶层，当下，礼品包装带有更多的平民化色彩，在各大超市、商店亦随处可见，它不再仅仅属于精英阶层，而是面对广泛的普通民众。由于受众群体庞大，原本属于个人审美的礼品包装能够产生出社会性的普遍效应，能够带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一种“人文化的知识经济”跨越旧有经济模式的增长界限。
总之，重视礼品包装的审美与文化内涵，实现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双赢结合，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建设，发扬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分量和本土文化特色，把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商品经济的特征篇5
关键词:经济发展；商品劳务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要求也更为迫切。规范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能够自动地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运行，而对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发展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法定分配，它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和为其他财政政策筹资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现代税收除筹财政资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具有三大经济调节功能，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合理分配以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是主体税种，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都是所得税，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其在税收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是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课税体系。它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中的商品劳务税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发展资本积累与商品劳务税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和在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有着压倒一切的意义，但经济增长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的约束。因而，如何形成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论，一国的资本积累有两种来源，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动员国内资金，尤其是国内储蓄。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个人储蓄、企业储蓄（税后利润）和政府公共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储蓄、投资方面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储蓄或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集中性财力；二是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个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扩大私人投资。
在发展经济学的税收政策思路中，一国资本积累水平同税收收入水平相关，也和税制结构选择相关。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税制结构，选择什么税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首先应服从于扩大和刺激储蓄、促进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商品劳务税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对发展资本的筹集发挥主要作用。为此，他们作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商品劳务税的范围主要是指一般销售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从总体上看，这些税收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较高。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愈低，商品劳务税的比重愈高。据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商品劳务税占全部税收总项的比重为41%，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0.9%，如果将进出口关税并入商品劳务税计算，高收入国家的比重为32.4%，而低收入国家高达71.1%.这表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商品劳务税比重相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商品劳务税作为主体税种具有稳定的筹资功能和较低的征管成本，但根据税收效率的分析，它会对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这就需要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推行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经营更多的产业，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在一国资源量为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
考察西方国家1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是：初级产业主导制造业主导服务业主导。而引起或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如同经济发展的动因一样复杂，从外因分析，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税收政策在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形成、发展和优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商品劳务税来说，它作用的大小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作简单探讨。
首先，在讲座经济体制下，商品作价主要采用国家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价格，商品劳务税在配合价格调节生产和消费，以促进产业结构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低税和高税不能直接形成低价和高价，因而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功能必将削弱。其次，商品劳务税作为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税的税负转嫁机制将充分发挥其作用，这决定了运用商品劳务税调节产业结构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使政策目标落空。第三，商品劳务税与价格直接关联，其本身会扭曲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消费者剩余损失；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而导致生产者剩余损失。因而最终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第四，商品劳务税还会对产业政策发生扭曲，这突出表现在增值税选型上。以我国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进税抵扣比重大，税负轻；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进项税抵扣比重轻，税负重。显然，生产型增值税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产业政策相背离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过分强调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而应适当弱化。税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节应主要依靠所得税优惠来发挥作用，同时适当发挥商品劳务税的辅作用。
三、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与商品劳务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和。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区间劳动素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性、国民性因素的差异，往往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既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甚至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如何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及商品劳务税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值得探讨。这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般来说，税收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地区总税负水平的轻重，影响本地企业的积累能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税制结构对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从第三方面分析商品劳务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地方财力的强弱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发展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税种，这对地方财力有两大好处：第一，这些地区的税源比较充实，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有利于减轻落后地区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属于间接税，可转嫁税，这样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行的收入，同时又将税款转嫁给购买方，经济落后地区将从中受益。
四、收入合理分配与商品劳务税
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国Gnp获得增长，但社会分配状况恶化了，低收入阶层较之过去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就可能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况。对我国而言，这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库兹沓茨的“倒U假说”，收入分配不均是一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要从根本上消除，只能以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为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但同时政府并非对之无能为力。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税收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以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主要包括所得税、商品劳务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对转移支付制度的筹资作用。对商品劳务税的调节机制而言，主要是消费税对高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调节。国际通行的商品劳务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一般说来，增值税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课征，是中性的，因而增值税不论是由企业负担，还是消费者负担，通常都不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消费税则不同，只是对某些特殊消费品课征，是非中性的，收入阶层一部分收入在流通领域里就转化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从理论上讲，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象个人所得税那样直接、有效，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消费税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或许更切合实际。这是因为：（1）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消费税又占相当大比例，往往高于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2）征税消费品的选择，一般都是对奢侈品征税或重税、对必需品免税或轻税，这样就把绝大部分税加在高收入阶层身上，因而也具有与所有税相似的累进课税效应。（3）与所得税和财产税相比，消费税税源易控管，逃税难度较大，能够保证政府的分配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同时，由于消费税的非中性特性，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有负面影响，容易产生“超额负担”。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对此进行效率与公平、增长与效率的权衡。
五、通货膨胀与商品劳务税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它困扰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在20世纪末，从1997年起，“有7个经济本（指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引者注）经历了与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因此，治理通货紧缩又成了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任务。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同样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通货紧缩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尽管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或是造成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治理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对策、货币政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税收政策方面，目标是刺激消费者需求，除开征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之外，还要进一步降低商品劳务税中有关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提高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以推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性有三个方面，即税收收入水平、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对商品劳务税来讲，我们重点分析税收收入水平中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税实现的。虽然消费税由于转嫁性，在短期内可能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但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也会抑制需求，从而在较长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税的这种反通货膨胀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具有一定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征收一般消费税，二是对部分高消费品征收特别消费税。
商品经济的特征篇6
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把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收入。这样，以“分税”为名的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税权并设立两套征税机构的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财政体制新框架，为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增强了经济基础。例如，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税的比重，由1993年及以前的20％左右提高到了1994年及以后的50％以上。这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此次财政体制改革，对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言，只能说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措施。所以，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仍有许多不足。
1、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与税收改革在改革步伐上的差异性，从而导致现行地方税制的不完善与不规范。地方税不是一种税的称谓，而是一组税的统称，有明显的财政意义。似乎可以如此简单地表述：地方税是对充作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源的课征。建立地方税体系是建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客观需要。然而，在财税改革的实际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是围绕市场经济需要“分”的思路展开的，即“分事、分权、分税、分管”。而税制改革则是为满足市场经济“统”的需要进行的，即市场是统一的，需要“统一税法”；市场是竞争的，需要“公平税负”。而统一与公平原则的实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税制”。但所提“合理分权”即满足市场经济“分”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种差异性就使得地方税制中许多税种基本没动，于是就呈现出“新税收、老税种”的面貌。同时，财政体制改革在进行“分”的时候，也没有分彻底，只是按中央、地方两大块来分税收。而地方各级之间则没有考虑。因此，现行税收制度就很难完全满足地方各级财政的需要了。
2、地方税源划分得不尽合理。按照效率、适合、相当的原则来判定，首先是地方税源没有分级次，不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其次，没有按地域，而是按隶属关系、部门、资源或因政策调整的增加部分来划分税源，前者如企业所得税，后者依次如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银行营业税，这不但有碍于企业改革，也不符合税源的对应性；其三，没有很好地考虑有些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如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它们或是因其所得来源广大，或是因其资源为国家所有，而不可作为地方所得税；其四，没有贯彻同一原则，如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消费税，划分原则应相同，即均应作为共享税税源。
3、地方缺乏必要的地方税立法权。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思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理财思想。鉴于此，地方政府有了征税权和独立的征税机关。但问题在于，除了全国性的地方税立法工作以外，地方没有根据本地的特点、资源状况和特别需要，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的立法权。可以说，这是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二、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
国家历史久远，其政权级次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动，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下为地方各级政府，分别处理各自的公共事务。
不论各国地方政府所指为何，但“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而地方又有其组织体系，分为一定的级次。因此，首先要确定地方政权级次，然后才能考虑相应的财政体制。
两千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二级制和三级制之间徘徊。现在的省、县制，基本上是秦、汉郡、县制的继续。两级政府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基本格局。解放以后，中国的地方政权制度虽然多变，但省、县两级都作为实级存在并各自有一级财政，应该是可以肯定下来的。
市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可依其政治经济地位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和县级市。除了县级市以外，目前还实行“市管县”制度。市是一级政府，是实级，应有相应的财政。市以下一般设区，区亦为实级，也应有区财政。区以下的街道办事处是区的派出机构，不宜单设财政。
县以下是乡或镇，为实级政府，可有一级财政。在一些地区如有困难，可不设，亦可在条件具备之后逐步建立。
如上所述，依地方政府的实级，有省、市、县、乡四级，也就是说，地方财政亦有四级。
三、地方财政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财政应是公共财政，是地方各级政府为满足本地区的一般需要，促进本地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平衡财政分配，所需资金的取得、使用和管理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由于“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因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实质上的关系是：统一关系：国家对全国各地方的财政必须保持统一，统筹规划；从属关系：即权力的行使需遵从中央的统一的法规；调剂关系：中央调剂各地区的财政收支，以健全地方财政。
公共商品理论是财政税收的基础理论：财政支出的是公共商品，而税收则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公共商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民间部门生产私人商品，政府部门生产或供应公共商品，因此，政企必须分开；财政支出的只能是公共商品，而不是私人商品，因此，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需要转换；税收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因此，税收应真正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共商品的意义。在广袤的商品世界中，基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私人商品与公共商品。用来满足私欲的商品，称之为私人商品；用来满足公欲的商品，称之为公共商品。通过市场机制，研究私人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乃是私经济的核心，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围。而通过政治过程或政府的作用，研究如何利用公共商品来满足公欲的问题，乃是公经济的核心，也就是财政税收所要研究的主要范围。
公共商品（publicgoods）理论发端于西方。因为翻译的原因，publicgoods一词有多种表达：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货物、公共财货、公共财、公共商品等。我们之所以采用“公共商品”的说法，是因为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相提并论可以更能说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事实上，“公共”意为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物品”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但不一定具有价值；只有作为商品的物品，才具有价值。“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只有那些自产自用的产品才不是商品。“货物”是供出售的物品，也就是商品。“财货”意同货物。“财”是钱和物资的总称：钱为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物资”是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是商品，所以，财与商品的意义相同。至于“商品”则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所以，我认为把“publicgoods”统一翻译为“公共商品”较为妥当。而且，这样定义，就可以把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共性与特性。
地方公共商品。公共商品所在的位置亦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某人因距离消防队较近而可能收益较多。这类公共商品可用地理条件作为划分的标准，大体上可将其区分为地方性公共商品、区域性公共商品和国家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这种分类，为建立多层次政府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严格区分国家公共商品和地方公共商品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公共商品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因此，这种区分只能是大致的：基本上为全国居民消费的公共商品属国家公共商品，基本上由地方居民受益的为地方公共商品。
国家供应的公共商品，是对全体国民给予等量的利益，例如国防、国家制定的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国道、面向全国的高等教育等；地方政府供应的公共商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给特定地区的居民以等量利益，如环境保护、自来水供应系统、地方性道路、中小学教育等。所以说，地方公共商品乃是指能满足一定地区人民的公共欲望，而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又可称之为被差别化了的公共商品。如同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一样，地方公共商品也是相对于国家公共商品而言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而其范围通常包括：文化、教育、公园、娱乐、消防、水利、交通和地方公用设施等。地方公共商品不但具有联合消费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私有性、排他性及排挤效果的性质，并与纯公共商品的性质有所不同。就某一地区而言，其一居民如果增加对该地区公共商品的消费，就有可能造成他人的不便，甚至会使其他人无法消费这种公共商品。例如，图书馆的座位有限等。于是，国家公共商品是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而地方公共商品则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因而是有效率的。
地方公共商品亦有开放性与闭合性之别。开放性地方公共商品，具有外部性，其效益会溢散到该地区之外（外部效益）。因此，该种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需要有上一级政府的专项补助，其资金来源为受益的辖外地区的特别课征。而闭合性地方公共商品，则不具外部性，其效益全为内部的，即全为该地区居民消费或享用，其资金来源为本地区政府，即地方财政。
此外，在一个空间经济里，同一地区的居民，对所在地区的公共商品的偏好，有较高的一致性。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例如，有的人喜欢居住在农村，而有的人却喜欢居住在城市。同时，地区内的各个居民对公共商品的获取能力也会有差异，例如，居住在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公共商品附近的居民，消费它们就比远处居民方便一些。
一般说来，在资源配置的功能上，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为佳。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不同，而地方政府恰可直接根据本地区的居民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商品，人们也可以搬迁的方式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求满足其偏好的公共商品组合，即“用脚投票”，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地方公共商品的存在，也提供了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时，所可能显示的对公共商品偏好的潜在机能，亦即人们以移居方式来显示其对地方公共商品的偏好。根据他们的偏好，各人将选择最有利的公共商品和税收组合的居住地。这种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的信息，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决定供应地方公共商品的水平。
综上所述，地方公共商品之所以存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地方之间的差别性和流动性。所谓差别性，是指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消费习俗、消费偏好等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各地的居民的公共商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需要有相应地方公共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所谓流动性，是指资源可以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基本原因。
四、地方财源筹措
地方财源筹措的原则主要是受益原则。地方的财政收入应是政府的全部收入，其来源为自有收入和外来收入两大类。自有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而非税收入又包括与收益原则无关的罚款、捐赠收入与按受益原则的规费收入、工程受益费收入等。外来收入包括补助收入和地方公债。一般言之，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是地方税收。以此与地方公共商品的提供相适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其原因是，由国家供应的国家公共商品，是对国民全体给予等量的利益，而地方政府供应的地方公共商品，原则上，只不过是给予特定地区的居民以利益。正确理解地方税的性质，对地方财政制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由于“地方”仅为全国的一部分，因而就有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源划分问题。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原则一般有：（1）效率原则，即以税收征收效率的高低作为划分标准，以确定税源的归属权限，如财产税类的各种税，就地征管较易确实，故一般划作地方税；（2）适合原则，即以税基广狭作为划分标准，税基广税源丰且有流动性的税源划归中央，反之，则划归地方，如农业税具有地区性而且固定，故常作地方税；（3）相当原则，以税源的性质和税收负担分配公平作为划分标准，如个人所得税，其目的在于全国人民的财富平均，因其税源广，税收弹性大，而宜划归中央。
这种划分，一般有四种类型：独立税源、共分税源、中央对地方补助和地方对中央协助。（1）独立税源，中央与地方各有其独立税源，中央课征国税，以量能课税为原则；地方课征地方税，以受益课税为原则。（2）共分税源，即税收分成制，无论是国税或是地方税，均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划分其收入，国税则中央分成较多，地方税则地方分成较多，有时国税与地方税统一征管，使其税收分成更易实行。税收分成制又有两种主要类型：地方交付税与地方让与税。地方交付税是中央政府依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而自国税收入中拨付一定比例给地方。地方让与税，是以国税名义征收的特定税收，根据各地的财政状况按不同比例，提拨作为某种特定财源。（3）中央对地方补助，中央政府为达成某项特定目的或进行某一特定事业，给予地方的一定款额。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包括国库负担金、国库委托金和国库补助金三种。（4）地方对中央协助，即协助金，在中央政府经费不足或兴办某项事业时有利益外溢时，地方政府有负担部分费用的义务，而由地方向中央提供协助金。
按照上述的划分原则，我们所期望的地方税制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说来，建立一个较好的地方税制应该遵循三个标准：效益标准、公平标准和税收成本标准。
效率标准。利用税收来筹措资金，首先，必须使政府的财政活动具备充分的可能性。其次，课税不要给市场价格带来扭曲，影响民间部门的资源分配。本来，课税就具有非中性。只是要求在选择和设计地方税制时，尽量避免超额负担。这种超额负担，即为税收制度扭曲市场机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公平标准。也称公正标准。税负的分配，应接近社会所能同意的所得分配模型，使财政支出与税收负担相适应。
税收成本标准。征收费用和纳税费用均应为最低。
五、地方财政改革
地方财政具有地方色彩，且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地方政府的功能也只能在资源配置上，即向本地区的人们提供公共商品上，有极大的成效。所以，地方财政的改革应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其基本思路分述如下：
（一）建立地方公共财政。“财政”的英文是fin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finic，其愿意是指支出的期限，后措公共收入，再后则演进为“公众财政”或“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及至现代，在市场经济中，“财政”或“公共财政”可称之为“政府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所应生产和提供的只应是公共商品。这里所称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即国家（具体地是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也包括地方政府。于是就有了中央财政或国家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称谓。
然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通常亦称国家财政，不但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总称，而且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思想“国家分配论”的体现。在这个武库里，既有“公共财政”，也包括着“私人财政”的内容：其主要手段是计划；其结果是“政企不分”，致使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无论是在财政思想上，还是在财政预算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上。
因此，地方财政的首要任务是要由“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和转变，把那些应由竞争性、经营性企业办的事情，随着市场的成熟度，按“四部门经济”的原理，逐步从财政领域清理出去，从而实现政府办政府该办的事，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承担相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如下几方面：
1、财政的级次。地方政府现有省、市、县、乡四个实级，财政一般也有四级，那么，作为其财源的地方税如何设立呢？根据中国的历史、市管县的现情、乡财政的不健全，以及考虑到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现在中国的税级结构设两级的办法较妥，而不必强求按财政级次去构建。如此，中央和省级均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及其解释权和调整权。当条件具备的时候，省以下也可推行分税制，但不赋予税收立法权，而只有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与此相适应，地方税设两级，即省级税和市县税。乡财政包括在县财政之内，故一般可不设乡税。但在农村的“费改税”后，该部分可作为乡税，以充乡财政的固定财源。
2、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税收管理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按其税收立法和征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宜集权分权结合型，即相对集中型，中央集中掌握主要的税收收入，地方掌握次要的税收收入，各自拥有一定的财权，同时以共享税为主构成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专享税为辅。
3、税务行政。如何实施税务行政，主要是如何设立财税机构的问题。财政机构的设立，原则上应是一级政府要有相应的一级财政。而税务机构的设立则不然。就其权责而言，一为税务决策机构，即研究税收体制、选择税种、调整人事、领导稽征机构；二为税务稽征机构，即专职办理各税的课验、计算和征收业务的机构。由于各国政体不同，有统一稽征和分别稽征的区别，因之稽征机构有统一的和分立的两种。统一的稽征机构，不论税收属于中央或是地方均统一征收，并分别解缴入库。其优点是节约征收费用，适于领土不大的国家，但解缴手续繁杂，工作量大。分立的稽征机构，国税、共享税由中央设立的机构征收，共享税中的地方部分，按规定由国税机构解缴地方；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设立的机构征收。其优点在于合乎税源分配和财政体制的要求，适于领土广大的国度，但征收费用较高。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又是多层次的，这就使中国实行分别稽征制成为必然。现在已这么做了，总体来说效果是好的。今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两套税务机构的协调问题。
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些税源很小的边远地区和基层税务所，如果仍然按一般原则设置两套税务机构，显得没有必要。为了节省税收成本，可只设一个税务机构，统征各税。
4、改善地方的收入机制。主要包括规范收入机制和税种的合理划分。
（1）规范收入机制。首先，按公共财政要求，政府收入即财政收入。为此，预算外收入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其次，规范地方的收费，把那些必要的行政性收费改革为地方税种，亦纳入预算管理。其三，规费收入只能规定在公共商品提供给个人的范围之内。
（2）税种的合理划分。税源的划分，要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符合税源的对应性，考虑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并贯彻同一原则。按此，地方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①商品税类：增值税、营业税，中央与地方共享。
商品经济的特征篇7
【关键词】海关税收涉外性经济职能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进境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海关税收还将进一步增长，海关税收仍将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一、“海关税收”的含义探析
近年来，“海关税收”作为一个术语经常被海关和学术界的一些人提起，“海关税收”一词也经常出现在报章杂志中，但至今没有人对海关税收的概念内涵进行探究，也没有人给出过一个严格的定义。人们一般理解的“海关税收”基本上等同于由海关征收的税收，但这在理论上并不科学和严密。
税收学理论认为，一种税与另一种税的区别，并不在于其征收主体的不同，也不在于纳税人的不同，而在于征税对象的不同，即税收种类的边界是以征税对象来划分的。因此，理解海关税收的含义，需要知道海关税收与其他税收的征税对象的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简称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海关依法“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简称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和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由此可见，不能简单地把海关税收定义为由海关征收的税收，或者把对进出境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的征税称为海关税收。因为如果需要，或由海关之外的征税机关征税的征管效率比海关更高，那么国家完全可以规定由海关之外的征税机关对进出境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征税。但即使是这样，这些税仍然是海关税收，因为这些税的征税对象是海关的监管对象。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把海关税收定义为对海关监管对象的征税。依据我国海关法，我国的海关税收是海关对依法监管的进出境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所征收的税。根据国家有关的税收法令法规，我国的海关税收包括对进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征收的进出口关税、对进境货物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对进境运输工具征收的船舶吨税等税种。
1、“海关税收”与“税”
虽然从理论上讲，海关税收不等同于由海关征收的税，但实际上，海关税收确实主要是由海关征收的，这是由国家赋予海关的职能以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需要所决定的。事实上，当海关被赋予了征收海关税收的职能后，征税本身就成为了海关对监管对象的最重要的的监管方式和手段。由此可见，征税主体的选择本身就是海关税收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方面。
在海关系统内流行着一个通俗的术语“税”，通常是指由海关征收的进境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虽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被广泛使用，但却反映出对海关税收和海关税收征收主体理解的偏差，那就是征收关税是海关的天然职能，而由海关征收关税以外的其他税，只是代替国内税务机关履行征税权。而征税主体的选择是由海关的职能和提高征税效率的需要所决定的，这种选择本身也是国家税收政策和制度的一部分。由海关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船舶吨税和由海关征收关税一样，同样是海关的监管职能的体现，我国海关法规定的海关依法“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这当然就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船舶吨税。
2、出口退税与海关税收
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商品退还出口之前所经历的各流转环节所纳的国内商品税，使本国商品以不含国内商品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通常，进口国对该国进口的商品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征收与国内生产的相同商品同等的国内商品税，使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保持同等的税收负担。因此，出口退税避免了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双重征税，体现了税收的中性原则，为世贸组织规则所接受。由于出口退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也并不构成财政收入的来源，因而通常不被视作海关税收。但出口退税的作用对象是作为海关监控对象的出口商品，也具有海关税收的属性，这可以从出口退税与关税的比较中不难看出。
首先，从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看。如果出口退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即出口退税作为关税政策实施的一个外部制度性条件，并且严格实行应退尽退的零税率，那么关税政策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要看出口关税是否有效地调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总体上看，出口关税率的总体水平影响出口的总量，而各种商品的出口关税率影响这些商品的出口结构。当出口退税作为一项政策使用时，即通过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影响出口的总量和结构，政策效果之所以能够体现，同样是由于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产生了影响。可见，降低某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政策效果等同于在对所有商品都是实行全额退税的条件下，提高该种商品的出口关税率。
其次，从对促进出口和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影响看。一国商品之所以能够进入进口国市场，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出口国在该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而从通俗意义上讲是由于出口国生产该商品的成本较进口国低，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入该国市场。征收出口关税能起到限制出口的作用，而通常出口国征收出口关税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本国资源性商品的出口，实行出口退税是要增强本国制造品的出口，但如果制造品的国内流转税没有全部退税，出口退税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如果对所有的商品都实行出口全额退税，同时对某些商品征收出口关税，同样可起到限制这些商品出口的作用。举例而言，某商品的国内价格为100元，其中所含的国内流转税为10%，对其实行出口退税后，该商品就能以90元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但假如无法做到全额退税，退税率仅为应退税额的55%，即5.5元，该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94.5元。如果该商品全额退税，同时又征收5%的出口关税，该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价格同样是94.5元。因此，这两种政策对该商品出口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
最后，从近年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实际做法看。退税率实际上已按照海关税则对商品的分类进行确定，降低某税号下商品的退税率实际上等同于提高该商品的出口关税率。而我国政策的调整往往实行退税率和关税率的双率齐动，如在减低退税率的同时，又提高该商品的出口关税税率。虽然这样有利于加强政策力度，但这种政策操作手法本身也已经说明，出口退税率的变动与关税税率变动效果相同。
二、海关税收的特点
海关税收具有一般税收的共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但海关税收还具有一个其他一般税收所没有的特征，那就是海关税收的涉外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海关税收的征税对象须按国际通行的商品分类规则划分为具体的税目，而海关进出口税则就是海关税收的税目税率表
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商品分类规则是海关合作理事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各国以此为基础制定本国的进出口税则。根据其规定，商品按其自然属性、用途和功能等进行分类，每一种商品被冠以特定的六位数编码，各国税则中该种商品的税则号列的前六位数必须与该编码相同，各国可以根据需要在六位数编码下增设本国子目。
2、海关税收的计税价格必须根据国际通行的规则确定
海关税收大多采用从价标准计征，为此必须确定计税价格，关税的计税价格习惯上称为完税价格。由于各国自行确定完税价格极有可能产生事实上的贸易壁垒，对自由贸易造成损害，为此寻求国际统一的完税价格确定规则始终是海关税收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wto估价协定》便是国际社会寻求统一的完税价格确定规则的努力所形成的成果。根据这一协议，关税的完税价格应为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依据《wto估价协定》制定本国的海关税收制度。我国海关法规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
3、海关税收的税率设置，须考虑国家参与签订的国际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始终是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一对矛盾，为了从国际贸易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尚未形成之前，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是世界各国基于本国利益作出的选择。这些贸易协定往往要求参与各方约束国际贸易中的税收负担水平，并相互间提供对等的税收待遇。因此，海关税收的税率设置并不完全自主，必须考虑国家在国际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中承担的义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不但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自2001年5月签署并加入了《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关于贸易谈判的第一协定》（简称为《曼谷协定》，后经修改称为《亚太贸易协定》）起，又先后与一些国家（地区）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签订了含有税收优惠内容的贸易协定。这样，我国的关税税率就有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等，其中，最惠国税率设置不但要适应我国的实际需要，还要考虑我国入世谈判中承诺的义务，协定税率的设置同样应体现我国在相关协定中的义务，并享受对等的贸易利益。
4、海关征税对进出境货物的原产地认定须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
为了严格限制各国提供的海关税收优惠的受益范围，确保各国的海关税收国别化差别待遇政策得到实施，必须对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进行鉴别。但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生产的国际化分工也在向纵深发展，多个国家参与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为此需要一套判别货物原产地的技术和标准，这就是原产地规则，代表之一就是wto《原产地规则协议》，它也成为对世界多数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通行原产地规则。为了鼓励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形成，wto《原产地规则协议》承认各国在依据该规则制定普遍适用的原产地规则的基础上，为实施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而制定特殊原产地规则的权利。我国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就是依照其制定的普遍适用的原产地规则，此外我国还依据一些区域性贸易协定制定了这些协定项下的原产地规则。
5、海关税收的经济影响具有涉外性
由于海关税收的征税对象主要是进出境的商品，生产地和消费地跨越不同国家，使得税收的影响具有了跨国性。生产地国家的税收政策必然通过成本影响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支付价格，进而影响消费地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反之，消费地国家的税收政策直接影响消费地市场，反过来影响生产国的生产。海关税收的经济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涉外性使得海关税收成为了国际经济甚至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
在一个开放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由于国际贸易和其他对外经济交往只处于较低水平，海关税收的涉外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海关税收的重要性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认识，因此对海关税收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但是，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中，海关税收的涉外性不容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开放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公布的一份统计资料，我国到2007年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近70%。
三、海关税收的经济职能
海关税收的经济职能是指海关税收所固有的、内在的、由其本职所决定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税收调节进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的内涵极为丰富，不仅表现在对商品供求关系的调节上，还表现在对商品结构的调节上，最为主要的是通过对商品供求关系和结构的调整，可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经济的目的。
（1）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的供求关系通过价格变动反映出来，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反映出该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供给，为平抑价格、增加供给，应降低进口商品的税收负担，提高出口商品的税收负担，扩大进口。可见，海关税收作为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之一，税额的增减直接影响价格升降，从而影响商品供求关系。当国际市场价格发生波动并影响国内商品供求均衡时，海关税收也能有效阻隔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
（2）调节商品结构。商品结构是指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经济效率的要求，商品的比例关系应适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进出口是对国内商品市场的调剂，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可出口该商品来平衡国内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反过来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可进口这种商品。海关税收可以调节商品流动方向与数量，加重进口商品的税收负担，减轻出口商品的税收负担，就可以鼓励本国过剩商品的出口，抑制进口。
（3）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是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中最为核心的一项职能。传统上对这一职能的理解是，在进口环节征收的海关税收，提高了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成本，从而有效减轻了外国商品对本国同类商品的冲击，使本国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些产品和产业得到保护。在国际经济不断交融与发展中，海关税收的这一职能的内涵得到了延伸，对本国产业和经济的保护还体现在国家通过海关税收政策鼓励本国产品出口。例如，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取消和降低多数产品的出口关税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政策，便是这一职能的体现。
2、收入分配职能
海关税收的收入分配职能表现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国内，由于海关税收对各种商品征收的税率有高有低，使各种商品的海关税收总体负担呈现差异，从而使不同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不一致，调节收入分配。例如，世界各国一般都对进口非生活必需的奢侈消费品征以较高的关税，而对于关系民生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征收较低的关税，甚至免税。
在国际方面，海关税收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格局。首先，海关税收的涉外性决定了一国的海关税收政策必然会对他国的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例如，一国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使得他国商品很难进入该国市场，从而使他国的生产和就业受到影响，当进口国为国际贸易“大国”时，这种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一国对本国出口商品免征或退征相关税收，甚至对出口商品实施政府补贴时，进口国的消费者就能以较为低廉的价格消费这些商品，但进口国的生产和就业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其次，国际经济利益的分配还取决于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格。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依附地位，为此他们通常通过海关税收政策限制资源类商品的出口，引导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商品出口。
3、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使之达到均衡，从而实现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目标。这些目标通常包括适度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能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社会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组成，海关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体现在海关税收对净出口的直接影响上，当国内需求增长放缓时，推动出口增长往往是各国的一致选择，出口增长一方面直接扩大了总需求，另一方面引导投资增长，带动内需。
自我国恢复征收海关税收以来，海关税收就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在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此项职能也在不断强化。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了顺利实现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我国多次调高了出口退税率并降低了出口关税，总体上降低了出口环节的税收负担。在未来，海关税收政策仍然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关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还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z].
商品经济的特征篇8
[摘要]知识经济是建筑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方面,与工业经济都有很大的区别,工业时代的税制必将难以适应知识时代的课税需求。现有研究者仍然用传统思维看待知识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试图用工业时代的税制去对知识时代的产品课税,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系列难题和障碍。因此,必须进行税制改革,建立基于知识经济的新型税制。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产品电子商务税制改革
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了知识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经济决定税收,工业时代的税制必将难以适应知识时代的课税需求,必须建立基于知识经济的新型税制。
一、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差别
知识经济是建筑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经济,是以知识为主要产品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作为非物质要素的知识,与工业经济中的原材料和能源等物质要素迥然不同,这是知识经济区别于工业经济的根本所在。一般来说,知识产品或要素具有如下特征:
1.非物质性。知识产品不同于工业经济中的物质产品,它也许只是一个方法、技术,或者是一个创意、理念,其存在不具有一定的形态(如固态、液态等),不占有一定的空间。计算机程序以及思想理论、技术、咨询服务等,都是典型的知识产品。
2.价值的不确定性。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是一种复杂的、与常规性劳动不同的创新性脑力劳动。不能由简单劳动相加而得,具有不可比性;知识产品生产具有不确定性,能否产出、产出多少与投入的物质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不成正比关系,因此,对知识产品的价值的度量极为困难。
3.可复制性。知识产品可以具体表现为信息产品,在网络上表现为网络产品,也可以被数字化而成为数字产品。其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以低成本进行复制,即可以无限次的复制而不影响效用。
4.可变性。知识产品由于载体的物理性质决定,其内容存在可变性,即特别容易被改变。从知识产品的生产,一直到其消费的全过程中,它们随时可能被无意的、有意的甚至是恶意的修改。
5.生产的个体性。知识产品生产是一种典型的智力劳动,是人的思想成果,如一个广告创意。也可以借助于电脑来完成,如编制计算机软件。既可以规模化企业生产,也可以分散到家庭内个人生产。
知识产品的上述特征,决定了知识经济是一种“去物质化”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社会发展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度下降,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作为经济要素,其流动不再有国界,使知识经济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特征。这些方面与工业经济都是截然不同的。
二、知识经济环境下税收面临的新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基本经济要素和主要社会财富存在形态,必然成为税收的源泉,进而成为课税者关注的对象。但如何征税,却面临很多变数。
1.税收制度面临的新变化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产品具有非物质性,按照现行税收制度的课税要素来衡量,其属性变得模糊不清了。比如网上提供某种计算机软件,它究竟是“产品”还是网络“服务”?或者是“特许权的转让”?如果是前者将适用增值税,如果是后两个则适用营业税。而事实上恰恰在定性上出现困难,因而征什么税种难以确定,这也是目前电子商务交易课税立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2.税收征管面临的新变化
(1)获取信息难。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它可以采用在线电子商务方式进行交易。而这种交易具有主体隐匿性、标的模糊性、交易地点流动性以及交易完成快捷性等特点,使得电子商务环境下,获取纳税人的交易信息极其困难。而且,电子商务广泛采用先进的安全技术,如SSL技术、Set协议、防火墙、电子签名、数字iD等先进的加密技术措施,使得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难上加难。
(2)确认计税依据难。知识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使产品定价失去横向可比性,销售额的计算也缺乏“实在”的财务基础,导致税款征收、稽查时,确定应税销售额发生困难;知识产品的可变性、可复写性,使税收信息极易修改,税收征管、稽查的取证工作准确性将大打折扣。
(3)确认征管对象难。知识产品生产的分散性、隐蔽性,使税务机关确认生产地点、进而确认应税行为发生困难,尤其是对个体性家庭内生产,税务机关将无法确认。有研究者建议推行网上登记等制度,但可操作性是很差的。大家知道,在现行税制下即使开办一个小食杂店,也有一个实体经营场所,不登记容易被发现。而要求知识生产者主动上网办理税务登记,却缺少相应制约措施,不办登记将是常态,网上登记制度将形同虚设,进而申报、征收、稽查等都将失去目标,后果可想而知。
3.国际税收面临的新变化
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环境下,知识产品的国际交易市场具有“虚拟化”特征,同时全球电子商务交易也表现出参与者的多国性、流动性和无纸化操作等特点,使得各国基于属地和属人两种原则建立的国际税收管辖权面临挑战,国家之间税收管辖权的潜在冲突进一步加剧。
4.税收理论面临新的变化
在知识时代,产品、要素的交易由实体向虚拟转变,以往对纳税主体、客体的认定以及纳税环节、地点等基本概念(如“常设机构”)均陷入困境;传统的税收理论、税收原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
三、基于知识经济的税制改革趋势
1.更新观念。现有研究者仍然用传统思维看待知识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试图用工业时代的税制去对知识时代的产品课税,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系列难题和障碍。因此,必须在理论上、观念上进行创新,建立知识时代的新税制。
2.建立电子商务新税制。对于在线(online)的数字化产品电子商务交易,要抛开“是商品”“还是劳务”的无价值争论,致力于建立新税制:设置一个新税种,实行单一比例税率,以在线电子商务交易额为计税依据,以购买方为纳税人,以资金支付环节为纳税环节,以购买地为纳税地点。
3.转变征管方式。现行电子商务课税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确认纳税人(商品、服务提供者)身份进而掌握交易活动来实现课税。这种重视纳税人身份的识别、认定,重视掌握每一笔交易信息的思路,这在知识经济下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征管方式必须实现跨时代的转变。
(1)由现行控制信息流变为控制资金流。工业时代的税收征管是以控制信息流为主,控制资金流、物流为辅的,即通过登记、申报等制度措施,掌握纳税人静态、动态信息,必要时才去查银行账户。在知识时代,则要以控制资金流为主,因为物流消失了,而资金流的控制节点少于信息流,实践可操作性更强。
(2)由现行人工干预征税变为计算机自动扣缴。在资金支付环节安装计算机专用程序,对通过金融机构支付的电子商务交易结算资金,按照固定税率直接代扣税款,如同银行代扣存款利息所得税那样。这种自动扣缴税款入库模式,忽略对交易内容信息的监控,免除普通税务人员的人工干预,基本不损害交易者的隐私权。
(3)由卖方纳税变为买方纳税。即由购买方支付并负担税款,实行价外税。这样,一方面与实行在资金支付环节扣税模式相适应;另一方面,一国消费者支付的税款留在本国之内,课税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收入来源地原则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为知识产品输入国)。
总之,通过网络银行扣税可以形成一个税制简单、征管效率高、成本很低、完全自动化的新型电子商务课税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规范资金渠道,选择好控制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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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国强:基于电子商务环境的商品流通业的发展[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17
[3]马刚李洪心:电子商务支付与结算[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商品经济的特征篇9
[关键词]倾销；倾销价格；损害；反倾销税；反倾销协议
一、倾销的法律内涵
关贸总协定曾在第六条对倾销作了原则规定：“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的方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内，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造成实质性阻碍，这种倾销应该受到谴责。”
1980年1月1日继续适用的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关于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简称《反倾销修正守则》)，是对总协定第六条的解释、补充与发展。《守则》关于“倾销的确定”是这样说的：“如在正常贸易中一国向另一国出口的某一产品的价格，低于出口国本国消费的相应的同类产品价格，则此产品应视为倾销品(即以低于正常价格输入到另一国的商业领域的产品)。”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开始后，对“东京回合”的守则又作了重要修正与精确表述，达成了《关于执行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协议》给倾销下的定义是：“如果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至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通常贸易过程中，低于在出口国旨在用于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正常价格进入另一国商业，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
由此可见，法律倾销具有自身的重要特征：第一，法律倾销强调倾销的后果，即强调这种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引起或可能引起的危害；第二，构成法律倾销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存在倾销性销售商品行为与这种倾销行为给进口国工业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并实质上阻止某一国内工业的建立。
因此，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是通过立法将倾销行为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只有当倾销行为超越了这一限度时，才允许对其采用抵制措施。所以，反倾销法的本身就是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出现的，而反倾销税则是当前一种重要的非关税贸易避垒。
二、倾销确定的基本条件
如前所说，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性倾销才应予以限制，这种限制即采取以征收反倾销税为主的反倾销措施。而在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之前，必须确定该商品进口同时满足了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一)倾销价格的确定。倾销价格的确定通常是以所谓正常价格或者“公平价格”作为参照系数，凡低于正常价格的销售即有可能构成倾销。因此，倾销价格的确定的关键，在于正常价格或公平价格的确定。根据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的一贯规定，商品的正常价值应该正确理解为由该商品输入进口国时的以下三种价格构成：
1.该商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即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市场销售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是常用的价格标准，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获得这种价格或这种价格不适用。假如发生这种情况，便要以其他价格作为正常价格。
2.向第三国最高出口价格。这是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的一种替代价格，即出口国向提起倾销指控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出口相同产品的最高可比价格。假如向第三国出品价格仍然不能作为正常价格时，则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价格。
3.推定价格，即按该商品在原产地国生产的实际成本加上销售成本与一定比例的利润计算的价格。这种价格是在上述两种价格无法确定时所采用的一种确定正常价格的方法。
从前引《协议》的倾销定义可以看出，价格是确定是否构成倾销的直接因素。那么，怎样理解《协议》所确定的是否构成倾销的价格标准呢?笔者认为：第一，一国向另一国出口的产品价格，是否低于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第二，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相同产品的消费时、或者由于该市场的特定情况，或者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量低，该项销售不允许进行适当比较时，则倾销幅度应通过与一个合适的第三国出口的相同产品可比价格(如果该价格是有代表性的话——笔者注)进行比较而确定，或者与相同的构成价格进行比较而确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几种价格标准在法律效力上有先后顺序之分，但它们都仅仅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中央统制经济国家则另外规定了特殊的确定价格的方法，即所谓的“替代经济”方法。就是说，用一个属于市场经济的国家作为替代国，替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与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一样或相似，以其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作为确定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公平价格”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最具代表性。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规定，根据替代制确定商品的公平价值有以下几种价格方式可供选择：
(1)国内价格。也就是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相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替代国相同产品的国内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就成为该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公平价格。
(2)构成价格。也就是首先确定产品在该国的成本、费用与利润，然后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相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相同产品的成本、费用与利润作为计算基础，计算出产品在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构成价格，并以此作为该产品的公平价格。
(3)美国价格。在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国或无法确定上述两种价格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美国相同产品的构成价格作为确定公平价格的标准。在此情况下，美国本国成为替代国。
那么，在无法选择“替代经济”的情况下怎么办?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对“替代经济”原则作了修改，不再使用“替代经济”这一概念，而使用“构成价格”方法。然而，由于它仍然需要选择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来确定构成价格，故其实质内容未作改动。这种做法不但往往损害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人为地制造贸易纷争，而且与反倾销法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这一主旨背道而弛。
(二)损害的确定。严格说来，仅仅是商品在另一国的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并不必然构成倾销；倾销的确定还必须同时满足第二个条件，即对进口国直接造成了重大损害。
什么是损害?《协议》在《第三条·损害的确定》中明确阐述：“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的损害确定应根据确实的证据作出，并包括对下述两方面的客观审查(a)倾销产品的数量和倾销产品的结果对国内市场相同产品价格构成的影响。以及(b)这些进口产品对国内该相同产品生产商造成的后续冲击程度。”在本条的注释中又特别指明：“本守则内所称‘损害’一词，除非另有规定，应指对某一国内产业的重大损害、对国内产业重大损害的威胁，或是对某一产业的建立造成严重阻碍，也可按本条的规定进行解释。”对“重大损害威胁的裁定应依据事实，而不是仅仅依据宣称、猜测或者极小的可能性。某种倾销将会导致损害情况的变化必须是明确地被预见得到的，并且是迫近的。”同时在本条的注释中加以强调：“有理由使人确信：以倾销价格进口的产品即将会急剧增加。”因此，“在涉及倾销产品造成损害威胁时，适用反倾销措施应特别小心地加以考虑和作出决定。”
这一大段完整的论述逻辑严谨，不可随意抽删，断句取义。因为它层层深入地表述了一个重要论点：确凿的证据与客观的审查。
根据《协议》的基本精神，确定是否构成重大损害及其威胁，通常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要素：
1.对损害客体的确定。按照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的规定，损害的客体是指进口国的国内产业。什么是国内产业?遵循《协议》的逻辑思路，应理解为是指进口国相同产品的全部生产商或者他们之中那些生产商，其产品的生产在这些产品的整个国内生产中占主要部分；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一体化具备单一的、统一的市场特点时，整个一体化区域的产业也被视为国内产业。
2.对损害结果的确定。这通常要考察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倾销商品的进口数量和数量增长的幅度。也就是说，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讲，倾销商品的进口数量是否太大，增长幅度是否太大、太快。第二，倾销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影响。例如，比较国内相同产品的价格，倾销商品的进口是否有大幅度的降价，是否在相当程度上压抑或阻碍了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合理提高等。第三，倾销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同产品生产工业的影响。例如，销量实际或潜在的下降；影响国内价格的因素；倾销幅度；对现金流动、库存、就业、工资、增长率、筹措资金或者投资能力等方面实际或潜在的负作用。
3.对商品的低价进口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一般说来，对国内工业与国内生产者造成损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倾销产品之外还有其他已知的因素，例如，国内工人罢工、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则不能构成倾销案件的成立。只有在证实进口商品的倾销是造成该国工业重大损害或威胁的直接原因时，才能使倾销案件完全成立。简而言之，倾销的存在是“因”，重大损害的存在是“果”，两者之间是严密的逻辑因果关系。因此，在考察是否构成重大损害的同时，应当把由于商品的低价进口造成的损害与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确定产品的低价进口与损害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对此，《协议》明确指出：“表明倾销产品和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应以当局对其所拥有的全部相关证据的审查为基础。”并且斩钉截铁地作出结论：“由其它因素造成对产业的损害不得归咎于倾销产品。”
三、征收反倾销税的基本规定
反倾销税是出口国进行商品倾销，对进口国的相同产品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时，由进口国海关依法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或特别关税。关于反倾销税，笔者主要依据《协议》的基本规定，试述管见：
1.在全部征收条件都已满足的情况下，是否要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是否按倾销幅度的全部或者小于倾销幅度，均由进口国当局或者海关当局决定。
2.在对所有有关产品都要征收反倾销税时，应根据每一案件情况，对构成倾销与造成损害的进口产品在无歧视的基础上，按适当数额征收反倾销税。
3.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商品倾销给进口国工业造成的危害，是进口国为抵制倾销而采取的一种行政救济方法，不是惩罚性质。因此，所征收的反倾销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进口商品的倾销幅度。如果征收较少金额反倾销税便可以消除倾销对进口国工业所带来的危害，应征收抵于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如果实施反倾销税后发现征收的捐税超过实际征收的倾销差额，则超过的部分应尽快偿还；如果已经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商品不再对进口国家的工业造成危害，进口国应该立即停止对该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4.反倾销税只有在抵销倾销的损害所必需的期限内才有效。只有在存在倾销并有损害的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初步肯定的结论之后，才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允许进口国在作出初步倾销裁定后至作出最终裁定前的这段时间内，对裁定进口商品采取不超过4个月期限的临时反倾销措施，如有特殊情况，根据出口商请求，也可以延长到6个月为限，使其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为自己准备辩护。临时反倾销措施包括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要求提供担保以及停止对该进口商品的海关估值。
5.对存在着造成损害的倾销历史，对进口商知道或应该知道出口商正在从事损害性倾销行为，对大量倾销商品在相当短时期内拥入进口国市场，并且该倾销商品拥入造成的重大损害使得只有对其征收追溯性反倾销税，才能防止同样情况再次发生，在当局对该倾销产品作出裁定后，可以对那些在临时措施适用之前90天内进入消费领域的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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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特征篇10
［关键词］网络经济网络外部性贸易政策进口关税进口配额
一、引言
网络经济是基于网络尤其是互联网而产生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具体表现为经济主体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金融机构等经济行为，都越来越多地依靠信息网络。作为一种较新的经济形态，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同时它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殊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研究，而将网络外部性引入国际贸易领域的分析相对较少。在开放环境下，各国之间的产业竞争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产品的国际贸易来体现和实现，这样一来，贸易政策就成为国家扶持本国厂商参与网络经济产业国际竞争、强化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当某一产业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征后，国际市场的运行过程将受到影响，相应的贸易政策也将有所改变。
另外，现国内外有关网络经济的研究中，各国学者研究的焦点越来越集中于产品兼容性的决策问题。兼容性早已不再是企业的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竞争战略问题，其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国际竞争市场中的成败。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试着把网络外部性这一概念引入进口贸易政策效果分析中，并分为产品互相兼容和互不兼容两种情况，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网络经济的根本特征――网络外部性
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是网络经济的根本特征。Rohlfs(1974)提出了“网络外部性”一词，并由KatzandShapiro(1985)的经典文献《networkexternalities,competition,andcompatibility》奠定其基础。依其定义，“网络外部性”是指当某产品的使用人数越多，则使用该产品的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用会越高。这种需求方规模经济效应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体现出来，如计算机产业、广播电视产业、互联网、软件业、移动通信产业等。另外，KatzandShapiro(1985)在其经典文献中分析了产品的网络外部性对厂商之间Cournot竞争的影响，发现与传统理论有全然不同的结果。在厂商竞争中，若产量所带来的边际网络外部性的效果大于厂商间的竞争效果，则当其他厂商增产时，特定厂商可能也会因此增加产量，而非减少产量。
三、引入网络外部性的寡占模型分析
1、基本模型
本文依循KatzandShapiro(1985)的寡占模型设定，假设不存在收入效应的影响，且每一个消费者最多只购买一单位产品，消费者剩余来自于产品本身所带来的效用以及该产品销售数量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在单期静态的模型设定下，假设消费者对网络外部性大小形成预期，然后厂商根据消费者所预期的网络外部性大小来作产量决策，最后消费者再比较自己的保留价格（基于预期的网络外部性大小）与厂商产量决策形成的市场价格来作出购买决策。
令为消费者预期i厂商的消费者数量，而为消费者预期i厂商产品的网络外部性大小。当n个厂商的产品互相兼容时，所有消费者面对单一的网络外部性，即，其中；当n个厂商的产品互相不兼容时，网络外部性仅包括其所购买厂商商品的预期消费数量，即，其中。假设所有消费者对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的预期为同质（homogeneous），而每位消费者的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却不同（heterogeneous），如，r类型的消费者愿意支付，式中的为消费者根据预期的网络外部性所愿意多付出的价格。令i厂商产品的价格为，则r消费者的剩余可表示为：
（i）
由于产品的同质性，两个公司i和j只有在以下条件成立时才会有正销量，即：
（ii）
定义，只有的消费者才会购买，也就是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介于与a之间的消费者将会购买某一厂商的产品，即得知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为，得出需求函数如下：
（iii）
2、网络外部性对寡占模型结果的影响
现依循上述基本模型，假设本国与外国各有一家生产具替代性产品的厂商d（domestic）和f(foreign)，由于产品互相兼容或不兼容的设定会影响网络外部性的大小，并进而影响厂商间竞争的结果，因此分以下两种情况分析。
（1）产品互相兼容
当两国产品互相兼容时，两国厂商面对的需求函数同为，其中。则两国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在传统不具网络外部性的Cournot数量竞争模型中，若需求为线性且边际成本为固定，则两国厂商的反应曲线必为负斜率。但当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时，反应曲线会出现正斜率的部分，如下图描绘，并且这样会出现两种情况的均衡，如图所示：
由图1(a)和图1(b)可以发现，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均衡点既有可能出现在反应曲线为负斜率的部分（），也有可以出现在正斜率的部分（），这可以解释为受到边际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当国外厂商增产带来的边际网络外部性的效果不足以抵消厂商竞争效果时，国内厂商会减产；而当国外厂商增产带来的边际网络外部性的效果大于厂商竞争效果，本国厂商也会增产。
（2）产品互不兼容
当两国产品互不兼容时，两国厂商面对的需求函数分别为和。则两国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以上两式即本国和外国厂商的反应函数，另外，两国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二阶条件成立。本国厂商和外国厂商的反应曲线的斜率分别为：
如图描绘所示：
图2中，b点为稳定的均衡点，此外a点和c点也是可能的稳定的均衡点，表现为独占均衡。其意义在于：产品互不兼容时，若某一厂商已占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则其带来的巨大的网络外部性效应，将使得其竞争厂商无法存活，因而独占市场。
四、引入网络外部性的进口贸易政策分析
政府在本国市场上扶持本国厂商的政策空间较为广泛，且更易实行。根据政策对象的不同，这类政策一般分为国内保护政策（如进口关税、配额等）和国内支持政策（如研发补贴、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
1、进口关税
在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对本国政府向国外厂商征收进口关税的效果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以从量税为例，设为t，同样分产品互相兼容和互不兼容两种情况来分析。
图3(a)表示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征收关税对负斜率均衡的影响，均衡点由点向右下方移至，解释为关税使得外国厂商减产，而均衡处于边际网络外部性较小的部分，国内厂商增产；图3(b)表示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征收关税对正斜率均衡的影响，均衡点由点向左下方移至，解释为关税使得外国厂商减产，而均衡处于边际网络外部性较大的部分，国内厂商减产。
综上所述，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在Cournot数量竞争下，征收进口关税必然会使得外国厂商减产，但对本国厂商产量的影响并不确定。
（2）产品互不兼容时
征收进口关税后，（8）式的国外厂商利润函数则应为：
(11)
此时国外厂商利润极大化的一阶条件成为：
(12)
实现预期假设下，新反应曲线的斜率为：
，则有。如图描绘：
图4表示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征收关税对均衡的影响：（1）当原均衡点为b点时，征收关税后均衡点将移至d点，外国厂商减产，本国厂商增产，与传统产品情况类似；（2）当原均衡为e点时，征收关税会使得外国厂商退出市场，最后的均衡为c点；（3）当原均衡为a点（外国厂商独占）时，若关税不高，外国厂商产量会减少但仍可独占市场，若关税够高，国内厂商也有可能进入市场。
综上所述，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在Cournot数量竞争下，征收进口关税必然会使得外国厂商减产；外国厂商产量不高时，低关税也可能使得外国厂商退出市场；外国厂商独占市场时，较高的关税才会抵消部分网络外部性而使国内厂商有机会进入市场。这一点对政府选择干预时机和最佳关税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进口配额
同理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产品，政府采用进口配额保护国内厂商时，也会出现不尽相同的结果。当产品互相兼容时，较高的进口配额会使国外厂商减产而本国厂商增产，与传统产品的结果类似；而较低的进口配额，必定限制国外厂商的生产，但由于产品互相兼容则整个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因此减小，反而造成本国厂商减少产量，这样则违反了使用进口配额政策的初衷。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即使比自由贸易情况下进口量更少的配额数量也可能不会用尽，使得配额的效果未能实现。
3.国内支持政策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视角下，世界各国通过国内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来支持国内厂商，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
我们可以看到，当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时，一国可以通过本国产业支持政策就可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很多情况下，由于网络外部性可以跨国传递，国内厂商增加产量，同时会使得国外消费者对该产品网络规模的预期扩大，从而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当两国厂商生产的产品互不兼容时，在给定预期网络外部性情形下，对国内厂商提供任意水平的补贴，都将增加国内厂商的产量，而更大的产量水平将使得消费者对国内厂商产品的网络规模有更大的预期，同时降低对国外厂商网络规模的预期，这都会影响国内产品的出口需求和外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如此，政府的补贴行为将同时在国内及国外市场上对本国厂商提供帮助，并损害国外厂商的利益。
正是因为这样，再加上wto在国内支持政策上的限制较少，因此各国对本国网络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网络产业国际竞争背后的国内支持随处可见，最多的是政府对生产具网络外部性产品的厂商的巨额研发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例如美国，可以说美国it产业的发展最初全靠美政府的采购政策和战略防御需求计划；还有我国在文字处理软件方面也曾专门出台过购买国产软件wpS的有关规定，并从2004年开始在计算机等级考试别增加了wpS的考核内容。
五、总结
在传统寡占贸易模型中，当政府对外国厂商征收进口关税，只存在厂商间的竞争效应，即关税必使国内厂商增产和外国厂商减产。而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考虑了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后，在边际网络外部性效果和厂商竞争效果的共同影响下，则有：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只要其边际网络外部性够大，征收关税反而会使得国内厂商减产；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当外国厂商产量不高，征收关税可能使得外国厂商退出市场。就配额而言，则有：当产品互相兼容时，较低的进口配额可能反而使本国厂商减产；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即使比自由贸易情况下进口量更少的配额数量也可能不会用尽，配额的效果不能实现。就研发补贴、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国内支持政策来说，国内外产品互不兼容时，对国内厂商提供任意水平的补贴等支持，将同时在国内及国外市场对本国厂商提供有利帮助，并削减国外厂商的利益。
以上分析探讨了对具有网络外部性产品采取三种进口贸易政策的效果，得到的结论都与传统模型下的结果不尽相同。这说明产品是否具有网络外部性，对进口贸易政策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目前网络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殊特征和发展规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研究，若今后能将网络经济的课题与策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相结合，相信是未来值得努力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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